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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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洋经济概念范文
[关键词]沿海滩涂；概念；法律属性；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2 — 0062 — 02
沿海滩涂作为巨大的土地后备资源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江苏省为例，江苏拥有滩涂面积1031万亩，占全国1/4以上，而且仍然以每年3万-5万亩的速度淤涨，而江苏的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0.87亩，为此，《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规定，到2020年计划匡围滩涂270万亩。随着开发进度，因沿海滩涂、围塘等的征收而引发的矛盾也频频出现。主要集中在征收补偿问题上，将沿海滩涂定性为土地或者海域的补偿金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学者、律师、群众纷纷呼吁，国家应尽快明确滩涂、围塘等的属性，出台相关法规，以维护滩涂、围塘使用者的权益。
一、沿海滩涂的概念
（一）地质学上沿海滩涂的概念
沿海滩涂实际上是大陆和海洋的过渡地带，在自然属性上，一般将沿海滩涂分为三部分：（1）潮上带，指平均大潮线以上的淤泥质沉积地带，此地带虽靠近海洋，但并未被海水淹没；（2）潮间带，指平均大潮线与平均低潮线之间，即潮间带之间的泥质、砂质和岩滩等沉积地带，该地带会间歇性的被海水淹没，属于典型的滩涂，或者是狭义的滩涂；（3）潮下带，指平均低潮线以下的浅水区泥砂质沉积地带，该地带是常年被海水淹没的，只是海水较浅。虽然沿海滩涂在地理特点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在生态功能上是不能分割的，而且在实际中也是常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发利用的。
（二）法律上沿海滩涂概念的冲突
目前法律上并没有一个明确而独立的概念。海洋和土地管理相关的法律都将其纳入调整范围，对其概念和范围的规定也发生了冲突。
1.海洋类法律对沿海滩涂的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海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本法所称内水，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至海岸线的海域。”因此，海岸线便成了海域与陆地的分界线。海岸线是平均大潮时水陆分界的痕迹线。据此可见，沿海滩涂中的潮间带和潮下带是属于海域的，但不包括靠近海岸部分的陆地。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5条规定：“滨海湿地，是指低潮时水深浅于 6 米的水域及其沿岸淹湿地带，包括水深不超过6米的永久性水域、潮间带（或洪泛地带）和沿海低地等。”据此，沿海滩涂虽也属海洋的一部分，但这里的滨海湿地与地质学上的沿海滩涂是同一个概念，包含三个部分。
这样，在海洋有关的法律中沿海滩涂的外延已经发生了分歧。
2.土地相关法律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74条规定，集体所有的财产包括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滩涂等。最新颁布的《物权法》第48条也规定除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外，滩涂属于国家所有。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滩涂及其他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可见，我国民法通则、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将滩涂作为土地的一种形态，而且这些法律中并没有规定滩涂仅指海水线以上的部分。
由此可见，我国在立法上对沿海滩涂的概念是矛盾的，两部分的法律既存在重叠，也有冲突。
（三）冲突的解决
很多学者提出了解决冲突的方案，典型的观点是将潮上带作为土地，而将潮间带和潮下带作为海域的一部分。这样可以兼顾土地和海洋管理部门的权力，节省立法成本，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沿海滩涂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更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如人为分割，会因为割裂其联系，导致生态功能失调，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在法律上应遵循沿海滩涂的自然属性，将其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根据可持续发展理念我们也要全面地考虑滩涂的生态功能，将沿海滩涂在法律上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此本人认为，沿海滩涂在法律上的概念应与地质学上的概念一致，包含潮上带、潮间带和潮下带三部分。
二、沿海滩涂的法律属性
那么应将滩涂作为土地的一部分还是海域的一部分呢？该问题的实质是沿海滩涂在法律上的性质问题，即其法律属性。确定沿海滩涂应作为海域还是土地，以此为出发点，才能确认滩涂使用权利的性质，也才可以为主管部门确立一个可以依据的法律标准。〔1〕
沿海滩涂是一个地质学上的概念，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属性，虽然人们对沿海滩涂有了一定的利用，但也仅限于近海捕捞和航运，相对于浩渺无边的海洋，人类的利用规模非常有限，人们可随意使用，并不必担心会与他人产生冲突，所以长期以来沿海滩涂并不是一项稀缺性资源，所以并不需要传统民法定纷止争、物尽其用的功能的规范。而按照传统民法理论，物权的客体必须为特定物和独立物，未经特定化因无从支配和公示而无法成为物权的客体，这也使沿海滩涂设定私权缺乏一定的可行性。〔2〕因此传统民商法理论没有过多的涉及有关沿海滩涂的法律规范。在我国，因没有先例可循，对沿海滩涂的法律调整存在很大争议，立法上也有很多冲突。
（一）土地权属说
如果依据现行法律和国务院批准的土地分类，滩涂属于土地范畴，则沿海滩涂存在国家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对滩涂的使用，按照物权法上土地的用途，分为两种，一是在建设用地上设立的土地使用权，另一种是在农用地上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3〕相应的沿海滩涂也应由土地管理部门进行行政管理，核发土地使用权证。
（二）海域权属说
如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沿海滩涂有大部分属于海域，则其只能归国家所有，个人或者单位可以获得海域使用权，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管理，核发海域使用证。
（三）本人观点
本人认为，如果想要节约立法成本，对现有法律不进行较大改变，则可将沿海滩涂作为海域的一部分。之所以持此观点，有如下几点理由。
1.沿海滩涂的功能更接近于海域
目前对沿海滩涂的利用主要集中在海水养殖、盐业、旅游、湿地生态保护等方面，这与海域的功能基本一致。虽然，沿海滩涂也可以通过填海造陆、围垦等变为建设用地或者农业用地，但由于成本和技术问题，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而且本人认为，通过填海造陆和围垦，已经将原来的沿海滩涂在地理性质上变为真正的土地，也就不再是沿海滩涂，应该通过征收等形式予以变更。所以与海洋相连接的沿海滩涂在法律属性上应与海域一致。
2.将沿海滩涂视作海域是大势所趋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法律将沿海滩涂作为土地加以规定不过是权宜之计，没有修订应该是没有意识到滩涂性质问题，而非有意为之。后来的《海域使用管理法》已经为修订土地管理利用类法律法规准备了衔接制度。
在海域使用管理法颁布之前，根据民法通则、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滩涂属于土地的一种，可以归集体所有，所以大量的沿海滩涂已经以集体的名义发包出去。针对这一情况，《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2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的养殖用海，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经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核准，可以将海域使用权确定给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用于养殖生产。”在我国集体经济组织主体虚位的背景下，将滩涂可以被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修改为沿海滩涂仅为国家所有，可以授权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再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其成员用于养殖生产。〔3〕可见，海域使用管理法将滩涂作为海域的一部分，我国应该逐渐有计划的修订土地管理类法律法规，使其与海洋类法律之间协调一致起来。
3.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例
在罗马法中，规定海岸延伸到冬季最所达到的极限，依据自然法而为众所共有的物。这种传统的对海洋和土地的划分，在当代也没有多少变化。在日本，认为海面以下的地域不是土地。而韩国对沿海滩涂的重视度更高，其将海岸带承认为一个独立的部分，既不归属于陆地也不归属于海域。认为海岸带是近岸带海域12海里和沿岸陆域1公里的范围。〔5〕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对沿海滩涂的利用度还不是很高，所以还没有像韩国那样独立立法的必要，但本人认为国际上通常的做法都是将沿海滩涂作为海域的，我国也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将沿海滩涂视作海域。
4.迎合了国家海洋战略的需要
国家的海洋能力（即海权）是指国家分配海洋战略资源的效率，这些资源被有目的整合在一起，以达到国家在海洋或者滨海地区的一种预想的最终状态。海权的获得是通过海洋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不断融合而实现的，它使国家能够利用其海洋基础资源并利用其外部的机会，建立有利于国家发展并且提高国家国际地位的持久性的海洋竞争优势。国家的海洋能力有赖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并与组织结构密切相关。海权只有在不断地战略实施中才能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价值。〔6〕将沿海滩涂作为海域的一部分，实现海洋的完整性，显然会提高国家对海洋的利用能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将沿海滩涂划入海洋类法律体系下调整是具有很大的前瞻性和战略意义的。
5.有利于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相对于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人们对海洋的探索和开发还是相对有限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加强，但由于认识的有限和经济利益的强烈刺激，我国对土地的开发利用还存在着盲目过度性和粗放性。而沿海滩涂具有着保护物种与生物多样性、净化环境、调节气候、稳定岸线、维系区域生态平衡的功能，其生态系统却比较脆弱，一旦开发利用不当或者过度，都会带来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利后果。而对于海域的利用，目前还主要集中在养护、养殖、盐田等影响较小的方式上，相对而言破坏和污染的力度较小，且我国对海洋的开发利用较晚，相较于土地开发的粗放和保守，在开发和管理理念上，更为先进和科学。因此如果沿用海洋类法律制度对沿海滩涂进行调整、管理和利用，对于沿海滩涂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有利。
综上，本人认为沿海滩涂应是包含滨海陆地、潮间带和浅海的整体，而且在目前法律制度下，将其法律性质视为海域更为合理。但随着对沿海滩涂认识的加深和开发利用，我国有必要在将来进行专门立法，届时可将沿海滩涂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进行专项管理。
〔参 考 文 献〕
〔1〕马得懿.法律视域下沿海经济带建设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06）：24.
〔2〕马得懿.法律视域下沿海经济带建设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06）：15.
〔3〕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81.
〔4〕张洪波.浅析滩涂的性质〔J〕.科技信息，2007，（13）.
