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的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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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温室气体的特征范文

本文作者：侍崇艳刘峰工作单位：南京体育学院

苏北小学体育教师年龄、专业、工作年限和学历情况教师的年龄、工作年限结构、专业和学历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经验、教学活力和教学能力等，同时对体育游戏的认识和运用可能也存在着不同。由表1、2可知，苏北小学体育教师约4/5为体育教育专业毕业，77．9%的老师的学历为本科，反映出苏北小学体育教师大多是体育教育专业毕业且学历这方面较高，高于全国小学体育教师的学历水平(依据2010全国教育统计年鉴，小学体育教师的总数为231390人，其中本科学历共有59562人，本科学历占的比例为25．74%［2］)，低于苏北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学历水平(学历状况是本科占85．9%［3］)，这符合中学教师的学历普遍高于小学的现状，但不能忽略的是有1/5的体育老师不是体育专业毕业，所以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可能有所欠缺，对体育游戏的理论和技能方面可能需要再提高。在访谈中，一位老师谈到他亲眼看到一位非体育专业毕业的小学体育老师在教学生快速跑起跑姿势时，要求学生两手和两脚都压在起跑线处进行起跑。一般一位小学体育老师至少教授两个班级，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为40人，那每年约80人被这样教过，如果他一直教这个年级每年都教这个教材那么十年将有800人，被传授过这种不符合技术动作规格和人体工作力学原理的技术动作。一个非体育专业的老师、一项教材，产生的影响是如此，1/4的非体育专业毕业的教师的影响不得而知，所以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体育老师的培训，或者招聘更多的专业体育教师。77．8%的教师年龄处于40岁以下，有近1/2的老师工作时间少于十年，说明中青年教师占大多数，教学活力较足，工作经验较少。其有利的方面是:体育教师具有室外工作的特点，工作十分辛苦，年轻教师体力充沛，精力旺盛，有利于完成体育教学，组织早操，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训练，体育竞赛，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和统计等任务。但从另一方面看，中青年教师居多，这些教师接受新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强，但他们教学经验积累较为缺乏，需要不断地学习积累教学经验，提高教学效果。苏北小学体育教师对体育游戏价值的认识体育老师对体育游戏价值认识情况，直接影响着体育老师对体育游戏的运用。由图1可知，苏北小学体育教师认为体育游戏的价值主要有健身价值(77．78%)、娱乐价值(70．14%)、教育价值(74．31%)，这三类排在前三位，认为体育游戏具有交往价值的有56．25%，其他仅占6．9%，说明苏北小学体育老师对体育游戏价值多重价值认识的较高。体育教师运用体育游戏的种类和变换频率情况体育游戏变换的频率和种类影响着学生对体育游戏的兴趣。由表3可知不同工作年限的小学体育教师在体育游戏运用的频率和种类方面有所不同。其中经常变换的教师占到52．8%;运用游戏6种以上的人数随着体育教师工作年限的增长而逐渐增多。其中运用游戏以6－10种居多，占52．08%，主要原因是中青年教师较多。按照小学水平一国家规定每周4学时、水平二和水平三每周3学时计算，小学体育老师运用到的游戏种类并不多，尤其是运用游戏超过20种的老师所占比例还相对较小(8．33%)，结合表3可知体育教师在游戏选择和创编等方面可能还需加强。体育教师在一节课中不同环节运用体育游戏情况表4苏北小学体育教师在一节课中不同环节戏运用在在一节课中的基本部分(第一位)和准备部分(第二位)，用在结束部分的较少，与体育老师交流得知，在准备部分运用体育游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热身、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为主教材教学做铺垫等原因，而在课的基本部分运用主要是教主教材和提高学生的兴趣等。一节课的三个环节都会用到体育游戏的以工作时长为20－25年的小学体育老师为多，原因可能是这部分体育老师教学经验比较丰富，能够灵活运用于不同部分达成不同的教学目的。苏北小学体育教师对体育游戏的学习和研究情况体育教师在体育游戏方面是否经历过专门的学习、培训和研究，直接影响体育教师对体育游戏运用的效果。由表5可知，参加过体育游戏学习的比例为61．11%，但是研究比较表浅，缺少系统和科学的深度研究;没参加过的占38．89%，结合表1非体育专业毕业的教师占20．8%，可能约有10%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小学体育老师在大学里没有进行过体育游戏的系统学习，且28．47的体育教师没有研究过体育游戏和48．61%的老师在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培训，在2011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明确要求“在小学阶段，要注重体育游戏学习，发展学生的基本运动能力”，可见，设有小学体育教育专业的高师高专在课程设置中应该设置体育游戏课程或者进行专题的讲座和培训，在体育教师的在职的培训中需要加入体育游戏的相关内容。苏北小学体育教师对体育游戏方面需要了解需求，可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提高措施。由表6可知，苏北小学体育教师对体育游戏方面的需求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体育游戏的创编能力(88．19%)、体育游戏的组织能力(61．81%)和体育游戏的选择能力(45．83%)。创编能力是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体现，具有一定的难度，相对于组织能力、评价能力及体育知识等体育教师可能需要更多的关于体育游戏创编能力培训。

通过对苏北地区小学体育教师运用体育游戏情况的调查和分析，认为苏北小学体育教师在运用体育游戏等方面呈现以下特征:结论(1)苏北小学体育教师以中青年和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教师为主，从业年限较短，学历高于全国小学体育教师的学历水平。(2)苏北小学体育教师认为体育游戏具有多样化的价值，平均每人认为体育游戏至少有两种价值。排在前三位的是健身价值、教育价值和娱乐价值。(3)苏北小学体育教师运用体育游戏的种类不多但变换比较频繁。苏北小学体育教师运用体育游戏以6－10种为主，一半以上的老师经常变换体育游戏。苏北小学体育教师将体育游戏多用于一节课的准备部分和基本部分，三个部分都会用的以老教师为主。(4)苏北小学体育教师学习和研究过体育游戏的较多但不深。有超过3/5的苏北小学体育教师接受过体育游戏的系统学习，有2/3的小学体育教师进行过体育游戏的研究，但依然有38．89%的苏北小学体育老师没有学过体育游戏，且有28．47%的老师没有研究过体育游戏，48．1%的体育教师没有接受过体育游戏的培训。(5)苏北小学体育教师对体育游戏方面的需求多样。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体育游戏的创编能力(88．19%)、体育游戏的组织能力(61．81%)和体育游戏的选择能力(45．83%)。建议(1)相关部门加强对体育师资的投入，让学校的体育老师人数满足学校的实际需求，减少非体育专业教师从事体育教学，同时学校在用人时尽量专业对口。(2)设有小学体育教育专业的高校应设置体育游戏方面的课程。相关部门在培训时增加关于体育游戏方面内容的设置，设置的主要内容包括体育游戏的创编、体育游戏的组织和选择方面的内容，提高体育教师对体育游戏创编、组织和选择能力。(3)体育教师应该加强对体育游戏的研究，不能浮于表面，要充分挖掘游戏的价值，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和创编体育游戏。

第2篇：温室气体的特征范文

由于人类长期直接或间接的活动，使得大气组成发生变化，这不仅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人类自身健康和社会经济运作遭到严重不利影响。基于此，世界各国掀起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行动热潮，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便是其中之一。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首先要对于作为交易客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做一理论上的探讨，在此基础上由立法来明确其权益属性，从而为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展开奠定法律基础。

温室气体排放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向大气环境排放一定量的温室气体的权利。人类所享有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应当体现为两个层级，第一层是基于人类基本生存所需而向大气排放一定量的温室气体的权利，这是全人类生而公平享有的一种权利，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第二层，为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类需要获得基本生存所需以外的更多的排放权，而这种排放权则已不属于基本人权范畴，这种权利的行使有一定的界限，应当限制在大气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以不影响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为前提，而且其获得应该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南开大学韩良教授将第一层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称之为“生存排放权”，而将第二层级称之为“发展排放权”。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中所指的便是第二层级的排放权，也就是韩良教授所说的发展排放权。本文中所探讨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也是第二层级的排放权。

温室气体排放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客体是大气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并非是一个法学术语，而是环境科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在满足该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目标前提下，该地区大气环境所能容纳污染物的最大排放总量。在此范围内大气是具有自净能力的，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就会造成大气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人类和自然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超过了大气环境可承受的的范围。由此可见，大气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而温室气体排放权正是人类对这种有限的大气环境环境容量的使用、收益权。

