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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萨提亚治疗模式;积极心理学;家庭重塑;个人冰山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2)24-0014-03
一、萨提亚治疗模式
维吉尼亚·萨提亚是世界著名的家庭心理治疗大师,是美国家庭治疗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被美国《人类行为杂志》誉为“每个人的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是家庭治疗的革新者,也是积极心理学的先驱。积极心理学倡导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涉及到内在的转化,也恰恰和萨提亚的转化观点如出一辙:向更一致、更和谐的方向转变,对自己、对他人和情境更负责任。
萨提亚生于1916年,那时正处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盛行的时代,她自然地受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但她在工作中发现精神分析所提倡的方法局限性很大,例如一些已康复的精神病人,一旦回到他们原有的家庭环境中就会旧病复发。于是,她决定寻求新的治疗方法。在日后的实践和探索中,她发现家庭治疗的效果十分理想,并于1964年出版了《联合家族治疗》,这也是家庭治疗领域中最重要的专著之一,被誉为家庭治疗的“圣经”。在这种治疗过程中,所有家庭成员能够看到其他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应对方式。治疗师会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来访者进一步了解自己,提升来访者的自尊和价值感。萨提亚的工作通常情况下被称为萨提亚成长模式,有时候也被称为萨提亚历程,或者萨提亚转化式系统治疗,但无论叫什么,用一句话来概括:萨提亚模式是教会人们如何肯定自我并和他人互动的方法。
二、挖掘“个人冰山”
萨提亚模式强调个人、系统和改变。对于个体而言,萨提亚坚持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所有人都有从善和获得完整性的潜力。她相信无论个人碰到怎样的困难,个人和家庭都具有改变并且获得资源以达到健康状态的潜力。她著名的冰山理论就是用来探索个体内在体验并寻求出路的最好证明。她把个人内在的系统比喻为冰山,冰山由五个领域构成,它们是行为、观点、期待、渴望和“自己”。通常来访者向咨询师寻求帮助时,往往会先叙述一个背景事件,这个事件其实就说明了来访者外在的行为,也就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这一部分往往比较容易显现。萨提亚不鼓励让来访者对事件进行过多的描述,而是要对来访者的内在体验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这些内在体验就是冰山剩余的四个部分,如何挖掘这些深层的信息并通过它们更多地了解来访者的内在体验是萨提亚所推崇的。因为只有当咨询师掌握了来访者的这些信息,才能够确定治疗目标,并且这些目标应该是有关来访者内在体验的。例如,来访者想要解决他未满足的期待,这些未满足的期待引发了他很多即时反应和后来的负面感受,咨询师就可以以此设立咨询目标,来帮助来访者满足期待或者改变感受。在设立目标时,咨询师需要针对来访者“个人冰山”上的每个层次分别做出具体的、具有针对性的方案,从而系统地解决来访者的问题。
三、各个因素在系统中相互作用
萨提亚模式认为人是活在系统中的,症状的产生是个体与他人及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原生态的家庭系统。家庭环境和家庭成员间的应对方式对个人的一生影响非常大。家庭系统可以用基本三角关系的概念来解释。基本三角关系是由母亲、父亲和孩子构成。在与家庭成员——主要是父母——交往的过程中,孩子开始体验和学习有意义的关系、保持亲密和距离原则以及包容和排斥原则。孩子学习到家庭规则并运用不同类型的沟通行为。虽然三角关系是我们置身的第一个外部情境,但它却不一定总是帮助我们顺利成长。积极的三角关系鼓励一种尊重、坦诚、负责和合作的氛围。如果家庭系统存在的缺陷,会导致家庭成员不同症状的产生,并且这些症状无法通过解决个体自身问题得到彻底消除,因此,一旦他们回到那个系统中,症状又会立刻回来。
因此,萨提亚提出了家庭重塑的治疗手段。家庭重塑是萨提亚最著名的治疗工具之一。在家庭重塑中,个体被要求重拾过去的记忆,解决困扰自己的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理解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并在此过程中认知父母的人格,理解自己人格形成的过程,学会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家庭。这种家庭重塑的治疗方法常常会用到家庭图,它包括两个主要的时间框架:实际的现在和观念中的过去。实际的现在就是目前的家庭状况,如家庭人口、父母工作等,观念中的过去主要是要求来访者回忆在某个阶段以前,每个家庭成员在来访者头脑中的形象,可以用2~3个褒义词和贬义词来形容。然后,还需要来访者用不同的线条来表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比如虚线(┉)代表疏离或消极的关系,粗直线(━)代表纠结的、尴尬关系等,通常有矛盾纠结、激烈对峙、融洽接纳和疏离消极这四种关系。因此可以得到一个清晰呈现每个家庭成员特点以及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家庭图,根据这个图就可以进一步了解个体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个体对家庭的认知程度。
四、在原有的模式上逐渐改变
改变是一种自然的、正在进行的过程,它能够加强有机体的成长和发展以及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改变是人们在寻求与世界更融洽的相处方式时发展和建立起来的,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拥有能够促进健康成长的资源时,他们便会积极地促进转变以使他们能够获得新的知识或者新情境。根据萨提亚模式,改变发生在以下这种情况,“学习和改变的过程需要人们愿意并且能够在认知、情感、幻想和有意识的层面上获得新的意识。产生这些意识后,人才能对旧有的观念产生质疑,获得新的体验,从而作出改变。”有意识的变化是一个转变和退缩的过程。萨提亚认为,当新的知识和反应在合适的情境中得到了积极的验证,它们就会逐步取代已有的知识和反应。例如,一对母女在各自的环境中生活,但她们都希望能够改善目前的关系,让彼此变得更加亲密,那么转变的过程可能是这样的:首先要求母亲和女儿关注自己的内心,谈论她们目前的感受以及未来的期望,然后要求她们尝试一些和目前的状态有所不同的相处方式,比如每周末一起出门逛街,共进晚餐。与此同时,不要要求她们立刻转变已有的疏远关系,也不要急于建立亲密关系,这样,母女就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相处。她们之间产生的这种新的方式会帮助她们分享期待,并与旧有的冷漠关系进行比较,逐渐替代旧有的方式。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萨提亚强调的转变是一种孕育在已有关系里的新模式,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助于改变人们的内心以及与他人的关系。
五、萨提亚的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是上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一场心理学革新运动,由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塞里格曼发起,他说:“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被饥饿和战争所困扰的时候,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主要是抵御和治疗创伤;但在没有社会混乱的和平时期,致力于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则成为他们的主要使命。”因此,他认为在目前这个大环境下,心理学更应该关注人性中的积极方面,致力于帮助普通人健康快乐地生活,促进整个社会的繁荣。
“有意义地生活”作为塞里格曼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组成,涉及内在转化,它和萨提亚的转化观点相吻合:向更一致、更和谐的方向转变,对自己、对他人和情境更负责任。早在塞里格曼创建积极心理学之前,萨提亚就在她的医疗工作中使用了积极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比如聚焦健康和优势,承认正向体验、承诺、价值和自我成长的重要性。事实上,很多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在萨提亚1964年出版的《联合家族治疗》中已经提出了。可以说,萨提亚不仅仅是家庭治疗的革新者,也是积极心理学的先驱。
六、关注积极正向的力量
萨提亚关注健康和优势,而非疾病。她认为某种心理问题或者人格障碍的发生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出现的一种扭曲了的应对方案,但它包含了转化和成长的种子。治疗师应该看到并让来访者也看到他们自身所具有的希望和力量,帮助来访者通过练习来学会运用他们的优势和创造力,而这些优势和创造力的更深处,是一个人给予和接受爱的能力。
塞里格曼说他创建积极心理学的灵感来自于他的女儿。由于他对女儿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女儿回应他是否还记得在自己4岁的时候,他总是教导自己不要发牢骚,从那时起,她就没有发过牢骚。塞里格曼认真想了一下,发现女儿真的再也没有发过牢骚,于是女儿说:“既然我可以决定不再发牢骚,作为爸爸的你也可以不再这样脾气火爆。”这次富有重大意义的对话让塞里格曼意识到,女儿的话语鼓励自己发现和发展正面的品性,而这种关注积极意义和优秀品质的精神正是当前心理学所缺少的。“如果你像20世纪最初所有的心理学家那样,努力纠正错误和弱点,你可以从‘-5到0’。”塞里格曼所希望的是将心理的基线调高到0,而不是负数,并且如何在0的基础上提高到5或者更多。这个“+5”,不是基线或赤字的模式。
类似于萨提亚所主张的治疗师的关键角色是帮助来访者与积极的想法和情绪感受相联结,而这些积极的想法和情绪感受来源于自尊和自我价值感,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冰山”的每个层的相互关系,认识这些,我们可以加速成长和改变的过程。而对萨提亚来说,重新建构消极情绪感受,让藏在抱怨下的内在优势和改变的种子得以展露才是治疗师真正应该确立的目标。
七、人际系统的重要性
萨提亚著名的信念还包括她对普世人性的理解,即普世人性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体现和表达。这种信念帮助她能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效地工作。萨提亚认为人是在特定的人际环境中形成某种问题的,在这种人际环境中,能否及时调整和适应决定了个体能否作出改变,从而营造新的人际关系。在萨提亚的理论中,她一直都强调共情,特别是与父母。她在家庭重塑的过程中也反复强调共情的作用,以及借此与父母建立新的联结、发展更完善的自己。对共情的强调说明萨提亚对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视与关注,这在她关于系统的概念里也有充分体现。
而在1988年,塞里格曼也开始了这项工作:搜集人类共有的美德。他确定了24条,分成了六组,即智慧、勇气、仁慈、公正、节制、卓越。在这24个项目中,人们普遍认为“最强烈的幸福”来自“人际关系的美德”,说明人们更加在意的是与人和谐的相处,而不是智慧或者成就。塞里格曼与女儿的互动显然促进了他们的共同成长,这一点也解释了萨提亚流派的一个关键概念:各个因素之间是连动的,包括自己,这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其中任何一样有了积极的变化都能催生出强大的力量并可以促进其他因素的变化。因此,萨提亚更加强调治疗的历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因为在治疗过程中,所有因素的互动所产生的变化是难以估量的。
八、幸福的要素
塞里格曼和他的同事将幸福定义为三个组成部分:愉悦的正向情绪、承诺(对家庭的、朋友的、工作的等)、意义(体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在这三者中,他们发现享乐带来的愉悦情绪和满足感对人来说是最不重要的,而承诺和意义更为重要。塞里格曼发现最快乐的人是同时拥有这三者的人,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比只拥有这三种中的一部分的人要来得高。
在萨提亚系统的观点中,只有觉察到并整合“个人冰山”里的所有层次才能够使自己、他人和情境达成一致性,并最终达到转变。萨提亚早期对治疗师的建议是,问每一位家庭成员如何使其他的成员快乐。这与塞里格曼所定义的幸福感成分中承诺和意义相一致,即如何尊重他人和赢得他人的尊重。萨提亚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融洽关系的重要性,承诺便是维持这一融洽关系有效途径。
萨提亚运用各种方法致力于提升自我价值和一致性(自己、他人和情境)。她整合了智力和知觉,帮助人们获得“内心和谐、人际和睦和世界和平”。正如她自己所说,通过留心他人和自己的关系,以及对自己在精神层面更深的体验,使自己的健康和能力与变化无常的外界环境相联结。作为一个真正的先驱,萨提亚本能地和积极心理学结合在一起,比其他类似的实践者早了许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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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心理;医疗设计;安全性;趣味性
一、儿童医院设计的背景以及主要特征
