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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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BusinessEthics)~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们，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丰富的资源。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着作《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就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而言，他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也就是说，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就的判断总是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正如武汉大学的乔洪武教授所说，经济学家们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着《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着，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着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着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着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

1987年发表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是阿马蒂亚·森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回归的标志。在其中，森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森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忽略伦理的考虑，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内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要跨越这种人为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鸿沟，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的回归。

第2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

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信息系统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乔治·斯蒂格勒和肯尼斯·阿罗为代表。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下的选择。由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任何决策都要在不确定性下进行，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完全理性只是理想假设，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得到帕累托最优解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通过对现实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研究发现，决策者的信息是不充分、不对称的，这种情况下市场是缺乏效率的，常常出现市场失灵。囚徒困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总体看来是最糟的，个人理性导致集体不理性；柠檬市场使得劣质商品驱逐优质商品。这两种现象都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确定性下的选择与结果也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同一选择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同一结果也可能得自不同选择。微观信息经济学以不确定性和不对称信息为基础，研究如何通过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决策者双方的经济行为。

从广义上说，产权经济学、激励经济学和博弈论都属于微观信息经济学范畴，核心是研究信息不对称下的败德行为、逆向选择和委托—问题。信息经济学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提出通过设计合适的制度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避免市场失灵。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分支，通过对传统假定的修改，不仅解释了很多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在实际中更有着广泛应用。

二、实验经济学

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从此实验经济学诞生。他认为应该用会犯错误的有限理性人取性经济人假设，以数理统计作为工具，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的有效性。弗农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证明了市场参数完全可能影响均衡产出的收敛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复杂经济现象实验成为可能，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验研究结果使得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开始转向以有限理性为假设基础，经济学主流理论体系出现重大变化。此外，实验方法也被大量运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研究当中，促进了这些理论的快速发展。

实验经济学认为，由于所分析的是人的行为，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必不可少，现实中的人也并非一直是理性的，非理性会使得人的行为不同。因此，对经济理论进行实验会使得数据结果呈现概率分布状态。实验经济学考察的是被实验者选择行为的报酬总合占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比率越高证明相应的理论模型更加可靠，实验经济学通过对比率的比较分析，探讨怎样把理论和理论模型加以改进。实验经济学根据对比率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对暂无现成理论的情形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并加以分析验证。以有限理性分析为前提的实验经济学，对现有理论有效性地分析和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是以实证方法来做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发生了重大变革。

三、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科斯在《企业的性质》《社会的成本》中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交易成本的，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决策者是通过市场还是企业配置资源取决于两者成本的比较，产权的安排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取决于能否降低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建立在行为人的基本假设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既有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又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非财富最大化的一面，利他主义、意识形态、自愿负担、爱、团结等因素都对人的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由于环境太复杂、行业太多、分工太细、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人对环境的认知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在信息不完全下，行为人会有机会主义倾向，不会做出最优选择，是有限理性的。

正如资本家不关心企业行为是否污染了环境，只是关心通过降低工人工资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具有盲目性，人的行为不一定理性。针对传统经济人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在弥补传统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由于人的行为受制度和非理性因素影响，制度又是不断变化演进的，经济学理论不会一成不变永远适用，经济理论也要随着制度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产权等制度方面的合理安排能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学科密不可分，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今经济理论界和社会中的影响的很巨大。

四、神经元经济学

神经元经济学又叫神经经济学、脑袋经济学，它是研究大脑及大脑怎样思维的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科学事实及其概念强调人的有限计算能力、利他心和环境怎样影响人的经济选择行为，神经元经济学则通过对大脑活动事实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也可以看作是新型的实验经济学。源于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神经元经济学早期研究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怀疑，更多地是对经济人假设提供了实证，因此得以与经济学相结合。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动物行为与人类一样也有自主过程，同样具有情感，正如恐惧可以躲避危险，感激、同情可以促进合作。长期的演化把这些对生存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感和行为的联系固化在神经系统当中，成为本能，在面临相似场景的选择时会再次唤起指导决策。行为决策并未完全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而是一个情感机制。威廉·詹姆斯认为，人之所以比动物更有智慧是人类的本能更加多，人类在演化过程中比一般的动物得以变得更加精致和复杂，具备了更强的计算能力和情感。

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分析和研究，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实验得出人类具有“趋社会性”的结论，由于人类共同情感中的同情心、责任心、羞愧、感激、公平正义等情感因素的作用，个体的选择并不仅仅出于自利，通常还要顾及他人或集体利益，传统的自利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对人类偏好和行为的解释是有缺陷的，“趋社会性”会使人不只考虑私利，还会维护正义、道德，其对促进合作效率、维护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神经元经济学不仅对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重大贡献，更是对理性范式提出了挑战和修改。

神经元经济学认为人的决策方式分为理性和情感两种方式，丰富和深化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分析范式。神经元经济学通过对镜像神经元和神经系统自我激励工作原理的分析，正在逐步揭开偏好的本质秘密，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也是社会科学通过实证研究不得不过的必由之路。

五、演化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以马克思为思想前驱，广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凡勃伦，狭义的演化经济学源自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使得演化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演化经济学把西蒙的有限理性说作为自己理论框架的基础，并借此对新古典经济学加以批判。马歇尔曾说，经济学的真正科学化应该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通过分析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强调用动态的眼光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在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很多创新往往是没有目的的。演化经济学指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众多非串谋个体选择行为的复合效应无法预测；个体决策能力与要解决的困难可能不匹配，存在能力——困难缺口等。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认为行为人决策时目标要具有模糊性，能够在结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时加以修正，遵循意外原理。演化经济学把有限理性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通过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来了解技术进步、行业变迁及技术的创新，最终解释经济如何演化。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和制度的变迁都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可逆的。

演化经济学关注变化，传统经济学关注静态均衡分析。演化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时间和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变迁要求经济理论不断调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重大的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制度方面在不断进行完善和调整，在中国研究演化经济学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六、行为经济学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共同研究了直觉信念心理学和选择理论，通过对西蒙有限理性说的考察，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的理论基础上，通过研究系统性偏差他们得到了有限理性的图谱，他们发现，系统性的偏差会使人的选择不同于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创了行为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模型出发，他们做了三方面的研究：（一）不确定性条件下，行为人采取的判断偏差和启示法；（二）前景理论，用于解释如何进行风险选择和在风险选择中规避损失；（三）框架效益及其在理性经济人模型中的运用。

