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经典案例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劳动经济学经典案例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劳动经济学经典案例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外招生；案例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8-0221-03

一、引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步际化，教育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越来越多的外籍和港澳台籍学生进入中国大陆求学，而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之一。本文将这批学生称为“外招生”。外招生与大陆学生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在接受具有中国大陆发展和文化背景的知识时，常常存在不同程度困惑，有的学生甚至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为了满足这部分学生的学习需求，有必要精选一些与外招生知识背景相符合的案例作为教学素材，从而提高学生的解读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以暨南大学为例，其作为国务院侨办主管的一所高等学校，每年均吸引大批外籍和港澳台籍学生前来求学，其中香港和澳门籍学生占了外招生的主要部分。而港澳籍学生的背景也存在差异，一部分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居民，一部分是定居香港不久的具有大陆背景的学生。前者对香港的社会和文化比较了解，而后者则对大陆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学生的异质性很高，这对案例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本科教学中的《宏观经济学》为例，阐述在面向外招生的经济学教学中，案例选择的基本思路并举例加以阐述。

二、面向港澳籍外招生教学案例的选择思路

在很多高校中，具有大陆背景的外籍生或港澳台籍生，和在境外土生土长的外籍生或港澳台籍生共同构成外招生这一群体，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背景差异性很大。于是，案例的选择是否能满足这些异质性程度高的外招生群体的学习需求变得十分重要。以暨南大学为例，该校的外招生主要来自于港澳地区，同样的，这些外招生有的具有大陆背景，有的没有。因此，精选具有港澳社会发展背景、又与中国大陆发展有关的学习案例，将能满足这一群体中不同个体在基本学习需求上的差异性，有助于这部分外招生理解相关知识理论。

目前，很多国内高校在本科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使用的教材是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所著的《宏观经济学》（以下简称“曼昆教材”）。该教材大部分采用的是美国本土或者具有跨国性质的案例，较少涉及中国案例。在引入这样的教材后，有必要进行一些本土化改造。案例的选择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而由于“一国两制”的背景下，港澳籍学生与大陆学生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甚至价值观有一定的差异，因此，若能选择一些既与大陆发展有关，又具有港澳背景的案例作为教学素材进行分析，相信将能很好地提高教学质量。笔者认为，这样的案例选择思路可以遵循以下两点展开。

第一，以大陆与港澳两地经济、文化交往衔接的领域为切入点，就相关的事件、政策的发生和实施改造为案例进行分析。由于这样的案例涉及两地交往，因此具有两地背景的不同学生均对相关事件有一定的了解，能提高学生的理解度。另外，由于两地的交往涉及“一国两制”下的相关安排，这些事件很难在西方经典教科书中找到解答。通过对这些经济现象的剖析及与经典经济理论的比较，可加深学生对经济学基本理论、规律和行为的认识。第二，选择港澳地区存在而大陆地区并不普遍的事件，将其改造成案例进行分析。西方教材中很多经济学理论的阐述是基于西方经济运作模式进行的，我国大陆地区虽然同属市场经济制度，但与西方仍然存在差别。在“一国两制”下，港澳地区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其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较为接近欧美等地的模式，较容易在西方引进的教材中找到解释。因此，以港澳地区发生的经济事件为基础改造成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加深学生对基本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基于以上两个原则，在下一部分，我们选择“香港移民条件”、“香港‘优才’计划”和“澳门政府‘现金分享计划’”为例进行说明。

三、案例举例

按照上部分所阐述的思路，我们选择三个案例来简要阐述一下分析要点，他们分别涉及可贷资金市场理论、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凯恩斯交叉理论。

1.案例：香港投资移民条件。在知识点“可贷资金市场”的学习中，香港投资移民条件中关于获准投资资产类别的改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视角。在2010年以前，拟投资移民者获准投资的香港资产包括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前者包括香港的商业、工业或住宅物业，包括土地和楼花；后者所指定的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存款证、后偿债项，以及合资格的集体投资计划（即单位信托基金或互惠基金）。但自2010年起，香港投资移民门槛由650万元港元增至1000万港元。同时，房地产暂停列为计划下的获许投资资产类别。对于这一改变，可以通过可贷资金市场原理进行分析。

在可贷资金市场中，供给为储蓄（S），需求为投资（I）。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外来的资金注入香港资本市场，将使得储蓄增加，从而利率（i）下降。降低的资金借贷成本促进了投资，从而有利于经济，这就是投资移民政策的主要目的。这种情况即图1中的（a）。然而，若允许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则可能出现图1中（b）的情况。此时，虽然储蓄增加到S2，但是也增加了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鉴于房地产业在香港的重要地位，总投资也增加。若I1增加至I2，利率的下降幅度大大小于（a）所示的水平，而仅位于i3的水平。进一步，若投资增长至I3，利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至i4。此时，可贷资金市场变得更为紧张，资金借贷困难，不利于生产的扩大。2010年的政策改变，其原因属于（b）所示的情况。

该案例的背景事件是“投资移民”，而很多新定居于港澳的学生是随着父母的投资移民进入香港的，因此，这些学生对该政策比较熟悉。同时，投资移民也引起香港本地居民的关注。因此，该案例能同时吸引两类港澳生的关注，符合我们所述的案例选择原则。另外，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以香港资本市场作为背景进行案例改造分析，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该案例分析，学生对可贷资金市场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同时，有助于学生区分经济学理论中的“储蓄”、“投资”和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所指的“储蓄”和“投资”的区别。

2.案例：香港“优才计划”。香港“优才计划”旨在吸引香港境外优秀人才前往香港定居或获得香港雇主的聘任，提升香港竞争力。但是在香港地区内，有不少声音批评该计划导致外地人员与本地人员“抢饭碗”，挤压本地人员福利。

这一争论可从国民收入分配理论中获得解答。在完全竞争、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均衡时要素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出。因此，实际工资，即实际劳动力报酬等于劳动边际产出。在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下，劳动力L越大，实际工资越低。“抢饭碗”的理据就在于此。见图2中的（a），当劳动力L1增长至L2，虽然产出可以从Y1增长至Y2，但是B点的斜率（边际产出）小于A点，即劳动的实际工资下降。在这一案例中，需要教导学生了解“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含义，以及“沿着曲线的变动”和“曲线本身的变动”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意味着同质劳动力的投入，在不改变生产函数的条件下，劳动力的增加导致边际产出下降。但是实际上，“优才计划”的目的可用（b）来解释。该计划是想引入香港的稀缺人才，使生产函数F1改变为F2。并且在任何L的水平，劳动的边际产出均上升。通俗而言，即人才的引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同样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从而让全体劳动力拥有者获益。见（b），稀缺人才的引入使得产出曲线变动，由F1（K，L）变为F2（K，L）。那么在更多的劳动力水平L2上，产出更高。C点的边际产出高于B点，也可能高于A点。

香港作为大陆和国际社会的桥梁，一直以来都吸引大陆人才进入香港。实际上，“优才计划”实施以来，获得其资格进入香港的大部分是大陆籍人士。因此，具有大陆背景的学生愿意关注此政策。同时，由于该政策也引致香港本地人员的担忧，土生土长的香港籍学生也愿意关注此政策。符合我们所述的案例选择原则。通过该案例，学生可以学习到以下知识点：内生变量引起的沿着曲线的变动，和外生变量引起的曲线本身的变动；劳动边际产出递减的适用条件等。

