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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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区域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理发展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而且还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东部地区直接面临国际市场,很快建立了市场机制,产业完成快速的转型,实现了高速的发展。与此同时中西部市场发展程度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一系列新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矛盾逐渐展露出来。同时，世界经济处于低迷阶段，经济复苏乏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全球经济复苏增添了一股新的动力，面对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一带一路”成为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途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际间合作的意识越来越强，“一带一路”在协调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区域经济是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是建设实现现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化过程中应当研讨和处理的重要课题,我国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区域为龙头,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四大区域为板块的区域经济格局,以“引进来”、“走出去”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逐步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然而政策实施的偏向性也加剧了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短期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也不利于长期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地区差距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区差距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东部地区的快速转型,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经济主流的背景下,传统制造业不断地向内陆迁移,东部地区与中心部差距越来越大。2.区域产业结构的趋同性当下经济快速的发展,各式各样的企业表面不同,产业结构类似,低端行业的重复建设,导致了产业资源的极大浪费,行业之间的过度竞争,产业一直处于低级状态,经济利益低下的过度竞争,直接导致很多企业的灭亡,这也是产业结构趋同的最大缺点。市场体制的不完整性,不健全的审判制度,都有可能造成产业结构的趋同性。由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特点,产业结构的趋同无法完全消除,根据独特的经济形势,结合现阶段的各区域经济实际特点,把产业趋同带来的损害降至最低。3.地区的分割化与贫困地区发展问题在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逐渐扩大的背景下,很多地方的割据现象非常严重,所谓地方割据,是指城市的发展保守性,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而不允许其他地方的更有竞争力的商品进入市场,这种显现象不仅导致了商品的流通阻塞,还使得各行业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地区、企业、行业之间也无法优势互补,造成资源的浪费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将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问题。

三、我国区域经济存在差距的原因分析

1.改革开放下东部地区比较优势明显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领导下,在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带、沿海开放城市的战略作用下,东部地区集中式的发展,大量的资金融入其中,产业转型速度快,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专业转型速度缓慢,而且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与科技领域的交流无法与直接和国际沟通的东部沿海城市相提并论,凭着改革开放的政策,东部地区拥有着集中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没有人为操控下,只会使得东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2.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一系列政策未能取得良好效果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就已经意识到区域经济差距有逐渐增大的趋势,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比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都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作用,但是未能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根本问题,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不会减缓,西部地区的市场引导力仍然不足,改革开放初,东部地区经济总量比重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0%,中部地区经济总量比重占29%,西部地区经济总量比重占21%。到2014年,三个地区分别为55%、25%、20%,相比改革开放初东部与中西部1:1的比例,地区经济差距仍在扩大。

四、“一带一路”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作为一个960万平方千米的大国,各区域的区位条件、资源条件和发达程度差异很大,各个区域也都有各自的优势,改革开放下,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样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同样实行对外开放,中部地区则起着联通的作用,“一带一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涉及如下几个方面。1.东部地区的新机遇2014年以来,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增长速度却在减缓,个别省市出现瓶颈现象,经济增长趋于饱和状态,“一带一路”战略的贯彻落实,为东部区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促进东部区域经济发展,中国致力于对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加强了与东盟的经贸往来；在经济合作上,我国在参与了RECP谈判上赢得区域合作伙伴的信任和支持,并且进一步取得了成员国间的政治信赖,为今后区域经济的全面合作创下了美好的蓝图。国家依照东部地区的详细状况,围绕着“一带一路”提出了一系列的开放政策、会谈、合作和举措,为新型经济机制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根底,对促进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2.加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在国内,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主要任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区域化的规划更加注重对外开放,西部区域直接面临周边国家,通过国际合作,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国外相结合,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深化体制改革,逐渐缩短与东部地区的差距。3.东中西部之间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核心区域包括18个省市,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5个自治区，重庆、陕西、甘肃、青海、吉林、辽宁、云南8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圈定:福建、广东、浙江、海南4省和上海市。由于产业结构的趋同和地区分割现象严重,通过一带一路,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东部地区严重的产业结构趋同性可以快速的转移至中西部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定的省份之广,充分地与东部地区相互合作,打破国内的市场分割,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一带一路”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建议

1.完善基础建设,提高城乡一体化水平自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国已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行,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下,国家应进一步完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入大规模的资金,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措施。城乡一体化水平是区域综合实力的象征,推进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高和城乡一体化水平是必经之路。2.加快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创新在“一带一路”战略方针的引导下,金融体制改革也显得极其重要,丝绸基金、亚太行等金融机构,应加强金融创新理念,学习和借鉴大型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坚持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基本原则,结合“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加强国际交流,为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提供综合人的金融服务,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3.精准区内、区际规划,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结合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明确区域规划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总纲领,根据各区域的不同,各区域制定的方针也就不同,介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全、经济基础薄弱,而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借助本身的地域优势,发展其自然资源,中部地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结构也相对完整;中部地区应大力发挥自身承接的能力,向西扩展,发展绿色产业,向东努力追赶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但其资源有限,所以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是东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作者:刘大林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孙久文.“一带一路”战略与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开发研究，2017.2

[2]郑志来.“一带一路”战略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15.7.

第2篇：区域经济研究范文

广州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08Q13)

作者简介：

程永林(1975―)，安徽合肥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城经济合作、区域经济政策。

摘要：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动态演化路径是逻辑自洽的，当前泛珠三角地区存在的次区域跨边界经济合作现象。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与借助比较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推动泛珠三角整合的外源性动力是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考察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日益成为双方推进合作的重要考虑因素。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泛珠三角；动态演化；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6-0061-05　收稿日期：2009-02-03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而至，2001年，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应运而生。由此，国内市场统合势在必行。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一经提出，各种论坛、构想和项目协议不断展开或签订。根据不完全统计结果，从2003年泛珠合作提出到2006年7月底，已经举办以泛珠为名的论坛共31种46次。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6月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

伴随着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的学术界和政府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尤以广东省为重。例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在《广东社会科学》上开辟泛珠三角研究专栏，深入探讨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问题，并已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2006年12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则借助学校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资助，成功地举办了“欧盟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对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的国际研讨会。2004年以来，暨南大学就主办过数次有关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并将参会论文整理成《CEPA与泛珠三角发展战略》一书正式出版(龚唯平等，2005)。而中山大学珠港澳研究中心则已经在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数据库。政府层面，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泛珠三角合作办公室以协调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问题，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研究项目仍然是十一五时期广州市和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招标的重要选题。

(一)学术研究的现实理性与技术缺陷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短期内，学术成果迭出。但也有厉以宁等甚至一度质疑泛珠三角合作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近期形势发生变化，有关泛珠三角的研究又骤然变冷，客观、理性、冷静且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深度研究成果阙如。概括起来现有成果：一类是经济学、管理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以实证性的定量研究为主，但数据权威性且科学性也有待商榷，个别地方甚至得出以偏概全或似是而非的结论。而另一类是国际关系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其中不乏思路新颖逻辑严密的研究成果，但集中在以定性研究成果为主.以描述性的经验研究居多，欠缺提升研究质量的技术手段。从整体上观之，由于学科壁垒的存在.将战略研究和技术分析结合起来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还是非常匮乏。

(二)区域合作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　有的省区政府和学术界的公开研究成果显示，他们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立场含糊。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不够清晰理性.对于自己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更为缺失。且研究者多从地区本位或行业本位出发来展开研究，具体表现就是不少省区盘算着如何从粤港澳地区承接产业、资金、技术转移，通过比较优势的探讨来确定自己在泛珠整合中的定位。

(三)区域治理的利益博弈与机制缺失　如何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内生性和外源性动力机制的研究是核心问题。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周黎安，2007)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更愿意使本地区资源与跨国资本融合，这样更容易在短期出政绩，虽然会因此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变弱。于是，在招商引资、主导产业选择、对外贸易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越演越烈的相互竞争与政绩冲动(陆铭等，2006)。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若泛珠三角区域所属省区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区域整合缺乏明确的利益指向和战略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

