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后果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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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后果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宏观影响 辽宁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渐进入老龄化迅速发展阶段。辽宁省作为全国的工业基地，人口老龄化趋势同样日益明显。据辽宁省统计年鉴（2009）显示，辽宁省1995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02%），提前全国5年，成为全国人口老龄化来得最早、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从宏观层面看，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超前发展态势所产生的影响已渗透到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居民储蓄（消费）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文化、公共安全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市场良性运行

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经验表明，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是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后果，也是影响劳动力市场是否能够良性运行的关键性因素。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主要通过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和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体现出来。已有研究大多显示，辽宁省从1982年开启“人口机会窗口”到2020年之前均为“人口暴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裕且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是，仅从劳动力资源的整体规模来分析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劳动力市场的良性运行最终取决于适龄人口的“有效” 劳动供给。首先，从劳动力年龄结构上看，目前辽宁省劳动力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在不断上升。2010年，全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41岁，比2000年、1990年、1982年分别提高4岁、8.1岁和11岁，劳动力结构老化趋势明显，限制了人力资本活力的发挥和有效劳动供给。其次，在劳动力参与率方面，随着少儿人口持续减少、低年龄组人口与女性人口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辽宁省劳动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数字为证，2000年，全省1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71.67%，到2010年，全省16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7.33%，比2000年下降了14.34个百分点。诚然，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专门服务于老人的劳动力增加，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劳动供给减少了。一部分劳动力可能是在老年产业中就业，另一部分则是在家里和医院里照顾老人，尤其是那些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轻人的特别照料和护理。

二、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一人口现象对处在产业结构转型时期的辽宁省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小觑。

经过多年努力，辽宁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已经从协整比例关系为主转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为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以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为短期内辽宁省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都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也在经济社会承载范围之内，能够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加之青壮年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同时，因人口老龄化而兴起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龄产业也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具备吸纳从一、二产业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顺应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又阻滞着辽宁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刘柏霞（2009）通过选取1978—2005年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辽宁省劳动力人口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系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口老龄化因削减了劳动力人口而影响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同时，人口老龄化也会导致投资资金供给的相对减少，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下，各行各业都处于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发展阶段，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逐渐衰退消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而老龄劳动者无论在身体素质、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上，还是在拼搏精神和创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劳动者低得多，对新产业、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低得多[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变迁迫切需要的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一种严酷的挑战。

三、人口老龄化与储蓄水平变化

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的关系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 & Brumberg，1954）认为个体的储蓄倾向在一生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加总的国民储蓄率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国民储蓄率会随之降低。经验也似乎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是不利于储蓄的。但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国民储蓄率却增势不减，使得老龄化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通过对历年统计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辽宁省的总储蓄金额和储蓄增长率也都是在上升的，但期间储蓄增长率的波动趋向值得注意。若以1995年辽宁省进入老龄化社会为界分成两段分析，不难看出，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总储蓄金额增加的同时储蓄增长率却在下降。1995—2011年间，辽宁省经济增长率在波动中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较快，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储蓄率升中有降，近年不断趋缓（见图1）。可能的原因在于，辽宁省目前的劳动力人口还比较充裕，老龄人口的消耗应该赶不上储蓄的增长，未来一段时期辽宁省储蓄额肯定还会增加，但增长趋势会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越来越缓。

四、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波动

理论上讲，人口消费水平与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水平，但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需求。一般认为，人口老龄化使作为纯消费者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老年人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能够推动社会消费需求总量的上升。不过，在消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又会导致人均消费水平的降低。从家庭微观角度分析，家庭人口老化会使家庭的从业人口数变少，收入水平降低，老年抚养比增大，进而导致家庭人均消费水平降低。从老年人口个体来说，其往往更加节俭，用于食品等生活用品的消费支出将会低于年轻人口。有关研究也表明，儿童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均低于成年人。但是，就长远看，老年人口的增加会使未来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用于社会交往方面的消费需求可能少了，可用于健康保健、医疗和护理方面的消费需求会大幅度上升，同时，旅游、老年服务、休闲等相应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将加大，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当然，老龄人口的增多同样预示着老年人需求市场将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老年人群体正在迅速崛起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市场消费势力，从而带动和形成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产业——老龄产业，为老年市场提供无限商机。因此，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是多面向的，最终取决于一时一地的老龄化程度及其发展速度。

纵观辽宁省1980—2011年的消费变化情况，居民最终消费额每年都在增加且总量增幅明显，消费增长率1994年曾达到最高峰28.79%，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自199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消费增长率呈现周期性下降，2005年前后又现逐渐回升（见图2）。可见，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表现出某些特殊性：在老龄化初期，老年人口的增加并未对消费需求带来明显的正效应，反而是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执行下少儿抚养比的不断下降对最终消费的影响较大。经验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消费将随之下降0.417%（陈晶、朱天星，2011）；当前，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也并未强烈地改变消费增长的趋势，但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带来了显著影响，抑制了衣着、家庭设备与用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消费支出，增加了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2]。

