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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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范文

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

abstract: presently, we are fac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globalization time. the mass media participates in the mold n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sitively;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bt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strengthens, its scope expands unceasingly. the mass media dissemination is playing the role which 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ds fuel to the flame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action object and the scope universality has not only enriched the mass media dissemination content and the effect, moreover gradually is also holding the mass media for its trade sign. obviously, the mass media disse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re seeping mutually, promote mutually, the two also inevitably during this process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 mass media dissemin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promotion; fusion

前言

   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一个新的能动角色，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也倍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出的知识产权、文化侵略等等成为贸易各方常常争论不休的问题。此外，由于大众传播工具用途的开发，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竞相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时髦方式。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仅在相互促进，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一、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发展中相互促进

1. 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决策变得更为快捷和准确。

大众传播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快捷，这主要体现在贸易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技术手段上。

17世纪以前，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通讯工具和手段，其中报纸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式传播工具也在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唐朝出现了。这时，报纸主要用于为地中海和尼德兰地区商人们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况，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国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上百年。这样，商人们决策时就有了较多的信息，从而使得决策更为准确。所以说，大众传播工具一开始就直接和国际贸易有联系。随着印刷传媒的发展，其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功能对国际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种国际经济信息，报道国际经济领域的最新事态，评述国际经济新近变动的重大事件，预测国际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影响，为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依据。

到了20世纪，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间的阻隔、国界的限制，覆盖面广，这就为贸易决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务。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在20世纪发展非常迅速，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战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电子媒介的信息传播特点恰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

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使得全球各国、各地区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为中心的跨国界的虚拟空间。网络使大众传播领域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网上的信息具有极大丰富、多媒体形态、迅速及时、全球传播、便于检索、交互等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可以为贸易决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网络与贸易的直接结合，如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从而使得贸易过程更为快捷。

2. 国际贸易促进大众传播的效果。

国际贸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促进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实现。这不仅体现在有形和无形贸易本身所蕴含的商品与服务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而且体现在贸易渠道的通畅也使得大众传播的效果更易达到。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对抗，转变为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的较量。经济实力决定着一国的综合国力，关系着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无疑会对各个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与理念带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外贸实力增强，会提高其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谈判力量，这对大众传播的实践和效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1. 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

（1）很多大众传播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客体（标的）。随着国际贸易中无形贸易的发展，报纸、期刊、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不再仅仅扮演为贸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渐成为贸易产品的一部分。影视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就是佐证。

影视服务业，主要包括电影和电视的媒体传递及其服务，它带给人们的是对信息的直接汲取、对艺术的直接欣赏。目前，世界电影服务贸易市场广阔，交易量大，据统计年进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国家达83%。而且，各国对进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国内生产量与国内放映总片数之比超过10%的国家也仅有30个，可见，大部分国家严重依赖进口电影市场。在国际电影贸易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如1992年美国电影占领了英国电影市场的95%，法国的2/3。1996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70%。1995年到1996年欧洲同美国在电影、电视领域的贸易逆差从48亿美元增加到56.5亿美元①。美国电影在我国进口电影中也占据主导角色。1996—1998年我国共发行进口影片149部，其台片37部、外国片112部。在外国片中，美国片62部，占55.3%②。

另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也都从境外进口电视节目，而且进口的数量占整个电视节目总数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间，有的甚至达到83%，可见世界电视服务贸易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从全球来看，进口节目的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以及相当少的一部分来自西欧和日本一些地区，如拉美3/4的进口节目来自美国。我国引进的外国电视节目情况也表明美国节目占主导地位。1994—1998年，我国引进有线节目共478部3593集（其台53部1062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国引进无线节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台133部3376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③。所以可以说，国际影视贸易十分活跃，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2）大众传播媒体（网络）与国际贸易直接融合成一种新的贸易方式——网络贸易。网络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体，正将整个世界联在一起，改变着一个社会的认知结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为网络贸易敞开了大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亮点。“网络贸易”、“网络商务”这些新词在新闻媒体上也频频出现，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务功能的日臻完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网络贸易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贸易的竞争思维和行为，而且会日益成为信息化时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竞争手段之一。

网络贸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贸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商业周期循环、节省时间和费用、降低成本等优势，其发展速度让人吃惊。据统计，全球网上贸易交易额1996年只有23亿美元，1997年就为250亿美元，1998年达500亿美元。2001—2002年可能达到3300亿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长到1万亿美元。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到2002年，通过网络进行的国际贸易将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15%。按现在网络贸易的发展势头，未来十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将有1/3通过网络来进行。可见，网络贸易前景广阔。

2. 国际贸易也是大众传播的一个途径。

世界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在国内市场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高质量、多品种以及花样、规格繁多和性能优良的商品。此外，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还能得到他国提供的优质服务与文化产品，从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共享人类文化的目的。可见，无论是有形的国际贸易还是无形的国际贸易都是人类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种途径。

在有形国际贸易中，贸易标的是有形的货物，我们通过货物的进出口，不仅达到了物质方面的交流，而且能达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为每一商品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与信息。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正是从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诸多商品中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外国游人也正是从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中享受着中国的古老文明。展望未来的国际贸易，无论在技术水平、人员素质、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将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这必然会使大众传播的途径更为通畅。

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wto及其他国际组织也都在积极寻找方法来规范这种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进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不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交流，也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这是文化传播与国际贸易的共同目标。

在无形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如国际技术贸易，它是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贸易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技术知识。国际电信服务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难想象，没有电信服务业的发展，人类今天的交流与传播会是什么样子。国际影视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领域，我们正是从许多进口的影片、电视节目中了解着国外的风土人情，了解着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国际影视贸易的日益活跃，必然更好地带动人类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可见，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为便捷。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

第2篇：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范文

——题记

当代生活世界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即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这不仅仅是某种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变化，而是一种历史的生成，也就是生活变成美的，而美变成了生活的。这样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称为一个走向美的时代。①在这样一个走向美的时代里，一方面生活的审美化需要美、艺术走进生活，这是艺术传播的内容；另一方面，审美的生活化离不了大众媒介的参与，这又是大众传播的优势。艺术传播与大众传播同时关联于美和生活，两者的关联何在？又有什么区别？做这样的追问时，我们先要理解当代生活世界的特性。

一、当代生活世界的特征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离不了传播媒介的发达，另一方面需要文化的参与。传播媒介的发达要求信息量的无限膨胀，这是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文化的参与媒介促使着艺术传播的普及。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当代生活世界有两大主要特征。

首先，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社会。所谓信息社会，指的是“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的社会”。信息社会的到来与传播媒介的进化密切相关。从最初的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到印刷传播，再到今天的电子传播，历史上传播媒介的每一次进化，都意味着信息、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普及。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是，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因此，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②如果我们把媒介和媒介技术理解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内容，那么媒介的进步对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媒介的极大丰富和体外化信息系统的发达，进一步增加了信息和信息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这就是信息社会的产生基础。

其次，我们的时代也是一个美的时代。作为一种令人激动和使人心醉神迷的现象，美在当代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和重要。在社会生活方面，人们正在倡导一种审美文化，让社会的各个方面充满审美的情趣。当然各种形态的艺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走出了象牙塔，传播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每一个人在工作之余不仅被动地享受艺术，而且主动地创造艺术。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的时代与美的关联越来越紧密，美走出了象牙之塔，融入了大众文化中。

一方面，伴随着传播媒介，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社会信息量无限膨胀；另一方面，伴随着审美的生活化，整个社会对美的事物、美的文化，即对艺术传播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艺术传播的普及又离不开大众传播的参与。大众传播作为当代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它呢？

二、大众传播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不仅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目标的主要手段，是社会上各利益集团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又是社会文化和娱乐的提供者。③大众传播的影响之普遍、作用之强大，使得它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信息系统。大众传播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大众传播媒介诞生以前，人类经过了以口语和手抄文字传播为主的漫长时代。手抄传播效率低、规模小、成本高，而且信息的传播覆盖率低。19世纪30年代，大众报刊的出现标志着大众传播的诞生。以此为起点，随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的兴起，大众传播真正发展起来。

那么什么是大众传播呢？关于大众传播的理解有很多种。有的学者认为，大众传播是“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的方式之一，职业工作者（记者、编辑）通过机械媒介（机械媒介、电子媒介）向社会公众公开地、定期地传播各种信息的一种社会性信息交流活动。”④还有的学者认为，大众传播“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⑤还有的国外学者认为，“大众传播即现代印刷和广播、电视等影像和音声媒介组织运用法人资金，借助高科技和产业化手段，在国家调控的范围内向未知的受众提供信息和娱乐产品的实践活动。”⑥实际上，由于大众传播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简短的定义都不可能概括它的全部特征。