一、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演化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的推进曾经如火如荼。在地区政府层面甚至一度如日中天，有关泛珠三角区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讨也是方兴未艾。但是，这种区域合作形势的背后实际上自其一出现起就存在重重隐忧，毕竟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运行规律是逻辑自洽的(林毅夫等，2003)。当不存在发育良好的市场机制的时候，如果政府出面解决市场机制缺失或不完善问题，用政府职能发挥出类似市场机制的作用，填补因为市场机制不完备而留下的制度空白.可能会加速经济发展(Lucas，1988)。譬如政府通过现代经济发展因素的引入，刺激并强迫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趋于解体，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并克服制度变迁中的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层面的干预效应和影响多是双重的，有时可能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尤其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任期政绩冲动与发展战略调整往往会带来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扰甚至中断，进而导致上届政府的决策给下届政府留下很多发展隐患。而且在此之前，泛珠三角地区已经具有相对比较成熟稳定的小珠三角模式。尚在积极发展涵盖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珠三角”模式。如果处理不好，三个“成长三角”之间必然互相影响，抓不住区域合作的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改进，借助增量改革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通过双轨制形式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引发市场逐步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地区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区域利益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基于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分散化平行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均和产业偏好，拉大区域之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发展变快，区域冲突开始日益严重(张可云，2005)。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大量涌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重要尝试。泛珠三角区域

整合战略首倡以来，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制定国家或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

其实，政府与市场是区域整合中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光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显然就不会有泛珠三角区域今天的快速发展形势，背后越来越起支撑作用的变量还是市场机制与经济利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青木昌彦，2004)。从根本上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产物，在一个区域经济体系中，发展的进程是趋向均衡还是极化取决于扩散效应占据优势还是回流效应占据优势(陈秀山等，2003)。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利益诉求会把分散的各方凝聚到一起。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就是要为区域合作各方提供一个有效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的平台。哪个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对参与方更加有利与合适，他就会更愿意参与和推动该合作体系的建设进程.这实际上是一个合作契约的自由选择过程。2009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则时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尴尬问题与不确定因素势必将会有所缓解。作为一种相对开放松散的区域合作组织体系，未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成员可能会有所变更，不能排斥会有成员的增减和进退。其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市场统合不仅需要合作的核心圈层，也需要圈层。然而，只要核心紧密圈层成员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保持相对稳定.并通过扩散效应逐渐外延(克鲁格曼等,2007)。另一方面，圈层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深化与推进，形成次区域的经济增长极，这反而会推动未来泛珠三角区域更有力的经济整合。国内的区域融合应该与市场统合协调并进(徐现祥等，2005)。所以，当前泛珠三角区域存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现象不是国内的区域分割和制造区域大战.而是在认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梯度和地区差距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

二、区域合作的治理机制

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经验来看.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除了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外，更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任何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嬗变，首先是政府内部与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如果没有政府间的协调，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最终会导致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皮建才，2008)。所以，泛珠三角区域的建立和运作。需要考虑建立政府间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可以体现在中央政府的区域战略规划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更体现在泛珠三角区域各地区中长期规划的协调、大型基础设施的协调、大型项目的协调、产业发展方面的协调、政府间产业政策和招商政策的协调、建立有序的产业转移协调机制等(梁庆寅等，2007)。关于区域内部治理问题，笔者已经另有专文阐述。因此，下文主要侧重外源性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特定区域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区域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分工合作水平存在高强度的正相关。基于此，笔者判断，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和借助比较优势互补基础上.谋求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制度安排来实现区域战略利益。在国际和区际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在区域合作中谋求地区利益的最大化(William D.Coleman etc,1998)。目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在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转移、吸引外资和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竞争有增无减。加速地区经济整合.不仅要靠中国与东盟之间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宏观战略利益捆绑，在区域合作的深化过程中，更加需要实实在在的区域性和次区域性合作的微观经济利益推动。合作与竞争是加快双边经济一体化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秩序与利益、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结合。

泛珠三角区域是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影响深远的国内区域组织.从战略和技术层面研究泛珠三角与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无疑将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实质支撑和必要合作平台，更是加快泛珠三角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衔接进程的重要路径选择。而且客观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有着相通之处，前者作为国内的区域经济战略，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作用。然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没有进入国家战略的规划层次，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的审慎态度，泛珠三角整合还存在诸多战略和技术障碍，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能变成政绩项目和短期行为。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国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自发整合抱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其中可能既有权力分配方面的考虑和对地区自治倾向方面的顾虑，涉及到一些体制改革中的敏感问题(布罗姆利，2006)。同时也是保持对地方自行发展的理性态度：鼓励探索。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实际上是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尝试，具有先行区的功能.带有实验性质，是我国从相对内生型的大国封闭模型逐渐向外向型的大国开放模型转变。两大战略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且泛珠三角区域也有对外经济战略.但是对外开放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区域经济优势。所以从地缘经济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这样就出现了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合。所以，泛珠三角区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完全可以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来研究和操作，以便更好地将泛珠三角区域的地缘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这势必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战略层面加强协调和规划，谋求实现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与调整(Rodrik，D.A.subramanian and F.Trebbi，2002)。因此,中央政府在考虑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发展时.要注意将其和中国与东盟间的整体战略以及政策进行协调安排，而在考虑和实施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时.泛珠三角区域的市场统合、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则要注意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进行筹划和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在加强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时。则要注意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对接。

对于东盟国家而言，由于他们越来越将重点放在集体联合自主的区域政策上，区域一体化不再将

国家经济作为惟一的合作内容，东盟国家倾向于采取共同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来应对第三国或区域外集团，并希望协调立场与政策。争取在更广泛的包括贸易援助、安全等一系列领域内重新定义区域合作的内容(Narine.shaun，2002)。与发达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相比较而言.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在区域经济方面的合作可能包含相当的战略风险，原因在于：第一，本国或者地区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取向成为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采取区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动机，只有与本国或地区发展战略相符的区域制度安排才具有现实意义；第二，东盟部分国家内部近年来陆续出现严重的政府治理危机，维护政府权威的迫切需求自然使区域合作的影响力降低.因此，泛珠三角和东盟之间区域经济合作建设进程势必受到干扰；第三，伴随东南亚部分国家与区域外部的美国、日本、印度等不同大国的关系演变。东盟和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是逐渐趋向战略性而非策略性合作，双方有需要彼此借重的需求和动力，因此，当内部约束条件和外部战略形势发生改变时.与泛珠三角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虽是东盟的其中一个重要选项，但可能不是最优选项。

三、余论

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而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从地缘经济层面分析，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在考察泛珠与东盟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为双方继续开展合作问题的关键。从合作前后可能造成的力量对比或力量格局来看，西欧国家在区域合作下的机会成本比较确定.而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合作情况则比较微妙复杂，当相对获益不利于东盟国家时。区域经济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停滞。因此，满足东盟国家的发展目标需要，又能确实对泛珠三角区域各个省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既不会造成各自部分国家或地区在区域利益分配中的边缘化，又能提高整个区域的整体利益和实力的区域合作最容易得到成员或地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拥护。东盟国家和泛珠三角地区在区域合作成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上.省略)

注释：

①数据来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工作简报[R]，2006年第17期，2006年8月，16日。

②国内学术成果众多，代表性研究参见赵伟、汪全.2005.产业转移方式的动态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程玉鸿，2005，长江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差异分析[J]，学术研究(3)。

③部分代表性文献如朱羿锟、马慧凌2005.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J].财贸研究(1).王丽.2006.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冲突与政府协调[J].特区经济(7).韦以明、周毅.2006.区域合作经济的国家立法回应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主例[J].学术论坛(10)等。陈瑞莲、刘亚平.2007.泛珠三角区域政府的合作与创新[J].学术研究(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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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山，张可云.2003.区域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385.387

丹尼尔.w.布罗姆利.2006.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人民出版社：24.25.35.

龚唯平，韦前2005.CEPA与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高级研讨会综述[J].学术研究(3).

梁庆寅，陈广汉.2007 200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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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昌彦2004.比较制度分析IM].上海远东出版社：206.208.

徐现祥等2005.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J].经济研究(12).