五、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负担

养老保障负担的日益加重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又一直接后果。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社会保障基金在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还得应对支付额不断增加的现实需求，两方面的挤压必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沉重的社会负担。辽宁是东北三省的龙头，也是受深层次体制因素和结构性矛盾影响较严重的省份之一，正处于老工业基地改造之中，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不仅增加了政府养老保障金、医疗保障金等方面的开支，加重了为老设施的社会管理成本，而且使其面临改善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生活与福利水平、避免老年贫困的艰巨任务。养老保障支出方面，老年人口及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加快了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2010年，全省参保离退休人数472.7万人，比2000年增加191.7万人，10年增加了1.68倍，年均增长速度5.34%；同期，养老金支出由2000年的169.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54.8亿元，增加585.3亿元，10年增加了4.45倍，年均增长速度16.11%。养老金支出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参保离退休人数年平均增长速度。医疗保障支出方面，2010年，全省城镇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464.1万人，是2000年的12.7倍；2010年，退休人员医疗费用支出139.3亿元，是2000年的69.65倍。2000—2010年，人均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由2000年的546元/人提高到3002元/人。可以预计，今后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数量不断增大且比重不断提高的老年人口已经并将继续对辽宁省社会保障体系构成沉重负担和压力。

六、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文化变迁

自古以来，亲子关系都是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赡养父母是子女天经地义的职责和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延期回报，由此孕育出来的“孝文化”或“崇老文化”绵延千载。然而，随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以及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社会化”特征明显，传统的“养老文化”和“孝文化”在不同层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人口老龄化促使中国的家庭养老由文化模式走向行为模式，具有越来越大的随意性[4]。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资源交换，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及帮助（如早年的教育投资、经济援助，以及近期的照看孩子、做家务等家庭服务）同子女为父母提供养老帮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5]。而且，不同社会群体对老年人的主观评价以及他们对老年人生存现状的客观评价，都存在一定的老年歧视（ageism）倾向[6]。2005年10月，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20余个村子的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显示：随着农村建设速度的加快，中青年农民中“重小轻老”现象非常严重。在城市，快速的生活节奏使退休居家的老人无法得到忙碌子女们的生活照顾，老年人因单身或家庭“空巢”而引发的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心理不适现象也已成为比较突出的老年问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对多姿多彩的社区文艺、“夕阳红”般的大众传媒节目、老年教育等精神文化需求会要求原有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社会老年文化的氛围会逐渐加重。因此，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比重的提高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住房与迁徙，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预示着新一轮社会文化的变迁。

七、人口老龄化与公共安全隐患

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现代风险和传统风险的影响，其公共安全问题不断显现，并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而由“初显”逐渐发展为“凸显”，快速的老龄化在无形中加剧了高速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压力[7]。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龄人口逐渐由个体形成群体，老年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将由零散的碰撞逐渐演变为集中的社会冲突。上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格局、消费需求结构、经济运行成本等方面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包括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代际协调发展的矛盾、老年群体的利益诉求等）很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其所积蓄的问题一旦爆发将会对社会安定产生极大的打击。

参考文献：

[1]郭熙保等.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持久性影响[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7—17（06）

[2]王舒，李旻.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以辽宁省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11（33）：17—18

[3]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21—138

[4]姚远.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J]..人口研究，1998（5）：48—50

[5]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6）：131—149

[6]吴帆.认知、态度和社会环境：老年歧视的多维解构[J].人口研究，2008（4）：57—65

[7]Richard Jackson， Keisuke Nakashima and Neil Howe. China’s Long March to Retirement Reform： 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 Revisited [R] .Washington： CSIS Publications. 2009.3—17

第2篇：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后果范文

德国目前是欧洲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被戏称为“欧洲的养老院”，因此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一直是德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2012年10月30日，中德老龄问题研讨会在曼海姆召开，两国近60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出席。德国前劳动部长、我会老朋友瓦尔特·李斯特作题为“德国人口形势发展及其对德国社保体系影响”报告。我会邀请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教授对“中国老年人口的居住、健康与照料安排”进行介绍。中德报告人还就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中德养老体制比较、居家养老、城市规划中的老年社区、中医在老年护理上的优势以及养老保障类住房储蓄等题目进行了交流。

德国的老龄化进程从19世纪末开始，持续近百年。德国是“老年社保制度”的摇篮。1889年俾斯麦建立的“养老及伤残险”是现代社保制度的雏形。但随着德国社会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低出生率和寿命延长不断加剧人口老龄化进程，德国优越的养老保险体制遇到严峻挑战。多年来德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各界积极探索，并积累了有益经验。这对于“未富先老”且老龄化程度急速加剧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德国的社保改革措施之“李斯特养老金”和“护理险”

2002年，在时任德国联邦劳动部部长李斯特的倡导下，德国进行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保改革。具体包括削减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的福利待遇、稳定保险费支出水平和发展新型的私人养老保险。在这一背景下，具有补充性质的“李斯特养老金”计划出台，并成为继国家法定养老保险、企业附加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以外德国养老保险体制的第四支柱。“李斯特养老金”运行方式为投保人或家庭将年收入的4%拿出为“李斯特养老金”储蓄，而国家将对此进行补贴（夫妻每人每年可获补贴154欧元，孩子20岁之前每人每年300欧元）。

