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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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意识的概念范文

究其原因，盖文学作品表现的是人类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差异也许可以忽略不计，翻译高手能够从语言文字中提炼出人类感觉的共同“精魂”，“投胎转世”之后，语言习惯的差异便通过翻译家的再创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载体，翻译往往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用目的体系（本土的）法律术语对译出发体系（比如英美的）法律术语，意味着把不完全相同的两种制度牵强地叠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内涵有着共同的“精魂”，但细微的差别也可能影响移植制度的功能。当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着意把出发制度的内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当别论。但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这样一部强调保持渊源制度完整体系的法律，法律术语之间的差异一旦“化”掉，就无法实现法律规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们不妨剖析一个《海商法》制度“海上货物留置权”为例，分析Possessory Lien，[4]翻译方法如何给法律概念解释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术语翻译方法在以法律移植为主要立法渊源的我国具有怎样特别的意义。这一问题至少在具体学科的比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一、海上货物留置权产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释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开创了我国将国际公约直接变为国内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为我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引进英美法制度的立法。这一立法特色对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内涵的解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法律结构上看，《海商法》几乎全部是对国际公约或构成国际航运惯例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标准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约的逻辑结构十分严密，加之公约渊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体系，与隶属大陆法传统的我国一般民商法体系难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国际公约或国际标准合同的方式，构成我国《海商法》各章的内容。如涉及本文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的两章内容，分别为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约》、《海牙—威斯比公约》及《汉堡规则》的内容，只是根据我国的航运政策进行了取舍，具体规范结构则是翻译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节还参考了国际标准合同如使用率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参照几个国际标准合同制定的[5].

由这种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国海商法概念独具特色??公约或标准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义翻译，《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义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释，同一中文法律术语并不要求其涵义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应地，同一英文法律术语的多个涵义则在各章中分别被译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国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译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国法中重要的财产担保制度，我国传统中译为“留置权”，但它的内涵为“优先权”，远远大于我国“留置权”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 Lien、Maritime Lien和Equitable Lien（衡平法留置权）[7].Maritime Lien是Lien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民商法中没有对应的术语，《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义译法直译作“船舶优先权”[8]，译出了Lien的“优先权”含义??优先权毋须占有标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规定的受偿顺序从标的物中优先于其他债权获得清偿；而Possessory Lien在在英国财产担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标的物而取得优先受偿权，这一制度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有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义译出为“占有留置权” （或“占有优先权”）， 而按照我国民事“留置权”的特征解释，留置权本身就是一种以“占有”为前提而产生和存在的权利，因而翻译者为了避免同义重复，去掉了“占有”二字，成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权”[9]，亦即本文所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如此以来，在对法律规范进行比较法解释和比较法研究时至少引起了两个问题：

（1）同源于英国法中的Lien制度体系的海上货物留置权与船舶优先权在我国海商法中却变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制度??Maritime Lien在我国作为船舶“优先权”构成独立的制度体系，Possessory Lien作为我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成为我国民事留置权的一个分支。原有Lien制度体系下的两个分支概念之间以及分支概念与总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完全切断了。不只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译为英文本时，把“船舶优先权”被译作priority（而不是其原始术语[10] Maritime Lien），进一步切断了以英文词义为线索回溯到出发体系中去寻找制度渊源关系的途径。

两大法系的留置权制度与各自体系内的优先权制度密不可分、协同作用，在功能设置上此消彼长、相互弥补，共同调整海上货物运输关系，担保承运人和船舶出租的债权实现，构成完整的制度总和。而仅就留置权制度而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两大法系海商法律制度中，优先权制度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是密切相关、协同作用的，二者功能互补，此消彼长，各国对于单一制度的设置各不相同，甚至名称都不尽一致，但的功能之和却大致相同[11].因此研究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必须同时研究各国的优先权制度，否则无法知晓各国在保护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的债权人的制度。《海商法》在制度移植中却由于翻译方法问题切断了英国法中具有明显联系的两个法律术语所代表的制度之间的联系。

（2）相似而不相同的两种制度??英国法中的占有留置权与中国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之间的差异随着“占有”二字的省略而被抹去，作为渊源制度的英国占有留置权制度被赋予了目的体系中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全部特征，这成为长期以来我国研究、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时套用民事留置权法律特征的根源。其实，两类“留置权”存在着许多差异：民事留置权制度渊源于大陆法系担保制度，而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渊源于英美担保法制度。突出的问题是，英国法中的占有留置权制度以合约留置权为主体，法定留置权只是一种对于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适用范围很小的补充性权利；而大陆法的留置权制度以法定为重要特征之一，不允许自行约定留置货物。在海上货物留置权被强加以民事留置权特征之后，这种差异成为法律适用中的最大难题。比如提单中大量存在的留置权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否定合约留置权的判决一再受到航运界振振有词的质疑，[12]相比之下，司法部门的论证在逻辑矛盾中显得有些乏力，比如一面在文章的开头“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法律特征”的命题下否定约定留置权的效力，一面又用文章的主要篇幅讨论英美合约留置权条款的内容及其约束力。[13]另一种肯定约定留置权效力的论证是依据民法学关于大陆法系“物权性留置权”与“债权性留置权”划分的理论，把“债权性留置权”与合约留置权混为一谈。[14]可见以大陆法留置权理论解释渊源于英美法的概念只能削足适履。

《海商法》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规定只有三条，本身并没有肯定或否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留置权的成立要件、留置权的行使方式、以及留置权与诉前扣货的关系问题等等，界定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特征依赖于对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的解释，而解释的方法却全依赖于法律原理??究竟选择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抑或适用英美担保法理论作为解释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的依据，成为实践和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及其对于法律解释的意义

法律术语的翻译在法律移植中的意义远非文字技巧问题，它直接决定法律概念能否作为制度移植的载体，准确、完整地传达立法者移植某项制度时的意图，换言之，能否按立法意图继受外国法律规范的内涵，充分体现其制度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方法。所以港台民商法专家对于法律术语特别是英美法术语的翻译方法都十分重视。综合起来大概分为两大派论：

从事大陆法学民商法研究的学者认为，“应将英美法之概念用语，纳入我国既有之法律体系，使之与现行法概念用语相契合。”[15]主张将出发体系概念所代表的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制度统一用目的体系的相应概念来表示（本文称之为“制度功能对译法”或“功能译法”）。

从事英美法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凭一两个相同的地方把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与另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划上等号，很容易把术语在一个体系的意义带入另一个体系里去”，主张“只有当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重要意义时才可以划上等号，否则宁可生造词语。”[16]（本文称之为“概念内涵直译法”或“文义译法”）

《海商法》移植Lien制度时实际上分别采用了上述两种不同方法进行翻译??把Maritime Lien译作船舶“优先权”采用的是文义译法[17]，反映了出发概念自身的内涵；而把Possossory Lien译作“留置权”，采用的是功能对译，亦即出发概念所代表的制度与目的体系中的某一制度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时，直接用目的体系中的相应概念来代替出发。如果按文义译法直译，则possessory Lien应译为“占有优先权”或“占有留置权”。（总概念Lien可译作“优先权”或留置权）。这种在同一部法律中采用两种不同方法翻译同一体系的分支概念的作法，进一步增加了进行比较法解释时寻找法律制度源头的难度。