第二，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获得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在文章前面论述过，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中所说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并非基本人权范畴，其行使应当以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前提。基于此，私人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获得要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首先由当地的环保部门对于当地大气环境容量进行评估，确定可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在此基础上，根据相应主体的申请赋予其一定的温室气体排放权。这实际上是一个行政行为，是政府公权力行使的结果。

二、温室气体排放权法律性质

（一）温室气体排放权法律属性

温室气体排放权属于排污权的一种，民法学界对于排污权的权利属性已经探讨了很多年，按照朱家贤、邓海峰等的观点，排污权属于民法中的用益物权。基于此，作为排污权的一种，温室气体排放权也属于我国民法权利体系中的用益物权。当然这需要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分析，从民法学角度来论证其用益物权属性。

按照民法理论，用益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具有绝对性、支配性、排他性特点。所以，温室气体排放权作为用益物权的前提，就是要满足用益物权的概念和其所述的权利特征：

第一，做为温室气体排放权客体的大气环境容量是公共物品。大气环境容量是一种环境资源，属于公共物品，而国家是这种公共物品的所有者，私人主体要行使对于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收益等权利时，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从政府相关部门申请所得；第二，作为温室气体排放权客体的大气环境容量是一种特殊的不动产。按照中国民法理论规定，不动产是性质上不可移动的特定物、独立物，并且可供人类所支配。据此大气环境容量似乎难以特定化、难以分割，因而并不满足条件。但是大气环境容量是大气环境对于自然和人为的排放污染物的最大承受范围，这个范围是有限度的，是特定的，在此范围内通过政府公权力的行使将其分为若干份，并授予不同的排放者行使，从而使之特定化、独立化，并可为权利享有者所支配，因而满足民法上对于不动产的要求；第三，温室气体排放权具有支配性、绝对性，排他性特点，依法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主体，在法定的范围内享有对大气环境容量的占有、使用、收益权，权利主体可以将排放权用于自己温室气体排放使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富余或不足情况到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去出售或购买，而权利人以外的他人负有消极的不作为义务，不得妨害权利人依法行使其权利。

基于以上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温室气体排放权完全满足民法上用益物权的权利特征：大气环境容量作为环境资源的一种，是公共物品，国家是权利的所有者，温室气体排放权正是排放者依法获得的对大气环境容量这种公共物品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其具有用益物权所具有的绝对性、支配性、排他性特点，获得排放权的主体可以依法自主行使其权利，排除他人干涉，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诉讼来获得救济，所以符合用益物权的属性。因此，温室气体排放权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者依法享有的，在大气承载范围内向大气排放一定温室气体的权利，是权利人依法对有限的大气容量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归属于财产权中的用益物权

（二）温室气体排放权的特殊性

上文已分析过，温室气体排放权作为用益物权，具有用益物权所具有的支配性、绝对性、排他性的权利特征，但基于其权利客体是大气环境容量这种特殊的环境资源，其又区别于一般用益物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温室气体排放权是一种“具有公权色彩的私权”。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取得受到公私法双重制约，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属于私权范畴，但是其最初取得要经过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政府作为大气环境容量的所有者，通过法定程序赋予申请者相应的排放权，这首先是一种行政行为，受到公法的调整。第二，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取得以总量控制为前提。政府赋予排放者温室气体排放权之前先要对当地的大气环境容量进行评估，确定大气环境可容纳的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量，在此基础上，根据申请赋予申请者不同量的排放权，权利主体在行使时，其权利范围受到各自所获得的排放权范围的限制。因此，温室气体排放权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者依法享有的，在大气承载范围内向大气排放一定温室气体的权利，是权利人依法对有限的大气容量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归属于财产权中的用益物权。

三、结语

第3篇：温室气体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畜禽；温室气体；时空变化；LMDI模型

中图分类号S1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7-0093-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6年的报告显示，每年由牛、羊、马、骆驼、猪和家禽排放温室气体的CO2当量占全球排放量的18%[1]。而世界观察研究所2009年的报告指出，全球牲畜及其副产品排放温室气体的CO2当量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51%[2]，几乎是FAO估算量的3倍。可见，畜禽已成为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而畜禽温室气体主要源于动物肠道CH4排放、动物粪便处理过程中产生的CH4和N2O[3]，从动物类型来看，反刍动物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最多，其次为猪，最少的是鸡[4]。

国内外学者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在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测算方面，董红敏[5]等采用OECD的测算方法对中国三个时点（1980年、1985年、1990年）的反刍类动物CH4排放量进行了估算；FAO[1]利用IPCC的方法和系数，估算了中国2004年主要畜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Zhou[6]等测算了中国1949-2003年畜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胡向东[7]等测算了中国2000-2007年以及各省区2007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表明，2000-2007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各省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呈现区域集点；闵继胜[8]等测算了中国1991-2008年以及各省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表明，1991年以来，中国畜牧CH4和N2O排放量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尚杰[9]等测算了1993-2011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表明，中国畜禽的CH4排放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N2O排放量持续增加。在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素方面，谭秋成[10]研究表明，由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单位肉类和牛奶排放的温室气体均有大幅度下降；陈瑶[11]等研究表明，经济因素是影响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因素，短期内效率因素是我国畜牧业低碳化发展的最主要诱因，而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因素是我国畜牧业低碳化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尚杰[9]等研究表明，动物肠道发酵CH4、N2O排放的影响因素主要取决于动物种类、饲料特性、饲养方式和粪便管理方式等。

以上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结论，为本文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和研究方法。但存在以下可以改进之处：一是研究对象大多侧重于国家层面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全面把握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变化规律，不仅从总体上刻画其演变特征，更要分析区域差异；二是关于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成因研究未及深入展开，考虑到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区域差异性，有必要对各地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便找到进一步降低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向和对策。基于此，本文测算分析了1991-2013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时空变化规律，并运用LMDI模型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经济水平和农业劳动力等方面进行因素分解，揭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时空变化的成因。

陈苏等：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1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方法

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畜禽胃肠道内发酵的CH4、畜禽粪便处理产生的CH4和N2O和畜禽饲养过程中对化石能源等消耗产生的CO2[12]。鉴于畜禽生产过程中化石能源消耗相关数据的缺乏，本文选取牛、羊、马、骡、驴、骆驼、生猪、家禽和兔等动物作为研究对象，测算中国及各省（区、市）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其具体的测算方法如下：

式中，C、CCH4和CN2O分别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CH4和N2O排放量；21和310分别为CH4和N2O转化为CO2当量的转化系数；Ni表示第i种畜禽的平均饲养量；αi和βi表示第i种畜禽的CH4和N2O排放因子。由于畜禽饲养周期不同，需要对畜禽年平均饲养量进行调整，参考胡向东[7]的计算方法。当出栏率大于或等于1时，畜禽年平均饲养量用出栏量除以365再乘以其生命周期，主要有生猪、家禽和兔，生命周期分别为200天[7]、55天[13]和105天[7]；当出栏率小于1时，畜禽年平均饲养量用本年末的存栏量表示，为消除单个时间点的影响，采取畜禽上年年末存栏量和本年末存栏量的平均数表示。借鉴已有研究关于各畜禽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CH4排放系数来源于2006年IPCC国家间温室气体排放指南[14]，N2O排放系数来源于胡向东[7]，具体的排放系数见表1。

1.2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影响因素的LMDI分解

因素分解方法作为研究事物变化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的一种分析框架，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行的分解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指数分解方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另一类是结构分解方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SDA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以消费系数矩阵为基础，对数据要求较高；而IDA方法只需部门加总数据，适合分解含有较少因素的、包含时间序列数据的模型。IDA方法包括Laspeyres指数分解与Divisia指数分解等，但两者分解不彻底，存在分解剩余项，Ang[15]等在综合比较了各种IDA方法基础上，提出了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该方法最大特点在于不会产生分解剩余项，且允许数据中包含零值。因此，本文选用LMDI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经济水平和农业劳动力等方面量化分解影响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因素[16]。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将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分解为：

C=CLS×LSAGRI×AGRIP×P（2）

式（2）中，C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LS为畜牧业产值，AGRI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P为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对各个分解因素进行定义，定义EI=C/LS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即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与畜牧业产值之比；定义CI=LS/AGRI为农业产业结构，即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定义SI=AGRI/P为农业经济水平，即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则（2）式可进一步表述为：