简而言之，大众传播的特征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把握：1.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这些媒介组织包括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以大量发行为目的的各种音乐、影像制作公司。这个特点说明，大众传播是有组织的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组织目标和方针指导下的传播活动。2.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大众传播的出现和发展，离不了印刷技术以及电子传播技术的进步。3.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用传播学术语来说即“受众”。受众的广泛性，意味着大众传播是以满足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息需求为目的的大面积传播活动，也意味着它具有跨阶层、跨群体的广泛社会影响。4.大众传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属性，也具有文化属性。大众传播作为生产信息产品的产业，其产品价值是通过市场得到实现的，这说明大众传播的信息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但另一方面，信息产品又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一般物质产品不同，人们对它的消费主要是精神内容即意义的消费。意义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5.从传播过程的性质来看，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播组织单方面提供信息，受众只能在提供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和接触，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二是没有灵活有效的反馈渠道，受众对媒介组织的活动缺乏直接的反作用能力。大众传播过程的单向作用性质为它赋予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影响，既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6.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由于大众传播是从事信息的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产业，由于它的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具有直接关系。由于传播过程的特殊性赋予它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⑦

从大众传播的特征来看，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执行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由于大众传播影响力的广度和深度，其功能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特别强调了现代大众传播具有的负面功能。拉氏和默顿认为，大众传播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从这个角度看，大众传播具有负面的“麻醉作用”。如何去克服这一问题，关键是要提高大众传播的传播内容的质量，加大文化、艺术传播在大众传播中的比例。那么何为艺术传播呢？

三、艺术传播

如果说大众传播是从传播的途径和传播的媒介角度来讲的，那么艺术传播则是从传播类型、内容来划分的。人类传播的内容丰富多彩，它们在特定的传播活动中有具体的形式和意义。以传播内容的不同性质为基础，可以把传播类别划分为新闻传播、政治传播、文化传播、艺术传播、经济传播和教育传播，这种研究表明了当代传播学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推进。具体到艺术传播，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呢？艺术传播研究离不开对艺术符号和传播媒介的认识，因为艺术像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产品一样，也是一种符号形式、一种符号语言。艺术（绘画、雕塑、建筑等）主要以表象符号为载体，物化在具体的媒介（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上，激发和满足艺术传播受体对艺术信息的需求。⑧艺术传播活动在发展过程中，对审美的要求、对社会功用的实现都有着规定，“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帮助我们重新感受生活，就是为了使我们体会到物体，使石头具有石头性，使我们真正感受到是看到了物体而不仅仅是承认了它。”⑨

转贴于 艺术传播作为一项特殊的、重要的传播活动，它自身有哪些特征呢？首先，艺术传播的过程是创作者灵感迸发的过程，是自觉性和非自觉性、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一方面，艺术灵感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和审美认知活动，离不了客观情境，离不开外界刺激；另一方面，它又是人脑在特定条件下特别活跃的创作性思维活动和心理现象。在这种个人直觉的心理形式背后，潜伏着深厚的社会文化的理智考虑，沉淀着许多生活经验和感受。其次，艺术作品的未完成性和艺术传播中的对话。在艺术世界中，无论艺术家怎样用烈焰般的思想和感情，做全身心的投入，也无论怎样努力使其“纯然的”表达如何对应着外部世界，都需要通过对艺术的欣赏和接受的洞识去获取艺术完全实现的意义。艺术传播活动是艺术的交流，是前景的事物和背景的力量的呈现，艺术和公众的辩证对话关系，在这种呈现中真实联系起来。⑩所以，艺术交流、对话与传播的走向，并不简单地由作品流向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艺术家通过作品与艺术公众在不断变换整体与部分地位的关系中，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互为回应的。最后，艺术传播对物质载体的依赖性。从远古的图腾神像、口耳相传到今天的电子传播，艺术传播除了再现历史艺术珍品的局部风貌外，如出土的陶瓷、敦煌的壁画，更多的是借助各种物质形态的传播媒体，进行现时态的大范围再现，即历史的、现实的艺术作品深入大众的实现。

从艺术传播的特征可以看出，艺术创造是审美对象化的过程，它再通过传播媒介，满足受众主体的特定需求，实现其中蕴含的潜在价值，表现出多种社会功能。1.艺术传播的社会功能以审美为中心。“美的规律”是艺术创造者和传播者遵循的基本规律，而艺术传播的其他非审美功能都需要借助于审美功能来显现，一旦受传者靠直观能力获得审美愉悦，那么蕴含在艺术形象中的种种意义就会影响艺术受众的视听，产生各种作用。2.艺术传播的认知和教育功能。艺术传播的教育功能的最高表现是激励人们积极改造社会环境，完善道德品质，以求得社会和个人的发展。艺术教育本身是使被教育者全身心获得完整、和谐的发展的艺术传播过程，艺术传播的整个过程不应过分迁就受众的兴趣、爱好、水准，而应该积极引导艺术受众的欣赏和接受，在触发了艺术受众的功能系统时，把思想、感情、功能或动机灌注于其头脑中，或者使其在积极地参与、共鸣和讨论中填充文本“召唤”结构的空白，实现艺术受众对真假、善恶、美丑的辨析和对个体行为的规范。3.艺术传播的娱乐和沟通调适功能。随着大众媒介的日益普及，艺术传播广泛渗透，其娱乐功能愈来愈突出，强烈的感染力和娱乐作用常使审美、认知、教育的功能可以更好地实现。

从艺术传播的特征与功能分析中，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艺术传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艺术传播是实现当代生活审美化的重要途径。而生活的审美化同时需要审美的生活化。审美的生活化需要美、艺术走进生活，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大众媒介参与艺术传播事业。艺术传播与大众传播紧密关联，二者的关联何在呢？

四、艺术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联

人类的历史有多长，艺术的历史也就有多长，伴随着艺术历史的发生与发展，艺术的传播也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发生着。在大众媒介出现之前，艺术的传播范围主要局限在上层贵族阶级及士大夫之间，普通百姓很难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而随着媒介技术的进化，特别是大众媒介的出现，普通大众享受到了艺术、美的光环。从此，艺术传播与大众传播开始发生越来越紧密的关联，在两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趋势。艺术传播与大众传播二者的关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方面，艺术传播的审美、教育、娱乐功能必然要求大众传播的参与其中，从而真正实现艺术、美走进大众生活。大众传播由于其传播的受众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其范围之广泛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所以其影响力超乎寻常。大众传播的电视、报纸、广播、杂志，再加上新兴的网络媒介，已经越来越普及，成为了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艺术传播只有借助于大众传播的手段，才能将艺术的传播真正实现大众化，从而实现生活的审美化。

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的发达需要以艺术的传播为其传播内容。由于大众传播是从事信息的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产业，由于其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具有直接关系，由于传播过程的特殊性赋予了它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部门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澳大利亚学者苏利文认为，大众传播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内”进行的。大众传播作为一项制度化的社会传播，它有责任将生活审美化，也就要求大众媒介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要关注、重视艺术的传播，把艺术传播纳入其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满足大众的更高精神文化需求。

两个方面都说明了艺术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紧密关联，而两者的结合也是当代生活的一大特征。但艺术传播在借助大众媒介作为其传播手段的过程中，其对社会的影响，对社会审美能力的提高也不总是发生着肯定的、正面的影响。(转第10页）(接第7页）因为艺术传播与大众传播各有其传播的规律和要求。让美生活化，不仅仅更不只是美的普及，更在于生活的审美化，从而提高生活的质量，丰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因为两者传播的不同规律和要求，所以不能任其两者的混淆，而要找出两者各自发展的边界。

五、艺术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边界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并非仅仅是提供了更多的艺术传播途径，以及产生了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质料的艺术品种如电影、电视剧艺术等，更是作为一种整合的力量，从整体上冲击、改造着艺术文化的结构、精神与形态，依存于现实社会的艺术活动，无可避免地要接受这一制约。艺术传播既不等同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也不能取代艺术传播。两者要各自认清自己传播的边界，从而克服各自传播中的局限性，更好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大众传播由于其传播的服务对象是一般大众，用传播学术语来说即“受众”。受众是一个模糊的集合概念，它并不特指社会的某个阶层或群体，而是指社会上所有的“一般人”。任何人无论其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职业、文化层次如何，只要他接触大众传播的信息，便是受众的一员。受众的广泛性，同时媒介竞争的激烈性，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眼球利润和点击率，一些大众传媒有时可能会置自身传播的社会职责于不顾，放弃艺术的传播，取而代之用一些低俗的、不健康的内容来取悦部分受众，从而导致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但没有促进审美的生活化，反倒是将生活质量降低。

