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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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范文

投资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是加速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因素。在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经济发展要实现增长战略目标，依据总供给与总需求协调发展的条件，不断追加投资，另外要根据社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需要调整投资方向。而投资数量与规模的扩大、投资速度的加快及结构的改变，会在短期内通过投资需求的数量及投资结构对社会供需的数量及产业结构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经济发展的投资过程中，小量的投资规模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太慢，这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后劲，这样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供给的结构性短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萎靡及增长的萎缩；而任意扩大投资范围及投资规模，过快的投资增长速度会导致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及投资需求的快速膨胀，引起通货膨胀，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波动，从而阻碍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2需求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强化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

需求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H•钱纳里将恩格尔效应作为研究的依据，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国内需求份额的变动以及生产迂回化导致对中间产品需求变动，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机制。筱原三太郎通过研究，则将需求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独立机制，提出了通过需求收入弹性概念来考察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下，社会需求的改变会导致不同产品的需求弹性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所在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进而引起经济波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及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都会相应的发生阶段性变化。工业化进程会使社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大生产的机械装备率上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进行更多的非食品消费，食品消费所占需求比重降低，服务需求增加，居民的消费结构将逐步升级，加快第三产业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弹性高的产业部门的需求增长速度会加快，这样会导致整个经济成分的调整，引起新旧产业的更替及轮换，从而部门的波动导致整个经济的波动。

3浙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联分析

第2篇：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范文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宁吉纯蠢矗科技创新是最主要的政策。“从中国经济的实际看，这些年来R&D（研究与开发）投入增长得比较快，已经达到了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企业R&D投入占比较大，为80%，政府投入占比20%，企业依然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科技创新离不开创业创新。据宁吉唇樯埽目前中国的市场主体已经超过8000万户，其中3000万户为企业主体，4000万户为个体工商户。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前11个月，全国新设企业498.3万户，同比增长27.9%，日均新设企业1.49万户，超过2015年的1.2万户，企业活跃度保持在70%左右。“这就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在这些主体的促进下，社会活力和创业创新活力得到了极大地释放。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在放缓，但就业率还在增加，这与创业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宁吉此档馈

制度创新也同样重要。宁吉慈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2017年行政管理体制、放管服、国企国资、产权保护制度、财政金融体制、养老保险制度、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改革部署，就体现了创新打头的新理念在2017年经济工作当中的指导作用。

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2017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稳是主基调，是大局。”在宁吉纯蠢矗“稳”，首先要稳增长，让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并保持中高速增长，“这个合理区间的下限是就业，上限是物价”。其次要稳政策，继续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要稳预期，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坚持扩大开放，稳定企业家的信心，加强预期的引导，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此外，还要把防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预防和消除隐患；守底线，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深入细致做好社会托底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宁吉辞康鳎经济增长不仅要关注增长率，更要关注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我们所追求的增长是就业比较充分的增长，物价总水平合理的增长，居民收入基本同步的增长，生态环境逐步改善的增长。一句话，是有质量的增长。在2017年的新常态下，要把提高质量和效益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狠抓落实”。

在他看来，提高经济增长效益，不仅要看企业利润、财政收入，更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增长链，提高潜在增长力和投入产出效益，在关注产量的同时，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重视质量、标准、品牌和技术，坚持创新驱动、质量第一，用标准来立业，用品牌来兴企，努力攀登知识产权的高地，发挥工匠精神，打造百年老店。

抓好主线，打好组合拳

在宁吉纯蠢矗2016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去产能方面，钢铁、煤炭两个重点领域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任务已提前超额完成；去库存方面，3月份以来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已连续八九个月呈减少态势；去杠杆来看，国家统计局10月末数据显示，工业企业负债率为56.1%，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降成本方面，10月份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为85.731元，比2015年同期下降0.13元，预计全年可降超过1万亿元；补短板方面，就脱贫扶贫这个最大的短板来说，预计可完成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1000万人以上脱贫的目标。

第3篇：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范文

[摘要]从2002年初日本经济从低谷缓慢爬出到现在，日本经济得以持久复苏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内需两大动力先后开动马力，推动日本经济。

1　日本经济复苏的主动力

国政府出台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措施，2004年5月。当年10月从日本进口增长开始放慢，对日本经济拉动作用才趋缓。可以说20022004年间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摆脱衰退、走出谷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003年初才摆脱危机状态，2002年初日本经济从低谷缓慢爬出。经过200420052006三年的巩固与扩大，如今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最长的一个周期。此次日本经济得以耐久复苏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内需两大动力先后开动马力、推动日本经济

2004年5月，我国政府出台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措施，当年10月从日本进口增长开始放慢，对日本经济拉动作用才趋缓。可以说2002—2004年间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摆脱衰退、走出谷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阶段为2004-2006年，此时企业开始扩张经营。90年代日本经济进行结构调整、改革，企业严格限制新的投资。进入经济恢复增长第一阶段后，日本企业连续盈利，又看准了市场前景，投资逐步活跃，2002年企业实际投资增长为-2.9％，至2003年则跃为6.1％，2004年为6.3％。2005、2006年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这四年日本企业投资比90年代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不仅如此，2002—2006年日本在就业、薪金方面情况也有好转，2002年日本社会失业率为5.6％，2003年降至5.4％至2004年11月降至4.5％，出现明显好转，持续至目前最新统计，2007年8月已经降至3.8％，表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考虑到日本企业雇用工增加，工作时间延长等，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实际金额从2004年起转为小幅增长。如果认为2000-2003年日本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处在低水平的话，从2004年起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幅度出现放大趋势。

据日本政府统计，2002年内需同比增加1.7万亿日元，而外需同比增加3.6万亿日元，外需带动日本经济实际增长0.7％，内需仅带动0.3％。2003年日本内外需分别增加6.49万亿日元和4.09万亿日元，自此日本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作用才超过外需。但是内需不足、外需依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此次复苏，第一动力来自外需。在外需持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经营业绩出现根本性改观。然后企业才开始扩大经营，增加投资、增加雇员。进而从更加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到外需肯定先是带动出口产业复苏，再逐步扩大到装备制造业，又由制造业传递到服务业，实现三大产业全面复苏。实现日本经济再生产全过程复苏。可见外需带动日本经济走出10年泥沼，足足花赞了近三年时间，一直渗透到日本经济各个领域，发挥的是第一动力和原动力作用。而投资、消费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作用仅仅是第二动力和派生性动力，即在第一动力“点火、催生”之后产生的动力。通过这次分析日本经济复苏过程，我们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2002-2004年外需启动了日本经济复苏，同时还启动了投资和消费，使其在经济复苏的第二阶段发挥作用。2000年-2004年外需启动，2004-2006年日外需和内需两大动力同时发挥作用，使日本经济复苏得以持久。而后期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7成以上的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持续增长，实现了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带动增长的势头。但还没有形成以内需为主稳定增长的模式，还不能称为内需主导型经济。

