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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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一、三种解释模式

长期经济波动(长波)也称“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对其命名并概括为三种周期体系，即在一个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内还存在着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约40个月的“基钦周期”(短周期)。对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长波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不足。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呈现出来的，例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与长波的统计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文献史的角度来看，长波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阶段:二战前的早期研究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尔德伦、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现代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长波理论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决定论”，戴维•戈登等提出的以“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决定论”，以及曼德尔提出的长波理论。

1.技术决定论。该模式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主要观点为:

(1)“执行新的组合”、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是打破静态循环流转、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这些创新(新事象)的出现“不是象人们依据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的出现”(蜂聚)，从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环流转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经济周期［1］69，72～74，237～253;

(2)长波与基础创新相联系，间断性的基础创新(产品创新)是解释长波的主要变量，其它经济变量如利润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是围绕这个变量而变化的;

(3)经济活动的长波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机制，“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将其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滞涨”危机，长波理论开始得到复兴。1975年出版的《技术的僵局》是复兴长波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门斯继承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思想、使之现代化，并试图对熊彼特理论的薄弱环节进行补充和发展。门斯关注的是基本创新的前提和环境以及如何推动扩张性长波的产生，并以实证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另一名荷兰学者范•杜因则综合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创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认为任何一个基础创新都要经历引进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下降阶段，基础创新产品的性质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础上，杜因提出以创新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长波理论，认为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长波的复苏、繁荣、衰退、危机四个阶段，并认为不同行业(新行业、现有行业、基本部门)在长波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创新倾向，因而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循环的长波主要是由创新生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3］118～125。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当展中，以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Freeman)、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Lou)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一书中，佩蕾丝发展出一个技术、经济、制度三者协同演化的模型，探讨了技术变迁及其被吸收的过程如何在经济和制度领域引起变化，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并掀起发展的“巨潮”［4］2，167～169。在弗里曼和卢桑合著的《光阴似箭》著作中，他们提出了五个准自主社会子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共同演化观，“探讨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调节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运动共同演化在内的经济史的方法，并根据一个连续发生的技术革命向经济系统扩散的模型，对过去两个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描述。”

2.制度决定论。该理论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称为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爱德华、鲍尔斯、韦斯科普弗、科茨、麦克唐纳等。SSA学派的长波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为:

(1)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该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义为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的具体机制和一般制度。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马克思的论断:“利润决定着积累的进程，而积累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6］因此，同曼德尔一样，SSA学派也同样认为利润率决定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它们不再局限于经典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扩展为决定利润率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机制，形成“积累受社会机制制约”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会力量关系。利润率取决于社会中的力量关系，即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阶级与国外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资本，就会形成消费不足的危机(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资本家的力量太弱，剥削率降低、利润停止增长，形成剩余价值生产的危机。戈登等认为这一理论在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理论:一是强调力量关系对于利润率的影响要比对利润份额的影响重要得多;二是强调力量关系在决定获利能力基本条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认为对恢复资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因对设备能力利用的消极影响而可能会使劳动后备军扩大，但并不能恢复利润率［6］。

(3)研究了长波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扩张性长波和收缩性长波的交替运动可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每一个长波都对应着一个相应的制度结构以及由这种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力量关系。戈登及其合作者将积累的社会结构与长波之间的关系概括为8个方面:①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SSA是扩张性长波的基础和前提;②有利的制度环境导致投资繁荣和经济加速;③投资逐渐达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所允许的极限;④积累速度放慢、经济进入停止阶段;⑤经济停滞，使现行的SSA瓦解;⑥在危机中恢复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的SSA的建立;⑦新的SSA由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性质塑造，但不仅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特征;⑧新的SSA与原有的SSA不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7～8］。

3.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曼德尔的长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托洛茨基的早期研究①的影响。在曼德尔看来，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能够解释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因此，对长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原因的解释逻辑是不对称的。扩张性长波的特点是:利润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矛盾的加剧，具体条件的变化迟早会使平均利润率衰减、资本加速积累的力量消失，并形成下一个技术革命的巨大障碍，进入收缩性长波:利润退缩、积累逐渐减速、经济发展减速。下降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决定的，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扩大再生产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在这里发挥着长期作用。与资本积累中利润率下降的机制不同，使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的因素发生在“危机过程中的资本贬值周期性结果之外”，主要有四个因素:

(1)资本有机构成的突然降低，如资本大量涌入到一个有机构成非常低的领域(或者国家);

(2)剩余价值率的突然增长，如工人阶级严重失败和原子化，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甚至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

(3)不变资本因素的价格，特别是原材料的暴跌，从而对有机构成突然下降或在第一部分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展使固定资本价格暴跌产生重大影响;

(4)由于交通运输新体系的完备、分配方法的改进、股份的加速循环等原因而发生的流动资本周转期的突然缩短。

利润率突然上涨所引起的资本积累的加速很可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投资之后，可能继而产生新一轮投资不足。因此，必须还有一种机制使过剩资本的积累被拖入到更大的漩涡中去，在这里不仅发生中等的技术革命，而是要发生大规模的、普遍的生产技术革命。如果几种因素能够引致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很可能将引发这样一种机制，从而导致广泛的、规模巨大的扩张性浪潮。根据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曼德尔认为这种技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用机器生产动力机械方面:“在能源机器生产和动力机械的机器生产方面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渐使整个经济中的全部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技术在内”。正是动力机器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传送机器和工具机器的革命性变化，逐步引起整个社会生产技术的变迁，从而暗示了新积累资本扩大的长期可能性［9］121～156，［10］。根据这些分析，曼德尔认为有事实性标志的长波主要有三个时期，如下表所示。

