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差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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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差异范文

一、中西方学校教育的差异

1、学校不能推行素质教育。

学校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学校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和教师的工资高低。中高考制度的存在，使得学校不择手段的提高自己的上线人数。一旦推行素质教育，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可是随之而来的教学质量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对学校的竞争十分不利。当其他学校还在实行应试教育，而只有几所学校在那里大搞素质教育时，其结果在短时期内必然是素质教育的学校比不上应试教育的学校。

2、学生在短时期内无法适应素质教育

从上学的那天起，学生就是跟着老师一步一步地学，没有的老师的安排，真的给他们自由安排的时间，他们反倒不适应了。就这一点本人有着深切的体会。既然推行素质教育困难重重，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那种“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存在着诸多的弊端。

3、从高等教育差异论学生素质教育。有人自然地想到的是我们高等教育的条件、经费上的不如人家。其实真正的差异在于教育体制。中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中国的学生经过中考、高考的层层选拔才能进入大学。可是一到大学后，由于缺乏以前的竞争机制，很少有人再像中学一样好好学习，混个文凭的人不在少数，结果四年过去了，真正的东西没学到多少。而在西方许多国家，他们的大学是宽进严出，只要能够支付得起大学的费用，谁都可以上大学，但在大学里充满了竞争，经过一次次的筛选、淘汰，最后留下的学生才能顺利毕业。这样一来，中西方大学的毕业生所具有的能力完全不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张代表你学历高低的文凭，而是真正的能力。

二、中西方学校社会的教育

1.对孩子基本态度的差异

中国家长受封建社会意识的长期影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是“不懂事”、“无责任感”的，对孩子负有全面的责任，所以要求孩子顺从、听话，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这束缚了孩子的自主意识和自我发展。西方国家家长普遍认为孩子从出生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意愿和个性，家长并没有支配和限制孩子的行为，一般也不替孩子做选择，家长是要孩子感到他是自己的主人，甚至在什么情况下对孩子说什么话，家长都要仔细思考，尊重和理解孩子的愿望和心理。

2.对孩子心理素质培养方面的差异

现实生活中我国不少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的关心基本上集中在孩子的生理需要方面，很少关心甚至根本无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忽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和性格、意志的磨炼。导致了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过低，以至经不起生活中的压力和挫折，即使是一件小事也能使他沮丧、颓废、自暴自弃。　孩子的自尊和自信，被西方社会视为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基础。他们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从培养其自尊和自信心开始的，不是靠说教，抽象地教孩子要自信、自爱、自强，而是重视对孩子的尊重。西方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与健全人格的培养，因而很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健康的心理对于孩子的成才和健康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

3.对孩子创造精神培养方面的差异

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探索活动大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往往把孩子自己进行的探索活动视作胡闹而加以制止。孩子往往在家长的严格管教下被熄灭了创造性火花。西方家长鼓励创新，而中国家长往往满足于克隆，前者鼓励孩子去超越前人，后者教导孩子在前人面前止步。西方家长相信孩子具有同成人一样的独立研究、独立动手的能力，能以宽容的心态去营造一个利于培养孩子创造力的环境和氛围。

三、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

教育，千百年来，俨然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构成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文化造就了教育的不同形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的教育方式精致细腻，西方的教育方式则贴近自然，更接近社会。学校考试和对知识的透彻理解是中国学生的拿手好戏，而西方学生则更注重实践和锻炼各方面的能力。我们总结出来的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批判了的“中西方德育在哲学、理念和方法上有何差异”纯粹有名无实。西方讲究让孩子有个性空间自我发展，中国讲礼义廉耻、无规矩。

1、中国的教育理念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它包括了许多传统的教育成分。如：德教为先，尊老爱幼，修身为本，以身作则，立志自强，博学慎思等等。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里，家长更注重自由与平等相处，从小就尊重孩子，重视给孩子的个人自。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理念的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在内容上反映了儒家文化精神，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强调社会重于个人，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特征之二是形式简明、语言通俗，容易为受教育者所把握；特征之三是以血亲伦常为基础，既有家规强制，也有亲情感化，强调忠君孝父，子女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长，听话才是好孩子。

2、　西方的教育理念

西方的父母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自强精神。并且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因而很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美国的孩子有句口号：“要花钱自己挣”.父母经常给予孩子鼓励，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强调“个人奋斗”，同时西方重视从日常行为与情感中对孩子进行“做人的教育”，注重从内心情感去尊重别人，美国父母从孩子一出生就把他们看成自由独立的人，为孩子营造民主、平等的社会氛围，对孩子所做的事经常给予肯定，鼓励孩子去尝试、冒险，增强孩子的自信心。看重日常生活的行为与习惯的培养。

纵观中西方教育的种种差异，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教育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如意的地方。当然西方教育也不是十全十美，他们的也同样存在许多弊端。在此，我认为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中西方教育的优点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需要的教育制度、教育形式。”为此，我认为中西方的教育负责人能够增进了解，加强沟通，能够早日找到一种新的教育方式。

参考书目：

第2篇：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商务谈判 思维差异 对策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作为一种长期的文化积淀，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西部高山纵横、东部丘陵起伏。此外中国三面陆地，一面环海，北面多沙漠，西北、西南均为难以跨越的高原地带。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喜欢“以史为镜”。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易形成自大与自我满足的心理。而西方大多数国家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海洋环境的动荡不安，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具有冒险性和开放性，并且，还要求人们必须具有严守规则、默契配合同时又尊重权威的团队精神。

其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的，这种形象思维方式对于直观经验较为重视，但是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在商务谈判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善于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判断，做出的决定有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容易忽视量的分析，只注重质的判断和其总体特征把握。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它强调的是不具任何价值色彩的事实，习惯于对事务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通过量的分析判断出某种决定“好”到何种程度，坏到何种程度。因此，西方人在谈判之前会准备好准确的数据，谈判过程中的分析和决策均以数据为准绳，他们对合同条款的措辞严密而精准，其目的是借此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各种争端和意外事故的损害。

再次，中国人习惯从总体上观察事物，以全局观点开展工作。以与外国公司商谈建立合资企业为例，谈判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意向书的谈判，二是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谈判。在意向书谈判阶段，中方通常都是从总体原则和共同利益展开讨论，首先要尽快明确合资意向、投资主体、股权比例、经营范围、原料和技术来源等，以便尽快对外宣布，抢占盘子，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在合资合同和章程及其附件的谈判阶段再对诸如原料价格和技术许可费等具体细节进行讨论，习惯于把最困难，也是最实质的内容安排到谈判的最后阶段中解决。而西方人采用的谈判方式是局部取向，认为细节才是问题的本质，通常在第一阶段就要求确定原料价格、技术许可费等细节，一开始就想明确自己在合资企业中的利益所在。由于这些问题的谈判关系到双方各自的切身利益，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精力，并且还会给潜在的竞争对手造成可乘之机，以致双方失去良好的战略机遇。

应对中西方思维差异的策略

（一）树立思维差异意识，力争

斯大林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特征”。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决定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人员具有不同的思维或行为，也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谈判风格。所以为了使谈判顺利完成，我们必须加强思维差异意识，正确认识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在需求、动机、信念上的不同。在谈判期间，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或判断对方的思维方式，更不能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强加于人，要学会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只有充分注意到对方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才能针对其中的差异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同时，要善于发现双方文化的共同点，取长补短，求大同，存小异，相互理解，相互妥协，努力实现双赢。

（二） 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

在现代社会，许多类型的谈判都普遍受到法律体制的影响。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的法律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西方国家是法制国家，法制完善，法律意识根深蒂固。中国人受到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关系意识的影响，法制观念比较淡薄，导致了在谈判过程中注重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的处理方式。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已被置于与国外企业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涉及的法律事务将大量增加。运用法律手段有效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已成为我国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直接参加合资谈判的一线谈判者要努力健全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一旦发生纠纷，要争取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谈判环境。

（三）讲究诚信，切忌漫天要价

笔者曾参加过一次由中方提供一地到某地约40公里的火车运输服务谈判。开始时，中方有人提出80多元/吨的天价运费，当外方初表讶意，马上就60多元/吨、40多元/吨…的往下降。其实，这样不切实际的狮子大开口，任由砍一刀的做法，结果只能使报价者的诚信度随着运费的下降而快速下降。因此，笔者认为，谈判时要做到目标明确、准备充分、言必有信。在围绕目标向对方提出要价时，要学会用市场和经验数据来证明要价的合理性。既不能胡乱开价，也不能胡乱降价，否则自己的诚信度会下降的比价格还要快。另外，谈判中涉及投资、产品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要先请相关设计院做方案比较和可行性研究，充分运用准确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数据和事实说话，提高权威性以取得对方的信任。

结论

综上所述，思维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国际商务谈判双方来自不同文化的国家和地区，谈判者的思维方式不同，谈判的模式和方法也会不同。要成功进行跨文化谈判就必须充分认识这些差异，学会观察异国思维，善于将他人的思维与自己的思维对比。只有充分了解中西方谈判者思维的差异，找到建设性的沟通渠道，才能发现导致彼此误解或对立的真正原因，共同创造一个双方都能适应的经济文化环境。否则，忽视思维差异、乃至处理不当都会增加谈判难度，甚至无法达成协议，丧失商业机会。

参考书目：

《浅析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敬南菲 美中外语 2004.7

《中西思维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邱国丹 商场现代化 2007.6x

第3篇：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冲突；文化异同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1-0076-02

文化背景不同，人们的表达方式也有所相同，每种文化背景都有一定的语言规约或称之为习惯，在人与人的交际过程中，假设一方对另一方的文化习惯、社会文化背景的知识欠缺了解，此时双方的交际就可能引起文化冲突或交际障碍，比较严重的话，会引起双方的误解和误会。比如说，交际中的礼貌行为，种文化认可，而另一种文化很有可能不认可，甚至认为是无礼、冒犯的行为；在某种文化下，是心怀好意的安慰话语，在另一种文化下，可能会被认为是讽刺、侮辱的话语。故要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来加深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并设身处地地理解文化的不同，以分析和研究在人与人交际中由于文化差异而凸显的文化冲突，避免交际时双方出现的尴尬，现实的意义尤其重要。

一、文化异同于话语之中

Penny：培训机构外籍英语教师；莉：语文老师。

场景：路上，两人碰见。两人之间对话：

Penny：“Hi，Miss Li，you look so beautiful！What a beautiful sweater you have on！”

彭妮说：“莉，你好，这件毛衣好漂亮，你穿上真好看。”

Li：“Oh，no，no，no. It is just an old one I have had for ages.”

莉说：“哦，不，不，这件毛衣我已经穿了好久了。”

Penny：“It’s really very nice. I like it very much.”