笔者认为，功能对译法的弊端在于，它把一个体系中的术语的内涵强加于另一个体系的术语内涵之中，或者导致出发概念内涵的遗落，或者导致其内涵的增衍，实际上造成对所移植制度规范的任意缩小解释或扩大解释。所以，文义直译法更符合法律术语翻译的内在要求，能够尽可能客观地表达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内涵。象“优先权”（ Lien）这样的概念，我国现行普通民事法律体系中并没有相应制度，采用直译生造词语反而提供了寻找法源的线索，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适用“船舶优先权”制度的讨论普遍从英美法制度中去寻找解释依据，在比较法研究方法上没有分歧，这与术语翻译保持了英国制度的原貌是分不开的；而属于同一制度的Possossory Lien（占有优先权）由于按功能对应译为我国已有固定内涵的 “留置权”，因而顺理成章地被纳入我国留置权制度体系，海上货物留置权变成为我国民事留置权中的特殊制度，从而改变了这一制度与母体的渊源关系，进行比较法解释时常常陷入异化概念的陷阱找不到出口，在信息不全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只能套用我国留置权概念特征去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其牵强附会已如前述，直接影响对规范内涵的理解和制度功能的发挥。比如根据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因而不承认约定留置权的效力。如果适用民事留置权的法律特征来界定海上货物留置权，认定海上运输合同中约定留置权的效力就缺乏法理依据，然而在海事审判实践中扣货的依据恰恰是提单的留置权条款，对留置权法律规范中所确定的留置权成立条件加以解释时，也又能不适用英美法中合约留置权理论，包括对留置权条款进行解释的合同解释理论。

当然，采用何种方法翻译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王泽鉴反对“个别法规定之基本概念皆因循其所继受国家之法律理论”，主张“设法使之与整个体系相配合，融为一体” ，也是为了使法律的有机体内“部分与整体调和，以实现其规范之功能”[18].从前面介绍的《海商法》立法背景来看，我国海商法移植追求的是海商法制度自成体系，甚至各具体制度自成一体，因而其中的个别概念若要“与整个体系相配合，融为一体”，应当首先考虑与海商法的相关制度相协调，由此构成完整的功能体系。如果为了与本国既有的民商制度概念一致而牵强地采取概念对译，则破坏了《海商法》内的部分与整体的调和关系，影响法律规范功能的实现。

无论我们如何选择翻译方法，法律概念作为“部分”都难以同时兼顾与本源制度体系的“整体”和本土制度体系的“整体”协调关系，所以，讨论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对于法律解释和理论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当我们对移植的法律术语及其代表的法律制度进行解释时，切不可忘记这些术语并不一定反映了制度的原貌，术语的内涵有时只是由翻译者确定的。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可能不完全相同；而表面上毫不相干的概念之间实际上却存在着某种制度联系。所以即使主张把英美法术语纳入我国概念体系的学者，也特别强调要“通过解释途径”，否则会造成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这一点，在解释主要通过翻译所产生的《海商法》时应受到格外的重视。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在法律适用和理论研究中都时时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讨论使用什么方法来翻译法律术语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术语本身不过是一种文字符号而已，它并不等于法律制度本身，制度的内涵是通过解释途径附于这个符号之上的。

三、“概念还原解释法”?? 海上货物留置权解释方法的一个启示

尽管法律术语的翻译作为法律制度移植的方法具有内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在移植中可能经常发生增衍或遗漏，然而，只要法律移植仍是我国生产法律的主要方式，我们就别无选择。弥补这种缺陷的途径是比较法解释。比较法解释的目的就在于“将外国立法例及判例学说作为一种解释因素，以求正确阐释本国现有法律规范之意义内容”。[19]笔者主张，在进行比较法解释的过程中，应当深入分析和认识我国法律制度与所继受的外国立法例之间的渊源关系，把特定概念的内涵及其法律特征还原到所继受的该外国法中，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对法律概念作出准确、完整、合乎逻辑的比较法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本文称之为“概念还原解释法”。采用这一解释方法，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概念特征与制度功能之间的诸多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运用“还原解释法”的第一步，是准确无误地找到法律概念赖于产生的“祖籍”。在许多情况下这并非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情。如前所述，《海商法》的立法背景为追索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渊源提供了一个路径。然而，即使海商法全部是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移植而来，这些公约和惯例却是两大法系各国制度长期博羿、借鉴和融合的结果，仅就具体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而言，如何能确定它渊源于英国财产担保法中的而不是大陆法系的担保物权制度呢？从法律文本中找不出任何线索，所有的线索都在翻译中被切断了（已如前述）。这个答案只能通过对公约、英国担保法和大陆法系担保法中的“留置权”制度进行比较，找出与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规定最相近的制度。

经对公约与英美海商法制度比较，笔者看到，海运公约和惯例基本上是英美等海运大国海商法制度的翻版，至少在技术结构和法律体系上如此。为遵从国际法规则，公约成员国都会以不同的立法形式把国际条约的内容纳入内国法律制度体系，非成员国的海商法制度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联系往往也比与本国普通民商法制度体系的联系更为密切，国此各国海商法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体系，即使在海商法制度与本国民商法制度整合得较好的大陆法各国，在研究海商法制度时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英美法理论。虽然这已成为常识，然而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与渊源于大陆法系的民事留置权具有共同的法律特征的情况下，笔者得出这种结论需要拿证据才能服人。

面对如何协调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本国民商留置权制度的关系问题，笔者研究发现，实行民商分立的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都与本国民事留置权制度都大相径庭，而且就功能（而不是概念）而言，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实际上是由“留置权”概念下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20]和不同名目下的优先权制度[21]共同构成，亦即大陆法各国将英美法Possossory Lien（占有优先权或占有留置权）制度分解为留置的权利和优先受偿的权利和两个功能互补的制度，从而把英美法制度（而不是概念）纳入本国民、商法体系，使之与本国既有的概念和制度相契合，但在法律用语上，几个国家都避免直接称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为“留置权”或“优先权”（这样就避免了前文所说的术语对译造成的概念内涵增殖或遗落的缺陷），只是具体规定了海上货物运输债权人如何通过占有标的物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这一信息进一步排除了用民事留置权特征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和制度的合理性。与我国大陆同样实行民商合一体例的台湾，是采用“特别留置权”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台湾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属于特别留置权，与普通民事留置权之间具有巨大差异 .[22]国内学者习惯于引用台湾学者的观点作为论证依据，对于台湾的特别留置权不可不特别留意。尽管我国理论界主流意见趋向民商合一，但海商法制度相对于国内其他民商法的独立地位已如前述。

《海商法》关于承运人的货物留置权制度的规定采用的是“金康”合同格式，其中的“留置权”特征与英国法Posso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一样，所列举的留置权项目包括运费或租金、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其范围大于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的范围[23]，而囊括了合约留置权中任何可能产生的费用；从《海商法》条文的内容来看，留置权的实现须经法定程序而不得自行变卖，这一明确规定反映了英法“占有优先权”效力特征；从留置权与诉扣货两项制度的关系来看，体现了“占有优先权”与“衡平法优先权”制度功能互补的特点。整个海上货物留置权规范无不渗透着英美法Posse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换言之，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整合了大陆法海商法以“留置权”制度和优先权制度共同承担的功能。由此可以确信，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英美法占有留置权同源，与渊源于大陆法留置权制度的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有着不同根系。

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还原为Possossory Lien，从英国财产担保法中寻找解释这一制度特征的理论，实践与理论的逻辑矛盾就得到合理的解决：

（1）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和留置权条款的效力问题。

在英国法中，Possossory Lien 既可依法律规定而产生，也可依合同约定而产生。普通法规定的留置权（即法定留置权）不仅在范围上小于合约留置权，而且适用条件限制很多。就二者的效力而言，法定留置权只是作为当事人之间关系或他们之间交易定情形下的默示条款或法律后果。所以只有合同没有约定或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亦即，约定的留置权效力优先，普通法留置权为补充性或选择性的权利。因此，我们不必借助大陆法留置权理论，依“法定担保物权”说否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或以“债权性留置权”为佐证肯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而应当依据英美法的合同解释规则确认留置权条款的效力，“概念还原解释法”为这种实践提供了理直气壮的根据。