二、我国学者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长波理论的研究起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受西方滞涨危机后长波理论复兴的影响，学术界基于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对长期经济波动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根据相关文献，我国学术界构建长波理论主要形成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分析框架的研究范式。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最革命的因素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阶段性适应和动态调整。这些研究构成了我国1980年代长波理论的主流模式，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基本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1982年张蕴岭发表《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转折和长周期波动》，全面分析了1973～197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以及与1873年和1929年危机的共同特点，认为长期经济波动有规律性，这种经济运动形式“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结果”。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生转折性危机并随之陷入缓慢增长的原因在于:

(1)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束缚的矛盾积累深化的结果;

(2)科学革命由转入低潮的影响;

(3)经济结构畸形需要调整［11］。

张荐华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初探》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长周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产阶级被迫在自身利益允许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作有限的调整，使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得以迅速发展，但是随后又不可避免地陷于慢性萧条之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革命发展的阶段性，构成长周期的物质技术基础。”［12］1984年查汝强发表《试论产业革命》的文章，界定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涵义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产业革命为重点，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中三次产业革命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的发展演变，并提出以此建立长波理论的设想［13］。1988年赵涛出版《经济长波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研究》，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框架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专著，该书采用主要发达国家的大量统计资料证明了长波周期的存在，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经济长波起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周期”的观点［14］，是我国构建长波理论的重要尝试。除了上述研究外，我国学术界还作了其它探讨。例如，沈华嵩在《论长期波动》一文中，批评了曼德尔用外因解释扩张性长波的原因以及新熊彼特学派用技术革命解释长波的观点，认为康德拉基耶夫所主张但并未展开的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解释方法是可以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提出用傅里埃级数作为联接长周期以及其它周期运行的机制，并通过叠加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长度的周期波动［15］。金岩石以投资需求的变动作为解决长期波动的关键，试图构建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基础、以平均利润率波动为中心的分析框架，用受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的变动所制约的一定再生产结构的最高增长率所要求的积累结构来解释长波运行机制［16］。

1980年代之后，长波理论的研究进入低潮，特别是随着西方资产著作阶级经济学说的大规模引进，构建长波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1年孟捷的著作《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发表的《新熊彼特派和长波理论述评》等文章，对长波理论做了新的探索:

(1)区分了作为经济增长阶段的长波和作为分析性概念的长波之间的不同。认为长波事实上只能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来使用，新熊彼特学派的“创新生命循环”的解释模式缺乏一个恰当的理论基础，因此，长波应当被“把握为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新兴主导部门的基础上由以展开的内在时间框架”。

(2)探讨产品创新如何在资本积累的框架内作为解释长波的内生机制。肯定了新熊彼特学派用产品创新的消长解释一般利润率动态的理论贡献，对曼德尔用外生因素解释扩张性长波的看法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萧条引致基本创新”的假说，并考证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观点———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带来的生产过剩得出产品创新的必要性［17］115～130。

(3)探讨了结合新熊彼特范式和范式的、构建新的长波理论的可能性。新熊彼特派和曼德尔的长波的理论共同点都强调了利润率对长波的作用，并认为利润率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因素，但是新熊彼特学派缺乏基于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理论则抽象了产品创新这一重要因素，因此，新的长波理论可以考虑在一个全新的利润率动态的理论基础上，将新熊彼特范式与范式相结合［18］。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中，孟捷进一步提出吸收SSA学派和调节学派制度分析方法构建新综合理论的可能性，认为新熊彼特学派和范式有互补性，在一派中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贡献在于:将资本主义经济一般运动规律与具体历史结合起来，发展出一个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理论，构建新综合的长波理论范式可能性方向是从技术、经济和制度协同演化的角度，进一步考虑制度对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意义［7］。

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基础研究方面，我国学者还从具体问题出发做了大量研究。高峰在《“新经济，还是新的”经济长波“?》一文中分析了美国1990年代“新经济”周期性长期扩张的性质，并指出:新熊彼特学派、曼德尔和SSA学派分别强调了技术变量、以利润率为中心的变量和制度变量，三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如果将投资或资本积累增长速度的变化置于长波分析的中心地位，那么上述三个变量均与投资率的变化直接相关，“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并非取决于上述三种理论所分别强调的某种单一因素，而是由社会生活中与投资直接相关的三类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19］许建康在《经济长波论及其各学派分歧的最大焦点》文章中指出: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包括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派生矛盾，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恩格斯概括的关于本质关系的抽象形式上”，需要探究《资本论》中马克思所动态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的基本方法、基本框架以及具体变化过程，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研究包括《资本论》一卷第七篇、二卷第三篇、三卷第三篇，三者分别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实现条件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分别对应于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和利润率下降论，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应由此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长期波动的原因［20］。李民琪、朱安东在《世界利润率长波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中计算了1855年“核心世界”利润率长波的变动并分析了我国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高积累率、低利润率的原因，证明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21］。

三、几点思考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创新的基础性作用，并走向一个以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协同演化为视角的研究框架;长波理论坚持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分析逻辑，并由SSA学派发展出一套制度分析框架;我国学者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研究范式，尽管能够涵盖这两种分析逻辑，但是基本概念过于抽象，缺乏中介性变量和中间机制的具体研究。我们认为，构建长波理论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依据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探索经济变量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一分析框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缺乏技术革命对利润率影响机制的研究(微观层面);

(2)缺乏对于导致利润率突然高涨的各种原因如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内生发生的研究;