第3篇：区域经济研究范文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

。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第4篇：区域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 区域经济 发展路径 产业结构 调整经济 驱动因素

一、前言

低碳经济的发展是基于环境保护、知识经济、资源约束及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背景不断引起人们关注的，也是我国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必经途径之一，学术界也因此对其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发展低碳循环经济，应该说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世界革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低碳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只有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才能实现环境保护、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

（一）产业发展方式调整

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方式的调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第一，调整消费、投资与出口之间的结构；第二，调整三种产业之间的结构；第三，提高产业技术水平。

1.转变需求分配的结构

需求分配结构的调整，主要指投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及出口在总需求中比例的调整。消费、出口及投资等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这三个因素的变动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水平会产生影响。投资的增加会带来区域碳排放的明显增加，发达区域资产投资率低，碳排放相对较低，欠发达区域发展基础设施的现实需要亟需资产的投入，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及发展，从而带来区域碳排放的急剧增长，当区域基础设施能基本满足区域经济未来发展需要时，应逐渐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另外，在碳排放强度上，居民消费明显高于政府消费，因此，应合理降低居民消费的比例，以降低碳排放水平。

2.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欠发达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比例大幅下降，第二产业比例不断上升，第三产业比例上升但涨幅低于第二产业，这表明了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强度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都要远远高出，因此，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碳排放水平的上升[1]。在三大产业结构中，三个产业的发展都会带来碳排放量的上升，但第三产业的单位产出的增加量普遍小于第二产业[2]。只有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第三产业的比例超过第二产业并成为区域经济中的主导产业时，区域碳排放的强度才会有效降低[3]。因此，应不断地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最终达到以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体系才能能适应低碳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进出口结构调整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商品的交易必然会引起依附于商品的碳排放的转移。商品的生产、消费及碳排放的区域分离，也会对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国际产业的分工，发达区域主要集中于提供知识、技术及服务密集型产品，而欠发达区域主要集中于生产并提供资源及能源密集型的高碳型产品，从而使得发达区域高碳型产品的进口多于出口，而欠发达区域高碳型产品的出口多于进口，依附于进出口商品中的碳排放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欠发达区域高碳型商品的出口支撑了发达区域对资源及能源密集型商品的消费需求[4][5]。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应以优化进出口结构为核心，从而降低依附于出口商品中的碳排放水平。

（三）能源结构调整

发展区域低碳能源供应，有以下三种途径：一是在区域能源供应中，提高能源开发、生产、输送、及利用过程中的使用效率，以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区域经济发展中能源使用过程的碳排放；二是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构建清洁能源产业体系，多元化区域能源结构，并不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使得区域经济逐步向低碳化甚至无碳化的方向发展。三是积极研发和应用一批新型低碳材料及核心低碳技术。

（四）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

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等这四种传统要素中，以资源及资本的投入为主体，而劳动和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的产出贡献比例比较低，传统区域经济增长是以资源及能源投入为基础的。在过去几十年发展历程中，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超额利用、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的大规模投入及政府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的。这不仅造成了经济内部结构的失衡，而且给资源、能源及环境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应不断增加劳动和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比例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使其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的调整和转变。

三、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框架

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其发展框架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国际行动。包括国际低碳发展谈判与决策机制、国际低碳技术发展体系及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等三个方面。

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产业发展方式的调整，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需求分配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进出口结构调整及能源结构调整等；（二）区域经济发展驱动要素的调整，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创新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

第三个层面是区域间系统优化。低碳城市的规划主要关心区域公正，主要体现为在公共空间、公共住房、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及相关政策机制等方面综合考虑社会不同阶层的差异化需求。区域空间的发展主要由紧凑型城市空间的规划来决定；区域公共住房体系主要取决于居民低碳生活方式及低碳建筑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区域公共交通建设，主要坚持以轨道和公共交通为主，倡导以步行及自行车为主的慢速交通体统，并提高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比例。另外，在城市道路的建设中，利用高新技术降低碳排放，极力降低交通工具引起的碳排放。

第四个层面是区域治理模式的创新。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规范低碳城市的建设行为，引导低碳城市的建设方向，并指导低碳城市的建设进程。构建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机制、生态环境型的区域商品和服务市场体系及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区域低碳的积极性。

四、结论

伴随着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区域经济的发展目标不再是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导向，而是以经济和生态环境等多目标协调综合发展为导向。与之相适应的，区域间影响社会经济关系的要素也由过去的区域劳动力资源、资金及能源等经济要素转变为区域成果共享与公平等民生民权要素及碳排放权等生态环境要素；区域之间的关系也从过去的基于产业价值链分工协作的垂直型关系转变为基于创新协作的横向型关系。因而，传统的对区域共用生态环境进行破坏及对区域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将逐步被淘汰，合理的区域间生态补偿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将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1]张友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4）：120-132.

[2]刘再起，陈春.低碳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闭[J].国外社会科学，2010（3）：21-27.

[3]赵敏，上海碳源碳汇结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第5篇：区域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GRP；泰尔指数；Moran's I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具有明显差异。在本文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所呈现的统计特征进行分析，以便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 区域经济增长的整体特征

1978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在总量表现上非常明显。如图1所示，无论是31个省份名义GRP（Gross Regi-onal Product，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值，还是实际GRP（以1978年的不变价格换算）的平均值，在30多年中均实现高速增长，二者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16.22%、11.13%。简而言之，名义GRP与实际GRP的均值在这35年中分别增加了164倍与35倍。同时，人均名义GRP与人均实际GRP也由1978年的457.13亿元人民币增长分别以年均14.30%与9.30%的速度增长至2012年的43 045.02亿元与9 390.27亿元。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在整体上都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同时，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也日趋凸显。从图2可以看出，31个省份名义GRP与实际GRP的变异系数值的在1978年～2007年之间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由最初的0.65分别上升到最高时的0.85与0.88，其中是在20世纪90年代上升最为显著，2008年之后变异系数值有所回落。可以看出，整体上而言，我国各省份经济在显著增长的同时，区域间的经济差异也具有扩大的态势。

具体来看一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状况。1978年东、中、西部省份的名义GRP之和的比值为2.61∶1.59∶1，而到了2012年三者的比值也变为3.27∶1.61∶1。可以发现，一方面与全国情况一样，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比较迅速，1978年～2012年间东、中、西部名义GRP之和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6.58%、15.84%和15.80%，都超过了10%；而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处已经存在的东、中、西部之间阶梯型（或俱乐部型）经济差距，由于近30多年来的平均增速的差异而使得东部与中西部、中部与西部之间进一步拉开差距。

同时，从GRP的人均值来看，1978年，东、中、西部省份的人均名义GRP分别为158.51亿元、118.30亿元和60.72亿元人民币，到2012年则分别达到5 219.27亿元、2 838.09亿元和1 430.66亿元人民币，三个地区之间的人均名义GRP不仅在绝对值方面不断拉开差距，而且在相对值方面的差距也逐步扩大。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名义GRP的比值为2.61∶1.95∶1，而2012年三者的比值则变为3.27∶1.97∶1，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东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中部省份与西部省份之间的人均名义GRP差距都具有逐步加大的趋势。这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类似“俱乐部趋同”性质的差异。

二、 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特征

对于衡量变量差异性的统计指标，除了前文提到的变异系数以外，常用的还有全距、平均差、差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其中，泰尔指数（Theil Index）因为具有可分解性的特点，不仅可以反映总体的差异，还可以衡量样本内部的差异，因而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泰尔指数是由H.Theil（1967）提出的，是一种广义熵指数，可写为GE（1）。以人均GRP差异为例，泰尔指数常用的计算公式为：

T=■■（■）ln（■）=■■■■ln（■）=Tw+Tb（1）

Tw=■（■）Twi=■■（■）（■）ln（■）（2）

Tb=■（■）ln（■）（3）

其中，T、Tw、Tb分别表示总体泰尔指数、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Y、N分别代表整体（如全国）的GRP之和与总人口，Yi、Ni代表第i组（如东、中、西部）的GRP之和与总人口，Yij、Nij代表第i组中第j亚组（如省份）的GRP和人口， ■ij为第i组第j亚组的人均GRP，■为全国的人均GRP。

这样，根据公式（1）～（3），笔者计算了1978年～2012年中国各省份人均名义GRP与人均实际GRP的泰尔指数。图2与表1是人均名义GRP泰尔指数的基本情况。由于人均实际GRP的泰尔指数与之非常类似，限于篇幅，在此笔者就不再列出。

从图2与表1可以看出，我国各省份人均名义GRP的泰尔指数呈现出“下降―上升―再下降”的变动趋势。具体来看，1990年以前，泰尔指数从1978年的0.155 5不断减少至1990年的0.076 3；而1991年～2003年之间则呈现一直上升的态势，到2003年回升至0.142 0；2004年之后泰尔又开始回落，到2012年为0.078 0，基本与1990年的数值持平。这表明我国区域经济水平的整体差异在1978年～1990年、2004年～2012年间有下降趋势，而在1991年～2003年期间呈扩大趋势。

