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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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范文

关键词：新兴国家 世界经济 影响

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新兴国家”是一个广泛流行于国际舆论和学术界的概念，但究竟哪些为“新兴国家”，其标准是什么，国际社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通常公认的“新兴市场国家”、“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等概念，就包含人们对新兴国家相关特征的认同。总体看，新兴国家，是指那些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所走现代化道路不同于历史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较大的全球或地区性政治影响力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崛起最突出特征就是这些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导致新兴国家所创造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当然，“新兴”是一个发展中概念，新兴国家的组成也并非固定不变的，它反映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群”。新兴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兴国家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凭借强劲的发展动力以及较强的发展可持续性，新兴国家慢慢变成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衰退，虽然新兴国家亦受到了严重冲击，但其经济率先复苏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在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兴国家的典型代表“金砖国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金砖国家”领土占全世界面积的30%，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量2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多，其中，中国居世界第一。世界银行及野村证券机构等测算结果显示，2012年整个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达到75%，其中，“金砖国家”的贡献最为明显。同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新兴国家与各方携手合作，慷慨相助。2012年，“金砖国家”向IMF增资750亿美元，其中增资最多的是中国43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各为100亿，南非为20亿。新兴国家向IMF增资，宣示共同克服当前世界经济困境的决心，提升了世界应对危机的能力。

二、新兴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

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发生改变。实力不断增强的新兴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改变了过去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新兴国家积极参与，为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等充足资源；新兴国家为各国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通过进口大量商品和服务，新兴国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市场和动力；通过吸纳巨额外资，新兴国家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重要目的地。以后在资源、产品、市场、资本等方面，新兴国家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三、新兴国家的崛起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进程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面的金融危机。这场宣告华尔街神话破灭的金融领域的“9.11”，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和美元的强势地位。这次源于美国的危机，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冲击，而且对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相互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国家的崛起及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极大地冲击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进程。

四、新兴国家的崛起推动了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调整。

新兴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相应提高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他们在国际和地区层面的影响力开始显现，成为推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和调整的重要力量。崛起的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愈益强烈，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治理世界经济的态势正在形成，一些治理改革，特别是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改革出现有利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变化。面对国际金融危机，G20集团应运而生，作用突显。该集团成员中，新兴国家占据了半壁江山，涵盖了全世界的主要大国。例如，2010年4月，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44.06%升至47.19%，其中，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升至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2010年11月，IMF宣布通过份额改革方案，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其中，中国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世界银行和IMF的机构改革表明了新兴国家地位的提高而发达国家地位下降的事实。

总之，新兴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然，新兴国家的真正崛起仍需要一个过程，其间也会遭遇曲折和困难，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壮大的趋势难以逆转。可以预见，在未来世界经济仍将可能延续低速增长的态势下，新兴国家仍会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继续为维护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2011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在京[EB/OL].中国经济网，2011-4-7.

[2]2013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呼吁设立金砖国家自贸区[EB/OL].光明网，2013-3-26.

第2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范文

外商“垂涎”

如很多外商所“垂涎”和“吹捧”的一样，首先，新兴经济体38亿的人口数量就蕴藏着巨大商机。曾经评价“金砖四国”的崛起就是用超过26亿的人口能量推动世界。而据统计，“新钻十一国”里印尼有2.4亿人口，巴基斯坦有1.62亿，孟加拉1.44亿，人口最少的韩国也有近5000万。所有新兴经济体加在一起，就积聚了38亿人口的经济总量，一旦进入蓬勃发展期，消费力确实不容小觑。甚至有专家开始预测，到2025年，大多数“新钻十一国”的个人年均收入将突破3000美元门槛，这个数字将成为消费能否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点。

同时吸引外商注意的，不只中国老百姓银行的储蓄，还有整个新兴经济体的居民储蓄。中国是世界上储蓄最高的国家，储蓄率达到50%，而新兴经济体的居民储蓄平均也达到了32%，普遍高于欧美国家百分之十几的储蓄率，可谓使外商垂涎欲滴。

然而，需要特别告诫外商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内需市场的潜力扩散需要时间，一切需要循序渐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直面挑战

新兴经济体国家虽然发展迅速且蕴藏巨大商机，但社会、经济面受发展程度限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扩大内需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

联合国近日的关于世界经济状况的报告和2009年的展望指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使穷人增加，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兴经济体中的中国和印度。

根据亚洲新闻社引证的2005年世界银行的资料，至少有1亿中国人和2亿5千万印度人处在贫穷线之下，这些人群每日不足1美元的生活费，4.7亿中国人和8.27亿印度人每天不到2美元。许多人认为，这些还是低估的数据。人口蕴藏经济动力的同时还承载着更大压力。

第3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范文

关键词：量化宽松 新兴经济体 国际金融治理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2-0073-79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事件。在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的合作如何？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线索，考察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以及新兴经济体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应对。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来探讨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真正作用。

一、金融危机下发达国家的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

为应对经济危机，尽早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实现国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其中，量化宽松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被美国、欧元区、英国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普遍作为最为重要的政策选项而长期持续地大力推行。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量化宽松政策的最主要推行者。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后，美联储先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QE）政策。在2008年10月开始的第一轮QE期间，美联储一共购买了1.725万亿美元资产。从2010年11月开始，美联储再次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决定至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国债。到2012年9月，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日益放缓的经济增长率，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美联储没有明确第三轮量化宽松的总规模，仅表示每月将购买4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直至实现美国的失业率降低到7%以下以及美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双重目标。仅仅3个月之后，美联储又宣布开启QE4，每月除了继续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外，还将额外购买约450亿美元长期国债。

自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央行也持续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以防止欧元区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1、启动长期再融资操作计划，以此向金融业提供了近万亿欧元的流动性；2、启动证券市场计划，直接购买超过2千亿欧元的欧元区债务；3、重新将政策基准利率调低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4、调低欧元区的法定准备金率至1%。

独立于欧洲央行之外，但和欧洲央行高度类似，英国央行也先后采取了数轮量化宽松政策。英国央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于2010年2月施行，当时英国央行购买了以英国国债为主的近2000亿英镑资产。其后，英国央行又推出了两轮量化放松，截止到2012年10月底，英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总规模达到了3250亿英镑。此外，英格兰货币政策委员会还宣布将主导利率保持在0.5%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一利率水平还将延续至2013年。

