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排放来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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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范文
能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两难境地，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应对、减缓气候变化。在现有理念和技术条件下，如果减少碳排放，就意味着它们要承担经济放缓甚至停滞的巨大成本。这无论从现实和道义上都讲不通。对于中国特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采取较积极的能源政策，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油气等清洁能源的比例，到了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仍占约60%。
本文将通过用一种新的角度对碳排放现状进行重新分析，提出系列创新理论来减少碳排放、加大碳固定，并以资源化高效利用来保证减排全过程的市场化动力，实现可持续的碳资源循环利用和经济的低碳发展。
一、碳排放现状成因的创新分析
现在学术界认为森林、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是有限的，只能吸收人类活动新增排放的很小一部分。但事实上，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和自然界本来已有的碳循环总量相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仅仅土壤碳呼吸过程中对环境的碳排放就达到3000～5000亿吨，是人类每年约500亿吨碳排放的8～10倍。在2010年时，这个比例曾经是12～16倍。每年全球由于毁林造成碳循环破坏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与同期化石燃料燃烧释放量相当，也能证明这一观点
我们也都知道，不论是陆生植物还是水生植物或藻类，都是碳水化合物，绝大多数植物的碳元素的唯一来源就是二氧化碳，植物每生成1kg干物质就要消耗二氧化碳约1.6kg。在进行无土栽培植物的过程中，只要营养液中有少量必要的无机盐，不需要任何有机物，也就是说不需要碳元素，就可以完全保证植物正常生长发育。那么我们在粮食作物种植的过程中施的有机肥为什么能促进作物生长发育呢？其作用主要是有机物在微生物作用下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热量。没有有机肥，作物不是不能生长，而是长不好，究其原因也是没有足够的二氧化碳来进行高效率的光合作用。试验研究表明，人类生产生活的环境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约在100～2000ppm（0.01%～0.2%）内，作物产量随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而提高。如果把二氧化碳浓度降到50ppm，光合作用就会停止。生产实践中发现，农业温室大棚中夜间二氧化碳气体因植物呼吸作用和土壤有机物分解释放的积累，达到较高水平，在日出前一般都在600～1500ppm之间，日出后作物开始光合作用，温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迅速下降，如果没有充足的补充，2小时左右二氧化碳浓度将降至100ppm以下，作物处于二氧化碳饥饿状态！
一般认为植物光合作用最适宜的二氧化碳浓度是800～1500ppm，温棚中喷施二氧化碳，将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从野外平均浓度200ppm，提高到1200ppm，即达到或接近我们办公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不同品种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和产量提高了60%～200%。也就是说提高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大大改善植物光合作用的条件，促进光合作用，改善植物的养分合成和加工。当然，也意味着植物固定二氧化碳的能力成倍增加。
显然，大自然植物的主要碳元素来源，不是依靠人类活动提供，植物吸收、再利用的碳元素主要来自其附近土壤因其含有的有机物分解，释放的二氧化碳。通过空气对流、扩散带来的二氧化碳只是占有很小的比例。即便是地球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上升50%，从280ppm达到现在的约380ppm，这个浓度还是难以让植物的光合作用有大的变化。因此，靠增加水生、陆生植物面积来大幅度增加环境固碳能力的思路是行不通的。
我们曾经到数个化工厂调研，这种工厂通常都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规模都达到每小时数十、数百吨碳排放。交流中，工厂的朋友都不约而同说到一个现象，工厂建成开工短短几年内，周边小环境、小气候发生很大改观，没有进行人工的特殊干预，不毛之地很快变得郁郁葱葱，风调雨顺。感觉植物非常容易生长、发育。我们分析，这应该就是二氧化碳“气肥”起到的“意外”作用。
因此，我们大胆的提出一个结论：自然界的植物碳汇的潜力是巨大的，远远大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排放。森林植被破坏能造成碳排放快速增加，而通过植树种草产生的碳固定效果则是缓慢和长期的。利用、影响、恢复碳循环来解决碳排放问题，远比通过减少石化燃料消耗、化学利用二氧化碳、直接物理存贮封存、增加森林植被面积吸收等方式更快速有效。
让我们把新产生的碳排放尽可能“捕集”起来，输送到海洋、森林、草原，农田、温棚里去，造成局部二氧化碳浓度大幅度增加，影响碳呼吸、碳循环过程，让植物固碳的作用成倍提高，同时也促进植物的快速生长，农作物产量也大幅度增加。实现低碳、减排、增效多赢的局面。
二、碳排放来源的创新控制
我们现在还有必要分析一下人类工业化过程产生大量碳排放的历史成因。即使到了今天，工业领域和人们日常生活中都把排放二氧化碳当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进行环境评价的时候，排放物里面如果没有特殊化合物，如硫化物、氮氧化物、粉尘即达到清洁排放的标准，排放物含有二氧化碳、水蒸气、热量其实都是局部环境空气的增量和干扰，也将影响局部环境指标，本应同样得到处理。
每个锅炉都有烟囱，煤炭燃烧后碳排放成为习惯，但是仔细分析一下，煤炭的燃烧过程是一个化学反应过程，在生成近4倍重量二氧化碳的同时，释放燃烧热。排放的二氧化碳其实是比燃烧过程释放的热更有价值的资源，目前市场批发价每吨高达500～800元，淘宝零售价更达到每吨一万元。化学产物的价值比释放的热能价值高2～3倍，人们长期以来都是抓了燃烧热这个“芝麻”，扔了燃烧化学产物这个“西瓜”。
造成这个结果也有其历史原因，倒退几十年，烟气中二氧化碳几乎无法回收，回收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用途，人类当时也没有减少碳排放的环境保护压力。但是今天则完全不同了，回收烟气二氧化碳的技术已经成熟，回收成本低廉，回收的二氧化碳用途广泛。人们也已经认识到碳排放对环境的危害，到了应该彻底处理碳排放、必须处理碳排放问题、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碳排放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再提出一个建议，对我们人类普遍使用的燃煤、燃油、燃气过程进行改革，让每一台锅炉、每台燃烧装置像化工厂的反应设备那样工作，既利用燃烧反应释放的热量，还要利用化学反应产生的化学产物，把化石资源的价值“吃光榨净”，在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同时，实现效益的大幅度增加，实现低碳、减排、增效的有机统一。
我们还提醒，对于那些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化工企业、大量碳排放企业，也许没有必要进行碳捕集，只要要求他们周围小环境加强植物培育，相信很快就可以和前面所说的化工企业一样，通过碳排放的“自产自销”，就地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环境友好的碳固定。而那些周围没有大量植被实现碳固定的碳排放企业、碳排放设备，应该加强碳捕集、碳回收，通过城市捕集、野外排放的空间转移、冬季捕集、夏季排放的时间转移，借助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高效率实现碳固定，同时实现直接、间接创造新的经济效益。
三、碳排放资源化利用的创新
目前工业领域的碳排放比较容易集中捕集，捕集的方法很多，每捕集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约合100多元人民币或更低。但近年来碳排放的资源化利用几乎没有大的突破，究其原因是理论界思想观念陈旧，需要进行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才能彻底改变碳排放资源化利用的现状。本文将以干冰作为一种动力转化介质入手，探讨一下碳排放资源化利用的创新。
多年来，有无数的科学家试图让二氧化碳能再次逆变成为某种“燃料”。这些人几乎都在化学逆向反应上做文章。但是这样的过程，都是需要能量，实现燃烧逆向反应也非常困难，而且除了考虑采用太阳能、模拟植物光合作用的方案以外，即便实现逆向反应，也只能算是对高品位能源的储能再释放，得不偿失。
近年来，我们通过对热机的工作原理进行再认识，提出“让热机冷下来”的观点。热机的本质是热量引起介质升温膨胀、做功，加热升温是手段，膨胀增压是目的。人们不应该将热机的工作温段僵化、固定在从常温到高温，而从低温升温到常温也会引起某种介质升温、膨胀，推动活塞、涡轮叶片运动做功，将常温、低温的热量同样转化为机械能。
二氧化碳是个很神奇的物质，常压下，它可以以-78.5℃超低温、固态的形式“干冰”存在；到了约10个大气压的环境中，二氧化碳又会变成液体流动便于输送。用干冰作为工质，可以吸收利用环境介质空气、水的热量受热气化，如果限制在一个封闭的容器中，就可以得到数十个大气压压力的常温二氧化碳气体。这个高压、常温的二氧化碳气体完全可以推动气动机械输出动力做功。由于热机的原理没有改变，热机也无需大的改动，只需要对现有的汽车稍加改进，就可以使得原来消耗燃料，工作在高温温段的发动机，改为利用超低温工质，撬动环境热能参与，让气缸内产生同样大小的膨胀压力来推动活塞，让发动机在常温温段继续工作。
改造前，汽车是带着能源物质，吸入不需要付费的环境空气，燃烧后释放的热量让反应后的混合气体升温、膨胀，高压高温气体的膨胀势能在发动机内转换为动能，带动车辆运动，做功后尚有余热的高温废气被排放到环境中；改造后，汽车是带着超低温的工作介质干冰，通过换热器，吸收不需要付费的常温空气的热量，汽化、气化，升温膨胀，最后是高压常温二氧化碳气体推动发动机运转，带动车辆运动，膨胀释放内能后大幅度降温的低温二氧化碳气体则被排放到空气中。这个过程已经在实验中得到验证。初步估算，让发动机输出同样的动力消耗的“工作介质”体积虽是原来燃料消耗的5～8倍，而综合成本是使用燃料时的近三分之一，相当于又回到了蒸汽机时代，不同的只是工质从水变成了干冰，热量的来源不是依靠燃煤，而是取自于环境空气或水等常温物质。
改装实验中还注意到，干冰首次气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吸热过程，也就是一个制冷降温过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冷源”，可以在提供动力的同时，为冷藏、冷冻运输设备提供大量冷量；为冷冻法海水淡化设备提供优质冷源。做功后，气体温度因为内能减少而再次下降，又达到-50℃或更低，还可以再次作为冷源输出冷量。
