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如何理解文化的民族性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关键词:动画民族化 民族传统文化 表达 形神兼备
现代动画艺术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成为当代社会主流传播媒介之一。动画拉动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涉及到影视、书籍、游戏、音乐、广告、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但无论动画的发展如何的迅速与现代化,都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动画艺术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动画作为一种文化创意活动必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而民族传统文化是这门艺术成长与发展的最好土壤。动画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中获得灵感、吸取养分,不断得到滋养,获取有益的补充。综观国内外优秀的动画作品,如美国动画《狮子王》、《海底总动员》、《超人》等,日本动画《千与千寻》、《海贼王》、《火影忍者》等,无不带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传统文化印记。民族传统文化被很好地融入动画作品的同时,动画作品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播载体。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动画界就明确提出“走民族风格之路”的口号,并积极探索“民族形式之风”,诞生了一大批海内外皆具口碑的作品,如《猪八戒吃西瓜》、《小蝌蚪找妈妈》、《山水情》、《三个和尚》、《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这些动画作品大多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寓言故事、谚语成语等,在创作手法上充分吸收了我国民间艺术的多种表现手法,如木偶戏、皮影戏、中国水墨画、剪纸艺术、京剧脸谱、敦煌壁画等,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独特而鲜明的民族审美特征,体现了强烈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气质,被誉为“中国学派”。中国动画呈现出“民族化”的追求与取向,“民族化”也逐渐成为中国动画发展的基本路线。
“民族化”是指“作家、艺术家运用本民族的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使文艺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1]。动画的民族化也即通过动画艺术作品展现本民族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并传达本民族独有的气韵和精神。虽然中国动画的一直以“民族化”为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纲领,但不容忽视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内地再也没有制作出真正具有文化影响力的动画作品。即使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等少数优秀作品,虽然深受国人喜爱,有成功的产业化运作和巨大的经济收益,但也基本上没有能体现民族化的特征,当下的中国动画始终未能真正具备民族的特色,动画产品缺乏“独特的有效差异性”[2]而无法与美日等国动画作品抗衡,因而在世界动画市场中缺乏核心竞争力。深究原因,其根本在于民族传统文化在动画中的表达长期错位,存在巨大的误区,具体体现为有“形”无“神”,以“形”代“神”。
在动画创作中,动画的民族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作品在视听要素等艺术表现形式上进行民族性的积极展现,二是指在作品主题及精神意义等艺术内容中进行民族性的深入表达。因而,民族传统文化在动画中的表达,应涉及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早期中国动画艺术家们充分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独创出一些带有民族艺术特色的新片种,如水墨动画、剪纸动画、皮影动画等,大大丰富了世界动画的种类。这些独一无二的动画媒介载体本身就是“民族化”的产物。但是,随着大众审美取向的多元化、大众文化语境的扩大及动画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早期的动画媒介表现力越来越不足,民族形式的独特性被大大削弱。在当今的动画发展中,如果还把对这些形式的模仿和简单运用就看作是民族化的表现,那么显然是凝滞和肤浅的。反观当下中国的动画制作,对民族化的理解存在偏差,绝大多数停在对传统样式和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探索,认为在动画作品中堆砌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就是“民族化”。如《宝莲灯》、《功夫小子》、《围棋少年》等动画作品,都是以传统文化为表达主题,或取材民间故事和传说、或运用民族传统艺术样式等,在形式上不遗余力。虽然这些无一不是民族的,但作品却饱受非议,无法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同和喜爱,其原因主要在于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对人文精神的表现都比较肤浅,内容和意蕴普遍苍白。艺术的本性在于其精神性,虽然精神性最终需要借助形式得以表达,但如果只是图解文化元素而不得其“神”,这样的作品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有“形”而无“神”,必定无法诠释出民族文化独特的神韵和魅力,当然令人颇为失望。
造成这一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未能准确把握动画民族化的真正内涵。内容是构成事物的所有内在要素的总和,而内容需要通过各种具象化的文化元素和文化道具直观地表现出来。因此,不少人认为,在一个动画作品中,如果表达的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题、人物服饰和发型等是古代的、有各种民族文化的背景展示,那么这部动画作品的内容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其错误在于将“内容”狭隘地理解为具象的“文化元素”和“文化道具”,而忽视了“内容”所包含的抽象的、深层次的、最为根本的“内蕴”,即某种精神、旨趣、意味、韵味等,实际上将“内容”形式化,因而其本质仍然是形式主义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误区使得在当下中国动画的发展中,民族传统文化的表达往往只关注表象而缺乏深入思考,只具备具象化的“内容”要素而缺乏抽象化的“内容”要素——内蕴,有“形”无“神”、甚至以“形”代“神”,民族传统文化在动画中也成了无血无肉的风干之物,因而动画作品也就丧失生动性与感染力,缺乏审美张力。这也是大多数中国动画片品质平庸、缺乏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今传媒经济日益发达,由于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及文化产品竞争的激烈,“内容”已成为文化产业决胜的关键所在。而随着高科技对动画制作的不断作用和渗透,在当代背景下的动画民族化更具有了时代的特征与要求,应当是“以全球化的制作形式和技术手段表达出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3]。中国的动画片要具备强大的竞争力,首先必须立足民族传统文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韵味显示其独特性和差异性,既有“形”的表达,也有“神”的彰显,“形神兼备”。这就要求我们动画从业者们不仅掌握高科技下的具有技术属性的各种载体、技法和形式,能够充分运用各种民族文化元素,并且能够进行“形”与“神”的融合,深入挖掘,通过形式有效传递出各种文化元素所深含的内蕴——意味、韵味、旨趣、精神,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思想精神和哲学思考,在通过动画作品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呈现于世人的同时,作品本身也因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神韵具有了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
参考文献: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我们学习应用外语,目的是为了交际,并且是跨文化的交际,故此必然涉及不同的习俗文化、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等。我们所指的文化,并不单纯是狭义上所指的文学、音乐、美术等,而更广义上所指的是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俗、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所以在跨文化的交往中,没有这些的深入认识,只局限地以自己母语文化中所形成的各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习俗观和世界观去和外国人进行交往,必然会形成不同文化观念在某个话题或论点方面的冲突和不快。
在初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工作者更多地强调了“听”“说”“读”“写”四大技能的培养及素质教育在教材的安排和教学时间的分配上,忽略了英语文化的进一步的学习、了解和渗透。同时,作为素质教育,我们在语言教学中,应尽量多地全方位体现该语言范畴的文化现象、文化特征。虽然对事物的理解受到年龄、职业、信仰、思维等影响,但对于初中学生来说,他们应该可以理解在欧美国家最常用的成语、谚语、格言和典故。这些内容在教材中安排得并不多,尽管有“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等等。但我认为仍不足够,英语文化中,常用的谚语还很多,而适合初中学生年龄认知的谚语也很多,如:“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Least said, sooner mended”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常见的典故,在第一套人教版教材中,初中英语第五册曾有过的故事,简单涉及了所罗门这们智慧之王的故事,但这类的典故并不多见。根据年龄与接受力的因素,我认为可以适当增加多几个常见于西方文化中的典故文章作为了解和阅读材料的,如The garden of Eden, Noah's ark, The tower of Babel, Achilles' ,heel等。另外,在英语中,颜色的运用,特别在语言中作比喻和联想的运用是较为广泛的。我们在教材中见得也不多,如the green house, the White House, in black and blue……,因而我们在对话中,尤其在情景会话中,可以补充更多这类的内容:如in black and white, give sb. green light, in blue mood等等。