日本实际上是量化宽松政策的最早提出者和实施者。早在2001年3月，为应对国内持续的经济衰退，日本政府就实践了量化宽松政策，并将这一政策持续到2006年3月。2011年福岛大地震后，日本经济更加恶化，日本继续加码量化宽松。在2012年3月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宣布在当前55万亿日元资产购买规模的基础上追加10万亿日元用于购买长期政府债券。2012年9月和10月，日本央行连续两次宣布追加QE规模，使得日本QE总规模达到91万亿日元。在不断扩大的资产购买和信贷计划之外，日本还把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在在0-0.1%不变。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要集体性地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是因为量化宽松政策是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最后可以依托的有力政策选项。虽然量化宽松政策没有取得最优政策效果，未能有效地帮助发达经济体强劲的经济复苏，但不容否认的是，其最低程度的政策目标，即在防止经济陷入衰退和避免经济进一步恶化等方面效果已经基本实现。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数月后，美国的经济即走出了衰退，并且在2010年实现了2.4%的经济增长。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在同年也分别取得了2%、1.8%和4.5%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没有不断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很可能陷入通货紧缩的危险当中。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共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其重要原因在于它们的货币都是国际货币。事实上，IMF的特别提款权主要是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这四种货币构成。在IMF的国际储备货币统计中，也不难发现这些经济体的货币程度不一的被其他国家作为重要储备货币。由于有了国际货币的身份，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诸多经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转嫁至其他国家，特别是本国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的新兴经济体身上。

二、量化宽松对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影响

发达经济体制定量化宽松政策的最初动因是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背景下，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对于全球经济仍有关键性影响的前提下，发达经济体旨在促进本国经济稳定以及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量化宽松政策理论上会给新兴经济体经济带来以下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出口稳定。对外出口是拉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而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迄今依然高度依赖发达经济体市场。发达经济体通过量化宽松稳定了国内市场需求，将会因此稳定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其二，外资引入。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新兴经济体吸收的FDI主要也是以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FDI为主，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投资仍然较少。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公开表示，量化宽松政策“不仅有助于加强美国经济复苏，而且通过提振美国的支出和增长，也具有帮助支持全球经济的效果”。

但是，对发达经济体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未必是负责任的，对发达经济体有益的政策也并非必然会对新兴经济体有益。由于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量化宽松政策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现实经济挑战，甚至是政策风险，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治理本国经济的困难，限制了新兴经济体制定各项经济政策的空间。

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所创造出来的大量流动性无法在其内部被消化，必然外溢出至国际层面，并因此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而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虽然201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处于经济困难当中，对国际大宗商品的消费减少，但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能源产品价格以及金属矿产品价格总体上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势头。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然而，同样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内部主要经济问题是通货紧缩，所以这一问题并不严重，但由于新兴经济体本已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要严峻得多的经济挑战。

第二，“热钱”流动使得新兴经济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难度大为增加。在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复苏相对较快，这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是一种吸引。同时，由于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国际市场上有着大量过剩的资金，这些资金也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有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以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为例，亚太新兴经济体在美国第一轮量化宽松期间每季度就新增16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在第二轮量化宽松期间，这些国家每季度新增18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中，大量是以“热钱”的方式存在。热钱的性质决定了其不会长期存在于新兴经济体内部，必然要通过快进快出的方式追求短期利润，这会给新兴经济体维护本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问题。尤其是当大量“热钱”涌入到股票和房地产行业，并进行炒作的时候，会给新兴经济体国内的资产价格带来剧烈波动，引发严重金融问题。

第三，在发达经济体货币超发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拥有的发达国家债权缩水。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使得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总体上出现贬值趋势。由于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均面临债务问题，是全球主要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是债权国，因此发达经济体的货币贬值客观上使其债务负担减轻，同时导致新兴经济体所拥有的债权受损。特别作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的美国，量化宽松引发的美元贬值会给持有美元资产的投资者带来潜在的巨大损失。截止2012年11月底，在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当中，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分列第一、第四和第八位，总共持有超过1591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此巨量的债权规模下，美元汇率的略微贬值都会给国债持有国带来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量化宽松所发行的大量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存在，长期来看，会给美元汇率带来压力，使得美元贬值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第四，量化宽松政策限制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不但使得新兴经济体更多是依据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步骤来制定本国的货币政策，而且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货币政策制定上的悖论。由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把本国利率压低在1%以下的极低水平，这使得已经步出复苏的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提高利率水平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否则就会产生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利差”效应，带来更多的“热钱”涌入，从而加大本国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被发达经济体绑架，新兴经济体的利率只能在一定的利率范围内浮动。如果不进行政策创新的话，将会降低本国货币政策的效果。

三、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应对及其局限

总体而言，量化宽松政策为新兴经济体带来了金融危机以来金融领域的重大不确定性。虽然其影响尚没有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那样直接，但对新兴经济体也提出了持续的严重挑战。新兴经济体必须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避免遭受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维护本国金融体系以及经济体系的稳定。新兴经济体针对量化宽松政策制定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货币政策。如前所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量化宽松之下受到了较为严重的限制，但即便如此，货币政策仍然是新兴经济体应对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最重要经济手段。新兴经济体必须通过以利率变动为关键的货币政策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当然，货币政策的空间在发达经济体的挤压之下，已经变得非常狭小，这更需要新兴经济体政府的技巧以及智慧，通过利率水平的合理变动来实现政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应对量化宽松绝非简单地提高利率。事实上，从2009年各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至今，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利率呈现出了降低，提高，然后又降低的趋势性变化。新兴经济体力图通过这种利率变化既实现经济增长，又能抑制通货膨胀，压缩“热钱”获利的空间。

其次为汇率政策。新兴经济体也利用本国政府所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积极购入美元等货币，通过防止汇率过度升值的方式来抵消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影响。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之下，新兴经济体面临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为缓解升值压力，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了稳定本币汇率的政策。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考虑到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停止了进一步人民会汇率改革的步伐，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在6.8左右。巴西货币雷亚尔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这抑制了本国产品的对外出口。巴西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雷亚尔的汇率，减缓其升值的速度。俄罗斯也于2009年实施了卢布“平稳贬值”的汇率政策，希望通过汇率的贬值来实现经济稳定。

最后是资本管制措施。面对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必须依靠资本管制这一措施筑起政策大坝，放缓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很多已经开放资本账户的新兴经济体也在重新启用资本账户管制。总体上，虽然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无法根本上阻止热钱的跨国境流动，但会通过减少新兴经济体国内与国外金融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避免短期内大量“热钱”集中涌入或者流出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出现，从而为新兴经济体政府提供必要的缓冲时间。在量化宽松期间，泰国、土耳其、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均采取了新一轮的资本控制浪潮。

