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治理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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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环境污染治理研究范文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且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人们长期对大自然的掠夺破坏了生态，经济增长以及工业化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增长的越迅速，环境污染就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治理问题越来越严峻。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一方面要治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二者的关系是否协调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既对立又统一，人们要积极探索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契合点，以促进二者协同发展。目前，发达国家基本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基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阶段，虽然对环境污染治理问题有所认识，但并没有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且有关部门监管不力，不仅破坏了环境，还制约了经济的循环增长和持续发展。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为了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和谐发展，必须合理客观的分析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现状。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都是在不断的增长，但是这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比如，城市的扩张虽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可是也造成了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这就引发了城市的环境问题。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必须注重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也要注重环境的保护。政府可以通过经济的手段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2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的途径

2.1以财政政策为基础

在指定财政政策时，应当将经济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行指定，以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促进财政政策的合理科学的制定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财政政策的制定不仅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环境的保护。政策的制定中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将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增长的和谐。实现地区经济的增长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2.2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在发展工业时应当走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资源消耗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道路。东部地区在发展经济时应该加快科学发展创新速度，不断进行结构优化，对现有的高耗能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行升级改造，大力发展清洁生产的设备以及工艺。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较低，所以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资金投入和较少，环保意识也比较落后，所以在中西部地区不能进行先污染在治理的模式，不能放任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破坏，所以现在必须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循环经济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进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帮助企业改进技术、引进污染治理设备，并建造污染治理设备，在源头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2.3加强政府的政策力度

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应当冲充当主导地位，政府不仅要制定严格的标准来防止污染物的过度排放，加强环境的治理的执行力度，采用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使用环保型设备和更清洁的能源，推动技术的创新和改革。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的研发，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收取一些排污费来严格限制排放污染物。同时，对中西部应当加强控制，因为中西部由于经济的落后，会不考虑污染物排放和环境恶化的后果，所以更容易进行抢夺性的发展，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所以，国家必须进行对中西部的产业布局进行调整，监督当地政府进行经济建设工作，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环境保护，从而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协调好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从源头上协调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发展。

2.4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与合理利用外资

在进行进出口贸易时，必须注意贸易的结构，大力倡导绿色贸易，对造成严重污染的商品，应该在进行贸易时采取关税政策或其他政策严格限制其出口，但是鼓励该商品的进口。坚决防止发达国家的污染转到我国，所以应当禁止进口有毒的商品或有害的生活垃圾。我们要通过降低出口资源型的产品的比重而是通过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来提升本国的贸易地位，也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吸引外资时也要注重对外资进行严格的监督与审查，对于资源节约型的外企，要进行一定的奖励，而对那些将污染企业转移到我国的企业要严格控制，坚决抵制这样的外商的进入。针对东部引进外资较多的现象，要减少资源密集型企业的引入，应该吸引高新技术的新型外资的进入。目前发达国家企业需要为环境污染企业的收取高昂的污染成本，所以不得不将这些企业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中来，所以我国要避免这种企业的引进。

3结语

第2篇：环境污染治理研究范文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长三角地区海洋渔业环境的污染问题也凸显出来，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不可遏制的排污行为，违规排污严重污染了毗邻海域环境，见表1。面对不断恶化的海洋环境，江浙沪意识到合作治理污染的紧迫性，并迈开了合作治海的步伐。在正式的合作治海之前，长三角各地方政府间就存在着分散的、自发的合作，这些合作多是由跨界水污染纠纷引起的。直到2002年10月，国家海洋局、江浙沪海洋主管部门首次就长三角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事项展开协商，才真正拉开合力治海的帷幕。从产生合作治海的萌芽到基本形成合作治海理念，再到采取合作治海的各种尝试直至现在合作机制的日趋完善，江浙沪三地的合作初见成效。合作方式也从最初的信息交换、高层领导会晤等浅层次、非正式的合作走向开展联席会议、建立联席会议办公室、海上联合执法等深层次、正式的合作。十几年来，两省一市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协调会、讨论会，合力编制、共同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计划或规划，见表2。

二、长三角海洋渔业环境污染合作治理中的问题

尽管长三角两省一市从开始合作治海到现在，初步取得了成效，近海水域的污染问题也有所缓解，但仍有些问题不容忽视。例如，虽然每年两省一市都举行例会，商讨海洋环境保护的重大事项，但这种高层领导或部门间的交流、合作还不够常态化；所达成的部分合作事项，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正式启动，以致一些老百姓把长三角的合作称为一个诱人的“画饼”；江浙沪的合作就目前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共同制订计划、协议等，然后各省市按照计划或协议上的要求去执行，也就是说，三地的合作还多停留在文件上，而不是更多地表现在实践中。具体说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合作治理主体———比较单一合作治理的内涵要求治理主体应该是平等多元的，市场和社会应在污染治理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而政府主要起引导、服务和协调的作用。这既有利于在污染治理政策制定之初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有利于在政策执行阶段，能够得到更广大群体的配合与监督。反观长三角的合作治理尝试，从最初的合作倡议到中间合作事项的商议再到最后合作计划的实施，各个环节无不是政府在全程包揽，市场和社会的主体地位明显缺失。这种命令—控制型的治理方式把市场和社会置于被动的服从地位，使他们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因此，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违规排污行为屡禁不止；公众由于海洋环保意识和公民意识较弱，也缺乏保护海洋渔业环境、监督违规排污行为的自觉性。

（二）合作治理方式———制度化程度低“一般而言，地方政府间能否合作，取决于能否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合理的组织安排以及完善的合作规则。其中，制度环境是基础保障，组织安排是结构保障，合作规则是约束保障。”长三角区域在合作治理中主要是通过开展访问，举行会议，签订宣言、倡议书或协议，制订规划，成立组织机构等约束力比较弱的方式，整个过程中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如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合理的组织安排（缺乏相应的协调和监督机构），没有完善的合作规则（主要是集体磋商“，没有一套制度化的议事和决策机制”［2］），因此，他们所做的努力往往流于形式，操作性不强，没有约束力，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行政力量不相上下，遇到利益相关的事项很容易开展合作。一旦彼此间出现强大的利益冲突，就难以协调，这些约束力弱的协议和不成熟的机构就会“不堪一击”。

（三）合作治理过程———沟通不畅长三角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江浙沪地方政府在制定各自的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及规划时不仅要着眼本辖区，还要着眼大局，针对区域性的、共性的海洋环境问题与周边的地方政府形成良性的沟通关系。然而，现实中两省一市却缺乏类似深入的沟通与合作，致使各地制定的海洋环境保护政策或规划在具体内容上差异很大，导致出台的政策或规划无法对接和协调，表面上是三地合力治污，但实质上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例如，针对沿海从事港口、码头、旅游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和《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都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上海目前对此项还没有详细的规定），但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两地有明显不同。《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不处理作业、经营产生的污染物、废弃物，污染海洋环境的，由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清除其使用的海域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和其他固体废弃物，并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而《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拒不清除生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使用海域或者海岸线的单位和个人承担，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同一事项，两地的罚款数额差异很大，产生不公，不利于长三角日后在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合作治理中进行联合执法。所以，长三角在今后的合作中，应开展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并把沟通内化到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去。