(3)对于不同阶段生产关系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做适应性调整的研究不充分;

(4)没有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发展思想吸收进去。因此，长波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应当充分吸收新熊彼特派、SSA学派以及传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思想和观点。除此之外，还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于阶段论和循环论。长波不应当理解为一种重复波，而应当理解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联系的长期趋势。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表现为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不断展开，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使矛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深。因此，我们反对将长波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循环论，这种论调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看作50年左右的单调重复，并期望寻找一种共同遵守的原因和机制，缺乏一种发展的眼光和历史的方法。列宁及传统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阶段论”，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矛盾出发对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趋势不断加强、矛盾不断加深的正确判断，长波理论不可缺少这一视角的分析。

2.关于单因素论和多因素论。对于长波现象进行单一指标的确认和单一因素的解释，是过于片面地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应当理解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伴随这一长期趋势的各种经济变量表现为总体的、综合的变动，这并不排除有众多逆趋势的反作用，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在塑造着基本趋势。因此，多指标和多因素的分析比单指标和单因素论更有说服力，这体现了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2］478这句话道出了我们所说的方法的实质。长波显示的不是单一现象和微观时间的趋势，而是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涨落，以及资本主义向着更高阶段过渡的必然性。因此，它是综合作用的产物，是多因素联合的结果，是偶然性中的必然。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各种因素的作用是平行的、等量的，在分析具体波动阶段时，应当区分本质因素和非本质因素。

3.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内因论主张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来解释长期经济波动。这种观点发端于康德拉基耶夫，在《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中，他否认长波“是由偶然原因造成的”，认为“长期波动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实质所固有的那些原因”，并拒绝为“一种长期波动的适当理论奠定基础”［23］20。外因论则常用偶然的、单因素的、超经济的事件来解释长期波动的原因，在长波理论的早期研究中，黄金生产、战争、货币、食物和原材料等都作为长期波动的原因和解释。曼德尔的“非对称”观点，则主张收缩性长波用资本主义内在机制解释，而扩张性长波用外因来解释。我们认为，应当将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派生矛盾以及反映这些矛盾的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解释长波，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而不是走向崩溃)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一个广泛的负反馈机制，战争、新市场的开拓、国家干预等都是这一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在系统中起着抑制离心力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矛盾激化、趋向瓦解的倾向进行反作用，进而推动着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

4.关于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在长波理论中主要有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熊彼特派倾向于技术决定论，而SSA学派更倾向于制度决定论。我们认为，我国学者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作用的分析框架是统合这两种分析倾向的更好的分析范式。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态的技术革命将在一定时间框架内推动作为生产关系表现形态的制度变迁，制度或迟或早必然会对技术做适应性调整。马克思曾经多次对这种关系做过表述，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24］567～568，575～576在批判蒲鲁东时，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22］82，83技术变革取决于人类科学探索实践、已经取得的科学技术发展程度及社会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吸收。制度对技术的反作用是SSA学派对长波理论的重要贡献，但将资本主义长期经济波动仅仅用制度的“创造性破坏”解释，未免过于简单。相比较来说，熊彼特派如卡萝塔•佩蕾丝、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试图用技术、经济、社会等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演化的分析范式，强调社会经济对技术的吸收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对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辩证机制的理解则更具借鉴意义。

5.关于辩证方法与演化方法。熊彼特派的长波理论经过卡萝塔•佩蕾丝、克里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走向了依据演化经济学方法的综合范式。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的研究方法共同之处在于:

(1)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问题，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

第2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围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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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第3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股东利益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从经济危机的本质原因看公司治理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利益相关者理论转变

收录日期：2012年4月19日

一、研究背景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同时，这场金融危机对各国实体经济影响严重，使各国经济增长出现急剧下滑，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二、探索金融危机本质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一基本矛盾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工人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即生产与市场的矛盾。马克思认为，“三个主要事实的发生”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快速发展并不断激化。“三个主要事实”是：其一，“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其二，“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其三，“世界市场的形成”。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的资本家占有社会上大量的生产资料，同时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所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也为这些少数的资本家所有，与之对应的却是广大雇佣工人不断萎缩的社会需求和消费，这种生产不断扩大和工人消费水平持续降低的并存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的异化与扭曲。正如斯威齐指出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大快于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固有的趋势。一旦产品的供给普遍超过了工人的有限消费和需求，经济危机就有可能爆发，当一旦劳动人民无力购买这些生产出来的商品时，资本家要实现剩余价值的愿望就要落空，那么再生产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三、股东利益最大化及其缺陷

在劳动与资本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中，为公司提供物质资本的“资本家”的权利是资本所有权，为公司提供“劳动”的雇员的权利只是一种对资本运用的他物权。由于所有权支配他物权，所以在法律上便确立了拥有所有权的股东地位的至上。股东本位成为公司法的重要原则之一。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公司的出发点。为了确保股东利益的实现，传统公司法设计了一系列具体机制，使股东利益最大化得以确认与实现。但是，这样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加大了提供资本的资本家和提供劳动的雇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出现两极分化，法国总理利昂尔·若斯潘在1998年9月《新观察家》周刊上曾发表文章指出：“资本主义从14世纪开始产生以来，尽管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现在正向全球化演变，但它始终保留了自己的致命弱点：一种为赚钱而赚钱的本性。”股东利益最大化，只把股东的利益放在首位，正是由于“为赚钱而赚钱”的本性没有改变，故而在当今美国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依然严重。一味的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如此一来的直接后果便是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首先，资产阶级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极为悬殊，资产阶级同普通劳动者收入差距几乎一直悬殊；其次，资产阶级同普通劳动者的财富占有极不均衡。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模式，依然是资本家压榨劳动人民的本质没有变，一方面资本家通过公司生产的产品而获得剩余价值，大量的财富聚集到了少数的资本家手中，此时，资本家们遗忘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生产的产品是用来消费的，他们得到剩余价值的前提是有足够的消费者来购买这些产品，大量的消费者不是那些占有少数财富的资本家，而是提供劳动的公司雇员，但是由于公司是以大股东的利益为导向，大量的财富已经到了大资本家手中，正如上文所说，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只拥有少量财富的普通大众已经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费公司所生产的产品，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大快于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固有的趋势。一旦产品的供给普遍超过了工人的有限消费和需求，经济危机就有可能爆发。因此，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并没有避免促使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因素，这样的公司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公司应当考虑到更多人的利益。