彭妮说：“真的很漂亮，我非常喜欢它。”

Li：“No，it’s really very ordinary. ”

莉说：“不，它真的太一般了。”

在此对话中，我们发现Penny认为莉觉得自己的审美好像不怎么样。究其这一文化碰撞的真正原因是两个人生活的国家背景不同，都有不一样的风俗，都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去思考和琢磨对方所表达的意思。在中国，人与人的交际过程中，谦虚始终是美德。因此，当中国人听到有人称赞、表扬、夸奖自己时，会非常谦逊地用“没有，没有”、“不敢当，不敢当”等这样的词汇来回答他人的恭维。而西方社会的个体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个人权利，在与人交际时，面对他人的表扬或称赞，会欣然接受并微笑回答“Thank you”或“Thanks”。因此，在与外国人进行交往时，只需面带微笑地道一句“Thank you”或“Thanks”来回应他人的赞美就可以了。

二、文化异同于时间观念之中

詹妮来自美国，目前在一所大学的外语学院任教。她因事与学院院长要谈，故双方约定于本周五早上10点在院长办公室会面。詹妮按时到达学院院长的办公室，此时学院院长正在跟另外一位老师谈话。詹妮有点吃惊。学院院长看见詹妮，点了点头，示意她坐下。10分钟后，学院院长结束了他们的谈话。遂后他向詹妮表示歉意，并开始与詹妮的谈话。正当詹妮与院长交谈时，走进了另一位老师，他手里拿着张表等待院长签字。院长对詹妮笑笑并说抱歉。然后就和那位老师用中文谈了起来，詹妮此时感觉有点烦躁，心里想着，他都已经约定好时间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来打扰他们的谈话呢。尽管最后他们的谈话还是继续谈完了，但詹妮对此事深感气愤和恼怒。此例正是一个由于时间差异引起的文化冲突。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霍尔提出人类时间观念有两种文化模式：单向性时间模式（monochronic-time）和多样性时间模式（polychronic-time）。他认为，欧美等西方国家是属于单向性时间模式，而亚非拉等国家是属于多样性时间模式。顾名思义，单向性时间习惯是一种强调日程、阶段性和准时性的时间习惯，要求人们做任何事都要严格遵守日程安排。即一次只干一件事，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干什么，不论完成与否必须停止，不影响下一项安排或让下一个人等候。对美国人而言，约定就是承诺。詹妮来自美国，因此对于他来说，约定者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如果因故不能准时到达，应通过电话告知对方，并要详细告知对方大约晚到多长时间。而中国是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多向时间习惯对计时、用时更具随意性。对中国人来说，守时虽然重要，但并不严格。持多样性时间观念的人常常同时与几个人谈话或同时办几件事情。这个例子中，由于学院院长与詹妮有约在先，他就应该信守承诺，在这期间，应尽一切努力，保持他们的谈话时间完整，不要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和打断。

三、文化异同于教育理念之中

德国家庭的教育理念：出生的小婴儿有自己的婴儿房，一出生后就单独住在那里，不跟父母住。如果孩子半夜哭闹，是无人管辖的。当然，喂奶和更换尿布是定时有母亲前去负责的。在婴儿还未满月之时，父母就会带着他外出散步。中国家庭教育理念：孩子一出生之时，和父母产生了捆绑模式，几乎寸步不离，一般孩子只要一哭闹，父母会立马跑过来，抱起他，这样做促使孩子从一开始就养成强烈的依赖性。在中国，孩子一般过了百天才会抱出户外散步而且包裹严实。中国的父母会看着孩子慢慢长大，并一直帮助子女到他结婚成家立业后才算基本尽完做父母的义务。有时甚至还会帮忙带孙子孙女，并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做的，是理所当然的。由此可看出，德国家庭对孩子独立意识是从小培养的。

如：一对美国夫妇第一次作为外语教师前来北京工作和生活。丈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妻子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他们有一个三岁的小男孩。由于夫妻两人都要工作，故雇佣了一位四十多岁快五十岁的中国保姆。她的工作之一是早晨送小男孩去幼儿园，下午接他回家。这位保姆感觉这个接送任务是她所有工作中最难的。每天早晨当到了该送小男孩去幼儿园的时候，必定会有一次争吵。她坚持要把小男孩挽在她的怀里，或者至少拉着他的手，但是小男孩从来都不喜欢这样。他哭诉要独立。他更喜欢自己走。几天以后，她再也不能忍受了，她害怕这样不能保证孩子的安全，自己也变得很紧张和担忧。她辞去了工作。

中西方对待子女的教育理念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上例中的中国保姆和美国小男孩之间的文化差异及文化冲突。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强调个人价值，培养小孩的“独立性”是相当受关注和重视的。西方国家，长辈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就会鼓励孩子们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不能做的也要去尝试，对独立性的培养很是注重。而且父母一般也不会干涉孩子们的自由和隐私。他们的这些做法为孩子在18岁左右能成为独立自主、自食其力并对自我行为负责的独立的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人强调集体价值，且受群体取向的价值观的影响，在孩子抚养的问题上与美国人刚好意见相左。因此，这样的做法带来了强烈的对父母或长辈的依赖感，相对而言，独立能力稍弱，更不用说独自生活能力了。本例中的中国保姆，作为中国人，拥有中国人的特质，用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方法来教育和看待那位美国小男孩，不言而喻地会干涉到美国小男孩的自由和独立。退一步而言，如果她对中西方的文化异同有些许了解，她就会把保姆这份工作干得得心应手，不会因为紧张担忧和对文化异同的无知而放弃工作。

四、差异于饮食文化

来自英国的Mike来某中学做外教。一个周末，他收到某校校长的邀请，前去某中学为学生开设一次讲座课。某校校长为了表示感谢之情，宴请Mike，还邀请了几位喜爱喝酒的同事一起。酒席上，校长为他点了啤酒，并多次劝Mike喝酒，以表达谢意。Mike性情直爽，只要碰杯就喝光。看着情形，校长及同事们认为Mike的酒量很大，便不停地与他喝酒，碰杯，Mike是只要碰杯就喝，直到醉成烂泥，吐的不省人事。事后，当Mike与别人谈到此事，他对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感到可怕。由于中西方有着不同的餐饮习惯，所以产生了这种饮食文化的冲突。热情好客乃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尤其在社交场合和酒席上，中国人会举杯祝酒，有时会出现劝酒现象，即要求对方喝干，为了显示“够朋友”，对方会把酒喝干。而个人的权益和个人隐私，对于西方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他们不会强人所难。酒席时，他们不会想尽办法来劝客人喝酒，他们只是将饮料放在靠近客人的地方，以便由客人自己掌握喝多少。所以，他们的常用语是“Help yourself to？”。假如你在英美人家里做客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倘若你推就，主人是不会再一次请你了，即使你是假装推辞，实际很饿或者很想吃，那也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主人自己品尝美味佳肴了。此例中，校长对于西方的饮食习俗以及接人待客了解的不多，因此给Mike对中国饮食文化留下了“可怕”的感觉。

因此，对比中西方文化，以便发现文化差异并挖掘文化冲突的根源。在学习外语及平时生活中，人们会时常接触到或碰到一些由于文化背景、社会规范、社会习俗的不同而发生的种种文化冲突现象。以上这些小事例，使我们在学习外语过程中要对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生活习俗以及社会规范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对该语言所属的文化及不同文化的差异有一定的发现性和灵敏性，并时刻注意多方面塑造自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由此在与遇到不同的文化的人时，在交际过程中才能占据主动地位并创造友好、双方可接受的轻松愉悦的氛围。

参考文献：

第4篇：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大学校训；超越生命；二元对立；教育审美标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9-0016-04

大学精神具有真善美的价值取向，校训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通过对大学校训进行文本分析，用求是、求诚、求公的教育审美标准来鉴赏大学校训价值取向的中西差异。

一、校训文本信息量化

2013年，中国校友会和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按科研、教学、知识转化、教学环境、授课声誉和国际化等衡量参数对中外大学进行了排名。据此将世界排名的前104所大学和全国大学排名的前96所大学的校训，从追求真理、追求知识、人格向善、服务社会和追求境界这五个维度，对校训所体现的大学精神进行积点累计，即将大学校训的表层意义按上述五个维度进行深层意义的归类统计，其结果如表1所示：在追求真理和追求知识的维度上，西方大学校训的大学精神分别高出5.78和20.39个积点；在服务社会和追求境界的维度上，中国的大学精神分别高出18.67和7.44个积点。追求真理和追求知识，是真的价值取向；人格向善，是善的价值取向；服务社会和追求境界，是美的价值取向。中西方大学精神的上述三种价值取向，用求是、求诚、求公的教育审美标准来归类统计，亦如表1所示：在求诚的维度上，中西积分几无相差（0.07）；在求是的维度上，西方较高（53.88）；在求公的维度上，中国较高（47.77）。

二、教育审美标准

以教育为审美对象，教育审美是对教育美的鉴赏和研究。按大学校训的大学精神所具有的真善美的价值取向，教育审美有以下三项标准：教育求是、教育求诚、教育求公。教育求是为衡量追求真理和追求知识的标准：教育求诚为衡量人格向善的标准；教育求公为衡量服务社会和追求境界的标准。

1.教育求是

美本身必须是真的。“是”的本义即生命体在天地间的存在状态。“being”的原初形态是：出来站立在那里，持续在场。可见，在东西方语言中，“是”的本义皆指生命体的本真存在：本原、生机、规律。教育求是即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彰显教育本原、尊重教育生机、遵循教育规律。西方哲学素有求真求知的求是传统。亚里士多德将求知视为人的一种本能的渴求。罗素也在自传序言中将求知列为人生三种牵挂之一。西方很多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将事物事件的“界定”（What is it）、“要素”（What is itmade of）、“功能”（How does it function）和“应用”（How is it used）作为所教所学所研的最基本内核结构（qualia structure）。在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浙江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芝加哥大学、中山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中，分别有真理、求是、格物、科学、求真、益智和倡导知行合一。

2.教育求诚

善美一体，不可互缺。行善是人之本性。只有善性见诸善行。正义之善和普遍之善才在善世过程中渐趋至善。即明诚。人因向善而完善，人为完善而向善。教育臻善是教育者为实现人之全面、充分、和谐发展而使人具有正义之善和普遍之善的教育过程。这就要求教育者忠诚于本原，做到真实无妄，在处理教育关系时。做到诚实无欺。教育者尽心尽力地从事教育事业而有益于民，为促进人之发展而尽道德义务和符合规则。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学区、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校训中都涉及灵光、启明和普照，皆意旨人要拒绝庸俗而使人格向善，当属教育求诚。柏林大学的校训是“独立自由”。独立意味着学生受师者引导而不依赖。进而有自由。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师者风范，有如木铎，震馈天下学人精进于道，有如“执杖授”而使后学向善完善，践仁知天。香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长安大学、福州大学、南京医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贵州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的校训都涉及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即明众理而应万事就要涤污去昏而不返，推以及人。从中可见教育求诚。