C=EI×CI×SI×P（3）

由于LMDI的“乘积分解”和“加和分解”最终结果一致，而后者能较为清晰的分解出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采用

放系数肠道发酵1.0068.0051.4018.0010.0046.005.000.254-粪便管理3.5016.001.501.640.901.920.160.080.02N2O

排放系数粪便管理0.531.001.371.391.391.390.330.020.02注：非奶牛取黄牛和水牛的平均值；羊取山羊和绵羊的平均数；家禽取鸡、鸭、鹅和火鸡的平均数。“加和分解”的方法（详细推导过程可参阅Ang[17]etc）：

ΔC=Ct-C0=ΔEI+ΔCI+ΔSI+ΔP（4）

式（4）中，C0为基期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Ct为T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ΔC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变化。这种变化可分解为：ΔEI表示单位畜牧业产值排放温室气体变化，即强度效应；ΔCI表示单位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畜牧业产值变化，即结构效应；ΔSI表示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变化，即经济效应；ΔP表示农业劳动力变化，即劳动力效应。由此，畜禽温室气体变化直接受制于4种因素的变化。其具体表达式分别为：

若ΔEI、ΔCI、ΔSI和ΔP的系数为正值，说明该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则起到抑制作用。

1.3数据来源及整理

本文以生猪、牛、马、骡、驴、骆驼、羊、兔和家禽为研究对象，选取30个省（区、市）（其中重庆市数据合并到四川省数据内）畜禽的出栏量、存栏量、畜牧业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以及农业劳动力数量等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于《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畜牧业年鉴》。考虑到产值不具有纵向可比性，因此本文中的畜牧业产值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以1990年为基准年，换算为可比的实际产值。

2结果分析

2.1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时序变化

2.1.1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阶段变化

依据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测算公式、各个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和畜禽的出栏、存栏相关数据，量化测算了中国1991-2013年的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并将其转化为CO2当量（图1）。图1表明，1991-2013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大致分为3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各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变化及各效应的影响程度见表2。

第一阶段（1991-1996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快速上升。由1991年的2 746.82万t上升到1996年的3 746.16万t，增加了999.34万t。该时期经济效应是促进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推动力为2 254.88万t；其他对温室气体排放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强度效应抑制作用最大，为-939.47万t，其次是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分别为图11991-2013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变化趋势

第二阶段（1997-2006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稳定上升。受金融危机、通货紧缩等因素影响，1997年畜禽平均饲养量较上一年大幅度下降，强度效应抑制作用为-451.53万t，经济效应抑制作用为-202.35万t，实现了492.17万t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随后逐年增加，到2006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达到峰值，为4 228.50万t，增加了482.34万t（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峰值出现的时间与胡向东等测算的结果不同，主要原因是后者2006年畜禽数据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进行了调整，而本文畜禽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年鉴》，以保证数据来源的统一性）。该时期经济效应对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作用最大，为801.21万t，其次是强度效应，为171.18万t。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起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分别为-329.14万t和-160.91万t。

第三阶段（2007-2013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呈波动下降趋势。受饲养周期、饲料成本上涨、畜禽疫病（猪蓝耳病）及南方冰雪灾害等多种因素影响，2007年和2008年散户平均饲养量显著下降，强度效应抑制作用显著，分别为-845.23万t和-731.03万t，实现了830.70万t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随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畜禽转型发展的政策，中国畜禽发展方式在逐年转变，到2013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3 542.48万t，减少了686.02万t。该时期强度效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抑制作用最大，为-1 933.07万t，其次是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分别为-255.96万t和-133.83万t；而经济效应促进作用显著，为1 636.84万t。

总体来看，1991-2013年，经济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作用最大，为4 692.93万t；而强度效应抑制作用最大，为-2 701.36万t，其次是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分别为-771.85万t和-424.06万t。

度呈显著的波动性（见图2）。从强度效应累计贡献值演变趋势来看，该效应对抑制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呈倒“U”，且近几年其抑制作用呈增强趋势。1991-1997年，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环境治理影响下，强度效应抑制作用不断加强，累计减少了1 391.00万t温室气体；1998-2006年，受国际环境、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国内农业政策支持乏力等因素影响，规模化畜禽养殖进程缓慢[18]，强度效应抑制作用放缓；2007-2013年，随着畜禽业以散养模式为主向现代养殖模式（专业户模式和规模化模式）转变，畜禽规模化养殖推进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实施提供可能[7]，强度效应抑制作用呈增强趋势，该时期累计实现1 933.07万t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占其总效应的281%。

劳动力效应是仅次于强度效应，是抑制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另一重要因素。该效应累计贡献值呈波动下降趋势，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农业比较效益显著降低，农业劳动力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农业劳动力减少导致散养户大量退出，为畜禽规模化养殖提供可能；此外，伴随着畜禽养殖的规模化发展和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对从事畜禽劳动力的素质有更高要求，进而导致转移更多的畜禽从业劳动力，单位劳动力产出大大增加，促进了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1991-2013年，劳动力效应实现了771.85万t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

结构效应累计贡献大致呈现低水平徘徊再高水平徘徊再波动下降阶段性特征，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抑制作用也越来越明显。1991-1997年，结构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累计贡献处于低水平，年均累计贡献为-54.35万t；1998-2003年，1998年发生的长江全流域特大洪灾，西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畜禽养殖遭受巨大破坏，全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较1997年下降了2.28%，结构效应累计净贡献为-290万t，随后几年受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畜禽发展缓慢，结构效应累计贡献处于较高水平，年均为-269.24万t；2004-2013年，结构效应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波动性较大。主要是因为，一是伴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由2004年2471%下降到2013年22.10%，下降了2.61%；二是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畜禽产品消费，畜牧业在农业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这双重影响下，该时期结构效应的抑制作用波动较大。

经济效应累计贡献总体上经历了先快速上升再缓慢下降再逐步上升的变化趋势。1991-1996年，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步，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效应累计贡献快速上升，增加了2 254.88万t畜禽温室气体；1997-2000年，受亚洲金融危机、通货紧缩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农业发展外部环境不佳，经济效应累计贡献缓慢下降，减少了502.53万t畜禽温室气体。2001-2013年，经济效应累计贡献逐步上升，基本呈指数增长的趋势，增加了 2 940.57万t畜禽温室气体。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稳定提高，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发生变化，对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带动畜牧业的发展，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由此可见，未来一段时间内，伴随经济继续平稳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并得到实现，经济效应依然是导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因素。

2.2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空间分异

2.2.1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空间比较

由于中国各省（区、市）资源禀赋差异及畜牧业结构不同，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呈现不同的空间差异，受篇幅限制，本文只列出部分年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位居前10位的省（区、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1991-2013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大省（区、市）没有显著变化，排名前10位省（区、市）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比重约为57%-60%，说明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区域集中度较高。其中，四川和河南一直占据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前三名，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贡献最大。山东、云南和内蒙古等省（区、市）的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也一直靠前。

2.2.2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各效应的空间差异

从1991-2013年中国省域强度效应来看（表4），除天津强度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起促进作用外，各省（区、市）均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四川、青海和云南规模化养殖处于发展阶段[18]，强度效应提升空间大，从而表现出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抑制作用显著，分别为-279.56万 t、-221.94万 t和-212.59万 t。除北京、上海、海南和宁夏因行政区划原因，强度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抑制作用较小外，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规模化畜禽养殖程度较高，但缺少对规模化养殖的畜禽排泄物处理设施的改进[18]，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较小，分别为-17.98万 t、-25.38万 t和-27.87万 t；剩余20个省（区、市）强度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抑制作用介于-200～-30万 t之间。

从结构效应来看，山东、四川和黑龙江属于粮食主产区，随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畜牧业占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分别下降了43.77%、22.51%和

