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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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人口红利”是1997年安德鲁・梅森（Mason Andrew 1997）提出的人口经济学概念，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由此促成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效应，这段时期则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依据人口学理论，人口年龄分布一般分为五类：1―14岁为少年儿童，15―24岁为青年人口，25―49岁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50―64岁为高龄劳动年龄人口，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一般将15―64岁之间的人口认定为劳动人口。
我国的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年儿童占总人口比逐年下降。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我国社会养老制度的逐步完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开始缓慢上升。第一次人口普查和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了2.19个百分点，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所占比例下降2.6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了0.5个百分点。进入二十一世纪，2000年和1982年相比，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8.65个百分点，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10.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2.05个百分点。
至2010年，伴随着老年人口的缓慢增长，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以年均约0.52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下降。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881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6.96%，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一、贵州人口红利基本情况
建国以来，贵州人口依次经历了两次人口结构的转型。至2003年，贵州省总抚养比为50.33%，首次超过50%，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2004―2012年同期，相较于西南地区其他省份，贵州省总抚养比平均高出西南地区平均水平7.55个百分点。至2007年，这一差值甚至高达10.15个百分点（见表1）。由此可看出，贵州省的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人口红利提振贵州省经济增长水平能力有限。
自2007年达到总抚养比的最高峰后，贵州省人口总抚养比以年均1.94个百分点开始下滑。2007―2012年，贵州省人口总抚养比高于西南地区省份总抚养比平均水平的部分，开始浮动性下滑。总抚养比由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构成。2004―2012年，贵州省老年人口抚养比缓慢上升，少年儿童抚养比虽有适度下降，但是，同期和西南地区其他省份相比，少年儿童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居首位（见表2）。例如：2012年，少年儿童占社会总人口比例，四川16%、重庆16%、云南20%、22%、贵州23%。
总体来说，相较于临近省份，虽然贵州省的人口负担较重，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较重的人口负担在逐年缓慢降低，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贵州省具有抓住人口红利效应末期的能力。
二、贵州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社会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口结构会由“年轻型”逐步向“老年型”转变。随着经济的增长及科学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在不断延长，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发生转变，对传统的从事家庭生产和供给的劳动力刚性需求也在逐步下降，由此导致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双重下降。贵州省自2003年开始迈入人口老龄化，且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进一步催化社会的老龄化。截止到201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接近752.62万，占常住人口的21.55%。以户籍人口为计算基数，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已经达到11.64%，65岁及以上占7.96%。
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而新生人口转化为现实劳动力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很可能会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闲置，社会资源无法达到优化配置，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受到抑制。同时，现有的劳动年龄人口正渐渐趋向老龄化，劳动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弱化，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对新的职业技能的学习能力降低，社会经济活力减退。
贵州省处于我国西南地区，属于“欠发达，欠开发”省份，虽然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不及第二产业，但是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超过八成。2012年，贵州省农业人口约344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83.42%。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这主要源于我国农村的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和经济水平低下等因素。贵州省一些较为偏远落后的山区农村，甚至还保留着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更决定了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同时，由于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技术一般较落后，医疗场所覆盖率低，农村老年人的患病率和伤残率也较高。这些原因更加导致其子女经济负担加重，在负担完父母的养老开支后，基本没有剩余进行储蓄。Leff运用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对1964年74个国家进行截面估计，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抚养比对储蓄率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高储蓄率是我国能实现高投资水平的保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陈友华指出：老年人占社会比重高，国民生产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年人护理、医疗等支出会大幅上升，反而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会下降，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减少直接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
贵州省由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低储蓄率和非生产性消费支出，都直接影响到了贵州省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老年抚养比的逐年上升，其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2、低劳动参与率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高劳动参与率、高消费需求和高储蓄率。具体过程为：在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成长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后，就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人口，这就使得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得以保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为各类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随着这部分人口跨入劳动年龄的时间增加，其也逐渐达到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和消费的高峰期。
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贵州省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1953―1964年，贵州省0―14岁少年儿童增幅达115.44万人，至70年代末，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贵州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但由于在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陆续进入生育阶段，当时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仍占很大比重。1991―2000年，贵州人口出生率一直稳定在20.0‰～23.0‰之间，致使0―14岁少年儿童比重从1990年的32.68%下降到2000年的30.17%，下降了2.51个百分点。自此，贵州少年儿童抚养比在2005年波动上扬之后，一直在逐步下降。在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目前的少年儿童抚养比下跌是有利于经济的短期发展的，但是当现有劳动年龄人口陆续进入老龄化，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有限时，贵州省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均衡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沿海经济迅速发展，大量西部省份年轻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寻求更高的工作报酬和新的发展方式。在这一时期，贵州外出年轻人口加速增长。至2010年，贵州省人口净流出量为700多万人，比十年前增长了将近500万人，流出的人口中，99.09%为60岁以下适龄劳动力人口。