（四）合作治理目标———本位主义本位主义是一种只顾个人而忽视集体，只顾局部而忽视整体利益的思想或行为。利益当前，选择合作与否是地方政府经常要面临的选择。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作出只顾本地利益，背弃整体利益的选择，就会使集体陷入“囚徒困境”。长三角曾经轰动一时的江浙边界污染事故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麻溪港位于浙江省王江泾镇和江苏省盛泽镇之间。20世纪90年代初，上游盛泽镇大力发展纺织印染业，却没有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所以工业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了麻溪港，导致下游王江泾镇的水产养殖业受损。为此，两地纠纷不断，相关部门多次介入处理，但双方总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不肯让步。上游的利益代表者重本地经济轻环境保护，包庇纵容本地企业；而下游的利益代表者因水域污染给本地水产养殖业带来很大损失，更看重环境保护。双方各有偏好，分歧比较大，总是协商无果。2001年，愤怒的王江泾镇渔民自筹资金100万元，动用4台推土机、数万只麻袋，自沉28条水泥船，截堵上游污水，把反污染推向。此次事件最终惊动了国务院才得以平息。

三、长三角海洋渔业环境污染合作治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主体单一———传统官本位思想的阻碍长三角是个经济发达、对外交流多、比较开放的区域，民主意识相对较强，但还是难以抵挡我国传统官本位观念的影响。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中大包大揽，长期固守传统，不肯放权或授权于市场和社会，唯恐失掉政府的权威和全能型政府的形象，因而处处抑制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社会难以壮大使得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使人们的个体意识觉醒，让公众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不断追求经济利益。而民主政治建设的相对落后，使公众的民主意识相较个体意识略显不足。这种不平衡导致人们在政治领域趋向于作出更自利的选择，而不是更民主的选择。因而，多数人揣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愿掺和政府的事。

（二）制度化程度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长三角两省一市在合作中会涉及方方面面的事务及权责，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就会出现地方割据、无序竞争、利益分享不均衡等问题，使合作陷入僵局。因此，高效的合作必须有刚性的制度来作保障，这些刚性的制度规范首先需要国家从宏观上对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形式、权责等予以规定，其次是地方政府根据本区域的特殊情况和现实需求制定更详细的合作协议。然而，在现实的合作治理中，却没有一部专门规范和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的法律法规。“《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关于预防与处置跨省界水污染纠纷的指导意见》中对跨区域的水污染治理的权力行使、责任分担等没有明确规定，对责任追溯程序及赔付金额也没有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合作将得不到任何惩罚，很难保证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行为。”

（三）沟通不畅———彼此间信任的匮乏合作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在我国还处于摸索阶段。一些地方政府对合作治理的理念不够了解，心存顾虑。加之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怕因合作带来本地利益的“外溢”或“亏损”，因而不愿意沟通或是在沟通中不积极，甚至故意隐瞒信息，最终导致沟通不畅。此外，由于我国的公共参与机制不健全，政府对社会也缺乏一定的信任，未能开辟广泛的渠道把社会力量充实到部分社会管理事务中来，使得一些有心参与合作的社会团体和公众不知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阻碍了上行沟通。

（四）本位主义———分税制与绩效评估制度的漏洞1994年，我国实行的分税制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这既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为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本地经济的增长、不顾区域环境容量埋下了隐患。长三角各地方政府为了加快本地经济的发展，不断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哪怕是污染性项目也敞怀迎接。由于利益上的一致性，加之“在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流域政府对辖区内微观主体负外部往往采取默许甚至自觉支持的地方保护行为，以此在短期内降低辖区总体经济成本或提高总体经济收益，并且增加官员个人的经济和政治收益”。近年来，长三角一些地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癌症村”就是地方政府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恶果。此外，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政府绩效评估本是提高政府效能和公众满意度的一种手段，政府效能的高低，公众对政府的工作是否满意，本该是由最广大的社会公众来评价的，可我国的绩效评估方式却是“上对下”的，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只需对上级领导负责，而无须对公众负责，因而公众反映上来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很多被推诿搁置。例如，浙江省坞里村的工业区自1994年以来入驻了二十多家化工企业，在那以后当地的水和空气都受到严重污染。村民们为此苦不堪言，经常向当地的环保局举报，终因证据不足等各种原因被搁置。同时，过分注重GDP的考核指标也给了地方政府一个以污染海洋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冠冕堂皇的幌子，使地方政府常常借口发展经济在即，不断招商引资，而忽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其结果是经济在飞速发展，社会在缓慢“爬行”，人民的满意度、幸福感在降低。

四、优化海洋渔业环境污染合作治理机制的建议

当前，我国的四大海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尤以近岸海域的污染最为严重。对此，各海区周边的地方政府几乎都有合力治理的意愿。虽然各海区有自身的特性，但在实际的合作中还是有许多共性的问题。比如，政府在合作治理中大包大揽的行为很普遍。海洋污染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大工程，不仅需要发达的技术、高素质的人才，更需要有雄厚的财力作保证，如果这巨额的费用单由政府来提供，从长远来看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应该尽快把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充实进来，改变过去政府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状态。通过对长三角各地方政府目前开展的合作治海尝试的分析，发掘其中的问题，深究其背后的原因，可以为今后各海区污染的合作治理提供借鉴。

（一）合作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不是万能的，大量实践表明政府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也有失灵的时候。海洋渔业环境的污染问题，本质上属于公共问题。政府在公共事务领域唱了多出的“独角戏”之后，逐渐暴露出它的“势单力薄”。而厦门PX事件、汶川大地震等又一次次证明了公民社会在社会治理中完全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吸纳强大的社会力量，让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到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治理中来。合作治理的主体概括起来说，就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合作治理中，首先要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放权或授权于市场和社会，由原来的控制型职能转变为服务型职能，自己主要起“掌舵”的作用。其次，海洋渔业环境的污染多半是市场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伴生物，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污染的治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政府可以采取经济手段来严格控制或调节企业的排污行为，采取法律手段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采取道德手段向市场引入环保理念，使市场在经济与环境的平衡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社会是海洋渔业环境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近年来，跨省的水污染纠纷不断，因海洋环境污染造成各方渔民的利益频频受损的案例更是此起彼伏。这都说明海洋渔业环境的污染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它的触角正伸向社会领域，且已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社会的稳定带来隐患。由于目前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因此，在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合作治理中，政府仍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市场起辅作用，社会是中坚力量，起着基础性作用。三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

（二）合作治理方式———制度化“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交往行为过程变得易理解和更可预见，起着有效协调和信任的作用。”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建立信任关系、调和各方利益的过程。如果合作方式游离在制度之外，没有制度作为约束和保障，彼此间就无法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化解。因此，采用制度化的合作治理方式在政府间的合作治理中是非常有必要的。要实现制度化，首先必须保证民主，否则就会出现“霸王条款”。地方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场、社会的主体地位，给予企业、社会组织、公众一定的自。具体说来，在污染治理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要尽可能吸纳不同领域的利益代表者参与协商和讨论，听取不同意见，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污染治理政策的执行阶段，鼓励不同群体间互相监督，并开拓多种渠道方便群众检举和报告；在污染治理政策的反馈阶段，要对收集上来的意见或建议认真整理、调查和分析。其次，国家应该抓紧出台规范地方政府合作行为的法律法规，从宏观上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构建健全良好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要提高自身的制度创新能力，根据现实需要制定出合理的适合本区域、本合作事项的区域性政策，建立相应的执行、协调和监督机构。最后，在合作治理中，各主体要遵循一定的合作规则，比如出台的政策、协商好的制度、签署好的协议，任何一方都要切实遵守和履行，互相监督，切实做到公平、诚信、友好。

（三）合作治理过程———互信化互信是地方政府参与合作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在互信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赢。首先，地方政府要有开放自由的心态，培养合作精神，积极主动地与周围省市交换和共享信息；同时还要鼓励和支持第三部门、私营企业、公众参与合作治理，在合作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其次，市场和社会要信任地方政府的能力，关注、支持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配合、监督地方政府的执法行为，勇于检举和报告企业的各种污染、破坏海洋渔业环境的行为。最后，互信应该是贯穿合作治理始终，是连接地方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纽带。只有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合作中始终坚持互信，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治理机制，维护好整体利益。