受年龄和思维深度、心理因素的制约,委婉语、禁忌语和英语文体等在初中教材中极少出现是较正常的。在跨文化交往中,怎样才是有礼貌、怎样用适应的谦辞和敬辞同样很重要。虽然在教材中有出现,但仍要补充。尤其能结合现实中,中国人汉文化与欧美人英语文化在交往中出现的各种失误与冲突的材料,在教科书中应有充足的安排,这样的例子才有说服力和警示性。
在文化交际中,我们接触得最多的还是人,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外国人,必须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生观、政治信仰和等有深入的了解和熟悉。必须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和人民有大概的了解,在各种人物传记中,新旧版两套人教版教材所选的内容都非常好。人们都总想从下面的、有积极意义和成功的奋斗经历的人物身上吸取其人生精华,因而在所有教材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给人难以磨灭的印象。如: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内森黑尔,(其名言为“我唯一抱憾的是:我有,且仅仅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的祖国”),反映普通人一面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的动人故事;反映有骨气的歌唱家;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爱迪生;著名杰出的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现代护理制度创始人佛洛萨?南丁格尔;在丛林中因飞机失事而幸存,并顽强求生的德国女孩的故事等等。所有这些反映了历史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在教材中应适当补充现代著名的体育运动员、艺术家、政治家或社会以至为全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的轶事。所有这些材料,给在成长时期的中学生的心灵教育起着极大的积极的作用。人们可以分析其文化背景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中吸收其精华。另外,体现欧美人独立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乐观主义和与他人良好的合作精神、创新探索精神的人物传记与体裁,应考虑到教材的更新和补充中去。
语言中,包含着文化领域中的民族性格部分。如欧美人所崇尚的幽默感。这类题材文章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并不多见。作为更深入地了解和处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应参照(第二册)等有关教材中的文章选取适当的扩充到初中的教材中。
陆贵山认为,经济领域中存在着综合治理和宏观调控的问题,文艺领域同样也存在探讨文艺全局性问题的宏观调控,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文艺领域也完全可以去建构一个具有战略学地位的宏观文艺学。20 世纪是各种文艺思想纷至沓来的时代,也是侧重分析研究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一经在中国大地上吹起,文艺领域里的“百花”随即迎风绽放。于是,诞生了无穷无尽的“主义”、不断更新的“中心”、花样翻新的“批评”、林林总总的“学”、形形的“论”,以及数不清楚的“后”和五花八门的“新”。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主义”、“学说”,确实拓宽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却又陷入了“跑马占地”、“占山为王”的尴尬境地。即使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分析问题的正确性,但是彼此的互不通融和互不认可,使得学术研究难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拔升。为此,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宏观的框架,也只有在宏观的框架中、在学术研究的学理坐标上,学者们才能够找到各自的定位与坐标点而不至于陷入“片面的深刻”之中。陆贵山认为: “任何一种学理或观点,如果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位置或坐标是很难说清楚的,相反,只有从与整体理论框架的关联中,才能获取准确到位的科学阐释。”③所以,只有综合性地把各种文艺观念置放在宏观文艺学的整体框架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能合理地、有效地、持久地体现和发挥它们自身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
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
陆贵山的专着《宏观文艺学论纲》(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年3 月出版) 系统阐述了宏观文艺学体系,是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该书从宏观的大视角,以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文、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为基本框架,全方位全过程地观察研究文艺现象,全面把握审美关系和审美活动的总体结构,创立和构建起一种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研究的源起和思路,是从恩格斯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相统一的思想中发展出来文艺本质观。恩格斯在评论歌德和拉萨尔的作品时,主张用“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文艺现象。从“美学观点”看文艺和从“历史观点”看文艺是互补的,也是辩证地联系着的。美学的观点,也即审美的观点,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内容; 历史的观点,也即社会的观点,必然彰显着审美的特征。因此,文艺的“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所体现出的文艺的“美学精神”和文艺的“史学精神”是文艺的重要精神。在恩格斯这一文艺思想的启示下,陆贵山阐发了文艺的人学观点和人文精神。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中可以引伸和生发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点”,因为历史总是人的历史,人总是历史的人。这样就完全有理由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史学基质”、“人学基质”和“美学基质”的辩证统一。在这种文艺本质观的基础上,陆贵山阐发了一种带有“母元性”意义的宏观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主要是以审美主客体为中心,并综合了文学与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学与审美,文学与人的多方面研究,将文艺中的三大精神,即文艺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熔铸在一起,倡导文艺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的有机统一。陆贵山认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文艺流派、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尽管纷繁驳杂、千殊万类,总可以从宏观的大视角归纳为( 1) 三大关系,即文艺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同人的关系、文艺与审美即文艺自身的关系; ( 2) 三大基质,即文艺的史学—社会学基质、文艺的人学基质、文艺的美学基质; ( 3) 三大规律,即文艺和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规律、文艺和人的相关性规律、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 ( 4) 三大精神,即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文艺学的研究,只有以实践为中介和动力,将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宏大而完整的文艺学体系,取得文艺学研究新的突破和进展。④陆贵山的《宏观文艺学论纲》阐述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后,又从文艺的关系范畴系统和文艺的中介网络系统两方面,对宏观文艺学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并论述了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建构,初步构建了自成一家的宏观文艺学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充分吸收经典、西方、中国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为构建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并取得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陆贵山借鉴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吸纳了文艺生态学、文化学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宏观文艺学的框架体系。2011 年 10 月出版的《陆贵山文集》,展示了新时期以来陆贵山在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文集后记”中,陆贵山根据自己 50 年学术研究的经验和积累,提出了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一条道路、二大文脉、三套话语体系、四个研究向度、五种价值精神、六大学理系统”的构想。这标志着陆贵山的学术思想更加完备和成熟,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也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宏观文艺学的学科特色