四、公司治理需要关注社会成员的利益

公司的社会性越发凸显，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公司的原始面貌，包括“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今，企业经济力量的急剧增长使得企业行为对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群体产生了巨大影响，原本平衡的顾客关系、雇佣关系、社会关系越来越向日益强大的企业倾斜。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和资产的膨胀，公司日益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股东只关心狭义会计意义上的公司利润，对社会及社会成员的利益则漠不关心，对社会危害欠缺必要的道德责任。鉴于此，股东利益最大化是股东的最佳目标，但并非是公司的最佳社会目标。随着公司社会属性的凸显，公司治理中必须辅以社会和道德责任标准的制约。公司不再仅仅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也不再仅仅是股东手中谋利的机器，这种现象也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20世纪以来凸现于诸多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已不再允许企业片面地追求一己利益，而必须在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最大效率地与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使整个社会成员获得利益，更加有利于社会的持续发展。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对企业的普遍要求。公司治理理论出现了突破和扩展的趋势，即公司治理的中心不仅限于股东，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拥有明确的公司控制权和收益权。由此引出了关于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五、利益相关者理论

相关利益者理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种理论思潮。相关利益者理论认为，“可以影响到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其实现的影响的人”都可以称为相关利益者。股东只是相关利益者之一，供应商、客户、雇员、股东、社区以及管理者也是在公司中拥有利益或具有索取权的群体，所有这些具有合法利益的个人或群体都应该得到公司利益上的好处，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群人的利益和好处要比别人占先。为此，相关利益者理论认为，现代公司是由各个利益平等的相关利益者组成，股东只是其中的一员，从而否定了公司是由持有公司普通股的个人和机构“所有”的传统观念。供应商、客户、员工等也提供了专用性的投资，员工提供的是一种特殊的人力投资。公司不是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而是一种“治理和管理着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因此，企业是所有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系列多边契约，管理者是这一组总契约的人，而不仅仅是股东的人。管理者不仅仅要为股东、还要为公司所有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服务。所以，公司治理从本质上说是各相关利益者之间制衡关系的有机整合，应该考虑到各方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相关利益者公司治理的目标是最大化整个公司财富创造的潜能，而不仅仅是为股东最大化财富价值。因此，治理制度将相应的决策和控制权授予相关利益者，“坚持公司应该为所有的相关利益者服务的观点，而且契约安排和治理制度还应该被设计用来分配控制权、回报和责任给这些相应的相关利益者，即那些贡献了专用化投入的企业参与者。

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优点

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的优点：首先，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模式强调了合法性、权威和责任的平衡。罗伯茨和米勒认为，民主社会中公司享有巨大权利，但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否则就失去合法性和可信任性。因此，公司在合法性、权威和责任之间必须达成平衡。其次，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模式注重制度系统的内在平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的特征和方式要受到制度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公司治理属于一种制度安排，它同样要受到历史文化、法律规章等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因素（包括法律环境、产业规则等）对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因为，正如鲍威尔指出，制度模式影响了什么是合法的行为，道德合法性与一套宽泛的、社会的、标准化的判断和价值观紧密联系，这些判断和价值观能增进道德合法性，并推动社会福利。这样，随着社会环境对道德合法性的关注，组织需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以提高其对社会道德标准的认同。

利益相关者治理考虑到了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这与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从马克思分析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的角度来看，考虑到社会的成员，而不是仅仅少数的资本家，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福利，这比所有政府的福利政策都更有效，真正提高了大众的购买力，此时，有效需求加大，自然缓解产品供给过度，这正是对资本家和社会大众都有好处的模式，能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有其自身的弊端。

七、利益相关者理论存在的缺陷

相关利益者公司治理理论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取代股东利益至上理论的主流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分散了企业的经营目标，除了经济上的目标以外，企业也必须承担社会的、政治上的责任。这很可能会导致企业陷入“企业办社会”的僵局；（2）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过于宽泛，利益相关者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虽然国内外很多专家和学者都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划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但大部分都只是停留在探讨和假设阶段；（3）由于利益相关性理论本身的不完善，很难实践。

八、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主要思想实际上是经济理论中早已论述的东西。因为对公司而言，善待员工、向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鼓励供应商长期合作、偿还债务并培育良好的社会剩余都是股东长期利益之所在。从长期来来看，股东利益最大化与协调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不一定存在冲突。为了股东的长期利益运营公司，管理层和董事必须考虑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只有这样，公司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主要参考文献：

[1]沈艺峰，林志扬.利益相关者理论评析[期刊论文].经济管理，2001.8.