用于改造农用机械，在提供动力的同时，干冰气化后的二氧化碳也成为农作物的气肥，降低了农机使用成本，减少石化燃料消耗，还给农作物、农田施了气肥，一举数得。
冬季使用燃料燃烧供暖的时候利用新型可以回收制备干冰的锅炉回收烟气中二氧化碳，制作干冰的过程也实现燃料燃烧热量的高效率、最大化回收再利用。冬天没有植物，应将干冰储存起来；到了夏天，利用干冰吸热制冷，气化后高压二氧化碳气体推动汽轮机输出动力发电，最终排放的低压二氧化碳气体成为夏季植物的气肥，实现碳排放资源的跨时间、跨空间的高效利用、综合利用。
四、二氧化碳综合利用范例
本文提出解决碳排放的思路主要是设法通过大幅度提高植物生长环境周围二氧化碳的浓度，来充分发挥自然界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固定二氧化碳的巨大潜力来从根本上解决大气层二氧化碳气体积累、增加的问题。实现这个过程主要有碳捕集、碳运输、碳布撒等若干环节。其中碳捕集的有关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本文不再赘述。
二氧化碳的运输曾经是一个较大的问题，因为这个过程中是个消耗能源、成本较高，没有经济回报的过程。现在，利用干冰作为介质，吸收环境的热量，并通过热机转化为动力输出，解决了碳运输过程的高能耗成本的问题。运输过程中少量的消耗其实也实现了某种意义的碳肥“布散”过程。下面通过几个利用二氧化碳的应用范例，来进一步解释说明。
（一）干冰用于森林灭火
森林火灾时有发生，常用的灭火方法很多，但都是常规的手段。以水灭火为例，如果喷洒的消防灭火用水、灭火干粉没有直接喷淋到火源，则几乎不能发挥降温和隔绝空气的作用，即便有条件大量使用，灭火效果也不好。
以前限于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使用干冰灭火都是“高端消费”和“奢侈品”。但是到了今天，干冰容易生产、运输、储存，目前的成本也不高了，应该考虑大量采用干冰这个非常理想的灭火材料来实现森林应急灭火。采用干冰进行森林灭火，制作成一个个干冰炸弹，通过提前布设形成阻火带，通过定时、定温起爆，或者飞机空投，触地爆炸，或者巨型迫击炮抛射、近炸引信引爆。不管干冰是否能接触火源，只要炸碎的干冰颗粒布撒在火源附近、火源的上风口、火源的高处，都能迅速气化实现降低火场温度，隔绝空气阻止燃烧的作用。气化的二氧化碳就像一张巨大的“冷气毯”，覆盖整个火场，并且随着气流的流动自动流向火源，持续气化的干冰还能有效阻止火灾复燃，实现快速、彻底灭火。
最后残留在森林火场的二氧化碳气体，是森林很好的气肥，逐渐被周围的林木吸收，没有任何污染物残留，渗入地下土壤、水分吸收的二氧化碳气体，也有利于火灾现场的植被恢复生长，一举数得。人类使用水灭火，已经数千年历史了，今天该创新、改进一下了，该淘汰这种陈旧、低效率的传统灭火方式了，
（二）干冰作为动力介质
大型渔率在500马力以上，每小时消耗燃油数十公升。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油作为动力。固体二氧化碳（干冰）吸收海水的热量可以气化为50个大气压以上的高压气体，为远洋渔轮提供动力；这个过程中，约10公斤干冰相当于1公斤燃油，输出的动力相当于2～4千瓦时电力。吸热的过程还相当于制冷，提供的“冷量”可以用于冰冻海产品、淡化海水，这10公斤干冰同时累计可以吸收的热量，相当于0.5公斤燃油做功制冷的冷量。10公斤干冰气化过程还能同时淡化产生10公斤以上的淡水。综合估算干冰替代燃油的重量比为6：1，即干冰的使用量比燃油大6倍。而干冰的价格是燃油的十分之一或更低，因此使用干冰的成本是燃油的二分之一，而且实现了真正的“零”排放。
使用干冰作为动力介质，是一个非常好的环保、节能、增效的方案。首先采用的干冰是从其他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二氧化碳捕集制取而来，不是增量排放。使用过程中能量的来源取自于环境，没有消耗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尾气”增加了海洋、海平面的二氧化碳浓度，甚至可以直接注入水中，增加了水体的二氧化碳溶解度，促进海洋植物、藻类的光合作用，通过食物链促进了海洋生物、海洋水产资源的再生和恢复，实现安全、低碳、减排、增效、环境友好的综合效益。这种应用方案也同样适用于海岛、远洋货轮、邮轮采用。
我们现在的高铁的每一节车都叫动车，都有独立的动力系统，高铁的车头仅仅是控制室，反而没有动力，合在一起称为动车组。如果每节车厢都能携带5吨干冰作为动力工质，则在运行中可以提供500匹马的动力长达6～8小时。在列车进入人口稠密区域时使用电力牵引，行驶到旷野、草原、森林的时候切换到“干冰”介质的环境热能动力模式，既提供了一种清洁的动力，又实现了碳布撒、碳转移，强化、利用了绿色植物固碳能力，实现了绿色动力。
这些绝非科幻，具体实施过程不存在理论障碍和技术壁垒，推广应用就在眼前。马戏团里表演的大象，都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小象很调皮，故常把小象拴在木桩上。由于小象力量小，经过很多次试验，它都无法将木桩拖出来，时间久了，只要把小象拴在木桩上，它就知道自己无法挣脱，也就会很安分了。小象长成了大象，力大无穷，可以轻松拔起一棵大树，但却能很老实地被绳子拴在木桩上。因为从小的经验告诉它们，木桩的力量比自己大，是唯一可以拴住自己的东西。
基础科学理论确实已经发展完善，但是我们是不是还存在对理论的认识偏颇或惯性思维？应用科学理论和历史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早期提出并沿用至今的一些应用理论肯定存在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和不足。《国际歌》有一句歌词唱得好：“要冲破思想的牢笼”。而一旦冲破思想的牢笼，走出思维定势，甩掉那根“木桩”，我们的潜力将会得到极大释放，将会创造各种奇迹。
五、后记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开始作者的思路是为了解决温室气体对环境的影响，而“科学家们”特别是掌握先进科技手段和话语权的国外“专家”们“一致”认为二氧化碳、水蒸气、臭氧层破坏是造成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南极冰川消融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一个意外的结论出现了，碳排放真的是造成气候异常的主要原因吗？
第2篇：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范文
Sanchez-Chofiz和Duarte（2003）利用垂直集成法和投入产出模型对西班牙的出口贸易和隐含碳排放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班牙极大部分的二氧化碳是西班牙在生产满足国内外需求时产生的，在其国内的各个产业之间也存在非常明显的污染交换，并且为了满足国内消费，也使得该国家进口了大量的隐含碳，从而使得西班牙的进出口贸易碳排放趋向于均衡.Peters和Hertwich（2006）对挪威对外贸易的研究中使用了包括反映区域技术差异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挪威因对外贸易产生的国际的污染物转移，虽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仅仅占挪威进口量的10%，但是这10%所带来的污染却占了对外贸易中污染的一半；其次，对外贸易中进口部分带来的二氧化碳量占挪威国内排放量的67%.本次研究使用的方法相比于以前的方法提高了准确度，对于处于不同技术水平、能源结构的地区和国家，得出的结论和挪威相比，能够发现后者将会大大的低估挪威的碳排放量.对于丹麦的研究也表明，碳排放量会产生1%~4%的低估.Ackerman（2007）使用日本政府编制的1995年日本-美国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日本、美国两国之间贸易中的隐含碳量，研究结果表明因两国减少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而减少的碳排放总量大约占两个国家总排放量的4%.与美国相比，日本相对应的部门或者产业的碳排放量仅仅为美国的十二分之一，但是，美国的碳排放量较高的部门对其国家的净出口有小但是显著地正影响，因此，当美国工业与日本处于同一技术水平的时候，该产业将减少至少一半的碳排放量.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伴随着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引起了许多国内学者的关注.齐晔等（2008）通过投入产出法，使用完全消耗系数，两位学者按照日本的碳强度对中国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乐观估计，发现中国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量12%~14%，该比例在2002年迅速增加，到2006年达到了29.28%.魏一鸣等（2008）估算出2002年中国因出口贸易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13亿t，超过中国一次能源利用碳排放量的30%.Wang和Watson（2007）研究发现2004年中国的净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为11.09亿t二氧化碳，占中国2004年碳排放总量的23%.Li和Hwitt（2008）利用环境投入产出表，对中英两国的双边贸易对两国以及对全球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英国在两国贸易间获得了碳排放量的转移，而中国却因此而增加了更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到了当年英国碳排放量的19%，全球的0.4%.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发现虽然各个学者和专家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运用的具体指标以及数据也有差别，但是殊途同归，能够得到一个类似的基本结论，那就是出口贸易是影响国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试图在一个分析框架内从实证方面系统论证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1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1.1模型设计经济学认为，只要是生产产品，无论是本国消费还是出口到国外，都会有不等的能源消耗，从而会产生或多或少的碳排放.其中含量最多的主要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该气体不仅会对本国的国民生活产生影响，还会促使全球气候变暖.因此，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应该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并且该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为了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以公式（1）为基准，将三者统一在该公式之下。根据上述公式，对其部分符号进行如下说明：如果估计出来的β1为正，表示出口贸易具有“增排”效应，意味着出口贸易的碳排放具有转移效应，假说成立；如果为负，说明出口贸易具有“减排”效应.根据对我国对外贸易现状的理解，由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以及粗放模式下的影响，理论预期β1为正.β2符号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情况，这也是EKC模型中的论断.如果β2为正值，说明经济增长具有“增排”效应，反之，则具有“减排”效应.