卡尼曼认为人的认知分为推理和直觉。推理需要经过深思熟虑，需花费精力；直觉不需要花力气去思考和计算，想法会自发在脑海中呈现。在经过系统地研究后卡尼曼指出，虽然心智会对人的精神及行为提供监控，但比较松散，大多数思维和行为都是直觉性的。研究发现，相比花费精力思考取得结论，人们更习惯满足于直觉判断的结论。

直觉的特性是能自发进入人的大脑，卡尼曼把这种自发进入大脑的心理内容称为可感知性。通过研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现有些特性确实相比其他的要更容易被感知。卡尼曼把这些无需费力思考就能自发产生的特性称为自然评价，例如，尺寸、距离、响亮程度、相似度、因果倾向、惊异度、情感强弱、情绪及刺激评价都容易被感知，均是自然评价。

基于以上的心理学知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通过对不确定性下的人的判断研究发现，在不确定性下判断的复杂任务被人们使用有限数量的启发原则简化为判断活动了。这些启示法虽然通常很有用，有的时候也会引发系统性的严重错误。

第3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

东北财经大学的钟永圣老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本土经济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他不仅著书立说，还多次发表演讲。他的演讲深入浅出大道至简，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有力地辅佐了大连共青团传统文化的推进；更为人称道的是，钟永圣的所有演讲从来分文不取。

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际上，这许多年来，涌现了一大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美”基层模范，当然，也有许多像钟永圣老师这样宣传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工作者。

为了把大连推广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宣传工作结合起来，以期在全国广大青年中取得更好更广泛的成效，从本期开始，本刊增设由共青团大连市委承办的专栏“传承”，特邀钟永圣老师撰文主讲。

传承・之一

写在开篇的话：

真正的经济学为中华传统文化所独有，它使中华文明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还有连续的远古传承的文明。这种中国本土原创的传统经济学，已经被中国至少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所证明：体悟它、掌握它、相信它、践行它的时代，而兴而昌，富庶而强盛；忽略它、怀疑它、误解它、抛弃它的时代，则贫弱而危乱，衰而亡。它是从根本上造福国家与民族的智慧。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当此国家重昌复兴大业之际，当求天下经济之真经至理。理通法自明，富强之梦方可期待。

钟永圣，男，1973年9月出生，祖籍山东高密。本硕博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倡导恢复中国传统经济学，弘扬德本财末的经济理念。2012年出版《中国经典经济学》一书，开辟中国本土经济学总结研究之先河，同年10月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英国帕斯国际出版公司购买了该书的英文版权，在欧美发行。大连儒学会副会长，中华五行伦理疗病法传承人，中国善财书院创办人。

误将“西经”当真经

我生于农村，怀着将来过上“富有”生活的梦想，来到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学习“经济学”，天真地以为自己从此就可以掌握致富的秘诀，犹如阿里巴巴念“芝麻开门”一样，只要自己输入财富的密码，财富就会滚滚而来。可是，本科毕业成为经济学学士，工作三年依然是穷光蛋。“裸婚”之后又一番苦读成为经济学硕士，仍然是“月光族”，而且经常是寅吃卯粮，有时连续几个月都如此！于是咬着牙攻读博士，相信梅花香自苦寒来，相信皇天不负有心人，相信总有一天自己的财富梦想会实现。

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曾经动摇过，觉得自己不是学习经济学的那块料，还曾经到北京大学找朋友李东询问转读社会学的可能。可是，一场讲座改变了我的看法。张五常教授2001年4月15日到学校讲座，当晚在大连的望海楼，他告诉我：“我们早就知道如何变得富有，但是不知道变得富有这件事是好是坏！”我听了大为惊讶！我一直以为西方经济学在寻找致富的原因和途径，因为一直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所以我们才有研究下去的必要，既然早就知道了如何变得富有，那我们还在忙活什么？

这件事对我非常重要！它让我开始审视自己面前的“经济学”，开始怀疑它的“科学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开始模糊地意识到，可能这种被学生们简称为“西经”的西方经济学，并不是我进入大学前心里期望的那个经济学；并开始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的种种局限：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工具理性的狂妄以及对伦理道德传统的背离。尤其是当我反思到一些学者鼓吹的纯粹的市场法则其实就是丛林法则的时候，觉察到“所有人或组织都会在局限条件下自利最大化”的假设前提，与其说是经济理性，不如说是教唆自私的时候，我明确地意识到，如果这就是“经济学”，那么这种学说流传越广，世界就可能越冷漠，人们争得的物质越丰富，精神就可能越贫穷，离真正的富强目标就可能越远。

从那时起，我就试图跳出西方经济学去寻找答案。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世界，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让西方经济学很没面子：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的学生罢课，认为西方经济学教坏了华尔街的精英，要为此次危机负责；英国女王视察英国皇家学会，质问在场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危机，却没有一个人提出预警？索罗斯发表《超越金融》，公开宣布西方经济学市场有效性假说破产，出5000万美元在母校伦敦经济学院设立新经济学研究院。一时间，西方经济学似乎真的穷途末路了。而此时，我念念不忘地精读《原本大学微言》已经十年，在西方经济学危机的帮助下，在和老师刘有生先生、刘力红先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儒释道原来是贯通的！中华文化是混为一体的圆觉智慧！因此中国本有自己圆觉贯通的传统经济学！正因为圆觉贯通需要体悟的学习方法，这种经济学才不被习惯了分科而析之的现代人所认识。

中国有自己的传统经济学这一观点，一下子解开了多年来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时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富强是依靠什么学问实现的？由于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全部出自中华传统原创经典，所以我把总结的第一本书叫做《中国经典经济学》。一通百通，它意味着后面还会有诸如《中国经典管理学》等总结中国优秀传统经济文化的著作。

归家原是光明路

我从此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原创经典中寻找如何富强的答案。《易传》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举而措诸民，谓之事业，那么希望全体人民过上富有的生活不就是我们的大业吗？“日新”意味着天天进步，不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吗？原来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盛德”！那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时代认识不就和古代传统相契合了吗？

从中国传统文化上说，富有、富裕、富足、富强，具有层层递进的意蕴：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先是苦心戮力，点滴积累成富“有”；然后再接再厉、衣食有余为富“裕”；裕字本身就表示用于吃的“谷”和用来蔽体的“衣”，其音为“余”的去声，所以富余为“裕”，隐含着吃、穿、住、行都“无虞”之义。当富“裕”达到富“足”的圆满程度，就面临着转化了：充裕的财富如何运用？如果应用得好，国泰民安，强盛不衰；如果教化不明，不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通常会造成奢靡之风，则如《道德经》第五十五章所言：“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早已”，就是早早衰亡的意思。结果必然是由富而衰，强不可得。

