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区域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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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经济区域化范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的发展主线，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本文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视角入手，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联系做出评析，并基于对重庆市区域经济结构现状的评述，提出促进重庆市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可行对策。

一、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关系

区域经济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区域经济结构包含区域需求结构、区域城乡结构、区域产业结构、区域总量结构与区域所有制结构；而狭义的区域经济结构主要指区域的总量经济结构。从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和区域经济结构的概念来看，二者是有区别的。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模式，主要涵盖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等，而区域经济结构则主要强调区域经济发展中各次级区域的经济总量结构。由此，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将侧重于区域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提升等，而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将侧重于次级区域经济增长的优化以及区域经济总量的匹配等方面。当然，二者之间更多的是联系。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将是实现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的可行路径。

二、重庆市区域经济结构现状分析

目前，重庆市的区域经济格局基本呈现出“一圈两翼”的发展格局，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和决策层在重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问题上形成的基本共识。其中，“一圈”是指以主城为核心、以大约1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范围的城市经济区，“两翼”是指以万州为中心的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北翼）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城镇群（渝东南翼）。

通过对比分析重庆市各区县生产总值情况，我们不难发现重庆市区域经济结构呈现出一种稳态的非均衡增长特征，这种稳态的非均衡增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庆市区县经济发展极不均衡，且基本上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型发展态势。从2007―2009年重庆市40个区县的GDP占全市比重来看（表1），“一圈”地区各区县GDP占比基本上都在2%以上，而两翼地区则基本上在1%以下，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重庆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增长态势。

其次，从“一圈两翼”发展格局来看，“一圈”独大，“两翼”失衡。从2007―2009年“一圈”地区和“两翼”地区GDP占比情况来看（表2），“一圈”地区的生产总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大致维持在77.7%左右，呈现出“一圈”独大的发展态势；并且，两翼地区的发展也并不均衡，其中，“渝东北翼”地区生产总值占比大致恒定在为16.8%左右，是“渝东南翼”地区生产总值的3倍还多。

与此同时，重庆市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是稳态的。这首先体现在区县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稳态上，从近3年来各区县GDP的排序来看，人均GDP排序始终处于前10位的区县有8个；始终处在第10―20位的区县有4个（永川区、长寿区、南川区、荣昌县）；始终处在第21―30位的区县有6个；始终处于第30―40位的有9个。这说明重庆市区县人均GDP整体排序情况较为稳定，重庆市区县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正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同时，“一圈两翼”地区的非均衡增长也是稳态的，这可以从“一圈两翼”地区的GDP占比相对稳定而且环比增长率也相对较为稳定中得出。

综上所述，重庆市区县经济结构发展极不平衡，呈现出了典型的“金字塔”格局；而区域发展呈现出“一圈两翼”的基本格局，但一圈独大，两翼失衡；同时，重庆市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稳态的非均衡增长态势。然而，这种稳态的非均衡增长对于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发展而言，将可能是一种灾难。毕竟按照增长极理论和累积因果关系原理，这种极核式非均衡增长将意味着对极核周围地区的资源吸附而导致极核周围地区发展的滞后。

三、促进重庆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

结合重庆区域经济结构的稳态非均衡增长特征，以及以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的内在传导机制，本文认为，促进重庆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将主要包括：

从区域空间结构优化视角来看，重庆市区域经济结构优化的路径：首先，在“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一圈”地区对“两翼”地区的扩散效应，弱化其集聚效应，同时，充分发挥作为重庆“一圈”地区中心增长极的主城区和作为“两翼”地区内部中心增长极的万州区和黔江区对“一圈”和“两翼”内部其他地区的扩散效应，并弱化其集聚效应，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极由集聚过程向扩散过程的转化。其次，在加快“1144”国际贸易大通道战略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区域贸易通道，充分改变传统主要依赖外向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起主要以区域贸易通道、兼顾国际贸易通道为基础，充分发挥投资、消费和出口等潜能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而从区域空间生产力布局优化的视角来看，首先，促进区域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潜能发挥。在构建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机制的基础上，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加大对“一圈”地区和“两翼地区”生产要素的补偿性引导，同时，充分发挥各次级区域生产要素潜能，加大吸引内外资、人才以及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构建力度。其次，促进次级区域产业发展体系的合理配套。最后，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平台。积极探索“两江新区”发展新模式，优化产业发展平台，促进产业发展布局于合理的区域板块和功能区划。

参考文献：

①张慧霞，杨卫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研究[J]．生产力研究，1999（1）：65―67

②李青.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基于东中西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杭州：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③吴柯，刘钟吉．江西区域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研究[J]．理论导报，2004（12）：8―9

④卢艳，刘治国，刘培林．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研究：1978―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7）：54―66

⑤杜家廷，冉茂盛，罗富碧．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收敛度分析[J]．经济纵横，2008（24）：102―104

第2篇：世界经济区域化范文

作者：房杜文章出处：时间：200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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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影响、趋势及对策

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它的本质是以投资、贸易、金融、技术、人才自由活动与合理配置，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一体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一是经济区域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以其各自独特的方式成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两个轮子，推动着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基于此，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完全的经济一体化。

全球化以其广泛性，接近经济一体化的理想状态，但恰恰由于全球化这种一体化方式涉及范围太广，各个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性使各国对一体化的基本考虑往往难以形成共识，无法实现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而区域化以其多样性蓬勃发展，卓有成效地推动经济一体化在局部地区的发展。

