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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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总结范文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作者就持续跟踪危机的进展,掌握危机的演变脉络,并从理论上思考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将发生的深刻变化。《危机后的全球金融变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剖析危机后全球金融界要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探讨后危机时代金融变革的趋势及我们的对策。

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路径和发展演变的阶段性特征,作者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通过财富效应、商品价格波动、进出口贸易以及金融市场信心等途径在各国之间传导和扩散,不同类型经济体传导渠道存在明显差异。整体看来,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采取了联合行动,对稳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不同经济模式的经济体应对危机的政策效果存在差距,这缘于各国的经济特点和措施差别。

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也使很多国家出现了过度举债、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风险加剧的问题,面对不稳定的基础和当前是否是脆弱的复苏,世界各国都将面临着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退出战略,既保证经济复苏步伐不致戛然而止,又要预防通货膨胀,控制流动性泛滥,需要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前提条件、具体策略、相关原则等方面作一个细致的全面的考量,才能保证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长期增长。因此,救市后退出机制的行动,是普遍要面对的、具有很强的决策艺术的操作。

危机的发生,为我们认识危机尤其是预警危机的发生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条件。作者在总结已有金融危机监测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与修订金融危机监测指标体系意见,如提出股票市场相关指标、公司债券市场相关指标、非金融类货币市场相关指标、信用衍生市场相关指标、银行业相关指标、外汇市场指标、宏观经济指标等等,通过这些指标体系在美国的实际运用,提高对金融危机的前期、发生期及以后走势的观察和描述,发现更具先导性的指标。

结合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本书提出今后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的各种举措,尤其是总结美国次贷危机,看到资产证券化后使金融资本因周转率的加速而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虚拟地扩大了金融机构的放款能力,同时也加强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使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对清算结算风险和金融机构破产的抵御能力弱化,提醒我们注意金融衍生品的管理,降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醒我们高度重视金融业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以及控制综合化经营风险,加强流动性管理,加强金融监管。

第2篇：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总结范文

【关键词】世界经济 TPP 供给侧改革 SDR 过渡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分化加剧，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依旧艰难曲折。预计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可能好于2015年，但不确定因素增多。整体来看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较复杂局面。

2015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5年全球经济运行呈现出的主要特点是：整体复苏情况较为疲软，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分化较为明显，全球经济三轨运行：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开始引导加息；欧洲经济筑底改善，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受美元升值和全球需求趋弱等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低位运行。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10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全球经济2015年将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比2015年7月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穆迪在2015年11月最新的《全球宏观经济展望》中预计2015年二十国集团GDP增长率为2.6%。

在大宗商品和全球贸易方面，2015年国际石油价格低位运行，并呈现进一步下跌的态势，大部分石油产出国如沙特、伊朗、俄罗斯都没有选择减产保价。全球国际贸易也是不断萎缩，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BDI）低位徘徊且不断刷新新低，通缩阴影弥漫在全球。

在美国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经济体中，目前只有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已经开始进入收紧政策、恢复常态下经济政策的阶段，美联储年内会否加息成为热门话题。IMF对于全球经济的预期在不断下调，唯独对美国的经济预期是上调的。2015年以来，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美元指数在2015年3月和12月两度突破100大关，随后虽有所回落，但整体仍保持高位运行。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美国经济的走强对于全球经济的带动效果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长期来看，受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拖累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美国经济脱离全球总体环境“一枝独秀”的格局难以长期持续。

欧洲央行于2015年初开始实施QE（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期19个月，欧洲经济在2015年温和复苏，经济景气指数在前11个月内稳定上升，制造业PMI指数一直保持在51以上，总体趋势基本企稳。年初实施QE以来，欧元汇率一度快速贬值，提振欧元区出口，但二季度以来欧元汇率逐步企稳，QE政策的边际效用减弱，出口增速有所回落。整体来看，三季度欧元区仍保持温和复苏态势，但随着QE政策效应的减弱，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放缓迹象。另一方面，希腊债务危机反复、中东战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向欧洲、ISIS恐怖袭击阴影等不利因素会影响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目前，欧元区扩大QE的预期升温，欧洲央行正在考虑扩大资产购买规模，或者将QE延长到2017年，以防止欧洲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日本方面，安倍政府在2015年推出的“新三支箭”的目标和方针（主要内容包括：202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增长至600万亿日元；平均生育率达到1.8；杜绝因家庭护理而放弃工作的现象发生等）。与“旧三支箭”通过日元贬值和大规模放松货币政策相比，“新三支箭”更致力于从社会层面出发改善影响日本长期增长的结构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目前“新三支箭”的政策效果如何尚不明朗，但从国际经验看，长期的“低生育陷阱”很难摆脱。日本央行从2013年起开始推行超级QE，不仅购买日本国债与企业债，同时还购买日本股票，但总体效果并不及预期。近期标普将日本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使日本国债面临巨大抛售压力。日本逐渐陷入经济滞涨的局面，安倍政府挽救日本经济的能力存在不足，日本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实现经济复苏的困难重重。

在新兴市场国家方面，受全球市场需求回落与资本流出困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普遍回落，面临经济减速和滞胀的压力。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巴西、俄罗斯等经济基础较为脆弱、依赖资源出口型的新兴经济体更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冲击。2015年以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经济遭受重大挫折。具体来说：

巴西2015年三季度GDP同比下降4.5%，连续第6个季度同比下降，失业率升至7.9%，通胀率也自2002年以来首次超过10%，巴西央行被迫收紧货币政策。巴西经济正陷入“滞涨”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这一拉美最大经济体正陷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未来经济增长前景黯淡。

俄罗斯2015年三季度经济同比萎缩4.1%，IMF预估俄罗斯2015全年GDP将萎缩3.8%，全年的通胀率将达15%，2016年的通胀水平约为8.6%。由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俄罗斯经济负增长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南非2015年三季度GPD增长仅为0.7%，同时失业率高达25.5%。其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和制造业的萎缩将长期制约其经济发展。而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中国2015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9%，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首次跌破7%。

在新兴经济体中，唯一例外的是印度，目前处于领跑“金砖国家”的位置，经济运行状况较好。印度2015年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4%，超过了二季度的7%。目前通胀率约为5%，并有进一步改善之势。在通胀稳中趋降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得以进一步提升。在制造业方面，印度制造业2015年三季度增速达到9.3%。

2015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国际经济事件

TPP协定的达成。历经5年谈判，2015年10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12个国家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这12个创始成员国的GDP总额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使得TPP成为继WTO之后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其意义和影响可见一斑。而作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之一的中国被排除在协议之外。

TPP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强化了北美与亚洲经济之间的联系，TPP不仅具有国际经济方面的意义，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也很大。作为全球第一与第三大经济体，这是美国与日本之间首次缔结区域内的贸易合约。对于美国而言，尽管贸易壁垒的减少将有助于刺激潜在的经济增长，但正如市场所担忧的那样，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可能对其本土就业形成冲击。对于日本来说，对于农产品关税的显著下调实质上属于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将施压于日本农业部门。

对于越南、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来说，加入TPP将有助于其改善出口以及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虽然TPP所强制要求的各项高标准（如成立独立工会、限制国有企业垄断地位、保护知识产权及保护环境资源等）在短期内将限制各国政策的灵活性，但长期来看，将本国制度构架更新至国际标准将有益于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

对于中国的影响方面，由于中国未被纳入TPP协议，长期来看，中国在争夺出口市场份额及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力会受到负面影响。短期影响方面，由于TPP目前仅仅是部长级的协定，正式生效还需要成员国国会通过。按照民主国家的决策程序，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短期内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给予中国政府和企业时间予以应对。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TPP，首先，中国应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国际贸易存在的本质是源于各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近年来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很快，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其次，长期来看，应提高环保标准、劳工权益保护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强化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支持力度，倒逼国企改革。第三，在未来中国或可以考虑发起成立另一竞争性贸易协议作为应对。打破国际贸易的制度障碍和地理障碍，如“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推进与有关国家加深国际经贸合作的重大契机。

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11月底宣布将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被纳入SDR，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这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中国经济和全球货币体系将产生长期的深远影响。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对于稳定SDR 的币值波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却与经济规模不相称。人民币加入SDR，能够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与经济实力相称的货币大国。而对于全球货币体系而言，在全球主要货币展开竞争性贬值的背景下，将人民币纳入到SDR 篮子货币，有利于降低SDR货币篮子的波动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依据自身内部情况，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这也使得全球货币体系的波动性不断扩大。但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力地维护了人民币外汇市场的稳定，这也使得人民币成为后危机时代少数币值较稳定的货币之一。

第二，各国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增加，将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积极影响。按照IMF对SDR货币两个基本条件的要求，将人民币纳入SDR即是对中国贸易地位和人民币使用便利度的认可，一方面将有利于扩大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使用范围和结算规模，推动跨境消费与投资，另一方面亦有助于刺激包括各国央行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对人民币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的配置需求。结合2015年以来中国央行连续出台政策大力推进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预计中国债券市场将率先受益。

与此同时，也应理性看待人民币加入SDR，经济实力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决定因素。虽然加入SDR货币篮子能够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归根结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最终是经济实力的体现。首先，应看到SDR在国际储备中占比很低（仅约2.4%），因此加入SDR本身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直接影响有限。其次，以日本为例，虽然日元在1980年就被纳入到SDR货币篮子，但由于其经济自90 年代以来的长期不景气，日元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再次，SDR的全球货币地位并非是不可动摇的。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发展，SDR篮子货币所属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呈现下降态势，其由1995 年的占比全球经济的71.1%，下降到2014 年的49.6%。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原因在于，建立与全球经济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制度安排，有利于提升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适应经济转型要求。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尽管人民币纳入SDR带来的短期增量资金有限，但这给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树立了国际认可标准，给更多全球国家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储备货币奠定了基础。人民币资产的受青睐程度，最终取决于其交易便利、保值增值等功能，最终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在中国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是对这一现实的确认。

2015年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

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2015年，关于贫困与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的重视，成为全球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

首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为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2015年10月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安格斯・迪顿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迪顿和米尔鲍尔共同提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用于分析消费在不同商品之间的选择和分配，此模型适用性和有效性较强，能够匡算出个人收入和多种商品的价格对商品需求的影响。此模型和之后的完善版本成为当今全球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实际政策评估的重要工具。

第二，迪顿发现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实际关系，即“迪顿悖论”。迪顿注意到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总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基于理论所推出的居民根据个人收入调整对应消费的行为特征与实际调查数据所呈现的变化有很大的出入，这被称为“迪顿悖论”。这说明，对个体数据的分析是解开总体数据之谜的关键，这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思想和方法的进步。