富强，先富后强，强国必富，富是强的前提。那么，富之前呢？什么是富之因？强之后呢？什么是强之果？富之前是“付”，付出，付出劳动，付出汗水乃至心血；付出种子，付出耕作，付出经营，付出管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钱得钱，种下菩提树，必开吉祥花，必得吉祥果。可是种错了种子，种下荆棘，必得伤痕；种下罂粟，必得，害人祸己。因此《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这看似简单的四个词语构成的文字逻辑，竟然是整部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写照！强盛之后，如果不能合道兴德，总是难免衰落！周代成康之治，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雍乾盛世，都为后世打下了强盛的基础，可是不论强盛时间长短，最终都是因为君民不合道德伦理而陷入衰落乃至灭亡。例如汉武帝穷兵黩武，唐玄宗宠妃，宋徽宗丧志荒无度，都导致各自的朝代由盛而衰。就其正常的兴盛时代观之，周代、汉代、唐代皆富而强，宋代富而不强，元代逞强而终致不富，明代算半强半富，清代前期富而强后期弱而贫。

富强本因德行积

经过对整个历史的回味，方知原来富从德来！世间一切获得，都是道德的结果。《道德经》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既然道生万物，那么财富自然也是由它生出来的，所以“生财有大道”，所以曾子在《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若不守道德，为富不仁，就是同时自销以前的福德和自毁未来的财运，富必不久远。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德有多深，财有多厚。不断积德就是不断积财，德厚之人随缘兴业，皆可成就。如果败德就是败财，就如《黄帝内经》所云：“伐其本，坏其真”，不论财富有多少，迟早败亡。

第4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公司管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8日

一、新制度经济学概述

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流派学说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是很晚的，但它的地位相当独特，影响十分深远，其研究的领域和课题越来越宽广，并且有成为经济学主流之势。它的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等。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从理论探讨上，还是实践推进中，也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应当成为我们了解的重点。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制度经济学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支。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就是规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或经济的制度，传统上所理解的制度是政治或经济体制意义上的。制度这一概念是在“规则”这一意义上被制度经济学家使用的。

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它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其基本出发点的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发展的绩效是由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造成的，而人们活动、行为的方式和逻辑是由人们的动机决定的，人们的动机则是由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所诱导、塑造和决定的。因此，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好坏以及确定经济绩效好坏评价标准的最终决定因素。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

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二者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都对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的作用以及过分的形式化表示不满。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以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强调研究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旧制度经济学尽管对古典经济理论不满意，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重视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但二者仍然有区别：旧制度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法律、文化等逻辑的角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将制度问题纳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而使得用制度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可以实现形式化、模型化。

二、公司管理理论概述

公司是企业的组织形式，按法律程序建立起来的企业组织，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典型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制度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企业经济关系，包括企业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一些重要规定、规程和行动准则，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制度是公司为了规范员工行为，加强考勤管理，维护工作秩序，提高工作效率，经过一定的程序严格制定相应的制度，是公司管理的依据和准则。一套科学完整的公司管理制度可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和职工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企业管理理论经过以下发展阶段：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工人是机器，通过改善工作程序来提高效率；人际关系理论认为工人是人，有需求，需要激励，高效率的工作来自好的人际关系；系统理论认为整个企业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人、组织结构、生产技术和环境等因素；权变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好的管理，只有最合适的管理；以人为本理论认为企业管理应该从人性出发，建立和谐的组织和企业。

现代企业管理是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运用科学的思想、组织、方法和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创造最佳经济效益的过程。现代管理理论有四个特点：长远性、全局性、战略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战略管理涉及企业大量资源的配置问题。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公司管理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一）公司的出现。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战争使得政府出现财务问题，商人的财富却急剧增加，此时，商人出资帮助政府解决财政问题，政府则授权给商人进行贸易、工程、税收的权力，公司由此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合约。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层级机构较多，机构之间的协调需要大量的交易成本，这样的话，政府进行贸易、工程、税收时的效率较低，所以政府才有将这些职能承包给商人的动机。可以看出，公司的出现是由于公司内部的交易成本小于政府内部的交易成本。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交易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来替代交易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但企业内交易也有成本，如果过高，运行的效率就会降低，又会被市场交易所取代。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两者交易费用的比较。

（二）以人为本。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重视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加强对人员的培训，而是要致力于开发和完善独特的人才培训机制，实施终身学习、不断成长的激励机制，开发人的潜能。要着力塑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企业竞争平台，造就能令人心情舒畅、有助于激发和释放创新能力的工作环境，增加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在日常工作管理中，不再把人作为生产机器，人是社会人，是有需求的，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做出了修正，对人的行为作出三点假定：人的行为动机的双重性，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人们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寻找均衡点。有限理性，是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一方面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环境复杂；另一方面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是有限的，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知环境的能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指人具有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而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约束。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理念与制度运用相结合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三）公司文化。企业管理不仅需要“理性”，需要“条条框框”，同样也需要“非理性”，需要“软”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西方现代管理学强调管理的软化，重视企业文化的作用。许多企业家逐步意识到，企业员工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文化人”，管理要有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具有教育功能，使员工产生团结、进取的精神境界；约束功能增强员工自我约束能力，使各项规定能有效落实；凝聚功能使员工处于最佳位置，达到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目的；协调功能使员工的人际关系和谐，自我协调能力增加。企业文化包括四层结构：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形成一个从表层到深层的有序结构。在诺思（D.North）的框架中，文化作为制度的一个层面尤为受到重视。在他看来，文化作为秩序的伦理基础，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更是从经济发展史的高度指出，“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组织内部的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组织资本”，它除了通过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决策产生影响，更对人们发生相互关系提供一个框架（它可以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其不确定性），文化作为一组“通过教育和模仿而传承下来的行为习惯”，对于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产生影响。企业作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诞生物，其单位组织成本（管理成本）的大小即反映了企业的边界与实力，用法律、制度规范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必显得成本高昂。因此，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心理约束，必定可以作为正规约束的替代。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企业文化能够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无论是制度管理还是人治管理都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采用人治管理，大量的人力成本与交流成本是无法避免的；使用制度管理，可以减少人力成本，但又增加了维护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最重要的是两种管理方式都是带有强制性的管理模式，员工处于被动管理位置。假如企业长期使用这些管理方式，会减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工作效率，员工易出现逆反心理。而一个良好的公司文化不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还会避免这些问题出现，更有利于公司的管理。