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全部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以比较优势基础的国际格局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趋势。比较利益的普遍存在，是传统国际贸易的基础，也是后兴起的跨国投资的基础。

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

1、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2、全球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全球化和区域化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实现了产业的重组，并购企业跨越国界、洲界和产业界限，各种虚拟的经济形式如雨后春笋，使经济的二元特性具有了新的涵义，以万亿美元计数的虚拟经济使机械化大工业变得如此渺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从GATT到WTO，从APEC清迈宣言的相互货币支持到欧元启动，世界已经创造出了130多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方式。全球化和区域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结构。

3、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

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随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的规模、数量将在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同时增长.由于生产的跨国特征与全球经营，使全球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增长将更大面程度地依赖于贸易。

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二者又与全球化和区域化相互促进。为追求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出现了各种区域化与全球化方式，区域化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秩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与投资的发展。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不断完善，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将表现得更为充分。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影响、趋势及对策

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将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为满足和适应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各国普遍在金融领域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演进，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活动为生产与贸易带来便利的同时，国际金融的风险也同步增长。相对于软弱无力的国际金融监管，如果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极有可能。

区域化通过区内优惠安排实现了区内较为充分的合作，但却造成区域之间的激烈竞争，竞争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和市场范围，而且还表现在优惠安排的攀比与竞赛，这最终必然导致区域组织间差别的缩小，竞争的结果使其中一些组织消亡，而另一些组织则在不断壮大，作为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更接近全球化。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多次磋商，乌拉圭回合、GATT向WTO的转变，虽然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还是完成了向一揽子贸易自由化的过渡，这构成了本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坚定基础。

经济的不均衡性将会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以其明显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和超额利润，由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生产国际化，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未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则进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将更加突出。

应对之策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以其深刻的影响作用于各国经济，那麽，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该如何作为，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

其次，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第三，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改进技术和管理，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进入能力和占有份额。

第四，建立风险防范意识和机制。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使各成员的管理机制和发展模式都受到挑战，面对较为频繁的外部制度的影响，内部制度冲突的机率与风险不断加大，存在着管理环境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这在短时期内是必然的，要注意形势研究及时提出对策。

第五，随着参与全球化、区域化的加深，在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领域都将有相当规模的交流，我国将更多地融入越来越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但由于我国金融体制还不健全，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风险的防范和危机处理。

第3篇：世界经济区域化范文

1、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2、全球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全球化和区域化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实现了产业的重组，并购企业跨越国界、洲界和产业界限，各种虚拟的经济形式如雨后春笋，使经济的二元特性具有了新的涵义，以万亿美元计数的虚拟经济使机械化大工业变得如此渺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从GATT到WTO，从APEC清迈宣言的相互货币支持到欧元启动，世界已经创造出了130多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方式。全球化和区域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结构。

3、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

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随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的规模、数量将在区域内和全球范围内同时增长.由于生产的跨国特征与全球经营，使全球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增长将更大面程度地依赖于贸易。

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二者又与全球化和区域化相互促进。为追求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出现了各种区域化与全球化方式，区域化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秩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与投资的发展。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不断完善，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将表现得更为充分。

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将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为满足和适应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各国普遍在金融领域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演进，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活动为生产与贸易带来便利的同时，国际金融的风险也同步增长。相对于软弱无力的国际金融监管，如果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极有可能。

区域化通过区内优惠安排实现了区内较为充分的合作，但却造成区域之间的激烈竞争，竞争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和市场范围，而且还表现在优惠安排的攀比与竞赛，这最终必然导致区域组织间差别的缩小，竞争的结果使其中一些组织消亡，而另一些组织则在不断壮大，作为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更接近全球化。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多次磋商，乌拉圭回合、GATT向WTO的转变，虽然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还是完成了向一揽子贸易自由化的过渡，这构成了本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坚定基础。

经济的不均衡性将会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以其明显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和超额利润，由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生产国际化，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未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则进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将更加突出。

应对之策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以其深刻的影响作用于各国经济，那麽，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该如何作为，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

其次，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第三，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改进技术和管理，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进入能力和占有份额。

第四，建立风险防范意识和机制。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使各成员的管理机制和发展模式都受到挑战，面对较为频繁的外部制度的影响，内部制度冲突的机率与风险不断加大，存在着管理环境和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这在短时期内是必然的，要注意形势研究及时提出对策。

第五，随着参与全球化、区域化的加深，在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领域都将有相当规模的交流，我国将更多地融入越来越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但由于我国金融体制还不健全，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风险的防范和危机处理。

第4篇：世界经济区域化范文

[关键词]平面交叉口、渠化设计、改建、安全岛

中图分类号：U412.35+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情况介绍

本交叉口现状为T字型平面交叉口，路中线夹角为77°4′40″。南京路现有沥青路面宽度为23米，双向4车道，其西入口设置一条直行车道、一条直行兼右转车道和两条出口车道；东入口设置一条直行车道、一条左转车道、两条出口车道。人民街路宽18米，也为双向4车道，其北侧入口设置一条右转车道和一条左转车道、两条出口车道。两路设计行车速度均为50公里/小时。