同时，大众传播还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特别强调了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拉氏和默顿认为大众传播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他们在读、在听、在看、在思考，但是，他们却把这些活动当作行动的代替物。他们有知识、有兴趣，也有关于今后的各种打算，但是，当他们吃完晚饭、听完广播、读完报纸以后，也就到了睡觉的时间了。拉氏和默顿把这种现象称为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认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

大众传播一方面有被市场化、利润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使传播的内容低俗，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本身也有使受众“麻醉”，使受众过于享受信息的便捷的弊端，从而降低了受众的思考力和想象力。利用大众传媒并不是服从大众传媒，而是有效利用它。所以，艺术传播在借助大众媒介作为其传播手段、传播工具时，要充分认识到大众传播自身的边界，越过了这个边界，艺术传播也就不是艺术传播了。而艺术传播自身也不能把自己局限于传统观念的框框内，随着审美生活化时代的到来，艺术的概念和传播的手段都在发生变化，艺术传播要认识到自身历史性的生成。比如网络媒介的出现，也可以也应该成为艺术传播的工具。艺术传播要走出象牙之塔，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样，艺术传播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注释：

①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③⑦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10、112页．

④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页．

⑤沙莲香．传播学．中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⑥T．O’Sullivan，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Methuen﹠Co．

New York ，1985，第130页．

⑧⑩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120页．

⑨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0页．

参考文献

第3篇：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范文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多米尼克出版《大众传播动力学》一书，首次提出了“大众传播动力学”概念。多米尼克虽然完成了对这一概念的命名，但并没有对此作出系统阐释。本文试图延续这一命题。

大众传播动力学当然不是一个既存的学科，也不是方法论层面的概念，对大众传播既有理论也不存在颠覆性。准确地说，大众传播动力学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新取向，是在分析与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或理论命题时所选取的一种研究范式与视角，一种分析方法与技术。大众传播动力学是一个集合名词，包含了对大众传播（媒介）功能、作用、影响、权力及其生成机理、实现途径与效果呈现等在内的一系列知识的综合，对既存的大众传播（媒介）功能、作用、影响、权力的阐释方法具有更高的理论概括力与表述的便捷性。换言之，大众传播动力学是一个上位词汇，其外延可以统领或包含（未必能替代）大众传播的功能、作用、影响、权力等一类下位平行词汇。

大众传播动力学的关键词是“动力”，也就是“传播力”、“作用力”或“媒介权力”。

就大众传播动力的类型而言，因传播性质不同，大众传播动力呈现多种向度，有正向作用力、反向作用力，还有“乱向”作用力。罗杰・西尔弗斯通在解读电视权力时指出：“正是因为电视是如此深入地嵌入生活中，正是因为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自身是如此强烈地融入到电视之中，我们必须把现代社会中的媒介看做是一种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权力――更好或者更坏。”①西尔弗斯通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没有指出在“更好或者更坏”的二元结构外还存在第三种状态的可能性，即“更乱”。也就是说大众传媒除了具有正向、反向的传播力外，还有一种向度的存在，暂且称之为“乱向”。这是一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传播能量，它带给人们的是不确定性的增加而不是减少。比如媒介发起的对某一争议性现象（事件）的报道和讨论，由于众多媒体广泛而持久的介入和信息的庞杂，无形中增加了传播噪音，使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莫衷一是，呈现出“乱向”局面。

大众传播动力的存在既具有客观实在性，也具有主观建构性。其存在方式大体有三种形态，一是自然形成的、先在的；二是被赋予的、寄希望的；三是评价性的、结果性的。换句话说，对大众传播动力生成机制与作用机理的阐释应包含三个不同层面：一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对大众传媒本身固有的动力能量进行分析。这种固有动力能量的存在是由大众传媒的机构特性与传播特性决定的，是社会系统先在赋予的机能。二是分析由“他者”的权力控制所产生的动力能量。这里的“他者”指的是大众传媒的所有者或首要公众，他们通过权力运作对大众传媒实施操纵和影响，使其权力意志得以体现。这种动力能量的形成是媒体的工具属性决定的。三是分析由大众传媒实际操作的过程与结果所显现的动力能量，也就是传统的效果研究。

总之，大众传播动力学这一提法既是语义学上的一种概括与凝炼，更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可以深入到大众传播动力生成的内在机制与作用机理层面，深刻揭示其功能、作用、影响、权力的内在性。同时，这一范式为大众传播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或者说大众传播动力学范式对跨学科研究提出了必然要求。因为其动力生成机制与作用机理问题涉及众多学科领域，比如对暗示力、控制力的研究，就是一个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命题。

传播动力视角中的流行文化

大众传播动力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其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如何，我们把它置于对流行文化的阐释并加以考察。流行文化是当代社会文化系统中一个极具个性的文化形态。从流行文化的内涵、功能和主体上看，它既不同于体现执政党意识形态和为国家权力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也不同于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精英文化；它既与农业社会形成的民间文化存在本质差异，也与工业社会出现的大众文化不可等量齐观。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当代中国流行文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并受市场规律支配，以城市大众为主体和主要消费对象，以流行和时尚为主要特征，以娱乐为主要功能，以现代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经营，并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的文化形态。尽管学界对流行文化有种种定义，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流行文化的关键词是“流行”，恰恰是这种“流行”性，与大众传播动力学含义建立了紧密的内在关联。

传播是流行的必要条件，流行是传播的结果，流行的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没有传媒施动，流行便“流”不动也“行”不了。所谓流行文化传播，就是指借助大众传媒或大众传播手段使流行文化符号（物质的、行为的、思想的）从一个社会传递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递到另一个区域，从一个群体传递到另一个群体的过程或结果。流行文化传播既包含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的扩散，也包含对流行文化的控制。当代流行文化与大众传媒具有天然的联系，是大众传媒所具有的特殊动能作用于流行文化，才加速其扩散或消亡的进程。按照一般规律，流行的呈现过程是“缓慢地兴起，逐渐积累能量，然后发展到顶峰；势头逐渐衰弱直至彻底消失”。②但在今天，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传播动能得到空前释放，“缓慢兴起，逐渐积累”的传统流行模式被打破，流行文化的呈现方式发生了新的改变。大众传媒不仅是流行文化的载体和流行文化的积极传递者、倡导者与推广者，而且几乎成为流行文化的同义语，与流行文化构成了一种“共谋”关系。

从更广义上看，文化与传播的关系是一体两面。传播是人的天性，也是文化的本性。如果说文化是联结人与人、人与物的社会纽带，社会的基本性质、形态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这种社会黏合剂的黏合方式与力度，那么，传播则是文化的载体，它承担着对文化内容或形式的传输、转换、存储、检索、提取，使文化得以延续和增值。在当今社会，没有大众传媒高度介入与积极响应的文化是一种僵死的文化、残缺的文化、行之不远的文化。流行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典型。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的积极推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传播单向流动的性质，而且打破了少数人对文化的垄断，消除了普通人对文化的神秘感，使文化更具有广场性和“在地性”。

站在大众传播动力学视角研究流行文化，可以形成丰富的研究话题。比如，围绕前面提到的大众传播的动力构成――感召力、动员力、扩散力、凝聚力、阐释力、暗示力、诱惑力、控制力等，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有望建立一种大众传播动力学视角中的流行文化传播动力模式。所谓模式，就是“用图像形式对某一客观现象进行有意简化的描述。每个模式试图表明的是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③模式具有组织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建立流行文化传播的动力模式（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可以更好地掌握流行文化的特点及其传播规律。

流行文化传播的动力逻辑与策略

运用商业广告推动流行观念的生成、时尚行为的仿效与时髦物品的消费。商业广告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流行文化的构成要素与研究对象，也是流行文化的重要推手，推动流行观念的生成、时尚行为的仿效与时髦物品的消费。商业广告的动力逻辑与策略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它以“创意”为能源，以“攻心”为策略，以重复传播为手段，以制造需求、劝导消费为目的，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也推销了流行文化。