综上所述，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司管理理论的发展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已有的公司管理理论许多都可以追溯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并且新制度经济学能够有效创新公司管理理论。

主要参考文献：

第5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机械自然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系统论；天下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9-0019-05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哲学与经济学的不解之缘：经济学最初从哲学中诞生出来，而哲学的每一次发展几乎都会对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从诞生来看，在经济学的思想未体系化之前，经济思想实际上是与哲学思想浑然一体的。这表现在古希腊很多哲学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奎那等无一例外。比如，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论述了分工的经济意义；亚里斯多德讨论“公平”这一道德范畴时发表了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天才见解。从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新的哲学思想的引进，几乎每一次都会引起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正是在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哲学旗帜下，重商主义才敢堂而皇之将人的欲望、追求摆上经济理论论坛；正是在培根“世界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们应该通过现象看本质” 这一认识论思想的牵引下，威廉・配第才开始探究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从而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正是引入了爱尔维修利己主义伦理观，亚当・斯密恢弘的《国富论》才会长篇论述“人的自利追求会使社会福利自动实现最大化”；正是先有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我们才会看到庞巴维克至今尚存的《资本实证论》；只有研读了斯宾塞的《第一原理》，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运用了那么多进化论、均衡论的方法；也正是凯恩斯将量子论中的“测不准原理”引入经济分析，罗宾逊夫人才会评论说：“凯恩斯所论证问题的真正本质是不确定性”。[1]

斯密以来，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机械自然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系统实在观。本文分析了这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具体影响，并指出仅仅依靠系统实在观是无法完全克服机械自然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经济学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指导。

一、以机械自然观为哲学基础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及其局限

机械自然观的建立始于英国那个被称为“机械宇宙绘图员”的霍布斯以及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后来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机械自然观强调从部分和个体角度认识整体，认为整个世界与机械类似，由部分组成又可以还原为部分。这种哲学观经过工业社会的实证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为各门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生物学将生物细胞与人体器官当作机器的零部件理解；医学将人的精神和肉体分开进行治疗；管理学的泰罗主义将人看作生产工具，和机器一样被当做时间和动作的研究对象。

机械自然观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有关世界的一种主流认识。受牛顿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很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主张将社会科学建设成类似数学和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观点无疑对边际革命的创始人瓦尔拉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瓦尔拉斯就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来构建他的经济学一般均衡体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学的理性原则构架起一套经济宇宙的客观法则，在这样的经济宇宙中，人们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公理演绎出经济生活中的规则。为此，他秉承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简化[注：亚当・斯密坚持劳动价值论，所以他的“经济人”还有资本家、工人和地主之分，而瓦尔拉斯的“经济人”则是一个超历史的自利个体，毫无人格化的差别。]，将社会归结为同质自利个体的总和，遵循先分析个体规律，而后将个体规律直接加总为社会规律的路径研究经济现象，并且这一路径是不可逆的。这种方法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其哲学基础显然是机械自然观。

通过个体来认识整体，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机械自然观将个体组成整体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整体并非个体的简单组合，这一过程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化学过程。机械自然观对这一过程的简化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瓦尔拉斯将经济学数学化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缺陷，他将社会看作同质个体的机械加总，忽视了个体在习俗、道德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没有深入研究个体组成社会的有机过程。以系统论的“蝴蝶效应”[注：北京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引起南太平洋上的一次龙卷风，这是“蝴蝶效应”的一种经典表述。]为喻，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实际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并没有研究这一动作引起龙卷风的整个过程。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引下，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的一个横截面，并没有关注经济发展过程。所以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批评说，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而没有研究经济发展。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注重个体与竞争传统的强化及其局限

如果说机械自然观只是从学理层面为经济学片面强调个体主义方法论提供哲学指引，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进一步渗透到社会层面对经济学注重个体、强调竞争的传统进行了强化。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社会领域就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由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这一过程是由斯宾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宾塞就在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2]，当《物种起源》发表后，斯宾塞为其社会进化思想寻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学论据，于是就有了其后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辩护的《第一原理》。1890年，马歇尔在斯宾塞《第一原理》的基础上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原理》有那么多词句与《第一原理》相同。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所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深刻程度，可以从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说：“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3]。

达尔文认识到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但他并没有忽视生物间的共生现象。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无视自然选择过程中的合作，片面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生存竞争。这是对达尔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尔丁意味深长地说，达尔文显然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4]。对竞争的片面强调意味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道德基础，这与强调理性分析与竞争、忽视道德研究的经济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坚持的也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因为它也只是从单个物种间关系来认识竞争，然后将总结出的所谓规律推演至整个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这与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牛顿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虽然进化论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经济学[注：如果追溯历史，达尔文的这一认识是受斯密和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的观点启发提出的。正如让・皮亚杰指出的那样，早在19世纪达尔文关于选择的思想就部分地受到经济学和人口学概念的启发，而不仅仅是受到饲养员人工淘汰的启发。（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6）科斯也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阅读了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著作后产生的结果。”（科斯．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N］．成都：经济学消息报,1998-10-30）]。[5]，但社会达尔文主义远比经济学流传更广、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社会达尔文主义既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除了历史局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掠夺提供了理论辩护。盛洪在分析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精神[注：经济学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突出表现在博弈论所说的合作博弈、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合作制度以及自由贸易理论所强调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将使经济效率最高的观念中。米塞斯也深刻地指出，由于战争会破坏市场交易，促使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自给自足而非劳动分工，因此保卫了和平也就保卫了劳动分工，保卫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必然是一个天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在西方得不到弘扬的原因时指出：“在现代经济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正走着一条用武力向外扩张的道路。尽管连年征战也给人们带来了痛苦，西方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榨取却减少了西方国家战国状态的残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较少对战国规则产生憎恶之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6]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够从中获得切实好处，人们有意无意地坚持或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它得以长期存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与扬弃。

三、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20世纪以来，随着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对人类认识的拓展，系统论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系统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系统，这一系统虽由各部分组成，但各个部分并不能与系统机械地分合，因为系统与部分之间除了线性关系，更多的可能是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使得人们的决策往往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与机械自然观不同，系统论哲学认识到整体、关系、过程和动态的重要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认识个体，认为关系和整体是首要的，个体必须在动态的整体过程中才能够界定，而且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在整体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无所谓主次。这种哲学观对众多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强调身心统一的整体医学观、管理学当中的系统管理理论以及各学科中的自组织理论等等。

