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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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关键词]经济周期；波动性；协动性；矩分析法；HP滤波法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难以避免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矛盾。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特征越来越显著，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周期已不仅仅表现为各自的波动特性，而是日益呈现出相互传导、相互影响的协动关系。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仅对危机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及波动造成了巨大影响，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及波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更是出现了国际经济周期明显趋同的趋势。因此，不仅要研究我国自身经济周期的变化特征，更重要的是以开放的视野来探讨我国和与我国有密切经济联系国家的经济周期的相互的协动性及其相互影响的程度，进而有效地进行经济政策调节，并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同调控。

二、中外经济周期特征的波动性、粘持性和协动性分析

随着现代周期理论的发展，人们更多地将经济周期理解为多种随机冲击效应经过传播、放大和复合的结果，因此开始较多地借助消除趋势后时间序列的二阶矩来描述经济周期的波动性、粘持性和同步性等特征。本文采用HP滤波法和现代经济周期的矩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外经济周期特征的波动性、粘持性和协动性。波动性是指宏观经济变量消除趋势后仍具有一定的波动，通常用消除趋势后的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标准差来描述；粘持性是指宏观经济变量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某一种状态，通常由消除趋势后的经济变量时间序列的一阶自相关来表示；协动性是指各国之间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由消除趋势后各国宏观经济变量的横截面相关来刻画。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包括世界总体经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以及韩国、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巴西等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些国家都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以及主要的外商投资来源地。通过考察HP滤波消除去趋势后的1978—2009年我国与各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矩关系，对中外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粘持性和稳定性进行分析。首先，对各国实际GDP取对数后的LNGDP序列的一阶差分作ADF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国LNGDP都不存在单位根，即各国LNGDP都是平稳的。然后，直接利用HP滤波法进行趋势分离，得到其周期性波动序列。这个周期性波动序列就是各国趋势GDP产出值与实际GDP产出之差，这正是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分析的重点。最后，对周期性波动序列分别求得相关系数得到表1，来分析中外经济波动的协动性、粘持性和稳定性。

注：x（t）表示基准国第t其的产出波动、y（t+k）表示其他国第t+k期的产出波动、Corr表示二者的相关系数。本文将k取为[-4，+4]区间，并把中国设为基准国。

（一）波动性分析

根据表1显示，就波动性（标准差）横向比较发现，整个世界的稳定性最强（标准差最小，为0.014）。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的标准差总体来说比发展中国家小，即稳定性强。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荷兰属于发达国家中稳定性较强的，其GDP时间序列标准差都在0.02以下；加拿大、西班牙的稳定性相对来说较差，标准差均为0.024；美国和日本则居中，标准差为0.021。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印度经济周期的稳定性最强，标准差为0.022；而中国、巴西、菲律宾、墨西哥次之，标准差均在0.04以下；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经济稳定性最差，其值均在0.04之上。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我国近年来经济稳定性不断提高，经济周期波动走势一直呈现“高位—平缓”的特征，但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由政府主导型投资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影响了整个时间序列的经济稳定性表现。

（二）粘持性分析

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一阶自相关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各国经济的粘持性，这是评价一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经过分析可知，中国、印度、西班牙、泰国的粘持性分别为0.714、0.712、0.705、0.703，是样本国家中最高的，表明这四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其次是印尼、英国、法国、加拿大、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美国、荷兰，这些国家的粘持性均比世界经济的粘持性水平高，分别为0.676、0.654、0.631、0.624、0.618、0.614、0.605、0.579、0.541，也表现出较高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德国、澳大利亚、巴西、意大利、韩国、墨西哥的粘持性分别为0.521、0.509、0.509、0.471、0.446、0.445，均低于世界经济粘持性水平，表明其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

（三）协动性分析

从各国GDP的协动性来看，我国与整个世界呈现正的协动性，其产出当期的相关系数为0.159，且世界经济波动领先于我国1个单位时间，说明我国对于世界经济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

在主要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我国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经济的当期联系较为紧密，GDP产出当期相关系数分别为0.292、0.236、0.114，且其经济周期波动均领先于我国1个单位时间。说明美英加三国经济的领导型特征和我国对这三国经济一定程度上的依赖。此外，从滞后3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93、-0.722、-0.619可以看出，短期内我国经济波动对这三国也具有较大的滞后反向冲击。我国GDP产出与日本、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当期相关总体较弱，均为负值，说明我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当期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但从滞后1、2期相关系数为负且绝对值较大来看，我国经济波动对这些国家经济短期内具有较大的滞后反向冲击。而且这些国家经济周期都领先于我国2~4个单位时间，其经济波动波动对我国经济具有相对比较大的正向冲击，但传导速度相对较慢，其中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经济冲击在4年后达到最大（领先4期相关系数分别为0.307、0.457、0.562和0.469），日本、意大利经济冲击在3年后达到最大（领先3期相关系数分别为0.131、0.352），澳大利亚经济冲击则在2年后达到最大（领先2期的相关系数为0.664）。

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我国与韩国、印度、巴西和印尼经济周期的当期相关性较大，相关系数分别为0.286、0.316、0.546、0.232。韩国与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较为一致。而印度和巴西经济分别领先于我国2个和1个时间单位，对我国具有一定的正向冲击作用（领先2期和1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17、0.800）。印尼则落后于我国2个时间单位，说明我国对其具有一定的滞后正向冲击（滞后2期的相关系数为0.357）。我国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墨西哥经济周期的当期相关则较弱，系数分别为0.058、0.096、-0.451、-0.458，并且能明显看出我国与菲律宾和墨西哥经济波动的运动方向相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均滞后于我国，对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其中马来西亚滞后1期的相关系数为0.344，泰国、菲律宾、墨西哥均为滞后3期，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344、0.483、0.502）。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上中外经济周期特征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中外经济周期研究分析中，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的标准差总体来说比发展中国家小，说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性比发展中国家强。而我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粘持性很高，说明其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第二，在中外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分析中，我们得出我国与世界的经济周期同步性比较强，已经产生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样本的经济周期都领先于我国，其通过贸易、投资、技术扩散等各种渠道对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而新兴经济体样本国家经济中，除了韩国、印度、巴西之外都落后于我国，说明随着区域经贸关系和发展中国家贸易联系的日益增强，我国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领头作用。

为使我国能够防御或规避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第一，建立健全经济周期波动的预警机制，完善危机管理体系。第二，充分发掘国内市场潜力，减小世界经济波动通过各种渠道对我国的冲击。第三，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四，在新兴经济体以及周边区域联盟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减少由这些国家经济波动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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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与经济周期相联系，一国的对外贸易也存在周期性，即国际贸易周期或对外贸易周期。在一般情况下，由本国经济周期所决定的对外贸易的扩张期和收缩期通常与本国的进口波动更具有相关性，而由世界经济周期所决定的国际贸易周期则与一国的出口波动具有更强的联系。当然，由于世界各国的开放度不同、本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依存度不同、资源的丰裕程度不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及其他原因的存在，与上述不符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中国进口的增长速度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而言，当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进口的增长速度也会相应加快；反之，当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进口的增长速度也会相应下降。

中国的进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数据显示，除个别年份外，对外贸易进口的波峰年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或者相一致，或者最多相差1年。例如，就经济周期而言，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的第一个波峰年，同年的外贸进口增长率创出了新高，为51％。此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收缩阶段，一直到1981年，经济增长率为5.2％，中国的进口增长率滞后1年也降到了谷底，为－12.4％。此后，中国经济于1984年迎来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第二个波峰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5.2％，而次年即1985年的进口增长率也创出了新高，为54.1％。1985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又进入收缩阶段，1990年进入第二个谷底，GDP增长率只有3.8％，而同年的进口增长率则下降到了－9.8％。当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又出现第三个波峰(增长率为14.2％)时，1993年的进口增长率为29％。1993年到1999年中国经济又进入收缩期，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7.6％，对外贸易也相应进入收缩期，并在1998年进入谷底，进口增长率为－1.5％。2000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又进入扩张期，进口增长率一直在高位运行，除2001年和2005年外，各年的进口增长率每年都递增20％或20％以上。

由于外贸进口与经济增长存在高度相关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几个周期，外贸进口也就存在几个周期。

如果按波谷年计算，贸易周期的划分就显得更为清晰。从1982年到1990年可以视为笫一个周期，1990年～1998年可以视为第二个周期，1998年～2009年则可以视为第三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是9年。之所以把本轮周期的波谷年定义为2009年，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2007年中国经济处于波峰，2008年掉头向下进入收缩阶段，根据中国经济周期的波长规律，2009年中国经济有可能会完成筑底，GDP增长率可能在8％～8.5％附近，进口增长率很可能会跌到5％以下。2010年，中国经济将重新进入新一轮的扩张阶段。

