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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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碳减排意义范文

【关键词】碳税碳交易中国碳减排

【中图分类号】F124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及现状

碳税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单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税。在严格控制碳排放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能源以碳的不同含量来分别征税，以期达到延缓全球变暖速度的效果。碳税机制下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则是碳排放的边际成本与碳税相等。从全球看来，美国、日本以及北欧各国等碳制度研究较早的国家都已陆续建立了旨在减少碳排放量的税收制度，并且在一些碳税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其碳减排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

在我国，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于2010年首次就碳税问题作出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应该首先推出生产型而非消费型的碳税模式，即应先向排放碳的企业征收暂不针对个人。该专题报告不仅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实施的基本框架，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碳税征收的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方面的建议。

碳交易是针对全球碳排放总量而采取的市场机制措施。1997年，《京都议定书》上决定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先严格限定全球碳排放总额，企业可以在碳市场中交易许可证，许可证额度内允许排放温室气体。从而形成了排放权的交易，目的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寻减排新路径。《议定书》同时规定了三种灵活履行机制，分别是：发达国家适用的“联合履行”（JI）、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排放限额交易”（ET）。

我国碳交易方面，实际参与的只有碳交易体系中的清洁发展机制。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首次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其中，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全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中国碳交易的实施拉开了序幕。

二、碳税与碳交易的比较分析

（一）减排成本比较

1.碳税：实施成本低，社会成本高

相比于碳交易机制来说，碳税的实施成本较低。碳税以各国现有的税收法律为基础，其实施方式即为增加一个税种。各国现有的税收制度非常完备，并且已经存在燃油税、资源税等各类针对能源的税目，碳税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征，不必重新设计一种新的制度体系以及配备相关的机构设施。这不仅降低了碳税实施的成本，而且可以随时征收，减少为构建新体系花费的时间。同时，碳税计量较碳交易简单，征收环节非常集中，可操作性强。

但是就社会成本而言，征收碳税有着诸多弊端，例如增加产品成本、通货膨胀率提升；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等。同时，很多人认为一旦征收碳税，生产企业会将其税负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起不到以高税率遏制碳排放的作用。因此，碳税的推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部门反对征收碳税，消费产品的个人为避免税负的转移也不支持实行碳税。所以，碳税的征收不仅要考虑其实施有效程度，也要考虑社会成本，研究其会不会对健康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2.碳交易：社会成本低，实施成本高

由于温室效应是均匀分布在全球的负外部性，所以无论碳减排发生在哪里，其收益都完全一致。但是，鉴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地的减排成本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碳交易核定的总排放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用地域成本差异，使碳减排成本最小化，这无疑做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京都议定书》中设计的三种灵活履行机制确保了在各类不同的情况下，其减排都以最低的成本发生。从微观层面来看，碳额度的交易比较灵活，在核定碳排放额度预计不够的情况下，企业既能选择从自身方面提升创新水平，也能选择到法定的碳交易市场购买需要的额度，多途径的实现碳减排的目标。

但是，构架碳交易体系成本却很高。创建一个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对于碳交易体系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首先，使碳排放权变成可交易商品的量化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世界各国碳排放的具体数据，为了保证真实性，也具有监测成本。第二，为了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强制保障措施必不可少，需要设立监管机构，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产生保障成本。第三，碳市场运作后，为了监测不断波动的碳价格也给交易双方带来额外的成本。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实际上实施碳交易的成本要远高于理论成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二）减排效果比较

1.碳税：减排效果不确定性高

理论上，碳税的高低与实际碳减排效果呈现正相关关系，税率越高，减排效果越出色，但就目前而言，两者间没有确定的数量关系，量化困难。也就是说，碳税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无法确切的将碳排放降到警戒线以下。同时，随着碳税的不断增加，其碳减排效果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然而其减排成本却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碳税的征收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效果；另外，企业很可能将额外的碳税税负转移给消费者，这使减排效果不可控性大大增加。

纵观碳税制度的实施国家，只有北欧国家由于经济发达，法律完善而使其得以有效实施，剩余国家效果均不佳。所以学界有观点认为，仅仅依赖单一的碳税来实现我国核定的碳减排目标可操作性低，同时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2.碳交易：减排效果不确定性低

碳交易措施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减排效果有保障，并且可以事先预计与量化。碳交易设置全球总排放目标后，根据一系列因素将其分配至各国，国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减排额，将其分配到地区，行业甚至微观企业。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碳排放份额不断进行流转，最终以市场来实现全球减排的目标。同时，辅以完善的监督机制有效管制各级排放主体的遵约状况，保证减排的实施。

《议定书》参与国家承诺于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这就为这些国家碳排放量设定了一个上限。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数据，在2005～2007年期间，碳交易体系使总的碳排放量降低了2%～5%，平均每年减少4 000万吨～1亿吨排放。同时，碳交易制度中的CDM和JI机制帮助了许多不发达参与国进行低碳工程的建设。碳交易措施的减排量是确定的，这对延缓气候变化有很大帮助。

（三）未来前景比较

1.碳税：灵活多变，但前景不足

对比碳交易制度，碳税制度更加灵活多变。碳税作为税种的一部分，其核心控制权在各国政府税务部门手中，税务部门可根据对宏观经济的把握，随之调整征税范围、税率水平等。这样可以使碳税跟着经济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化提升其减排效果。

然而，额外开征碳税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碳税的较早征收国荷兰，经济一度受到较大的冲击。研究表明，若是在我国征收20元每吨的碳税，会使我国GDP减少0.015%，就业减少0.008%，出口减少0.548%，而碳减排仅仅为2%左右，若是继续提升标准，追求减排量的达标，碳税会使普通能源的价格提高，企业可能会将额外税负以价格形式转移到消费者中，使人民利益受损，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很不利的影响，因此，碳税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长期国策的制度。

2.碳交易：体系僵化，但前景广阔

碳交易的体系设计比较僵化。首先，减排基准量的确定不准确。由于各国经济差异很大，其碳排放量也必然不同。根据减排基年判断的减排基准量会有较大误差，这可能导致某些国家配额过少，而另外一些国家配额溢出，从而出现浪费资源的情况。其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较差。与碳税类似，最佳配额的确定与经济发展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受到视野的限制，未来状况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使得政府僵硬的配额计划赶不上经济形势变化，产生过少的分配导致高昂的成本，过多的分配导致浪费的情况，经济效率的实现非常困难。

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正在持续加速。对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成为当前全球能源规划中的重要部分。据统计，全球碳交易额2007年为630亿美元，2008年1 263.5亿美元，2009年1 140亿美元，2010年达到1 2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截止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额将提升到3.5万亿美元，涨幅惊人。随着交易额的迅速攀升，交易额最大的石油能源的市场地位很可能将被碳交易市场所取代，其前景十分广阔。

三、相对减排目标下二者的兼容性分析

碳减排的目标被分为绝对与相对两种。绝对减排目标，就是针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同时严格监督以达到预期的减排效果。而相对减排目标则较为温和，以碳减排与产出值等衡量因素构造相对比例，不以重大经济损失为代价而达到相对减排效果。碳税与碳交易在这两种不同目标之下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相比于绝对减排目标，相对减排目标更加灵活具有弹性。但相对减排目标并不严格遵照减排总量，所以其减排效果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双重压力，必须在其中寻找平衡点，所以中国选择相对减排目标更符合现实需要。

相对减排目标的碳交易中，由于不是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所以其减排目标有着动态性，不会出现超出限定排放的情形。同时，科技水平的上升会产生更多减排技术以促进减排。企业在碳税制度下节约的排放额度，并不一定能有很广阔的市场。另外，除了碳交易制度的影响，碳税制度也能制约控制企业的碳排放。此时，碳税和碳交易具有兼容性，虽然在相对减排目标下其兼容性并不是很强，但在完成低碳减排目标上具有较大的兼容并蓄作用，减排效果较好，这对于保持健康经济下的碳减排有着积极影响。

结合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碳减排的实际经验观察后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碳税和碳交易的具有各自的适用优势。大中型排放主体由于其监督、交易等不同方面的成本均较大，从经济效率考虑，推行碳交易比较合适。而小型微型的排放主体，由于其实施和监督成本较低，更适用于碳税制度。从经验中可以得出，当单个政策无法有效率的解决问题时，使用多层次的政策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所以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碳减排问题上，应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

四、我国减排之路的建议

中国在国际上公开承诺大力推行碳减排，以2020年为目标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将会降至2005基准年的40%-45%。作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减排之路、实现社会经济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短期内采用碳税措施，将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完善作为一个长期规划，是碳减排措施在中国实施的最佳选择。

（一）短期采用碳税措施

短期可以实行碳税制度。减少碳排放有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种措施，分别对应碳税和碳交易。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具有最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短期内运用行政力量铺设好碳税制度，以便于在2020年之前完成减排承诺。在短期内，碳税的征收并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只需在我国原有税收体系中进行针对性调整即可运行。但在长期内，由于目前中国税负已经很高，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长期征收碳税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不具有可行性。同时，北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十几年征收碳税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国碳税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例如确定碳税的征收范围，具有经济效率的税率设置，以及怎样避免其对健康经济发展的冲击等。

在征收碳税时，为了兼顾经济增长的平稳发展，可采用税收中性原则，即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其它税收的税率，最终保持税额不变。或者将多出的税收全部以政府支出形式补贴或者投资，保持政府储蓄不变，采用这种形式，补贴的对象应该针对高碳行业、主动减排行业、居民。

（二）转型期采用双策并举模式

有学者研究显示，采用单一的碳税制度可以于2020年使我国碳排放较基准年下降30.85%，明显与我国承诺的40%～45%的减排目标有差距，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减排措施。但是，不管是单一的碳税制度还是单一的碳交易制度均无法让我国取得合规满意的效果。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与兼容性分析，无疑结合实际国情，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是一个较优的选择。鉴于短期和长期所采取的政策差异很大，所以在二者交接的过渡时期内，可以采取改进的双策并举模式。这样既可以在前期发挥碳税灵活多变的优点，为碳减排的建设积累经验，又可以为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资金与实践，同时也可以接轨国际碳减排步伐，有助于建立我国碳减排大国的积极形象，此外也不损害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长期实行碳交易制度

中国作为联合国CDM项目的最大实施方，却只有CERs的一级市场，国际买家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买入CERs在国际市场进行套利，这只会加大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长期积极参与碳交易体系。

我国可以率先在高碳排放量的垄断行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这有助于缓解经济冲击。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吸收了90%以上的就业人数，所以在大型垄断企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对整体就业的影响相对较低。而大型企业虽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其巨大的体量决定其对损失的容忍度较高，不会对企业的生存造成重大打击。同时，垄断企业资金丰富，人才众多，能为国家碳减排目标提供强大的创新能力。碳交易制度给予企业较大的灵活度，相比于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的碳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碳交易制度无疑将经济损失最小化。最后，我国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要大力推动其国际化，争取利益最大化。目前发达国家碳交易制度相对完善，我们需要紧跟世界能源革命，把握先机。根据《京都协议书》，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碳减排情况上具有相对优势，这有助于我国抓住机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碳交易体系。殊途同归，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其目标都是保证世界碳减排的实施，可以综合采用两种手段，达到维护全球气候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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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敏俊，袁永娜，周晟吕.碳减排政策：碳税、碳交易还是二者兼之？[J].管理科学学报，2013，16（9） ： 9-17.