同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组间差异，在2003年之前基本呈扩大态势，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取代区域组内差异，成为区域经济整体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同时，2004年之后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差异有减小趋势，2012年的差异水平已回落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区域经济的组内差异则大体表现为缩小的趋势，期间在2000年前后有所回升，但2003年之后又开始下降。具体来说，从表1中可以发现，我国东部省份内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虽然在东中西部三者之中最为显著，但其缩小趋势也最为明显，其组内泰尔指数由最开始的0.21（1978年）持续缩小至0.03（2012年）；中部省份内部的人均名义GRP差异在东中西部三者中大致处于中间水平，但与西部差别很小，并且中部西区的组内泰尔指数大体上也有所下降，由最初的0.039减少至现在的0.023；西部省份之间的差异变化很小，且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略有扩大。总体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组内与组间两种差异变化进一步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俱乐部趋同”的特点。

三、 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特征

除了差异性之外，区域经济之间的相关性也需要关注。而Moran's I统计量则是检验经济现象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的一种常用指标（P. A. P Moran，1950），其计算公式为：

Moran′s I=■（4）

式中，■=■■Yi，S2=■■■（Yi-■）2。

其中，Yi、Yj分别表示第i、j个地区的观测变量（如人均GRP），N为地区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取值范围为[-1，1]，其大于0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小于0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空间负相关，而等于（或近似为）0，则说明变量为空间零自相关（即在空间上随机分布）。同时，如果Moran's I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变量在空间分布的（正/负）相关性越强。同时，对于Moran's I显著性，可以通过Z值及其对应的P值进行检验。

根据（4）式，笔者以各省份省会之间距离的平方为权重，构建了空间权重矩阵W，进而计算了1978年～2012年我国人均名义GRP与人均实际GRP的Moran's I值。具体见图3。其中，两种人均GRP的Moran's I值均至少在3%的水平上显著，且显著水平也同Moran's I值一样不断提高。

从图3可以看出，不论是人均名义GRP还是人均实际GRP，两者的Moran's I值在改革开放之后均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其中，人均名义GRP的Moran's I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略微下降，但整体而言其上升的幅度更大，由最初时的0.09（1978年）逐渐上升至最高时的0.45（2010年）；而人均实际GRP的上升过程则相对平稳一些，其最高值为2010年的0.32。综上所述，我国各省份之间的人均GRP（包括名义与实际）具有比较显著的全局正相关性（或空间集聚性）。

在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之后，可以再考察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局部自相关特性，这主要通过Moran散点图进行分析，具体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拟合曲线的斜率逐渐变大，表明省份人均实际GRP的全局自相关特征日趋明显。同时，第一象限与第三象限（表示存在局域空间相关）的点逐步增多，而第二象限与第四象限（表示部存在局域空间相关）的点则有减少的趋势。同时，1978年～2012年间我国各省份的名义GRP与实际GRP的Moran's I均为正，且都至少在10%水平下显著。综上所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

四、 基本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各省GRP均得到大幅度提高，无论是名义GRP还是实际GRP增长率都超过10%。同时，在这一增长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差距经历了“缩小――扩大――缩小”的变化，然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组间差距日益凸显。而在区域内部的经济差异中，东部地区内部的差异最为明显，但1978年以来具有明显的缩小趋势，中西部地区内部的差距则在数值与波动幅度上都较之于东部要小一些。同时，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日益显著，为此在进行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最好能考虑相关变量的空间自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 蔡，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经济研究，2000，（10）：30-37.

2. Theil H.， Economics and InformtationTheo- ry.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3. Moran P.A.P.， Notes on Continuous Stoc- hastic Phenomena. Biometrika，1950，（6）：7-23.

4. 周卫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2005.

5. 郑凯捷.分工与产业结构发展.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研究”（项目号：11JJD790038）。

第6篇：区域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产业集群；经济增长；医药制造业

产业集群是产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在空间上集聚的经济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明显存在。产业集群已成为一个区域发展经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企业的发展形式。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区域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区别。

一、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理论

对于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Nicholas Craft和Anthony J.Venables（2000）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讨产业的区域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域的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从区域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他们认为尽管缺乏好的制度是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忽视产业的区域集聚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Catherine Beaudry和Peter Swann（2001）对产业集群的程度影响产业集群内企业绩效的途径进行了研究。他们用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产业集群程度的指标，对英国几十个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到在不同的产业存在着产业集群正效应和负效应，在计算机、汽车、航空和通迅设备制造业存在非常强的集群正效应。Cendy Fan和Scott（2003）研究了东亚和中国的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双向促进关系，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都利用产业集群策略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加速地区经济发展。

我国的实证研究以北京中关村、吉林、江浙和广东一带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研究为主。如朱华晨、盖文启和王缉慈（2001）对浙江省诸暨大唐袜业集聚群，魏守华（2002）对嵘州领带产业集群，周兵（2004）对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有关数据来分析产业集聚状况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刘斌（2004）对北京中关村IT产业群的实证研究。张良明（2006）采用吉林省的有关数据来分析产业集聚状况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等等。

综上，产业集群效应有利于地区产业的经济增长。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规模效应以及集群政策面上，或者着重研究某些已经相对成熟并完善的产业集群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多以案例分析为主，虽然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现实意义，但由于各个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因此很难具有普遍适用性。本文重在研究一个新兴的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看其与传统的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理论之间是否有所不同。

二、产业集群与四川省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前人实证研究的成果上，可以采用相对差异较大的四川省医药制造业的有关数据，来分析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四川省虽然是西部地区的大省，但在各项经济指标上与东部沿海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研究四川省的产业集群有利于给中西部地区起到研究典范以及发展参考的作用。其次，四川省的产业集群发展已进入从起步向发展提升的新阶段，而医药制造业为当地经济发挥起着重要作用，亦已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刻画可以采用不同的产业集群指标来进行，不仅可以用劳动力雇佣情况方面的指标反映，而且可以用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产业内的企业数、资产总额、工业总产值、利润等相对指标来刻画。

产业集群的指标用四川省医药制造业的企业单位数、职工人数、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以及资产合计等统计指标与全国医药制造业的企业单位数、职工人数、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以及资产合计等统计指标的相比的相对指标来表示。

建立四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产业集群指标之间的模型：

SCPGDP=β0+β1SCPGDPR+β2SCER+β3SCWR+β4SCAR+β5SCPR+β6SCCR （1）

注：式中各项变量含义如下：

SCPGDP=四川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四川省人口总数；

SCPGDPR=SCP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SCER=四川省医药制造业企业单位数/全国医药制造业企业单位数；

SCWR=四川省医药制造业职工人数/全国医药制造业职工人数；

SCAR=四川省医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全国医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

SCPR=四川省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全国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

SCCR=四川省医药制造业资产合计/全国医药制造业资产合计。

由于1997年原属四川省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合并成为重庆直辖市，为避免因统计口径不统一而影响模型结果，本文采用1998年后9年的数据。所有数据根据1998－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四川省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而得：1998-2006年四川省医药制造业各项指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情况；1998-2006年全国医药制造业各项指标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根据公式（1）里各项指标的运算方法，计算整理得到四川省医药制造业产业的集群指标。

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回归得到四川省医药制造业产业集群四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六个产业集群指标之间的模型：

其中，（2）式的R平方为0.998，调整的R平方为0.994，说明模型的拟合度相当高，但是企业职工人数和工业增加值这两项指标不显著。剔除这两项集聚指标重新回归得到模型，见（3）式：

其中，（3）式的R平方为0.998，调整的R平方为0.996，说明模型拟合度相当高，F值为463.28，D-W值为2.1489。接近于2，说明变量之间无自相关现象。

由上表可以看出，四川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产业集群指标之间系数都显著。并且当SCPGDPR（四川省人均GDP/全国人均GDP）、SCER（企业单位数）产业集群指标每上升（下降）一个单位时，四川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上升（下降）534.43，3449.80个单位，而SCPR（工业总产值）、SCCR（资产合计）产业集群指标每上升（下降）一个单位时，四川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上升）993.30、1479.22个单位。