（四）合作治理目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来说，它既是地方利益的维护者，也是区域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这种双重责任常常让地方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对“地方政府官员”来说，“一方面，工作性质要求他们从整个地方的全局利益出发，客观、公正、努力地实现全局利益，如就业率、GDP、生态环境质量等；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本身是社会中的一员，有着自身的利益取向，如增加个人收入、升迁职务、展示和发挥个人能力等。”上述因素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偏向公共利益。市场的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在没有任何管制的情况下，市场很难自觉地去维护公共利益。社会是污染的最终受害者，作为受害者，他们有权利要求企业停止污染或损害，也有权利要求政府治理和改善海洋环境，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合法利益。因此，社会是最强大最有可能偏向于维护公共利益的主体。

综上分析，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需要明确各治理主体的利益附着点，并充分挖掘他们的合作潜力。如果把国家比作一艘船，那么政府就是船上的舵手，时刻掌握着方向；市场是船员，船要航行离不开市场这个充满活力的划桨者；而社会则是船体，是承载舵手和船员，支持和保障航行的基础性力量，见表3。首先，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利益最权威的维护者，应以身作则，扮演好“公共人”的角色，凡事从大局着眼。地方政府要摈弃以往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树立起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与市场、社会建立起互动合作的关系。把环保理念引入市场，鼓励发展绿色产业，采取多种手段调控企业的排污行为。优化公共参与机制，使社会团体和公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合作治理。其次，企业要培养起社会责任感，在生产中严格遵守国家的环保法律和法规，采用绿色环保技术，生产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最后，社会，特别是公众要强化自身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自觉保护海洋环境，积极主动地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电话等渠道了解海洋环境信息，参与海洋渔业环境污染的治理行动。

五、结语

第3篇：环境污染治理研究范文

摘 要 本文通过研究新疆自治区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为新疆环境的快速回复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参考，从而促进新疆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回归分析 模型拟合

一、引言

库兹涅茨曲线（KC）最初并不是用来反映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假设，而是用来反映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差异之间关系的，此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S.Kuznets在1955年对收入差异进行研究时提出的。受这一理论的启发，在1991年，Crossman和Krueger在研究42个国家的环境污染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时，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倒“U”型，这就与反映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差异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相似，于是便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并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设：如果没有一定的环境政策干预，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整体环境质量将随着经济增长逐渐得到改善[1]。

那么这个假设是否是必然成立的呢？国内外许多专家对此进行了研究，答案不一致，有的专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证实了这一假设，以我国专家学者为例：2004年，高振宁，缪旭波，邹长新在研究江苏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时发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总体上符合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2]；2005年，王瑞玲、陈印军在研究我国“三废”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时发现，我国"三废"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并不都是标准环境库兹涅茨的倒“U”型，而是呈现倒“U”、正“U”和“三次曲线”三种类型[3]；2007年，宋涛、郑挺国、佟连军在利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研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曲线也不呈现单一的倒“U”曲线[4]；2008年，彭立颖；童行伟；沈永林对上海的环境与经济研究，结果发现4项环境指标同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EKC特征，即倒"U"形[5]。

本文就以新疆自治区1985-2007年的历史数据为样本来研究，观察其环境污染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1955年10月1 日成立，自治区行政区包括23个市、7个地区、5个自治州、68个县和自治县，全区总面积166.04万平方公里，为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中国陆地面积第一大、国土面积第二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总面积占中国陆地面积六分之一，边界线长度占四分之一。2007年，新疆人口稳步增长常住人口达2095．19万，人口出生率为16．79‰。各民族中，维吾尔族有897.67万人，占总人口的45.73%；汉族有780.25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39.75%；哈萨克族有138.16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7.04%。新疆有着辽阔的地域，适宜的气候，复杂多样的地貌和土壤，因而不仅风光旖旎，而且特产资源十分丰裕。在群山峻岭、绿洲戈壁之间，有着数不尽的“粮仓”、“肉库”、“油盆”、“煤海”。因此，研究新疆自治区的环境与经济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在国内学者研究中，有的研究江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的研究北京的、上海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有人曾研究过乌鲁木齐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6]，于是基于新疆发展对我国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结合新疆自治区1985-2007年共计23年的数据，来研究新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曲线是否符合环境EKC的特征，进而为新疆的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模型分析

（一）指标选取

一般说来，在研究经济发展水平时，最常用的指标就是人均GDP，它与反映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都有密切的联系，能够比较简明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所以采用新疆自治区的人均GDP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环境污染状况所选用的指标就比较多了，但由于工业污染所排出的废水、废气、固体废渣是导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一般将工业废水废气的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作为衡量当地环境状况的指标。同时，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和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等也可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程度的指标，但在本文中将只将工业废水、工业废气的总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作为研究对量列入环境污染指标，也是在对环境污染的研究中经常用的几个指标。

（二）模型建立

在研究EKC问题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先假定EKC存在，选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拟合一次、二次、三次多项式与对数形式相结合的模型进行估计，然后找出拐点；另一种是采用横截面和面板数据来分析。本文采用时第一种分析方法，由于学者们在对多项式次数选取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本文将对所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如上四种模型的拟合，并对拟合效果进行对比，进而选取最为理想的拟合效果。在这里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是1985-2007年共23年的新疆人均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了使拟合效果更明显，在此将新疆人均GDP的单位更换为千元，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单位更换为亿吨，工业废气排放量为千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单位更换为千万吨。

四个模型形式为：

（1）线性：

（2）二次方程：

（3）三次方程：

（4）对数方程：

如上式子中， 为环境污染指标， 为人均GDP， 为系数。

对选取的3个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的相关性分析如下：

如图中所示，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废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713、0.974、0.951，可见其相关性比较高。并且检验p值的通过率也很高，因此可见，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废产生量与人均GDP显著相关，从而建立以上三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计量模型具有充分的解释意义。

1．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数量模型

从此图中不能轻易看出人均GDP与工业废水的关系，人均GDP上升的趋势十分明显，而工业废水怕放量则上升幅度较小，虽然整体上略显上升趋势，但在上升过程中，还存在着小幅度的下降。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拟合，分别进行一次、二次、三次和对数函数模拟，结果如下：

图中是对人均GDP和工业废水的一次、二次、三次多项式拟合和对数函数模型拟合，由可决系数可首先将对数拟合排除；其次在进行参数检验时，二次多项式拟合方程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无法通过t检验。通过比较，三次曲线拟合效果要更好一些。因此，三次多项式拟合即为效果最佳的拟合方式。

2．人均GDP与工业废气排放量的数量拟合

从上图中的可以发现，在人均GDP上升的同时，工业废气排放量也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且与GDP同步上升，并且从1999年左右开始急剧攀升，这对新疆的大气环境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并且一直到2007年仍未有回落的趋势，因此工业废气的污染应该受到格外的重视。

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拟合，结果如下：

由上图中，可以看出一次、二次、三次曲线模拟效果的可决系数都很高，因此首先排除对数函数模拟。同时，在进行参数检验时发现，三次曲线模拟中，一次项系数和三次项系数都未能通过t检验，如下图所示，于是通过对比，最终确定二次曲线模型为最佳模拟效果。

3．人均GDP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数量模型

人均GDP和工业废弃物产生量的相关系数是0.951，相关度很高。而从上图中更可以直观地看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也在不断地增加，尤其从2004年开始，固废的产生量更是急剧增加，并且直到2007年上升的趋势仍未改变，甚至增幅更巨，这就给环境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下面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模拟，结果如下：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对数函数模拟的可决系数最低，可以首先排除；然后在进行参数检验时，发现二次曲线方程的一次项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三次曲线方程的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系数均无法通过参数检验。于是线性模型具有最好拟合效果。

三、结束语

由以上三个模型拟合的结果可以看出，在这里环境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曲线并不呈现出倒“U”型曲线，而是呈现同步型、“U”型、“N”型曲线，因此无法证明EKC假说的成立。由于新疆自治区发展起步比较晚，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可能正处于EKC曲线的上升阶段。同时，由三个拟合模型也可得到结论：新疆的“三废”的排放量很难在短期内出现拐点，其环境质量也必将继续恶化。而由库兹涅茨曲线所代表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在新疆是行不通的。因此，新疆自治区必须减少污染，及时治理，比如适当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第三产业比例，适当减小一些污染严重的工业比例；同时还要加大污染治理的投资，增加全面的环保意识等等。

参考文献：

[1]Grossmanc C,Krueger A B. Envi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BER Working Paper Number 3914.1991.