3.教育求公

美在和谐。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是真与善相和谐的统一整体，而公平、公共、公正皆旨在关系和谐。在《说文解字》中，公是指平分，即公平，是指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在最小范围内是两人平分，在最大范围内是天下为公。即“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孙，而让天下之贤圣公共之”。从两人平分到天下为公，公平随着范围的扩大而逐渐演变为公共，即相同地对待同类。公共是指共同体基于普遍之善美，面向特定范围的所有公众的开放性。以公平和公共为基础，公正是指在公共领域内公平地符合规则。教育求公是教育共同体基于教育公平和教育正义而坚持将教育事业公正地面向公众，力促教育关系和谐并力求教育公共和谐与天下为公，体现着服务社会和追求境界的大学精神。教育之爱落实于教育本真，会使教育关系和谐。教育者体味“得天下英才而尽教之”的人生之乐和所教英才成为社会中坚时，则生蓦然境界。感受泛爱众和普度众生。使世人超越必然王国而获心灵自由的浩然境界，领悟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和不贪欲、不害人、不投暗的澄明境界。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取自《周易》乾坤两卦辞，是中华文化的高境界。人之健德，乃本来之良知、先天之正气，如此刚健正气之修，儒日精一，道日抱一，释日归一，实落功夫，全在不息，稍有懈怠，稍有私欲，不得谓自强，而人之顺德乃永顺其正，虚心容物，实行应物，容物应物，是能载物。以此厚德，上善若水，盈科精进，是允公的和谐境界。校训中有此意蕴的中国大学还包括武汉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昌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河南大学、燕山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在校训中直接展现追求境界的大学，有山东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如果说上述大学校训是通过境界敞开而为公的话，那么，以下大学的校训则通过求公而有境界：康奈尔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南开大学、范德堡大学、巴黎第十一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哥廷根大学、巴黎高等理工学院和北京大学。

综上所述，中西大学校训精神的价值取向，尽管存在着诸如境界与宗教、人格与真理、乐群与个性等文化差异，但其鉴赏可用通约的教育审美标准：求是、求诚、求公。

三、校训鉴赏的比较

按照大学校训的大学精神价值取向积分，两方在求是的维度上较高，得自二元对立的文化特质，中国在求公的维度上较高，是缘自超越生命的美学境界。

1.二元对立

由于受柏拉图理念论、亚里士多德演绎法，以及之后的培根归纳法、笛卡尔直觉理性的影响，西方近代文化明显地从笛卡尔开始具有极为鲜明的二元对立的特质。二元，即主体和客体，或精神与物质。二元对立的根源在于：人在把理性作为工具去认识宇宙万事万物时，假定认识就是主体以理性的不同形式去把握与其不同并处于其外的客体；尽管二元因其相互依存和转化的关系被忽略而往往被分裂和对立起来，但这却是人类哲学思维和认识发展中的进步。近现代科技的进步与飞速发展，离不开两方大学求是价值取向的主导和对科技的推动，也确实得益于西方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为两方人讲求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实用主义，物器为用，真理和知识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因而近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相当发达，尤其在1870年以后，其工业都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发现及其技术应用于人类生活的速度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科技引领着现代性高速流变。

二元对立的西方文化特质，在西方美学原理中也表现明显：使生命对象化。西方“美学之父”鲍姆嘉登认为，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感性圆满地把握了的对象就是美，美的真正目的在于刺激欲求，故美产生着快乐，即美的快乐。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力联结着真与善并且是知性与理性的统一，在审美无利害的鉴赏判断过程中的想象力要越过知性去与理性这一对象达成和谐，从而产生美的崇高。席勒针对社会的腐朽与粗野和现代人的分裂，主张用“活的形象”来建立审美王国，培养审美的人，为将来全人类的和谐做准备。黑格尔认为，审美让对象保持其自由和无限，而不把对象作为工具加以利用和占有，美是人将心灵感性地外显，即感性心灵化。马克思认为，人类力量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令人愉快的必然性，即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的本质是人在劳动生产中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和谐。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性审美应解救作为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宰制对象的人之主体，以实现美的救赎。总之，西方美学原理有“美的快乐美的崇高审美王国感性心灵化生产关系和谐美的救赎”这一路径，借助抽象的途径使生命对象化，贯穿着二元对立的西方文化特质。

2.超越生命

在中国大学校训精神中，服务社会和追求境界的教育求公的价值取向明显。中华境界滥觞于易经哲学：“立象以尽意”（《系辞・上十二》）和“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系辞・上一》）。由阳爻阴爻组成的易象蕴涵着阳刚的创生之美和阴柔的终成之美。老子“涤除玄鉴”（《老子-载营》），涤除贪欲而“不碍于物”，抱一守道，探万物本原而得澄明之象。庄子强调法天贵真的自然无为之道，诚朴齐一的象罔（《庄子・天地》）由自然之真导向性情之真，用以象征宇宙人生真际的再造境相和空明的审美境界。刘勰首次铸就意象一词，视圆活之神圆为最上乘，所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神思》），意隐象秀。王国维提出的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的三种境界，润涵着人生理想和苦痛。看重孟子同乐思想中审美价值的普遍性和公共性，提出公共美学思想作为“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基础，是培养国民的公共性和开辟人际公正空间的必由之路，以此达“与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的乐境。朱光潜把意境的达成视为鉴赏者将情感表现于意象，并赋予意象以生命，意象化为情趣，又回流于人的心灵，扩充想象，伸张道德情感，其性格和经验得以在意境中返照，即出世之心见之于人世之事。宗白华强调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钱钟书强调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在这三种天境追求中，显现神韵之最高的和合之境以及新雅之流变得和而不同。法天即不背离自然而觑巧自然；胜天是以艺术润饰自然而不背离自然；通天是指兼有觑巧和润饰。心物两契，行布于胸，身与竹化，妙合神韵。总之，中华美学境界有“易象玄鉴象罔意象意境境界乐境灵境天境”这一命脉，以消解的途径超越生命。

综上所述，大学校训精神的价值取向，在教育求是的维度上，西方见长于真，显现着二元对立的西方文化特质；在教育求诚的维度上，中外几近相同；在教育求公的维度上，中国见长于美，展现中华境界超越生命的美学走向。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79.142.

[2][5]李剑.教育审美与教育批判――解脱现代性断裂对民族教育发展的困扰[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89.113.

[3]朱熹.大学章句集注[A].四书五经（上）[c].北京：中国书店，1985.1.

[4]陈注.礼记卷四[A].四书五经（中册）[C].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5.120.

[6]悟元子.道解周易[M].钟友文整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62.

第5篇：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差异范文

中国热播电视剧《甄传》是当代中国流行文化与古典文艺的完美结合，亦是一部在思想上与西方女性主义有部分契合点的影视作品。但是美版《甄传》在美国上映遇冷，这一现象值得分析和研究。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基于中西文化差异，探究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以促进更加有效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同时提升中国电视剧跨文化传播的能力。

【关键词】

《甄传》；中西文化差异；跨文化传播

1《甄传》叩开西方大门的前提

当今时代，多部中国电视剧只着眼于狭隘的文化领域，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广大观众的需要。而不同于以往的“清廷宫斗”，《甄传》导演郑晓龙则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讲述。因此，很多学者通过该剧追溯后宫争斗的根源，进行“宫斗剧”文化视点方面的反思，并得出文化启示。在中国有名的站上，以甄传一词搜索记录共有5179条，可见这部电视剧在中国的成功，也可见其对学术界的影响。该剧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服饰、职官、称谓、礼俗、哲学、诗词韵文、戏曲、音乐、绘画、文史人物等内容，很好地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美。当一部电视剧进行跨文化背景传播时，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会成为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从接受的文化消费来看，当电视剧传播的内容和表达的情感能够与观众的文化背景形成共鸣时，观众才会有兴趣去看[1]。同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相比，在西方观众眼中，甄的形象加入了更加显著的女性主义色彩。女性主义一词（Feminism）一词来源于十九世纪法国，主要指妇女的解放运动。女性主义者意识到，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被认为是“第二性”。女性主义者的任务是批判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或女性的第二性的处境，向男女不平等的关系挑战，鼓励女性寻求解决和改善的办法[2]。西方人眼中的甄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努力追寻自我的价值，最终证明了女性可以向男性一样获得成功，甚至有些方面会强于男性，以女性身份获得了社会认可，展现了浓厚的女性主义特色，用自身的行动，重申了“性别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3]。

2《甄传》在美遇冷之“殇”

首先，剧情设置不完整，剧中饱满鲜活的人物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被大打折扣。美版《甄传》剧情的不完整导致美国受众在理解剧情上存在障碍，这在无形中扩大了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得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更为困难。其次，文化差异对于影视传播的阻碍。电视剧作品是一种艺术手段，一种特殊的传播手段，它动态地且不可逆地向大家传递信息，在给予观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大量传递着民族的文化信息。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既是影视传播的动力，也是信息传播的阻碍[4]。中国历史悠久，成员之间有着类似的经历和信息网络，人们对相似的信息总是给予相似的反应的高语境国家。在中国，信息的主要来源不是清晰解码的语言，而来源于语言交际产生的语境、背景知识等，美国则与此相反。此外，美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主流价值观———追求平等。然而，在甄传里，森严的等级制度贯穿整部剧，与美国人所追求的平等主义相背离。由此可见，甄传里所依赖的背景知识、信息结构都让美国观众觉得困难，成为了跨文化传播之“殇”。再次，汉语台词的英译难以传达出源语的精髓。在汉语影视作品的英译过程中，汉语四字词语所表达的韵味与美感，英语难以表达得原汁原昧。廖方波（2013）曾写道，《甄传》的语言具有文白夹杂，方言和俚语俗语的使用，诗词歌赋的直引和改写[5]。这些都属于JavierFrancoAixela所认为“cultural-specificItems”[6]。因而，从台词翻译的角度，古英语对大多数美国观众本来就是很遥远的事，这也是《甄传》在美遇冷的又一原因。第四，中西称呼的差异也容易成为剧情理解的拦路虎。剧中其他人称呼“小主，嫔妃”为“concubine,theyoungmistresses，yourmistresses”，“娘娘”为“mylady”，虽然有差别，但是还不至于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但是嫔妃的自称“本宫”“臣妾”“嫔妾”“妾身”“本宫”传达的是自信，说话的对象是比自己地位低或者平级的人，而“嫔妾”“妾身”“臣妾”，传达的是自谦，说话的对象是比自己地位高或者平级的人，而译本中的“I”，少了原作中各位妃嫔自称时的不同的立场以及说话时的情感。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终成了《甄传》在美遇冷之“殇”。

3提升我国电视剧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一些思考

跨文化传播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传播和沟通。如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着力打造自身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电视剧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类型，其文化传播对于一个国家文化输出和形象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部优秀的电视剧能够有效地实现跨文化的传播，应该具备广阔的跨文化的视野，既能看到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又能准确地抓住它们之间的文化相融点，有效地展现本国的文化特色，进而通过精确的字幕翻译和合适的播出平台得以传播与推广[7]。面对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竞争的多样化，政府应当在政策制定上鼓励中国电视剧发展和跨文化传播。对内，要制定政策法规，保证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繁荣和有序发展；对外要大力支持国内优秀电视剧走出国门。同时选择普适性又有民族差异性的传播内容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广阔的接受范围。

4结语

纵观全局，在中西方乃至全球文化差异下，一部优秀的电视剧要有效地实现跨文化的传播，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因素。既要彰显本国的文化底蕴与特色，又要了解并正确对待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而准确把握文化的异同点，达到传播本国文化并让观众感受到本国文化内涵的效果，实现文化差异下有效的影视传播。

作者：胡岩松 何欣娟 单位：防灾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1］高原.浅析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以《甄传》进军美国市场为例[J].传媒国际评论,2014：56-63.