三、结论与建议

西部的产业群不仅在集聚的程度上较低，而且在产业集聚的速度上比东部、沿海地区慢，随着东西部产业的集聚非均衡程度的加剧，产业集聚带来的东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从实证模型可以得出：区域经济增长率与区域人均产出集群指标、企业单位数集群指标都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工业总产值集群指标、资产合计集群指标却呈负相关关系。究其原因，初步设想如下：褚淑贞（2007）对中国医药造业产业集聚实证研究中，对医药制造业集聚程度的分析数据表明，我国医药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较低，布局分散，还没有实现真正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1995年-2003年间，从各省份医药制造业产品销售收入所占比重来看，四川出现在前八强的次数有四次，并且是唯一的西部省份，而在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四川则逐渐淡出前八强。说明四川省的医药制造业并未真正形成完备的产业集群。仅管在成都，医药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柱行业，但四川省的医药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并没有逐年扩大，也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出集聚水平的提高。因此一个不成熟的产业集群对经济增长不一定有促进作用。

医药制造业本身是高技术密集的行业，具有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高技术密集型的特点。四川省医药产业具有小而全的特色，中小型企业在工业总产值的实现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规模效益不明显的现象依然会阻碍四川医药制造业的发展。四川省的医药制造业在西部地区仍有绝对的优势，集聚和规模效应在西部都是最强的，是一个内地型医药大省。因此应该继续发挥这个优势，扩大四川省医药制造业的规模，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首先可以提高区域现有企业的产出，有一个高的企业产出率，才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其次，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企业或产业的集聚，提高产业集聚度，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再者，创新是能使一个产业持续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动力源泉，作为高技术产业的医药制造业尤其如此，而目前在四川医药业生产的药品中，仿制品占生产药品的绝大部分，自主研发的药品很少，因此四川省药制造业必须走集聚式发展道路，以提高创新能力。事实上，由美国硅谷产业群、法国的香水玻璃瓶产业群、广东的家具产业群、北京中关村电子及计算机产业群的实践证明，加快培育区域产业群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褚淑贞,张丽丽,韩之俊.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集聚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07,5:53-55.

[2]周兵.一个基于产业集聚的西部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8).

第7篇：区域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061.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4－0042－03

河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060900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总体上来看，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差距。除物质资本、就业人数、开放程度及市场化程度外，人力资本因素也是影响这一差距的重要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个体人力资本增加，会提高人对信息、知识、技术的获取、运用和转化能力，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带来社会经济的增长。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力资本较大的地区有可能在长期内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因此，人力资本是影响地区经济差距长期趋势的因素。另外，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资源应该流动到最有生产效率的用途上，如果一项政策能平衡各地区之间的回报率，那么该政策就会加速经济增长。目前中国的政策趋向于忽略这项基本的投资原则，致使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人力资本，这种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会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加剧不平等。人力资本理论为研究区域经济差距的长期影响提供了一种思路。

一、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

1956年，索洛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 提出了他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在他的模型中引入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在生产函数中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并且假定两者可以互相替代，同时假定规模报酬不变以及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品递减。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索洛模型为：

从该生产函数出发，可以得到包含人力资本的C-D生产函数。因为任何劳动都包含人力资本水平，劳动的差异体现为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用人力资本代替劳动不仅能体现出劳动量的差别，还能体现出劳动质的差别。因此，用人力资本代替（1）式中的劳动更能反映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人力资本代替（1）式中的劳动，便可得到反映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2）。

式中，Yt为产出水平，Kt为物质资本水平，Ht为人力资本存量，At为索洛余项，ut为随机对（2）式两边取对数，可将其转换成线性形式：

LnYt=LnAt+αLnKt+βLnHt+ut（3）

由于中国数据样本的时间较短，另外各省份的情况也千差万别，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可将时序分析和截面分析结合起来，将那些因省份而异且不可观察的因素控制住，尽量减少结果的偏误。

一般情况下，如果仅对样本本身的个体差异情况进行分析，可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如果是用样本推算总体的个体差异情况，则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由于本文采用了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所有不涉及到推算总体情况，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是适合的。具体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LnYit=LnAit+αLnKit+βLnHit+uit（4）

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变量与数据说明

关于物质资本存量，我国并没有有正式的官方数据，只能通过估计的方法来得到。许多专家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我国物质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典型的有：邹至庄以1952年为基年，根据1952年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按一定比例测算出全社会的资本存量，同时利用积累指数计算出积累隐含平减指数，对各期各累额进行平减，从而测定出1952～1980年各期的资本存量[1]；贺菊煌假设资本在1964～197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等于它在1971～197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然后利用迭代方法计算出1964年的资本存量，进而推算出1952～1990年的资本存量[2]；王小鲁和樊纲采用上年资本存量加本年固定资产净值除以价格指数的方法推算各年资本存量，但其对基年资本存量的推算方法并没有进行说明[3]。郭庆旺、贾俊雪以1978年为基期，推算出1978年的全国固定资产净值为3,837亿元，通过采用5%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得到了1978～2004年的资本存量[4]；张军和章元也是以1952年为基年，利用上海市的相关历史数据并根据上海市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估算出全国的资本存量，同时以1952～2001年的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序列，对名义投资进行平减，从而得出1952～2001年物质资本存量[5]，在此研究基础上，张军等人又测算了1952～2000年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6]，另有两位学者将张军的研究延续到2005年。由于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估算，且张军的研究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因此本文直接采用张军等测算出的物质资本存量。由于张军的研究中没有包括重庆的数据，而是把重庆的数据合并进四川省，本文根据重庆GDP占四川GDP的比重分离出重庆的物质资本存量。

产出水平Yt，用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关于人力资本的测算有多种方法，主要有教育年限法和教育成本法[7]。教育年限法的测度方程为：

ha=3×ha1+6×ha2+9×ha3+12×ha4+16×ha5（5）

教育成本法的测度方程为：

至ha5为文盲、小学、初中(含技校)、高中(含中专、高职)、大专及以上等5类接受不同教育层次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求出人均人力资本后，再用从业人员人数乘以人均人力资本，便可得到人力资本总量。本文计算人力资本水平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样本为中国大陆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2001～2005年期间的面板数据。

2.计量分析及结果

由于面板数据包括时间和区域两个层面，可能产生异方差问题，从而使最小二乘法失效，因此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以消除异方差现象。为了研究不同区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按全国、西部、中部、东部四个层面进行分析。根据模型（4），具体回归系数及统计量如表1所示。其中模型1为从全国层面进行的分析，模型2、3、4分别为从东部、中部、西部层面进行的分析。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海南、广东、福建，中部包括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黑龙江、吉林和山西，其它省份属西部。

第一，物质资本仍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由模型（4）可知，变量资本前的系数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在四个模型中，α均是显著的，从数值来看，东部的资本产出弹性最大（1.0920），中部的资本产出弹性(1.0174)居中，西部的资本产出弹性最小（0.9459）。资本产出弹性的差异体现了各地区生产效率的差异。另外资本产出弹性之所以比较大，其中还包含了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使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趋势减缓。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许多用一流设备只能生产出二流甚至三流的产品的事实中，可以从反面证实人力资本所独具的这种效率功能。[8]

第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由四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除模型4外，前三个模型中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均是显著的。从数值上来看，东部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最大，中部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居中，西部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最小。不同地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的差异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各地区之间工资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工资，以2005年为例，北京、上海的平均工资达3万元以上，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平均工资达2万元以上，辽宁、福建的工资水平也具全国前列，只有河北省比较例外，属于高GDP低工资的特例。工资水平的高低体现了教育回报率的高低，东部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就业人员或企业自发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和物质资本达到相对均衡，提高各自的生产率；二是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水平不同，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高度自由化的劳动力市场可以使人力资本投资的私人激励发挥作用，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不但会创造更多财富，而且也能扩充税基，提高财政收入。

3.区域人力资本边际生产率分析

边际生产率是指增加一单位的某种要素所导致的产出的增加数量，而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指每增加一单位人力资本，产出增加多少。估计出生产函数后，可以用公式（7）计算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

根据式（7）和估计出来的生产函数，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总体上来讲，东部省份（海南例外）的人力资本边际生产率远远高于中部省份，中部省份的人力资本边际和平率远远高于西部省份。这主要是由于东部省份人力资本存量普遍高于中部省份、中部省份的人力资本存量普遍高于西部省份造成的。另外，中西部科技成果市场化程度很低，也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本的生产率[9]。值得注意的是，东部省份中的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的人力资本边际生产率并不太高，这和边际生产率递减有关。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人力资本并不是越多越好。由于这三个直辖市聚集了过多的人才，造成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过剩，人力资本边际生产率并不是太高。而西部地区则是物质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过剩，人力资本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论何种形式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不均衡，对经济增长均是不利的。