第2篇：海洋经济概念范文
（广东海洋大学，广东 湛江524088）
摘要：海洋生态系统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开发中面临着资源枯竭、种群衰退、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传统的海洋管理模式无法应对这些突发问题，亟需人类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对其进行综合性的管理。本文从生态系统的定义出发、立足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探索了海洋综合管理的体系构建。旨在为海洋综合管理提供新的理论，来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生态系统；海洋综合管理；内涵界定；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广东省宣传文化人才专项资金项目：“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研究”（编号 XCWHRCZXSK2013-26）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吴杰（1988-），男，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洋管理与政策。Wujie124218@163.com
谢红燕（1990-），女，祖籍安徽安庆，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4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通讯作者：宁凌（1967- ），男，祖籍安徽安庆，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发展、海洋管理与政策。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5.09.020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在对海洋认识加深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手段和合理的规划，海洋生态系统破坏严重，海生生物逐渐灭绝，海洋危机不断加深。据有关资料显示：“约有一半以上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处在退化状态，这一数据可占全球的60%”，如何拯救海洋生态系统？这是人类急需解决的问题。
1海洋生态系统的发展及概况
海洋生态系统（Marine Ecosystem）是海洋中由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自然系统[1]。要明确海洋生态系统的内涵，首先我们应从生态系统（Ecosystem）的由来入手。
1.1生态系统的产生及其发展
生态系统（Ecosystem）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才产生的，其发展历程（图1）可分为4个阶段：萌芽时期；产生时期；发展演化；学科分支。
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由英国生态学者阿瑟·乔治·斯坦利（Arthur George Tansley ）于1935年提出。他认为生物与其周围的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首次将“系统”这一概念引入生态学中，标志着生态学的产生。而在此之前，有记载显示德国人K.A.默比乌斯于1877年和美国人S.A.福布斯于1887年曾分别用生物群落 (Biocoenosis)和小宇宙 (Microcosm)这两个词，描述了类似内容，可视为生态学的萌芽阶段。
A．G.斯坦利的这一“生态系”理论后来经过充实和发展，逐渐成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40年代后，生态系统由理论进入实验阶段。特别是1960年以后，基于数学、系统分析、计算机和控制论的生态系统研究，使生态系统研究逐渐由定性走向定量，并逐渐形成了生态系统的若干边缘分支。海洋生态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1.2海洋生态系统的路径及其表述
相比于其他领域生态方面的研究，海洋生态研究的起步要晚的多，于1970年后才开始。1972年美国、日本、加拿大学者基于慢性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所进行的“控制生态系统污染实验” (简称CEPEX)揭开了海洋生态科学研究的序幕。而在世纪之交，由于海岸带、河流入海口等地方的环境不断恶化、资源持续衰退，从而引起了世界海洋国家的普遍关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简称UNCED，在借鉴陆地-“基于生态系统管理”(EBM)概念[2]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出发，来管理海洋资源和开发海洋活动，从而实现沿岸和近海环境综合管和持续发展。这标志着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概念的形成，为以后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类似于CEPEX的装置，研究了包括海-气界面相互关系，水-沉积物相互关系，生物海洋学等海洋分支系统，为划分详细的海洋生态学科打下了基础。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海洋生态文献，并具体研究了海洋生态系统代表性概念之后，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海洋生态系统做表述：
（1）海洋生态系统在空间上包含近岸和大洋2大部分。近岸海洋生态系统泛指海、陆交汇与过渡地带。学者王其翔, 唐学玺（2010）[3]对此做了详细研究，并把海湾、河口、盐沼区、红树林、上升流区、珊瑚礁等9大不同类别生态系统规划为近岸生态系统。大洋生态系统指远离大陆、受人类影响小、自然调控能力强的生态系统。
（2）海洋生态系统在内容上由生物、非生物环境构成。生物环境包含海洋动、植物以及水中微生物。非生物环境由有机物、无机物、海水盐度、深度、光照、水团、潮汐等构成。崔木花，侯永轶(2008)认为这两部分对于海洋生态系统同等重要[4]，无论缺少哪一方，都会丧失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
（3）海洋生态系统在类别上是一种动力学系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既囊括了海生生物群体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互助、互动、互相影响的庞大动力学系统：又涵盖了包括生物、生物化学、地质、物理等在内的相互叠加过程及其非线性作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5]。
2海洋综合管理的发展路径
海洋综合管理是现代政府对特定海域进行的高层次形态管理，世界上实施海洋综合管理最早的国家是美国。海洋综合管理概念的发展在国际上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唤醒了沿海国家的海洋意识，并引发了学者对海洋综合管理理论的探讨。其中代表性的有：A.温内达赫尔（1980）论述了海洋综合政策的重要性；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6]对海洋综合管理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将其纳入了美国九大海洋管理种类之中；A.D.库珀[7]（1992）通过将海洋管理与土地利用管理进行比较，得出了海洋综合管理的难度更大，复杂性更强等特点，剖析了管理复杂性的原因，提出通过制定适宜的管理体系，从而获得最大化的海洋整体利益；G.皮特[8]（1992）则认为任何单一的海洋管理体系都难以应对和管理海洋系统，我们必须制定出海洋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并通过国家间的协作，实现海洋的整体优化；B.塞亚·恩[9]（1993）则认为要通过建立一种动态平衡机制，来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长期发展。
中国在海洋综合管理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学者鹿守本[10]开创了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先河，并在其著作《海洋管理通论》中对海洋价值、海洋管理特点和海洋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学者陈东胜[11]（1998）认为应在海洋权益、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三者相协调的条件下进行海洋综合管理：胡增祥等[12]（2001）则认为要制定适应本国国情的海洋综合管理模式，并将海洋综合管理的范围延伸到了公海区域，认为其理应受到各国保护；学者吕建华[13]（2004）则直接提出构建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法律法规：谭柏平[14]（2008）则认为应该将海洋资源管理作为海洋综合管理的核心内容，并且提出了一整套海洋综合管理方案：此外政府出台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对海洋综合管理内涵、海洋管理的预期目标也进行了明确阐述。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于海洋综合管理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研究基本停留在问题的提出阶段，缺乏定量化的数据研究，不能促进海洋综合管理的深入化发展。
3海洋生态系统综合化管理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综合管理的系统分析之后，本文从海洋管理的范围选取、目标确立、方法制定和实施原则4个方面来构建综合化的海洋生态管理体系。（图2）
图注: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是以实现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循环发展、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共赢为三大基本目标，在空间上包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态系统，在内容上应涵盖生物种群和非生物环境两大部分，通过立法、行政、经济三大管理方法，在遵循合理性、适应性、可持续性对策原则的条件下，来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多层次目标发展。图中的海洋非生物环境系统因其自身的循环、调节和再平衡功能，可在非人类干预下、通过自身功能来实现部分海洋综合管理目标。图2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内涵解析图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涉及空间、内容两大管理范围。（1）空间上：囊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态系统。如表1所示，近岸生态系统管理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包含河口、海湾、盐沼区等9大不同种类生态系统，需要针对9大种类系统的不同特征，制定相应的管理模式；大洋生态系统包括远洋、极地两类生态系统，需要根据生态环境进行细致化管理。（2）内容上：涵盖生物种群和非生物环境2大部分。生物种群的管理需要对水中动、植物、微生物利用特制工具，对其进行专业化分类管理。非生物环境的管理需要涉及到有机物、无机物、潮间带以及海水盐度、深度等众多问题。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包含三大管理目标。（1）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海洋生态管理应强化生态资源的持续化管理，通过纵向整合生物资源、横向发展生物链条，达到生物资源的持续化发展；（2）生态系统循环发展目标，这是海洋综合管理的难点。因为要实现近岸9大生态系统的合理循环，2大远洋生态系统的科学发展和数以亿计的种群发展，需要在综合管理的过程中做到主次分明、统筹兼顾，从而实现整体海洋生态系统的循环发展；（3）生态与经济价值共赢目标。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的协调化发展是海洋综合管理的最终落脚点。人类对海洋进行综合管理的目的，就是在实现海洋发展的同时，来为人类提供各种价值，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价值。所以海洋综合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将人类经济价值附加到海洋生态价值之中，在实现生态价值的同时，来获得人类所需的经济价值。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的三大管理方法。（1）海洋立法：根本保障海洋综合管理坚决执行的措施是构建海洋生态立法，形成一套生态管理的立法体系。这一体系的立法应该包括海洋资源管理立法、海洋环境检测立法、海洋经济发展立法以及海洋生态评估立法这四大方面；（2）行政管理：这是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必要手段。在海洋生态立法的基础上，只有依靠国家的行政机构，依靠海洋执法人员的宣传、贯彻和执行，才能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科学性、合理性发展，才能促使我国的海洋综合管理走向持续化、正轨化的道路；（3）经济措施：有效的经济措施可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全面发展。通过奖-惩结合来保证生物多样性发展；通过高科技技术投入来实现海洋生态化发展。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的对策实施应遵循三大原则。（1）合理性原则：在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对策过程中，首先应该把握对策的合理性原则，根据其海洋生态种群的特性合理地、适中地执行管理政策，以达到政策预期的最高值；（2）适应性原则：要根据生态系统的变化程度、受污染的严重程度来实施相应的对策，做到政策适应环境，对策解决问题等效果；（3）可持续性原则：在既不影响海洋自身长足发展的同时，来实施满足人类需求的适当性海洋开发活动。
4结论和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具有如下特征：它是以实现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可循环发展、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共赢为基本目标，在空间上包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态系统，在内容上应涵盖生物种群和非生物环境2大部分，通过立法、行政、经济三大方法管理，在遵循合理性、适应性、可持续性对策原则的条件下，达到多层海洋管理目标的协调发展。
要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综合化管理，需要国家、政府、人民的共同参与和推动，更需要高科技和先进技术的支撑，并通过建立海洋综合管理的评估系统和评价体系来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改和完善。本文只是对概念进行了界定，以后还需做大量定量分析，在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评估以及评估体系建立等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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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ke.baidu.com/view/3810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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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其翔, 唐学玺.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与分类.海洋环境科学，2010,29(1): 131-138
[4] 崔木花,侯永轶. 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管理探析[J]. 特区经济,2008(05):145-147
[5] 刘慧，苏纪兰．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理论与实践[J]．地球科学进展，2014,29(2):275-284.