3.案例：澳门政府“现金分享计划”。澳门特区政府自2008年起，每年均向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派发不同数额的现金，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该计划受到许多市民的欢迎，但也引来批评。其中的一个质疑在于：“现金分享计划”无助于澳门长期经济发展，无法提高其竞争力。该政策的理论基础即为典型的凯恩斯主义中的财政刺激政策分析。在凯恩斯交叉理论中，均衡时有：Y=C（Y-T）+I+G。但是，学生普遍误认为“现金分享计划”即为政府支出G的提高。其实，“现金分享”属于转移支付（Tr）的范畴，即Y=C（Y-T+Tr）+I+G，效果相当于减税（T下降）。

对于该计划的质疑，可以使用边际消费倾向的改变来解释。也就是说，Tr的增加或者说T的减少，也可能同时减少了边际消费倾向：C'（・），使得乘数变小。如果对其进行拓展分析，可以进行“现金分享计划”和消费券效应的比较分析。我们知道，有的地区为了刺激低迷的经济，政府向居民派发消费券，例如旅游券等。当居民在进行此类消费时，消费券可以当现金使用。消费券效应与“现金分享计划”不同，假定居民使用了消费券，并且其他条件不变，我们可以将此时的均衡改写为Y=C（Y-T）+C+I+G。C即为居民使用消费券的支出，由此，消费券效应相当于政府购买的乘数效应。

澳门政府“现金分享计划”实施已经多年，成为一个比较规律性的政策，类似的事件在大陆地区比较少见。因此，该案例能够用于理解相关理论，弥补缺乏大陆背景案例的缺点，符合案例选择原则。通过该案例分析，可以使得学生加深对乘数的理解，以及转移支付、政府购买、税收等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异。

四、总结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籍学生和港澳台籍学生进入中国大陆留学，面向这些外招生教学中的案例选择变得重要。本文以暨南大学港澳籍学生为例，说明这些外招生群体内部在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榱寺足这种异质性对学习的需求，案例的选择应该以两地交流频繁的领域为切入点，或者选择港澳地区市场经济条件下较为普遍而大陆缺乏的有关事件或政策进行改造分析，从而提高异质性外招生群体对基本知识的理解。本文通过“香港移民条件”、“香港‘优才’计划”和“澳门政府‘现金分享计划’”为例对案例的选择和分析要点进行了阐述。

参考文献：

[1]Mankiw N. G.，Macroeconomics，9th edition，New York：Worth Publishers，2016.

[2]安然，张仕海.亚洲来华留学生教育需求调查分析[J].高教探索，2008，（3）：103-108.

[3]丁笑炯.来华留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基于上海市四所高校的数据[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6）：38-43.

第2篇：劳动经济学经典案例范文

（一）国外“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组织体系

1.萨缪尔森体系

凯恩斯认为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接下来30年中，凯恩斯的思想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其中之一就是萨缪尔森），于20世纪60年代建成了一个系统化、模型化的“凯恩斯学派”。各种“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是学者对经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总结，教科书中比较经典的宏观经济理论内容差异不大，但在具体内容的组织安排上体现出编者的观点和思路。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占据当时教科书的主导地位，这和当时正处于顶峰时期的学派有直接关系。总需求理论是萨缪尔森体系的核心。

2.曼昆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西方世界普遍蔓延着滞涨现象。这种通货膨胀和失业相伴的经济现象是“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于是新的经济现象激发了经济学家的思想火花。弗雷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高峰。之后，以卢卡斯、穆斯、萨金特、巴罗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发动了“理性预期革命”。学派纷争最后的结果是很多宏观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多数学者认可“古典理论用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在解释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行为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的说法。聚焦到教科书理论体系上，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被一些评论家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开始引起轰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在内容组织上很明确地将宏观经济理论分成两部分内容———长期和短期分析，这基本是古典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不同时间范畴的应用，称之为曼昆体系。

（二）国内“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组织体系

国内“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组织也经历了从萨缪尔森到曼昆体系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学课程引入国内，萨缪尔森体系也就最早地体现到国内教材中。“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编著大体按照短期到长期分析的理论演变脉络，按如下顺序安排宏观经济学内容：基本概念和理论铺垫、宏观经济分析概述、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及政策效应分析、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以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下）为代表。随着曼昆体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著作的中译本在中国的流行势头逐渐超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成为国内选用较多的原版经济学教科书。同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的理论体系也逐渐被更多的中国经济学者接受，成为国内学者编著“宏观经济学”参考的对象，黄亚钧的“宏观经济学”即为主要代表。

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体系架构及在中国的教学实践

（一）“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体系架构

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前者是以价格理论为核心，采用个量分析方法，分析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优化资源配置；后者是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采用总量分析方法，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宏观经济学学科体系由一个总量指标、三大模型和四大问题构成。总量指标指国内生产总值GDP；三大模型分别指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以及AD-AS模型，核心是IS-LM模型；四大问题分别是失业问题、通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周期问题。整个体系框架包含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首先对宏观经济学进行概括性描述。分析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演进，以及该学科的知识体系；其次，阐述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以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重要的IS恒等式，为引入三大模型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作了铺垫。第二部分是封闭条件下的三大模型，重点阐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观点及总需求分析模型。一是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模型。该模型假定投资需求为外生变量，不受利率影响，只分析产品市场的均衡,也只涉及消费需求对国民收入决定的影响；二是IS-LM模型。与简单模型不同，该模型假定投资需求为内生变量，是利率的减函数,引入投资变动分析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进而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三是AD-AS模型，为接近现实，放宽假定，引入AD-AS模型，分析总需求、总供给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其中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也有非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第三部分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问题分析。通过引入BP曲线，建立IS-LM-BP模型，分析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收入决定问题。第四部分是宏观经济学问题分析。运用上述模型探讨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四个主要宏观经济问题。第五部分探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动态和前沿问题，主要分析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经济学流派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

（二）“宏观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教学实践

1.经典宏观经济理论在中国不完全适用

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宏观经济理论从来都是与现实经济环境紧密相连的。虽然不同学派针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得出不同的经济理论,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环境的。市场经济在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中国说来仅仅几十年的事情，几乎是全新的概念。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建立的过程中,通货膨胀、失业会出现明显的过渡阶段的特征,成熟市场机制下的的失业、通货膨胀理论有时难以准确解释中国特有的失业、通货膨胀现象，出现非完全的适用性。

（1）失业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

自然失业、周期性失业是基于发达国家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运行历程总结出来的失业理论。最早定义自然失业概念的弗里德曼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周期性失业由凯恩斯提出，他认为经济衰退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周期性失业的根本原因，主张以扩张需求为手段，通过看得见的手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体制仍然存在，且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够通畅。因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二元经济中的农村失业、转制过程中国有企业的隐蔽失业转化为公开的失业，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因此，中国特有的失业背景是我们参考借鉴发达国家的失业理论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2）通货膨胀理论在中国的非完全适用

依据发达国家发展规律总结出来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将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两种。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通货膨胀是微弱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严重，如果忽略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标准，显然不够准确。中国80年代末到90年中期的通货膨胀从生成机制上看更多的是和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经济转轨中，市场货币化表现为长期的成本推进，从而造成了结构性物价上涨。经济转轨之前，中国的初级产品、基本服务实行福利化低定价，工业品高定价，生产要素的低回报。转轨过程实际是上述价格向市场化合理价格的调整过程，表现为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初级产品、基本服务价格价格回归合理、价格上涨，实物性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推开基础上的工资成本真实化。这样的过程分解到各年度表现为成本推动，也必然会使各年度物价水平出现上涨。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必经过程。