2　美国的作用何在

可以发现日本在中国投资或者租用企业，如果深入分析。其制造的产品有—局部销售到中国市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销往美欧市场，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日本分支迂回入口”不只日本包括亚洲四小也模仿日本企业做法，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将制造的产品转口到美国、欧洲。如前所述亚洲四小在大陆制造的产品其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些相当部分来自日本，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亚洲四小分支迂回入口”类似还有“美国分支迂回入口”也就是说，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在亚洲演变出一个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这个体系里中国内地扮演加工基地角色，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厂房等生产要素，参与分工；日本扮演零部件、中间产品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美则扮演市场吸收器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亚洲四小则扮演少局部零部件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者角色。而日本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里获取利益有三大类：

第4篇：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范文

关键词:投资消费;比例关系;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142-0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需求的增长最终通过消费需求的增长来实现,投资需求提供消费需求的商品,没有消费需求支持,投资需求形成的新增生产能力将会大量浪费,无论单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还是单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都不可能持续,二者相伴相生,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一、目前连云港市投资与消费比例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连云港市近年来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根据世界银行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比例标准:在工业化初期15∶85,在工业化中期20∶80,在工业化中后期30∶70。数据显示,当前连云港市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是连云港市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却与上述规律不相符,连云港市的投资率远远高于这个标准,而消费率却远远低于以上标准。2000年以来,连云港市的消费率基本呈逐年下滑的趋势,至2009年已经降到40.1%,而投资率呈上升趋势,2003年以后,都保持在60%以上。连云港市消费需求明显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贡献的作用始终处于配角地位,投资与消费增长失衡,投资是拉动连云港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

(二)导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

分析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变化的成因,判断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从现阶段看,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原因有四个:(1)投融资改革相对滞后,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冲动力,是导致投资比例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2)强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导致投资比例提高。连云港市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或重化工业阶段,考虑到现阶段连云港市工业比重高于服务业比重的结构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客观需要,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必要的。(3)现阶段居民的后顾之忧较多,使得消费率不易提高。目前住房、教育、医疗等价格上涨过快,其中商品房2000―2008年平均增长率达12.6%,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使居民的预期支出增大,这些均对居民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居民消费意愿降低。(4)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低于城镇居收入增长,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由于农民“囊中羞涩”而进展缓慢,进而导致消费率偏低。

二、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对连云港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给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涉及到民生的许多方面。

(一)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对就业的影响

1.就业弹性下降。近几年就业弹性之所以大幅度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倚重投资拉动,而这几年的投资结构又主要偏向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化等资金密集的产业,这些产业的投资增长相应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而对创造就业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产业的投资相对较少。随着就业弹性的下降,经济增长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相对不足,而每年新增劳动力又进入高峰期,再加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速,城镇就业压力不可避免地加大,城镇就业和再就业矛盾日益突出。

2.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形势严峻使扩大投资带动消费的乘数作用大大减弱。近年来,连云港市城镇登记失业率出现不断攀升的势头。2000年以前基本稳定在3%左右,2001年上升为3.6%,2002―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3%～5%之间徘徊,2009年又遭受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较大,连云港市也不例外,2009年,连云港市外贸出口额同比下降21%,外向型企业受到沉重打击,相关产业链受到拖累,连云港市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就业问题关系到居民消费预期和即期消费需求的增长,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反过来最终影响政府投资的效果。

(二)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居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居民收入是决定消费水平的根本因素,这是普遍性的规律。在收入水平较高的时期,人们消费情绪高涨,消费欲望强烈,消费支出增长较快。相反,在收入水平下降、预期收入不高的时期,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积极性就会大大减弱,消费支出也必然较少。近年来,尽管由于连云港市居民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008年连云港市农业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达47.8%,2000―2008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平均6.7%,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11.0%,而连云港市人均GDP的增长率为13.9%,连云港市近十年来的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低于人均GDP的增长率,尤其是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更是远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长率,由此直接造成城乡居民的购买力不足,广大中低收入者尤其是占人口总数接近一半的农村人口仍缺乏购买力,其消费能力占全市消费总量不足1/4。

2.居民收入差距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连云港市居民收入增长总体上较为缓慢,而且城乡之间、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主要表现为:(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连云港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从1990年的2.15倍扩大到2000年的2.49倍,至2008年已经达到2.79倍。然而从国际上来看,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3 000美元阶段,其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一般是农民人均收入1.5～2倍,2008年连云港市人均GDP2 800美元,可见连云港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农村发展依然面临严重挑战,农村人均土地的减少,农民的收入增加趋于减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行业收入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是指城市中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房地产、金融保险等行业具有较高的收入,邮电通讯、交通、电力等行业,由于具有垄断地位或行业优势,从业人员收入普遍较高,而一些基础行业如采掘业、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等行业的人员收入偏低,若考虑到福利待遇,则行业之间的差距就更大。2007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证券业的工资是最低的皮革毛皮及期制品业的20.5倍,这一差距在2008年上升为24.5倍。

3.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所谓边际消费倾向,就是人们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率,也就是每增加1个单位的收入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2000―2008年,连云港市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偏弱位置,2000―2008年,一直介于0.36～0.39之间。与此类似,连云港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整体上也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至2007年居民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0.48,低于全国水平2个百分点,即每增加1元收入,只有0.48元用于消费。

4.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如果贫富差距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就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一,由于各个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不同,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高。高收入阶层对扩大消费并无明显拉动作用,大多数低收入阶层即使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由于其收入水平决定消费能力,也难拉动消费增长。这表明,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还是经济效率问题。第二,城乡数据对比表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城镇居民。由于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有利于发展农村消费市场。启动农村消费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无疑是刺激连云港市消费需求,促进连云港市经济增长的强大内在动力。

(三)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对经济结构影响的分析

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与科技进步、体制创新、投资结构及消费需求的带动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投资与消费来看,消费侧重于引导作用,投资侧重于推动作用。近年来,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加大对投资的推动力,造成投资率不断升高。

第5篇：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范文

关键词：内需结构 失衡 调整

研究背景

（一）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走低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政府出台的救市措施效果初现，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困难，欧洲债务危机前景尚不明朗，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国际市场需求减少，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形成巨大压力。英国全球贸易预警处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至2010年1月，共有61个贸易伙伴对我国实施了160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另有111项贸易保护措施正计划或准备针对我国实施，三项指标均为世界首位。我国已成为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

（二）国内市场需求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内需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十一五”期间，我国不少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增长都居世界前列。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汽车销量达1364万辆，同比增长46.2％，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2010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20.3%。另一方面，2011年以来，为了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各大城市纷纷出台住房“限购令”。可见，当前我国内需很难简单地论断为不足，内需在结构上存在诸多不平衡。内部需求的总体不足与个别领域需求过剩的矛盾日渐明显，给刺激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扩大内需问题的解决造成了困扰。后危机时期，结合具体国情，明确我国内需不足的结构性根源刻不容缓。

内需与内需结构

用支出法考察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其基本动力可分内需和外需。内需是指一个经济体内部全部需求的总和。按照需求的类别划分，内部需求可以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其中投资需求是引致性需求，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扩大的结果是带来产出，市场上的商品供给量增加；这些新的供给只有不断地被新的需求所吸收，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消费需求作为经济运行的最终环节和最终实现形式，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