1.2数据说明本文主要使用3组数据，分别是GDP、碳排放量以及出口贸易额.其中出口贸易额和GDP分别如表1和表2所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碳排放量的数据计算主要是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中国1991—2013年消耗的能源总量根据公式（2）进行计算得到.式中：C是碳排放总量，X表示能源消费总量，Si表示i种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所占份额，Fi表示第i种能源的排放系数（强度），即消费单位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各能源排放系数煤炭为0.7476，石油为0.582，天然气为0.4435.中国1991—2013年能源消耗量如表3所示，碳排放量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公式（1）中lnCt、lnEt、lnGt数据如表5所示.
1.3实证检验结果
1.3.1单位根检验如表6中的数据，列示了AD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与其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数据显示，lnC、lnE、lnG在原始数据以及一阶差分下不显著，二阶差分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3个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
1.3.2JJ协整分析协整特征根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无论是协整检验的特征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其对应原假设None的检验统计量均大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这意味着可以在9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假设，说明lnC，lnE和lnG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中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误，估计方程的似然值为104.0275.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出口贸易的系数为0.036，即出口贸易增加1个单位，则碳排放量增加0.036个单位；同理得出，中国GDP的增加未必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这说明中国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脱钩”发展的.
1.3.3因果关系检验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lnC，lnE和lnG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表9所示.由上表可以看出，出口贸易是碳排放以及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出口贸易的增加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也同时带来了负面后果，中国的碳排放量也在随之增加，进而表明了中国成为了碳污染和排放转移的对象.同时，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则进一步印证了JJ协整分析的结果，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发展.
1.3.4脉冲响应分析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通过建立VAR模型得出lnC、lnE、lnG之间互相的作用关系以及它们对自身的影响.由图1可以明显看出，GDP对于自身的影响力小于碳排放量对GDP的影响力，GDP对于出口贸易的变化发生的改变最为的迅速，但是在第二期速度开始变缓，再稍微增加之后，开始降低，这说明了在国民经济大量依靠对外贸易的情况下，经济体系会变得不够稳定.碳排放量则是跟随者GDP的增加而持续的增加，并且将会在后面的期间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碳排放量对于自身的影响则是在前六期处于上升阶段后面处于下降阶段，出口贸易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为明显，说明我国部分出口贸易额是由造成大量的碳排放来产出产品获得利益的.出口贸易额对于自身的影响在前三期处于波动阶段，先减后增，然后趋于稳定，而GDP和碳排放量的变化在第一期就是出口贸易额发生变化，而后不断增加.
2结论及建议
从上述检验中可以发现，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得到的公式也可以观测到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36和-0.527.从而可以得出结论，在长期发展中，出口贸易是导致碳排放的主要原因，由于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为正值，从而说明当我国的出口贸易每增加1%，则相应的碳排放量增加0.036%，也因此证明了我国“转移排放”以及“污染天堂假说”这两个结论的正确性，并且也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大致相似.但是，经济增长在实验结果中显示并未对碳排放产生显著的加速作用，相反却会减少碳排放，因而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温室气体的减排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可以归结到“气候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要由发展来解决”这一结论.三者间的因果关系中，出口贸易是其余两者的Grander原因，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的Grander原因，与上述结论有类似的一点就是经济增长不是造成碳排放的直接原因.因此，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得出如下结论，我国作为世界较大的经济体，出口贸易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使我国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但是，经济增长却没有确实的证据导致碳排放的增加.
第3篇：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范文
关键词：火电企业；温室气气排放；减少
中图分类号：X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12-03
一、我国火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状态中，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各种环境问题也应运而生，并显得日益严重。其中，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有关数据显示，在我国有近8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煤炭的燃烧，而50%左右的煤炭是用于火力发电，在火电企业中绝大部分是利用燃烧煤炭来进行发电的。因此，怎样减少火力发电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实现“十二五”计划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的目标，成为当前我国节能减排的重点之一。由于火电企业燃煤量的比例之大，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我国火电企业实现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举措。
图1中的数据是利用火电企业供电耗煤量，根据马宗海（2002）提供的计算温室气体排系数的方法：
其中，根据经验，发电运行量占比大约为78%。
根据上述公式算的火电企业排放系数如图1。从趋势图1可以看出，我国火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在逐渐减少，即生产单位千瓦时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在不断的减少的通道中，但离“十二五”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关于怎样减少火电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刘丽娟等（2012）通过建立火电企业的节能减排系统动力学模型，对火电企业节能减排进行分析，并用实际例子模拟调控不同参数对体统的影响，为政府实施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了参考。冯明等（2010）以节能减排信息化应用的共性需求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种新的节能减排信息化框架，并对关键技术进行的进一步的展望。这些研究给我国火电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也有学者提出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水电、风电及核电在电力产业中的应用，以降低火力发电的比重，从而减少煤炭消耗，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虽然其他来源的电能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且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由图2可以发现，在近10年中，我国火电企业发电量的比重并没有减少，始终保持在总发电量的80%以上，火电发电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动摇。因此，在调整电力产业结构的同时，开发水电、风电等从长期而言具有战略意义，但就目前在火电企业发电量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直接减少火电企业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依旧是当前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解决当前温室效应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二、火电企业信息化减排构架
企业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此时主要用于数据的基本处理和分类等。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计算机用于企业管理的探索阶段，企业管理的信息化概念逐渐被提出，针对发电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只是刚刚涉及，并没有被完整的提出。从上世纪末开始，大量的发电企业纷纷建设各自的管理信息系统，从而大量的节约了搜集数据的成本，劳动生产率也有了很大提高，降低了运行工人的劳动强度。
图1所显示的单位千瓦时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在不断减少这一趋势，一方面原因是由于燃烧技术、热电转化技术以及电传导技术的提高。但技术的发展终究会遇到一定的瓶颈，此时优化整个生产、管理和营销流程成为重中之重。信息化的出现使的火电企业优化了内部资源配置、提高了完成信息加工处理和能力，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图3给出了火电企业信息化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构架图。火电企业的信息化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建立生产控制信息化系统。该系统包括设备管理系统、运行管理系统、任务管理系统、生产技术管理和安全监察管理系统。通过该系统，火电企业的运行和管理人员可以监测到大量发电机组实时数据，掌握系统运行动态，自动的对各种动态指标进行统计，同时也为之后提出进一步优化方案提供数据支持，为提示各种定期工作，记录各种日志的检查提供方便；对设备进行技术监督，及时掌握各类设备的技术状况，为预防性检修提供科学依据；在完成主要的功能之余，也可以辅助管理人员对安全工作进行指导、统计和考核。更重要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建立可控制生产流程的系统，可以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从非技术角度促使工艺优化、降低能耗。这种优化往往比直接改进技术要更有效果。如在企业制定的生产指标和生产计划中，通过作业计划、作业标准、工艺指标等自动控制系统，在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汇总、分析，促进火电企业在发电过程中的中提优化和全面控制，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该系统可以对与电厂的设备维护和维修工作紧密相关的主要业务过程进行管理，从而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及可利用率。总之，该系统优化了在发电过程中的工艺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物料损耗，最终有实现直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的目的。二是建立生产计划、目标和资金管理系统。该系统从企业管理的整体角度出发，着力于生产计划、目标和资金的管理，强调事前计划和事中控制。火电企业借助该信息系统，可以平衡在有限资源、煤炭价格变化和社会需求等多方压力下的生产计划，达到一个企业的优产目标。同时在优产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中，可以更加合理的使用有限的资金，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信息化手段，合理地对企业的各种资源进行配置，最终可以间接达到减少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三、火电企业信息化建设自身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火电企业信息化建设后会对该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有着积极的作用已经显而易见，但是，在信息化平台的建设过程中也会产生能源损耗，并排放温室气体。因此，火电企业进行信息化建设，一方面增加了火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发电工艺中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缺陷，对于全球变暖而言，它是一把双刃剑。火电企业信息化建设是否具有经济性，也是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最新研究表明，信息行业基础设置建设及相关产品制造越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2.5%。同时，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推进协会（GeSI）了《智慧2020：建立信息时代的低碳经济》报告。报告中指出，到2020年，全球碳脚印将达到51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有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本身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14亿吨。但是，通过其他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可以使总排放量减少78亿吨，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15%，这是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本身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的5倍以上。从该报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虽然信息化建设本身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但其企业有效地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可以大大减少其他行业温室气体的排放。火力发电是我国电力的主要来源，本身具有很大的规模效应，很多生产工艺过程和数据采集等只通过人工管理很难达到最优水平，信息化建设可以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代替人工管理，不仅能达到减少人工成本的目的，还能是温室气体排放处于实时监控之中，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比小规模行业更好。