第三，迪顿对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迪顿使用家庭调查数据来测量贫困和生活标准，以及影响贫困和生活标准的因素。他认为使用支出数据来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相比收入数据更能够真实地反映贫困地区人们的福利状况。利用这些调查数据，他开展了多项有影响力的研究，包括家庭内部重男轻女现象的研究、收入与营养状态关系的研究等。

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朱玲等人也因为在贫困与社会公平政策方面的研究，在2015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朱玲等人的著作《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从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角度，探索了连结经济自由与社会均衡的路径，探讨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和增长过程的社会和解，阐明了导致收入高度不均等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原因，并聚焦于受到制度性歧视的农民和农村迁移工人的生计和实际享有的基本权利，探究消除社会排斥和增强社会公平的可行政策。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转型中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必须从消除社会排斥和推进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做起。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思想的复兴。2015年，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等扩张总需求政策的有效性空间越来越小，各国政府纷纷转向供给侧的改革措施，供给学派经济学思想被重新重视，并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中国政府从2015年10月开始大力倡导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点向供给侧改革转移，供给侧的改革措施将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制定和执行中的重要方面。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下转235页）（ 上接31页）的变化。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蒙代尔、阿瑟・拉弗、芒德尔、万尼斯基、吉尔德、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该学派的主要观点包括：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和能力，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仅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供给学派力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主张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强调重视智力资本，反对过多社会福利；主张控制货币，反对货币滥发。供给学派经济学思想的应用和供给侧改革，在20世纪就曾经大有作为过，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相继陷入滞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供给侧改革措施帮助其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潭。

2015年，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发达国家和各新兴经济体对供给侧改革又注入了新的含义，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包括的内容有：降低过剩产能，释放不具有发展潜力的过剩产能占据的大量生产要素，使这些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采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行业竞争的手段来激发垄断行业企业活力；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完善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交易、优化体制；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向精致生产的方向发展，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方向提升等。

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被提升到新的高度。2015年，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过渡经济学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过渡经济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联系比较紧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加尔布雷思及张五常等人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以往，过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有不少闪光点，但整体上呈现比较零散、碎片化的态势，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理论。而在2015年，“过渡经济学理论”被授予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林毅夫、蔡P、李周、张军、樊纲等人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人，接受了此奖项。这对提升过度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和国内外影响力，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过渡经济学理论囊括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所有重大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过渡经济学理论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不同方式或路径对改革成本和绩效的影响，如何能够选择低成本的改革方式或路径，以及改革引发的利益矛盾和收益分配等问题，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面对的重大问题。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对促进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市场经济平稳过渡，减少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成本，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

展望2016年，全球经济或将持续温和复苏，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景依然不均衡。相比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预计将略有加快，美国、欧元区国家有望持续温和成长。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较严峻的增长形势，经济增速放缓的局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主要是因为一些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减弱。在国际石油市场方面，在供给面减产不足，需求依旧疲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会加剧原油供应过剩的局面，国际石油价格在2016年预计将继续低位运行。

2016年，预计全球各国经济政策将越来越出现分歧，美联储将进入紧缩周期，欧元区和日本可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各自情况差别较大。具体来说：

第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非农就业形势逐渐向好，美国成为经济复苏的标志性国家，美联储加息窗口何时将开启备受关注，预计美国在2015年底或2016年初加息的可能性很大。

第二，欧洲经济复苏预计在2016年仍不十分稳固。穆迪预测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仅为1.5%，意大利和法国2016年的经济增速约为1%左右。英国退出欧盟的风险也将增加欧洲经济的不确定性。欧洲央行在2016年或将延续宽松政策，加大QE力度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日本方面，随着日本老龄化问题加剧以及日本国内对安倍政府改革措施报以较悲观态度，日本的消费以及制造业的好转将受到较大限制，日本仍将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预计在2016年日本政府的货币政策将延续宽松。

第3篇：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总结范文

2004年6月30日，美联储决定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由1%提高25个基点，至1.25%。这是美联储自2000年5月以来第一次调高利率。在8月10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25%再度提高到1.5%。这是美联储在两个月内的第二次加息，在目前美国就业率等指标不乐观和国际油价走势莫测的情况下，美联储依然如期加息，显示出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充分信心，因此相信美元利率逐步有序提高的加息周期已经开始降临.

一、联储利率政策决策及其政策周期

在考察美国利率政策波动时，不能不结合考察另两个对美国经济有显著影响的波动周期，一个是美国石油价格波动的周期，油价波动周期对美国经济增长和核心通货膨胀率有直接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美联储利率政策的调整；另一个是美元汇率周期的波动，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对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有重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了美国国际收支调整和利率调整。在此我们对美国利率周期、油价周期和汇率周期这三大周期做极为简略的分析。

第一，关于美国利率波动周期。近30年来， 美国的加息周期大致可以这样区分：1.1978-1987年是美元利率急剧波动的一个周期，其中1978-1984年这个周期的背景是当时全球石油危机，而后的1984—1987年是延续了石油危机影响的余波周期。2.1988-1992年是美元利率大幅度向下调整的另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内覆盖了美国股市动荡和储贷协会危机。 3.1993-2002年是美国新经济由盛转衰的时期，在1993-2000年全球跟随美元加息经历了一个温和而漫长的加息周期；而到2000年下半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发生了从1992年以来的逆转，美元从加息周期逆转为减息周期，期间美国先后经历了股市、房地产和美元三大泡沫的破裂。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后，美联储更是连续13次减息，使得联邦基金利率达到了46年的最低水准。在2002年和2003两年，扣除通胀因素后美元基准利率实际上已经连续两年为负数，这种非正常的“应急利率”显然将加速美国经济的复苏。而目前，美国加息周期渐渐降临了。

第二，关于美国油价波动周期。近30年来，美国的油价波动周期大致可以这样划分：1.1978—1984年，美国经历了梦魇般的石油危机冲击，经济增长停滞。2.1985—1993年，美国油价走完了另一个较小幅度的波动，同时也走出了股市动荡和经济滞胀，迎来经济高涨； 1994—至今是美国油价的另一个周期，其中包含了两个外部冲击，一个是1994—1998年的亚洲金融动荡的冲击，导致油价在1998年落到谷底，而2001年的恐怖袭击是另一个冲击，使得2001和2002两年油价暂时出现了一个平台，至今这个上升周期仍在延续。比照美国利率周期和油价周期，可见近10年来，油价周期和利率周期竟然出现背离!可以说，油价波动对美国核心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较之 1978—1993年间的影响明显降低。

第三，关于美元汇率波动周期。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波动周期大致可以这样划分：1.1978-1989年，是美元汇率一个完整的波动周期，其中1978—1986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这反映出在能源危机冲击下美国经济的脆弱状况，此后美元汇率逐步回升，但1989年的股灾和随之而来的资本流动逆转使得美元再度走软。2.1990—1996年，是美元不断振荡走强的周期，这一期间，美元利率大幅度走低，同时美国经济更加倚重金融资本。3.从1997年以来，美元事实上一直是一种弱势货币，其中虽然间或有所波动，但其弱势趋势没有根本逆转，换言之，近8年来，强势美元只是想象中的政策而不是美元真实的运行状态，尤其是近四年来，美元贬值更为明显。因此，美元汇率周期和利率周期基本是反向的，即走入加息周期的美元将坚挺，并吸引国际资本向美国的流动。

综合三大周期，可以看出，美联储是否调整利率，较少考虑其利率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是着眼于美国经济运行本身。近10年的特点反映出，美联储的利率调整政策受油价波动周期的制约在减弱，而利率调整周期则仍然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强烈地、同步地影响着美元汇率周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目前国际油价突破40美元／桶时，美联储仍然在2004年8月份再度加息。

第四，总结美联储利率政策决策，不仅要看到目前美国进入加息周期的明显趋势，更应该观察美国加息遵循的规律何在?从三大周期的分析我们看出，美国加息是高度独立的，其在国际货币政策决策中，处于“先行者”的角色，较少考虑其政策的溢出效应，而欧洲和亚洲国家则是“跟随者”，较多地承受美国国内政策调整的国际经济联动效应。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总结出美联储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的经验公式为：

聯邦基金利率=8.5%+1.4%×(核心通货膨胀率-失业率)

在上述公式中，核心通货膨胀率(core inflation)是指剔除粮价和油价之后的物价指数，而失业率是按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这个公式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变动的拟合效果相当不错。在2004年第1、2季度美国gdp增长率分别为4.5%和3%，估计今年和明年美国gdp增长率可能分别在4%和3.7%左右，这足以支持美国失业率从目前的 5.5%下降到明年的5.2%，而美国核心通货膨胀率应该能够稳定在2%左右，套用上述公式，目前联邦基金利率应该在3.6%的水平，可以说，综合三大周期的因素，以及美国货币政策决策经验，国际油价在很大程度是“恐怖溢价”，加息周期中的美元弱势振荡也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在今后2—3年进入一个较为平缓的加息周期可能性很大。

二、美国加息、资本流动逆转和金融动荡

鉴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美国加息必然给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带来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有加速趋势，在此前，1.5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导致国际资本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的流动，而此后0.5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就足够引起资本流动转向了。美国利率周期的波动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并进而影响到区域金融的稳定。从近30年的经验来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不能对美国利率波动有足够的应对之策，并且不幸同时内部宏观政策存在失误，那么区域金融动荡就不可避免。我们尝试结合三大周期，考察拉美债务危机、英镑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这三个典型的区域金融动荡.