医院最初的成立是与教堂分不开的,而修女往往扮演着护士的角色。随着城市的发展,医院也逐渐从教堂中分离出来,而如今,人们对医院的需求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人性化医院”的概念也随之被提出。当今的医院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接纳病患于医院暂住几天或更长的时间;二以减少病痛为目的,对病人施与专业化的医学治疗。而儿童医院又是整个医院大环境中比例较特殊的一个模块空间,儿童医院面对的就医人群是以儿童接受治疗为主,家长陪同治疗为辅,同时由于儿童年龄以及心智的关系,对于就医空间环境有着以大人更为敏锐的感觉。因此,一个优秀的舒适的儿童医院就医环境对于儿童心理感受以及身体健康状况有着积极的影响,反之,则易使儿童产生排斥心理,不利于病情好转。所以,当代设计师所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就是要设计出一个以儿童病人为中心,安全系数高,功能多种多样,完全创新型的儿童医院。
二、儿童环境产生心理对儿童就医的影响
儿童环境心理学就是研究周围环境与儿童的心理之间的关系,然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儿童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儿童心理学研究主要包括12岁以下儿童,建筑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考虑到在儿童就医同时有家属陪同,然而儿童与家属,医护人员的交流时心理活动与心理需求是有明显差异的,所以更需要设计者根据儿童心理变化设计出更合理的人性化空间。一般认为从零到十二岁之间的孩子都属于儿童范围,因此儿童的年龄跨度是很大的,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医院的就医环境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学龄段的儿童主要考虑他(她)的心理活动,减少对医院的恐惧;而婴幼儿主要应该设计母婴喂养室等。因此,在儿童就医时,医院的室内环境会无形地反映在儿童的身上,室内空间的大小,色彩,分割方式,会带给儿童不同的体验。在儿童生病处于身体敏感期间,营造出一个缓解儿童病痛的温馨的趣味性或者游戏性的空间,对儿童身体病痛的缓解有着极大的帮助。比如:儿童医院室内的色彩搭配要柔和且明亮,利用色块的变化来吸引儿童的视线,设计有童趣的装饰增加视觉的跳跃性和流动性等[1]。从建筑学方向来看,国内外有关儿童医院的研究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但是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出来看对儿童医院的内部医疗空间进行的研究却很少见。本文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对大量的国内外资料进行研究归纳和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儿童心理学对儿童医院内部医疗空间设计所带来的影响,然后研究出儿童医院内部空间设计的基本原则,并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运用。
三、根据儿童心理学对儿童医院空间的设计研究
(一)功能分区明确
不仅是在儿童医院设计中,对于任何一所医院的设计者来说,明确的功能分区一定是整个设计的重中之重,不管对于医护人员还是就医人员来说,简捷快速的流线,清晰明确的分区,简单明了的导视,都加快了整个医院运转的速度,帮助就医人员快速得到了治疗不会延误病情,方便医护人缘提高工作效率,使整个医院在快速运转的同时实现功能和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儿童医院的设计也应如此,设计者要根据医院内人流分布以及活动时间的长短等,设计出一个合理的功能分区和合理的流线规划,从而使医院各个部分之间以及部门内部自身相互作用又互不干扰[2]。1.门诊部:门诊部是患儿进入医院最先接触的区域,儿童医院的门诊部一般分为一下四个部分:门诊大厅,预诊处,急诊部和分科门诊单元。门诊部人流比较集中,人员也比较复杂,容易产生病菌的交叉感染或者产生空间的拥堵现象。因此设计者在解决了人流,交通,采光,通风等基础要求后,考虑到患儿以及家属在各个空间所处的时间有所不用,在门诊大厅处应着重于进行等候空间的设计,其他部门的空间不需要过大空间的等候区设计,但是更应注重通道设计,确保患儿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的同时,如若发生大型灾害,能快速疏散人群。2.诊疗部:儿童医院的诊疗部基本设施都比较齐全,主要分区有抢救室,观察室,手术室,急救药房等,所以主要设备有消毒设备和隔离设备。按照不同的医院设备需求,空间划分上就要有相对应的房间。3.住院部:住院部是患儿和家属长期滞留的地方,因此住院部就要最大化地为病人提供最高效的护理治疗。住院部主要由病房,住院药房以及出入院处组成。因为病房是儿童医院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在总平面中所占的面积最大。病房的自然光线充足,可以让病人更近距离地接触到室外环境,清除在长期住院治疗中的焦虑感,让病人和家属都能感受到像在家中一样的温暖。
(二)材料设施的安全性与环保性
儿童医院的材料选择上更加注重环保与安全。根据儿童健康的考虑以及儿童心理学上的分析,在选材上尽量避免出现过去尖锐,冰冷以及有气味的材料,更应该选择柔软或者原生态的材质,例如:实木,原木。皮革等。材料的环保指标也应该严格把关,儿童的抵抗力本来就比成年人要弱,因此设计者更应该为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的就医环境。儿童的安全意识十分薄弱,因此设计者在儿童医院内部设计上要做到把控每一个细节,从儿童的角度思考问题:(1)应避免出现大踏步的台阶,设计者更应考虑儿童的尺度。(2)栏杆之间的间距要小于0.1米,防止儿童发生坠落事件。(3)对于各种家具的边角设计时应选用圆弧角,不能有锐角的出现,以防儿童出现碰撞事件。(4)在插座的设计上更应考虑安全性,尽可能设计到儿童够不到的地方,如必须设计到儿童可触及地方,一定在插座外观设计防护盖,防止儿童触碰。(5)在人流量较大的区域,例如:门诊部,药房等要留出充足的空间,应避免发生拥挤,碰撞事件。(6)在卫生间及住院处走廊双侧设计扶手,儿童医院扶手的高度应为0.70m。(7)在无障碍设施设计中,门诊入口以及室内空间的无障碍坡道,考虑到儿童体力关系,坡度比例应设计为1:20,确保儿童上下坡方便。
(三)公共空间的趣味性
1.充满童趣的家具以及配饰:在儿童医院设计中,除了满足安全性和功能性之外,夸张或者有趣的造型,比如卡通人物的壁画或者家具,鲜艳明亮的色彩,会让孩子马上放下心中的恐惧与戒备,马上融入到整个医院环境中,也会让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找到归属感,对后期的治疗很有帮助。2.医疗器械的造型改变:庞大的医疗器械会给儿童带来冰冷的感觉,会加重他们对医院的恐惧,从而和医院以及医护工作者产生了距离感。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将那些巨大且外观冰冷的医疗器械,设计一些卡通的造型,,加入一个儿童会喜欢的明亮的色彩;或者在治疗过程中,给紧张的小朋友们投影播放一些儿童们最喜爱的卡通影片,让胃痛感觉像在做游戏一样,分散儿童的注意力,会让他们放松紧张的情绪,从而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使治疗过程加快。比如儿童如果不慎骨折,用石膏固定接受治疗,可以在石膏上画上卡通人物,也可以选择让儿童自己作画,这样不仅消除了儿童因受伤产生的自卑心理,也会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创作力。3.游戏区:在后期康复的过程中,更应该给儿童们设计娱乐场所提供娱乐。儿童医院应该充分重视娱乐场所对儿童治疗和康复的作用,在这里,儿童们不仅可以做游戏,更可以交朋友,好的心情对儿童病痛康复起着积极的作用。在游戏区的设计中,最应该重视的是游戏设施的安全性,采用环保材料,经常对游戏设施进行无菌处理,减少病菌的传播,避免儿童在游戏过程中产生病菌的交叉感染。
四、家庭化设计
(一)儿童病房家庭化设计
由于儿童不能够独立在医院完成治疗,必须有家庭成员陪同,所以儿童病房在使用上往往需要比成人病房更大的空间。在室内设计中,应在细节处理上贴近居家生活的同时,加入童趣的配饰,比如:小动物图案的吊灯,卡通人物的墙绘,自然元素花纹的床上用品等。使家庭氛围有良好的体现。
(二)公共空间家庭化设计
公共空间最大的特点是加入了沟通功能,家庭化的公共空间设计会让儿童之间促进交流,在交朋友的同时可以暂时忘记病痛。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中多加入柔暖舒适的家庭的感觉,会让本身严肃的医院氛围多了一丝温馨的色彩,比如在医院的候诊区或病人的活动区:柔暖的皮革沙发,和谐温暖的灯光,充满张力的墙绘或装饰画,极大了增加了儿童以及家属的安全感[3-4]。
五、儿童医疗空间未来的发展方向
医疗建筑是代表人的生命健康而存在的,因此医疗建筑空间比其他空间显得更加重要。医院的功能性繁多,且具有复合型,可变性。因此在医疗空间设计,特别是儿童医疗空间设计种,医院不再仅仅是追求治疗疾病的一个场所,也是需要通过病人的心理需求和社会的需求营造出一个安静,温暖,童趣的医疗环境。这样的环境也对医护人员本身的救助工作有着积极的帮助,不仅可以消除病人就医的紧张情绪,也可以缓解医护人员疲劳的工作状态。这种以人为本,以儿童体验为基础的儿童医疗空间设计,也为未来儿童医疗空间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和方向。在国内外,也已经出现了这种"以人为本"的医疗设计模式的雏形也已经出现。以下两个案例一方面能代表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儿童医院医疗技术和设计,也为今后我国儿童医院设计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一)奇伦托夫人儿童医院
该医院护理模式是以家庭为中心,各种的家具配置都有儿童的尺度,同时在病房设计上都是单人病房,给了患儿和家属绝对的私密空间。在护理区和治疗区在中间又加入了一个中景,延续了生态的概念,讲绿植带入室内的同时,延长了护理病房和医疗部的距离,让儿童减少恐惧感,给儿童回到社区回到家的感觉。此外,奇伦托夫人儿童医院又一个深受儿童喜欢的地方是将动物元素与娱乐空间相结合,比如在急诊部门入口处设计了一个大型的珊瑚礁水族馆。这样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儿童的注意力,缓解了儿童在进入医院时的紧张情绪。布里斯班当地盛产鸟类,所以将鸟类元素融入医院室内空间设计中也是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一种方式。奇伦托夫人儿童医院是一家将生态观念与家庭观念融合的十分完美的一家儿童医院,同时又不缺乏童趣。它也在光照上面大量运用自然采光,更加建立了将室外走进室内的概念。同时在色彩搭配上面,大面积柔和统一的浅色调,局部用亮色搭配出精彩部分,加上绿色植物的渲染,是一个给人以视觉上和心灵上都带来安慰以及美好的感受的儿童医院。
(二)加拿大艾伯塔儿童医院
艾伯塔儿童医院的设计理念是色彩丰富具有变化的积木玩具,致力于实现儿童友好型医院。艾伯塔儿童医院入口有五个,分别针对不同的人群:主入口,急诊入口,医院职工入口,物流入口和定期来访者入口,使各种人群不互相交叉互相打扰。此外,该医院还设置有游泳池,手工艺制作室等,健身室等。让患儿和家属在医院的治疗的时光显得不枯燥。艾伯塔儿童医院的服务宗旨是3H(Hope、Help、Heal),即希望、救助和治愈,该医院致力于创造一个儿童喜欢的,乐于接受的治疗的医院环境,来减少儿童精神上的压力,有利于医治,更快地促进儿童的康复。在装饰上,不管是建筑外观还是内在,都运用了儿童喜欢的积木的形式和绚丽的色彩,对于儿童心理的把握是十分精准的。
六、结语
总之,在儿童医院设计上,我们应该学习国际上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最先进的医疗方式,不过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理念的同时,我们应该因地制宜,结合我们国家的当地的特点和国情,设计出符合我们儿童生活的医院[6],在治愈儿童生理病痛的同时,也关爱着儿童心理的成长,让孩子们减少对医院的恐惧,让孩子们都有健康快乐的童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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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筑事务所.澳大利亚奇伦托夫人儿童医院[J].城市建筑,2015(19):42-51.
攻击行为一直是社会关心的问题行为,研究历史悠久,成果较多。研究者希望通过对攻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来减少其发生率,创建更美好的社会氛围。作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介绍、梳理和总结攻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并且展望了今后研究攻击行为影响因素的有关方面。
关键词:攻击行为;影响因素;综述
A Summary on Aggression's factors of Influence
Zhang Weiju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Manage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China)
Abstract:
Aggression has a long history of study on which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all the time with a pretty of excellent study results. Researchers have a wish that by study on aggression's factors of influence could reduce or hazard its occurrence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simply introduce, elaborate and summarize those factors on the base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to offer some advice to relative studies on aggression's factors of influence.
