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起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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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播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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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第2篇：传播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本土化

一、本土化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本土化是上世纪年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涌现的学术思潮，是对社会科学理论普遍“西化”作出的反应，我国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大概是在1995年左右。

传播学的本土化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种是指简单地将外来的理论直接应用于本土社会；第二种是指在本土社会的基础上对外来的理论进行补充、发展；第三种是基于本土社会的原创理论。这种原创理论的出现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在当地社会有其独特性，因而引发新的理论建构；二是有关的社会现象并非独特，其实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只不过是其他地方的同行视若无睹，没有进而探究，却给本地研究者捷足先登，“第一种移植式本土化在学术界的地位很低，因为当中缺乏创新，那只是重复应用。第二种修订式或是补充式的理论本土化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带有创新的意义，同时发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第三种创新式本土化是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它不但是理论的开拓，也会为本研究社群带来最大的认同。”

在台湾地区，第一部传播学著作是徐佳士在1966年出版的《大众传播理论》。在香港地区，余也鲁在1978年首次译述出版了宣伟伯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在1980年出版了《门内门外：与现代青年谈现代传播》。在祖国大陆，虽然刘同舜、郑北渭、张隆栋早在1956年和1958年就分别翻译发表了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文章，但研究性的文章直到1978年才出现。这一年7月，郑北渭发表了《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引起了新闻学界的兴趣。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但是，这些还都不是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研究有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1982年，为了响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要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一主张在此后20多年中，是多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普遍认为第一次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命题是余也鲁。他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香港）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余也鲁认为：“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召开。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着手讨论了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新闻传播学。”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作为中心议题加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明安香总结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所谓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为中国实践服务，研究和借鉴外国传播理论，概括和总结中国的传播观念和实践，建立自己的传播理论体系。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要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可一概否认，也不宜乱贴标签，而应该从实际出发，面向实际，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二、本土化研究的背景

中国拥有历史久远的传播活动。在有文字之前，人们最早使用口头传播，作为辅助手段还有图绳、图画、雕刻、烽烟等等。周朝起，就有了以甲骨和金石为载体的文字传播。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处士横议，诸子论战，游说诸侯，聚徒讲学，各国都设有驿站和传舍，传播活动变得频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修筑驰道、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社会传播活动更加畅通。

东汉时期蔡伦发明“蔡侯纸”，此后，纸逐渐成为主要的传播载体。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两者都为文字传播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自古多文人仕士，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咏诗作词，留下令人惊叹的文化财富。儒家、道家、法家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在世界范围内声名远扬。

三、问题及对策

（一）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根据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提供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如赖江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吴东权的《中国传播媒介发源史》（1988）、徐培汀和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2）、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

2、横向的中国传播学理论和传播问题研究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

如关绍箕的《中国传播理论》（1983）《沟通100：中国古代传播故事》（1989）、孙旭培的《华夏传播论》（1997）等。2001年底由童兵、邵培仁、戴元光等著名传播学者主持编写、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对20世纪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做出了归纳和总结。

第3篇：传播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 先秦诸子传播理论体系 局限与价值

先秦诸子传播理论体系分析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是人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性或价值关联性是社会科学的显著特性。传播研究必面对意识形态、价值与观念，在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阐释。先秦诸子尽管站在不同的价值主体立场看待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有着共同的终极价值诉求，即通过协调社会阶级矛盾关系，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共荣。同时，以“民”为本的治国策略也广为先秦诸子认可，这就为诸子传播理论在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荣、共融奠定了理论前提。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实施政治主张的共同的逻辑起点――“民本”思想使得先秦诸子在传播和实施学说主张的过程中积淀构建了我国最早的传播理论框架。如果套用美国传播学大师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来描述我国最早的传播理论框架的话，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的内容可能包括五个方面：谁对谁；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说什么；通过什么，使用什么方式；说话的方法和技巧。

与西方大众传播的“单向性”和“匿名性”不同，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的“谁”和“对谁”不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先秦诸子时的传播活动多为“面对面”的交互式人际传播，对话双方共处同一时空，互为主客关系，同为传播“主体”。信息有效沟通的首要条件是互为主体间的相互信任的达成。为了实现信息的有效互动，先秦诸子对共存于这种面对面的即时交流时空中的互为主体双方的“诚信”态度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为了达到“信”，儒家强调传播主体的人格力量与身体力行的工作方法对于传播效果形成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同时，要求传播主体要严于律己，从我做起，恪守诚信，对于不真实的言辞给予批评：“巧言令色，鲜矣仁。”

道家强调“无为”，以顺应自然，表现自然为诚信之本。老子强调传播主体“信言”的重要性，庄子反对虚饰，认为传播活动中性情的自然流露才是真性情。先秦诸子在强调传播主体“诚信为本”的同时，也对交互主体传播活动中的“不和谐”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孔子很注意人际传播中游说对象的选择，他认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论语•卫灵公》）儒家传承人孟子则从传播主体的角度对于传播内容的特点提出了有益的看法，针对具体传播内容提出了攻守的策略：“辞知其所蔽，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道家则站在辩证的立场上，认为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到传受主体双方个性特征的影响而呈现巨大的差异。如老子认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道德经•第四十一章》）

“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进行传播是先秦诸子传播理论论述的又一重点内容，大约相当于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的“传播功能与效果”研究，但先秦诸子更强调作为信息传播介质的语言及其起源与传播对于家、国、社会形成的意义。法家鼻祖管仲曾这样论述人类语言传播的起始：“夫名实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惠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管子•宙和》）管仲认为语言传播源于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不同认识和见解，人们为了解决这种认识上的分歧，相互交流意见，然后由聪慧的人来决定与客观实际最为贴近的见解，从而构建意义共享。管仲的见解从某种意义上暗合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播起源论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源于人们改造自然、构建社会的生活、生产实践活动。墨家则从国家起源角度论述了语言传播的重要意义。墨子认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墨子•尚同上》）墨子认为信息传播是统一思想，协调个体行为，构建社会国家的必要手段。儒家认为传播的主要功能是监督统治者和教化人民，进而塑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儒家眼中，传播的第一要义就是通过“正名分”来整肃统治秩序。法家主张通过政治传播实施社会整合与舆论控制，道家消极无为，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交流的价值，主张人与宇宙的自然融合与和谐。

“说什么”指传播内容，与西方传播理论的“媒介内容”研究相通。先秦诸子的相关论述涉及传播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以及其对传播效果形成的影响。孔子认为衡量取舍传播内容的标准应该服从巩固贵族国家统治秩序的需要，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同时认为传播过程应当遵循“述而不作”、“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墨子针对传播内容的表现方式提出“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闲诂•修身》）的要求，同时还认为“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辞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由此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站在维护国家正统统治的基础上，比较注重传播内容的“合法”性，同时排斥一切有违正统观念的“异端邪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孔子诛杀少正卯”这样的事了。相对而言，墨子更强调传播内容的真理性，即对于事实考察的深入和传播行为的理性。同时墨子还注重传播内容的表现形式，要求传播用语合仄押韵，易于传播。

“通过什么，使用什么方式”，即传播方法研究，大概类似西方传播理论的媒介研究和传播类型研究。先秦诸子生活在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之前，但他们在人际交往和传承文化的过程中仍然发现了传播介质对于传播效果形成的极端重要性。墨子首先发现了口语传播的局限，最早论述了信息载体对于传播的重要意义。墨子认为：“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墨子•亲士》）在具体传播方式方面，诸子传播使用过游说诸侯的人际传播、聚徒讲学的群体传播，也有作为国家官吏行政活动的社会传播活动，其中尤以游说和讲学为主要的传播方式。游说诸侯是先秦诸子最主要的传播活动，其传播方法技巧多和人际传播心理相关。

“说话的方法和技巧”是先秦诸子长期传播实践活动的经验性结晶，大约论及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的传播心理学、修辞学等相关内容。儒家学说侧重维护君主利益的政治传播规律的探索，相对而言，比较强调传播者的威严，以及传播过程的仪式感。曾子强调：“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儒家传承人荀子对于传播仪式的内容也曾有过较为详尽的描述：“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荀子•非相》）对于传播者应具有的心理素质，孔子也做过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克服躁、隐、瞽。同时，儒家擅长以温和的面目实现传播目的，孔子提出“能近取譬，扣其两端”的游说方法，与西方传播理论的“两面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处。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的心理互动是西方大众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这方面我国先秦诸子在游说传播实践中也有过众多的发现。其中面对面的人际传播过程中交互主体的心理“揣摩”是该部分的主要内容。墨家提出“三表法”来论证论点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在具体的语言使用方面还提出了“举、体、援、推”等具体的语言修辞方法。