从经济效应来看，各省（区、市）经济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均起到促进作用，但作用强度有差异。四川、河南、内蒙古、山东、云南、湖南和河北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位居全国前10位（见表3），属于畜牧业大省，但畜禽养殖方式仍以传统成分占主导，高投入、高排放发展模式依旧普遍存在，经济效应促进作用较大，分别为612.98万 t、313.64万 t、271.28万 t、269.47万 t、234.54万 t、220.69万 t和220.20万 t；而天津、上海和北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土地面积小，用于养殖空间有限，畜禽养殖方式向集约化、标准化转变[12] ，经济效应促进作用较小，分别为10.18万 t、11.88万 t和13.97万 t；海南促进作用也较小，为1289万 t；剩余19个省（区、市）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作用介于60-200万 t之间。

从劳动力效应来看，新疆、黑龙江和内蒙古作为全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畜禽产品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满足日益增加的畜禽产品需求，劳动力投入不断增加，分别增加了172.84万人、182.7万人和49.92万人，劳动力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作用显著，分别为7291万 t、3113万 t和1882万 t；、云南、海南、辽宁、吉林和山西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作用介于0-10万 t之间。四川、湖北、江苏和山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非农就业机会多，畜禽养殖比较效益低，劳动力大量流出，造成散养户空栏或转产，为规模化畜禽养殖提供了可能，劳动力效应抑制作用显著，分别为-17055万 t、-5610万 t、-5294万 t和-4686万 t；剩余17个省（区、市）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抑制作用介于-40-0万 t之间。

3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LMDI模型系统分析了1991-2013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时空变化及其因素贡献，揭示了强度效应、结构效应、经济效应和劳动力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总效应的贡献，并识别了不同时段以及省域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的显著性贡献因素。结果表明：

（1）从时间维度来看，1991-2013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经历了先快速上升后稳定上升再波动下降的变化特征，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表41991-2013年中国省域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影响因素分解

效应和结构效应。期间，经济效应促进作用的累计贡献呈指数增长，而强度效应抑制作用的累计贡献呈倒“U”，是近几年畜禽温室气体增长趋势有所减缓的主要原因，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抑制作用不断加强。

（2）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区域集中度较高，四川、河南、山东、云南和内蒙古等省（区、市）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省域各效应作用方向和程度差异显著，四川、青海和云南强度效应抑制作用较大，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抑制作用较小；山东、四川和黑龙江结构效应抑制作用显著，新疆和青海促进作用明显；四川、河南、内蒙古、山东、云南、湖南和河北经济效应促进作用较大，天津、上海、海南和北京促进作用较小；四川、湖北、江苏和山东劳动力效应抑制作用显著，新疆、黑龙江和内蒙古促进作用明显。

强度效应、结构效应、经济效应和劳动力效应空间上的叠加，形成了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效应的空间差异。未来中国畜禽温室气体减排的空间发展策略有以下几点：①四川、青海和云南等省（区、市）提高畜禽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在减少散户养殖方式同时降低单位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有效提升畜禽养殖产出效率；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省（区、市）应制定特定性综合措施，强化畜禽粪便清洁处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②新疆、青海、云南、陕西和江西等省（区、市）应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行农牧业有机结合型畜牧业。③四川、河南、内蒙古、山东、云南、湖南和河北等省（区、市）要切实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加快推进低碳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生产中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者统筹兼顾，促进畜牧经济与气候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④新疆、黑龙江和内蒙古等省（区、市）草地资源丰富、奶牛业较为发达，因此，积极发展饲料加工业和牛奶加工业，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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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温室气体的特征范文

研究三圈环流的变化不能局限在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气压带、风带，否则会陷入迷途。一定要从全球的角度整体上把握，而且要追根溯源从根本上分析，才能理出清晰的脉络。三圈环流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赤道地区和两极地区之间的气温差，以及地球自转产生的地转偏向力。赤道地区高温导致近地面空气受热膨胀上升，极地严寒导致空气受冷收缩下沉形成近地面的赤道低气压带和极地高气压带，由于地转偏向力造成的气流偏转又因动力形成了副热带高气压带和副极地低气压带，三圈环流也因此形成。地球自转是不受全球变暖的影响的，受影响的是赤道地区和极地之间的气温差。两地间的气温差加大则环流增强，反之则三圈环流减弱。那么，全球变暖又是如何影响三圈环流的呢？这要从全球变暖的根本原因入手。

近年来全球气温快速上升的原因主要是人类燃烧矿物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增多，以及毁林导致的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含量持续上升。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温原理主要是由于其能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吸收的能量多了，气温也就上升了。由于大气的流动性，我们先假设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幅没有地区差别。再此前提下，我们来分析三圈环流的变化情况。

随着温室效应全球变暖，赤道地区和极地之间的气温差是增大的，尤其是在冬季。赤道地区因空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多而吸收的地面长波辐射增多，气温上升，极地也应因此而上升，但极地的下垫面多为冰雪覆盖，冰雪主要是对太阳辐射的反射作用，而其吸收后再发出的地面辐射是非常有限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对反射出的短波辐射几乎没有吸收作用，只对地面发出的长波辐射有吸收作用。因此，极地的增温幅度要远小于赤道地区的增温幅度。另外，冰雪融化大量吸热也是导致极地增温幅度小的重要原因。冬季赤道地区和极地间的温差增大的原因就更直观一些。冬季的极地处于极夜状态，没有光照，地面发出的长波辐射也就很微弱，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多少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所以，冬季极地和赤道地区的温度差比过去会变得更大，三圈环流也就变得更强。

三圈环流的增强导致近地面的各个气压带和风带都得以增强，西风带在冬季的增强变得尤为强烈。更为强烈的西风从温暖湿润的大西洋带来更多的水汽（随西风带的增强北大西洋暖流也是增强的，它带来的增温增湿作用也相应增强），强烈西风沿两个风道东来，一是北侧风道从比斯开湾、英吉利海峡、北海、波罗的海沿西欧平原、中欧平原、东欧平原翻越乌拉尔山到达西伯利亚地区。此时，来自北冰洋的南下气流起到了作用，它与湿润的西风共同作用到达北疆的阿尔泰山区，因为受到地形的抬升作用形成地形雨，以暴雪的形式完成降水。过去人们总是误以为这是来自北冰洋的水汽，因为风从北面吹来，且离北冰洋又是那么近，但是，冬季的北冰洋冰雪覆盖、气温极低，北极地区又处在极夜的笼罩之下，哪能蒸发起多少水汽呢？所以，北疆地区冬季的降水的水汽几乎都来自遥远的大西洋。另一个风道是较为靠南的，我们就叫它南侧风道，这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冬季随着太阳直射点的南移，气压带风带都相应南移，北纬三四十度之间的地中海地区也受西风带的影响。在南侧风道，西风从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黑海、里海、图兰低地到达阿尔泰山区，一部分直接经阿拉山口进入北疆准格尔盆地，产生暴雪等强降水天气。当然，南北两条风道在中部地区会有所交混。

当隆冬季节亚洲高压势力极强，完全控制内陆时，北疆降水形成的条件会消失，新疆就会处在干冷气团的控制之下。夏季，南侧风道因气压带风带的北移而不再输送水汽，但北冰洋会因为冰雪融化、阳光照射等原因而为北疆输送较多的水汽。

第5篇：温室气体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化，湿地，温室气体，水文条件，生物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S3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湿地和全球气候变化概况

我国湿地面积大约有7.0×107hm2，占国土面积的2.6%。全球湿地面积约为5.7亿hm2，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其中湖泊为2%，酸沼为30%，碱沼为26%，森林沼泽为20%，洪泛平原为15%。红树林覆盖了约2400万hm2的沿海地区。

湿地是一个生产力巨大的生态系统。湿地由于介于陆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之间，特有的边际效应使得其中的物种种类和数量都是其他生态系统所无法比拟的。而且湿地还是有些动植物特有的栖息场所，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巨大作用。湿地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一定空间内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功能。并且这种相互作用可以达到某种功能上的稳定，而这种相对稳定则来源与生态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即对外部环境压力的适应。

由于大气中CO2及其它温室气体(CH4等)浓度的增加而导致全球变暖已成不争的事实。在对温室气体不采取减排措施的情况下，未来几十年内全球平均气温将每10年升高0.2℃，到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升高1~3.5℃，海平面相应将上升约15~95cm。我国在自然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共同影响下，预计2013~2022年，全国平均气温将增加0.45℃，降水增加3%；而2033~ 2042年气温将增加0.75℃，降水则减少5%。

2全球气候变化对湿地的影响

2.1对湿地水文条件的影响

不断变暖的气候将导致大气降水的形式和量的变化，而这将通过改变湿地水文过程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从而显著地改变湿地的生态功能。气候的变化通过改变湿地的水文特征来影响湿地整个生态系统。