德国社保体制上的又一重要改革为1995年强制推行的护理险，规定所有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人都须参加护理险，费率为收入的2%。护理险伴随人口老龄化过程发展起来，对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减轻被护理人员家庭经济和精神负担具有积极意义。

德国养老新模式之“以房养老”

作为对“李斯特养老金”的补充，德国在2008年推行了“李斯特住房补贴”，即个人或家庭在购买自用住房时，其贷款或储蓄均可得到国家补贴。这项政策性住房金融产品将住房储蓄的手段与养老保障的目的结合起来，受到德国人欢迎。目前约100万德国人签订了“李斯特住房补贴”合同。该计划的核心是，使老年人不必从退休金中支付高昂房租，而在自有住房中安享晚年，或将自有住房出售后支付养老院费用，缓解日趋严重的老年贫穷问题。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德国人传统上以租房为主的居住习惯，开始接受“以房养老”这种模式。

德国社会各界的努力

第3篇：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后果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济 管理

1 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在研究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除了要界定好人口老龄化的概念，还要确定反映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指标。在这里我们主要阐述最主要的指标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它主要包括以下两种：①老年人口比例，也就是指60岁或65岁以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个比例的变动用来衡量人口老龄化或年轻化的标准。计算公式为：老年人口比例=（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数÷总人口数）×100%。②人口的老少比，是指老年人口与少年儿童人口数之比，老少比的变动能够反映出老年人口与少年儿童人口的比例情况，它可以反映出人口年龄结构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2]老少比高于30%的为老年型社会，低于15%的为年轻型人口，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成年型人口结构。它的计算公式为：老少比=（60岁或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0-14岁人口数）×100%。

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分析

2.1 人口惯性导致老龄人口在出生率下降后仍在增加 人口惯性是指达到生育更替水平后人口继续增长的趋势。因经济、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的生育率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以至降到生育更替水平以下。但是人口的惯性作用会使老龄人口仍保持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增长。随着低龄组人口生儿育女，剧增的出生人口数，将超过死亡人数。但随着他们年龄继续增大，死亡人数将逐渐下降，老龄人口越来越多，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我国又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和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惯性会使老龄人口总数持续增长。在越来越大的总人口中，0-14岁的人口所占比例变小，60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变大。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因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将越来越凸显。

2.2 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龄化 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减少消费和资源消耗，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确保重要产品的人均产量更快地提高，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即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生育率为12.86‰，比1973年的生育率下降了15.21‰，我国的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

2.3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加快，卫生医疗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死亡率下降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直接原因。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不仅能够满足了人民的温饱需求，而且还提高了人们的营养水平，为延长人们的寿命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

3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后果

3.1 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劳动年龄结构的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产生总体性影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经济学角度讲，一个地区的国民收入总额等于每个经济活动人口平均创造的国民收入乘以经济活动的人口数量。国民收入经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终要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积累基金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基金多，积累基金就少，反之，消费基金少，积累基金就多。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公共和私人两个方面支出的养老金和退休金的数量要增加，用于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增加，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政府近年来在养老保障、退休金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不断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积累基金，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3.2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健康和医疗保障的挑战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医疗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提供三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老年人口疾病谱发生变化。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显示，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慢性病治疗的成本将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其次老龄化将加重医疗保障的筹资压力。我国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包含在其他医疗保障制度中。目前医疗保障制度控制成本的机制尚未建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的行为还远远偏离公益性，老年人口患病率的增加将导致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和医疗负担的加重，这进一步加大了筹资的压力。最后，人口老龄化加大了社会保障缺口。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较为软弱，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致使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重在城镇，在农村的覆盖面则较窄。

3.3 人口老龄化降低了投资和储蓄水平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储蓄有明显的影响，居民的储蓄是银行贷款的主要来源之一，是重要的投资资本。储蓄率越高，能用于投资的钱就越多，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储蓄率下降，能用于投资的钱就少，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人口老龄化后，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退休后的经济收入下降，用于储蓄的钱变少。另外，伴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用于养老、医疗卫生服务的支出增加，可能还会动用过去的储蓄。老年人退休后成为单纯的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导致储蓄率下降，投资比例降低。在我国储蓄水平下降后，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就会随之减少，投资减少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减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速度。

4 结束语

但是鉴于我国目前的国情，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二胎软着陆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后也只可能在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会收到实际的缓解老龄化的效果。因此，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应对老龄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建立广泛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制度，实行弹性的退休政策，强化人力资源投资，大力发展经济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廖立国.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D].吉林大学 2011.

第4篇：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后果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未富先老；人口机会窗口

作为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的结果之一，人口的老龄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及与其相关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不仅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老龄化也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的作用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大多国家也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改革的困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情况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形势，因此不断健全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降低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实现养老保险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态势

（一）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的态势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经济高速发达，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他们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已具备了应对老龄化压力的能力，而我国则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即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有1000美元，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

（二）区域间人口老龄化差距明显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因此，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也表现出了由东向西的区域差异特征。显然，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比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城市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也比农村地区更严重。说明在选择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及城乡、区域间的特殊情况。