第4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

第5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扬弃；部分质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资本主义要么是实现根本质变，要么只是形式变化而绝不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要么保持不变、踏步不前，要么飞跃突变、一步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而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从量变经由部分质变而到根本质变的科学原理。毫无疑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丝毫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实现总体上的根本质变不等于它没有发生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徐文在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根本质变的同时，也武断地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部分质变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与观点。

第6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创新 技术创新系统 国家创新系统

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出现之后，众多学者对这一概念从不同角度作了许多相关研究。有些学者是从创新系统的结构要素入手，进行深入的分析。有些人则是从创新系统的外在环境出发进行考察，分析法律、制度、政策等因素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影响。

在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中，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只是作为一个简短的介绍出现在文章中。很少有人专门从“国家创新系统”这一概念演变的原因，不同时期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以及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等出发，来研究国家创新系统。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发展演变进行详细梳理。

熊彼特创新理论

熊彼特最早将“创新”思想引入经济学。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不只是由外部要素推动的，他建立了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经济不均衡增长问题。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新技术、新发明在生产中的首次应用，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供应函数，是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熊彼特还区分了发明与创造，他强调发明要在实际中得到具体应用，否则对经济的发展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有将发明引入生产体系才是创新行为。熊彼特强调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这种增长呈现周期性。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为创新者带来利润，由此其他企业为了获取利润，也会对其进行模仿，这种模仿会引起经济的普遍高涨。但当大部分企业都模仿统一创新之后，经济就开始出现停滞。这时，必须进行新一轮的创新。这也就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的周期性。之后，熊彼特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创新理论，强调大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创新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最初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经济迅速发展，传统的经济学解释开始失效。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些现象的出现刺激学者们开始广泛关注熊彼特的思想，出现了一批熊彼特主义学者，并发展出了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以及熊彼特主义学者们的思想都为后来形成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所继承、消化、吸收。

技术创新系统

国家技术创新系统诞生于工业经济时代。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西方工业国经济出现衰落，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些现象给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一现象，试图找到相关的理论解释，并提出了许多理论。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在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技术创新系统。

国家创新系统这个概念是由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在1987年首先提出来的。弗里曼通过研究日本企业组织、生产组织、企业之间、政府的作用，深入分析了日本的技术创新机制，于1987年出版了《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教训》一书。弗里曼特别强调政府政策、企业及其研究开发工作、教育和培训、产业结构四个要素。他指出国家创新系统是一种在公、私领域里的机构网络，其活动和行为启发、引进、改造和扩散新技术。弗里曼在此所定义的国家创新系统实质上是国家技术创新系统。

与此同时，纳尔逊在1993年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比较分析了美国和日本等国资助技术创新的国家制度体系。他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体系从制度上讲是非常复杂的，当它们涉及制度要素和每个企业时，它们既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的大学，也包括政府基金与计划。纳尔逊强调科学和技术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此不能事前确定哪一种发展战略是最好的，只能事后由市场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技术多元性以及制度安排上的多样性，建立一种分享技术知识的机制和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这些机构、组织的协调发展能够有助于科学技术更好地融入工业活动之中。

在这一阶段已经出现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但是这里的国家创新系统更多的是从技术创新层面上来理解。学者们研究的出发点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行为、规律以及影响。这阶段的国家技术创新系统强调技术创新、技术流动以及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和政策创新等。由此可见，国家技术创新系统理论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流行的经济学创新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技术进步理论等一脉相承，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这时期学者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一种不同技术创新角色之间的流动现象。

国家创新系统

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各国对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迅速增加，对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也大幅度提高，高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事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研究与开发的部门规模迅速扩大。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国家在知识生产、传播、应用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府承担着大部分科学知识研究发展与投入工作。同时，由于创新的投入不断增加，风险也随之增加，单一企业无法独立承担创新任务。政府在促进企业界的合作开发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之下，竞争层次由企业上升到国家。政府开始从总体上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进行指导。

上述经济时代的变化集中体现在9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迅速崛起，日本相对衰落这一案例中。随着日本经济的衰落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重新走向繁荣，学者们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重新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美国的振兴与知识创造有着重要的关系。学者们开始对技术创新系统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促进了对国家创新系统的进一步研究。

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而是深化到国家层次的国家创新系统。学者们对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注重和强调新知识、新技能和新技术方面，注重知识的流动和人员流动。这一阶段，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的主要学者和组织有：伦德瓦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

伦德瓦尔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在其1992年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建构创新和交互学习的理论》一书中，详细研究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构成与运作。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系统内用户和制造商相互作用的过程，市场是一个有组织的市场，由此创新就成为一个系统。他认为现代经济中最基础的资源是知识，最重要的过程就是学习，学习是一种交互式的社会过程，要从制度和文化的范畴去理解。伦德瓦尔强调在生产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学习过程。

近些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指出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又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报告。该报告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定义是：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参加新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是一个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总起来看，在OECD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中，强调国家创新体系中要素之间的互动是与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效率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

国家创新系统与国家技术创新系统相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理论中增加了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把知识在经济中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作为系统的主要功能，系统的主要活动包括新知识、技能和新技术的创造、存储和转移。而在系统活动中，政府成为协调、组织的主体，起着重要的作用。

结语

从上述对国家创新这一概念演变的阐述可以看出，演变的三个阶段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阶段理论之间有着继承性。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国家技术创新系统是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随后由熊彼特主义学者发展出来的技术创新理论和技术进步理论为理论基础。而国家创新系统又是以技术创新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从国家技术创新系统到国家创新系统转变过程中，它的基本结构和要素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只是在思想和观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增添了新的要素。