虽然新兴经济体力图通过上述主要经济政策来妥善应对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从已有的应对效果来看，这些政策由于受到内外因素的牵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外部因素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若干经济政策的制约。这集中体现在汇率政策方面。美国对于主要新兴经济体试图通过稳定汇率来应对量化宽松的政策，均采取了施压态度。例如，进入2011年之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施压，希望借此迫使中国政府进一步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事实上，政府导向的汇率贬值并不带有道德劣势，这是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并且在历史上均采取过的政策，也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表现。只是如今在发达国家的指责下，贬值性汇率政策被描述为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此外，发达经济体为推动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其他经济政策，也干扰了新兴经济体为应对量化宽松所制定的政策效果。其一，产业政策。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之后普遍制定了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制造业重振战略。这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优势受到削弱，面临着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激烈竞争，从长远看，也导致了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困难加大。其二，贸易政策。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均重视出口在平衡本国经济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明确提出了“五年内出口翻番”的贸易目标，力图到2014年使美国对外出口翻番。为了扩大本国出口，发达经济体还普遍对新兴经济体的产品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些贸易保护主义部分抵消了新兴经济体通过出口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努力。

就内部因素而言，新兴经济体在应对量化宽松的过程中突出暴露了国内金融业欠发达这一最大障碍。面对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过多货币，且本国货币不是国际货币的情况，新兴经济体无法通过国内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把外来游资吸收和锁定在本国的金融体系内部，最终只能更多地依靠负面效应可能更大的货币政策以及效果较为受限的汇率政策来加以应对。失去了国内金融市场调节这一重要工具，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既无法充分发挥效用，同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等经济政策风险。

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金融治理

金融危机之后，在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这一问题上，通常的情绪是较为乐观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在金融危机之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发达经济体会更多地和新兴经济体进行政策协调，并通过取得共识的政策来实现共同利益；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上升，它们的参与保障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公平性；反映新兴经济体崛起的G20提供了多边性的制度平台，能够有效地协调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政策关切。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分别暗合了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四大关键要素：利益认知、政策取向、主体作用以及治理机制。但是，从量化宽松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实际表现来看，上述判断存在可疑之处。

从利益认知来看，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量化宽松的政策后果上存在重大分歧。发达经济体主张，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拉动经济复苏的有力尝试。由于该政策符合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因此也符合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但是新兴经济体却认为量化宽松更多的是以发达经济体自身利益为根本导向，很难说真正照顾到了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不仅如此，量化宽松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经济体的危机治理成本转嫁策略，发达经济体通过有意牺牲和损害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利益和金融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因此，两者对于量化宽松的利益认识存在重大差异，对于利益的达成彼此冲突，很难说有着一致的利益。

从政策取向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没有进行良好的政策协调，而是分别以自身经济最优化为起点，各自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些单边政策。具体而言，发达经济体依靠量化宽松政策来解决本国经济问题，新兴经济体也试图通过包括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组合来抵御量化宽松政策的不利影响。这些政策从单个国家来看，似乎都能发挥效果，但从全球层面来看，由于政策制定缺乏有效的沟通，出现了相互抵消的结果，因此不利于主要经济体通过全球金融治理来实现共同利益。此外，不同的政策取向还引发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争执。新兴经济体指责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损人利己，并试图以包括竞争性汇率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来对冲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不利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应对政策同样遭致了发达经济体的批评，认为后者不遵守相应的规则。总体上，量化宽松政策反映并且加深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上的互不信任，给未来的国际金融治理带来了挑战。

在主体作用方面，新兴经济体已经大规模参与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过程当中，这一点没有疑问。然而，主体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参与方面，更体现在治理过程中是不是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量化宽松的实施过程看，发达经济体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有主导地位，可以不必顾及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和感受，几乎不受约束地直接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行超量货币。尽管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实力已经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仍然较为受限，无法影响或者塑造发达经济体执意制定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多的是体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因此只能承受量化宽松的不利政策后果。

在机制建设领域，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也反映了目前仍无有效治理国际金融体系以及监督重大国际金融政策的全球性机制。量化宽松会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被赋予国际金融体系监管作用的IMF却未能对该政策进行事前预警、事中监测和事后控制，基本上处于不应有的缺席状态。被寄予厚望的G20同样如此，除了在若干次会议公报中呼吁发达经济体应制定审慎的货币政策之外，该机构未能提出具体的建议，遑论制定推行实际的措施。

结语

第4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范文

2014年一开始，新兴经济体遇冷，短短一个多月从股债市场流失的资金就超过了2013年全年，更多国家加入了货币贬值的行列。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境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判断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的风暴正在新兴经济体头上集结。

东亚金融危机是一场区域性的危机，并在俄罗斯、巴西等国引起连锁反应。而当下人们所说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发达国家之外，那些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都被列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高歌猛进的情势。当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外部动力减弱和周期性衰退的双重压力之后，神话就破灭了，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常态。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

经济总量巨大、宏观经济稳定都是中国例外的理由，但是中国增长是这一波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一部分，中国也受惠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红利，同样，中国经济增长也受益于宽松的信贷资源支持。从经济增长的周期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而中国现在有机会从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脱身，关键还在于改革议程已经启动。

第5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范文

摘要：

世界竞争格局正步入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对弈，其间的结构变迁效应需给予特别的关注与重视。运用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工具，对IMD国际竞争力数据库中342个指标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中国和美国近20年来国际竞争力的结构性变化情况。结果显示:1995年以来，中国国际竞争优势净增加，竞争劣势净减少，而美国则恰恰相反。中美国际竞争优劣势对比变化主要源于全球化竞争、模仿趋同、发展转型、科技革命、危机冲击等五种效应。在这五大效应的持续作用下，以中美竞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将推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循环、国家经济模式变革等方面的二元化。