当然，在个别年份中，中国的外贸进口增长与本国经济增长也存在不相一致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贸进口的波峰和波谷有时滞后或领先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1年；二是在经济增长未见波峰的情况下，个别年份的外贸进口增长率却创出了新高。

其实，无论外贸进口的波峰年或波谷年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或波谷年1年，还是外贸进口的波谷年领先于经济周期的波谷年1年，亦或是外贸进口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或波谷年完全一致的情形，都属于常态。这与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直接相关。例如，1997年7月东南亚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又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且199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出现了1998年进口增长率领先于经济周期波谷年1年(1999年)的情形。如果在经济周期的波峰年过后的次年，企业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将会掉头向下进入收缩阶段，受乐观预期的影响，外贸进口的波峰年就可能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

中国外贸进口增长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真正出现不一致的年份是在2000年和2003年。2000年和200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和10％，而进口增长率却分别高达35.8％和39.9％，创出了1986年以来的新高。要解释这一现象并不很困难。1999年是中国经济周期的波谷年，2000年经济开始复苏，并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加上企业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期，以及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波峰年的到来，2000年出现进口的高增长是在情理之中，很大程度上属于恢复性的增长。但是，2001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出现较高的增长(以前各个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一般都只有2～3年)，甚至出现了扩张过程中的停滞，经济增长率比2000年还下降了0.1％。与此相联系，2001年的进口增长率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由2000年的35.8％下降到了8.2％。当2002年中国经济完成复苏阶段并于2003年加速扩张进入繁荣阶段以后，进口又出现了具有恢复性和爆发性的增长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2002年以后，中国的外贸进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年递增20％以上的高水平，就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真实写照。

中国外贸出口会于2009年降到近年来最低点

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不仅决定于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也取决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数据显示，当世界经济增长率较低时，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很低；反之，当世界的经济增长率较高时，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相应较高。例如，1978年，世界经济增长进入波峰年，GDP增长率为4.5％，滞后1年即1979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40.2％。1982年，世界经济进入波谷，GDP增长率只有0.8％，次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是负值，为－0.4％。1984年和1988年，世界经济进入第二个波峰年，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6％或4.5％，1984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上升到了17.6％，1987年更上升到了27.5％。1993年，世界经济又进入新的谷底，经济增长率为0.9％，1993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也跌到了8％。当2000年和2004年世界经济迎来第三个波峰年和第四个波峰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于该年分别上升到了27.8％和35.4％。同样，当2001年世界经济进入谷底，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1.5％时，中国出口增长率也于该年下降到了6.8％。可以肯定，如果2009年是世界经济周期的波谷年，那么中国的外贸出口也会降到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

虽然中国的出口周期是受世界经济周期影响的，但是，在个别年份，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并不与世界经济周期一致。例如，199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0.8％，而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15.8％，199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2.2％，而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31.9％。这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并不完全与世界经济增长的波动相一致，它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第3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关键词：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政府政策；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世界经济波浪式的涨落或起伏式的运动，可以表现为周期性与非周期性两种类型。在这其中，更为特殊的，也是目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还较少的一种形式――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反映的是突发事件对一国（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各种外生因素的作用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对经济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需要政府对其做出相应的反应。但波动本身的复杂性要求对危机做出正确的阶段性划分，以此为基础，政府反应所应采取的政策在各个阶段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

一、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界定

世界经济随时会受到各种外生冲击的干扰和影响，这些冲击包括能源危机、战争、自然灾害、流行性或传染性疾病、金融危机的爆发、重大技术性事故，以及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对这些因素进行概括，我们给出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一个统一概念：由于各种偶然的、无规律性的突发危机事件的存在，将导致既有经济波动轨迹发生结构性突变，我们把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突变称为经济非周期波动。这一界定表明，由于这类突发危机事件的发生，可能对一国（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运行轨道，引起经济数据出现明显的跳空和断裂。

二、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特点

分析不同于引致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各种因素，突发危机事件由于其特殊性，使得其所引起的经济非周期性波动也具有一些新特点：

1、波动的出现呈现无规律性。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最明显的特点即是波动的出现呈现无规律性，集中体现了“非周期性”的特点。危机是“发生中断的一个时期，它是模式化线性过程的一个明显的断点”。导致出现各类突发危机事件的因素通常较为隐蔽，事发突然，信息途径非正常堵塞，往往给一国的危机预测技术与手段提出新的难题，使得其所造成的经济波动难以预测。

2、波动的出现具有不可避免性。不可测因素使得非周期性波动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Arjen Boin对此做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经过深入的经验研究发现，诸如事故、环境公害等等本身是“正常”的，因此危机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这些各种因素巧合地混合在一起，从而产生的正常结果；二是从公共行政的角度，出于各种原因，对于安全方面的投资总是不足，而危机只是在既定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过程遭到扰乱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因此，波动总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在经济正常运转的背景下。

3、波动产生巨大的破坏性。非周期性波动产生的极强的破坏性是历次危机所具有的共同特点。这种破坏是两个层次的：一是实际面。突发性危机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是对人身、财产、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等各个方面造成损害，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是危机给一个社会带来的最明显的破坏；二是挑战人们的心理极限。危机的突发性造成社会实际面上的严重破坏，加深了社会公众对危机的恐惧心理，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导致其对于事件相关的各个方面过度紧张和谨慎。此外，实际与心理两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极易形成恶性循环，加重波动的破坏性。

4、波动的后续影响难以测度。通常情况下，非周期性波动不同于周期性波动，更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是波动之间往往可能存在极强的关联性，使得一个波动出现后会产生难以测度的后续波动。如政治动乱、军事冲突的发生，可能引发股市大崩盘后造成财富效应的消失，社会财富的强制性再分配，社会经济处于萧条状态，失业率飙升，从而导致社会秩序出现混乱；又如生态危机的发生，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可能对公共卫生领域产生连锁影响，引发诸如疫病流行等严重后果。地震、洪涝、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后，往往造成次生传染病的流行，导致多人患病和死亡，加重受灾程度。

三、政府应对世界经济非周期性波动的机制分析

危机潜伏期与政府反应这是处于时间序列最前面的阶段，危机因子隐匿，存在于潜在的领域而没有显示性的症状，为危机的形成埋下了隐患，如传染体的形成、潜藏矛盾的政治格局的建立。这个阶段之所以存在，来自于波动的不可避免性这一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危机潜伏期与危机消除期首尾相连，表明即使处于危机消除期，也无法排除为下一次突发事件种下危机因子的可能性。危机潜伏期是未来可能爆发危机的源头，因此在这一时期就应该主动做好预防工作，建立有效的防范系统。通常情况下，本阶段需要从组织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危机管理应急预案系统构建、危机预警体系建立四个方面着手，并在实践中配合必要的危机管理预演和实战演习，增强政府与民众的危机防范意识。在这其中，预警系统的建立、预警指标的选取、警戒线的划定、对策库的形成、专家系统的建立等，对于危机的防范与事前管理十分关键。此外，本阶段通过对历次出现的波动（包括最近和更远发生过的危机）的深入研究，回顾和审视所采取的各种管理措施，充实危机管理对策库的内容，应用于增强公共部门对危机预测的及时性与准确性，促进危机预防与管理的技术水平的发展，提高对潜伏阶段危机因子的诊断能力。

第4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周期；经济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5-0051-05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可以说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对这一阶段进行很好的分析和理解，进而抓住机遇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对解释我国经济新常态具有深刻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提出了经济周期，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鸦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地更替。”[1]109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经济周期的长度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对周期的长度进行过描述，如“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1847-1867年，周期显然是十年一次。”[2]554“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3]694从这些论述中似乎可以得出周期时长为五年或者十年的结论，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对周期长度的判断并非如此。马克思所说的五年或者十年一个周期针对的是当时已经发生过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呈现的周期长度，而并不具有固定的规律性。所以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4]207“直到现在，这种周期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决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3]695所以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周期的时间间隔并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经济体的发展情况而变化的。

（二）关于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如“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207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这是因为在危机爆发后，企业面临两个选择，破产或者转型。因此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除了更多的剥削工人的利益之外，只能采取其他的措施去提高生产效率，这就倒逼资本家去增加投资改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如此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因此，这里说“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4]207。第二，“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4]207这也就是说当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就会出现新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会带来产品的大规模改善升级和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从而满足社会新需求，从而形成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需求的不断改善，当社会总供给超过社会总需求的时候新一轮危机就会再度出现。