[4]郑爽，窦勇.利用经济手段应对气候变化：碳税与碳交易对比分析[J].中国能源，2013，35（10） ： 11-15.

第2篇：碳减排意义范文

关键词 边际减排成本；方向距离函数；影子价格；减排空间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0-008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11

“十二五”期间，我国已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计划于“十三五”期间实现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已经成为国家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以市场手段配置碳减排配额，能有效减少碳排放总量，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节约规制成本，激励企业参与减排行动，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我国正处在向低碳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然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技术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能源消费结构等不同，决定其碳减排代价或成本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客观合理地评估碳减排的宏观成本与区域差异，有利于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促进区域性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发展，也可以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政策依据。本研究以全国30个省市为例，首先，通过建立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非期望产出与期望产出的边际转化率；其次，根据期望产出的r格，估算碳排放的影子价格；最后，用影子价格来衡量碳边际减排成本，并进一步分析碳减排成本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其影响因素。

1文献回顾

二氧化碳排放一般是伴随生产或生活过程而产生，如火力发电企业在发电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等副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通常具有排放跨界性、危害全局性、经济上难以捕获与封存等特点，决定了碳排放的负外部成本很难测算。边际减排成本是指在一定生产技术水平下，减排主体每减少一单位碳排放带来的产出减少量或投入增加量。边际减排成本是企业的内部减排成本，因而边际减排成本及曲线可以帮助企业确定适当的减排技术与策略，也有助于环境管理部门评价区域、行业或企业碳排放的减排潜力、绩效与成本等。

利用经济模型估算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通常是指污染物或温室气体等副产品的虚拟价格或隐含价格，即边际减排成本。在传统的生产函数下，仅有一种产出（期望产出），因而更多的产出意味着更多的利润或福利。如果生产函数包含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当产出同时增减时，而非期望产出没有市场价格信息，此时社会福利很难测算。在多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效率模型下，利用距离函数与收入函数的对偶关系，估算两种产出的边际转换率，推倒出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

影子价格模型按照污染物作为投入还是产出，可分为投入距离函数与产出距离函数。投入距离函数利用成本最小化推导影子价格，而产出距离函数则利用收益最大化推导影子价格。环境经济理论一般认为，环境污染物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不应当作为投入要素，因此近年来产出距离函数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产出距离函数按照函数形式不同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谢泼德距离函数（Shephard）、双曲线距离函数、方向距离函数。谢泼德距离函数假定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同时增加或缩减；方向距离函数非对称地处理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在缩减非期望产出的同时，增加期望产出；虽然双曲线距离函数也能非对称地处理期望与非期望产出，但它采用乘法形式，并不能完全分离出两种产出的内在关联性。

在估计方法上，现有的研究可分为三类：非参数数据包络法（DEA）、参数随机前沿法（SFA）与参数线性规划法（IJP）。非参数DEA法利用投入产出组合构建生产前沿并形成分段效率前沿面，其优点是不需要指定距离函数的具体参数形式，但该方法不能确保距离函数处处可微，因而有时难以计算影子价格。另外，利用DEA法估算影子价格受样本的奇异值影响较大，估计结果可能为负值等缺陷。参数SFA法利用计量模型估算距离函数，能够考察随机冲击和技术非效率因素对环境产出前沿的影响，也可以确保距离函数处处可微分，但是计量模型不能事先设定生产技术的约束条件，因此影子价格是否满足相关约束条件需事后评估。参数LP法继承了SFA方法的优点，并且可以更为灵活地设定约束条件求解影子价格，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在实证研究上，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估算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氮化物或水污染物的影子价格，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影子价格方法估计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涂正革利用非参数方法估算了省际工业二氧化硫的影子价格，研究发现二氧化硫的影子价格取决于排放水平和生产率水平。袁鹏等利用采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对地级市工业部门的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等三种污染物的影子价格进行了估计。刘明磊等采用非参数距离函数方法研究了能源消费结构约束下的我国省级地区碳排放绩效水平和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陈诗一利用参数化和非参数化两种方法对环境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进行估计，并测算了工业分行业的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魏楚利用104个地级市的数据测算了城市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但还存在以下可突破之处。首先，现有的研究多采用非参数方法估算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没能充分利用参数估计方法的灵活性。本文在方向距离函数的中引入时间虚拟变量，考虑到省际碳排放的中性技术进步影响。技术进步是提升碳排放效率的重要手段，也是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影子价格的影响，会造成影子价格估算偏误；其次，组建区域性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前提是碳边际减排成本存在区域差异，现有的研究没能对碳减排成本的区域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研究了碳减排成本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

2模型与估计方法

2.1方向距离函数与影子价格

方向性距离函数是谢泼德距离函数的一般形式，方向性距离函数具有参数灵活性等特点，近年来，在污染物影子价格估计上得到广泛应用。参照Fare的定义，假定投入x∈RN+，期望产出yx∈RM+，非期望产出b∈RJ+，则生产技术定义为P（x）={（y，b）：x可以产生（y，b）}。产出集P（x）除了具备凸性、紧凑性与投入自由处置性等特点外，还必须满足以下性质：首先，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具备零点关联性。如果（y，b）∈P（x）且y=0，意味着6=0。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是联合生产的，污染物作为期望产出的副产品，如果没有污染物产出，就必须停产；其次，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满足联合弱处置性。如果（y，6）∈P（x）且0≤θ≤1，则（θy，θb）∈P（x）。同比例地减少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是可行的，换句话说，减少非期望产出必须要付出成本，其代价是相同比例地减少期望产出；最后，期望产出的自由处置性。如果（y，b）∈P（x）且y’

在考虑到以上性质的基础上，本文设定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作为生产技术集：

（1）

其中g=（gy，-gb）为方向方量且g≠0。方向产出距离函数表明在给定的生产技术P（x）下，沿着向量g的方向，最大限度地扩张期望产出，同时缩减非期望产出，以达到产出前沿点。

非期望产出（如污染物）通常不能像商品一样进行市场交易，因此它没有价格。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是联合生产的，根据方向距离函数的弱处置特点，缩减非期望产出必须相应地减少期望产出，因此，减少期望产出的价值可以看作非期望产出的机会成本，即影子价格。Fare根据产出距离函数与收益函数的对偶关系，利用x泼德引理，推导出非期望产出与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比例等于其边际转化率，即

（2）式中，g是非期望产出的价格，p期望产出的价格，分式为非期望产出与期望产出的边际转化率。式（2）的含义是，污染物的价格等于减少一个单位的污染物，必须放弃相应期望产出变化的价值，也即污染物治理的影子价格或边际减排成本。如果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D是连续可微的，就可以利用期望产出的市场价格推导出污染物的影子价格。

2.2经验模型与求解

方向距离函数的参数形式通常有两种：超越对数函数与二次函数。超越对数的函数形式经常被用于谢泼德产出距离函数的参数化，正如前面所述，谢泼德产出距离函数通常把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同等、对等，即通过同时扩张或同时缩减来计算产出效率与影子价格，因此不符合环境管制的要求。相比超越对数函数，二次函数的优点在于：二次函数满足方向距离函数的转移属性、二次可微性及灵活性等特性。理论研究也表明二次型函数在各种条件下均优于超越对数函数形式，Fare和Vardanyan等利用蒙特卡罗方法比较两类函数的性能发现，在不同的技术集条件下，无论是对于小样本还是大样本，二次型函数的估计结果要比超越对数函数的结果更为精确与灵活。

设定方向向量g=（1，-1），其含义表示，扩张期望产出的同时，同比例地减少非期望产出。本文在投入产出变量选择上，选择资本（x2）、劳动（x2）和能源（x3）三种投入变量，期望产出为各地区的经济总产出（y），非期望产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b）。因此，第k个生产单元t时期的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为：

（3）

考虑到距离函数中各生产单元的个体效益与时间效益的差异，在式（3）中的常数项加入省份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

（4）

其中λk与τt为虚拟变量的系数。当k’=k时，省份虚拟变量Sk'=1，否则Sk'==0。同理，当t’=t时，时间虚拟变量Tt'=1，否则Tt'=0。

为求解方向距离函数的未知参数，我们采用参数线性规划的方法求解，目标函数是最小化各时期所有样本点与前沿点的离差和：

（5）

各约束条件下含义如下：条件①确保各决策单元在生产技术曲线的前沿面或内部，即满足方向距离函数的非负约束；条件②满足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零点关联性，即当非期望产出为零时，方向距离函数为负值，此时方向距离函数不可行。以往多数学者的研究是在估计参数后，对零点关联假设进行验证，本文则作为约束条件来估计参数以满足该特性；条件③与④是单调性约束，确保影子价格具备正确的符号；条件⑤是满足投入变量的自由处置性；条件⑥与⑦分别表示方向距离函数的转换属性和对称性。