根据交通调查数据①显示：东进口高峰小时交通量（下同）直行车280.7辆/小时，右转670辆/小时；西进口直行车168辆/小时，左转143.7辆/小时；北进口左转车780.6辆/小时，右转200辆/小时，总计2243辆/小时。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出入交叉口采用两相位信号灯控制，其中南京路由西向东直行车和右转弯车不受信号控制，东西向绿灯时长40秒，红灯时长80秒。行人过街采用人行横道线型式。交叉口三面均为建筑物。

问题分析

1、交通组织分析：第一相位东西绿灯，南北红灯，第二相位东西红灯，南北绿灯。第一相位存在机动车冲突点2处，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冲突点8处，非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冲突点1处，行人与机动车冲突点3处，行人与非机动车冲突点2处，共16处交通冲突点；第二相位存在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冲突点2处，行人与机动车冲突点5处，行人与非机动车冲突点4处，共11处交通冲突点。这些冲突点在一个相位信号灯周期内的大量存在，使各交通流互相交叉，严重降低行车速度和交通容量，造成交叉口内的停车等待、车辆抢行、交通阻塞现象十分严重，交通事故屡有发生。

2、交叉口范围大，停止线之间距离长。东西向停止线之间距离65.17米，南北向停止线之间距离也在60米以上，过长的距离会使等候的车队后移，通过交叉口耗时增加，从而延长交叉口内清场时间及下一个相位的停车等待时间。斑马线距离路口过远，会导致行人因贪图方便直接横穿马路，给交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3、目前在交叉口内只有人民街入口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无交通隔离设施及行人红绿灯和安全岛，导致机动车随意靠边停站，挤占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及行人不走规定路线，挤占机动车道，闯红灯等现象十分普遍。

综上说述，现状的南京路与人民街交叉口存在交通冲突点众多，交叉口范围过大，缺少安全标志设施，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其通行能力，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交通量需求。

改造方案

环岛方案

根据《城市道路与立体交叉》提出的环形交叉口的适用条件：1、交叉口高峰小时交通量应低于2000辆/小时。2、在具有大量非机动车交通和行人众多的城市主干道交叉口上，不宜采用环形交叉。南京路与人民街交叉口高峰小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流量都超过要求，故环形交叉口设计方案不符合条件。

立体交叉方案

T型路口立体交叉最常采用的型式就是完全互通式喇叭形立体交叉，这种交叉型式需修建跨南京路桥梁或隧道一座，采用一个转向角约为270°的小环匝道和一个外环匝道来实现车流的左转，其特点是：1、各个方向都设有独立的匝道，全互通，无机动车冲突点，行车安全；2、造型美观，结构简单，行车方向易于辨认；3、只需一座桥跨结构物，工程量小。

按照《城市道路设计规范》规定匝道计算行车速度为30-20公里/小时，最小半径为15米，而由西向北左转弯匝道转弯半径应在20米以上，考虑到非机动车道宽度、人行道宽度及安全距离，整个交叉口范围应由南京路中线向南拓宽30-40米，而现状南京路3米宽人行道外既为8层砖混结构住宅楼，故如选择喇叭形立体交叉方案则需在城建资金十分充足的条件下才能实施。

导流岛方案

交叉口通过有效的渠化设计，利用标志、标线、物理实体（如导流岛、隔离墩）等交通设施，使交叉通流有序化，以达到充分挖掘交叉口的道路资源、提高通行能力和交通安全水平的目的。

从以上环岛方案我们可以看出，该方案仍然存在交通冲突点，而且行人及非机动车绕行距离长并干扰机动车驶出交叉口，我们希望各个交通流线仍然遵循各自的方向直接驶过交叉口，并尽量缩短行人过街时间，用信号控制各种交通流不发生冲突，以提高交叉通容量。由此提出采用导流岛分隔交通流并兼做行人安全岛，以信号控制交通避免冲突的改造方法。

本方案维持现有交叉口范围内的边石位置不变，同时采用一个大的三角形导流岛设置在交叉口中央。导流岛采用边石围砌，边石高出沥青路面20cm，岛内铺设方砖。在岛的三边设置宽6米的行人过街斑马线，对齐斑马线位置的所有边石采取下卧方法处理。各入口机动车道数保持不变，停止线提前到距人行横道线1.5米处。东口因右转车流量大，故设置1条右转车道、1条直行车道，2条进口车道；西口设置1条左转车道、1条直行兼右转车道，2条进口车道；北口设置1条左转车道、1条右转车道和2条进口车道。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隔离护栏，护栏仅在人行横道位置断开。在三个入口处设置指路标志牌和各种警告及禁令标志牌，在人行横道线入口设置提示标志牌。在整个交叉口范围内设置信号灯组以控制组织交通流。

通过信号灯控制可以彻底消灭机与非、人之间的冲突点，每个相位仅剩1个非与人的冲突点，而且发生在慢车道上，对整个交叉口的影响很小。根据对交通数据分析得知，人民街与南桥方向交通流量非常大，是此交叉口的主要交通流向，仅有相位二允许机动车从北向东左转，故应增加此信号相位时长；相位二、三允许机动车由东向北右转，其中相位二允许右转机动车利用双车道入口，这样就加大了该入口的通行能力，相位三中因有由西向北左转车流，为不增加合流冲突点，应禁止右转车再利用左侧入口车道。对于北入口右转车及西入口直行车，均有两相位允许通行且有一相位允许占用两车道入口，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该入口的通行能力。