局限与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诸子传播理论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即传播主体论――“谁”和“对谁”，信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传播动机论――“出于什么目的”，传播活动的主观价值诉求；传播内容论――“说什么”，传播信息内涵价值诉求及其表达；传播方法论――“通过什么，使用什么方式”，信息传播渠道与介质；传播技巧论――“说话的方法”，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与相应语言修辞。但是，如果与当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相比，无疑呈现明显的朴素性和局限性。首先，先秦诸子传播理论在理论架构上并不完整，基本没有涉及现代传播理论的某些重要的范畴，如“冗余信息”、“反馈”、“噪音”等。其次，先秦诸子传播理论主要涉及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难以对当代以电子传媒为主流的大众传播实际有效发挥其积极指导意义。再次，囿于时代的限制，主体价值诉求差异，先秦诸子某些论断与现当代主流传播价值观相违背。如儒家的“正名分”观念就无法与当代“平等”、“民主”、“自由”等价值取向相兼容。所以，陈力丹教授一直否定中国有自己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传播学是用科学理论研究现当代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而我国只能探索古代的传播现象及言论、观点，缺乏当代的现实证据，因此“中国传播学”一说还不能成立。

成熟的社会实践是造就和产生科学社会理论的必要物质前提，科学完备的中国传播理论的构建则有赖于中国社会大众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关社会制度和行业管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先秦诸子对于现代传播理论构建的第一个启示在于“传播交互主体”思想的提出。交互主体思想突破西方大众传播理论传受双方的价值与行为对立，突出传受双方的地位对等性，这对于以交互性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网络媒体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诸子思想的交互主体不单单指信息传播行为的对等地位，同时也指传受双方的价值利益对等，意味着信息交流只有在平衡传受双方利益的前提下，才可能取得长久的积极的传播效果。这既突破了批判学派对大众传播行为价值全盘否定的局限，同时也凸显美国经验学派操控理论的狭隘与危机，构建了一种传受双方互为主体、地位对等、利益共享、传播效果双赢的理想传播形态。诸子给当代传播学的第二个启示是“整体性”观念的提出。诸子传播思想大多兼顾个体、群体、国家利益的协调统一，同时兼顾人类整体与环境的和谐统一。这也是对当代西方传播理论囿于主体价值诉求差异造成的矛盾悖谬的补救和启发。诸子理论既强调传受双方的互利共赢，同时也兼顾君主国家利益和作为被统治者存在的基层民众利益的相互依存，从“天人合一”观念出发构建了源于人与自然、民众与国家，以及个人与社会利益共存基础上的人类整体传播观。第三，诸子从微观方面提出与认识论、语义学以及逻辑学相关的传播理论范畴：心、相、言、意。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体”与“相”，运动变化的是事物的本“体”。人们运用心智辨别事物，形成关于万事万物认识结果，也就是所谓的“相”，所以人要想正确地认知世界，首先要做到的是“正心”。《礼记・大学》认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心”与“相”属于人的内向传播范畴，是形成个体意义，进行人际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与传播相关的另一对范畴是“言”和“意”。“言”，指言辞、名词、概念、论说、著述等，也就是信息传播的语言载体；“意”，指思想、义理、宗旨等，也就是传播者所要转达的个体意义或意志。“言”“意”之间的割裂与脱节是影响传播效果形成的根本性原因。《墨子・经说下》说“以言为尽悖，悖”，批评了怀疑或否定“言”能正确表达“意”的观点。又如《墨子・经说上》说“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肯定通过“言”人们可以了解把握一定的“意”。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对“言”能达“意”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HB10RXW019）］

第4篇：传播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新闻传播；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270-02

20世纪80年代，一种起源于美国的新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开始被引入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这种教学方法起源于192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在工商管理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蔓延渗透至多个学科，“是以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前沿性的案例为教材，在教师指导下，运用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提供的客观事实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做出判断和决策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1]时至今日，案例教学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种广泛普及且行之有效的教学和学习模式，其在新闻传播学教学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作为一名新闻传播学领域的高校教师，笔者一直在课堂教学中探讨并尝试此种教学方法，感受颇深，现就如何将案例教学引入新闻传播教学课堂谈一谈浅见。

一、案例教学的特点及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有学者曾经总结说：“当前多数传媒教育的教学模式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以传授已有的知识为主要教学目标、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教学手段、以教材为主要教学内容来源、以老师为主要教学主体、以笔试为主要教学考核方式。”[2]与之比较，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区别主要在于：首先，教学内容来源不同。传统教学方法以教材为主要教学内容来源；案例教学则主要使用的是案例材料，案例是适应特定的教学目的而编写的。其次，教学主体不同。传统教学主要是以教师为教学主体，形成单向性的课堂传播。案例教学则是学习者在教师指导下的团体讨论和辩论，是双向性的传播。第三，教学目的不同。传统教学方法的目的主要是向学习者传授知识；案例教学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第四，教学手段不同。传统教学以教师单方面授课为主要教学手段，而在案例教学中，更加注重学生对这一过程的主动参与。从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路径来看，是一个由“术”到“学”再指导“术”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决定了新闻传播学专业自身尤其重视实践的特点。由这一特点出发，案例教学法引入新闻传播学教学，可谓开辟了新闻传播教育的一条全新路径，能够有效改变传统教学中强调死记硬背、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弊端，适应当今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当前案例教学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新闻传播教学的课堂教学中，不过从具体实践情况来看，对案例教学的运用无论是观念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一些误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新闻传播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还远远未能引起新闻传播教育者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在已采用所谓“案例教学”的新闻传播教育实践中，却在教学过程与方法、案例选择与使用、教学效果评估等多个层面，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譬如，有的新闻传播教育者将“案例”误读为“事例”，认为案例教学就是在课堂上运用相关事例对原理进行解释和说明。而实际上，“案例与事例的最大区别在于案例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案例涉及相关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则案例的内容比起事例来要丰富得多，也更加翔实。”[3]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围绕原理多列举几个事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从教学的结构上看，案例教学法必须具备以下要素：案例的标题、案例开场白、案例的背景介绍、案例事件中的主要决策者、有待决策的问题、教学注释；而从实施程序来看，案例教学应遵循如下步骤：阅读分析案例―――小组讨论―――全班讨论―――总结评述。显然，在课堂上举例与案例教学实则有着霄壤之别。”[4]此外，运用中存在的误区还有：由于案例选择不当，使得讨论流于形式，妨碍学生对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在组织讨论的过程中，如果教师引导话题和激发灵感的能力不足，也可能使课堂讨论偏离原定目的或导致冷场；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大部分学生对课堂讨论无法产生兴趣，认为无用的讨论占据了过多的课堂时间，而老师讲的太少，由此心生不满和抱怨，这就远离案例教学法的初衷了。

二、案例教学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新闻传播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要为新闻和传播行业培养决策型和应用型人才，在培养方式上绝对不能拘泥于传统教学方式。在传统的课堂里，教师居于主导地位，讨论的主题、内容、方式及手段都由教师决定，学生处于消极和受支配的地位，被动接受教师“真理”的灌输，处于一种单向性的传播环境之中，不利于学生培养独立思考和实践的能力。而在采用案例教学的课堂上，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的主要角色是提供案例材料和组织讨论，在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共同控制论题选择和讨论过程，形成双向的平等对话和交流，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对话题的关注和兴趣，而对话题的不同理解和思考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更能帮助学生拓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为了实现这一教学效果，高校教育者们进行了无数的实践和探讨，下文笔者就案例教学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结合其他学者观点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在新闻传播教学中，案例教学的主要运用形式如下。

1.列举案例。列举案例是指在授课中，为了说明某一个理论、观点或实践问题，列举一个或一组案例。列举案例的目的在于说明问题或注释理论[5]。但如前文所述，案例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并不等同于举例说明，两者在教学材料、教学主体、教学目的和手段方面有着绝对的差异，当然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教学的主体差异。案例教学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举例是为了引发学生的讨论和思考，使学生在领会了原理和观点或实践问题的内涵后能够举一反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是处于辅助者的地位，是双向的沟通与交流。而举例则完全是教师单方面的教学行为，是单向的传播。