（三）2000-2025年间“人口机会窗口”期会始终打开

“人口机会窗口”指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先于老龄化的速度，在生育率下降的早期，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孩子数量的下降速度快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几十年后，老龄人口才会逐步超出未成年人口，在这一人口转变的进程中，会造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总人口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构成形状，使得劳动力供应充足，社会负担也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人口学家称这一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①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尽管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在2030年之前，由于老龄化的速度慢于出生率的下降速度，而人口的抚育比也较低，因此这段时期为我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基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应利用这个机遇期来大力发展我国经济。

二、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挑战

（一）老龄化导致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

人口抚养比包括老年赡养比和少儿抚养比，赡养比是指老年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表明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老年人口。目前，国际上通常将0-14岁的人口定义为少儿人口，15-64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老年人口。很明显，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将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和赡养比的不断提高（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1950-2010年世界人口老年赡养比仅由9%上升至12%，而从2020年至2050年老年赡养比将从14%上升到25%，相比之下少儿抚养比将稳步下降。在发达国家，少儿抚养比自1950-2010年也一直呈下降趋势，而老年赡养比自1950-2010年一直呈上升趋势（表2）。总之，在老龄化背景下，世界人口负担系数总体将呈现赡养比不断上升，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及总抚养比整体上升的态势。

（二）老龄化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比不断提高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未来劳动人口也越来越少，相应地缴费人数也会逐渐减少，因此，政府的财政负担将会越来越重。以我国为例，从1998至2005年，各级财政针对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金资金支出约在4000亿元，3600亿元左右为中央财政资金补助。在2006年，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贴97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为774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49.2%和42.3%②。近年来，虽然政府在养老保险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不断加大，但养老保险改革中的最大问题仍旧是资金的匮乏问题，逐年扩张的基金缺口正在使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严重的财务风险。

（三）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提出挑战

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老百姓的“保命钱”，它的安全性和保值增值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范围仅限于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企业年金规定投资于银行存款等流动性产品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20%，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20%，这种投资保证了基金的安全性。但随着老龄化的到来，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使基金在保值的基础上实现增值。

三、国外应对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实践——以德国为例

德国是世界上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两德统一以及提前退休人口的持续增加，德国的法定养老金开始趋于萎缩，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不断加重，因此德国进行了以开源节流为主要手段的养老保险改革。

首先，提高养老金缴纳比例。为解决不断增加的养老金领取人数与缴纳人数比例不断下降带来的收支失衡问题，德国一直在不断提高养老金的缴纳比例，同时，降低法定养老金的替代率，德国政府正设计将退休员工养老金占工资的比例逐渐由53%降为2020年的46%，到2030年降为43%。

其次，鼓励支持补充养老保险的发展。德国政府为鼓励雇主和雇员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从2002年1月起，允许雇员以工资转换方式建立自己的企业补充养老金，同时政府对企业建立的企业补充养老金提供一定的税收减免或相关补贴，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德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普及程度逐步得到提高。

再次，继续发挥政府在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德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同政府的社会政策密切联系，政府组织、规划和推动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并为养老保险的持续运行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撑，同时政府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制定和适时推出社会保障政策，对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保险机构进行监督。

德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社会保障体制较为健全的国家之一，其制度的创立和成长也历经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其中的很多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去吸收和借鉴，比如德国完善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法定养老保险与补充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保障方式，以及在老龄化趋势下引入的长期护理保险和“个人服务时间存储制度”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并适当地结合自身的实际更好地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选择

（一）养老保险制度应定位于保障型制度

社会保障具有互济、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养老保险无疑也具有这种功能，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养老保险制度也必须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变革，建立一个统一的保障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而非福利型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可以发挥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而且还可以发挥其收入再分配和激励的功能，这也是我们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

（二）建立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模式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应更加灵活，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家庭养老、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等都是建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通过建立多层次、多支撑的养老保险模式，也可以充分有效地分散保险责任，给予公民以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

基本养老保险应坚持广覆盖的原则，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企业年金可以保持养老保险的替代水平，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因为寿命延长而下降，鼓励个人购买商业性储蓄养老保险，政府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样也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

（三）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基金运作的市场化步伐

虽然安全性是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基本要求，但在老龄化趋势下，养老保险基金不仅要做到安全性，而且要实现保值增值。应不断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范围，除银行存款、国债、股票等品种外，国家还应适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给予优惠，让养老保险基金积极参与到资本市场的运作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也出现了由政府部门投资到私募基金公司投资运营的趋势。私人运营的社保基金具有灵活性和盈利性，体现了市场作为基础手段配置资源的要求。政府可以通过挑选相关私人基金投资公司运营部分社保基金，同时制定法律法规加强监管，通过市场化道路不断壮大社保基金规模实现保值增值。

五、小结

为了应对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同时减少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对其他国家养老保险改革的有益经验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所处的具体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必要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重新的定位和选择。通过坚持保障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不断建立健全全方位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运作，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才能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注释：

①苏春红.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38.

②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苏春红.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38.

[2]孙祁祥，朱俊生.人口转变、老龄化及其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J].财贸经济，2008，（4）.

[3]杨燕绥，李学芳.“创造”老龄人口红利[J].中国社会保障，2010，（5）.

[4]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J].经济科学参考，2011，（34）.

[5]张车伟.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后果及其战略对策[J].湖南社会科学，2006，（4）.