（2）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成立要件和行使方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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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规定了两类不同的货物留置权：承运人的货物留置权和船舶出租人的货物留置权，它们分别源于Possessory Lien中的“特别（占有）留置权”（Special Lien，或“特别占有优先权”） 和“一般（占有）留置权” （General Lien，或“概括留置权”，“一般占有优先权”）[24].这两种货物留置权的效力规范[25]、成立要件及行使方式都不相同，这一重要问题在海上货物留置权研究中被忽略，是不了解二者的渊源制度所致。

作为承运人留置权渊源的特别留置权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相似，是指留置权人扣押占有某项财产直到该特定财产所生费用全部清偿为止的权利。这解释了我国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留置权成立的条件??留置权人只能就留置物产生的费用留置该特定财产，却并不必问该财产的所有人（货主）是谁。同时，特别留置权不含有债权人出卖标的物的权利，只有当制定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留置权人才可以按规定的程序出卖留置物，这为解决我国承运人行使货物留置权的方式问题找到了依据；留置权与法院扣货之间的关系也从中找到了答案??在英美法中，通过申请扣押把留置权转移给海事法官的做法，是行使留置权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优先请求权的唯一方式。留置权仅仅是一种抗辩权，法院扣押货物所实现的是优先权，这一优先权因留置权人占有标的物而取得，但海上货物留置权人不能象民事留置权人那样自行处理留置的财产，而只能通过司法扣押拍卖标的物而实现其优先受偿的权利。

一般留置权则是为了担保一般债权而设置的担保，更类似于我国的质权。根据一般占有优先权，留置的财产可以不是留置请求权的标的，它可以基于行业惯例产生，也可基于双方认可的持续性先例而确定，还可以由双方在合同中明确加以规定。我国船舶出租人行使留置权必须以货物为租船人所有，却不以置于船上的货物为产生请求权的标的物为限，即源于此。

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其他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运用“概念还原解释法”，把翻译过来的“留置权”概念还原到它基于产生的制度土壤中去，都能获得完整、合理的解释。索本求源不仅适合于解释象海上货物留置权这样处于两大法系夹缝中的概念，也不仅仅对于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这样一部典型地成体系移植的法律的解释具有意义，笔者相信，作为比较法解释和比较法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概念还原解释法”对于由移植产生的所有法律概念的解释都是一种启示。如果运用这种比较法解释方法通过统一的司法解释把概念的内涵加以确定，会避免实践中的大量争议而在许多问题上实现司法统一。

「注释

[1] 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6期。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于《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69页。本段加引号的部分都是钱先生描述文学作品翻译的“化”境时使用的词汇。

[3] 各国海商法都极少照顾与本国其他法律之间的衔接，因为海商法主要由航运惯例构成，国际一体性很强，在各国国内法体系中都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

[4] 《海商法》中译为“留置权”， 用于指称我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笔者主张按字义翻译为“占有留置权”，本文后面将用重要篇幅专门介绍《海商法》译法的由来和笔者译法的理由。

[5] 这一部分内容参见郭日齐：《我国＜海商法＞立法特点简介》，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交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作者是制定、颁布《海商法》期间国务院法制局顾问。

[6] 考证这两项制度之间的关系真是煞费苦心，因为我国海商法论著一般只有关于Maritime lien 的介绍，Possessory lien在英国海商法中主要由合同约定，适用各种国际标准合同，很少有海商法理论对于Lien制度进行系统讨论；而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又几乎不介绍英美留置权Possessory lien制度，个别提及这一制度的文章对英美留置权制度的功能也有严重误解。例如用英国学者Treital的观点??“留置权可以填补国内时履行抗辩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所留下的空白”，来说明我国留置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范围上的差异（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8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研究大陆法为主的我国民法学界对于英美法留置权和优先权制度的陌生。实际上，Treital 所指的留置权正是英国法中Lien，英国法的这项担保制度具有多重功能，《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列举了Lien的9个内涵，其适用范围比同时履行抗辩权广泛得多；而大陆法系的情况恰恰相反，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范围要比留置权广泛。本文主张在研究以移植英美法为立法资源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尽可能深入探究两大法系在相同的“留置权”概念的标签下隐藏的制度差异。

[7] 关于英国优先权和留置权的介绍参见董安生：《英国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9页；司玉琢：《优先请求权·时效·碰撞责任限制》，大连海运学院（内部发行），第55页；司玉琢：《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8] 朱曾杰：《关于＜海商法＞第二章》，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第54页。作者解释，按传统通译法译为“海上留置权”，多数专家现在认为不恰当，译为“优先权”是按字义译出的。另参见徐新铭：《船舶优先权》，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作者在书中列举Maritime lien的许多译法：海事优先权、海上留置权、海上优先请求权、船舶优先请求权、船舶优先权，等等。

[9]参见司玉琢主编：《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10]笔者原系海事法院法官，了解到最高法院交通审判庭和海商法专家对这种译法普遍给予批评，但尚未见对这一术语见诸文字的讨论。

[11] 海上货物留置权与优先权制度的功能互补关系，在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比较研究中也没有给予充分注意，这一问题笔者将在另文发表的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比较研究》中详述。

[12] 参见徐霆：《浅析提单与租船合同的留置权条款》，载于《中国海商法协会通讯》，1996年3月刊；汤凯：《论海上货物留置权》，载于1991年《中国海商法年刊》，第208页；?（香港）陈承元：《承运人之留置权》，载于《国际海商法律实务》，郭国汀主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司法部门也有个别文章赞同这一观点，见伍治良：《浅论海上货物留置权》，载于《海事审判》1998年第4期，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海商庭庭长。

[13] 参见傅绪梅：《中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作者是前任最高法院交通审判庭庭长；同时参见金正佳等：《海上请求保全专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第178页，作者是某海事法院业务院长。他们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大权威性。?

[14] 刘志文：《论我国海上货物运输中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及其影响》，载于《中国海商法年刊》，1995年卷，第161页。

[15] （台）王泽鉴：《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16] （港）何美欢：《香港合同法》（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7] 朱曾杰：《关于＜海商法＞第二章》，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第54页。作者解释，按传统通译法译为“海上留置权”，多数专家现在认为不恰当，译为“优先权”是按字义译出的。我国对大陆法系“留置权”概念的翻译也采取了功能对译法。

[18] 王泽鉴，上引书，第130页。

[19]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234.

[20] 关于法国、德国“留置权”概念下的制度仅具同时履行抗辩权之功能，国内民法学界基本上没有分歧；其实日本“留置权”概念下的制度功能与法国和德国差异不大。笔者主张对各国制度作功能比较而不是概念比较，亦即各国保护同一类法律关系的制度之功能设置上的异同，故在此不作“物权性留置权”与“债权性留置权”之划分。日本学者林良平指出，“谈论某种权利是物权或债权没有意义最好是对债权利能够发生什么样的具体权利、发生那样的权利是否妥当，作个别判断”。（转引自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对此笔者在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以比较法学理论为据另有详述。

[21] 法国为“特定动产优先权”、德国为“法定质权”、日本为“先取特权”。参见1966年《关于海上物运输合同和租船合同的法国法令》第3条，《德国商法典》第397条、410条、614条、623条；《日本商法典》第753条、第757规定。

[22] 《台湾民法典》第445条、647条、938条、960条、962条，《海商法》162条；另参见（台）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第426页。

[23] 德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为“法定质权”，与约定质权的项目分开规定。

第2篇：法律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公民法律意识；理性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法治

Abstract：“Building a socialistic country by law”has become an essential strategy of our country's policies. However，administrating a country by law is a gradual process and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among which 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is essential and also difficult to handle，to which people，today，still don’t have a unanimous 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n this period，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is “rational 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Taking ethical value as a base an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s main content，this legal consciousness accords with objective law and becomes one of the basic goals in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at rational stage；the rule of law

一、 法治的含义

法治是什么?古今中外的法哲学家、思想家莫衷一是。《牛津法律大辞典》是这样表述“法治”的：“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1]概括地讲法治问题包括三个层次，法律意义的法治，价值意义的法治，社会意义的法治[2]。

