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学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传媒经济学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传媒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注 释:

①顾永波、殷晓蓉:《略论当前中国传媒经济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新闻界》,2008(5)。

②陈中原:《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新闻大学》,2005(1)。

③Hans van Kranenburg、John Hagedoorn、Jacqueline Pennings:《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2)

④Jaemin Jung、Sylvia M.Chan-Olmsted:《Impact of Media Conglomerate’Dual Diversificat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⑤Chan-Olmsted,S.M.、Chang,B.H.:《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Examining it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3(2)

⑥Michael Stephan:《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A Comment》,《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⑦Pan YG、Tse DK:《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Market Entry mod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2000(2)

⑧W.Chan Kim、Peter Hwang:《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Entry Mode Choi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1992(1)

⑨Jaemin Jung:《Acquisition or Joint Ventures: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y of U.S Advertising Agencie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1)

⑩Stephanie Peltier:《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ies;Were Failure Really Unforeseeabl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洪浚浩、杭敏:《传媒经济学》,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吉莉安•道尔:《理解传媒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obert G. Picard:《A Note on Economic Losses Due to Theft,Infringement,and Piracy of Protected Work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3)

Benjamin J.Bates:《Commentary:Value and Digital Rights Magagement-A Social Economics Approach》,《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8(3)

Shu-Chu Sarrina Li:《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Media Performance of Taiwan’s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Francis L.F.Lee王建陵:《文化折扣与跨文化预测:以美国电影在香港的票房绩效为例》,《文化艺术研究》,2008(1)。

第2篇：传媒经济学范文

公交移动电视作为数字移动电视中的一种，它是借助公交车的载体平台而存在的。2001年2月，新加坡TV Mobile首次在巴士上安装了数字移动电视。而上海于2002年10月开始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服务。随后湖南、北京、江西、河南、南京等二十多个省市也陆续在公交车上播放移动电视。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成为当前车载数字移动电视发展的主力军，在公交系统上大显身手。

公交移动电视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传播现象，它的盛行符合传播的时代趋势，并且它同时具有大众传播和分众传播的特点。但公交移动电视是怎样产生的？从媒介经济学的原理这一角度来分析，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与发展存在着多种动因：

1、供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是两个重要的经济范畴，供给是指生产者向市场提供的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它是实现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或前提；需求是消费者根据其购买能力向市场提出的对劳动产品或劳务的需求，它包括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两种类型。把供给与需求理论引入电视领域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二是电视节目已经走向了市场。目前我国虽然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但是电视节目的商品性已为人所共知。特别是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更加是市场规律特别是供需原理作用的结果。

在传媒市场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消费者，也就是受众。所谓受众需要，即受众对信息、知识的不满足感和必要感。而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正是随着目标受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律的变化而变化，跳出了与传统电视媒介的竞争蓝海。媒介形态的多元化格局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受众不仅能够在自家客厅观看电视节目，在乘坐公交电视的路途中也能观看到精彩的电视节目。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于信息缺乏的焦虑感是无时不在的。对于这样一个存在巨大需求的消费群体，供给方公交移动电视便产生了。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呈现出领先性、多样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

2、资本的逐利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劳动力和成熟的产业运作经验的支持，工业文明已经积累的大量剩余资本继续寻找新的投资热点。根据国内学者的估计，2008年我国文化市场有上万亿元的市场容量。巨大的市场容量就意味着客观的产业利润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移动电视作为高速看涨的拥有高投资回报率的媒体，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剩余市场空白点，吸引了众多资本的目光。以业界翘楚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大股东分别为东方明珠集团与上海文广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一个是资本运作的先行者，一个是重量级的内容制作商。这样的强势组合，可谓如虎添翼。

3、资源的稀缺性。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由于稀缺性的存在而产生的。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总是不足的。经济学上所说的稀缺性是指相对的稀缺性，它所强调的不是资源的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说，相对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再多的资源也是不足的。

在传媒产业中，受众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组成部分。受众的注意力一向是众多媒介追逐的对象。而显然受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公交移动电视的及时出现有利的填补了这一注意力缝隙时，公交移动电视已经能在受众注意力这块蛋糕上分得属于自己的一块了。截止到2007年7月31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收视终端32，000个，日均受众规模超过1056万人次。其电视终端已广泛覆盖上海8000多辆公交车，90％以上的公交线路，每天受众到达人数为889万人次，受众日均乘车45.9分钟。种种数据表明，新兴的公交移动电视正以迅猛的态势来到媒介生态圈中。新兴电视媒介公交移动电视所占有的媒介接触点与传统电视媒介相比，其受众接触的时间、地点、情景和功能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定位于差异化竞争的公交移动电视从诞生之初就拥有了先天优质的注意力资源。公交移动电视受众接触点的时间分布已经不再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黄金时段”。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调研结果显示：早晚的下班高峰期，公交移动电视拥有不同寻常的“黄金收视率”。因此公交移动电视有效的利用了传统电视媒介难以覆盖的主要时间缝隙，提高了节目到达率，占据了基数可观的注意力资源，展现了公交移动电视蓬勃的生命力。

在中国，公交移动电视已历经数载，随着以技术为核心的诸多条件的日益更新，公交移动电视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关研究数据表明，2006年至2008年，我国移动电视市场的平均增长率将超过50％，预测在未来的3年至5年内，公交移动电视将至少占据全国300多亿元的广告市场份额。可见公交移动的产生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丰富了媒介生态，开辟出了新兴媒介产业发展的另一片蓝海。

参考文献

①吴克宇主编 ：《电视媒介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M】第74页

②连有：《西方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M】2008年3月 第53页

③东方明珠移动电视省略/opgm/index.php

第3篇：传媒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京剧 梅派 美学思维 传承发展

博大精深的梅派艺术可以用一个“美”字来描述，其风格典雅大方，流溢着温文端庄的古典美。已故戏剧大师焦菊隐曾经认为：不仅是京剧，我国古典的或现代的戏曲都是诗。如此说来，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可算是诗化的极致了。梅派艺术的戏境又与传统的诗境、画境相通。古人写诗，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古代作画，力求“无画处皆成妙境”。所谓“情景交融”，所谓“虚实相生”，以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皆为要为欣赏者留下一块情感想象的自由王国。自梅派成日之始，其成名卓著者，慕而随之者，可谓锦天绣地，满目俊才。

和雅中正 天人合一 圆融高远 天成之美

梅派唱腔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原则，具有端庄娴雅的的古典美。平和中正，恰到好处，处处出自天然，全无人为斧凿痕迹，在表面规矩平淡之中显现出深沉含蓄的内在魅力。梅派音宽清亮，圆润甜脆，梅派唱腔以大方自然为主，平易近人，雅俗共赏，平稳之中蕴藏着深厚的功力，简洁中饱含着深情。