（三）关于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

恩格斯（虽然标题里只列出了马克思，但考虑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极大重合性，在引用马恩全集时，也会引用部分恩格斯的著作内容，当然这并不会影响本文的主旨。）曾经这样论述：“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5]626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中，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会不断的扩大生产，但是由于人们的购买力落后，消费力不足，限制了市场的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生产与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对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对立。正是这种对立使得生产扩大的同时又破坏再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出现了繁荣和危机的交替。而这种供求之间的对立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造成的。这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在此基A上，马克思具体从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三方面解释了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

1.消费动力不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家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家势必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增加产品的剩余价值，那么除了更多的剥削工人之外，资本家会将积累的财富更多的用于扩大再生产，而用于其个人消费需求的财富减少。同时广大雇佣工人的收入较低，消费能力较差。这就造成了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局面。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实现的先决条件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全部实现。如果出现社会总产品的大量过剩就会出现危机。所以，社会的有效需求决定了生产的边界，一旦没有需求支撑的生产盲目扩大，就会导致经济出现衰退，甚至发生危机。

2.投资比例失调。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将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他指出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只会投向利润更高的部门，而不会在意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问题，从而造成社会生产各部门比例失调，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3.利润率趋于下降。马克思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2]270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本家雇佣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失业，这就造成社会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力失业没有收入就不能进行消费，社会消费能力下降就会造成总需求的不足。另外，利润率的下降会使得资本家对投资失去信心，转而减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数量，导致资本过剩。这样时间一长就会造成经济衰退甚至爆发危机。马克思在这里还指出资本家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出现违约，大量的违约使得信用系统出现紧张甚至引发经济崩溃。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一）我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中，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周期产生的根源。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仍然存在着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和物质基础。首先，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货币的作用使得买卖可能完全脱离，供求可能完全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不可避免。同时，货币信用关系得到广泛利用。因此，从经济关系的本质上讲，我国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其次，我国同样存在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改造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大工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而大工业的发展需要的就是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这种大规模投资和大工业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我国经济波动的物质基础。所以说经济周期波动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它与社会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当一个经济体的经济高速发展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7%的高速发展直接降到3%左右中低速发展的过程。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图1所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共经历了四次大的周期性波动，当前正处于第四个周期波动当中。我们采用“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从图中可以看出，1978-1981年是第一个周期性波动的衰退阶段，我们认为此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从1982年到1990为第二个周期性波动阶段，1991年-1999年为第三个周期性波动阶段，2000年至今为第四个周期性波动阶段。这里我们将1987年和2010年两次经济增速上升看成是更长收缩期内的一个反弹，而不是新周期的开始。因此，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增长速度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下降到6%-7%的中高速增长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

（二）经济新常态下将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既是产生危机的物质基础又是摆脱危机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更新从根本上说就是新一轮社会生产的开始，在更新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得到重新配置，因此工人的收入也将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新意味着经济体中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供求结构、分配结构等都将发生变化。因此，进行有序的依次递进的固定资产更新将会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一级发展转换，进而逐渐形成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固定资产的更新将会促进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将会发生变化。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想走出当前的经济发展中低速的阶段，重新实现高速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而这种更新将会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升和促使发展动力向创新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背后其实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我们从产业结构来看（如图2），从2013年开始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达到了46.7%。而之后的两年，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在2015年达到了50.2%。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将超过第二产业而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这轮调整正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在城乡结构方面，我国的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到2011年末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了51.27%。之后的几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不断上升，到2015年已经达到了56.1%。这说明，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在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改善，区域发展将逐渐趋于平衡。

按照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是伴随着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这种更新会带来社会生产质的飞跃，使得社会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要想实现质的飞跃，解决供求之间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必须突破我国之前一直延续的低端加工制造的粗放增长模式，借这次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加快开展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增长动力向创新转变。

（三）经济新常态下要加快调整收入分配和增加有效需求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将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来扩大生产，但是要想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扩大的生产要有对应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民众的购买力不足将会导致生产过剩，从而出现经济衰退甚至危机。因此，在当前我国出现明显生产过剩的新常态下，增加有效需求也是当务之急。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经济危机的出现。这是因为资本家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消费的很少，而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雇佣工人收入很低，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将会小于社会总供给，进而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6]我们从马克思的周期理论延伸思考下去，将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绝大多数人收入较低，而只有较少数人获得高收入，将会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而这部分高收入群体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不断扩大生产，进而导致社会总供给过剩，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经济出现周期波动。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年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29，到2016年已经达到0.465。如图3所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94年开始超过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并在2008年的时候达到最高0.491，此后在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下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高于国际警戒线的标准。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在拉大。过去30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高投资、高出口来拉动的，而消费这架马车在劳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经济发展中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而这种持续的高投资如果没有较高的需求水平的支撑将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进而引发经济的波动。2001年我国加入WTO，广阔的国际市场很快缓解了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生产相对过剩。但是2008年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一直呈现低迷的状态，我国的外部市场需求逐渐萎缩，到如今我国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开始凸显。因此，当前我国要想走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加有效需求是必然选择。这个时期的有效需求应该主要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因此，要激发广大劳动者的消费需求，首先要不断调整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助力实现供需平衡。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要以供给测改革为引领，保持宏观经济比例协调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保持两大部类的生产的均衡是实现总供需均衡的必要条件。马克思的总供求均衡理论包括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而且结构均衡是总量均衡得以实现的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供给与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我国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房地产和汽车为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以后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和汽车行业均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第二是居民的消费形式发生变化，我国居民消费已经由模仿型排浪型消费转入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阶段。第三是居民服务需求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我国居民对于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第四是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技术研发和物流等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我国的供给侧结构变化滞后，明显与需求结构变化不相适应。首先表现为各种无效的和低端的供给过多，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量的传统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二是有效的和中高端的供给不足。国内商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居民对于高品质的追求，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到国外去采购日常用品。三是体制机制改革落后，导致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更加自由的流动，难以从无效供给领域转向有效领域。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是我国走出新常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中要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比例的协调，主要包括生a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关系、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第5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关键词：经济波动；经济规则波；经济危机；汇聚效应；色散效应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3-04-28

作者简介：朱其忠（1969-），男，安徽淮南人，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管理科学理论与应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JA630202；云南财经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YC2011D33。

英国1825年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各种经济危机大致呈现周期性特点。苏绍智把经济危机的历史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9世纪20至40年代，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1]。从这五个阶段的发展来看，经济危机源头从一国发展为多国，波及范围从少数国家蔓延到世界范围，从一国中的外贸部门扩展到整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提高的今天，经济危机发生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对世界经济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各国需要应对汇率、贸易政策及政治环境等日益复杂而带来的种种问题。

一、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周期的诱因和传导机制。从时间上看，经济周期的诱因研究出现较早，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外部因素观和内部因素观。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研究出现较迟，构建了若干经济计量模型，如国际经济周期理论、“多源化”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突变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国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一国发生的事件很可能对其他国家经济造成影响，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Uribe和Yue（2003）利用7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阐述了国际利率、国际传播和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实际利率与整个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Neumeyer和Perri（2005）发现：虽然产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波动大小不同，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与产出在周期中的协动性方面是非常一致的，而且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经济波动性更大；Lei Wu等（2012）认为美国股市在次贷危机中不仅与亚洲股市之间有着依存关系，而且还具有传染效应，使得亚洲新兴股市对日本和香港的冲击反应过度。

“多源化”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一单一因素的效应。Carlstrom和Fuerst（2001）构建了一个包括内生成本的RBC模型，该模型在交易子集的现金先期约束中引入货币，演示了内生成本是怎样改变货币传导机制的，并讨论了内生成本对货币冲击的放大和传播。信息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Zeira的研究（1999），表明由于经济信息的动态变化，在寻找投资机会的过程中将产生产出和投资周期。突变周期理论主要分析了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突变现象，混沌周期理论将确定性和随机性结合起来，认为经济体内部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也会产生不规则的周期性波动。本文引入孤立波理论，通过对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分析，旨在揭示经济波动的类型、特征以及经济危机的产生和传播规律。

二、经济体的特征

由于经济体是由大量要素组成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小于要素内部的关系。所以，经济体的微观结构具有离散的性质，这种结构带来了经济体变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1.无形性。一是经济体各个组成要素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些影响和作用将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固定的模式；二是要素本身也不稳定，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经济体的无形性使得经济波动有时候具有偶然性，有时候具有必然性。有人发问：“为什么从向上趋势变为向下趋势时转变得非常骤然、剧烈，但从向下趋势变为向上趋势时却一般说来并无尖锐转捩点”[2]。