笔者认为，法治不可定义，但无疑其含义不仅仅是法律规则、国家的命令，还应当包含法律的目的，法律的价值，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1935年9月，在希特勒和其“司法部”、“内务部”各部官员的讨论中，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由此血腥、残忍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被纳粹通过“合法”途径披上了法律的外衣，每一项“判决”都是与“法”有据，有“法”可依。可是每一部种族立法每一项判决又都是那样无视正义、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等人类至高价值准则，都是践踏人类尊严的典型例证。

二、 公民法律意识的作用

价值意义的法治必定是法治概念不可缺少的一个层面。而对于价值的法治来说，公民法律意识有如下作用：

(一) 公民法律意识有助于法治价值的构建

价值元素有很多：真、善、美、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利益、自由等等，不同的社会制度将由人们确定不同的价值追求，而不同的价值追求又将确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治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意识，多元化的生产关系决定了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善与恶、道德与非道德、权利与权力、平等与等级……非理性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错误的、混乱的、麻木的认知与评价，将导致人们选择恶的、非正义的价值观。而理性阶段的法律意识作为一种理性的主观认知和评价，不仅仅是一种对制定法的正确认识，它还包括心理活动的全部基本功能，包括意志、情感、想象力，以及人的一切文化的和经济的心理技能，是一种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积极状态，是人们追求善的法律的内心动因和巨大精神力量，从而指引人们确定法律应有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效率。而在这种良法的统治下才有法治。

(二) 公民法律意识是法制运行的驱动力

人们的行为是以自己的思想意识为指引的，是思想意识的外化和物化。公民的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支配它的法律意识的健全与发达程度。只有当公民树立起崇尚法律权威的意识时，才可能自觉地接受、服从法律的治理。“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3]

三、理性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现行法律和法律现象的心理体验、价值评价等各种意识现象的总称。它包括人们对法的本质和功能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适用的评价、对各种法律行为的理解、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等等，是法律观点和法律观念的合称[4]。它作为人们对法律及法律现象的认知，可以分为感性和理性阶段。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理性阶段公民法律意识概念的认识尚未统一，有人称之为“法观念”，认为“法观念是人们认识法现象的理性阶段，表现为法律思想、观点和理论，是人们对法现象由片面的表象的感觉和印象，经过大脑的加工而上升为全面的、深刻的、反映法现象内部联系的、科学的法律思想理论体系。”[5]也有人称之“法律理念”，是指“公民对法律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对法律产生的理性心理体验，是法律情感和法律认知的理性升华，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追求为皈依的法律思想和信仰。”[6]还有人称之为“理性化的法律意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7]

笔者基于法治社会构建的目标将此阶段的公民法律意识界定为“理性公民法律意识”，指以伦理性价值为根基，以主体性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对法和法律现象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是法治的基本目标之一。其内涵主要有如下四层含义：

第3篇：法律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高中生；法律意识；培养对策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法制体系的建设在不断加快，法制观念开始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不论是学习、生活还是工作，都离不开一个完善法律制度的保障，由此也就彰显出了培养庞大高中生群体法律意识的重要性。就目前来看，我国高中生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对法律不是十分了解，导致其在日常的学习与生活中常常会因为对法律缺乏足够的了解而犯下许多错事，给高中生的成长生涯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要正视当前我国高中生群体法律意识淡薄的现状，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强对高中生法律意识的培养，让高中生在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的同时再形成一个完善科学的法律意识，从而为高中生今后的学习与成长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1]。本文就是关于高中生法律意识培养的相关分析。

一、高中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

（一）法律意识比较薄弱

对于我国高中生来说，虽然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但是却不知该怎么践行所了解的法律概念，在维护法律的神圣与庄严等方面更是置若罔闻，整体法律意识非常薄弱，难以适应当前我国法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的要求。高中生法律意识淡薄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其遇事非常冲动，常常都是主观行事，做出了许多过激行为，没有意识到法律是可以帮助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难以将法律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二）犯罪几率逐渐升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更加发达，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法律意识的缺失导致不少高中生都过分注重物质享受，不仅自我中心意识十分强烈，而且对于权威都是持着一个蔑视的态度[2]。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高中生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都无视规章制度，抢劫、打架、偷窃等直接触犯法律的行为在高中生群体中经常发生，不仅影响到高中生的健康成长，而且还给社会带来了许多危害，必须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二、培养高中生法律意识的对策

（一）在思想上对高中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引起重视，不断加强高中生的法律教育

虽然当前高中学校的教育中也包括了法律教育，但是受到应试观念的深刻影响，由于法律课程在高考中不会涉及，导致本该得到重视的法律教育工作最终只能流于形式，不仅没有引起学校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在已经进行的法律教育活动上更是片面注重爱国教育与道德教育，关于基本法律条文、法律常识的教学活动少之又少，严重阻碍了高中生法律意识的有效提高。对此，也就要求高中学校教育工作者要在思想观念上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引起重视，对法律教育的课程与课时进行合理安排，从德育课中将法律课抽离出来，让法律课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课程，从而突出法律课具有的重要地位，让高中生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为高中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奠定基础[3]。

（二）使用新颖的材料，引起学生对法律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

法律是没有温度的，法律课程所涉及的都是残酷无情之事物，这样一门冰冷的课程很难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欲望，影响到高中生法律意识的提高。对此，也就要求要采用生动新颖的法律教育材料，对法理学与法律法规、民法与刑法、私法与公法等内容的教学进行合理分配。虽然这样教学方法无法体现出长远的发展目光，但是在这种教学下，能够使高中生对当前全国通用的法律条文形成一个更加准确全面的了解，从而才能够不断帮助学生对这些法律理论进行深入了解[4]。也就是说，如果不采用新颖生动的教学材料，也就无法让高中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产生兴趣，进而高中生也就会对法律知识的教育产生抵触与排斥心理，要想提高高中生的法律意识也就成了空话。

（三）对法律学习手段加以创新，不断增强法律学习的趣味性

首先，在进行法律学习的时候可以将一些真实的案例加入进去，在生动真实的案例学习中，能够使学生更加深刻的领会到法律具有的约束作用，而且还能够让学生在解决案例的过程中对各种法律条文形成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避免了法律学习的乏味与枯燥。其次，还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培养高中生在日常生活中遵守法律条文规定的好习惯，让其感受到法律对于公平正义具有的强大约束力，让其从内心深度对法律产生一种敬畏之心[5]。最后还可以创建法律宣传小组，让高中生成为法律的传授者与宣传者，通过转化角色使高中生对法律的重要性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促进高中生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当前我国正处于加上你和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键阶段，我国高中生数量十分庞大，其作为构建法制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高中生所具有的法律意识强弱将会给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带来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必须要更加重视对高中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社会各界都要认真履行自身的职责，通过增加新鲜材料和创先法律学习方式等措施，让高中生形成一个更加科学的法律意识，从而为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蔡秀梅,刘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大学生规则意识培养的相关性研究———对济宁学院2007级大一学生的调查分析[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01:141-145.

[2]刘艳艳.新疆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法律意识现状调查报告———以昌吉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经营管理者,2015,24:413.

[3]黄艺博,徐韦钰,姜昱,王誉臻,夏一帆,姚正帮.中学生(高中)法治意识和教育的现状与思考[J].教育教学论坛,2016,16:229-231.

[4]李小龙,刘文峰,赵常昊,王永辉,邹烨.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园暴力调查与研究———以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两所中学为例[J].群文天地,2012,21:288-290.