2.讨论案例。讨论案例是指对某一内容（原理、方法）进行讲授后，为了加强学习印象，巩固学习效果而组织学生对某一案例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要论证其独具特色的判断和观点，同时，还要接受他人的疑问抑或反驳，进而在辩论中进行反思。比如，围绕一个新闻事件提供多个新闻点，让学生就何者是最具新闻价值的事实自由地发表观点，同时接受他人的质询和反驳，教师适时对不同意见进行评析，以此提升学生的新闻敏感，并进一步加深对原理的认知，锻炼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模拟案例。模拟案例是指结合上课内容，要求学生对新闻事件中的情境进行模拟并进行角色扮演。如要求学生针对社会热点事件或人物拟定采访方案，确定采访对象、拟定采访提纲和采访步骤，在条件具备情况下予以实施。“实战”的感觉能够有效刺激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并能有效地使理论和实践形成对接，使学生对新闻采访过程形成直观、感性的认知，同时对新闻采访实践中需注意的种种细节问题乃至团队的配合和协作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加强了教学与实践的联系。

4.讲评案例。这里的讲评案例是指将学生自己的新闻实践经历、实践作品作为案例来“品读”。新闻传播学是一门相当注重实践的学科，而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一定会暴露出不同程度的问题，教师应当就这些问题在课堂上组织讨论并提供适当的评析，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这些问题，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考能力。比如：2011年9月少数民族运动会在贵阳召开之际，笔者安排学生就活动举办期间（包括会前、会中、会后）贵阳城市环境面貌进行外出采访，学生实践过程中陆续反馈出一些问题，如因背景资料准备不充分导致切入角度不精准、采访对象选择不合适导致获得素材无法使用、拟定问题不具体以致采访对象无法回答等，当教师对这些问题进行讲评时，由于是自己的亲身实践，学生的兴趣会更浓厚、体会更深刻、理解也更透彻，得到的启发自然也就更多。

三、案例教学法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结合笔者自身教学经验，认为在实践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精选教学案例。精心选择好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先决条件。恰到好处的案例会有助于提高新闻传播学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恰当的案例则可能使教学误入歧途。“在案例教学法中，‘案例’成为师生的中心议题，它强调从案例中提炼理论，继而又重归实践，成为实践的向导。”[6]在案例的选择上，应当从经典型、前沿性和争议性几个方面把握。所谓经典性案例是指那些历久弥新，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新闻传播学基本规律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案例。前沿性案例强调的是紧扣时代主题，体现时代精神，涉及最前沿的社会问题。如网络舆论、、危机公关等。争议性案例则指通过提供争议性的话题，以营造开放性的讨论范围，而不是提供一个封闭性的结论。如网络红人们的出位炒作、香港撞船事件等，都可以作为教学案例引入课堂。同时，还应当注意案例选择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避免偏离教学内容和目的。

2.精心组织讨论。课堂分析讨论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关键。在安排案例讨论之前，教师应做好相关准备，包括吃透案例；做好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安排；提前考虑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想好应对措施；如有需要，还需结合教学内容和所选案例设计具启发性的思考问题，以便在出现意外情况，如冷场时，可以有效引导学生，激发学生灵感。同时，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鼓励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对不同意见或争议适时点评和引导，对学生正确的观点和新颖的看法应给予及时的肯定和鼓励，并进一步启发他们做更深入的思考。

3.耐心倾听，正面评价。在学生思考、讨论案例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倾听和观察，从学生的言行中捕捉信息，及时有效地引导学生的讨论向有意义的方向延伸。同时，教师还需对课堂讨论进行及时的总结和评价，一方面对案例本身进行总结性发言，指出分析案例的重点、难点、关键所在，通过案例分析学生应获得哪些方面的知识能力。另一方面还需对学生的表现给予正面评价。所谓正面评价即一般对学生案例分析、讨论表现不做优劣评价，以鼓励表扬为主，着重考量学生分析案例，思考问题的方法、角度；思路是否清晰；是否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等。

参考文献：

[1]王平.案例教学法在新闻教学中的运用.[J].今传媒，2006，（1）：61-62.

[2]冯刚，朱光宝.案例教学法―新闻学教育的当展趋向[J].新闻界，2004，（3）：17-18.

[3]杜萍.对新闻教学中案例教学法的几点思考[J].新闻知识，2008，（6）：52-53.

[4]张明新.新闻传播学专业案例教学的理念与实践[J].东南传播，2009，（8）：18-20.

第5篇：传播学的起源范文

近读胡翼青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颇有启发。该书理清了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耶鲁学派之间复杂的学术关系；更精辟地论述了美国传播学诞生过程中，知识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使笔者对传播学术史研究方法和路径选择有了许多新思考，特别想对该书作一些回应与评价。

一、传播学术史应当破除历史“神话”

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和历史叙事，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和逻辑构成的。这些概念和逻辑，限制了当时人们思考问题的模式和框架。中国历史原本与西方历史有着不同的书写逻辑，但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一些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科学、资本等问题的追问和反思，让中国人用一批外来概念构建了中国近现代史，甚至套用新的概念重新界定、塑造中国的古代历史。大到人类整个思想系统，小到一个学科范式的确立，其背后都有一种权力意志的作用。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人们谈论传播学，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传播学；谈到传播思想史，首先想到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的贡献。然而，这种以编年史形式书写的传播思想史，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垄断和学术霸权，它遮蔽了传播思想真正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一种关于什么是传播学的历史神话。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骆正林：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兼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个学科的诞生是学术群体思想合力的结果。“传统学术史多为思想史、发展史或者编年史。能够进入学术史的只是极少数对学术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知名学者，而与他们同时的绝大多数普通学者都被排斥在学术史的大门之外。”\[2\]（P5）编年史是以往书写思想史最主要的方法，它通过记载主要人物和事件，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思想史的轨迹。然而，知识生产并非是一条线性的历程，它有更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而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的活动。传播学最初的发展曾是高度多元化和不确定的，然而，很多方向在后来的发展中被“遗忘”了，另一些方向的思想则被放大和强化。美国传播思想史就是通过“剥落思想、留下事件”的方式，制造了几个主要学者的“创世神话”。现在传播学科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编年史的外衣下，为现有学科结构的合法性辩护，它重视的是所谓的“天才们”的智慧和贡献，而忽视了很多普通学者的艰苦工作。不仅如此，它还有意无视并非主流阵营的其他天才学者。编年史将传播学的开创由帕克、李普曼、米德等几十人逐渐变成“四大奠基人”，而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和编年史相伴的“历史决定论”，是另一个造成历史神话的动力，这种历史书写擅长制造“优越性神话”。历史决定论试图从琐碎的、大量的表层历史事实中，通过揭示因果关系、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然后再依据历史规律预测社会发展方向。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眼光的学者，胡翼青对历史决定论持有戒心：“尽管历史上有不少思想家曾经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规律的问题，但事实上这种分析从来就没有真正获得成功过，形形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一度大行其道，但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决定论可以解释所有的历史。”\[3\]（P15）在传播学史上，人们通常认为，芝加哥大学的衰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崛起，是传播学范式转移的历史必然，其根本原因是芝加哥大学的非学科化倾向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胡翼青在书中通过大量材料佐证：芝加哥大学的黯然退出，哥伦比亚学派的蓬勃发展，都不是完全必然的，其间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胡翼青指出两大学派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芝加哥社会学系中也有定量研究者，而且这些定量研究者如奥格本、斯托弗和西尔斯，在美国社会学界定量研究领域有很高的声望”\[3\]（P44）。笔者认为，历史决定论的背后通常埋藏着这样的逻辑，那就是现在的主流思想是击败一系列思想的最优思想，其书写背后暗含着某种优越性的自证，这就为主流思潮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塑造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历史神话。

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总是一个或一些理论家通过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总体思想资源的选择、组合、改造和原创性的阐释过程中形成起来的。”\[4\]（P47）所以，通过重新阐述被编年史有意无意忽略的传播思想史，通过解构决定论，揭示了更多学者对传播学诞生的思想贡献，传播思想史才能冲突历史“神话”为我们建构的世界观。这样才能打开了被遮蔽的历史空间，进而打开了封闭的传播学学科边界。这样做的意义是唤起新的研究问题。问题域的扩大和问题域的转换是学科发展的源泉，任何理论体系都是通过一系列问题来构建自身的，“一个理论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问题域，而一个问题域也就是指某一理论体系可能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总和”\[4\]（P48）。破除神话就意味着提出问题，从而激发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活力。