4.周期波动性。经济体的发展是在波动中前进的，且呈现周期性特点。一个完整的经济波动周期包括四个阶段：萧条、复苏、繁荣和衰退，因其运行像波浪一样，所以简称为经济波。周期性经济波有横波和纵波之分，横波是指任何与该波有关的矢量与波的传播方向相垂直的波；纵波是指任何与该波有关的矢量与波的传播方向相一致的波。由于所有经济体都是有边界的，这两种波经常耦合在一起，比较常见的经济波动周期有康德拉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由于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分别位于波峰和波谷，具有一定的能量，不断推动经济的周期性和非均衡性发展，如“曾为周期的危机，给予一个物质基础”[3]，即促进了固定资产更新、工艺的改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为下一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线性经济规则波与非线性经济危机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经济体内要素的变化是非正常波动，但实际上其变化具有确定的属性。从微观结构及运动来看，经济体内的各个要素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从宏观结构及运动来看，每个要素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分布是均匀的，两者的相互矛盾决定了经济体的运行过程既具有线性波动又具有非线性波动的特征。

（一）线性经济规则波的特征

线性经济规则波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经济发展初期，一是经济体较为封闭，对外贸易依存度低；二是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三是要素相互独立，横向联系少，且层次分明，如行业条块分割等。

1.线性叠加性。由于每一个要素的运动或变化都会引起经济体的波动，而波长可能各不相同。所以，经济体波动可以被看成是由许多不同要素的分经济波叠加而成的，称为合成波。较为稳定的合成波是一种线性叠加，即线性规则波，这种叠加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叠加的，经济波参数（波长、波幅、周期等）均相同，在其传播过程中波形将保持不变；另一种情况是被叠加的，经济波参数各不相同，在其传播过程中波形将发生改变。

2.分层性。各要素之间联系在线性经济规则波中不太紧密，且发展速度也较慢，所以该经济体表现为分层波动，称为层流。经济体分层有纵向和横向两种形式，纵向分层分为高层经济体、中层经济体和低层经济体等，横向分层分为农业经济体、工业经济体、服务业经济体等，每一层次都是有规则地按一定方向（专业化）、一定发展速度做相对运动的，彼此不相混杂。

3.有序性。线性经济规则波的有序性既包含低级有序性，又包含高级有序性。低级有序性缘于经济体所含要素少、结构简单、功能单一，所以整体性较弱，导致经济体发展速度缓慢。高级有序性不仅经济体所含要素多、结构复杂、功能多样，而且各经济分量之间能够相互协调、和谐发展，所以整体性较强，导致经济体发展速度较快。但是，无论何种有序性都表现为经济体平稳运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二）非线性经济危机的特征

当线性经济规则波遭受较大冲击，且经济体发展处于加速状态时，其层流将会被破坏，出现了切向的速度分量，使各经济流层互相混合，该经济体逐渐从有序性转变为混沌、无序性，形成紊乱的运行状态，甚至可能出现经济“漩涡”，这种情况称为经济危机。所以，非线性经济危机所导致的能量、资源损耗要比线性经济合成波大得多。

1.非线性叠加。经济危机的产生并非是各分经济波的简单叠加，而是各要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了蝴蝶效应，放大了该叠加。一个微小的冲击，“甚至只是一个负面的新闻，也可能会通过放大作用对某一市场产生毁灭性的打击”[4]，进而冲击整个经济体。这种非线性放大效应具有突然性，难以预测，人们常常用“爆发”这个词来描述经济危机的产生。

2.混合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一方面是某些要素发展速度较快、脱离实际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各要素相互“缠绕”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产生经济危机的经济体没有层次之分，而且各经济分量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也都是极不规则的，有许多不规则的“漩涡”产生，使经济体各层相互混杂起来。它们不是有规则地做相对运动，而是以相互超越的速度发展，如“信用过度膨胀，是造成随即出现的1929年大灾难的首要原因”[5]。

3.无序性。经济危机的无序性是指经济分量的不规则波动，不仅表现为供给无序，而且需求也无序。“消费市场已经表现出奢侈过度的特征，这不是因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对世间商品充满贪婪物欲，而是因为人们的购买力已经彻底无序”[5]。所以，经济危机也可理解为经济体的速度、各种属性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涨落现象。当经济体出现经济危机时，其要素除了作宏观运动之外，还要作不规则的危机涨落运动。

4.传播性。经济危机会传播，并以震荡的方式进行，这是因为经济体在受到扰动时所激发出的内应力，趋向于把该经济体恢复到原来的未扰动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一国发生经济危机，可以更容易通过某种方式，例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其他国际金融联系等将该危机传输出去，使自己国内的经济危机程度降低，但却会在短期内、在世界更大范围内引起经济震荡”[6]。

四、从线性经济规则波到非线性经济危机

经济周期表现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常现象。所以，“产出绝对水平的上下波动（即古典周期）和产出增长速度快慢的交替变化（即增长周期）现象古已有之”[7]，“历史经验似乎已经证明即使没有那些表面上被认为是起因的显著的外在力量，周期运动也仍然有继续存在的强烈倾向”[8]。以19世纪20年代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由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爆发过全面的经济危机，所以被称为线性经济周期阶段，其主要运行特点是经济规则波；在此之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均频繁爆发，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该阶段被称为非线性经济周期阶段，其主要运行特点是经济危机。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产品供不应求，“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9]。从长期来看，作为工业资产阶级代表的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都认为“没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失业”[10]。所以，“无危机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起着理论基础作用，“使资产阶级彻底摆脱封建残留势力和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11]。但是， “无危机”并不是说经济没有波动，而是指经济波动幅度在合理范围内，是一种线性经济规则波。线性经济规则波不仅是非线性经济危机的前提，而且还是其基础。正常运行的经济体如果受到某种（内部或外部）因素的扰动，打破了原有的线性经济平衡，不平衡的部分就以一定的速度向经济体的其余部分传播，振幅一旦超过临界值，该经济体可能会变得很不稳定，导致整个经济体的震荡，演变为经济危机。内部因素包括技术的创新效应、固定资产的集中更新、金融领域的乘数-加速效应和货币的超量供应等；外部因素包括国际贸易、热钱效应、跨国公司等。例如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危机，“房地产市场遭受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暴跌，在2007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全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7.5%，美国某些地区的房产销售商忧心忡忡地注意到自己的房地产价格猛挫50%”[12]。因此，经济危机在一定时期内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伴侣。

五、经济危机的“孤立波”效应

（一）孤立波理论概述

“孤立波”一词译于英文solitary waves，是由英国科学家罗素（J.S.Rusell）于1844年首先发现的奇特现象。1895年考特威格（Korteweg）和德伏瑞斯（De Vries）建立了有名的浅水波动方程，即KdV方程，并求出了该孤立波解。孤立波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既有非线性会聚效应又有色散效应的复杂波动系统，其借助能量守恒定律阐释隐藏于波动现象中的形状不弥散问题，从而提供了观察自然的新途径，并成为描述和解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方法和数量模型。它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它的波峰越高，速度就越快，若有一低一高两个孤立波，低的在前，高的在后，沿同一方向前进，则经过一段时间后，高的孤立波必然会追上低的一个而发生“碰撞”（赵芳灿，1983）。碰撞会产生两种可能，一是弹性碰撞，即碰撞后保持原有的速度和波形，采布斯基（Zabusky）和克鲁思卡尔（Kruskal）（1965）把这种具有类似于粒子碰撞后不变性质的波，称为孤立子；二是非弹性碰撞，即碰撞后原有的速度和波形发生了改变，这种波仍被称为孤立波。孤立波理论最主要的特征是波的会聚效应和色散效应的综合作用，其原因是波的能量有限性，且分布在有限的空间或时间范围内。会聚效应将把不同行进速度的波集中在一起，形成“浪”；色散效应将把不同行进速度的波分散，使其消失。所以，两者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如果大小也相等则会形成孤立子。

（二）孤立波理论在经济危机中的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经济波动不可避免，但只要把该波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经济危机则不会发生。即使经济危机发生了也并不意味着经济体就一定会崩溃，通过适当的政府干预，经济危机可以改变波动形状，使其慢慢地消失或传播出去。所以，政府干预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危机传播过程中的汇聚效应和色散效应。