广告制造需求的动力逻辑与策略主要有：其一，把世界问题化和把问题世界化。当代广告的一个标准操作模式，就是用夸张的手法将人们生活中面临的某些不如意定义为“问题”，并自告奋勇地提出能解决这些“问题”。广告总是从预设问题开始，围绕着所谓“生活的缺失”展开自说自话的诉求。它一再告诫人们，只要接受广告的邀请，就能满足我们的内心渴望和时尚追求。其二，广告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删繁就简。生活世界原本是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而广告世界却无须考虑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一律删繁就简，直接解构为一句精巧别致、琅琅上口的广告语，并通过不厌其烦的重复传播使人烂熟于心。简单化的创意逻辑决不意味着创意本身的简单，相反，它要调动一切创意技巧，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说成简单，还要能令人信服。其三，运用名人策略培养“自居意识”。现代广告时常运用名人策略使消费者产生移情作用和心理暗示，以提供虚假的心理满足来实现广告目标。所谓“自居意识”，就是通过使用名人代言的商品，使生活里的“我”自居于广告里的“他（她）”而成为“我们”，从而产生“自己人效应”。其四，运用话语转换巧妙解读意义。广告可以运用特殊的修辞方法与叙事技巧，把一种与广告商品并无必然联系的意义“嫁接”到该商品身上，使人们把消费一种商品变为（理解为）消费一种意义，而这个“意义”一定是具有时尚性的。

运用文化重组，变换文本呈现方式，通过二次传播实现流行文化增值。大众传媒善于运用文化重组策略，变换流行文化的文本呈现方式，使之进一步凸显流行元素与时尚特征，通过对流行文化产品的“二次传播”实现流行文化增值。以电影、电视、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的发达与视觉文化的繁盛，使文化重组成为可能。以流行文学为例，流行文学印刷文本向影视文本、网络文本转向，或者说影视与网络运用传播技术对印刷文本进行再生产，就是当前一种文化重组现象。这一转向或再生产过程，恰恰是大众传媒推动流行文化的重要动力逻辑与策略。运用“媒介崇拜”，制造传媒偶像，掌控流行文化的流行周期与趋向。

现代偶像和偶像崇拜是流行文化的重要符号，制造现代偶像与偶像崇拜成为大众传媒操纵流行文化的又一动力逻辑与策略。现代偶像崇拜与传统偶像崇拜从生成机制到文化内涵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现代偶像崇拜已不再是对虚幻的神灵偶像的敬畏，而是出现了“崇拜世俗化”的转向――将虚幻的神灵转变为生活中可触摸、可把握的现实人物，如各类社会精英、公众人物、影视体育明星等。大众传媒掌控下的现代偶像制造模式类似于工业生产流水线，其规模、速度、类型均在可控范围。大众传媒是现代造神机器，它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掌控着对偶像的形塑、诠释以及偶像现身和隐退的时机。事实上现代偶像就是传媒偶像，就是人为制造的“伪”偶像，这种偶像崇拜与敬畏无涉、与信仰无涉。

当今社会是“他人引导”的社会，这是美国社会学家理斯曼的观点。④显然，大众传媒在当今社会扮演着“他人”的角色。在信息占有的不均衡情况下，普通人行动的依据更多地源于大众传媒的引导，人们从大众传媒中寻求自己的行动楷模和生活方式标准。正如贝尔所言：“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必然会出现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的混乱。社会地位变动中的人往往缺乏现成的指导，不易获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识。于是，电影、电视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⑤制造偶像就是大众传媒“引路”的重要方法。大众传媒的偶像制造既能顺应时尚又能引领潮流。最早提出“消费偶像”概念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洛文塔尔，在《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一书中对20世纪美国流行杂志中的人物传记进行研究发现，20世纪前20年中，传记文学的主人公大都是“生产偶像”，主要来自于工业、商业及自然科学领域。20世纪40年代以后，娱乐界、体育界的人士开始占据传记文学的主要席位，大众偶像从生产领域人物转向消费型人物。在中国传媒中也存在类似情形。这一偶像转型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由生产者中心主义转向消费者中心主义，同时也凸显了流行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大众传媒正是在偶像制造上通过不断地花样翻新，顺应并引领着流行文化的流行周期与流行趋向。（本文为“当代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TJXC08－007）

注释：

①罗杰・西尔弗斯通［英］：《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②詹姆斯・S・科尔曼［美］：《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③丹尼斯・麦奎尔［英］、斯文・温德尔［瑞典］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第二版），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④D・理斯曼［美］等著：《孤独的人群》，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丹尼尔・贝尔［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页。

第4篇：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范文

受众媒介素养是指“公众面对媒体和媒介讯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讯息能力”②。在大众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培养和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是真正实现大众健康传播功能的基础和有力保证。

培养受众对健康信息的质疑和评估能力

有研究者调查认为，我国受众对待媒介信息的普遍倾向是“似乎把所有报纸上、广播中、电视里所的信息都看做是权威的，对其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更不习惯做信息来源分析，不思考信息者的动机，不通过头脑过滤，一味地全盘接受”③。可见受众对媒介信息缺乏质疑和评估能力。要使受众具备对信息真伪的质疑能力和批判能力，首先应使其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传播过程。大众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是由组织化的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通过技术性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传者传播社会信息的过程，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都会影响信息“把关人”决定把什么样的信息发送给受众。④因此，一个具有媒介素养的大众健康传播的受众必须认识到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并不是纯客观的，媒体呈现给受众的所谓现实并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而是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媒介信息常常包含传播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它并不完全反映客观现实。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组织虽然属于国有，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市场标准在我国大众媒介组织的信息选择把关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标准。以往，受众只是片面地看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公共性、公益性（即大众传媒为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以为大众媒介现实就是客观现实，高度信任大众传播组织及其传播的信息，而忽视了大众媒介的经营性质可能导致为追求收视率、追求利润而放弃社会责任，因此，受众盲目轻信了某些大众传播媒介的健康信息，从而出现了“张悟本事件”等一系列伪健康传播事件。其次，受众懂得媒体的语言修辞和宣传策略，就能解构媒介信息，理性鉴别选择信息。伪健康传播中的传播者为达到其营销宣传目的，常用大众传播技巧中的“美化法”，其宣传用语常常夸大其词，常用“包治百病”、“一盒见效，无效退款”、“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等来宣传其产品，这样的宣传用语明显违反了我国《广告法》、《医药广告管理办法》、《药品广告审查标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另一方面，伪健康传播者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还常用大众传播技巧中的“印证法”，用讲故事的方式，列举一些病案，或让一些所谓的患者现身说法，宣扬其产品的神奇疗效；或者利用受众的慕名和权威崇拜心理，经常请名人为其产品代言。伪健康传播通过以上各种方式，创造酷似真实的情境来制造一个个媒介拟态环境，使受众接受其宣传，却违背了大众传播要求传播的内容必须真实的基本原则。受众在媒介构建的虚拟环境中应始终保持理性，对其信息进行质疑和批判，才能避免在海量信息中迷失方向。

提高受众对健康信息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在认知活动中是用已知的知识来吸收、同化新知识，再重新构建新的认知结构。因此，受众对媒介信息的理解、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知识结构与认知结构。当受众在面对健康信息时，如果其原有的健康知识水平低，他就只能接受媒介健康信息的表面意义，而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信息、不能辨别信息中的矛盾和伪科学的信息，容易对媒介信息轻信盲从，也就不能自主获得正确信息。相反，当受众拥有较高水平的健康知识结构和良好的认知结构时，就可以很好地掌握各种媒介信息，并能通过信息表面含义，由表及里，全面正确地理解信息的含义，对信息做出正确而有效的取舍。据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公布的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6.48%。⑤这表明，我国在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公民健康素养方面还任重道远，这也是造成“张悟本事件”等伪健康传播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大众健康传播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和认知能力，应加大力度对公民进行健康教育，向公众宣传防病治病、科学养生的知识，而大众传播媒介和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部门依然是大众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健康传播的跨学科特征很明显，专业性很强，它需要传播者兼具医学卫生健康专业知识和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相关的医疗卫生政策、法规的知识。目前，我国健康传播的专业人才还很不足，这就需要，一方面，大众传媒除了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健康传播的把关意识外，还应加强与医疗卫生、健康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积极合作，确保信息的科学真实有效；另一方面，医疗卫生、健康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借助大众传媒的平台、技术、技巧，将自身掌握的健康知识和信息用更加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更加形象直观的形式进行传播，以此使受众的健康素养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这等于给了受众一双智慧的眼睛，使其能识破伪传播中那些花言巧语的“忽悠”。

增强受众对健康信息的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指“不轻信别人，强调经过自己的分析、论证和试验，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挑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和最正确的东西，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⑥。受众具备思辨能力就能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判断，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正确、有效的信息为自己所用。