第一，关于美国利率波动和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外债负担就日益沉重，以至于在80年代初陷入了债务危机几乎长达10年之久。1.当时的背景是全球仍然处于20世纪70年代末爆发的石油危机中，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处于非常明显的持续高位。当时骤然堆砌的大量石油美元，和拉美国家在美元利率高企下被动松懈的高利率举债政策，使得拉美各国债务负担骤然加重，整个拉美地区的外债为3800亿美元。2。拉美国家显然没有预料到美国加息周期从1977年开始竟然延续了10年，结果整个 80年代，以利润和债务本息形式流出拉美的资金，比以援助和投资形式流入该地区的资金还多1860亿美元，同期拉美资本外逃也高达1810亿美元。在石油危机和美国高利率周期的双重打击下，1982年开始，拉美国家陆续爆发债务危机。此后10年，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下降1.2%。

第二，关于美国利率波动和1992年英镑、里拉危机。1.当时的背景是，美国经济正陷入严重的不景气，从1990—1994年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不断下跌，美元颇为疲软。相应地，国际资本纷纷逃离美国并涌入欧洲和拉美。2.1990年，英国加入欧洲汇率联动体系erm，这样英镑承担了以德国马克为核心，对西欧各国货币相互钉住的义务。当时英镑与马克的汇率稳定在2.95的水平。英国当时经济衰退，为维持英镑对马克等西欧强币的汇率稳定，英国央行不得不实施高利率政策，这对英国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英美之间的利率差本可以通过英镑汇率变动来阻止国际资本从美国向英国的流动，但英镑加入ebm使得英国丧失了这种可能。3。在1992年2月7日，欧盟12国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英国陷入了非常明显的两难：如果英国希望维持英镑对马克等的稳定，则必须维持英镑的高利率；如果英国希望挽救和刺激其长期低迷的经济萧条，则在马约限制了其扩张性财政政策空间的时候，则必须逐步调低英镑的利率。

第4篇：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总结范文

关键词：跨境服务贸易；抗危机性；贸易危机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B

一、贸易危机及其非均衡性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贸易遭受了始料不及的严重打击，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受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WTO的104个成员方在2008年的下半年和2009年的上半年不仅都出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下降，而且绝大部分经济体都出现了货物贸易两位数的下降（如图1所示）；同时，几乎所有种类产品的贸易增长率在2008年上半年还为正，而到2008年的第四季度都转为负。所以，无论从波动幅度还是涉及范围来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贸易危机”。

总的看来，这次经济危机发生的程度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上有很大不同，货物贸易所受影响巨大。根据WTO秘书处公布的数据，2009年货物贸易额增长率同比下降22%，表现最强烈的是占国际贸易的1/4的石油、矿产品和原材料，此类产品贸易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来自价格的巨幅下跌。从2008年8月雷曼事件爆发到2009年3月，石油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一半①。制成品的贸易额下降幅度也很大，其中又以耐用消费品的贸易降幅最为显著，但制成品的价格在整个危机期间相对稳定，其增长率的下降主要是量的减少所导致。

上述表现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如鲍德温（Richard Baldwin，2009）等学者用“贸易的大塌陷”（The Great Trade Collapse），形容贸易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反应。也有一些西方学者（Hubert Escaith等，2010）用 “贸易超调”（Trade Overshooting），描述这次贸易对经济危机过度调整的现象。根据2010年WTO的世界贸易报告，2009年以美元表示的贸易额同比下降了22.6%，而同期的GDP下降了5.9%，贸易额的下降是GDP降幅的近4倍，贸易对经济衰退的反应的确有些“过度”。鲍德温等学者对此次贸易（主要指货物贸易）为何表现过度，分别从最终需求和价格、库存、融资和产业链方面进行了考证。

根据WTO秘书处的数据，跨境服务贸易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出较好的抗跌性，服务贸易在2009年的第二季度下降到最低点，与2008年同期相比下降20%，但从下半年起回升迅速（如图2所示）。从时间上看，服务贸易的低点出现的时间比货物贸易晚。2009年世界服务出口额同比下降12%，大约是同年GDP下降幅度的两倍。对比22%的货物贸易降幅，服务贸易没有表现出过度调整，更没有出现所谓的“贸易大塌陷”，12%的降幅的主要推手是与货物贸易最紧密相关的运输服务业，2009年同比下降23%，而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的下降幅度非常有限，分别为9%和8%。

另外，不同国家服务出口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不相同。2009年欧洲的服务出口额同比下降14%，而亚洲地区下降12%，北美地区只下降9%。可见，在这次二战后影响最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服务贸易的表现比货物贸易稳定得多。那么，跨境服务贸易抗危机性较强是稳定存在的吗，这需要结合历史数据进行回答。如果能够结合产品结构进行考察，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不同国家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存在着差异。

二、服务贸易抗危机性的历史考察

贸易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两者间的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及趋势则需要更细致的研究。Irwin(2002)使用计量方法，研究了自1870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时期（1870-1913、1920-1939、1950-2000）内贸易与收入变化间的关联程度，结果表明自19世纪末以来贸易的增长稍快于收入增长，而且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贸易对收入变化的敏感性增强。Caroline Freund（2009）的研究角度有所不同，他们使用经验数据计算了贸易收入弹性，着力说明了经济衰退时期贸易收入弹性的变化情况。二战后的四次经济衰退（1975年、1982年、1991年、2001年）期间贸易量对真实GDP的变动弹性，他们发现真实贸易弹性的提高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的现象，从20世纪60、70年代的2上升到目前的3.5左右，与Irwin(2002)的计量结果相似。根据历史的经验数据，这种反应依产品、国家而不同。

我国学者许统生、涂远芬（2006）、姚枝仲、田丰、苏庆义（2009）等学者计算了我国的出口收入弹性，许统生、涂远芬（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1985-2005年间我国出口商品的国外收入弹性为2.26；姚枝仲等人（2009）根据考虑产品种类和质量变化的出口需求函数，发现中国1992-2006 年出口的短期收入弹性大约为2.34。

上述研究都是针对货物贸易，关注到服务贸易稳定性问题的重要文献是2009年Borchert & Mattoo的文章，他们根据美国和OECD国家的经验数据，佐证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在这场危机中服务贸易的抗危机性比货物贸易好。从1982年后历年的货物、服务贸易和GDP的变化率情况，观察贸易对收入变化的反应，三者之间的变动关系反映出以下特征（见图3）：第一，无论是货物还是服务贸易，受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均十分显著，两者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贸易与收入的变动趋势几乎完全一致。第二，服务贸易在经济衰退期间表现出更好的抗跌性。1980年以来世界的经济增长出现过四个阶段性的低点，分别是在1982、1998、2001和2009年。这四年里世界GDP都出现了负增长，在经济发展出现低拐点的同年或次年（1997年货物贸易的拐点出现在次年），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增长率也会下降，下降的幅度往往大大超过经济的下降幅度；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贸易几乎同时也会出现正的快速增长，并且增长的幅度也超过经济上升幅度。可见，贸易对经济的反应在经济形势变动大的时期更剧烈，但服务贸易的反应比货物贸易温和。从数据上看来，当经济增长下降时，货物贸易的下降幅度往往会超过服务贸易，如1998、2001和2009年都是如此，而在经济上升快速的四个时期： 1986-1988年、1994-1995年、2003-2005年、2007-2008年中，有三次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超过货物贸易。所以，服务贸易的抗跌性比货物贸易相比较好，且回升迅速。

人们还可以通过对服务贸易收入弹性的计算，进一步描述服务贸易对收入变动的敏感度。服务贸易收入弹性的计算公式=贸易变动百分比／收入变动百分比，这一借用微观经济学中弹性的概念，可以更准确地刻画服务贸易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图4列出的是1981-2010年间货物和服务的贸易收入弹性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货物和服务的贸易收入的弹性并不保持在一致水平。

第一，从平均水平来看，跨境服务贸易对收入变化的敏感度比货物贸易小。货物贸易收入弹性的均值在1980-1989年、1990-1999年、2000-2010年间分别为：2.05、2.086和2.5，略呈上升态势；服务贸易在以上三个时期的收入弹性均值分别为：1.31、2.55、1.52，总体比货物贸易小，服务贸易对收入的敏感程度的确比货物贸易弱。

第二，在经济增长的拐点时期，服务贸易的“超调”幅度普遍比货物贸易小。在1982年、1997年和1998年、2001年和2009年四个全球GDP负增长的年份，货物贸易的收入弹性分别为8.6、-8.7、1.7、5.6和3.8，货物贸易受经济增长形势影响巨大，除了1997年的当年未随着经济负增长而出现贸易绝对下降外，其余每个经济增长为负的时期都出现了货物贸易的负增长，且均远超过均值，表现出异常的波动，形成了经济衰退时期的“超调”特征。服务贸易在上述年份的收入弹性分别为2.25、-9.5、-2.6、-0.5和2.04，服务贸易额在1997年、1998年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仍然实现了正增长，使收入弹性的计算结果为负，且服务贸易收入弹性的绝对值总体小于货物贸易。

第三，2000年以来，服务贸易的收入弹性越来越趋于稳定，未如货物贸易一样表现出上升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的服务贸易收入弹性曾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除拐点时期（1982年）外，服务贸易收入弹性在0.79和1.82间小幅波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不仅波动幅度加大，而且弹性的平均水平提高。除了1997年在世界经济出现-0.38%的负增长时，服务贸易当年仍维持了3.67%的正增长，从而使收入弹性出现-9.56的极值外，其余年份的弹性也出现了从0.65-3.6的较大幅度波动。2000年以后，服务贸易收入弹性波动幅度收窄，围绕1.5的均值上下微小波动。大部分年度中与GDP的变动保持着十分稳定的变化趋势。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服务贸易的确比货物贸易表现出更好的抗跌性，服务贸易对经济变动的敏感性比货物贸易相比稍弱，但也表现出与收入变动存在紧密联系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服务贸易与经济水平的发展仍然存在相互关联趋势，但其发展的内在稳定性总体较好，在经济衰退期间该特性尤其显著。

三、服务贸易收入弹性的结构分析

由于服务贸易包含范围广泛，内部不同部类间发展差异加大。2000-2008年间，跨境运输服务贸易年均增长12%，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保持在23-24%；由于航空运输费用的下降和网络经济发展提供的便利条件进而导致交易成本下降，旅游贸易除了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3的SARS外，年增长率为9%，不过在跨境服务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由2000年32%下降为2008年的25%；旅游的地位下降主要因为其他商业服务业出口的增长迅猛所致，在2000-2008年间其他服务业出口的年增长率为15%，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45%上升到2008年的50%。图5显示的是1982-2010年，三类服务贸易收入弹性的计算结果。第一，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期，三类服务贸易的收入弹性总体上的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均保持在1-2的弹性范围内。第二，在经济发生波动时，三类服务贸易的收入弹性情况变动差距大。三类服务贸易发展中与经济状况联系最紧密的种类是运输服务贸易，1982年、1997年、2009年和2010年均出现了绝对值超过4的大幅波动，在这次危机中也是如此，2008年以来受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运输服务，2009年世界运输服务下降23%，主要是受货物贸易下降拖累，运输服务贸易中下降最大是海运服务业，而航空运输服务贸易只下降9%。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敏感度次之，1982年、1984年、1996年和2001出现过绝对值超过3的弹性波动。2010年的旅游服务贸易收入弹性接近2.3，GDP代表的收入变化不是影响旅游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三类服务贸易中除运输和旅游之外，作为新兴服务业代表的其他服务贸易受经济影响最小，在1982-2010年期间都维持着稳定的增长。1997和2001年在经济衰退时出现过负的极值水平，反而更说明其较为理想的稳定性，在经济衰退期间仍保持了正常发展。2009年，除运输和旅游外的其他服务贸易额只下降6%。与运输和旅游相比，总体表现稳定，但内部的情况差异显著。