3碳边际减排成本估计结果与区域差异分析

3.1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使用分省级面板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选择2010-2012年期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台、港、澳）作为样本估计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其中由于相关数据缺失，故予以删除。①投入。投入变量包括资本、劳动与能源三种。分省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算，参考单豪杰的研究进行拓展，并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劳动投入以各省份的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的加总来表示；能源投入采用各地区一次能源消耗量，单位是万吨标准煤。②期望产出。采用分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并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③非期望产出。采用分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于我国没有官方统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本文估算各省主要化石能源消耗以及水泥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方法如下：

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IPCC，2006）推荐的方法估算，选取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7种主要化石能源，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为估算的各类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i表示能源消费种类，Ei为各省份第iN能源的消耗量（实物量）；CFi为各类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CCi与COFi分别是单位热值含碳量与碳氧化率COFi；44/12为二氧化碳气化系数。除化石能源燃烧外，水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约占总排量的10%左右，因此，在计算各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过程中如果忽略了水泥工业生产中产生的碳排放（CE），会低估碳排放量。所以本文也利用各省份的水泥生产总量乘以水泥的碳排放系数来正确估计碳排放总量。

3.2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GAMS/MINOS求解器求解线性规划模型（1）的未知参数，并计算方向性距离函数D与边际减排成本q。为了克服线性规划求解中的收敛问题，我们利用样本中投入产出的均值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意味着投入产出集（x，y，6）=（1，1，1），即对一个代表性省份，用平均投入获得平均产出。另外，在求解模型（1）得到参数后，由于数据事先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边际减排成本应当乘以投入产出均值以恢复其原有的减排成本规模。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期望产出（y）的一阶系数为负值，负的系数表明地区生产总值越高，区域的环境无效率值越低；非期望产出（b）的一阶系数为正值，说明碳排放越多，环境无效率值越高；资本劳动与能源投入变量的一阶系数估计值均为正，表明投入越多，无效率值越高。投入产出的系数估计值均符合经济意义。时间虚拟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均为负值，系数从2001年的-0.015 7减少到2009年的-0.076 6，且在2001-2009年期间逐渐下降，仅在近三年有所上升，表明各省份的环境技术随时间在逐步提升，无效率值逐渐减少，但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环境技术进步率在下降。

根据表2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描述性统计，方向距离函数的均值是0.082 8，意味着平均而言，生产无效值为8.28%，也即在保持期望产出8.28%的提升空间同时，碳排放可以有8.28%的减排空间。更进一步，在本文的样本中，地区GDP平均值为7 790.27亿元，碳排放均值为2.32亿吨，因此，通过提升生产与减排效率，可以平均增加产出645亿元（7 790.278.28%），同时减少0.19亿t（2.328.28%）的碳排放量。全国的碳平均边际减排成本为1 519.46元/t，从分区域看，东部地区最高，其次是中部，西部地区最低。各省份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标准差较大，表明各省份的减排成本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2003年山西的碳减排成本为274.46元/t，为最低值，而2012年江苏的碳减排成本高达38 078.18元/t。地区性的碳减排成本的差异，进一步说明可以通过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实现区域内生态环境治理系统之间良性互动，以达到减排成本最小化的目的，并形成整体的协同治理效应。

图1是各地区的平均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江苏、山东和广东的减排成本均超过3 000元/t，中部的山西边际减排成本最低，为484.8元/t。西部地区中贵州、甘肃、宁夏的平均边际减排成本均低于800元/t。平均而言，东部地区的碳边际减排成本最高，其次是中部，西部最低。边际减排成本的地区性差异表明可以用市场化手段如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等控制总量排放，实现减排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以京津冀协同治理为例，京津冀三地均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治理形势，如果执行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则三个地区的总减排成本将下降。北京、天津与河北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分别为1 461元/t、1 343元/I、1 042元/t，以三个地区的平均边际减排成本作为碳交易价格，则三地区平均每交易1 000 t的碳排放权，则北京可以平均节约治理成本17.9万元，天津节约6.1万元，河北则获得24万元的减排收益。

再来分析地区性边际减排成本的时间演化趋势。如图2所示，在2000-2006年期间，东中西部的边际减排成本变化趋势非常一致，均缓慢增长。但2006年之后，各区域的边际减排成本快速增加，特别是东部地区从2006年的1 280元/t快速增至2012年的10 021元/t，中部地区增速稍低，从2006年的701元/t增至2012年的3 103元/t。与东中部相比，西部地区的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增速也较慢，2006年为781元/t，到2012年达到1 499元/t。这些数据表明国家环境保护的“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十二五”规划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方针对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落实政策方针较为迅速，因此边际减排成本增长较快。而中西部地区以经济发展为重点，而且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对污染治理重视不够等，因此边际减排成本增速较慢，只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事件越来越关注，以及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政策的开展，中西部的碳减排成本在逐渐增加。

结合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煤炭消费比重和第三产业结构比重的时间演化特点，可以分析各区域碳减排空间与减排难度的地区性差异。根据统计数据，东部地区的江苏、广东、上海等地区的煤炭消费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34%、23%、19%下降到2012年的19%、19%、9%；而碳边际减排成本最低的贵州、山西煤炭消费强度均超过40%。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比重从2000年的42%上升到2012年的47%，中部地区则从39%下降至36%，西部地区则从41%下降至39%。其中北京的第三产业结构比重最高，达到76%，广东、江苏等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比重均超过45%。这些数据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碳边际减排成本普遍较高，减排空间有限，仅依靠调整化石能源消费结构或压缩高排放高耗能行业等手段进行减排的难度比较大，未来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及增加新能源的消费比重来减少排放；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碳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因此可以通过建立跨区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进一步学习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治理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减少化石能源消费量，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等方式以达到减缓碳排放的目的。

3.3碳边际减排成本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

为了进一步分析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区域性差异与变动幅度，本文选择泰尔指数来衡量边际减排成本的区域差异。泰尔指数可以将区域间的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域间差异两部分，因此可以揭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问差异及各自变动的方向与变动幅度，也能解释各自在总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泰尔指数数值区间为[0，1]，数值越小，则说明地区差异越小；数值越大，则说明地区差异越大。计算泰尔指数首先要设定一个权重，考虑到碳减排成本的特点，本文选择各地区的碳排放量作为权重。泰尔指数的计算与分解公式如下：

式中，qji和E。分别表示第j区域第i省市的碳边际减排成本和碳排放量；T、Tw与Tb分别是计算出的总体、区域间与区域内泰尔指数；为进一步研究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的大小，分别设定区域间贡献率和区域内贡献率：区域间贡献率为区域间泰尔指数与总体泰尔指数的比值Tb/T；区域内贡献率为区域内泰尔指数与总体泰尔指数的比值Tw/T。另外，定义区域内各子区域的贡献率为加权后各子区域的泰尔指数与总体泰尔的比值（qi/q）・（Twi/T）。泰尔指数计算结果见图3和表3。

图3是三大区域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泰尔指数演化趋势，从图中可以发现三个区域的泰尔指数呈现不同特征。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泰尔指数最高，其次是中部，最低为西部。东部地区在2000-2005年间稳步上升，边际减排成本区域内差异呈扩大之势，2005年之后差异保持平稳；中部地区泰尔指数呈先升后降的趋势，特别是至2003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渐收敛，说明中部地区各省份碳边际减排成本差异在不断缩小；西部地区在整个研究时间段泰尔指数保持相对平稳状态，西部各省份的边际减排成本差异较小。

从表3可以看出，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泰尔指数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性。区域内泰尔指数均远大于区域间泰尔指数，区域内贡献率均在70%以上，且变动幅度不大，表明碳减排成本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地区内差异带来的。在地区内差异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较小，而且东部地区差异的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上升态势，中西部的贡献率呈下降态势。

4结论与启示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为了切实实现碳减排目标，“十三五”规划确定，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降低18%。我国政府采用多种手段与措施来实现既定的宏观减排目标，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兼有环境质量保障和成本效率的特征，是近年来环境政策中一项极有特色的改革，成为总量控制下最有潜力的环境政策。我国已正式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然而，二氧化碳排放通常具有排放跨界性、危害全局性、经济上难以捕获与封存等特点，决定了碳排放的负外部成本很难测算。因此，估算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可以为环境管理部门与参与企业提供有价值的成本信息，有利于改进碳交易规则，制度适当的碳减排策略。

考虑到碳减排的中性技术进步及区域异质性等因素，本文采用二次型方向距离函数，研究了全国30个省份2000-2012年期间碳边际减排成本及其区域差异性。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3篇：碳减排意义范文

一、引言及文献梳理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等政策的有效落实，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环境得到不断改善。目前，国家和地区为了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相继出台了大量优化交通运输网络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经济带交通运输网络不断密集化与枢纽化，推动了城际间生产要素的空间互动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碳排放量不断增加的隐患。作为碳排放大国，在大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网络建设的进程中，实证测算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的城际空间转移问题，对于共建绿色生态“丝绸之路经济带”、“防霾治霾”、打造美丽西部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托比（Tobey，1990）首次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产业碳排放空间转移的影响[1]。尔后，以翰威特（Hewitt，2008）为代表的学者从国际视角分析了我国碳排放发生空间转移问题[2]。克拉克?萨瑟等（ClarkeSather et al.，2011）论证了我国境内产业碳排放存在显著区域差距的结论[3]。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四方面：一是以吴先华等（2011）为代表的国际间商贸物流碳排放转移研究[4]；二是以李小平等（2010）为代表，采取产业增值与单位产值碳排放系数相乘法对国际间产业区域转移碳排放的研究[5]；三是以杨骞（2012）[6]、张为付（2014）等为代表，采用动态分析法测算省际间碳排放空间布局的研究[7]；四是以李磊（2012）为代表，采取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经济区内商贸物流碳排放转移的研究[8]。