关键词：

中国;美国;国际竞争力;全球二元化;结构变迁

一、引言

自1995年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1995年金砖五国GDP总和不到美国的1/3，到2015年已经接近美国水平。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竞争格局逐步进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和以金砖五国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的对弈。这种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01年，美国高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在研究中使用“金砖四国(BRICs)”指代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新兴经济体大国。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引入新兴经济体概念。在国内，博鳌亚洲论坛从2010年起每年《新兴经济群体发展年度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11年起每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国家统计局从2011年起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比较视角探讨这种格局的演变已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面。近期典型研究有:股市波动比较(Khandaker和Islam，2015)［1］、经济增长方式比较(汪涛和赵彦云，2015)［2］、人力资本在服务业协同作用比较(张如鹏，2015)［3］、外资流动对经济增长影响比较(Sawalha等，2016)［4］、经济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比较(Baek和Shi，2016)［5］。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格局的这种变化主要源于这两大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变迁，尤其是中美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比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WEF(世界经济论坛)和IMD(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致力于研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韩国产业政策研究院(IPS)与其它机构合作从2001年起每年发表《IPS国家竞争力研究报告》;李永刚(2012)［6］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研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综合竞争力。中美在两大经济体的对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IMD《世界竞争力年鉴》数据，1995年在46个国家中美国国际竞争力排名第1位，中国排名第34位，2015年在61个国家中美国仍然排名第1位，中国排名第22位。这20年间美国排名一直没有大的变化，除2010年排名第3位、2012年第2位之外，其余年份排名均是第1位;但中国排名却上升了12位(见图1)。美国虽然仍旧排名第一，但其竞争力的优劣势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比分析中美国际竞争力变化特征、变化趋势、变化原因和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对于认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变化具有重要的价值。目前研究中，汪涛和赵彦云(2015)［7］运用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方法，发现1995年以来中美国际竞争力变化主要来自硬竞争力的变化。而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漫长的恢复增长阶段，软竞争力将成为双方角逐重点。本文试图厘清20多年来中美国际竞争力结构变化特征和趋势，并重点分析变化的产生原因以及这种变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二、数据和分析工具

本文主要利用IMD《世界竞争力年鉴》和世界竞争力数据库，借助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工具，对中美1995－2015年国际竞争优劣势变迁进行对比分析。

(一)数据说明

IMD与WEF在上世纪80年代合作《世界竞争力报告》。由于在国际竞争力理论和方法上有较大分歧，从1996年始，两家机构每年独立国际竞争力报告，即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和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8］。IMD(2015)［9］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个创造可持续价值环境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由经济运行、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要素组成，每个要素分别包含5个子要素:(1)经济运行方面，包括国内经济实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就业和价格子要素;(2)政府效率方面，包括公共财政、财政政策、制度框架、企业法规和社会框架子要素;(3)企业效率方面，包括生产效率、劳动市场、金融、管理实践和价值系统子要素;(4)基础设施方面，包括基本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科学基础设施、健康与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子要素。各子要素由系列代表性指标体现，代表性指标组成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以2015年《世界竞争力年鉴》为例，20个子要素共包含342个指标，其中硬指标①138个，软指标118个，另有背景指标86个，硬指标采用上一年的数据，软指标采用当年的调查数据。经过1995年以来的积累，这些代表性指标的数据集成形成了国际竞争力数据库。为了便于分析，将基础设施中有关科技创新的部分单独形成科学技术方面，其余归为基础设施方面，即把竞争要素分为五大类。

(二)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

工具经济体竞争力结构的动态变化可以从原有竞争优势、新竞争优势、原有竞争劣势、新竞争劣势等四个方面描述:原有优势的变化，包括保持、增强、减弱、消失等情形;新优势的出现;原有劣势的变化，包括保持、增强、减弱、消失，乃至向优势转化等情形;新劣势的出现。

1．竞争优势(劣势)的确定依据

依据IMD和WEF在判断竞争优劣势上的有关理论，将指标排序中前后两个四分位点作为竞争优势、劣势的临界点。如果一个国家在某项指标的位次，按照大小排序，处在前四分位点上或者之前，则为竞争优势;处在后四分位点或者之后，则为竞争劣势。如在61个经济体组成的总体中，排名前15位是竞争优势，排名45位之后是竞争劣势。由于不同年份评价的经济体总数不同，为了便于比较，先将其排序位置值除以当年经济体的总数，将其转化为对应在［0，1］上的位置值。如果它的位置值小于等于0.25，则为竞争优势，大于等于0.75则为竞争劣势。硬指标中缺失的数据用最近一年数据代替。

2．竞争优势(劣势)变化的判断

依据判断经济体竞争优劣势变化主要基于对硬指标和软指标的分析，两大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对于硬指标，主要通过对比1995年和2014年的位置值(即期初和期末位置值)变化，衡量其竞争优势(劣势)变化。同时考虑期中(1996－2013年)变化。对于软指标，由于指标本身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分别用期初、期末的前后三年位置值的平均值作为对比的主要依据，同样也会结合期中变化情况。原有优(劣)势是增强，还是减弱，用期初与期末位置值的差大于3%或者小于－3%作为判断尺度。前提条件是原有优(劣)势没有消失，即期末位置值仍处于前(后)四分位点内。3．竞争优劣势变化的“有利”和“不利”定义竞争优劣势的变化，从方向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升竞争力，包括新增优势、原有优势增强、原有劣势减弱和消失，即“有利”;一类是降低竞争力，包括新增劣势，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原有劣势增强，即“不利”。

三、1995－2015年中美国际竞争优劣势变化对比分析

利用上述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方法，通过对IMD竞争力数据库中342个指标逐一进行分析，得到中美1995－2015年竞争优劣势的变化情况，见表1和表2。

(一)竞争优劣势数量变化的对比分析

从优势变化来看，中国竞争优势净增加，美国净减少。1995年中国原有优势指标68个，二十年来新增优势21项，消失18项;美国原有优势指标146个，新增优势14项，消失27项。中国原有优势增强的有22项，减弱的9项;美国增强的只有11项，减弱的29项。中国原有优势增强项数大于减弱项数，美国却恰恰相反是减弱项数大于增强项数。从劣势变化来看，中国竞争劣势净减少，美国净增加。1995年，中国劣势指标114个，二十年来新增劣势25项，消失46项;美国原有劣势指标40个，新增劣势7项，消失5项。中国原有劣势增强17项，减弱的33项;美国原有劣势增强6项，减弱9项。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原有劣势减弱项数都大于增强项数，但中国减弱力度明显大于美国。整体上看，从1995年到2015年，中国有利变化指标122个，不利变化指标69个;美国有利变化指标39个，不利变化指标69个，中国有利变化指标数量明显大于不利变化，美国不利变化指标数量明显高于有利变化，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近20多年来中国国际竞争力显著上升，美国隐性下降。