同时，受不同主体、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间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差异的影响，我国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又有其不同的内在结构形式。尤其是受市场经济转轨进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消费需求内部与投资需求内部结构更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

我国内需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需求高于消费需求产生的结构失衡

1.纵向比较。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释放，国民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持续快速增长，GDP由2001年的9593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其中，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1-2010 年间我国投资贡献率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而消费贡献率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却基本呈下降趋势。投资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始终大于消费需求，其中在2003年和2009年，投资需求的拉动比消费需求分别高出2.7个百分点和4.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投资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横向比较。西蒙·库兹涅茨曾以翔实材料证明，在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增长主要不是靠投资拉动、而是靠效率提高实现的。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最终的消费需求才是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的原动力。

表2的数据显示，1978-2005年间，在世界范围内投资率呈下降趋势，消费率呈上升趋势，且变化较为平稳。其中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上升较大，上升约9个百分点。而我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变化呈现了完全相反的态势。此外，25年间我国的平均消费率为61.0%，较世界平均水平低16.3个百分点，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平均投资率却高出了世界平均投资率15.2个百分点。这表明，相比世界上其他经济体，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从内部来看主要依靠投资需求的拉动，消费需求的作用相对较小。投资需求过热，消费需求不足，内需结构严重偏离世界合理增长模式。

（二）投资需求内部结构失衡

1.投资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变换升级的动态发展过程，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最主要制约因素就是投资结构。投资产业结构是改变产业结构状况的源头，合理的投资产业结构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表3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第一产业投资比重较为稳定，而第二产业投资比重却不断上升，第三产业投资比重则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始终居首位，虽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增速有所下降，但仍旧保持着25%以上的水平。而在2005年和2008年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居于末位，投资产业结构明显失衡。这一方面造成了我国工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使关乎民生的服务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达不到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水平。第三产业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效率不高，成为制约发展和稳定的重要问题。

2.投资主体结构失衡。投资需求的主体不同，表明投资资金的来源与用途不同，进而导致资金利用效率的差异，具体包括国有投资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两大部分。其中，国有投资需求由政府主导，以追求社会的、长远的、综合的、全民的社会福利为目标，主要投资于公共产品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民间投资需求来源于私营企业与个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起到了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从表4中可以看出， 2003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明显放慢，国有投资的增速则从2003年的14.75%上升到了2009年的43.09%。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作为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投资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投资需求主体结构向公共投资需求倾斜，导致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无法有效结合，因而难以保证投资主体对产业项目投资的选择的科学性，使经济增长缺乏长期、稳定、持续的推动力。

（三）消费需求内部结构失衡

1.消费主体结构失衡。政府和居民是一个经济体中最主要的两个消费主体，两者消费率的对比能够反映出一国消费需求结构是否合理。我国的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主要包括国防、行政管理、科教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方式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需求开支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而居民消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

由表5可知，我国居民消费率由2001年的45.2％下降到2008年的34.7％，而政府消费率变化较为平稳，基本保持在14%左右。在增长率方面，大多数年份居民消费小于政府消费。这表明，我国的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比逐渐下降，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于政府消费需求增长，且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一国消费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居民消费率的高低，而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从而我国经济中总消费需求下降明显。这表明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挤出，导致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居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影响了我国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建设。

2.城乡消费结构失衡。受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农村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且差距逐年拉大。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例，“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5年的10493元提高到2010年的19109元，年平均实际增长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3255元提高到2010年的5919元，年平均实际增长8.9%。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受消费能力约束较大，造成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失衡。

由表6可知，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总额比重自2001年以来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占居民消费总额比重持续呈下降趋势。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逐渐拉大。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增长率始终大于农村，且增速差距有拉大趋势。2009年，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增长率为11.07%，比农村居民高出了6.2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村发展长期滞后于城市的情况。农村的消费需求潜力长期不能发挥，制约着我国国内需求的扩大，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

结果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出现的内需不足问题根源在于内需结构的失衡。投资需求过热而消费需求不足，造成我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稳定的动力，这是内需结构失衡的第一层。内需结构失衡的第二层为：一方面，在投资需求结构内部，第三产业投资需求不足，民间投资难以撬动，导致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恢复后劲不足；另一方面，在消费需求内部，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农村消费能力严重受到制约，对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产生阻碍作用。第二层次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内部结构失衡作用在第一层次的内需结构失衡基础上，使我国内需呈现总体不足，反映出不同主体、不同产业、不同地域内部需求参差不齐的局面。因此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关宏观调控的理论，而是应该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目标、导向等方面设计宏观调控的长期整体思路。

内需结构调整措施

我国“十二五”规划将“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今后发展的基调，并提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三条详尽措施。按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适应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针对内需结构第一、二层失衡的具体表现，本文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方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适当控制投资规模

由于我国实行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模式的投资体制，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在继续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前提下，要抵御低水平盲目和重复建设，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将资金重点投资于农业、科技进步、区域发展、环境保护等过去忽视的范围和领域。

（二）提高第三产业生产率

我国第三产业的相对生产率与第二产业存在较大差距，缩小这一差距才能促进投资产业变化合理化。因而，我国应提高第三产业的开放程度，引进竞争机制，鼓励外国资本和民间资本的进入。同时，应优化第三产业内部投资结构，加大对金融保险业、科研、信息咨询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新兴行业的投资。从根本上看，提高第三产业生产率的内在动因是技术进步，当前要着力发挥财政科研投入的主要作用，利用政策导向促进企业建立创新机制，推进企业的科技进步，把科技创新与扩内需、促增长，调结构、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

（三）加强对民营企业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民营企业资金不足是阻碍其发展较重要的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投资。我国应增加财政对民营企业发展的资金融通援救力度，为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和财政贴息，并规范和修正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同时，应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帮助其拓宽融资渠道，解除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歧视。除大银行要建立针对民营中小企业信贷的机构外，还应注意发展各类中小银行尤其是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以切实解决金融体系尚不能完全覆盖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现行货币政策的作用面不能全面覆盖整个国民经济从而使其效力打折扣的问题。

（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面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政府应建立具有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税收体系，完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此外，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受消费预期不确定的制约，因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将起到稳定消费预期，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

（五）持续支持“三农”建设

促进农民增收是提高农村消费能力的最直接有效的渠道。政府应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投放力度，实施反周期粮食补贴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利用财政资金对农业保险予以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所面临的风险。此外，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长期的低息的农村信贷体系，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资金短缺现象严重。为此，应尽快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不仅体现为总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根本动力在于科技进步和高、精、尖产业的开辟，在这整个过程中，内需结构的优化是经济结构优化与迅速升级的重要保证。“十二五”时期，我国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应抓住国内外发展环境重大变化的历史机遇，扭转我国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比率失调以及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内部结构问题，化解宏观经济风险，改善民生，保障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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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晶文.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J].集体经济，2011（7）

第6篇：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范文

关键词：结构调整、城市化、资本形成、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尽管受到非典冲击，但GDP 高速增长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今年将一举突破七上八下的格局，预示着整个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的景气周期。