Keywords:aggression; factors of influence; summarization
[HJ1.8mm]
[BT1]一、引言
攻击行为是当今家庭,学校和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攻击行为的发生对受攻击者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威胁到个体生命安全,给周围他人造成恐慌并影响社会安定和和谐发展。有关攻击行为的研究始于200多年前,成果颇多。但迄今为止,攻击事件却从未终止。它时刻警示我们,需要去进一步深化研究攻击行为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寻找有效干预的切入点。本文试图对国内、外有关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总结,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BT1]二、攻击行为概念
虽然心理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攻击行为,但其科学概念在理论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每个心理学家所持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同,导致对攻击行为概念的界定上存在分歧。目前,研究者们对攻击行为的定义进行了归类总结,主要分为四种。即攻击行为的解剖学定义、前提条件定义、行为后果定义和社会判断定义[1]。
解剖学定义将攻击行为界定为是在进化过程中生存适应保存下来的人和动物共有的本能,指明攻击行为的能量源泉是有机体释放内部累积的攻击能量的结果。攻击是那些致使对方逃跑或给对方造成伤害的行为和行为模式,是被环境诱因激发的本能行为。前提条件定义认为攻击行为需要前提条件。如多拉德提出攻击行为的“挫折一攻击”假设,认为挫折是攻击发生的前提条件,而攻击是挫折的结果,两者之间为因果关系。而贝科威茨修正和补充了多拉德的观点,指出挫折并不直接引起攻击行为,而是通过挫折引发消极情绪,为攻击行为的发生创造唤醒或准备状态。攻击的行为后果定义强调攻击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性结果,即攻击是致使被攻击者受到伤害的行为。该定义的优点为能使人们客观地观察行为结果,而不需要推断个体的行为意图和动机,但却有将攻击概念外延扩大化的倾向。社会判断的定义认为攻击是人们依据行为者和行为本身的特性而对某些伤害所做出的一种判断。如班杜拉认为攻击行为是个体习得的社会行为,是人们给社会行为定行为的标签,强调判断攻击行为的标准就是行为意义。
尽管心理学家们对攻击行为有不同的见解,但都一致认为攻击行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是以攻击者有意给受攻击者带来伤害为特点的侵略行为,且不被社会认同。
[BT1]三、攻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
[BT2](一)生理因素
遗传可影响神经系统对暴力线索的敏感性的强弱。儿童有遗传某种先天性攻击的基因倾向,这种倾向在后天环境中,在一定刺激作用下得到表现和强化,从而出现攻击行为。研究认为遗传因素可以解释攻击行为的变异高达50%[2]。神经类型的差异可影响儿童的气质[3]。而难养型气质的儿童容易发展出攻击的模式,在日后的生活中对他人发起攻击。生理因素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持续存在。研究表明,儿童因生物因素引起不能停止正在进行的活动的性格难以改变。行为不良儿童与能控制自己行为的儿童相比,显示出更多的反应固着。
皮肤电和心血管活动对其后攻击行为具有预测作用。自主神经的低活动水平与无畏惧状态有关。缺乏恐惧感使儿童和暴力行为具有预先倾向性[4]。McBurnett等人的研究发现皮质醇与攻击行为存在相关关系[5]。冒晓文等人通过核磁共振技术研究了男性暴力行为的脑灰质结构。研究发现暴力组男性的额中回、左楔前叶、右侧顶下小叶、颞叶梭状回和右颞中回、双侧小脑的灰质密度显著低于正常男性,而左颞上回及右海马旁回的密度高于正常男性。提示暴力行为者存在的这些脑结构损害或者异常可能是暴力行为的神经结构基础[7] 。另外,攻击行为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的攻击形式不同。王美萍和张文新研究发现对于青少年而言,COMT基因与男性攻击行为的发生显著相关,T等位基因显著降低了男性攻击行为发生率,但与女性的攻击行为无关[8]。
[BT2](二)家庭和社会因素
1、家庭因素
家庭是个体最早接触到的社会单元,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家庭氛围,教养方式等对个体社会行为中的攻击行为的影响不可低估。宽容民主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孩子形成爱憎分明的社会行为,如亲社会行为和领导行为等;而在限制、不宽容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儿童则常表现出攻击和侵犯行为。
国内学者认为攻击行为的家庭环境因素包括对儿童行为的过度关注、对儿童不良行为的纵容、家庭成员的不良榜样、对孩子缺少严格的管理以及家庭成员的关系不良和早期建立的不安全依恋模式[1]。母婴间的不安全的依恋关系是日后婴儿产生攻击行为的潜藏因素。婴儿与母亲的分离会带来焦虑和恐惧,儿童为了摆脱焦虑很有可能会产生不良行为。而安全型的依恋关系可增加儿童对外部环境探究的兴趣、相信他人他物、积极地与人交往、促进能力的发展、降低挫折发生的概率,进而很少出现攻击行为。此外,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也是诱发攻击行为的一个消极因素。
2、社会因素
社会文化及传媒对儿童的不良行为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电视、电影、网络视频、电子游戏等媒体中的暴力内容对儿童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儿童缺乏鉴别是非的能力,容易盲目效仿。早期具有更多接触媒体暴力经历的儿童在学校常对同学充满敌意,缺乏助人等亲社会行为。Douglas A. Gentile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媒体暴力与敌意性偏向、言语攻击、身体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指出敌意性偏向是媒体暴力和攻击行为的中介变量[9]。倾向于敌意性偏向意味着儿童更有可能发起攻击行为。
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也会影响个体的社会行为。文化对攻击行为具有塑造作用,既可增强,也可削弱其强度大。攻击行为和个体主义呈正相关,而与集体主义成反比。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父母往往教导子女要站在他人角度或集体的角度思考问题,注意他人需要、期望和可能出现的反应;避免与他人争执、不加思考的表达情绪以及与其他人当面冲突,甚至斗殴。因此,中国较其他个体主义的国度的攻击行为发生率要低。此外,跨文化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和加拿大,攻击性儿童主要表现在外部问题方面,而在中国,攻击性儿童的表现包含了外部与内部问题(孤独、抑郁)。这可能与攻击和破坏行为在中国受到禁止、攻击儿童不受同伴的欢迎,并将受到惩罚有关[10]。
国内对少数民族儿童攻击行为的亚文化比较也有很多重要发现。例如,在对苗族与汉族儿童攻击的对比研究发现,除嫉妒性攻击行为外,男、女苗族儿童在攻击类型上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以往大多数研究认为有性别差异的结论不同。研究发现,苗族文化存在严重的重男轻女倾向。家长严格要求男孩并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女孩则放任不管,从而助长了女孩的攻击行为,致使两性儿童攻击行为的差异不显著。但是,苗族与汉汉族儿童的攻击行为表现形式存在显著差异[11]。苗族儿童在敌意性攻击、报复性攻击行为上显著高于汉族儿童,这与克制忍让的民族性格以及寻找其他宣泄方式有关。
[BT2](三)社会认知和人格因素
1、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是攻击行为发生的一个重要调节因素。个体对面临的情景做出何种解释,是其后发生行为的重要基础。道奇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指出攻击行为的发生要经过六个认知阶段[12]。线索解码过程、线索的解释和表征、目标澄清与寻找反应阶段、决定行为、反应启动、行为阶段都与攻击行为的发生息息相关。同时,个体潜在的知识结构和情景的模糊程度都会影响个体对情景的认知和判断[13]。具有攻击倾向的儿童往往将信息不明确的情景解码为挑衅信息,进而引发攻击行为。
K. A. Dadge和C. L. Frame早在1982年就发现,攻击性儿童存在归因偏见,往往做出敌意性归因;而非攻击性儿童则倾向于作出事故性或善意的归因[14] 。个体对情景的归因是影响个体是否采取攻击行为的一个重要的认知加工过程。归因是攻击行为产生的认知中介。
移情是一个认知的过程,高移情水平可以较好地抑制攻击行为。大多数研究发现,移情与攻击行为之间呈负相关[15]。Feshbach在1991年发现6至7岁儿童中,移情得分较低的儿童比移情得分较高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攻击[16]。儿童的移情能力与攻击形式之间有不同的关系模式。它与直接的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具有显著负相关,而与间接攻击之间几乎无相关关系。
2、人格因素
人格因素是影响攻击行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F. Gerard Moellerden等人研究了酒精、人格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使用酒精或部分药物可改变脑内的化学成分,进而生成攻击行为。但他们进一步发现并非所有饮用酒精的被试都会增加攻击行为,而是与他们的人格相关。具有性人格的被试较无人格的人更容易形成酒精依赖,进一步增加攻击行为[17]。因此人格因素的确对攻击行为的发生有一定影响。郭梅英等人的研究也说明特质焦虑与大学生的攻击行为倾向密切相关。从大学生的特质焦虑水平可以预测和评估攻击行为倾向的大小。攻击行为倾向强的人存在较高的特质焦虑[18]。
王蕾研究了不同攻击水平者自我价值感的差异,偏好攻击性图片的被试总体自我价值感的得分高,偏好率低的被试总体自我价值感得分偏低;同时当非常有利的自我评价受到外界威胁时,最有可能因自我危机而导致攻击行为[19]。
传统观点认为自尊低就会出现更多的攻击行为;自尊高则攻击行为减少。辛自强,郭素然和池丽萍等曾把自尊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青少年自尊与攻击的关系,得出低自尊与高攻击相关的结论[20]。而Baumeister等人在对自尊与攻击暴力行为的关系研究时发现,在大多数攻击行为中,攻击者的自尊水平较高[21]。这类人自我优越感强,一旦其自尊受到威胁,在没有其它方式帮助自己重建优越感的情况下,他们最有可能通过言语贬低对方,甚至借助于暴力来营救自己脆弱的自尊。在自尊与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中,还有人认为自尊与攻击行为不存在关系。如 Bushman等人的研究就提出自尊与攻击之间的相关并不显著[22]。尽管研究结果不同,但是心理学家们都试图从自己依据的理论出发,深入探讨自尊与攻击之间的内在关联。
[BT1]四、展望
攻击行为的研究历史悠久。本文阐述能影响个体攻击发生的生理、生物、社会环境和社会认知等因素。在先前的研究中,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研究设备和条件的局限,一部分研究还需深入。比如在攻击行为的生理影响因素方面,可以借助先进的脑电设备研究个体的脑内物理和化学变化。同时,有关攻击行为的内隐认知研究还需充实拓展。另外,以往攻击行为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儿童、青少年上,但实际上中老年群体中依然存在攻击行为,此种攻击行为的表现形式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变得"文明和理性"。对待不同年龄群体的对象,还需要从他们的生活情景中对其影响因素重新考虑和逐步验证,这些也是笔者希望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去努力探索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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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某军校320名学员使用《人际关系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调查,考察了军校学员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文章从学员是否为独生子女、专业、年级、生源类型、户籍所在地这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作出相P分析研究,根据研究结果进行讨论与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军校学员;人际信任;主观幸福感
1.研究背景及目的
人际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个体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凭仗。人际间互动离不开信任。若从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审视,军校学员正处于成人初显期,此阶段的人际信任感会对其一生产生重要影响。若从教育的观点审视,军校生涯是军校学员一步步进入任职岗位的过程。军校学员所处的人生阶段处在从校园逐渐走向社会的阶段,他们的对社会对人生的阅历从单薄到丰富,人际关系的圈子从单纯到复杂。虽然军校学员心智和生理已经成熟,但是如何在当代人际信任出现裂痕的大环境下,保持对他人、对世界的足够信任而不至于崩塌,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我们应该对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致力于培养其良好的人际信任。
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质量对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具有直接影响。而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军校学员的学业、训练,工作和人际交往。人际关系是军校学员生涯的课题,是一种无可避免的情境,也是军校学员的主要压力来源[1]。而军校学员在人际关系中建立信任,是和战友进行合作和亲密关系建立的前提。如果军校学员一味拒绝信任他人,会让他在人际关系上失去了社会支持,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获得是非常不利的[2]。社会支持的缺失所引发的主观幸福感下降,也会再反馈到人际信任,使得军校学员对人际关系更加失去信心,继续加剧主观幸福感的低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甚至会增加社交焦虑、抑郁等风险[3]。
很多人都认同,军校学员的年级和专业对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有一定影响。随着年级的增高,或许是学员人生经验的丰富,所遭遇的被蒙蔽、欺骗的事件的累积,对人际间的信任也随之降低。同理,文科生由于接触到了很多哲学、心理学等资料,对人性持比较悲观的态度,也影响人际间的信任。因此,该课题研究应得到充分关注,但实际上军校学员的主观幸福感和人际问题的研究现状来说还不是很丰富,也很少涉及到对学员个体特征的全面研究,包括生源类型、专业、年级、是否是家中的独生子女、生源类型和户籍所在地中的影响。本论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往研究的缺陷,从而为后续有关军校学员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一些建议。
2研究意义