图6显示了其他服务贸易内部出口率，在2000-2008年间和2009年对比的变化情况。根据图6可见2000-2008年间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业在2009年此类服务业出口只下降6%。建筑业在2000-2008年间也是增长最为迅速的服务贸易领域之一，年均出口增长率为16%，但2009年出口额下降了13%，是服务贸易中除了运输和金融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这说明建筑行业对经济的反应属于服务贸易中的敏感类。受合同关系的影响，危机中建筑业出口的表现也存在滞后性，其他服务部门的出口下降一般在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即开始显现，但建筑出口的下降从2009年初才有反映。尽管建筑出口的复苏也迟于其他行业，但此次回升势头迅猛，2010年的上半年就增长了69%，大起大落的表现说明了建筑服务贸易与收入或经济形势变化的紧密相关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建筑业的出口增长率在2000-2008年间为43%，到2008年，中国的建筑出口已经占亚洲的1/3和世界市场的11%，竞争优势明显。

金融业曾经是服务贸易中发展十分迅速的领域，2000-2008年，世界金融出口年均增长14%，在2007年曾达到过32%的年增长率。这段时期内，欧盟出口扩张了31%，中国香港增长了41%，新加坡增长了47%，印度增长72%，但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业的打击较大。2009年跨境贸易额下降15%，尽管同属金融业的保险业抗危机性较好。2000-2008年间全球保险业发展显著，取得了16%的年增长率，其中人均保险支出年增6%。2009年全球的保费收入只下降了1.1%，其中发达国家保费收入下降了1.8%，新兴经济体甚至上升了3.5%。2009年世界保险业的出口只下降了6%，出口下降主要源于中南美洲（降幅为21%），欧盟保险业出口下降9%，但是北美洲和亚洲出口反而增加了3%和2%。可见在此次危机中保险业表现出较好的抗跌性。另外，抗跌性较好的服务贸易种类还包括特许权和专利费，在2000-2008年间年均出口增长13%，2009年只下降3%。包括专业服务在内的商业服务在2000-2008年均出口增长14%，2009年下降9%。此次金融危机中个人、文化和娱乐业的跨境服务出口受到较大影响，该行业在2000-2008年均出口增长7%，2009年下降11%，说明该行业受收入变化的影响直接。

由于服务贸易的抗跌性存在非均衡性，各地区服务贸易受影响大小与其出口结构相关紧密相关。由于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欧洲整体的服务出口下降11%，亚洲出口下降8%。由于信息服务、保险和其他商业服务对出口支撑的贡献，2009年美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最终只下降5%。作为一个整体，2000-2008年期间，亚洲的服务贸易的发展总体高于世界的平均速度。出口增长率为14%，占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由20.5%上升到22.9%。

我国在此期间的服务贸易发展尤其可圈可点，年均出口增长率为22%，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出口增长迅速，如运输服务的出口在此期间年增长率为34%。危机期间运输服务受到的打击，我国也未能幸免，2009年的运输服务下降了39%，好在2010年开始回升的运输服务中，亚洲复苏得最快，我国运输服务出口仅2010年的上半年就增加43%。印度是亚洲其他商业服务贸易发展最显著的国家，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占77%，已经是世界上最主要的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目的地。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结构决定了我国的服务贸易，也会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受到更多的干扰。

危机期间也出现了同样的行业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不一的情况，如由于危机期间全球对移动电话联系和互联网的刚性需求，全球通信业的出口平均下降9%，但亚洲下降了13%，印度和中国这个项目的出口分别下降42%和24%。欧洲和北美出口分别只下降了9%和4%。在2010年上半年的恢复性增长中，美国的通信业出口增长7%，欧洲增长了4%。亚洲的通信业出口增长除了印度（作为这个地区最大的通信出口者，出口年增长2000-2008年间为19%）总体较为缓慢为8%，中国通信业（包括电信）年出口增长率仅为2%。同一行业的出口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不同，概因各国在该领域内的竞争实力以及与客户关系的忠诚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别。我国的通信业不仅受外部环境影响大且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对美国、香港、欧盟和日本的出口占总数的70%，市场的过分依赖反过来也加剧了发展上的脆弱性。

四、服务贸易抗危机性较好的原因分析

为何服务贸易对经济变动的敏感度不如货物贸易强，尤其在这次贸易危机中表现出较好的抗危机性，总结起来可能有以下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服务需求较少受周期的影响，周期性特征弱。特许权和专利使用费、商业服务、保险、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在危机间仍保持着较好发展概是此证。

第二，服务贸易和生产较少依赖外部金融。历次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信用条件约束会限制贸易流动。次贷危机全球传播的转折点是2008年8月美国财政部允许雷曼兄弟破产，推倒了金融机构破产的多米诺骨牌。银行彼此间的融资基本停滞，信用市场趋于冻结，金融危机的打击由需求领域进入生产领域。金融危机时期贸易融资的紧张与国际《巴塞尔协议II》中关于银行监管标准的改革和对资本风险控制管理的修改有关。《巴塞尔协议II》使银行信贷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性质，对贸易融资产生了不利影响。由于资本要求与风险资产必须匹配，而资产风险性的计算需根据交易性质和结构、经济环境和国家风险等调整。当经济下滑、经济状况恶化时，由于风险总体加大，此时不管贸易对方的信誉如何，都会要求更高的资本水平，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得不消减贷款以满足资本比例要求，使衰退“雪上加霜”。当2008-09年金融危机发生时，贸易融资与国内企业的资金竞争处于更不利地位，加剧了货物贸易规模的急剧萎缩。而服务贸易由于生产中不需占用大量资金，资金问题很大程度上由内部融通解决，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低，是得以免受金融危机过度影响的客观原因。

第三，不可存储的特征使服务贸易免受库存因素干扰。在这次贸易危机中还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是，贸易下降的幅度往往又远大于生产和需求的下降幅度库存的变动。如2008末至2009年，美国的生产、贸易、支出都下降了，但幅度不同，贸易的下降超过其他因素是最大的。而且贸易下降显著的部门都伴随着库存大幅度的调整。可见，危机时人们由于对财政状况或未来前景会有很大一部分的不确定思维，生产者更愿意动用库存来代替进口，从而加剧贸易规模的下降。库存是影响贸易变动不可忽视的现实因素。而服务的不可存储性又使库存扰动的因素得以避免。

第四，服务贸易也得以避免导致货物贸易超调的“组合”效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直接投资和外包在全球范围内的显著发展，垂直化生产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建立。垂直化生产体系和国际产业链建立的最初动机是寻找更低的生产成本。与此适应的贸易模式是母国供应零部件，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后返销母国或第三国。零部件、中间品在不同国家之间交易，国际规模被数倍放大，当危机发生时，最终需求的减少对贸易交易的破坏性也同样被数倍放大，从而导致全球贸易量急剧地、不正常地减少，出现所谓的“系统性贸易超调”（Systematic Over-shooting of Trade）的“组合”效应。服务贸易的无形性得以避免多次运输也使该“组合”效应大大弱化。

五、贸易结构与经济危机的关联性及其启示

对很多国家来说，这次爆发的不仅是金融危机，更是一场贸易危机，贸易危机的程度存在着商品结构上的非均衡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各经济体的出口商品结构是决定受此次危机影响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多经济体被波及至贸易危机风暴中的首要因素是源自美国的进口下降，作为危机的原发地，美国从2008年中期开始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进口都下降了，但下降的幅度显著非均衡。第一，货物进口的下降尤其明显：2009年2月比上年同期的货物进口下降了33%，但服务进口只下降了7%。第二，服务贸易中的运输服务进口下降了20%，但其他服务进口上升了2%，而在在其他服务内部，金融进口下降13%，电信上升了2.5%，保险上升了3%，商业、专业和技术贸易上升了7%。因此，对于美国的贸易伙伴国来说，危机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取决于他们对美国的出口结构：2008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度，印度对美国的出口中30%为服务业，对美出口下降8%；中国的出口服务业占3%，对美出口下降26%；巴西服务业占总出口的14%，对美出口下降16%。

美国货物进口大规模的下降是导致日本和中国出口锐减，并被卷入贸易危机中的主要原因。通过数据来看，除了以石油出口为主的中东、独联体，以及与美国关系特别密切的加拿大外，日本可以说是受贸易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经济体。根据日本2009年2月的进出口统计数据，出口同比下降50%，进口下降43%（均超过美国）。日本的出口自2008年10月开始大幅度下降，速度也超过美国，两国的出口都在2009年3月到达谷底。日本2009年全年的出口贸易额下降28%，也超过美国（-21%），如此剧烈反应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亚洲和美国制成品出口的大幅下降所致。如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从日本的进口下降了40%，超过了美国相同时期贸易下降幅度的30%。

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我国的货物贸易也遭受较为严重的打击。我国2008年全年的出口贸易还保持着20%以上的增长率，2009年度的1月就出现17%的负增长，2月的负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21%，2009年的全年平均负增长率接近20%。2010年的出口出现恢复性的反弹增长，比2009年增长31.3%，可见，此次金融危机也使我国经历过一次显著的贸易超调。虽然2008-2009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未消除，但对贸易的影响从2009年的第四季度起已迈出最低谷，步入快速复苏的新阶段。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世界贸易总额自2010年的2月已经出现较为持续的增长。到2011年1月，亚洲国家实现的出口增长幅度为19%，增长态势最为稳定而强劲。已经渐行远去的贸易危机给人们的启示包括：

第一，由于世界经济和各国贸易乃至国内经济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不稳定性加剧，我国的贸易结构调整中就需要加入抗危机性的考虑。贸易本身已经成为金融危机传播的机制和渠道，使金融体系原本相对健康的国家也拖入金融危机的泥潭。由于发展中国家依赖外部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是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应适时调整贸易结构，以便在多样化中寻求相对稳定的市场。

第二，服务贸易发展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次危机中货物贸易尤其是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贸易，充当起将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桥梁。当一家单独的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时，通过产业链的前后向联系，将危机进行传递，并与金融危机相互交织，最终使本不足以使宏观经济产生很大影响的个体问题传染成宏观经济的整体衰退。所以，更大规模的服务贸易发展，尤其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类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稳定经济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注释：

① 2009年第一季度，国际初级产品的价格平均下降幅度为55.6%，其中石油降幅高达68.75。

参考文献：

［1］ 许统生，涂远芬.中国贸易弹性的估计及其政策启示［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2).