四、火电利用企业信息化减少温室气体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虽然信息化建设可以优化企业生产工艺与生产管理，但该系统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国外已经有了比较先进的信息化系统，但我国对其建设还需要不断的探索，最终找到适合我国火电企业的信息化构架。在这条利用先进技术的曲折道路上，也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一）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我国火电企业信息化建设要求遵循“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三统一原则，同时信息化所建设的生产控制信息化系统和生产计划、目标和资金管理系统是领导决策层管理思路、管理理念一起工程师的具体实现，领导层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节能减排理念也会在信息化系统建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所有信息化系统从规划、调研、分析、设计开始，必须得到企业相关领导的重视和参与，领导层对于企业管理的认识和对未来发展的把握，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与执行力度，决定了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水平和发挥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效能的大小。同时，信息系统的建设对整个企业的管理会带来岗位的调整、工艺流程的转变，这些都需要领导层的大力支持再能得到坚持不懈地贯彻。
第4篇：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水平；碳排放；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因果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0-67 -03
引言
气候变暖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明显受到国际减排压力。
对经济发展、城市化与能源资源利用、温室气体排放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可归为以下几类：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还会保持快速增长（刘霞辉，2003）。中国现阶段城市化进程虽然实现了较快发展，但却面临较为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张红凤等，2009；涂正革，2008）。林伯强等（2009a）以及何晓萍等（2009）指出，通过在农业部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体系及居民生活的影响，城市化带动了能源消费的快速且大幅上涨。
Parikh和Shukla（1995）利用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利用问题，并针对如何避免这期间的温室气体 过量排放提出政策建议。王锋（2010）研究了1995～2007年间中国CO2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林伯强等（2007，2009b）预测了中国煤炭需求增长带来的CO2排放量的增加及中国CO2排放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本文基于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建立了中国碳排放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长期的稳定关系，并得出了城镇化水平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因果原因的结论。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一）碳排放量CU的估算
关于碳排放量的计算，用中国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代替能源碳排放量并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Q=∑Ei×Fi
其中， Q为总的碳排放量； Ei为i类能源的消费标准量；Fi为i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通过查阅有关文献，收集有关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并进行比较计算， 最终取平均值确定为各能源消耗碳排放系数（见表1）。
（二）城镇化水平UR
城镇化水平是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此处用中国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来表示，即城镇化率UR=城镇人口总数/全国人口总数。
城镇化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影响：
1、能源消费增加，20世纪全球的能源消耗量增加了16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了10倍。全世界大部分高碳排放国家的能源消费量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趋势显著相关。
2、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城市的迅速扩张会导致土地利用方式或覆盖面遭受重大的变化，进而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碳排放： 一是城市扩张会带来更多的工业及服务业碳排放、产品消费碳排放及使用原材料带来的间接碳排放； 二是城市扩张还会促进地类转化带来非工业化碳排放， 如森林或草地转化为城市建筑用地， 而建筑用地是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
3、城市代谢的增加，城市代谢是将物质、能量、食物等输入城市系统， 并将产品和废物从城市系统中输出的过程。城市代谢的增加意味着城市足迹区面临着较大的环境资源负担， 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不断增加。另外， 从人口消费角度来看， 城市家庭的碳排放要高于农村家庭。
二、模型建立及检验
采用协整分析模型研究中国碳排放量和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
Granger（1988）指出： 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是无效的。由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过程可描述为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变量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一）变量单位根检验
由表2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CU与LUR都是非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的，所以它们是一阶单整的。
（二）变量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若它们是同阶单整的，则变量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 即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关系）。通常有两种方法用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一种是EG两步法，一种是Johansen 极大似然估计。若采用EG两步法，则样本容量必须充分大，否则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将是有偏的，而且样本容量越小，偏差越大。因为本文中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相对较小，故为克服小样本条件下EG两步法参数估计的不足，所以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对LCU和LUR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由表3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LnCU、LnUR两个序列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对应的协整方程为：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变量的t统计量，则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各变量均是显著的。并且通过Eviews5计算得出：变量LCU和LUR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795，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以上的协整方程可以代表碳排放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在这种均衡关系中，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弹性是1.63， 即城市化率每增加1%，碳排放增加1.63% 。
（三）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分析表明，我国碳排放量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不能确定二者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
由误差修正模型可知：
在短期内碳排放的波动D（lcu）受到其自身滞后一期的影响，滞后一期的碳排放每增加100%，则当期的碳排放平均增加33.8%。
在短期内碳排放的波动D（lcu）受到城镇化率的滞后一期的影响，滞后一期的城镇化率每减少100%，则当期的碳排放平均减少212%。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LUC和LUR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构成何种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分析。该检验的判定准则是： 以输出结果的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根据P值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概率。如果统计量的P值小于0.05，表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即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格兰杰因果关系成立的假设；若P值大于0.05，则相反。本文选择5%的显著水平，P值取滞后两期。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来分析，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UR是LCU的格兰杰原因，而LCU不是LUR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果分析
（一）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量成正相关，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795。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碳排放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从长期来看，中国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为2.75，说明城市化是导致中国碳排放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中国为了达到现代化水平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刚性且快速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也无法改变，碳排放仍将快速增长，即使是逐步降低碳排放增量，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四、对策建议
（一）中国的低碳转型战略和减排政策选择只能从控制碳排放增量入手，也就是说，中国的低碳转型必须兼顾阶段性发展特征，谨慎选择碳减排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
（二）作为国际上碳排放总量和增量都是最大的国家，其碳减排的国际压力日益增大，而所处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又使得碳减排非常困难。因此，如何在充分认识城市化率和碳排放的关系上制定现阶段的碳减排政策，是中国政府最为紧迫的任务。
（三）降低碳排放，加强碳管理不一定会阻碍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通过采用低碳强度的交通系统、使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塑造健康文明的消费文化等措施来实现城市的U型反转 ，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缓解城市化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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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课题组.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能源需求暨碳排放情景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
第5篇：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范文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coal bed methane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se status in China are introduced and the industry's prospect is looked ahead.
关键词:煤层气;开发;利用
Key words: coal bed methan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TD9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6-0024-01
0引言
煤层气俗称“煤矿瓦斯”,是煤系地层中以腐植质为主的有机质在成煤过程中形成,并以吸附和游离状态赋存于生气源岩(煤层、炭质页岩、泥岩等)中的自储式天然可燃气体,是与煤炭伴生、以吸附状态储存于煤层内的非常规天然气,热值是通用煤的2～5倍,主要成分为甲烷(CH4),还有少量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及氧化氮等气体,发热量为30～40MJ/m3,与油田伴生气和气田天然气一样均属高热值的可燃气体,在燃烧中基本上不会产生烟尘,二氧化硫排放量也比煤炭燃烧低得多,可以说是一种洁净、优质、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的新能源。煤层气作为气体能源家族三大成员之一,与天然气、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探开发一样,在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我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急需高效洁净的替代能源。现在,我国每年天然气、太阳能、风能及其他可再生型能源的使用量已相当于300万吨煤炭的能量,但这仅仅占中国整个能源消费量很小的份额。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能源需求量将继续增加,而煤炭仍将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要能源。同时,我国将加大力度改善能源结构,增加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可能地减少环境污染。煤层气作为一种新型的洁净能源,对它的开发和利用将产生多重效应,即具有降低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瓦斯爆炸事故的安全效应、减少有害气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的环保效应、具有商业价值,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1我国煤层气资源的分布