[6] J.M.阿姆斯特朗,P.C.赖纳著.美国海洋管理[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7] Alistair D. Couper. History of ocean management.[A]/ / Paolo Fabbri . Ocean Management in Global Change [C].London: Elsevier Applied science,1992
[8] Gerard Peer. Ocean management in practice[A]/ / Paolo Fabbri. Ocean Management in Global Change[C].London: Elsevier Applied Science, 1992
[9] Biliana Cicin-S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J].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1993, 21：1-3
[10] 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
[11] 陈东胜.海洋综合管理基本概念、要素和特点[J].广东科技,1998(12)：5-7
[12] 胡增祥，马英杰 ,解新英.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政策与法律框架的思考[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56-59
第3篇：海洋经济概念范文
引言
生命起源于水，海洋就像生命的摇篮，更是旅游者的乐园，21世纪被称为是海洋的世纪，我国经济想要实现快速成长，离不开海洋经济的助推作用。海洋文化旅游是海洋经济的前奏，而灵魂是文化，离开了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展变得寸步难行，注重海洋文化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海洋文化旅游的发展，也在无形中培育着国民的海洋意识。
一、文献检索与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
曲金良教授对海洋文化做了如下表述：（1999）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由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起源。对于海洋文化旅游来说，海洋文化是海洋旅游的重要载体，没有文化的承载，旅游活动将变得商业利益化，没有个性。张金忠等认为（2012），海洋文化包含五重内涵，分别是海洋民俗节庆文化、近代海洋战争历史文化、海滨自然景观文化、海洋主题公园文化、涉海工业文化。郑岩在研究大连海洋文化时，将海洋文化分为（2013）：海洋地质文化、海洋生态文化、海洋经济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饮食文化、海洋科教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演艺文化、海洋体育文化。王东京认为海洋文化包括六个方面（2009），分别是：海洋民俗文化、海洋艺术、海洋宗教文化、海洋历史遗存、海洋科技知识、海洋饮食文化。
学者陈扬乐、王琳基于对旅游和海洋空间区域范围的界定，将海洋旅游概念表述为（2009）旅游者离开自己惯常的环境前去海洋旅游区域进行的旅游，这里的海洋旅游区域不仅包括所有的海洋水体部分，还包括陆上以海洋气候、海洋文化为主的地区。学者胡念望则认为（2014）除了海洋旅游之外，与其相关的还有滨海旅游、海岛旅游、海岸带旅游等相近的概念，这主要是针对范围大小的不同，而在旅游的形式和群上，人们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现在学者们都较为认同的是董玉明先生对海洋旅游的界定，他认为（2003）海洋旅游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海洋为依托，以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海洋游览、娱乐和度假等活动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外国学者Meriwether在研究海洋旅游时提出了（1991）平衡节约资源和沿海和海洋旅游的经济发展的四个途径，强调了海洋旅游的环境保护。Olivier Dehoorne 在研究海南海洋旅游资源和海洋文化的特点时，则从（2014）自然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和人文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两个方面来列举海南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
（二）文化旅游中存在的问题
巩慧琴、鲍富元认为（2014）随着近年来大众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游客的大量涌入，导致对旅游资源持续利用的忽视，在获取了经济利益的同时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海水污染、沙滩泥质化、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学者胡卫伟，王湖滨在研究舟山海洋文化旅游与开发策略时，发现（2006）目前舟山市的旅游业尚未形成明确的文化旅游开发指导思想和整体战略规划意识。庄大昌在研究南京文化旅游深度开发策略时，提出（2006）南京文化旅游存在资源开发的空间差异明显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深度与力度不平衡等问题。谢新＃郑立文在研究宁德市海洋文化旅游开发时，归纳了宁德市海洋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有（2013）文化特色不够明显、资源优势缺乏整合、闽台优势发挥不足、接待设施滞后薄弱等。刘勇发现制约山东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因素有（2012）：管理体制不畅、缺乏大局观和联合意识、开发同质化和浅层次严重、市场开发力度不足、旅游基础配套设施短缺等。
（三）海洋文化旅游的未来发展趋势
薛忠义、朱颜认为要在不久的未来实现海洋强国中国梦的内涵，其中包括（2014）生态海洋：通过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手段，逐步形成有力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和谐海洋：秉持合作共赢的海洋外交方针。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平友好、合作共赢”为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海洋外交发展之路，使海洋成为沿海国家的合作之海、友谊之海。魏萍萍、孙静认为（2012）海洋与内陆旅游有很多共同点与互补性， 利于旅游产业的一体化进程。并且提出了区域旅游一体化是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柳礼奎在阐述区域发展时认为应当（2015）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充分利用一体化的政策利好拓展涉海旅游。
二、结语
第4篇：海洋经济概念范文
关键词：国家海洋公园；概念；特征；建设意义
中图分类号：K928.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3.016
2011年5月19日，国家海洋局了首批国家级海洋公园名单，共7处，分别是：广东海陵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广东特呈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广西钦州茅尾海国家级海洋公园、福建厦门国家级海洋公园、江苏连云港海洲湾国家级海洋公园、山东刘公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山东日照国家级海洋公园。然而，有关国家海洋公园的系统研究在我国尚不多见，明确国家海洋公园的概念、特征以及建设意义等问题更是迫在眉睫。
1 国家海洋公园解析
1.1 国家公园的概念及特征
在研究国家海洋公园的概念与特征之前应首先明确“国家公园”这一概念。
1.1.1国家公园的概念
国家公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园，各国政府和学者对其形式和内容有着不同的理解，表1列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定义：
表1 国家公园分类体系
和国外相比，我国尚未对国家公园进行明确定义，类似于“国家公园”这一概念在我国有这样几种类型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以及生态示范区等。国家公园的概念与上述几种类型区域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尽管各国管理当局和学者对国家公园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其中具有许多共同点，鉴于此，笔者将国家公园定义为：国家公园是建立在对区域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严格保护的基础之上，由国家通过立法划出的具有明确地理边界和一定面积的陆地、水域空间，满足人类的科学研究、科普教育以及游憩娱乐等需要。国家公园通过一定范围的适度开发实现整体地有效保护，既排除与保护目标相矛盾的开发利用方式，以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保护以及适宜的旅游开发为基本策略，达到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目的，又为国民提供了游憩、教育、科研等机会与空间，是一种能够科学协调生态系统保护与资源利用之间关系的保护与管理模式。
1.1.2 国家公园的特征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定义，一个国家公园应具有以下特点：
（1）它有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通常没有或很少受到人类占据或开发的影响，这里的物种具有科学的、教育的或游憩的特定作用，或者存在高度美学价值的景观；
（2）国家采用一定的措施，在整个范围内阻止或禁止人类的占有或开发等活动，尊重区域内的生态系统、地质地貌及具有美学价值的对象，以此保证国家公园的建设；
（3）该区域的旅游观光活动必须以游憩、教育及文化陶冶为目的，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根据各种类型保护区的性质差异和管理目的不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国际上各地区设立的各种保护区归纳为6大类[11]，见表2。
表2 IUCN规定的保护地分类体系
1.2 国家海洋公园的概念
国家公园是各国目前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国家海洋公园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类型[12]。国家海洋公园通过建立以海洋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和海洋景观保护为主，兼顾海洋科考、环境教育以及休憩娱乐的发展模式，使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等目标共同得到较好的满足，因而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成为国际上海洋环境保护区设立和发展的主要模式。
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海洋公园发展中，由于不同的地理区位、自然环境以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各国国家海洋公园的类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名称也不尽相同，如：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国家海洋公园（National Marine Park）、国家海岸公园（National Coast Park）、国家海滨公园（National Seashore）、国家海洋保护区（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等（见表3）。
表3 国家海洋公园的名称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3]，略改动。
多数的海洋保护区以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要目的，并不适宜开展大规模的休闲游憩等活动。然而，也有相当数量的海洋保护区能够在确保生态系统保护的前提下，面向公众开展一定规模的休闲游憩活动，这些保护区成为了国家海洋公园的主体，例如：美国的国家海岸公园，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海洋公园等[13]。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对于国家海洋公园的称谓不一，而且在概念界定上也没有一个较为一致的标准。例如，澳大利亚政府认为[14]：海洋公园是一个多用途园区，旨在保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兼顾各种娱乐和商业活动，为此实行了分区计划，在海洋公园内划分避难区、环境保护区、一般用途区和特殊用途区，并分别为这些不同的区域设定了具体的目标和特殊条款。我国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环境保护处处长陈刚则认为[15]：国家海洋公园具备两个性质，从资源上看是一种允许面向公众开展生态旅游的地方；从自然资源的保护上看，国家海洋公园也是保护区的一种类型。
在归纳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国家海洋公园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国家海洋公园可定义为：由中央政府指定并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具有一个或多个保持自然状态或适度开发的生态系统和一定面积的地理区域（主要包括：海滨、海湾、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等）；该区域旨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矿产蕴藏地以及海洋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等，供国民游憩娱乐、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的特定海陆空间。
第5篇：海洋经济概念范文
1新形势下传统海洋经济布局理论研究的局限
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海洋产业不断优化升级，海洋经济结构日趋合理，海洋经济正在向质量效益型转变[8]。现有海洋经济布局理论在海洋经济发展新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改变，其局限性也随着凸显。
1.1研究对象的改变目前，海洋经济布局的研究对象已逐渐由港口经济、临海经济进一步向深远海方向延伸和转变。回顾传统的经济布局理论，几乎全部集中于陆域经济布局。虽然部分陆域经济布局理论经优化调整后可用于指导海洋经济布局，但是其运行机制与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9]。与陆地相比，海洋具有多种特殊属性及特征，且其属性及特征随时间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从空间属性上来说，陆域经济布局的基础为陆地，经济活动多集中于地表，地下也有少许分布。而海洋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圈层性和立体性。从圈层性来看，核心圈层为海洋，连接圈层为海岸带，外圈层为沿海地区；从立体性来看，涵盖海上、海面、海水水体、海床和底土。从资源属性来说，海洋具有丰富的空间资源、生物资源、海水资源、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等多种资源，是复合型的资源系统[10]。从环境条件来说，海洋经济布局往往要考虑更多环境因素，包括水文、气候、生物和初级生产力等，海洋环境承载能力限制着海洋经济活动的强度及规模，复杂而独特的环境增加了海洋经济布局的难度。从生态关系来说，海洋生物种群总量庞大且海洋生物间摄食关系更为复杂，加之海洋生态环境的立体性、流动性和兼容性等特征，海洋生态系统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更为繁杂。综上，海洋与陆地相比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使陆域经济布局理论应用于海洋时会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1.2核心议题的改变不同时代的经济布局理论的核心议题是有差异的。在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时，经济布局理论研究的重心随之转移，核心议题随之改变[11]。例如，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封建时代，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经济布局理论以杜能1826年提出的农业区位理论为开端，之后的经济布局理论多为对其的发展和完善。农业区位理论服务于当时经济布局理论的核心议题———获取最大化的利润收入。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各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快速发展，也推动了经济布局理论的新发展。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大工厂的出现为开端，人们开始了对于工业经济布局的关注，韦伯于1909年提出了工业区位理论。期间商业贸易也在迅猛发展，费特尔（FrankFette）r于1924年发表的《市场区域的经济规律》被认为是商业区位论的代表作之一。经济布局理论继续发展与完善，至20世纪中叶经济布局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形成了成本学派、市场学派、成本—市场学派、社会学派、行为学派等侧重点不同的经济布局理论派系[3]。总的来说，上述经济布局理论皆以经济效益作为其最关注的核心议题。数次技术革命使经济高速腾飞，而经济布局理论的发展则显得比较滞缓。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能力，信息传递方式、交通方式等的转变突破了原有经济布局理论所受到的限制，同时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自然环境的脆弱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人类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新诉求。经济理论发展到现在，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经济空间布局理论的核心议题应当由过度追求经济效率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行转变。在海洋经济布局理论研究方面中，也存在一些亟待研究的新问题。例如，如何正确认识人海关系及其时空演进过程、驱动因素、协调发展模式；如何通过多种手段全面调整人海相互作用的机制、促进人海关系和谐发展[12]等。综上，现有海洋经济布局理论是由传统经济理论延伸发展而来，在核心议题上并没有及时转变，在对海洋进行指导时具有一定局限性。