不过，需要与胡翼青商榷的是，对于主流传播思潮神话的解构，是否有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学科神话的建构，比如芝加哥学派的神话。在《再度发言》一书中，胡翼青曾经这样评价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许多要素似乎已经渗透到各种研究范式内部，这些因素在传播学科理论整合的今天，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内爆式的范式革命。芝加哥的学术气质与学术观点经过各种各样的重组，正成为当代传播学科中越来越具有活力的因素。”\[5\]（P353）这种评价似乎又是一种值得警惕的优越性神话的建构。而他在《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中，评价施拉姆是“所有传播学奠基者中的第一个政治家”\[3\]（P194）。“他创造了第一批被称为‘传播’的大学单位，撰写了第一部传播学课程的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3\]（P395）尽管对施拉姆进行知识社会学批判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看待美国传播学，但这种批判对于施拉姆范式的批判似乎又通过批判的方式从反面论证了施拉姆等人对传播学史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起到解构神话的作用。看来，与思想史神话做斗争注定要历经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二、学术史应剖析学术背后的权力关系

知识并不主要源于个体的冥思苦想，认知通常是集体的认知，集体的认知先于个体。因此，传播先于知识。每个知识生产的主体无法摆脱人际关系和价值立场，各种观点背后都有利益的诉求。自福柯以来，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知识本是权力争夺的场域等观念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不过在新闻传播学科，这种批判意识似乎还很淡薄，学者们似乎还不习惯将本学科的学术作为研究对象放在权力关系场域中去分析和解读，这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自反性的缺乏是致命的，因为它总是会让学术理解停留在是什么的表象之上。学术研究需要“走进去”，更要“走出来”，作为一个学者，不能“研究什么，就消失在什么中，至多引证别的批评家的话做一些表面文章”\[6\]（P11）。

美国传播学向来被认为是传播学的“正统”，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客观存在。李金铨曾批判性地指出在美国人眼里：“所谓传播学当然就是美国传播学，不必标明‘美国’，因为那是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识’。”\[7\]（P1）自传播学诞生以来，美国传播学的历史、概念和模式，相当程度地限制了各国传播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然而，当然的东西未必合理，胡翼青提醒我们，当我们确信传播学是什么的时候，传播研究似乎也就停止了。“很显然，一旦当什么东西不再遭受质疑，不再引发思考，成为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且不断地被重复再生产，它的功能就从学术层面转向学科规范的层面或者说专业意识形态的层面，从而转为一种学科的‘神话’和学科的‘集体无意识’。而且它还成为这一学科专业意识形态变革的重要阻力。”\[3\]（P2-3）施拉姆等人在构建美国传播学的过程中，是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了传播学科的知识规训，强化了传播学者们对现有知识体系的“忠诚度和认同感”。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或思想的生产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因素有关。人们在谈论传播学的时候，更多看到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的贡献，而忽视了美国社会情境和美国意识形态对传播学产生的深刻影响。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传播学的建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主要关注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追求的是一种学术体系的建构和美国社会的进步。然而，二战让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宣传与民意，国家进步开始取代社会进步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多的学者开始转变角色，成为国家智库的成员。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实施的舆论战强行促进了各个学科的跨学科整合，传播研究因此在这个无形学院中成为研究的热点。二战后美国致力于谋求世界霸权，为了证明美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性，美国的学术思想与舆论共识融合在了一起，而传播学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被创立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通过大量的史料论证和逻辑推理，把握了美国霸权性意识形态这根主线，并尖锐指出：“似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没落、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法兰克福学派的迎来送往、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合流、社会学家的角色转型以及施拉姆对传播学科的设计，似乎都与这条线索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3\]（P214）正是这个睿智的发现，帮助我们解开了传播学术史书写过程中的很多历史悬案。

国家的需要决定着学者的命运，也决定着学术的命运。首先，学者的人生和命运会因此而改变。作为政府雇员的学者可以获得研究资金和社会地位，可以让研究获得最好的理由：美国的国家利益。拉斯韦尔曾经是一个桀骜不驯、满腔抱负的青年政治学教授，最后成为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忠诚斗士，后半生致力于用心理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美国没有国家认同感，而且都来自美国的敌对国，他们所关心的反犹问题与美国政府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必然成为美国学界的边缘人。其次，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引进到传播研究领域。芝加哥学派的没落，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经验学派在美国大行其道，都是为了满足战争需要的结果。“是战争，使得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社会研究成为当时传播研究唯一可行的方法。”\[3\]（P158）二战对决策的时效性、精确性的要求提高，同时学者们也需要规避决策失误的责任，因此定量研究成为了传播研究最主要的方法。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因为更契合美国权力阶层精确决策的需要，因而比社会学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学科优势。再次，意识形态的需要决定学术的融合与发展。比如，拉扎斯菲尔德的有限效果论与霍夫兰的说服理论并不是一回事，但哥伦比亚学派和耶鲁学派，却被一种强大的力量书写为同一种范式，而5W模式为两大学派提供了双方都能认可的研究框架。施拉姆在二战后创立传播学以及选择传播学的“奠基人”时，不仅考虑到施拉姆所在的学术圈和社交圈的声誉和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都是美国政府的御用文人”。冷战开始后，美国需要大型宏大理论来论证美国制度的合理合法性，同时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来论证美国价值的普适性，这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有关。“为了在冷战背景中证明美国制度的优越性，社会科学研究被美国政府卷入了一场为意识形态与市场服务的现代化理论的运动中。”\[3\]（P235）施拉姆等人创造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就是现代化理论运动的直接产物。

所以，一切的学术问题说到底都是权力的问题。知识就是权力，这种相互勾结或者说同谋的关系，使权力庇护之下的知识不断得以重复和再生产，从而极大地局限了学科与学术的发展。权力对于学术的局限并不仅仅是限制言论自由那么简单和粗暴，它真正厉害的一面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软控制在学术领域扶持自己的代言思想，并隐性束缚了这一领域多数研究者的视野。

三、学术史不能仅仅依靠文本解读

做传播学术史研究往往会陷入一种误区，就是将证据的基础完全建立在文本之上。对于文本的研究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文本确实是最主要的证据。然而解读学术文本不能仅仅依靠文本本身，因为文本的解读既需要时代的宏观语境，又需要文本创作主体的微观语境。前者讨论的是学术文本生成的时代背景，后者讨论的是学术主体的行动与关系。文本只有在语境化尤其是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的解读中才会具有确定的意义。否则，对于文本的解读就可能是随意的，缺乏一个可以参照的框架。由此导致的问题有二：一方面，我们也许会因为两个主张完全不同的学者在某一文本中达成的共识来判断他们可能是同一学派的学者，同样也可能会因为两个主张极其相似的学者在某个问题上观点的分歧而判断他们是对立学派的学者，从而导致自说自话和违背常识；而另一方面，我们会因为将学术与社会分离而无法理解文本的动因和意义，因为学术不仅仅从文本中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研究主体的关系与行动中体现出来。

在《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中，学者之间的关系及故事被多次反复提及，从而呈现出微观语境对传播学术的影响。该书评价较多的学者是拉扎斯菲尔德。拉扎斯菲尔德被看成“经验的社会研究的奠基人”，一些学者将他形象地比喻为“学院资本家”，他是将政府、企业和学术联系起来的老手。胡翼青将拉氏一生的研究概括为三个特征：擅长团队合作，精于创建研究机构和热衷寻求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综合。而拉氏的这些行为恰恰型塑了其研究文本的特征：科层制和流水线式的知识生产决定了其研究产品的形态和风格。《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对拉氏与默顿、阿多诺的交往着墨较多，认为拉氏和默顿的配合，是哥伦比亚成为国内和国际社会学中心的重要原因。阿多诺具有孤傲的处世态度、攻击性的文风、不合拍的价值取向，流亡美国的阿多诺在拉氏的研究团队中很不受欢迎，但拉扎斯菲尔德却经常为阿多诺开脱，宽容地将阿多诺的错误揽在自己身上。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在文本上呈现出来的学派之间的关系，从而体现出了学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张力。