2.对经典“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继承和丰富

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从别人的实践中获取经验，因此，对于经典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国内教科书大都予以继承。要完成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使命也需要从现阶段实践中总结教训。加入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有这种意图，同时也是宏观经济学现实性的一种体现。

（1）对经典“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继承

总体看我国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组织体系可以分成萨缪尔森体系和曼昆体系，围绕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开放经济等基本问题展开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IS-LM模型、AD-AS模型、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但上述理论源自于对西方经典教材的借鉴，也就是以西方国家的国情为基础的，其中的案例和资料、数据也以西方国家为主。

（2）“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丰富

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既要体现理论性又要体现实用性。这就要求教学内容要更加客观。西方经典宏观经济模型和理论得出的假设前提当前在中国适用与否、中国特色宏观经济问题出现的现实背景一定要在教学内容中进行明确，这更加能够体现“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实用性。如何以合适的方式引中国宏观经济问题进入教科书，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引入后，篇幅的大小也需要谨慎对待。目前看国内编者主要的引入方式有以下三种：第一，以案例或者阅读材料的形式将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引入“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同时详细论述该问题的市场条件。第二，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后，在章节总结处，通过介绍理论在中国的不完全适用性引入并简单交代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第三，单独列出一个篇章，详细讲解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以第一和第二种方式引入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一般所占篇幅不大，论述不够详细，但重在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和西方经济理论的直接对比，结论鲜明。第三种方式虽然论述全面，但初次接触宏观经济学的学生容易产生中国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理论脱节的印象。总之，任何方式引入带有中国市场条件基础的宏观经济问题都有其优点，缺憾也无法避免。

三、“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的改革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的主体内容

目前围绕“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改革，国内学者并没有很大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讲授式的教学很难解决理论的抽象性，在有限的课时限制下，想完成宏观经济理论同时结合中国宏观经济实践，有一定难度。而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却可以根据不同宏观经济理论的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如讲授宏观经济的测量时可以采用仿真式的授课方式，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对理论的掌握也就更加准确。对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学习可以采用专题报告的方法学习，通过课前的资料准备和课堂上的分组报告使得复杂的理论更加条理化，不仅满足学生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愿望，也能降低抽象的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难度的愿望。同时，多样化教学包含学生课前准备的阶段，课时安排也会缩短。

（二）互动式教学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实践

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为教学方式，具体而言即改变教师一言堂知识灌输的教学方法，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研究式教学适合培养理论研究型的重点院校的学生；由于普通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和互动式教学方法的“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能力”优点高度契合，因此互动式教学是普通本科院校经济管理类学生比较适用的教学方式。互动式教学的实现可以有很多方法如专题讨论、专题报告、案例分析等。以下以自然失业理论为例对互动式教学课前准备和具体过程设计做一简单陈述。

1.教科书选用

选择一本合适的具有中国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理论体系清晰完备的教科书是互动式教学的首要课前准备。本次互动式教学教科书选用贺金社编著的《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幸福和谐框架》（下），2014年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该教科书内容的特点是借鉴曼昆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和理论框架，反映经济思想的演进历程，同时注重理论内容和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

2.内容选取与教法的确定

其次，合适的教学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互动方式选择对互动式教学的成败也很关键。失业问题一直是宏观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当代大学生最为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大学生会由该问题直接联想到自己毕业后的就业情况，因此对国内的就业环境和失业的具体情况有很强的了解动机，具备了学习失业理论的强大意愿。同时在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已经学习了不同类型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方式。在宏观经济部分学习了测度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的指标。该部分学习中学生已经有了如下的知识基础：世界劳工组织对于失业的定义、失业率测量方法，我国的失业率测量手段，我国官方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学生具备了学习失业理论的基础知识。我国的具体国情是缺乏实际的失业率调查数据，较难运用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课堂互动。失业理论学习采用专题报告和讨论具有可行性，但专题讨论更加适合学生高度参与。自然失业理论为教科书的第十七章，根据教学大纲安排，本章内容课时设置4个学时。2个学时时间可以安排第一至第二节“失业的分类和职业搜寻”理论。

3.教学目标设计和教学内容

开展互动式教学前教师一定要做到对教学目标和内容了然于心，以免互动中偏离主题。本次失业理论的学习最后要达到以下效果：

（1）教学目标设计

通过自然失业理论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古典学派的失业理论。另外失业理论与现实联系紧密，对教学内容应该适当展开，开阔学生的视野与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通过讨论自己寻找“中国目前失业总体状况”这一问题的答案。

（2）教学内容

主要完成三部分教学内容：失业的分类，职业搜寻理论对自然失业的解释，我国的失业现状及治理。

4.互动式教学的任务驱动

基于教学目标和主要内容，教师和学生应该做到互动前心中有数，互动时言之有物。因此无论是授课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做足课前准备，查阅资料、预习理论内容，否则，互动讨论或者转化为教师的一言堂，或者浮于生活争论，脱离理论学习。

（1）教师的任务驱动

教师将学生分成4组，然后分组抽签，根据教学大纲设计自然失业的4个讨论主题，分别为自然失业的分类及中国现阶段的自然失业类型、职业搜寻理论以及中国就业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动趋势、发达国家的失业治理对策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失业治理对策。基于讨论主题，制定3篇必须要查阅的经典参考文献，组织学生查阅资料，引导各小组成员代表阐述本组观点，其他组成员可以反驳、质疑该观点，进而形成辩论、产生思想碰撞，最后主讲教师进行归纳总结。

（2）学生的任务驱动

本次课要求学生对失业理论和中国的失业现状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作为讨论课要求学生对这些内容首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根据教师的安排每组学生必须通过图书馆或网络查阅以下3篇参考文献：⑴袁志刚的《失业理论与中国的失业问题》；⑵张怡的《有关中国失业问题的思考》；⑶张少为、贾明德、刘艳的《改革30年中国失业统计的测算与评析》。然后根据本组抽中主题，小组成员进一步查阅及丰富参考资料。根据本组抽中的讨论主题，合理安排宣讲组员、辩论组员、质疑组员等身份，团结协作。

5.互动式教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小结

第一，国内教科书呈现百家争鸣状态，很多高校都编著了自己适用的教科书，因此互动式教学教科书选取面很广。教科书选取应该关注教科书的内容体系是否具有经典性、教科书中理论是否和现实有机结合。第二，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丰富，每一部分教学内容可能都有比较适用的互动式教学方法。每个教师可能都会针对自己的授课对象和授课内容做出选择，选择时应该充分考虑相对于授课对象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和对象的可参与程度。第三，互动式教学最忌形式主义，互动一旦脱离教学目标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互动式教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设计要严谨，确保内容能够互动，同时互动不脱离内容。第四，互动式教学中，教师始终是一个主导者，无论是生生互动还是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教师要始终掌控互动不偏离主题；内容上，教师设计的程序合理、任务驱动准确是关键所在。好的程序设计不仅能使学生始终不偏离主题，而且能充分考虑授课时间。好的任务驱动应能够在内容主题下实现充分互动，不至于无话可聊。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由上述“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的分析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丰富是以现实的经济环境为基础的，体现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性兼具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中国宏观经济问题被引入到教科书中，为中国“宏观经济学”教学方式的改革提供了基础。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教学方式方法引入中国，“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式改革也顺应趋势出现，这就要求“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不能仅是西方经典理论的总结，如果加入中国实际的教学内容则更加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容易开展教学方式改革。教学方式改革又进一步加速了教科书的改革。第三，“宏观经济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共融共生、联系紧密，抛却其中一个谈另一个问题很难说清，这也是本文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的最主要原因。在“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改革间互相促进的良性作用下，教学机制得以改善，最终达到契合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二）推进“宏观经济学”互动式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第3篇：劳动经济学经典案例范文