梅派艺术是圆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京剧音乐大师徐兰沅先生有一口诀：行腔不做作，寸劲适当足；音节要相连，不叫板捆住，少用棱角式，重要在满足；非真也非虚，似有也似无；明缓暗偷气，内中皆有骨；脱尽模仿处，现出真面目。这段口诀比较生动形象，对梅派唱腔及行腔要领作了总体概括。梅兰芳作为一代艺术大师，经过一番精雕细琢后，使其精华浸入观众心中，正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使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梅派艺术圆融恰当地传承了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哲理惯于“道可道，非常道”，讲究感悟。因此梅派艺术在传承中，每位传人都会形成自己的特色，正如梅派弟子言慧珠所形容：早期梅派如隶书，唯美娴熟，成熟期梅派如楷书，中规中矩，晚期梅派如草书，古拙质朴。

欣赏梅派唱腔，心入化境之时很难描绘其神色，因为梅派已臻于化境，以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梅派不及程派幽咽冷艳，却自然天成地表达人物内心之忧怨；不及荀派俏媚活泼，却能入微地刻画人物一颦一笑的悲喜之情；不及尚派刚健挺拔，却自有女性一番端雅秀妍。如在《贵妃醉酒》中，表达贵妃之怨，哀懑之至不是号啕顿足，而是在雍容雅态之下唱出满怀凄郁，节奏如诉如泣，幽怨动听，行云流水般而不失端庄大度。“杨玉环今宵如梦里，想当初进宫之时，万岁是何等的待你，何等的爱你，到如今一旦明夸暗弃，难道说从今后两分离”，恨意与缓情相揉，悲切与优美相契，及至最终感怀：“恼恨李三郎，竟自把奴撇，撇的奴挨长夜。去也，去也，回宫去也，只落得冷清清独自回宫去也。”绵绵余味无穷，口齿噙香，使观众在清新旷远中感受无限失宠的遗憾，可见《贵妃醉酒》的唱腔不追求突惊而出的华丽，而在清微澹远的柔静中和婉地表达内心之情，潜移默化感染观众，以致“音声相和”﹑“大音希声”之美。

梅派唱腔华而实，甘甜圆润，醇厚亮丽，中和大气，以至达到大音希声的意境，打动人心却不着一丝痕迹，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充盈天地之间而若即若离，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功力。梅兰芳晚年时代，将自己毕生的剧曲反复琢磨，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梅八出”，不刻意追求情节的剧烈冲突，而追求心境的诗意之美，不执著于外在的繁华锦绣，而讲究内在意境的平和淡雅。如《宇宙锋》中的经典折子《修本》与《金殿》两场，所有剑拔弩张的危险情境被处理成主人公

赵艳容一弱女子与强权的斗智斗勇，在舞台表现上又被处理成大段描绘心理的不同板式等唱腔。如《我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反二黄慢板）》唱腔，该唱段运用深沉的慢板节奏，揭示了剧中人装疯时的悲愤心情，唱腔韵律熔炼深沉，塑造了赵艳蓉的音乐形象，特别是梅派唱法与音乐伴奏“心气合一”，于幽微之处见其巧妙。而在慢板过门音乐中，又表现出声断意不断，段唱腔是在气韵，字韵，声韵之中一气呵成，营造出梅派唱腔具穿透性的经典形式美。梅派塑造人物时，将戏曲的虚拟之美、乐感之美等多方面美学因素浑融婉转地融人情感表达之中，使唱念与表演完美结合。赵艳容装疯时的丝毫不给观众以丑陋之感，所有身段都经过优美的艺术加工提升。正所谓和谐流畅，自然天成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儒家境界。

梅派的舞台表演无不在平易中蕴藏着深邃的内涵。在运用各种表演技巧塑造人物的同时，他又能“惜墨如金”，如眼神，在关键时目光一致，神采倍增，使人产生不可名状的美感。梅派的水袖功夫极好，但不滥用，所以总以最简捷的方式最精炼的动作，武功极有根底，步法准确而且轻盈迅捷，开打干净漂亮，又于舞打中融入舞蹈，匀净婀娜，丽而英武，成功地将中国传统艺术精髓融于戏曲表演中。

如《霸王别姬》中的舞剑，《霸王别姬》中虞姬演唱“二六”唱腔与《夜深沉》曲牌伴奏的舞剑，均是因戏而剑。戏中四面楚歌，没有退路，只有决一死战，虞姬性情厚重，她只能忍悲痛劝解大王。因这段生离死别的情景，创出了刚柔相济的歌舞骨风。虞姬唱“二六”是用中板节奏来抒发她对大王的劝解之意，肺腑之言，柔情四溢，圆润的剑姿与腔并行。紧接《夜深沉》音乐伴奏来烘托严谨的舞剑意境。剑锋挥洒将心神合一，刚劲四射，似撕心裂胆的诀别，凄美独特的创意程式，将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美涵成为永恒的艺术典范。回望梅兰芳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创作的时装戏和歌舞戏可以发现，梅兰芳试图把中国女性的古典美巧妙地融入现代审美体系之中，《西施》中的翎舞，《廉锦枫》中的刺蚌舞等等，都渗透着充满生机的青春气息，于是中国京剧艺术不再局限于舞台上的唱功技艺，而是向昆曲学习，载歌载舞，昆曲在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时代已日趋势微，但美学原理却悄悄保留下来。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韵，人们推捧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艺术，皆源自心底深处潜藏的传统美学意识。博大精深的梅派的美学风格不会固定的表现在某一出剧目或某段唱腔中，而是渗透到它的所有经典代表作中，通过演出过程传达出来。如《天女散花》一折中刨出了长绸舞，舞动的戏中意境“天人合一”。该戏创出了灵动的唯美表演形式，使观众耳目一新，在继承与发展的不同时代，从一个天女散花的场景，改到众佛塑性的烘托，形成了雕塑美的气韵，众佛静姿与灵秀的天女舞风融洽结合，其艺术表现力更加鲜活美感。《散花》一戏的不断创意，焕发了京剧艺术的生机。随着时代的不断升华，创造出了崭新的艺术意境。

梅风梅骨 自成一系 循流展派 继古承新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运动、变化是事物鲜活生长的保证，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树叶。突破、创新，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流派在创造中产生，更需在创造中传承、繁衍。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梅派艺术也需发展，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也就是应当在古典和谐美的基本表演法则的指导下，进一步实现唱念和做表之间的和谐统一。

梅派之所以成为梅派，之所以领军京剧、风靡中国、惊艳世界，在于梅大师的勇于创造和对美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京剧是梅兰芳的生命。执着，是梅兰芳生命的支撑。梅的一生，生命不止，创新不已，终修成梅派艺术和梅派精神。获得梅派真传的梅派弟子，都具有梅派精神，善于继承、发展，勇于开拓、创新。梅派发展成今天的参天大树，不仅依仰梅兰芳突破窠臼，开辟新天地的勇气与智慧，还有追随他、弘扬他，像他一样勇于不仰赖前人，走自己探索之路的诸多弟子和传人。因此，才有今天我们看到和感受到的如此枝繁叶茂﹑硕果参天的梅派。如程砚秋。程砚秋15岁时拜梅兰芳为师。此后，梅兰芳发现他有一条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好嗓子，不适宜学自己，便让程拜王瑶卿学习，经老师的因材施教，程砚秋终于唱出了自己。仅仅十年，便脱颖而出，与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一起享有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美誉，谱写出中国京剧和流派发展史上最荣赫、最辉耀的一笔。程与梅的不同，不仅证明了流派的形成最重要的在创新，更表现了梅兰芳的胸襟慧眼和程的坚毅、向上，表现出艺术大师的形成，归根到底在于崇高谦和的伟大人格魄力。