(二)竞争优劣势要素结构变化的对比分析

从优势变化结构来看，中国新增优势、原有优势增强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共计24项，超过了这两项合计的一半;与之相反，美国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两项之和在经济运行方面最大，共计17项。中国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两项主要集中在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合计为19项，超过了这两项合计的2/3。从劣势变化结构来看，中国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主要体现在政府效率，共计18项，其次是经济运行11项;美国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也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和政府效率。中国原有劣势减弱和消失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为29项，接近合计的一半，其次是企业效率24项。美国原有劣势的减弱和消失也同样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企业效率，但整体数量不多。从结构的整体变化来看，在有利变化结构中，中国有利变化指标首先集中在经济运行，其次是在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美国集中在企业效率，其次是在基础设施。中国政府效率有利变化指标最少，美国是科学技术。在不利变化指标结构中，中国首先体现在政府效率，其次是企业效率和经济运行;而美国首先体现在经济运行，其次是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从结构的净变化来看，中国的基础设施、经济运行、企业效率和科学技术都是有利变化指标大于不利变化指标，尤其是基础设施最为显著，净变化指标为21项，只有政府效率是不利变化指标多于有利变化指标;美国与中国相反，除了基础设施之外，其它四个方面都是不利变化指标个数大于有利变化指标，尤其是经济运行，净变化指标为－18项。

四、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的因素分析

20年来，引致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全球化竞争效应

不断加剧的全球化竞争，使得中美在一些竞争要素项目上对抗加剧，导致各自一些竞争优势逐渐丧失，而一些劣势更加突出。迈克尔•波特(2009)［10］在《竞争论》中指出: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逐渐进入竞争加剧时代，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竞争不仅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所有领域都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趋势。竞争对于国际竞争力指标的影响强度和方向不尽相同。按照受竞争影响程度和方向的不同，通常可以把指标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抗型，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政府效率、企业效率三大竞争要素;第二类是互利型，大量集中在基础设施类;第三类兼有对抗和互利，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第四类是无关型，分散在四大竞争要素之中。对于对抗型指标，竞争容易出现此消彼长。而对于其它三种类型指标，竞争会促使所有经济体都在追求不断进步，但如果进步幅度小于其它国家，其结果是相对退步，原有优势会减弱，甚至会消失;原本非劣势，则有可能变成劣势。如美国在基础设施的三个优势指标(航空能力、每千人宽带用户、25－34岁已获得高等学历的比例)2015年数值比以前都有明显提升，但与有些国家相比进步相对较慢，因此从优势地位中消失。在经济运行中，中国在生产、出口、吸引外资等对抗型指标上形成新增优势和原有优势增强，与美国在这些指标上优势减弱或者消失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都与全球化下竞争不断加剧有密切关系。

2．模仿趋同效应

在竞争过程中，中美双方通过借鉴和模仿对手，实现竞争优劣势转换，双方在竞争优劣势结构上相似部分越来越多，甚至呈现出趋同趋势。趋同理论认为，社会发展趋势是落后经济体与先进经济体都朝“某种最优状态”发展，共同的相近的结构成分日益增多和强化，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两者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各自弱点不断克服，以至于完全消失，最终发展为本质上同一类型的社会。后发优势理论也持有类似观点。具体到国家竞争，阿尔文•托夫勒(1980)［11］认为在第三次浪潮冲击下“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全球意识，都有趋同倾向。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各种竞争要素流动和扩散加快，使得借鉴和模仿变得更加容易，拥有竞争优势的经济体独占优势难度加大，就会出现某一指标上一国的优势减弱或者消失，另一国的劣势也在减弱或者消失。比如在企业效率中，原来美国在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等方面指标上，如金融技术人才易得性、人才外流、人均银行卡拥有量、股票市场提供充裕资金等具有明显优势，与之相反中国处于明显劣势，但在这20年中，中国通过学习和借鉴，原本劣势明显减弱，甚至成为优势项目，而美国这方面不少优势项目相应减弱，甚至消失。同样，美国也在向中国等其它国家学习，以减弱或消除其竞争劣势。比如，美国长期以来在数学教育上处于劣势，这引起了美国教育界反思。2006年美国权威的教育思想库亚洲协会《全球化时代的数学和科学教育———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报告，并专门组织美国教育代表团到中国取经。美国在PISA教育评估中数学劣势上的消失以及在2015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数学世界杯夺冠绝非偶然，是其学习和借鉴中国等国家经验的结果。

3．发展转型效应

中美尽管发展模式不同，但都处在发展转型时期，转型会促进优劣势结构调整，某些原有优势逐步弱化消失，新的优势逐渐建立，原有劣势弱化甚至消失，但由于目前两个国家转型进展较慢，某些原有劣势被强化，甚至会产生新的劣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1995年以来，中国处在从低收入向中等偏上收入迈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阶段。发展转型不可避免地使得原来的优势项目如劳动力成本优势、税负优势逐渐减弱，甚至消失，而有关政府运作效率的一些劣势项目变得更为突出。伴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对生态环境重视不够，环境方面的优势减弱，劣势出现，如污染问题。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实现创新驱动，1995年以后，美国逐步从创新驱动向可持续驱动转型，这对推进绿色化发展，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竞争力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这种转型的需要，美国经过努力，原来在能源消费、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方面的某些劣势正在减弱。但是，美国在有些方面变革步伐较慢，没有跟上这种转型的需要，比如在资源产出强度、资源利用率、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目前还没有形成竞争优势。而更大问题是在政府治理体系重塑方面进展迟缓，导致一些原有优势消失，如竞争立法、商业自由度、汇率稳定性等指标。

4．科技革命效应

科技革命首先给美国带来了竞争红利，进一步强化其科技优势，同时由于科技革命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其影响会扩散给中国这样的发展后来者，形成后来者的竞争优势，同时削弱领先者的比较优势。从三次工业革命的实践来看，科技革命对两类经济体的作用时间、路径有所不同。科技革命往往产生于发达经济体，首先使其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或者强化其原有优势，接着促进其在产业、商业模式、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竞争优势提升，然后影响范围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最终使其竞争力结构出现质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交叉融合所引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得美国通过实施诸如《美国创新战略:努力实现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2009)、《美国创新战略:保障经济增长和繁荣》(2011)、《美国国家创新新战略》(2015)等科技战略首先从中获益，不仅使其在科研领域的某些竞争优势(如科研支出、专利申请拥有和实施等方面)得以巩固，在科研立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优势得到加强，还使其在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法律支持、电子商务、社会信息连通性等方面形成了新的优势。同时随着溢出效应不断显现，中国通过大幅增加科技投入，持续实施973计划、知识创新工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一系列科技计划，新增高技术出口占比、企业研发支出等优势，强化了一些原有优势(高技术出口等)，消除了一些原有劣势(人均研发支出等)，缩小了与美国的科技差距。