关键词：博弈论；本科；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251-02

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最新发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博弈论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科研以及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应用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所以，许多高校的经济与管理专业都与时俱进地将《博弈论》作为本科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然而，由于《博弈论》发源于运筹学，对数学理论的要求较高。尽管博弈论中许多案例（例如“囚徒困境”、“性别大战”等）具有较强的趣味性，但一旦从形象的案例讲解转入到抽象的理论推演，学生难免会遇到较大的学习困难。因此，如何使学生既掌握基本理论又能够加以运用，就有必要对大学本科阶段的《博弈论》课程从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博弈论课程的教学特点

1.教学过程通常浅入深出。谈及博弈论，人们往往会想到“囚徒困境”、“田忌赛马”等经典案例，这使得博弈论的内容显得比较生动，也易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因此，通常博弈论的教学会以简单的案例分析为切入点，以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但随着讲授内容从纯策略的纳什均衡分析，逐渐向合作博弈、演化博弈、重复博弈等较为复杂的博弈分析过渡时，往往会涉及到一些较为复杂的数学定理和推演方法。这使得博弈论的教学体现出浅入深出的特点。

2.需要较好的数理基础。早期，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它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兴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因此，经过科学抽象化的博弈理论，一般采用严谨的数学语言来进行表述。例如，对问题的描述是以集合的形式表达，对关系的刻画是以函数形式表达，并通过严谨的数学证明得到最终的结果。这需要本科生在此前具有较好的高等数学、数理统计和运筹学基础。

3.应用范围广泛。由于真实的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使博弈理论可用于经济、政治、外交乃至战争等广泛的领域。博弈论可以将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进行数学的抽象，并通过严谨的数学推导，揭示该经济现象的发展趋势和可能产生的最终结果[2]。例如，演化博弈理论，有助于理解生物种群之间的进化行为；信号传递原理，有助于理解军事中的策略互信行为；委托—理论，有助于理解劳动力市场的抉择问题以及二手车市场的交易问题。

二、博弈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案例支撑还不够丰富。博弈论的教学必须以案例作为引导，这需要课程案例具有以下特征：（1）案例必须紧密联系现实；（2）案例要能充分体现一方面的博弈思想；（3）案例需具备一定的参与性，使学生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深刻地感受到博弈的法则。尽管在博弈论的教学中已经累积了一定量的案例，但仍显得不够丰富。特别是对于经管专业的本科生而言，需要把理论的学习融入对经济活动实践的研究和认识之中，以提高学生分析经济现象以及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

2.数理推演比较枯燥。博弈论中的数理推演较为复杂。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要理解博弈论的数学精髓，那么测度论、随机过程、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数学分析、拓朴学等知识是非常必要的[3]。例如，在纳什均衡存在性的证明，就需要用到Katutani不动点定理[4]。而现在许多高校经管专业本科生都是文理兼招，由此导致学生的数学功底不一。因此，教师讲授难度较大，学生也不易理解。

3.实验与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博弈论实践性较强，需要运用实验教学手段来使学生作为直接利益主体参与决策，并引导他们分析博弈结果背后的内在驱动机制，从而达到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和提升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但是，许多学生受传统“填鸭式教学”的影响，参与的积极度有限；同时，实验教学的重要性也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深化。这使得实验与实践教学不充分，即使学生掌握了理论模型，也难以用于实践，导致“学”与“用”脱离。

三、互动式教学的应用探讨

从上述分析可见，将互动式教学引入博弈论课程具有鲜明的意义。第一，通过亲身参与，有助于学生理解博弈基本思想；第二，有助于学生掌握理论模型，并促进学与用的结合；第三，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率。笔者在博弈论课程中，尝试性地进行互动式教学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尽可能地为博弈论中的基本思想寻找可供学生参与的游戏。例如，运用“猜数字”游戏来呈现重复剔除劣势策略的思想、运用“山地攻守战”游戏来讲述共同知识的含义、运用“模拟选举”游戏来分析中间人选民定理。在实际教学中，笔者通常会按照既定游戏规则让学生分组参与，并记录下游戏过程和结果。而在对博弈结果进行归纳和分析时，还往往采用情景再现的方式，让学生体会博弈中的奥妙，进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2.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这就需要任课教师深刻理解博弈的主要内容，恰当地设计游戏规则使得其趣味性更强；同时，需要赋予一定的游戏奖励，来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①教育是一个兴趣导入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部分。要在一堂课里面始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不容易，这就需要教师合理掌控行课节奏，使趣味教学贯穿于课堂进行的始终，而不是头重脚轻。通过合理的实践教学安排，使学生感到博弈论的学习，是在“玩中学、乐中学”的氛围中进行的。

3.注重思想传授，淡化数学推演。互动式教学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理解博弈论的重要思想，能够运用该思想去分析一些现实问题。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数学推演，只是简单介绍其基本过程，② 而将其内涵的思想融入互动式教学，引导学生运用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

第4篇：劳动经济学经典案例范文

【摘 要】学术界对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争论不休，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我国的劳动力还是相当充足的；二是中国只是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没有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三是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得出：中国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时代进入到有限供给时代，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有限供给；老龄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刘易斯经典模型的主要观点：在广大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1]；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巨大，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一个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就会使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至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为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有人刘易斯理论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认为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周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没有必要创建复杂的数学函数模型，即使用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工具也会有效地说明问题。[3]

但是也有人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有比较大的理论价值。张志强认为它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4]陈跃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

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发展。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农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桥根森模型”则突出农业剩余及技术进步的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维方式。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其理论还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

1、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

孙自铎指出，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亿～2亿之间，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很富足的。[6]简新华、张建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7]任燕飞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并没有被完全吸收而是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8] 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9]刘伟认为劳动力不仅来源于出生人口还来自资本主义部门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被现代部门吸收，就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或即将到来。[10]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观点。

2、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而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

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1]李月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与台湾的研究对比得出我国东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1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是以我国全面到达刘易斯拐点作为判断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依据，这里的全面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完整跨度。

3、我国确实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角度看我国“民工荒”初显“刘易斯拐点”端倪。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根据社会保障部对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13]2008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使城镇转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显端倪。[14]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到来。蔡昉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经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做出判断”的做法。他认为2004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三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万农村劳动力。[15]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储备几近枯竭”，[16]我国的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逼近。

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拐点来临将使得一个国家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促使宏观经济出现两个基本特征：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劳动力佣工工资将普遍上涨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民工在城镇的务工收入虽然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增幅极小，但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明显。[17]根据张晓波等人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18]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健全与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市场己基本形成。” [19]从这也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迹象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蔡昉认为人口年龄转变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相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将进入缓慢阶段。[20]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正在变老”，“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上升2.9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中国将在未来10—20年内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另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21]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前发生了转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这使得劳动力有限供给成为现实。

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见上表）

四、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拐点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点，这就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伴随而来的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会逐渐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日益严重，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学者能证明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制造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鲜有人从制度方面考察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非经济影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凸显了我国人老龄化趋势严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给我们的非经济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学者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与得出结论；也有侧重于通过国内外的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对比与借鉴，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预测。

第四，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与案例分析来研究与分析，多数学者更加侧重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而对比较分析法采用的相对较少，而个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献中有出现。

第五，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环境，探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王春雷，产业低端化对“民工荒”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周平，二元经济理论与人口流动问题分析[J].经济问题，2008（10）.