对梅派艺术传承的最大功臣自是我们尊敬的梅派掌门人梅葆玖先生。他对梅派艺术的执着与忠诚，使得梅派艺术之花始终娇媚无比，并众望所归地成为梅派最具权威的传承人。他使最纯正的梅风、梅韵遍涉天下，桃李无数。如优秀梅派传人李胜素﹑张慧芳等艺术名家。

学流派而不囿于流派，是当今流派传承的一大特点。如李佩红、史依弘，二人原都是刀马旦兼武旦演员，

（下接49页）

（上接55页）

都曾在全国比赛中获过金奖，但她们却因喜欢文戏，尤爱梅、程，而毅然改学青衣，不但获得老师赞许，且都获得成功。李佩红将梅派经典改用程派演出，是因其心仪梅派很久，很想将梅、程乃至关的艺术熔于一炉表现。这表现了她的大胆卓识。梅派青衣史依弘钟情程派经典《锁麟囊》很久，她说：这是她小时看京剧唯一让她落泪的一出戏。所以，她演《锁麟囊》既是“寻梦”，也是“圆情”，便在她有条件自主抉择剧目时，大胆地走向破格。二人殊途同归，当为梨园佳话。较后的李维康，在广集博采各旦角流派的基础上，坚持独自发声、行腔和极其婉约细腻感彩的处理，别具风神，受到广大观众的追捧。“一样心情别样娇”，说的岂止是青年才俊为京剧艺术带来了这样的新奇与明艳，更因其在对梅派艺术传承发展中的新和美而使整个梨园界对京剧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产生了新的感悟与思考。时代的发展已将我们年轻的演员改变提升，由戏的思考进入到人的思考，是时代的进步和人的进步。时代需要考虑这一代人如何在传承老一辈艺术家艺术的同时，如何将他们开启的道路拓得更宽，从而使我们京剧艺术继古承新，一往无前。

流派发展依赖创新。继承、发展流派艺术，是振兴和弘扬京剧的一大关键。当代京剧演员应将其引为一生之使命，以崭新的理念、开放的思维，发展的眼光，认真对待流派，善于继承，勇于超越，将新时期的京剧艺术推向更高、更新、更美的境地。

总之，梅派艺术是京剧流派历经沧桑之路历练的奇葩，在近百年的金声玉振中愈加夺丽，已臻炉火纯青，功成卓著。梅派艺术的美学涵韵不仅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所在，更是天地宇宙之气合一的美学内在，静和高远，国之气魄。作为世界三大体系之一的梅派艺术，对其合理的继承发展乃至超越，启发者当代世界对于传统的回归，使之永远绽放在世界艺术之林！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

[2]《戏曲音乐新论》 安禄兴﹑钱国桢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3]《中国戏曲美学》 朱恒夫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第4篇：传媒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传统美学;现代景观设计;应用

一、现代景观设计中传统美学的应用

(一)传统美学中的和谐美

在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天人合一”理念一直贯穿始终，因而这种整体意识也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意识主要就是讲究以整体为美，将大自然、人、艺术设计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艺术就是对这一整体的呈现。“整体美”是这种“整体意识”的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理念，我国传统的审美都是注重对景观整体的美，完全不同与西方国家那种注重每一个细节美的审美意识;而这种整体美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演变成“和谐之美”这种审美思想，即景观的设计要达到万物和谐的最终境界。“和谐”二字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节制”，体现在传统美学上就是“尚清”、“尚淡”的审美追求，与之相对应的艺术原则就是：虚实、浓淡、深浅等等。讲究一种整体美，不是使其中的各个因素的关系走向一种极端，而是相互协调、交相辉映。只有处理好组成景观整体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把握好适度原则，才能使整个景观的艺术境界有所提升。例如我国的辽宁大连市的海之韵广场，其中的主体雕塑、五组主题雕塑和人造瀑布以及铺地广场等要素相辅相成、相互辉映，同时广场与大连市最美的滨海路北段相连，不仅给美丽的滨海路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也使广场更具有观赏性，极大的突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二)传统美学中的意境美

中国美学区别于西方美学的重要体现就是意境，意境二字是我国美学独有的美学概念。在我国，“意境”二字作为美学概念最早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但是这种审美意识在唐朝得以成形，关于什么是意境，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回答：第一，景观设计者的主观意识、审美特征和客观物质的结合就是意境;第二，意境就是情景融合，相互辉映，所谓“情”就是景观设计者内心的美学感受以及设计的灵感，而“景”不仅仅是自然景观，还包含了经过设计师加工过的景。景观设计师对“意境”的创造正是经过自身对现世生活、对人生的体验并将其融进自己内心深处的映射，利用特别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景观中的“意境美”，这样才能使设计出来的景观作品呈现出不一样的审美价值和感染性。例如位于我国江南古城苏州的留园，就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这种“意境美”。

二、传统美学视角下的现代景观设计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在中国传统美学影响下的中国人，形成了中国式的审美特点，即对任何事物的审美，首先就是对该事物的整体形象有一个初步的把握，先整体再局部，之后再回到整体。这种“整体美”的传统美学原则要求现代景观设计需要深入贯彻整体性原则。现代景观设计是具体的构成要素组成的，像自然环境、人工雕像、光线等等，而现代景观设计最终呈现的整体效果，不是各个构成要素单纯的相加，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辉映的综合体现，是各个要素的有机结合。而每一个组成要素都凝结了人们的精神、情感，这些要素共同配合，凸显了现代景观的表现力、感染力，从而向人们传达着某种信息、情感，极大的满足人们内心的需求。因此，对于现代景观作品的“美”的评价，需要考虑的是景观设计作品的整体效果，而非各要素“单独美”的单纯结合，“整体美”来源于各个部分之间的和谐配合。而对于城市景观的设计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出发，将这个城市的形象与特征充分展现出来。

(二)以人为本原则

现代景观的出现是为了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现代景观的设计必须要以人为本，这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课题中应有之义，对人的关怀是现代景观设计的根本出发点与最终归宿。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现代景观设计在注重美感之余，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达到一种生理上的舒适感。人们户外行动的需求是现代景观设计的重要根据，对于一个景观设计的成败、设计水平的重要评价依据就是它是否满足了人们户外活动的需求以及满足的程度。因此在现代景观的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到人民大众的需求，以人为本设计出符合现代生活、现代社会发展的现代景观。

(三)区别对待原则

景观所处的地域不同，其设计也应该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传统美学“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下，现代景观的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到景观所处城市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牢牢把握区别对待这一原则。比如说在气候较为炎热的地区的房屋等建筑的墙体都较薄，且通透;而天气较为严寒的地区的墙体设计较厚，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也倾向于选择耐冻的材料，因此这两种地域的景观结构是迥然不同的。并且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也会形成不同的植物景观，且不同的地域下生活的人们对于景观设计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并且不同的自然环境也会形成不同文化、审美传统。因此，传统视角下的现代景观设计需要区别对待，依据地域环境的不同进行景观的设计。