行人与非机动车在人行道内合流，通过人行道受信号灯控制进入导流岛，然后在另外两个出口等待信号过街，极大的保障了行人与非机动车的安全，也使机动车驾驶员不必再为躲避行人与非机动车而减速，提高了交叉口通行能力。

结论

通过比较得出结论，立交方案可以消灭交通冲突点，但动迁量大，耗资大。环岛方案造价低，但是仅适用于交通量较小的路口。导流岛方案具有无冲突点，停止线间距离短，造价低等优点，比较适合此路口的改造。

参考资料：

①《锦州市交通管理规划》……………………….锦州市公安局交巡警察支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工程研究所

①《城市道路与立体交叉》……………………….裴玉龙

第5篇：世界经济区域化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集中；城市化；连接线空间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2)01－0001－05

一、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

关于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的布局模式问题，理论界已有各种讨论与观点，综合起来，无非有以下三种比较一致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应当坚持长期推行平衡增长的空间发展模式，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认同与肯定且在政策实践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贯彻和执行，但实际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而且相对地拖延了经济增长的时间，比较多的事例已经证明，平衡增长的空间发展模式往往过于理想化，但在实践中却是无法实现的经济空间布局逻辑；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应当推行不平衡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观点现为世界主流的学术界所认同和肯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超越自然地理空间的实然情况而能够达到平衡发展的理想状况，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集中用于某些特定的地域构造出经济增长的先进地区，再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联系，最终达到公共服务全民享用均等化的发展目标，对于小国而言，这种经济的空间发展布局模式特别适合其地理区域狭小的特点，因为狭小的地理区域决定了其无法将本来极其有限的资源用于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发展，相反是小国通过这种不平衡的经济空间增长模式而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实现全民共同发展的目标；第三种观点是认为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应当推行一国区域局部的不平衡增长与空间整体的相对平衡增长模式，认为强调绝对平衡增长的模式和强调绝对不平衡增长的模式都有失偏颇，特别是对于某些有着广阔的国土地理面积和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应当因地制宜地把区域性不平衡发展的经济空间布局和在整体上相对平衡发展的空间经济布局相结合在一起，这样既能够发挥不平衡模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也能以平衡模式来解决大国的所面临的长期地区分化与分裂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大国有足够的地理空间、人口数量和其他资源来为这种经济增长的空间模式提高所必须的基础。

在后面两种模式中，共同点是两者都强调充分利用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空间模式的优势来发展特定区域的经济。所谓不平衡经济增长的空间模式优势在于持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即认为在地理空间上，经济增长可以根据特定国家的特定情况推行空间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推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法在有利于形成聚集经济的地区发展形成本国经济的若干个增长极，利用增长极的辐射和吸纳的带动作，促进要素资源和商品的流动，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奠定本国经济的发展基础和财政收入基础，然后再通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在经济增长极所带来的发展成果的分享方面，以和谐性发展为主线，在全民和全区域范围内推行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享，最终实现经济集中和全国居民生活水平趋同并行不悖但又看似矛盾的结果。在上述的整个过程中，经济集中是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手段，公共服务均等化分享和生活水平的趋同是发展的目标。因此，不平衡增长的经济空间布局模式在其终极的发展思想方面，并不是以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化来造成社会福利的空间分化，而是以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化来实现社会福利的空间趋同，其最终的发展目标是为了能够实现全民平等地享有社会福利。

二、区域经济集中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的聚集或集中在本质上表现为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聚集，相对于经济在空间分散现象而言，人类在地理空间区域上的类聚和类居行为体现了人类的原始本性，经验的或实证的研究表明，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能够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带来诸多的好处，因为集中能够创造更大的消费和生产需求，扩容并深化了市场；集中也能降低经济交易的成本和费用，节约了资源利用并同时加大了商品和要素资源的流动性；集中还能使人类引发产生新的思想和知识，加剧了人类的创新活动；集中同时会使社会分工得到更大程度的深化，使贸易形式更加多样、贸易活动更加频繁；最后集中能够充分实现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溢利的好处，使单项经济活动所产生外溢利不至于在空间上白白耗散。

经济聚集或集中在地理空间上可以表现为多种程度的状态，从小城镇一小城市一中等城市一大城市一城市群一都市圈，集中状态在空间上接连起伏，当经济聚集的空间表现以在特定地理区域范围内出现城市群或都市圈的现象时，可以把这种城市群经济或都市圈经济视为经济发展在空间中的增长极，增长极的形成表明经济在空间上形成了聚集的中心或重心，是经济在空间上所呈现出来的最高集中形式。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一般来说，经济集中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通过不遗余力地推行城市化发展，合理地减少农业和农村人口比例，充分释放土地的经济功能和活力，改变自然与分散的经济空间状况，是经济形成聚集的根本途径。在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选择一些城市化程度比较高、市场力量发展充分且规模比较大、在地理空间上又很接近的特定地区推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以更进一步加剧集中并放大城市经济本身的聚集效应和城市经济之间的聚集效应，通过经济一体化发展所表现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效果，进一步提高经济发达区域对欠发达区域的辐射和吸纳力量，同时增加经济要素资源的流动性，而通过要素资源流动性的提高，可以达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并增加本国居民收入的效果。当然，经济集中还可以通过国家之间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使集中的程度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强化和提高，地区经济一体化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的地理发展空间，但现代增长极聚集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巨大的经济活动扩展能力和生产要素吸纳能力还需一个更为宽广的外部国际空间相依托，而在地理空间上的相邻国家进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合作构造是拓展一国之内经济聚集外部空间的重要途径，是聚集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破除国家分割阻碍并得以长期维持、深化、广化的重要动力。