[4]张志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修正[J].发展研究，2008（6）.

[5]陈跃，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悖论的解释[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J］.经济学家，2008,(1).

[7]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8]陈华，刘易斯拐点“远未到来”——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燕晓飞［J］.中国制衣，2009（2）.

[9]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J］.当代社科视野，2009(3).

[10]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8（2）.

[11]王德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9月第9期（总第298期） ．

[13]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J］.中国劳动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5]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16]蒯鹏州，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应关注人口变化因素[J].经济研究参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19]同[17]

第5篇：劳动经济学经典案例范文

[关键词]问题意识；发展经济学；案例教学；李约瑟难题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5-0098-02

问题是学习与创新的起点和生长点，问题意识是促进创造性活动的内在驱动力。[1]大学生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创新性发展与成长，是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的重要内容。但当前本科教学中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学生不愿意也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其正在丧失极为重要的思考能力。[2]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可以说是国内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但发展经济学教学大多仍沿用传统教学方式，单纯以教材知识讲授为目的，教学内容从固定教材出发，缺乏将教材内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相联系的研究，特别是缺乏对我国当前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案例教学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李约瑟难题这一案例教学进行探究，并结合发展经济学相关教学内容予以拓展，为实现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提供有益素材。

一、李约瑟难题及其“问题”价值

在充分考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础上，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人类的近现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产生于拥有伟大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中国？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这被学术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或Needham

Problem）。

众多学者试图对李约瑟难题做出解答，比如比较典型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说、官僚体制说和系统结构论等。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典型的启发式问题，它能够促使大家去思考和探索。对李约瑟难题不断地分析、论证与探索的过程，也就是各种思想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过程，这显然是其研究意义所在。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意识到科技发展不仅仅是自身的不断演进，而且还受到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所以，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应该将科技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系统环境下，这样才能够加深人们对科技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根本的认识。

二、李约瑟难题的探究与发展经济学教学设计

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教师根据专题教学目标，结合发展中国家某一方面或某几个需要解决的与教学目标相符的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案例，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学习活动，可以有效培养大学生的问题意识。虽然国内《发展经济学》教材版本较多，但一般包括四大部分：一是基本概念与一般原理，二是发展要素分析，三是结构转换与城乡发展，四是制度因素与政府作用分析。就上述内容来看，李约瑟难题这一案例具有广泛适用性，比如它可以放在第一部分作为开篇导论，让学生对发展经济学的主题，以及学科内容和学科特点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对于第二部分的发展要素分析，李约瑟难题可以作为案例让学生进一步了解资源、人口和技术等发展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对于第三部分的结构分析，可以让学生深入了解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和主流经济学的两部门模型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对于第四部分的制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制度决定论回答可以很好地佐证相关原理和结论，比如制度的功能和作用。

（一）资源、人口与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要素分析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3]，又称人地比例假说，是从资源、人口和技术之间内在联系的视角来解读李约瑟难题的。其认为中国古代技术发展没有引领现代技术革命，是因为我国人地比例失调，充裕的劳动力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相对较少。与此同时，人均剩余的减少也导致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不足。高水平均衡陷阱说利用土地、人口、技术之间的内在经济关联解释了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西欧的经济发展分岔，但是，上述假说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为前提的。如果出现持续的技术进步，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的情况则很难出现。事实上，如果用中国的疆域变化来代替中国耕地面积的数据，那么高水平均衡陷阱只能解释明清后半期的经济发展困境，却不能解释两朝中期以前的情形。[4]此外，这种假说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资源和技术决定论，忽视了李约瑟难题的制度重要性以及人口与技术、资源之间的复杂性和相互交织的特征。

（二）结构决定论与结构分析

结构决定论强调中国和欧洲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系统在理解李约瑟难题中的重要性。一般是将中国和欧洲分别看做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从各自系统的结构、内部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的比较中来解说李约瑟难题。[5]政治组织结构是众多研究的重点。从政治组织结构出发所做的讨论可以归结为大一统体制说和官僚体制说。大一统体制说认为传统中国古代帝国的意识形态的统一，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官僚体制说认为中国特殊的官僚体制有利于维护小农经济中的农业生产发展，但却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成长。相对而言，西方世界的贵族式庄园制却有利于商人阶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上述对李约瑟难题的解读也属于制度功能视角，这将在下面的制度决定论中再予以进一步阐释。

（三）制度决定论与制度分析

制度决定论认为，相对于西方世界，李约瑟难题的出现主要源于a权保护制度的缺失。由于技术产权保护不到位，激励了寻租创租，这显然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广义制度来看，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深刻影响着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结构决定论中提到的官僚体制说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僚体制没能产生出适合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激励机制。具体来看，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从而导致科学革命无法产生，而科学革命的缺失也直接导致了传统中国无缘现代工业革命的兴起。[6]

（四）各种答案的述评

上述分析问题的方法可被称为“因素分析法”。[4]比如，上述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论、结构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等都有一定的单因素分析色彩，而事实上，大多数的观点都应该重新审视问题本身的性质，即李约瑟难题所代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社会问题，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历史、社会、政治等相互交织，个人与集体、组织相互作用，社会和社会相互影响，资源环境、人口和技术相互关联的宏大问题。而学者们要理解这类问题，就必须给予其所具有的非线性、动态性和整体性以充分的认识，否则难免就会陷入各说各话的逻辑陷阱当中。这显然不仅不利于学者们对李约瑟难题的继续研讨，反而会影响甚至误导学者们对问题本质的探讨。

鉴于李约瑟难题这一开放式和启发式的问题，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继续延伸相关问题。比如韦伯疑问――较早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为何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大国之谜――如何才能成为大国，等等。这些教学案例可以通过研讨式教学、情景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等教学方法，展现获取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过程，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小结

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当然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从发展经济学案例教学进行了教学内容设计的尝试，为当代大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提供了有益的素材，这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和综合素质能力。除了教学内容的安排之外，一个平等、宽松、求真的教学氛围也是至关重要的，教和学都需要目标统一，教师需要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创造机会；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论点进行寻证而整理、研读、分析案例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自主发现疑难问题进而积极寻找解决方法及证据。这些题可能是先由教师提出的，但学生内生的疑问才是根本。这样的学习过程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知识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学生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培养观察、自学、表达的能力，实现问题意识的培养。

[ 参 考 文 献 ]

[1] 孙霞.高校何以培养创新人才――大学生问题意识的视角[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9-93.

[2] 秦春华，林莉.学生评价与本科教学面临的挑战[J].中国大学教学，2015（12）：57-59.