第5篇：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后果范文

    一、对“四二一”人口结构的重新审视中国在上世纪70 年代末开始推行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种种社会经济影响作了充分的设想和论证, 其中也包括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四二一”家庭的概念便是在人们研究家庭结构、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口老化以及养老问题中被提出来。但由于上世纪末以前,人口老龄化似乎还未出现, 数量问题才是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人口问题, 于是“四二一”家庭虽然被提出了, 对其定义的完备性以及影响的普遍性却缺乏足够的科学说明和论证。直到20 世纪末、21 世纪初才陆续有学者就这一广为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给予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是利用人口调查数据估计出生育政策对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和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程度( 郭志刚, 刘金塘, 宋健, 2002) 。“四二一”家庭的提出形象地表现出家庭内部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给家庭养老带来冲击,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醒人们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作好准备。但是, 综观国内现有的一些相关研究, 发现对“四二一”问题的研究仅限于一种家庭结构的研究。如对“四二一”家庭描述为: “‘二’是特指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形成的中间一代; ‘四’是指他们的父母, ‘一’指这对独生子女夫妇所生育的独生子女。他们只需要具有这种直接亲属关系结构, 不需要生活在一起”( 郭志刚, 刘金塘, 宋健, 2002) 。而这种家庭的存在实际上有很多先决条件, 如四个老人共同存在、中间一代的夫妻双方必须是独生子女、只生育一个孩子。但这些条件会受通婚方式、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居住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从而影响“四二一”家庭存在的几率。

    另外, 仅从“四二一”家庭这一概念的合理性来看, 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 特别强调其中所蕴涵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 而“四二一”家庭中的“四”, 即两对老年夫妇之间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 只是通过子女的婚姻关系形成亲属关系。在三代人都存活的前提下, 这种亲属关系所形成的家庭形式比较现实的应该是以下两种:

    1.一个核心家庭( 即由作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双方及其唯一的孩子组成的家庭) +两个空巢家庭( 即两对老年夫妇各自组成的家庭)

    2.一个主干家庭( 即由其中一对老年夫妇、作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双方及其唯一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或称“221”家庭) +一个空巢家庭( 未与子女共同居住的一对老年夫妇组成的家庭)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 四个老人与一对已婚有子的子女共同构成一个家庭的情况并不多见, 如果没有共同生活在一起, 这种所谓的“四二一”家庭便不符合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家庭范畴。但应该看到, 即使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四二一”家庭存在的可能性很小,它给传统家庭养老带来的挑战仍不可小视。

    另一方面, 今后“四二一”结构在微观范围内虽然不会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人口结构形式, 但从我国整个宏观的社会范围来看, “四二一”结构或者说倒金字塔结构在一定的条件下则很可能成为我国人口的结构形式。考察城镇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现, 如果生育率长时期过低就有可能造成未来城镇人口的倒金字塔结构( 见图1) 。

    从2000 年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来看, 城镇40 岁以下人口的年龄结构呈现典型的倒金字塔型。这是由于农村20- 40 岁年龄段的人口大量流入城镇, 造成城镇该年龄段人口的凸出, 加之城镇的总和生育率偏低, 在2000 年仅1.3( 王金营, 2003) , 20-30 年后城镇人口年龄金字塔极有可能呈现倒金字塔型。因此, 对于城镇未来的人口发展来说, 只有在低生育水平没有持续太久, 且必须有农村青壮年人口不断迁流入的前提下才能改变未来倒金字塔型的人口年龄结构。

    二、把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0.1 是控制人口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最优平衡点

    2006 年2 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 对2001- 2100 年中国百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进行了预测。本文采用该预测数据对我国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进行分析。本文拟通过比较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方案下, 我国未来百年的总人口、老年人口、老年比等指标呈现的结果, 从而得出生育水平对我国未来老龄化的影响情况( 见表1) 。

    1.中方案与高方案相比

    老年比的差别较小, 到2050 年中方案的老年比仅比高方案高约2 个百分点, 影响不大。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本世纪中叶老年比超过三分之一相比,我国实行TFR1.8 上下的中方案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算很大, 基本可以接受。只是总人口的差别较大, 中方案比高方案的总人口在2050 年少9000万, 2100 年少3.3 亿左右。

    2.中方案与低方案相比

    低方案下的老年比到本世纪中将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 达到36.4%, 而到2100 年更高达40.9%, 与2050 年世界上老年比很高的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水平相当, 超过40%, 对社会将会造成巨大的养老负担。与中方案相比, 低方案下的总人口数量降得过快, 到2100 年将不足6 亿。此外,0- 14 岁的人口数量过低, 人口急剧下降, 且难以回升, 不利于人口的持续发展。

    图2 表明, 在中方案与低方案的不同条件下, 我国未来百年人口的年龄构成有很大差别, 这种差别在本世纪中叶以后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果生育水平过低, 到本世纪中我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超过三分之一, 到世纪末将超过40%, 60 岁及以上、15- 59 岁、0- 14 岁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大致分别为40%、50%、10%( 即“4- 5- 1”) , 呈现类似倒金字塔形的年龄结构。

    因此, 综合比较高、中、低三种方案, 我们认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0.1 的中方案是比较适合我国21 世纪人口发展的方案。或者说, 避免生育率过低或过高既能控制我国人口总量增长过快, 又能避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加剧, 是控制人口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最优平衡点。