根据以上述及的观点，经济在空间布局的模式选择方面，不平衡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应是常态的选择模式，不平衡的模式必须通过经济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集中或聚集来实现，而实现经济集中的根本性途径是通过城市化来进行，但城市化不可能一

蹴而就就能够实现，城市化的阶段和水平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紧密相连，也对经济在区域空间上的集中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为使经济能够在区域空间上实现集中，应当根据城市化的阶段和水平来适当地选择空间政策工具组合，重视政策工具组合的空间响应效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效果。

三、城市化与连接性空间政策的问题

按照世界银行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观点，处于城市化不同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为实现经济的集中在政策选择方面应当有所不同，首先，对一个城市比例不足1／4、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政策重点应当首先促进地区的经济密度，但政府应当对不同地方保持中立态度，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城市化战略主要是实行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包括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建立市场制度、法律和秩序、保障财产权、高效运作土地市场、健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对于收入水平低的国家，不应当采取明确针对地区的的政策来发展经济的密度区。其次，对一个城市比例介于1／4～3／4的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政策组合受到两重挑战，即如何提高密度和如何缩减落后区域与经济高密度区域的距离的两重挑战问题。两重挑战要求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反应，即一方面要求继续建立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另一方面要求对连接地区的基础设施实施投资，以消弭地方化经济可能带来效率的堵塞问题。最后，对于一个城市比例超过75％、处于城市化高级阶段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城市化应当强调城市的适居性、创新性，应当努力推行城市社会一体化，政策组合面临三重问题挑战，即如何提高密度、缩减距离、消除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分割问题。政策的推行应当继续以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和对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高密度和缩减经济距离，同时以针对特定地区的干预性措施应对分割问题，把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干预措施进行和谐应用。

按照上面在理论上提出的以不平衡增长的空间经济模式为指导，通过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实现经济的集中并最终在某些特定地区形成经济的增长极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达到公共服务实现全民均等化分享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经济集中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进行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提高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水平，需要针对特定区域的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具体情况，合适的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干预措施等特定的政策工具组合，但这样的理论能不能在实践中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作比较可靠的实证分析来印证这种理论上的实际效果。下文以重庆市作为例子来对上述理论和政策建议作一些实证分析。

重庆市为我国目前4个直辖市中农村人口最多的城市，因为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情况，承受着带动广大西部地区的艰巨发展任务，要实现该任务，首先必须要不遗余力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化的程度，实现经济的集中和聚集并最终在西部地区形成经济的增长极。在这个过程中，提高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和程度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集中的关键环节。但因为历史上的原因，重庆市城市化的初始性的基础水平比较低，在1997年中央决定对重庆进行直辖管理以来，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表1为重庆市近13年以来的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情况，反映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数据变化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13年以来，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农村人口减少了近600多万，相应地城镇人口增加了600多万，城市化比例从29.5％提高到近50％，正好处于城市化的中级阶段水平，在这样的阶段中，面临着如何提高经济密度(集中度)和如何缩减落后区域与经济高密度区域的距离的两重挑战问题。但是，从表1关于常住人口的数据栏中，我们看到重庆市的常住人口在近13年中并没有发生多大程度的变化，甚至在绝对数量上减少了近36万，这样的现象说明了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在近13年来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对重庆市以外的周边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人口集中并没有产生什么聚集效果，而只是在重庆市辖区之内，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了较大程度的数量转移，市辖区内的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集中效果，这种在区内有人口集中效果而对区外无人口集中效果的现象说明，经济集中对于改变西部广大落后地区人口向先进地区的转移并没有产生较大的积极效果，但这还不能说明这种人口流动现象中没有起到经济集中的效果作用，因为经济在空间中的集中不仅体现在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更体现在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在特定空间中的集中与流动，而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在特定空间中的集中与流动可以通过连接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利用的程度体现出来，为进一步考察重庆市的经济集中度的情况，我们可以从重庆市的空间连接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作进一步的分析。

从表2的数据中，可以反映出以下信息：在连接性的基础设施投入方面，重庆市为缩短落后区域与先进地区的距离，在港口吞吐能力和公路的运载能力等方面在近13年来作了较大的投入，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同时，重庆市在近13年来的对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情况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这说明通过空间的连接政策贯彻和实施，无疑会为区域的生成要素、商品、人员的流动提供了物质的保障，使经济在区域的集中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表2中所体现出来的各项业务数据指标的连年递进表明：通过现代连接性的空间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来克服距离的问题，对区域的经济集中发挥了正向的效应，起到了较为积极的效果。