( 一) 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综合性和主导性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主要体现在,宏观文艺学能够从总体上较为完整地考察文艺的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而其他文艺学的各种不同的或迥异的微观研究,只是母系统的派生。从文艺的母元网络系统看,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和人的关系、文艺和审美的关系,可生发出三种基本的文艺理念: 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文艺的三大理念,进而产生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自然主义、文化主义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由这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构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宏观文艺学的综合性与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表现有四,即宏观文艺学的普遍性、总体性、统摄性和涵盖性。总之,“宏观文艺学和微观文艺学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宏观文艺学包含着学理的多维度性、多向度性、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本体理论、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都作为整体中的部分,置身于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同整体发生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宏观文艺学对学理的最高概括是‘文’与‘史’、‘人’、‘美’的完美融合和辩证统一”。⑤宏观文艺学的主导性,与艺术世界的多元现象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时下,无论是从社会结构、意识结构还是文化结构来看,都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的多元构象。尽管这种格局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纷繁与凌乱,但从总体上说,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共生的真实性。如何能更好地让这种格局有序发展,又不伤害某一个理论形态的存在价值,陆贵山构筑的宏观文艺学体系,便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宏观文艺学的作用首先是多元中的主导价值。既然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那么与其任其发展下去造成文艺领域里的无序与迷乱,不如树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原则,使文艺能够既体现时代与社会的心声,又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爱好的阶层的文化需要与文化选择。总之,在文化艺术领域,无主导的多元和无多元的主导,脱离主元的多元和脱离多元的主元都不能使文艺健全健康发展。陆贵山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的结构应当是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⑥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宏观文艺学选择建构有主导的多元文艺理论形态,进而构筑起“一体主导多元”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 二) 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最能体现中国文艺理论自身的特点与特征,如陆贵山所说:“只有强化、深化和优化文艺学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突现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⑦中国的文艺理论经过两千多年的甘苦备尝的学术跋涉,已经积淀了很深的理论学养和自身的学理特征,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处理民族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关系上,我们首先要坚守的正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民族性”。而这一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民族性,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理论渊源,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理论特色。因此,怎样将其救活并使其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独特而灼耀的魅力,是中国当下乃至将来文艺界的理论家和学者们所应积极追求的学术理路。陆贵山认为: “确立和增强文艺学的民族性,必须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依靠它的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来实现的。”⑧时下,我们怎样才可真正做到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又能参与到全球化的大进程之中,是文艺理论界一直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文化、文论的民族化和文化、文论的全球化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说,这实质上是怎样理解文化的差别性和共同性的关系问题。”⑨宏观文艺学的世界性,既要体现出中国文艺作为世界文艺的构成时其自身暗含的文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更要凸显作为一种文艺形态其自身的特征与优势。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维护我国文论乃至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才能以文化的差别性和相对性去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绝对主义。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不是新名词的代言,也不是花样技巧的翻新。若要从本质上把握住,首先要抓住并处理好文艺的传统与创新、文艺的传统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欧阳中石在谈书法创作时曾指出,艺术家既要懂得“从何处来”,也要懂得“到何处去”。这里的“从何处来”,讲的就是对传统的继承; 而其“到何处去”,指的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⑩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瑏瑡这就告诉我们,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开放地面对未来。就“传统”而言,由于传统本身所具有的质素,现在的我们,无论是去发扬它的优长,还是去批判它的芜鄙,都不可避免地已经将它作为基本的阐释参照。因此,理性地审视与深度地挖掘“传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将“传统”中的精髓,随着时代的新变而不断地吸收与发展,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心态去构筑新的“传统”; 又要对“传统”中的鄙俗,给予严肃而犀利的砭弊,对“传统”中的劣根性,给予一种应有的严厉批判与“不留情”的抛弃。二者同时进行,又彼此依存。诚如陆贵山所说: “必须用历史转折时期的改革开放的自觉意识来理解和建构这个当代的的宏观文艺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必然是开放的: 向人民和人生开放; 向时代变迁、历史转折、社会变革和改造中国人民所处的旧环境的伟大实践开放; 同时也向文艺本身开放。”瑏瑢所以,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但要去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应该去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即体现在文艺身上的当代性。“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中国,如何审视地辨析多元文化形态和庞杂的文化信息,寻找能够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基础及其现实境况相适应的文化方略和发展道路,是中国当代知识界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之一”。瑏琐爱国者必忧民,一个人要想写出真正的好诗,他本人就必须首先是一首真正的诗。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便在于其