5．危机冲击效应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不仅大大冲击了中美原有竞争优劣势结构，同时也下了一味清醒剂，警醒两国自身存在的竞争劣势，倒逼两国化解竞争劣势，优化竞争力结构。阿诺德•汤因比(1966)［12］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式:即任何发展都是通过人们对外部环境(人为环境、自然环境)的挑战所作的必要回应。面对危机，从竞争力视角来看，经济体首先对触发危机几个少数关键要素(竞争劣势)进行应战，接着对关联劣势项目进行改造，对关联优势项目进行培育和强化。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金融领域监管不力、创新过度等隐藏问题浮出水面，使得原有优势减弱(如风险资本、股票市场筹资额占比等)、消失(如银行和金融服务、股票市场提供充裕资金等)，甚至成为劣势(如金融和银行制度)，并逐步波及经济社会其他方面，如政府负债占比的劣势扩大，公共财政管理有效性成为新劣势，失业率近乎劣势。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积极应对，加紧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先后公布《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和《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等改革方案，采取一系列举措使金融体系逐步恢复活力。到2015年，作为竞争劣势的金融体系风险因素消失，股票市场筹资额占比不仅重新成为竞争优势，而且还有所增强，风险资本又重回排名第1的位置，作为竞争优势的公司债对公司竞争影响的排名比危机前还有所提高，会计和审计成为新的竞争优势。为应对此次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四万亿计划，尽管带来了地方债务、产能过剩等不利影响，但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投资，推动了基础设施等竞争劣势的改善。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五种效应对中美国际竞争优劣势变迁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交融、相互叠加的，很难一一分开，比如学习模仿趋同与科技革命溢出扩散。同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不同，每种效应对中美的作用大小也相异。对中国，发展转型、结构趋同效应更大;对美国，全球化竞争、科技革命、危机冲击效应更大。

五、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对全球的影响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美竞争力优劣势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可以预见，未来在五大效应的持续作用下，以中美竞争为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通过对抗、合作等多种方式开展的竞争将对今后全球发展和世界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突出体现为推动未来全球向二元化格局方向发展。所谓全球二元化，是指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来由传统发达经济体独霸世界的一元格局将被打破，全球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都将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同主导，双方会形成一个独立且相互关联的发展体系。由于两类经济体竞争力的客观差异，全球二元化格局完全呈现尚需一个较长过程，但目前“二元化”趋势已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现。

一是全球治理二元化。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由发达经济体主导。近年来，随着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多边开发组织变革难以满足世界转型发展的需要，该体系问题日益突出。尽管面临经济，尤其是贸易、投资、服务业等方面竞争优势下降的压力，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了继续独占世界治理主导权，在治理方面不断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比如加快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三项自由贸易协议等，并把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排斥在外。伴随经济优势增强，以及着眼于为经济持续增长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必将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提出变革要求。一方面，希望能够参与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对原有世界治理体系的修改，另一方面，现实倒逼中国与其它新兴经济体加快构建新的公正开放的世界治理框架，比如推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双方治理诉求的激烈碰撞将导致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二元化: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强权治理和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公正治理并存和相互作用(鲍盛刚，2013)［13］。

二是全球经济循环二元化。依附理论认为，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是一个单一的“中心－”循环模式:以美国为中心，尤其是以其金融体系为中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要负责提供资金、高技术及设备，中东、苏联等主要负责提供石油等能源资源，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主要负责制造或提供服务，全球产品主要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消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贸易逆差则通过发行国债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购买得到弥补，资金又回流到美国，通过其金融体系进入到下一次循环。这种循环是不平等的，是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掠夺。但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高新技术及产业化的竞争优势培育(增强)、竞争劣势弱化(消失)，原来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独占产业链高端的格局逐步被打破。杨盼盼和徐奇渊(2014)［14］认为中国能够在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增长趋势脱钩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竞争力还不强、优势项目还不多(只有5项:银行部门资产占GDP比重、人均银行卡拥有量、股票市场筹资额、国内上市公司数量、企业并购规模，而且都属于新增优势)，但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速金融体系国际化，其金融体系竞争力将逐步增强，足以与发达经济体金融体系相抗衡，届时全球经济循环将向二元化发展:一个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掠夺式经济循环，一个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平等经济循环，两个循环之间有交叉重叠。姜洪(2013)［15］、王跃生和马相东(2014)［16］都提出了类似的全球经济双循环观点。之所以用二元化，而不是双循环，是因为双循环不足于表现它们之间在出发点和机制上的差异。

三是国家经济模式变革二元化。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英美等资本主义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引领人类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即便是在上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但在凯恩斯革命引导下，欧美资本主义仍然实现了向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并在与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较量中胜出，才有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有了后来“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争论。经济模式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里存在政府效率与市场效率的两难问题。林毅夫(2010)［17］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构建起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前面分析表明，中美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结果并不理想，在政府效率与企业效率的竞争优劣势净变化中，美国分别是－9、－3(见表2)，中国是－18、15(见表1)，美国在政府效率上优势消失了10个，在企业效率上优势消失或者减弱了14个;中国在政府效率上劣势新增了12个。当然也有好的一面，中国企业效率劣势减弱或者消失了24个，美国企业效率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均为0。从理性角度，结合中美竞争优劣势变化实际，未来中美在经济模式变革上将采取截然不同的思路，中国将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重点培育和强化企业效率优势，削弱和消除政府效率劣势;美国将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重点培育和增强政府效率优势，防止企业效率出现新劣势，削弱和消除现有劣势。同时，中美在经济模式上的变革必然会被其它同类国家所效仿。

参考文献：

［2］汪涛，赵彦云．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作用机理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5，(15):170－173．

［3］张如鹏．ICT与人力资本在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中具有协同作用吗?———基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J］．南大商业评论，2015，(32):19－36．

［6］李永刚．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比较［J］．亚太经济，2012，(4):81－85．

［7］汪涛，赵彦云．中国软竞争力崛起:1995－2015年中美国际竞争力变迁比较研究［R］．武汉市社会科学院，2015．

［10］迈克尔•波特．竞争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3．

［11］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360－361．

［12］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307－321．

［13］鲍盛刚．世界秩序的二元化发展趋势［DB/OL］．中国改革论坛网.