大众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反馈具有延迟性、间接性的特点，传播者的信息传递和受传者的信息接受是彼此分离的，因此，健康传播受众很少能与传播者直接交流沟通，即便是电视养生健康类节目中的现场观众，也因为节目时间的有限而很难与节目中的医疗专业人士进行充分沟通交流，更不能像在医院中那样进行医患人际交流沟通后，由医生来辨别诊断患者的体质和病情症状开出药方或提出治疗方案。因此，大众传媒在传播健康知识、技能和信息的同时，更应有意识地向受众传播医学临床思辨的观念和思维方法，培养受众的思辨性应变能力。例如，《糖尿病天地》杂志刊登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侠谈中医食疗时说的“食疗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要通过辨别每个人的体质来推荐食疗方……绝不能像‘养生大师’们那样给所有的人都开一类食疗方子”⑦。在健康传播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播医学中的思辨方法，这样才能很好地提高受众对思辨思维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并增强应变能力。如果在选择大众传媒的健康信息时，受众都能进行这样一个思考、分析、论证、判断的思辨过程，就能有效地使用健康信息，也就不会轻信张悟本等人“一个食疗方子走天下”的伪健康宣传，不会上医药假广告的当，才能真正发挥健康传播的功能。

注释：

①张自力：《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9）。

②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③张开、吴敏苏：《中国城市居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报告》，见蔡帼芬等主编：《媒介素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④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⑤马祥：《“健康传播”如何才能传播健康——基于对“养生专家”张悟本造假事件的思考》，《今传媒》，2010（12）。

⑥张子宏：《论思辨能力的特征及其与语言知识间的关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6）。

第5篇：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范文

一、受众是大众传播的受传客体

受众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处于何种地位?受众是大众传播的受传客体。传播活动作为信息授受活动，其基本内容就是传方传递信息而受方获取信息。传播者站在信息传播的起点上。没有传方的发，就没有受方的收。就信息的传播运动来说，传播者处于主动状态，接受者则处于被动状态。

有人认为，受众作为信息传播的受传客体，是只能听由传播者控制和摆布的。 20世纪20年代曾流行过“枪弹论”，它认为传播者好比射手，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就像枪弹，只要传播者扣动扳机，受众就会像“靶子”一样应声而倒。这种“传媒至上”理论，流行了10年左右，由于不合事实而声消迹灭。

对大众传播研究卓有建树的政治学者拉斯维尔，提出了有名的5W公式，这一模式，既明晰地表述了传播的过程，又使传播学研究得以条分缕析。尽管它对反馈和社会制约有所忽略、存在缺陷，但毕竟具备了理论色彩，而受众研 究也已经提上了日程，可谓功不可没。后来，香农和韦弗提出了数学模式，施拉姆提出了循环形模式，德弗勒提出了双向环形模式，引入了“反馈”理论……随 着大众传播研究的日益深入，受众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受众不是完全被动，而是能动的，这一点已受到广泛肯定。

但是，在大众传播实践中，不少人的认识存在视角障碍，认为传播系统既然是个控制系统，传播者是施控者，接受者是受控者，即使重视反馈，受众也终竟是被动的控制对象。他们从事物表象、主观感觉出发，总觉得我写你读，我说你听，我摄你看，我发你收，既然主动权在我，就可以认定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主人、主宰。这种重传而轻受的错误思维定式，不断发挥着负面影响力。

二、受众是信息需求的活跃主体

受众以“受”为特征。一个“受”字，无形中渗溢出多少被动感、消极感!难道，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真的处在消极、被动的地位吗?难道，传播者真的享有传播活动的支配权，而受众仅是受其影响、承其福祸的附庸吗?不。这是传播者基于错觉而形成的自我夸大，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主观性定位。

传播活动是人类信息需求的产物，没有信息需求就没有传播。人类的基本需求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原动力。

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以各种手段满足自身需求：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

我们重点分析文化需求。人类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都是凭借信息而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活动。客观世界自发显现其性状的信息，是自然信息；经人脑加工，凭借特定符号(语言、文字、图像……)授受的信息则是社会信息，即文化信息。文化需求的实质是文化信息的授受。人们通过文化信息而知世界之貌、识事物之质、感身之所受、乐情之所衷。这种文化需求，可以通过个人对个人的人际传播来满足，可以从社会团体的组织传播来满足，也可以通过功能更强大的大众传播来满足。人的一生都是物质的、文化的需求者。对物质财富的求索和对文化信息的求索，就是每个人以至全人类的生命运动过程。人的这两种需求又是相互交织、相互为用的。作为需求主体的积极活跃，是真正的本质性的积极活跃。

三、受众是文化市场的真正主人

人类的传播史也是信息需求发展史。大众传媒的诞生和发展，正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有了更大信息需求的产物。一切传媒，包括人媒和物媒，都是人类延长感官、求索信息的工具。受众，正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求索信息的主人。

大众传媒是信息的载体、信息的物化。传播者的传与接受者的受，是与文化市场的市场行为两位一体的。是谁决定着大众传播事业的衰荣呢?是由大众传播设备生产多少，信息生产、传出多少来决定呢，还是由受众购买信息载体的状况、接收信息的状况决定呢?显然真正的尺度是后者。一张日销百万份的报纸与一份几乎无人问津的报纸(它当然也可以印百万份)孰盛孰衰，不言自明。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买报人而不是办报人。信息求索者是大众传播的主人，应该并非费解之事。

文化市场是交换、买卖文化信息的市场。信息需求者是怎样步入文化市场、从事文化消费的呢?这取决于文化消费三要素：

1．财力要素，即文化购买力。文化消费，是以充当一切商品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即货币去购买文化信息享用权的行为。受众必须是具有文化购买力的人。没能力付出货币者，就没机会享用大众传媒的信息。贫困地区看不到电影、电视，甚至听不到广播，都是基于文化购买力的制约。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在很多贫困地区登堂入室了：使用大众传媒的变化，反映了文化购买力的变化。

2．受力要素，即读、视、听和欣赏、理解文化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因人而异。大众传媒传播的文化信息具有多重价值的复合性，不同受众对信息的接纳，具有各取所需的多层次特征：有的只使用表层价值，有的也使用浅层价值，有的则可开掘利用深层价值。受众是对大众传媒具有不同层次受力的人。

3．动力要素，就是需求者具有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需要。这种需要因职业、信仰、年龄、性别、民族、爱好、经历、习惯、文化水平、生活状况等等的不同而不同。财力要素、受力要素只是人们接受大众传播的可能性，只有在动力要素作用下，这种潜在可能才可转化为现实行动。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大潮伴随着经济热潮而汹涌澎湃。人们面对日新月异的大环境，必须随时了解环境的状态和变化，必须由表及里地把握事物的实质，必须和外界进行认识沟通与情感沟通，必须不断进行环境调适和自我调节――因而对知、识、感、乐之文化信息有着日益增长的需要。正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物质需求者不断激发、增强了文化需求，他们成群结队地走进了文化市场。受众，都是对各种文化信息具有迫切需要的人。

第6篇：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范文

手机，又称移动电话，相对于固定电话，原本是可以跟随人移动的通讯工具，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增加，手机可以实现上网、收发邮件、阅读新闻、拍照、购买商品等服务，是通讯与计算机技术相融合的产物，成为网络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俨然就是迷你电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匡文波认为，手机媒体是借助手机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随着通讯技术（例如3G）、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手机就是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型电脑;而且手机媒体是网络媒体的延伸。随着科技的创新，3G等新的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手机的通讯功能将渐渐被淡化，新闻传播、娱乐游戏、移动虚拟社区、信息服务等附加功能不断增加，继手机上网、手机游戏之后，手机小说、手机报、手机电视、手机电影等新业务都已出现。通过手机收看电视、阅读报纸、浏览小说手机像一张大网，正在整合众媒体。

二、手机媒体的特征

手机具有高度的便携性，可以随身携带，在有移动网络覆盖的地方随时传播信息，极为方便。传统媒体的报刊、电视、广播的用户反馈过程相对缓慢，邮寄信件、拨打热线，用户反馈渠道匮乏。而在手机媒体时代，微信、微博、短信等方式可以很快的反馈用户意见，传播的互动性强，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声音等随时与传播机构进行互动交流。手机媒体实现了观众主动收看电视节目的要求，可以随意选择收看时间、收看地点，甚至收看内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这些手机媒体的特点直接给受众提供了新的体验，给受众带来全新的感受。

我国手机网民人数从2007年0.5亿，到2011年的3.56亿，到2014年的5.57亿，可以看到我国手机网民每年都在增长，手机媒体越发成为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手机媒体的功能多元，手机搜索、手机银行、手机支付、手机新闻客户端等等，手机媒体称为新兴媒体中最亮的一个焦点。