目前，对于国家创新系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这与此概念本身也是相符合的。创新本身就是没有一个终结的过程。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变化，国家创新系统的内涵和外延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第7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流派；自由放任；政府干预；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003-03

西方经济学始于重商主义，自重商主义以来，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哪一个学派的理论能够做到让所有学者都认同。虽然诸多学者意见各不相同，但是从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来看，西方经济学说主要分为两大学派：一个是注重以个人欲望满足为归依，分析经济问题建立体系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另外一个就是主张个人欲望某种程度上服从社会利益社会需要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简而言之，政府干预为国家的行政机关通过采取经济计划和财政金融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必要而合理的干预；而自由放任则相反，主张尽量的少干预甚至是不干预经济，通过市场自行对经济调节。

纵观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可以发现，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一直都处于此起彼伏、相互交替出现的状态。这种现象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根据时代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社会性质以及呈现出的相对应的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一、早期的经济思想（从远古至中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是各种经济观念、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期，此时经济学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较为突出的经济思想便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以前的经济思想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所关注的问题更像“家庭管理”方面的问题，比如治水发展农业、等级和阶级的观点等。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封建社会晚期，国王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以及满足王室的大肆挥霍，铸币无法满足王室的需求，于是当时出现了一股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学说——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于截取金银。之后蒙克莱田上书路易王朝，极力主张国王积极干预管理国家经济，将重商主义推向了。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家获得荣誉和不断致富，因此政府应执行有利于本国商人的政策。蒙克莱田可以说是早期重商主义向晚期重商主义过渡时期的人物，也是较早将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上升至国家层面的人。到了重商主义晚期，詹姆斯·斯图亚特继承了蒙克莱田的思想，在他看来，政府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按照人民的精神加以审查，政府已构成人民精神的一个部分，因而依靠政府管理已成为人民的一种习惯，人民离不开政府。

重商主义时期的政府干预思想相对狭隘，此时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进行中央集权以获得金钱来巩固地位，这也是重商主义政府干预的唯一目的。即便蒙克莱田将政府干预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也仅仅是为了使国家不断获取金银。这种体现出了当时封建社会特征的“唯利是图”的经济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遭到了后来大批学者的反对。

在詹姆斯·斯图亚特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总结的时期出现了一批经济学家，他们反对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主张经济应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经济思想被称为早期古典主义。法国的古典经济学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他有着重农的观点和自由放任的双重思想，其中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他认为，由于买卖人都是为自己打算，因此社会经济秩序就需要整顿，这种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利只属于大自然不属于国家政府。作为重农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者，魁奈主张经济自由。在他看来，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实行经济自由是增加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的重要条件，其著作《经济表》描述了一个理想、自由竞争经济的商品与货币的循环流动的过程。此时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主要是主张遵循自然秩序，不要人为的打破自然规律。他们还没有认识市场规律，因此，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放任也是狭隘的。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不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重商主义还是主张经济自由的重农主义，其大部分的经济思想都是围绕奴隶主与奴隶，农田水利等方面，这些理论相对分散而没有融会贯通，此时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而只能算是“萌芽”。

二、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是经济自由主义盛行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在某种程度上，亚当·斯密受魁奈的影响颇多，重农主义的学说让他觉得耳目一新，但斯密并不是完全赞同重农主义的学说。在理清他与重农主义者争辩时所产生的思想后《国富论》诞生，经济自由主义形成了具有说服性的学说体系。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的思想可以从他的“经济人”假设、 “看不见的手”、政府充当国家经济的“守夜人”这些理论中体现出来。“经济人”假设即认为参与经济生活的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参与经济生活的人对自己的经济活动能够做出比其他人更正确的决策。除此之外，斯密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幕后组织管理着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处理及时又有效，因此在经济方面国家的职能非常有限。在他看来，经济根本不需要政府部门来干预，政府只需要保证企业和个人的天赋自由权得到充分实现即可。在斯密看来，国家的作用不过是“守夜人”，个人理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然使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那里发展到了最高峰。李嘉图批评、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主张自由贸易并废除强制干预农作物价格的《谷物法》。李嘉图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利润的下降是一种“自然趋势”，人为干扰反而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他主张废除《谷物法》。同时他又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学说——比较成本说，这种理论为自由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嘉图认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作为保护贸易论倡导者，李斯特并不十分赞同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各个国家的区别，同时他对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做出了改进。李斯特认为，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太绝对，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是无法实行自由贸易的，因此实质上李斯特并不是绝对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坚持者。李斯特反对斯密关于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说法，在李斯特看来，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要靠国家政府的努力。与李斯特一样，穆勒也是一个折中主义者而非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起初他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放任的基本观点，在《论自由》中他提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了市场制度存在的缺陷，因此他认为自由放任不是绝对的，政府干预适当需要，政府干预应以不损害自由市场的效率为限度。

这一时期是古典经济学盛行与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方向各有侧重点，但是他们的经济思想中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占主导地位，反对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这一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由自然秩序转移到了市场规律，实行经济自由变得更有理可循。

三、西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古典经济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已不再受到人们热烈的追捧，它体系中的一些被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理论和思想引起了一批经济学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爆发了号称“经济学思想变革”的边际革命，同时也意味着古典主义的结束。边际主义者中有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他们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各自独立发表著作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并非一致，也不属于统一体系，但是他们都在继承了古典主义的政府对经济的最小干预的主张后，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方面。边际主义者捍卫市场配置分配，反对政府干预，谴责社会主义并阻止劳动者工会主义，认为它们是无效的或有害的。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发展逐渐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思想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志性人物，他将古典经济学、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学说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派的理论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而建立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和学说。