第4篇：法律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非法学专业 在校大学生 法律意识 调查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2）12（b）-0-02

1 意义与方法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进步和逐步完善，法制建设进入到推进民众法律意识提升的关键阶段。当代大学生作为我国未来民众的核心主体，其法律意识的提升与培养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发展。通过对非法学专业在校大学生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分析不同类型大学生对法律意识的认知程度，探讨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提供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以潍坊医学院在校本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分别按年级、专业（医学、非医学）分层，对随机抽取的3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查阅文献资料，结合前期调查资料并经相关专家讨论后，形成调查问卷。其主要内容包括：（1）在校大学生一般情况（性别、专业、年级、生源地等）。（2）法律意识状况：法律基础知识、法律心理、法律态度、法律信仰四个方面。所有的资料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17.0软件对计数资料进行χ2检验。

2 实证调研分析

2.1 非法学专业在校大学生一般情况

调查300名，男生115名，女生185名，男女比例0.62：1；临床医学专业学生160名，英语专业学生140名；2012级和2011级调查学生人数分别为160名和140名，年龄均值为20岁；52名来自城市，59名来自乡镇，189名来自农村。

2.2 非法学专业在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状况

2.2.1 对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调查发现，74%的大学生对我国主要法律大概知道一些，22.3%比较了解，但有3.7%的大学生一点都不了解。对法律与法规区别的了解，67.3%的大学生大概知道一些，19.0%比较了解，只有0.7%特别了解，并有13.0%一点都不了解。对违法和犯罪的认知，85.0%的大学生对于“违法”和“犯罪”的概念认识是正确的，而有15.0%回答错误或不知道。从法律知识的了解来看，大部分大学生对法律只是大概知道一些，对于法律基本知识了解情况并不乐观。

2.2.2 大学生法律心理状况

大学生对我国当前法治状况的认识不容乐观，对“我国目前司法是否公正”的肯定回答率仅为7.0%，多数表现为对司法公正不认同；在法律的心理接受程度上，对“大学是否有必要开设法律基础课程”的回答是积极的，其中，83.3%的大学生认为“应该”开设，而仅有5.7%的大学生认为“不应该”；在法律知识获取途径上，46.3%的大学生主要是通过课堂，39%从电视、电台获得，而对报纸、网络等学习途径却利用不够充分。

2.2.3 大学生的法律态度状况

32.3%的学生对法律有信心，认为法律能保护他们的切实利益；40%的学生认为法律会逐渐完善，并能保护自身权益；但仍有27.7%的学生认为法律越来越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工具。同时，当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大学生的法律态度明确，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大学生在60%以上，而面对他人权益遭受损害时，法律态度也比较积极，有39.7%的学生去电话报警。但是，也有10.3%的学生选择忍气吞声，15.7%的学生选择明哲保身、视而不见，甚至1.3%的学生选择去对方单位大闹。

2.2.4 大学生的法律信仰状况

大学生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司法机关的态度，给予信任和肯定的仅为8.3%；有36.7%的学生选择回避，除非不得已，不跟他们打交道；有5.3%的学生表示不信任。对于当前法律的总体认识，多数认为法律应该值得去信任并且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完善，但有24.7%的学生对当前法制环境不满。

2.3 大学生自身的基本情况对法律意识认知的影响

2.3.1 不同专业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经统计分析发现（表1），临床医学与英语专业大学生对我国主要法律的了解情况的分布有统计学差别（χ2=6.539，P=0.038）；对“法律与法规区别”了解情况的分布没有统计学差别（χ2=2.459，P=0.292）；对“违法是否就是犯罪“的认知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2.949，P=0.229）。

表1 不同专业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注：因“特别了解”的例数太少，与“比较了解”合并为“了解”组

2.3.2 不同年级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经统计分析发现（表2），2012级和2011级大学生对我国主要法律的了解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1.427，P=0.490）；对“法律与法规区别”的了解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0.863，P=0.650）；对“违法是否就是犯罪”的认知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4.074，P=0.130）。通过分析，认为不同年级对大学生法律意识高低没有影响，可能是因为年级跨度较小而体现不出不同年级因素的影响。

表2 不同年级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注：因“特别了解”的例数太少，与“比较了解”合并为“了解”组

2.3.3 不同性别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经统计分析发现（表3），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我国主要法律的了解情况没有差异（χ2=3.439，P=0.179）；不同性别大学生对法律与法规区别的了解情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1.169，P=0.557）；说明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违法是否就是犯罪”的认知情况无统计学差异（χ2=1.505，P=0.471）。

表3 不同性别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注：因“特别了解”的例数太少，与“比较了解”合并为“了解”组。

2.3.4 不同居住地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确切概率法算得（表4），不同居住地大学生对“我国主要法律”的了解情况分布有统计学差异（P（双侧） =0.002）；对“违法是否就是犯罪”的认知影响没有统计学差异（P（双侧）=0.520）；而经统计分析发现，不同居住地大学生对“法律与法规区别”的了解情况分布有统计学差异（χ2= 79.987，P=0.00）。

表4 不同居住地大学生法律意识认知差异

注：因“特别了解”的例数太少，与“比较了解”合并为“了解”组。

3 结语

在对潍坊医学院在校大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多数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不足，对法律的主要理论、基本常识和特征掌握的程度不深，概念理解不够透彻，基本理论掌握表面化。可能由于个人原因，亦或是多年的教育体制造成的不良学习习惯，他们的法律心理表现的较为脆弱，内心缺少学习的主动性，法律获知的手段被动而单一，没有主动积极的利用报纸、网络等手段学习，多是通过课堂等传统方式被教授法律知识，容易片面的理解当前的不良现象，有时候容易被错误引导。但随着法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大学生逐渐意识到当今法制社会的要求，越来越注意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尤其觉得有必要在大学中开设法律基础课程，通过日常的学习直接获得法律知识，这也是大学生自觉适应社会需求的积极表现。然而可能受我国传统观念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法律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大学生的法律态度又表现出不够坚定，希望法律能保护自己，却又对我国司法的公正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质疑，甚至受到特殊法律案件和“厌诉”等社会不良现象的消极影响，没有对现代法律意识形成科学的认知和自控，法律信仰也表现的不够稳固，有时候对问题的判断带有较强的功利性，对法律的规范认同程度不高。所学专业和生源地不同，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产生一定影响；性别上的不同则对其没有明显的影响。由于所选年级的跨度比较小，未发现年级对法律意识高低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针对不同的学校和专业，国家有计划的改革“两课”教学，加大对法律的学习程度，并贴近生活实际，合理利用网络等现代资源，有计划开展法制实践，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法律，在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及时引导学生化解心理矛盾与冲突，伴随着我国立法的逐渐完善以及形成良好的法制教育氛围的同时，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和熏陶学生，将有利于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而且尝试在中学时代让学生学习法律知识，效果可能更好。

参考文献

[1] 汤景桢．上海市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8）.

[2] 韩世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与改革建议[J].青少年研究，2006，3（12）.

[3] 张淑玲．大学生法律教育的调查与分析[J]．法学杂志，2002，7（1）．

[4] 魏志祥.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教育发展研究，2003（1）.