三、手机媒体的创新

截至2014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较2013年增加5672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手机视频用户数量超过计算机网络视频用户数量，成为收看网络视频节目的第一终端，近两年用户在PC端收看视频节目的比例在持续下降，而手机端的比例则在持续上升。这也表明，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媒体，能够很好地给用户提供信息服务，手机媒体正日益替代传统媒体和计算机。手机媒体实践对传媒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新闻传播学上也有创新意义。

1、内容创新：丰富了新闻产品形态

人人都有手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UGC使新闻产品形态和内容极大的丰富，传统媒体报纸可以通过手机报发送简要的报纸图文内容，可以通过移动互联在手机网站上展示音视频内容，也可以通过手机APP客户端推送内容;广播也增加了与受众沟通的渠道，手机广播APP客户端可以随时接受广播信号，并且可以收听任何网络广播电台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广播APP、微博与节目主持人进行互动，也可以关注广播微信公众号;手机电视的发展，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观看电视直播，也可以搜索已播出电视内容，电视传统的线性播出方式缺点得到很好的改进。传统的媒体都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态，打破了传媒界原有的界限，各种传播媒介之间的融合加强，逐渐走向深度融合，现在媒体着手建立的全媒体运营中心，充分调度各方面资源，全新闻形态产品的展现，给受众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感官体验。

从手机网络的2G到3G，到了如今的4G，移动互联网的和手机媒体的发展促使接收新闻信息变得更加方便。全媒体、自媒体等传播渠道不断出现，专业新闻生产与用户自制将同时并存，共同担当起监视环境的社会责任。

2、传播方式创新：融合多种传播类型

手机的通讯具有人际传播的强大功能，但随着手机功能的增加，手机媒体也具有了大众传播的功能，手机传播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融为一体，甚至还渗透着自我传播。手机媒体不仅可以提供线性方式传播，而且可以提供非线性方式的点播和下载，实现了实时性传播和异时性传播的共存，人们不仅可以了解正在的新闻，而且可以了解过去的新闻。

在手机媒体传播中，信息接受者自主性、选择性增强，受众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发送信息，信息及时互动得以实现。受众可以在线收看新闻、电视、电影等多媒体节目信息，也可以分享给朋友，实现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传受双方可以迅速实现互动，地位平等。互动性的增强，接入互联网的手机十分强调互动性，能够即时实现新闻信息的传播和受众的反馈，例如人民日报微博上一条消息，关注的微博用户都可以收到，不关注的用户也可以检索到，并可以点评或转发，极大地提高用户和媒体提供者的互动性。

3、理论创新：缩小信息沟

信息沟又称知识沟，这是由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等人提出的假设，认为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传播的信息的日益增多，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这样，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呈现扩大趋势。而此时的大众传播媒介为传统的传播媒介，阅读报纸的文化水平限制、广播电视的线性传播及不易储存性等，无疑限制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受众。

但随着手机媒体的普及，降低了受众接触大众传媒的门槛，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同时，多媒体信息多渠道的传播，使受众有了自己选择、大量接受新闻传媒信息的可能。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社会经济地位造成的信息沟的扩大。首先，手机的技术特性促进了城乡间信息沟的缩小。其次，手机信息的特性促进了城乡信息沟的缩小。再次，由于目前一大部分农民拥有功能强大的山寨智能手机，使他们能够依靠这种单一媒体就可获得比传统媒体容量更多的信息。

第7篇：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范文

关键词：女性农民；知识传播；传播渠道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l-0013-03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男女两性在农业技术传播中的功能和角色是由其各自在生产中的分工决定的。在农业占主地位的传统社会中，“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和性别角色模式也占据着主地位。改革开放以前在农村集体化生产中，绝大多数农村女性受到动员开始投身于集体劳动的行列中，农村女性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力量，在继续“女织”的同时，开始扮演“女耕”的角色。但是，这时两性之间劳动分工的界线依然较为明显，女性极少有机会参与管理和技术性的农业生产实践，大队的妇女主任主要承担妇女工作，而生产队的“女队长”主要是领着女社员干活。因此农村女性的性别角色从实质上并没有完全改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随着的确立，传统家庭经济的男女性别角色有所恢复或加强，绝大多数女性开始回归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恢复了“主内”的角色，在农事活动中，妇女主要是以参与者或合作者的身份出现，农业生产上主要依赖男性，对农业生产信息和农业生产技术缺乏关心和兴趣；与此相反，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在许多地区开始出现“男工女耕”的新的性别角色模式，在农业生产中农村女性逐渐开始承担“主外”的角色，农业生产的管理决策市场等问题，包括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销售等，逐渐变为主要由女性来承担，女性在农业生产中的角色与“主内”型女性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任青云、董琳曾调查对比分析了河南省林县和登封县的两个乡村――土峪村和张家沟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这两个村都已经变化成为“男工女耕”型的性别模式，两村的区别是男性打工地点远近不同。土峪村男性主要在北京、东北等较远的地方打工，因为经济等原因，农忙时能够回家的男性比较少，因此土峪村的农活几乎全部落在了本村女性的肩上，土峪村的女性不仅要主管家庭副业的养猪、牛、鸡等工作，还要从事农作物的播种、管理、收割、贮藏等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出工、外出选择购买优良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在农业技术方面，土峪村女性表现出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积极参加农业技术学习，掌握选用优良品种、使用农药化肥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并运用于生产文践，同时对农业生产方面的信息和技术也特别注意。张家沟村的男性打工地点主要在附近的县城，因此在农业生产方面，和土峪村男女性别分工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张家沟村男性打工地点离家近，能够照顾到家里，在农业生产上就仍然居于主地位。男性从事的主要T作是播种、收割、外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和农药等，女性独立承担的农活主要是农作物的管理，如中耕、去叉、打药等。在农业技术的学习中主要也是男性，女性虽然也经常参加，但是在分工上依旧是依赖男性，女性只是处于被领的地位。

土峪村和张家沟村的例子表明，在“男工女耕”的新的性别角色模式下，女性的角色变化与角色功能变化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女性在农业科技传播与学习中的被动性状态并未完全改变。在对陕西省部分地区农村的调查中，“男工女耕”的现象也较普遍，在农村女性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的家庭中，女性的自主意识较低，主动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比例很小。大多数的女性仅满足于已有的经验或与邻居、亲戚的交流来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在对待农业技术上，态度比较保守，不愿意尝试新技术。女性在生产中角色虽然转换了，但是其角色功能的转换相对滞后，部分地区农业科技传播效益较差，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本研究根据农民教育发展状况的不同，选择对陕西省、甘肃省、安徽省、山东省部分农村进行调研，主要采取问卷与访问渊查的方法，共获得1289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777份，女性512份，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抽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

二、不同性别农民获得科技知识渠道的比较分析

(一)女性在获得一般科学知识方面与男性的差异

调查显示：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56.0％，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42.2％；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2100％，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19.7％；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小组农民的23.0％，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扶得一般科学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3801％。女性农民通过组织渠道与大众传播媒介渠道获得科学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低，通过人际传播渠道获得科学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高。

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通过广播、电视这种图像、声音传播媒介学习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多，而男性农民通过报刊杂志、书籍这种文字媒介学习知识的比例比女性农民多；在组织传播渠道中，除通过“政府组织的科技培训讲座”与“公司企业散发的资料”获得一般科技知识时女性农民较男性农民多外，其余传播渠道男性农民都比女性农民多，特别是通过“中学”学习一般科技知识方面，男性农民显著较女性农民多；在人际传播渠道方面，男性农民主要是通过专家、同行、朋友等学习知识，而女性农民主要是通过本村村民、亲戚家人等学习知识。

(二)女性在获得农业科学知识方面与男性的差异

调查显示：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扶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l6.3％，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18.8％；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12.1％，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33.0％；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占本组农民的41.6％，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汉的占奉组农民的48.2％。女性农民通过组织渠道与人际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低。男性农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普遍较女性多，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只是通过报纸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比男性农民略多，而男性农民通过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学片农业科技知识的比例均比女性农民多：

在组织传播渠道中，除“参加农业展览会”、“自己掏钱参加的技术学习班”等渠道外，女性农民通过各种组织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普遍较男性农民多；在人际传播渠道方面，男性农民通过专家、同行、朋友等获得农业科技知识较女性农民多，而女性农民通过本村村民、亲戚家人等获得农业科技知识较男性农民多。