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是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的世界第三大煤层气储藏国。据煤层气资源评估,我国埋深2000m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36万亿立方米,并且主要分布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其中,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南方地区和东北地区赋存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分别占全国煤层气地质资源总量的56.3%、28.1%、14.3%、1.3%。1000m以浅、1000～1500m和1500～2000m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分别占全国煤层气资源地质总量的38.8%、28.8%和32.4%。全国大于5000亿立方米的含煤层气盆地(群)共有14个,其中含气量在5000～10000亿立方米之间的有川南黔北、豫西、川渝、三塘湖、徐淮等盆地,含气量大于10000亿立方米的有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沁水盆地、准噶尔盆地、滇东黔西盆地群、二连盆地、吐哈盆地、塔里木盆地、天山盆地群、海拉尔盆地。
2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
由于我国煤炭资源比较丰富,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将作为主体能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与煤伴生的煤层气资源也将随着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及清洁高效的特点成为重要的替代能源。
煤层气的释放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煤炭井下开采过程中的释放;二是露天开采过程中的释放;三是煤炭的洗选、储存、运输及燃烧前粉碎等过程中的释放。据测算,我国煤炭开采、加工、运输过程中每年释放瓦斯约150亿立方米,每年在采煤的同时排放的煤层气在130亿立方米以上,合理抽放的量应可达到35亿立方米左右,除去现已利用部分,每年仍有30亿立方米左右的剩余量,加上地面钻井开采的煤层气50亿立方米,可利用的总量达80亿立方米,约折合标煤1000万吨,如果用于发电,每年可发电近300亿千瓦时。煤层气的开采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地面钻井开采;二是井下瓦斯抽放系统抽出。通过地面开采和抽放后可以大大减少风排瓦斯的数量,从而降低煤矿对通风的要求,改善了矿工的安全生产条件。地面钻井开采方式,国外已经使用,我国有些煤层透气性较差,地面开采有一定困难,由于过去除了供暖外没有找到合理的利用手段,所以未能充分利用,而使抽放瓦斯绝大部分被排入到大气中,将煤层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其温室效应约为二氧化碳的21倍,对生态环境破坏性极强。
目前,我国加大了对煤层气的开发力度。到2010年,我国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3000亿立方米;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量100亿立方米;建设煤层气输气管道10条,设计总输气能力65亿立方米;重点建设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源两大煤层气产业化基地。
我国的煤层气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利用率并不高,主要用于民用和工业用燃料、发电、汽车燃料、生产炭黑等,化工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今后,中部地区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将是煤层气的主要消费市场。“十一五”期间,煤层气的首选市场主要在山西、北京、天津、河南、河北等省市。在满足中部地区煤层气资源需求的前提下,富余的煤层气还可并入西气东输管网,输往长江三角洲地区。
另外,井下煤矿瓦斯利用市场潜力也很大。我国煤矿大多分布在偏远地区,广泛采用煤矿瓦斯作为居民生活燃料、发电和工业锅炉燃料,对保障矿区和周边地区的能源供给,改善消费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第6篇：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范文
摘要 根据IPCC 2006和《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结合秦皇岛市实际状况，总结分析了城市不同管理部门管辖范围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其中涉及的城市管理部门包括工业、电力、交通、油气田管理、煤炭工业管理、城建、居民、商业、林业、城管、环境保护等多个城市管理部门，并重点讨论了上述城市管理部门在低碳城市创建中的管理要点和策略。
关键词 低碳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碳排放；秦皇岛
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重危机和挑战。为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危害，世界各国开展了长期的研究与实践。2003年英国首先提出低碳理念，此后低碳发展模式在各国不断深入应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低碳指的是较低的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一种气体是二氧化碳，此外还有甲烷、氧化亚氮、六氟化硫、氢氟碳化物和全氟化碳（《京都议定书》规定），IPCC 2006以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牵头组织编写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也均以上述6种温室气体进行统计。在低碳城市创建中，很多城市只是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统计项。本文以上述6种温室气体作为低碳城市创建中需要重点关注和减少排放的对象来展开讨论，提出基于温室气体清单的低碳城市管理策略。
当前，低碳相关的研究除“低碳城市”外，还有“低碳经济”、“低碳生活”、“低碳旅游”、“低碳农业”、“低碳建筑”、“低碳金融”、“低碳社区”等。然而一个城市的发展包含了经济、生活、建筑等各个方面，单从“低碳经济”、“低碳农业”、“低碳社区”中任何单个方面都无法实现低碳城市的成功创建。低碳城市的管理也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仅仅靠某方面的宣传来开展低碳城市的创建。低碳城市创建过程中的城市管理，应该在摸清各个管理部门管辖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来源的前提下“对症下药”，各个政府部门分工负责、协调合作，用一种高效率的低碳城市管理策略来开展低碳城市的创建和管理。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源及对应管理部门分析
本文根据IPCC 2006和《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结合秦皇岛市实际状况，总结分析了城市不同管理部门管辖范围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如表1、续表1所示。其中涉及以下11个城市管理部门：工业、电力、交通、油气田管理、煤炭工业管理、城建、居民、商业、林业、城管和环境保护部门。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主要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煤炭开采逃逸、油气系统逃逸、生物质燃料燃烧、森林采伐或毁林排放、城市固体废弃物和废水处理排放7个生产活动。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农业和畜牧业也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但因本文重点讨论城市区域的低碳城市管理，暂不涉及农村区域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城市不同管理部门管理策略分析
当前我国的低碳城市创建工作和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工作，多由城市的发展和改革等相关部门牵头组织实施。政府部门可在宏观层面上，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能源消耗；调整能源结构，加大绿色能源比重等措施来实现低碳发展。本文重点从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的角度出发，将低碳城市建设细化到各城市管理部门，研究在城市现状下，如何开展低碳城市的创建和管理。
工业部门
根据1994年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我国工业活动引起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社会各活动排放总量的90%以上，工业部门的低碳管理，是低碳城市创建和管理中的重头戏。工业活动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化石燃料的燃烧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90%，其排放量主要受燃料类型、消耗量、碳含量以及燃烧的充分性等因素影响：二是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包括水泥生产、石灰生产、钢铁生产、电石生产、己二酸生产、硝酸生产、铝生产、镁生产、电力设备生产、半导体生产、HCFC-22生产、HFC生产等，其排放量与工艺过程紧密相关。
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阶段我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强度均处于较高水平，能源利用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问和潜力。对于工业部门，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应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制定能源技术政策，引导工业行业降低单位产品能耗，使用清洁、可持续能源系统；优化产品生产工艺，减少工艺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低碳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调整。
从手段上，工业部门可联合相关行业协会和科研院所，开展提高化石燃料利用率、提高燃烧充分性、寻求低碳燃料替代解决方案等方面研究，开展节能减排典型示范，通过行业指导加强管理，进而减少和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交通部门
交通运输业的特性决定了其能源结构以汽油、柴油和燃料油为主，这些化石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产生温室气体。其中主要来源为公路运输，影响因素有机动车保有量、机动车年运行公里数和机动车百公里油耗。
交通部门的低碳城市管理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人、货、车、路等不同影响因素全面采取措施，构建长效机制。第一，从人的角度，交通部门需要联合居民生活部门，加强节能减排宣传，提高市民的节能意识，多多选用现代通讯手段办公，减少出行频数，通过制定实施相关经济政策，提高私家车使用成本，引导居民更多地选择低碳出行方式。第二，从货的角度，细化货运市场，实现货运专业化规范化，提高装卸效率、减少货损货差、保证运输质量。第三，从车的角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使用节能型交通运输工具。第四，从路的角度，加强综合运输网络建设，推进节能型运输方式发展，提高运输中转效率，实现无缝衔接。
就手段方面而言，交通部门需要完善并落实低碳交通相关法规，加强低碳城市和低碳交通宣传，强化企事业单位用车低碳节能监管，科学规划交通路网。
电力部门
中国电力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超发达国家和全球平均水平，在温室气体减排上有巨大潜力。电力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由火力发电厂燃煤产生，其排放量与火电装机需发电量、燃料利用率等因素有关。
目前我国的电力能源结构还是以煤电为主，所以电力部门的低碳城市管理，在积极寻求清洁发电技术、提高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之外，还是要以煤电的高效化和清洁化作为低碳管理的重点。比如以超临界、超超临界为代表的高效发电技术，以增压流化床联合循环、热电联产等为代表的清洁发电技术，以及碳捕获与埋存技术等。以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为例，目前平均供电煤耗为315克／千瓦时，比全国平均供电煤耗低30克／千瓦时。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电厂的碳排放强度，满足低碳排放的要求。
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和油气田管理部门
煤炭工业和油气田工业温室气体排放主要由化石燃料燃烧和开采逃逸引起。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和油气田管理部门要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优化生产布局，强化工序节能。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管理部门要充分重视科技创新，建立创新发展的政策和激励机制，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通过优化工艺减少化石燃料燃烧量。
对于煤炭开采加工引起的甲烷逃逸量，主要与甲烷的利用量有关。煤炭工业管理部门的低碳城市管理，应重视煤炭工业管理水平，重点关注煤矿瓦斯的综合利用，减少逃逸量。
对于油气田系统的甲烷逃逸，油气田管理部门应优化油气田开采工艺，优化油气系统，减少逃逸量。
城建部门
城建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由城市热力供应、建筑业的化石燃料燃烧，以及市政基础设施用能引起。城市热力方面，应从提高燃料利用率，寻求清洁供暖技术、提高建筑物保温性能等方面着手。
伴随着我国当前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建筑领域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也在快速增长。从相关建筑材料生产到建筑竣工使用，即使不考虑建筑运行能耗，建筑业总能耗占社会能耗的比例也较大。在建筑业方面，城建部门应以建筑节能减排为重点，坚持节能减排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发展绿色建筑，从而减少建筑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市政设施用能方面，城建部门应重点考虑低碳节能设施建设，比如节能公共照明等方面。
居民生活部门
居民生活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包含居民烹饪炉灶化石燃料燃烧、居民用车化石燃料燃烧，以及居民生活用能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居民的消费水平、环保意识有关。居民生活部门的低碳城市管理，应该重点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选用低碳节能家电及灶具，节约用能，低碳出行，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商业部门
商业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主要为服务业中的化石燃料燃烧（含用车）、生物质燃料燃烧（如木炭烧烤），以及商业用电方面。商业部门的低碳城市管理应依靠政府及相关行业协会、商家以及消费者三方的力量共同推动商业部门的温室气体减排。商业部门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推广清洁能源，加大宣传教育，推动商家间温室气体减排借鉴，推行低碳认证等方式实现商业活动的温室气体减排。
林业部门
林业包含温室气体的排放和温室气体的吸收。森林砍伐或毁林引起林木燃烧产生二氧化碳，同时减少森林面积引起温室气体的吸收减少。林业部门的温室气体管理应该从增加森林和绿化面积，减少森林砍伐和毁林方面着手。
城管部门
城管部门管理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由生活垃圾填埋、生活垃圾焚烧、医疗废物焚烧、生活污水处理等方面产生。城管部门的低碳城市管理，应从加强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综合利用填埋场填埋气；大力推动废物焚烧发电并并人国家电网；推动污水处理甲烷回收利用等方面着手。
环境保护部门
在温室气体清单中，涉及环境保护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危险废物焚烧和工业废水处理。环境保护部门的低碳城市管理，应该重点关注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包括酒业生产）、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医药制造业等厌氧处理工业废水产生的甲烷回收及利用，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同时，环境保护部门作为对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势必肩负着协同以上多个政府管理部门开展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重要使命。环境保护部门应该加强对以上各个管理部门管辖范围的各种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的监督指导，使各个管理部门间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城市温室气体减排，完成低碳城市的成功创建与有效管理。结语