有些人认为,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军校学员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全身心投入学习工作中,日后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做贡献,而军校学员本身的幸福感是可以被暂时搁置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经常全身心投入学习和工作中,以至于我们失去对我们自身幸福感的关注。最终,这样的策略会反过来伤害我们,使个体陷入了焦灼不安甚至抑郁烦闷中。增强军校学员主观幸福感,对他们维持良好的身心健康,进而更好地完善自我、报效祖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因此,研究不同类别军校学员心理压力的问题,通过分析问题,区分情况,对症下药,对存在高风险的学员个体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辅导,可以有效提高军校学员的心理素质,解决学员在学习生活和成长进步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学员更好地投入到日常学习训练之中,对于上级分配的各项任务也能够更加按时保质地有序完成。
军校学员比起普通地方大学生来说,具有更大的丰富性。从生源类型来说,军校学员中有刚刚经历过地方高中的本科青年学员和部队考学的本科士兵学员;有在基层经历锤炼的士兵保送学员;还有少数的干部子女学员原生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上的差异影响到了个体人格特质上的差异,并从而影响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态度、归因方式和应对方式,导致了不同类别军校学员面临的人际信任问题会存在差异性。如何有的放矢,对不同类别军校学员面临的人际信任问题和由之带来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提高,保障军校学员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综合分析当前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果,在指导和促进教育教学,以及开展相关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在正常军营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军校学员因为某些因素产生主观幸福感较低等情况。研究二者关系,对于我们从军校学员这一特殊群体的人际信任视角思考主观幸福感水平变化的根源,进而以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为出发点探索主观幸福感,有着莫大价值。
3.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根据积极心理学的思想,幸福是认知和情绪上的满意感,是一种爱、满足、快乐和喜悦的状态。然而不同的人对幸福有自己独特的定义。有人说幸福就像处在一个可以休憩的场所,温暖、安全,不需要去躲避威胁,也不需要努力追逐奖赏;有些人说幸福是你找到适合你的地方,在这个位置,你不觉得不情愿,尴尬,窘迫,而是感到自然而然[4]。个体对于幸福感的理解是从一定的主观感受出发的。因此,文章定义的幸福感为个体所感知到的幸福感,即主观幸福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形态、人民意识形态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剧变。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人际关系的信任感。就本文所关心的军校学员信任问题,相关研究表明仅仅少数军校学员对他人有较高的信任感,大多数人信任感水平一般。缺乏信任感的军校学员无法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体现在不能和战友、干部和睦相处,团结友爱。即使军校学员处在一个结构相对简单、欺诈相对较少的环境,信任水平仍不理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所接收到的各种负面信息和所经历的不公正对待以及其他原因导致这个群体正在经历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军校学员的人际信任对其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军校学员,虽然心智和生理已经成熟,但是由于军校学员处在从校园逐渐走向社会的阶段,社会经历从浅薄到丰富,人际交往从简单到复杂,如何在当代人际信任出现裂痕的大环境下,保持对他人、对世界的足够信任而不至于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畏惧和不信任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关注军校学员人际信任,在学校教育实践中注意培养其良好的人际信任对其主观幸福感是很有意义的,人际信任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军校学员学习训练,工作表现和人际交往水平。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军校学员人际信任从是否为独生子女、年级的角度看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生源类型、专业和是否为城镇户口的角度看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军校学员主观幸福感从是否为独生子女、年级和是否为城镇户口的角度看存在显著差异,而在生源类型、专业的角度看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分析其原因如下:
从生源类型这个角度看,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是不同的生源虽然考入军校的方式不同,但是都同样在考前面临较大的压力,在年龄上同一届的部队生虽然普遍比青年生大,在部队的经验和阅历比青年生多;不过随着在军校共同生活的时间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小。
从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个角度看,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表现为独生子女在两方面的得分都低于非独生子女。可能的原因是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是家庭的中心人物,父母在对其照顾的过程中处处顺从同时对独生子女的期望不仅多而且高,此外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生活环境中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在与他人相处中更多的考虑自身的利益,遇到困难不愿积极面对,导致主观幸福感不高。
从年级上看,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整体上表现为随着年级的增长,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在逐步提高。可能的原因是从大一刚入校时大多数人是不太适应军校的生活节奏和环境的,同时面临的学习训练压力都比较大,导致在心理上情绪不高,与他人的交往不积极主动;而随着在军校生活的时间变长,学习的技能以及人际交往的增多会提高自身自信心和积极乐观的态度。
从专业类型上看,文科和理科的学员在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两方面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不同专业的基础科目基本是一致的,同r专业课的开课时间比较迟导致文理科的学员受到的专业影响没有地方大学的学生那么深。
从是否为城镇户口这个角度来看,人际信任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在主观幸福感上又有着显著地差异性。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来自城市的学员家庭条件普遍要好于来自农村家庭的学员,经济条件的水平和生活环境的差异会影响学员的主观幸福感。
通过相关分析可知人际信任水平不同的学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有明显的差异,这可能是受我国传统教育的影响。而当下,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人际关系的作用更是可见一斑。每个人都有归属和爱的需要,都希望得到他人的接纳和认同,而人的愿望与现实的差异就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更确切地说,对社会关系满意的个体往往会更加幸福,这是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性支持的重要基础,它能够有效地缓解压力事件对个体总体满意度的不利影响[15]。相反,对社会关系不满意的人可能具有消极的自我概念,怀疑自己的人际能力,然后导致消极情绪,降低自信,变得畏畏缩缩,不敢主动与人交往,从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因此,建立一个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环境,在学习和生活中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将有利于军校学员提高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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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形式多样,有语言交流、文字探索、成人仪式、绘画分析、冥想活动、意象分析、知识传授、角色扮演、团体游戏、歌曲欣赏等等,尤其注重每项活动后的反思和分享。
二、团体辅导的效果分析1.心理测量结果两组前测独立样本t检验证明,实验组和控制组自我接纳总分、心理压力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无显著差异,说明两组被试是同质的,实验条件相等;而两组后测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实验组自我接纳程度显著高于控制组(P<0.01),心理压力感总体水平则显著低于控制组(P<0.01)。因为两组成员除了是否参加团体辅导,都是在同样的大学环境里生活,可以推测该团体辅导起到了提升自我接纳水平、减轻压力感的效果。
实验组前后配对样本t检验证明:实验组在团体辅导后自我接纳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P<0.001),压力感水平也得到明显的缓解;而控制组前后配对样本t检验则发现:控制组自我接纳程度几乎没有变化,压力感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可以预测,随着时间的进展,大一贫困生越来越多地碰到经济、学习、生活、人际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对于接受过积极自我概念团体辅导的贫困生,由于他们具备了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方法去应对现实中的困难,其心理压力感将能得到缓解。否则,心理和应对能力没有得到相应的成长,压力感将会随之提升。2.成员对团体的满意度“团体满意度自我评估表”是团体动力研究专家徐西森设计的[5]。采用10分法对九个命题进行评价,1为极不符合,10为极符合。第十项是开放式题目:“我认为可以改进的是什么”。结果描述统计如表1。
表1实验组团体满意度评估描述统计(n=11)编号项目MinMaxMSD1我能在这次团体中向别人表达我的看法5108.001.782我喜欢这次团体活动6108.651.353我觉得在这次团体活动中学会了如何关怀别人5108.101.334我对自己越来越了解5107.451.435参加团体使我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4107.651.636在这次团体中我乐于和其他人分享我的经验3107.901.867我觉得这次团体经验很有意义5108.801.408我觉得这次团体活动大家互相信任而坦诚5108.401.469我喜欢工作者的带领方式7109.150.88
可以看出团体成员们对整个团体辅导活动的开展有着较高的评价,尤其是对工作者的带领表示非常满意(M=9.15),总体上也觉得这次团体经验很有意义(M=8.80),表示喜欢这次团体活动(M=8.65)。觉得在团体中大家相互信任且坦诚(M=8.40),而且在团体中学会了关怀别人(M=8.10),能在较大程度上向别人表达自己的看法(M=8.00)。在乐于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M=7.90)、对自己的了解加深(M=7.45)、自信心提高(M=7.65)等方面也有着较高的认同,但还有提升的空间,个别成员在团体中的自我开放度还很低(Min=3),自信心也有待提高(Min=4)。可能某些成员由于自己的个性、经验和心理顾虑会有所保留,或者团体的氛围还存在某方面的问题,使得成员不能完全地开放自我。比如对第十题的回答中,几位成员提到有个别成员存在不够守时守纪和较少真诚表达的现象,对团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他成员可能会因为心情受到影响而不能更加积极地表达,其自己的收获也不会太大,工作者需要对这类成员引起特别的注意。同时,加深自我了解、提高自信心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团体辅导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让成员们变得很完善。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需要一个过程和长时间的磨练。团体辅导能提升成员的自我意识,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消极自我概念,成员们需要在生活中进一步实践团体中的理念,在一步步探索中加深自我认识,在点滴成绩的积累中提升自我接纳。
三、团体辅导的效果产生机制
——治疗性元素分析1.治疗性元素的涵义“治疗性元素(Therapeutic Ele ments)”由Irvin Yalom提出,是团体辅导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取得团体效果的保证,是决定团体是否有必要存在的关键。Bloch和Crouch给治疗性元素制定了一个目前被广泛认可和应用的概念和体系。他们指出治疗性元素是能改善团体成员的一种治疗成分,也是团体领导者、被治疗成员和其他成员间互动所产生的一些功能元素。他们总结出以下治疗性元素:植入希望、普遍性、辅导、利他主义、社交行为中的学习、替代学习、洞察、接纳、情绪宣泄和自我表露等。[6]笔者借助治疗性元素来研究积极自我概念团体之所以产生效果的内在原因。2.治疗性元素在本团体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在这项贫困生积极自我概念团体辅导的过程中,通过工作者和团体成员的互动,培养和形成了各种治疗性元素,比如“辅导”、“植入希望”、“利他主义”等元素始终贯穿于团体辅导过程中。“辅导”既包括工作者提供相关知识与资讯,也包括成员之间提供的资讯及建议。在各个阶段,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有关自我概念的心理学知识、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与方法、自我接纳的意义与自我接纳意识如何培养、自我监控和调节的方法等方面的资讯。让成员们对这些方面有理论上的认识,调动起建立积极自我概念的兴趣,了解实现积极自我概念的途径。成员之间也分享自己的经验,给予其他成员意见与建议。“植入希望”是该团体一直重视的,工作者引导成员们发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用一种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贫困和压力。工作者强调自卑自闭、自暴自弃只会让人更加消沉而导致失败,不良的状况是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而改善的。也通过一些自我挑战性的活动使团体成员获得成就感、启发积极意义。工作者还通过分享自己的经验、举例和分享优秀贫困生事迹与心声,让成员们获得希望,积极探寻改变自我、发挥自我潜力的方法。一些思维和行动具有积极取向的成员也给团体注入了希望。成员们怀着希望,才能更积极地投入团体活动,探寻自我、接纳自我。“利他主义”是成员们通过互帮互助而产生的助人愿望。团体中有成员提到自己的困惑和痛苦时,或成员需要一些资讯和实际帮助时,其他成员大多能积极倾听、接纳、鼓励、支持并付出实际行动。成员们在这个利他的过程中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明白自己不是一无是处的,而是有能力帮助别人的,这一点也能加深他们对自我的肯定。在该团体的不同阶段和活动主题中,各种治疗性元素分别体现出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以下将分别陈述。