当然，仅有微观语境是不行的，因为把学术问题仅仅放在学术场域来写作容易掩盖主流学术为权力服务，权力型塑主流学术的互动关系。这一方面有利于藏匿权力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将权力的合法性美化为主流学术的合法性，使其可以更好地为权力服务；另一方面则有利于主流学术自证清白，塑造其价值中立的神话，并因此更好地为权力服务。所以在宏观语境方面追问学术的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非常必要。《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显然关注到了这一点，因此在这方面多有论述：如移民产生的社会问题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创立的基础，实证研究方法的确立是基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传播学的起源和进步运动关系密切；帕克时代专家和自由知识分子成为知识生产的两种对立类型，专家们成为社会和政府的智库，有用和务实逐渐成为美国学术从未动摇的气质……笔者非常欣赏该书的提问方式：“为什么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时空（1922―1949），出现了这样一种传播学科形态，而且为什么这种学科形态会不断被强化和细化，直至成为大批美国学者的集体记忆。”\[3\]（P28）这种提问方式有利于我们将传播学文本的意义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学者群体紧密勾联在一起，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追问权力扮演的角色。

一部好的学术史著作不应仅仅是掉书袋，而同样应当是讲一系列好听的故事，而这一切仅仅依靠解读文本是不够的。解读文本导致了学术史写作的结构化和概念化，并产生了一种想当然的陈词滥调，历史的个性与偶然性就此荡然无存。胡翼青应当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他2004年出版的《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一书，就是因为只解读文本，不分析研究主体的行动，导致对传播学科范式进行了一种僵化的划分。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二元对立，媒介环境学是一种技术主义范式等论调，将活生生的传播学术运动变成了几个僵化的概念和空洞的范畴\[7\]。同一时期的其他传播学术史著作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但这样的学术史作品并不能帮助我们还原真正鲜活的传播学术，不能让大师们的思想重获当代的意义。所以，在《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中，胡翼青完全进入到了一种讲故事的模式，从而一下激活了已经被教科书固化已久的美国传播学，重新解放了那些被误解已久的思想，给人以许多启发。这充分说明，高度语境化的解读对于学术史的写作有多么重要。

传播学术史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2013年11月底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学会，标志着这一领域正在快速崛起。然而，如果这一领域要保持足够的活力和影响力，就不能满足于对国外学术思想剪刀加糨糊的简单译介与拼贴，而是要形成科学的路径与方法，形成自觉的学术意识。《传播学科的奠定》是一个很好的探索，但这应当只是一个开始。

参考文献

\[1\] 施爱东.学术行业生态志：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2\] 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3\] 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 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5\] 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序\[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第6篇：传播学的起源范文

有关学者在考察传奇在唐代兴盛的原因时，大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入手，而忽视了传播学的视角，笔者以为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剖析这一文化现象，不仅可以丰富传播学这一学科的内容，还可以挖掘出这一现象背后更复杂的文化动因。

印刷术成熟――唐传奇的传播基础

如果说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文字的出现是第二座里程碑的话，那么印刷术的发明则是传播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因为它直接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面向大众的、跨越时空而进行传播的载体――图书以及随后出现的报纸。我国是印刷术的故乡，而最早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术。关于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唐代说和隋代说两种说法，不管是起源于隋代还是唐代，有一点可以肯定，唐代的印刷技术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印刷术的发明为传奇的大量复制、进行跨越时空的传播提供了技术基础，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传奇的发展，因为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和繁荣都必须有深厚的受众基础，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否则，只能囿于狭小的圈子之内，自生自灭。随着印刷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传奇也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走向了平民大众，往昔粗俗不堪的乡民野夫由此获得了亲近“精英文化”的机会。

据史料记载，唐朝的造纸技术也极为发达，不但产量高，而且质量好，产纸地区遍布全国，造纸作坊官、私并举，纸张品种繁多，有白麻纸、黄麻纸、细薄白纸、竹纸、藤纸等，造纸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印刷术的物质基础，加之制墨、石刻、捶拓等技术的进步，使得唐代的印刷活动非常活跃，尤其是江南一带，如长江上游的剑南西川，中游的淮南道、江南西道以及下游的吴越间，在都城长安、洛阳、四川、淮南等地还出现了大批的印刷作坊，所印刷的书籍已开始当作商品出售。频繁的印刷活动，精湛的印刷技术，造就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印刷，并且对于学术著作的流传和学术研究的开展，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力。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印刷术的出现与发展，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它还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它使得知识不再只是贵族、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全体人类的共享品。

话语权下放――唐传奇传播的主体扩展

话语权的下放与言论的自由度和知识的普及率有关。唐朝正式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采用分科考试的形式选拔官员，考生可以是来自学校的学生，社会上的一般读书人，还可以是一些品级较低的现任官员，这就为出身寒门庶族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政的机会，从而淡化了门第、等级观念。自春秋战国始，私学一直是进行大众教育的重要手段，即使在政权频繁更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仍保持着兴盛的发展态势，到了唐代，“许百姓任立私学”，统治者的支持加之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私学教育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主要有书院和家塾两种方式。许多名儒大僧开学馆，立精舍，群居讲习，这就使社会的中、下级大众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唐代科举取士，重视文学。在各科中，考试诗赋杂文的进士科最受重视。士人应试之前，常以所作诗文投献名公巨卿，以求称誉，扩大社会名声，为考中进士科创造条件，当时称之为“行卷”。传奇文也常用作“行卷”。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代士人行卷，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传奇以叙事为主，文体近于野史，中间常穿插诗歌韵语，结尾缀以小段议论，即所谓“文备众体”。唐代后期传奇专集产生颇多，大约同这种“行卷”、“温卷”风尚有关。

唐代传奇的繁荣，有一定的历史、社会原因。唐朝统一中国以后，长期以来社会比较安定，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发展，像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一些大城市，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为了适应广大市民和统治阶层文娱生活的需要，在这类大城市中，民间的“说话”(讲故事)艺术应运而生。当时佛教兴盛，佛教徒也利用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演唱佛经故事或其他故事，以招徕听众、宣扬佛法，于是又产生了大量变文，促进了“说话”艺术的发展。从民间到上层，说话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

唐传奇最兴盛的时期是在中唐，这里面也有社会心理的因素。唐代总体上说来，是富有浪漫精神的时代，这种浪漫精神曾经以充满激情、充满自信和进取意识的特点出现在初唐、盛唐的诗歌中。而到了中唐，文人士大夫对社会对人生都不再那么抱有期望，他们的心灵需要在现实以外的世界中求寄托。而小说正是提供了一种虚构的世界，可以让人们在其中幻想人生、解释人生，表达对于人生的种种愿望。

文化传承――唐传奇传播的历史源流

任何―种文学体裁的产生与发展，从来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总有它的历史渊源。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创造性活动，在这其中，传播活动一直是相伴始终的。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没有传播活动，人类的发展就可能会停滞不前，或者人类根本就无历史可言，所谓的历史也只能是人类生存痕迹的碎片化而已。中国是世界上有历史记录最完备的国家，这不能不归功于我国传播活动的发展。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传播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总结了传播活动的三大功能：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我国著名的传播学者邵培仁教授在论及传播的文化功能时认为，传播活动能够承接和传播文化、选择和创造文化、积淀和享用文化。由此可见，传播对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的确功不可没。

初唐、盛唐是唐传奇的发轫时期，也是由六朝志怪到成熟的唐传奇的过渡。作品数量不多，现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内容近于志怪，艺术上也不够成熟。

中唐是唐传奇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作家和作品数量最多，而且颇有名家名作涌现。如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内容题材涉及爱情、历史、政治、豪侠、志怪、神仙等，但大多数作品体现了较强的现实精神，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更加成熟。

晚唐是唐传奇的衰落时期。虽然作品数量不少，并出现了专集，如牛僧孺的《玄怪录》、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但内容较为单薄，艺术上也较为粗俗。唯有豪侠题材的作品成就较高，如传为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就是最著名的作品。

唐传奇毕竟展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通过虚构的故事和虚构的人物，它比以往的任何文学样式，能够更自由更方便更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趣味，由此而言，它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传奇这种文言小说样式在宋代一度衰落，到元、明时期又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较唐传奇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的创作，并被改写为白话小说。事实上，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与传奇体有很大关系。