    三、老年抚养与支助情况的国际比较对我国生育水平的启示

    为了更加准确、全面地反映社会和家庭的养老支持情况, 在原有的老年抚养比、少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基础上, 2002 年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新的指标: 潜在支助比和父母支助比。1.潜在支助比( Potential Support Ratio) =15- 64岁人口/65 岁及以上人口。它是老年抚养比的倒数,表示多少经济活动人口支助一个老年人。是反映一个人口支助老年人能力的指标。潜在支助比越高,则表明对老年人的支持压力越小。

    2.父母支助比( Parent Support Ratio) =85 岁及以上人口/50- 64 岁人口, 表示每一百个50- 64 岁的准老人支助的85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的人口数。父母支助比越高, 则准老人支持高龄老人的压力就越大。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四二一”家庭的养老负担。

    由于这两个指标对于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都有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利用这两个较新的指标对中国与世界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老年抚养、支助负担的情况进行初步分析。

    表2 中的三个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老年人口负担情况。总的来说, 直到本世纪中叶, 中国支持老年人的负担都是相当重的。2000 年中国的养老负担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但到2050 年中国的养老负担将远高于发展中地区和世界平均水平, 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值得重视的是, 虽然我国的父母支助比在2000 年还比较低, 准老人支持高龄老人的负担还不算大, 但从2000 年到2050 年该指标的上升幅度却比较显着,说明高龄化将给我国带来较大挑战。

    老年抚养与支助情况的国际比较表明, 未来半个世纪老年负担的变化趋势意味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家庭带来的压力仅低于发达国家, 超过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作为老龄化决定因素之一的生育水平如何至关重要。很多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力图改变生育率过低的局面, 但需要很长时间,特别是青少年比例过低更难以逆转。因此, 宏观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微观的家庭代际人员结构都必须统筹考虑, 不可偏废。年龄结构过分畸形、老龄化程度太严重会给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不良后果。发达国家的生育趋势虽然是趋向于低生育水平, 但都尽量避免生育率过低、年龄结构严重老龄化。

    四、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法国和欧洲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第6篇：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后果范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联合国(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银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鹏(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学军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丝诶狭浠讨欣夏耆丝诘奶氐慵坝纱瞬亩陨缁峋玫挠跋於蓟嵊兴浠馐侨丝诶狭浠讨幸酝幢还惴喝鲜兜牧硪桓鲋匾矫妗U饫锝擞玫谌⑺拇稳丝谄詹槭荻灾泄夏耆丝诘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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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后果范文

 

关键词： 老年护理现状　展望

    世界卫生组织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7%称为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也正席卷全球，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文明不断提升（注重人口数量到注重人口质量）的体现［1］。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必然给社会、家庭、医疗保健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对老年护理事业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就我国老年护理现状与展望综述如下。

    1  人口老龄化现状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为12.95亿，60岁及以上达总人口的10.23％，65岁及以上达总人口的6.96％［2］。预计2000～2025年，老年人口会占到总人口的19.3%。2025～2050年，老年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5.2%。

    1950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有2亿，1970年达到3亿，2002年达到6亿多，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0%。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老年人数量将增加到世界总人口的21%［1］。中国甚至于全世界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2  人口老龄化对健康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功能的下降，患急慢性病的几率增加，就诊率、住院率因此上升。老年人由于生理上的衰老变化和外界环境的改变，在思想、情绪、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往往不能适应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变化。老年人也常出现脑衰弱综合征、焦虑、忧郁症、离退休综合征、空巢综合征、高楼住宅综合征等心理和精神问题［3］。

    3  老年护理的现状

    3.1  老年护理的概念

    3.1.1  传统观念  人们往往将老年护理与老年病护理相提并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老年护理是针对老年人的某种疾病而采取的相应护理措施，大多数疾病对老年人的影响与对其他年龄组人群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实践证明，对老年人群的护理有别于对其他年龄段人群的护理。这些因素包括老年人对疾病的反应，各种疾病症状在这类人群中的不同表现，以及这些疾病所导致的身体、心理的反应及所产生的后果等。目前老年护理工作的重点在于帮助老年人应付实际或潜在的健康问题。因此老年护理有别于传统观念的老年病护理［4］。

    3.1.2  新的观念  老年护理是以老年人为主体，从老年人身心、社会、文化的需要出发，去考虑他的健康问题及护理措施，解决老年人的实际需要。让老年人及其照顾者共同参与护理活动，以护理程序为框架，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适时给老年人及其照顾者以护理知识技能的教育及监督指导，而不是让老年人被动接受护理，从而避免心理上产生“无用”的压力，由于老年人及其照顾者的参与，使老年人出院回归社会后仍能获得连续的自我护理及家人的护理。研究表明，绝大多数老年患者（非卧床者）表示不需要护士提供更多的生活护理，充分反映了老年人自我护理的需要，经由自我照顾而满足自身生活需求则有助于老年人生理、心理及社交的健康。因此，老年护理应重视强化个体自我照顾能力，在尽可能保持个人独立及自尊的情况下提供协助，适时给予全补偿、部分补偿的护理服务［5］。