四、结论

以上通过重庆市近13年以来的城市化过程的例子分析表明：城市化虽然能够促进经济的集中，但若不采取可行的连接性的空间政策进行交通和信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不一定会真正实现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的流动和集中，即使某城市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区域内的人口转移，但不会对该城市区外产生人口吸纳的力量，从而使得经济的聚集的外溢效果只是在区内发生作用，对改进区外落后地区向区内先进地区的人口迁移状况并不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对于人口稀疏但经济落后的区外地域而言，这种经济的集中和城市化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正向效应，而对于人口稠密但经济落后的区外地域而言，连接性的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是唯一可以传递城市化所带来的空间福利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藤田昌久，雅克一弗朗科斯?蒂斯，聚集经济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第6篇：世界经济区域化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2]郑明慧: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经济论坛,2004（15）

第7篇：世界经济区域化范文

关键词：大众化教育；高等教育模式；误区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6)10－0064－02

一

2001年初国家公布的《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原定在2005年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的目标提前了三年得以实现，到2004年这一指标已经达到了20%，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由精英教育时代迈向了大众化教育时代。

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大众化教育是必需的，并且能进一步强化精英教育。首先，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人才的数量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的瓶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假如我国的高等教育还仅仅停留在精英教育层面，是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的，也不适应21世纪国际人才竞争的需要。21世纪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已成为推动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必须走大众化之路，并且要将其作为当务之急积极地予以推进。其次，大众化教育是就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而言的，它非但不会排斥、不会削弱精英教育，反而会加强精英教育。“万木成林，必有大树”。只要我们努力搞好大众化教育，必然对精英教育有所促进，“大众化”是精英教育发展的基础。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精英教育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它的发展能促进大众化教育发展。精英教育集中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一模式下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将进入社会的主流阶层，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对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精英教育也不排斥大众化教育：(1)正是由于一部分精英型教育机构的存在和精英人才所带来的切实的示范效应，使得高等教育对人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人们渴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增加自身就业的筹码，以获得更好的发展；(2)正是由于学生择校意识的增强，客观上促使各个高校更加注重自身教育服务质量的提升，从而有利于提升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质量。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不是在同一个意义层面上来说的，在大众化教育时代，“精英型和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同时存在”(马丁・特罗)，它们能相互促进，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

二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目前的确是达到了国际上所公认的大众化的程度，但是不可否认，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走出来的，而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这必然导致我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不足。我国长期处于发展相当缓慢的精英教育时代，这一思维定式导致人们不自觉地将传统精英教育固定不变的准则套用到学生数量成倍增长后的大众化教育上来，以致当大学生就业面临压力时就有人惊呼高等教育质量滑坡。前已述及，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是当今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他们可以相互促进，可以协调发展，共同构筑当代立体的教育层次，共同满足社会对人才类型和层次的立体需求。但是有几种错误观念亟待得到纠正。

1．教育大众化并不意味着教学质量的下降，多样化的教育质量标准是大众化教育的前提

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属于稀缺资源，教育机会极为有限，高等教育本身就是质量的体现，就意味着卓越。但是，当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阶段甚至普及阶段时，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或义务，高校多样化的培养目标，跟过去培养少数精英的贵族教育或绅士教育传统的理念已经很不相同。更为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最深刻的变化在于它的多样化，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需求多样化，办学主体多样化，教育目标多样化，培养方式多样化。继续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

当代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时代的一元化质量标准转向大众时代的多元化质量标准，纯学术取向的价值观正为综合取向的价值观所替代。所谓综合取向的价值观，是指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应是学术取向(以严格的精英标准、捍卫学术价值和学术取向为宗旨)、社会取向(根据劳动力市场以及受教育者的要求来实现高等教育的质量管理)和人文取向(以满足人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程度为质量标准)的有机统一，并以人文取向对社会取向进行必要的矫正和补充。离开学术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会被社会牵着鼻子走，有悖于高等教育的本质；离开社会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只会坚守自己的传统标准，保守而缺乏生机与活力，会失去公众和社会的支持；而离开人文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则会使高等教育变成短视的急功近利活动，失去理想主义激情，丧失其可贵的对社会和个人的引导功能。这一新的价值观体现了教育质量标准的多元化，不同层次和类别的高等教育要以不同的质量标准为依据进行办学。潘懋元教授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多样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应有各自的培养目标和规格，从而也应当有多样化的教育质量标准。”这便有利于分类指导和评价，同时使社会对高校教学质量的衡量更为主动全面。

2．教育大众化并不意味着大学都要办成同等层次。高校在升格、转型过程中片面追求高规格、高标准、综合型、研究型是一种错误和危险的倾向

在美国3 000多所大学中，虽然著名的大学有很多，但研究型大学不过50余所。而我国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很多高校尽管水平参差不齐，实际情况大不相同，但都把办学目标定位于“办一流大学”、“办研究型大学”，试问培养出这么多学术型、工程型人才，以我们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能消化得了吗?高学历与低就业，高投入与低产出，这不是明显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吗?