[2]高振宁,缪旭波,邹长新.江苏省环境库兹涅茨特征分析.农村生态环境.2004(1).

[3]王瑞玲,陈印军.我国"三废"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及其成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资源与环境.2005(2).

[4]宋涛,郑挺国,佟连军.基于面板协整的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检验与分析.中国环境科学2007(4).

[5]彭立颖,童行伟,沈永林.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

第4篇：环境污染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河涌整治；污染；生物修复；综合整治

中图分类号：X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6-0045-03

1 引言

佛山市南海区地处广东省中部，东连广州市区，南邻顺德，环抱佛山禅城区，素有“广佛走廊”之称。区内有多条河涌分布，肩负防洪排涝功能，然而河涌水质的好坏优劣直接制约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城市发展规划及地区地质条件限制，目前多条河涌水质状况较差（为劣V类水质）。为了保护河涌周边自然水体不受污染，保障河涌周围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居住环境质量，改善投资环境，河涌整治工作已刻不容缓。

香基河是佛山市南海区的一条主干河涌，起于兴贤三角海止于雅瑶水道口，长8650 m，水域面积24.2万m2，水深约2.3～4.3 m，淤泥深度为1～1.8 m。香基河流经平地、沥中、沥西、雅瑶、联颉⒎锍亍⑻平、高边、兴贤等村区，流域内主要有11个支流及水l，接纳上述村区生活污水及部分工业废水，流域内截污管网不完善，水体发黑发臭现象常见。

2 河涌水质现状

通过对香基桥检测断面的水质监测结果（表1）进行分析，研究香基河的水质现状情况，监测指标数为5项，监测频率为每两个月一次。

水体长期呈暗灰色，水面有油污，泥样黑臭。检测数据表明，河道水体检测指标呈黑臭状态，溶解氧低，有机污染物及氨氮含量高，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V类标准，COD超标0.22倍，氨氮超标4.35倍，总磷超标2.95倍，水质处于劣V类，属黑臭河道。

3 污染原因分析

香基河的污染源情况较为复杂，其来源有上游及本区域内的直排污水，上游及本区域内暴雨时雨污合流污水，同时也有由于管网渗漏而导致的持续污染，而汇入支流对香基河更是造成相当大的污染。汇入香基河的主要河涌有机场涌、大布涌、公路坑涌、蚩谟俊⒕帕涌，汇入支涌有9条，包括白界西涌、白界东涌、北海涌、南湾涌、六米涌、罗成涌、]心涌、风格河、新基涌。

3.1 外源污染

3.1.1 点源污染

深入开展香基河流域排污口调查，香基河两岸包括汇流的小排水沟共检测出64个排水口，其中排水口管径DN500以下的小排污口有41个，DN800以上的排水管渠2个。这些排污口主要以生活污水排口为主，部分为雨水管道，部分有工业废水，这些点源污染是河道受污染的主要外因。

3.1.2 面源污染

大沥镇河网密布，上游及流域河涌主要依靠香基河排涝，汛期水流很急，其他河道接纳的污水，也会进入香基河内，对香基河造成相当大的污染，尤其是上游的机场涌和大布涌。流域内主要有11个支流及水闸，接纳上述村区生活污水及部分工业污水，具体见表2。

3.2 内源污染

长期以来，周边的生活污水不断排入河道内，加之上游支流带来的污染，使有机污染、N、P不断向底泥沉积，导致底泥中的污染物富集，底泥不仅可以直接反映水体的污染历史，而且在底泥中的污染物也可以通过解吸、溶解、生物分解等作用，向上覆水体释放各种污染物，是水体二次污染的重要来源，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内源污染释放也是污染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4 治理对策

目前，国内水环境整治传统的技术路线仍是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单一环节的治理模式。但要彻底解决城市水环境问题，单一技术手段“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是远远不够的。采用水环境综合整治的概念和方法，可以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并结合当地的发展和经济基础，提出分阶段、分区域、分步骤的实施策略，同时提高投资效率、减少重复建设，彻底解决水环境问题。

4.1 截污纳管

治理河流点源污染最有效的手段是截流污染源，使污水进入城市污水厂处理达标后排放，这是治理河流污染的关键性措施。因此，要从源头截住香基河的污染源，必须根据市政规划，有计划、有效率地对香基河沿线和流域实施截污工程，加快推进截污管网建设。除此之外，对排污口进行排查疏通、专门维修，对含有工业废水的排污口采用临时处理装置，可提高河涌的抗冲击能力，稳定河涌水质。

4.2 调水活水

由于香基河本身的特点，现状水体在非工程调控的情况下，水动力条件主要受外江涨落潮流的影响。但目前区内未进行闸泵群联合优化调度，在半日潮型的作用下，内河涌的水流为双向流（往复流），涌内污染水体随外江涨落潮流在涌内来回振荡，排入外江河的污染水体有限。另外，部分河涌由于淤积严重，河床搁浅，水体流动缓慢，甚至几乎不流动。这导致涌内污染水体与外江水体置换缓慢，排入河涌的大量污染物不能及时排出外江，长期留在河道中分解和沉积，水质日益恶化。目前流域内已建成水闸、电排站和引水泵站，具备了实时调水的基本条件，因此要综合考虑水闸位置、设计流量，通过调控河涌水流，改善其水文流态，形成不同的调水线路，满足不同的调水需求和提高活水的效果。

4.3 清淤疏浚

在污染源控制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底泥则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因此清淤疏浚通常被认为是消除内源污染的重要措施。通过清除淤积的底泥，减少了积累在表层底泥的污染物和N、P等污染物的释放，从而减少内源污染。

4.4 河道生物修复技术

河道生物修复是一项兼具复杂性与系统性的工程，它是对水环境综合整治的进一步补充和深化，包括投放微生物菌剂（降解污染物）、复氧系统（提高水体溶解氧）、设置生物膜（增强污染降解能力）、人工生态浮岛、水生态系统构建等。根据水体污染程度考虑选用不同的技术组合，又可以根据不同阶段采用不同技术手段，逐步实现水生态系统的功能性重建。

4.4.1 投放微生物菌剂

投加微生物菌剂是净化水质的一个有效方法，一些微生物菌群对某些有机污染物有特定的吸收、降解功能，同时可降低水体中氮、磷、硫的含量，从而使水质逐步得到改善。对于香基河的治理，由于溶解氧长期较低，因此在选用微生物菌剂时易以兼性菌为主，适应性强、活性高，在水环境底部溶解氧为零或很低时仍可快速地繁殖，并成为水体中的优势菌群。在此过程中，水体微生物群落发生变化，即由厌氧向兼性、好氧过渡。兼性菌及好氧菌群将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快速降解，水质逐步得到改善。水体中的溶解氧含量逐步提高，有效抑制了厌氧菌的活性及其繁殖能力，以改善水体黑臭和感观。