综观国内外可查阅的相关文献，以交通经济带为研究视角，研究地区间碳排放问题很是鲜见，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研究视角的交通运输地区间碳排放研究更是阙如。因此，本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为研究样本，以交通运输碳排放为切入点，系统地分析这条经济带上各地间交通运输碳排放的空间转移特征、差异及程度大小，以期测算“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北地区环境发展特征，为推动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推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及美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实证支持与理论参考。

二、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目前，在测算碳排放的方法中，较科学易操作的是参照《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基准法。即对样本年度所消耗的各种化石资源折算为标准煤系数，以0.7143∶1的标准将其换算成原煤，进而计算碳排放系数及碳转换系数（见表1、表2）。考虑到交通运输碳排放存在空间动态的非均衡性，为了较准确地测算其碳排放变化的空间动态特征，文章参考张为付等（2014）对CO2排放测算方法，[7]从动态分析角度，选取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各地的6种交通运输能源消耗项目，建立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指数、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转移指数等模型，计算交通运输碳排放变化率空间差异，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的计算公式为①：

（二）数据分析

1. “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分析。

（1）“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

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以年均11.01%的增长率增加了2.76倍。其中，陕西（34.74%）、新疆（30.08%）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占西北五省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较高，两地区的占比高达六成以上， 均呈现出逐渐增长之态势。甘肃（20.69%）的交通运输碳排放的占比适中，呈现出在2000～2008年占比趋势逐渐下降，2009～2014年渐转上升的趋势。宁夏（10.59%）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占比较低，尽管其占比在趋增，但增长幅度并不显著。青海（3.89%）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占比最低，2008年该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占比最高达31.45%，尔后几年的占比渐而下降（见表2）。（2）“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均呈现出了下降上升下降的态势，随着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先下降，后略有增长，尔后逐渐减少，表明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低碳排放的发展趋势渐而呈现。从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的地区结构来看，青海地区最小（年均0.1316万吨/亿元），宁夏地区最大（年均0.3264万吨/亿元），次之分别是甘肃（0.1862万吨/亿元）、新疆（0.1645

表3显示：15年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从2000年的0.9260万吨/亿元下降至2014年的0.8571万吨/亿元，下降了7.44%，年均下降率为0.045%。陕西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变化最大，上涨了67.61%，呈现出年均0.4034%的增速之势。新疆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上升了4.95%，年均增长率为0.1542%。甘肃、宁夏地区碳排放强度变化率均有所下降，年均下降率分别为0.1637%、0.2993%。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逐渐凸显，而新疆、陕西地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在下降，其中，陕西的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下降最为显著。

2.“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分析。

（1）“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

表4的相关数据显示：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系数除了青海地区小于1以外，其它四个地区该项系数值均大于1，按系数大小依次为陕西、新疆、甘肃、宁夏。表示15年来，青海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渐而向外地转移，陕西、新疆、甘肃及宁夏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相对转移。

分时间段来看，西部大开发实施的10年期间，即，2000～2009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系数值仅有青海小于1，表明西部经济大开发大发展的同时，陕西、新疆、甘肃、宁夏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向本地内部转移的规模在增加。2010～2014年，西北五省（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系数均有小幅下降，其中，宁夏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转移系数值变化最为显著，从系数值大于1转向小于1。陕西、新疆、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转移系数值仍大于1。表明最近这5年来，陕西、新疆、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逐渐减速，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呈现出向外地转移的态势，其交通运输低碳发展日渐凸显。（2）“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 。表5的计算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部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转移系数大于1的仅有宁夏、青海，陕西、甘肃、新疆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转移系数均小于1。即15年来，西北五省（区）的宁夏、青海交通运输碳排放相对向外地转移，其余地区均向本地转移，按照向本地转移的速度大小排序依次为陕西、新疆、甘肃。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陕西、新疆、甘肃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相对滞后。

分时间段来看，2000～2009年西部大开发实施的10年期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系数值相对较低。其中，该项系数值大于1的有陕西、青海；系数值小于1的有甘肃、宁夏、新疆。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陕西、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外地转移，而甘肃、宁夏及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则向本地内部转移，即甘肃、宁夏、新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相对滞后。2010～2014年，陕西、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空间转移系数值小于1，甘肃、宁夏、青海的该项系数值大于1。即最近5年来，陕西、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相对向本地内部转移，陕西向本地内部转移的速度显著快于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相对向外地转移，转移速度的大小排序依次为宁夏、甘肃、青海。这表示陕西、新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相对较低，而甘肃、宁夏、青海则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相对较高。

分地区来看，陕西在为期10年的西部大开发阶段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系数最大（大于1），尔后转为最小（小于1），说明陕西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从向外地转移转为向本地转移，陕西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在快速下降。甘肃则与陕西相反，从西部大开发期间的最小值（小于1）渐而上升为大于1，说明该地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从向本地转移变为向外地转移，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上升。宁夏与甘肃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变化趋势相似，近5年呈现出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外地转移的态势，并且其值最大，转速最快，说明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上升速度最快。青海、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变化趋势均有所递减，其中，青海该项系数值在不同的两段时间均大于1，尽管有所减小但变化并不显著，表明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外地转移的速度在减慢，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有所下降。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向本地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不断下降的速度仅次于陕西。

（三）实证结论

通过对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值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见表6）：青海的两项指标值显示均外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调出地区，也是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增长最慢、变化幅度最小的地区，表明该地区在经济发展中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最高。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空间转移指标单项外向，表明宁夏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提升。陕西、新疆、甘肃三个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值均内向，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调入地区，也是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和强度增长高于经济带均值的地区，表明这三个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交通运输高碳排放。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相关数据的实证测算，得出的主要结论为：

1.“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以年均11.01%的增长率趋增，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以下降上升下降的态势变化，其年均下降率为0.045%；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双内向，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最高，陕西、新疆、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双外向，属于交通运输碳排放调入地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相对滞后。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提升。

2.陕西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均值与强度变化率均为最大，交通运输碳排放增速明显；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的规模与强度均显著趋增，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快速下降；2010～2014年，其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速度不断递减，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有所提升，但仍属于西部五省（区）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最低的地区。

3.新疆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趋增，其均值位居第二；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变化率、增长率均显著高于西北五省地区的平均值；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下降较为显著；交通运输碳排放向本地内部加速转移，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不断下降；2010～2014年，其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向本地内部转移速度次于陕西而渐减；属于西部五省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第二低地区。

4.甘肃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自2009年以后渐转上升，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均值较高，属于西北地区仅次于陕西、新疆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增长较高的地区，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空间转移系数值双内向，呈现出本地承载了外地向本地较高程度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转移，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逐渐下降，属于西部五省交通运输低碳排放质量第三低地区。

5.宁夏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小幅趋增，其强度变化率有所下降，2000～2009年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强度均向本地内部加快转移，该地区承载了外地向其较高程度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转移。2010年以来，其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及强度均转向外地转移，交通运输转向低碳发展态势逐渐凸显，交通运输碳排放质量渐而提升。

6.青海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与强度系数值均最小并呈下降的态势，单位经济增长的交通运输碳排放最少。2000～2009年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强度均相对向外地转移，2000年以来，其规模向外地转移速度趋增，其强度向外地转移速度稍减，呈现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质量最高而有所降低的特征。

（二）政策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跨西北五省（区）向西延伸，随着交通基础设施运输通道不断的优化发展，通道上的物流、人流、金融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空间转移加速会引致地区间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迅速变化。在气候变暖、雾霾危害及国际减排压力的发展环境下，为了实现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新常态的目标，切实高效地打造交通运输低碳化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显得任重而道远[9]。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不断趋增，地区间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为了有效地控制各地区的交通运输碳排放规模，平衡地区间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规模与强度的相对差异，各地政府可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科学设置各种交通运输排放规模上限，测算各种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分解交通运输碳减排任务；优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出台加快交通运输机能改造与技术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尽快淘汰高碳排放、推广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应用；引入“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运输地区间碳排放交易制度，设立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转移预警体系，配套交通运输碳排放奖惩措施，引导西北地区各地交通运输低碳化可持续发展。

注释：

第4篇：碳减排意义范文

由最初的雏形“横门”，演变到 “坊门”、“ 棂星门”、“冲天式牌坊”，再到单体的、无门无墙、独立成型的牌坊出现，最后形成具有屋脊和各种装置雕刻的多柱多间多楼式牌楼，可以说，牌坊的演化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牌坊与牌楼的概念定义略有不同，有无楼顶是区分两者的主要标志。泰山地区多数为有坊顶的牌楼，以明清时期建造的数量居多，尤以清“康雍乾”三朝的成就最高。从现存的泰山牌坊、牌楼建筑中我们不难发现，其融汇了诸多朝代的建筑技艺，与泰山风景名胜和古建群落紧密相连、一脉相承，呈现出泰山地区特有的建筑艺术风格。

一、 泰山牌坊、牌楼建筑构造与形制

泰山石是泰山地区古建筑施工材料中最常见的一种。不仅是因为石料便于就地取材，且牢靠持久，也因其坚硬粗犷的气息和自然舒展的肌理，能够使建筑与泰山景象浑然一体。大部分的泰山牌坊、牌楼建筑整体全部用泰山石打造，石材的美感与自然美景相互辉映，看上去既有人工雕琢之美，也有宛若天成之意。