［2］王树娟.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迪士尼动画《花木兰》女性主义形象解读[J].海外英语,2011(9)：314-315.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4］朱潇.《功夫熊猫》字幕翻译中的跨文化传播因素[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第6篇：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初中英语教学；文化教学；实施方案；优秀人才

一、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教学的必要性

人类有了语言才能创造文化，而后文化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并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给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语言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鲜明的体现，与人类社会文化紧密联系。一个国家的语言必然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所有的生活经验积累下的产物，自能反映该国家文化的重要特征。

文化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培养时代需求的优秀人才，是外语教学的目的之一。然而，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掌握一门外语包括掌握语言和文化知识两个方面，语言是每个国家文化习惯的一面镜子，是人民思想的最直接的反应产物。如果我们不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不掌握一些词语的特殊意义和使用规则，就不能真正学会英语，甚至会出现一种奇怪现象：每个单词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不明白句子真正表达的含义而闹出误会和笑话。举个例子：“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这句话应该翻译成“正在下倾盆大雨。”乍一看单词都很简单，但是句子含义跟单词意思却风马牛不相及。

二、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知识的具体方法

英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的渗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英语教学中，课堂45分钟是我们主要阵地，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在课堂教学中加强文化的渗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英语知识和文化的氛围。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1）文化渗透与词汇教学相结合。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也是文化载荷量最大的成分。所以，在平时教学中应注意介绍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英语中有许多词汇来自神话、寓言、小说，或是与某些名著有关。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文化知识，有助于我们对英语词语的理解。例如，讲解“part-time” 时，结合西方国家教育的介绍，帮助学生深度了解西方社会。半工半读在西方大学甚至高中都是普遍现象。自己打工挣钱用以支付部分或全部学费，这在西方教育中有着重要意义。当然，部分学生是因为家庭困难，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家庭并不困难，只是西方学生到了一定年龄，周围的环境和当地的文化促使他们产生了独立意识，他们想要思想独立、经济独立，不愿意依靠父母生活。在西方国家“独立”是一种美德，它是西方社会文化的又一重要体现。可见，词汇离不开文化知识背景。在平时英语教学中，我们首先要教会学生掌握单词的意思，在此基础上再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文化背景。这样，才能真正学习英语并正确使用英语。

（2）文化渗透与听力口语相结合。多让学生接触和运用地道的英语口语，也能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增强对西方文化的感知和接受能力。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尽可能地使用比较地道的英语同学生进行交流。比如，在问学生是否听明白时，可以说“Have you got it”，激励学生时说“You can make it”，等等。另外，在正常教学的同时，可以适时地播放一些英语原声电影来帮助学生更直观地接触地道的英语口语和相关文化。比如，学习9A Audrey Hepburn这一单元时，就可以播放其主演的经典电影《罗马假日》等，满足学生好奇心的同时也帮助他们了解西方文化和接触地道的英语口语。当然，也锻炼了学生的英语听力。

（3）文化渗透与阅读相结合。牛津版英语教材非常注重英语文化的渗透，基本每个单元都涉及西方文化，专门介绍一些文化背景知识，Reading部分也非常注重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和社会习俗等文化内容，例如介绍西方的节日万圣节等。当然，只学习英语课本上的文章显然不足以全面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知识，我们必须通过课外文章的大量阅读，给学生提供真实反映西方国家风土人情的文章。课外阅读应该有选择性地进行筛选，最好选择有丰富文化知识和背景的文章。下面是一段文章节选：If you can’t finish your meal but would like to enjoy the food later，ask your waitress or waiter for a“doggie bag”. It may have a picture of a dog on it， but everybody knows you’re taking the food for yourself. 此文中的“doggie bag”不是指装有狗狗照片的袋子，而是指打包带走的意思。阅读理解是我们英语试题中分值较大的一项，所以我们要重视学生阅读能力的训练。阅读能力的训练一方面在于词汇的积累，另一方面就在于文化背景的了解。综合这两方面，才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4）文化渗透与语法相结合。在讲解语法知识时，也要注重文化背景的介绍和渗透。例如我们初中学习的几种提出建议的句式：What about going shopping How about going shopping？ Would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Shall we go shopping？ 这几个句式虽然都是问句，但它们的意思都是表示友好地提出建议，并不是真正提问。再如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用动物打比喻的日常习语和谚语。比如，在汉语中比喻人胆小如鼠，相当于英语中 “chicken hearted”。还有类似的用法如下：see the elephant 大开眼界 ，white elephant 沉重的负担，talk horse 吹牛，duck's egg 得零分，a sleeping dog 不可惹（惹不起）的人，When pigs fly. 决不可能！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通过对比和互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从而使英语表达更形象、生动、地道。

第7篇：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差异范文

西方早在古希腊的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了称为“学园”的教育机构，在此进行知识的学习和传播，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逻辑和语言精确表达的“逻各斯”，按今天的话就是指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逻各斯”，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教育人们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这种柏拉图式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给了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公元五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只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在经院中，教士们在证明信仰的过程中发现了真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起源于中古时期的欧洲大陆，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波罗那大学是最早的两所中古大学。这些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他们一直坚守的就是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逻各斯”。这种机构和场所由柏拉图时代的“学园”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现代就是大学，他们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西方的思想者对于大学的内涵与精神价值的思考从未断绝。英国红衣大主教纽曼称大学是一个传播普遍知识的场所。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是学问的中心，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知识，并在中学之上培养人才。

德国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领地。”［2］美国教育家赫钦斯认为：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的学习、进行专业教育和研究的机构。［3］虽然表述各不相同，尽管意大利、法国中世纪的的大学和德国洪堡时期的大学以及美国现代的大学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特点，但相同的一点是他们都无例外地认为大学的灵魂是教育，是为了实现理想的人格养成，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的保存、传播和增进活动的场所。在中国，相当于大学的教育机构有着悠久的历史。《大戴礼•保传》中写道，“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据此，大学应当是学大艺、履大节的地方。汉代的太学、隋朝的国子监都是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古代四书之一《大学》的开篇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说是从某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大学的精神和理念，［4］它的源头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士志于道”、“明道济世”为根本的，其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大学教育系统更多地表现出与世俗权力的相关性，研究内容主要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理想目标是入仕参政，是“学得文与武，嫁与帝王家”，但“尊德性、道学问”同样是教育机构重要的使命和目标，在中国古代教授大学之道的书院中，师生相互切磋，探讨学问，追求崇高的人生境界，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宗旨，将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统一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指向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大学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受西方大学理念和制度的影响，在承袭了西方大学的一些理念和体制之外，仍表现出突出的东方性格，一是传统文化使然，一是时代形势所宥。中国现代的大学理念萌发于清朝末期，经、梅贻琦等教育家的发展而逐渐确立，至当代以来，中国大学发展迅速，并在某些理念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世界大学发展逐渐接轨，在保有自身生存土壤和发展环境特征的同时，与世界上其他大学教育同样面临着对大学传统精神的坚守与反思等问题。回望中西方大学发展流变，尽管对大学的认知穿越了历史和地域，表述不尽相同，内含各有侧重，但通过对不同论说的深入体察，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场所，它以特有的精神传统凝视着现实和理想中的世界，人们以良知和理性为引导，在此从事高深学问的保存、传播和增进活动，知识、意志、情感充分勃发，不断地实现生命的省察、探寻和相互浸润，以致向于对自我与他者认识的的最高境地。回望历史，东西方的历史光景流转、朝代更迭，但为什么大学作为人类精神至善之境存续未止呢？那是因为尽管面对工具理性主义的全面包围，尽管深受政治论教育哲学的影响，大学依然了坚守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传统；面对众多的科学巨人和政客文豪，人们为什么尤其对、梅贻琦等一代教育先驱感怀不已呢？那是因为他们践行了大学的精神传统，成为擎起巨人的肩膀。大学是自由超越的，是远离尘世和功禄的，追求真理和至善之境的，是具有文化批判精神的，是为了实现理想的人格养成。因而，人们将大学的精神传统概括为自由精神、批判精神、超越精神和人文精神，大学自由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精神自由和学术自由。

二

大学精神经过所在大学学人（包括教师和学生）的努力，长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信念，是大学生命的源泉，是大学精神的灵魂、精髓和内核，是对大学的生存、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导向，而现代大学教育尤其要从大学教育的目的和学人的自我定位等方面继承和突显大学的精神传统。对于大学教育的目的，日本著名的教育家池田大作认为：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世界和文明等等，而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探求真理，不断求知是大学精神的灵魂，对知识和学问的继承传播是大学的重要职责，大学聚集了古今中外各种知识，是思想观念和学术思潮的交汇处，继承传统科学和文化遗产，同时不断创造新科技文化，产生新思想，包容新观念，在这里不同的学术观念可以并存，不同的思想可以争鸣，各种观念通过学术交流而相互影响，以追求真理作为永恒目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5］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是一种素养，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作为师者的广大知识分子而言，基于大学精神传统的大学教育，需要知识分子能守望大学的精神传统。事实上，大学精神传统的诸方面表现，都是围绕人的教育和人的精神而展开的。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精神传统的核心，其义在于其学人能以自由的方式探讨任何学术问题，不受政治的、经济的、教会的，以及学者内部学阀门派的限制，以求思想和精神在自由探究和交往中自然展现和发展。学术自由是大学创造新思想、新文化的先决条件，但它并不只是针对学术发展而言的，其目的也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学术自由所表达的其实也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献身于真理、追求真理而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表达自由个性的精神状态。在西方的中世纪大学里，知识分子既是知识的生产者、研究者和传播者，也是知识的批判者。教师和学生结成“学者共同体”，共同为追求真理，追求知识。［6］