(三)女性在获得农业技术方面与男性的差异

调查显示：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19.6％，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组织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14.6％；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11.1％，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9.0％；男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69.4％，女性组农民中主要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占本组农民的76.4％。女性农民通过人际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比例比男性农民高。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渠道获得农业技术的比例比男性农民低。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通过电视与报纸获得农业技术的比例比男性农民多，而男性农民通过杂志、书籍学习农业技术的比例比女性农民多；在组织传播渠道中，除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散发的资料”获得农业技术时女性农民较男性农民多外，其余传播渠道男性农民都比女性农民多；在人际传播渠道方面，男性农民主要是通过专家、同行等学习农业技术，而女性农民主要是通过本村村民、亲戚家人、朋友等学习农业技术。

三、研究结论

从上述不同性别农民获得科技知识渠道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方面女性与男性有显著差别：

第一，在利用传播媒介量的多少方面。女性农民对传播媒介的利用量普遍比男性农民少。女性农民更多通过培训班、村民互相交流等被动性渠道获得农业科技知识，男性农民通常更主动接触多种传播媒介。

第二，在对传播符号的利用方面。女性农民对文字性符号的利用率普遍比男性农民低。男性农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普遍较女性多，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女性农民除对报纸等个别传播媒介的利用方面与男性农民没有显著差距外，在杂志、书籍等文字性传播媒介的利用方面均比男性农民少。

第8篇：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范文

关键词　中产阶级　社会化　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　G220　文献标识码　A

一、关于中产阶级的认知

现在，“中产阶级”这个词正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这也正是在中国经济文化生活中一个新的阶层崛起的标志。“中产阶级”是社会分层理论的一个概念，对这个阶层的界定相对比较清楚，比如在美国，它指的是家庭年收入2.5万至10万美金的阶层。这个阶层占了美国总人口的80％，“大众”几乎就是这个阶层的代名词。但是，在当代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既有其一般社会分层理论所界定的普遍属性，又有其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不断演进的内涵和形态。因而，在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并不能轻易而是清晰界定的概念。

那么如何来正确理解中产阶级呢?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中产阶级主要指那些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处于上层与下层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的人。它主要包括两大类人群，一类是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教师、新闻记者、建筑师等)，另一类指公司、政府中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政府公务员等。从西方社会文明演变的过程中看，中产阶级的出现意味着整个社会发生质变的开始：国家从传统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的工业文明，从道德文明走上法治文明。中产阶级的出现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个从社会学角度的界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适用于普遍制度下的社会形态。

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最初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物欲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需求。毫无疑问，每一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伴随着新兴阶级需求的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势必出现。这样看来，中产阶级文化是在产生了该阶级之后形成的，在一些西方国家的确如此。可是，在当下的中国，促使中产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这个阶级形成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素质以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在此发挥功效，那就是电视媒介。

二、电视与其社会化功能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德国的社会学家格林斯就把电视的发明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件大事”，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

美国学者c，R，赖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表的文章《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继承了拉斯韦尔的大众传播的“三功能说”，并在此基础上围绕此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即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其社会化功能。

社会化就是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每个人必须经过社会化才能使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这是社会交往的基础，并且社会化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是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实现的。社会化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层面的，一个是社会层面的。个人层面的社会化是个人自我成长的过程，任何社会化都是一个作为“独立自我”的社会化，这个“自我”就是社会化的生物基础：人必须具有一种正常的本能需求；人必须具有健全的语言能力；人必须具有较长的生活依赖期以形成自己本能的依赖感。社会层面的社会化是指一个社会一旦成熟，就以自己独立的力量把社会中的个体纳入到自己的领域中来，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惯例、社会规范给人施加的无形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出社会化的本质是“学习”，是一个“生物人”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变成一个“社会人”的过程，这里面除了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认识的非传媒型社会化，当然还要包含对于媒介所营造出来的媒介型社会化，那么媒介所营造出的环境就是电视社会化的前提条件。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等论著中，提出r一个重要的概念――“拟态环境”，即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这个概念阐述了现代社会环境的“双重性”和大众传播对现代行为的影响。

在上业革命之前，客观环境直接作用于人对环境的认知，进而影响人的行为；而到了信息社会的时候，人对环境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在传统社会里人们还能够凭借“第一手信息”来认识环境，那么现代社会的巨大而复杂的环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感性经验的范同，我们必须通过一种新的大型媒介系统才能去把握他。大众传播形成的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的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这就使得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系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其具有的社会化功能也逐渐开始发挥功效。

电视的社会化功能的意义对于儿童来讲在于教会他们简单的社会规范和知识；对于青少年来讲使得他们对张扬自我个性和表现理想爱情的电视信息非常感兴趣，因此受到倾向性的诱导；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其掌握社会的最新进程，了解自己在真实生活中无法了解的社会层面的内容。总而言之，电视的社会化功能对于人类礼会的各种阶层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会塑造出一个新兴的阶级――中产阶级。

三、电视对中产阶级的塑造

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定义众说纷纭、标准多样：收入、职业、消费能力、主观认同、受教育程度、生活模式等，各种经济学、社会学的划分方式均在采用：可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某一自定的维度上对中产阶级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知。

中国的中产阶级形成在一个比较独特的背景与环境之中。严格意义来讲，现代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依托，这是人们能够在心理上承受财富与阶层差别的基础。市场经济以竞争模式显示人们能力、机遇与资源运用的差别，人们也能够比较客观的接受这种差异所带来的财富与地位区别。不同的阶级有其不同的生活片式，这一观点已得到研究消费文化或社会阶层的学者们的普遍接受。正如史都瑞所言，我们消费的内容与方式，诉说了我们是怎样的人，或者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经由消费，我们可以生产并保持特定的生活风格：

在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塑造方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电视的社会化功能：电视媒介在传播知识、价值观念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他通过塑造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状态来影响现代人日常生活，使得那些具有中产阶级特征或者说具有成为中产阶级可能性的受众群体受其影

响形成属于自己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具有比较成型的特征，所以我们通常把白领阶层看成中产阶级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的收入高于普通大众，可以去模仿种种西方中产阶级已经实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消费文化。而消费文化恰恰是西方中产阶级生活的本质，为了平庸的富足和追求时尚，他们把自己的未来都花掉了。

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位中国老太太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阴间相遇了，两个人都非常的开心。中国的老太太开心在于她在闭眼之前终于买到了自己的房子；而美国老太太则在闭眼之前还清了买房的贷款。其实这位中国老太太恰恰就是传统中国人的真实写照。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想到我们居然可以先不用攒钱就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即使到了这种方式在全球流行的今天，很多中国人依然难以接受，能够接受此种生活方式的人大多生活在都市，而且还是那些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白领阶层”，即中产阶级。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能够进行贷款购房的一族其实恰恰是受到电视的社会化功能影响最深的那些受众，他们的购房理念恰巧是来源于电视对于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形象塑造。所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电视媒介的推波助澜下，正在以舒适、优雅、品位与个性等特征活跃在我们周围。

此外，咖啡、牛奶、面包、果酱取代了豆浆、油条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新兴早餐；周末的沙龙取代了走亲访友的旧习俗；能够看上一场歌剧、舞剧，已经成为时尚的代名词；拿着一本《瑞丽》、《时尚》、《新周刊》成为一种有品味的标识，等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而这些生活方式的来源无一不是电视的传播。电视为大众制造了一个纯情的世界，并将它合理的融入到无情的现实生活中，电视在情感与现实之间打开一扇门，在里面温情的表演传达给大众一种无穷的精神源泉。好莱坞爱情电影中的“咖啡情缘”和“刷卡消费”、唯美韩剧中的“生与死之恋”和“别墅与跑车”一力’面满足了受众对于情感猎奇的需求，一方面满足了受众渴望异域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恰恰是中产阶级的生活不二选择。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利用其强大的、无与伦比的力量引领着社会的时尚生活，它通过无穷尽的生产和复制形象成就了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美国的著名学者格伯纳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而且是缓和社会各异质部分的矛盾与冲突的“熔炉”，在这个意义上它还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文化武器”。因此，大众传播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中教育和宗教的作用。这种“培养分析理论”也再一次的佐证了电视媒介的传播内容对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影响。当然，在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其负面的效果。比如，对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过分追逐，导致的信誉危机，而这种最明显的危机无可争辩的表现为由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由其所引起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但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电视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电视将发挥其更大的功效。而笔者则这样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本质上并没形成，只是通过电视媒介的传播在其社会化功能的作用下“塑造”出来的。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汪天云电视社会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3]祁林，电视文化的观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李初生中国的中产阶级与他们的消费文化.