除了地貌外，降雨和蒸散作用也影响景观单元中地表径流和地下水补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降雨入渗和地下水的直接蒸发对与地表水体相连的景观部分有动态影响，包括湿地形成的位置。水位通常与地表水体和湿地的岸线相交，以致该点没有不饱和区的存在。

2.2对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对海岸湿地，海平面的上升会增加其被淹没的频率与深度，从而改变其生态学过程。海平面升高所加大的冲蚀和淹没会失滩地，这些湿地的失去和功能的变化无疑会削弱其作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价值，同时这些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也会减少，给湿地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的威胁。

湿地对沿海地区的生态和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它们的生产率等于或超过任何自然或农业系统。湿地生态系统不仅具有很强的生产力，同时，湿地具有特殊的储水性能，地蓄水空间巨大，可以储存过量洪水，起着降低洪峰高度的功能。在雨水丰沛期，面积广阔的洪泛湿地接纳雨水并渗入地下含水层，恢复地下水的供给能力。湿地的特殊结构可以使水中悬浮物、有毒物、营养物通过沉降、吸咐、降解等方式，得到净化。湿地植物拦蓄、吸附减缓水流速度，使得湿地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把上游的水过滤了一遍。

由此可见，湿地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单元，特殊的边际效应使得生物多样性超过任何生态系统，所以由于全球气候上升所带来的影响是超过其他生态系统的，由于升温所造成的降雨量下降，蒸发量提高，在减少湿地水容积的同时影响沉积和营养物的输送、并增大沿岸洪涝灾害的频率。在这样的生境中，生物的生存无疑是困难了许多，这样肯定减少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3湿地对全球变化的影响

3.1湿地中的CO2

湿地生态系统由于地表经常性积水，土壤通气性差，地温低且变幅小，造成好气性细菌数量的降低，而嫌气性细菌较发育。植物残体分解缓慢，形成有机物质的不断积累。不同类型的湿地碳累积或分解的速率不同，碳密度相差很大。影响湿地中碳的形成的有植被(有机质输入量、物质组成)，气候因子(温度、湿度)，土壤性质(结构、粘粒含量、矿化度、酸度等)，以及其它因素如施肥、灌溉。所以湿地生态系统中关于碳的准确计算还有待研究。

关于碳在湿地生态系统中的循环可以以下图为例：

图1天然湿地碳循环示意图

由图可知，湿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基本模式是：大气中的CO2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形成有机物；植物死亡后的残体经腐殖化作用和泥炭化作用形成腐殖质和泥炭；土壤有机质经微生物矿化分解产生CO2，在厌氧环境下产生CH4释放到大气中。在经常性积水条件下，湿地是CO2的汇。假如能够通过控制湿地的条件，使大规模的湿地生态系统一直保持在“汇”的状态，那么这中情况下的湿地生态系统则能够很好的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通过对碳源的控制来延缓升温的趋势。

3.2湿地中的CH4和N2O

CH4和N2O也是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CH4 从湿地中的排放是发生在土壤中的一系列生物和物理过程的结果。在厌氧环境条件下，CH4通过甲烷产生菌的作用而产生；在氧化条件下，CH4通过甲烷营养菌的作用而被氧化和迁移。

大气中绝大多数N2O来源于生态系统N循环中的硝化和反硝化过程。高温、湿润、高碳氮含量的土壤是N2O产生的最佳环境。而湿地恰好满足N2O产生的理想条件，因此，湿地生态系统是N2O的重要“源”。

受植物生长状态、根层深度及植物传导气体的效率的影响。根际氧化作用仅发生在生长季，植物对气体的传导效率影响根际 CH4 的氧化作用和排放通量。水位下降时，由于氧化层增大，土壤中氧化作用增强，导致 CH4 排放量减少，同时水位降低，根际氧化作用减弱。在植物生长季，水位降低 15cm，将导致土壤中 CH4 氧化作用增 25％。

4总结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球气候的变化会导致湿地水文条件的改变，同时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而水文条件的改变又可能诱发湿地中的温室气体CO2、CH4等的加速释放，失去了“汇”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温室气体的“源”，并且，由湿地中释放温室气体的潜力是其他任何生态系统都无法比拟的。

湿地生态系统和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关系，两者都不是孤单地存在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方，我们要缓解全球气候变化，不仅要着眼与温室效应或其他气候原因，同样要考虑到全球的像湿地生态系统一样的各种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起到的正面或反面作用。同理，在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管理中，我们同样不能忽视湿地这一特殊生态系统对整个全球系统的影响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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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温室气体的特征范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评估报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行动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中。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到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在目前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中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应该得到政府决策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宁夏自治区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了“十一五”规划，成为我国第一个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地方中长期规划的省份。

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战略环评的必要性

由于全球环境演变，可持续发展面临新问题，突出表现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效果不明显，气候问题会更加突出。面对国际前沿热点以及国家迫切需要，环境学科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未来要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确保粮食及水安全，因此须加强研究已有气候变化对环境影响的规律，抓住气候变化与全球减灾热的机遇，努力使环境学科的发展适应全球主流政策，按市场机制的发展模式，开发新技术，推动多元化投资方式的实现。为此有必要在战略环评中纳入适应气候变化的内容，从战略高度评价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计划。

(一)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响应的认识

由于过去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气候变暖已不可避免，有必要采取适应措施以应对变暖所造成的影响。目前我们尚未对适应的限制因素或成本有清晰的了解，还因为有效适应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地理的和气候的风险因子。也取决于制度、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制约。虽然多数技术和策略已被一些国家了解并得到开发，但已有的评估并未指出，各种措施选择是如何有效降低风险的，特别是在变暖更厉害、影响更严重的情况下以及脆弱群体的反应。此外，履行适应措施在环境、经济、信息、社会、态度和行为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障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适应能力建设尤为重要。

非气候压力的出现会加剧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例如气候波动和气候灾害、不能公平地获取资源并导致贫穷、无法保障的粮食安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冲突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发生等。

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不仅取决于气候变化，还取决于发展途径。在不同情景下，地区之间在人口、收入和技术发展上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因素通常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程度起到很大的决定性作用。在中高排放情景(以人均收入较低、人口增长巨大为特征)下预估的受影响人口数量相当大。

可持续发展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气候变化也能阻碍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提高适应能力并增强恢复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然而，目前几乎还没有促进可持续发展计划把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或提高适应能力明确地纳入其中。

(二)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响应的行动

现在已针对观测到的和预估的气候变化采取了部分适应措施，但仍有限。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适应已有和未来气候变化的证据被观测到。例如，在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中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因素，如在青藏铁路设计和建设中考虑了未来气候变暖对冻土地带路基的影响。

兼顾适应和减缓的措施，最能够降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提高适应能力的途径之一就是把气候变化影响纳入到发展规划中予以考虑，如通过“把适应措施包含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中”，“把降低脆弱性的措施包含在现有的降低灾害风险策略中”等方式。

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损失将因全球温度的不断升高而逐年增加。IPCC评估清楚地表明，未来温度升高不足1℃－3℃的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是混合的，但会增加适应成本。然而，如果温度升高超过约3℃，很可能所有区域不利影响更为严重，而发展中国家预期会承受大部分损失。如果变暧4℃，全球平均损失可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制定针对不同阶段影响的应对措施。

如何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战略环评

(一)战略环评和气候变化

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气候变化问题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气候变化：包括对已有变化的评估和对未来变化的预测。这些变化包括海平面上升、温度和降雨的变化、极端事件(如暴风雨和干旱事件)发生频率的变化。

影响复杂：气候变化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类型和强度在不同的区域表现也不一致。

适应措施：气候变化影响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所采取怎样的适应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改善洪水风险管理和防止在海平面上升地段建设不合适的建筑。

减缓措施：人类采取的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影响的直接行动，特别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建筑物的绝热效果，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等。

人类共识：未来的人为活动必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战略环评各个阶段都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战略环评中开展评价气候变化对规划的影响不同于评估其他方面的影响。首先，气候变化是多种原因复合累计效应的结果，是多种活动(包括人类活动)累积产生的效果，虽然每一个单独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很有限，但是这些有限的影响累积起来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其次，在战略环评中一般需要考虑下面两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重要内容，包括：气候变化对规划所产生的影响及约束(一般在战略环评前言部分描述)；规划对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一般在战略环评的预测和评估阶段)。