［2］ 姚枝仲，田丰，苏庆义.出口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J］．世界经济，2010(4).

［3］ Borchert,A. Mattoo. The crisis-resilience of service trad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917,2009.

［4］ Caroline Freund. The trade response to global downturns: historical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015,2009.

［5］ Douglas A.Irwin. Long-run trends in world trade and income［J］．World Trade Review,2002(1): 89-100.

［6］ Hubert Escaith, Nannette Lindenberg & Sebastoen Miroudot.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elasticity in times of global crisis,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ERSD-2010-082010.

第5篇：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总结范文

一、一季度价格运行特点及其成因

（一）一季度整体价格形势开局良好，价格总水平由降转升，已经进入缓慢回升的轨道

2003年伊始物价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一季度各种价格均呈现良好的走势（见表1）。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一月份比上年同期上涨0.4%，结束了连续11个月的负增长，由降转升，并呈现稳步回升的走势。其中城市和农村消费价格均小步上涨；同时，生产资料价格明显上涨，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购进价格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表1

2003年一季度主要价格变动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资料整理。

  

进一步分析，价格运行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居民消费价格止跌回升，主要是受蔬菜价格、服务价格和公共用品价格上涨（见表2）所带动。尤其是蔬菜，年初由于气候变化影响，使一季度蔬菜价格上涨34.7%，带动食品价格上涨2.5%。而其他消费品价格如烟酒、衣着、家庭设备、医药、交通通讯、娱乐文教用品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三月份家庭设备下降5.5%，医药下降5.7%，通讯工具下降17.8%，文娱耐用消费品下降7.6%。如扣除蔬菜上涨的短期因素，居民消费价格仍然负增长。

  

表2

一季度消费品价格上涨商品和服务项目（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及《统计分析报告》资料整理。

  

第二，在工业品价格中，一季度采掘业和原材料加工业等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势迅猛，推动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进而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约3.9个百分点。分月看，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持续上涨带动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购进价格涨幅逐月扩大（见表3）。

第三，一季度生活资料出厂价格虽然比去年同期下降1.4%，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约0.3个百分点，但呈现逐月回升的态势，已经走出低谷，将对今后居民消费品价格走势产生影响。

  

表3

一季度工业品出厂价和原材料购进价（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及《统计分析报告》资料整理。

  

（二）价格回升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景气不断上升的反映

物价是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反映，2003年一季度价格回升是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坚持扩大内需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说明我国开始摆脱通货紧缩阴影，宏观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1.需求快速增长是拉动价格水平回升的主要力量

在2002年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的基础上，2003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9.9%，比2002年同期加快2.3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同期增长最快的一个季度。国民经济持续加速增长，使社会需求更加旺盛，市场供求关系不断改善，对价格的拉动作用增大。

第一，全球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美元贬值和出口环境改善，使一季度外贸出口达863亿美元，增长33.5％，比上年同期加快23.6个百分点。其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增长40.7％和48.5％。出口快速增长增大了对加工制品的需求。

第二，经济增长、企业效益上升和扩大就业增加了居民收入。在上年收入增幅较大的基础上，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现金收入增长7.5％。居民消费信心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升级加速，促进了国内消费的增长，使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9.2％。以住、行、服务为代表的发展型消费全面启动，带动了住房装修装璜用品、汽车、通信工具、娱乐用品、文化用品等多种新型消费品需求的快速增长。

第三，在连续几年扩大内需、积极财政政策引导下，及经济快速增长的刺激，各种经济成分投资热情很高。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155亿元，同比增长27.8%，比上年同期加快8.2个百分点。新开工规模迅速扩大，同比增长63.3%。加大了对建材、机器设备等投资品的需求。

  

表4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及《统计分析报告》资料整理。

  

2.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贷款增速，支持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增长

2003年一季度，我国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贷款出现了增速加快的现象。年初，央行确定的调控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分别增长16％的较高调控指标，但实际运行结果是：到三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狭义货币供应量分别增长了18.5％和20.1％，远远超过了调控水平。一季度，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8082亿元，增加额比近三年平均水平多5064亿元，是建国以来贷款进度最快的一季。其中贷款增幅最大的是是基本建设贷款和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充足的资金，支持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增长。

3.一季度价格形势的特点反映出当前经济运行的特征

按照一般市场经济规律，需求增长影响顺着流通和生产链条由最终消费向上传递，需求增长拉动价格的过程应该是：最终消费品——加工品——能源和原材料产品——投资品。但目前我国需求对价格的影响结果却不是遵循这一规律，而是资源性产品价格大辐上涨，原材料价格相随上行；居民服务价格上涨，居民消费品价格下跌。这种价格特点反映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些特征。

第一，连续几年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内需，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上升，直接推动了投资品价格的上涨。

第二，由于资金、技术和体制的原因，我国产业结构一直表现为头重脚轻的非均衡状态，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相对于加工业发展较慢。加工业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产生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处在产业升级换代及消费结构转换的过渡期，生产能力的过剩和产品结构的趋同，使得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严重。因此当市场需求增长时，只拉动加工制造业和轻工业生产增长，由于原有生产能力较大（生产能力通过投资还在继续扩大），市场竞争激烈，生产企业采取了增加生产薄利多销的策略，仅在生产环节起到制止价格进一步下滑的作用，而没有拉动居民消费品价格。但加工业和轻工业生产增长，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增加了对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快速增长，市场需求旺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由于基础产业生产能力有限，电力、钢材、化工原材料等基础原材料在数量和品种、规格上不能满足需求，引起这些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再次，原材料生产的快速增长加大了对原油、煤炭及铁矿等金属矿产品的需求，而国内资源缺乏，这些价格涨幅较大。而随着居民对服务消费需求的增加，教育、医疗、保健及家政等服务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上升档次，推出新的项目，使服务价格呈现上升的趋势。

第三，对一些基础产业的进入限制过多，门槛很高，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这些行业的建设中，限制了这些基础产业的发展速度，影响了供给结构的调整。

因此，目前价格形势的特点充分反映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导向作用和原有产业结构失衡，及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经济运行特征。

4．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国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

我国是原油、金属矿产等资源性商品短缺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缺口越来越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相应增大，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衔接的更加紧密。目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和伊拉克战争，使这些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正处在上升时期，影响我国生产资料价格相随上行。同时也带动居民用电、液化气等公共用品价格的上涨。

二、2003年价格走势预测

2003年价格合理形成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向有利方面转化，价格将在回升通道中平稳运行，但也存在一些影响价格稳定的因素，值得重视。

（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增长周期，三大需求持续增长有利于供求关系进一步改善

一季度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明显表现出中国经济自身内在的动力和活力，已经预示着经济开始由政府政策主导增长的阶段，逐步转入政府政策与市场活力共同推动增长的新阶段，将使社会需求持续增长，为物价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

随着我国投资准入政策的逐步完善，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的逐渐破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化，使投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以及连续多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带动作用，激发了国内外社会资金投资的热情。民间投资进一步活跃,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势头良好，2003年我国投资需求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投资品市场将继续购销两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升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汽车、住房和高档家用电器逐步成为越来越多的家庭的消费对象，各种服务越来越受到重视。消费结构的升级，使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大。

出口贸易方面，随着伊拉克战争结束，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将加快，国际贸易的前景进一步看好；我国入世后，较好的投资环境、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加快了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速度；加之我国鼓励出口政策的实施，出口贸易也将保持稳定的增长，增加对高新技术产品、加工品等出口商品的需求。

（二）市场经济内在机制自发性的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逐步增强

虽然目前我国消费品市场绝大部分商品仍表现为供大于求，但供求关系的内涵和实质已经发生明显改变，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进一步增强，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将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发性的进行自我调整，消费品更新换代和结构调整加快。据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与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0种主要商品2003年上半年全国市场供求情况进行了排队分析。600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87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14.5%，与2002年下半年相比增加了1.5个百分点；供过于求的商品513种，占排队商品总数的85.5%，与2002年下半年相比减少了1.5个百分点，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说明通过消费需求的拉动和企业自我产品结构的调整，消费品市场供求平衡的商品增加，市场向好的方向发展，反映出消费品价格变化的发展趋势。

（三）当前仍然存在影响价格稳定的因素

1.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目前，石油、天然橡胶、钢材、生铁等基础性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有些上涨超出正常范围，将产生负面影响。一是高价引起部分商家囤积居奇，影响了市场秩序和经济稳定性；二是过高的价格，增加了下游家电类与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由于原料价格上涨而成品价格因竞争激烈成刚性，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挤占利润空间。当加工企业承受不了成本上升的压力后，将因停产，供给下降而使商品价格上涨；三是非正常的价格将会误导社会投资，产生新的产业结构失衡。

2.进口增加过快。旺盛的生产资料市场需求和较高的价格，加快了进口商品的增长速度。一季度进口增长52.4％，比上年同期增加47.3个百分点，6年来首次出现了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其中，资源性商品进口大幅度增长，1~2月累计，进口原油比上年同期增长62.2％，钢材增长95.3％，初级形状塑料增长20.2％，铁矿砂及精矿增长66.6％。进口量的增大和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增加了下游产业的成本压力。同时也削弱了这些商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

3.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出现发展过热的倾向。随着经济的加速增长，部分地区又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电力、运输、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供应偏紧的现象。价格上涨，市场需求旺盛，调动了对此投资热情（见表4），这将有利于经济结构，平衡市场供求。但一些地方出于局部利益，大上钢厂、大搞开发区建设，不惜一切手段吸引外资。同时，一度被关闭的“五小企业”又有死灰复燃之势。其后果，一是一些重工产品尤其是高耗能产品增速明显超常，钢、钢材生产分别增长18.1％和16.6％，有色金属增长20.3％，金属切削机床增长45.4％，发电设备增长61.0％，加剧了资源短缺的程度；二是大部分投资建设的仍然是技术含量低、生产能力过剩的大路商品，重复建设抬头，恶化了产业结构；三是“五小企业”的复出，不利于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

4.“非典”疫情对价格运行产生不利影响。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随着时间推移将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