在西方文艺复兴所致的大学世俗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活跃的身影，他们从事着翻译、考古、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孜孜不倦地阐释着西方所谓“黄金时代”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教育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的，不是首先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我性、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能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他们将“孤寂”与“自由”确定为大学所坚守的首要准则。德国思想家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无根性”是其基本特性，他们疏离于各阶级之外。这种疏离使得知识分子可以超越狭隘的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局部利益和意识形态，进而达到普遍的公正的判断和真理。［7］从接受教育的学生角度来看，基于大学精神传统的大学教育应以全面人才教育为使命。育人的重点包括培养学生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使学生具有政治远见、广博的知识，使学生怀有高尚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具有爱心和责任心。谈到对学生的教育，爱因斯坦认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一个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理性精神的独立自由的公民。大学教育的方式不仅是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大学的精神传统使受教育者进行自我的品行修养、自我对个性的砥砺和自我实践，提升自我的精神活动，关注自我的精神文化世界。从而实现重建人的精神理念、提升人性、开发人的精神资源，以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圆融统一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大学是青年人成长的重要场所，大学对教育的理解尤其重要。曾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艾略特认为，大学文化最有价值的成果是使学生具有开放的头脑，经过训练而谨慎的思考态度，谦恭的行为，掌握哲学研究方法，全面了解前人积累的思想。爱因斯坦更直接地认为学校的目标应该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从大学教育指向的对象来看，接受其教育精神浸润的，不仅是学生，也包括教育者本身。

第8篇：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差异范文

关键词：死亡委婉语 相似点 不同点 跨文化交际

前言

现在全世界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和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交流合作。在人们交流的过程中有些东西或事情是人们不愿意或者是有意回避直接提及或者说起的。直接提及关于这些话题会让人们感到不舒服或者让别人伤心，在这一情况下当人们不得不谈及这一话题的时候人们会采用含蓄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些间接地表达方式或者委婉的表达用语会比直接的提及让人们感觉自然和亲近，并且不会触犯一些文化禁忌，更有利于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euphemism” 这个单词来源于希腊语. Eu的意思是很好，听起来很不错，而pheme的意思是用顺耳的词或者是礼貌的方式说出来的话语和言论。不同的学者也对委婉语给出了不同定义。Hugh Rawson (1981) 认为委婉语是一个社会基础的通用交际语,就起本身而论委婉语是一种人们内在焦虑，矛盾，恐惧和耻辱感的一种外在的显现，这些委婉语就像放射性同位素，观察这些委婉语就有可能看到我们的语言，文化中的一些曾经显现的东西和可能正在表现出来的一些元素。而Allan and Burridge 对委婉语的定义是委婉语被用来对一些不喜欢的表达的替代表达，委婉语的使用有时可能能够维护别人或者自己的面子。委婉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而且还是一种文化,委婉语可以反映出民族的传统的价值观，宗教和社会习俗。为了能够实现交际目的人们不仅需要了解特定文化中的委婉语而且还需要在交际中恰当使用它们。死亡委婉语是语言委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死亡是人们不愿意或者惧怕提及和谈论的话题，所以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当人们不得不提及死亡时人们用一些其他的词来暗示死亡。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用不同的词去暗示死亡, 例如在汉语中人们用“驾崩”、“大行”、“弃群臣”、“上西天”、“合眼”来暗示死亡. 而在英语中“pass away”、“depart from the world forever”、“go to the heaven”、“be with god”、“go to sleep forever”、“close one’s eyes forever”等等. 在文章中我会列出一些中西方文化中死亡委婉语的例子来阐释我的观点。希望这篇文章能对跨文化交际者有一些帮助。

中英死亡委婉语的相似点和不同之处相似点：

第一个相似点就是中西方大部分的死亡委婉语都带有说话者自己的主观感彩，褒义的贬义的和中性的。例如在汉语中人们有“为国捐躯”、“以身殉国”、“殉国”、“牺牲”、“仙逝”等褒义的词语，这些褒义词表达了我们对去世的人们的尊重和仰慕之情，而在汉语中也同样有贬义词例如“完蛋了、“见阎王”、“回老家”、“翘辫子”一命呜呼等词语，这些贬义词来表达人们对死去的人的厌恶和痛恨。同时在英语中有“be present at the last roll call”、“to be written off”、“ to fall”、“to fire one’s last shot“、“lay down one’s life”、“ to make the ultimate sacrifice ”来表达对死去的人们的敬仰之情。同样在英语中人们用“kick the bucket”、 “buy the farms”等词语来表达对死去的人的厌恶之情。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那些说英语的国家人们都对为国家为正义而牺牲的人们的尊重和仰慕，这些说明了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对爱国行为和正义之举的推崇。相反人们看不起和鄙视敌人和犯人。

第二个相似点是在汉语和英语中都用身体的一些反应的来暗指死亡。例如在汉语中有“咽气”、“断气”、“气绝”等词语来表达生命的终结。在英语中有相应的表达例如“to breathe one’s last”在中国文化和英语国家的文化中人们只是用不同的身体部位的终结来暗示死亡。在汉语中人们通常用 眼睛和心脏来指示死亡，例如“闭眼”、“瞑目”、“心脏停止了跳动”等等。在英语中人们通常用和喉咙有关的词语来委婉表达死亡，例如“to have throat trouble ”、“one’s heart stops beating 等。.

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有大量的比喻的说法来暗示死亡。很有兴趣的事情是在这两种文化中人们都把死亡比作休息和睡眠。在汉语中有“长眠”、“安息”、“沉睡”。在英语中有“to sleep”、“to be gone to sleep”、“to be at rest”、“ to have found rest”、“ to be laid to rest”。同样这两种语言中都把死亡比作回家。在汉语中死亡被比作是“大归”、“长归”、“大还”、“回老家”。在英语中有“to be at home and free”、“to go to one’s long home”、“to go home in a box”这些语言现象反应了中国人和说英语的人们的一些对死亡的相同的认知。

不同点

第一个不同之处就是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对中国和说英语国家的影响程度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于公元前221年结束于1840年。漫长的封建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可谓相当深远，封建的等级制度深深地刻在了中国人的文化中，这导致了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不同的词语来表达不同等级的人们的死。在《礼记。曲礼下》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这句话表达了对不同等级的人们的死亡的称谓。在封建制度下中国人用特定的词语来指代不同等级的人们的死，例如在封建制度下中国人用“大行”、“弃群臣”、“驾崩”、“弃朝臣”、“弃臣民”、“弃天下”、“宫车上仙”、“宫车远驭”来谈及皇帝的死亡，因为在封建制度的中国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如果地位低的人们在提及皇帝的死亡时用错了词语，这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可能导致龙颜大怒而入监或甚至可能被杀头。现在虽然中国已经不是封建制度，也没有了皇帝这个集大权于一身的统治者，可是这种等级观念已经深深的烙在了中国人的心中，这种烙印可以在中国的死亡委婉语中得到展现。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这就不一样了，在西方国家中封建制度只有短短几百年的时间，这么短暂的封建历史是和中国的漫长封建时代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他们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社会这种短暂的封建历史导致了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是微弱的。所以人们能很容易的发现在那些说英语的国家中很少有和等级观念有关的死亡委婉语。和这种等级观念相反的事在西方社会比较流行和重要的思想是个人主义。西方人相信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流传了这样的一句话“ popes, kings, beggars, and thieves alike must die”，从住句话可以看出在西方社会不管是教皇来时乞丐他们都是平等的，对他们死亡的称呼都是一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产生带有等级色彩的死亡委婉语的。

第二个不同就是东西方深受不同的宗教的影响。在汉语死亡委婉语的词典中中国的死亡委婉语总共有481个词语，大部分的这些词语都不是来源于宗教的，只是有些词语在宗教的场合下使用时才被标上了宗教的标签 ，菜带有了宗教的色彩。在中国人们的有道教和佛教，这两种宗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死亡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死亡观在许多方面同基督宗教的死亡观，特别是同《新约》中透露出来的死亡观，都有所不同。例如，它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死后生活，倒不如说是今世生活，与其说是灵魂的不朽，倒不如说是身体的“长生”；它所强调的，与其说是神的救赎，倒不如说是个人的“炼养”（不仅包含“炼神”，而且还包含“炼形”）等等。道教死亡观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它对“长生不死”理想的突出强调，则“长生不死”或“成仙”则构成了道教死亡观的一项中心内容，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道教理论归根到底是一种“仙学”。道教中它推崇来生和生命的轮回说，死只是肉体的终结，而灵魂是不灭的，生命不是新的开始，而死亡也不是一种终结，死亡只是由一种生命的形式变为了两外的一种存在形式。所以在道教中死亡又被叫做是“仙逝”、“仙游”、“仙去” “蝉脱”、“蜕化”、 “羽化” 、“骑鹤”、“化鹤”或“鹤化”。道教还认为死和生事没有区别的所以他们有把死亡看做是“物化”,以及“隐化”、“遁化”.和道教相比 中国人对佛教的了解比较多。佛教相信轮回和重生，生的意义是为了死后能够进入极乐世界，在尘世的人们可以通过做善事积累德行来达到死后的极乐世界。在汉语中有很多词语来说佛教人的死亡。例如坐化”、“”圆寂 、“升天”、“到极乐世界”、“灭度”、“示寂”、“入寂”、“入正”等。这种多种多样的死亡委婉语反映了多种宗教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然而在说英语的大多说国家都只有基督教这么一个，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起源，基督教义把在世的救赎和死后的天堂作为很重要的观点加以宣扬。基督教徒们认为人类是被万能的上帝创造的，人类在被创造后经历和堕落和救赎人后进入永恒的天堂去享受永恒的快乐，所以人们把基督教徒的死亡说做是进入天堂或者说去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这些观点反映了基督教对死亡的诠释。基督教还宣扬人类是由万能的上帝用土做成的，人死后还是后回归土地里的，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主宰者，人最后要被上帝召去来听从最后的审判，例如“ God took her to himself”, “to return to dust earth”“to be called to God to answer the final summons”，”to go to Heaven Paradise”. “to be with God” (with God) 等等。

最后一个是中西方受不同的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同样在死亡委婉语中很明显。在中国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其他的价值观，例如中国人重视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个人的利益和生命来保全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人们称为了国家和集体而牺牲的行为为“壮烈牺牲”、“英勇就义”、“为国捐躯”、“马革裹尸”，为了正义和公道牺牲自己的生命都是值得的，人们称为这些死去的英雄的行为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而在西方的社会中个人主义的思想更受人推崇，人们因此更热衷于去实现个人的目标和价值，虽然在西方国家也有人为了国家和集体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们认为那是上帝给予英雄的重大使命，因此在西方文化中很少有一些让人感觉和光荣的词语来指代那些人们所认为的英雄的死亡，即使是在战场上战士们的死亡也很少带有悲剧色彩，例如死亡委婉语被叫做是“ to be present at the last roll call”、“ to fire one’s last shot”、“,lay down one’s life”、“to make the ultimate sacrifice” 。