[3] 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鄄nomic interpretation[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4] 赵.李约瑟之谜：经济学家应接受旧解还是新解？[J].经济学（季刊），2009（4）：1615-1646.

第6篇：劳动经济学经典案例范文

[关键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贫富差距

[作者简介]宋青励（1993―），女，东华理工大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全球化；蔡东伟（1979―），男，哲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原理。（江西南昌 330013）

《资本论》的出现，对西欧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本书基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事实，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自身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矛盾以及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规律。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多次对其进行攻击和责难，但始终无法驳倒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更无法实现对其的超越与替代。所以，《资本论》一书的问世，对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言不只创造了经济学上的新高度，更在哲学的存在论上有了突破。

一、《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

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最后一个笔记本（第七笔记本）的封面上，亲笔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的题名。这表明，马克思一开始时是打算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命名的他的经济学巨著的，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随后马克思开始着手第2分册的写作。但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对第2分册作了一些调整，力图以“资本论”这个单独的标题出版，接着的副标题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就是后来独立出版的《资本论》。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论是作为正标题还是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代表了马克思对他的“鸿篇巨著”的根本定性。

那么，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第一，从理论维度来看，这是将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真正有益于人类需求的科学。马克思认为，如果政治经济学只是资产阶级经济时期的科学，则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社会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当作了社会生产及发展的最终形式，所以只有在社会斗争的潜伏时期或在极个别情况下，它才能够被称作科学。而《剩余价值学说史》无疑就是这一任务的根本实现。第二，从现实维度来看，这是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生理机制的客观需要。要想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生理机制，就必须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层层剥离那些外在假象，“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批判。第三，从政治立场来看，这是建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要求。《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指导理论，必然意味着要对“副本”和“原本”的双重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批判。从最终旨趣来看，这是彻底终结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它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它必然要从根基上彻底终结一切政治经济学。

二、《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如何？贫富差距是进一步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财富是否越来越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对于这些问题，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做出了解答。在《不平等的代价》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缇格里茨认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在于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并且还在不断加剧。这影响到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其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受到制约。富人更加富裕，而底层民众则承受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贫苦。直到2007年，美国社会结构中0.1%的上层家庭收入是95%的底层家庭平均收入的230倍，而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调查了在过去三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财富收入数据，更为深入的说明了不仅是欧美国家内部的贫富悬殊渐渐拉大，全世界的贫富差距也逐渐在拉大。当前，全世界最富有的0.1%的人群却占有了世界总财富的20%，社会顶尖的1%的富人占了世界总财富的50%，而最富的10%约拥有总额的80%-90%。[1]这表明，不仅在欧美国家内部，而且就全球范围而言，占世界人口较少数的富人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敛集财富。

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呢？皮凯迪认为，其根源在于资本的收益效率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效率，这也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核心矛盾。那么，资本的收益率为什么会高于收入的增长率呢？皮凯迪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进一步解释，因此这只是从物质分配角度给出的表面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这N不平等加剧的内在根源。马克思认为，“生产的方式不同，完全决定了分配的结构。就分配对象而言，能进行分配的只是劳动成果。就劳动的形式而言，人员不同的生产的方式直接关系到分配产品的结构。从此来看，收入增长率远低于资本收益率的本质因素不在于分配的本身，而在于生产结构的原因。就此而言，斯蒂格利茨的判断与马克思存在一致之处，在他看来，财富分配不平等之所以加剧，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本身。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论》依然能够为我们理解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提供重要指南。

18世纪时，卢梭就曾指出私有制是导致一切不平等产生的源头。但卢梭并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2]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它通过裸的暴力，剥夺了直接生产者的资料，为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将这种剥夺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

因此，从起源来看，资本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他人劳动的掠夺之上的。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这也决定了，资本绝非指具体某物而是指以压迫剥削他人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构成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资本决定了生产过程。换句话说，此种生产方式的基础在于资本本身以及雇佣劳动关系，而这种劳动关系又是占主导地位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生产方式。”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决不是为了满足大众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攫取。

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利益，资本必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财富，国家政权也将被与资本捆绑在一起，变成保护资本主义利益的联盟。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断言，在资本累积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全球的财富也将逐步从社会底层流向上层，从不发达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最后聚集到少数人的口袋。马克思在书中形容：“一端是源源不断的财富持续性的聚集，而另一端的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劳动进行生产，所获取的仅仅是不断积累的无知、压迫、贫穷、粗野、劳动折磨预计道德的堕落”，”这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以及绝对规律。”

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财富分配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悬殊，分配过程的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其本质在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内部所存在的生产关系。即使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并且是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为对象所提出的，但用它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和分配问题仍然能给我们许多启示。皮凯迪和斯迪格理茨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他们的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超越或者，只是用更为全面的调查数据和案例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判断的正确性。大卫・哈维以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入手，提出了“剥夺性积累”概念，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运行逻辑，为我们理解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三、结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主流经济学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不得不从《资本论》中寻求理论资源，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生命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论》更是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忽视的经典之作。显然，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而且也体现了它的阶级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它对后来的西方和西方左派政治经济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第7篇：劳动经济学经典案例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 自然资源 资源诅咒

一、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研究现状

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延缓作用？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福还是祸？初看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经济增长是靠消耗自然资源为前提的，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资料来源。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激烈争论，有些资源丰富的国家享受到了“资源祝福”，避开了“资源诅咒”，比如挪威、博茨瓦纳、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有些资源丰富国家反而陷入了资源陷阱，给人们带来了难以摆脱的诅咒。以石油储量为骄傲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却面临着经济崩溃的严重危机。

二、研究现状

1993 年，Auty 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资源的诅咒”这个概念，大量的实证研究就都支持了“资源的诅咒”这一假说，就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对资源诅咒的解释分为以下几类：

（一）贸易条件论

1950 年代的结构主义学者主要从贸易条件恶化，即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趋于下降（Prebisch，1950）和自然资源开采产业缺乏与其它产业的关联性（Hirschman，1958）两个角度来解释，但这两个观点都缺乏相关的实证分析的证明（Fosu，1996）。[1]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而工业国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因此，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的下降，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由于资源丰富型地区往往形成以资源为的畸形产业结构，因此其出口的大部分往往是农矿等初级产品，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出口的初级产品与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差距却呈现出递增的趋势，造成资源丰富型地区经济价值的大量外逸。特别是大部分农矿产品都是缺乏收入需求弹性的。也就是说发达地区的收入增加后并不表现为对这些初级产品的需求的迅速增加。贸易条件的恶化给资源丰富型地区希望通过出口初级产品积累资本的期望制造了困难，这是其经济地位下降的直接原因。另外，价格的波动也给资源丰富型地区的宏观经济政策制造了难题，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二）荷兰病模型

荷兰由于 20 世纪 70 年代北海石油的发现，荷兰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迅速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使经济增长落入“陷阱”，经济却出现了不景气的历史。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膨胀往往以其他行业发展为代价，由于这一经历，人们随后把“因富得祸”这类经济现象称为“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 Corden 和 Neary（1982）给出的。[2]该模型推定，由于自然资源产业的繁荣，在一些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产业部门的要素，如资本、劳动力会转移到资源产业中去。一个正式的机制可以表述为：资源产业的繁荣导致汇率高估，影响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导致本国制造业的萎缩，而制造业往往正的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是一国或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Matsuyama，1992；Sachs and Warner 1999；Torvik 2001）。一旦制造业衰落，就长期而言资源丰富型地区实际上大势已去，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和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则缺乏类似效应。