首先，“非典”疫情迫使人们缩小了活动范围，将影响旅游、文教娱乐、餐饮与服务、交通等的直接消费。其次，影响我国商品信誉和对外出口，因商务活动机会减少影响订货合同的签订，进而影响工业生产。第三，使有疫情的地区市场供应和物价产生波动。最后，影响了疫区居民消费的情绪和消费信心，需求减少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市场价格水平回升。“非典”疫情的影响将有2~3个月的滞后期，疫情延续的时间越长，对经济和价格的影响越大。但“非典”疫情仅仅是在部分大中城市发生，工农业经济基础和整个经济秩序并没有受到波及，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和局部的，将随着疫情的控制而逐步消失，不会改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运行轨迹。

（四）2003年市场供求关系将进一步改善，全年价格总水平将稳步回升

展望全年价格走势，从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经济基础、市场潜力和体制环境看，已经具有实现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能力，为价格稳步运行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同时，较雄厚的工农业产业基础和较大的生产能力，大部分商品市场仍然是买方市场，将不会出现价格上涨过猛的局面。2003年后几个季度，经济快速增长将继续使生产资料市场供求两旺，将拉动价格稳步上行。随着我国世界制造业中心地位的增强，出口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商品进口将因弥补资源缺口、品种、档次调剂和加工出口而持续扩大，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稳中有升的走势将使我国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消费品价格随着市场供求状况的改善，及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加重，将继续稳步回升。预计后几个季度价格将平稳运行，在一季度回升的基础上，缓慢上行，全年总水平将在1％左右。但“非点”疫情将对经济增长及价格运行产生影响，如果上半年疫情可以控制住，下半年经济将恢复活力，居民的消费信心也将恢复，价格总水平将维持在现有水平以上。

三、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的特点和出现的问题，采取政策和措施的立足点既要保持社会需求的持续增长，改善消费品供过于求的局面；也要控制不正常的过热现象，维护市场的供求平衡，为经济持续发展和保持价格平稳运行创造有利条件。

（一）采取相对措施，促进最终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当前，与投资贡献率逐步提高相对应,我国的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呈现下降的趋势。最终消费需求具有继续增长的空间，应该进一步挖掘最终消费需求的潜力。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向支持最终消费需求转移，一是支持社会保障系统，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二是支持农村的医疗、教育系统，减少农民为此的负担；三是支持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入。

第二，结合发展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尤其是家政服务和便民服务业，扩大就业机会，对于下岗、待业人员就业给予税收、收费等方面的优惠和资金上的支持。

第三，清理、整顿住房、汽车、服务等新的消费热点的税、费措施，解除制约，促进消费的持续增长。

（二）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为价格合理形成创造良好条件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已经确立。要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引导和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创造统一、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是建立和完善价格监测系统。对重要的农产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进行监测，加强对市场价格运行情况的跟踪分析，及时掌握市场价格变动的异常情况，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二是依法加强市场价格的监管，加大执法力度，加强行业协调，及时和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囤积、哄抬物价等违法违规的价格行为和活动，鼓励公平竞争。三是加强信息服务，利用多种公共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涉及国计民生商品的市场供求状况，各种价格及其走势，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四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为商品能够合理流动创造条件。

（三）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维护市场供求平衡

第一，在调整农业结构时，要注重对基本农业生产力的保护，粮食价格的稳定是居民消费价格稳定的基础。主要是保护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的能力，要结合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改变粮食保护价的间接补贴方式，建立向农民直接补贴的机制，使农民真正得到政府的补贴。同时，要进行农业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第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促进供给结构调整。要利用产业政策和及时公布市场供求信息进行合理引导，减少行政审批和行业进入限制，为社会资金投向生产能力短缺的行业创造公平的环境。对于目前某些产业投资过热的情况，避免利用行政手段按经营规模“一刀切”，应采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调控。严格按照有关安全、环保法律制度监督企业的经营行为，鼓励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并严格制止和惩处地方保护行为。

第三，鼓励企业适应市场需求进行技术更新和产品升级。改变生产型增值税的征税方式，允许技术改造的投资品抵扣增值税，增强企业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同时，对技改贷款继续实行国债贴息政策，使更多的国债用于加快结构调整和改善供求关系上。政策支持要面对社会上所有企业，对技术含量高、产品市场前景好、形成生产能力快的项目优先支持。

第四，资源性产品短缺，将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对此，重点应放在促进合理配置、有效利用资源上。一是为资源性产品（包括进口资源）的流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所有企业享有平等使用短缺资源的权利，使有限资源能够得到充分、高效的利用。避免出台一些行政性的规定，限制资源的使用范围。二是加强对我国短缺矿产资源的开采、生产和流通的管理，提高资源的开采效率，杜绝滥采滥挖，浪费资源。

第五，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企业利用国内外期货市场，对相关重要商品进行套期保值，分散和减少价格波动的风险。

（四）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控制“非典”疫情

首先要及时、有限的控制疫情，越早控制，对经济及价格的影响越小。一是要及时、准确的向社会公布疫情及分布区域，宣传预防知识，增强居民预防疫情的能力。二是最大限度的切断疫情传播的渠道。

第6篇：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总结范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第7篇：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总结范文

一、全面总结，充分肯定去年经济发展取得的明显成效

已经过去的200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我县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我们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明显成效的一年。之所以说“最为困难”，是因为过去一年，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XX是全国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绍兴又是XX省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之所以说“成效明显”，是因为面对严峻形势，全县上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突出“加快经济转型、促进社会和谐”工作主题，坚定信心、科学谋划、从容应对、共克时艰，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努力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统筹做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实现了年初提出的率先回升的目标。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总量较快增长。全年实现生产总值655.26亿元，增长9.8%;财政总收入81.2亿元，增长7.2%，其中地方财政收入43.6亿元，增长13.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2.07亿元，增长12.2%;实现农业增加值23.96亿元、增长4%，实现工业总产值2372.27亿元、增长5.3%，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223.12亿元、增长14.2%;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5.89亿元，增长16.3%;自营出口在全省出口十强县(市)中降幅最小、总额跃居第一位。我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均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

二是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把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优化经济结构的主要途径来抓，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1.5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以来连续第二年超过一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从上一年的3.56∶63.89∶32.55调整到3.66∶62.29∶34.05。着力做强先进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5.9亿元、增长31.4%;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额1.6亿元、下降62.7%。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完成新兴产业投资80.91亿元、增长32.7%，新兴产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深入推进节能减排，预计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4%，cod排放量下降3.2%，so2排放量下降4.0%，完成省、市下达的目标任务;与此同时，萧绍区域印染化工行业污染整治通过省级验收。

三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以培育发展创新型企业行动计划为载体，大力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新增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17家，XX名牌产品8只，国内注册商标453件、国际注册商标232件，国家授权发明专利40项，参与制订国家、行业标准37只，上市公司3家。积极开展“绍兴纺织面料设计师沙龙”、“专业技术人才素质提升工程”等人才培育活动，多元化引育人才，全年净增各级各类人才10128人，为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四是发展后劲得到巩固。切实加大有效投入，完成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城郊型现代农业项目投资193.78亿元，引进县外内资40.48亿元、增长52.7%，浙能热电、赵龙汽车、和合光伏等重点工业项目顺利推进，成功引进大连万达、金地集团等大型商贸和房地产项目。与此同时，切实加强土地空间等发展要素拓展工作，去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7935亩、增长52%，落实基本农田异地代保56621亩，盘活存量土地3000亩。

五是发展信心快速回升。经过一年来的攻坚克难，全县上下应对困难更加积极有为，加快发展更加充满信心，去年底，全县企业景气指数147.10点、增长46.0%，企业家信心指数136.87、增长66.7%。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县上下在县委坚强领导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广大企业家奋发有为、积极努力的结果，成绩确实是来之不易、令人鼓舞。综观过去一年的发展历程与成效，有许多经验与体会值得我们很好地回顾总结，主要有以下三点体会。

一是必须坚持把保增长与促转型有机结合起来。去年以来，我们结合实际提出了“保增长、促转型”的经济工作总体要求。一方面，以“项目建设”、“市场拓展”和“优化服务”为重点，组织开展“项目推进年”、“市场拓展年”和”服务企业年”的“三个年”活动，努力保持经济增长。制订实施了“三个一批三年千亿”建设计划，切实加大有效投入;组织开展了“布行天下”等一系列市场拓展活动，巩固扩大国内外市场;组织开展了“千名干部联企促发展”等活动，全面落实了增值税转型、出口退税率提高等总额达15.3亿元的“清费减负”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我们大力实施“纺织集群升级、优化经济结构、培育创新型企业、推进节约集约发展”等“四大行动计划”，努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培育创新型龙头企业、创新型示范企业和创新成长型企业，大力倡导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着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践证明，“三个年”活动与“四大行动划”的开展实施，对经济的保增长与促转型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必须坚持把推进发展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一年来，我们以质量效益为标准，始终把贯彻落实上级政策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全面研究部署新一轮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着力为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去年半年度县委全委会的主题就是“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对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去年我们深化完善了“亩产论英雄”考评激励机制，试点开展了排污权抵押贷款、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质押贷款等机制,大力推进了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工作等方面的改革，着力解决了一些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深层次矛盾、体制、积累性问题。

三是必须坚持把政府主导与企业主体有机结合起来。一年来，我们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引导企业主动应对危机、持续促进发展。年初，针对全县上下特别是广大企业发展信心有所下降的情况，县委、县政府正确把握发展趋势、充分征求各方意见、明确发展目标，制订出台了总额为3.19亿元的经济激励政策，有力地提振了全县上下的发展信心。与此同时，鼓励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品牌创建，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县内各金融机构新增贷款197.42亿元，增长73.5%;扎实推进企业解困工作，华联三鑫、江龙集团等企业的解困取得实质性成效，重组后的企业产销两旺，个别重点区域的企业解困工作也依法有序推进，有力维护了区域经营、金融安全。一年来，广大企业家在危机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畏惧，切实加强技术创新、市场营销、内部管理、人才培育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千方百计难中求进、快中求质，为全县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充分展现了XX县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良好风范。