结语

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死亡委婉语，产生死亡委婉语的原因都很多，例如迷信和不愿引起悲伤，表达尊重等等。不管是何种原因死亡委婉语都即使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死亡委婉语反映了特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 所以在现代的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应该关注这一文化现象并且学会恰当使用。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真实的交际语境中为了达到更好的交际效果二语学习者很有必要来了解这两种语言中的死亡委婉语的想通点和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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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袁本良 汉语“死”的委婉语片谈 语文研究 1985

第9篇：中西方大学教育的差异范文

一、引介国内外相关成果

音乐学创新研究首先应引介国内外相关学术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取得较好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新文献翻译和研究还需要做更多更及时的工作，跨界交流还需要加强等等。

1　国外文献翻译

“”结束后，国门重新开放，翻译西方音乐学文献得到合法化确认。改革开放早期，中央音乐学院就不定期结集发行《音乐译文》，对我国音乐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基础性文献工作。各音乐学学科陆续翻译了许多国际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西方音乐史、西方作曲家研究、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辞书、音乐家或音乐专题研究等。仅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重要译著就有：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杨业治译，1980)、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孟宪福译，1986)、保罗・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朱少坤等译，1989)、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音乐辞典词条汇辑／西洋音乐的风格与流派》(吕昕等译，1990)、G.韦尔顿・马逵斯《20世纪的音乐语言》(蔡松琦译，1992)、申克《自由作曲》(陈世宾译，1997)、三木稔《日本乐器法》(王燕樵等译，2000)、库斯特卡《20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技法》(宋瑾译，2002)、贝内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熊蕾译，2003)等对众多西方重要作曲家的介绍和研究的专题译著。此间，上海音乐出版社也出版了许多重要译著。此外，一些省级出版社也出版了若干译著，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大音乐家传记丛书”等等。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成立之后，大大加强了音乐译著的出版工作，引介成果成倍增加。21世纪以来，译介工作甚至作为重要课题而被立项，例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和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立项的有数十本20世纪以来重要音乐学文献翻译，目前已出版了10余部重要专著，包括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新时期的翻译工作和过去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开放性，不再局限于仅仅对东欧音乐文献的引介。这种开放性的引介对我国而言是“无中生有”，即把国内没有的国外研究成果引进来，为创新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创新意义看，慧眼和选择是“创”，引进的国际学术资源为“新”；缺乏独到的眼光，没有合理判断，“瞎猫碰死老鼠”式的选择，则难以获得新知。

2　其他学界成果引用

音乐学的许多学科，或是大学界的分支，或和大学科关联密切，如音乐美学和美学，音乐心理学和心理学，音乐人类学和人类学等等。这样，在知识谱系上，音乐学各子学科自然会从相关学界的母学科那里获得学养：美学的研究成果，自然会成为音乐美学的养料；心理学的成果、人类学的成果，也自然会成为音乐心理学和音乐人类学的养料，等等。以音乐人类学为例，当代人类学的发展为音乐人类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人类学又汲取了许多其他学科的新养料，如哲学释义学、后现论、后殖民批评理论等学术成果：在对待历史资料方面，采取了“视界融合”的方式；在对待传统概念方面，引进了历史和语境的维度；在对待特定族群文化时，不忘其潜在的殖民性遗留和变异。从学术发展上来看，这些成果不但对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音乐学各学科的创新研究也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改革开放前期，学界就对西方现代文论产生了极大兴趣，并试图将其引介到国内。一时之间所谓“老三论”、“新三论”之类引领起的“新方法”讨论，风靡国内诸多学科。其实这些“新学”大多属于自然科学、哲学的新视角或新方法，产生的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等的新理论或新知识对人文学科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在促进新文艺作品创作的同时(文学界的意识流小说，电影界精神分析题材的作品等)，也为文艺作品的意义解读带来了新的视野。当然，这些新知识对音乐学的创新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遗憾的是，由此带来的成果并不显著――个别的新文论不仅没有受到重视，而且由于引用的不够成熟而遭到一些非议，如将“熵”的概念引进对现代音乐不协和程度增加的描述的尝试。

随着时间的推进，对其他学界成果引用成功的创新研究范例也逐渐浮出了水面。例如于润洋撰写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即是全面引介西方音乐哲学中的跨学科成果，对诸如现象学、释义学、符号学、现代心理学、社会历史学派等的哲学理念和音乐观念进行了详尽的推介。之后，这些成果被国内音乐学研究广泛应用，产生了许多创新性成果。再如，第五届音乐美学年会以“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为题出现的许多研究成果，就是应用现象学知识的研究产物。另外，音乐表演美学研究也借用了应用释义学的理论，也促使一些创新研究的问世。

但是，对于学界的研究现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有以下两点：

其一，新文献的翻译和研究。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工作目前做的还很不够。首先，翻译的领域应包括经典文论和最新发表的文论，而国际上的相关学术成果还有大量没被引介进来，如果没有掌握这些学术信息，我们的研究就缺少众多可以发掘的学术资源，并无法获得“创新”的确证――我们所研究的是否世界上已经有了相同或相似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否重复了他人已经发表了的东西。另外，从音乐学界的情况来看，除了英文资料需要翻译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外文资料也需要引介。虽然我们的部分学者也可以直接研读外文资料，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便是知名的大学者也少有通晓所有外文的全才。尤为遗憾的是，目前音乐界具备英文之外各语种翻译能力的人更为匮乏。因此，学界应广泛外联、互通有无，加快这一瓶颈的突破，这就尤为要重视对翻译人才的培养。

其二，与其他学界的交流。笔者认为目前的音乐学界在这方面做的特别不够。在笔者的学术研究中，常常感受到音乐学界在不少领域进展迟缓，总是比其他学界迟延“半拍”。不少问题在其他学界如文学界、美术界已经探讨过相当长时段后，才逐渐被音乐界所关注。例如西方音乐界关于后现论的研究，在其他学界已经展开多年之后的80年代才开始，而实际上音乐实践却并不迟于 20世纪50年代，其理论研究的敏锐性相当滞后。反之，其他学界也很少和音乐界交流，其原因在于音乐的技术屏障和抽象意味使他们很难参与其中。比如美学界对于艺术概论方向的研究常常多举美术和文学的事例，却很少涉及音乐。由此可见，从音乐学研究的需求来看，音乐界应主动接触其他学界，并尽可能多地汲取各界的学术资源，促进音乐学的创新与发展。

二、加强深度与广度

填补空白的研究当然是最具有创新意义的，但是发掘全新的领域和课题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这正如心理学对“创造”概念的概括，一是“无中生有”，一是“有中生有”。对于后者，其实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两个方向的展开，一是加深，一是拓广。

1　深化学术探讨

学术研究都经历过了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我们的音乐学研究历史也不例外，也经历了引进学科概念、框架，结合中国经验，并整合成现在的各子学科的过程。例如音乐美学的学科引进是在1920年，也就是欧洲1806年出现“音乐美学”的百年之后，也即1854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发表半个世纪之后。中国音乐美学的先驱是和萧友梅，但是直到20世纪上半叶，大陆音乐美学的研究也仅仅是非常个别的个人行为，其中青主的《乐话》算得上是相对成型的研究，在当时就显得凤毛麟角般的稀少了。其他多是一些零星散论，比如黄自关于音乐审美的三层次说。如同其他学界的新知识一样，早期音乐学引介西方学科知识所进行的本土研究大都是浅层次的。尤为可悲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前几十年，由于政治运动统摄一切，音乐学研究在发挥“工具”作用的过程中，未能在真正学术意义上深入发挥作用。直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各学科才获得长足的进展。进展的标志首先就是学理的深入，许多学科首先进行了“知识拼图”式的完善工作，或将本学科的知识体系梳理成型，或引进新知识重组学科体系。在此，回顾一些学科的若干届学术年会，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深化轨迹。音乐美学前五届年会基本上都在做知识拼图，并对一些核心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如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作品的存在方式等。后来开始联系实际，如第七届年会主题“从美学的角度看中西关系问题”；最近的第八届年会的多样主题则分别体现了反思、深入和展望的学术样态。

深化学术探讨的一个途径是教学和研究相长。随着人才培养层次的提高，由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音乐学教学为创新性的研究培养了高级人才，并且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深入研究的学位论文。培养层次的提高，也反过来促进了教师研究的深化，其标志就是一大批优秀教材的问世。

2　拓展研究广度

过去受特殊时代的束缚，音乐学学科和音乐本身一样都隶属于政治，只能在既定方针的狭小空间进行半学术式的研究，其研究结果也只能体现在狭隘的功用价值上。例如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曾对一切受到革命精神否定的东西，或一概排斥或简化甚至不惜改变其本真面目。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更是如此，这点只要比较一下过去的教材和现在的教材就可以一目了然。如音乐美学的研究深受东欧影响，肯定内容仅限于反映论和情感论，研究话题也主要围绕着两个领域。很快地，随着开放程度的增加，除了引介各种现代思潮之外，国内研究也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研究视野由狭小到宽阔，由单方面到多方面。如现象学美学、释义学美学、符号学美学、心理学美学等等，从现代到后现代再到后现代之后，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和思路。

在专题研究上，由于视野开阔了，学术思维的单向度局面也改观了。民族音乐的研究吸收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滋养，从更多方面切人研究对象，如“局内／局外”、“主位／客位”、“概念／行为／音声”“历史／语境”、“浅描／深描”等等。对音乐作品的研究也从单纯的分化的形态分析或历史分析，拓展到“音乐学分析”(虽然，目前在不成熟的研究者那里，“音乐学分析”还存在着“两张皮”现象――形态分析为一块，历史分析为另一块，但毕竟思路拓宽了)。在“多元文化的音乐研究”观念影响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也大大扩展了――从汉族研究到少数民族研究，从中国56个民族的研究到世界民族音乐的研究。当然，对世界各民族音乐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和进一步拓展，这有赖于专门人才的培养和涌现。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

其一，经济原则与新概念。经济原则是音乐学文论写作的逻辑性要求之一，它除了要求言简意赅之外，还要求不滥用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科际交流频繁，新概念不断涌现。对音乐学而言，自身的新概念和借用的新概念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哪些情况下出现的新概念是合适的，哪些情况下使用新概念违反了经济原则是不合适的。从现有的音乐学成果看，成功的例子很多，比如哲学释义学的“视界融合”、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或“同型论”等概念出现在音乐学界的文论中，被认为是合适的。而其他许多新的借用概念，则还没有被认可，或者受到一些非议。这里要掌握的尺度是：可以用原有概念说清楚的问题，就不必使用新概念；只有使用新概念才能充分说清楚问题时，才可以使用。这个尺度应该得到普遍认同。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罗蒂划分“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认为前者需要公约规则，后者则奉行私人自由。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属于前者，哲学和艺术等则属于后者。如果认同的话，学术自由应该包括使用新概念的自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者是否透彻了解新概念的内涵和移植“成活”的意义。其中更重要的是还要必须考虑学术交流的有效性，对他人说话的目的是让人听懂，那就不仅要考虑新概念的适用问题，还要看对谁言说――对大众，应通俗些；对行家，则可以深奥些；对自己，则完全自由，无须顾忌新概念的适用。由此带来的困难在于“行家”的确认。现在学科分化很细，“隔行如隔山”不仅仅发生在科际间，而且还发生在层面间、思潮间。众所周知，“文化圈”已经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意义上出现了，局内人彼此能明白的，局外人未必能明白。那么剩下的就是个人的选择了――圈内交流，合适的新概念不会引起理解的歧义和适用的争议；圈外交流，则难免引起理解的歧义和适用的争议或非议。那么谁又是仲裁者?第二，新概念的使用如果包含了语境和语用的意义，那么就不能仅仅从字面的语义去理解；如果作者使用新概念还有言外之意，那么读者就不得不去揣摩其弦外之音；如果作者使用新概念出于个人风格的表现，那么读者就不得不在读与不读之间选择，别无他途；如果作者使用新概念有个人态度上的表露，那么读者就不得不去了解文本的价值观基础。例如蔡仲德的“向西方乞灵”，其价值观在于对于人本主义的思考。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出现政治棒打的误读或恶意伤害。在此，笔者 倾向于学术自律――自己不懂的东西，三缄其口。