低碳城市是我国城市化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决定中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成效的重要因素。创建低碳城市，把低碳理念融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之中，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减缓气候变化。创建低碳城市需要重视和发挥城市各个管理部门的重要作用，举城市政府和部门之合力，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宣传和普及低碳理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减缓气候变暖。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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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康重庆，周天睿，陈启鑫．电力企业在低碳经济中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J]．能源技术经济，2010 (6)：1-8．
第7篇：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范文
目前，工程建设碳排放计量尚无通用的国际或国家标准，可参考产品碳计量标准进行工程建设碳排放的计算。如ISO/CD14067、英国PAS2050:2008规范以及IPCC国家温室气体(GHG)排放清单指南等，这些规范在碳排放的范围核算和计量方法上都较为成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对现有规范和参考文献进行总结，得到工程建设领域可借鉴的几种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1)实测法。通过标准连续计量设施对现场燃烧设备有关参数进行实际计量，得到排放气体的流速、流量和浓度数据，据此计算碳排放。实测法结果较为准确，但耗费的人工和费用成本较高，一般应用于量大面广的碳排放测量。
(2)投入产出法。投入产出法又称物料衡算法，它的原理是遵循质量守恒定律，即生产过程投入某系统或设备的燃料和原料中的碳等于该系统或设备产出的碳。投入产出法可用于计算整个或局部生产过程的碳足迹，但其无法区别出不同施工工艺和技术的差异，且获得结果的准确性有偏差。
(3)过程法。过程法在工程建设领域又叫作施工工序法。它是基于产品生命周期整个过程的物质和能源流动消耗来测算碳排放量，其思路是将施工阶段进行划分，列出分部分项工程的机械清单，然后用单位量乘以量就得到各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碳排放。过程法简便易行、精确性较高，但基于过程的物质和能源消耗数据不易获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
(4)清单估算法。清单估算法采用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公布的《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计算碳排放，主要原理是用各种能源的实际消耗量乘以碳排放因子加总得到总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因子指生产单位产品所排放的CO2的当量值，根据正常作业及管理条件，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艺和规模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加权平均得到，可在相关数据库中查得。清单估算法简单可行、应用面广，关键是要确定温室气体的排放清单并选择适当的碳排放因子。几种碳排放计算方法对比。本文的工程建设碳排放量计算是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理论，将过程法和清单估算法有机结合而成的混合计算方法。具体过程为:首先，采用过程法，按照工程图样列出材料机械消耗清单，也可直接采用清单计价时的分部分项工程材料机械清单;其次，采用清单估算法，将各个材料和机械的消耗量进行汇总并选择合适的碳排放因子;最后，将消耗量数据与对应碳排放因子相乘并加总，即得到整个工程建设阶段的碳排放量。基于工程造价的工程建设碳排放计算。这种混合碳排放计算模型集合了过程法和清单估算法的优点，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能够方便地应用于实际工程。同时，采用的工程量清单数据可直接套用工程造价数据，大大减少了碳排放计算工作量，在工程建设的同时，还可随工程造价进行碳排放的动态管理和控制。
2案例实证
本文选取铁路工程某建设项目进行工程建设阶段碳排放实例分析，由于该工程的特殊性质，在此不便对工程概况进行介绍，只运用工程造价数据进行计算分析。
2.1清单汇总
按照工程造价文件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汇总出本工程材料和机械消耗量，用大写字母Q表示。根据工程造价文件中的机械台班消耗量和2005年《铁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中的单位台班消耗指标，二者相乘即得到总的机械能源消耗量。汇总后，本文选取燃料和电力消耗总量最大的20种机械列举。
2.2碳排放因子确定
碳排放因子(CarbonEmissionFactor)是计算碳排放的基础数据，指消耗单位质量能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转化为二氧化碳的量。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包括了单位质量能源从开采、加工、使用各个环节中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转化为二氧化碳量的总和。目前，关于碳排放因子的选用尚无统一标准，不同国家、组织和地区算得的碳排放因子往往有很大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本文总结并借鉴了现有碳排放因子，选择其常用值或平均值作为工程建设阶段碳排放计算的参考，各能源或材料的碳排放因子用F表示。
2.3碳排放量计算
根据上文数据，可利用以下公式求得工程建设不同阶段总的碳排放量CE。工程建设不同阶段碳排放量汇总。
3结语
第8篇：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范文
低碳建筑的内涵归纳为: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建筑全寿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节约资源与能源，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创造舒适的宜居空间，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通过低能耗、低排放及低污染的低碳设计策略建造的建筑无疑也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从产业上看，我国碳排量存在三大主要来源，即交通交通、工业、建筑。其中，建筑又是仅次于工业的第二大碳排放来源。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用能源越来越多，所产生的碳排量占全社会总碳排量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成为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一大障碍。从建筑总量上来看，既有建筑的95%以上都是高能耗建筑。从整个建筑物的全寿命周期来看，建筑领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成本是很低的，在IPCC的报告中，指出2030年可以降低50亿t二氧化碳而所负担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在此基础上降低5～6亿t二氧化碳所负担的成本在20～100美元/t。同时，我国建筑业是能耗及污染大户，消耗钢材、水泥约占全球总量50%，所以积极探索低碳建筑及低碳建筑技术的应用是减少碳排放的正确途径。我国建筑能耗的目前的情况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建筑结构上，呈现出“两高一低”的发展局面，第二、能源结构上，呈现出“两增一减”的特征。建筑结构上，呈现“两高一低”的发展局面是指公共建筑能耗和北方城镇采暖能耗占比提高，住宅建筑能耗占比降低。公共建筑在建筑总面积中占比在20%以下，但其能耗从1985年占建筑总能耗的23.4%提高到2009年的27.2%，提高3.8个百分点，公共建筑能耗展现出过分低效率。而北方城镇采暖能耗更加明显，由1985年的7.2%提高到2009年的29.9%，甚至高峰值为2006年的33.7%。究其原因是北方能耗按面积计量的制度和居民的节约意识的淡化。与此相反，住宅建筑能耗呈现相对降低的发展局面，由69.4%降低到42.9%。能源结构上，呈现“两增一减”的演变特征即气体和电力能源绝对增加，煤炭相对减少，两者结合导致我国建筑能耗在社会总能耗中的比例小幅下降。
二、我国发展低碳建筑的障碍：发展障碍
（一）政策与机制问题
目前，我国低碳建筑相关政策还不完善，低碳建筑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规制性政策和建筑节能政策方面。我国的建筑节能标准不健全，体系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为行业标准中缺乏监管和监督环节。我国现行的节能标准只涉及到设计阶段，并没有制定检验建筑是否达到低碳建筑标准。所以，我国有效的低碳建筑政策体系缺乏不利于低碳建筑在我国的长久发展。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专门针对低碳建筑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首先，法律方面只有能源和环境两大类。其次，行政法规方面的《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和《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主要是为建筑设计和施工节能方面做出了较明确的规定，部门规章方面主要包含行政处罚民用建筑节能、环境影响评价和建筑垃圾等的相关规章。最后，国家标准方面只有目前正在执行的针对绿色建筑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最高标准》，没有针对低碳建筑和节能建筑的国家标准颁布实施。由此可见，低碳节能建筑的审批、规划、设计、施工、运营、报废等环节的规定不明，这直接造成了我国低碳建筑市场运行模式的没有统一的规范，阻碍了低碳建筑的长久发展。
（二）低碳资金问题
无论是从国外引进低碳技术，还是我国进行自主研发，低碳技术的研究，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当前，国内低碳技术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需要消耗大量的研发成本，同时，在实施低碳建筑过程中，由于运用新型低碳技术、采用新型的低碳材料及采取环保节能措施会使建造成本增加，而低碳建筑是否经济合理，能否提高居住的舒适度，到底能给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并不能给消费者带来直观的感受，而且一般低碳建筑由于造价较高，必然导致售价比同类非低碳建筑高，可能导致社会公众不愿主动接受低碳建筑。所以，我国政府如果资金匮乏或没有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企业或民间资金又不愿投入到低碳建筑领域，那么低碳建筑在我国的发展将会遇到巨大的障碍。
（三）低碳技术问题
当前，我国发展低碳建筑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国家科技水平平均较落后，技术研发能力不足，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但缺乏先进、有效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技术，这必然带来更多温室气体的排放。发达国家致力于低碳技术研究开发早已起步，并取得了众多重要成果。《京都议定书》已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减排目标，迫于来自全球和自身的生存压力，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两条途径推动能源技术进步和国际能源技术合作，这是我国能抓住的很好的契机。而目前我国科技水平和技术研发能力有限，专业人才缺乏，技术转让费高昂，相关技术转让政策和法律不完善等，都极大地阻碍了低碳技术在我国的应用及推广。
（四）低碳建筑投资回收期不明确
低碳技术研发是一项高投入的活动，面临着回报不明确的风险。尤其是我国的低碳技术的积累程度薄弱，这使得在技术研发上风险巨大。正如前面所说，低碳技术的研发前期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一旦研发失败，将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从表面上看，这种技术不但可以被本企业所利用，也给整个产业带来技术的升级，还能提升整个国家的低碳竞争力；但从研发企业自身而言，自己的技术创新成果被他人无偿所使用，会产生一种技术外溢差，会严重打击研发企业的积极性。
（五）社会参与意识问题
低碳建筑要在我国得到较大发展，必须意识先行。现阶段低碳建筑的概念，尚未普及，社会各界对低碳建筑的认识和理解尚不够深入和全面，社会公众的低碳建筑意识淡薄，仍保持旧有高能耗、高排放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作为购买房屋的社会公众很多人依然觉得低碳只是改变出行方式，多骑自行车就是他们能为环境做的唯一的事，对低碳，碳减排，低碳建筑、低碳交通等的概念处于相当模糊的状态中，严重阻碍了低碳建筑在我国的推行。
三、针对我国发展低碳建筑的建议
（一）进行低碳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
我国政府应主动提供国家层面或者行业的低碳技术交流平台，派遣相关人员参与国际低碳技术的研讨会，为国际低碳技术的引进打通渠道。在发展低碳技术的过程中，企业是技术的直接使用者和受益者，低碳技术是企业发展命脉，跟上低碳科技发展形势、提高员工低碳意识、加大人力物力研发的投入、是低碳经济转型的企业应该也必须做到的。首先，发展低碳建筑首先要开发核心技术，如太阳能技术、小型风力发电技术、生物质能系统、高效冷却技术、地热系统、水资源再生利用及水生态修复技术等。其次，选材时选择低碳建材，建筑时采用低碳技术，运输时就地取材均可减排。再次，实施碳捕捉工程，大力发展碳捕获技术，加大森林绿化及湿地等生态系统的建设规模，增加森林碳汇，最大限度地利用生态系统吸收存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降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保有量。
（二）建立科学的建筑经济评价体系
完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配套措施，建立材料及设备的低碳标准要求，同时建立市场准入制度，促进建设行业低碳转型。同时地方政府加速健全绿色建筑地方性法规，建立符合地方特点关于推进绿色建筑的法规体系。应针对气候区和建筑种类的差异来针对性地编制绿色建筑标准和实施规范，并应尊重我国古老的乡土建筑的传统做法，取其精华为今所用。同时关于既有建筑的改造方面，也要出具相应的绿色改造评价标准体系，指导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编制绿色建筑标准规范、施工图集、工法等。
（三）发展低碳建筑须意识先行和全社会参与
培养公民的低碳意识实现低碳建筑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对公民低碳意识的培养，第一，政府榜样作用。政府机关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要建立起公共建筑节能评比制度，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形成一种浓厚的节能减排的社会氛围，要让广大民众了解低碳的意义，并进一步付诸于行动。第二，要广泛发挥社会组织力量。社会组织力量是是对政府的一种有效的补充，互补优势强，政府部门要支持社会力量加入到建筑低碳的行动中来。第三，要重视宣传工作，在宣传上深下功夫。
四、小结
第9篇：二氧化碳排放来源范文
（1.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陕西西安710128；2.西安外国语大学?经济金融学院， 陕西西安710128；
3.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 陕西西安710128）
摘要：本文基于1990—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GMM）对金融发展与二氧化碳（CO2）排放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人均CO2排放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而这是不同发展特征的省市产生不同作用互相抵消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均会影响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作用，收入水平由低到中的提升会强化正向影响，达到高收入水平则会变为负向影响；随着经济开放度提升，金融发展会降低CO2排放。