1998年以来，国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及相配套的银行贷款大规模投入到基础设施，使经济增长稳定在七上八下格局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枝独秀。5年来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基础设施的投入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工业化在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下在逐步升级。2003年，人均GDP 达到1000美元，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上比较公认的一个“增长加速”[2]的时期。增长的加速器表现在两大引擎上，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配合着资金流程和资本形成的改变，经济增长加速，经济结构和资金配置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中国2003年强劲增长的第一动力仍是“投资推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加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但理论上的解释和提出的政策却是差异很大的。从理论上看：（1）中国经济增长“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张军2002《经济研究》6期），以TFP 衡量的持续改进在1992年后就不显著了，中国存在着通过投入推动的“过度工业化”，这与克鲁格曼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评价“东亚无奇迹”即主要是靠投入支撑是相一致的。（2）以经济所宏观课题组的系列文章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高增长依然是合理的，但由于制度障碍导致了两大问题：一是制度性的投资饥渴使“经济过热”导致波动；二是更多地集中讨论了转轨时期的体制对经济发展政策执行的障碍，如体系性紧缩就是对货币政策和传导机制的一种总结；（3）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和技术改进，代表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强调了“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指出了结构配置优化，“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增长有重要贡献”，分析了资本形成和形成效率对增长的贡献（王小鲁、樊纲2000），《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998）、《中国经济走势分析》（刘树成等）、世界银行《2020年中国经济》，也都强调了结构变革的贡献和结构变革的方向。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来看，资本形成一直是经济增长核心，发展经济学早期中的“大推动”、“低水平陷阱”、“非均衡增长”、“结构化变革”等，也包括金融深化等的研究的都是通过一切手段提高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发展。

传统发展经济学强调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启动作用，而后的发展经济理论强调了公平、社会进步、市场机制和制度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针对发达国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的“持续”理论，缺少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启动起来、要继续前行的大国发展的理论表述。从全球发展的历程看，结构变革，特别是伴随着非农就业增加的变革始终是发展的主线，资本形成是引擎，资本的配置效率是关键。

中国经济在高资本形成的推动下不断增长，其能持续的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革和市场化的推进，提高了资本形成的效率。本课题从结构调整的累积效果入手，分析资本形成的持续性和效率性，特别分析其形成方式和配置方式中的制度障碍，试图再探讨中国经济的结构变革、可持续增长与宏观政策的选择基准。

一、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双引擎

自1998年以来，政府大规模投资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累积效应，最明显的标志是由工业化这一经济增长的单引擎发展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引擎。2003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自主增长。

1.低价工业化

工业化始终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条主线。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上亿农民以低成本的方式进入工业部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劳动力配置对GDP 增长的贡献平均在1.5个百分点，这还不包括其对产业结构调整效益的贡献（林青松2000、王小鲁2000、世界银行2000）。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如果说80年代基本靠“老农”（即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那么90年代基本靠“老外”（即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以及沿海地区外向型产业模式的基本形成）。

低成本是工业化的核心竞争力，这包括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低以及实际税收低。“离土不离乡”政策大大推动了低价工业化。农民工成本仅仅按“剩余劳动力”定价，并且不需要住房、社会保障等所有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工资外成本，农民工的这一切都可以在乡村土地上得到解决。乡镇土地征用是“无偿”或低价的。没有了城市社会保障、城市土地与基建开发、基础设施的营运，与城市相匹配的高税收在地方上很多是减免的。在这里通过农村的“廉价”土地和剩余劳动力把工业化的成本给节约下来，不仅在早期的“离土不离乡”的乡镇工业上造就了低成本，而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则使中国产业继续保持了这一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的产业转移和采购，中国正逐步成为世界的“大工厂”。

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是推动了非农就业，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先是“离土不离乡”的乡镇工业，而后是劳动力流动，到发达的地区去就业。其二是长期工业化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产能和资金。在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情况下，因工业结构本身的调整尚未完成而出现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工业增长速度放慢就是必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城市化可以说正是上述工业化发展和累积的一个结果。

2.高价城市化

中国1992年进行了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土地要素从无价变为有价，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由于“要素价格双轨制”（即土地和资金利率价格双轨制）以及微观主体的“软预算约束”，刚开启的城市化导致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经济泡沫，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国家开始调控、软着路。同时土地要素的价格改革得以初步完成，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启动内需，城市化进程因此有了基本架构。1998年以来，国家一方面大规模地投资于基础设施以推动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启动住房消费信贷，将消费者与城市化进程对接，作为城市化最重要标志的房地产业成为支撑经济的重要因素。

2001年，中国人均GDP 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估计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为37%，也就是说，有近5亿人口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点上。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引致的投资，特别是住房、汽车、电子类耐用消费品、娱乐、金融、交通通讯等服务的升级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发展。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2003年城市化的主导将逐步从中央积极财政的推动转向地方政府推动。中央政府积极推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了城市化的基本构架。随着中央财政赤字的加大和财政支出逐步转向再分配，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将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地方四级政府，省、地市、县、镇全面在政府履新年里积极“土地批租”融资，实施基础设施政府担保贷款等，加大城市化的投资活动，城市化引致的投资仍然是今年投资启动的重要部分。

与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是高成本的，这包括：（1）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如水电、燃气、公路和绿地都是高投入，需要政府的推动；（2）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一旦农民变为市民，社会保障就是必需的。大量的公共支出如教育、环保和城市运营等都需要政府财政支持，因此城市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为公共支出而征税??－较高税收不可避免。高价的城市化直接表现在：高的土地价格、高的劳动力成本（增加社会保障）和高的税收。城市化的第一阶段是基础设施投资；第二阶段，随着城市化过程，大量的农民变市民，核心支出就是社会保障。目前中国总体上的城市化处在第一阶段，但也开始遇到第二阶段的问题了。社会保障现在支出比较低，农民土地征用费用也较低，城市化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非常低。但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保障支出是城市化后的最大支出。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自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推动力。双引擎的含义不仅是投资配置，更重要的是非农就业的双重配置，即工业化过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服务就业。当前的非农就业中服务业就业比重远要高于工业就业，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非农就业是迈向现代化的关键。

二、资金流程变化与资本形成

结构调整的成功源于资源配置的变革。与上述“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结构变化相对应，中国的资源配置（主要是资金流程以及资本形成）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银行资金流程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此前主要是财政）。1990年代后，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开始破产，银行坏账问题凸现出来；加上1992、93年形成的房地产泡沫，银行坏账问题非常严重。1997年后国家四大商业银行开始了严格的贷款管理，出现“惜贷”现象。资金向国家集中，商业银行把存款放到央行和购买国债，货币政策尽管通过连降利率来扩张，但实质上是紧缩的，即政策上扩张和体制上收缩（宏观课题组，1999），货币放不出去。

1998年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的刺激，银行放款有了新的渠道。而这些新渠道都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一方面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央发行国债，银行则提供国债配套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另一方面是与城市化消费相关的个人消费信贷的发展。这样调整的结果是，银行中长期贷款逐步从工商企业转向与城市化相关的个人消费信贷与基础设施贷款。