二、审时度势，切实把握今年经济转型升级的工作重点

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抓转变、优结构”的攻坚之年。根据中央的判断，今年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是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可以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复杂的一年。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有望恢复性增长，国际金融市场渐趋稳定，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金融领域风险没有完全消除，各国刺激政策退出抉择艰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可能加剧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特别是近期美国对我国人民币汇率持续施压，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从国内看，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市场信心增强，加大投入、扩大内需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效应继续显现;但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等等。从我县看，经过去年以来金融危机的洗礼冲击，我们党委政府和广大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进一步提升，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高，这为我们加快发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财富，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为我们争取项目、争取资金提供了积极条件;去年以来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新投产项目的积极效应将逐步释放和体现，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受上海世博会、第十六届亚运会、第六届世界合唱节等重大活动举办的辐射影响，为我们加快发展商贸、旅游、会展等现代服务业提供了绝好的良机;但与此同时，我县长期以来自身存在的积累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有待优化，加快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另外，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企业一方面对发展更具理性，另一方面发展的冲劲相对减弱，特别是项目投资、技改力度减弱的趋势明显，缺乏大项目支撑，发展后劲不足，节能减排面临较大压力，杨汛桥等重点区域企业解困任务繁重。

正是基于以上形势的综合分析，县委、县政府确定今年为“转型升级攻坚年”。当然，转型升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胡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一针见血。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率先发展的要求，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与重要问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努力在发展中促转型，在转型中谋发展。之所以把今年定为“转型升级攻坚年”，是因为对我们XX县而言，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快速增长特别是经历了前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经济发展已处于关键的转折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今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10%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增长8%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自营出口增长8%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85%;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3%，cod排放量下降3.5%，so2排放量下降2%。

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以“转型升级攻坚年”为总载体，扎实推进“五大工程”。

第一，大力推进纺织集群升级工程。绍兴纺织产业发展要讲二句话。一句话是绍兴的发展离不开纺织产业。纺织产业是我县的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和民生产业，去年规模以上纺织产业销售达131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销售的64.5%，轻纺市场是我县纺织产业的立业之本、柯桥XX县城的立城之本和经济强县的立县之本。两者相辅相成，形成纺织集群的比较优势。另一句话，绍兴的纺织产业不集群升级也是没有出路的。从纺织产业链来看，化纤原料我们还有规模优势，“印染+市场”还有优势，织造的优势在弱化在转移，而服装、家纺还有潜力。当前，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新型工业化纺织印染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和纺织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省级试点的有利契机，加快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国际性纺织制造中心、贸易中心和创意中心，实现从纺织大县向纺织强县的新跨越。

一要以化纤印染为重点，延伸产业链，加快打造国际纺织制造中心。按照“延伸产业链、推进高端化、增强竞争力”的基本思路，以纤维差别化、面料功能化、印染绿色化、服装家纺品牌化、技术装备信息化为导向，注重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纺织业，进一步强化pta、化纤、织造、印染、服装家纺和纺织机械等产能分布合理、产品配套完整的产业链，加快建设国际性纺织先进制造业基地。纺织企业要注重向产品设计、研发、物流营销等价值链高端及服装、家纺等产业链终端延伸;化纤企业要从常规纤维向差别化、高端化、功能化、系列化方向发展，提高差别化纤维比重，重点开发生产新一代多功能、高仿真、超细旦、混纤特色长丝为主体的新型化学纤维;纺织织造业要从服装用纺织品向家居用、产业用纺织品方向发展，重点发展家纺、无纺布等产业;印染企业要向绿色印染、提高附加值方向发展。重中之重是要以化纤和印染为突破口，充分发挥两大产业对我县纺织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压缩低端产品过剩产能，提高化纤、印染环节的先进加工生产能力，扩大国内外市场影响，带动纺织产业链整体转型升级。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印染”优势，全力推进印染产业转型升级。实际上，印染产业是我县纺织产业中真正具有优势的环节，加快印染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我县纺织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和突破口。

关于印染产业的转型升级，总的是要按照“整合集聚、控量提质、节能减排”的基本要求，加快推动印染企业的搬迁改造、集聚整合、控量升级;积极推动印染产品的结构调整和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附加值，着力把我县打造成为国内先进染整技术应用示范基地和国际重要印染生产加工基地。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促进企业集聚发展。充分利用滨海工业区绿色印染示范基地的有利条件，推动印染企业的兼并重组、集聚发展，力争通过5年时间的努力，全县80%左右的印染企业在滨海集聚。印染产业的集聚发展可谓是一举二得。首先，通过搬迁集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有利于印染产业的升级发展。以2005年1.8亿吨排放量为基准，我们cod每年下降3.5%，但到2009年仍达1.85亿吨，实际并没有下降。其次，有利于内河水质的改善。我们实施新时期治水工程以来，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内河水质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主要原因在于污染源点多面广和河水流动性差，通过印染企业的集聚发展有利于减少污染源、增加水体流动性。印染企业的集聚发展主要是三条措施，即“发挥二个积极性、搞好一个配套建设”。首先，是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采用排放权指标、排污费调节、老厂区退二优二或退二进三、技改贴息等市场化机制来推进;其次，是保护镇街的积极性，对财政收入分成、考核指标采取二至三年的过渡期;再次，是滨海工业区的基地要搞好职工公寓、商贸服务、染料煤炭、印染配件、坯布仓储等配套设施建设，为搬迁集聚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加强工艺设备改造。对于以纯化纤织物为主的印染企业，要逐步淘汰大浴比溢流染色机，积极采用小浴比溢流染色机或气流染色机，并增加更新印染后整理设备;对于棉及棉混产品为主的印染企业，要积极采用高效前处理和先进染色工艺，加强后整理和在线检测与自动控制。三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大力推广企业三级计量体系，鼓励企业采用erp管理系统，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提升竞争力。

二要以轻纺市场为核心，扩大营销链，加快打造国际纺织贸易中心。按照中国轻纺城提升发展“12345”总体思路，坚持“政府主导、降低成本、延伸配套”基本要求，加快中国轻纺城“二次创业”步伐，真正把柯桥建设成为“国际纺织之都”。重点的工作有三项：一是加强市场建设。充分发挥中国轻纺城和钱清原料城两大专业市场的带动作用和品牌效应，按照“南北中西”四大市场区域错位发展格局，加强规划建设，强化招商隆市，提升发展服装、家纺、坯布、辅料、纺机等专业市场，加快建设品种丰富、门类齐全的纺织品和相关市场集群。加强中国轻纺城整体品牌宣传推介，扎实做好“中国·柯桥纺织指数”采编工作，进一步加大“网上轻纺城”建设力度，大力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知名企业和国(境)外常驻企业代表机构、经营商，不断提高市场的国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规范管理，积极推进划行归市，完善配套物流体系，积极倡导诚信经营，营造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二是扩大外贸出口。加快企业营销网络建设，优势企业可到国(境)外设立区域营销中心、地区销售总部和销售连锁店，积极主动参加各类国内国际展会，进一步巩固扩大欧美、中东等高端市场和传统市场，大力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注重出口品牌建设，通过在国(境)外注册商标、并购国(境)外企业和知名品牌等措施，扩大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支持企业赴国(境)外建立生产基地，开展加工贸易，规避贸易壁垒。三是拓展内需市场。引导企业加强市场研究分析，增强产品适销性，开展厂厂联销、厂商联销等形式，积极拓展内销业务，扩大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三要以产品设计为基础，拓展价值链，加快打造国际纺织创意中心。顺应国内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依托我县纺织集群优势，加快创意产业与纺织业融合，积极开展创意研发，推动纺织产品设计创新和工艺技术创新，着力打造纺织面料、服装家纺等设计研发高地和中国纺织时尚文化引领区。重点工作也是三方面：一是培育引进主体。以纺织面料和服装家纺创意中心为依托，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纺织类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大力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研发机构、创意设计机构和纺织服装设计大师、设计公司;鼓励有实力的市场经营户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核心优势，加快从传统交易方式向总部式、公司化交易方式转变，积极发展创意产业。二是造浓创意氛围。积极举办设计大赛、时尚峰会、流行趋势、创新论坛等多种活动，大力发展纺织服装“零成本创意工作室”和“XX县纺织面料设计师沙龙”等，促进创意交流。三是健全配套服务。加强以纺织品分类编码、质量检测、趋势和教育培训等功能为主的中国纺织信息中心柯桥分中心建设，提升XX现代纺织工业院、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公共创意服务平台建设，强化创意趋势研究和设计潮流引导。

第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工程。坚持“强工、兴商、优农”基本方针不动摇，努力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一要加快发展新兴制造业。按照我县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业结构，新兴制造业主要是指纺织产业以外的新兴产业。在工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上，我们要围绕“1+5”的产业布局，坚定不移提升发展纺织产业，坚持不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以进一步调整优化工业结构，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从我们的实际情况看，转型主要是针对发展新兴产业而言，而升级主要是针对提升纺织产业而言。

从我县近年来新兴产业发展的情况看，在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新兴产业发展质量也稳步提升，在不同领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优势。我们要重视培育发展新产业的研究和扶持力度。如果在今后三年内我们培育5—6个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的新产业，这就是我们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亮点和成绩。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一方面要明确发展重点，按照形成一批新的超百亿元销售产业的目标，结合我县新兴产业发展现状，我们要大力培育发展装备制造、汽车汽配、皮革塑料、新型建材、金属制品等五大重点产业，目前五大产业的销售分别为60、40、80、90、60亿元;同时要紧紧抓住国家鼓励引导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新能源、生物医药、住宅产业化等产业。另一方面，要落实扶持措施，为真正把新兴产业培育发展落到实处，要建立“六个一”的工作措施，即一个产业有一个发展规划、一个配套政策、一个服务平台、一个行业协会、一个督查机制和一个联系领导。我们正在抓紧研究相应政策意见。

二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破解资源环境制约的必然选择。三次产业结构一般呈现从“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发展格局，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应该肯定的是，近年来我们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要保持这种良好的势头，以工业化为依托、以城镇化促集聚、以市场化激活力，坚持市场带动、产业联动、接轨推动、创新驱动、全民发动，加快构筑多门类、高增值、有特色、强带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进一步提高现代服务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力、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率。今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是六个方面：一是发展壮大商贸服务业，大力培育引进购物广场、连锁超市等大型商贸中心，积极发展特色商业街(区);二是巩固提升旅游产业，加强旅游硬件建设，启动鉴湖—柯岩旅游度假区国家5a级景区创建工作，高质量、快速度推进大香林二期等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启动实施安昌古镇开发建设;三是稳定发展房地产业，注重XX县城、新城镇房地产开发的联动推进，着力开发特色小区和精品楼盘，切实加快拆迁安置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四是大力发展会展产业，以“纺博会”为龙头，加大招展引展力度，努力举办更多在国内外和行业中有影响的展会;五是引进发展金融业，积极引进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到柯桥落户，促进金融产业繁荣;六是注重发挥区域、产业优势，推动现代物流业和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另外，要继续抓好以“中国轻纺城611建设计划”为载体的总部楼宇经济、企业分离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工作。