（一）单间石牌坊

单间石坊是泰山牌坊建筑类别中最为简洁明快、古朴庄重的一种。因为石条建造材料的长度较为有限，牌坊“间”的宽度受到很大的限止，单间牌坊即使再宽也宽不到哪去，所以泰山单间石牌坊体量一般较小。此类形式的泰山牌坊中最典型的是“中天门”、“五大夫松坊（1984年重建）”、“昇仙坊” 、“廻马岭坊”、“望吴圣迹坊“等（图1）。“中天门”高约5.4米，宽约3.2米，高宽比约1.68，比例协调、适中（图2）。两侧方形立柱跨路而立，配以稳固的底座基石，方石柱两侧设两尊通体雕饰有卷纹的门鼓石，鼓石的造型简洁质朴，线条连贯，富有韵律和变化。门间高约2.8米，上下额枋之间夹一字板，题“中天门”三个大字。额枋上五个方形石斗，承托五脊简瓦顶，正脊脊面高立，两端对称出头，垂脊平整，并有简易形式的挑檐造型。其整体形态古朴、简约，轩昂有力，浑厚稳重，可谓泰山传统牌楼建筑色鲜明、形态独到的一种。此类坊较注重实用价值或纪念含义，具有明确的功能和文脉精神，外观简易大方、比例匀整、结构严谨，虽体量不大，但丝毫不欠缺凝合力和厚重感。

（二）四柱三间石牌楼

泰山牌坊、牌楼建筑的形制是依据其结构的变化，以及构造形式的繁简程度而确立的，在大的结构框架之下，变化出各种不同形制的建筑。除了单间石坊之外，泰山地区比较多见的便是四柱三间石牌楼。此类形制的牌坊大都建造于明清时期，规格与等级都要高于单间石坊，且结构复杂，装饰繁琐，具有华美的外表，如“岱庙坊”、“岱宗坊”、“孔子登临处坊”等。 “岱庙坊”建造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位于泰山南麓的岱庙正阳门（图3）。坊为石质四柱三门的牌楼式建筑，高约12米，宽约9.8米，进深3米。中间正门宽大，两侧次间窄小。次间所用的四根雕饰立柱分别矗立于两块巨型雕刻石基座上，石座之间产生的宽度当作正立门入口，次间不作通行而用，更多的是展现牌楼的宏伟气势和均衡感。石座之上，每根立柱的前后分别设立夹柱抱鼓石，其上方各圆雕一蹲居的立体石狮，鼓石表面高浮雕有麒麟、鹿、凤等纹样，与姿态逼真的石狮组成一个丰富、生动的整体。正间两柱上施对联，柱上方设过梁，过梁下为两根额枋和两根平板枋，下额枋表面高浮雕有云龙图案，上额坊浅浮雕花卉、枝蔓等纹饰，意蕴着吉祥与高贵，平板枋表面只字未题，也无雕刻的装饰图案，次间两额枋间各夹有一根透雕菱形图饰的花板。正间过梁上有6个石方斗，两次间各3个，承载上方的双昂五彩式斗拱，方斗间的拱眼透雕有宝瓶形状的孔洞。屋顶为九脊歇山顶，正间宽高，两次间窄低。由上至下，正脊高耸，竖立面透雕龙纹，两端对称雕有螭吻，中间立体雕长形葫芦宝瓶，垂脊与戗脊上雕有走兽，坊顶屋面有瓦楞、勾头、滴水等。整座建筑充满了庄重高雅的艺术气息，其雕工精美，形态生动，在中国牌坊、牌楼建筑中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

“岱宗坊”虽然也是四柱三间石牌楼，但风格却与“岱庙坊”迥然不同（图4）。“岱宗坊”有8根巨型的石戗柱斜顶于立柱，石基座变为四个，分别置于石立柱下部，立柱两侧沿用了夹柱抱鼓石的做法，具象的巨型立体雕刻变为抽象意味的斜式卷云纹造型。当心间的立柱之上有额枋、过梁，中间夹有大字板，上面篆书有贴金大字“岱宗坊”。额枋下均设计了卷云纹雀替，过梁上有6个石座斗，次间分别3个，梁斗上承托九脊歇山式的挑檐坊顶，斗拱的设计被去除了，正脊、垂脊与戗脊的做法、雕饰与“岱庙坊”大体一致，坊顶浮雕出瓦垅、垂兽、滴水等建筑构件，尤其在东西对峙着两座高浮雕龙纹碑头的石碑，碑身分别刻《重修泰山谕碑》和《重修泰山记碑》，碑文尚可读，具有较高的史料和文脉价值。相比而言，“岱宗坊”减少了繁缛的雕刻装饰图案和结造线条，但更增添了高大稳健的体积感和雄伟大气的气息，这也恰巧反映出泰山牌坊的一个特点，即在整体结构和基本形制统一的前提下，随着细节设计与装饰程度的不同，塑造出牌坊各自的艺术特色，确立出各自的艺术风格。

（三）冲天式石牌楼

牌坊的形制特征，还可以分为柱子出头与不出头两种形式，前者又称为冲天式牌楼。冲天牌楼在我国古代的木牌坊、石牌坊建筑中都比较常见，在泰山地区也是重要的形制类型之一。冲天牌楼最早的形式是坊门与华表的结合体，宋代后称为“棂星门”，之后这种组合方式被作为牌坊的一个血缘分支保存延续下来。因华表柱远远高出牌坊的额枋和楼顶，呈冲天状，故称为冲天式牌楼。

泰山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冲天牌坊要数“遥参坊”和“天街坊”（南天门）。“遥参坊”位于岱庙的序幕—遥参亭建筑群前，为四柱三间无楼顶的冲天式石牌坊（图5）。四根坊柱柱身为方形，树立于巨石基础之上，每柱的前后均施以夹柱抱鼓石，通体雕饰拐子龙图案。柱头形制为仿华表形制，柱头顶部雕有承露盘，承露盘上还蹲有石兽，4根坊柱柱身在与坊顶额枋相交的上方，有贯柱伸出、雕刻精美的大片云板，坊正间和次间分别设两根额枋和一根额板，正间两额枋中的字板上刻行书“遥参亭”，额枋下沿设有浅浮雕云纹的雀替，坊顶额枋有雕刻精美的立体式火焰宝珠，整座牌坊古朴、庄重而威严，令人肃然起敬。

“天街坊”为四柱三间三楼的屋宇式冲天牌楼，四根立柱以屋檐为分割线，下部分为方形石柱身，上部分为冲天华表式圆形石雕柱头（图6）。两部分虽同属于一根整线，但具有明显的形式差别和分隔迹象，四根柱头均为华表柱身式精致的龙云浮雕，雕刻十分精美，与规整呆板的方柱形成鲜明的对比。楼顶为九脊歇山顶，三个楼的正脊两端均有浅浮雕螭吻造型，当心间正脊中间立体雕火焰宝珠。与“遥参坊”相比，“天街坊”既有高高冲天的华表柱，又有华美的楼顶，牌坊、牌楼、冲天牌楼三者的形制特征兼而有之，且外观华丽高贵，造型优美，气势威严，纹饰瑰丽，雕刻精美，是泰山牌坊建筑中形制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类。

二、泰山牌坊、牌楼建筑艺术特征

纵观泰山牌坊，我们可以从这些复杂、多样，充满传统文脉精神，但又各有所长，各具特色的建筑形式中，感受到建筑的浓郁艺术气息和地域文化色彩。

（一）选址讲究、取材精良

泰山牌坊建造选址并不是随意而定的，都是依据相应的根源，经过严谨的考究。登山途中各个牌坊的位置，选择的路径顺序，或是依附相应的景点、场所，或遵循明确的目的和原则，人们在辗转游离中参照牌坊就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记录下浏览的信息，而且一些牌坊从属于古建筑群落，充当古建的标志和门面，具有显著的位置优越性和重要性。此外，泰山牌坊基本选择就地取材，将泰山石材进行打磨加工，营造出来的建筑景观与泰山景象融会贯通、浑然一体。这两点足以说明牌坊与泰山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是泰山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

（二）庄重高雅、气势雄伟

泰山牌坊建筑更注重于“势”。“形”是泰山牌坊建筑表现的外观特性，透过“形”所传递的态势、动势、气势则是建筑的“势”。泰山牌坊建筑在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成就中，不能算是最为华丽高贵的，与精美绚丽的北京牌坊、牌楼相比，其在“形”的因素上要简易很多。但就是如此简易的“形”，却拥有凝重威严、器宇轩昂的气势，不需要极致繁复的形式，却用简单的形态元素和组合方式，创造出庄重高雅、气势雄伟的建筑艺术。

（三）精雕细刻、装饰精美

泰山牌坊建筑有着华丽细致、精彩绝伦的石雕装饰艺术，雕刻内容极为丰富，雕刻手法十分广泛，且追求细节的塑造和雕刻技术的精湛细腻。泰山牌坊建筑须要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具备超凡脱俗的艺术感染力，才能与泰山久远的历史溯源和显赫的政治、文化地位相契合，而精致的石雕艺术则恰恰是体现这一内涵的最佳艺术语言。无论是雕刻装饰的文字、图案，或是雕刻的繁缛程度、精彩程度，都从另一种角度证明着泰山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

第5篇：碳减排意义范文

主持人：请问刘院长，你是如何理解品牌建设的重要性？

刘志伟：随着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医疗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普及，许多同级别的医院在技术、设备、价格等方面都很类似，因此，妇幼保健医院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依赖医院的品牌优势。同时，如果患者能够被医院品牌所深深地打动，在情感上产生认同，从而成为医院忠诚的顾客。对医院建立了忠诚，那么，妇幼保健医院就能够保持医疗市场份额长期的稳定，减少未来市场的经营风险。

主持人：请问刘院长，构成妇幼保健医院品牌的有哪些主要因素？

刘志伟：妇幼保健医院的品牌，属于无形资产，主要由医疗技术质量、专科特色、优质服务及专家知名度、社会信誉度等要素组成。病人就医总有一个惯性心理，找熟悉的医生；因此，医生的声誉对于医院发展也显得极为重要。衡阳市妇幼保健院找准了市场定位，走出了一条“以妇幼保健专科为拳头科室”的特色发展之路。医院在主推特色保健科室的基础上，新设了新生儿筛查、产前筛查、产后康复、小儿外科、急诊科、水疗室等科室。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医院逐渐形成了集产前诊断筛查、产后康复、月嫂及婴儿水疗、小儿脑损伤康复治疗和新生儿重症救护的系列配套服务品牌模式，成功打造成为三湘一流的妇幼保健专科医院。我们本着让病人花最少的钱达到最佳治疗效果为宗旨，坚持落实“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研究病人的需求，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努力按照需求提供服务，最大限度满足需求。