在加深“自我认识”这一阶段和主题中,起作用的治疗性元素主要包括“洞察”、“自我表露”、“普遍性”等。工作者设计了“心灵之窗”、“我的自画像”、“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原生家庭和重要他人探讨”等主题活动,促进成员们对自我进行深刻的洞察,发现内心深处真正的自我、理想中的自己,以及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成员们在包容、支持性的团体环境里把这种深刻认识与重新发现在团体里表露出来,并获得别人的反馈。成员们在交流中发现了大家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和困扰:比如经济贫困、家人艰辛、家庭责任大、学习择业及人际方面压力大、自卑等等。这种“普遍性”让成员们认识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大家有共同的处境和类似的问题,也存在很多相似的责任、追求、理想和内在潜力。从而在团体中产生一种归属和信任感,不会有自卑、受歧视和疏离感,使他们更愿意去交流和探讨改善自己的方法。当然重视“普遍性”,也不要忘了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关注成员特有的需求。比如有些成员的自卑和消极情绪特别严重,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在提升“自我接纳”这一主题中,“情绪宣泄”、“接纳”等治疗性元素表现出极大的重要性。工作者首先让成员们宣泄自己对自己的一些消极看法和负面情绪体验,认识这些看法与体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再引导分析这些消极体验的非理性性质,并通过一些冥想活动如“我爱我自己”宣言,带领成员们与自己的心灵接触,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接纳自己的多面性,接纳自己与周围的关系。还运用自我优点探寻的活动如“我的象征物”、“天生我才”等发现一个积极意义、充满能量的自己。成员之间的平等、不批判、互相接纳、互相鼓劲、利他行为等也能促进大家的自我接纳。
在加强“自我调节”这一主题上,主要起作用的治疗性元素包括“社交行为中的学习”、“替代学习”等。团体参与者在一种双向的学习过程中,一面输出知识,同时也接受信息,产生互相鼓励和模仿的机会。针对怎样节制自己、如何改变自己等话题,工作者设计了“我的五样”、“逆风飞扬”、“构筑愿望”等活动,成员们都表示在团体交流中结交了难得的朋友,也从其他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和积极之处。“替代学习”意思是通过观察团体中其他成员的行为,来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合理、恰当,最终得到对自己有用的经验。团体中这种学习是时有发生的,一些成员学习刻苦、一些成员踏踏实实勤工俭学、一些成员忙于参与实践活动来锻炼自己和服务他人,这些都成为学习的对象。工作者做出的榜样以及提供的优秀案例也鼓舞了他们。而个别成员极为消极的自我认知,或个别成员责任感不强、比较散漫等现象,也会给成员造成触动,反思这些心理和行为的不利之处,以及自己应该如何为人处事更为合适。3.团体中治疗性元素产生的原因治疗性元素与团体改变的元素和技巧是不同的,团体改变的元素和团体技巧是工作者增进治疗性元素的途径。本次团体辅导之所以产生了治疗性元素,促进团体成员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主要在于三点。第一,该团体注重良好氛围的培养,形成了安全、温暖、平等、接纳、支持、开放式沟通、积极向上的环境特质,促使团体成员能够放松地交流、深刻地思考、尽情地学习,认真演练、无私帮助,这些为治疗性元素的形成铺垫了基础。第二,活动的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有效性。主题活动能传授心理知识和引导成员们进行深刻的洞察和表露,一些辅游戏活动则能调动成员的 参与兴趣、培养团体的默契,这成为治疗性元素形成的载体。第三,工作者不但注重专业知识与方法的使用,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始终以成员们的利益和需要为重,积极引导团体成员表达和互助,并对成员们的改变怀有极大的信心。工作者乐于反思,每次活动后都填写“团体领导者个人评估”表[7]来反思工作过程,除了做好团体的安排和带领工作外,也自发地参与到活动当中,放下自我防卫和优越感,与成员一起探索和成长。总之,工作者的工作理念和方法是治疗性元素形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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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育儿带来各种烦恼,我们选取了父母们问的最多的最典型的问题,包含了观点不同、沟通障碍、争夺……让我们听听关注家庭亲子关系的心理咨询师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
PART ONE从对方的需求出发去沟通!
关键词:观念不同、沟通
Q1:当你的教养观念和家人(比如老公、婆婆)不一样的时候,你该如何去沟通才能比较容易让别人接受?
不管在什么问题上产生冲突,让沟通比较有效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从对方的需求出发。当我们发现在隔代养育的状态中出现了我们一时无法接受的做法,我们要先静下心来问问对方这么做背后的情绪是什么,比如是不是担心害怕一些情况的发生,可能对方的出发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当对方把他们的需求告诉我们,比如说“我希望宝宝不要觉得冷”,或者“我担心宝宝今天没有吃饱饭,所以我多喂了一口。”……当对方说出他们的需求时,我们可以基于这个需求,再去给出我们的想法。比如另一方的担心宝宝没有吃饱时,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有哪些方式可以判断出宝宝是吃饱了的,这样一方面尊重了对方的好意与出发点,又可以让宝宝得到更科学的照顾。我觉得基于这样的方式去沟通,大家更容易感觉是在一个工作联盟当中,而不是在一个互相指责的位置上。我们处理观念不同的时候,最容易激化冲突与矛盾的就是借机发泄情绪和任意指责,记得一定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沟通。
关键词:肯定、分享成功
Q2:该如何沟通好呢?有哪些沟通的小技巧?
其一,在沟通过程中认可对方付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每个人内心都有被认可,被尊重的需求。所以在我们向对方提出不足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肯定对方的付出和优点。通俗地说,先给一根胡萝卜,然后再上大棒。这样的方法妈妈们可以去尝试,会让沟通有效很多。比如可以祖辈说,“我知道你这么做可能是因为担心……你真的是非常负责任的外婆……”类似于这样的表达。
其二,与各方共享育儿成果。虽然我们的育儿观点会发生冲突,但记住大家的核心都是为了宝宝健康成长。所以,当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做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邀请其他照料者,来共同分享这种成功的喜悦。举个例子,在很多家庭中,在孩子吃饭问题上经常会有一些斗争。如果父母支持孩子学会了自主进食,那么可以把这一值得庆祝的进步记录下来,分享给祖辈观看,并且重点是肯定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而不是单方面的证明自己的育儿能力。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的发展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甚至可以表达说:“谢谢爸爸妈妈让我们有空间去实践对孩子养育的观点,孩子取得进步和你们给予我们的尊重是紧密相关的。”
关键词:根深蒂固、边界
Q3:有的父母说,和祖辈的想法根深蒂固的不同,并且靠前面的沟通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遇到这种比较难解决的情况,首先我还是坚持刚才说的那几点:一要给予尊重和认同;二要形成工作联盟。再补充一点,妈妈和爸爸要一起形成一个小家庭的边界,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已经是成年人,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虽然大家会互相帮忙,但对于孩子本身,父母是拥有终极话语权的,这个是需要和全家人统一的思想。当我们的意见通过沟通无法得到统一的时候,最终拍板的是孩子的亲生父母,这样的家庭环境才是各居其位的。
如果父母本身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分离得不够好,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后,如果他们希望划分出边界,这个过程对各方来说都是比较痛苦的。但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是成长道路上的阵痛。很多时候关系的成长是会有阵痛期的,而这种和父母划清界限,帮助自己和家庭树立起合理边界的过程,虽然暂时会让一些人不舒服,但从长期来说对小家庭的发展,对孩子的成长,对整个家族关系的成长,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PART TWO 父母必须挖掘自身的力量!
关键词:矛盾点、化解
Q4:在合作育儿中,哪些方面是容易产生矛盾的?这些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妈妈们该如何去预防,或是在心态上要做哪些建设?
我个人觉得在宝宝0~3岁这个年龄段里,可能在进食或喂养方面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这是基于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进食焦虑这件事是人类的本能。当我们在照顾一个孩子的时候,最主要担心他吃不饱,因为在远古时代,吃不饱可能就活不下来。所以,人们对于喂养孩子这件事是有原始焦虑的。另一方面,祖辈这代人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自己有过饥饿的感觉,会把这种童年的感觉投射到孩子身上,特别容易担心孩子会吃不饱。这是祖辈自身经历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我自己在临床上接触到比较多的隔代养育的矛盾焦点都是集中在喂养问题上。喂养问题包括最早期妈妈有没有奶,奶够不够吃,吃多少,到后期吃什么,谁来喂,宝宝能不能自己吃,吃零食……所有围绕“吃”的问题是很容易引起隔代养育焦虑和隔代养育矛盾的点。现在有很多哺乳组织和喂养宣传,这可以帮助妈妈们在宝宝生命一开始就有足够的自信提供给宝宝足够的食物。在喂养孩子这件事情上也许需要妈妈自己掌握一些知识储备,有理有据地应对周围人的质疑。
如果已经发生了矛盾, 首先各方要达成一致的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发生非常激烈的冲突。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竞争,各方是在评估各种选择,而不是竞争“谁更正确”。如果在这个当中的评判和指责,很容易会激化或扩大矛盾的。
关键词:爸爸、参与
Q5:如何带动家庭成员参与到育儿中来,比如爸爸比较懒怎么办?
我感觉爸爸很多时候无法参与育儿过程中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爸爸压根没有意识到这个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而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孩子,这点需要非常清晰地向爸爸表达。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中国有一定历史渊源,传统观念会倾向于认为养儿育女更多是女性单方面的责任。但在现代育儿观念中,爸爸是必须要参与到育儿联盟中来,不管爸爸本身工作是什么样子,回到家是几点……对孩子而言父爱的匮乏会是很大的缺失。
作为妈妈,首先要认同爸爸在这个育儿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其次,通过很多尊重和认可,支持爸爸在育儿过程中寻找到属于他的位置。尤其在宝宝刚出生的几个月,大部分时候妈妈都在哺乳,宝宝也不会与外界有非常活跃的互动。那个阶段的爸爸会看上去比较不在状态,新手爸爸在那个阶段通常还没有找到和婴儿互动的方式。妈妈作为比较了解婴儿的人,可以告诉爸爸如何去和宝宝互动,并在宝宝对爸爸有所反应的时候及时指出。这样会让爸爸比较有成就感,慢慢愿意参与到育儿中来。
关键词:竞争、做主
Q6:面对家庭成员都喜欢做主的情况下该怎么办?该听谁的?
我们需要去看一看做主的背后是什么?我们是在竞争,还是在为了孩子成长?这个里面牵涉到婴幼儿心理学中的以个概念,叫做看门人情结,是指照顾孩子的各方会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产生竞争排他的情绪。这是因为每一方都试图给孩子最好的照料,无意识会认为自己做的是最好的。这种大自然设定的生物学密码可以让孩子可以从每一个照料者身上得到最优的照顾。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当这种情结的张力太过巨大,演变成互相打压牵制的状态,则会影响孩子的成长,这时我们就需要坐下来,相互之间好好沟通和交流,意识到照料者之间的过度竞争并不有利于孩子的发展,需要把焦点重新放回到孩子的发展以及整个家庭的关系上。在都喜欢做主的情况下,和前面提到的一样,我的建议是听孩子父母的。
PART THREE家庭关系和谐,孩子没有理由长不好!
关键词:家庭关系、夫妻关系
Q7:家庭关系对0~3岁的宝宝的影响有多大?夫妻关系大于亲子关系,还是亲子关系大雨夫妻关系?
成长始于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成长。比如孤儿院的孩子,一开始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发展,可是往往到了一岁左右,一些孤儿院孩子的发育会开始变得迟缓。他们虽然得到照顾,但这种照顾和有完整的家庭关系的是不一样。良好和谐的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意义,孩子在家庭关系中学习到自己和他人是怎样存在着的,并观察到如何用合适的方式和他人和世界展开互动。
夫妻关系是先于亲子关系的。良好的夫妻关系会让夫妻双方的身心得到滋养,因此能发挥更好的效能去照顾自己的孩子。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爸爸妈妈在关系中无法得到滋养,处于情感中比较匮乏的状态,那么也会影响到亲子关系。比如一些和丈夫关系并不好的妈妈,会在孩子需要独立的时候,变得很难放手。如果父母无法站在一起,那么有一方肯定会选择和孩子形成联盟,但这样的家庭关系是不平衡的。对孩子而言,承担这部分本该由父母的异承担的这种情感需求,也是一种很有负担的感受,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他们的发展。
关键词:关系中心、质量
Q8:一个人带孩子和合作育儿对孩子的成长哪个更有利?