［14］杨盼盼，徐奇渊．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趋势脱钩:中国将发挥关键作用并受益［J］．国际经济评论，2014，(1):110－122．

［15］姜洪．中国在世界经济双循环中的引擎和枢纽作用［J］．红旗文稿，2013，(7):10－12．

［16］王跃生，马相东．全球经济“双循环”与“新南南合作”［J］．国际经济评论，2014，(2):61－80．

第6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范文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逃离

自8月中旬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出现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严重的抛售。一些经常项目赤字的新兴国家再次出现资金外逃和本币暴跌的现象。以美元计价，印度、印尼、泰国和菲律宾股市分别下跌了13%，21%，12% 和13%。这难免令投资者回忆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而且各国央行不得不开始为了保护各自的货币而紧缩。回顾新兴经济体的“黄金十年”，以“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和巴西）为代表的几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迅猛，并且改写了世界经济格局。在此期间，中国打破发达国家长期垄断的经济总量排名前五位的格局，上升为全球第二，在全球十大经济体中，新兴国家更是占据3席。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言论提出以来，涌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开始大量回流，如果应对不当，就有可能重复亚种金融危机期间的教训。（如图1.）

从目前经济数据来看，印度是受美联储（FED）退出QE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9月13日，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小组大幅下调本财年经济预估，预计本财年经济增长5.3%，远不及年初预估的6.4%，为经济危机以来，最低的增长幅度。物价飙升、卢比贬值、出口乏力、经济下滑……按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近一年来，印度正由“一炮走红的国家”沦落为“一败涂地的国家”。当前印度的经济增速已经降到10年来的最低点，自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兑美元汇率下滑近20%，降到60卢比兑1美元的最低纪录。货币贬值加剧了印度国内的通胀，加快了外资逃离印度的步伐，进而严重打击市场信心。这些因素叠加，造成印度经济每况愈下，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印度正在滑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据印度相关部门近期公布的数字，本财年第一季度（4月—6月），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4.4%，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低值，低于上一季度的4.8%和去年同期的5.4%；自6月以来，印度流出的外国机构投资已超过75亿美元。据印度经济事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上一财年印度外债同比增长13%，达3900亿美元。而截至8月30日，印度的外汇储备却下降至2754亿美元。通货膨胀方面，自2010年以来，印度的CPI指数一直维持在7%的高位；尽管今年年初有所下降，而7月份迅速回升到5.79%。另外，虽然现在距离本财政年度还有7个月，但是，印度的债务已经达到年度赤字目标的62.8%。同时，国债收益率也逐步攀升。而叙利亚危机有进一步加深这个石油进口大国的危机。

巴西

巴西，金砖国家头牌，全球投资者们曾经的宠儿。2010年以来，结构性问题渐渐显露，经济增长停滞不前。2009年金融危机结束后，巴西经济迅速反弹，2010年增长率更达到7.5%，创下25年来最高纪录。这一年，巴西GDP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这一年，里约热内卢的甲级写字楼年租金超越曼哈顿，傲视西半球。可就在一片经济荣景、歌舞升平之中，巴西工业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局。2010年初之后，巴西工业产出就一直止步不前，3年来居然倒退了近3%。伴随着工业生产的萎靡不振，投资增速也大幅放缓，政府对保增长的忧虑更是与日俱增。2011年7月，更进一步对外汇衍生品市场中的雷亚尔多头头寸按日征税。 2011年8月，巴西央行不顾高达7.3%的通货膨胀（通胀控制目标4.5%，目标区间上限6.5%）， 降息50基点，此后更连续降息525基点。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标：救工业，投资、稳增长。

原因分析

首先，引发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集体遭受冲击的根本因素是市场对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和由此而来的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对美国而言，QE的负面影响可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持续宽松可能培养的又一次泡沫，第二则是对于储蓄的负面影响。随着资本形成瓶颈的消除，内生经济足以支持美国经济的增长，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美国经济潜在增速将会上行，则合适的时机美国会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北京时间9月20日晚间，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表示，美联储可能在10月政策会议上做出开始放缓资产购买步伐的决定。虽然美国经济数据仍有波动，但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已是必经之路

其次，新兴市场经济体结构性矛盾突出，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印度经济结构中服务贸易比重过大，以软件外包为主的服务业是印度经济腾飞的支柱，但经济危机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外需乏力，这样为印度创造外汇储备的能力减弱。相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第二产业不仅能吸收大部分就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作为实体经济，在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起支撑作用。

第7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范文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

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第三，金融危机在世界地缘政治层面引发深层次调整，它降低了俄格冲突的全球性战略意义，但却导致更多“全球化边缘国家”的国内动荡和危机，使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更趋复杂。金融危机使俄格冲突的影响更多地局限在地区范围之内。一方面，俄罗斯已经认识到它与格鲁吉亚的冲突已在俄国内以及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乃至全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欧也认识到，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要对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与格鲁吉亚等同俄罗斯联系密切的国家加以区别。

第8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范文

电商作为新兴经济体

促中国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

“最近这两年，电子商务成为互联网最激动人心的领域，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最大动力。今天的电子商务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行业本身的发展，而是应该把它摆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和转型核心动力的位置上来看待。”阿里巴巴副总裁、阿里研究中心主任梁春晓谈了电子商务经济体的崛起和未来，电子商务作为新兴经济体成为中国未来经济体当中增长最快、最有活力，促进中国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型的最大动力。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预计，2013年上半年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为7542亿元，同比增长47.3%，预计2013年全国网络购物交易额有望达17412亿元，2013年中国服装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将达4076.1亿元，服装服饰已成为网购的第一大商品。电子商务的改造和促进作用，或将有助于纺织服装业走出低迷。

梁春晓表示，电子商务不仅仅是工具、是渠道，电子商务作为一个新的商业基础设施正在崛起，需要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彻底重构体系，一些企业已经开始领跑整个行业。