【关键词】教学;英语;口语
一、语言教学与文化
文化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涉及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等。而语言是文化的媒介,文化影响和制约着语言交际,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因此,教师一定要注重文化导入,应处理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努力使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了解外国文化,特别是英语国家文化,帮助他们提高理解和恰当用英语的能力,不断拓展文化视野,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发展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
二、口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
1、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
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等也不尽相同.所有这些都通过其语言表现出来.英语教学不可脱离隐藏在语言深处的文化背景.要想在跨文化交际中获得成功,交际双方就必须对对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同时中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使学生获得英语基础知识和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师可用一定的课时介绍有关的历史背景和事件,以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文章内容。
2、交际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研究涉及交际的整个领域。交际方面的主要差异包括:中西方交际行为方式的主要差异,中西方在处理主要社会关系上的差异,汉英姓名和称谓的异同比较,中西方非言语交际的主要差异,汉英中常见的成语、谚语、俚语、委婉语及禁忌语的对比。英语教师要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民族由于地理、自然环境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其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因而文化带有民族性;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文化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为此,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要努力营造交流的语言环境,培养学生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及对语言的影响,最终实现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3、激活学生学习口语的态度
许多来华从事英语口语教学的外籍教师都有一个共同感受,那就是很多中国学生的害羞心理是需要师生共同突破的第一道障碍。应当说绝大多数学生还是希望能够流利地说好英语的,无论是为了应试还是为了应用,学习英语口语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怎样激活学生潜在的积极态度呢?我们不妨在备课阶段设计适合学生水平的教学任务,打消其害怕出错的畏惧心理;同时采取情境性教学设计方案,首先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呈现一定的音像会话资料,必要时点出关键的可供学生模仿套用的句型、短语、词汇,之后按类似模式选题,如以谈论个人爱好的“Myfavorite…”等为题,由学生按照自己的爱好作答,参考教师事先提供的有关材料,用目标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进而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使其逐渐放开胆子开口讲英语。
4、转变教学理念,提高文化素养
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关键在于教师。只有教师具备了较强了跨文化的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才能在课堂上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教学。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千差万别,既有共时性又有历史性。教师必须要尊重文化差异,必须要以平等客观的态度对待异族文化,对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的文化行为,要根据不同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标准进行描述和判断。同时,教师还要学会心理调节适应文化差异,即教师在与异族文化的接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进行心理换位、角色转换,设身处地去理解异族文化成员的行为。另外,教师还要学会寻找各种文化的共同点。虽然世界上的文化各有不同,但是不同文化成员在其基本的动机与要求方面是有共同点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解决同样的问题。因此,教师必须尽量去寻找这种共同点。长期以来,传统的英语教学只是培养纯语言能力,然而在实际交流过程中往往造成“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因此英语教师要从根本上改变英语口语教学只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轻视文化教育的状况,应该明确口语教学不能仅局限于语言系统本身,而应把与英语有关的文化背景纳入教学中,使英语口语教学深入到学生的现实生活中去,从而使学生懂得如何得体地运用语言,有效地进行交际。
关键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语言 文化
一、假说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Franz Boas通过对美洲众多复杂而独特的语言的研究,发现在描述一种语言时,不能套用传统的语法框架或其他语言结构,只有根据该语言的结构,并且创立新的概念和方法才能更好的描述它。受Boas的影响,Sapir开始重新思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非本能的交际方法,是表达思想,感情和愿望等主观意志的符号系统。关于语言和思维,他认为语言是工具,思维是产品,没有语言,思维是不可能的。就语言与文化、民族、思维的关系,Sapir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语言与文化之间有平行关系;语言是形势,文化是内容。
Whorf进一步发展了Sapir的观点。Whorf通过对霍皮语(Hopi)的研究,认为语法已经成为人类的背景现象或背景知识。背景现象是人们习以为常,意识不到的东西,只有例外情况发生时,人们才会意识到该背景的存在。Whorf推断,背景性的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
简单的说,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一种观点:级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人们就怎么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看法亦不同。这个假说有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又称语言决定论,即语言结构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弱势指语言结构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又叫语言相对论。人们一般倾向于相对论,否定语言决定论。
二、假说中的文化观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引导人们深入思考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萨丕尔曾这样评述:“人类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上,也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孤立的生活在社会活动的世界上,相反,他们完全受已成为表达他们的社会之媒介的特定语言所支配。……事实上,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绝没有两种语言在表现同一个社会现实时是被视为完全相同的……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听到和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东西,但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团的语言习惯预先给了我们解释世界的一些选择。”沃尔夫用一句话做了绝妙的总结,即“每一种语言的语言系统不仅是为了表达思想并使之在现得工具,实际上它使思想成型。”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的结构能够决定操该语言的人的思维方法,因此,各种不同的语言结构导致说这些语言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世界。作为人们的行为体系的文化,只能存在于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观念之中,语言包含着人们关于周围世界是有什么组成的各种观念,也包括人们在社会中应该如何行动的观念。人们只有了解这些观念是什么,才能了解文化是什么。这些观念既然被包含在语言之中,那么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接受和了解文化。因此,语言表达文化,决定着文化,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并形成人们的世界观。
三、语言中的文化内涵