多元文化的浸――唐传奇传播的文化动因

唐代疆域辽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城市空前繁荣，城市的发展为传奇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读者群，而且，城市地区经济繁荣、人口流动量大，这就为传奇的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唐人传奇――武侠小说的始祖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学领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局面。不但诗歌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而且古文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随着唐代都市的繁荣和适应市民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大量产生，这些传记小说，文采华茂，情致宛曲，为后世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成为唐代文学中又一朵鲜丽的奇花。

王国维说“一代又一代之文学”，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乃至繁荣都是多种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其背后蕴涵着太多、太复杂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动因。唐诗的繁荣也非一两个原因便可概括得了的，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点之外，还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思想的活跃、统治者的重视等多重因素有关，当然，视角不同，结论便不同，本文只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解析，希望能为以往的研究再添一砖瓦。

参考文献：

1.张国刚、乔治忠等著：《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

2.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3.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4.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

5.刘笑盈：《中外新闻传播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6.许洁：《中国文化史》，花城出版社。

7.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7篇：传播学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芝加哥学派；人的关系的本质；交往；动机；库利；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35-02

一、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是由1893年至1952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批卓越的教师与学生组成的。在传播学领域里，他们宏大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传播学的构建和以后的理论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理论上，芝加哥学派为传播学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基础，比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原则；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和“首属群体”概念；帕克的城市社会学和人类生态学理论；以及米德提出的“象征性互动理论”。实践上，在传播学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佩恩基金会研究，它实地考察美国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众多现实问题，对美国当时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有效的研究，例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关于电影对儿童影响的研究，对后期进行的传播效果的研究，提供了早期的模式，也为后来传播学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许多共同特点，他们被连接成一个理论相互影响、生涯相互交叉的人际网络。虽然他们的理论贡献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的理论：“人类关系的本质是传播”。我们从这几个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来论述。

杜威：“社会不仅通过传递、沟通继续生存；而且可以说社会在传递、沟通中生存，沟通是他们达到占用共同的东西的方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强调的是沟通和社会的关系，没有沟通就没有社会，社会在沟通中延续。

库利提出两条河流的观点，一条是意识遗传或动物传递，另一条是交流或社会传递。前者是生物种质，后者承载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库利说：“没有这样的交流和传播，心灵就不能生发出真正的人性，而且必定仍然处在非人非兽的状态。”

帕克认为，人不是生来就是人，人类的特殊性质，是在“缓慢地、费力地和同伴卓有成效地接触、合作以及冲突中”才获取的。“我们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心灵建造并且决定同伴的公开行动”因此“公共生活中此种参与的迫切需要——比如要求同情、认同、理解——是人类本性最基本特征之一。”这就是人类的本性，以及籍此获得他们最鲜明的个性和人类的基本特点。

对于芝加哥学派而言，传播维持和创造着社会。所谓的“社会自我”、“想象往”、“镜中我”等等，都是要说明：传播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所有的社会行为都依赖于它，芝加哥学派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体系。传播成了一种人类行为结构，成为一种表达形式的总和，一个被建构和正在建构的整套社会关系。社会起源于并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之中，人们通过心灵、意识的互动建立并发展这样的关系，关系依赖于交流。因此，总的来说，芝加哥学派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

二、对“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的分析

首先，从概念本身来看，它存在自身的缺陷。这几位代表人物都认为关系是天然存在的，而且不存在任何的障碍也没有真假之辨。不知道它的源头是哪里，也不知道它流向哪里，只是自然而然地不停流淌。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芝加哥学派所说的这种“关系”的来龙去脉，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并不能对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观念思想，去应付那些超出视线之外并且难以把握的事件，我们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就是通过内心对这个事情的想象所认识的。因此人类和身边的环境建立关系，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外界信息，那么它只能是一种盲目和情感的混合物，是一种虚构的产物，这种建立在相信和虚构基础上的传播，又怎么能够作为本质来看待呢。并且，我们不能忽视国家和阶级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在社会、政治等大环境的影响下，社会是一个自然和谐互动的有机体，思想是有机体的一种功能，通过对思想的控制和精心安排，把人们捏合在一起，这并非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对话、交谈、互动而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在掌权者那里，传播实质上沦为了劝服，成为一种世俗政府的功能。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不是社会本体的自然呈现，而是存在于人脑与外在现实之间。同时因为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差异，交流互动必然是不对等的，既然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和不对等，又怎么能说是本质呢。传播只是一种虚拟环境的来源。

其次，从人的关系的本质这个角度来看，“人的本质”和“人的关系的本质”这两个概念，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因为“人”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个动物性的问题了，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人是离不开关系的，离开关系的人则不能称之为人，人的本质，实际上说明的也是人的关系的本质。

人类的本质特征必须包含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起源于动物界，人的本质特征首先包含人与动物共有的自然属性，同时人也具有他的特殊性，并且人的自然属性直接受人的社会属性的影响。因此我们谈论人的本质的时候，应该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归结在一起。芝加哥学派在论证他们观点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从人自然性出发，直接就过渡到了人的社会属性，但是却没有证实，这种过渡是如何可能的。

三、动机

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为什么要和他人进行交流呢，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把原因归结为交流欲，归结为人的一种自然属性，没有理由的，自然而然的，他认为人和人在一起就会发生交流，因为人都有这样的欲望，但是他又没有论证，这种欲望的源头和去向。笔者认为，在人和人的互动和交流背后，一定存在“动机”即人们想得到什么，需要什么，芝加哥学派仅仅停留在了交流欲上，而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这种欲望来自何处？我们要找寻他的本质，就要找到他的“动机”。

那么人们交往的动机是什么？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交往。许多的社会学家对交往的动机进行研究，普遍得到这样的几种观点：第一，英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自我呈现论。交往互动的关键在于参加者向他人呈现自我，往往是强调有利于自我形象的属性，而隐瞒其他属性。第二，美国的社会学家霍曼斯提出的，社会互动是一种商品交换。人际交往中，得到的是报酬，付出的是代价，利润就是报酬减去代价。人际交往中人们总是希望能付出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多的报酬，只有双方都获利交往才能继续。第三，菲斯廷格认为人们一时难以寻求客观依据来判断事情，于是就将自己的意见和团体的意见相统一，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认知相协调并且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以取得团体中其他成员的支持和帮助，消除判断事物或行为表现的偏差。这三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也有片面性。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需要”。需要是人的社会交往的动力之源。人之所以要这样去做就是因为有了一定的需要，有了需要以后，再经过一定的刺激，便产生了动机，最后付出行动。动机是直接推动行为达到一定目标的心理力量。动机是人经过感知、认知后对需要做出的一个具有目的性的判断。交往同样也是先存着交往需要，然后产生交往动机，最后表现为外部活动即与人交往。

四、回到马克思

那么交往需要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人为什么会有交往需要？人当然不想成为一个孤单寂寞的人，但又并不是不满足这种心理状态就不能生存。那么这种交往需要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本身是以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劳动都是社会性的，是在人们的交往中进行的，离开人与人直接的交往，生产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交往首先是生产活动的前提，同时建立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交往，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如何交往，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交往和生产的相互作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因此我们找到了交往的动机的本质是生产，这种生产是一种经济活动。人与人的交往归根结底可以归结到经济交往动机上。

五、结论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观点“人类的关系的本质是传播”，是从他们认为的人类的社会化的角度来说明的，提出了一个理论的前提，却没有论证是从何而来的。厘清“传播”概念，首先不能仅仅从自然属性的角度来讲这个概念，我们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本质特征。其次，对这个概念的源头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在交流欲之前，进行交往是有动机的，这种动机源自于我们的需要，而需要是个人力求占有一定的生存、发展的丰富条件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倾向，是人的社会交往的动力之源。从此看出需要的本质就是人类的生存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归结到人为了生存发展而产生的交往行为了。因此，人的关系的本质就应该归结到经济交往动机上，而不是芝加哥学派所说的传播。

参考文献：

[1]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第8篇：传播学的起源范文

[论文关键词]传播仪式观；认知；延展

[论文提要]本文通过约翰·杜威传播理论的描述以及詹姆斯·w·凯瑞对这一理论的分析，区分了传播传递观与传播仪式观在目的性意义上的不同和分野，并进一步探讨了仪式传播观在传播学学理中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现实文化意义。

现代传播学对于传播概念的定义主要源于英语Communition一词。它的含义主要指对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分享。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基于对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传播理论的深刻认识，将传播定义分为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两类。信息以传播元素的角色参与到传播过程中时，总是通过传授、传送、共享和分享等环节要素来完成传播过程的。传播元素属性发生变化时，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以群体或个体的不同面目出现在传播过程中，致使信息传递、交流、共享成为传播过程中的核心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找到了定义两种不同传播观的根本动因和理解两种不同传播观的重要理论依据。