    3.1.3  没有统一的概念  老年护理在德国没有统一的概念，其特点是尊重老年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及个性，注重老年人的心理护理。使老年人的精神、心理、身体三者合一，强调回归自然、贴近自然；对护理人员强调更多的是耐心与献身精神［6］。

    3.2  国内外的老年护理机构发展史  1870年荷兰成立了第一支家居护理组织，以后家居护理在荷兰各地相继建立起来［1］。德国的老年护理始于18世纪，1900年老年护理成为一种正式职业［6］。英国1859年开始地段访问护理，19世纪末创建教区护理和家庭护理，1967年创办世界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日本1963年成立了老人养护院。我国于1985年在天津成立了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1988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所老年护理医院，1996年5月中华护理学会倡导要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区老年护理，1997年在上海成立老人护理院，随后深圳、天津等地成立了社区护理服务机构［7］。截至2004年底，全市共有养老院（老年福利院）439家。根据医疗保险部门统计数据，2004年我市家庭病床共有2.1万，根据市民政局调查数据，上海市有95%的街道（镇）开展了居家养老护理服务，每月接受服务的老人有2.6万［8］。目前上海市的老年护理机构主要有：老年护理院、养老院、家庭病床和居家养老4个方面。

    3.3  老龄化所带来的观念转变

第8篇：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后果范文

一、×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征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市2010年底总人口862.7万，65岁以上人口61.76万，占×市总人口的7.16%，已处于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发展阶段。根据2010年上海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市的老龄化程度仅比上海市低三个百分点，而不同于上海这个有“东方明珠”之称的沿海发达都市， ×市“未富先老”将面临前严峻的老龄化局势。

（一）老年人口规模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以及20世纪中后期，计划生育工作的普遍推行，使得人口出生率下降，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2010年底，×市65岁以上老年人61.76万，占 ×省老年人口总数的7.9%。

（二）人口老龄化程度高

×市虽作为中部二线城市，随着 ×市政府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及逐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我市老年人口的平均寿命增长为74.83岁，比十年前增长了3.43岁，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又使得出生率大幅下降。×市2010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全市总人口7.16%，人口老龄化高于 ×省0.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老龄化形势严峻。

（三） ×市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期

×市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呈不断加快趋势，65岁及以上老人在1980年-2000年每年递增2.4%，2000-2010年为3.8%，增速达1.4个百分点。数字表明，×市老年人口不但在绝对量上呈上升趋势，更主要的是增长速度的逐渐加快。

（四） 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人口学中认定，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口。×市2000年80岁以上的老人占本市老龄人口的10.05%，而到了2010年该比重则上升为12.38%，这表明×市高龄老年人所占比重在不断增大。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市在社会生产水平、经济尚不发达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必将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影响。

（一）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适龄人口变化将直接影响着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其后果是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缓慢。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劳动人口的稳定供应，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比重加大，劳动适龄入口数量减少与比重下降。预计到21世纪中期， ×市劳动力数量将有近1/4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

（二）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被赡养人口的增加必将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当我市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家庭的代际抚养比就会出现大幅度提高。未来我市家庭现阶段的普遍模式是4：2：1，一个成年孩子将负担6个长辈。虽然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行有助于缓解家庭负担，但这一模式的家庭抚养比重仍将影响我市年轻劳动力的收入支出。

（三） 人口老龄化使政府用于老人的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负担加重

人均寿命延长，几十年的低生育率和我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未富先老”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其结果必然会提高社会负担系数，使社会负担加重。而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补助等社会保险项目的社会保障资金征收困难更加剧了政府在养老等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压力。

（四）养老院数目少致使养老矛盾升级

×市现有老年人100万，而养老院有仅有54家，其中公立养老院31家，床位8000多张。和十二五规划要求相比，×市养老床位还有一半缺口。 更为严峻的是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私立养老院虽然能提供较好的环境但高昂的费用使很多老年人望而却步。

三、解决×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对策

人口老龄化问题势必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等重大战略性问题，我们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积极应对，做出正确的战略性选择，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应对之策。

（一）积极发展经济，为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难题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应对人口老龄化局势，发展经济是关键。只有尽快提高我市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抚养老人的各种需求，被用来进行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物质财富才会充足。应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使更多人在更大程度上享受社会保障的实惠，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二）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积极开发老年产业 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可以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毕竟老年人口并不是纯消费者，他们中间仍有一部分人从事经济活动，劳动经验和知识积累相对丰富，可以弥补体力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发展。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为了满足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对商品、服务和劳务等消费越来越多样化。随着老年人口的逐年增加，其需求也会日益增长。这时，市场机制将引导社会资源不断向开发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用品、医疗产品、保健用品，以及老年大学、老年旅游等产业转移，尤其是在高龄老龄化阶段，社会对满足老年成员的消费需求将明显增大。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大力兴建公共养老设施、扩大老年活动场所、增加老年服务项目、提升老年服务水平、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三）尽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全方面服务的新型养老体系

1、新型养老体系应该以家庭养老为基础

从总体上讲，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不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因此我们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构建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同时，我们也应看到，90%以上的老人最终都要在家中安度晚年。同时，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重礼节、讲孝道的民族，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天伦之乐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因此，家庭养老的功能虽然不断弱化，但目前仍是我国养老的基础。