1.3理性人假设的改变理性人假设是传统经济理论最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一，然而近年来学界围绕理性人假设的讨论越来越多，诸多知名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新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现实中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不可能掌握完全信息，即所谓“理性人”在现实中一般是掌握不完全信息的有限理性人。事实上，普雷德（A.Pred）曾就所谓“理性人”不可能掌握完全信息，提出了行为矩阵理论，用来作为解释决策者和经济布局关系的一般描述模式。这类观点不仅在冲击传统经济学理论，也在冲击传统的海洋经济理论。其次，并非所有海洋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把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随着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相当一部分经济人开始把环境成本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考量指标。经济活动参与者逐渐倾向于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不计一切生态环境所要付出的代价。再次，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社会责任感正在逐渐增强。在政府规制、宣传教导和社会约束下，个人思想水平普遍提高，经济活动参与者将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降低自身对社会造成的负外部性。综上，一旦传统海洋经济布局理论的基本假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适用性，或者说其指导作用必然会大打折扣。可以看到，现有海洋经济布局理论的局限性逐渐凸显。基于这三点，可归纳出现有海洋经济布局理论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海洋经济相关领域缺乏科学适用的海洋空间布局理论指导；现有海洋经济布局理论尚未对核心议题、基本假设等做出及时调整，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应该看到，当前海洋经济发展确实需要一套科学系统、与时俱进的新海洋空间布局理论方法来指导。
2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框架
由上可知，现有海洋经济布局理论局限性日益凸显，构建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不仅必要，而且迫切。应尽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海洋空间布局的概念、原则与方式，发展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
2.1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概念的界定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是在继承发展传统海洋经济布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海洋空间资源环境属性为核心切入点，充分吸收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海洋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精髓，从平面布局、立体挖掘、数量规模、时间次序、生态系统五个角度出发，优化海洋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配置效率，推进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实现人海可持续发展的一套系统海洋空间布局思想和方法。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与传统海洋经济布局相关理论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继承发展与集成创新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研究方向看，传统的海洋经济布局理论主要关注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以实现海洋经济效益最优化；而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则依托海洋空间资源环境属性，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特征，通过平面布局、立体挖掘、数量规模、时间次序、生态系统等角度进行空间调整和优化，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整体效益最优化，以达到人海和谐的发展目标。（2）从学科基础看，传统海洋经济布局理论多是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传统陆域经济理论向海洋的延伸；而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是在继承发展传统海洋经济布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充分集成海洋学、生态学、工程学和生态系统理论等多学科精髓，形成系统的海洋空间优化布局和资源优化配置理论方法体系。（3）从实际应用看，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将突破传统海洋经济布局理论侧重于海洋产业宏观指导的局限性，将在项目用海布局、区域性围填海布局、海洋功能区划等具体操作层面上发挥理论指导作用。该理论将直接用于我国海洋管理实践，能为我国海域综合管理、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等国家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2.2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的基本原则发展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应该遵循以下几点基本原则。（1）坚持统筹兼顾。进行海洋空间布局要坚持从大局出发，全面统筹兼顾近海空间布局与远海空间布局、浅海空间布局与深海空间布局；统筹兼顾国际、国内形势，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统筹兼顾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合理确定海洋经济活动强度及规模，使海洋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2）坚持创新引领。在海洋经济新常态下，海洋科学技术对于海洋空间布局的作用空前增强。海洋科学技术对于正确认知海洋、开发利用海洋、统筹兼顾海洋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在进行海洋空间布局时，要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对相关海域进行全面了解，科学评估布局方案，充分发挥海洋科技创新引领作用。（3）坚持人海和谐。人类在通过开展海洋经济活动满足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要遵循海洋生态规律，尽可能保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人类要发挥自身的智慧和能动性，调整自身的需求和行为，按照自然规律对海洋自然界进化进行合理引导，减少对海洋自然界进化的危害，加速人类所需海洋可再生资源迟缓的自发进化过程，实现人海和谐共处、协同进化[13]。
2.3海洋空间新布局的基本方式基于以上分析，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拟通过平面布局、立体挖掘、数量规模、时序安排[14]和基于生态系统布局等方式对海洋空间进行配置。（1）从平面角度开展优化布局。即借鉴现有的海洋经济布局理论，从整体上把握海洋区域布局，综合考虑海洋经济活动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等影响，从平面视角进行合理优化布局。从大尺度来讲，平面布局优化是指基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影响因素的考量，通过用海结构调整、布局整理和海域储备，合理确定或改进海域开发利用活动的海域平面分布情况；从小尺度来看，平面布局优化是指用海主体着力优化海域使用的平面布局安排与用海平面设计。（2）从立体的角度进行空间尺度的挖掘。某些海洋经济活动可以同时进行并且互不影响，甚至不同的海洋经济活动之间能够产生正效应，如相近立体层次之间存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则此相近层次间物质循环、能量传递与信息交流将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在平面平行布局的基础上，通过三维多层的空间挖掘技术，向海上、海面、海水水体、海床和底土进行立体兼容的海洋经济布局，根据不同海洋经济活动的特征形成立体化利用格局，可以对海洋空间进行更加充分地利用，发挥其独特的空间价值。（3）从数量规模的角度进行数量与强度的优化。这里的数量规模包括区域海洋经济活动的数量以及具体海洋经济活动的强度。一方面，海洋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存在着承载极限，当海洋经济活动的数量规模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将会使海洋原有的生态和资源禀赋遭到破坏。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活动具有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其布局阶段数量规模不同往往会导致未来效益不同。因此海洋空间新布局理论应以数量规模作为重要研究方向，综合考虑数量和规模引起的各种效应，并通过具体模型对海洋经济活动的数量规模进行合理约束，提高海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4）从时间次序的角度对开发活动进行时间顺序的优化。时间次序包括不同海洋经济活动开展的先后次序，以及海洋经济活动进行的时长与频度。各项海洋经济活动都会不同程度对邻近海域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在该海洋区域进行的海洋经济活动，因此必须合理安排各项海洋经济活动的时间次序，科学调整海洋经济活动进行的时长与频度，从而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的整体最优目标。（5）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海洋空间布局的整体优化，这里的生态不仅表示生物学上生物与其周围生物与非生物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概念，也表示各细分系统之间相互融合、嵌套等复杂关系。海洋作为一个复杂而独特的生态系统，其内部生态关系及作用机制复杂，有必要正确认识这些复杂的生态关系和作用机制，加强对于海洋生态系统规律与海洋生态关系的认知研究，科学合理规划海洋经济活动，在满足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最大化生态效益，实现双向促进。
3结语
第6篇：海洋经济概念范文
公海是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公海对包括沿海国内陆国所有国家开放，公海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主张对于公海享有专属的管辖权。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里确认了公海自由的制度，公海自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公海自由包含航行自由、飞越自由、捕鱼自由等六项自由，对于充分利用公海提供了前提，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公海上出现的海盗问题，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等，由于各国没有单独管辖的权利，也缺乏约束的机制，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公海出现的问题，制定完善的公海管理制度很有必要。
【关键词】
公海；公海自由；管辖权；公海管理制度
1 公海概述
1.1对于公海的认识和划分
人类对于海洋的认识，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分别是：15世纪以前，人类的航海技术比较低下，对于海洋的认识和利用基本是渔业和盐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航海和远洋事业的大发展，海洋成为了重要的交通通道，海洋承担起了重要的运输职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陆地上几乎没有可以自由”瓜分和掠夺”的场所，人类开始认识到海洋的经济价值，海洋逐渐成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15世纪以前，人们认为公海包括的是整个海洋。那个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缓慢，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不发达，特别是航海技术落后，人类对于海洋的认识是不全面和粗浅的，全球性的远洋航行不发达。在这一时期，对于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有限，并没有真正确立公海的范围。16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阶段，欧洲在16世纪开始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对于海外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强，这就为远洋航行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随着各国航海业的不断发展，对于海洋的分割和抢占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出现了领海的概念，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做法，领海的范围没有一致的范围。在领海之外的范围即是公海。这个时期，由于海上争霸现象的出现，法学家格劳秀斯发表了《海上自由论》一书，认为海洋不能成为任何国家的财产。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海的范围相对明确了，范围也缩小了。在领海之外还划分了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在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区域是公海。
1.2公海的概念
1982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公约》界定的公海的概念，是用否定的列举方式，排除了领海、专属经济区和群岛水域，除了这些领域之外的海洋部分即为公海。公海不同于以上的这些区域，它不具有专属性，它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开放，包括沿海国和内陆国，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在公海自由的活动而不受其他国家的干涉，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等等。
2 公海管辖权
公海上的管辖权不同于国家的管辖权，国家管辖权基于国家的具有专属性，国家管辖权依据不同的标准具体包括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和普遍管辖权，其中属人和属地管辖是最主要的管辖管，另外两种管辖权起到辅助的作用。公海因为没有专属性，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对公海进行利用，所有每个国家都不能对公海行使属地管辖权，其他三类的管辖权在公海的范围内行使是没有问题的。