多年来对语言和思维关系问题的争论,基本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派认为语言决定或影响思维,另一派则主张思维决定或影响语言。其实这两种观点都过于极端。语言是思维表达的媒介,语言传递思维和文化;思维和文化是语言的内容,语言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不仅是一套符号系统,而且也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且受着文化的巨大影响和制约。
1、语义与文化
就语言要素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不密切,语法次之,而关系最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有的学者将词汇分为一般词汇与文化词汇,指出“文化词汇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文化词汇与其他一般词汇的界定有以下两点:一是文化词汇本身载有明确的民族文化信息,并且隐含着深层民族文化的含义。文化词汇的另一特点,是它与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有各种关系,有的是该文化的直接反映,有的则是间接反映;有的和各种文化存在着渊源关系。
英国学者Geoffrey Leech在《语义学》一书中提出,词义可以分为七种主要类型,即概念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及主题意义。词的概念意义是语言交际中表达最基本的意义。没有概念意义无法进行语言交际。内涵意义是附加在概念意义上的意义,是不稳定的。就“文化词汇”也可以做这样的分析。即一些词汇除了概念意义以外,还具有丰富的内涵意义。
中国、日本、韩国由于都属于中国文化圈,因此在词汇的文化内涵上存在较多的共同成分。在汉语中,“松”一年四季常青,在严冬依然挺立在寒风之中,因此常用“松”象征坚毅高洁的品格。与汉语一样,在日语中也有“岁寒知松柏,逆境见本色” 的说法。又比如,蝙蝠中的“蝠”字因与“福”字同音,被认作是吉祥的动物,在年画中常用蝙蝠出现。在日本及韩国,蝙蝠也象征幸福,是表示吉祥的动物。
2、语用规则与文化
与语义规则相比,语用规则的掌握要困难的多,并且对于语言规则人们比较自觉,而语用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自觉。语用规则包括如何如何称呼对方,如何见面打招呼,如何提出一项要求,如何接受或拒绝对方的要求,如何告别,讲话谁先谁后,讲话量谁多谁少等。
例如,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称谓关系。事实上,在同一文化中的称谓形式也是不断变化,并且存在地区差异。例如,普通话“奶奶”,上海话叫“亲妈”,潮州话叫“阿妈”。我国的社交称谓在几十年间经历了很多的变化。1949年以前“先生”、“太太”、“小姐”是通用社交称谓。解放后,“同志”成为最常用的称谓,适用于男女老幼。中“师傅”一度十分时髦。九十年代,“先生”、“太太”、“小姐”又再度成为一般的社交称谓。
在商店里,售货员和顾客的讲话规则与各国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尽管都使用英语,但却遵循不同的规矩。在新加坡的商店里,顾客走进柜台,售货员调门比较高地问“Yes?”意思是“你要买什么?”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这会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在这些国家售票员一般要问“What can I do for you?”或“May I help you?”在买卖结束以后,新加坡的售货员马山转身去照顾其他的顾客,在没有其他顾客的情况下也转身离开,与顾客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根据一项调查,在澳大利亚,最通常的情况是售货员说:“Thank you!”顾客说:“Thank you!”然后分手。
3、交际风格和文化
在人们连贯的表达思想的时候,不仅词汇反映文化背景,表达方法、说理方式、思维模式无不表现特定文化的某些特点,这些可以笼统地归为交际风格。
“西方人习惯于以十分肯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此不同的是日本人通常是在充分考虑了对方的感情与看法之后才讲话和采取行动。而且,日本人的习惯是不给一个斩钉截铁的是或否的答案,这一习惯基于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摩擦的悠久传统。”
有位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多年的美国教授Condon在他写的《关于日本人:美国人在日行动指南》一书中把日本人的交际风格特点归为四点:
1) 日本人对于讲话的态度与美国人不同。美国人强调敢于讲话,而把沉默常常理解为紧张、尴尬、羞怯或怀有敌意。日本人并不把讲话看得那么重要,相反把讲话过多看成是不成熟,缺乏知识的表现。
2) 美国人常常帮助对方把一句话讲完,而日本人很少这样做。美国人接话茬是为了说明自己一直在认真倾听,而日本人会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不耐烦。
3) 美国人喜欢开门见山,直来直往。而日本人把直截了当做对对方的感情缺乏考虑。
4) 对于美国人,讲话几乎是唯一交际手段,而对于日本人讲话只是手段之一。表情,姿态,服装等都可以表情达意。
4、结论
长期以来,语言学着重研究语言本身,研究语言的语音系统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历史发展,而忽视了语言在实际中的应用。在世界紧密交流的今天,从文化差异出发去研究语言差异,才能有效地把握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们的日常交际、语言研究有极大的启示和帮助。
参考文献:
[1]封宗信.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3]胡壮麟.语言学教程(修订版中译本)[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文化的时间意义及其时态特征,是我们理解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键——此处的时间当然是一种反映人类实践活动质向意义的历史时间。文化无论作为实物形态还是作为观念形态都是人类社会的写照。作为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文化不过是凝固的历史或历史时间的结晶体,任何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器物都无声地倾诉着关于历史年轮的记忆,那用于结绳记事的“网结”和储存信息的“芯片”更多地是给予我们有关历史节奏和进程的思索。作为观念形态,文化则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潜在的时空领域,它所赋予的乃是人类行动的能力。
关键词:文化;社会结构变迁
美国学者洛夫乔伊(A.O.Lovejoy)曾经说过:“舞台布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确实改变了,演员们也在改变他们的服饰和外表;但他们的内心活动却都是源于人类相同的欲望和热情,并在王国和人的无穷变化中产生其影响。”[1](P40)我认为这一象征性言论颇有寓意,如果以“人的活动”[1]类比社会结构,而以“舞台布景”、演员们的“服饰和外表”类比人类的文化现象,那么其中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系。洛夫乔伊提到的“不同时间地点”则是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性字眼。那末,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一、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文化既具有历史的时代性,又具有共时的区域性,即民族性——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人们创制的文化千差万别。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人类的“信仰和价值观、习俗和制度”在不同的“历史和地区”存在着“广泛巨大的差异”[1](P41)。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境遇,唯其如此,每一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难免打上了该民族或国家发展的社会历史烙印。中国文化发展正是它的社会历史境遇的生动写照。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和性格。从春秋战国至晚清,中国文化发展先后历经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魏晋至唐中叶的“胡汉与中印文化融合”和唐中叶至宋末的“雄阔到精致”三次比较大的文化转折。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的文化创造活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伦理中心、尊君重民、中庸协和、延绵韧性等一些基本特质[2](P16-19)。