(三)与气候变化一致的目标和指标：气候变化基准的描述和监测

战略环评的目标和指标中应该包括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相关内容，与可能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目标和指标要一致，并可以实施。

(四)确定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导致的主要问题和约束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影响包括高温的风险，暖冬后的寒潮、干热的夏天、海平面上升，以及洪涝风险的增加、某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强风暴、干旱等)增加等。这些影响结合其他因子的作用可以导致对以下领域的重要影响。

对水供需和水质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夏季河流水位下降，冬季上升，这一影响可能恶化(或加重)水质问题和水资源问题。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增加粮食生产的波动性，使粮食供不应求、全球粮价持续上涨。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夏季的洪涝可能严重影响湿地。温度升高可能影响物种习性，导致物种迁移甚至消亡。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事故和某些疾病对天气非常敏感，热的天气可以加速疾病和病菌的传播。

(五)将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纳入到评价规划中

气候变化的影响只有通过多方面的行动才能得以解决。我国已经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下一步，要优先把减少温室气体的建议纳入到评价规划中。

第7篇：温室气体的特征范文

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理论，而且，长期以来，人口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与人口问题相伴而生的是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由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强烈刺激了人们对人口、资源及环境担忧的神经。而近20多年，随着全球升温速度的加快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出现，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推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学术研究。1988年成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展开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评估，分别于1990年、1996年、2001年和2007年了四次评估报告，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达成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主要工业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提出了量化减排标准；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尽管没能达成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会议还是在国际社会及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是气候变化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而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共物品特殊属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艰难的国际谈判则为气候变化经济学注入了能量强大的推进剂。气候变化经济学目前尚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作为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而存在，研究领域集中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气候变化治理的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本文从以下方面展开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进展的综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含义，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二、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在由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89年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中，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一步明确为“可持续的发展是指既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而且绝不包含国家主权的含义”。随着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一般性原则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1]公平性原则是指发展的机会及带来的福利增加应该公平地惠及全体人类社会，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可持续性原则是指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要着眼当前利益，还要追求长期稳定发展，即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共同性原则是指世界各国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共同责任。

潘家华[2]在归纳发展的广义内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的权”与“发展的限”的概念。潘家华将发展归纳为个人、社区、国家和全人类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这是在人文发展的框架下做出的归纳。所谓发展权，潘家华认为主要表现在人文发展具有方向性和人文发展潜力的可实现性，实现较高水平的人文发展是个人、社区和国家的基本权益。所谓发展限，潘家华认为包括两层含义：生物学意义上的限和物理学意义上的限。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限存在下限和上限两方面。下限是指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质保障，如营养、住房、医疗的最低限值；上限是指，在给定的技术经济水平下，人的营养需求、寿命等方面存在绝对量的边界，不能无限扩张。物理学意义上的发展限是指人文发展需要物质基础，即人文发展的物质约束。潘家华所说的物理意义上的限就是自然资源约束，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

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不断增加，人类发展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自然资源约束。在人类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中，煤炭、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能源的约束最为突出，温室气体也主要由燃烧化石能源所引发，因而人类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集中反映在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上。①这一约束就是潘家华所说的人文发展的物理意义上的限。

人类发展面临温室气体浓度的共同约束，但具体到不同历史阶段，以及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这一约束的强度却是不同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由低水平阶段上升，碳排放强度(每美元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公斤数)呈上升之势，到人均收入约8000美元，碳排放强度开始下降。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工业化的历史时期，尚未面临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在这期间，温室气体随工业化的进程而大量排放。现如今，发达经济体已走过了碳排放增加阶段，进入下降阶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排放的增加。但温室气体积累所导致的全球变暖效应使得温室气体排放约束非常强烈，这一约束同样施加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压制作用。这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承受着发展的不公平。

三、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含义

毫无疑问，排放温室气体具有负的外部性特征。但正如斯特恩(Stern)[3]指出，温室气体的外部性特征有四个方面的独特之处：一是它具有全球性属性；二是它影响长远，并由流量-存量进程所支配；三是它的许多方面尚不能进行科学的判定，还存在不确定性；四是它的潜在影响非常大。

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本质属性。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所谓公共物品是指既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竞用性的物品[4]385。某个国家或地区为减排温室气体付出了成本，而全球的人们享用减排的收益。

很多经济学家讨论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与收益，其中，以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Stern)[5]主持的《斯特恩报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影响最为广泛。《斯特恩报告》以气候科学的成果为基础展开，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可能损失与减缓气候变化所付出成本之间的关系。《斯特恩报告》的结论是，世界各国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将相当于全球每年GDP的5%—20%，而且损失将延续下去；如果立即采取行动，并能将 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00—550二氧化碳当量，其成本仅为全球每年GDP的1%左右。《斯特恩报告》在分析中所依据的关键因素是贴现率，而正是这一关键因素的取值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斯特恩报告》将贴现率确定为0.1%，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取值过低。Nordhaus[6]指出按照市场利率确定贴现率，其结果与《斯特恩报告》完全不同，即不是如斯特恩所主张的立即大幅减排温室气体，而是初期小幅减排，中、后期大幅减排。Dasgupta[7]认为，0.1%的贴现率是不现实的，这一贴现率的确定更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学术考虑。斯特恩(Stern)[3]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反驳。他强调，在《斯特恩报告》中所确定的贴现率是社会贴现率，而批评者混淆了市场回报率与社会贴现率，也混淆了纯时间贴现率与社会贴现率。社会贴现率，按照斯特恩的定义，是用以计量一个消费单位在t时间上相对于初始时间的社会价值，它应该参照长期无风险利率取值。尽管在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与收益方面的争论激烈，并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方案，但经济学家对温室气体减排紧迫性的认识是一致的。

四、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

温室气体减排的手段有两大类：命令-控制手段和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也有两大类，即基于总量控制的市场交易手段和基于价格控制的税收手段。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孰优孰劣的讨论十分热烈。

市场交易手段是指温室气体排放权的确定及其交易。温室气体排放权是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权利界定，政府确定排放总量或标准，然后确定企业的排放配额(排放权)，企业可以在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其交易，由市场决定排放权的价格。将温室气体排放权定性为可交易的商品，其理论依据是资源的稀缺性理论和产权交易理论。前文已述，人类发展面临着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空间已很有限，因而，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成为了稀缺资源。产权交易理论则来自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按照科斯定理，只要明确产权，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则产权交易最终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由于各企业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需求有大有小，因而排放权就有了可交易的价值，并激励企业减少排放。美国人Dales[8]于1968年最早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设想。税收手段就是征收碳税，即根据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产品的碳含量的比例征税。税收手段的理论基础来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当个人的经济活动在给其带来利益时也给社会的其他人造成了利益损害，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会成本，这就是负的外部性。庇古提出，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来补贴社会成本，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排放温室气体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性的经济行为，纠正这一外部性的具体手段就是征收碳税。

斯特恩(Stern)[3]认为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各有优势，市场交易手段的优势是排放量的确定性以及国际合作的有效性，而税收手段的优势是价格的确定性及实施的便利性。张中祥和巴兰兹尼[9]认为市场交易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优劣取决于很多因素，难以辨明，关键看具体的执行环境。斯特恩同样认为，由于不同经济体风险的不同以及市场完善程度的不同，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在不同经济体中执行的效果也会不同。

《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温室气体减排三个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JI)、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贸易(ET)，推动了市场交易手段的实施。目前，全球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碳交易市场：自愿市场和规范市场。自愿市场主要是个人或企业出于环境保护的道德意愿而进行碳交易的场所。规范市场是基于国际、国内或区域的强制性排放指标而建立起来的碳市场。在规范市场中，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市场(EUETS)是最大的市场，其交易量占全球交易量的62%。[10]正是由于实际效果突出，市场交易手段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推崇。Hepburn[11]乐观地估计，到2050年碳交易将促成全球减排60%—80%，因而，碳市场在未来几十年会迅猛发展。Hepburn进一步认为，相对于碳交易突出的优势，碳税的缺陷十分突出。一是与碳交易相比，碳税的国际协调的难度很大，甚至无法实现。二是碳税不能如碳交易机制那样，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出售减排指标获取收益。三是碳税在实行起来会有很大的阻力，减排压力大的产业集团会强烈反对；而环保集团也会反对，因为碳税不能确定量化的减排目标。四是碳交易与碳信用体系相伴生，并对相关企业的兴起起到带动作用，而碳税则不能。五是碳交易是一种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而碳税仅仅是大棒手段。