其二，单学科拓展与多学科交叉。单学科拓展是所有学科自身发展所必需的，目前需要的拓展是知识的更新和研究对象的增加。知识更新问题放在下文谈。研究对象的拓展，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虽然学科的产生是根据当时的研究对象来设定研究范围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理论和实践都会出现一些新问题，这样新的研究对象也就产生了。例如史学，所谓“古代”、“近现代”、“当代”，这些时间概念本身是随着历史的推移而随后扩展的。“古董”的确定就和“古代”概念的确定一致，以往不被当作古董的东西，年代递增后就会被当作古董，如清代在20世纪早期并不算“古代”，现在却算在其内；“当代”则一直是跟着时间走的。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上报重大招标项目中，有一项是“西方当代音乐创作研究”，指的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近30年)的西方作曲情况研究，因为对后现代之后的西方音乐创作我们缺乏全面了解，影响了相关科研的完整性。再如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如今面对“多元文化的音乐”观念，势必要关注西方概念的音乐(以器乐为典型)和中国的“新音乐”之外的多元音乐文化现象，考察研究它们的美和审美问题，或听觉性感性需要与满足的规律。当然，这种拓展仅仅是研究对象的增加，并没有突破学科的边界而使学科变质。

更需要拓展的是多学科交叉。音乐学中本来就有学科交叉的子学科，如音乐美学是音乐学和美学的交叉学科(隶属于不同学科的子学科大都具有这种性质)。现在谈的是多学科的交叉，在可能性中有近关系和远关系的学科――音乐学内部的学科交叉属于近关系；音乐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就稍远些，而音乐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就更远。例如音乐声学、电子音乐声学属于远关系交叉学科，目前行家很少，成果自然不多。律学具有音乐学和数学的交叉性质，在当代一些学者的研究中，音乐学和数学的交叉依然可以见到，但成果也不多。音乐治疗的研究属于远关系交叉，而且是多学科的交叉，在音乐学与医学的交叉中，涉及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虽然目前多学科交叉研究比较薄弱，但这恰恰是创新研究的好领域。

三、新角度的研究

运用新知识拓展新视野就可能会产生新角度的研究成果。而用新角度对老问题进行研究，往往也能产生新的成果。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强调“视界融合”，从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新角度创新研究的可能性。在解释历史中的对象时，解释者的角度各不相同，对同一对象的释义结果也就不尽相同。延伸来看，哲学释义学告诉我们，研究音乐对象(人／事／物)使用新角度往往能看到新问题，从而揭示新意义。

关于中西关系的问题已经争论了一个世纪，但是问题就像一个死结一样，一直没有能打开。20世纪末，人们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获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后殖民批评理论汲取了后现代主义理论滋养，秉承反中心的后现代思维，对殖民主义之后第三世界的文化艺术和主体心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其中不乏新研究、新见解。“后殖民”本身就包含新意义，那就是殖民者撤退之后，原来的殖民地文化依然以西方为中心，这种现象就是后殖民现象。于是，原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后殖民批评的探视镜中，出现了新的问题，例如：音乐厅上演的音乐节目中西方音乐所占的比例，出版物中西方音乐占的比例，音乐教育中西方音乐的基础位置，社会音乐生活中西方音乐占的比例等等，都反映出问题所在。还有所谓“文化身份认同”，令人们看到对“东方”和“民族性”的强调，恰恰在另一种形式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角，认为“东方”本来就是以“西方”为中心建构出来的；对抗的方式恰恰强调了西方的中心位置和作用。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审视新潮音乐作曲家在国外的主体心性变化，例如陈其钢，从“中国作曲家”到“个体作曲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反映了他在法国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心性，为此他提出“走出现代音乐传统”的思想，显然这些创新研究都以新角度为契机。

通过杨沐、郑苏等活跃在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学者的介绍，当代音乐人类学、社会性别学研究、“酷儿理论”等给音乐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视角。如对民间音乐的研究，从当代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往往能获得新的成果。因为以往的田野作业，描述和分析对象多是音乐本身；而从当代人类学角度看，音乐是综合活动中的音声部分，必须纳入活动整体来描述和分析，才能获得对它的文化意义解释，并且当前音乐人类学的许多重要观念已经影响到了其他音乐学学科的发展。“概念，行为，音声”模式，“音乐即文化”的观念，文化圈的局内／局外、主位／客位，释义学的浅描，深描，多元主义的“文化价值相对论”，反对“单线进化论”等等，都促使其他音乐学学科变换角度研究各音乐人／事／物，改变了以往多注重音乐音响本身的研究理路，将“音乐对象”从西方概念的“作品”变换为“文化”(作品及其相关)产物。这就好比从对鱼本身的关注，转变为对鱼及其生态环境的整体关注。在这样的转变中，音乐的文化意义得以充分彰显，音乐的形态意义也得以重新揭示。再如性别研究在以往似乎和音乐没有关系或关系疏远，虽然其成果引介到国内也不多，却仍可以见出其中的新视角：将音乐行为和性别联系起来，至少揭示出以往未被发现的新的意义。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相关而不相同，它是生理性别的社会化，例如女孩从小被家庭和社会教育而成为社会观念／概念中的“女孩”，那么她在选择乐器、表演风格甚至作品风格也会流露出社会意义的女性特点。酷儿理论则提供了探究音乐家作品的隐秘意义，像同性恋倾向等，例如学界对柴科夫斯基和浪漫主义一些作曲家作品的研究。当然，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国内音乐界还很罕见。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

其一，新角度与换喻／转喻。如同新概念的使用，新角度的研究是否存在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如何鉴别是否是创新研究?新角度的研究成果如果仅仅是换一种说法，实质内容并没有新东西，那么其文本仅仅是过去文本的换喻或转喻?如果那样，学术研究的成果系列就只能是一种能指链，所指要么没有随着角度的变换而变化或增加，要么干脆从能指链的延续中脱落。但是，许多创新成果确实是新角度使然。这就确证了角度变换属于方法论的说法。不同学科往往有不同方法，一门学科往往有多种方法，一种方法往往又有多种角度。比如理论学科和历史学科在性质上有区别，因此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同，此所谓“史”与“论”的不同。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性质不同，方法也有所不同，此所谓“元理论”研究方法与“理论应用”研究方法的差异。音乐美学可以采用哲学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心理学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方法；就哲学方法而言，20世纪出现了许多新流派 如现象学、释义学、符号学、分析哲学、后哲学等，提供了许多新角度，只要这些哲学流派已经在学界站住了脚，只要真正吃透了它们，那么应用其角度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

其二，知识更新。要获得新角度，就需要更新知识，而新知识是他人的研究成果，后人在借鉴新知识时，不仅要充分了解，还要在批判、认同的基础上再选择。就目前而言问题更多的还不是批判和选择，而是了解，没有充分的了解就没有发言权。由于语言的隔阂等原因，许多国际最新研究成果未能及时输入到国内音乐界，有些新角度还未及被接受或应用；由于跨界交流不足，其他学界的新成果也未能及时被音乐学界接受和应用。特别是哲学基础，如果不明了自己和他人的哲学基础，就难以进行有效的学术对话。彼此不了解对方的视角，必然看不到别人看到的东西。此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目前音乐学界至少有两种哲学基础，传统的和现代的，也可以说是本质主义的和非，反本质主义的。虽然人文、社会科学不以时代先后，新旧来划分先进与落后，但也必须搞清楚每个发言者的立场和视角。

四、挖掘中国古代学术资源

发掘学术资源往往有两个方向，一个面向西方，一个面向中国古代。我国古代学术资源丰厚，不仅当今国人去挖掘，也为外国学者所感兴趣。对于这些资源我国学者有着天然的优势，因此对古代音乐文献和考古资源的挖掘和引用是非常有益的。

1　古代文献的梳理和考古

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梳理和考古，都会给音乐学创新研究提供新的契机。像曾侯乙编钟的挖掘就促成了史学、律学、乐学等的新成果问世，此类的挖掘还有很多，甚至改写了音乐史。一些考古发现也促使历史悬案的释解和新研究成果的产生，例如《文子》的出土和考证，解决了道家薪传之文子其人其书的真伪问题，并出现了相关研究成果。

对古代音乐文献资料的梳理，除了一般史料上的发掘、梳理、注释、研究之外，按学科类别所进行的工作也取得重大进展。例如蔡仲德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整理、注释和研究，出版的专著为学界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参考。

2　古代学术资源的研究和引用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这是老话；传统是一条河，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儒道的影响贯穿历史全程，这是共识。但是“五四”运动造成的传统断裂，而新传统中政治话语占据了相当比例，将古代传统文化当作封建的东西、落后的东西抛弃，致使文化传统也因此从社会生活和国人的思想中逐渐淡出。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了，学界重新开始挖掘古代资源，用以研究和引用。例如对《乐记》和《声无哀乐论》的研究就出现了很多成果，其中的思想也被引用来研究音乐问题。例如《乐记》的“声”、“音”、“乐”和“知声”、“知音”、“知乐”的划分，被引用到现在的音乐研究，不少学者结合音乐人类学的观念，重视“乐”和“知乐”的综合性和维度。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

其一，训诂困难。“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区别是立场的自觉。例如对《乐记》“比音而乐之”中的“乐”，有“乐／yue”和“乐／le”两说，引发了“音心对映”的争论。分析参与者的立场可以见出，有些学者采取的是“我注六经”的方式，有的学者则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不同价值立场之间的对话，如果未做到知己知彼，就很难获得有效的交流，只能是各说各的，难以达成共识，甚至难以彼此理解。当然，是否达成共识并非是学术目标，但彼此理解却需要考虑价值立场和研究方式的异同。