第5篇：传媒经济学范文

一、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取之有道、用之有益

第一课《神奇的货币》以及单元一综合探究的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层层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更重要的是，要结合基本理论，立足学生生活实际，运用典型例证或创设生活情境，引导学生从情感、态度、价值观角度去讨论、去思考。比如 “中国首善”陈光标，从30岁就开始慈善事业，截至2010年10月累计捐献款物约14亿元人民币，连续4年获得中国慈善领域政府最高奖“中华慈善奖”。通过类似的典型事例，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价值观上的熏陶，逐步认识到，对于金钱，应该取之有道，用之有益、用之有度；逐步认识到，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会“让我们的灵魂更纯洁、道德更高尚、人生更有意义”。

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理性消费、绿色消费

第三课《多彩的消费》第二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教学，教师既要立足教材理论、贴近学生实际去“创设”情境，也要引导学生去“生成”、去发现情境中包含的消费观，更重要的是要在探究过程中让学生得到态度、情感、价值观上的升华，在学生内心深处真正树立起科学的消费观。比如“保护环境，绿色消费”的教学，我设计了一幅漫画、一段视频和两个问题。漫画是“砍树”图，标注“人类砍伐第一棵树时，文明开始了”“人类砍伐最后一棵树时，文明结束了”；视频是“地球一小时”活动的宣传片；在此基础上，我的问题是：“①谈谈你所理解的绿色消费。②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绿色消费提几个建议。”通过这样的探究活动，理性消费、绿色消费的消费观也从书本上升华为学生自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三、树立正确的择业观―自主择业、爱岗敬业

第五课“新时代的劳动者”集中探讨了劳动者的“就业、择业观”问题。为了更直观地感知我们本地的就业状况，利用周末，我带领部分同学参观了江苏省泗洪县的三个地方：“苦力”市场，企业的车间、厂房，高科技企业的办公写字楼。在参观的基础上，我引导学生对教材上的“情境漫画”展开讨论，因为有了此前参观的感性积累，同学们的讨论很热烈，不时还有激烈的争论。后来，我们还把班级模拟成一个公司，设置了一些模拟岗位，举行了一次“模拟招聘会”。通过这样的“从实践到书本，再从书本到实践”的过程，自主择业、爱岗敬业的择业观就不再是书本上抽象的经济理论，而内化为学生自觉的价值取向了。

四、树立诚实信用观，打造人生“金字招牌”

第6篇：传媒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传媒类院校；传媒类继续教育；办学空间；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11―091―02

一、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办学所面临的困难

（一）教育大众化

教育大众化对传媒类继续教育所形成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的阶段，而在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的过程当中，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也已经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其年增长率高达4%，而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状况的存在使得继续教育的招生人数急剧下降，尤其是近些年来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的持续增加和分数线的逐年降低，更是严重影响了继续教育的正常办学。

（二）竞争过于激烈

传媒业在近些年来实现了高速发展，且因其自身显著的特殊性而使得开设传媒专业更加具有竞争性，国内相当多高校内都已经开设了该专业。一些教学水平较高的综合性大学也设立了传媒类的学院或者是系，这都加剧了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办学的竞争力度。传媒类招生计划在各个学校都是处于增加的状况，竞争的激烈性使得大量学生又致力于追求更高的学历，加剧了对于传媒类学科专业性的要求，这对于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的办学而言无疑也是巨大的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水平较高的综合性大学开设传媒类硕士专业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因而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办学压力之大也就可见一斑。

（三）办学目的不明确

在当前的教学体系当中，继续教育的真正目的尚处于不明确的状况当中，这也就意味着相关方面人员的对于传媒类院校继续教学的定位不准确，或者说是将其置于一种边缘化的位置之上，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其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无法占据主体地位，且在整体当中的比重也相当低。现代传媒类院校在继续教育的办学过程当中，无论是教学方式还是专业设置，无论是课程安排还是教学目的的制定等都还处于摸石头过河的阶段，且其内部层次的结构以及考核的具体标准等也还十分不成熟。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方面的原因使得传媒类院校在开展继续教育的过程当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劣行，最终导致其发展的边缘性。

（四）缺乏必要的办学特色

传媒类院校在开设继续教育的过程当中明显表现出办学特色的缺乏，这就使得传媒类院校在学科体系等方面缺乏多元化，呈现出过于单一的状态。事实上，传媒类院校在办学过程当中应当尽可能地结合其他学科来形成一种多学科交叉的学习体系，这样才能够培养出综合性的高素质人才。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的办学内容都集中在新闻采编、广电编导、播音主持、舞蹈表演和文化创意等基础学科方面，因此就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同化现象，这对于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的办学而言无疑是十分不利的，难以突出办学个体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在现代传媒业当中是存在着较多方面类型人才的缺口的，如营销方面或者是管理方面等。除此之外，还存在的较大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的缺乏，也是导致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发展遇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看到的是，非学历教育在当前的发展状况仍然是十分理想的，但毕竟主流的教育形式仍然是学历教育，因此，学科设置的过于单一以及教学实践的缺乏等问题也都是不容忽视的，需要相关方面人员在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妥善处理。

（五）运作模式不合理

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在办学过程当中存在着运作模式不合理的状况，其原因主要是管理缺乏科学性，或者说是管理人才的不到位，正是因为这样，想要实现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的良好发展就一定要实现其办学的市场化，通过市场的带动来促进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不断完善，最终体现出继续教育办学的实效来。但是当前大部分传媒类院校的管理模式都还是比较呆板的，其方式方法都沿用的是普通高等学校成人教育的模式，并不能够充分体现和发挥出继续教育的特点和优势来。因此，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在办学过程当中就只能够通过市场化的包装来实现发展空间的拓展和优化。

事实上，在较多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办学过程当中都遇到过上述各个方面的问题，但基于传统函授教育和自学考试的形式来对继续教育的形式进行市场化的完善是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的，需要结合市场的实际需求来开展培训并有效拓展办学的实效和空间。

二、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办学空间的拓展及远期发展途径分析

（一）结合国家产业结构和转型升级来实现发展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阶段并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的办学空间实际上是得到极大扩展和促进的，这主要是因为战略性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带动职业同步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和调整，最终在继续教育的办学空间当中表现出来，这对于职业内涵将有着持续性的丰富作用。传媒类院校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和背景之下应当尽可能地主动适应并积极参与，使得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的远期发展途径能够和现代社会的转型发展不谋而合。总之，就是要利用正确的思想来指导工作，使得传媒业的生命力能够得到延续和发展，保证传媒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能够保持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通过精品课程培训来加强特色