同时,人类文化创造往往是由有限的群体或个体具体的历史活动表现出来的,这也是我们认识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线索。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曾经阐述了人类个体与整体的一致性问题。他说:“纯粹的行动本质上就是特定的个体的行动,而这种个体的行动本质上又同样是一个现实或一个事情。反过来说,现实本质上只是个体的行动和行动一般;并且个体的行动同时也仅只是行动一般;因而它同样也是现实。”[3](P275)皮亚杰则从另一个方面以实证的方式诠释着黑格尔过于晦涩的论断,他在其《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指出,通过对儿童思维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推断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该书中,皮亚杰详细地说明了他是如何观察儿童的思维形成、发展的每一个细节,并通过仔细研究解释了反映在其中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与人类思维发展链条的联系。在这种交往条件普遍地受到限制的环境下,个人、族群和国家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整个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历史似乎总是向我们暗示,文化在人类过去的发展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伟大的人物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当拿破仑在黑格尔眼中成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时,我常常困惑于究竟拿破仑是“玩偶”还是“英雄”。然而,毕竟在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表现为各个民族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尽管如此,人类历史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却依然具有许多相同的内容,如发展的进程,内部的、有限的交往形式(战争或分工),而“0”这一符号则为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及玛耶(Maya)文化各处独立发明。“世界上的原始文化”则以“通过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部落社会”、“缺少书写知识”、“周而复始的农业宗教、图腾崇拜和异族婚姻”等表现出“许多相同的特点”[4](P39)。即便在一些相对微观的方面,人们在独立地从事科学文化的活动中也常常出现一些巧合:比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创立了微积分;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圣西门、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不约而同地关注着社会历史转变问题[2]。
二、社会结构变迁必然地表现为文化多样化发展
由于一方面任何人类历史都发端于最初的“四个因素”或“四个方面”[5](P81),任何不同民族国家形式下千差万别的具体社会形态都有经济、文化、政治三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构项;另一方面社会又是同现实的人的历史性活动相联系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社会结构这种变与不变对立统一的双重属性规定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性意义,规定着总体性实践必然要展开为具体的、有限的活动内容。人类总体性实践反映着具体实践活动的趋势和方向,贯穿于具体实践活动的过程,体现着具体实践活动的意义。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证明,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人类文化也呈现着不同的文化发展形态。根据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关于人类历史和未来的卓越研究,人类社会在前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中分别产生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之相对应是人类文化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阿尔温·托夫勒曾把这种变革合理地理解为“新旧文明的战争”;而在目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着的第三次浪潮巨大变革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伴随着技术革命的同时旧的文明体系正在发生着分崩离析的变迁。但是,这种从历史发展纵向中反映出来的文化变迁现象如何展现为历史横断面上的文化多样化发展状态呢?这是因为:“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就是指社会历史的一种整体化运动”[6](P437),而“每一特殊就是整体本身”,历史的发展就是“一种整体化运动”。[7](P223)从而,历史发展的意义便在于以多向度地把握总体实践(或历史进程)的方式能动地作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阶段性进展)。于是,历史发展这种状态,使得不同民族的发展一方面在相同的纪元年代处于不同的历史时间坐标上,另一方面在相同的历史时间坐标上却处于不同的实践形式下[3]。由于世界诸民族或国家历史发展节奏不同步或历史活动方式的多样性导致同一纪元年代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在同一纪元年代出现了历史时间的不同序列并存的现象,因而必然地产生文化多样化并存的局面。从而呈现出费希特所谓人类“在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一个民族必须等待别的民族”、“一个地区必须等待别的地区”[8](P171)那种文明不同步发展引起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存在状态。
三、文化多样化发展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命运
文化的时间意义及其时态特征,是我们理解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键——此处的时间当然是一种反映人类实践活动质向意义的历史时间。文化的时间特质渗透于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的缝隙间游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通过对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文化世界”的批判性分析,逐步揭示出隐藏于象征背后的社会结构。从那里,社会结构不便不再是纯粹的“物”,意义也不再是或者绝对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虚无缥缈的东西。笔者透过对文化的思考,深感文化就是社会的镜像,因为文化无论作为实物形态还是作为观念形态都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状况。文化作为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不过是凝固的历史或历史时间的结晶体。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一种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器物,都无声地倾诉着关于历史年轮的记忆。那用于结绳记事的“网结”和储存信息的“芯片”,或许更多地将会给予我们一些有关历史节奏和进程的思索。而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则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潜在的时空领域,它所赋予的乃是人类行动的能力。可见,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也是与历史时间的流变相关联的。
文化的发展一般来说表现为“传承”和“交流”两种途径。“传承发展”的是一种“连续的累积过程”,“交流”则是一种“濡化”的过程[9](P43,44)。前者指在保持原有体系的前提下以局部或要件、因素等变化的形式使文化系统发生不同的形变;后者指不同文化群体在接触中发生文化扩散时所衍生的文化变迁。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一种连续的累积过程”,而“交流”则是以“文化变迁”为特征的发展。笔者认为,前者就时间意义而言是一种横向的时间整合,它所造成的效应是将具有同一时间意义文化要素聚合起来;后者则是一种纵向的时间流变,在“交流”中造成了新质,赋予了新的内容而使历史时间产生绵延。事实上,文化的这种“传承”和“交流”的发展状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整合过程。经过这一整合,文化的发展便呈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一般来说,当“传承”和“交流”处于一种理想的自由状态时,那末,文化的发展便由于“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无限丰富的样态。然而,社会结构作为历史时间的流变状态,是由人类实践活动诸因素交互作用内在地规定着的。由于人类总体实践无限展开着的质向过程在有限的具体的局域性的实践活动中分割为历史时间所量度的阶段,因而,文化“传承”和“交流”发展只能在人类有限的具体的局域性实践活动中表现出自身的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
如何看待文化多样化发展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命运?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解析文化交流的社会结构变迁意义。因为多样性就意味着交流,交流是多样性存在的前提和方式。显然,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交流。这样,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命运便取决于社会结构。于是,问题便又归结于表现为某种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的文化多样化发展如何同作为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社会结构发生关联。由此看来,文化交流一方面是以“共时性”交互作用体现社会结构的质性内容,另一方面文化交流又以不断出现新质的过程性绵延显现出“历时性”这一社会结构流变转化的状态特征。殷海光先生认为,通体社会(Gemeinschaftsociety)文化交流难根源于这种社会中行为模式固定,结构同质而不容忍异质,对文化价值的基本前提少发生疑问,坚持固定的规律和传统,惯于以社会制裁维持伦理规范,注重地位与声威,动辄诉诸权威和情绪;联组社会(Gesellschaftsociety)文化交流易于发生的原因在于,这种社会价值弹性较大,传统规范对行为的约束力较弱,富于文化适应力,社会分子与别的文化分子交往频繁,它是时常在吸收新的文化要件的过程中而改变它自己。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乏真知灼见,因为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文化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相互关联性。
参考文献
[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冯天瑜、杨化.中国文化发展轨迹[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9.