第6篇：碳减排意义范文

【关键词】成绩排名；辩证；合理化

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对学生成绩进行排名，多年来一直引起教育界激烈论争，也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部有关文件中明令禁止对学生进行成绩排名。如何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确实是实践和理论上迫切需要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以辩证的思维待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对学生成绩排名有许多积极的作用。第一，成绩排名对学生具有“目标功能”，是学生衡量自己学习成绩的一把“标尺”。每次考试完，经过教师对学生成绩的排名，可使学生清楚自己这一阶段的学习成果，认清自己在学校及班级中的位置， 明确下阶段学习的目标和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如，在教师公布成绩排名之后，排名靠前的同学知道自己这一阶段的学习已经基本达到了该课程的标准和要求，可以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进而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制定目标，做好学习规划，以达到和本次相同的学习效果，且为此付出不懈努力；排名中等的学生应该反思这一阶段学习中存在的不足并且分析其原因，努力向成绩在自己之前的同学学习，以他们为目标，努力提高自身成绩；而排名稍后的同学，也不应该气馁，而应以本次考试优于自己的同学为榜样，抱着相信自己的态度，克服不足，超越自我，在老师的帮助下，总结反思，定可提高。沈建新在《质疑“禁止排名次”》一文中提出：“一个好的名次，就是对学生最高的嘉奖，远胜于老师的千万句赞赏，相反，一个差的名次就是对他们最严厉的惩罚，也远胜于老师的苦口婆心。”第二，成绩排名可以在班中营造竞争的气氛，激励学生不断上进。铁人王进喜说过：“井没压力不出油，人没压力轻飘飘”。当今，社会在发展，竞争压力也在增大。然而，有竞争才有差距，有差距才有动力，有动力才会进步，若不公布成绩排名，就没有比较，就没有对各方面的促进作用。今后，我们都要步入社会这个大熔炉，竞争又在所难免。现在成绩上的挫折不能承受的学生，那么他也必定经不起生活中大风大浪的考验，那他怎样才能立于社会竞争的不败之地？排名可以增加学生的竞争意识，提升竞争能力，促使学生积极向上，有利于起未来的发展，有利于其日后更好的面对社会竞争，在社会竞争面前不至于无所适从。当然，现代教育制度需要的是透明竞争，在透明竞争中培养学生抗挫折能力和过硬的心理素质。第三，成绩排名可以促进学生改变学习策略，促进教师调整教学方法，促进学校优化管理手段。考试之后，学生根据班级排名和年级中的排名，判断自己的学习情况。有进步的，应该努力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并且探索与下一阶段学习任务相适应的学习方法与学习策略。对于成绩不理想的，应该适当调整学习策略，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学生考试成绩的排名对于老师也有较大价值。排名有利于教师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促使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寻找到适合自己，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例如，对于成绩优异的同学，课堂上应该引导其帮助学习中有困难的同学，对于暂时落后的同学，教师因分析其落后的原因，引导该部分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与其他同学共同进步。考试成绩排名出来后，学校行政部门应该考虑对于优生以及暂时落后的学生，应该分别采取什么措施，如“竞赛辅导”或“进步辅导”，以使全部学生达到课程的基本要求，又使之有所差异。第四，成绩排名是学校对学生、家长负责的表现。排名是老师和家长衡量一个学生学习成果的标尺，若没有这把尺子，学校很难向家长交出一份学习成果的答卷。家长在了解子女的学习情况后，便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孩子进行教育辅导，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工作。

然而，早在 2006 年，《贯彻〈义务教育法〉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表示：“不得按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排名。”《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把公布排名归为“违法”。种种对成绩排名的否定态度，使我们在看到成绩排名的“利处”时，不得不考虑其“弊端”。

首先，公开成绩排名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笔者曾教过一位很有美术天赋的学生，其作品曾多次在学校举行的美术比赛活动中获奖。但由于考试成绩排名不理想，受到家长的严厉指责，导致他不得不放弃对美术的爱好。结果高中毕业时文化课成绩平平，特长也被埋没了。显然，按考试成绩排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不利于学生的特长培养及全面发展。

其次，公布成绩排名会对学生心理造成压力。频繁的考试及一次次排名特别是对于成绩中等以下的学生将产生过重的心理压力。布鲁姆曾说过：“不及格使学生遭受挫折和羞辱，破坏他们的自我观念和自我形象，使他们对未来丧失信心和勇气”。另外，很多成绩优秀的学生也不希望公布成绩和排名，因为他们如果从前几名掉下来，心理承受的压力更大，不利于学生身心发展。

再次，公布成绩排名会影响师生、生生关系，不利于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成绩居于人后的学生可能对老师产生抵触甚至厌恶心理，并且教师似乎总会偏爱学习“尖子生”。“尖子生”还会放纵自己，在同学中形成“总是高人一等”的傲气，不利于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也不利于同学关系的和谐。

最后，公开考试成绩排名，是不尊重学生隐私、不尊重学生人格的表现。教育首先要做到的是以人为本，每个学生都是有隐私权的，没有经过学生的同意就公布他们的成绩和排名，是不尊重学生人格的表现。

因此，排名次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之。为减少排名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笔者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从宏观角度看，首先，我们要改变教育观。评价学生的标准很多，分数及其排名只是其中一个。绝对评价和相对评价都是需要的；也要对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进行评价。另外，变革升学机制和选拔机制也是必要的。

从具体操作层面看，笔者认为可以有如下几种做法：

做法一：公布排名在前、有进步的学生。把公布成绩名单当做一种教育资源进行开发利用，鼓励成绩优秀进步的学生，也不至于让其他学生难堪。

做法二：对成绩分等级。如期中考试后，某学生总体成绩在年级前二十名，而不知道别人排在第几名。

做法三：把成绩中“姓名”信息隐藏，每位学生只知道自己考试成绩名次，而不知道别人考试成绩名次。

做法四：为每位学生建立了个人主页，学生和家长分别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就可看见不同的评价结果。学生看见“优、良、及格、不及格”的等级评价，而家长能看见考分、班级平均分和两条曲线（成绩起伏变化曲线和班级平均分曲线）。

做法五：求“离均率”。所谓“离均率”就是离平均分数的正负差与平均分数之比。如果A科的平均分数是88，而B科的平均分数是83，此时B科的85分就高于A科的95分。原因是（85-83）÷83大于（95-88）÷88。自己总分的“离均率”比前一次高了是进步，某一科的“离均率”比前一次高了也是进步。

十几年来，针对公开排名的争论依旧存在。以笔者浅见，我们应该辩证看待之，并且就目前中国的教育形势而言，完全取消考试排名不大可能。因此，探讨如何更合理地排名，比纠结是否应该废除更为实际。“公开成绩排名”这一问题，只要善加利用、扬长避短，是可收实效的。

参考文献：

第7篇：碳减排意义范文

关键词：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强制减排；碳补偿；减排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4；F205

一、当前政策导向

从目前国际上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的实践来看，利用市场手段并付诸相对严格的规制激励机制促进减排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作为《京都议定书》下非附件Ⅰ国家，中国境内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国际上，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主要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问题。《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年末到期，而德班大会是到期前的最后一轮气候谈判。在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坚决抵制下，德班会谈尽管没能彻底挽救《京都议定书》，但使其得以延续到2013年。会议决定，《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要在2012年卡塔尔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正式被批准，并于2013年开始实施。虽然存在变数，但从历次会谈来看，“拖而不废”是美、日、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主体策略。

此外，此次会谈有两个亮点：一是《京都议定书》内附件I国家承诺2012年5月份提出量化减排目标；二是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首次公开提出可以就2020年后中国承担限排义务进行谈判。当然，关于中国参加2020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解振华提出谈判的前提是要满足五项条件。一是必须有《京都议定书》和第二承诺期；二是发达国家要兑现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和2020年前每年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建立监督和执行机制；三是落实技术转让、透明度和能力建设，并建立相应的机制；四是加快对各国兑现承诺、落实行动情况进行评估；五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的原则，中国将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

在德班会谈之前，国家密集出台低碳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的相关规定和文件。2011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 的目标；2011年1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白皮书》中明确提出：“通过规范自愿减排交易和排放权交易试点，完善碳排放交易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2011年11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武汉）、广东、深圳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上述政策的密集出台表明中国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构建正式启动。

从上述国际与国内的最新动态分析，一个较为清晰的时间表已初具形态。2020年左右中国应该建成一个满足全国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统一市场，各省市还有8年的时间进行区域碳市场的构建。

二、碳减排市场的建设发展顺序

（一）先东部、后西部，先地方、后全国

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来看，先东部、后西部，先地方、后全国，这一顺序是中国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必须把握的步骤，也是目前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方向。中国目前低碳减排的总体目标可概括为：“4045”和“1217”，即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可以看作是两个阶段性目标。从目前国家公布的7省市低碳交易市场试点省市来看，也基本上体现了“先东部”的原则。这一时间和空间战略充分考虑了不同区域在减排成本、产业结构、能源依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通过时间和市场两个维度来进行拉平，这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经济体发展低碳所遵循的适应性原则。

对中西部省市而言，这一制度安排将成为吸引产业进入、利用发达沿海城市工业资金、技术的一种巨大引力。对具有很大减排潜力的能源大省而言，减排带来的收益和吸引力也将使其成为低成本工业生产的基地。其发展结果是：在较低成本下实现产业升级与重构。而这种制度事实上为许多能源大省提供了一种政策主导下的市场支付手段，有助于帮助其进行节能减排，同时也解决了这些经济相对滞后省市节能减排所需之资金。

此外，在东部沿海城市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也能为日后西部省市建设相关市场提供规制与操作经验，最终目标是建设成一个完全的可自由流动的碳资产交易市场。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要切实把握市场推进的步骤。由于各地在减排成本、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客观差异，且这种差异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因此，不应该也不能急于建设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应根据各地在碳排放强度、减排边际成本趋同后才可以考虑区域市场的对接。