其二，中西关系。李泽厚近来发问：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究竟在哪里?也许一个是圆的，一个是方的，中间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边缘和基本性质的差异如何被认识和表达?20世纪以来，我们的学者大都接受了西式学术训练，知识结构、思维方式都不同程度的西方化，因此出现了以西方化的主体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成果的现象。众所周知“学理的知”通过书本获得，“亲历的知”经由实践产生；前者是理性分析的、评判性的，后者是灵性融通的、体验性的。中国的哲学基础偏向后者，例如：对古代文论的理解，没有实践体验，难以获得对“阴阳五行”、“和”、“平”、“拧薄“天”、“道”、“大音”、“素琴”等词语及其相应行为的真知；没有宗教体验，难以知道宗教音声的意义；没有民族文化局内人的体验，难以知道民族音乐的意义；没有现代音乐的体验，也难以进入它的新世界。这正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琴，其“活态保护”如果没有修身养性、超越世俗的实践体验，就难以明白怎样才是“活态”。

五、开拓新领域

音乐学创新研究的重点是开拓新领域、新学科，这如同开垦处女地，必然会出现新的研究成果。所谓的新领域、新学科，其实大都是国际上已经有的，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而尚未开辟的――有的是为突破西方中心论所做的努力，却尚未完成；有的是人才缺乏造成事业的未果。

1　电子音乐研究

电子音乐是20世纪以来才出现的新音乐体裁，对它的研究涉及音乐创作、音乐声学等等。音乐创作上我国已经有一批作曲家和作品，也有专门的教学，还有国际间的交流。音乐的电子声学和物理声学研究，在一些西方20世纪音乐研究的翻译书籍中有部分介绍，国内研究也发表了一些文论。总体上看，虽然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很少，但毕竟已经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从教学科研的格局看，目前专业的电子音乐创作、研究和教学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武汉，教育层次已经达到博士生的培养阶段。从国际范围看，电子音乐创作不仅仅由于它自身的新体裁而开拓了作曲领域，而且对传统方式的音乐创作也产生影响，例如潘德列茨基等人，就从电子音响中获取新感觉来创作。他的《广岛受难者的挽歌》等作品表现出的非常规的音响效果，特别是弦乐的音块长音，具有电子声音的特质。因此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对传统音乐方式的创作具有启发意义。此外的记谱、设备、融合(与传统方式结合)等方面的研究，对我国学界而言都是新的探索。

2　音乐批评理论

过去的历史造成我国音乐批评理论没有从学理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如今这个领域有了突破性进展。20世纪大半时间中国处于战乱和政治风云中，政治家确定了音乐批评的尺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随后制订的文艺政策，都确定了艺术批评的标准，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在政治统摄一切的年代，音乐批评理论只能由政治评判理论替代。“”结束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等等，尽管背景依然是拨乱反正，依然是政治语境，但是思想解放的局面还是形成了。加之新音乐现象不断出现，例如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许多问题亟待音乐批评参与解决，因此音乐批评理论应运而生，逐渐成势。如今已经出版了一些专著，并 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成立了音乐批评学会，建立了音乐批评网……应该说这些创新研究都为我国社会音乐生活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新视唱练耳和基本乐理

这两门是原来的定型学科，如今在多元音乐文化观念被普遍认同的形势下，凡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遗留，都应随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西方式视唱练耳和基本乐理多年来一直是我国专业和业余音乐教育的基础课程，训练出的是适应西方大小调体系和受其影响的“新音乐”的耳朵。改变这一后殖民现象，需要进行细致的论证和选择，需要具体可行的方法。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正在尝试推行一套新的视唱练耳课程，在此本科一年级学生就被要求用中国地方方言唱民歌。另外，还有教师在编辑出版的新视唱教材中引进了世界音乐，并要求唱出风格。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提出建立中国音乐体系的口号，有学者尝试建构的“中国基本乐理”，已取得初步成果。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

其一，还有空白要填补。如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世界民族音乐等，都刚做了一些起步工作，许多空白需要创新研究来填补。音乐社会学有了少量引介文献和著作，但是学科体系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才能完善。音乐传播学情况相似，它是新兴学科，在信息高速运转和流通的现当代，急需完善知识体系的建设和针对国情的创新研究。世界民族音乐一直以来主要靠引介国外采集和研究成果，但是国内毕竟也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教材。目前急需更细致而全面的著述和声像资料库的建设，以供教学和科研之需。

其二，新开拓的领域和学科还不成熟。电子音乐研究、音乐声学、音乐批评理论、音乐心理学、新视唱练耳、新基本乐理等，还需要许多艰辛的劳动才能和其他早已成形的学科并驾齐驱。音乐心理学首先需要大量翻译国际成果。新视唱练耳首先需要采集多元文化中的音乐典型，方言实在太多了，而同样多的音乐韵味也难以全部把握。新基本乐理需要后现代哲学的基础。并非“音高”“长短”“强弱”“音色”四维组织就是音乐。而且世界不同文化中的“音乐”有相同也有不同，很难用一个“基本乐理”来涵盖所有音乐现象。何况，没有全知者，无法概括一个普适性的真理体系。因此，我们能够做的是已知的音乐的基本乐理。当然，物理声学具有足够的普适性，但是音乐不仅是物理现象，更是文化现象，是多元文化现象。无论如何，这项工作还是需要做的，虽然其结果可能是各文化局内人局部概括出的拼盘。

六、当代中国学人有何独特贡献

笔者近来一直萦绕在脑际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学人给世界贡献了什么?从目前的科研成果看，我们的研究是西方音乐学或中国汉族乐学的延伸(有的是转喻或换喻式重复)；我们的理论总是在“向西方乞灵”或“向古人乞灵”中获得依据，似乎真理要么在西方，要么在中国古代。当代的我们缺乏元话语／新范畴。

“向西方乞灵”在蔡仲德那里是要向西方学习人本主义精神，在作曲家那里是学作曲技术，而在一般学者那里则是学他们的理论。音乐学诸学科大都由西方传入，它在先天上就具有西方血统，因此不断从西方输血似乎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就像子辈从父辈继承家业是顺理成章一样。20世纪中国的“新音乐”向西方学习古典作曲技术，改革开放开始向西方学习现代作曲技术；音乐学过去学的是东欧的东西，如今学的是欧美的东西。学习、引进和借鉴都是必要的，但不是完善的，最终我们还是要拿出自己的东西给世界。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要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向前迈进，且创新研究也有各种类型。在向西方学习借鉴的音乐学研究中，常见以下两种现象：直接引为论据和以西方现论反对西方传统理论。关于第一点，常见人们直接或间接引用西方文论，再加入自己的释义，即成为引进的新理论。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缺乏批判，一个是忽略中国实际。西方大学者一般都具有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往往贯通西方文化古今，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其成果显示出一种西方音乐文化的高度，令人尊敬，也值得学习。但是西方倡导的严谨的学术精神往往要求无论对什么样的研究成果，都必须经过深入的批判，确信认可后方能合理应用。所谓个人见解，严格说来只能以自己的论证来说服读者，他人的言论只能作为旁证，或作为学识的修饰。对西方大学者的言论亦如此。除非国人确实不及洋人，只能借助西方学者的论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或以西方学者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

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与西方不同，因此西方学人的音乐学研究成果并不能作为中国音乐实践的引导。例如在教育领域，中国两千年的儒家传统，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这样的传统使美育成为德育的一种特殊方式，随着中国的崛起国家重新探索检验真理的标准，逐渐意识到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除了社会政治功用之外，还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应该开发，因此在进入21世纪时提出“以审美为中心的音乐教育改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美国，也曾经提出这样的音乐教育思想，例如雷默的《音乐教育的哲学》。后来又有学者提出超越审美的音乐教育思想，如艾里奥特提出在音乐教育中施行多样性实践的主张。如果不考虑中国国情，就可能否定“以审美为中心”的音乐教育改革思路，而照搬他国的音乐教育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大陆的音乐教育思想，须以审美为核心理念，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由理性和感性和合而成，培养完整的人就应当以理性和感性的完善为目标。智育是完善理性的教育，而美育是完善感性的教育。由于过去忽视感性完善的教育，因此现在强调感性完善是必要的，更何况这样的呼吁有助于艺术的解放。

改革开放30年间，西方现代音乐理论在一些音乐学学科里被关注并引进，这些新的学科理论更新了“五四”运动以来接受的西方音乐知识，开阔了国内音乐学界的视野，促成了中国音乐学界的理论分化，所以我们也具备了建立自己话语体系的条件。近30年来不断有中国音乐学者提出建立中国音乐体系的呼吁，也有付诸行动的实践，尽管成效不显著，却显示了零的突破。在此，笔者不反对通过学习西方新理论来进行知识换血，但是也期待中国音乐学界能有自己的独到贡献，为此做了如下一些思考。

其一，突破中西关系的思维格局。了解世界才能认识自己，因此需要放眼全球。但是由于殖民主义的缘故，百年来我们一直处于中西关系的思维格局中。如今，既然认同“多元音乐文化”的国际思潮和价值观，那么就应将视界扩展到全球，特别是中西之外的空白领域。例如，目前我们的音乐美学思想史，仅有欧洲和中国两部分内容，这是不够的。要创新研究，就必须了解世界，认识自己。光这项了解世界的工作，就是浩大的工程，需要众多学人长久时间的共同努力。

其二，回归／建立自性之我。正如蔡仲德先生所大力倡导的那样，当今学人应具备独立人格、独创精神和主体思想。没有自性本我，总是以他人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就会像福柯所言的那样，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人死了”。而就言说而言，人仅仅是个传声筒，只具有传播的功能，而没有本我的主体性。独立思考的前提是具备独立人格、白性主体，但是由于教育的缘故，人被社会化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本我，所以“我思”多是按照他人引导而思，自性被遮蔽，要去蔽，就要回归本我。在这点上现象学的还原具有相似的去蔽性质，但是没有指出明确的方法。佛学所言的恒常心，即为自性本真主体，其各个法门提供了回归的方法，所以音乐学人不妨多了解一些佛禅哲学。

其三，划分公私学术行为。个人事务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话语谈学术(文如其人，自言自语中的真理)。公共事务是用群体的眼睛看世界，用群体的话语谈学术(文如其类，交相辉映中的真理)。依笔者看来，最真实的声音是“自言自语”。人，骗得了天下，却骗不了自己。个人的学术研究，须以自性主体的发见，发出独特的声音；他人或认同、或否定，已属于另一回事。假如学者的写作是为了给人看的，那么写作时已经有了针对性，有了预设的读者，或者处于一个学术共同体中，以群体的约定来思考和写作。这样，他就是一个对话者，一个现实对话网络中的结点；话题也是群体对话语境中的话题，他的思维整个地和这个网络、这个语境纠结在一起。假如他站在一定范围的“我们”的立场上思考和发表看法，那么他就是一个代言者，一个群体的代言者，无论是受委托的还是不自觉的(通常是后者)，都和自性主体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