4.4.2 复氧系统

曝庠鲅鹾退体造流主要是为了增加水体的溶解氧，提高水体好氧微生物的活性，加快污染有机质的分解，提高沉水植物的成活率。该技术一般应用于以下3种情况，一是在污水截留管道未建设之前，用于消除黑臭阶段，解决河道有机污染的问题而进行人工充氧。二是作为生态修复初期的增氧，提高水生植物成活率。三是已整治段解决突发性污染事件的应急措施。

4.4.3 设置生物膜

在河道内布置生物载体，用于受污染的河道水质污染控制，是利用生物接触氧化或生态修复调整技术的一种优选强化处理技术。生物载体可以有效性的增强水流与生物膜的接触时间，解决了河道内微生物的载体问题，解决了底层厌氧菌在底泥内部活跃，水体中间因缺乏微生物载体而微生物活动性不强的问题。

4.4.4 人工生态浮岛

应用无土栽培技术，把水生植物或改良驯化陆生植物移栽到漂浮在水面且可承受较大重量的竹子，聚苯乙烯发泡板等材料做成的载体上，通过植物深入水中的强大根系吸收、吸附、截留水体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并以收获植物体的形式将其搬离水体，从而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原位生态修复技术。其主要功能有：对氮磷等营养盐的吸收富集作用，对污染物的吸附和降解作用、抑藻作用，为水生动物提供栖息空间，景观美化作用等。

5 结语

截污、清淤、调水，既是短期内解决黑臭问题的重要手段，又是河涌综合整治中的必要手段，尤其以截污控源为代表的水环境保护措施，是河涌综合整治的必要前提。在城市河涌整治中，截污和调水是解决外源性污染的手段，清淤和生物修复是解决内源性污染的手段，在过往的经验中，虽然清淤，但没有进行截污和生物修复，河水依然黑臭，没过几年又会淤塞。这是因为河涌好氧洁净生态系统尚未建立，水体的自净能力有限，由于不重视底泥和水体生物修复，更不重视河涌生态体系建立，这样不能逐步提高河涌的水质和逐渐恢复水体的自净能力，无法达到标本兼治的长期效果。因此，在截污、清淤和调水等快速消除黑臭的措施上，同时开展河涌的生态修复既是城市黑臭河涌综合整治的不可或缺手段，也是河涌综合治理效果的有利保障。

参考文献：

[1]关共凑，梁聪.佛山水道汾江河污染情况调查与整治对策[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8（2）：61～62.

[2]李文生.广州市区河涌综合治理对策[J].广东水利水电，2002（3）.

[3]程 尘.深圳市河道水环境治理措施[J].东北水利水电，2008（2）.

第5篇：环境污染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污染；经济学；污染治理

1 引言

生态环境的好坏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工农业的逐步实现现代化，环境保护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生态环境也逐步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国内外已有学者对环境污染与治理问题在理论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与研究，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起到了有益的帮助。但部分研究未能紧密结合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因而其应用价值较为有限。本文吸收国内外最新的低碳经济思想，运用数量经济学方法对环境污染与治理问题进行研究，并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和治理问题进行定量分析。

2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环境污染问题

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以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为目的的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则。当今世界，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趋势。

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制定了促进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进一步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发展低碳经济，推动持续发展，加强环境保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未来几十年，世界能源资源需求和生态环境压力将大幅上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地球有限承载能力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全球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下大气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因此，发展低碳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的必然出路。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

3 环境污染与治理的的数量分析

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环境污染和治理问题，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与保护问题显得愈发迫切。因此，本文选取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三个指标，从《中国统计年鉴》查得各指标2000-2009年度相应数据，并对我国环境污染和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回归分析。

为方便分析，分别记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指标为X1，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指标为X2，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为X3；lnX1，lnX2，lnX3分别为其自然对数形式。

3.1 环境污染与治理水平对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

为定量研究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环境污染治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其余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如下回归分析，可以构建环境污染与治理水平对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的回归分析模型（1）：

lnX3=8.43-0.16lnX1+0.62lnX2 （1）

t=（3.85）（12.09）

R2=0.997，DW=2.04。

经过检验，可知模型（1）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符合回归分析假设条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两个指标，均对国内生产总值（GDP）产生影响，且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发生次数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则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当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发生次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时，则GDP增长量则会降低0.16个百分点。当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GDP增长量则会提高062个百分点。

尽管环境污染破坏事故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要远远超过污染破坏事故的负面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在降低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的同时，也要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投资，维护和谐、健康、稳定的生态环境，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2 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污染与保护的影响

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显然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和水平也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的质量。同时，对环境破坏事故等生态环境污染行为治理措施，也与生态环境的好坏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将对经济发展程度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构建回归分析模型进行数量研究，可以构建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水平对生态环境污染影响程度的回归分析模型（2）：

经过检验，可知模型（2）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符

合回归分析假设条件。结果表明，GDP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均对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发生水平产生影响。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会降低环境污染破坏事故发生程度，减少环

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而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则会伴随GDP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即经济社会发展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引发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当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就会相应减少2.26个百分点。当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则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就会相应增加4.24个百分点。

尽管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都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的好坏，但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则会由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程度的提高而相应降低，也会由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持续恶化，并且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要远超过污染治理投资的正面作用。因此，我国不仅应当继续加大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投资，同时也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4 对策建议

4.1 发挥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公众在环境和资源管理中的缺位，是当前中国环境管理体系中的最大缺陷。只有公众真正关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更好的参与环境污染和治理，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要全面强化环境法律监督，重视普通公众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提案、议案的办理工作，自觉接受监督，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4.2 媒体加大低碳宣传倡导公众低碳生活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是公众了解当前社会形势接收社会信息的重要媒介，在引导公众低碳经济模式下合理的消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公众对媒体的依赖越来越明显，广告宣传也因此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对人们的学习型消费造成巨大的影响，从而指导消费者进行低碳消费。

4.3 政府自身低碳化运作发挥新型污染监管职能

在发展低碳经济社会中，政府自身也要进行低碳化运作，政府行政活动的过程本身也是碳排放的过程，在建立低碳社会的过程中，政府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积极行使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监管职能，将低碳的理念贯穿于各种行政行为，行政立法、行政决策与行政决定等都要符合低碳发展战略的要求。

4.4 企业进行低碳设计提供低碳产品和服务

企业承担着社会生产的重大责任，企业实现低碳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使用污染处理系统，减少“三废”的排放，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减少能源消耗尤其是碳化能源的消耗，积极开发和探索可替代、可回收的材料。环保型企业要研究低碳生产工艺，进行技术革新，从而实现生产领域的低碳化、生态化。

参考文献

［1］袁男优.低碳经济的概念内涵［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10，（2）.

［2］李洪琪，徐志强，廉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J］.内蒙古环境保护，2006，（2）.

［3］王忠民.中国现行排污权交易存实现困境易引发环境问题［N］.经济日报，2010，（3）：16.

［4］李奎.环境污染问题博弈分析［D］.郑州大学，2008，（6）.

［5］杜丽岩.试论低碳消费模式的构建［J］.商业时代，2011，（3）.