我国商业银行开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始于1980年代中期，但当时消费信贷发展缓慢，到1997年底，全国消费信贷规模仅为172亿元。1998年以来，消费信贷步入了快速增长轨道，特别是个人住房信贷成为消费信贷发展的重点，个人住房贷款占个人消费贷款的比重高达80－97%.1998－2001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分别为426.16亿元、1357.71亿元、3376.92亿元、5597.95亿元。2001年与1997年相比，增加了5425.95亿元，增长了32.55倍（见表1）。2002年，住房信贷增加的同时，汽车贷款增加迅速，新增超过了住房，个人消费信贷随着居民消费的升级，还会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对比1992年的房地产热，这次是居民真实的消费需求带动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市化水平非常高（邓宇鹏1999）。更为中性和科学的分析认为，按照国际经验分类，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明显的两阶段，第一阶段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第二阶段，工业化稳定或下降，城市化率的提高完全是由经济服务化导致非农就业的比重上升所带动，未来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非农就业（郭克莎，2003及表3）。

行业务完成了第一次转型，从生产型贷款逐步转向个人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和企业贷款，但过于集中在个人和基础设施贷款，导致风险集中，需要银行业务的再次转型，积极开展中间业务，形成新的收入来源，再次降低坏账比例。但这一转型取决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留下来的融资缺口需要新的融资弥补。加大企业的直接融资安排，提高结构效率十分重要，但从当前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看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大挑战。

从中国居民储蓄增长、金融资产分配和意愿上看，基本的事实是：（1）高速增长的储蓄总量，2003年第一季度储蓄为10.86亿，每年增长20%；（2）金融资产分配有极大差异，2001年最高的20%的城市居民家庭占金融资产的66.4%，而最低的20%则只占1.3%，，富裕家庭对资产选择多样化的要求非常强烈（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3）居民金融资产希望获得中长期的保障和收益。在中国产能过剩，大量资金从产业部门析出，同时资金供应多，并逐步开放外国资金渠道条件下，如果不能更广泛地开拓资金运用渠道，在“限制下供应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必然够快增长（这既包括股票价格的上涨也包括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这就是日本的教训（见刘霞辉2002）。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大量资金搞建设，拓宽资源配置渠道和居民选择渠道才能合理分流现有的银行储蓄。

中国资金受到渠道配给限制，不能按资源-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去配置，导致了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下降，资金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需求，特别是政府过度参与配置资源，扭曲了资源的需求和价格，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

四、保证持续增长的政策选择

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将中国经济带入了新一轮的景气周期，但高价城市化以及资本形成过程中政府过度参与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价格扭曲、结构、效率等问题）也给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挑战。此外，从增长必须伴随结构调整、而贯穿结构调整的主旨是“非农就业”看，如何有效地扩大“非农就业”将是未来的更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即高价城市化、资本形成及非农就业的挑战，它们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中长期的政策选择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国土规划和地方政府改革，寻求降低城市化高成本的道路。

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是多层次的政府体制，导致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不规模运营。寻求降低成本的城市化政策已经时不我待，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地规划和地方政府改革，配合实现的手段就是集中，撤并乡镇，进而消减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形成中央、省和市三级，不但对于城市化有利，对地方、农村的财政改革也都具有战略意义。

地方政府改革，特别是县以下地方政府的全面改革将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传统体制下设立的公社，和后来形成的乡镇一级政府，主要是与统购统销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职能基本上已经消失，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乡镇政府的历史功能应该结束，这样有利于节约土地和创造有规模经济的城市；另一方面也能解决好农民负担问题、基层人满为患和财政破产问题。事实上，不撤销乡镇一级政府，农民问题、土地较大范围规划问题和基层财政破产问题是难于解决的。中国正面临着城市化发展的期，解决好与城市化相适应的政府体制是十分重要的。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非农就业。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非农就业是良性的，否则会出现“人口漂移”，即人口从农村漂移到城市，形成城市中的农村和“贫民窟”。非农就业不仅要依靠工业化的发展，更要依靠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发展的规律是独立于工业发展的，城市发展的道路是服务，只有通过深化服务才能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否则随着地价上升，企业的营运本上升，产业转移是必然的。中国当前很多发达的中心城市仍然拼命地通过补贴发展“工业园区”，对提升服务业品质投入不足，这是需要扭转的偏向。

国家这几年放松了第三产业的管制，大量非公企业的投资热潮，极大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这是非常正确的。服务业要向高附加值的深化发展与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教育是服务业深化发展的关键。城市发展应加大城市发展规律的探索，而不应重复“同构的工业化”。

（3）完善金融体系，通过间接杠杆调整货币政策。

配合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金融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因为正如前述分析，金融体系是提高资本形成规模和效率的关键元素。

金融体系的完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展资本市场，将其居于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最主要渠道，这包括股权和债券融资以及资金配置。在证券市场中，债券市场是发展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债是发展的核心。二是体制改革，推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多元化的改革，将坏账逐步剥离后上市，改变银行体制，同时加大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而股票市场的问题是“国有股”的体制改革，增量改革是比较可取的方法。三是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不仅仅是银行体制，证券市场也应该建立起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只有金融体制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才能提高资本形成的效率，资金的价格才能合理地反映出其稀缺程度，否则要素价格的扭曲，会导致资源的误配置（misallocation ）。

在货币操作上注意运用间接手段，目前运用间接杠杆的条件基本成熟。1998年后中长期贷款均开始抵押，如个人抵押贷款、房地产开发的抵押贷款和基础设施的收费权抵押贷款，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非常成功的方面，形成了贷款抵押比例调节的手段，其调整是非常迅速和有效的。另一个就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和公开市场操作的改革。通过这些市场方式调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将比较平稳。

（4）实行税制改革，促进资本形成与产业升级。

出口退税制一直是中国刺激出口、扩大外需的一个成功手段。不过，出口退税也带来一定的财政负担。今年出口退税的欠款已达到2500亿左右，负担过重。去年以来美元贬值，提高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应该是逐步减少出口退税的好时机。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进入以城市化为带动的景气周期，给以消费带动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机会，特别是机械装备工业的升级。从现阶段发展看，重振中国内需，特别是装备工业产业升级需要税收上的激励；另外，现阶段出口主要是制成品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升级也需要增值税的改革。

因此，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应逐步从“出口退税”激励，转向“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减税方案。当前的生产型增值税，投资品不能抵税，而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就只对增值部分征税，所有购进价值（包括投资品）都可以抵税。这种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化，将直接刺激国内企业的更新改造，扩大投资，从而促进资本形成，带动工业产业的全面发展（经济所宏观课题组，2000）。从财政改革看，由于所得税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流转税的改革时机。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到消费型增值税尽管每年会减少国家税收500-600亿，但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长远看，这样的税制改革，可以促进资本形成与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为结构变革与长期增长提供了可能。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处在一个增长周期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其发展的两大引擎，资金流程的变化是有利于增长的，通过进一步政府、金融体系和财税改革必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和非农就业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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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克莎，2003，《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分析》，发表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国家统计局，2002，“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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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2002，《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注释:

第7篇：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范文

纷纷调高GDP增速预测

摩根士丹利将对今年中国GDP增长的估计值从9.1%调升为9.3%。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已经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调高，由原来的9.2%上调至9.5%；明年的预测则由原来的9.4%调升至10.1%。雷曼兄弟公司的研究报告将对中国2005年的GDP增长预测值从9.0%上调至9.2%；对2006年的GDP增长预测值也从8.0%上调至8.7%。其他国际投资银行也大都做出了类似的调整。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研究人员认为，“固定资产投资从下半年开始反弹，其增长维持于27%之上，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也随之一路上升， 10月底达到18%，而众多由政府主导项目的运行似乎足以熨平内需的波动”。此外，“美国经济并未像想象中那样遭受重创，美国居民消费继续消化中国出口，截至10月底中国今年贸易顺差高达804亿美元，净出口对GDP增长的作用超过三分之一。”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指出，中国经济可能已经步入一个新的景气上升周期，包括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放大，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明显加快，将使中国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加大；同时，投资增幅加大的趋势是长期性的，因为中国新的五年计划和北京奥运会相关项目的建设即将启动。

雷曼兄弟公司亚洲区研究部的报告显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似乎已经再度放宽。“这可能是中国人民银行担心经济可能再度陷入通货紧缩而制定的一项相应政策。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急剧下跌，以及M2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从4月的14.1%上升至最近的17.3%。”同时指出，“原先担心的美国由于调整双赤字政策，以及会对人民币施压等不利因素都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将继续保持高增长的态势。”

不过，该公司认为“中国的银行业、资本市场和汇率制度的改革都处于关键时刻，而且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货币政策还继续保持宽松状态”，他们担心中国的过度供给问题将会更加严重，从而增加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该行的依据是中国的进口、资本支出以及采购经理人指数最近都有所增加。

摩根大通位于香港的研究部门认为“去年的贸易顺差是300亿美元，今年将会达到1000亿美元”。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他们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其中国证券市场研究部主管李晶也表示，“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经济会马上降低它的增长速度。”

高盛公司在对今年第三季度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份的经济数据研究后发现，中国的内需拉动作用已经显现，内需对名义GDP的贡献度明显增加。近几个月以来CPI指数持续保持在低位，高盛同时调低了今年和2006年的通胀预期，分别从2.6%和3.5%调低到1.7%和2.2%。同时他们认为有利的政策面变化将促进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储蓄很难转化为投资

雷曼兄弟公司估计中国的储蓄率已经高达46%。其亚洲债券及股票研究部的报告显示，亚洲国家中，日本也是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年份最高的储蓄率也只有40%”，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则表示，“中国总的储蓄率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40%，估计今年将会上升到50%。”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中国研究主管陈昌华认为，“包括政府支出在内，中国的消费总额只占GDP的53％，这等于说，在全国总收入中，有近47％是广义上的储蓄”。

谢国忠认为，城市人口迅速老龄化是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灰色收入也是高储蓄率不断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分析指出，之所以在中国经济当中出现“很低的工资水平和很高的储蓄率同时并存”的现象，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和城市地区执行力度不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长很快，而城市老龄化的速度很快，城市人口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大部分收益，所以形成了高储蓄率，而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却很低。同时，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退休金体系，中国许多居民也享受不到政府出资的医疗保健福利。

雷曼兄弟公司认为，从周小川近期的讲话以及最新的政府态度能看出，“鼓励消费来拉动内需，使其取代对外贸易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又一动力，已经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其研究报告认为，“国债收益率也不高，加上如基金、期货等投资渠道皆不理想，居民的储蓄很难转化为投资，国内资本市场需要更快地建设、更彻底地改革”。

陶冬则认为，目前中国的消费不弱，但是关键是“中国的消费没有亮点，或者说没有热点”，因为该消费的都消费了，不该消费的由于收入问题很难增加消费，面对越来越高的储蓄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无能为力的。而要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问题，首先要解决医疗、社保等问题。

外汇储备成为隐忧

国际投行普遍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将达到9500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在题为《密切注意中国外汇储备的动向》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和美国来说，外汇储备的游戏似乎成为了“魔鬼协定”。他指出，在包括中国金融市场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都屏住呼吸紧盯着美国的赤字能维持多久，“魔鬼协定”从来没有如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多的投资者关注。同时，官方的中央银行储备系统积累的外汇储备增长处于胶着状态。中国的政府部门不断地购买进入本国经济体内的外贸盈余，然后将其输送回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中国的外汇储备中至少有5000亿是美元资产。中国的中央银行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在确保本国币值的稳定来维持出口竞争力，也就在客观上帮助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地膨胀。

高盛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则指出，如果说去年外汇储备增量来自“热钱”，今年则都是来自“冷钱”，也就是贸易项目下的顺差和FDI(外国直接投资)。最近几年GDP增长基本保持在8%～9%，基本账户盈余的年均增长超过GDP的增长。她认为，“如果宏观经济越搞越好，明年达到9%以上的增长，那么，贸易项目顺差确实会减少，但是那些看好中国经济未来的资金还会不断进入中国市场。”她指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降下来”。

第8篇：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范文

对时代特征的认识，是我们分析研究问题的基点，也是制定政策的前提。我国已开始进入消费经济新时代。

生活消费是三大消费的核心

我国以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形成以生活消费为核心的三大消费，在国家主导经济以生活消费为中心，宏观市场调控，拉动经济螺旋向前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大好形势已形成。从宏观上也可以称为“消费经济发展新时代”。

2007年国内消费首次超过投资和外贸，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第一动力。同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社会生活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2.5％，继续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稳步提高。据初步核算，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拉动4.4个百分点，投资拉动4.3个百分点，进出口拉动2.7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表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成功地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从外贸拉动型向内需推动型转换。

可以把2008年定为中国“消费经济发展新时代”的元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基本呈现以生产计划为中心，以投资为中心，以消费为中心的发展脉络。

中国已进入消费时代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已发生质的变化，温饱型的消费模式已被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模式所取代，中国已进入消费时代。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对计算机、移动电话、信用卡、空调、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消费品的需求大幅上升，各类新潮高档的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之家。追求时尚、讲究舒适、彰显个性、发展自我，日益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愿望和需求。

特别在以后，计算机、移动电话等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普及率不断提高，上网人数迅速增加。从温饱步入小康，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改变，过去一味强调节俭，现在主张“享受生活”，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已不再是奢侈品。出于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中国人对保健品、个人护理用品、健身器材等消费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上世纪90年代后，制造消费热点一直是中国产业界热炒的主题，这几年更期望成为经济的突破点。来自各方面的反馈信息表明，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消费者行为逐渐理性，消费无热点已成为基本的消费市场规律。不过，据调查，最近城市居民普遍认同教育、餐饮、婚庆、家政、住房和旅游，将是“无热点”消费中的“热点”。