[4][美]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M].新华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6]俞吾金、陈学明.国外哲学流派新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7][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8]参见[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商务印书馆,1984.
[9]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三联书店,2002.
[1]“内心活动”不过是人的活动的一种,在这里有意把“内心活动”泛化为“人的活动”,是因为表现为可为经验所观察的行为的“人的活动”无不起源于“内心活动”(包括那些为我们的意识所未能察觉的潜意识的内心活动)。同时,人的活动反映着社会结构的性质。
【关键词】文化差异 旅游外语 创新 教学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7C-0114-02
随着现代化旅游业的发展,对高素质旅游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对培养高素质的旅游外语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进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是旅游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法。本文从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教材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切实增强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理论知识
涉外旅游业,不仅是经济领域中的朝阳产业,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这对旅游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旅游外语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明确了方向和内容。旅游外语教学传递给学生的不再是单一的语言知识,更是语言中蕴涵的文化要素,所以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形式,更要注意语言使用的文化环境。形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也是提高旅游外语教学质量的要求。旅游外语教学不是纯粹的语言教学,不是为学语言而教语言,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涉外旅游业的发展,所以,旅游外语教学不能只关注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教师不应将语言教学当做是旅游外语教学的全部内容,还应当重视学生文化意识和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教会学生语言的同时,更需要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切实增强文化意识,充分认识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文化对语言应用的影响,并提高应对语言文化冲突的敏感性。旅游外语教师只有增强了文化意识,才能够自觉引导学生养成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认识和处理文化冲突的能力。
旅游外语教师增强了文化意识后,还应了解和掌握丰富的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如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化差异理论知识;基于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不同而带来的中外文化习俗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民族性格而形成的非语言方面的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等。当然,这些理论知识中,有的是与教材上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也有些看似无关实际相关,但教学实践证明,教师掌握的中外文化理论知识越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及时向学生传授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使文化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二、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这是毫无疑问的,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种工具,但同时,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文化,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用综合的“语言文化观”取代纯粹的“语言工具观”,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综合的“语言文化观”进入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讲授的内容从单一的语言知识转变为综合的语言、文化知识,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创新。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课堂后,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构成主要包括:语言要素(含词汇、语音、语调、语法、语段等)、非语言要素(含体态、表情、眼神等)、礼仪与习俗要素(含称谓、称赞、打招呼、做客与送礼等)、要素和价值观念要素,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传授语言的同时把语言中的文化知识和交际内容传授给学生,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学理念。这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交往能力,使学生语言知识与文化能力同步提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不仅学会使用正确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恰当的语言在适当情境中进行涉外交际,准确地获得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交际中的误会,提高交往的质量。
推进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还需要求教师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旅游外语教学工作。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从语言结构转向语言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重视语言的社会环境、社会制约。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旅游外语教学与各学科的关系,增设社会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课程,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的背景、社会关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积极开展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于教学过程,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汉字与图形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依然存在。汉字是中华民族最为伟大和成功的创造,它凝结了中华民族先贤的智慧和审美。它不仅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艺术追求体现,历朝历代对书法家的推崇展现了我们对于汉字的审美的重视。可以说,汉字本身是平面设计的一种,它运用最为简单的元素,进行复杂的构架设计,使之成为一个个艺术品。同样可以说,汉字是经过设计的图形。古人信奉“书画同源”,强调的同样是字体的艺术美感,尽管现代汉字已经由繁入简,可是它的架构依然符合图形审美的原则。有学者指出这是由于汉字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得其对人的心理和视觉产生无以言表的亲切感。汉字图形化的平面设计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香港的靳棣强先生和日本的设计师白木樟先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二、汉字图形化的表现方法