可能在传统的育儿观念中,我们会把孩子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但是在现代主流育儿观点中,我们会把关系放在第一位。换句话说,我们从以孩子为中心转移到以关系为中心:只有关系和谐了,孩子才会得到最全面的成长。简单来说,就是最和谐的家庭关系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不是单方面的牺牲去成就另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不会因为养育宝宝的人的数量多少来决定质量。如果关系足够好,哪怕单亲妈妈也可以带好孩子。但如果是一个大家庭,关系很紧张,那对于孩子的伤害反而会更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从关系的质量去评估孩子的成长条件,而不是从绝对的养育者数量来评价这件事情。
关键词:理解、学习
Q9:一起合作育儿,家庭成员分别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有很多不同点,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合作育儿是更加高级的方式。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合作育儿是一种比较高效的方式,让父母有更多时间去职场打拼。这也是很现实的。
关键词:大众媒体;现代化;现代人格
一、对现代化与人的现代
化的理论思考随着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实现现代化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但何谓现代化却一直是一个有广泛争议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塞缪尔•亨廷顿于1976年对现代化的解释如下:“现代化是将人类及这个世界的安全、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努力的目标和规范的尺度。现代化意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他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1]等内涵。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把社会现代化在不同领域的表现概括为“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层化,经济领域的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等,社会领域的城市化、福利化、分化和整合、人口流动、信息传播等,人的开放性、参与性、独立性、平等性等,文化领域的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经济主义、现代主义、普及初中等教育”[2]等。70年代以后,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全部完成而出现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主要特点,则是知识化、分散化、网络化、全球化、创新化、个性化、多样化、生态化、信息化和普及高等教育等。
理论界在对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发生争议的同时,对作为社会现代化主体的人却有一个共同的见解: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实现的前提和根本途径。在判定现代化水平时,除了宏观评价外,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口的总量(规模)是否趋于稳定以及人口的素质是否有很大的提高。“每一位理论家都以不同的建构应用到‘人’这个概念上”[3]。这就提出了人的现代化问题。虽然“人的现代化”也会随社会变迁而有所变化,由物质而走向精神,由外在而侧重内在,但其在现代化构建中的主体地位和终极取向却是不变的。
那么,何谓“人的现代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著名学者英格尔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的大量实地考察和个案分析而形成的看法。他把“现代人”概括为12条基本特征: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的变革、意见的成长、对信息的测量、时间性、效能感、计划性、可依赖性或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并承认以此作为分配报酬的正当基础、教育与职业的志愿、了解并尊重别人的尊严的品质、了解生产及过程。[4]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民主参与性、高度时效感、独立自主性和创新开放意识。
同时,“人的现代化”不是一个独立的或孤立的存在,它是对现代人外部行为和内在精神普遍特征的抽象和概括,依附于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具体体现为现代人格。人格是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范畴。《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将人格解释为:“个体内在的在行为上的倾向性,它表现一个人在不断变化中的全体和综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持久自我,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给人以特色的身心组织”。现代人格理论认为:“人格既包括有内隐的心理特征成分,又必然要触及人类基本的行为方式。”[5]它是具有个性特征的相对稳定的人类心理或行为特质。普汶在其权威性著作《人格心理学》中指出:“人格是代表个人在对情境做反应时,自身所表现出的结构性质和动态性质,即人格代表一种使个人有别于他人的持久特性。”[6]现代人格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对社会成员的必然要求,突出表现为动态的随社会发展而变迁的有别于传统的现代行为特征和思维品质,反映为现代社会成员在价值观、态度、认知、情感、自我意识等心理结构方面的特性,根据“人的现代化”的要求可以概括为独立自主、公平竞争、惜时高效、乐观进取、求真务实、民主参与、开放创新等涵盖内在心态、情感和外部行为等不同层面的价值取向或特征。
二、现代人格的倡导与媒体的“塑型”作用
现代人格是相对于传统人格而言的。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是国民性问题。在我国儒教文化根深蒂固的濡染中,国民性格被赋予了许多既相统一又相互矛盾的内容。传统人格有勤劳、善良、温和、宽容、自强、刚健等积极因素,但同时又表现出克己、忍让、顺从的“奴性”,中庸、圆滑、保守、明哲保身的“智性”,易于满足现状的惰性,强调修身养性、谦恭内省、含蓄内敛而不善于表达自己、表现自己的内向型性格和不重视沟通交流、“老死不相往来”的自闭型性格等不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特征。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影响和西方文化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冲击,共同构筑了中国人富有民族特色的人格特征。
社会学者沙莲香把中国人的性格归结为14种人格典型,集中概括为3点:中庸、忠恕、务实。这些人格特征既有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一面,也有与“人的现代化”要求的现代人格相冲突的一面。有社会学者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有六大病态社会心理:物欲化倾向,重物质,轻精神;粗俗化倾向,向原始的、本能的方向的复归;冷漠化倾向,灵魂的瘫痪;躁动化倾向,情绪化和非理性;无责任化倾向,无兴趣、无意义、无所谓;浮夸虚假化倾向,经济功利性取向。看法也许有过激与失之偏颇的地方,但一些病态心理在现实中确实能见到,并时常见之于媒体报道。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现代化建设远没有完成的转型期和发展期,反思传统人格,塑造具有独立自主、公平竞争、惜时高效、乐观进取、求真务实、民主参与、开放创新等意识特征的现代人格就成为一种必需。
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借助于一些平台来完成。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组织学习等传统的常规渠道之外,大众媒体以其方便、快捷、日益增大的覆盖率和影响广泛而成为谁也不能忽视的公共平台和传播工具,成为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塑型”力量。美国精神分析学派埃里克森提出的“人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论”,对媒介应如何根据个体不同阶段的人格状态及主要诉求来确定媒介策略、实施有效的引导,从而实现对受众人格的积极塑造有深入的探讨。他非常强调家庭和社会等因素对个体进化史(或称社会化)的影响,同时强调,在大众传播发达的今天,媒介对个体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来。[7]媒体的社会责任既包括根据个体人格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现问题,提出对策,协助个体社会化;同时,也包括具备、完善和发展现代人格意识的能力培育——受众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哺媒介环境,随着受众水平不断提高,必然要对媒介环境塑造的现代人格提出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正是促成新闻传播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动力。
媒体具有的强大“塑型”作用在媒介功能的版图上占据重要位置已是不争的事实。传播学者喻国明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图景’的信息95%以上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获知的。而这一信息获知的渠道依赖,势必要打上深刻的渠道烙印。众所周知,‘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具体地说,媒介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媒介的技术特征(口头传播、书面传播、电子传播等)决定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比例、信道特征与容量等;而媒介的社会特征(媒介的立场、风格、内容结构与选择标准等)则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视野和社会认知(譬如,看到什么——特别是看到的重点是什么,以及以什么方式、从哪种角度看到等)。感知是思维和判断的基础。显然,大众媒介在形成‘社会议题’、社会舆论乃至文化价值心态方面,无疑是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塑型力量’”[8]。同志的“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对媒体强大的塑型作用和社会整合能力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对新闻业的要求。媒体树立的形象对现实社会具有标杆、规范、参照的作用,有利于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格塑造,通过受众的参与、评价乃至模仿,具有完成对现实社会改造和理想社会构建的终极目的可能性,譬如建构和谐社会方面。在现代人格的塑造中,提供动力,提供“原型”,提供“塑造新人”的平台,这一重任在媒介的功能特质和我国新闻业特殊属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就这样现实性地落在了大众媒体身上。大众媒体将通过新闻报道——主要是典型人物报道、社会生活报道、各种形式的新闻评论等手段来完成社会赋予它的这一责任。
三、现代人格观照下的媒体报道表现
人格典型不同于人物典型,但通过人物典型报道来完成是它的重要途径。我国媒体历来有重视人物报道,通过树立典型人物来为社会公众设立“参照坐标”的传统。不仅各级各类媒体设有固定的“人物”专栏,而且每个时代和不同地域、行业的媒体都有一系列成功的人物形象报道的经验,从焦裕禄、雷锋、时传祥、李月华、张海迪、赖宁、李素丽……直到“飞天英雄”费俊龙、聂海胜等,他们与时代同行;媒体不仅有成熟的人物通讯,而且延伸和扩展到各种新闻文体之中,像报告文学、新闻人物特写,电视、广播中的人物访谈等。人物报道作为我国媒体的一个传统,已渗透到媒体报道的“血液”中去。近年来的人物报道,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一些改进,有了发展,即既突出典型,也注意日常生活中各行各业的平凡人,有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走进媒体的视野;既有配合式报道,选取在重大新闻事件、体育、文艺活动中有影响的人物作为报道对象,更主要的是媒体自主挖掘、选择的新人新事类报道,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对现代人格的培育发挥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但是也有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我国人物报道或涉及人物的事件报道的痼疾和通病:
1.传统人物报道重“共性”,少“个性”的模式化倾向。集中表现为报道领域的狭窄,人物形象的雷同,精神面貌的“高不可攀”,言行举止的“似曾相识”。这与现代人格倡导的“个性”要求不符,不能反映丰富的现代人格内涵,某些“假、大、空”的典型人物报道的负面影响导致了今天公众中对典型人物报道的怀疑心理
2.缺少人文关怀和凡人情感的“圣人道德”定位和过于明显、强烈的教化形式。如过度宣传带病工作、无私奉献、舍身为公、大义灭亲等,而将事业与爱情、家庭等人的正常感情对立起来的报道,因为缺乏对公平、公正、人情、人性等一些合理内核的考虑,也使接受者有一种道德负担,因而只能使普通大众对他们敬而远之,不具有可参与性、可模仿性,报道的效能值得怀疑。
3.报道选题的集中和窄化。行业典范、好干部、下岗再就业典型等媒体报道的重点,多在职业道德层面,很少涉及家庭、社会公德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先进典型,而这个领域在当今社会恰是很需要关注的。现代人格的塑造不仅体现在工作态度,更多地体现为积极的生活态度。
4.与政治过于紧密的配合,报道的泛政治化。表现为仅仅考虑配合政治宣传需要的阶段性短期行为,过于强调外部时代环境的影响,强调服从,忽视对人的内心世界、既有人格成长过程的观照,忽略人格塑造的长期效应,对社会责任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等“现代性”的核心内涵的发掘有片面性,有强烈的功利目的,自主意识、效率观念、公平与开放创新等观念相对缺失。
5.近年来对体育人物、娱乐明星等特殊人群的报道虽拓宽了领域,但对大量充斥珍贵渠道资源的个人偏好、情感纠纷等缺少积极社会意义的明星生活琐事的过多关注,带来了人们对“现代”的曲解和误读。对非常态人格的认同和模仿——像木子美、芙蓉姐姐一类时尚明星人格,和扭曲的罪犯人格和遥远的“圣人”人格一样,都不具有平民情怀,很难体现现代社会生活的主流和全貌,反而容易形成人们对现代人格中开放、自主等观念的曲解。