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海森堡发表了《量子论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观内容》，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1930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证明“在数学中总有一个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这其中蕴涵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原理，而精通数学的凯恩斯接受了这一原理并将不确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分析中[注：凯恩斯革命将预期、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使政府、厂商和个人决策时面临的环境参数发生了改变，这是凯恩斯革命的精髓所在。不过，新古典综合派在寻找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时将这些精髓丢掉了。]。这可以看作是系统论思想最早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混沌经济学、演进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更体现出系统实在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强调，将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知识等也纳入了经济分析，使得经济学不仅接近了现实，而且有突破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趋势，其对集体主义方法论的强调将促使经济学反思机械自然观。混沌经济学尤其关注一些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的模糊现象，发展下去似乎也会在哲学上改进经济学：因为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只能解释运动状态能够复制的周期性现象，而对于那些路径界定非常模糊、经常有涨落、且运动轨迹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够复制的波动性的非线性变化，则需要借助系统哲学观才能够解释清楚。演进经济学则进一步阐发了经济学的经济生物学性质，而不是经济力学性质，这既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也是对经济学牛顿体系的挑战。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上述经济学的新发展还没有从哲学基础上真正扬弃机械自然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因为它们还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这些东西，从而使它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发展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凯恩斯虽然将整体性和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很快被希克斯―汉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萨缪尔森综合进“新古典综合派”，后来还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边际分析”和“经济人”假设等，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一个统一的主体理论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由纲领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两部分构成”这一模型来分析，上述非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做了调整，并没有触及其内核[7]。用库恩的话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目前还只处于“危机阶段”[8]。因此有人说，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其实不过停留在19世纪哲学和物理学的水平上，还没有实现“现代化”[9]。“在现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之间是一段沉默的距离”[10]。也就是说，经济学并没有完成在系统论基础上的哲学重建。

四、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发展的可能贡献

由上述分析可知，经济学要想获得新的长足发展，在哲学基础上必须突破两个局限：一是机械自然观的局限与束缚；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与束缚。对于第一个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统实在观的贡献，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已经做了初步的尝试。尽管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远，不过依靠西方的历史资源与努力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还是有可能的。对于第二个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仅靠西学的资源就要困难得多，必须考虑引入新的文化传统来改造西方原有的社会哲学和人们认同的旧的行为规则，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典哲学是为数甚少的可资借鉴的非西方的文化资源。事实上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对第一个局限有所突破后，经济学应该向何处去，西方至今没有找准方向。

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是天下主义，这种天下主义也必定是一种和平主义，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引入到社会领域，是以民族主义为现实基础的。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共识。由于它只认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从而更倾向于用强力或暴力手段来改变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财富分配与利益冲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民族主义的这种暴力行为提供了理论辩护，因此只要有民族主义就必然会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天下主义则持“世界大同”的观念，认为人与人是同等的，国与国是平等的，根本就没有也不应该有民族之分。由于强调对全人类的认同，从天下主义很容易导出“天下为公”的原则，在它看来，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谋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实际上毫无意义。因此，天下主义更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强力手段去获得财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增进全人类的整体福利，我们需要的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在民族主义下，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国家将主动或被迫将资源用于发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义下，这些资源将会完全被配置到社会生产中去。更为严重的是，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还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灭亡。因为在民族主义“以暴制暴”的行为规则下，民族国家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确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长期竞争的结果是“不合作冲突”不断升级，发展到现在便是人类拥有了数万颗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已经将人类社会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要发扬天下主义就必须要倚重中国，因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惟一以天下主义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国度，她为今天整个世界天下主义文化发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天下主义要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和平统一；二是幅员辽阔。长期的和平统一才允许一个国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进该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去发展民族主义；幅员辽阔才可能促使一个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的状态下把自己“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11]。中国在秦朝便结束了战国时代，并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这非常适合天下主义精神的发展。用汤因比的话说，由于长期的和平统一，再加上“独尊儒术”等文化政策的实施，中国自汉以后便发展出持久的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断有朝代的更替战争，但中国的文化成功地将国家和天下区分开来，以确保天下主义的发展，顾亭林的一段话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11]。反观西方，他们至今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而国与国争必然滋生民族主义，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义。虽然欧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族主义的结束，因为欧洲的统一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民族主义。[注：关于上述天下主义、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盛洪在其论文集《为万世开太平》有过诸多深刻的经济学分析。]

只有天下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在天下主义还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前，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去论证和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由于文化的无意识，相比生活在民族主义文化氛围下的西方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者更有可能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在中国古典哲学的指引下清理民族主义的影响，提出西方经济学家因为文化偏见而提不出的问题，并使经济学的发展回到她应该回到的轨道上来。正如汪丁丁所说：“经济学向现代的发展应当，而且……也只能，从回到哲学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固然是先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训练，然后才被实践推动着去思考超越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不过中国经济学家对老师的超越，在我看来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一超越必须从哲学开始，而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哲学了。”[12］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随着西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思，我们相信，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那时经济学就真的会成为“她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经济学”。

五、结 语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学的定义及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做一个简短的总结。什么是中国经济学？是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或者说是中国人所研究的经济学？显然，这三种认识都没有道出中国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根据上述经济学发展的哲学路径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引入了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的古典哲学从而使得经济学在问题的发现、理论的构建和发展的方向上均有所突破的一个经济学派。而中国的经济学要想走到世界的前列，至少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不懈努力：一是突破机械自然观的局限，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重整经济学体系，使之对现实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二是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中国古典哲学当中的优秀资源，阐发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使人类社会走出社会达尔文主义下的“不合作升级”困境，并最终为人类社会开出万世太平。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个基本哲学路向，实际上也是整个经济学发展所必须坚持的两个基本哲学路向。

参考文献：

［1］ 张志雄．公司的故事［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15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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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盛洪．为万世开太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6．

［7］ ［美］伊・拉卡托斯．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8］ Kuhn，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9］ 黎均湛．经济学如何关注道德［J］．经济学家，1999，(4)．