第6篇：环境污染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跨界水污染；公地悲剧；地方政府；博弈分析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XX.XX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0-0000-00

Abstract： Water pollution is a typical form of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also is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in our country， but the empirical study is less about the problem at the present stage. Firstly，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game model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dicates that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investment of Nash equilibrium optimal is smaller than the Pareto optimal， both presents the departure from the state， and the deviate degree increase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area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leading 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ituation. Secondly， the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ntity local government on water resources quality，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by using the 62 major reservoirs and lakes in 2012.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Key words： transboundary water pollutio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local government； Game Analysis

环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和我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使得我国环境恶化程度的加深突出表现在各行政管辖区之间跨界环境纠纷的增加上，水污染是典型的跨界环境污染问题，如何对跨界水污染进行有效规制始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造成跨界水污染问题如此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涉及到多个省级、市级和县级行政区域，这些地方政府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和财政分权制度下，倾向于将努力投入到能够带来政绩的经济增长上，降低水污染治理投入，这使得水污染治理规制不能有效地执行，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方式逃避本应承担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采取“搭便车”行为将不易监测的环境污染跨界转移出去，将成本外部化。这种现象充分揭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带来的公共事务治理困境，因此，强化跨界环境污染治理规制，实现全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克服“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的能力，改变地方政府仅重视短期经济利益的行为选择倾向。

1文献综述

d’Arge较早关注了环境的跨界污染问题[1]，而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不同国家之间对跨界水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上，认为不同地方通过协商谈判进行区域合作是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手段[2][3]。相关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博弈展开的，Maler首次将博弈论引入到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分析中，对欧洲各国酸性物质沉积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治理环境污染的前提是各国的单边支付，并模拟测算了不同合作形式下的净收益[4]。Silva和Caplan分析了联邦跨界污染控制环境政策的有效性问题，认为中央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领导者时能够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而当地方政府是跨界污染治理的领导者时，中央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并通过欧盟的环境政策设计实施验证了结论的科学性[5]。Barcena-ruiz对跨界环境污染税征收的顺序和两个同级政府作为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博弈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跨界污染较小的条件下，税收是战略互补的，同时征税时领导者和追随者都能够获得福利，但先征税的领导者获得的福利更大，在跨界污染较大的条件下，税收是战略替代的，先征税的领导者政府能够获得福利，每个政府都会努力避免成为税收的追随者[6]。Yanase运用微分博弈模型研究了双寡头国际环境污染博弈策略，认为严格的环境控制政策提高了外国公司的竞争力，会产生静态的“租金转移”效益，而国外也会享受到全球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即免费搭便车，因此在非合作博弈中，环境政策水平会偏离社会最优水平，产生更多的污染和低福利[7]。Zhao等通过构建包括政府和居民在内的典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流域结构的转移税（Model of Transfer Tax， MTT），用来计算一个地区最佳的污染物转移税率，同时也认为转让税率可作为生态补偿标准，加强区域减排合作，实现整个流域的减排成本最小[8]。

国内关于跨界环境污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方面，马中和吴健认为法律政策和权利安排的缺失致使没有形成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激励是跨行政区环保难见成效的主要原因[9]；易志斌以跨界水污染为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进行了总结[10]；汪小勇等采用消元法对跨流域、市界、省界和国界四个层次的单边和多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管理条约进行了评估和比较，为构建跨界水污染冲突的协商机制提供政策建议[11]。此外，还有学者以不同流域和湖泊的跨界水污染为例对污染成因、解决途径等进行了案例分析，如太湖[12][13]、珠三角[14]。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跨界环境污染治理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多数都集中在理论分析、政策建议以及案例分析方面，实证研究不足。本文在理论分析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基础上，分析个体利益最大化与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冲突并推出待检验命题，随后采用我国2012年62个主要水库和湖泊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2 地方政府跨界水污染治理博弈分析

本部分对多个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偏离社会最优选择的状况进行理论阐述。在跨界水污染中，同一流域周边的各地方政府都以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为目标，排放超标污染物，在缺乏激励约束条件下，必然使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

假设总共有 个同质地区参与跨界水污染治理行动，第 地区的自愿治理水污染的投入为 ，因此，总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为 ，在整个排污量一定的条件下， 越大，水资源质量越好。令 为第 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每一地区的效用都取决于本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整体的水污染治理投入，进一步假设第 地区的效用函数为 ，该效用函数满足： ， ， ， ， 。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各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即存在 是 的减函数。

（10）式表明，整体帕累托最优均衡时的环境治理投入要大于个体最优的纳什均衡时的环境治理投入，即各个地区如果从最大化本地区效用出发而自愿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会小于从集体效益出发而提供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同时由（10）式也可以看出，两种投入之间的差距随着参与地区个数 的增加而增大，这也反映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从水资源的公共性来看，集体最优也即帕累托最优状态对所有参与地区来说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冲突必然会导致“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的出现，最终造成各个地方政府在有限资源下无限追求最大化本地区利益，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希望减少水污染治理投入，将水污染会治理成本转嫁给所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所以，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说：水库和湖泊周边的地方政府数越多，污染排放量越大，距离希望的社会最优越远，水资源质量越差。

此外，在分析中我们假设每个地区的预算投入是相等的，但在实际情况中，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是有很大差异的，经济发达地区的预算投入要远远大于落后地区的预算投入。Olson通过两人博弈认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愿意提供公共物品，而低收入者更倾向于搭便车[15]，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跨界水污染治理分析中，现阶段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往往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因此其治理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较小，而落后地区治理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较大，所以经济发达地区能够从环境污染治理中获得更多的效用，这时的博弈可能变成一种“智猪博弈”。

3 实证分析

以我国水库和湖泊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经验分析地方政府数量对水质的影响，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

3.1模型设定和数据分析

3.1.1模型设定

式中， 表示水库和湖泊，在现实中，跨界水污染还包括大量的河流，但本文未加入河流作为样本，这是因为跨界的河流较长，水质难以平均，同时又包含多个支流，行政区难以界定，更重要的是，河流水污染治理难题在于上下游之间的协调，行政区数量对其影响可能不大。 表示第 水库或者湖泊的水质状况； 表示第 水库或者湖泊周边的行政区数量，该变量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在选取时，主要选取周边的县级和市级行政单位数量，每一个水库和湖泊涉及到的省级行政单位多数为1个，最多有两个，其统计分析意义不大，因此不对省级行政单位对水质的影响进行分析。 表示影响水质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水库和湖泊周边行政单位的GDP、第二产业增加值、人口状况、以及水域面积等变量； 为随机项。

3.1.2水库和湖泊水质状况

在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淡水环境分析部分中，共给出62个国控重点湖泊（水库），其中，Ⅰ-Ⅲ类水质的比例为61.3%、Ⅳ-Ⅴ类水质的比例为27.4%，劣Ⅴ类水质的比例分别为11.3%。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具体状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差异也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水库多为水源区，提供的水多用于饮用，其水质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总体上来看水库的水质要好于湖泊的水质，水库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的比重约为92.59%；而湖泊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的比重约为40.63%；而三湖水质都在Ⅲ类以下。因此，本文为考虑水库和湖泊二者之间的差异，在对总体展开进行回归分析后，再对水库和湖泊进行分类回归。