6.视野开始关注民众,开始关注民主参与、公平竞争、乐观进取等现代人格的培育,但仍表现出模仿、浅表、功利等特点。如2005年最为火暴的“超女”现象,有人称之为“打造中国梦的形象”[9],大众普遍对其有良好的评语。但在热闹背后,“超女”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对青年一代人格的影响却要引起批判的关注:强调成功的荣耀,忽视对失败的抚慰;追求搏杀PK的,缺少对竞争残酷应持的平和;只关注金字塔顶的风光无限,很少聚焦成功背后的艰难跋涉和泪水汗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其结果是诱导青年走入一个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死胡同。这与“超女”所模仿的福克斯电视网的《美国偶像》注重参与、强调主观努力、重视个人实现过程的栏目追求是有差异的,与现代人格的要求也背道而驰,不利于健康理性的现代人格的塑造。
一份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问卷调查很能说明问题。调查显示:68%的被调查者认为典型报道的主要问题是“都是优点,没有缺点”;61%的被调查者认为这类报道“模式化、概念化”;50%的人认为是“空话、套话多”;39%的受访者认为是“对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挖掘不够”;32%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典型人物的时代特色挖掘不够”。[10]报道手段单一、内容刻板、缺少公众参与、偏离现实生活,都使人物报道的实效离现代人格的要求相去甚远。
四、媒体现代人格塑造职能的重建
媒体人物报道中这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对如何理解和设计报道现代人格的议题、重塑现代人格的丰富内涵,在内容和形式原则上有许多重要的启示。
校正偏失,现代人格可以解读为以下具体内容:
1.现代心态。如宽容、友善、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合作的意识,有利于养成与环境、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心境;面对现代社会竞争加剧带来的各种压力,学会放松、减压、自我调解、自我激励的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有利于形成健康快乐的心境。这些心态对促进社会发展、减少社会犯罪和病态人格心理都有重要意义。
2.现代情感。如关心国家、集体,关心他人,热爱社会,热爱生活,富于爱心——和谐健康的社会情感;能正确对待自己,自信自尊,自立自强,同时也信任他人,尊重他人——和谐健康的个人情感;勤奋敬业、热爱生活、重视家庭、热心公益,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兼顾——全面发展的整体和谐的情感素质。在这些情感中,职业道德情感仍然是核心,但其重点应由强调牺牲奉献转变为敬业、尽职、自主、创新等基本道德,这是媒体报道频繁而实际存在问题最多的领域。在此基础上,融入公平竞争、惜时高效、合作参与等新的内涵。在社会分工合理的前提下,社会成员各司其职、履行本分是基本道德,不一定都需要什么特别的“承诺”、宣传、表扬,这一点媒体应有清醒的认识。
3.现代行为特质。如乐于沟通,喜欢交流,善于合作的开放性人格;面对竞争,不断学习,乐于创新的学习型人格;关心社会政治进步,热心公益活动,关心公共问题,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民主参与型人格,讲求公正、追求效率的效能型人格;求真务实、作风独立的自主型人格等,都是媒体现代性报道视野之内的新型议题。这些议题应该成为媒体报道挖掘的重点内容。
在现代人格的报道设计上,媒体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正确理解现代人格的丰富内涵,在人格典型的表现上采用多样化手法来完成“塑型”。可以通过人物报道来完成,但也可以依托日常报道、事件报道来间接完成,包括用新闻评论的引导来促进完成。二是在人格典型报道中与多元化要求相应的反模式化、反雷同化,突出人格的个性和多元共存。三是关注冲突、关注人物命运,在人物的成长和经历中完成对社会原生态的描述,在社会的环境中完成对优秀人格的诠释,使人格典型富于现代气息。四是人本原则。还典型以本来面目,以情动人,关注细节,真实再现场景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人格特征,使人格典型具有真实可感性。五是个性化与生活化的语言。大胆使用符合平民风格的生活化语言和表现人物特点的个性化语言,摒弃官腔和表扬稿口吻,还原人物语言本身的质朴和生活气息,突出生活本身的幽默感、人情味和自然情趣。六是采用客观、中立、平衡的手段,允许不同的人格特征共存,避免孰优孰劣的争论,在报道中发现、发展、丰富人格报道的方式,在实践中推动它走向成熟。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人口、粮食、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瓶颈约束,现代化的进程也因之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的同时,构建开放、民主、高效、自主、创新的现代人格,全力推进“人的现代化”更加重要。这不仅是大众媒体的议题,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所有行业和公民应该关注的共同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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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临床心理科,湖南长沙41006;2.中南大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摘要:以往研究显示,压力对亲密关系的质量和稳定性有重要影响,压力还对婚姻满意度和婚姻持续时间起到威胁作用。社会系统观的提出使得压力在亲密关系中的定义、测量以及压力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有了新的研究方向。本文重点对亲密关系中的二元压力以及二元应对研究新进展进行总结,以期以后的研究更深入地揭示压力对亲密关系影响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 :亲密关系 二元压力 二元应对 婚姻 综述
亲密关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社会心理学家们倾向于把亲密关系定义为与那些对于我们的生活“有重要情感意义的他人”建立密切友好的交往关系,包括亲人、朋友、伙伴、恋人等。这是亲密关系广义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关系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而婚姻和爱情研究和咨询领域的心理学家们更倾向于将亲密关系定义为浪漫的恋人关系和夫妻关系,这是其狭义的概念,关系双方一般是指一男一女。
过去的研究者对于婚姻满意度的研究较多,从个体内因素(如抑郁)和个体间因素(如冲突)这两个方面所造成的压力以及对于婚姻的影响。为了更好的了解个体缺陷和夫妻两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二元因子是怎样影响婚姻满意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到环境导致个体的压力水平升高进而降低婚姻满意度,这种现象叫做“压力扩散(stress spillover)”。
早期的个体压力理论代表者Lazarus (1999)认为压力取决于个体对事件的主观评估[1]。家庭压力理论强调婚姻危机常建立在压力源、对压力的主观认知、缓解压力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调适等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上。家庭成员若对压力的主观认知不正确,加上应对压力的支持系统不足时,便容易造成婚姻关系紧张。二元系统论的研究者认为亲密关系中的压力不只是个体自身的压力感知及其应对,伴侣中一方的压力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婚姻关系是夫妻双方相互影响的一个系统单元,因此,有必要对亲密关系中的压力更准确定义和测量,进而建立理论模型,对于更好的理解伴侣双方对压力的感知、应对方式以及压力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有重要的意义。
1.压力的定义
压力的定义有以下三种方式:(1)压力作为刺激,引起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2]。(2)压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由于急性或持续的需要所引起的生理和心理反应[3]。(3)压力作为人和环境之间的一种交互作用过程[1]。
状态取向的压力观认为环境中的刺激源是否评估为压力,取决于个体的对威胁的评估。而与此相对的是特质取向的压力,认为个体素质在压力的评估中起到重要作用,另外,人格可以依其对压力的倾向程度被分为不同种类。如Friedman&Rosenman的A型人格理论,Kobasa的坚韧性人格,Albert Ellis的非理性人格,Girdano的焦虑-反应型人格,Millon的八种人格素质和压力唤起模型[4]。
在压力的生理机制研究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压力反应与某些生理机制尤其是(hypothalamus pituitary-adrenal cortex axis)HPA轴有关。这些生理机制帮助我们控制压力的身心反应,做出有利于个体应对压力的行为[5]。
2.压力的分类以及二元压力
Ashley K.Randall等研究者认为在研究压力对亲密关系的作用时,对压力的分类是重要的,因为不同性质的压力对于人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压力可以根据以下三个要素分类:(1)压力的来源,内部压力还是外部压力(2)压力的严重性,主要压力还是次要压力(3)压力的持续时间,急性压力还是慢性压力 [6]。之前的研究多关注重大生活事件即主要压力,而后来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琐事即次要压力,以及把两种性质的压力均纳入到研究中[7][8][9]。
根据压力的社会系统观点,压力是由生物、社会、文化、个体以及伴侣之间的二元交互作用共同决定的。在研究压力对亲密关系的作用时,伴侣之间的二元交互作用是主要的关注点。Reiss(1981)最先把在伴侣中的压力定义为二元压力(Dyadic stress),认为伴侣之间的共同关注点、亲密程度、婚姻结构等因素对于二元压力的应对以及亲密关系的持续时间、婚姻质量等有重要作用。Bodenmann(1995)把二元压力定义为压力事件对于伴侣双方的共同影响,即伴侣共同遇到的外部压力或内部压力,或者是其中一方把自己的压力扩散到亲密关系中进而影响到双方时。二元压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定义:(1)伴侣中的个体被压力事件影响的方式(直接还是间接)。(2)压力的来源(内部压力还是外部压力)。亲密关系中的压力从产生来源来看,外部压力指工作压力,经济压力,邻里社会压力,来自家庭里其他关系的压力,与孩子相关压力。外部压力会通过冲突和争吵为扩散为二元压力。内部压力是指在伴侣之间产生的压力,是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日常冲突和关系紧张,以及因为伴侣的健康状况产生担心和忧虑。(3)急性压力还是慢性压力(伴侣在压力过程中何时共同牵涉进去)[10]。二元压力的研究不仅包括对个体的压力评估还有同时对伴侣双方各自的压力评估,这涉及到lazarus理论模型中的压力初级评估和次级评估过程,包括伴侣的共同应对效果,日常资源的合作性利用等。
2.1压力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以往研究显示亲密关系中的二元压力对个体的身体健康、正性情绪、抑郁的抵抗性,工作表现以及亲密关系满意度、婚姻质量,婚姻结构、婚姻关系持续时间等均有显著影响 [7][12]]13]例如,Karney et al.(2005)的研究显示角色压力(role strain)与婚姻满意度的下降对于新婚不久后的男女伴侣均有显著相关[14]。总结以往研究,压力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1)压力会减弱伴侣之间的良性互动。(2)压力使得个体对伴侣行为有更多的负性归因。(3)压力使的婚姻有更多的不和谐。
压力对于婚姻的影响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关注点,但是压力对于人生理心理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被普遍接受,如慢性压力会引起心理上的改变从而与疾病有紧密关系。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开始提出能够应对或缓解压力对于心理健康影响的因素。同理,研究者也运用类似的模型开始探讨何种因子能够缓解压力对于亲密关系功能和满意度的影响。例如,Rebecca & Erika在2008年关于压力扩散(stress-spillover)的研究中对于101对新婚夫妻在3年里分别连续测量4次个体以及伴侣分别感知到的角色压力、接收到的伴侣支持以及婚姻满意度的变化,考察它们在个体和伴侣之间的相关程度,结果显示夫妻之间角色压力的相关程度较小,而伴侣支持和婚姻满意度相关显著,伴侣支持显著调节慢性角色压力对于婚姻满意度的影响,验证了S. Cohen & Wills(1985)提出的压力缓解模型,证实了人际支持作为人际间因素对于压力的缓冲作用[15]。已有研究证明二元压力会减弱伴侣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减弱对伴侣的支持,因此,在感受到压力时,如果仍有足够的伴侣支持就会有效缓解压力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
2.2压力在亲密关系中的作用理论模型
Karney and Bradbury (1995)提出了压力素质易感适应(vulnerability-stress- adaptation)模型,该理论认为婚姻倦怠是由三个方面决定的:(1)个体的易感素质,如神经质,原生家庭的结构混乱。(2)压力事件,如重大生活事件,压力性的环境,突然的环境变换。(3)不良的适应过程,如不能支持伴侣,防御,敌意,缺乏问题解决技能。根据该理论,婚姻倦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有个体易感素质的人结婚,导致结婚后的不良适应过程,从而感知到更高水平的压力,婚姻质量会在遇到急性生活事件或高水平的慢性压力时下降[16]。Matthew等人(2014)基于VSA模型进行了一项长达25年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在18-25岁时的心理健康弱点(抑郁,愤怒)会更可能在32岁感知到的更多的生活压力,进而对中年43岁时的亲密关系质量产生影响,尤其是适应性的关系互动下降,导致亲密关系危险性增高,生活压力起到了中介作用[17]。
另外一个重要理论是Bodenmann(1995,2000)提出的压力-离婚模型。该理论主要关注日常微小压力对于亲密关系结构、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离婚的可能性。该理论认为,这些微小压力由于它们产生的即刻影响不大所以通常未被伴侣们所意识到,但是这些在亲密关系之外产生的微小生活压力,通过伴侣之间的相互影响,随着时间逐渐降低亲密关系的质量。具体来说,日常压力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影响亲密关系的质量:(1)减少了伴侣在一起的时间,从而减少了共同经历和体验,使得亲密感变弱,从而有较差的共同应对。(2)降低了交流的质量,因为压力使得双方有更多负性的互动,而对亲密关系的回避行为增多。(3)产生诸多心理和生理问题,例如睡眠问题、性功能以及情绪障碍,从而影响亲密关系的功能。(4)引发有问题的人格特质在关系中的表达,例如焦虑,攻击,敌意。这些过程就可能使得夫妻缺乏对对方的支持和协助,缺乏相互了解,使得婚姻的满意度降低,当遇到激发事件时就可能导致离婚。有研究表明负性情绪在压力与婚姻满意度降低上起到调节作用,即慢性压力事件引起的抑郁等负性情绪导致亲密关系中的积极互动和支持减少,因而逐渐降低婚姻质量和婚姻满意度[18][19]。