关键词 ：金融发展；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开放度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4-0040-07
收稿日期：2015-01-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金融支持政策体系研究”（12JJD790020）；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陕西省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机制与模式研究”（2013JK0105）；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陕西环境效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子研究”（14JK1401）
作者简介：陈欣（1974-），女，陕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资源与环境金融、农村金融等方面的研究。E-mail:jodeechen0719@aliyun.com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近三十年环境污染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人们开始逐渐关注经济增长可能引起的环境问题，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随之涌现。从逻辑上讲，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又可能与环境污染有关，那么金融发展与环境污染就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关联。
在当下的中国，金融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环境？而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在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中国各省市地区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且各省市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一些省市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金融发展十分迅速，而污染物排放的比例与趋势却在下降。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部分省市污染物排放比例却大幅增加。这种不一致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可能存在的复杂性。此外，大量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选取不同的样本会导致结论不同，比如研究如果采用总体数据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利用不同省市地区数据得出的结论差别很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确定性，同时也会导致金融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可能存在的复杂性。因此，本研究将利用中国跨省面板数据分析金融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尝试将样本分组以体现不同省市的发展特征。这样区分特征的分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脉两者之间的关系，继而在推动金融发展的同时降低其对环境的负面作用，并实施适宜的举措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
为便于分析问题，本文仅选择二氧化碳排放来衡量环境质量，即将它作为污染排放的指标。这样的选择基于两点原因：其一，二氧化碳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与高度关注；其二，二氧化碳排放与其它污染物排放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各种不同的污染排放均会对环境质量造成影响，但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深入剖析，无疑对我国实施宏观调控以及碳减排的金融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定性研究，与此相关的定量分析十分少见，结论也不尽相同。从金融发展对环境影响的机理上来看，理论上存在正反不同方向作用力，因此，整体影响取决于不同方向作用力的相对大小。
一方面，金融发展可能导致环境恶化，其机理为：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引起能源需求增加，而能源需求增加通常意味着污染排放加大。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当一国发展金融服务时，消费者会因为贷款的易得性而扩大消费，购买房子、汽车和空调等大件商品，这些会直接增加能源需求；从企业的角度看，金融发展可使得企业融资变得更加便利，股票市场融资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这些都会促进企业扩大规模生产和扩张商业活动，从而也将增加能源需求。对于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可将其表述为金融发展对环境影响的负面规模效应。国外学者Sadorsky［1］选取2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模型（GMM）方法检验这些国家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得出结论：当金融发展用股票市场度量时，股票市场交易额与股票市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都对能源需求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Bello和Abimbola［2］通过对尼日利亚的金融发展进行研究发现，由于该国投资缺乏必要的监管，因而以证券市场资产表示的金融发展会导致环境恶化。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虽然少见，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Zhang［3］利用中国198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ECM 模型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促进了CO2排放，其中金融规模对CO2排放影响最为显著，而金融中介效率对CO2排放的作用则较小。徐盈之和管建伟［4］将金融发展变量纳入EKC分析框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对气、水、雾三种污染物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加剧了环境质量的恶化。
另一方面，金融发展也可能减少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其机理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体系将会给予低污染和低能耗的企业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通过改变资金的产业投向，产业结构得以优化进而降低环境污染；金融发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先进生产技术的投资增加，生产技术升级会逐渐淘汰高污染企业及生产方式［4］，从而使环境污染得以抑制。对于金融与环境之间存在的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不仅如此，当一国经济与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国家政策、消费者偏好、经济结构和市场机制等都会有抑制环境恶化。Tamazian等［5］选取金砖四国1992—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并加入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对减少CO2起到重要作用，它们能够吸引高水平研发的直接投资，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进而抑制环境恶化。郭郡郡等［6］通过对96个国家1988—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仅上市公司市值和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占比对CO2排放有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开放程度会对金融发展与CO2排放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收入水平和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均会减少CO2排放。Shahbaz等［7］对巴基斯坦的CO2排放进行研究，认为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费等因素后，金融业发展减少了CO2排放，而这暗示促进金融部门的发展可成为降低CO2排放的一个政策工具。对于中国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Jalil和Feridun［8］利用中国1953—2006年的数据，采取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检验金融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关系，发现金融发展能够减少CO2排放。顾洪梅和何彬［9］ 采用1979—2008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P-VAR模型考察区域金融发展与CO2排放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区域金融发展的深化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郭福春和潘锡泉［10］基于Gregory-Hansen结构突变检验，对浙江省1995—2010年期间是否发生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效应，能源使用效率低下依然是浙江省CO2排放量的引擎，而金融信贷服务支持却能有效地降低CO2排放，对浙江省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劲的“推进效应”。
不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事实，如果所选样本和利用的方法不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基于此，现有实证文献还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文献要么采用跨国数据，要么采用中国总体统计数据，再有就是以中国个别省市为样本进行研究。前者无法体现中国地区差异下金融发展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其结论可能存在偏差；后者的结论则在广泛意义上缺乏代表性。二是现存研究并未分析和探讨中国不同省际地区发展特征差异对金融发展和环境污染关系的影响。本文将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推进：第一，为把握中国金融发展与CO2关系的总体状况，将使用包括所有不同发展特征省市的跨省面板数据，在EKC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经验研究。第二，在研究金融发展对CO2整体作用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差异对二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1.模型设定
为检验金融发展与CO2排放之间的关系并体现动态调整过程，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用差分广义矩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在利用分省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影响时，基于基本的EKC模型，不仅考虑将影响CO2排放的各种因素作为自变量，而且基于CO2排放可能具有的较强路径依赖性（生产和消费行为存在路径依赖），将因变量的一期滞后项也作为自变量之一。同样，FDI（外国直接投资）也具有滞后效应，因而在模型中也引入FDI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自变量。这样，以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为基础，模型（1）的基本形式为：
模型对除IND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均做了对数处理，γlnFDit的系数即为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影响。依据郭郡郡等的研究，由于样本地区的发展特征不同，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别，γ值则能够反映这一差别。因此，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与发展特征有关的表示收入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的虚拟变量，得到模型（2）和模型（3），进一步研究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开放度差异可能对金融发展与CO2关系造成的影响，具体为：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表示收入水平的虚拟变量，将样本省市按收入水平划分为三组，基准组设为高收入水平组，Minc和Linc分别为代表中等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虚拟变量。由此，lnFD的系数γ1表示高收入水平组的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影响，而系数γ2和γ3则分别表示与高收入水平组相比，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组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影响。
模型（3）中加入了表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虚拟变量，以OPEN表示，以FDI占GDP比衡量。将样本省市分成两组，基准组设为经济开放程度高的省市地区。这样，lnFD的系数γ1表示经济开放程度高的省市金融发展对CO2的影响，而OPEN×lnFD的系数γ2则表示相较高开放组而言，开放程度低的省市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影响。
2.变量选取与描述
因变量Cit为i省t年人均CO2排放量，自变量则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因变量的滞后项Ci，t－1，以前期人均CO2排放量表示。对于CO2排放的测算，基于能源消耗过程中CO2产生的基本化学原理，采用其中相关参数及公式进行估算，某省碳排放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CO2代表估算的某省CO2排放量，Ci为该省第i种能源产生的CO2排放量。参考周建和易点点［11］文献的做法，将排放CO2的能源分解为原煤、原油、天燃气三大类，i=1，2，3分别代表三种化石能源，按照这三大类能源的统计口径进行各省CO2估计。Ei代表该省第i种化石能源的实际消费量；NCVi为转换因子，表示第i种能源每千克消费释放的热量；CCi为第i种能源燃烧时单位热量的含碳量；COFi为第i中能源消费释放碳时的氧化率；44和12分别是CO2的分子量和C的分子量。NCVi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附录4中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Ci和COFi来源于IPCC（2006年）和《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2）控制变量，包括人均收入Yit及其平方，经济对外开放程度FDIit－1，产业结构INDit和能源消费强度ENit。其中，人均收入Yit以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衡量，产业结构以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衡量，能源消费强度以单位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衡量，对外开放程度以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GDP比重衡量，FDI数值的计算方法为以每年外商直接投资额美元标价数值乘以每年的平均汇率。
（3）金融发展变量FDit，以各地区金融机构贷款占GDP比重衡量。目前虽有许多研