三要优化发展城郊型现代农业。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认真落实强农惠农各项政策，大力抓好基地建设与品牌建设两大重点，进一步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要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力度，加快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进程。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效益农业、品牌农业，着力建设蔬菜、畜牧、水产、茶叶、花卉、竹笋等农业主导产业基地，着力打造一批规模大、档次高、效益好的工厂化设施农业生产基地。要做大做强农业传统特色产业，着力培育品牌型、科技型农业龙头企业，积极在各个农业主导产业中创建一批著名的农产品品牌，大幅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第三，大力推进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主体。要继续按照“三创一集”基本要求，培育发展创新型企业，加快企业从劳动资金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从传统粗放管理向现代科学管理转变，致力在我县三次产业的优势行业中培育一批有核心竞争力、有行业话语权、带动力强、支撑作用明显的创新型龙头企业、创新型示范企业和创新成长型企业。

一要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大力加强企业科技创新。一是加大企业技术改造投入。技改投入是企业加强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重点骨干企业要进一步围绕做强、做专、做精主业的要求，选准技改项目，加大技改投入。要充分发挥我县“国家火炬计划绍兴纺织装备特色产业基地”辐射和引领作用，坚持“培育孵化”和“引进吸纳”两路并进，力争全年新增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10家以上。二是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加快信息化技术在研发、生产、管理、营销等环节的应用，提高信息化水平;大力推广制造业信息化关键共性技术，鼓励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和电子信息产品，努力壮大信息服务产业。三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要积极建立企业研发中心，大力引进大院大所来我县设立研发机构，加快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交流，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研发中心、实验室、中试基地等。要加强技术攻关，致力与高校院所建立长期、稳定、紧密型的合作关系，不断引进科研成果项目或开展技术难题联合公关，争取掌握更多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要加强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切实抓好XX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科创大厦、创意大厦、纺织装备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等一批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全力打造服务水平更高、创新能力更强的国家纺织产业创新支撑平台。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二要以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为目标，致力加快企业品牌创建。一是抓实基础工作。要完善产品计量检测体系和标准体系，贯彻实施iso9001等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提高品牌产品的质量管理水平和质量保证能力。要牢固树立诚信经营的理念，建立健全售后服务体系，以诚信的经营、良好的服务提升产品、企业的美誉度。要积极主导或参与制订国家、行业标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及其活动，提高企业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加大创建力度。要建立健全驰名商标培育库和重点培育发展品牌企业储备库，积极培育申报各级各类品牌。要充分利用专业化生产集中、块状经济发达的区域产业集群效应，以产业为依托，以品牌企业为龙头，建立专业品牌的培育发展基地，着力打造起区域性、特色性的品牌创建平台。力争全年新增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中国名牌数在全省、全市领先。三是重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凝聚力量、激励和推动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总结提炼鲜明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和企业精神，包括经营理念、管理理念、市场理念、服务理念等，并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灌输给管理人员、全体员工，形成企业独特的文化与精神。

三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努力推进企业管理与制度创新。要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企业决策、经营、财务、监督等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积极推进企业上市和股改重组，力争全年新增上市公司“保2争3”，新增股改企业5家以上。要强化民营企业监管服务，扎实开展民营企业建设管理试点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对企业欠薪、欠费、欠债的情况，要及时掌握，引起警觉，严加防范;进一步建立健全评价机制，动态掌握企业的单位投资、单位资产效益以及资债结构状况，及时分析评判企业经营风险情况;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管机制，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四要以“亩产论英雄”理念为导向，深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要加强项目审查评估，重点保障投资实力强、科技含量高、品牌效应大、单位用地少、社会经济效益好、符合生态环保、节能降耗要求的优质项目;要加强项目管理，完善项目通报、督查、验收机制，促进项目快建设、快投产，确保土地及时利用和有效产出，新增工业用地项目投资强度达到220万元/亩以上;要高度重视存量空间盘活，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最大限度优化土地空间资源配置。要重点建设一批利废量大、节能效果好、技术先进的新型墙体材料企业，限期淘汰粘土砖瓦窑，加大推广使用散装水泥力度等。要探索具有我县产业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重点推广一批新能源应用、开发项目。

第四，大力推进发展平台提升工程。发展平台是我县加快发展的主力军、转型升级的主阵地、城乡统筹的主平台。在当前这样的发展环境与形势下，我们要主动接轨杭州都市经济圈和绍兴中心城市，深化“两中心两带”经济布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加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着力打造好一、二、三产发展的主平台。

一要提升目标定位。坚持市场与城市、XX县城与新城镇联动，加强规划建设，提高城镇品位，着力把XX县城和城镇建成区打造成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主平台。加快园区整合提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着力把滨海工业区打造成为全国一流的纺织原料和绿色印染基地，把柯桥经济开发区打造成为全省一流的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集聚区，培育壮大20个左右的镇街工业集聚区，扶持发展50个左右的农村现代家庭工业集聚点，着力把开发区、城乡工业集聚点打造成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平台。突出农业主导产业，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培育农业优势基地，加快实施一个现代农业示范园、三个农业主导产业示范区、五个精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着力把农业特色园区、基地打造成优化发展城郊型现代农业的主平台。

二要加强招商引资。把招商引资真正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坚持央资民资外资并重、技改项目与新上项目并重，强化项目对接、区域对接、企业对接，进一步完善招商体制、创新招商方式、整合招商资源、落实招商措施，瞄准世界500强和央企、大型民企，大力引进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能源消耗少的大项目、好项目，努力提高投资总量和质量，切实增强项目建设后劲。今年招商引资要特别突出产业招商，我们要培育发展的产业就是招商重点。对培育发展产业的重点项目可以采取一事一议的政策。

三要加大有效投入。投入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项目是加大投入的重要载体。要坚持存量提升与项目提速两手抓，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切实加大有效投入。要切实加快实施“三个一批三年千亿”建设计划，全力抓好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城郊型现代农业项目为重点的项目建设，力争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0亿元左右，其中工业160亿、现代服务业包括政府性项目135亿、农业5亿。特别是要大力实施浙能热电、滨海金属制品、和合光伏等一批亿元以上的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远东石化pta、天圣差别化化纤等一批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柯桥万达广场、红星美凯龙、大香林二期、f3赛车场、中国轻纺城物流中心、坯布市场、北联托运市场等一批现代服务业和政府性项目建设。要积极实施技术改造。广大的企业家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和发展意识，抢抓有利时机，挖掘自身潜力，加快技改投入;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技术改造的鼓励引导，加快推进与技术改造相关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加强技术改造项目的管理服务。

第五，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生态工程。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减轻环境压力以及缓解能源供需紧张正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对我们XX县而言，经济发展与排放指标制约的矛盾已越来越突出，节能减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这恐怕也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之一。

一要扎实开展印染化工行业专项整治。当前，环境保护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环境容量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要素，节能减排越来越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去年底今年初，省环保厅对我县印染化工行业进行了明查暗访，对XX县的印染化工行业、富阳的造纸行业实行了区域停批措施，并专门就我县印染化工行业提出了环保监管意见。针对这一情况，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从现在起集中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印染和化工行业环保监管专项整治行动。这次整治将紧密结合印染集聚提升、清水工程和生态文明建设，巩固深化萧绍区域绍兴片印染化工行业污染整治成果，进一步解决全县印染化工行业积累已久的环境问题，确保完成全县“十一五”污染物减排目标任务。对这项工作，我们全县上下特别是广大企业要统一思想认识，扎实推进整治，限期摘掉帽子。对这次整治，县委、县政府还将作专题部署。

二要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大力推进滨海工业区、柯桥经济开发区区域循环经济建设，积极培育发展循环经济示范企业，推广应用余热余压利用、中水回用、循环流化床锅炉等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高度重视循环经济共性、关键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应用，着力推进资源利用的区域大循环和企业小循环。

三要切实加强整治与监管。建立健全节能减排长效机制，严格执行新上项目能源消耗审核和环境影响评价、污水按浓度收费等制度，深入开展节能降耗“一百十行动”、污水“进管达标、处理提标”专项行动等，扎实开展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加强重点污染区域、污染企业日常监管，努力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

另外，我们还要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着力攻坚突破，用半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杨汛桥区域的企业解困工作。这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子，我们去年提出的用“时间换空间”已没有退路。

三、强化保障，着力营造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事关全局、事关长远。我们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咬定发展目标不放松，狠抓工作落实不懈怠，致力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一要强化要素保障。一是强化土地保障。要尽早编制完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快农保土地调整，积极向上争取建设用地指标，想方设法向外购买用地指标，加大土地复垦力度，千方百计争取增量土地;要继续加大“城中村、镇中村、区中村、空心村”拆迁改造和土地征用力度，加大宅基地和废弃工矿用地整理力度，加大企业闲置土地处置力度，充分利用好低丘缓坡和滩涂等后备土地资源，千方百计盘活存量土地。要严格按照标准合理确定各项建设的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严格项目落户签约履约管理，加强项目竣工综合复核验收，千方百计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化资金保障。进一步完善银行业考评办法，引导县内金融机构贯彻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金融产品和管理服务创新，稳妥运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建立村镇银行，进一步扩大融资途径、优化金融服务;健全区域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更好防范金融风险。三是强化人才保障。深入实施“百千万”人才工程，完善引才育才留才工作机制，以“三有三爱”企业经营者队伍、高层次高技能人才队伍为重点统筹抓好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切实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另外，要加快推进电力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管理服务机制，进一步做好电力、劳动力等保障工作。

二要加大政策激励。目前，县里正在研究制订新一年度的经济政策和其他相关的政策措施。总的是要加大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扶持力度。去年，县里经济政策的激励资金是3.19亿元。我们初步考虑在保持其他经济激励政策的同时，建立一个转型升级专项资金，5年时间投入15个亿用于经济转型升级。如何把转型升级的专项资金用好，在制订新一年的经济政策时要突出“三个性”。一是要突出政策的针对性。政策要有的放矢，特别是对今年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要有针对性地加大扶持力度。如今年我们要推进印染集聚升级、节能减排、5个有条件基础培育的超百亿销售的产业，在政策的制订上就要加大对这些方面的扶持激励力度。二是要突出政策的导向性。针对性主要是就当前工作而言，导向性则是就长远发展而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的企业和项目要加大扶持激励力度，真正对经济转型升级和企业发展起到作用，这就是导向性。三是要突出政策的有效性。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政策资金同样如此。要建立政策性资金绩效评价机制，发挥激励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竿作用，使经济转型升级和企业发展真正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