诺德豪斯[12]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诺德豪斯认为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市场交易手段是个新鲜事物，并没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税收是个历史悠久的、成熟的政策手段。诺德豪斯对美国二氧化硫交易市场和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由于碳排放配额的供给和需求缺乏弹性，往往会造成碳排放市场中碳价剧烈波动，而价格剧烈波动会使得依靠价格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无法实现。Hepburn[11]反对税收手段的理由之一是碳税的国际协调难度大，而诺德豪斯则认为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中加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因而市场手段的国际协调难度更大。与市场交易手段相比，碳税更透明、更直接，因而更能得到各国的支持。

五、气候变化治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

气候变暖是影响全人类的公共事件，因而对这一事件的治理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但是，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国际社会共同治理气候变暖的复杂性。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带来了搭便车的后果，使得私人部门对提供公共物品缺乏动力，只能由这一社会的政府提供它。在国际社会，各国是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部门，但国际社会没有政府部门，增加温室气体减排这一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成了难题。

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进展十分艰难，其矛盾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现实的横截面角度看，各国的产业结构、减排技术水平以及承载气候变化的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对减排的目标量以及减排的急迫性也就不同；第二，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累计排放的温室气量不同，而且，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已经揭示了温室气体减排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第三，正是由 于温室气体减排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它成了个别国家压制他国的工具。

以《京都议定书》为标志，庄贵阳[13]将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认识及谈判内涵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其特征。1997年达成“议定书”之前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辩论；1997年至2005年“议定书”生效为第二阶段，其特征是辩论减排的经济影响及技术的可行性；2005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其特征是大国及国家集团之间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展开政治经济博弈。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是矛盾的主线，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是三股相互制衡的力量。

潘家华等人[14]分析了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谈判的五个关键要素。一是共同愿景，其核心是2050年的长期减排目标，它涉及科学、经济、政治、伦理等因素。随着国际谈判的深入，有关共同愿景的实质谈判会逐步展开。二是技术，谈判各方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转让先进技术，主张建立全球技术基金，依靠非市场的多边公共资金推动技术开发与转让。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阵营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从而淡化政府的责任，并对技术转让附加减排或限排的条件。三是资金，谈判各方都赞同实现减排目标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但对所需资金的具体数额有分歧。四是适应，即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适应的核心是资金，重点是信息、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在适应问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愿再向适应基金提供资金，而发展中国家坚持发达国家要承担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五是部门承诺方案。由于缔约方众多，利益难以协调，很难达成2012年以后综合性全球气候协议，因而以各经济部门为单位提出部门承诺方案的提议得到各方的重视。日本提出部门方法可以科学识别各经济部门的减排潜力，通过加总每个部门的可能减排量来制定国家减排目标。但是，许多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部门和活动并不适合国际合作，而且，部门方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信任。更有人指责部门方案是混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上应承担的责任。

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之所以能够接连召开，就在于国际合作的基础还存在。但各国、各利益集团为获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在谈判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际合作的进展并不顺利。因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是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博弈。

六、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阶段，面临着经济发展与减排的矛盾。在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时，中国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压力。为了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以及在气候变化治理国际谈判中的公平地位，中国学者对公平的减排方案进行了研究。在人文发展权与发展限的概念基础上，潘家华、陈迎[15]提出了碳预算方案。该方案将保证气候安全的450ppm当量水平设为全球碳预算总量，并将碳预算总量按全球人口进行平均的初始分配，然后根据各国历史排放和未来需求进行碳预算的转移支付。潘家华、陈迎在方案中以直接累积方法计算碳排放的累积量，尽管这一计算方法有待改进，但方案总体上体现了公平原则和满足可持续发展原则，兼顾了历史、现实与未来需要。樊纲等人[16]指出最终消费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理论，他们提出应以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的碳排放责任，并提出了消费排放的概念。以实际碳排放计算，1950-2005年在全球累积排放量中，中国占比高达10.19%，但以消费排放计算，中国累积消费排放仅占世界累积消费排放总量的6.84%。樊纲等人进一步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共同但有区别的碳消费权”原则，依据此原则，将1850年以来的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

中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气候变化更增加了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程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迫切的任务。一些学者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樊纲等人[16]对中国减排的制度安排、能源战略、技术政策以及经济手段及其经济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温宗国[17]等学者侧重研究了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还有学者对低碳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细化研究，如潘家华等人[14]研究了低碳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情景分析是重要的实证方法，也是制定气候变化治理政策的重要依据。由戴彦德领衔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课题组[18]对低碳发展前提下中国2050年能源需求暨碳排放进行了情景分析。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主持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19]研究了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情景。

七、结语

气候变化经济学可以界定为关于气候变化及其治理手段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其渊源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同样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集中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等领域。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方面，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减缓全球变暖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紧迫工作。在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方面，学界对市场手段和税收手段孰优孰劣展开了分析和争论。在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方面，更多的学者应用博弈分析方法进行论述。有关中国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成果丰硕。潘家华、樊纲等学者提出的国际减排方案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更多学者深入研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响；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也成为研究前沿。

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是治理气候变化的前提。发展既有现实性又有历史性，治理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其含义是：第一，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免遭或减轻因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该有所削减；第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又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其排放的温室气体都比发展中国家要多，对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负有更大 责任，因此应率先并大幅减排；第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历史和现实责任都较小，又面临着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任，因此应该有一定的排放增长空间；第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也不是无限的，它们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降低排放增长的速度。

第8篇：温室气体的特征范文

随着全球减排机制的加速发展以及人们对减排呼声的不断提高，基于二氧化碳零排放理念的“碳中和”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碳中和”（Carbon Neutral）概念，最早起源于1997年伦敦未来森林公司（现改名为碳中和公司The Carbon Neutral Co.）的商业策划。这家公司以“碳中和”为商标，帮顾客计算出其一年之中直接或间接制造的二氧化碳，然后让顾客选择以植树的方式吸收相对应的二氧化碳，以达到顾客“碳中和”的目标。在此之后，虽然这种以植树来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式因受到环保组织普遍质疑而未能推广，但“碳中和”这一概念还是被西方主流媒体广泛接受和宣传，并成为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和社会团体零排放运营的最佳绿色环保标签。

目前，国际社会上具有强烈环保意识的组织和个人积极自愿地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当中，通过投资或购买一些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潜力的项目活动所产生的减排额度达到组织或个人的“碳中和”，如汇丰银行，雅虎网站，惠普公司，乐购，欧洲之星等都已纷纷加入到“碳中和”行列。

“碳中和”理念在全球的发展和扩张已经从最初的纯企业行为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同行业、不同层面间的减排总动员；同时，在政府大力推行之下，“碳中和”也悄悄地发生着由纯“自愿”向“官方计划”的形式转变，成为了全球减排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碳中和与体育盛事

截至今日，个人、企业和体育赛事都纷纷打出“碳中和”旗号，其中2006年都灵冬奥会和2006年德国世界杯成为了体育界“碳中和”实践的良好范例。

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是迄今为止首次实现全程“碳中和”的奥运盛事。实现“碳中和”，完全抵消奥运会活动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确保都灵冬奥活动对气候无害，是都灵冬季奥运组委会计划中重要的基础部分。据都灵奥组委计算，为期16天的冬季奥运赛事预计将排放10万吨的二氧化碳，其主要来源是交通和比赛场馆的运转。为抵消这些碳排放，组委会进行了一项“都灵气候遗产”（HECTOR）计划，使这些二氧化碳排放将通过林业、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计划得到抵消。除此之外，在都灵冬奥会的诸多环保方案中，还有一项名为“天然冷冻剂”的新方案与温室气体减排息息相关。该项自愿性方案由冬奥会两大赞助商──麦当劳与可口可乐，加上联合利华公司共同出资支持，并由环境规划署与绿色和平组织支持。方案目标是推广各摊位贩卖点使用替代冷冻技术来冷冻食品和冷饮，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地球气候与臭氧层。可口可乐在运动会场设置了1000具冷饮设备，均是利用二氧化碳来当作冷却剂，如此一来，可减少氟氯碳化物（CFC）及氟氢碳化物（HFC）等臭氧层破坏物质的使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如果这项技术推广到全球规模，将可大幅降低冷饮业者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同时又可保障地球的臭氧保护层不被破坏。环境规划署在洛桑体育博物馆举行的“全球体育与环境论坛”（Global Forum Sport and Environment）国际会议上公布，都灵冬奥会期间排放的温室气体，有70%被抵消，创造了冬奥会新纪录。而随后举办的2006年德国世界杯更是超额抵消了该赛事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即德国世界杯通过在印度和南非的环保投资获得“碳抵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0万吨，而比赛期间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只有8千吨。