2、 新型养老体系应该以社区养老为依托

社区养老是以社区为平台，以社区基层组织为主导，强调政府、社区、家庭、个人等多方参与，整合社区内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全方位服务的养老模式。这一模式符合人们居家养老的思想诉求，同时又能解决家庭无人照料的难题。目前全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提供老人餐桌、上门义诊以及大庆市打造的十分钟养老功能服务圈等等。

3、 新型养老体系应以机构养老为补充

第9篇：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后果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中医药；教育改革；启示

随着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扩招、办学规模迅速扩大的新形势下，中医药高等人才如何适应社会需要，成为各中医院校亟待解决的命题。教育部2012年发文（教高[2012]4 号）全面落实总书记在清华大学重要讲话精神。文件第九点指出：要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 。近期，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把中医药单列为第四项主要任务，面向社会全面推动和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 。这无疑是给中医药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众所周知，中国自2000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是全球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又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老龄化社会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公共卫生服务对象。由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临床流行病学证明，老年人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高发人群。这就意味着较高的医疗成本。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然而，为了实现“人人享受初级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总目标，就不能忽视老年人群的医疗保健权利。基于这个现实，本文提出中医药高等教育在应对老龄化社会基本医疗需求上的几点启示：

1发挥中医药治疗优势，保障老年人健康

传统中医药区别于西医对症治疗的思想，具有独特的疾病预防和养生保健的理论方法，达到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的治未病思想是其核心价值。研究证实，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控制的关键在于防危险因素、防发病、防严重疾病事件、防疾病事件严重后果、防疾病事件后复发，因此早诊早治至关重要[3]。中医学对慢性病防治有着系统的理论知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完善的理、法、方、药体系，形成了防治慢性病的优势通过体检后中医药积极参与进行干预，指导人们应用中医药进行保健养生。另外，中医药治疗具有“简便、低廉，药效温和，肝肾伤害小的特点，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卫生保健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 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的几个方向

2.1 中医药服务面向社区，加大养生保健服务

国务院作出中医面向基层的决策，就是基于中医药注重养生和基础调理，防病于未然的优势。在社区中，让中医药更好地服务于老龄和离退人员，通过积极养生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老龄人口在社会中占有相当比例的医疗总投入，老龄人一旦患病就是大病，住院治疗居多，加之陪护成本，会导致较大的社会医疗投入直接消耗。如果积极预防干预，能有多大的意义呢？资料表明，达到同样的健康标准，老龄人所需保健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用的比例为1：8.3：100，即如果在预防保健上多投入1 元钱，将来就可以在治疗上少支出8.3 元和可以节约开支100元钱的抢救费用 ，足见注重养生保健，即做好中医药治未病工程，会避免某些住院治疗成本，节约社会医疗费用的支出。同时还减少老年人治疗上的痛苦。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具有养生医学的高等中医人才在社区会有旺盛的需求，中医药院校应加强这个方面人才的培养。或者在现有的中医药教育中注重老年人养生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和培训。

2.2 中医药教育改革应把扬长避短和精英教育结合起来

所谓扬长避短就是指中医要发挥其区别于西医的优势，尤其是在慢性病、流感、肾炎、胃病等的治疗上具有独特效果。对应的，中医应加强优势学科的建设，比如温病学、肝病、针灸、疼痛科。而老年患者的常见疾病甚至亚健康状态的改善正式中医的特长所在。所以，通过优势学科能带给老龄人口足够和丰富的保健需求。对于中医药教育而言，为跟好地服务老龄化人群，就要在中医药教育中注重针对老年人群医疗保健的强化。我们培养的中医药人才能掌握老年人的生理、病理和心理特点，运用中医理论，熟练处理老年人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问题。另外，精英教育并不是脱离中医面向基础卫生保健这个大方向，而是中医药要在世界重大疑难杂症的攻克上下功夫。事实证明，中医在艾滋病、癌症、风湿、红斑狼疮等西医难题上显得卓有成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改中就成功地实施了“拔尖教育”，培养七年制的中医教育，已经为社会培养出“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

2.3 加强中医药人文教育，提高中医药人才的服务能力

现代医学模式已从针对疾病的治疗转向针对人的关怀。而中医治疗哲学更是讲“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健康的观念除了身体的健康外，更包括心理、社会功能的健康。三者的统一才是现代人追求的目标。老龄化社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另外，绝大多数的老龄人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上存在障碍，比如与医生的沟通方面、治疗方案依从性方面、药物合理使用上都表现出较低的“健康认知力”。所以，对这个群体，未来的中医药人才不光是掌握高深复杂的医学理论、技能，而且还要要掌握足够的人文科学知识。比如，沟通学、心理学、伦理学方面的知识。与其说人文是一种知识，更恰当地说是专业人士必备的素养。

3小结

所以，现在的中医院校在人才培养上应该前瞻性地强化学生的人文科学培养。教学中既注重中医学的内在规律又蕴含丰富的人文社科知识。事实上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和专业学习的统一。在规划学科专业发展上以中医药专业为核心，人文学科为辅，以人文素质强化中医药学科的优势。积极促进学科交叉，促进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