3.1.3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通过62个水库和湖泊的地图可以得到相关周边地区的市级、县级（区）的数量，然后对行政单位的控制变量指标进行加总，得到具体数值，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3）。水域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环保部监测数据。所有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3.2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对上述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水库和湖泊周边的行政单位数量的增加会显著恶化水质状况，市级行政单位数量对总体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127，对水库和湖泊水质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14和0.107。县级行政单位数量对总体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077，对水库和湖泊水质的影响系数为0.143和0.513，但对水库水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本文的理论假说是成立的，也即流域周边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与帕累托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状况越严重。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水库多为水源区，提供的水多用于饮用，其水质要求要高于湖泊，因此，地方政府的增加对水库水质的影响要低于对湖泊水质的影响。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周边的GDP以及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提高会显著加剧水污染，降低水值，特别是对湖泊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可以认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与水质处于“两难”状态，也即经济增长会加剧水污染，保证水质也会降低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农村人口数量对水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城市人口数量对总体水质和湖泊水质的影响是显著的，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生活污水会随之增加，同时因消费需求的增加也会增加生产污水的排放，这加剧了流域水质的恶化；水域面积的增加能够缓解水污染状况，这是因为水域面积越大，其自净能力越高，能够相应的降低水污染。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讨论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治理水污染两方面的行为选择，通过构建发展经济和治理水污染的博弈模型，分析多个地方政府间的水污染治理博弈行为，认为跨界水污染治理投入的个体纳什均衡最优小于整体帕累托最优，偏离程度随地方政府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然后采用我国2012年62个湖泊和水库数据对进行实证分析，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显示，随着流域周边地方政府越多，各地方政府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与帕累托最优的水污染治理投入差距越大，水污染状况越严重，同时水库和湖泊的功能定位也是影响水质的重要原因。随后进一步从水资源治理外部性、政绩考评制度和水资源保护监管和惩罚制度等方面对造成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原因进行分析。

减轻地方政府“搭便车”行为引发的“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局面的方法主要有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两种方式，环境资源作为典型的公共资源，必须要有专门的主体对其利用进行协调和约束，中央政府作为全民的代表责无旁贷，其除努力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道德规范外，更应制定合理的制度规范，协调好个体和集体的利益冲突。本文在制度规范方面的政策建议为：

第一，改进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将生态环境保护状况、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破坏指标纳入到政绩考核体系中，平衡地方政府在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倾向，增强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政绩考核标准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行为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当中央政府以GDP为绩效考核核心时，地方政府必然为获得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长期的生态效益以满足任期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降低地方政府挪用环境保护资金的首要制度措施就是改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提高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在绩效考核中的比重。

第二，增进环境治理和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地方环境监管部门在人事权和财权方面实际上隶属于地方政府的领导，使得地方政府理所当然的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环境治理，“土政策”、“开绿灯”和“行方便”大行其道，基本不会主动要求对地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污染企业整改或者关停，同时还会采用一些措施阻挠或者禁止环保部门不经请示就对企业的排污进行检查，为企业提供特殊保护，纵容了企业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了环境监管部门执法中的盲区，也极易造成的寻租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应尝试将环境规制部门从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减轻地方政府的影响和干预。

第三，明确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体系权限。中国虽然在大多数流域设立了流域管理机构，但这些机构基本上无权过问地方政府的行政及经济事务，其主要任务是编制流域水资源的利用规划，而地方的水利部门也拥有同等的权力，他们会以本地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考虑水资源的管理，在这种格局下，各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问题往往无法做到全流域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导致经常会出现“公对公，一场空”、“谁都该管，谁都管不了”的局面，造成了环境保护的低效率。因此，应改变多部门分别对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管理的现状，中央政府可以尝试将环境保护和监管相关负责机构从原有的国土部、农业部和林业部等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成立由国务院主管资源环境和生态文明的副总理负责、由环保部统一管理的环境保护和监管体系。

第四，明确跨界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宗旨和规范，加强环境规制的考核力度和违规惩罚威慑力，中央政府的监管和考核威慑力是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但现阶段中国环境保护违规惩罚威慑力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违规惩罚力度不够；二是环境违规惩罚执行不严。这直接影响了中央政府惩罚环境违规行为的承诺性，一些对地方生态环境破坏负主要责任的政府官员在受到行政处罚后，一部分会通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官复原职或者易地任职，这都极大的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官员惩罚的威慑力。只有当中央政府加大监管和惩罚的威慑力，地方政府“越雷池一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时，以本地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理性地方政府才会做出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选择。

第五，建立专门的合作组织定时或者不定时的环境信息，提高环境污染及治理信息的公开透明度和公众的理解能力，通过社会公众的监督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来约束环境责任规避行为。使其成为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行为、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信息渠道和长效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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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环境污染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畜禽养殖场;环境污染;治理;研究现状;沼气技术循环模式

随着我国畜禽养殖规模扩大，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伴随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使有机粪肥大量闲置，不能及时还田，导致环境污染。20世纪90年代主要由畜禽粪便造成的杭州湾污染首次敲响了畜禽粪便在我国污染环境的警钟。调查显示，我国畜禽粪便总体土地负荷警戒值已达到0.49(正常值应

1国内(外)畜禽粪便环境污染治理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治理畜禽粪便污染主要分为产前、产中和产后治理。但由于产前、产中治理只能相对减少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环境的污染，故产后处理才是消除污染环境的最好方法。有关治理方法主要有物理处理法、物理化学处理法、化学处理法和生物处理法。但由于物理处理法处理效率和去除率低，化学处理法存在二次污染，故实际中应用较少。目前，研究最多、应用最广且最具发展前景的为生物处理法，即主要通过微生物生命过程把废水中有机物转化为简单形式的无机物，从而达到去除有机物的目的。主要方式有:一是好氧处理。以序批式反应器工艺居首，即序批式活性污泥法[3]。二是厌氧处理。最早以生产沼气为目的，因而未能达到完全分解污染物的要求;随着畜禽粪便污染日渐突出，已经被主要用于处理畜禽粪便污染，而生产沼气只作为附加产物[4]。三是自然处理法。投资省，工艺简单，动力消耗少，特别适宜于小型畜禽场废水处理，如水萍科植物可用于循环利用养猪污水的处理[5]。四是混合处理法。近年来，畜禽粪便污水多采用混合处理法，即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出由好氧法、厌氧法和自然处理系统3种，或以它们为主体并结合其他处理方法进行优化组合，共同处理畜禽场废水。

2国内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沼气技术循环模式现状

国内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沼气技术循环模式示范工程主要采用混合处理法，包括厌氧发酵技术、好氧生物技术、“三沼”综合利用技术等。如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沼气发酵及沼液土壤生物处理、工厂化好氧发酵制颗粒肥料和鸡粪饲料化五大系列工程技术研究，并相应建立小型示范工程，在上海郊区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中国科技成果库项目年度编号:970193);甘肃省农村能源综合开发中心，依据生态学原理，将养殖、沼气综合利用和果树种植相结合，建立“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中国科技成果库项目年度编号:0200740304)。

浙江省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沼气技术及“三沼”综合利用已在全省各地推广。开化县于2002—2003年对10个规模猪场完成了小型沼气工程，建设了10年厌氧池1 100 m3(农村信息报，2004-06-05);绍兴福景达农业有限公司的600 m3沼气工程是“猪-沼-果”模式(农民日报，2004-07-17);嘉兴市通过采取沼气工程、沼气发电工程、生产有机肥和养殖蚯蚓等措施，完成了一批养猪业粪便的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工程，至2004年底已建成养猪业沼气池2 800多个(中国建设报，2005-06-06);建德市通过推广新安江万秋生态养殖场“猪粪尿-沼气发电-沼液沼渣-果园蔬菜”这种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生态种养模式，到2006年全市有47个集约化畜禽养殖场和81家非规模养殖户建成了沼气工程及利用系统(中国环境报，2006-05-09);2006年全省339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泄物治理建成防雨、防渗、防漏储粪池4.107 8万m3，厌氧发酵池8.261 4万m3，沉淀池、氧化塘3 519 hm2，配套消纳山林、果园、农田3 807 hm2，鱼塘642 hm2，并带动各地完成1 211个规模畜禽养殖场的治理(浙江省畜牧局)。

上述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沼气技术循环模式，具备了消除污染、产生能源和综合处理的三大功能，既消除了农业环境污染，又解决了一部分的能源问题;同时产生的沼液、沼渣是适合农作物用肥的绿色无公害肥料，而且在厌氧发酵过程当中，病原菌、寄生虫卵等一些病菌被杀死，切断了养殖场内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环节。但该污染治理模式在应用推广中，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一是建造有效、适宜的污水治理及配套设施需较高的成本;二是沼气利用不充分，会造成大气污染比较严重;三是沼肥(即沼液、沼渣)利用缺乏科学的指导。因此，应加强该模式应用管理，使该模式能够有效控制畜禽养殖场的污染。

3参考文献

[1] 朱孔颖.畜禽养殖业污染状况及管理对策[J].干旱环境监测，2004，18(1):46-47.