三、提升人力资本的对策

根据第二部分的实证分析结果，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增加教育投资。教育投资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也是最重要的投资。教育投资的结果是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动力，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2005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2.82%，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由于教育投入的主要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而全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及其财政收入存在重大差距，东部、中部、西部教育投入差距日益增大。因此要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必须在总量上加大教育投资，并向中西部倾斜，实现教育平等到。国家也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专门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第二，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中国的低工资政策压低了高素质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使个人对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动机变得很低。弗莱舍和王的研究表明，中国教育回报率高达30%或40%，在1992年，支付给高素质工人的工资仅仅是其边际生产率的10%，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更接近其边际生产率[10]。由于职工得到的工资仅是其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他们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动机很弱。因此一方面要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增加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使人力资本投资的私人激励发挥作用。另外允许劳动力合理流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加大社会多元化投资办学力度，关键是营造宽松有效的激励微观主体投资教育，特别是非义务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加大社会民办学院的运作，建立有效率的教育基础设施。加强高校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开发二者之间对员工进行培训的合作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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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gional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Li Congxin, Li Guozhu, Han Yu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Shijiazhung 050031，China）

第8篇：区域经济研究范文

［摘 要］随着品牌的发展，品牌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4―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三大区域的品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且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各地区品牌发展的不同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地区应重视品牌价值建设，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以品牌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

［关键词］品牌价值；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品牌；品牌建设；资源禀赋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2)01009907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行梯度推进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培育了众多的知名品牌。而中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发展却相对缓慢，品牌的发展也比较滞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地区知名品牌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着该地区的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影响着我国地区经济的格局。各地区品牌发展的差异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要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就要重视品牌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把区域品牌价值建设作为地方经济建设的一个拳头项目，打造优势品牌行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然后通过产业间关联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二、 相关研究文献

品牌价值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品的多样化、买方市场的形成，品牌建设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关于品牌价值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关系的探讨，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Porter指出国家的成功不是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源于国家内部众多的产业族群，区域品牌可以带动一个产业族群，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1]。Johnson和Bruwer研究品牌的形象以及品牌形象对消费者的影响，他们认为消费者对不同区域的同一种产品的品质期望影响消费者的感知，品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过程[2]。Durst等人提出了跨区域品牌的概念，指出区域品牌研究的新发展方向，认为跨区域品牌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跟上跨区域品牌发展的步伐[3]。Bhardwaj等人研究了在印度市场上美国全球品牌和区域品牌的差异，他们认为区域品牌和全球品牌都能够影响品牌的资产价值[4]。国外对品牌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市场营销理论的延伸；第二，多采用案例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国外从品牌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差异的相关文献却比较少，大部分只是从市场营销的品牌延伸的角度研究城市和地区的发展。

国内关于品牌与经济的相关性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夏曾玉通过考察“温州现象”来检验区域品牌建设的好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温州区域品牌建设的成功经验，不过他研究的只是一个微观的城市，并不具有宏观方面的代表性[5]。杨晓光提出品牌的地区差异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规律基本一致的看法，认为品牌的地区差异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有重要的影响，另外他还从地理学的视角对品牌价值建设进行分析，对进一步的研究区域品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6]。高杰、彭红霞认为地域品牌是一定区域内众多企业品牌的精华浓缩和提炼，能够显著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而他们重点分析了地域品牌的识别、搭载、集聚、刺激等经济效应[7]。肖志明以品牌带动为视角研究区域经济的增长问题，通过研究晋江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现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其他区域通过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一些启示[8]。胡志刚、孙曰瑶提出了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并指出要积极发挥品牌效应，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9]。

总体来说,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宏观的层面对品牌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但关于品牌对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这主要表现为缺乏从空间角度对区域品牌建设进行研究,且研究集中于理论层次；缺乏利用数据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品牌发展状况和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分析。

三、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

因为模型中数据的考察期相对较短，相同地区的政策、文化和自然条件变化不会太大，差别也不会太大，所以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问题进行分析。从截面和时间两个层面来体现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相对于只是利用截面数据或只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来说，面板数据具有更多的优点。与截面数据模型相比较，面板数据模型控制了不可观测的经济变量所导致的OLS估计的偏差，从而使得模型的设定更加合理，模型参数的样本估计量更加准确。与时间序列模型相比较，面板数据模型扩大了样本的信息量，降低了经济变量间的共线性，提高了估计量的有限性[10]。同时，截面变量和时间变量的综合使用能够显著降低缺省变量导致问题的可能性，而且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同时反映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在时间和截面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时间、不同截面的特性。因此，我们的分析采用基于线性回归的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为Yit=αi +Xitβi +μit ，i=1，2，…n，t=1，2，…T。其中，Xit为1×k向量，βi为k ×1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数目，扰动项μ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和等方差。

本文预期品牌能够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对这一预期进行实证检验。

PERGDPi,t=C+αBVi,t+ξi,t（1）

其中，下标i代表相应的省份，t代表年份，方程左边的PERGDP代表各省的人均GDP，以此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人均GDP可以消除各个地区人口规模的影响。方程中BV代表各省区的品牌价值的总量，采用品牌价值可以将品牌量化，可以更好地测算品牌的经济绩效。ξ是误差项。

为了避免变量数据的剧烈波动，减少潜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上述公式进行自然对数的处理，得到以下的方程：

LN(PERGDPi,t)=C+αLN(BVi,t ) +ξi,t（2）

（二） 数据来源及说明

所构建的方程中人均GDP的数据取自2005―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品牌价值（BV）的数据取自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2004―2009年的中国最具价值的500个品牌。

对品牌的评估，世界品牌实验室采用的是目前通行的“经济适用法”。通过对企业销售收入、利润等数据的综合分析，判断企业目前的盈利状况；通过运用EVA确定企业的盈利水平。 同时，世界品牌实验室运用具有世界领先性的“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计算品牌对收益的贡献程度，通过数理分析的方法客观地预测企业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盈利趋势以及品牌贡献在未来收入中的比例。最后通过对市场、行业竞争环境的风险分析，计算出品牌的当前价值。品牌价值＝E×BI×S，其中E为调整后的年业务收益，它是通过对包括当年在内的前三年的营业收益和未来两年的预测收益施以不同权重后，得出的平均收益；BI为品牌附加值指数，主要指用“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计算得出的品牌对当前收入的贡献程度，表现为品牌附加值占业务收益的比例，这其中包含了对品牌附加值在经济附加值中的比例计算； S为品牌强度系数。

本文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与品牌价值（BV）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分析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据采用2004―2009年东部11个省份（包括直辖市）、中部7个省份和西部10个省份（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均GDP和品牌价值的数据，其中东部11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8个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由于和青海缺乏品牌价值的数据，因此未将其纳入研究的范围之内。下面三个图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4―2009年品牌价值（单位：亿元）的变化趋势。

图1 东部地区2004―2009年的品牌价值趋势图

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11个省市的品牌价值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北京市品牌的发展最为迅猛，远远超过其他省市。北京远远领先于其他省市，主要因为北京是许多垄断行业的总部所在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寿保险、中国石油、中国移动等集团公司的总部都位于北京，所以北京拥有的品牌数量就比较多。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的品牌发展虽然不如北京，但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在外资的带动作用下，自主品牌的发展非常迅猛。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发达的省市，而上海曾经是我国自主品牌发展最好的地区，但是由于遭到国外品牌和浙江、广东等地区的新生品牌的强有力的竞争，因此导致上海的自主品牌价值缩水。相对来说，天津、河北、辽宁、海南品牌的发展相对缓慢，但是这并不会影响东部地区整体的增长态势。整个东部地区的品牌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雄厚的实力，截至2009年整个东部地区品牌价值总量是31372.25亿元，年平均值2582.07亿元，品牌价值的基数是比较大的。

由图2可以看出，湖南、湖北品牌发展比较迅速，但因为它们品牌的发展相对滞后，品牌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品牌价值总量仍然比较小。吉林省品牌的发展相对较早，基础相对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份来说也比较雄厚，但是从2005年开始吉林省品牌价值的增速却明显放缓。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品牌价值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品牌建设基本没有太大的进展。2009年中部地区品牌价值总量为2914.3亿元，年平均值为364.29亿元，品牌的发展远远小于东部地区。