目前，在中国整个网络品类中，服装占26.5%，家电占24%，化妆品占5%。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加速发展，移动端的交易额占网络交易额的比例越来越大。对此，艾瑞咨询集团研究院院长兼首席分析师曹军波谈道：“人们拿起手机和IPAD的效率比PC高，移动端购物用户的访问次数占到26%～30%，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注入新的变化和动力。今年中国网络购物将超过美国，虽然我们整个零售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我们的渗透率只有40%，因此待开拓的市场仍然很大。”曹军波说。

团购网商改变运营模式

未来服务业电商格局多业态

前两年，团购作为一个风潮迅速崛起，让大家领教到了O2O的价值，团购在生活服务业电子商务中是功不可没的。团购和实物类电子商务一样，通过解决信息对称，使生活服务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联动，优化流通效果，实现价格便宜，以改变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从线下迁徙到线上。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团购的问题。尽管团购帮助商户出售商户的剩余能力，但还是粗放式的。对此，窝窝团董事长兼CEO徐茂栋分享了服务业电子商务的经验。窝窝在团购当中不随波逐流，当行业模仿窝窝一日多单和一单多日时，窝窝又探索出了一店多单的形式。“前年年底，窝窝推出了商城，进行了平台化和商城化运作。商户在窝窝商城开专卖店，自己定价，自主销售自己的剩余服务能力。团购是窝窝的通道，是我们提供的若干服务中的一个，窝窝商城帮助商户实现分销。”徐茂栋还谈了定位问题，窝窝把自己定位为移动互联网公司，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打通供应链，把商家与消费者联系起来，将商家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进行匹配。

“未来服务业电商的格局是多业态市场。传统零售行业和实物类电子商务都是多业态并存的。服务业电商也是多业态并存的，有平台的窝窝模式，有聚划算的模式等。”徐茂栋说。

传统企业纷纷“触电”

线上线下亲密拥抱

电商热使得传统企业纷纷“触电”，完成了从店商到电商的跨越。

单仁资讯董事长单仁表示：“电子商务是所有企业面临的信息时代生产和经营方式，而且将成为主导。目前，随着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向互联网的迁徙，传统企业必须要提前布局。”对此，特步CIO张婉军说：“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向互联网迁徙，这是已经发生的趋势。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提前撒网，在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撒网，才能捕到更大、更多的鱼。”

很多企业把电子商务当成甩库存渠道，其实这不仅仅是简单的零售或简单的电子商务，而是一个新兴市场。传统市场有商场、服装城、专卖店、工厂店及街边摊，互联网有淘宝、一号店、京东、当当、淘鞋、名鞋库，有品牌独立官网，还有聚划算等。腾讯广点通产品总监赵艳说：“欢乐淘的模式值得推广，每天就推荐15个单品，可能有化妆品、服装、鞋子，应用上线之后，它的留存率甚至比一些游戏的留存率还高。因为在这几款当中，总有用户喜欢的，并且整个单品的价格也不断满足用户的喜好，并在电商领域通过APP做更多的尝试。”

第9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范文

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全球的世界经济相关性、相联性的研究，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用各个国家贸易的权重来重新划分世界金融地图的话，这个地图会变得怎么样？大家会看到这个地图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北边的俄罗斯正在崛起，但中国和美国仍然是世界贸易中心的两极。在过去20年全球贸易的相连度增长了70%以上，世界政治通过贸易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用全球金融的实力来重新画一张地图，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大家会看到中国变得很小，欧洲逐渐变得大起来了，表明在今天的世界里，欧洲仍然是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美国的金融中心也是非常重要，而相对于亚洲会变得非常的小。

在过去20年里，全球的金融相关度也增长了70%以上，所以这个世界今天通过贸易、金融、信息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全球的格局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地理位置形成的国家配置，正在经济格局上发生转移。转移的结果是世界上形成了三大板块：第一大板块是发达国家；第二大板块是能源板块，它有科威特、俄罗斯和非洲的奈杰尔，还有沙特；第三大板块是泛亚洲板块，在美洲以巴拿马为界，北部的跟美国（发达国家）走，南部的跟亚洲走。大家不会想到巴西、智利、坦桑尼亚、加蓬属于亚洲经济金融圈，因为我们讲的是新的经济金融地理，它不是按照传统的地理位置划分的。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三大板块国家的经济周期是一致的，这导致整个世界的战略完全变了，这和你的地理位置没有关系。全球的关联度进一步加强，这些经济体共享共同的经济周期，他们的经济政策是一样的，他们的很多经济变量是并行而动的，这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

这就促成了一个新结构的形成。与此同时，在大亚洲板块里，它正在形成一个垂直交融的全球供应链，这个变化是非常厉害的。整个亚洲的行业和企业，现在都在尽可能地融入垂直供应链和产业链这样一个过程里。整个泛亚洲经济金融圈，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制造业圈。这是全球经济金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

而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性，这十年间发生的变化也特别大，整个亚洲区的黏合度从0.42%上升到81%。这是我们在分析产出波动的时候，有多大的比例可以用外部的冲击来解释。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危机以前，产生波动的30%可以用外部的影响和冲击来解释，危机以后仅仅三年半以后，波动的60%都是由外部的冲击来运行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以前，它的产出波动只有20%可以用外部的因素解释，今天翻了一番，40%！当然，这其中也有包括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这以前是从来都没有的。所以，整个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变化，三大板块之间的互联加强，而且它的交换也产生了很多变化。

经济增长重心的变化

我们也看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重心也发生了根本变化。2011年年底世界上第一次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50%，这是第一次两个经济体的总量几乎达到了一半和一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两个经济体的总体量相一致的时候，整个世界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发达国家有10亿人口，GDP的增长是每年1.5%左右，人均GDP几乎没有增长，消费和需求结构没有很大变化。而其它30亿人口生活在新兴经济体，30亿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60亿人口的人均收入每天在增长，GDP以6%的速度在增长。这个增长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的需求结构，整个世界资源产品的需求变成了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主导。

需求结构的改变，对食品加工、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新定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引起金融业的巨大变化。这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引起的这种变化，它们有比较低的政府赤字，比较高的利率，比较高的增长率，而发达国家第一次处于比较高的政府赤字，比较高的失业率和比较弱的增长，所以资本追求利润、追求增长，我们估计资本也在大规模地离开发达国家，走向发展中国家。这个规模是非常厉害的。

总之，全球经济重心的转变导致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转变，对资源产品的需求产生了改变，对实体和农业产生了改变，导致了制造业的重新定位以及金融资产在全球的流动性，这也是巨大的变化。

“三大技术”推动IT业巨变

在全球的格局下，IT行业会发生哪些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