2.1国家普遍管辖权在公海的行使
在公海上行使普遍管辖权主要是针对在海上发生的被国际上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罪行和行为，主要包括海盗罪、非法广播、贩运奴隶罪和犯罪。因为这些罪，侵害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对整个国际社会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贩卖奴隶罪，这是对人的基本人权的侵犯。各个国家在公海上都可以对这些行为实施管辖权。
对于在公海上实施的这种管辖权，是通过登临权来实现的，登临权又称临检权，它是指一个国家的军舰、飞机或者其他的政府船舶和飞机，在公海上实施的行为，前提是认为被检查的船舶从事了以上行为或者船舶悬挂的国旗不符合规定，如果经证明没有违法事实，对于被临检的船舶的损失负担赔偿责任。所以，各国都谨慎行使登临权，首先是尊重各国的船旗国国内的管辖权，其次是避免为自己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由此可以看出，普遍管辖权作为补充手段，来保护海上安全。
2.2属人管辖权在公海的行使
在公海上行使属人管辖权主要是针对在公海上行使的船舶及飞行器，船舶和飞行器的国籍国享有属人管辖权，国籍国如何确定很关键，以船舶为例，船舶以其在领域内登记并且取得该国的国籍作为船旗国，该国对于船舶和船上的人、物，以及在船上所发生的行为和事件享有管辖权。在公海上，以船上悬挂的国旗为判断依据，原则上船上只允许悬挂一面国旗，并且航行的过程中不得更换国旗。另外对于悬挂两面或者多面国旗的船舶，视为无国籍船舶，任何国家的军舰或者以政府的执法船舶都可以登临检查。船旗国对于本国的船舶享有专属的管辖权，说明在船舶内部，尊重船旗国国内法，这也明确了公海上发生行为的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划分，也保障了海上的安全和海难救助的实施。
2.3保护性管辖在公海的行使
保护性管辖权的行使，主要是针对公海上的污染事故，从而由沿海国主张行使的一种管辖权。由于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航海事业的不断发展，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流入到海洋的污染物越来越多，虽然海洋是天然的净化器，但是自身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近些年来，海洋污染非常严重，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造成海洋污染的污染物主要有石油及其产品、热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放射性物质、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污染事故频频发生，对于沿海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对于这些污染，由利益受到损失的沿海国管辖是比较公平的，原来一直由船旗国管辖，船旗国管辖不免会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从而推卸责任，不但不利于维护受害国的利益，而且也不利于防止和治理海洋污染海洋生物的延续和发展。
3 公海管辖权面临的问题及解决
3.1公海管辖权面临的主要问题
如前所述，公海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开放的，是人类共同的财产，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主张对于公海的专属管辖权，这体现了公海的法律性质。可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目前对于公海的管辖权的行使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第一，公海管辖权制度对于海洋大国有利，而对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没什么实际的影响。对于公海上实施的普遍管辖权，对于船舶的技术要求的非常高，否则不可能实现这一权利。显然，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技术并没有那么发达，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权利，对于海洋大国则有更多的优势。
第二，保护性管辖的实施对于受害国不利。原来一直是主张有船旗国来行使对于海洋污染事故的保护性管辖，经过沿海国等受害国的强烈的要求，1982《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实施保护性管辖的主体是船旗国和受害国相结合的原则，但是权利很不平衡，公约里的很多条款都对船旗国有利。
3.2公海上管辖权面临问题的解决建议
目前存在的公海管辖权制度，只对部分的海洋大国有利，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益处。这样的制度不利于保护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无法很好的治理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生物的保护。我觉得应该完善目前的海洋法律制度，制定更加合理的规则，本着从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另外，建立专门专业的负责公海事物的管理机构，更有系统的管理公海上发生的事宜。
【参考文献】
[1]1982年《海洋法公约》
第7篇：海洋经济概念范文
1大学生海洋意识培养的相关理论基础
11海洋意识的相关理论概念
截至目前，学术界尚未对“海洋意识”有较为公认的理论概念。然而，不管从何种角度界定海洋意识，从本质上说，海洋意识是特定历史时期人海关系观念的综合表现，是公民个体和各类社会组织在长期的涉海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战略价值和自然规律的认识。
12大学生海洋意识的内涵及培养的重要性
2016年11月4日，国家海洋局对外公开《2016年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MAI）研究报告》。评估结果显示，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意识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仅为6002，勉勉强强过了及格线。国家海洋局将以“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为衡量指标，评估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工作成效，并针对国民海洋意识提升工作提出6点建议。其中，强调要增强基础，继续完善海洋意识学校教育；要深化研究，持续掌握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态势。
大学生树立的海洋意识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海防意识或海权意识，而是涵盖社会生活及日常生活诸多领域的海洋意识。至少应该涉及海洋强国战略意识、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意识、海洋安全和国防意识、海洋管理和海洋法制意识、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意识、海洋生态环保意识、海洋科技和海洋文化意识等范畴。
2高校涉海二级学院原生传媒机构成立的必要性
2015年7月广海水院凭借“基于南海现代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水产学科”项目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为了进一步弘扬广海水院的办学理念、总结教学科研及学生工作经验，发掘教学科研及学生工作特色，及时向全院同学精准传播水产界的最新发展动态，加深校友和母院的联系，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学院将原团委学生会宣传部和院刊部进行资源整合升级，于2016年4月14日创建了水产传媒中心，力争建成为立足广海水院，服务院党团学，传播水产前沿，加深校友联络的综合性融媒体服务中心。本中心下设舆情监控组、网站管理组、微博微信组、音像制作组、文字编辑组、海报LED组六个小组以及通讯员人才库。
作为水产传媒中心的创始人、指导老师，笔者对海洋和水产的情愫由来已久。毕竟，笔者曾任职于中国渔政广东总队湛江支队东海大队，曾常随执法船出海巡视和执法，对近海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有较深了解。后来，到韩国国立交通大学留学读研，尤其是在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实习期间，亲眼目睹了韩国在完善海洋航运业、海洋港口等基础建设以及制定海洋环保方案的前提下，深入将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为其海洋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在发掘公海深海域海洋资源、培育海洋生物工业、研发海洋能源等方面早已发展到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得益彰的高级阶段；日本更是将这些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分层次普及，国民的海洋意识遥遥领先于我国。因此，笔者深感机遇与挑战并存。
3高校涉海二级学院原生传媒机构的建设成效
以水产传媒中心（以下简称为“水传”）为例，创立一年以来，在大学生海洋意识宣传报道教育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从下设部门职能角度来看：第一，在舆情监控建设方面，水传动态掌握和分析学生舆情、水产界发展动态，提供分析报告；第二，在网站管理方面，水传除了抓好传统的学院官网建设，在全校评比中名列前茅，还牢固树立融媒体传播海洋意识的理念，积极探索推进“易班”建设，一方面是学生和老师易班注册率、实名认证率、班级群覆盖率自始便领先于校内其他学院的同类宣传机构；另一方面是公告、热门话题、资料库文件、调查问卷和轻应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稳步提升，关注度持续走高；尤其是引导学生积极使用易班平台中的“优课”功能，推荐海洋意识相关的热门课程和精品课程给学生；第三，在微博微信建设方面，目前水传同时负责运营着?W院团委学生会和中心的两个公众号和两个微博。根据学校公布的评比结果，无论从总推文数、阅读数、分享数、点赞数的数据来看，还是从推文分类（如讲座、学术报告类，宣讲会、竞赛类，交流会类，大事件通知类）综合指数来看，中心都领先于兄弟学院；第四，在音像制作方面，中心在各类常规较大活动中均已达到音像制作配套宣传。目前，水传正在探索最新的VR虚拟现实技术运用于广海水院的特色赛事：生态鱼缸大赛；第五，在文字编辑方面，水传与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建立合作关系，由该协会提供更多的传媒技能及平台支持。目前，组委会的合作媒体之一，水传培养出的学生采编团队已成功对接中国国际水产博览会和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较为出色完成任务；第六，在海报LED及人才库建设方面也潜移默化地表现海洋意识和水产意识元素。
从大数据统计来看，在这365天期间，水传的各个平台总共推送了457篇资讯，日均125篇。其中，体现海洋意识的资讯为248篇，占比过半。
在周年庆之际，水传根据建设成效推出系列报道《水产的名义》（共10篇），并凝练出“水传精神”和“水传训诫（又称水传三力）”，以凝聚共识，迸发精神动力。
4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宣传工作的建设瓶颈及努力方向
有学者研究主张：海洋新闻话语权就是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媒介关于海洋意义诠释的一场争夺之战。当前最基本和最关键的问题是关于对“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这样一对二元对立概念的结构。[5]作为海洋大学涉农涉海二级学院原生的传媒机构，水传责无旁贷。但激情与喧嚣的背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
41海洋意识传播主体、客体及资讯来源的局限性
作为国内高校首个旗帜鲜明提出“水产传媒”概念的原生宣传机构组织，水产传媒中心在成立之初便将传播主体定位为具有水产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和老师。此举始于我们坚信只有更多的有海洋和水产学科背景的人士站出来，坚持发出专业的、理性的和权威的声音，正面地传播海洋意识和水产意识才能取得更高的普通民众关注度，而更高的普通民众关注度又反作用于海洋传媒和水产传媒，鞭策我们更加科学地、客观地传播海洋意识和水产意识，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乃至倒逼传统主流媒体加大海洋领域的报道篇幅，加快平衡我国大陆文明（数千年黄土农业文明和近百年现代大陆工业文明）与海洋蓝色文明的严重不对称。
然而现实来看，有别于文学院和信息学院学生的专业性或就业的刚性需求，涉农涉海学院融媒体运营团队中的学生可能是出于兴趣爱好、好奇心或者责任心而参与学院的宣传工作，传播海洋意识短期内来看仅仅是担当的体现；教师队伍的主要工作则在教学及科研，尤其我们水产学院是研究型和应用型见长的学院，在教学大纲没有明确将传播海洋意识作为考核指标的前提下，他们依旧潜心于科研而无暇顾及宣传，甚至某些年迈的习惯于默默无闻严谨治学的老教授在某些情境下对新媒体传播还持反感态度。因此，这种磨合并非短期内能轻易完成的。
羽翼未丰的水传传播客体目前还主要局限在在校青年大学生和教职员工，即大部分影响力仅在大学校园内，校外影响力也主要在校友群体。
资讯来源虽然主要提倡原创，但是水传毕竟是校园公益非营利性组织，难以和市场上的传媒公司、出版社等在稿酬方面相提并论。对教师水产科研成果的宣传，出于知识产权保护考虑，也只能是等其在传统权威机构获奖或公开发表后再申请授权转载。
42海洋报道诠释框架努力方向
目前，广海水院现设水产养殖系、海洋生物系和海洋渔业与科学技术系，有水产养殖、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生物科学和水生动物医学4个本科专业；水产养殖、海洋生物、渔业资源和捕捞学4个学术型硕士授权点及1个农业硕士（渔业领域）专业学位点；水产学为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围绕学科优势，水传今后将从经济发展、文化娱乐、科技进步、渔业农业、灾难事故、交流合作6个方面来完善海洋意识宣传报道教育体系。
第一，经济发展方面。在建设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顶层设计下，在学校所在地湛江市正在建设环北部湾中心城市的区域格局中，水产传媒中心将继续把握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被誉为“中国海洋第一展”）和中国国际水产博览会两大展会永久落户湛江市的天时地利，加快培养更多的具备水产学科背景的学生记者，锻炼其自身传媒技能，积极参与海博会和水博会深度报道，而不止步于初期的猎奇状态。
第二，文化娱乐方面。无数的事实证明，硬邦邦地将政治性很强的海洋政治灌输给“95后”大学生往往收效甚微。水传将继续以融媒体视角，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平台宣传生动有趣的海洋文化，如休闲渔业、滨海旅游等，促进海洋意识更贴近日常生活、更引领休闲时尚。
第三，科技进步方面。一是要继续加深与学院科研人员的交流，增进互信，努力早日实现通过水传的平台同步学院科研的最新成果；二是结合近年来学院考研率和录取率呈爆发式增长的良好势头，创新宣传表彰考研先进学子的方式，树立典型，让水产优秀学子用现身说法来感染身边同学，精准传播海洋蓝色意识。
第四，渔业农业方面。海洋渔业农业是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最具历史年份、最具功能基础的领域。如何与时俱进地将其报道诠释得合乎新生代审美而不拘泥于强调养鱼养虾而脚丫腥臭、皮肤黝黑的艰苦卓绝，值得新一代水产传媒人深思。水传将尝试研发海鲜水产选购App，让指尖与舌尖同样流行起来。
第8篇：海洋经济概念范文
中图分类号D60；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2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4
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事件涌现。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连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岛浒苔事件，都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与日剧增，这将加快我国沿海核电站等大型节能工程的建设；海外贸易的增加，由于船舶减压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陌生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难以把握海洋环境风险的真正状况，从而使得民众的风险感知经常发生错位：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的危害性感知不够（如大多数人对海洋洋流紊乱的危害性认知不足），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过度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规模抢盐事件）。而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错位，将给海洋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治带来挑战。诚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众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分析其形成机理，将有利于我们科学有序的进行海洋环境风险防治，从而实现沿海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