由图3我们可以看出，整个西部地区内蒙古、四川、云南的品牌发展态势良好，增速明显，其中四川的品牌增长速度最快，品牌价值也最高，远远超过中西部其他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四川白酒企业的发展相当好。广西、重庆、贵州的发展在整个西部地区处于中等层次，而陕西、甘肃、宁夏、新疆2004―2009年品牌却几乎没有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9年整个西部地区品牌价值年均值达到295.37亿元。

综合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品牌价值建设的整体情况可知：东部地区品牌的基数最大，品牌数量最多，品牌发展得最好，但区域内部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中部地区整体发展比较平衡，但是中部地区品牌的基数太小，发展速度缓慢；西部地区内蒙古、四川等省份的发展速度虽然比较快，但由于其他省份的发展比较滞后，且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致使西部地区品牌的发展整体处于较低层次。总体来说，东中西部地区品牌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品牌价值量呈现出依次递减的态势。

四、 计量分析

本文使用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其中东部选取11个省市、中部选取8个省，西部选取10个省市自治区，对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为了克服单一的单位根检验所带来的偏差，本文采取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PPFisher检验四种方法分别对LN(PERGDP)和LN(BV)进行单位根检验。

（一） 东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先对东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的水平值经过以上四种检验方法检验以后发现，数据是不平稳的。而人均GDP与品牌价值量的一阶差分值经过以上四种方法检验以后，结果都表现为没有单位根，拒绝单位根的假设，这表明两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数据是平稳的。

检验结果还表明，人均GDP与品牌价值量都具有时间趋势，因此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选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以LN(PERGDP)为因变量对东部地区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见下页）所示。

由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品牌价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55%。这说明东部发达地区凭借改革开放的契机在品牌的创建方面已拥有雄厚的实力。东部地区品牌价值高，拥有众多的知名品牌，该地区品牌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品牌已经成为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品牌的价值和数量与该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是紧密相关的。

（二） 中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对中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表3的结果说明中部地区人均GDP和品牌价值量的水平值也是不平稳的，因此本文需要对数据进行差分处理。在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的数据显示拒绝单位根的假设，这表明没有单位根，数据是平稳，可以进行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以LN(PERGDP)为因变量的中部地区回归结果见表4。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由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1%的置信水平上，品牌价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48%，这表明品牌可以带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中部地区品牌的发展要滞后于东部地区，各个省份品牌价值量相对比较低，这样就难以提高区域生产的集约化经营，也难以转变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导致新生的品牌发展也比较缓慢，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自然也就弱于东部发达地区。

（三） 西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对西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5（见下页）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同，人均GDP和品牌价值量的水平值是不平稳的，在经过一阶差分以后，检验结果显示没有单位根，两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这表明数据是平稳的。因此，本文采用LN(PERGDP)为因变量对西部地区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见下页）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表6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存在着正向的相关性，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在5%的置信水平上，品牌价值变动1%，人均GDP就变动0.40%。西部地区品牌对人均GDP的作用系数明显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但是二者的相关性仍然比较显著。这是因为虽然西部地区整体品牌的发展比较滞后，但是四川凭借白酒产业、内蒙古凭借乳制品创立了众多的知名品牌，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积极的带动作用，进而对西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 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品牌发展的地区差异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基本一致，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品牌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品牌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第一，对我国500强品牌的地区分布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分析证实了品牌价值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有较大的相关性。区域的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与区域的竞争力紧密相关。一个区域拥有的知名品牌越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越能占据优势，所以未来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上的竞争，而会更多地表现为品牌的竞争，品牌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第二，品牌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趋势。品牌无论是对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对东部的带动作用更是非常明显，但是由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的绝对值都比较小，品牌的发展比较滞后，品牌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的促进作用也就小于东部地区。这说明东中西部品牌价值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实施品牌战略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东部地区要保持目前的品牌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强品牌的建设，提升品牌的价值，凭借优势的品牌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继续发挥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中西部地区要积极树立品牌意识，在发展当前品牌的情况下，积极培育新的品牌，大力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品牌创建方面，企业要加大对品牌的创新投入，只有通过产品生产工艺的创新、设计开发的创新和在生产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创新，才能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推出能够迎合市场需要的新品牌产品；同时，企业要通过兼并、控股等多种方式对品牌进行重组，加快生产要素向名牌企业聚集，增强名牌企业的实力从而打造区域经济的优势品牌。

其次，区域品牌的创建要突出区域的特色。每个区域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定位，重点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创建区域独特的优势品牌。这种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品牌企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从而形成本地化的产业品牌，这是其他区域很难效仿的，并且这种特色产业能够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是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由于不同的区域在空间、资源禀赋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各个区域所具有的优势也各不相同。东部地区要利用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特点，依托高科技人才的优势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继续利用外资促进本土产业的发展，培育更多的世界性的知名品牌。中西部地区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比较小，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要低于东部地区，但是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却非常丰富，因此中西部地区要依托本地区的特色，积极延伸资源性产业的产业链，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创建优势的区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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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仲林.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5.

An Empirical Study on Brand Value Cre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Growth Differences

LI Xingjiang, ZHANG Yujie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第9篇：区域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文献综述

Abstract:The paper reviewed the recent studies on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including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causal relationship,the specific mechanisms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t described the representative articles and opinions,and conducted a brief evaluation.

Key Words: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regional economic growth,literature review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6-0013-05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经济学家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过众多经济学家如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King和Levin(1993)、Rajan和Zingales(1998)、Allen和Gale(2000)等人的出色研究,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人们深刻认识到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学者就利用金融发展理论对我国日益扩大的地区间经济金融差异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区域金融理论成果。近年来,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区域金融理论的核心研究内容,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视角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拓展,本文试对此进行简要述评。

一、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

在我国区域金融研究领域,有一大批文献是对各个地区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国外研究文献看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但是跨国实证检验对二者的因果关系却没有一致的结论。早在1966年,Patrick就用“需求导向”观和“供给导向”观来区别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不同认识。这表明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它们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具体的、有条件的长期过程。探究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制定相应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的研究进展体现在数据的选择和计量方法的改进上。从数据选择上看,学者们放弃了早期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改用包含更多统计特征的面板数据。从计量方法上看,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和计算软件工具应用于研究当中。例如宋艳伟(2007)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布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1985―2004年的数据进行验证,并分别针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部地区不符合检验要求),两项检验结果一致: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没有因果关系。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变化主要受自身影响,经济增长的变动也是受自身影响较大。王景武(2007)的研究利用了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东西部1990―2006年的整体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中部地区不存在这种协整关系。东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西部金融发展则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抑制的关系,而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此外,从影响作用力来看,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冉光和等(2006)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从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两方面对我国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周好文等(2004)运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1988―2002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数据,对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金融中介的规模和效率都与地区非国有工业生产总值互为因果关系,但是金融中介的效率弹性系数更大;在中部地区,金融中介规模是非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总值增长的原因;在西部地区金融中介的规模和效率与非国有工业生产总值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从以上文献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几乎都认同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对于其中原因,陈守东等(2008)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这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区域金融发展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小由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决定,即存在着门限效应。他们通过应用门限回归模型对1990―2004年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水平较低的地区,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负相关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时,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作用最大。冉光和等(2006)认为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西部,市场机制在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中已发挥明显作用,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对于西部而言,国家政策性投资长期会带动经济增长,但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以上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大启示,但是要想深入了解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的不同关系的原因,还需要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和渠道着手分析。

二、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研究

Merton和Bodie(1995)认为金融功能相对来说更稳定,因此从功能角度衡量金融发展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揭示金融发展的意义和本质。胡亮(2006)分析了金融深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渠道和实现机制。金融深化有四大功能:信息生产功能降低信息生产成本,风险管理功能加速技术创新,储蓄动员功能有助于资本积累,公司控制功能改善公司治理。这些功能通过资本清算机制、资本形成机制、企业家创新和技术创新机制等渠道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Levine(1997)指出金融系统的功能是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实现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区域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研究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渠道和资本渠道来进行的,其中资本渠道又可以分为反映资本形成数量的资本聚集渠道和反映资本形成质量的资本配置渠道。这一部分文献的研究视角有别于前期只考虑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的单一视角,它们研究的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即区域金融发展对相关要素的影响,是一种细化了的视角。