在传媒类继续教育办学过程当中要综合性地考虑较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培训的规模、效益以及其发展的可持续性等，毕竟传媒类继续教育办学是一个持久发展和进行的过程，并不是游击战，因此，必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培训项目的有效开发，通过培训项目的有效开发来保证传媒类继续教育的培训产品具有储备性，并在对相应制度进行更新的时候保证实现合理化的完善。上述目标的实现就需要充分结合和发挥出学校内的师资力量，通过精品课程的开发和教学来加强品牌特色，最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形成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培训项目群来。因此，一方面，要准确定位学习者的特点和能够接受的价位；另一方面，需要深入到市场当中去对当前形势予以准确把握。

（三）媒体与技术融合

现代科技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新媒体和新技术始终处于全新变革的发展状态当中，加之三网融合的实现，更是对传媒行业人员思想观念的更新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媒类从业人员必须具备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且在专业技术知识上必须有充足的储备。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办学过程当中就要充分认识到这样一种要求，基于技术发展和传媒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定位相关单位对于从业人员的要求。要实现专业技能型和知识普及型培训的结合，并在培训过程当中对学习者进行层次的定位和划分，具体可包括企业管理类、操作类和党政决策类等，在教学环境下可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确定。

（四）加强合作来形成一体化的运行机制

在现当代社会背景之下，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办学过程当中很难通过一己之力来实现最佳发展，一般来说还是应当尽可能地加强与当地政府及企业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教育培训的手段和方式来构建服务型的公共教育平台。这样一种传媒类继续教育办学实际上就是实现了开放式办学，走出校门并与多个相关方进行合作，通过一体化的运行机制来实现共赢。

传媒业在近些年来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但是传媒行业对于创新精神的要求也是相当之高的，因此，在竞争过程当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就是人才竞争。如可以围绕着广播电视等形式来积极面对传媒业，基于这样一种方式来充分发挥学校的智力优势，使得学校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机会来与地方政府或者是广电系统等合作，为学校以及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且最终培养出能够更好服务于传媒业的广电系统高素质人才来。总而言之，就是通过良好的服务来求得更多的支持，通过有效的贡献来谋求更为长远的发展，真正拓展传媒类院校继续教育学院的办学空间。

参考文献：

[1]章慰.高校继续教育合作办学模式研究[J].成人教育，2011，（7）：57.

[2]黄树彬，黄敏.继续教育发展及高校培训市场拓展研究探析[J].现代企业教育，2012，（8）：69-70.

[3]贾安林.探索办学模式拓展远程教育――关于继续教育学院发展方向的思考[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3，（21）：35.

第7篇：传媒经济学范文

〔论文摘要]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不仅富有独特的民族审美命题与范畴，而且也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在这种美学思想影响下的文艺创作，无不充满了对人的关注、对人之生命价值意义的关切与肯定。

纵观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无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庄子的“大道为美”说，还是钟嵘《诗品》中的“诗唯性情”论、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以及后来的“妙悟”说、“意境”说等，都是围绕着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进行的。其中的“意境”说、“神韵”说、“风骨”说、“妙悟”说等，都属于我国民族传统的美学范畴，体现了我国古典美学中自然主义与人格主义的两大品格。在这种美学思想引导下的文艺创作，充满了对人的情感精神的关注和人之生命价值的肯定。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的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发人的情绪，体察民情民意，抒发其怨愤之情。其诗论始终围绕着人的情绪，所以他编定的《诗三百》将人的感情的抒发放在了首位，这种情感也构成了该诗集的精华部分，充分体现了其艺术价值。此外，孔子的“尽善尽美”说、孟子的“冲实之谓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乐”说等范畴和命题对中华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深远影响，并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重视文艺审美教化作用的审美原则。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本体论方面的范畴和命题，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齐物我”等思想在我国美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为例，他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以人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庄子论美也是以人为核心，其“重生”、“养生”、“保身”等思想影响下的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突出的人本精神。庄子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乐”的美论主张，即美是从“道”的范畴中衍生出来的，因而“道”与美密切相关。在庄子看来“道”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应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禄所累，不应为物所奴役，而应成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贵贱、穷达、祸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对的东西，从而追求一种心灵精神的绝对无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获得“美”。

在《逍遥游》中庄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人”的形象:在形体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着绝对的自由和广大无边的神力，而这种“神人”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人格化。同时，在庄子的审美思想中也论及了审美主体的自由心态。在《田方子》中，庄子描绘了一个“真画者”在画图时的独特的自由行动和神态:“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敌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在这里旨在说明真正的画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创作，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个性。庄子的这种审美态度使其美学思想带有了鲜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学思想中，真与美密切相关，提出了“法天贵真”的审美命题。此“真”乃一种出于主体心灵的纯真之情，是审美主体的一种天然感性的东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在庄子的“法天贵真”思想中强调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庄子对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仅体现了其对人之生命的热切关注.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的《诗品》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莫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诗品》以诗人个人的风格为品评对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诗为一品，“为建安之杰”。在艺术手法上.进一步解释了“兴”为言已尽而意无穷，把审美范畴扩展到诗文以外。用诗的风格立品，是自觉的美学追求的开始。(诗品)所体现出的美学观的核心便是“诗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影响，使人的性情发生波动，便以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正如《诗品·序》所写:“嘉汇寄诗以亲，离群托时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践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歌的创作无不与社会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关。

唐代.禅宗兴盛.形成一种新的美学思想。禅宗是从印度佛学发展起来而又能充分表现中华民族思想与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脱人世烦恼、达到心灵绝对自由的境界。但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否定个体生命价值，不主张完全脱离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过个体心灵、直觉、顿悟，达到这种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禅宗重视主体的内心体验.尊重其内心思考的权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条的束缚.开拓了个性解放的天地。这种思想理论围绕着人、人的生活.让人看到生命的本质.且将主体心灵的体验放在首位.强调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灵的实在性.从人的某种人生境界的体验中去追求美、寻找美，在一种心灵自由的境界中去获得审美满足。这种思想无意中激发了当时的诗人及理论家们的思维方式，促使禅思转化为艺术思维、艺术机趣，禅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诗歌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作之中。特别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社会由盛转衰.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当时的士大夫们的审美兴趣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创作理论上.皎然独标性情，引发哲理思考。他在诗论专著《诗式》中说道:“级者尝与诸公论康乐(谢灵运号)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又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与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可见其仍不脱离性情说。所谓“性情”指人类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乐。他强调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引发人性的率直真情，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顾词彩，从而达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这种诗学观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禅宗“离言”的发挥。司空图则综合儒释道三家学说，撰《二十四诗品)，论述诗歌的风格美.分为雄浑、冲淡、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韵语形象地描述了每种风格的特征.从而表达了中国人独有的民族审美观，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确，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独有的一种民族审美风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诗之“韵味”说。这种“韵味美”的营构.不仅需要创作主体的“妙造”，还需通过作品审美主体—鉴赏者的阅读、接受、想象和认同。从这时候的诗歌创作来看，士大夫们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使其审美情趣趋向清幽、平淡、宁静。其中自然适宜、浑然天成乃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对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们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领略着人生的哲理.并把这些融化在心灵深处。其中王维的诗歌创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人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旧(《鸟鸣涧))诗很短，但禅意充盈。王维深得禅意、禅趣，故营造了独特的淡远含蓄、玲珑澄澈之意蕴。他说:“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登辨觉寺》)，这便是其禅悟心态的表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粤。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芙蓉花自开自落，物态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乱”使许多士大夫都经历了一段惨痛的生活，对王维的心灵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从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门”。“独坐悲双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秋夜独坐)》“无生”.在这里指代佛门“真谛”。涅架境界无生无灭，简称“无生”。可见，由于社会的变动以及禅宗思想的影响渗透，使文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审美个体心灵的宁静旷达与超然适意上，使其逐渐悟得在短暂的生命中获得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途径。