第5篇：法律意识的概念范文

    通过听讲座学习，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存在明显的法律盲区，主要表现在：

    一是法律认识度低。对于我们来说法律只能说是一点浅薄的法律常识加残缺不全的法律条文，大多数人不能掌握一些必要的法律基础知识，不知何为法律，它有哪些形式，如何划分；不知何为犯罪，哪些行为是犯罪行为，职务犯罪有哪些种类等等，法律知识十分匮乏。

    二是法律防范意识较弱。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受他人侵害或侵害他人权益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象许多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却不为人所注意，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以及提高警惕避免触犯法律，自身法律意识无从谈起。

    三是学法主动性不强。虽然我们的法律认识度不高，法律知识匮乏，但学习法律知识的主动性却不强，只掌握一些本职工作必须的法律知识，其他相关的法律知识不能积极主动的去学习了解，严重影响了环保事业的发展和廉政建设水平的提高。

    通过对《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的学习，有以下收获：

    首先学到了很多新的法律知识。这此讲座不仅涉及了刑法中有关职务犯罪的具体规定，而且讲解了各种职务犯罪的种类，具体表现及认罪方法，并通过引用大量详实的案例，使学习枯燥的法律条文法规变成了轻松易懂的事情，大大加深了自身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其次，对法律的认识度进一步提高，特别是讲座中关于法律、刑法中犯罪的概念、职务犯罪的概念、构成犯罪的四要件等问题的论述，让我们对职务犯罪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与理解，从思想根源明白了手中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不行使权力或越权行使权力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第6篇：法律意识的概念范文

一、年龄与法律意识的关系

对法律的信任程度，年龄差异比较明显。年龄越大的农民通常越认为不可能在法律适用上做到人人平等。这种表象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受教育程度及受教育的内容不同造成的。这种原因还造成了当社会习惯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态度上的差异。在这时，年轻农民会更倾向于接受法律的约束，而年龄越大的人，对社会传统习惯越认可。农民作为消费者，其消费权益保护的意识在不同年龄阶段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年龄越大的人，消费权益保护意识越差，而年轻农民当其消费权益遭受损害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以及向人民法院提讼的意识都明显要强。就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而言，青年农民要明显高于年纪较大的农民，他们更多地认为，参加法律培训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保护有用。

二、收入水平与法律意识的关系

从总体上说，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其法律意识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在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对法律的需求较多，接触法律事务的机会也较多，所以法律保护的意识和法律监督的意识也就较强。低收入阶段的农民，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比较单一，一般以种植业为主，因而对法律的需求相对较少，法律保护的意识也就较差。具体表现为：在涉及到民事纠纷（如农村中常见的宅基地纠纷）时，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选择的解决方式有所不同。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民，越是会找村干部或者是通过解决；而低收入水平的农民则更多选择“私了”。这反映了不同收入水平农民之间法律的价值观的差别。

三、文化程度与法律意识的关系

农民的文化程度是决定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的素质以及农民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主体素质的基本因素。农民的文化水平低，在接受法律教育时有一定的困难，对法律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朴素的法律意识水平上，与现代的法制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法律的价值观念必然会有明显区别。

农民的法律观念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多，越是文化水平低的农民越是如此。如在对刑事案件“私了”的认识上，高文化水平的农民认为“私了”不合法的比例略高于低文化段的农民。在对民事纠纷处理时，选择“私了”的比例仍然较高，在不同文化水平的农民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在传统思想与现代法律制度发生冲突时，农民的价值选择也与其文化水平联系密切。文化水平越高，农民越容易接受法制观点。

四、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与农民法律意识的关系

农民居住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其法律意识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农民居住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越高，该地区农民接触现代经济社会的机会也越多，这些农民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也相对较多，法律保护的意识相对强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但同时，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农民的法律意识也有着更高的要求。

从法律保护的意识上看，发达地区的农民的法律保护意识要强于中等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具体表现：①在消费权益保护意识方面，发达地区农民的保护意识要强于其他地区，他们的投诉的意识最强，而欠发达地区农民意识最强，中等发达地区农民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比例最高。当消费者权益遭受损害时，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所以选择诉讼方式的比例最高，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农民只了解诉讼方式，或者说在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消费者权益的行政保护和社会保护还很不到位。②在上诉意识方面，发达地区农民也比其他地区的农民强。调查结果还显示，自己认为能赢的诉讼败诉后，不同经济发达程度地区农民的处理态度是不同的。如果对判决不服，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中有更高的比例选择执行判决而不上诉或者既不执行判决也不上诉；而发达地区的农民中则有更高的比例选择上诉。农民对这种条件下选择上诉方式解决纠纷，仍然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执行判决的同时上诉，一是拒绝执行判决而上诉。

就农民的法律监督意识而言，发达地区的农民也要强于其他地区。如对《农业法》的了解，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经济条件越不发达的地区，农民越了解《农业法》，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对《农业法》则更不了解。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经济条件发达地区，农业衰退的现象更加突出，农民的收入来源中农业的比例越来越小；而落后地区农业仍然是农民谋生的基本手段。同样，作为农业领域的基本法，《农业法》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能够得到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辖有关部门更高的重视，宣传普及的力度更大。

五、农民居住社区的地域环境与法律意识的关系

调查显示，农民居住社区的闭塞程度造成的农民法律意识的差异是明显的。这种差异在以下二个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第一，在守法意识上，越是闭塞的地区，农民的守法意识越强。这一结果似乎是出乎意料和不正常。对这一结果合理的解释是：居住社区越开放，在社区互动中接受外界环境影响的机会就越多，整个社会违法现象的增多刺激着农民去冒违法之险；而在相对封闭的社区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的威慑作用对农民的意识和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力，农民更能遵守法律的规定。第二，在以违法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现象的认识上，同样显示

第7篇：法律意识的概念范文

1.大学生法律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亟需强化由于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偏低，客观上形成了其淡薄的法律观念。目前，有大学生认为：我国现今权力大于法律，富人可以用金钱来逃避法律对他的惩罚；部分大学生对违法与犯罪的界定上模糊不清。甚至把违法行为当成是犯罪行为；权力和权利混淆，不懂得怎样尊重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的公权力，不知道怎样运用法律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私权利。近几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大学生的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这与其缺乏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淡薄密切相关。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现实情况告诉我们，树立大学生法律观念，提升、强化其法律意识迫在眉睫。

2.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难以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最高标准就是大学生法律信仰。这种信仰包含了对平等、正义、人权等法的价值的恪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树立大学生法律信仰，是我国实现法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然而，目前的大学生普遍缺乏对法律的信仰，这与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及社会、家庭对学生法律宣传教育不到位有很直接的关系。当今的学生认为：权力、金钱与法律相比，权力、金钱要远大于法律。他们为了追逐金钱和权力，不惜铤而走险，突破法律底线。他们认为法律是有钱人的剥削工具，有钱人犯法，可以免除责罚。这些主客观因素，造成了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更谈不上大学生对法律意识的恪守。

二、影响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的因素分析

1.法治教育因素目前，我国高校存在法治环境不够浓厚，普法知识宣传教育力度不够的问题。高校老师将重心放在学生的专业水平提高教育，而忽视了学生的法治教育；国家在立法上存在立法质量、立法衔接、司法公正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利于树立大学生法律意识。

（1）普法知识宣传教育因素目前，我国各个大学的法律教育途径仅仅限于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一方面，这样的课程虽然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但课程本身是公共基础课，学生自身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讲授教师对这样的公共课的重视程度不够，对讲授相关的法律知识没有纵深的展开，课程内容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这使得大学生对法律的理解不够透彻。这种情况下，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树立是一种无形的阻碍。

（2）法治环境因素从立法环境上看，立法的质量有待提高。目前，我国法律制定的过程中，部分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上下位阶之间的法律存在冲突和不协调现象；立法过分倾向政治目的性，影响到了法律自身的公正性。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我国立法的整体质量，进而对树立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司法环境上看，执法的公正性亟待提高。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领导干部利用手中职权，违法、违纪办理案件的情况时有发生。虽然这样的领导干部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事情本身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使得公众对司法的公平、公正产生了质疑。大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社会的栋梁，如果他们在这样缺乏公正的司法环境中学习成长，势必会对其产生深远影响。

2.家庭教育因素大学生的家庭成长环境、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方式、方法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当前，大部分家长很少关注孩子的行为举止。家长没有明确告诉孩子，什么样的行为是触犯法律的，触犯法律的后果是什么。更没有指引孩子、告知孩子怎样的行为是合法行为。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没有法律上的概念，很难具备法律素养，也不利于孩子法律意识的培养。

3.大学生自身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学生，尤其是90后的大学生之间的攀比心相对较强。在读大学期间，一些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同学，看到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吃的好，穿着时髦，自己会感到很自卑。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们不惜铤而走险，采取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高校，部分大学生盗窃他人金钱、物品的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上海市某高校王某其家庭经济条件一般，但其爱慕虚荣，平时花钱阔绰，喜欢购买名牌化妆品和衣物。2009年10月—12月期间，她利用到同班同学寝室聊天机会，多次盗窃寝室财物，而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这样的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自律性，最终自食其果。