教育大众化并不意味着大学都要办成同等层次，恰恰相反，只有各高校立足于自身实际情况，扬长避短，举办与其教学能力相适应的一类教育，才能构成完整的高教系统，才能让有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找到自己深造的位置，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大众化。在当前的劳动力结构中，我国的主干产业是工业，且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会保持这种状况，同时作为三产的服务业会得到较大的发展，各高校要适应这种产业结构的要求，结合自身的情况合理定位，发挥优势，共同致力于建立多元化、分层次的立体高等教育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途径，通过这一模式，不仅可以提高人才结构中技术型、技能型人才的比例，解决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却因为“技工荒”要向日本引进高级技工以满足社会需要的矛盾，而且通过各种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能大幅度地提高我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受教育水平，以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平稳快速可持续的发展。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一类教育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过其应有的社会地位，这就需要人们能进一步转变重理论轻技术的思想观念，以适应社会的现实需求。

3．高校要立足自身条件准确定位，克服一窝蜂上搞精英教育的错误倾向

从发达国家精英教育的情况来看，精英教育有两大板块组成：一是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这一阶段的教育就是要培养高层次和高技能的人才；二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即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的部分学生实施精英教育。精英教育意味着要有比大众化教育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大的教育资源投入。没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生源和相应的保障体系，良好的大学人文环境是很难创建的。在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持一定规模比例的精英教育，这种教育应该由一部分具有培养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资格的高校和一部分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来承担，将其部分专业领域定位在精英教育上，围绕精英教育确定战略，坚持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加大投入，巩固成果，推进和深化改革，而且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要在学术水平上不断提高，同时要注意控制学生规模，使精英教育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培养出国家和民族急需的人才。各高校那种不顾自身实际情况，“有条件要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精英教育)”的办学思路是不足为取的，一哄而上的结果只会导致教学质量的急剧下降，进而损害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信任。

4．精英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并非就是精英人才，英才还必须勇于实践和接受社会的考验

实施精英教育首先必须具有精英教育的办学理念。在一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树立精英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依据高层次人才的成长规律，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尽最大可能营造具有各自大学精神和文化特点的培育精英人才的环境，无疑是有利于精英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要明确一点，真正的精英人才决不是单靠学校教育就能培养出来的。高校的基本产出是教育服务，学生通过消费这种服务使自身的劳动力商品价值有得到提升的可能性，但决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人才优秀的学习能力、国际交流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等都要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才能得到发挥，只有进入社会接受考验、磨炼意志、积累经验，才能百炼成钢，在激烈的竞争中显示出英雄本色。

总之，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量的保证是辩证统一的，仅仅针对一小部分人的精英教育模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抹杀了精英人才成长空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无疑是对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在大众化教育的时代背景下，再沿用以前精英教育时代单一的学术标准质量观来评价当代的教育质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上述其他错误观念不加以纠正也将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当前的大众化教育和精英教育，从社会整体层面上来看，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各高校要基于自身办学的类型、规格和层次等的差异，在发展中积极探索办学的新模式，以实现自身适应、满足学术和社会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1］戚业国．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质量观［J］．高等师范教育，2002(2)．

［2］邱梅生．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综述［J］．高等教育，2002(3)．

第8篇：世界经济区域化范文

[摘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趋势对东亚货币合作提出了迫切要求，东亚国家在金融领域暴露出的金融体系脆弱性也要求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在当今世界上三个最重要的区域经济集团中的两个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的情况下，建立东亚货币区应该成为东亚货币体系改革的长远目标。本文首先介绍了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进而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三种区域货币合作模式，最后着重阐述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阶段东亚汇率合作的合理选择既非欧洲单一货币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应当选择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组建一个货币篮子，亚洲各国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应当承认，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汇率制度，容易诱发投机冲击，但由于东亚目前尚不具备高层次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条件，只能开展低层次的区域汇率合作制度。当前东亚各经济体实行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隐蔽的较金融危机前宽松的钉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它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东亚各国应在汇率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协调与改革，建立起区域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阶段：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促进次区域汇率稳定；在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和日韩经济圈的三个次区域之间建立固定汇率制，实现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

第9篇：世界经济区域化范文

[关键词]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经济增长

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有4个，即资本、劳动力、技术和生产结构。资本和劳动力推动属于生产要素的推动，技术推动属于生产力的推动，生产结构推动是将前3个因素结合起来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推动。不同的生产结构，代表了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其结果是带来不同的生产效率和不同的产出水平。生产结构主要指的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现象。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变迁，而产业结构的及时合理调整又是经济总量获得新增长的必要条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经济的较快增长。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进程中，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是两个辩证的统一体。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即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重心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重心，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由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由低效率化向高效率化演进，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即产业规模适度、供需平稳、素质提高、联系协调、效应明显，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高级化的基础，高级化是合理化的目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脱离了合理化，就会引起产业结构的“空洞化”．导致产业结构演进的倒退；产业结构实现合理化后，如不及时向高级化过渡，就会出现产业结构的“时滞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因此，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中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地区属于资源型省份，是建国初期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点地区。东北地区重工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工业基础，被誉为“共和国之子”。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了相应调整，东北地区在建国初期形成的产业结构随之改变，东北地区失去了工业发展优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究竟a不合理，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正还是负，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合理的。文章通过对比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何促进东北三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及建议。

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概况

从量的角度来看，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反映在人均cdp水平上。1978年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均cdp分别为680元／人、381元／人、564元／人，依次位列全国第4位、第8位、第5位；2006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均cdp分别为21 788元／人、15 720元／人、16 195元／人，依次位列全国第8位、第13位、第12位，辽宁省下降了4位，吉林省下降了5位，黑龙江省下降了7位。在此期间，辽吉黑三省平均经济增长率依次为8. 87%、地.23%、7.69%。可见，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属于东北地区最高的，吉林省以较快的增长速度，缩小了与辽宁和黑龙江两省的经济发展差距，黑龙江由千发展速度缓慢，拉大了与辽宁省的经济发展差距。