持续的消费升级

据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对国内消费结构进行的预测分析，今后人们的消费观念、方式、内容以及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城市消费者的分化将日益显著。这种分化，表现在消费能力上，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一部分消费者的收入持续增长，一部分消费者的收入则是有些走低；表现在消费取向上，则是多元化趋势：一部分消费者循规传统，消费以实用为主，讲求节约和理性，一部分消费者则取向新潮，讲求精致的生活享受和消费品位。

消费品市场的个性化和趋同化共存，国际化与地域化并重。一方面，城市消费者购买的电器、包装食品和软饮料将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品牌；另一方面，服装、化妆品、烟酒等商品难有强势品牌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另外，对洗涤用品、音像器材，人们取向国际性品牌，而对调味品、速食品，人们则多选择区域性品牌。

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档次划分将更为突出。人们将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去寻找适合自己消费的场所。别墅、高档商城、高档娱乐场所是工薪阶层与低收入者望尘莫及的。仓储式商场、便民店、消费合作社便受到广大工薪阶层的青睐。各种零售业态，如购物中心、大型商场、超市、便民连锁店、专卖店等的出现，迎合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美容美发店、夜总会、洗浴中心、保龄球馆等将成为较高收入层消费者的精神消费场所。

高收入者消费饱和或缺少消费，与中低收入者有消费需求但无力消费并存的局面将继续存在。富有者有房有车，家里装备一应俱全。而中低收入者进入万元级、10万元级消费还没实力，从而推动了信用消费、租赁消费的发展。

总之，在21世纪最初15年里，基本消费趋势将是持续的消费升级。生活宽裕了，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人们将更注重名牌消费，环保、节能、精神文化产品将成为消费的热点，智能化、健美化、方便化、个性化、绿色化将成为人们的消费时尚。

“消费经济时代”的基础和保障

人类三大消费过程是一个圆周螺旋发展规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消费需求――生活消费――社会消费――生产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贸易消费――扩大新消费需求――扩大新投资――扩大新消费――再扩大消费需求――再扩大投资――再扩大消费……如果是投资失误或者重复投资，就不能形成扩大消费的目的，会造成重大损失。所以，生产消费过剩和投资失误会导致损失和危机。

生活消费、社会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牵引力，生产消费和投资消费围绕着生活消费、社会消费、进出口贸易消费转。生活消费和社会消费需求决定科研生产消费的投资方向和目的。生产消费过程创造出生活消费和社会消费产品、消费方式、消费水平。生活消费和社会消费过程又是满足了生产消费的目的。没有生活消费和社会消费，就没有生产消费、投资消费。三大消费是矛盾对立统一的过程，具体表现于供求关系的矛盾，价值价格的矛盾，生产消费投资和商品营销经营服务过程的管理，创造了狭义消费社会生产力要素。

扩大消费是上上之策

社会消费能给人民生活消费提供消费基金的来源和消费的保障条件。生活消费和社会消费的生产消费投资，应注重投资效益，投资的目的是进一步促进以生活消费为核心的消费需求和满足此消费需求。为满足生活消费不断增长提高的需求，又必须发展社会消费，以社会消费保障人民生活消费的需求，两者互为因果。

第9篇：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范文

关键词：创新；全要素生产率；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6－0013－04　收稿日期：2009－09－22

一、文献回顾

创新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全要素增长的驱动力。许多研究表明，一些OECD国家的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我国自2003年R&D创新产出稳定在全球第4位，已成为创新大国，但这些创新的质量和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水平的比例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要改变我国现阶段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不进行大规模R&D创新，不促进TFP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将难以持久。因此，本文将借鉴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研究经验，判别创新在促进我国三大区域TFP提高中的重要性。这对于把我国建设成自主创新的国家、向创新驱动型经济模式转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R&D内生经济理论非常强调基于R&D的创新对TFP的促进作用。国外这方面的文献非常丰富。本文将这些研究文献归纳为三大类，并做简要述评。

第一，单个国家的经验研究。哈佛大学Griliehes(1994)证实，R&D对美国TFP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他计算出R&D创新对TFP的弹性为0.07％。早期估计的这一弹性为0.05％～0.1％(schmookler，1965；Mansfield，1986)。Mairesse和Sassenou(1991)等使用英国1970年一1990年的数据证实了R&D对TFP的提高有显著积极的影响。

第二，行业或产业的实证研究。B.Verspagen(2003)依据创新产出不同水平，将制造业分成高、中、低三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英国机械电子、仪器和化工等高科技行业的R&D对TFP的弹性为0.109％。而其他部门的创新对TFP的影响则不显著。Marios Zachariandis(2002)的研究也发现R&D创新对经济增长和TFP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Ca－meron(2000)使用英国1972年～1992年的数据构建了异方差动态面板模型，发现R&D在不同的行业效应不同且变化很大，具有高资本－劳动比、使用高R&D产业的中间产品和高对外开放的行业，R&D创新对TFP的影响很高且显著。这一弹性大约为0.24％。

第三，跨国的实证分析。Coe和Helpman(1995)、Cameron(2003)建立了一个国际贸易模型，他们的研究发现商业R&D对TFP的弹性在0.10％～0.30％之间。A.Englande等(1988)使用美、英等六国1970年～1983年R&D等面板数据测算出相应的TFP，估计发脱了R&D对纺织、化工橡胶和机械电子行业TFP产出弹性显著为正；在食品、造纸、金属和采矿业，R&D创新对其TFP的影响则相当微弱且显著性较低。Guellec等(2004)通过对16个OECD成员国的固定样本进行分析，得出了企业R&D、公共R&D和国外R&D对TFP的弹性分别为0.13％、0.17％和0.46％。

国内关于R&D创新对TFP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较为丰富。朱春奎(2004)的研究认为R&D投入对上海的经济增长和全要素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李明智和王娅莉(2005)的研究发现，R&D对我国高技术产业TFP有着显著经济的影响。王英伟和成邦文(2006)认为R&D活动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推动TFP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本文认为上述国内外这些研究文献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之处：第一，这些文献均把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忽略了资本、制度等因素的作用。第二，国外比较有影响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OECD等经济、科技均较为发达的国家，对于中、印和俄罗斯等R&D投入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研究还不多见，故国外这些研究结果还缺乏普遍性。第三。直接使用R&D创新成果来研究其对TFP的促进作用的文献比较少见。

本文旨在对直接使用由于R&D投入产生的创新成果对TFP的影响进行探讨和研究。本文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模型的建立，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简要总结与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建立

我们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要测算出相关各省各年的TFP。关于TFP的测算，我们遵循Solow残差的思想。我们先测算出1998年～2007年资本和劳动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37和0.63后，再算出我国三大区域相关各年的TFP。由于该部分篇幅较大，本文只是直接使用计算结果。

1　数据来源

我们选取29个省、市、区(删除的数据，将重庆市的数据并入四川省)1998年至2007年的数据来检验R&D创新对TFP的影响。我们使用的专利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8)和《中国科技年鉴》(1998～2008)。使用的专利数据为授权专利数据，而非受理专利数据；专利存量使用国际通用0.2％进行折旧。数据以1997年为基年进行平减。中等学校入学率以官方的总入学率来衡量。