（三）人力资本不足论

也有学者认为资源产业繁荣使大量资本流向该产业，对人力资本投入造成了挤出效应（Gylfason，2001），[2]而在新增长理论的视野中，人力资本恰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动力。大多数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有意或是无意地忽视教育的公共支出，对教育的投入和经费开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这就造成了学生的入学率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呈反向关系，影响了经济质的提高和长久发展（Gylfason，Herbertsson and Zoega，1999）。[3]自然资源逐渐挤出了人力资本，从而拖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然而，对知识技能的投资具有正的外部性，那些缺少自然资源只能选择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工业品生产的地区，充分利用了这种外部性，这里有更多的“干中学”机会，从而有更快的人力资本积累。

（四）制度解释

一些经济学家推断，资源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制度产生“诅咒”，通^诅咒制度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制度的作用是重要的，缺少个好的制度，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自然资源效应，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在制度解释上，大体有经济政策、寻租模型、制度质量这三个子类。有的学者（Auty，1995）从经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很多资源丰富国家或地区接受了 Prebisch 的贸易条件恶化说，实行“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并不适宜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4]寻租模型假定资源租金比较容易获得且比较多，一方面容易导致行贿、公共政策扭曲；另一方面诱使大量有能力的人在寻租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减少了生产性的投入，在提高他们自身收益的同时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下降（Torvik，2001）。[5]资源的禀赋对制度的发展路径和制度质量起着重要的影响，而制度的发展路径和制度质量不同会影响长期经济绩效（Sokoloff 和 Engerman，2003）。[7]Tevinse（2003）指出，“就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说，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漂亮的宏观经济模型，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对策。”[7]Sala-i-Martin（2003）对尼日利亚的案例研究显示，石油的确产生了一种“诅咒”――通过诅咒该国的制度质量从而间接对经济增长绩效带来负效应。制度、政策和发展战略更值得关注。这是被一些研究者所忽略的“黑箱”中最重要的要素，特别是发展战略，它决定了资源收益的使用方向、运作方式与成效。错误的发展战略必然会产生与它相匹配的扭曲的制度、体制与政策，也会产生一个因此收益的势力集团，他们的势力越大，改革面临的阻力也就越大。这是最难摆脱的“诅咒”与“厄运”。

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用自然资源出口密集度（资源出口值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来度量资源充裕度的方法提出了异议，利用人均能源、矿产的储量数据，发现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增长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呈正相关。因此，自然资源的丰裕与经济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P性，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直接也非简单明了。于是，不同的经济增长因素对资源诅咒的影响逐渐成为了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Prebisch.Toward a New Trade Policy for Development [R].In Proceedings of United Conference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ited Nations， NewYork，1964.

[2]Corden，Neary.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sation ina Small Open Eonomy [J].Economic Journal 1982，（12）：825-848.

[3]Gylfason. Natural Resources.，Education and Economics Development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45）.

[4]Gylfason，Herbertsson，Zoega.A mixed Blessing：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J]. Macroeconomic Dynamics，1999，（3）.

[5]Ragnar Torvik.Natural resources， rent seeking and welfar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7 （2002） ：455C470.

[6]Sala-i-Martin Xavier and Arvind Subramanian.Addressing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an Illustration from Nigeria.IMF Working Paper.2003.

第8篇：劳动经济学经典案例范文

首先，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和当代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恩格斯曾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他攀登到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一览无遗”。

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中叶，欧洲思想界中空想社会主义、西方古典经济学等争相斗艳，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一时间沸沸腾腾，成为当时思想界最为重大和值得关注的问题。然而，虽然各个学派思潮涌动，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唯独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的阐述了资本主义做为阶级社会最发达阶段会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这一规律。《资本论》创建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其研究世界的方法源于德国哲学、早期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相信能够用一个辩证法公式概括人类的进化历程。他认为，所有哲学家所做的一切都在致力于解释世界，但他同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变世界。他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之上，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现实中得以实践的最大的思想体系。这部著作一度被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它让工人们明白了剥削制度的本质，指导了工人运动。

《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当今世界的形势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它的基本理论仍然是今天的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获得全人类的意义，他不仅为19世纪的人类所拥有，为20世纪的人类所重视，而且，作为人类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在以后人类各个世纪中，它都将被继承、被发扬光大。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资本论》在德国畅销，充分说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对全球的借鉴意义。我们运用资本论的经济观点的时候，我们要结合当前社会实际。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其次，《资本论》的特色是什么？

该书最大特色就在于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的论述方法。《资本论》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其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资本论》也没有简单地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归结为它们的共同基础—物质生产过程，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引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马克思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生、发展和克服的过程，从而透彻详尽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学说，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在《资本论》中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论》的方法不亚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发现。

再次，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指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价值论的合理内容，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可高度概括如下：一是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是不同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基础，它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脑力体力的耗费，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但它不是价值的源泉；三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即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物化劳动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在新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商品价值中不包含任何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彻底的一元价值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涌现出来，社会劳动出现了许多新特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了新的实践土壤。但是，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服务性劳动、科学研究劳动、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经营管理劳动，由于都不直接创造物质产品，都不创造价值。这一含义，与现实经济活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遇到了一系列挑战。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是立足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商品经济现实关系的一种理论反映。没有商品经济社会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劳动价值论。我们应该看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是长期的、有阶段性的，这一发展过程必然决定着劳动价值论要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地向前推进。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对商品经济现实关系的一种确切反映，是科学体系发展的必然途径。

在今天，《资本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何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如何运用？

在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在显现的今天，《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所作的预见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结合新形势，深化《资本论》研究，与时俱进的应用经济学理论。《资本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篇章，但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与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对比时，对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和论述，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实行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等重要思想。马克思的这些思想阐明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方向，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成为了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南。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已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科学理论，已经通过革命与建设实践而变为现实。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又是结合我国实际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中的创新。《资本论》提供的是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现成的教条，《资本论》的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第9篇：劳动经济学经典案例范文

生产力进步并不一定导致大规模失业

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网站近日报道，有这样一则未经证实的轶事：小亨特・福特领着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的主席沃尔特・鲁瑟参观一家新的自动化汽车制造厂，福特汽车公司的这位老板嘲笑沃尔特说：“沃尔特，你如何让这些机器人给你的公会交会费呢？”沃尔特不以为然地回敬道：“亨利，你怎么让它们购买你的汽车呢？”

这场机辩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指出了任何形式的生产力进步都需要相应的消费力增加来支撑。老亨利・福特笃信此道，他对无休止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决心从未动摇，而且，他坚持给工人付双倍工资，以便工人们能买得起他的汽车。

对于福特公司来说，这一做法还带来了意外之喜，通过提供前所未有的高工资（1914年为日薪5美元），全球最好的工具制造者和机械师全被福特网罗于麾下。这些人带来的技术进一步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使福特汽车让更多人能买得起。随着福特公司推出其天才型的产品――福特T型汽车，福特公司跃升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其生产的汽车也“飞入寻常百姓家”。