从质的角度来看，反映在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上，辽宁省的三次产业比重，1978年为14. 14：71. 07：14. 79,2006年为5. 28：65.2：29. 51。吉林省的三次产业比重，1978年为29. 25：52. 4:18. 35，2006年为9.71：59. 06：31. 23。黑龙江省三次产业比重，1978年为23. 46：60. 98：15. 56,2006年为9. 31：60. 48：30.2。1978—2006年，辽宁省始终保持着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均是由二、一、三转变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且分水岭均为1985年。东北三省的一产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三产比重均呈现上升趋势，二产比重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结构进行了纠偏，东北三省的二产比重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回归到稳步上升的轨迹上来（见图1）。

2．从地区来看，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为正数，说明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合理的，促进了经济增长。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及其波动幅度都是东北三省中最小的，1978—2006年，z值的平均值为0. 0019，z值的极差为0.0129。1978—2006年28年期间，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19次高于辽黑两省，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和波动幅度都是东北三省中最大的，1978—2006年，z值的平均值为0.0049，是辽宁省的2.58倍，黑龙江省的1.2倍，z值的极差为0.0254，是辽宁省的1.92倍，黑龙江省的1.09倍。在辽宁和黑龙江两省进入结构稳定的产业发展时期后，吉林省相对而言还在积极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表1中可以看出，1978—1992年间，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波动幅度较接近于吉林省的水平，均值和极差较大，1993—2006年间，较接近于辽宁省的水平，均值和极差较小，1978—2006年，z值的平均值为0.0041，z值的极差为0.0229。

3．从地区和时间两个维度综合来看，计算改革开放后各地区每个“五年计划”z的均值，结果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辽宁省改革开放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很快，主要的产业结构调整期为“六五”时期，此后，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八五”时期后，进入结构稳定的产业发展时期，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稳定在同一水平上。吉林省主要的产业结构调整期为“六五”和“七五”时期，“八五”时期后，进入结构稳定的产业发展时期，“九五”时期是主要的产业结构调整期，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幅度大、延续时间长、对经济增长贡献大的特点。黑龙江省主要的产业结构调整期为“七五”时期，其他时期产业结构变化都较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小，“八五”时期后，进入结构稳定的产业发展时期，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不断下降。

根据z值和东北三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进一步计算出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p值，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产业结构调整期远远高于结构稳定的产业发展期。1978—1992年，产业结构调整时期，辽宁省经济增长的8. 66%、吉林省经济增长的14. 2%和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13. 25%都由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1993—2006年，结构稳定的产业发展时期，辽宁省经济增长的0.496%、吉林省经济增长的1.889%和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0. 5040/0也是由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说明吉林省的经济增长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依赖程度较强，同时，也说明吉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合理的，提升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1993—2006年，辽宁和黑龙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吉林省相差不大，但辽黑两省由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份额较少，也就说明辽黑两省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由式(2)中的at´1}g‘所贡献的，即辽黑两省的经济增长相对吉林省而言，更大程度上是由要素投入和生产力提高所贡献的。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文中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建议：

1. 1978~ 1992年，产业结构调整期，东北三省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解释力强；1993~ 2006年，结构稳定产业发展期，东北三省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解释力弱。

2. 1978年辽吉黑三省的二产比重分别为71. 07%、52.4%、60.980/0，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 88%，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此时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并不合理，所以，产业结构呈现出“空洞化”的迹

象，产业发展乏力，产业联系不强，产业效益不佳。经过1978—1992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期，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趋向合理，1993~ 2006年，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产业结构调整期各自有所上升。

3．合理的产业结构变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吉林省的经济增长与辽宁和黑龙江两省相比，较大程度上得益于产业结构变化。1978—2006年，吉林省的经济增长率为9.23%，高于辽黑两省，作为经济发展主体产业的第二产业的比重也上升了6. 66个百分点。1978年，吉林省的二产比重低于黑龙江省8.58个百分点，低于辽宁省18. 67个百分点，2006年，吉林省的二产比重仅低于黑龙江省1. 42个百分点，低于辽宁省6.14个百分点。说明吉林省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也说明吉林省如果在产业结构变化、资源重新合理配置的基础上，能够加强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经济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提高。

4．辽宁省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六五”时期，后期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产业内部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的增长。1978~ 2006年，辽宁省的经济增长率为8.87%，慢于吉林省，1978—1992年，产业结构调整期，辽宁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仅为8. 66%，而吉林、黑龙江两省分别为14. 2%、13. 25%，说明辽宁省在产业结构调整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还不够，应该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行业结构，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产出。

5．黑龙江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期主要集中在“七五”时期，1978～1992年，黑龙江省的经济增长率为6.83%，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为13. 25%，1993—2006年，黑龙江省的经济增长率为9.09%，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仅为0.504%，说明黑龙江省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后，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结构稳定产业发展期的经济增长率比产业结构调整期提高了2. 26个百分点，主要贡献在于要素投入和生产力提高，说明黑龙江省具备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扩大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

6．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远远低于产业本身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对于任何一个地区，不断提高生产力，加强技术创新，才是促进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

[参考文献]

[1]范金，郑庆武，梅娟，应用产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