究集中于以银行信贷、股票市场以及债券市场规模占GDP比重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但本文仅以贷款占比进行表征，原因有三：第一，目前我国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直接融资比重较小，而贷款对于企业扩大规模生产或进行技术革新作用最大最直接。第二，中国的债券市场始于2005年，可得数据较少，并且对整个金融体系影响十分有限，因而未用其表征金融发展。第三，部分研究将股票市场规模与效率作为表征金融发展的变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基于国家层面数据的研究，作为对一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考量，在研究中使用股票市场发展指标是适宜的。但本文是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如采用各省股票市场数据表征金融发展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公司上市融资归属一个省市，其业务却覆盖跨越多个省市，因而所产生的CO2被统计在多个省市。这样，如在研究中采用按省划分的股票市场交易额或市值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表征就会发生严重误差，其逻辑也是不通的。因此，本文对于股票市场指标不予纳入。
模型选取了中国29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因西藏数据缺失，重庆后设为直辖市统计容易出现偏差，故排除这两个省市），时间段取为1990—2011年。表1给出了模型估计中变量设计及数据来源，表2是对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三、经验结果分析
动态面板GMM 估计有一步和两步估计，本文采用经验应用中常用的一步估计量。考虑到估计有效性，我们采用AR(1)、AR(2) 统计量对应的P值和Sargan统计量对应的P值来联合检验所采用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12］。检验结果中的J统计量是Hansen(1982) 提出的，它是基于GMM 目标函数和矩条件约束个数的Sargan检验。表3给出了整体样本、按照收入水平和经济对外开放度分组的模型（1）—模型（3）的估计结果，Hansen检验及AR检验的P值均表明所采用的工具变量表现良好，并且过度识别条件成立。
1.整体估计结果
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L.lnC作为因变量的滞后项系数估计值为0.191，且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当期的CO2排放受前期的CO2排放的显著影响，同时意味着CO2排放与其它污染物一样，都具有路径依赖性；控制变量lnY、(lnY) 2、L.lnFDI、 lnEN和 IND的系数估计值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具体分析为：首先，β1>0 且β2<0，即收入的一次项系数为正而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CO2排放和其它污染物有着类似的特点，即排放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假说；其次，β3<0，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滞后项对人均CO2排放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提高会减少人均CO2排放；最后，β4和β5均大于0，即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提高和能源使用强度的增强均会加大人均CO2排放。金融发展变量统计结果并不显著，似乎说明金融发展未对CO2排放产生显著影响，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各个地区发展特征不同，不同省市金融发展对CO2排放产生了大小及方向上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整体回归中相互抵消，从而使得整体估计中金融发展变量变得不显著。因此，对于这样的模型检验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解释为金融发展对CO2排放没有显著性影响，反而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特征差异给实证研究结果带来的变化。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人均收入lnY和能源消费强度lnEN的系数估计值比其它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大，这表明相比较其它影响CO2排放的因素而言，收入水平和能源消费强度对CO2排放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2.按收入水平分组的估计结果
对模型（2）的估计结果，我们重点关注金融发展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模型（1）整体样本的金融发展变量估计量并不显著，但却不能简单得出结论认为金融发展与CO2排放并无关联。事实上，整体样本回归可能由于忽视样本的不同特征而存在结果失真，与事实相违。具体讲，即显著的正向影响和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互相抵消，这样便产生了利用整体样本回归时估计的整体影响不显著的情况［6］。模型（2）的估计就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影响的不同。
引入表示收入水平的虚拟变量，将样本按收入水平分组的估计结果显示，虚拟变量及基准组的金融发展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区分收入水平进行模型估计是适宜的。lnFD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值，说明金融发展在作为基准组的高收入水平省市会对人均CO2排放产生负向的影响。Minc×lnFD的系数估计值为正，说明相对于高收入省市，中等收入省市金融发展对人均CO2排放表现出相对的正向影响，而r1（基准组金融变量lnFD的系数）与r2（Minc×lnFD）的相加之和为正，进一步表明中等收入省市金融发展会增加人均CO2排放。与中等收入省份相似但略有不同的是，虽然Linc×lnFD 的系数估计值r3也为正，但比Minc×lnFD的系数估计值小，因此表明，相对于高收入省市，虽然低收入省市金融发展对人均CO2排放也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要比中等收入省市正向影响小。而将Linc×lnFD的系数估计值和lnFD的系数估计值相加后发现，金融发展对人均CO2排放也具有正向的影响，但比中等收入省市要小。
整体估计结果反应了这样一个特征：当收入水平从低向高变化时，正的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会随收入水平提高变大，即中等收入省市金融发展会进一步加大人均CO2排放；但当人均收入进入到高收入水平的时候，系数又会变为负值，说明随着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金融发展反而会减少CO2排放，从而有利于环境改善，而这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
3.按经济开放度分组的估计结果
模型（3）估计显示了引入虚拟变量，按照经济对外开放度进行分组估计的结果。因为模型以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国家为基准组，因而lnFD的系数估计值就表示了经济开放度高的省市金融发展与CO2排放的关系。lnFD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显著，且估计值为负，说明对于经济开放度高的省市，金融发展会减少人均CO2排放。OPEN×lnFD表示代表经济开放度的虚拟变量和金融发展变量相乘，其估计值为正且统计显著，说明相对于基准组，经济开放度低的组金融发展对人均CO2排放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正向影响。将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与基准组金融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相加后，我们可以得到经济开放度低的省市金融发展对人均CO2排放的影响，此时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的系数估计值为正，说明对经济开放度低的省市，金融发展会导致人均CO2排放增加。
4.CO2排放对金融发展的弹性
由于我们对CO2排放和金融发展（FD）做了对数处理，因此lnFD 的系数估计值以及分组计量的交叉项系数估计值与基准组系数估计值的相加值可被视为CO2排放对金融发展的短期弹性。长期弹性的计算公式为［6］：
长期弹性=短期弹性/（1-α） （5）
其中，α为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估计值。依式（5）可知，长期弹性大小与短期弹性大小及滞后项系数有关，当期的CO2排放对前期CO2排放的依赖性越强，即α估计值越大，长期弹性越大。CO2排放对金融发展的短期弹性和长期弹性的估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仅报告了根据统计上显著的金融发展变量系数估计值计算的弹性，CO2排放对金融发展的长期弹性与短期弹性符号相同，这表明长期影响不会从方向上改变短期影响，但CO2排放的路径依赖性会放大短期影响。低收入省市CO2排放对金融发展的长短期弹性均为正，随着收入提升至中等收入水平，弹性并不会减小，反而加大。当收入进一步提升至高收入水平时，弹性才发生方向性的变化，符号转变为负。当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由低向高变化时，CO2排放对金融发展的弹性由正转负。基于这样的变化和规律，我们可以认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提是要进入到高收入水平，而随着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金融发展会抑制CO2排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90—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金融机构贷款占GDP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FD）的变量，首先研究整体上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影响，其次引入虚拟变量对不同收入水平和经济开放度的省市进行分组研究，分析收入水平和经济开放度变化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最后计算CO2排放对金融发展的短期弹性与长期弹性。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基于后续分组研究，我们认为这样的模型检验结果是忽视了不同省市的发展特征造成的。当按收入水平和经济开放度进行分组研究时，不同分组的金融发展变量系数估计值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大小和方向存在很大差异。这表明，收入水平和经济开放度差异会对结果造成影响，整体样本回归中，这些不同方向的影响相互抵消从而使得金融发展变量回归结果不显著。整体和分组样本回归显著性的不同表明，发展特征会影响金融发展与CO2排放的关系，如果对特征差别不加以考虑，整体研究结果就会掩盖了不同省市金融发展对环境污染的真实影响。
其次，将样本省市按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分组，能够发现：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影响由于收入水平和经济开放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当收入水平从低向高提升时，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正向影响开始加大，后来进入到高收入则会变小，转为负向影响。这样的结果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少，金融对环境的作用主要为规模效应，金融发展会对CO2排放产生正向影响。当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时，经济活动也较低收入时有了较大增长，工业化程度相对提升，金融发展（我们这里主要指银行贷款）会进一步促使企业扩大再生产和个人增加消费，从而比低收入省市更加加大CO2排放。高收入省市通常经济结构已经有所调整，不依赖于工业，而金融机构贷款等也更多地用于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因此，金融发展会对CO2排放产生抑制作用。对于经济开放度的结果表明，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会加大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负向影响，即减少CO2排放，而这不仅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也与相关研究结论相吻合。国外直接投资常常能够对一个国家起到促进技术升级和改造的作用，一个省市如果对经济开放度高，资金也越多地投入到与技术改造和升级相关的领域中去，因而抑制了CO2的排放。
最后，弹性的计算结果显示，长期弹性与短期弹性符号是一致的，但长期弹性大于短期弹性，即放大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影响。低收入省市和中等收入省市，CO2排放对金融发展的长短期弹性均为正，只有等到收入提升至高收入水平时，CO2排放对金融发展的弹性才变为负。当经济开放度提升时，CO2排放对金融发展的弹性会逐渐由正变为负。
由于金融发展会对CO2排放产生影响，因此，我国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使金融发展与CO2减排政策不相冲突，发挥金融发展能够改善环境的积极作用同时减少其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此，才能使节能减排的难度和成本在金融发展中得以减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首先，加强信贷市场监管，合理分配信贷比例和信贷方向，尤其加强对中等收入省市信贷管理。我们能够发现，中国CO2排放与人均收入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兹倒U曲线，而金融发展也是在中等收入省市对CO2排放产生最大的正向影响。因此，对中等收入省市应有效管控工业企业的信贷规模，同时给予环境友好型企业一定的信贷支持，对积极创新的私营部门降低贷款难度，使金融产生更多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具体来讲，一方面金融机构应采取政策窗口指导等手段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低碳产业，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联手环保部门建立“绿色信贷体系”和绿色信贷激励机制，加大对碳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为低碳产品研发和实施低碳理念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其次，进一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扩大经济开放度。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对CO2排放总体产生了负面影响，这说明FDI起到的技术和结构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此外，省市经济开放度越高，金融发展对CO2排放越能起到抑制作用，因此在信贷上，我们应鼓励和支持FDI，并且在引进FDI时关注其是否为环境友好型企业，积极引导其发挥技术扩散效应。
再次，因地制宜地制定金融发展政策，并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相适应。对于中等收入和低经济开放度省市，在制定金融政策时要格外关注金融发展可能对环境产生的破坏作用。由于研究结果显示高收入水平和高经济开发度下金融发展会对CO2排放起到抑制作用，因此从长远看，化解金融发展和环境之间矛盾的有效路径便是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并扩大经济开放度。
最后，加强环境金融产品创新，强化低碳消费理念。研究表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这不仅表明企业生产存在惯性，同时表明人们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也具有惯性。因此，从生产角度，我国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绿色信贷作用，鼓励低碳产业发展，保险、证券和基金等也应加快开发金融工具，增加对低碳经济的融资信贷服务，以此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从消费角度，可以通过灌输低碳思想和理念转变人们高碳的生活方式，银行也可在消费贷款上鼓励低碳消费行为，减少人均碳排放水平，并因此间接影响企业生产，降低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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