1.经济危机的会聚效应。经济危机的会聚效应源于经济繁荣阶段，是经济体里企业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一方面，由于人员构成、文化、技术、规模等的不同，在“经济人”行为的推动下，企业发展规模和速度也必然会产生差异；另一方面，企业发展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也在所难免。或因为消费者需求偏好发生变化，或因为领导者决策失误，或因为其他企业原因，这些因素都会对企业发展产生某种阻滞力。企业不同，阻滞力的大小也不同。一般情况下经济越繁荣，阻滞力对企业的影响也就越大。当某一经济体或经济分量中不同企业，有不同的行进速度时便会产生会聚效应。特别是当一些企业发展速度较快，另一些企业发展速度较慢时，两者的速度差异使得经济波在运行的过程中将会越来越向前倾，且这种差异越大，经济波的前倾度也就越大。因此，在某一时刻，一些“排头兵”企业开始出现“崩塌”，从而产生经济危机。例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次级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由占次级贷款市场7成份额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破产引发的。

2.经济危机的色散效应。经济危机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的，要经历一个风险积累的过程。一方面，在此期间自动稳定器不断起作用，如比例所得税、转移支付、储蓄等，它能够减少各种干扰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即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自动抑制膨胀，在经济衰退时自动减轻萧条，从而使经济发展趋于平稳；另一方面，政府也会根据“凯恩斯原理”对经济波动进行一些宏观调控，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它包括“双紧”模式、“双松”模式、“松财政、紧银行”模式、“紧财政、松银行”模式等，以化解风险。由于这些机制和政策实施的范围、对象、条件、目的等各不相同，如与货币手段相比，财政手段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与财政手段相比，货币手段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由于它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和方向各不相同，使得不同行业中的各个企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导致经济波在运动时改变它的形状，并弥散开来。所以，初始时刻出现的经济危机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弥散，以至在某个时刻完全消失。

3.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经济危机的会聚效应和色散效应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经济体，使其呈波浪式前进。根据会聚效应与色散效应之间关系的不同，可以把经济危机孤立波分为收敛型孤立波、平衡型孤立波、发散型孤立波。收敛型孤立波是指由经济波的会聚效应大于其色散效应所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短期的，波形是不稳定，它传播距离短，震荡性大，对本国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例如1990年前苏联发生的经济危机，其主要原因是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轻视了轻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协同作用，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平衡型孤立波即孤立子，是指由经济波的会聚效应等于其色散效应所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是长期的，波形是稳定的，它传播距离长，有一定的穿透能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较大。例如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首先就是因为它席卷了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使一些国家很难靠牺牲另一些国家来摆脱危机[1]。发散型孤立波是指由经济波的会聚效应小于其色散效应所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短期的，波形小并逐渐消失，它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较小。例如1993-1994年发生在我国的通胀危机（24.8%），通过政府的一系列宏观调控，1996年下降到5%，同时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滑坡，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997年仍达到9.7%）[13]，并且使得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实现就业和经济的软着陆。在会聚效应和色散效应中，会聚效应更多地受市场行为的影响，较难控制，而色散效应更多地受计划行为的影响，较容易把握，如某些国家采取诸如货币贬值、出口补贴等政策，产生孤立子，转嫁经济危机，从而危及其他国家。

六、结语

经济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它是由许多影响因素形成的单一频率的、单色的经济波叠加而成的。如果是线性叠加则称为线性经济规则波，如果是非线性叠加则称为非线性经济危机。不管是线性经济规则波，还是非线性经济危机，都具有周期性特点。非线性经济危机来源于线性经济规则波的非正常波动，它能够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国家之间传播，有时候很弱，有时候很强，可以连续地传播，直到色散效应而消失为止。在当今社会，经济危机的传播具有了新的特点：策源地多元化和小国化、策源点金融化和虚拟化等。通过把孤立波理论引入经济危机的研究，发现经济危机在产生、传播过程中具有孤立波特征。经济危机的孤立波分析有利于认知其内在的结构和形态演化，有利于决策者了解经济体里企业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对制订和实施情况，为化解危机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但是，对于经济危机采用的孤立波理论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缺少前人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探索经验。本文对经济危机的孤立波分析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需在以后的研究中作出深入地探讨。

参考文献：

[1]苏绍智.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试论（上）[J].经济研究，1963（4）：49-61.

[2]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72.

[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12.

[4]刘崇仪.经济周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6.

[5]狄克逊・威克特.经济危机与大国崛起[M].王水，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6]刘崇仪.经济周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丁纪岗.经济周期理论发展脉络与经典学说回顾[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6）：105-106.

[8]哈伯勒.繁荣与萧条[M].朱应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5.

[9]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42.

[10]宋玉华.世界经济周期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1]林洁莹.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脉络――以理论解释功能分析为视角[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09（22）：142-144.

第6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周期性变化;银行

中图分类号:F123.16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6)11-0023-05

一､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概述

经济周期波动是现代经济社会具有的一种普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经济周期是“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这种过程实质上反映了宏观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的偏离与调整过程｡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经济周期大体经历周期性的四个阶段:繁荣､衰退､箫条和复苏｡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增长始终与经济波动相伴而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因受世界经济格局､经济体制基础､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结构和宏观调控政策等内外部因素变化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征更加明显｡

综合分析我国GDP增长率(见图1),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五次周期性波动(以波谷至波谷为一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81年到1986年,第二个周期是从1986年到1990年,第三个周期是从1990年到1999年,第四个周期是1999年至2001年,自2001年至今,处于第五个周期之中｡

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扩张―收缩”交替周期波动格局,在1993年前,波动明显,幅度较大;自1993年起,经济增长出现新的变化,波动趋缓,幅度较小｡从总体趋势看,波谷的不断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了抗衰退能力;波峰的不断下降表明我国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增强了发展的稳定性;平均位势的提高表明我国经济克服了“大起大落”,总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周期的扩张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有了更强的持续性｡总的来说,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中,波动振幅趋于平缓,经济增长形态有了较大的改善｡

二､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银行业的关系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宏观经济与银行业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相互作用愈加明显｡一方面,经济波动直接影响着银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良好运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会导致或加剧经济波动,甚至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延缓经济增长｡

(一)指标波动曲线对比分析

结合货币供给量､信贷及不良贷款率三项金融指标(1982-2005年数据),我们对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银行业的关系进行对比和分析｡

从M0､M1､M2的增长率曲线与GDP增长率曲线对比(如图2)及信贷增长率曲线与GDP增长率曲线对比(如图3)可以看出,1994年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信贷增长波动略先于经济周期性波动,货币供应量､信贷对经济增长波动影响较强｡进入1994年后,货币供应量､信贷增长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波动相对于经济周期性波动从略有超前转变为同步甚至略有滞后,货币供应量､信贷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由强转弱,经济周期波动对货币供应量､信贷的影响开始显现｡

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相对于经济周期性波动明显滞后,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不良贷款的影响不断增强｡我国不良贷款增长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二是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期｡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1990年的10%上升到1993年的20%左右｡三是9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三次不良贷款大幅增加均受到了经济波动的影响,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轨迹十分吻合｡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共经历了五次通货膨胀和一次通货紧缩态势,其传导模式十分相似,都是经济的大幅波动引起的,其过程是固定资产投资盲目扩大,带动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继而带动上､中､下游价格上涨｡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实际需求,产品销不出去,企业资金链断裂,银行贷款形成不良贷款｡

通过对比和分析,可以将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银行业的关系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当经济运行呈上升态势时,企业的投资需求增强,社会资金需求加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银行相对放松信贷准入条件,信贷投放速度加快｡持续的信贷增长会导致信贷膨胀,从而引发通货膨胀,产生经济泡沫｡二是当经济运行开始转向下降趋势时,银行的信贷投放速度也开始放缓,此时,企业对外负债水平较高､经营收益减少,向银行再融资出现困难,按期偿债能力减弱,不良贷款开始逐步暴露,进而产生通货紧缩趋势,加剧不良贷款恶化的预期,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步入低迷｡

(二)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对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只有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合理利用规律,才能有效促进银行业持续､良性发展｡这其中,国家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银行业影响最深刻｡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按性质来划分包括放松银根和紧缩银根两种｡宏观调控放松银根对银行的影响是积极的,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给银行带来的更多是冲击与考验,其对银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银行信贷供求矛盾突出｡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后,受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银行在减缓发放贷款特别是流动资金贷款的同时,也加快了清收力度,银行的信贷供给受到压缩,但是市场上的信贷需求由于是刚性的并没有立即相应地缩减,这种供求矛盾必将影响企业的经营,影响银行的效益,银行的信贷风险加大｡宏观调控对于泡沫经济的影响给银行带来的冲击更是剧烈的｡