2　变置的选择

建立在R&D基础上的创新是促进TFP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但TFP的变动是多种因素引起的，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教育水平、人力资本、R&D活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对外开放等变量对TFP的提高均起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资本是TFP提高的基本保障；人力资本和R&D投入是创新和TFP的直接因素，技术创新水平体现了国内科技成果产生的技术进步作用；产业结构体现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资源重新配置、经济发展政策影响等；对外开放反映了政策环境变化的作用，进出口规模的扩大、需求的增长，也反映了国外技术对我国的外溢性。

本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影响TFP的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调整和开放等四个因素均加以考虑。现在我们可以建立以下模型。

一般地，本文采用的计量模型为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Adam，1993；Jones，1995)，把TFP作为被解释变量，把五类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我们得到

TFPi，t=α0+α1PAi+α2HUi+α3JGi，t+α4OPi,t+Iμi+νr+εi,t　(1)

其中TFP为全要素生产率，PA为专利流量，HU为人力资本。JG为产业结构，OP表示开放因素。这里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ν表示仅随时间变化的时间效应，s则表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TF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根据第二部分的测算方法得到。人力资本选用人均受教育年限，

创新的衡量一般使用专利，产业结构的调整使用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作为变量；开放因素则使用我国进出口总额作为变量。

创新对TFP的影响是最为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创新是经济长久发展的引擎。罗默(1990)、Grossman和Help-ITtitD(1994)以及Agion和Howitt(2000)等均认为是内生的技术进步导致了经济的长远增长，技术进步即由R&D活动所导致的资本设备多样化。Z.Griliche(1994)、Coe(1995)和Guellec(2004)等从经验角度证实了创新对TFP的影响是积极显著的。

钱纳里等(1995)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将由工业部门的扩张带动，因而工业化进程在地区间进展步伐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地区间TFP从而是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

对外开放程度反映一个国家融入世界市场的程度。Helpman(1991)认为有形的商品贸易促进了无形思想的交换，并指出，与发达地区的贸易往来有利于获得知识，产生对国内经济的溢出效应和对本地R&D的刺激，促进技术进步的加速和TFP的提高，进而在长期中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钱纳里(1995)分析了工业国家在结构转变过程中采取不同的贸易战略对增长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贯彻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其要素利用的效率要明显高于采取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本文则是利用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年GDP的比率来刻画对外开放程度。很显然，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对外开放程度电越高。

人力资本对TFP的影响是很大的。Benhabib和Spiegel(1994)认为，人力资本决定了技术创新和对外先进技术引进的效果。也就是说，TFP的水平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Adri-alia Di Liberto(2007)证实人力资本对TFP在地区之间差异和熟练的重要作用。

三、实证分析

在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应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然后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

1　单位根检验

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在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应该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因为如果存在趋势的面板数据是不平稳的话，对模型进行的回归可能是伪回归。为了使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我们同时使用目前广泛流行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IPS和LLC这两种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1。

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前述检验的时间序列至少有一部分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为避免对不平稳的几个变量进行回归是伪回归，我们应进行协整检验。

2　面板协整检验

为了使协整检验的结果有一定的稳健性，我们同时使用Johansen Fisher和Kao两种检验方法进行检验。计算软件使用Eviews6.0。得到的结果如表2。

表2两种检验结果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3　回归结果和实证分析

在对方程进行回归之前，我们对面板数据做了豪斯曼检验，检验结果报告在表格的下半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在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面板样本都否决了随机效应模型，所以表3给出的都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表3的估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从整体上来看，创新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有正面的影响，但统计上缺乏显著性。因此，我们不能判断创新对我国TFP有促进作用。其主要原因是，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不是创新，而是资源消耗、劳动力和资金；中国经济增长仍处于粗放的劳动资本密集型阶段。另外，尽管我国创新成绩斐然，如专利和SCI论文均在世界前5位，但这些创新的质量不高，能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比例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尽管在总体上我国创新对TFP的影响不明显，但是我国东部地区创新对TFP却有着显著性积极的促进作用，即创新每增加1个百分点，TFP则增加0.2个百分点，且在1％水平上显著。我们认为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首先，东部聚集了我国大部分高技术产业，且发展迅速。自2000年以来，我国东部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和天津6省、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整个地区GDP的比例每年均在提高，由2002年的不到7％增长到2004年的11％、2008年的18％。上述6省、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由2002年的不到10％增长到2004年的18％、2008年的29％。2002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506亿美元，占全部商品进出口的比重达到32％，占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总额的28％。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7348亿美元，占全部商品进出口的比重达到30％，占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总额的40％。其次，东部集中了我国大部分重点高校和高技术产业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主要研究项目有比较大的国内外市场作保障，因此其所产生的创新成果比较容易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这自然提高了这些地区的TFP。最后，东部地区的创新更多是由市场来驱动的，这使创新的质量得到了提高，也更容易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同时，沿海省、市政府对创新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提供了一些制度上和税收上的优惠政策，这也促进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自然地促进了该区域TFP的提高。

第三，人力资本对全国和三大地区的TFP均有着积极显著的影响，其中尤以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TFP的促进作用最大，人力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TFP则增加1.11个百分点，TFP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变化。沿海地区因为经济待遇和事业发展空间优于中西部地区，形成人才从中西部转移的集聚效应；另外，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省、市的跨国企业和研究机构有着众多的海外人才，这也为东部区域TFP的提高起着促进作用。在广大的中西部区域，尽管人力资本对TFP的影响起着显著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比起东部来，其对TFP的贡献则低得多，原因当然是这两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大量转移到了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TFP提高的贡献比东部地区就低很多。

第四，产业结构的变化对TFP的增长起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所有的变量中，产业结构调整对TFP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无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在东中西各地区。就全国总体水平而言，工业化程度每上升1％，TFP的增长率提高1.25％。对于不同地区来说，工业化进程对东部地区TFP的贡献最大，西部次之，最后是中部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相对中西部地区比较彻底的工业化过程，使东部地区获得了TFP增长优势的逐渐积累，从而不断拉开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1978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人均GDP之比为1：0.63：0.48，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只有西部地区的2倍左右，而到了2008年，这种差距已拉大为1：0.47：0.45，东部地区的人均收人已经达到西部地区的3倍左右。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部地区的工业化过程对TFP的贡献要明显低于东部甚至西部地区，所以中部地区一方面被东部地区进一步拉开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与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却在进一步缩小，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部塌陷”的现象。

第五，对外开放对TFP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积极的。在全国范围内，对外开放与TFP的增长显著正相关，但对TFP增长的贡献率要小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力资本。在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对TFP的贡献高于中西部，这与东部地区临海、便于发挥贸易优势的特点是紧密相关的。在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也与TFP的增长显著正相关。令人惊讶的是，中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居然与TFP的增长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中部地区既不能像东部地区那样便利地发展海上对外贸易，也不能像西部地区那样便利地发展与我国陆上相邻国的对外贸易，所以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为其带来TFP的提高；相反，高额的物流费用会抑制TFP的增长，因此TFP呈负增长。

四、简要总结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