新古典经济学还有另一位代表人物——庇古，同时他也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虽然他是主张经济自由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政府干预占有一定地位。庇古认为应该通过税收和津贴来克服外部影响所造成的边际私人净产值对边际社会净产值的背离。庇古也主张运用间接控制手段来消除或限制垄断以克服各种形式的垄断对资源配置造成的不利影响。

边际主义出现后，瑞典学派的主要创造人威克赛尔也对经济理论进行了大综合，但是威克赛尔的综合理论体系更偏向于边际分析方法，与之后的凯恩斯经济学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但是由于威克赛尔并非英语世界的人，因此他的学说被埋没了。

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地利学派也主张经济自由，其中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就发表了《自由主义》一书来全面的概括他的观点。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纲领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私有制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领域，成为个人自由和自治的基础，同时他强调，是资本主义中的自由导致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主义。米塞斯主张自由劳动，自由贸易以及自由迁移。奥地利学派的继承人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与米塞斯等经济学家一起反对，也反对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竭力鼓吹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而诽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自由竞争时期后期，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开始大规模的积累资本和扩大生产规模，垄断自然形成，并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受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经济思想不再坚持彻底的自由放任，而是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十分必要。可见这一时期虽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大部分的经济学派也坚持经济自由。但是相比18世纪中叶至19世级中叶，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那种自由主义一边倒的情形，此时经过多数经济学家的补充和发展，政府干预主义开始占有一定地位。

四、当代西方经济思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许多经济学家都是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下熏陶成长。但是一场“凯恩斯革命”将新古典主义从西方经济学正统派宝座上拉下，政府干预主义取代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成为主流。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凯恩斯和凯恩斯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西方经济大萧条让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无所适从并逐渐被人诟病，不再居于西方经济学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正好符合时代背景的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逐渐衰退。凯恩斯思考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例如失业和公共工程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表明，单凭私人企业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利润驱动已经无法解决这一危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宣告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交易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终结。凯恩斯在《通论》中体现出来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都是针对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制度的弊端及其成因所提出的。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不仅描绘了客观存在着向国家干预型私人企业制度发展的可能趋势，更重要的是它加强了这种可能实现的概率。自此，国家干预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作为临时的危机时课的应急措施，而是以后将长期居于经济思想正统地位。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多数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的滞胀问题，当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受此影响，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经济学地位产生动摇。加上当时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问题，而只是将问题延缓了。此时，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中不再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宏观经济学中出现了很多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派，呈现出了群雄并立的局面。其中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应学派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等为代表，主张经济自由的流派不断地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

五、总结

综上所述，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说是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相互交替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与该时期相适应的经济思想，有些可能是在反对前人的基础上成立的，有些则是继承了前人的经济思想，但是我们无法肯定的说后产生的就要比之前的好，每一种思想都有它的合理性与闪光点。弄清楚这两种经济思想在不同背景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参考。中国经历过由政府完全掌控经济的计划经济时代，目前正处于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初期，在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对当代西方这两种经济思潮的演变和实践，应该进行理性分析和准确把握。我们应当既要看到西方经济思想中适合中国的长处，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又要吸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经验教训；既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又要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总之，在强调实行国家干预的同时，应充分保护和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在强调实行经济自由的同时，又必须发挥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平等竞争，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序性。

参考文献：

[1] 何正斌.经济学300年[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7.

[2] 蒋自强，张旭昆，等.经济思想通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3] [美]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第6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第8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扬弃；部分质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资本主义要么是实现根本质变，要么只是形式变化而绝不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要么保持不变、踏步不前，要么飞跃突变、一步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而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从量变经由部分质变而到根本质变的科学原理。毫无疑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丝毫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实现总体上的根本质变不等于它没有发生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徐文在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根本质变的同时，也武断地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部分质变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与观点。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由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因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仍然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这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它既没有看到或不承认当代资本主义自身自我扬弃、逐步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没有看到或不承认现代社会主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学习和广泛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的现实情况。当前，和平与发展早已经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互相影响也成为不可改变的客观趋势。徐文根据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就断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仍然是根本对立的，既是有悖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也是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客观现实。

最后，从其实质和危害来看，徐文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传统观念在作祟和传统观点的变种。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排斥的根本对立论、排除资本主义而另起炉灶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地论”、坚持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论，在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观点不利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现实，不利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理论创新、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从实践上看，这些观点不利于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学习与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

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应当坚持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固守创始人的某些具体结论。一是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趋势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本过程和必然结果。二是应当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辩证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特征与基本性质。根据这些方法，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根据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则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因此，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直接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新技术革命的结果，是以信息化为首要标志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绝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改良的结果。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资产阶级择善而从的良知，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维持生存的本能，而在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客观物质原因。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结为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革的结果，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深刻的物质根源，进而才能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而绝不只是资产阶级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其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从生产方式方面来看，现代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技术条件已经代替了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技术条件，现代扁平化、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已经代替了等级化、官僚化的生产组织，“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代替了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社会化、人力化的现代资本形式已经代替了以私人、物质资本为主要代表的传统资本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以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福利全民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取代了以家长制管理制度和独占制分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基本特点，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积极扬弃已经取代消极扬弃而占主导地位，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其中，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自觉调节的生产形式转变的过渡形式，公众股份制和职工股份制是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的过渡形式，职工参与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的初级表现形式，全民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初级实现形式。总体上来看，如果说在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化，从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被炸毁，社会主义的大厦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脱颖而出。