宋代是文字禅的时代。由于时局的动荡.禅与文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宜的人生态度和超凡脱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内向封闭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禅的广泛渗透，改变了文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心态.促进了文人们思维模式的改变。禅家“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思想.使宋代文人产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态.使宋代词风多以冷清、平淡为美.追求空灵、疏淡的意境。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静初。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又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鸿、人互见，语语相关，营造了一种幽缈、清冷、安谧的意境。苏轼吸收庄子齐物论的哲学观而形成旷达的人生态度.反映在其文艺创作中是一种通达不执的审美理想。而且，由于苏轼一生中的坎坷经历，使其在创作中，在思维方式上常常融进禅思佛理，形成一种清幽空灵的艺术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赋》中，由个体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时空的无极之壮，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风等景物，暗含着佛禅思想，抒发遗世独立的旷达之情，阐明事物具有变与不变的两重性，表达了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忘怀得失、处之坦然的人生态度，启迪人们要在体悟人与宇宙冥合的境界中获得一种宁静、淡泊的乐趣。其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其中浸透着禅思理趣，暗含着人生哲理、人生的价值意义，融会着人本主义的思想。

在文艺创作理论中，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论诗，其见解更丰富，更有启发性，创立了“妙悟”说、“兴趣”说。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揭示了古典诗歌的含蓄之美。

以禅论诗，包藏了无限的机趣，使诗话进人到更高的审美价值境界，体现了一种自然天成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禅宗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人类性灵的自由抒发，将其引人到诗话当中，就充分表现了人的灵感与活跃的情慷，从而使其具有了人本主义的精神。以禅心点化诗心，通过神思，领悟诗的意境美，使主体内心体验与宇宙生命脉动相连，从而达到物我两忘，自身获得彻底解脱。

第8篇：传媒经济学范文

大数据对传媒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其实，不仅传媒行业会受到大数据带来的影响，大数据也对传媒学术研究产生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就大数据对传媒研究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总体而言，新闻传播学界对大数据的研究偏重于现象描述和情况介绍，对大数据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挑战和学术创新问题的研究却较少。基于此，本文以传媒经济研究为对象，考察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带来的挑战，为大数据背景下传媒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行动路线图。

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带来的挑战

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来自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有学者认为，大数据在研究对象、研究工具、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传统经济学形成了冲击，由此提出大数据经济学（Big Data Economics）概念，认为应该运用大数据思想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深化研究。在传媒经济学研究方面，大数据在研究范式、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以及研究对象等方面都会对既有研究产生冲击，传媒经济学研究面临着理论创新的挑战。

1.研究范式

按照库恩的界定，范式是一个学术群体中大部分成员共同认可的一整套前提假设，是学术共同体公认并共享的世界观。传媒经济学基本遵循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在制定每一项决策时都会严格按照成本收益比进行考量和计算。但批评者指出，完全理性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现实中，一方面，搜索信息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精力;另一方面，人们缺乏分析和处理巨量信息的工具和方法。因此，人们只会搜索有限信息，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这就是有限理性假设。

有限理性假设比完全理性假设更加接近现实，但这两种假设有着共同的前提，即个体对信息的搜索和处理需要巨大的成本。因而，决定采用完全理性假设还是有限理性假设时，主要是比较获取信息的成本和从信息中得到的收益：当信息收益大于信息成本时，继续搜寻信息，逼近完全理性假设;当信息成本等于或大于信息收益时，停止信息搜索，按照有限理性假设采取决策。

在大数据环境下，理性假设的前提遇到了挑战，大数据技术极大地减少了受众搜索信息的成本，受众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决策所需的各种信息，并利用数据处理技术对信息的收益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这使得有限理性范式失去了解释力。同时，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使网络空间出现了许多新的组织形态和交易形式，如以分享、合作为主题的维基百科、开放源代码、网络共享等，这些新的组织形式无法用理性范式进行解释，如果从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关系，那么人们没有动力进行网络分享与合作。然而，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越来越常见。这些大数据时代的新现象很难用理性范式进行解释，我们需要用新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式解释这些行为和现象。

2.研究理论

在研究理论上，大数据时代的传媒经济研究不仅需要经济学理论，也需要社会学理论、网络科学理论等其他学科理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个体脱离了所属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群体，研究者忽视了社会关系、人际传播、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体的影响，脱离个体所镶嵌的社会情境因素来考察个体，犯了“低度社会化”的错误。在传媒经济理论中，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他们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都是黑箱，我们不知道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如何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的，哪些因素产生影响、如何影响等一系列问题都处在黑箱中。

在大数据的帮助下，研究者可以借助于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网络研究理论，把个体纳入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中，考察个体镶嵌其中的社会关系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研究影响个体行为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揭开人们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的黑箱，从而发展出能够揭示传媒经济行为一般规律的理论。

3.研究工具和方法

传媒经济学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样调查、内容分析、假设检验、实验研究等，尽管这些方法有其优点，但它们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传统方法都无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在大数据面前，这些传统方法基本是无能为力的。

以抽样调查方法来说，在大数据来临之前，受制于研究条件和数据可得性，研究者只能对有限的数据进行抽样，通过对有限样本的分析推断总体的状况。抽样分析的前提是所抽取的样本能够代表总体，但在研究中很难使样本能够完全代表总体，样本与总体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抽样调查的价值也因此打折扣。在大数据时代，可以直接对总体数据进行分析，而无需通过抽样调查来估计总体状况。同样，内容分析法也是基于抽样分析，通过抽取样本对媒介内容进行研究。实验法也是对少数受试者施加试验刺激，通过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研究，观察实验刺激产生的效果。这些传统方法都是小数据时代处理信息所采用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大数据环境，大数据需要学者设计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4.研究对象

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对象是个体的企业、家庭或个人，研究者通过对单个企业或个人的生产、消费等行为的分析，考察影响他们决策的各种因素。在传媒经济学研究中，媒体、受众也是作为个体存在的。这种研究有两方面缺陷，一是个体的消费行为始终处在黑箱中，我们不知道个体是如何做出消费行为决策的。二是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从对个体的研究中获知关于总体的状况，而总体状况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大数据可以在这两方面做出改进，首先，借助于大数据技术，研究者可以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和媒介消费行为进行准确的追踪分析，掌握受众在每时每刻的媒介接触和消费行为。另外，大数据可以使研究者获知受众整体的媒介接触和消费情况，进而对受众的媒介接触和消费趋势做出预测。