(一)技术进步渠道

在实证研究中,技术进步渠道是通过考察区域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关系来进行说明的。张军、金煜(2005)用去除了国有企业贷款部分之后的非国有企业部门获得的银行贷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金融深化”的指标,使用1987-2001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来检验各地区“金融深化”的程度对于地区经济效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差异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后,中国的非国有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支持对于经济效率的贡献显著为正,这个结果无论是对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其增长率来看都成立。但是陈刚等(2006)以国有银行贷款占GDP的比值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进行计量检验时,却发现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提高了资本积累上,而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效率提高作用不大。

(二)资本积聚渠道

资本稀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阻碍或约束条件。金融通过在区域资本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范祚军等(2008)实证检验了我国各地区资本形成中金融要素的贡献度,发现总体而言,我国金融信贷对资本形成的贡献明显,但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如广东省的资本形成对金融信贷的依赖最大,海南省的资本对金融信贷依赖度较弱。这大概是因为海南行政区域较小,且设省时间较晚,财政在支持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区域资本形成的数量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金的跨区域流动。祝晓波(2004)基于麦金农模型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定在经济体内部存在金融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两个区域。在金融发展区域水平高的A区域,投资者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外源性融资,突破自有资金的限制,选择代表更高生产技术的投资收益曲线,区域的平均收益率就会超过金融发展水平低的B区域。因此在资金可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金会从B区域流向A区域,同时资金所附带的新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人才也相应流入A区域,促进A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然而,该文是假定在市场机制下考虑一国资金的跨区域流动,没有考虑中国资金流动的主要载体――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政府主导下的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这削弱了其研究的价值。按照王小鲁等(2004)的估计,在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东部地区多数年份有数千亿的资本净流入,中部每年有几百亿元的资本净流出,而西部地区一直是资本净流入。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资金流动渠道,认为大量属于市场主导的资金在利润吸引下通过外资、民间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等流入东部地区;由政府主导的资金,包括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和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却是由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王景武(2007)的研究认为不仅银行信贷资金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我国股票市场从建立之初,国家就没有将其运作完全纳入市场机制。政府通过对上市资源的行政性分配和额度控制实行有差别的区域股票筹资政策,以上海、广东两个省市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在这一争夺中获得了大量上市公司资源,而中西部地区仅获得了少量上市资源。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吸引了大量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向这两个地区的集中,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区域金融差距的扩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迫使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步伐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运作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区域经济增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导致区域内资金的流动出现新的趋势。如广东省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资本净输出省份,浙江省和山东省成为全国信贷资金的主要流入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2009)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经过财务重组、再资本化和公司治理机制改革之后,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逐步得到强化,各银行总行均强化了集中管理,并主要依据地区间金融风险收益的差异进行跨地区资金配置,信贷资金形成了依凭地区金融风险差异从高风险地区向低风险地区流动的趋势。王小鲁(2004)也指出,从2000年以来商业银行为了规避风险采取了较审慎的信贷政策,银行资金出现了向东部转移的趋势。

(三)资本配置渠道

对于区域资本形成的质量,多位学者参照Wurgler(2000)提出的测度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潘文卿(2003)首次提出用各个地区的资本对当地GDP变化的弹性代表资本在不同地区间的配置效率。其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呈东、中、西梯度递减特征,但是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波动性很大。然后,文章进一步研究资本配置效率和金融发展的相关关系,最小二乘回归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包括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变化的解释能力都较弱,且在东、中、西部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而地区人均GDP等非金融要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是显著的。曾五一(2007)对Wurgler模型进行扩展,将企业的盈利情况、金融机构贷款、政府的支持力度、企业扣除盈利因素之外的其他自发投资激励等影响因素纳入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各个因素对地区和行业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短期的月度分析中,无论东部、中部还是西部,行业盈利因素对资本形成的影响相当微弱;金融机构贷款因素对短期内区域资本形成所施加的影响,体现出了由西向东逐次递减的态势,较之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更多地依赖于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样是借助Wurgler模型,李青原等(2008)运用系统广义矩以1999-2006年间我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后,地区非国有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支持、地区银行信贷规模及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增加都有助于提高该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初步意味着国家隐性担保的数量型扩张金融正在逐步向市场配置型金融转变,且从信贷的角度看,已从信贷规模简单扩张转向效益优先。但地方政府的干预却妨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

对于我国不同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均较为低下的原因,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军、金煜(2005)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有利于发达地区的金融深化,但是助长了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当地银行系统的信贷决策与信贷行为的干预。从“金融深化”指标上来看,沿海地区总体上来看比内地表现出更高的程度,尤其是1996年以后。内地金融深化程度的不足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大了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潘文卿(2003)指出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抑制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非国有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与投资行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国有经济的保护和倾斜,国有银行将更多资金贷放给低效率的国有经济部门(曾康霖,2005),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外部治理机制还是内部治理机制都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郑志刚、范建军,2007),所有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虚位和国有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导致国有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经营者为了获取业绩激励,存在着过度放贷的动机。萧安富等(2005)认为不同地区的金融生态,包括经济结构与制度环境因素,制约着社会资金配置的总量和效率。万良勇(2009)在研究了资本市场上河北担保圈债务危机后更是指出,地方政府的本位利益驱动是导致金融生态失衡的主要因素,面临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双重压力的商业银行既是债务危机事件的受害者,同时又在危机形成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地方政府干预下的监管机构独立性受到较大侵害,导致对违规事件处理的延迟和乏力,失衡的金融生态环境及上市公司治理缺陷最终导致了信贷资源的低效配置。

三、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早期区域金融理论研究侧重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因果关系,而忽视了研究金融适度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区域金融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这也是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一个新的内容。

米建国(2002)指出,金融适度发展是经济实现最优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杜朝运(2007)指出在任一经济增长水平上,都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金融发展水平,这样经济体就可以从金融发展中得到最大净收益,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达到均衡。据此他认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不能与相应的经济增长水平配合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内在原因。文章指出,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时,一般资金需求者所能够承受的利率水平较低、信用体系缺失、信息不对称更严重、新投资有较高风险等原因造成当地储蓄无法顺利地转换为投资,并且资金大量流失,这进一步抑制了本区域的经济增长,造成国民收入增长缺乏动力,使得储蓄率降低,金融体系的资金供给萎缩,从而引起金融发展水平的下降,即该区域陷入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之中。而发达地区却恰恰相反,其高投资造成的资金缺口可以通过外来资金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得以补充,从而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相互促进。王景武(2007)分析了海南省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期间金融机构过度扩张的案例,指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必须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度”,不切实际的金融扩张不仅不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反而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极大危害。李洪慈(2006)通过构建模型说明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相对稳定的“两重均衡”,即:由于欠发达区域金融规模过小而处于较低发展水平,无法发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应有作用,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更难以支付金融体系组建所需要的固定成本,使得两者容易陷入“贫困陷阱”,最终向区域经济增长停滞和金融体系规模萎缩的“低均衡”点收敛;只有当区域金融体系规模突破临界点,才能实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并沿着递增的轨迹向一个高水平的稳定均衡点靠拢,直至实现区域经济最优增长和区域金融适度发展的“高均衡”状态。

除了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需要协调以外,还有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角度进行了研究。林毅夫等(2003)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年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金融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范方志和张立军(2003)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机制,即消费结构升级――高质量高档次产品行业投资增加,传统部门投资减少――资金流向新兴部门及为新兴部门服务的金融部门――金融部门结构升级,他们还实证分析了1978―200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的落后,不仅限制了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从而束缚经济总量的提高,同时也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四、简要评价

本文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和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内近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反映了当前该领域的研究概况,比较充分地介绍了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观点。纵观现有文献,笔者认为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模型建立针对性不够。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我国学者借鉴金融发展理论针对我国特殊的国情进行的,但国外文献中对金融发展构建的模型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基础之上的,我国学者在借鉴模型过程中较少考虑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制度变迁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价值。

第二,实证研究规范性不够。在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尽管有大量的数据、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和计算软件工具,但不同的实证研究所取得的结果有很大差别。现有的实证研究无论是从样本选取、分析方法、实证过程还是从实证结果的理论解释方面都存在着很多有争议的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理论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

第三,研究内容全面性不够。从现有的文献看,多数研究成果从方法上是属于“供给主导”的,即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少有人从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金融系统这个角度去研究问题。

第四,区域划分科学性不够。现有研究一般是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模式进行区域划分,这种划分过于笼统,因为三大区域本身内部差异就比较大,采用平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会使技术度量失真。另外有部分文献是按照省份划分区域,虽然区域内部的差异被极大地消除了,但是我国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么大数量的区域份额,需要考虑的区域差异变量如此之多,很难准确进行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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