[2] 李远.我国畜禽养殖业的环境影响与管理政策初探[J].中国生态农业报，2002，10(2):136-138.

[3] 田宁宁，王凯军.畜禽养殖场粪污的治理技术[J].中国给水排水，2002， 18(2):71-73.

第8篇：环境污染治理研究范文

【关键词】 水污染现状 治理中的问题 治理措施

1 水资源污染的现状

我国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淡水资源总量约为28000亿m3,占全球水资源的7%,位于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占有量不足1000m3,被列为水资源紧缺的国家。根据有关统计,我国的淡水资源不足量达到400亿m3,由于水资源的缺乏,受灾干旱面积300～450m2,影响粮食产量200～350亿kg,全国有8000万人处于饮水困难状态。缺水严重的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

在有限的水资源中,水质的污染现象非常严重,危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在2008年,国家环境监测网实际检测的835个地表水检测断面中,发现有43%的地下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有一半的城市市区的地下水受到污染,水质严重变质。部分地区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为了满足工业用水的需求,部分江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加大,水资源受到严重的污染。《2009年中国水资源公报》,黄河水的开发利用率为73%,淮河水为67%,长江水为63%,渭河水为78%。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导致水资源的枯竭和河水中生物资源的破坏。甚至水资源污染事件引起的一系列事故频繁发生,2009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事件1804起,水资源污染事件1009起,水资源污染在环境污染中占很大的比重,2009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3.5亿元。

水资源的污染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危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我国的水资源环境污染相当普遍,遍及全国各地,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就存在着水资源的污染。城市的水资源污染非常严重,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不足与污染严重的制约着城市的发展。水资源的污染从城市延伸到农村,在对农村饮用水的首次检测中,发现有46.78%的饮用水达不到基本卫生安全的标准。农村饮用水的不达标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受到威胁。

2 水污染的治理

早在20世纪80年代,水资源的污染问题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1972年,总理批准成立了官厅水库水污染治理办公室,这是我国成立的首个水质污染治理办公室,是我国水资源治污防污起步的开始。1989年,在河南省召开了第一次水资源治理大会,提出了水质污染的测量标准、水域分类管理、污染等级的划分和发放排污许可证等。开始了政府对水资源污染的治理工作。1995年,以治理淮河为重点,成立了“33211”污水治理工程,对当时污染比较严重的淮河、海河、太湖和辽河等水域进行深度的治理,并取得了成效。2002年,中国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人与资源的和谐共生,注重环境保护和污水治理,确立了环境保护的理念和思想。2008年,国家采取了严格的环境治理措施,严格控制SO2和COD的排放量,把环境治理问题提到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同时也加大了环境污染治理的行政执法力度。大中型城市的环境污染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水质问题得到了改善。也对《水污染防治法》做了修改,加大了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采用了多种形式的处罚手段。

3 水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水质污染是水环境中最大的问题。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在水质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水资源污染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渐的加重。虽然我国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对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地方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3.1 资金、行政、法律保障措施

我国的水质污染治理工作一直是以完善法制和加强道德教育为主,经济处罚为辅。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体现了水污染防治,以分散治理为主,把集中控制与分散治理结合起来,由区域管理为主,转向区域管理与流域管理相结合的指导思想的转变。所有的水质污染企业必须要达到国家的标准排放污水,加强监督管理和强化执法。在对水污染的治理中,要强化城市污水处理厂设施的有效运行和监管,建立政府节能减排责任制,在整治过程中,加大经济处罚力度,迫使排污企业要认真的对待污水处理问题。

3.2 工程保障措施

建立完善的污水收集与输送工程。污水处理系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投资建设与运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些城市的污水设施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因缺乏资金无法正常工作,造成设备的浪费。污水处理厂的管理和操作技术达不到要求也导致污水处理不能正常进行。因此在污水工程建设中必须做出长远的规划,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建立与地方工业发展水平和速度相当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能力要与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相适应。在污水处理厂的管理与技术处理上要配备管理能力强和技术水平过硬的操作人员负责污水处理设备管理与操作。

3.3 技术保障措施

污水的处理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国家应该重点扶持环境污染的重点项目研究、开发与应用,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措施来获取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的高效率、高水平、低成本和高效益。在污水处理上应该推进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加大对水污染治理技术与产品研发的扶持力度。污水处理的技术方法包括三个方面:(1)化学方法。化学方法就是通过化学反应来治污;(2)生物方法。生物方法就是利用生物的生命代谢活动,减少存在于环境中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浓度或使其完全无害化,使已受污染的环境能部分或完全恢复到原始状态的方法;(3)物理方法。物理方法就是简单经过物理变化来治污,这也是一种最古老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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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环境污染治理研究范文

农村最突出的三类环境问题

当前，农村突出的三类环境问题：一是现代化农业生产带来的各类污染。二是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造成的人居环境污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新镇、新村、新房”建设中，规划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未能跟上，每年产生约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三是乡镇企业和集约化养殖场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农村环境污染为何愈治愈劣，我想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治理模式不适，导致农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典型的发展不当和发展不足带来的。解决此问题必须看到一个重要约束一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可能仍将继续存在，仍然会有相当多的人以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为生。此约束决定了农村污染治理可采取的措施是有限的。它们首先必须确保农民受益并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任何激进的、外部输入性的、单纯管制性的政策都有可能面临失败。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的经验也说明这种问题必须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目标和发展速度的情况下统筹解决，即兼顾“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良好”。这与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目标的思路是一致的。

据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应采取以下4方面的对策。

一是要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基本制度和基础体系建设。基本制度包括有关法规、标准、管理制度及其支撑体系。制订《全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在管理制度建设中，应抓好3个重点：首先是逐步推行建设前环境影响评价、“环保三同时”和排污收费等环境管理制度。其次是加强环境保护的机构和能力建设，完善农村环境管理基础体系建设，逐步实现城乡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体化。第三是将农村环境保护体现在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计划和规划中。在地方规划中应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二是推行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自上而下”的筹资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全面贯彻“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政策，推行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自上而下”的筹资机制，加大财政资金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明确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资金渠道和部门责任，使农村的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和聚居点的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有明确的资金来源。同时，应加大排污费资金用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比例，以体现对受害者的补偿。“开源”之外，必须采取有力的“节流”措施，即要有针对性地解决部门分割、重复建设以及“自下而上”决策等问题。对于农村面源污染这样涉及面广的污染，应将治理资金集中到一个部门统一调配。对于农村聚居点的公共服务资金使用方式和方法，应逐步建立农民自主决策机制。

三是多方配合扶持建立乡镇企业和农村聚居点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应从财政、税收、信贷、价格等渠道制定优惠政策，降低乡镇企业和农村聚居点的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成本，为专业污染治理公司留出足够的市场化条件F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