1文献回顾与评述
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大量环境问题，“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风险的研究相契合，环境风险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风险”理念，对不同的环境风险防治方案进行权衡比较[2-3]。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认为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倡导对环境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风险”不仅仅是客观的，还具有主观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4]，以及斯洛维奇（Slovic）的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等[5]，开始从“主观”角度研究风险，即更强调“风险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环境风险、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6]。Wen Xue等人运用文化风险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群体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环境风险意识差异[7]。这一对环境风险的研究视角，也为我国一些研究者所接纳，开始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例如黄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国一些大型环境事件的引发，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8]。胡象明等人也认为从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9]。
王刚：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领域，有部分生态学、海洋学等理工学科的学者以“海洋生态风险”为主题，研究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但是未对其社会效应展开研究。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展开了研究。王琪针对海洋危机、海洋突发事件的政府协调不畅，提出完善对策[10]。崔凤在研究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时，概括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四个特点：隐蔽性、影响的广泛性、治理难度大、后果难以评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关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环境抗争的研究。陈涛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环境抗争中的一些行动策略[12]。并指出海洋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源自粗放型海洋开发模式。唐国建针对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渔民环境抗争展开了研究，从而对现实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议[13]。
文献表明，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应急管理”及“环境抗争”的研究上，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有效吸纳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研究侧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处理上，而缺乏对前提风险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专家难以有效地评估社会民众的风险感知[5]， 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法将使得最终的结论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识到采用传统的数据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方式而采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进了有关风险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数据的分析还是传统的，因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弥补传统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 & Strauss 于1967年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尴尬壕沟”[15]，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目前，扎根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扎根理论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之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鉴于海洋环境风险属于全新的概念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因而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最为适合。
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逻辑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理论备忘录（Theoretical 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Fig.1Flow chart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开放式编码亦称之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 Coding），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从而发现核心观点。持续比较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从而能够帮助发现范畴（Categories）。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提炼核心范畴。理论备忘录是对于新涌现概念的感觉、思想、观点的记录，其又可细分为程序备忘录和概念备忘录。排序是在经过理论饱和检验之后，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命题。理论编码，亦称之为理论建构（Theoretical Building）或实质代码（substantive codes），是从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主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以及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而形成假设以解释理论。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扎根理论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最终指向。
2.2资料搜集与整理
扎根理论研究的成败，其基础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够全面、真实的资料和数据。鉴于问卷调查很难获得直接全面的资料，而且在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们采用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访谈法操作灵活，优秀的访谈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局限[17]，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资料。此次参与访谈的研究人员共22位，使用统一的标准访谈提纲（表1），针对44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44份访谈记录。通过比较和筛选，剔除了语焉不详、简单敷衍的14份访谈记录，最终选择了30份内容翔实、资料可信的访谈记录。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此次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意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内陆区域人员参与访谈，获得了内陆人员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获知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广度和主观性。
扎根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最终，由理论编码收获理论命题。鉴于三个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编码。而在此省略持续比较、理论备忘录和排序。
3.1开放式编码
在访谈结束后，课题组最终通过挑选，确立了30份访谈对象，形成了30份访谈记录。我们随机挑选了其中的25份访谈记录，对其进行编码。为了更好地提炼访谈记录的内容，以及保证编码的顺序，课题组对访谈记录进行个逐级详尽的顺序编码，采用了“逐行编码”的方式。其编码的顺序为“访谈记录序号――回答问题序号――回答问容的句序号”。例如编码为“25-2-1”，表示该样本编号为第25份访谈记录，第2个回答问题的第1句回答。经过编号，最终获得了756个编码序列。在对这756个编号序号整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出了49个概念。49个概念出现的次数并不相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有害工程项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态破坏1海洋外来物种入侵5；海洋物种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态系统崩溃5；海洋过度捕捞7；21海洋环境污染1陆域排污11；海洋倾废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浒苔泛滥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质灾害1洋流系统紊乱6；海啸3；海底火山爆发1；41海洋资源损害1沿海滩涂侵蚀3；围海造地10；滨海湿地退化4；海岸线侵蚀4；海洋资源破坏251海洋（环境）
属性1海洋具有流动性6；海洋的变化性6；海洋生态的高度复杂性4；海洋的一体化8；海洋的跨区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环境的潜伏性和积累性3；海洋环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与
经济增长1沿海经济发达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业众多5；沿海港口与航道增长771海洋环境信息1海洋环境信息负面报道2；海洋环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设施1非法核电站6；不当油储站4；有害工程项目791海洋环境
社会意识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4； 海洋社会组织缺少3； 海洋环境保护教育5101海洋环境管理1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交叉3；海洋环境保护责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环境执法5；海洋环境保护法规5；海洋环境保护资金4；海洋环境监管3111海洋环境
保护技能1海洋环境保护技术6；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数字，表示在编码中出现的次数。
3.2选择性编码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选择性编码亦被称之为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开放式编码使资料和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而选择性编码则将之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将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构成分析的范畴。课题组根据Strauss和Corbin的三个分析维度（条件；行动/互动；结果）[19]，以发现49个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推理。经过归类，将开放式编码的49个概念进行整合和梳理，将之归纳成为11个范畴（表2）。
3.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从资料升华为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理论飞跃的“质变”步骤，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归纳能力和创造力。在理论编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建立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将提炼的11个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将之形成三个主范畴：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表3）。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自然因素是基础，其发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会因素。在社会环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响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图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态破坏111海洋环境污染121海洋地质灾害131海洋资源损害141海洋（环境）属性151沿海人口与经济增长16心理因素1海洋环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设施18社会因素1海洋环境社会意识191海洋环境管理1101海洋环境保护技能11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可以确定何时可以停止资料的采样。我们将30份访谈记录中剩余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概念的提炼，没有涌现出新的概念，也没有发现新的逻辑脉络和关系，这说明上述编码的25份访谈记录已经完全容纳了相关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确定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是饱和的。
在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时，课题组还还对本次访谈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间隔一个月后，课题组对其中的5位访谈对象进行了二次访谈。比照第一次访谈内容，访谈对象对其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可以获知本次访谈对象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稳定的。
4研究结论和主要认识