2.信贷结构不合理现象加剧｡一是大户贷款风险集中问题突出｡宏观调控实施后,出于控制风险考虑,银行将贷款营销对象进一步锁定在少数规模相对较大､当期效益较好的大型骨干企业｡当效益较好的企业随着行业景气度下降或新一轮宏观调控影响而出现问题,会给银行带来集中风险｡并且,银行“扎堆”竞争营销大企业贷款,可能还会带来贷前调查的放松､贷款条件及流程的简化等违规行为｡二是贷款行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目前,不少银行机构在贷款投向上,偏好电力､电信､教育､交通等行业和建设项目,各家商业银行贷款结构趋同现象加剧｡由于这些授信对象大都具有项目工期较长､自有资本较少､资金需求量大､受政策影响较大等特点,存在着严重的风险隐患｡三是贷款结构长期化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问题突出｡“重营销､轻风险”､“重余额､轻结构”等状况给信贷资产带来隐患｡

3.不良贷款攀升,经营难度加大｡一是银行新增贷款对不良贷款率的稀释作用明显减弱｡二是企业资金紧张的心理预期,可能加剧信贷整体风险｡在银根总体抽紧､流动资金供应相对减少的情况下,一些企业担心得不到银行稳定的资金支持,在有还贷能力的情况下“惜还”或“拒还”贷款,增加银行贷款风险｡一些企业在银行收回贷款､原材料涨价和应收账款增加的夹击下,可能会产生资金链条断裂的危险,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进而影响到上下游企业和关联企业的经营,最终可能引起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上升｡此外,银行受资本约束限制,正在或准备对部分授信客户实施压缩或退出,如果方式不当或力度过大,也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三是考虑到宏观调控措施对一些行业和企业影响的时滞因素,潜在风险将会在更长一段时间内逐步显现,不良贷款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所反弹｡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经营货币特殊的金融企业,银行是典型的宏观经济周期行业,不管是利率､汇率变动,或是全球经济波动,银行都会首当其冲,暴露在风险之下｡在我国间接融资占主体的融资框架下,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风险大相径庭,在经济繁荣时期,因为企业盈利情况良好,贷款质量往往不会发生问题;但在经济衰退时期,除直接影响银行经营收入外,还可能因为企业经营与效益受较大影响,给银行带来新一轮的不良资产｡此外,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扩大成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在经济过热随之而来的宏观调控,又让银行成为了风险的重要承担者,银行信贷规模增长速度和投向受到“压制”,必将给银行的经营带来较大的风险｡

三､银行业应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对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政策的研究,建立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提前反应机制

建立服务于决策层的专门机构负责研究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加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把握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取向,了解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区域､行业｡密切关注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加强行业及其信贷投放的跟踪分析,准确把握贷款投放行业的发展前景､市场空间及市场容量,强化行业信贷授信的总量研究与控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提前宏观经济变动的反应机制,化解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的系统风险,避免因与国家或监管当局的政策抵触而导致的政策风险,从战略高度确定银行业务发展的重点方向｡

(二)调整优化信贷资产结构,建立适应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最优”资产组合

要减少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冲击,关键要转换存量,优化增量,增加宏观政策支持或处景气上升期行业的信贷资产,减少受宏观调控影响大或处景气下降期的行业的信贷资产,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有利于风险分散与效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

1.结构性调整新增资产｡从总量入手,着力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一方面控制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和盲目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励一些薄弱行业的发展｡即使对于过热行业,在政策上也不搞“一刀切”,该控制的坚决控制,该支持的大力支持｡结构调整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行业结构调整;客户结构调整;资产结构调整｡

2.针对性优化存量资产｡对于经济周期转向萧条或者宏观调控而使得风险程度增加的贷款要执行信贷退出政策,将风险性贷款转换为现金或者较为安全的贷款｡对已经转化为不良资产的贷款要转入不良资产的处置程序｡[1]对风险程度较高､出现一定支付危机的企业,应果断对其停止贷款,并通过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回收贷款,无法回收贷款的要采取资产保全措施｡对出现风险因素但还有正常的现金流量和支付能力的企业,要本着以收回贷款为导向采取以进促退､逐渐退出的策略,通过增加贷款､增加抵押物和担保来保证贷款的安全｡在信贷退出的时候,可以借鉴国外经验,采取贷款交易的形式,通过将贷款出售来实现｡

(三)加强利率风险管理,构建顺应宏观经济形势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

经济周期与利率的关系非常密切｡一般来说,在周期的萧条阶段,利率水平最低;当经济走向复苏时,利率开始缓慢回升,到繁荣阶段达到最高｡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利率市场化成为了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利率管理必将对商业银行经营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审时度势,强化利率风险管理,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战略,实现高质量的持续健康发展｡

1.建立科学高效的利率定价机制｡强化利率管理分析,科学准确地预测利率变动方向､水平､结构和周期特点等,形成对金融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尽量减少因利率变化而引起的负面影响｡不断改进利率定价方式,根据金融市场总体利率水平,以及资本成本､贷款费用､贷款收益､风险差异､同业竞争情况等因素,确定全行的基准利率,并根据不同的市场及客户信用状况授权一定的浮动幅度,提高利率管理的效力｡

2.建立完善利率风险控制体系｡强化管理,建立严格的利率管理规章制度,规范操作行为｡加大对利率执行情况的调查､检查和监督力度,防范利率风险｡

3.构建以利率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强化利率风险管理意识,逐步确立利率风险管理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的核心地位,确保资产与负债总量平衡与结构对称｡明确有关部门在利率风险管理规划､识别､计量､监控､评价等方面的权利和职责,引入利率敏感性分析和缺口管理技术,建立利率风险限额管理体系,确保利率风险头寸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把利率变动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确保商业银行经济效益的稳步提高｡

(四)建立全方位的风险监管体系,加强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风险控制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既是银行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也是应对经济周期变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现实选择｡

1.建立前瞻性的风险监管体制,加强风险预测｡以周期为基础来评估信贷资产的当前风险和未来风险,预测信贷项目的违约概率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消极影响,并按照理性支持业务发展的要求,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竞争态势,及时调险管理政策､程序和方法,全面提高风险管理政策的前瞻性与适应性,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有效性｡

2.建立立体化的风险监控体系,加强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与经营层之间的权利和责任｡董事会通过风险管理委员会实现对风险管理进行整体战略决策的管理;通过独立而权威的风险管理部门实现对银行内各机构风险的有机统一管理;通过科学完整的风险识别､衡量､监测､控制和转移实现对风险的全过程监理;通过合理明确的职能划分实现风险管理职责在各业务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有效协调､联动管理｡

3.建立完善的风险准备制度,提高抗风险能力｡国际上的大银行都把风险准备制度作为防范风险损失的最后堤防和生存的保障｡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并不完整,风险管理水平也不高,风险准备制度对于银行的持续经营就更为重要｡因此,商业银行应当利用宏观经济繁荣的有利时期,建立足够的风险准备金,抓住盈利空间扩大的机遇,提高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防止未来的风险损失给银行持续经营带来影响｡

4.利用经济周期变化,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回报率｡经济衰退期,往往是不良资产大量暴露的时期,也是商业银行急于处置不良资产的时期｡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一些行业或项目在这个经济周期是不良资产,到下一个经济周期可能又转化了优良资产,这有一个不良资产处置的时机问题｡以海南房地产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发生后,房地产行业不良资产大量产生,各家银行急于回收资金,对一些项目不计成本盲目处置,有此项目的处置回收率不到10%｡但到90年代末,随着海南经济的好转,很多房地产商低价买入的房地产项目,短短几年,由不良资产很快又变成了优质资产,房地产商从中获取了巨额利益｡因此,金融业必须要把握好经济周期变化的规律和特点,善于利用经济周期变化处置不良资产｡要建立一种评估和盘活机制,对一些看准的行业或项目,宁可牺牲资金的时间价值,也不可盲目处置｡

(五)加快金融创新,增强适应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竞争能力

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动力｡当今世界,在金融创新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工具､新技术和新市场,很大程度地革新了金融业传统的业务活动和经营方式,改变了金融总量和结构,促进了金融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传统的银行经营理念下,银行经营更多体现在存､贷款业务上,由于业务单一､产品匮乏,造成银行业受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极大,如果排除国家信誉这一保障因素,在经济剧烈波动的情况下,银行经营都将难以为续｡因此,银行业必须加大业务创新的研究力度,不断探索出趋利避害的产品和措施,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周期的变化｡