正是基于汉字与图形之间的的密切联系,汉字图形化创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平面设计中,汉字的图形化创意指的就是在充分理解文字的涵义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图形化再创造,使其具有更深层次的图形表意功能,更加利于视觉效果的传达。汉字图形化的关键在于其创意,创意的好坏决定其成败,因此,必须运用合适的表现方法来对汉字进行图形化设计,常用的表现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对汉字进行解构、同构和异构。解构、同构和异构是基于汉字的结构性特点,在汉字图形化设计中,对汉字的解构作相应的处理,使之更加富于视觉效果、更有利于表情达意。“解构”一词最早应用于哲学领域,指的是将原有事物进行元素分解,然后重新形成新的事物,“解”和“构”都无一定的规则,都来源于作者的创意。具体到汉字图形化中,是指将汉字的笔画和结构,进行大胆的分解,在分解的过程中着意发现新奇的、美丽的组合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汉字的表意、会意的特性和艺术的法则将其重组,使之产生新的形象。这样会使得汉字变得新奇而美观,带给观众新的视觉感受。同构和异构较之于解构有更大的创新。在汉字图形化层面上理解,同构是指将相同或相似的汉字结构元素组合在一起,突破了原有的规则,使汉字产生创造性的意义。异构是与同构相对的方法,是指将不同性质、不同结构的汉字组合在一起,形成强烈的视觉冲突。
(二)在汉字和图形之间进行变换。汉字图形化创意的另一种常用表现形式是汉字与图形之间进行变换,概括来讲就是“以图组字”或者“以字组图”。前者是指将一些图形模拟成汉字的笔画,然后将这些图形按照笔画的结构顺序进行组合使之成字,应该说,此种方法更类似于对文字进行装饰。后者指的是将一段话或一首诗等相关文字组合为一个图形,这样做不仅能产生别致的美感,也能够唤起观众的好奇心。
(三)将汉字与书法艺术结合起来。中华民族是注重审美的民族,我国历史上对于书法艺术非常推崇。书法讲究用笔和布局,是几千年来中国艺术的深厚积淀。汉字的图形化的表现形式可以借鉴书法的艺术特点,将汉字的外在形态同内在意蕴结合起来,经过大胆的抒发表现,创造出个性独特的设计的形式。用书法艺术将汉字图形化,要在事物典型特征的基础上,将外在具体的字形同内在抽象的语义进行结合,再通过不同的书写工具产生的不同艺术效果,最终完成汉字图形的创作。用书法艺术将汉字图形化并不完全等同于书法的创作,更侧重利用书法的书写特点对汉字图形化进行设计。
三、汉字图形化的应用与展望
(一)汉字图形化的应用现状。很多设计师基于汉字本身所具有的美学构图特性,将汉字的这种美学价值转化为商业价值,汉字图形化设计被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宣传中,如标志设计、海报宣传等领域。1.汉字图形化在标志设计中的应用。汉字图形化形成的标志设计常被应用于企业标志中。标志代表着一个企业的形象和名誉,是企业无形的财富。一个好的企业标志设计不仅需要在文字形态上进行创作,体现美感,更重要的是要求该标志能够深入人心,为人所熟记,能够准确传递出该企业所经营的产品与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2.汉字图形化在海报宣传中的应用。海报宣传与标志设计有着同样的目的,都是为了准确传递信息。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海报要求更加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能够在瞬间抓住观众的眼球,然后使其过目不忘。因此,汉字图形化在海报中的应用就要求海报中的汉字表现形式必须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二)汉字图形化应用的局限。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字图形化作为平面设计的一种新的形式在平面设计中被广泛地应用,在其他领域则很少涉及,因此,汉字图形化应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这些局限表现在:第一,对单一汉字图形化处理效果好于多汉字的图形化,因为多汉字的情况下存在协调的问题;第二,汉字图形化设计的承载信息量有限,无法用来表达更多的信息。
关键词: 语文教学 绿色文言文 教育思考
文言文在我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具有言简意赅、表达简约的特点,是语文教学要大力发扬的优点。学习文言文,不仅可以发扬本民族悠久的文化智慧,还可以让学生感受几千年积淀的智慧,所以文言文教学是语文教学必须重视的模块。
当今世界,全球化日益加深,在这个西方文化、价值观大量涌入的时代,如何让学生吸取本民族的智慧,感受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帮助学生树立爱国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是文言文责无旁贷的重任。
1.文言文教学现状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借助工具书和有关资料,读懂不太艰深的古代诗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古代诗文名篇”。现实教学情况如何呢?很多老师都着眼于基础:解决实词、虚词、文本的翻译,结果字词句的教授非常扎实,课堂就是一言堂,教师使劲地讲,学生拼命地记。很多老师感慨,文言文教学太累,每逢文言文单元,总是很发愁,但是学生的反应怎么样呢?学生反映文言文听得最辛苦,从初中到高中,学了那么多的文言文,有用吗?既不会说,又不会写,学完考完就全部还给课本,根本没有使用的机会,因此学生对带文言文“不感冒”,甚至有基础薄弱的学生有放弃的想法。新课改提出的“将课堂还给学生”这一理念,在文言文这一块几乎没有操作的空间,教师一如既往地苦恼,学生痛苦依旧。
2.绿色文言文教学是什么
绿色文言文是强调“语感”的教学,而不是强调“语法”的教学;绿色文言文同时也是“育人”的教学,而不只是“考试”的教学。这种绿色文言文教学,是为了终生受用,在设计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点拨词语,重点突出。对于重难点的词语,教师一定要当堂指出,提醒学生加以标注,书本提及的可以让学生自己处理,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2)点拨章法,理清思路。在学生熟读课文后,老师可根据诵读情况加以点拨,逐段帮助学生理清文章思路,为学生勾勒大概轮廓,帮助学生熟读成诵,避免死记硬背。
(3)点拨主旨,学以致用。在解决字词段问题之后,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文章的闪光点,教师先做示范,自己讲心得,再引导学生发表见解,写出书面的心得体会,然后教师组织全班同学一起讨论“心得体会”,互相分享、互相探讨共同理解文章后面的深刻思想,真正实现语文教学学以致用。
(3)绿色文言文教学操作。绿色文言文教学对老师的讲解的处理,不是放弃而是淡化,是合理安排教师讲与学生思的时间,讲解可以另行设计,安排在课后总结或习题课,但要尽量把课堂上的时间留给学生,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向45分钟要效率,不断减轻学生的课外负担,通过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语文学习成绩,真正实施以兴趣带动学习的良性教学模式。
赵老师的授课的确别开生面,他运用各种方法指导学生诵读,在朗诵过程中解决难字词,对于繁体字结构采取拆分推字义的方法。比如“祭”字,他将其各部构成部分拆分为“肉、供台”,让学生由才开的字推导出字的意思为供奉神灵。这样巧妙运用汉字的表意及形象化特点,启发学生发挥想象,既形象又有效,比直接告诉学生答案深刻。我们刚开始听他讲文言文要实现当堂成诵并且独立创作时,认为要求太高,很多学生可能没办法完成,因为文言文教学基本没有实现当堂背诵的,更何况独立创作。可是经过他的妙手和巧法,大部分学生都能当堂背诵,还有一部分学生进行了创作。当他展示了学生的当堂创作作品时,我受到了极大的启示:信心是一切成功的源泉。老师要信赖学生,给予学生极大的信心,激起学生沉睡的智慧和被压制的聪慧,让学生重拾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只要有勇气和信心,那么在困难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在精神上最大限度地鼓舞学生。其次,在教法上下工夫,这就需要教师转变观念,不断获取新知,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先进的教学方法,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教给学生更有效的解题方法与思路。比如赵老师在解决翻译问题时,就采取提示关键字的做法,教师将需要背诵的篇目先根据需要设计成填空题的形式,然后展示给学生,通过重难点的提示,一步一步引导学生初步背诵,最后经过多次尝试后实现全文背诵,实现教学目标。在独立创作、在要求学生写作之前,教师自己先仿写,从最简单最感兴趣的点出发,例如诗歌,就先仿写五言绝句,短短四句二十字,相信每个老师都可以写出,这样慢慢过渡到律诗,最后到长诗的创作,循序渐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