3.二元压力与二元应对
早期的压力与应对理论强调利用应对来管理威胁、减轻威胁性事件对个体身心状况的影响。应对方式主要分为聚焦于问题的应对和聚焦于情绪的应对。前者旨在改变压力性环境的某些方面,后者在于改变个体对于压力的情绪反应(Lazarus&Folkman,1984)。
DeLongis & O’Brien(1990)提出了第三种应对即聚焦于关系的应对(relationship-focused coping),这种应对方式关注伴侣之间的交互作用,目的在于通过关注处于压力中的伴侣的情感需要,提供情感支持来帮助伴侣应对压力,维持压力中的亲密关系。Coyne and Smith (1991)进一步提出了两种关系应对方式类型,即积极的投入和保护性的缓解。积极的投入包括努力参与解决关系中的问题,讨论伴侣的感受。保护性的缓解策略包括避免意见不一致或者隐藏个人的压力情绪反应,当伴侣中的一方处于较高的慢性压力中时,另一方通过减少对对方施加压力和自己的情绪反应来避免可能的冲突,给予时间让伴侣从压力中恢复过来[20]。这种应对方式对于亲密关系的维持和婚姻满意度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Tess等人(2009)重点研究了关系聚焦应对中的同情性反应(empathic responding)与每日家庭压力以及这一周的婚姻关系紧张度持续变化的关系,结果显示:同情性反应水平越高,婚姻关系紧张度越小。说明这种关系应对方式对于伴侣在短时间内应对婚姻中的压力有重要作用[21]。
根据Bodenmann的观点,除了亲密关系中的个人应对外,二元应对对于亲密关系的功能、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和稳定性具有较高的预测力[10]。Martin等人认为积极的共同应对可以减弱压力对亲密关系的负面影响[22]。Badr等人针对癌症幸存者夫妻关于癌症应对与压力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二元应对如共同解决问题会有更高的亲密关系满意度,而二元消极应对如相互回避会有更高的压力反应[23]。Marion Landis(2013)等人研究了平均年龄68岁的老年夫妻在长期婚姻中的二元应对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显示二元应对策略中伴侣的支持性应对行为比个人报告的支持性应对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相关程度更高,对于丈夫和妻子均是如此[24]。
二元应对被看作是人际关系之间的一系列交换,并且受到伴侣的不同情绪需要、亲密关系互动情况、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 [20][23][25]。二元应对与伴侣之前的互动程度有关,婚姻中的支持性行为如问题解决,提供建议,同情的聆听,表达关心,策略性的转移注意力,建设性的批评等对于二元应对有积极的影响[26]。二元应对还与伴侣过去有效的二元应对经验有关。有些学者分析了亲密关系中的认知对于应对的影响,结果显示把压力看做“我们的”而非“我的”的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更会注重共同应对[20]。
二元应对的质量还与亲密关系质量有关。例如Tess等人(2009)研究了婚姻关系质量(以婚姻适应性为例)对于应对日常家庭压力的作用,结果显示婚姻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亲密关系压力在婚姻中的影响是否持续[21]。
Bodenmann早在1997年提出亲密关系中的二元应对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每个个体的情绪管理能力以及应对困难处境的能力。Bodenmann等人的研究表明,模糊或不良的共同应对更多出现于伴侣一方处于忧虑或情绪障碍、慢性疾病的亲密关系中[26]。有学者研究了患有慢性疾病夫妻的压力知觉与二元应对,结果显示对于因患病而有更大压力的伴侣,他们对二元应对效果的评价更差[27]。Bodenmann等人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使用二元应对问卷(Dyadic Coping Inventory)通过比较COPD组(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和正常组夫妻的二元应对,发现患病组的个体获得更多的人际关系支持,但不能给伴侣提供更多的支持,患病组夫妻使用更多不良的应对方式,有更差的二元应对[28]。不仅患病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会影响二元应对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处于慢性疾病中的个体的伴侣,对自身的压力心理反应是过分隐藏和抑制的,这使得他们的自我效能感降低。
应对方式的选择还与个体感知到的压力大小,压力来源,压力性质有关。Neff & Karney (2004)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压力是来源于伴侣中的另一方,那么关系中就会使用更少的同情、支持和理解等应对方式,而如果压力来源于外在,伴侣会更同情、支持对方,或者形成伴侣两人共同应对的方式[29],即压力的来源影响二元应对的选择与否。Gottlieb & Wagner认为如果压力来源于双方并且对于双方的情绪均有直接的影响时,个体的情绪应对资源被消耗,从而很难关注对方的情绪需要,因而影响二元应对。
4.总结与展望
根据近十年的国外研究成果,已有很多研究揭示出压力对亲密关系以及婚姻的影响,研究视角主要关注于重大生活事件或日常生活压力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主要压力(重大生活事件)对亲密关系的影响结果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不同伴侣的应对方式不同。但在次要压力上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即次要压力与亲密关系质量呈负相关[11]。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系统的视角研究亲密关系双方在压力中的相互影响以及二元应对在个体的压力知觉、心理健康和亲密关系质量等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国内关于婚姻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主要侧重于婚姻质量与婚姻满意度等。研究者从生理社会心理多角度对亲密关系质量、婚姻质量的定义与测量、影响因素以及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30,31,32,33,34,35,36]。但具体涉及压力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多,国内有李艺敏等人的研究表明,感情压力对离婚意向有直接预测作用,感情压力和经济压力通过婚姻倦怠对离婚意向产生预测作用[37]。张淑华等人采用日记追踪法揭示了夫妻支持对失业压力-应对机制的调节作用,即面对失业压力,感受到较多夫妻支持的个体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或采用积极认知再评价,或采用求职应对[37]。张姝
等人从夫妻作为一个互动单元的角度探讨了依恋回避与支持提供、支持感知在婚姻关系中的相互作用机制[39]。邵华在应对领域提出未来三个新的研究方向分别是面向未来的主动应对、二元模式的应对、应对与积极情绪三个方面,其中二元模式应对可以为应对的干预研究提供很好的理论支持[40]。
未来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未来研究应该发展出测量不同性质压力的新方法。第二,未来研究应关注不同应对方式所针对的不同目标,应对方式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所引起的不同压力反应,例如不良的情绪应对方式会使得个人的压力扩散到亲密关系中而对亲密关系产生影响。另外,过去压力应对的研究多通过个体报告的方式或者是接收到的社会支持应对来评估,对于夫妻这种二元关系,二元应对的测量更为重要,二元应对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研究采用长期的研究设计才能更好地发现伴侣之间的压力与二元应对以及产生的心理压力反应这一复杂过程。另外,更多元化、多层次的数据分析方法也是必要的。第三,未来研究应该更注重观察日常压力、日常应对对婚姻结构和功能的长期影响。例如某些应对方式(如回避)可能在短期内应对压力是有有效的,但是对于婚姻的亲密度、满意度却可能带来不良的长期后果[41]。另一方面,对于采用日常研究方法研究日常压力对亲密关系的影响还可以为研究慢性压力与急性生活事件交互影响以及造成的亲密关系的结构变化提供更为具体详细的内容 。第四,在临床干预方面,尤其是对于职业压力大或者患有慢性疾病、癌症、心理精神疾病的夫妻,在夫妻治疗中,不仅要提高个体的应对技能,伴侣之间的二元应对技能也是同样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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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这个概念是我们生存的根基。婴儿对自己的存在不会产生疑问,因为他活在“有”的世界里:他会有饿或渴的感觉,母亲不在身边他还会“有”痛苦。成年以后,“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就转移到钱上――因为钱最能代表是否“拥有”这件事。在潜意识里,钱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随时可用的“”。而那些紧紧把着钱的守财奴们,则更像是肛欲期(2岁左右,学习控制大小便)的孩子,被母亲按在便盆上,却顽强守护着自己肚子里的“东西”,抵抗想象中被掏空的威胁。
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赚钱,经济独立,与此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别人的尊重。有能力的人通常会赚到比别人多得多的收入,因此金钱和收入的多寡成为社会上普遍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以及成就的标准。由此,金钱逐渐成为了成功的象征,而一个成功者是倍受社会关注的。
男尊女卑是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思想,在过去女人相夫教子,而赚钱养家的事情全部依靠男人。在现代社会,虽然妇女也参与工作,成为共同养家的职业妇女。但一个家庭中,似乎谁赚钱多谁的话语权就大,谁在家里更具备权威性,这是许多家庭都会出现的状况。于是乎,女人感到委屈,觉得自己身份地位低下,男人感到不解,每天在外奔波辛苦却得不到妻子的认可和支持,长此以往,俩人的感情变得越发脆弱和紧张,一触即发。
什么样的金钱观透露你是什么样的人
婚姻中的俩人,来自不同的家庭,其成长的生活背景即便再接近,也会有所差异,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诸事想法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一个人的金钱观从来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小时候我们还是白纸一张,但我们会借由观察身边的人,尤其是观察父母对待金钱的态度而认识金钱。所以金钱也是我们进一步了解伴侣的工具,铜鼓哦观察彼此对金钱的态度,就能更深入地了解对方,也将是我们了解自己的一个机会。金钱观反映了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也反映了我们对生活的期待,以及对婚姻、伴侣和自我的期待。
婚姻中越有钱就越幸福吗?
钱是生活所必须的,没有面包何来爱情?看看世间夫妻百态,无一不是为了财产和金钱而争吵,分离。钱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给婚姻带来严重的危机。因此,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没有钱的夫妻,说什么也是不幸福的。浪漫永远在茶米油盐的味道中消失殆尽。这样的观点确实非常犀利和现实,乍看之下无以反驳。然而,风雨同舟的夫妻也不少。在达人秀大红大紫的鸭脖子夫妻,为了让妻子开心,丈夫去参加达人秀扮演肥猪,模仿猪叫,哄妻子高兴。这是多么朴实的情感啊,每一个人都被这个如此憨厚的丈夫深深打动了。在让自己以及别人感到幸福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高估了金钱的重要性。人们认为更多的金钱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幸福感。但是,当他们想到更多的钱的作用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他们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就会想要比这还要多的钱。当他们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就会想要更大的房子。他们从不会有足够的钱,但他们所作的是牺牲家庭生活以及健康来获得更多的钱。
其实我们都知道,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钱恰恰解决不了一些情感的问题。钱不是万能的,你买得来TA的身,买不来TA的心。这个世界想要坐在宝马里哭的人很多,但能有多少人可以坐在宝马里笑一辈子?嫁给豪门的漂亮女人多了去,收获幸福的能有多少位?屈指可数。
有爱谈情,无爱谈钱
在婚姻里,如果两人有着基本的信任、尊重和爱情,金钱的分配就不会是个问题。但如果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很薄弱,对婚姻缺乏信任,对对方缺乏尊重,对爱情有着害怕和保留,钱的分配问题自然就会被凸显出来,变成夫妻矛盾的焦点。那么此时,钱的矛盾只是两个人互动关系的外在体现而已。
也许你会觉得,女人比男人更现实,更看重眼前利益。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导致人们对利益看法不同的根本原因不是性别,而是对安全感的理解,如果一个人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宏观利益的基础上,那么他就会“理想化”;如果一个人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微观利益的基础上,那么他就会注重眼前。
女人感到男人比房子更不可靠,那是由于现实的生活带给她们的安全感越来越少,能够给自己带来的自信心越来越差,因此,女人对男人就会越来越没有了信心,尤其是婚姻围城里的女人,通常对男人的认识更加深刻,她们会感到房子才是自己生活中真正可以依靠的基础,美满婚姻只不过是忍气吞声的结果,和谐家庭只不过是装聋作哑的代名词,婚姻生活什么都是神马浮云,唯有房子才是自己永远的安定。
在关系结束了的时候,需要处理的是失落,在没有结束的时候,最需要处理的则是失望。亲密关系里另外两个常见的误区则是,我对你好你就该知足,别不识好歹;我爱你你就该爱我。这就是非理性的信条,阻碍着感情进一步的发展。期待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没有收到爱却只收到期待就是问题了。我们付出的爱是否真的被收到,然后再来看情绪是不是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