北京奥运的“碳中和”路径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是“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其中“绿色奥运”的口号不在局限于环保单个方面，而是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世界和平、公平竞争、科技进步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等方面寻找多元化的支撑点。在早些时候，北京《奥运行动规划》就明确对奥运会进行了整体的绿色规划。以《奥运行动规划》为指导，北京奥组委一直在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具体包括在北京奥运场馆的建设中，将能耗指标要求作为工程建设的附件纳入场馆建设施工；广泛采用太阳能和风能这两种“绿色”能源为体育场馆和奥运村供电；采用新型环保建材并通过废物的循环再利用以节约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

然而，北京奥运会要想更好实现绿色奥运的目标，仅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远远不够。北京奥运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奥运前期场馆建设以及奥运期间的交通和比赛场馆的运转，有数据统计，北京奥运会预计将吸引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前往北京所乘坐的飞机将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在参加北京奥运比赛过程中，平均每位运动员将向大气中排放约4吨的二氧化碳。

2007年10月25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做的一份评估报告―《北京2008年奥运会：联合国环境署评估报告》建议北京奥组委应该制定并实施一个“碳中和”方案，起码抵消由于举办奥运会而在中国产生的所有碳排放。

2007年3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开始推动一项“夺金路，碳中和”的全球活动，号召各国运动员为自己的碳排放买单。借此契机，北京奥运会可以尽快与世界环保组织合作开展“低排放”、“碳中和”活动，鼓励境内外参加奥运会的团体和个人，通过投资国内潜在减排项目或在自愿减排市场购买已核证的减排量达到自身的“碳中和”。把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和“碳中和”的理念纳入本届奥运会，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暂时无需承担强制减排义务，而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国一直在积极努力开展温室气体减排工作。恰逢此时，我们利用本次奥运会，在国内宣传和实践“碳中和”的理念，通过引入外资赞助的模式向国内具有减排潜力的项目进行投资：北京奥组委可以选择一家具有良好信誉的国际性银行、环保型能源企业或者是碳金融机构作为北京奥运会的碳减排信用额赞助商，由赞助商出资购买国内减排项目产生的碳减排信用额，并将这些碳减排信用额捐赠给北京奥运会以供“碳中和”之用。

采用这种全新的国际绿色体育赞助模式，可以使北京奥运会在现有节能减排的基础上获得提升；同时可以另辟蹊径，为国内的减排项目引入资金，推动我国减排项目的发展；另外，还可以通过北京奥运会这一盛大赛事的良好宣传和示范效应，推广“碳中和”理念，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引入国际减排合作机制促进我国减排项目的发展；最后，“碳中和”奥运会的举办将让国际社会看到我国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做的不懈努力，以缓解我国在后京都时代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谈判压力，带来名誉和利益双赢的局面。

第9篇：温室气体的特征范文

在当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尚未完全成熟的现状下，研究我国的碳排放会计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即怎样将各大企业碳成本实施内部化计量与碳排放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碳排放权交易对会计要素影响计量、确认。碳排放权具有以下特征：①可分割性。碳排放权在数量上可以进行不同额度的分割，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购买一定额度的碳排放权；②排他性。政府所颁发的碳排放权仅仅只确保了主体可以享受到对特定碳排放额度的处分、收益、使用和占有的权力，而其他个体将不在享受的权力之内；③可交易性，从经济学上讲，资源的交换价值主要体现在资源的稀缺性上，然而碳排放权是一种独立的产权，他的可交易性在碳交易市场上很容易得到体现；④稀缺性。由于大自然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从而导致了碳排放权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环境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一种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众消费品。然而部分企业和个人为了剥夺剩余价值，毫无节制的将二氧化碳等诸多温室气体排放到人类的共同家园里，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治理环境的成本却有全体社会成员一起承担，造成了外部不经济性。在低碳经济的推动下，碳排放权市场得到了逐步完善，使得碳排放权成为了可以进行交易的特殊商品。

二、碳排放权交易会计的确认、计量与记录

会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是用货币作为一种手段从而有效对各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系统、连续的反映，根据企业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以及财务状况从而对企业的财务收支、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碳排放权会计是在全人类倡导低碳经济的条件下而诞生的，它与传统会计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作为一种商品，碳排放权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和流通，影响着企业的资产等诸多会计因素，当前尚未准确定义碳排放权会计。一直以来会计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就是传统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和有决策有用观是当前会计的主要目标。与传统的会计相比，碳会计的诞生具有与众不同的时代意义，从我国当前的碳排放交易会计的环境来看，二氧化碳等诸多温室气体的排放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下是不可避免的。站在宏观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我国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就要求对国内温室气体的排放予以有效的控制，该过程中会产生碳排放权的管理，企业碳排放核算会计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对市场上的碳权交易进行引导，以便于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站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角度进行分析，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碳排放权会计信息对于外部使用者及企业管理者的投资与管理提供有用信息；另一方面，站在碳排放权交易会计自身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对于碳排放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的影响予以监督、核算，并能够将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经营状况等信息提供给使用者，对于其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参照作用。会计假设是会计环境中客观存在的，通过诸多分析、观察抽象出来的制约条件和基本前提，是对企业会计核算所处的手段、时间、空间等的合理假设，是会计报告、记录、计量和确认的基础。作为会计理论的一部分，碳排放权会计不仅应该具备会计的基本假设，在新型的会计领域内，还应该具备特殊性。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主要前提就是会计主体假设，碳排放权会计只核算本企业主体内部的碳排放事项以及本会计主体与其他会计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碳排放事项，同时还要注重不同代际之间享有公平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三、碳排放成本的计量与确认

碳排放成本核算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内容有：①对碳排放成本予以确认，一旦企业中的经济业务涉及到碳排放，需要依据一定的流程将费用确认为碳排放成本；②依据企业碳排放流程予以分析，对碳排放成本的原因与相关环节予以分析；③对碳排放成本的计量方法予以确定；④对碳排放成本的相关数据予以计量，并在报表中进行披露。在碳排放成本的确认过程中，需要能够满足下列的几个条件：①相关交易与企业的碳排放有关；②相关事项涉及碳排放的交易是否会导致企业的经济利益流出；③相关事项导致的经济利益流出能够可靠的计量，同时需要考虑是否能够对该项支出予以资本化。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温室气体协议书》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共同制定的，这是目前上国际公认的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计量标准，在该协议中，对碳成本核算的基本程序与计量标准予以了明确规定，如果能够对企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予以准确的计量，就能够对企业所要承担的碳排放成本予以换算。气压碳排放成本核算步骤为：①组织边界及运营边界的设定；②相关数据的收集与整理；③碳排放量的计算。在碳排放成本的计量过程中，常用的两种计量方法为：作业成本法与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的成本法。

四、碳会计信息披露

在碳会计信息的披露过程中，应该坚持下列的基本原则：①可靠性。在编制碳会计信息的过程中，应该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将与企业碳气体排放相关的事项作为主要依据，保证会计信息的无偏与中立；②注重企业成本效益。在披露碳信息的过程中，应当对披露成本与信息的使用价值予以考虑，防止由于信息的盲目披露导致效率低下；③谨慎性。企业要充分认识到事项与交易在性质及金额方面的重要性；④及时性。企业应该对已经发生的碳排放信息予以及时的收集与处理，保证其信息的时效性；⑤可比性。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类似的与碳排放事项应该相互可比；⑥可理解性，收集碳会计信息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应用，所以应该保证所有碳会计信息具有清晰明了的特点；⑦相关性，企业的碳会计信息应该与其使用者的决策相关。

五、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