1.经营模式创新｡简言之,就是要加快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实行“混业经营”｡所谓“混业经营”是指商业银行经营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广义上是指银行除经营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外,还持有非金融公司的股份｡按照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银行可以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进行混业经营,满足多元化的经营需求｡当务之急要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利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有利时机,把证券筹资者､投资者､券商､基金及其他中介机构作为重点,为证券发行､证券交易､融资融券､委托等方面提供服务,同时要注意为今后进一步的混业经营积累经验｡[2]时机成熟以后,有选择地通过控股子公司,经营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

2.业务方式创新｡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国内银行垄断竞争的态势进一步被打破,传统资产负债业务的利润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银行不可避免要进入微利时代｡因此,必须加大业务创新力度,以创新应对经济周期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变化｡业务方式的创新包括资产业务创新､负债业务创新､表外业务创新等方面｡[3]

3.品牌管理创新｡现代金融市场竞争是品牌竞争｡一般来说,品牌不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变化,是银行刚性的竞争力,也是银行应对经济周期变化甚至是经济危机冲击的最稳定的基础｡要想让品牌具有长久旺盛的生命力,要制定推广品牌战略,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升级,培育新的品牌增长点,不断提高银行的竞争力和品牌价值｡

参考文献:

[1] 林德明.金融宏观调控与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关系浅析[J].南方金融,2005,(3).

第7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危机；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

[中图分类号]F0-0；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36-03

自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5年了，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虽然世界经济在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避免了更进一步的萧条，但是经济衰退的雾霾仍然笼罩着全球经济，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举步维艰。全球性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资本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矛盾和困境，这些现象证明了马克思的种种预见。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点，以及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和信用在经济危机中作用的论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防范金融危机的一把启关的钥匙。

一、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经济危机的产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1]。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资本的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因而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中，伴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过程的加速进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增长的同时会相对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因而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形成了大量的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这些相对过剩人口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行的蓄水池。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是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得到强化。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条件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合理比例经常受到破坏，必然导致生产普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

二、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爆发的特征

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循环运动的特征，而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这四个阶段就是经济周期循环运动的各个环节。在这个周期循环运动中，危机表现为经济周期循环的终点和起点，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爆发特征的物质基础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因为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遭到破坏，而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则需要通过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更新。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必然引起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生产重新活跃起来，进而使社会再生产的比例重新得到恢复和调整，其作用机制是：作为社会生产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通过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必然会引起其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的扩大和发展以及工人就业的增加，由此又会带动社会生产的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生产的相应扩充和发展，这进一步重新激活了整个社会生产，进而达到新的经济繁荣阶段。所以，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为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萧条，进而走向新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新的经济危机爆发准备了物质条件。这主要是由于伴随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周期更新，必然带来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以及生产组织的改进，使得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这进一步加剧了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大鱼吃小鱼”现象不可避免，从而使社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结构以及各产业间正常比例遭到破坏。当这种破坏作用造成社会总供给结构与社会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并且社会总供给量远远超过社会总需求量而造成大量的普遍的生产过剩时，新的经济危机便再一次爆发。可见，在固定资本周期更新的物质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循环往复地周期性爆发。

三、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加速器是信用制度的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经济危机往往是在信用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条件下产生的，信用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起着加速推进的作用，这是由于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社会各个再生产过程加快了，因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为投机者提供了在一定限度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因而又成为投机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信用关系也不断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信用制度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而“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在信用的相互链条关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资本循环受阻，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削弱与生产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支付手段，使信用链条关系遭到破坏，造成信用关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3]。马克思着重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大都是以金融危机为先导，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其再生产过程中一旦信用关系突然崩溃，必然会发生由信用危机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强调指出，正是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都具有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4]。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实证考察，在理论上充分揭示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得到缓和。因此，这种强制作用在使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使其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依靠对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破坏不断继续前进的，这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逃脱最后崩溃的历史命运。

五、启示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不仅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对研究未来社会经济形式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同样存在。在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越来越充分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又一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深入探索有关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并掌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避免由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同样是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加强了政府干预，在各种干预措施中固定资本更新是其重要手段之一。从各国的经验和我国发展实践来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时，要注重引导投资方向、控制投资规模、保证投资质量，使得固定资本更新在结构上更具有合理性，以避免国民经济比例的进一步失调导致的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剧。为此，我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中，要以各种产业政策和建设规划为依据来引导资金的合理投资方向，以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平衡，避免在固定资本更新中的重复投资扩张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甚至恶化。

3.信用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信用制度既是促进再生产的工具，又是助长投机和冒险的武器。投机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经济虚假繁荣，会引发金融危机，乃至商业危机和生产危机。所以，如果银行信用极度扩张，信用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再生产就会瘫痪，从而引起经济危机。因此，我们要加强信用监督管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要以此为鉴，在充分利用信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其消极作用的影响。特别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政府应加强对信用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管理，加快完善金融政策、健全金融立法及融资体系的步伐，防止信用活动失控而出现信用膨胀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甚至危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

参考文献：

第8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关键词] 经济周期；税收收入；波动周期性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23. 048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23- 0085- 03

税收既是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调节器”，同时还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安体富（2010）认为税收波动既关系到财政收入水平，又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结构、质量变化，关系到百姓收入和消费水平，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表现在其运行中的忽而扩张与忽而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波动规律，从而导致税收收入的周期性波动，并对经济政策调整和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产生新的需求。

1 经济循环周期对税收收入波动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国民经济决定税收。由于经济发展不能滞停在一条“水平线”上，每个发展周期内经济运行速度、规模、质量的循环变化，必然造成税收收入的波动。假设税收收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具有波动性特征，税收收入会随着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周期完成而表现出波动变化幅度高低不同的周期性分布，并具有税收入库和财政考核要求不达标的可能性，即出现税收收入风险。这就是我国税收收入波动的“周期性特征”。该特征可以通过HP滤波法和滚动时窗法进行描述和验证。

1.1 经济循环周期内税收收入波动性表现

按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和财政部每年的财政决算报告，整理出1994-2013年GDP和税收收入数据，并分别测算出税收收入增长率、税收收入占GDP比例等指标值（见表1）。

为将税收收入年度内波动的周期性和短期性质突出地体现出来，可采用HP滤波法对税收收入进行描述：运用Eviews 6.0软件对我国1994-2012年的税收收入季度数据进行HP滤波法分析，并分解出趋势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按《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提供的数据，运用普雷斯科特滤波器（λ=1 600），绘出这20年各季度实际税收收入和实际税收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轨迹，如图1、图2所示。

图1显示，1994年我国产品税改征增值税，并同步开展了消费税，进入到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探索过渡期，税收收入平稳增长。到2000年，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成熟，以房地产业和进出口贸易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点出现，加之国内汽车、家电和IT制造行业突飞猛进发展，促使国家税收出现新的“拐点”，实际税收收入开始快速增长。因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逐步升级为“金融风暴”和“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持续造成影响，加之实施结构性减税和推行“消费型增值税”使进项税抵扣额大幅提高，故从2009年起我国税收收入整体呈现下滑趋势。

图2是实际税收收入增长率曲线，增长率是用某季度对照上季度的增长率环比计算得出的。可以看出，实际税收收入的增长率趋势保持在8%左右，而且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周期性异常明显地呈现N形曲线型。而从2003年开始，税收收入的季度波动周期性的N形抖动明显加强，普遍地表现为“一低二高三降四升”的规律性特征，即国家税收收入第一季度普遍较低，第二季度则一路攀升到全年至高点，第三季度又回落下降，第四季度再次回升。

1.2 税收收入波动的周期性特征

税收收入有规律性的波动周期特征形成原因多种多样，概括如下。

（1）首季度经济发展平稳，税收征收任务放缓。第一季度期间，虽然有春节前销售的小会带来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收入增加，但本季度恰逢学校寒假，“教育经济”进入萧条期，两者相抵后寻不见税收净增长点；而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假期比较集中，企业员工假日停薪将直接导致工薪所得税降低，加之春节后消费遇冷，制造业、流通业和相关服务业销售产值都难以提升，流转税及地方附加税费自然降低。同时，在国家实行财政收入需求控制下的税收指标分配征收模式下，各级税务机关按照下发的收入任务指标组织收入，税务机关也是按照半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考核业绩。这样，税务部门对上下两个半年任务的首季度都是按常规征收，第二季度则为达到和超过考核指标而积极催收甚至加征。所以，处在每半年征收任务指标首期的第一、三季度的税收收入偏低，而处于税收征收任务指标紧张完成期的第二、四季度税收收入偏高，成为我国税收波动周期性的固定规律。