第9篇：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范文

大众传播所带来的功能异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传播既是指讯息从传播者流向受传者的传递，也是指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的过程，但这两种现象具有不同的社会学意义。人类早期传播活动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它对于早期人类来说具有某种本质合理性意义，传播在本质上体现着“为人”的价值。这样的传播活动不可能是信息单向流动，而只能是建立在意义协商交换基础上的信息互动与共享过程，通过这样的传播，人类的整体生存经验得到丰富，人类的现实生存也才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信息传递只是人类整体传播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意义的协商、交换与共享这样的界定更接近于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性存在这样的本质。

以人的尺度为价值取向，人类的精神交往活动必然强调各主体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传达。但是随着大众传播的出现，人类传播行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信息的自由流通逐步衍生出某些“非人”属性。由于印刷机、无线传输技术、光纤技术、电子多媒体技术等现代传播技术在传播领的广泛运用，信息的自由流通水平显著提高，大众传播由此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的职业，传播者随之演变成一个以传播为业的行为集团。在传播的这个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原始意义上作为意义互动协商的传播演变成大众媒介的独自发言、受众被动接受这样一个信息单向流动过程，具有主体性与参与意识的受者因此也演变成匿名的沉默的大众。与此同时，传受双方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过去传播参与者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演变成传者主动信息进而拥有支配性地位、受者因接收信息而形成对传者的依附性这种不平衡关系。于是，众多普通社会成员由于成为传播受者而几乎完全失去了表达思想、交流其与他人及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个体经验的可能性，他们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主体性地位基本丧失，其主体性作为的最高表现只能是选择某些特定的内容接受或不接受。

跨文化传播的双重鸿沟。作为现代现象，跨文化传播主要表现为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信息传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间的个性差异及其文化中人的顽强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成了跨文化大众传播的阻碍性力量，为了越过这个障碍，生产某种迎合人类普遍文化需要的媒介产品也就成了实现媒介经营全球化战略的必由之路，而真正能够超越文化差异性、体现人类普遍性的，只能是那些满足感官生理愉悦与浅层次需求的娱乐化媒介产品与消费性大众文化。在实践中，精于生产这种文化产品的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众媒介。经济发达国家和它们的媒介大公司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和文化市场中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它们强有力地支配着全球大众传媒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传播面临着双重鸿沟:一方面，世界化的大众传播对受众主体性的剥夺使传播的交流协商机制受到损害，单向度的传播销蚀了受传者的个体主动性和丰富性，而使其成为跨文化传播语境中一个极度同质化的抽象符号;另一方面，不同质的文化差异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天然屏障，加上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文化认同的心理需求等因素的作用，以及不同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地图上的位势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渗透与抵制、曲解与误读，信息自由流通的合法性地位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基本准则已经动摇。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悖论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历险不仅仅发生在个体层面，文化群体如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更大的文化群落同样会面临文化隔膜、文化误解的跨文化情境。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人某种冷战后时代，以意识形态差异为分野的世界格局被打破，诸种以文化差异性与文化误解为根源的跨文化冲突日益成为跨文化伦理的叙事主调。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现代社会“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之间人民之间的冲突”。如果当代最具高度组织性的文化实体—民族国家、区域性国际组织等再以其文化本位意识介人甚至煽动文化对立情绪，这种文化冲突就表现出更大的危险性。

实际上，民族国家等文化实体将跨文化传播尤其是跨文化大众新闻传播作为有效手段纳人其对内对外政策体系、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与文化威望，正是20世纪以来政治文化现象的典型特征，跨文化传播也因此成为国际政治学创建者摩根索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核心内容。在摩根索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与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的政策手段，实施这一手段的国家通过向他国人民兜售、散播本国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与文化形式，努力“征服和控制人们心灵”的方式，以“改变两国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样看来，世界各国都有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倾向，以谋求本国的基本价值观在最大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为达到这一目标，宣传性传播在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活动中被普遍使用，跨文化传播也因此沦为宣传，即“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形式，来控制意见”。基于此，20世纪被德国学者韦尔克称为“宣传的世纪”。

但是，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个性及其发展水平的差异，他们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文化结果迥然不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其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内拥有的主导与支配地位在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过程中也获得了极大程度的成功，透过他们的文化视野所描述的世界几乎成为世界的真实面貌。通过把自己描述的世界现实化，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阐释世界的方式也在跨文化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有关当代跨文化传播文化伦理的激烈争论。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及其知识分子一直坚持信息自由流通以实现文化普世价值，他们反对建立信息壁垒以阻挠文化与信息在文化间的自由流通。发展中国家以及英美以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大力鼓吹以信息主权和保护世界文化多元体系为中心价值的世界信息新秩序理论，以反对美国化文化的跨文化蔓延。但正如以解读迪士尼产品的美国支配性而著称的马特拉所指出的，这种新秩序理论同样存在着“道义可靠性不足”:“有些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大声疾呼一种新的传播秩序和以文化身份的名义创建统一信息的通讯社，同时也不放弃在内部压制言论自由、拘捕记者、禁演电影或电视节目。”马特拉看到，对于某些国家来说，新秩序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了其国内藏污纳垢的避难所。作为文化相对主义正当性的反证，吉登斯注意到阿富汗所奉行的伊斯兰教法对于妇女着装、举止及私人事务的严苛规定。他问道:“文化相对主义是否意味着所有的习俗和行为都同样合理?”通过对当代文化简单考察就可以发现，在世界某些文化体系内，种种否定个体价值、否定人的主体性意义的反现代文化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样，如果在跨文化传播中片面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这些反现代现象伦理价值的肯定。而且，由于文化多元主义强调每个文化体系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尊严，在当代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等流动的现实情境下，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价值诉求的低位势特定文化所能采取的反应，就其消极表现可能是关闭文化边界，以杜绝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蚀;就其积极表现则可能是把维护本文化的绝对尊严推向极致，从而走向种族主义以抵制、对抗甚至攻击一切异己文化。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目标

在当代情境下建设符合“为人”的跨文化传播伦理基本准则，我们必须在信息自由论与文化多元主义基础上超越其片面性并寻找新的道路。但是，由于传播参与者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挑战其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所带的心理不适，避免种种外在和内在的文化冲突，实现真正体现人的主体和意识的跨文化传播也并非易事。因此，强调“为人”的传播，强调传播中人的主体性地位，首先必须克服文化身份所赋予传播参与者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放弃自身文化作为评判他人及外部世界唯一标准的优先性地位，努力实现克里夫兰所说的“对差异的愉快承认”。

另外，传播参与者的主体性同样在跨文化传播中通过移情及相互移情发挥积极作用。就其最直观的意义来看，移情是指用自己的感觉去“体验”他人的感觉，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移情也就是传播参与者暂时悬置自我的文化视界而通过他种文化的生活思维方式感知、认识、判断世界，体验他种文化的身份认同，然后再回到自我文化的情境中审视这一过程。显然，移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需要个体主体性的极度发挥。凭借移情，个体在文化界河两岸来回往复，从而获得某种超越自我文化与他种文化各自局限的新的品性，双脚平稳地踏行在文化界河的两岸。

“为人”的传播强调每一个传播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谋求在传播者之间建立某种具有主体间性的相互关系，这一目标在大众传播成为跨文化传播主要形式的今天，显得尤为艰巨，但也尤为迫切。这一方面源于当代跨文化传播文化处境，另一方面也源于当代社会现实为我们设置一些与以往历史截然不同的全球性议题。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把它们归结为四种与文化传播有关的人类需要。史蒂文森认为，当代生活诸如全球经济的运作、全球变暖的科学论证、全球性疾病如艾滋病的预防等复杂性尽管远远超出了一般公众的理解能力，但文化内爆使它们成为平民百姓的文化世界，现代公民需要知道这些专业知识的当今信息，大众传媒有责任提供相关专门知识及专家的指导。这种需要为信息的自由流通提供了明确的合理性依据。但同时史蒂文森表明，即使遥远的“他人”也有表述自己需要的权利，对于我们而言则有着倾听这种表述的需要。忽视了这种需要，“我们”就无法判断什么是我们真正的长远利益。因而，即使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主权也应受到充分的尊重。

为人的而非为物的原则、对话的而非支配的原则、和平的而非冲突的原则。为人而非为物乃是我们评估跨文化传播伦理价值的最基本要求，它强调大众媒介应该建立以满足人的知与表达的需要为核价值的公共传播体系，从而成为不同文化间交流与意义资源共享的平台。这样，信息的自由流通就应为人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信息与文化资源.而不是摧毁人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信息主权也应成为保护个体文化及其文化中人的文化个性与文化尊严免受外来文化侵凌的屏障，而不是以维持愚民或封建化统治为目标阻碍信息流通的闭关自守与信息锁国。通过跨文化传播，文化或者说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也将获得进一步的拓展，作为主体的人因此才可能逐渐从自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人的主体性因此才可能获得无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