（二）先工业、后农业，先配额、后补偿

从大的产业层面来看，主张先工业、后农业的顺序。一方面，在现阶段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建筑、交通、各种工业生产活动、化石能源使用等领域，工业领域强制减碳势在必行。此外，这一顺序是由中国内外经济环境所决定的，毕竟出口导向型战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而为了应对低碳标准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工业领域的强制减碳不可迟缓。

从减排的强制性角度，主张后农业，但并非说农业不减排。事实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6）的相关报告，畜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占全球总排放的18%，超过全球交通运输业的排放总量。然而，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将农业强制减排滞后，原因主要是满足农业减排的适应性。即使发展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因此农业应该以自愿减排为主。当然，这种自愿是相对于强制而言，并不代表没有市场激励。

那么如何为农业减排提供市场激励？一句话，工业碳配额、农业碳补偿，工业强制减排、农业自愿减排。这既满足适应性原则，又满足民生原则，而且与先配额、后补偿原则也是一致的。

“先配额、后补偿”指的是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中，要嵌入碳补偿市场。碳配额是由强制减排规划体系创造的，其基础是针对某个或某几个行业进行总量限制。而碳补偿是强制减排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内企业进行自愿减排（碳补偿），并允许这些减排量进入到强制减排交易市场中。在这种机制下，总量限制的行业内部会因为不同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而出现优胜劣汰现象。而总量限制以外行业的企业也会找到通过减排增加其利润的方式，并通过市场手段激励那些非强制减排行业主动减排。

三、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构建的关键条件

在此提到的区域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几个省（直辖市）组成的减排合作区域，例如，北京、天津与河北三省市之间形成的区域合作减排。二是在一个省范围内建设碳减排交易市场，省辖各市作为独立的减排主体参与到减排合作中。对于第一种情况，要充分考虑参与合作减排的各省在距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一般而言，在产业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的相邻省份组建区域减排合作框架，能够有效地降低减排的边际成本。对于第二种情况，各市如果在产业结构或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减排的福利经济效果也会比较明显。为保证区域减排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避免价格的大幅起落，需要就市场构建的几个关键点进行针对性设计。

（一）激励性规制机制

激励性规制机制或政策是指：必须使参与到区域合作减排的主体有激励参与并主动进行减排。这就需要从市场和行政两方面着手进行相应的政策设计，即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区域内参与主体的减排边际成本；通过相应的财政手段和市场规划手段引导企业积极进行减排，例如，政府设立专项减排资金用于减排项目的启动，也可以辅助其他手段，如，完成当年减排任务的企业可取得供电的优先权等等。

（二）市场流动性创造

通过对区域内某一特定行业实行排放总量限制以创造出具有稀缺性的减排额度，并进而通过证券化以形成碳金融工具（CFI），同时构建二级市场以增加此金融工具的流动性。依托现有的环境交易所构建碳金融工具拍卖交易平台，在提高碳金融工具交易价格透明度的同时，方便区域内政府对总量的控制和减排进度的管理。碳减排交易市场能否有效且持续，除了政府提供有效的规制措施以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就是：市场要能够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即市场自身的流动性创造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碳减排交易的二级市场，即创新性地使用碳金融工具（CFI）。也就是说，对碳减排额度要进行证券化，并使其能够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

此外，为了增加市场交易的流动性与参与的广泛性，交易体系主要针对某个行业制订强制减排规划，而对行业外企业则通过市场交易来激励其进行减排。这样，整个体系按市场参与主体是否有减排义务，又分为强制性减排交易市场和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三）价格传导敏感性

价格传导敏感性是指：市场的碳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要能切实反映出减排的边际成本，即碳金融市场的交易价格能够作为企业是否进行减排决策的一个市场信号。同时，这一信号也能反映出区域内减排主体的减排边际成本。如果交易价格上升，说明区域内企业的减排边际成本在上升，相应地，在减排规制措施方面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增加区域内配额的供给或增加财政支持力度）；如果交易价格下降，或表明区域内企业的减排边际成本在下降，或者是区域内发放的减排配额过剩。而要获得价格传导的敏感性，也需要构建二级市场，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来提供动态价格信息。碳排放权一级市场是相关市场参与者获得碳排放配额的市场。有减排义务的企业可以从一级市场上免费获得或者通过竞拍获得碳排放配额，也可以通过参与项目获得经过法定部门核准的额度当量。

碳排放权二级市场也被称为流通市场，是实现碳排放权优化配置的关键环节，是市场参与者对碳排放配额或碳金融工具进行买卖的市场。对于持有多余碳排放权的市场参与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将其出售，对于碳排放权短缺的市场参与者可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

（四）交易体系诱发产业结构升级

碳减排交易体系建立的基础是针对某个重点行业进行总量限制，并允许该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企业进行自主减排，并允许其将自愿减排的额度（碳补偿）拿到市场进行交易。在这种机制下，总量限制的行业内部会因为不同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而出现优胜劣汰现象。而总量限制以外行业的企业也会找到通过减排增加其利润的方式。这两种情况都必然会提升行业的集中度、生产效率以及行业内企业在国内分工中的地位。

四、促进企业减排能力建设

中国区域减排市场的构建必须考虑民生原则、企业减排适应性与能力建设并重的原则。鉴于此，笔者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一）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与减排情景设定

在现有的交易机制条件下，国内区域减排交易市场应该主要采取总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cap-and-trade）。在该体系下，管理者设置排放量上限，受该体系管辖的所有企业排放总量不得超过该上限，每个企业将分配得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如果企业实际排放量超过该额度，需到市场上购买在数量上等于两者差额的排放许可额度。在这种制度下，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以及减排情景的设定直接关系到区域内承担强制减排任务企业的减排成本。

对于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不能单纯从历史排放原则出发，仅考虑碳排放强度指标，应该同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该行业转嫁减排成本的能力（在终端产品市场上的定价势力）；（2）从经济上和技术上来看，该行业进行减排的可行程度（考察行业利润指标）；（3）该行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程度；（4）是否会影响到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的投资；（5）行业基准线易测定原则（存在成熟的方法学），优先选择有成熟CDM案例的行业。在这几个原则框架下选择强制减排行业，目标是有能力行业率先大幅减排，给那些应该大幅减排但减排能力尚不足的行业一段适应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强制减排行业的选择与减排情景的设定异曲同工。

对于减排情景的设定，主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让区域内排放实体充分适应。同时，要通过科学的计算，重点解决如下两个问题：（1）相对于基准方案，模拟不同碳减排率下各部门（行业）能源服务需求相对下降率；（2）在不同预先设定减排方案（减排比率）下，模拟不同减排情境下的GDP损失率，进而估计GDP损失函数。在此基础上，模拟出一个全局最优的年度减排率，而这个减排率能为年度减排总量的设置，进而年度配额计划的确定提供一个宏观的科学的测算基础。

（二）碳补偿市场嵌入

碳补偿市场嵌入的目的在于降低强制减排行业的减排成本。同时，通过市场手段激励那些非强制减排行业选择主动减排，从而实现全局最优。在总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机制下（cap-and-trade），一般允许减排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来自强制减排体系以外、产生于项目市场的碳补偿额度来履约（此碳补偿额度基于信用基准模式，即Baseline-and-Credit机制）。例如，总量管制下的排放交易机制下，承担强制减排任务的一个企业（比如火力发电企业）需履行强制减排义务。如果没有碳补偿市场，该企业就需要通过购买其他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企业的排放额度、限产或技术替代的方式来进行减排，这三种履约方式的成本都相对较高。如果允许其购买碳补偿且都来自具有额外性的项目，那么这种履约方式能够大大降低强制减排实体的减排成本。图1较为直观地展示了碳补偿市场的嵌入如何有效地降低强制减排行业的减排边际成本。此外，碳补偿市场的存在还能够有效地增加减排额度交易市场的流动性，从而保证额度交易价格的平滑性。

Ac是强制减排市场总量；Au是自愿减排市场总量（碳补偿量）；Ac与Au的大小取决于强制减排市场边际成本曲线MACc与自愿减排市场MACu的位置关系。如果没有碳补偿市场，那么强制减排市场的减排总成本为（A+B+C）。而如果嵌入碳补偿市场，在相同的总减排量下，成本为(A+B)。其中，E是碳补偿市场卖方所得利润π；F是强制减排市场内，买方企业因价格下降而所得收益。

（三）政府减排资金补贴

目前，对于中国区域碳减排实践，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是要政府提供减排启动资金，这也符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促进企业减排能力建设的指引。当前，需要探讨减排财政资金的提供机制、渠道和实施方法。具体而言，需要设计出满足激励相容、可自我实施的减排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制度，使辖区内企业有激励在减排财政资金的引导下，进行可观测、可计量、经过核证的减排，其根本目标是促进企业减排能力建设，实现发展前提下的减排。

据此，本文建议设立专门的低碳发展财政支持基金，基金的使用和分配按市场化进行操作，分别设计低碳发展财政基金使用的事前与事后制度安排，实现对企业低碳减排进行事前和事后两种管理。事前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从低碳基金中分拨出相应的资金主要用于企业进行减排项目研发，促进企业减排的能力建设；而事后制度设计的重点在于利用财政基金辅助市场手段诱导企业进行持续减排。通过事前与事后两种资金使用机制，可使企业进行自主选择，并据此对辖区内企业的减排动机、减排类型进行区分，企业自行“对号入座”，从而满足制度的激励相容。两种制度安排都强调资金使用的市场化，事前事后两种机制相互补充，事前资金引导、事后资金补贴，一方面促进能力建设，一方面促进持续减排。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可在一个政策实施周期内基本上确定各行业的减排基准线，从而能够更为科学地制定下一周期的减排规划。

参考文献：

[1] 宗计川. 应采取市场化手段解决减排的结构性矛盾[EB/OL].人民网，.

[2] 宗计川. 理性思考与科学应对低碳经济[EB/OL].