三、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路径

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学生自身的努力等共同去实现的。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寻找到一条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有效路径。

1.加强对学生的法治教育笔者认为：高校应该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分开进行教学。尤其是要将“法律基础”作为每位大学生专业必修的课程来认真对待；还应建立“法律基础”的学分与学生的本科学位挂钩制度。另外要提高“法律基础”的教育、教学水平。学校的教务管理部门领导成员要组成评审专家组，定期对讲授“法律基础”课程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进行评估。对评估不合格的教师，学校要对其进行通报批评、扣发津贴、降低职称等相应的惩罚措施；对讲授“法律基础”课程过程中，受到学生好评的优秀教师，学校要对其进行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教师的奖惩机制，不但能够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而更重要的是，严格的教育管理使学生真正能够学到相关的法律知识，对学生自身的未来发展大有裨益。

2.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为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创造条件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的人，他们的思维、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情况是不尽相同的。人也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塑造人。因此，作为高校的大学生，良好的法治环境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具有关键作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净化社会环境。在立法层面上，我们要坚持法律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实用性、合理性。真正做到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相互协调。在司法层面上，我们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司法机关处理案件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公正原则。在法律监督方面，要做到监督者之间要相互制约；被监督者之间自觉遵纪守法。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做到社会的公平、公正，才能为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2）注重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做到依法治校。校园是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主要活动场所。好的校园法治环境对学生法律意识养成百利无害。学校应制定和健全校园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做到依据法律、依据规章、依据制度办事。要体现法律、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发现违法、违规、违反制度的事情发生，要严肃处理，严格处罚，绝不姑息。这样，才能使得学生感到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和威慑力。这对学生提高法律意识具有积极的指引作用。学校通过校园网络、校园广播、校园文化报等传播媒介，向学生宣传学校依法治校的决心和勇气，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

3.重视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养成非常重要。一个对孩子负责任的家长，首先，应该有对孩子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的表现是：家长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合法，做什么样的事情是违法的，违法的后果的惩罚是什么。这样才能提高孩子的守法自觉性，提高孩子的法律意识。其次，家长应该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法律，提高自身法律素养。给孩子起到一个表率作用，做孩子的称职的领路人。

第8篇：法律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高护生；医疗事故；举证倒置

[中图分类号] R19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4）03（b）-0161-03

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医疗护理行为责任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护理工作是高奉献、高责任、高风险的特殊工作[1]，作为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高护生，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迫在眉睫。本调查旨在了解高护生对基本医疗法律知识概念的认知情况，从而为提高高护生对法律的重视程度和自我防护意识提供科学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江西护理职业技术学院三年制大专护生100名，其中，在校高护生50名，临床实习护生50名，均为女生。

1.2 研究方法

制订统一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年级、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及10项选择题，每项选择题10分，共计100分，内容主要涉及医疗事故的概念及分级、举证倒置的概念及实行实践、护理差错与医疗事故概念的区分、医疗纠纷与医疗事故概念的区分以及对这方面知识的需求及来源情况。共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回收率100%，有效率10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2.0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及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高护生对医疗法律知识答对率的比较

对两组高护生答对率进行秩和检验，uc=2.276>1.96，在校高护生与临床实习高护生对医疗法律知识的认识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高护生医疗法律知识答对率的关系（n=100）

2.2 两组高护生有关医疗事故及举证倒置等法律知识知晓情况的比较

两组高护生在医疗事故概念及举证倒置实行时间等法律知识的知晓情况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两组高护生对医疗事故及举证倒置等法律知识的知晓情况（n=100）

2.3 两组高护生对医疗法律知识需求情况的比较

本次调查发现，认为非常需要医疗法律知识的高护生共35名，占总人数的35%；认为需要的高护生占58%；认为无所谓者占7%；无一人认为不需要（表3）。

表3 两组高护生对医疗法律知识需求情况的比较（n=100）

2.4 护生获得医疗法律知识的渠道

36名高护生通过课堂了解医疗法律知识，26名护生通过新闻、网络获得，30名高护生通过医院获得，其中，实习高护生为25名，占83.33%；8名护生的医疗法律知识来自家庭或社会。

3 讨论

3.1 相当部分高护生的医疗法律知识薄弱及意识欠缺与高校护理教育有关

本校高护生仅开设《法律基础知识》，而且《护理学基础》及《护理管理》中涉及的法律及医疗事故内容相对欠缺，所占课时数少且授课内容枯燥，因此学生掌握不牢固、记忆不深刻。本调查显示，17%的高护生不了解举证倒置的概念，而德国护理基础教育中设有《与职业有关的法律》《公民法》两门课程，总共140学时，占全部理论学时的5%[2]，本校93%的高护生对医疗法律知识的需求强烈，因此，学校可聘请附属医院护理管理者开展有关医疗事故、举证倒置等法律知识的专题讲座，让护生了解护士的职责范围、患者的基本权利以及如何避免护理过失，杜绝医疗事故的发生[3]。当然，高护教育法学课程的不足与目前仍无一部完整的护理法规及较系统的可供高护生使用的法学课程专用教材有关[4]。

3.2 案例教学法应用于高护生医疗法律知识教育的可行性

本调查显示，83%的高护生了解举证倒置的概念，但仍有67%的高护生不完全明白医疗事故的概念，7%的高护生对医疗法律知识持无所谓态度。大多数护生认为单纯讲授法律知识枯燥无味，应该用真实的案例来讨论分析，让大家各自查阅资料后分组进行讨论。有文献报道，案例教学法在培养学生的创新型思维能力、自己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协助精神及学习兴趣等方面与传授式教学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案例教学法具有真实、生动、客观和针对性强等特点，便于理解及加深印象，如判断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护士是否负责任等，通过真实案件中主人公发生的事件及处理结果，更能增强护生的职业责任感和法律意识。对于高护生来说，在其独立护理行为开始之前应了解自身行为的社会要求及社会规范，对护理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关系及法律后果有必要的预见，以避免无意识违犯法规现象的出现[6]。

3.3 实习护生对医疗法律知识的总体了解程度较在校高护生好

高护生对于医疗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是否立足于临床实践，且与临床带教老师传授相关法律知识和应注意避免的方面有关[7]。带教老师在护生进入医院实习前应组织其学习出现医疗差错事故的原因及处理等相关法律知识，这样可让实习护生明确自己的职责，提升自身素质，这对于预防差错事故，防患于未然起着重要的作用[8]。

作为新时代的高护生，应自觉不断学习医疗法律知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9-11]。同时，护生还应做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提前建立良好的职业形象，为护理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朱红娅，洪成波，孙一勤，等.国内护生证据意识研究的现状[J].护理研究，2009，23（11）：3013-3015.

[2] 李敏，孙霞.护生实习中潜在的法律隐患及对策[J].当代护士·专科版，2010，24（11）：193-194.

[3] 赵正慧，郑雪，罗婕，等.实习护生《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认知状况调查[J].护理学报，2009，16（10B）：16-18.

[4] 樊桂莲，梁爽，张梅，等.新形势下护生在实习中期发生护理差错原因分析及对策[J].护理实践与研究，2008，5（8）：109-110.

[5] 刘芷颖，曾丽芳.实习护生医疗法律知识认知程度及存在的法律风险调查[J].护理学报，2011，18（19）：74-76.

[6] 陈莉军.实习护生法律意识调查分析[J].齐鲁护理杂志，2010，16（21）：46-47.

[7] 张卫飞.护理风险管理教育在减少外科实习护生医疗差错及纠纷中的作用[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2，22（7）：44-45.

[8] 窦娟花，申洪娇.培养护生法律意识的重要性[J].现代医药卫生，2011，27（11）：1754-1755.