（2）二季度经济增长点显现，征收任务收口抓紧。第二季度税收入库金额偏高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是4月份是基本建设开工高峰期，而且天气变暖，商品流通业和服务业异常活跃，出现季节性的消费经济增长点，流转税收及附加随之增高；二是前述税务征收任务过度集中在“完成期”的主观因素影响，税务机关内部考核要求“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在每年6月和12月都是税务管理员精神最紧张、征讨税款最忙的月份；三是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在5月31日结束，5月份成为部分企业所得税补缴入库高峰期，加之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上年度奖金都在4月份前后兑现，个人所得税增加；四是“教育经济”回升，特别是高校较为集中的城市经济会得到全面拉动。所以，该季度税收收入向上波动具有必然性。

（3）第四季度是年末且临近春节，企事业单位将发放“年终加薪”和兑现奖金，使个人所得税收入集中增长，虽然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小而对整体税收收入增长态势影响不大，但也不能忽略；春节前无比活跃的商品流通和旅游经济必然刺激税收收入增长，税收收入呈向上波动趋势。

2 经济周期与税收收入波动周期的关联性

2.1 GDP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

为描述税收收入增长率时间序列轨迹的波动性，可利用滚动标准差代表税收收入变化过程中的波动性，其中选取滚动时窗长度为4个季度。利用SPSS软件具体计算GDP增长率和实际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参见图3。

GDP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总的来说较为平稳，但GDP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也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并稳定收敛于某一水平。这表明税收收入增长率在1995-1999年之间的波动性远远大于GDP增长率，但是在2000年之后，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波动性逐步收敛于GDP的增长率的波动性。从2005年以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波动性与税收收入的波动程度基本类似，体现出近年来GDP变化和税收变化的双重稳定，但GDP的条件波动性水平高于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波动性。

2.2 经济周期与税收收入波动周期的相关性

研究表明，我国GDP增长率同税收收入增长率之间始终存在条件波动性，即GDP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增长率相关，并互为波动条件，表现出一定规律的周期性。

（1）从1994 年开始，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逐渐减小至2000年末，这期间虽然税收增长率滚动标准差一路下跌，但其波动性始终高于GDP增长率滚动标准差。主要是因为国家配合市场经济试行而进行新税制改革，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内外籍人员个人所得税，全面推行增值税和开征消费税，大量的增值税优惠、出口退税和适度降低的企业所得税率以及2000年开始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改征个人所得税等政策，刺激了国内经济全面发展，税收总量和结构性增长速度都低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说明在特定背景下，税收的适度紧缩让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为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规模扩张需求而恰当地运用税收政策手段是必要的，主动性的税收收入短期波动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从2001至2003年上半年，税收增长率标准差经历了一波三折的陡升陡降过程。主要原因是2001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发展速度调低，带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两降一稳”，前进乏力，当年资本总额对GDP增长贡献率仅54.2%，净出口-5.8%，分别比上年下降0.6%和13.7%；仅消费达到51.6%，比上年增加了14.3%，致使2001年GDP增长7.4%，税收收入仅为15 165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2 988亿元，增幅为19.7%。2002经济放缓，税收收入总额实现17 004亿元，2003年上半年遭遇“非典”，使国内经济受到全面打击，原本产生于经济的税收任务已经受挫，被迫还需要对出租等行业采取暂免税政策，因此，尽管税收波动性巨大，但始终位于GDP增长率波动水平之下；同时，由于强化税收征管削弱了企业递延纳税使季度的波动性程度降低，严格清理欠税确保税收收入任务完成，使税收波动性再度显著。表明在经济发展受挫时期，保持清醒的经济税收思想，不贪图过高征税而保持经济稳定是国家税收的明智选择。

（3）自2003年3季度至2004年末，世界经济回暖，我国财政政策累积得到释放，信贷投放加大，出口路径拓宽，使2003年GDP增长率走势呈“V”形，一季度高开达9.9%，二季度因“非典”冲击而回落到6.7%，三季度非典疫情逐步消退在度回升到9.6%，四季度再步攀升到9.9%；伴随着GDP增长，全国财政税收收入也快速提升，当年增加到20 462亿元，增幅达20.3%；2003年经济持续增长，全年GDP达到136 515亿元，跃居世界第六。2004年经济总量在世界位次上前移一位，上升至第六， 2004年我国GDP达到159 878亿元，增长率达到10.1%，税收收入也进一步增加到25 718亿元，增幅达到25.7%，税收收入增长率相当于GDP增长率的2.5倍。从而，使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波动性逐步收敛于GDP的增长率的波动性。

（4）从2005年至今，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始终稳定在0.15上下的水平，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十分严重的2008-2010年，GDP大幅回落，但税收增长率却持续走高，两度接近0.2的水平，意味着税收收入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经济波动周期，表明税收增长主要依靠税收征管力度和对企业的日常纳税行为监控趋于强化，税收成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恰与企业频繁遭遇纳税检查和税务“清欠”的客观实际相吻合。2011年以来，国家陆续实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减税政策，2012年对部分农产品加工业收购农产品实行核定抵扣进项税额政策和在上海试行营改增办法，2013年全国试行营改增政策，在促进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同时，也同步推动了税源培育和税收实际收入增长。所以，2005年至今的税收收入增长率波动性始终平稳地收敛于经济增长率。

（5）国内税收普遍不景气的根源在于经济环境，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增长率往往都会下降。研究结果表明，GDP增长在9%的时候，税收收入的速度会以20%～30%的速度增长，当GDP增速降到9%以下的时候，税收收入增速就会迅速回落。GDP增速下降水平越大，税收增幅越小甚至出现负增长。由于税收收入增幅的波动性非常大，当GDP的波动振幅在1～2个百分点时，税收收入的波动振幅就会相应的在10～20个百分点。

2.3 基于经济周期的税收收入波动性调整

税收作为政府聚财工具，其收入在经济发展中应该保持中性，不应过多地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况且，税收直接调节经济功用很有限，若收入波动性过大必然隐藏一定风险。如2002-2007年上半年，GDP和税收收入条件波动性极大，如2005年1月24日国家为刺激股市而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2‰下调为1‰[2]；当股市逐步走高后政府突然在2007年5月30日0时起偷偷将之由1‰猛增到3‰，使沪深股市早盘大跌并从此一蹶不振。因此，本文主张循序渐进地对税收收入周期性和波动性予以调整。

（1）逐步缩小间接税，适度扩大直接税。一般而言，税制结构中直接税所占的比重越大，税收制度的自动稳定功能就越强；反之，间接税所占的比重越大，其自动稳定功能就越弱。因此，为减弱经济周期对税收收入的波动性影响，今后国家应逐步提高直接税所占比重。从税制改革方向上，全面推行“营改增”并适当降低产品制造和商品流通两大生产经营领域的增值税率，适度提高企业所得税率，加快个人所得税分类与综合征税相结合的征管体制，适时开征遗产税和环境保护税。

（2）突出税收“固定性”特征。要减少政策调整频率以增强税法要素内容的固定性，如进出口关税就应充分结合我国实际，更加突出体现“保护性关税”指导思想，针对与不同国家、地区和组织的贸易关系和关税协定，作为调节进出口结构和总量的重要工具，但也要遵循“税率随贸易关系波动，征税范围和计税标准不变”的原则；而对增值税等的出口退税率，更应该结合出口产品特征和性质加以固定。这样，可有效降低税收收入波动性及其与经济波动周期的偏离幅度，减少纳税人的税收政策风险。

（3）端正税收征管态度和作风。各级税务机关要正确认识“强化税收征管”的双重寓意，不能将其误解为单纯地对纳税人“下狠手”，还要规范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行为，文明征税、理性征税、科学征税，将发展经济培植税源作为税收征管工作的重要抓手，建立健全纳税服务制度，提升纳税服务质量，帮助企业规避纳税风险，降低因为税收征管因素而导致的税收收入的季度周期性和波动性。

总之，国民经济发展决定税收水平和结构。分析表明，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波动性显示出由高到低直至稳定在较低水平的趋势，表明这种税收波动现象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有紧密的关联性。同时，税收作为经济调节器，其增长不可能完全与GDP增长同步。相反，国家实行停征税种、下调税率、增加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时，必然刺激国民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大力提升，经济结构也会得到更加合理的调整。但在这一时期，税收收入却会不增反降。当然，从长远看，税收总量必然受到巨大推动而增长，税收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善。所以，这是税源培植效应。

主要参考文献

第9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规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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