5.研究主体

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者也提出了挑战，在大数据时代，研究者需要对大数据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充分认识大数据对传媒经济研究带来的深远影响，学会从大数据的研究范式出发思考问题。另外，研究者也需要掌握数据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学会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传媒经济学的各类问题进行研究。同时，跨学科的学术合作与学术交流也变得更加重要，任何单一学科的视角和方法都难以对大数据环境下的传媒经济现象做出充分的解释。只有从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理论视角进行跨学科考察，才能对大数据环境下的传媒经济问题做出深入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传媒经济研究的创新

大数据对传媒经济学研究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在大数据环境下，传媒经济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创新：

1.受众行为分析

受众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始终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小数据时代，很难准确全面地了解受众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无论是传统的入户调查，还是受众的自我报告，都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样本量太小，从样本中得出的结论不具有推广性;二是受众在接受调查时经常会给出有偏向的答案，由于第三者效应的存在，受众总会有美化自身行为的可能性。这使得对受众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的研究变得非常困难。

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受众的媒介接触和媒介消费行为进行实时分析，比如受众在网络上点击了哪些页面、停留了多长时间、链接到哪些网站、购买了什么商品、发表了怎样的评论等信息都可以被后台服务器保留，通过分析受众的个人接触信息，可以准确把握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特点和模式，进而对受众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

2.市场趋势预测

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市场趋势做出准确预测，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它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Farecast票价预测工具，这个工具通过对近十万亿条机票价格数据进行分析，预测美国国内航班机票价格，其预测的精准程度达到75%，每位使用该系统的消费者每张机票可节约50美元。

3.广告及营销精准度研究

在小数据时代，广告投放呈现出撒胡椒面式的粗放形态，广告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商品的营销手段也较为粗糙，难以对受众进行一对一的精准营销。大数据环境下，通过对每位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和商品营销，提高广告和营销的精准度。

比如，亚马逊运用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收藏、购买、评论及其他用户的反馈等数据，预测每位消费者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将其推荐给消费者。亚马逊提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亚马逊只会推荐一本书，而这本书就是消费者将要购买的那本书。

4.盈利模式创新研究

大数据环境下，媒体的盈利模式也需要做出调整。在读者量不断下滑、广告市场被新兴媒体分流的现实背景下，传统的二次售卖模式难以为继。传统媒体必须创新盈利模式，利用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机会，整合数据资源，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实现自身的逆转。传媒盈利模式的创新也是传媒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第9篇：传媒经济学范文

1.政治的生成与传播

政治貌似熟知，其实无法定义，因为政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固定在哪种含义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说:“确切地说，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公正地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确实都把政治简单化了。”①所以，认知人类的政治，需要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展开。从人类政治历史演变的“历时态”看，政治与国家、经济、社会关联。与国家关联的政治，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政治现象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即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因而，各种复杂纷繁的政治现象所体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中各阶级围绕着“国家”的统治权力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因此，从与国家关联的角度来认识、把握、研究政治，是贯穿人类几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线，直至当代仍然如此。与经济关联的政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还没有什么独立性，在很大的意义上政治生活就是他们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的社会生活。当人们的维持生活与生产资料的经济生活逐步凸显出来越来越具有独立意义的时候，人们便从与“经济”相对应的意义上认识、把握和对待政治了。应该说，在当下社会里，人们对于政治的认识更多的是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或者说是从与经济关联的维度来把握和认识政治的。与社会关联的政治，从社会维度对政治的认知和把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诸多领域混沌不分的早期，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是“社会”生活，这种政治、社会生活可能仅仅只是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而言。如果说，这可以视为从社会关联或意义上的“政治”，那么毫无疑义，这种界分是完全不自觉的。随着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突出及其对政治的制约，人们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认知和把握政治，而当人们能够自觉地从高于经济和政治本身的境界来把握政治的时候，实际上又是从“社会”的境界和意义上对政治的把握。这正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从国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所规限的政治，即政治的“历时态”生成过程，可以归纳为政治的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过程。这种过程既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历时展开过程，又是空间意义上的横向扩展过程。这种过程正是政治从无到有、从己到人、从私到公、从内到外、从一到多的通过“传播”这一根基性路径的生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在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特质”的基础上与政治的本质取得同一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没有不通过传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没有被统治者的统治者一样，即所谓的“政治即传播”。这种看法的深度与视角，可能不同于现在人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传播学学者对于政治传播本质的看法。我们没有具体展示所谓政治传播的历史形成过程。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从尧、舜、禹及上古时期《尚书》《左转》等所记载的“口传”政治，先秦诸子百家的“说服”政治，秦汉时期的“书刊”政治，唐宋时期的“进奏”政治，元明清时期的“特务”政治等;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的辩论修辞政治，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英法德的报业新闻政治，美国的宣导性政治，以及传播学创建后在传播技术与新媒体引擎下的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政治等。在我们看来，展示这样具体的对政治的传播过程，在理论上并不能揭示传播的政治本质和属性，而只能展示政治是怎样运用传播来实现自己的。毫无疑问，展示政治是如何运用传播或者在政治范畴中讨论政治，无法说明我们上述的政治在“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生成自己的规定性这一理论见解。所以，这种理论，看来看去，还是一种传播学，而不是政治传播学。