4.1海洋环境风险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细其形成机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卡斯帕森夫妇及斯洛维奇等人提出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析框架[6]，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环境/生态灾害与社会风险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风险”一词时，就意味着加入了社会及心理认知范畴的因素。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风险被归因于作出的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的因素[21]。简而言之，单纯涉及自然的外部灾害，可以将之称之为“危险”而非“风险”（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险事件（风险事件）经过信息流的的传播后，公众认知及一些标识呈现出来，在危险达到“污名化”的状态后，风险涟漪形成，从而达到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过渡到了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因此，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危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完全符合了这一风险分析过程。课题组在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后，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自然因素”作为“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源点，也是风险形成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中，海洋危险事件是一个种类繁多、性质多样的集合体。例如在所提炼的49个概念中，有32个概念是自然因素。换言之，从概念的数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据了概念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也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险事件的庞杂，无疑预示着海洋环境风险具有多触发性和易发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环境危险事件形成后，会被相关的群体转化成信息流，并通过有效途径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作为风险信号，成为连接危险事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桥梁，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意义的危险向社会意义的风险的转化。风险信号遵循“信息流―信息沟通―意象形成”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引起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注意的话，就会被单向地传递给相关的公众和群体，从而形成海洋危险事件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访谈中，“非法核电站”、“有害工程项目” 等概念已经形成，它取代“核电站”（或“沿海核电站”）、“工程项目”（或“沿海工程项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着标签和污名化的表达语词：“非法”和“有害”。这预示着在风险信号形成过程中，“去污名化”对于海洋环境风险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当风险信号形成后，就会被“社会因素”接纳后，从而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诚然，这种社会风险并非是单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维奇很早就发现，民众与专家之间在对待风险上是存在差异的[5]。因此，当公众眼中的风险远远超过专家所评估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强化或者放大；当公众的认知/行为显示风险远小于专家判断提示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弱化[23]。海洋环境风险信号的社会放大/弱化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是公众认知，即风险信号是否契合公众所具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其文化价值观，一个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的公众很容易接纳这一风险信号，反之亦然；二是社会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门是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发现，风险的信任是多维的[24]。信任包括 “诚实”维度和“称职”维度双重维度，前者指风险管控者在风险信息方面对事实的忠诚度，而后者则指风险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风险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中，前者体现为受访者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方面的关注，后者体现为对海洋环境保护技能方面的关注。
在海洋危险事件、风险信号、公众认知&社会管理三个阶段的风险形成后，风险涟漪形成。风险涟漪的核心是直接相关的当地居民。其他的组织，例如企业、社团、政府等都会裹挟其中，从而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我们在借鉴卡斯帕森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图（图3）。这一形成机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如何经过社会放大，从而具有了社会风险特性的“海洋环境风险”。
图3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
Fig.3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mplification proces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risk
4.2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海洋环境风险最终指向的多元化认知。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区分海洋环境风险的最终指向是什么，即风险的标的是“针对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抑或是“因由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质言之，前者的风险本质是一种自然风险，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曼的观点，前者是一种“危险”，而后者才是一种“风险”。大部分的访谈者的访谈内容，其提炼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据绝大部分。这说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
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存在多元认知并不难理解，它也从侧面说明了风险认知及其防治的艰难。诚然，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多元认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当前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就存在四个维度：经济维度、安全维度、社会（心理）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是经济学、管理学科的认知模式，更多地将环境风险拘于自然状态，从客观的角度去认知风险，秉承成本-收益的风险防治策略；安全维度则是法学的认知模式，秉承预防原则去防治风险；社会维度，或者称之为心理维度，则是心理学、社会学的认知模式，它们从主观角度去认知风险，将环境风险定位为因由环境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态风险则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其“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更为常用的一个术语，它强调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和损害[25-26]。在海洋环境风险认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环境科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因而更多地从生态维度去认识，“海洋生态风险”也是一个更为普遍地概念。而当更多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海洋环境风险研究时，对其认知就发生了拓展和转移。
我们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获知了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保持了一致。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认知模式，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者们需要保持一种更多宽广的防治视野。
4.3对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鉴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内涵及特性认知，有着双重的认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需要做出有效地区分，例如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前者体现在民众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关注，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众对项目管理者及管理状况的风险关注。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对沿海核电的反对，并非单纯是针对核电，而是针对核电的管理状况。当课题组针对一些明确表现出对沿海核电焦虑的民众表示核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能源构成时，很多民众表示“发达国家的管理严密，可以消除风险，而咱们中国还不行”，表现出对管理状况的风险认知。因此，合理区分这两种风险认知，从而针对其不同的风险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将更为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
诚然，要有效降低民众对沿海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最为核心地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并防止其向社会风险转化的根本途径。雷恩与莱文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于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27]。海洋环境管理的优化及海洋环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和恐惧。这是因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以至于增加风险感知。
4.4海洋环境风险具有“镜像”效应等其独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运作逻辑一般的环境风险，因其传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数量可控，因而其影响范围大致固定，其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环境风险另当别论）。但是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经常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镜像”效应的出现。所谓“镜像”效应，即是指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产生了错位，甚至导致风险源属地的社会风险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风险放大。“镜像”效应的实质是造成跨区域的风险感知。由于海洋的一体化和流动性，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感知经常是跨区域的，风险策源点与风险影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访谈对象的职业、地域等并不影响其对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和建构。实际上，不仅仅本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的运用中发现了这一运作逻辑，现实的案例事件对此有所印证。例如厦门的PX项目搬迁至漳浦县古雷镇，但是却在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引发环境风险恐慌，造成跨区域的海洋环境风险[28]。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风险，在某些状况下有着其独特的运作逻辑。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镜像”效应的产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体现为所在区域的区位及危险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位于风险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发生“镜像”效应；心理因素体现为受影响地对风险信号的心理认同程度。如果受影响地居民对核电持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更易发生“镜像”效应；社会因素则体现为所在区域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状况与海洋的关切程度。研究发现，沿海区域如果存在较多的海洋养殖，或者海鲜类食品在居民日常饮食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时，更容易引发对其他沿海区域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产生“镜像”效应。
海洋环境风险具有的“镜像”效应，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更易发生，也更难以掌控其涟漪的范围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种可能引起“镜像”效应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风险范畴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的基础。
5结语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海洋环境风险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提炼了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有关联的49个概念，并凝练出11个范畴，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主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开创了海洋环境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试图不带预设和先见地去界定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发现其形成机理及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入探讨海洋环境风险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等都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扎根理论力图不带偏见地和价值观地去发现理论，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扎根理论的重点不在于证明理论，而在于建构理论。课题组在访谈中，由于访谈记录人员数量较多，其访谈的自然语言可能对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引导和诱导，从而使得理论带有一定“建构”的成分。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使用上，本课题组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也没有从Glaser的“理论代码家族”（theoretical coding family）的理论框架角度去进行深层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论代码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是被称之为“6C”的六个维度：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性（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没有对这6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然，本文也研究也没有对一些相关因素展开严谨地相关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没有对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如通过扎根理论对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的海南、辽宁的省份进行比较，从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层次、社会因素对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影响；没有对形成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没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发挥何种比重的作用；本课题对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划分也可能存在绝对化，其中一些范畴可能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属性；也没有更细致地提炼其他特征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系统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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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海洋经济概念范文