［10］ 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

第6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财务管理；金融学；经济学；融合教学

高等教育中，财经类专业囊括的范围较广，常见的专业包括市场营销、会计、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金融、国际贸易、企业管理、统计、财税等经济与管理类。这些专业之间都有宏观、微观、市场、政策、核算的联系，这一系列的因素构成了整个的财政经济体系。因此，选择财经界的任何一个专业，其他一系列的财经知识也都是有必要涉足的。

一、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缺乏金融、经济知识的原因

基于知识的全面性和财经知识的贯通性，本文以财务管理专业为例，对高等教育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剖析，进而研究对财务管理专业学生金融学、经济学融合教学的必要性。

（一）专业定位不准确

当前高校尤其是应用型高校，以培养职业型人才为首要目标，对学生多学科涉猎、全面发展的认识不够强。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大学学习到的多是会计类知识，因为会计专业将来就业机会多，可操作性、实用性较强，契合应用型高校的教育目标。而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也深受就业市场和学校教学理念的影响，对会计知识关注度较高，对财务管理专业课不甚重视。

（二）学科划分过细

过度细分的学科，相互之间的纽带被强行割裂，知识体系不完整、不衔接。事实上，这些专业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利用手中的闲置资金进行投资，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财务管理行为，在选择投资项目之前，了解国家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需要财政学的相关知识；但了解国家的政策还远远不够，整个经济环境的概况要熟悉，经济学会来解释市场规律；至于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或者项目来进行投资，金融学在金融创新产品方面派上了用场；会计核算负责记录和监督经济行为，进而指导其后的经济决策。由此可见，一项理财投资想要做好，需要几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三）学生对金融学、经济学兴趣不高

本人入职高校不久，身为财务管理专业教师，了解到本专业的学生只对会计相关的知识感兴趣，财经新闻从来不看，原因是看不懂、没意思。经济常识、金融理论都知之甚少，更别说将其理论用于实践和理财规划了。这种现象并不是由于学院没有为财务管理或会计类学生开设经济和金融相关的课程，而是因为学生甚至老师都觉得这些课程是外专业的，没多少作用。加上就业形势的严峻，学生们只钻研本专业的几门核心课程，考研、考证热度不减，其他的知识懒得学习甚至懒得了解。但是，我们要培养财会专业学生的眼光，不能只局限于记录和核算，要将眼光放长远、视野开阔，从整个经济形势着手，旨在核算准确的基础上更注重培养创造价值的决策能力。综上所述，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会计以外的其他财经专业课，尤其是经济学和金融学，这两个学科既是基础也是热门。

二、金融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及关联

金融学是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可以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而金融学便是经济学的货币表现形式，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一部分，是以融通货币和货币资金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研究个人、机构、政府如何获取、支出以及管理资金以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学科。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信用和货币流通不可分割，把信用和货币流通紧密联系在一起，金融学的基本内容是：研究它们本身的运动规律和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与其他经济范畴的相互制约关系。最近几十年，金融学发展迅速，无论是在理论领域还是实践领域，金融市场生机勃勃，不断创新，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各大高校也都越来越重视金融学学科的建设。主要开设西方经济学、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世界经济概论、金融工程学、国际保险、信托与租赁、公司金融、证券投资学、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统计分析、国际结算、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等课程。金融学专业的课程里，有一半属于经济学的内容。

三、将金融学和经济学知识融合注入财务管理专业教学

从对金融学和经济学的介绍可以看出，要想在金融学界和经济学界有所专长，精通上述主要课程是首要之举。而财务管理专业学生本身对经济和金融的敏感度偏差一些，基础不牢，在继续学习中难免会吃力，进而产生厌学情绪，形成恶性循环。财务管理专业非经济、非金融科班出身，学生们并不需要太过专业的金融经济知识，只是为了掌握一些基础的知识，为财务管理工作的核算、决策工作提供帮助。因此，在教学方式上，应选择从兴趣培养入手，慢慢带入，多加实践，寓教于乐。

（一）培养兴趣

笔者平时浏览微信平台发现了一个财经新闻的公众号，这个公众号推送的信息很有意思，是通过画图、讲故事的方式介绍财经事件，十分生动形象。课堂上跟学生说起本专业的学生要培养经济和金融的敏感性，顺便把这个公众号推荐给学生们。一段时间以后，有学生反映非常喜欢该公众号，从最开始的新鲜好奇，到现在每天都会特意翻看当天的财经信息，通过学生感兴趣的途径把财经信息介绍给他们，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二）金融学与经济学理论融合教学

从教学顺序上来说，金融学是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了解经济学的发展史和重要理论，是继续学习金融学之前要夯实的基础。从教学效果上来说，在理论介绍的基础上，可以进行案例教学。充分利用网络共享资源，发动学生们亲自去查找相关金融学和经济学案例，结合理论基础，小组分析讨论，再进行汇报总结。

（三）多增加实习实践环节

充分发挥高校的资源网络，校企合作项目多推荐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中，不只是会计职位的工作，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也可以推荐学生加入，一方面，消除他们对金融行业的不了解；另一方面，对所学的金融学和经济学课程的理论知识进行融合。对各类相似或迥异的知识进行巩固，莫过于将之结合实务加以运用，能够显著增强自身的综合能力。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和阐释，我们可以看出，对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加强金融、经济知识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在教学方式的选择上应从兴趣出发，夯实理论基础，多加实践，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

参考文献：

[1]吴英杰.后危机时代的高校金融教学该给：理论发展与实践模式[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2（04）.

第7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价值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 人力资本

价值理论回顾

古典学派的供给决定论

古典学派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由生产所创造，所以称之为供给决定论。由于生产过程是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自然应从三个要素中去寻找价值的源泉。一派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即劳动价值论。另一派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即要素价值论。

边际效用学派的需求决定论

该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来自于生产过程，而是来自于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主观评价。若消费者认为商品对自己的主观效用大，则商品的价值就大，否则就低。

新古典学派的供求决定论

供求决定论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解释价值的决定，它由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创立。马歇尔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引申出商品的需求价格，又根据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引申出商品的供给价格，价值由供求双方达到的均衡决定，这时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

价值理论的变迁

综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史，我们发现价值理论是为适应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提出的，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有的价值理论将跟不上经济的发展水平，它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古典学派的供给决定论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将资源集中于能够最大限度扩张的生产领域，所以古典学派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使资本家有将他们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进行再投资的强烈动机，结果使产量大幅度增长。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理论仅仅适用于不发达经济，工业革命开始100多年后，这个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显著。