经济学家们将这作为经典案例，阐明以自动化和创新为形式的技术进步如何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这会导致价格下降、需求上升、就业增加、经济发展。自从19世纪初，这一想法就被经济学家们视为圭皋，然而，那时也发生了一些排斥机器的事件：因为担心机器会让自己失业，英国诺丁汉的纺织工人在英国无产阶级的传奇英雄尼德・路德的鼓舞下，砸毁了当时刚刚买入的自动纺织机。

当然，的确有人因为机器化而丢了饭碗。但是，如果“路德谬误（其已在发展经济学中变得非常著名）”成立，那么，到现在为止，由于生产率的复合效应，我们都已经失业。尽管技术进步可能导致技术落伍的工人变得过剩，惨遭淘汰，但是，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所谓生产力进步必然导致大规模失业这一论调纯属无稽之谈。

经济增速不足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技术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一切正在发生，那么，为什么企业的利润已反弹到历史新高后，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呢？自2008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正式结束后至今的两年半期间，美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9%的高位，只比三年前经济最低迷时期的失业率下降了1%。

在美国，2011年10月份新增的8万个就业岗位并不足以追平失业人口增长的数值，更不用说让2007年到2009年间失业的1230万名劳动力重返工作岗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与工商管理教授劳拉・泰森在克林顿在任时期曾担任美国总统顾问，是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她表示，即使新增就业岗位的数量能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两倍，接近2005年的月均20.8万个工作岗位的水平，仍然需要十年才能弥补最近的衰退造成的巨大就业缺口。

对美国目前面临困境的一般解释为：以本季度2.5%（历史平均为3.3%）的年经济增长率来看，经济增速不足以快到能让所有的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泰森等经济学家表示，对公司来说，消费需求显然还未达到能刺激它们重新招人的水平。显然，太多正在节俭度日的美国人需要不断支付账单并为每日的生活精打细算，而不是一掷千金，疯狂购买他们虽然心仪但并非必需的商品。

技术进步太快让很多工作变得过时

此番言论虽然言之凿凿，但却没有考虑经济学家们不愿提及的一个关键转变，而技术学家们却就此研究了数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除了萎靡不振的经济环境，美国当前的就业困境还源于一个突然但不可逆转并永远存在的转变，起因并非由于技术进步太少，而是技术进步太多太快所导致。证据不可否认：计算机自动化、网络和包括机器学习、语言翻译以及语音和模式识别软件在内的人工智能正在开始让很多岗位变得过时。

这和自从工业革命后就存在的工作岗位周而复始的此消彼长并不相同，当时，机器开始逐渐取代人、马所提供的强劳动力；而今天，自动化的影响不仅限于例行性的日常工作，也包括很多需要认知并需要创意的工作。“引爆点”似乎已经到来，从此，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可能取代大量中等收入的“白领”脑力劳动者。

这将带来巨大的、富有颠覆性的差异。人工智能软件不仅比机械自动化软件更容易安装和运行，还有一个更强的刺激因素在于：脑力劳动者的使用成本比其在车间、生产流水线、柜台和田间工作的蓝领们要高得多。

从很多方面来看，当前白领阶级面临的困境和一个世纪前的农业工人一样。在1900年，几乎有一半的成年人在田间工作。但随着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自动采摘机和其他机械设备的出现，现在，农业只容纳了稍高于2%的劳动人口。

然而，那个时候，失业的农业工人还能够洗掉泥土，走进工厂工作，赚取更高的薪资，那么，这些白领工人还可以去什么地方呢？媒体理论学家道格拉斯・洛西科夫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老实说，虽然人们希望技术行业、创新行业和更好的教育质量能提供就业机会，但正如大众所知，很少有新的工作岗位为现在这些即将失业的白领而设。

律师也可能下岗

人们通常基于两点来驳斥“路德谬论”：一是机器是人们用来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二是大多数工人能变成机器操作者。但是，如果这些假设不再适用――当机器聪明到可以自动工作时又会怎样？换句话，当资本变成劳动力时，“路德谬论”似乎也就不那么荒谬了。

这也是社会批评学家杰里米・瑞弗金出版于1995年的书籍《工作的终结》中的主旨。虽然，此前也有类似的书籍持有这一观点，但瑞弗金预言，社会正在步入一个新阶段，届时，参与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劳动者的需求量将日益减少。他写道：“在未来几年，更复杂的软件技术将会使整个人类文明更接近于一个几乎不需要人力的世界。”

这一转变现在已然开始。而且，并不仅仅只有白领工人和中层领导正在被自动化所淘汰，随着数据分析、商业智能以及制造决定的软件能工作得更好、成本更低，在这场就业浩劫面前，即使专业人士也难以幸免，模式识别技术正在将大量薪资很高的技术工人挤出就业市场。

在美国，一名放射科医生在经历了13年的教育培训和实习后，每年能挣30万美元，他们将首当其冲。不仅因为肿瘤切片和X光片扫描这类工作正以1/10的成本外包给印度的实验室，真正的威胁在于，最新的模式识别软件能以1/100的成本完成大部分工作。

律师也不例外，智能算法能搜寻法律案件，对案子进行评估并得出结论。机器已经证明，它们能胜任司法分析工作，其成本与人力相比不值一提，而且，它们通常能比人类做得更彻底。

2009年，硅谷一家软件企业的老板马丁・福特“茅塞顿开”，他注意到，由新技术创造出来的新岗位，包括网页代码程序员、手机销售、风力涡轮机械师等，只占就业市场的小部分。虽然新技术的确可以创造出工作岗位，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新技术也能让工作岗位立马消失。他说：“比如，现在正被外包或被自动化的IT职位，大部分都是上世纪90年代技术大爆发期间由技术制造出来的新岗位。”

福特指出，技术和创新推动生产率以指数形式增长，而人类的消费需求则呈线性函数增加。在他看来，在生产力增长还处在指数函数缓慢升高部分时，路德主义的确很荒谬；然而，技术突飞猛进两个世纪之后，生产率的增速已经到达拐点并正沿着指数曲线的垂直部分迅速上升，证据之一是生产力的增速远远超出了消费的增速。

另外一个证据是，新技术创造新工作的速率赶不上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减员速度，这就使得很多岗位过时。福特指出，在美国经济中大约有40%的工作岗位将或多或少地会被计算机软件来取代。未来十年内，其中的很多岗位可能会消失。福特表示：“机器为了顶替人类，技术需要突破的门槛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很多。”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安德鲁・麦卡菲最近的新书《与机器赛跑》中的观点也与福特的分析一致。也就是说，本次经济大萧条后流失的工作岗位可能“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也同意，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将是中等收入的知识工人，包括零售业、法律业和信息产业的从业者。但是，他们的观点代表的是象牙塔内而非很多白手起家的硅谷创业者的想法。他们所提议的改革，从原则上来讲，需要得到政客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大力支持。

与机器和谐共处

与福特不同的是，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对智能技术给工作市场造成的影响非常乐观，就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些受技术影响最大的人应学会同机器工作，而不是排斥机器。他们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技术进步给脑力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将是机会而不是威胁。

他们以亚马逊和易趣网站为例，这两个网站已经鼓励60多万人通过为全世界各地的顾客设想出各种产品来养家糊口。同样，苹果公司的苹果商店和谷歌公司的安卓网上商店也为那些希望用手机为人们提品的人提供了机会。这样的活动可能不会创造出新一轮的造富浪潮，但是，它们可以让很多人购买食物、支付账单甚至大学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