2.政治统摄传播

传播是一种交流，交流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在这里，实际上“信息”是传播的核心，比“流动的过程”更为重要，至少说二者同等重要。但传播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这种信息，即把这种信息当做一种既定的东西，认为传播的变化就是传播过程的发展，认为传播学就是研究这种过程之规律的学问。毫无疑问，传播的“过程”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越来越复杂，但是，研究者们把这种过程研究得更加复杂。打开现在任何一本传播学著作，浓墨描写的是过程。诸如线性的、非线性的、单向的、双向的、立体的、直接的、反馈的、系统的;还有所谓拉斯韦尔模式、神农———韦弗数学模式、奥斯古德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德弗勒反馈模式、赖利夫妇模式、马莱茨克模式、鲍尔———罗克希依赖模式等等，纷繁复杂，眼花缭乱!说实在的，不仅仅是非传播学研究者们很难理解和消化，就是有些研究传播的学者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消化。为了使问题回归简单朴素，我们也就不古今中外地往前追溯了，就让我们回到“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当年对传播的认识和研究上来。施拉姆确认传播的“人类社会特质”的基本思想后，认为传播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虽然之后他对“传播关系”“传播行为”“传播契约”“传播过程”等展开不断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与他对“信息”的认知是同一的。就是说，传播过程的展开与被传播之“信息”的生成扩展相互依托，是同一个过程。这一点，被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忽略了，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传播过程的研究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传播学只看到传播形式而看不到传播内容的原因。事实上，施拉姆当年创建“传播学”时，首先研究了传播的内容———“信息”。在他《传播学概论》里专门有一节是谈“信息的性质”。他指出“信息是传播的材料”，那么，“信息究竟指什么呢”?他借用了香农和韦纳的思想，认为“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施拉姆接着所讲的大量的通过信息流动“减少不确定性”而形成“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信息的“社会性内涵”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是要通过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才能知悉“传播”究竟在传什么!这也是“传播”必须由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来说明的原因。施拉姆当年这种研究思路清晰易懂:“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在这些关系中，某些信息是共享的。我们要明确了解的一点是:人类传播是人做的某种事。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除非是传播关系中的人使之成为不可思议。讯息本身并无含义，除非是人使之有含义。因此，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②当我们认为，传播过程受制于所传播的内容，而传播的内容即“信息”的内涵是人类社会性本质的具体生成与展开的时候，传播本质中的政治要素便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传播的“使不确定性不断地走向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一个传播的内容不断地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政治化的过程。传播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也是一种政治化过程，这是我们观察与探究“传播究竟在传播什么”的一种理论视角。其实，现实发生着的传播历史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2003年，法国学者埃里克•麦格雷出版了他的著作《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这部优秀的著作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西方传播理论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麦格雷提出了研究传播的“三个维度”:“要更准确地定义传播这个词，必须选取不同于空想家和诡辩论的角度，接受社会科学奠基人和继承者以不同方式发出的邀请，把传播看成一个我们永久居住的三维空间。……我个人赞同的表述是:传播现象是一个‘自然的’‘文化的’和‘创造性的’现象，三层意思的重要性逐层递增，分别对应的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政治秩序。”③关于三个维度的关系，麦格雷突出了他的“政治统摄传播”的学术思想:“把握上述三个层面、三个世界的关系，是传播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传播首先是文化事实和政治事实，其次是技术事实。”④“客体、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是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传播学理论都是由几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人与人交流的功能化模型、对权力/文化关系的判断、统领全局的政治秩序观。……任何理论都是由科研预设以及意识形态、伦理观念和政治判断组成的。无视理论某个部分或多个部分事先已经纳入的观点，就可能冒倒退的风险。学术研究思潮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⑤可以看出，麦格雷在这里已经突破了社会学的视角，讲的是研究传播所应坚持的哲学和政治学立场，是从传播的社会本性出发超越了社会学本身。他据此非常推崇马克思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理论，推崇涂尔干关于社会共识与社会整合的理论，推崇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论。麦格雷尖锐批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由于互联网、新技术和新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传播学研究的“技术决定论”的死灰复燃。他认为这种对传播的研究，偏离社会与政治的轨道，是传播研究的“回归客体”式的“不可能的倒退”。

二、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

在理解政治传播的内涵与廓清政治传播的边界时，还应该说清楚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的关系。现在，很多的研究自命为“政治传播研究”，而其实质是一种传媒的政治研究。现在的研究状貌，与其说是政治传播研究如火如荼，不如说是“传媒政治”研究如火如荼。有学者认为:“传媒政治是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和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的一门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就它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来说，它指传媒与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律，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形式，是关于传媒的权力构成和权利分配。”⑥很明显，这种界说似是:传媒政治是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而无法达到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从传媒是无法深入到政治的。这种情况下，是根本无法探求“传媒与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律”的。在我们看来，所谓传媒政治，已经是下沉到政治传播很低层面———以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一种具体的媒介研究，正像我们同样可以从社会、文化、经济、技术等角度研究媒介一样。如果非要给传媒政治寻找一个“归宿”，勉强可以归为“传播政治学”(如果能构成一种“学”)。当年麦克奈尔在她的《政治传播学引论》中已经非常明确把“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做了区别:政治传播讲的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⑦，而传播政治指的是以政党等为主体的通过政治广告、政治公关等形式为自己的竞选而做的具体行为。媒介，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而已。若再深究一下，在我们看来，政治传播，着力的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这种理解中，政治与传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均居“本体”地位;而所谓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立足于被工具化的传播，以单纯的传播为“本位”，研究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功能。因此，这种研究的着力点是“政治的媒介化”与“媒介的政治化”。最近出版的美国学者米兰•本奈特和罗伯特•恩特曼主编的《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虽然以“政治传播新论”作为副标题(这种标题误导了很多读者)，其实，正是一本研究“传播政治学”的著作。在我看来，作者在书中把“传播政治学”说得很清楚:“本书旨在探求媒介是如何通过影响信息交换，从而影响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思想和行为的。”⑧这个“宗旨”准确地说明了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那么，为什么会把“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看得如此重要，作者声明道:“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已经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尽管传统政治的诸多形式，诸如挨家挨户式的游说、政党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开展等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也依然可以在没有媒体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政治讨论。但是很多的政治组织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多方面的运用，政治统治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步骤(诸如形成舆论等)是不可能以其现有的方式顺利实现的。”⑨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差别在于，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与传播的地位及其关系。那么，这里的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如何认识政治与传播的，作者在书中的观点是颇具代表性的:“在此，我们讲‘政治’宽泛地定义为社会中‘对价值的权威分配’。这里的‘权威’指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决策者借由其权威地位，依靠公民自愿分配或强制行使权力，以控制、管理社会内物质、服务、卫生福利、人身安全和其他价值的流动。毋庸置疑的是，在任何民主社会，从统治权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权力并不平等。因此在现代民主之中，传播顺畅与否是衡量权力大小与平等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通过传播，人们不仅能够使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或‘偏好’)为人所知，而且还能够了解政府的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这些偏好。传播可能会掩盖政治决策者背后的动机和利益瓜葛，从而对社会中的权力和政治参与产生负面影响。但传播也能够通过促进公众参与政治决策，在这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⑩将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区别开来，有利于回归政治传播的本原，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研究政治传播。

三、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在研究中，还有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也往往与政治传播纠结在一起。从外部形态看，传播政治经济学比前面所说的“传媒政治”的研究对象要规范、系统，因此，说到传播政治经济学，人们似乎容易接受，而把“传媒政治”当作传播政治学，人们可能还不以为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研究中一个独特的流派。“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实证学派，它着重分析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从而揭示传播与文化工业的复杂性，以及通过资本实现的传播与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瑏瑡一般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范式在传播学中的具体应用，或者说，支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范式是从政治、经济即权力和资本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现象的世界观及其研究方法。它被定义为并聚焦于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上。众所周知，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马克思。19世纪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核心的理论是唯物史观。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认定媒介及其信息传播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把媒介的整个传播过程看做是一种包括传播资源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各环节以及宏观决策的经济活动，把所有的媒介产品当商品，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和控制的权力关系。归根结底，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关注大众媒介的所有权结构、所有制关系及其控制。到21世纪，跨国传媒集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垄断或渗透，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点批评指向。传播政治经济学貌似是对传播的一种“经济机制”的分析，然而这种分析却是从“政治视角”出发，或者说，这种经济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政治立场上。正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看到经济的政治意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每每得出的结论总是政治的。据此，它被命名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传播政治学便难解难分。对于传播的研究，当从“政治经济”的宽泛视角“浓缩”到独有的政治视角时，它就成为一种传播政治学。无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还是所谓研究传媒政治的传播政治学，其着力点都是对“传播”的分析，因而自然地被划归到纯传播学的“流派”。而政治传播，既不能说是着力于单纯的“政治”，也不能说是着力于单纯的“传播”，它着力的是“政治传播”。这就是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四、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