依照约翰·杜威对传播概念内涵的独特理解和研究，Common(共有的)、Community(社区)、Communition(传播)三词结构含义相近，词根雷同。词根的雷同使三个词义在抽象理解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高于直译词面的深层结构平台：“在共同(commonm)、社区(community)、传播(communi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他们必须共有的事物包括目标、信仰、渴望、知识、一种共同的理解——就像社会学家说的想法一致。这种东西不可能像砖头靠身体做相互传递，也不可能像人们分吃一块馅饼，把它切成小块来分享……共识需要传播。”①在这一平台上，各类传播元素生存在同一社区，共同享有社区的资源条件，愿意表达各自的目的、信仰、追求和知识，并通过传播来实现共同的交流，形成共同的认识；传播使社区本来孤独的元素共同共通，使传播元素活跃在社区并最终完全实现人类对世界意识的理解。在这一概念定义下，传播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上的意义：

一、将传播理解为传送。依照詹姆斯·w·凯瑞的理解，这是“所有的工业文化”所持有的最普遍看法，这种“传递观”源自地理概念和运输产生的功用，信息在控制的目的下，在地域范围的空间中拓展信息。国内传播学界对于Communition的理解，同样经历了从“交通”、“通讯”、“传输”到信息“传递”、“发送”至“交流”的过程。“这种传播观的核心是保持对信号、信息的控制，然后进行跨距离的传送。因此，学界深深以为‘信息的传播是技术的、空间的、控制的过程’，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形成的利益集团对于最大传播效果的追求成为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②近80年来，这一原则实质上操控着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和应用，以至于学术成果不断重复。“公理”的重复证明似乎使传播学的发展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二、将传播理解为仪式。本文将重点对此问题做出分析。

仪式(Rite)的词义指进行典礼的形式，主要是宗教或祭祀仪式。“仪式”一词联系着信念，也有“分享”、“参与”、“合作”、“交往”等暗含之意。仪式传播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举行的一种神圣典礼，它的起源和最高境界并非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从媒介传播信息的过程而言，这种传播观并不在意于信息的获取，更强调参与者通过对信息的分享，使媒介在参与者的生活和时间中具备角色，担当身份，形成媒介化的人生观、世界观。大众传媒则通过呈现和介入使受众获得戏剧性的满足感，受众追随大众传媒而进入到“观念世界”中，化为媒介创造的“观念世界”中的一员。喜悦或悲伤，激动或平静。此时，对信息的传递、获取已经无足轻重。这种传播观的重心是：“它产生了社会联结，无论真情还是假意，它都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这些观点不仅代表不同的传播观，而且与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及社会秩序模式密切相关。”③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观察，如果把视角停留在信息传播这一层面时，我们便捕捉到了仪式传播观在古老中华文明史上不断显现的浓重痕迹。在部落神、氏族神灵和图腾崇拜为基础形成的殷商社会传播结构中，巫术、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传播图景。《史记龟策列传》有言：“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不易之道也”。

“神道设教”、“占卜新闻”涉及到战争、天象、生产、祭祀等社会信息传播的主体，也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传播方式。到了春秋时期，“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孔子，在塑造中华民族社会生活传播结构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就更加具有决定作用了。“孔子开创的以人伦关系为中心的儒学，将周代完成的权力叠加在血缘关系的传播结构上，又负载上权力伦理化的要件，把强硬的权力关系柔和地转化为天性的伦理顺从。”④也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观念将权力关系伦理化，将人伦关系神圣化(天人合一)，这样的传播结构必定十分重视仪式在传播中的作用。孔子及其继承者一贯重视通过仪式展现这一传播结构，让众生在道德上自悟、自觉，并认同现存信息传播秩序，进而达到影响社会舆论之目的。重视“礼”“乐”等社会规范，发挥它们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仪式传播观的突出表现。《论语八佾》中有多处论及“礼仪”的重要性。如：子日：“有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日：“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仪式展现不当就是乱礼序，就是破坏孔子认同并建构起来的信息传播秩序，自然会受到反对；视仪式不如饩羊重要，从而否定仪式在社会传播结构中的重要性，自然也会受到反对。再如：子曰：“乐在宗庙之中，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通过“乐”这一传播仪式，达到“弘道”的传播效果。这种文以载道、意在言外的中华民族传播习惯，在孔子营造出的仪式传播过程中形成，并在历代沿革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当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作为主要思想流派和思想体系，逐渐演化为具有宗教意味的治国安邦之术。正如陈力丹教授在其著作《精神交往论》中所言：“自然宗教的实质，是人通过祈祷、祭祀和舞蹈等仪式与幻想中的神进行交往。人在其中，自然依附于想象中”，并没有自己独立地位的“神”。⑤借助儒家思想，历代君王在祭祀仪式中，实现着“奉天承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王情怀，民众也在依依诺诺中，在君权神授的遐思中遵循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之道。《资治通鉴》第二十卷有一段关于汉武帝刘彻泰山封禅的记载：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其封禅祠，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颂功德。诏曰：“联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非薄，不明于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见景象，屑然如有闻，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坛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在这里，仪式的精确和过程的控制使传播效果一览无余。正是通过礼仪繁多、程序井然的封禅仪式使整个仪式神化、圣化，以致王权也在仪式中通过神与帝的对话而进入神授境地。当仪式的实际社会作用通过仪式并以象征意味的时代符号进行传播时；当千百年来不同君王走马灯似的登临泰山举办封禅仪式时，社会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了，或者说持恒了。泰山成为了与社会时间相类似的物质，成为了颇具象征意味的祭台。

沿着历史流动的线索，关照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图景的现代社会，仪式传播已经不在。然而，人类的仪式传播行为变换了形式，以依然持恒的本质影响着居住在地球村落中等待分享信息、共享信念的芸芸众生。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以“从奥林匹亚到万里长城”、“欢迎大家来北京”为主题的8分钟中国歌舞节目中，通过二胡演奏中国民歌《茉莉花》、孩童朗诵中国盛唐诗歌、少林寺僧人在高跷上表演高难度的武术动作、黄豆豆的中国民间舞蹈、国粹京剧片断等节目，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和文化风采。导演张艺谋说：“8分钟就已足够，8分钟足以在闭幕式上震撼雅典和整个世界”。奥运会，现代人类共同参与的巨大仪式，亿万人众通过各种传媒分享仪式传播出的信息，并籍此构建关于中国的“观念世界”。当二胡、唐诗、少林绝学、红灯笼映衬下的舞蹈、京剧这些世所公认的中国符号被艺术化地创造、展现、加以强调时，中国5000余年文明浸润出的文化信息，随着无线电波、光纤电缆从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呈现在每一个观赏奥运仪式的受众面前。当有意味的象征形式作为信念被众人所分享时，我们看到传播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信息传递和发送了。

参考文献:

①③《作为文化的传播一“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第11页。

②《新闻与传播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第70页。

④陈力丹：《陈力丹自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47页。

第9篇：传播学的起源范文

论文关键词：传播仪式观，方法论，詹姆斯·W·凯瑞

 

詹姆斯·W·凯瑞（James W.Carey）（1934—2006），著名的媒介批评家、文化历史学者，美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凯瑞就提出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传播问题，他将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相结合，提出了一套与美国主流传播学完全不同的传播理论——传播仪式观。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神圣仪式”[1]。与主流的“传递观”不同的是，仪式观考察的不是信息在物理空间中的扩散，而是通过信息的共享来达到在时间上对一个共同体的维系；它强调的不是控制与权力，而是共享与交流。

陈力丹教授在《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一文中从方法论的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分为“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利”[2]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是美国传播学的主流，其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求证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技术控制论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而逐步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英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等；而结构主义符号——权利学派则包括了传统批判学派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等。如果按照这一分类标准，我们很难将仪式观划入到任何一个学派中。在仪式观里，既有对经验——功能学派的方法论产生直接影响的芝加哥学派的影子，也可以看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关于文化与技术的分析，同时它还体现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凯瑞教授提出仪式观重新定义了传播的概念，这是一个基础，这一基础上带来的是从研究视角到研究方法的全面改观。正如郭建斌教授所说，仪式观“既是一种理论视角，也是一种分析方法；既是一种显微镜，也是一种手术刀”[3]。因此，本文将仪式观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试图对其理论渊源进行解读。