关键词：隆起带；沿海经济；河北省
一、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含义
河北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河北省要建设成为“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这是河北省到2020年内需要团结奋斗的战略目标，在这一战略目标的指引下，河北省要“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构筑区域发展的新格局”。基于此，“沿海经济隆起带”是河北省实现“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战略举措，对于这一战略举措的解读，要从其字面的基本含义及战略目标所要求的综合含义的两方面进行统筹理解。
(一)字面的基本含义
“隆起带”的本义是指高于四周的、形态上为巨大突起的地带。显然，这是一个具有比较意义的概念，这一地带的隆起程度，受制于四周范围的多大和多高。结合修辞学与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沿海经济隆起带”有如下两种解释。
一为“沿海经济的隆起带”，以“沿海经济”来修饰“隆起带”。在这里，“沿海经济”(coastal economy) 是指位于海岸带的经济活动，主要指依靠沿海才能发展起来的海洋经济（ocean economy）、或发展的更好的其他产业经济。海洋经济主要指海洋捕捞业、海洋船舶工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等海洋产业，无沿海的地理位置就无这些产业的形成，而靠沿海才能发展的更好的产业经济就比较广泛，比如钢铁业，不靠沿海也能发展，但如果沿海，就能降低成本，从而发展的更好，如一些钢铁工业向海洋港口附近集中，既充分利用了水资源，又能依靠海运条件进口铁矿和煤炭资源，产品出口也比较方便，日本钢铁工业一直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沿海型布局，绝大部分的钢铁企业分布在面向太平洋的带状工业区内，形成近1000公里的沿海钢铁工业带。
二为“沿海的经济隆起带”，以“沿海”来修饰“经济隆起带”。在这里，“沿海”指的是沿海地区(areas of the coast)，是指有海岸线（大陆岸线和岛屿岸线）的地区。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上靠近海岸线200公里左右的范围一般都是经济比较发达和活跃的“隆起带”，全球临港经济占世界经济GDP总量的60%以上，世界上35个国际化大城市，31个是沿海港口城市，其中前10名又都集中在港口城市。在我国，沿海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由1990年的54%上升到2005年的65%以上，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5%。就河北省来讲，沿海地区包括唐山、秦皇岛和衡水三个地区，海岸带总面积达10 364.2平方公里，其中陆域2 372.2平方公里，在487公里海岸线上不但分布着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甸港和黄骅等港口，而且还有13万公顷未利用土地，其中大部分为盐碱荒地，在不占用耕地的情况下可以建设沿海工业基地。因此，从经验和远景上看，河北省可以通过整合港群体系、高效利用盐碱荒地等措施，积极推进曹妃甸工业区、沧州渤海新区和秦皇岛临港经济区建设，发展沿海经济，形成一个隆起带，以此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源，从而带动全省的发展。
总体上看，第一种解释是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沿海经济隆起带”，第二种解释是从生产力布局的角度来理解“沿海经济隆起带”。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今后河北省要大力发展沿海经济，使其成为河北省更好更快发展的又一重要支撑点，从生产力布局的角度看，就是使沿海地区成为河北省经济增长的又一增长极。
(二)战略目标所要求的综合含义
今后十五年河北省的战略目标是把河北省建设成为“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这一宏伟战略目标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因素”的重大战略转向，是河北省在新起点上的更高追求，改变了河北省长期以来的内陆心态和在战略定位上“认识不清”和“目标不高”等的弊端，强调要用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来积极推进河北省现代化的进程。有了“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这一战略目标，其他战略措施、战略步骤等都要围绕这一目标来展开，“沿海经济隆起带”作为支撑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战略措施，自然有战略目标对其的综合要求。从“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战略目标出发，“沿海经济隆起带”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概念，主要是指通过发展港口、集聚产业、优化城镇布局、紧密联接经济腹地来实现沿海经济产业带和沿海地区的隆起。这些沿海地区或沿海经济，不但要实现自身的隆起，而且要带动腹地的更好更快发展，单纯自身的隆起是“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对其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以沿海经济为龙头，以沿海地区为增长极，促进河北省成为沿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省，如果沿海经济隆起带成为脱离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飞地”或“发展岛”，那么从全局的角度看，这一区域发展战略措施就没有完成区域发展战略目标赋予其的职责。
另外，从日本等发达沿海经济与腹地经济的关系看，腹地经济是沿海经济的持续动力，要想真正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就必须切实实现腹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今后应遵循“隆起沿海、依托腹地、海陆联动”的发展思路，把沿海经济的优势与腹地经济在产业、资金、科技、人才和机制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做到海陆统筹，相互促进，实现沿海和腹地的协调发展、持续发展。
二、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的必要性
(一)打破内陆思维方式，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需要有一更积极的思路作指导
自20世纪初德国首先编制区域规划之后，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也都陆续编制了各种类型的区域规划，对优化本国空间结构、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一国或地区如果不客观对待自身禀赋条件和发展阶段、不善于挖掘自身的优势或者挖掘自身优势的方向不对，就必然形不成清晰的发展思路，其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就有可能不是最优的，也达不到决策层所要求的目标。
长期以来，作为东部区位的、与其他东部省份有较大差距的河北省，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常常有内陆思维方式，习惯于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时将自身的定位放在中部地区，倾向于和中部比，在执行中更热衷于向中央争取一些中西部的政策待遇，以京津为中心、服务京津的做法在经济发展的战术层面是合理的，但在经济发展的战略层面却使河北的 主动性有所降低。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为河北省编制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指明了方向，从而使规划方案更加合理和规划实施更加主动。
(二)摆脱资源和市场的约束，河北省工业化需要有港口来支持其更好更快发展
从世界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进程来看，有了沿海经济带并不必然能够完成工业化，但大力发展港口经济、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却是大多数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对河北省来讲，目前处于重化工业迅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需要大量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尽管可以通过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扩大国内市场来缓解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和市场的压力，但扩大资源供给和拓展市场的范围也是在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从长三角产业升级与转移途径的经验看，大进大出是支持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和升级的必要条件，只有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才能加速将河北省已有的重化工业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市场和资源进行有效融合，才能为河北省完成工业化和进一步开放开发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才能为河北省稳定我国原材料工业大省的地位开辟新的空间。
三、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的意义
(一)有利于推动河北省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海洋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新热点和全球竞争的新舞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海洋经济GDP平均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长，据报道，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沿海国家普遍抓紧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如美国出台《美国海洋行动计划》，加拿大制定了《加拿大海洋战略》，韩国了《韩国21世纪海洋》国家战略。
与海洋经济的这种高成长性和重要性相比，河北省海洋经济呈现出总量小、行业弱、城市产值低、增长速度缓的弱势特征。
1.从海洋经济的总量看，在我国11个沿海省份中，河北省的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和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仅比海南和广西高，在全国倒数第三，从经济发展实力看，海南与广西和河北省不具备可比性，因此，在具有可比性的省份中，河北省实际上是位居最末。2005年河北省的主要海洋产业总值为367亿元、增加值为164．3亿元，仅分别相当于邻省山东的15%，与广东的差距就更大。
2.从行业看，山东省的海洋渔业和海洋盐业的产值在全国位居首位，上海的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船舶工业的产值在全国排第一；广东的海洋油气业和海水综合利用中高居全国首位； 浙江省的海洋工程建筑业和海滨砂矿业的产值名列全国第一；江苏省的海洋生物医药业产值在全国位列第一。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河北省海洋产业的各行业在全国都不占优势，当务之急是在摸清这些行业家底的基础上，在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的战略目标下，制定科学的海洋产业发展规划，避免盲目的全面开花，而应根据各行业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整合资源、找准突破口，实现海洋产业的持续发展。
3.从沿海城市的平均产值看，两个省辖市天津和上海已过千亿元，不具有可比性，河北为93．08亿元，在全国位居第9，比广西和海南高，其他省份的城市均超过150亿，山东为277亿元，辽宁155亿元。
4.从增长速度看，通过比较我国沿海主要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发现，河北省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慢，河北省秦皇岛从1990到2005年增长了1倍，但全国平均增长了5倍，隔海相望的辽宁营口更是增长了30倍，天津增长了10倍。
河北省通过发展沿海经济隆起带，促进海洋产业的持续发展，不断把海洋潜在的资源优势和港口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实现海洋小省向海洋大省、强省的转变。做大做强的海洋产业通过增量加速发展的方式，对河北省产业结构长期以来“调而不动”的被动局面将有较大的冲击，有利于河北省通过新的产业增长来优化产业结构。
(二)有利于河北省沿海城市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促使其在京津冀都市圈中崛起
21世纪是城市的时代，城市在国家间、地区间竞争中扮演主角的机会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重要。城市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个城市就应有良好的城市形象，一个好的城市形象能够帮助城市争取到更有利的竞争优势，获取更丰富的资源，捕捉更多的发展机会，并且能够挖掘和吸引经济增长要素，大幅度提升城市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一个好的城市形象必然凝结着城市市民的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和自豪感，并且能为城市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的价值回报，从而实现城市的崛起和可持续发展。
有关网络资料的简要描述表明，河北省沿海城市的形象有待美化和提升，如唐山的城市形象是“炼钢和炼钢炉最多的城市”。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对河北省沿海城市提高竞争力至关重要，“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这一战略措施的提出，为这些城市的形象设计指明了更有追求的目标。
对于河北省在京津冀都市圈中的唐山、秦皇岛、沧州三个沿海城市来说，搭乘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重新定位来获得自身发展条件的机遇恐怕在数十年内不会再现，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并乘势而上，则三个城市的发展将会迈上一个崭新的发展平台。因此，河北省沿海城市应树立良好形象，适应区域发展新形势和产业竞争新格局的需要，在“京津冀”都市圈中找准自身的定位，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进一步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积极但有选择地承接京津的产业转移，加快形成分工合理、重点突出、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的区域产业结构，目的是借助都市“圈”的发展实现城市自身“点”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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