，2010.06.29.

第8篇：碳减排意义范文

关键词：冷热水供水方式、洁具选择、独立排水系统、特殊科室、污水处理

中图分类号：U6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健康的需求日益提高。为满足人民的这种需求，近年来各地涌现除了很多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医院建筑项目。我司自2003年以来，就相继承接完成了十多所医院建筑的设计工作，目前尚有数所医院建筑正处在设计阶段。医院建筑相对于其他公共建筑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即严格的卫生防疫要求和安静、舒适的环境要求，因此在医院建筑设计的各个方面都要针对医院建筑的这两个特点而进行设计。本文通过对这十多所医院建筑给排水设计的总结，介绍一些医院建筑给排水设计中应注意的事项。

1 给水设计

医院住院楼通常应配置全日制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因此，医院建筑给水设计通常包括冷水系统和热水系统。

1.1综合医院用水量计算

综合医院用水项目和相应的用水量标准如下表。

1.2冷、热水供水方式的选择

为了尽量达到冷热水系统的压力平衡，医院建筑冷、热水供水系统应尽量采用相同的供水方式。医院热水供应系统的选择应根据使用要求、耗热量及用水点分布的情况，结合热源条件，经经济技术比较后确定。目前，由于对环保和节能的日益重视，南方新建的医院采用空气源热泵配电辅助加热的方式供生活热水系统用热的较多，而北方由于气候的限制，仍然设锅炉房供生活热水系统用热的较多。当采用热泵供热时，热泵通常设置在屋顶，此时生活热水系统通常采用设屋顶热水箱的开式供水方式。当采用锅炉房蒸汽供热时，加热器通常设在地下室或锅炉房内，此时，冷水加压供水方式通常采用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装置供水，而热水采用半容积式加热器的闭式供水方式。当冷、热水系统竖向需分区时，冷、热水系统应尽量分区一致。

1.3 热水系统设计应注意的几点

加热器不得采用有滞水区的容积式加热器（因滞水区易滋生军团菌）。加热器不得少于2台，当1台检修时，其余设备应能供应60%的设计用水量。热水供水温度不应低于60℃（以防热水系统滋生军团菌）。当采用空气源热泵供热时，应采用R134a等制热温度较高且为环保冷媒的热泵（R22冷媒的热泵制热温度达不到60℃且R22冷媒属淘汰冷媒），并应设电辅助加热。对于手术室刷手池、妇产科、ICU等特殊科室的热水供应点，应严格控制热水支管的长度（宜4m以内），以确保打开龙头即供热水。加热系统的设计应采用机械循环。

加热系统的给、回水管道应采用同程布置。

1.4 洁具的选择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医院洁具用水龙头及冲洗阀应按以下要求配置：公共卫生间的洗手盆应采用感应式龙头，小便器应采用感应式冲洗阀，大便器应采用脚踏式或感应式冲洗阀。传染病房和传染病门急诊室的洗手盆应采用感应式龙头。普通诊室、医技科室等医疗用房的洗手盆应采用非手动接触式龙头（感应式龙头、肘动式龙头或膝动式龙头）普通病房和办公室内的洗手盆可采用普通龙头。

排水设计

除了与普通建筑一样应采用雨、污分流外，医院建筑的排水应注意：医

疗区污水应与生活区污水分流；对于特殊科室的污水应采用独立排水系统且应采取必要的预处理措施后才能排入医院集中污水处理站。

针对医院建筑的两个显著特点，应重视和加强医院建筑排水系统的通气设计。医院病房楼建筑高度超过十层时，卫生间排水系统宜设置专用通气立管；公共卫生间排水横管长度超过10m或大便器超过3个时，宜设置环行通气管。

医院卫生间、淋浴间、污洗间、开水间等经常有水流的房间应设无水封直通型地漏，地漏下加存水弯，存水弯水封不得小于50mm。医院手术室刷手池处、急诊抢救室以及空调机房等临时性地面排水的场所应设置可开启式密闭地漏，平时关闭，需要排水时打开。医院其它非必要设置地漏的场所尽量不要设置地漏。以避免因地漏水封干涸形成串通通气而带来交叉感染的风险。

3 特殊科室给排水设计

3.1洁净手术部给排水设计

洁净手术部的设计除应执行常规的设计规范外，还应执行《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GB50333-2002。具体应注意以下几点：给水系统应有两路进水；热水系统应有备用热源，通常采用在冷水系统串接电热水器的方式，平时由集中热水系统供应热水，当集中热水系统故障不能供应热水时，开启电热水器供应热水；应严格控制热水支管的长度（宜4m以内），确保打开龙头即供热水；刷手池供水宜设置紫外线杀菌装置进行杀菌消毒处理；手术室内不应设地漏，刷手池处应设密闭式地漏；手术室不应设喷头，手术室外的区域应设喷头，且应采用隐蔽式喷头。

3.2 传染病科给排水设计

给水、污水应设单独管道系统；给水应在传染病区进口处设倒流防止器；各排水管在屋顶通气管上应设可靠的消毒设施（如紫外线杀菌装置）；传染病人的粪便应进行有效消毒后才能排入污水管道；传染病区的污水在排往医院集中污水处理站前应在传染病区边界处进行预消毒处理，预消毒方式宜采用臭氧消毒，当采用氯消毒时，消毒后应进行脱氯处理，以免影响医院集中污水处理站的生物处理。

4 医院污水处理

医院污水处理站应独立设置，与其它建筑宜保持10m以上的隔离距离，当不能满足此条件时，应采取有效安全隔离措施。任何情况下不得将污水处理站设于门诊或病房等建筑物的地下室；医院污水总排出口位置。污水处理站应尽量布置在总排出口方向；医院院区的地势。污水处理站应尽量布置在地势较低处；医院所处城市夏季主导风向。污水处理站应尽量布置在其下风向；医院污水处理站选址应针对以上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根据《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1466-2005）对排放水质的要求，以及国家环保局所发《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所推荐的处理工艺，对于传染病和结核病医院污水处理，必须采用二级处理工艺，并需进行预消毒处理。对于县级以上或20床以上的专科医院和综合性医院，当处理后污水直接排入地表水体或海域的，其污水处理必须采用二级处理工艺；当处理后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并最终排至二级处理工艺的城镇污水厂时，可采用加强的一级处理工艺。

对病人的血液，排泄物，检验废弃物以及被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有毒、有害物质所污染的污水、污物均分别收集到各自的容器里，经过严格的消毒以后，由专业厂家统一进行焚烧，统一排放；对来自于牙科治疗和化验室，含有汞、铬等重金属废水，可用化学沉淀法或离子交换法处理；对来自于同位素治疗和诊断含有高浓度放射性同位素废液、器皿洗涤废水，均采用储存法储存于容器内进行长期储存。对于低浓度放射性废水采用衰变池处理。衰变池必须设计成推流式，保证足够的停留时间（一般为同位素的10个半衰期），取各种不同同位素的最大值，并将衰变池分为两格，轮流使用，达到国家允许排放标准后排放。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国力的提高，污水处理不仅要杀灭水中存在的各类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卵，更需要对污水生物性污染，理化性污染以及有害物质进行全面处理。医院污水处理终端宜采用二级处理，即通过生化处理方法来除去医院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从而改善水质，减少了消毒剂的用量。目前污水常用消毒分别有液氯、次氯酸钠、漂粉精片、二氧化氯、臭氧。液氯因为操作方面危险性较大，现在基本不宜采用。

5 结语

对于医院建筑给排水设计，在管材选择、管道布置、设备选型及安装、洁具选择、冷热水供水方式、 排水方式、地漏设置、通气设计、消防设计以及污水处理等诸方面都应针对医院建筑严格的卫生防疫要求和安静、舒适的环境要求这两个显著特点进行设计。

参考文献

CB50333-2002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

GB181466-2005医院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9篇：碳减排意义范文

缕缕参天大树从身旁拔地而起。“我还没到上海哩，我就看到每条道路井然而有序地通行着川流不息的车辆。而丛旁的偏偏绿意映入眼帘，直夺人眼球。”在通往2010的路上，只见他越说越起劲，眉飞色舞的还不禁手舞足蹈的向我描述。一路上飘扬着绿油油的世博标旗，大手牵着小手。2010字样飘荡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是对美好未来的诠释。我想，在2010年没到来前，就给他那么良好的第一印象，就让上海成为他心中的又一世外桃源吧！

“因为我对以往的世博会都深有感触，所以特别对这次的世博会有所期待。”他望着海宝，似乎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热血之情。

是呀，世博蓝图已经绘就浦江两岸，五千年文明的积淀，一个半世纪的等待，都将汇聚在某些方面2010年5月1日。作为一名上海人，我自豪；作为一名高中生我更骄傲。

“世博会的倒计时可是紧锣密鼓。”他叹道。“以中国馆为首的众多世博场馆规划、定位以及工程进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肯定的是，世博会众多形态各异的场馆不仅在建筑外表上多姿多彩，让人大开眼见，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场馆都将被老上深深的文化印记，赋予美轮美奂的建筑以灵魂，以生命。以“东方之冠”为主题的中国馆已经亮灯，纯正的中国红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她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气质。在即可保证效率的同时，质量也是得以提高的，所以你大可放心。”我自信满满地说道。

我俩静静地坐在车上，观望着外景：红绿灯成为了人们的行路标志，就是它稍作休息，也可井然有序的运行交通。路边，一幕幕良好秩序的图景深入到我俩心中：行人让路，帮助残疾人，扶助老人，关心幼小。真正体现了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稳定。

“你们的海报花样可真丰富，吉祥物也摆弄出多种姿态。”

“当然了！”

“平安世博”与“快乐世博”最大限度地激发市民关心世博、参与世博的热情，最大限度地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使上海良好的市民法律素质和社会法治秩序成为承办世博会的重要支持。在日益网络化、信息化、开放化的舆论环境下开展迎世博法制宣传，不仅要注意舆论导向的正确性还要注重宣传的生动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