边际学派的需求决定论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如何促进财富增长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边际学派给予需求应有的重视，使资本家的注意力从盲目生产转移到如何使产品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毫无疑问，这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但边际学派极端忽视供给，鉴于需求决定论的片面性，马歇尔在边际学派的基础上发展了他的供求决定论，在当时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且举足轻重的。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决定论在很长时间里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

展望价值理论的未来

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决定论抽象掉了现实世界中的许多特征，构造了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这明显与实际相脱节，因此一些新兴经济学对其进行了发展和补充。

公共经济学是以公共品的供求机制为研究核心的经济学科，其发展弥补了新古典自由市场仅仅限于纯私人品假设的不足。其对新古典理论的发展主要有：认识到价格机制不仅包含着私人交易私人品的过程，同时包含着交易公共品的过程。指出公共品的价格机制包含着公共（政治）选择的均衡过程，提出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价格机制不仅包含着价格的决定过程运行机制，也包含价格的管理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如何优化制度环境，考虑到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者也是“经济人”，就必须对通过市场前分配权力来创造经济价值这一寻租行为加以强有力的限制，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

使马歇尔均衡价格机制理论重新回到市场分析起点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其在产权、交易、组织、契约、信息等诸多方面都丰富和拓展了新古典价格理论，把其从静态和瞬间的数量关系上升到动态的、包含瞬间和长期的产权契约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子引入到价格理论之中，使之成为价格机制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从而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不仅反映物物交换的关系，而且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讨价还价”的交易关系，是凝结在物品中的产权契约关系。

第8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

( 一) 世界经济法产生的渊源

19 世纪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在他的的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就指出，要想很好的处理好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纠纷就需要对社会中各种矛盾进行很好的分析和理解，但是我们应当理性的发现，如果我们过多的使用公法来调整经济那么私法则无法实现其自身的独有价值。因此，我们的社会组织一定要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的基础上。所以说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在世界经济法学说领域做出了总要的贡献。然而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德国人终于使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设想成为现实。从而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经济法一词的国家，从而使当代有关经济法的学说和概念得以产生。

( 二) 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基础

我国的经济法，是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得以产生，那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所以说建立和完善相关与经济体制相协调的法律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然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提出和发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特色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以最求全社会分配公平为目标。由于当时受我国所处的国内与国际的大环境影响，这一特殊情况就决定我国发展自己的市场经济不会有充足的时间以及获得其他国家的帮助，所以我国必须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要压缩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以说，这就给我国发展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法律制度带来了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经济法的取向价值

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学的作眼点和出发点，所以要正确的处理好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的处理好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当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出现矛盾时，经济法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其价值取向，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更好的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所以说社会整体利益是经济法精神价值目标的唯一体现。

( 一) 经济的自由和秩序

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和对立统一体，著名的经济法学者史际春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

法所体现的是一定的社会秩序。所以说经济法所体现的是一定的经济秩序。这种秩序有利于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世界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程度，经济发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说经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只关注和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整体利益，为所欲为，那么这样的自由发展显然是片面的。良好的秩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经济自由又始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之所以要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甚至允许政府参与到经济的调控中来，其目的都是为了使经济发展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从而能够进一步体现经济的自由。笔者认为良好有序的经济秩序对于保障经济自由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够促进经济自由的实现。所以说当代经济法在经济秩序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同时经济法在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统一性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综上所述，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但是二者之间除了统一以外有时也会产生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在出现矛盾时要学会解决矛盾。所以笔者认为，无论是主张秩序高于自由还是主张自由高于秩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前者是个人主义的体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后者以秩序为名损害了个体的利益，严重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生机，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综上所说无论是，经济秩序还是经济自由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十分重要，只有两者有机的相结合才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更好的实现经济法的价值。

二) 社会的效率与公平

经济法的效率问题首先是法律规范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所以说效率的价值在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规范对于经济持续、健康、稳定、较快地增长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效率和公平的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笔者看来效率与公平应当属于不同范畴的问题，效率应当属于经济领域问题而公平应当属于道德领域问题，它们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而社会正义正是效率价值实现的保证，是社会效率的奋斗方向。事实证明，只有当人们日常的生活中感受到社会公平时，人们才能主动、积极的去创造。我们不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只重视个人的经济效益，从而造成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衡，从而引发社会矛盾，但也不能再像我国的早期那样，过分追求社会分配的均衡从而满足于吃大锅饭，造成经济停滞不前。这些都是我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出现过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我们没有正确的处理好社会的效率和正义。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问题的独立法律部门，它在调整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应尽量扩大二者之间的适应性，缩小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使经济法能够正确的处理好效率和正义的问题。

三、经济法的价值体现

( 一) 国家宏观调控中经济法价值的体现

经济法作为国家调整经济活动的最为主要的法律部门，同时经济法受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所以说经济法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经济和法律的双重问题，竟而经济法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追求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效益作为西方经济学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所以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同时包含着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学家们也承认用效率来表示使价值的最大化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法作为价值的重要体现方式，应以弘扬公平、正义准则，所以经济法作为法的一部分也应当体现公平、正义无可厚非。而决大多数经济法学者也认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原则应当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之一，甚至有一些学者还认为这公平与效率同意原则应当是经济法的最为核心原则，笔者也同意此种观点。通过分析世界其他国家以及我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的经验，宏观调控的对象都是主要集中在商品物价、社会成员就业、以及本国经济增长等方面，它们都共同遵守着一个原则，那就是在经济活动中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目标就是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实现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适度增长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但是宏观调控权的行使范围也并非不受限制在笔者看来应主要受限于相关的法规和规章，本国的经济计划，有关产业政策等。所以说在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经济法的价值。

第9篇：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范文

一、高职经济学教学的现状

由于高职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不符合高职学生的需求和能力，教师缺乏因材施教的能力，教学以讲授法为主，忽视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教学学时安排不足，导致我国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低落。此外，由于高职学生在高中阶段缺乏经济学常识的积累，陌生的经济学概念使大部分高职学生对这门课程望而生畏。（一）教材缺乏本土元素。经济学教科书是普及和发展经济学教育的基石。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典著作《经济学》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流传甚广。与其他国家多样化的经济学教材相比，我国高职经济学教材大多是通过翻译、压缩国外原著来编写，陈述晦涩的经济学原理，缺少情景案例，不利于学生把现实经济生活与经济学原理进行直接的联系、建构整合信息，学生对经济学知识感到索然无味。（二）学时安排不合理。高职经济学课程一般要求在一个学期内完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教学学时为48~72不等。迫于在较短时间内向学生传授大量经济学知识的教学任务，教师大多采用讲授法，通过解释概念、推导公式、描绘曲线来阐明经济学概念和规律，让学生进行被动性的接受学习。（三）高中、高职经济学知识体系出现断层。我国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时代特征来培养高中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经济学部分共有《经济生活》和《经济学常识》两本教材。《经济生活》讲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消费、分配理论；《经济学常识》概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史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理论。与高中经济学知识不同的是，高职经济学中微观部分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的思维，分析市场各个部分是如何运行的，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产品和资源市场的相互作用，政府决策对各个经济部门的影响；宏观部分解析整个经济系统的运作，分析国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各个经济表现指标、经济增长和对外经济贸易，探讨如何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来实现国民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目标。不连贯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使高职学生缺少对基本经济学概念的认识。