一、以芝加哥学派为基础的传播起源

“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基本上，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尔曼。”[4]凯瑞毫不掩饰杜威等人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并在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传播”一词的理解：所谓“传播”，就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tion）、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5]凯瑞以“仪式”作为隐喻，指出“传播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间的传递，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有序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6]因而，仪式观下的传播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互动”，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目的是建构一个使交流者能参与其中的和谐社会。

杜威认为传播是人们彼此拥有共同事务以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帕克将传播定义为“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凭借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个人能够假设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凭借这个过程，人们之间合理的和道德的秩序能够代替单纯心理的和本能的秩序。”传播将一种移情带入一个人的传播伙伴，因而使得社会的社会性成为可能。[7]库利则更简洁的提出传播就是人类关系存在与发展的机制。

在《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一文中，凯瑞从传播学研究的策略和方法上将传播学研究分为三种：第一，把传播看做一种行为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规律；第二詹姆斯·W·凯瑞，把传播看做是一种正规的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结构；第三，把传播看做是一种文化科学，其目的在于阐明意义。[8]凯瑞将前两种称为“因果解释和功能解释”。前者探寻的是产生某种行为的原因，它并没有否认文化的作用，但却把文化简化为一种权力，一种基于人的生理刺激的衍伸物，至于文化符号的丰富和复杂都一概否定，得出的结论也只是有的这样，有的那样，无法对行为做出预测。后者则从原因跳到了结果，将传播视为一种释放的方式，人们基于某种动机和心理而参与某种传播行为，但其结果通常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潜在功能”。不管是因果解释还是功能解释，都只注重传播过程的两头——原因或结果——却忽略了传播的过程，而文化研究寻求的恰恰是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它“不是试图预测人类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的意义。”[9]凯瑞由此将其研究方向转向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二、从英国文化研究到传播仪式思想的研究取向的转变

借助多元文化的发展而形成的美国文化研究是对多元文化下一系列社会变化的总结和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社会针对性，美国的传播学者对欧洲的文化研究理论格外青睐，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在美国文化研究学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凯瑞就是其中一位。尤其在方法论上，二者都沿袭了韦伯反实证主义的传统。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霍尔认为，“这种理论取向（实证主义的传播研究）虽然是一幅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面貌出现，实际上却植根于一组非常特定的政治与仪式形态的前提。然而这些前提在这些理论中，确实毋庸验证而直接充作理论的框架与基础。它应该问的是‘多元主义是否行得通’，但是他们只问‘多元主义是如何地行得通’，接着精确地与经验性地来度量它运作的成效。明明就是预言和希望的混合物，用轻率的理论缓和成冷酷顽固的行为主义，但长久以来，却把自己伪装成纯粹科学。”[10]而凯瑞更是将实证主义看作文化研究的阻力，认为“实证科学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反民主的特征”[11]。

但是，作为美国文化研究的一员，凯瑞没有沿袭英国文化研究批判的传统，而是转向了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因此他的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相比，在研究取向上发生了转变。

（一）英国文化研究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推动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文化研究的政治目标就是通过考察现实中的不平等和压迫来反对那种对现行资本主义抱有美好幻想的态度，打破现实，重塑社会。在处理媒介和社会的关系时，其“的立场开始的出发点就是质疑西方社会运动方向的正确性，然后再去寻找描述媒介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方法”[12]。所以，政治性成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一大特点，他们所研究的文化，己经不再是精英所赋予的精神享受的场所，而是各种群体利益冲突和争夺的场所龙源期刊。

而美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现实是可以接受的、是美好的，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是人们所需要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社会失去秩序、混乱的时候找出维持秩序的工具和方法。在传播仪式观中，凯瑞将传播看做植根于文化的仪式过程，其目的是通过“仪式”带给人们心灵和精神上的满足和慰藉，将人们团结起来，以维护一个有序的“共同体”的存在和运行。所以，凯瑞要做的并不是打破现实，更不是批判，而是维护社会秩序，使失去平衡的社会恢复和谐。

（二）理查德·约翰生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13]一文中将文化研究分为三类：一是基于生产的研究。这种研究以为范式，将文化理解为一种商品，感兴趣的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一是基于文本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文化被视为一种“文本”，主旨是要提供对这些文本的解读；一是对活生生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试图对另一种文化进行解读。出传播仪式观从意义的生产出发，“考察组织传播活动的实践，这些实践所设定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14]但落脚点却是对活生生文化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阐释其言行的意义，以探讨文化与言行之间的关系。

三、阐释意义：仪式观独特的研究方法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文化是一张“意义”之网，他文化阐释称为“深描”（thick description）即“理解他人的理解”。这一方法追求的是“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观察者自身的观念世界以及观察者‘告知’的对象—读者的观念世界三者间的沟通。这犹如在一系列层层叠叠的符号世界里的跨时空漫游，其所要阐明的是意义的人生与社会中的重要角色。”[15]

“意义”同样是凯瑞传播思想的核心，借鉴格尔兹“深描”的方法，他认为，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就是要“阐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16]。那么，如何阐释？在《技术与意识形态：以电报为个案》一文中，凯瑞从仪式观角度、运用阐释的方法，对电报做出了如下理解：

第一，电报使传播最终从“运输”中脱离出来，并统治后者。信息不仅可以独立于物质实体而运动，还可以快于物质实体而运动。并且它能刺激落在后面的物质实体并成为这一物质实体的控制机制，如信息对火车的调控。当传播一旦从物理空间和运输工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人们对“传播”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第二，时间的统一。电报的出现使原本相安无事的时间差变得尖锐起来。当电报将各地连成一个整体时，个体流动性的增加，商业规模的扩大，时间的多样性成为困扰美国人的一个难题，制定统一的标准时间被提上日程。电报带来的同一时间的要求与其本身作为一项技术的完美结合，使“旧的生活节奏和时间观念被铲除詹姆斯·W·凯瑞，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实践经验意识之中”。

第三，商业模式的变化：期货交易应运而生。电报出现之前，商业投机打的是空间牌，全国的贸易市场是各自为政，利用各地市场的时间差来获取利润是主要的投机方式。而电报出现后，全国统一市场、统一价格，时间战胜了空间，各地的差价变成时间前后的差价，单据交易代替了实货交易。同时买卖的速度和数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以个人为主的经济逐渐被组织化的管理机构所代替。

第四，在精神层面开启了公众，一方面上帝的福音通过电报传送到各地，激发了宗教徒们的狂热想象，他们欢呼“终极精神的胜利即将到来”。同时电报的出现也引发了人类无数的世俗的想象：对文明的传播，对和平的向往等等，“技术与人性、启蒙、进步联在一起成了人类理想的引擎。”

从凯瑞对电报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将技术和历史、文化的发展相结合，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技术一旦产生，就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出现，它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模式和意识形态。这样，技术就成为我们思想、行动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的真实缩影，成为一种文化的阐释。

技术与文化的结合始于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研究：技术如何影响与建构文化。而这也正是凯瑞对媒介研究的出发点，但凯瑞的写作既不同于英尼斯的风格，也不同于麦克卢汉宽泛的理论模式，他采用阐释的方法，以具体媒介为研究对象，解释了技术通过对人日常生活、思维、交流方式的改变来影响文化的过程。凯瑞对电报的解读其实描述了电报给社会带来的诸多变化，这是建立在英尼斯时空观的基础上，但凯瑞又进了一步，将传播技术放在了仪式形态和宗教活动中进行考察，考察技术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技术的反作用。

阐释意义，诊断人的行为的意义，并将这些意义明确的表达出来，通过理解他人通过其言行所表达的想象性空间来扩大人类的交流。对于当前主流的传播学研究来说，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理解”，这种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流”。以效果研究为中心的传播学研究只是将“意义”强加在研究对象身上，得出的结论也只是“我认为你应该怎样”，而不去问这些意义是否是研究对象所要表达的。因此，对于传播学者来说，将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移植到传播学研究中来，将传播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向结合将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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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2.

[3]郭建斌.理解与表达：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J]. 中国传媒报告，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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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E·M·罗杰斯.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10][英]奥利弗·博伊德一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M].汪凯，刘晓红，译. 新华出版社，2004.

[12]杨击.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M].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3]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