三、基本结论与主要启示

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第9篇：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从人们的衣着打扮的变化可以反映生活的变化，款式多了、色彩艳了是否就等于以前穿的衣服一文不值呢？颜色再灰也没让人裸身受冻，建国之初连一根火柴都姓“洋”，经过努力到满足人们的基本穿衣需要不说伟大也是来之不易，如今穿着露胸露背、露脐露腿，布条改成了筋，说是思想再解放也不值得如此虚夸。评价过去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放着自己过去的生活录像讥笑过去穿的衣服是怎样的土，好比穿着西装革履嘲笑照片中童年时穿着开裆裤的自己。当初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首先是解决温饱，特定社会时期的生产水平当然不是能用所为的“老三机”和“新三机”来衡量的，用“票”也是当时物质紧缺的历史条件下最有较的生活保障，就像今天买安居房不是也要“票”吗？说“计划经济”多不好，甚至是一无是处，咋为什么今天还要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控粮价、定油价？有人批评“打击投机倒把”，既然看不到它在稳定物价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那今天又何必再要去打击倒卖火车票的行为呢？应该让他们继续繁荣市场才是啊！有人对“光荣妈妈”说三道四，过去的人口政策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要求的，社会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多生多育有为家庭传宗接代的一方面，但更主要的是为社会增加劳动力。从人口增长看，自建国初约6亿人口到1976年约8亿人口，增加约30%。但从此后的30年里人口增加到了13亿多，增加60%以上，在生产力不断提高且又是实行了计划生育的情况下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是私有化，从为国家增加劳动力变为要为家庭或家族增加劳动力，“养儿防老”成为对社会保障更现实的担忧。

但问题恐还远没有这么简单，说过去闭关锁国，实际是不指名地指时代没有开放，就不知道在世界两大阵营对立、中苏关系矛盾加剧、国内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你要怎样的开放？说时代不想开放，那如果没有时代的“乒乓外交”，你又怎样进行中美建交？如果没有时代与亚非拉国家的开放外交，如今你又凭啥能在非洲站得那么稳当？奇怪的是还与“清政府不肯向英国人开放通商口岸”相提并论，看来我们该感谢英国佬用舰船利炮帮助我们轰开了闭锁的国门，让丰富的国际鸦片满足了国人的精神需要。说“不开放国家就没有出路”，说我们过去的技术是多么的落后，夸耀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是多么的好，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同时这也是热心搞合资的理由。言下之意我们过去就是死路一条，咱不说“两弹一星”，就问神州飞船、嫦娥探月学了多少外国的先进技术？就以他们自己所讲的上海大众汽车为例，说德国人的技术要求有多高，自己“经过六个多月的研究，终于生产出了超过德国人水平的汽车啦叭。”我纳闷：应该说“在德国老师的指导下，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生产出了超过德国水平的汽车啦叭”才对呀，如果真是学来的技术，连老师的名字都不提就太不厚道了，如果真是自己的技术，为何会在洋大人鞍前马后如此起劲卖力地跑堂呢？还可笑的是为了抬高自己现在的成就，说：（过去）中国人有“弱国心态”，在时代人人都感到扬眉吐气，藐视资本主义的一切，怎会有“弱国心态”？实质是这些精英自己缺乏底气！甘愿趴在洋大人的脚下闻着羊骚味说“资本主义还很好吗！”说时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却既没借债，也没让精英们自己去找“奶酪”，且仍然持着零失业率。说“借鸡下蛋”、“招商引资”，可下的蛋仍然是人家的蛋，而卖的是自己祖宗的家产。能盯上资本主义国家二百多年创造的财富，却看不到自己仅用不到30年时间创造的成就；虽看不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却能从保持30年物价稳定中挑骨头，这就是弱国的精英众生相。

从过去的“为祖国奉献”到今天的“为金钱奋斗”，也许就是精英们所为的思想解放。对于改革，首先挑起思想领域“战争”的是上海的《解放日报》，有位前《解放日报》总编，是海派思想的领军人物，他对别人提出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表示质疑，说：“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改革还不够深入的原因”，按此逻辑，交通事故不是闯红灯的错，而是红灯闯得还不积极，几代人奋斗积累的国有资产流失却如此不稍一顾，真是“卖地卖娘不心痛”啊！这种“卖田地卖祖产，搁着爹奶过小康”千百年来早就有，别看上海精英对国有资产多大方，还专在放蟹苗的季节上大饭店点“清水大闸蟹”，最后却只叫盆“青菜炒面筋”。这位总编对别人审视改革走过的路程表示批评，说：“有人借着审视改革来反对改革”，有勇气一往无前，不怕刀山火海，却没有勇气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不会是只顾逃命的丧家犬吧？过去还有人挂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红旗反红旗，如今这位总编还裸地批评“反对和平演变”，认为影响了改革开放。想1989年那场被国外势力在幕后操纵利用引发的政治动乱，却不能痛定思痛，精英们搬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却忘了记性，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纷纷变色，却是如此麻木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建国以来，在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不容抹灭的，当然也承认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今我们开放没有错，而是改革出了错，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历史，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过去。我终于发现，为什么率先把“琅?山五壮士”请出教科书的是上海，为什么要把和剔出历史教科书的是在上海，为什么上演恶搞历史文学名著《红楼梦》的也是在上海，因为有这样一群恶搞历史的先锋。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彻底否定思想和他的伟绩，多年来，有人卖的画像、卖的坐车，接下来不知他们还要卖什么，是不是已迫不及待地还要卖纪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