二、CAP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发展历程及特色

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PlacementCourses）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Board）于1956年负责开发的，供学生在高中阶段选修大学初级课程的课程体系。经过五十多年的教育实践，美国宏观经济学先修课和微观经济学先修课被广泛认为是一套衔接美国中学到大学经济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借鉴美国经济学教育的成功经验，我国自1996年开始积极探索打造本土大学先修课程体系，以解决我国长期以来高中和大学教育严重脱节的问题。2014年8月，以分层教学教育理念为指导，中国教育学会正式启动面向普通高中生的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在全国范围内遴选100所优质高中开展试点项目，规定微观经济学先修课程安排36学时的课堂教学。（一）本土特色教材的研发。我国经济学者积极编写适合本土学生的教材，从持续、平稳、健康、快速发展的本土经济发展历程中选取丰富的素材。李宏彬、周黎安编写的《微观经济学———中国大学先修课》教材中附有大量生活化的拓展阅读材料，如高三学生的最优学习时间表、快餐饮食文化、春运期间火车站购票长队、潮汕商人的经营管理理念、我国户籍制度的特征；文建东编写的《西方经济学》“精要与案例解析”收集了趣味性强的经济现象，对经济学概念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理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运用经济学思维解释经济现象的能力。（二）开放性考评系统的开发。为了考查学生积累的经济学素养和对经济学知识的理解、分析和应用能力，避免学生使用题海战术，微观经济学大学先修课课程考试以开放性的题型为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推理和探索真知，激发学生的潜能。（三）自主性教学的实施。为了推广和普及本土微观经济学先修课程，2016年6月15日，中国微观经济学大学先修课程MOOC课程正式上线。目前，已经有38683人报名参加微观经济学第二期MOOC课程的学习，非试点学校的高中学生可以通过慕课等现代教育技术学习经济学知识，为高中和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搭建桥梁，为学生独立、自主学习提供平台。（四）线上和线下教师培训系统的互补。到目前为止，中国教育学会已经组织了四次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的教师培训，通过积极的讨论与深入的交流，加深了解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评方式的共识，推进本土经济学教育的发展。2017年初，试点项目在爱课程网站开展第一次线上教师培训，旨在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三、CAP微观经济学课程建设对高职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启示

要使经济学发挥作为高职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作用，探索提高高职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迫在眉睫。借鉴CAP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建设经验，高职经济学课程改革可以从课程体系设置、教材建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取、师资队伍建设五个方面探讨教学改革的路径。（一）将统计学原理纳入高职经济学的先修课程。基于高职学生数理基础薄弱的情况，在统计学课程授课过程中相应地融入微观经济学概念，让学生接触生产函数、需求函数和边际量；强调样本数据和总体数据的区别，展示宏观经济数据的收集。统计学原理和经济学应该分别作为先修和后续课程，避免把这两门课程安排在同一个学期。（二）经济学教材本土化建设。教材建设是高职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促进有效教学的前提。一套优秀的教材必须包含教学大纲规定的核心内容，符合高职学生的认知能力，联系学生已有的知识体系，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引导学生探索真知。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需要做到“以人为本”，经济学教材也应该结合国情，以我国经济实践为基础，解释经济现象，让学生深入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学案例能增强学生对经济学原理的认识，将课堂新知识与头脑中原有知识和生活经验紧密联系，贯通整个知识体系，让原本枯燥的原理知识变得有趣味。（三）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鉴于课程学时安排紧凑和知识点繁多的特点，教师必须科学、合理地选择教学内容，将最具有教育价值的经济学知识传授给学生。高职经济学教学内容可以设置为14个重点专题，包括供需法则和弹性应用、分工和贸易、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市场失灵、宏观经济指标、长期宏观经济分析、短期经济波动、货币市场和银行体系、财政与货币政策、开放经济。教师对每个专题安排2~4个学时进行授课。（四）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高职学生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好奇心强，不断地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能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以提高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通过各样的网络媒介，高职学生能迅速地更新信息、接受新思维，把握时代的特征。在经济学课程开始之前，安排学生每天阅读自己感兴趣的财经文章，积累财经资讯，跟上经济发展的最新方向，了解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商品市场、证券市场、信贷市场的变动情况。及早接触经济学术语能有效地促使学生的学习发生，产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而这种学习兴趣很难在课程开始后一两周内获得。学生带着求知欲和好奇心进入课程学习，更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另外，围绕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采用分组研讨教学方能提高学生对高职经济学课程的兴趣，培养学生收集、分析数据的能力。如，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研究不同的经济指标，利用互联网搜索数据资料、制定统计图表，将小组的调研结果制作成PPT并进行课堂陈述，在陈述过程中，学生必须独立地思考和回答问题。通过收集国民经济核算、人民生活、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对外经济贸易、就业人员和工资等状况，学生初步了解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最新概况。课堂陈述结束之后，每位小组成员撰写一份有关我国经济现状的调研报告，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五）建立教学共同体。高职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与教学经验的增长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建立教师群体互动性的教学发展模式，形成教学共同体，是促进高职经济学教育的有效途径。同校、同行经济学教师之间应加强互动，地方院校的教师定期组织教学研讨会，探讨课堂教学的难点，共同开发高职经济学教材及教师用书；定期邀请教学专家分享制作微课、慕课的经验，使不同年龄和水平的教师得以获得共同的教学发展。鉴于新教师缺少经济学教育教学经验，高职院校应该为新教师选择一个优秀教师作为导师，通过观摩教学和老教师对新教师的“一对一”“传、帮、带”的方式培养年轻教师的教学能力。

作者:陈晓红 单位: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