[9] 莫碧娴.新形势下儿科如何开展临床带教工作[J].卫生职业教育，2011，24（8）：103-104.

[10] 徐贵红，徐桂梅，潘莹.妇产科护生实习带教的影响因素及对策[J].中国医药科学，2012，2（7）：137，151.

第9篇：法律意识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新疆南疆地区 法律意识 差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其中对“法治社会”建设以及“全民守法”的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法律意识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心理、知识、思想和观点的总和。增强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神圣感，提高公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度，树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意识观念，对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尤为重要。

新疆南疆地区通常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的区域，包括巴音郭榜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即所谓“南疆五地州”，是一个维吾尔、汉、蒙、塔吉克、柯尔克孜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暴恐活动”等负面影响因素严重，南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由于南疆地区特殊的人口构成以及宗教文化传统，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参差不齐。为了能够了解南疆地区居民的法律意识状况，我们在2014-2015年做了一份关于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问卷调查，对南疆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的居民进行了调查。

一、 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突出特点

（一）居民法律意识总体水平偏低

调查发现，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总体偏低，主要表现在法律知识有限，法律行动能力不够，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守法意识不高，部分群体甚至出现了法律信任危机问题。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70%的居民表示要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这表明大多数人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但在进一步的考察如何应用法律程序保护自己时，回答正确的不到30%。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法律行动力不够，用法意愿还缺乏实践能力，影响法律意识的提高。

关于“对我国法律公平性的看法”的调查，选择“法律对所有人是平等的”仅占总选项的27%，另有28.2%的居民甚至认为“法律很不公平”，居民对法律信任度偏低，进而影响到他们对法律的遵守。

（二）城乡居民法律意识水平有差距，农民法律意识问题尤为严重

1.农民群体多以道德和传统文化为准绳，对法律的信任和用法习惯偏低：从调查结果看南疆地区的农民法律意识亟待提高。在广大农民群体中，礼俗、习俗、宗法族规等成了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人们对礼俗、习惯的推崇超过了对法律的重视。在被调查的农民中，“私了”是农民遇到法律问题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发生纠纷时，由于农民对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司法”的陌生甚至是“恐惧”，通常“不愿”或“不敢”用法律，而首先想到通过关系或是民间权威来解决问题。

2.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识相对较高，但对法律的信仰潜伏着危机：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对法律的了解相对较多，维权意识较强。但对法律的信任却较低，主要是因为我国司法活动、执法机关执法不够透明，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看到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导致司法机关的活动大打折扣，由于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现象普遍存在，从而对司法失去信心。在我们的调查中，当问到认为我国目前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有76.7%的城市居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大于法律。有26.7%的城市居民认为有时权大有时法大。很明显的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司法机关工作的不信任。

3.民族习惯、宗教教义等对居民法律意识的影响尤为强烈：南疆地区是一个较复杂的环境，以维吾尔族为主同时又有着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兵团的存在也是一个特殊的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里又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人们的法律意识参差不齐。各民族传统习惯以及宗教教义对南疆地区乃至整个新疆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极端宗教和泛突厥主义对新疆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对居民法律意识也有极大影响。

在南疆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法律意识相对较低，这与其文化背景有着特殊关系。有42.5%的维吾尔族居民表示当法律与传统文化相冲突时选择遵守传统文化。回族居民有36%的居民选择遵守传统文化，其他民族包括（哈、蒙、柯尔克孜）等有40%的居民表示遵守传统文化。

二、影响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提高的原因分析

（一）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熟人社会的特点，使人们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而非法律解决问题

南疆地区的地理环境制约了其经济的发展，总体以农为主的产业结构，很多地区甚至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不利于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与经济水平发展相应，南疆地区特别是其农村地区，基本还保留着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所谓“熟人社会”，按照先生提出的概念，即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熟人社会它弱化了“法制”的功能，“熟人”的“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熟人社会的特点，人们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来解决问题，而并非采用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熟人社会降低了诉讼率，但在此同时也严重影响着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二）传统文化与宗教对法律意识的冲击

南疆民族地区有着强烈的“人治”高于“法治”的传统，至今仍广有影响，积淀到社会大众的意识结构中，在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生活，表现为较强烈的“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现象，遇到问题以后习惯找“权威”来协调，并不严格依法办理。

传统文化中还有对簿公堂是有损于名誉的观念。民众在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民间习惯，不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会尽量避免对簿公堂。

南疆地区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在信教群众中间，宗教教义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法律，这就严重的影响了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司法、执法腐败及法治改革的滞后，影响到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南疆地区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进入司法程序的各种冲突显著增加，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情况仍有出现，社会负面影响往往通过各种途径被放大，司法本身具备的长耗时、较低效率以及聘请律师带来的费用负担，给民族地区群众带来障碍。同样在执法过程中，违法行政的情形也影响到居民对法律的信任。

（四）法治教育滞后，居民权利意识淡薄

政府在南疆地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但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客观上自然经济、民间习惯和宗教教义的社会存在形式，导致与之联系的权利自由平等等观念无法正常发育和成长，民众在受到不法侵害时不知用法律来维权。

（五）地理原因，造成信息流通不畅，特别是法制信息的闭塞

交通闭塞造成信息流通不畅，特别是法治信息的闭塞。新颁布的法律常常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在南疆地区付诸实施。在南疆地区普法仅仅是公检法及相关政府部门来进行。宣传时间短，活动形式单调，仅仅是单一的发传单、挂横幅。

三、提高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若干建议

（一）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提高人民的现代化意识，弱化“熟人关系网”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从根本上来说要改变小农经济模式，加快向商品经济转型，这有助于居民建立现代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可以避免“熟人”的“情感”代替法律的威严，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

（二）寻找传统文化与法律的契合点，弱化传统文化负面的影响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生活过程中。法律文化传统则是从过去沿袭传承，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一种精神，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主体的法律实践和法律行为。传统的文化以及道德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不能排除它与法律相冲突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以及道德不可能灭失。法律也会长时间的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如何在现实中很好的利用这两种调节方式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三）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加快司法改革进程

提高执法者的素质，杜绝执法者在执法中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力现象，这现象对民众正确树立法律意识有极大的危害。要解决滥用司法权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监督方面，除了自身的监督外，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和作用，包括媒体 个人的检举以及传统的国家权力部门的监督。司法机关应该转变工作作风以及缩短班案的时间，这样就需要司法机关自身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同时还要向社会公布其内部常务，接受社会对其内部监督。

（四）加强普法的针对性和持续性，加快法律文化建设

法律意识不可能自发形成，而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培养，这就要求国家进行普法，普法教育要深入基层，形式多样、紧贴群众生活，避免走形式。

要扩大普法的主体。普法宣传是一种范围极广 影响深远的法制宣传活动，普法不仅仅是公检法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我们每一个懂得法律知识的公民都应该树立普法意识，普法宣传不能限制在法制宣传月，要适当的延长时间。宣传活动形式也应丰富多彩，不能仅仅是单一的发传单、挂横幅，只有让民众积极参与进来，才能够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才能有助于实现依法治国，才能潜移默化的使法律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一种思维、一种信仰。在南疆地区由于辖区面积太广，进行大规模的普法宣传活动不容易实现，应该在人口密集区设立宣传点 ，由点到线再到面这样能提高宣传的效率。

法是文化，个体法律意识的提高有赖于整个社会法律氛围的增强，在一个整体不守法的社会，守法者反而会成为异类，成为弱势，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法治社会的实现会愈加困难。

（五）加快南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多形式畅通法制信息渠道

加强南疆基础设施建设，使偏远地区居民更多地与外界交流融合，才能有助于其向现代社会转型。法制信息传播渠道应更多更流畅，使南疆地区居民更容易接受最新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张金鹏.多民族地区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现状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2]阿依帕瑞?艾力.经济的发展与少数民族法律意识之培养.陕西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