贵州省80%的人口属农业人口，基本从事第一产业，这就导致农村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失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不断向农村扩张，导致很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对于资金匮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劳动技能欠缺的失地农民来说，失去了土地往往就处于失业状态，这也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育率的降低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大量流失，是贵州省社会加速老龄化的重要因素，这样很难在未来保证实现均衡的社会年龄结构，保证社会总抚养比以及人均消费率和储蓄率较高。即便拥有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但低储蓄率也无法为投资提供保障。
三、社会环境对人口红利的影响
影响贵州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来振兴经济发展的原因，除了来自于人口红利状况的“先天”不足外，社会环境因素也制约着贵州人口红利的发挥，如：城乡“二元”壁垒阻碍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交通信息闭塞不健全使得劳动力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其中，尤其以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影响为甚。
在社会经济增长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要增加就业主要取决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由于具有资金需求少，收效快，吸纳劳动力能力强，一般能同时综合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特点，能够吸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是一般劳动者较理想的就业场所。同时，第三产业中有许多新兴的朝阳产业，能吸收社会最新型的生产方式，所以也更迎合现代人的生活理念，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从产业创造总值来看，贵州的产业结构基本摆脱了改革开放以前“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畸形发展、服务业水平低下”的局面。三大产业中，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持续快速增长，2002年贵州产业结构演变为“二、三、一”格局。尽管贵州省的产业结构得以调整，但是目前的产业结构仍存在问题。由于经济增长的后发力不足，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贵州省产业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第三产业的发展仍以传统的服务业为主，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比较缺乏，技术和知识密集程度较低，尤其是贵州先天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贵州发展旅游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尽管贵州近年来旅游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横向比较，差距还很大。
四、发展建议
1、逐步提高薪资水平，加大本省社保力度
首先，稳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彰显社会公平。其次，从长远来看，薪资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扩大内需，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对促进贵州经济整体发展意义重大。再次，提高薪资水平虽会给企业造成压力，但也能营造有利于竞争的环境，迫使省内企业逐步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改走技术创新之路，增强贵州省经济发展活力。当然，薪资水平的提高，必须在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之际，这样才能使得工资增速符合GDP增速。
2、提高本省劳动者的素质
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曲h等人的研究，如果将企业职工的学历由初中以下提高到高中水平，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提高24%，如果进一步改善为全部是大专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提高劳动者素质，要同时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术培训水平。借鉴国外经验，可建立健全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实习培训机制，促进新增劳动力与企业需求顺利接轨。在此基础上，如果未来能够把实际退休年龄加以提高，劳动力资源约束会进一步减轻，从而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式微乃至消失后，赢取第二次人口红利。
3、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具体而言，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应对“人口负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求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一要带头树立积极的老龄化观念，营造积极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二要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健全支持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法规；三要考虑尝试推行适当的弹性退休制度或推迟退休年龄；四要积极开拓老年劳动力市场，优化老年人力资源配置，充分调动老年人口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发挥余热，对社会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同时也是解决空巢家庭、老年人孤独、社会抚养压力等问题，维持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程邦嘉：从贵州农村流动人口现状看全省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及管理对策[A].贵州人口发展研究――贵州省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开发课题集（第二辑）[C].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2] 贵州省1%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贵州人口发展研究（第二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第2篇：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抚养比；老龄化
一、人口红利的定义与指标刻画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的。关于人口红利，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两个人口红利的说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表现出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局面。
对于“第二人口红利”的说法，即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理性的个人、家庭和政府，在生命周期假理论说下，其个人行为、家庭行为和政府公共政策的选择将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预期的产出和消费做出合理的安排。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理将导致国民储蓄提高和资本供给增加，这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将其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刻画指标很多，国际上统一用劳动力负担来刻画人口红利，相对于劳动力抚养负担，还有一个劳动力经济负担的概念，这是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水平的差异比较大，劳动力经济负担大致反映出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对于劳动力人口的消费情况，这能够更好的测算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社会消费结构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用。然而实际上，抚养负担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消费上的物质供给和经济支撑，同时也体现在精神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因此，通过抚养的数量比即劳动力抚养负担更能反映真实的负担状况。
因此本文中的人口红利指标即用抚养负担来刻画，而抚养负担又存在理论抚养负担和实际抚养负担。二者并不等同，差距在于劳动参与率，若全部的劳动力年龄人口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理论抚养负担与实际抚养负担保持一致，一般情况下，实际抚养负担要高于理论抚养负担。
然而，需要指出是，本文将采用理论的抚养负担，而非实际抚养负担，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市场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官方劳动力就业统计范围仅限于城镇劳动力，而忽略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且具体到劳动力年龄阶段的劳动参与率较难，即使估计的数据也与实际差异较大，很难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就用劳动力年龄人口来代替劳动力就业人口。
二、人口红利的特征
为了对人口红利进行比较充分的认识，研究人口红利的特征是特别重要的，对于一般文献中提到的三点：高劳动参与率、低抚养比、高储蓄率。这只是从表面上一些简单的特征表述，下面详述人口红利的具体特征。
（一）差异性
人口红利差异性包括地区差异、进入时间差异、红利持续时间的差异、结束时间差异、结构差异等。
（二）不平衡性
一是人口红利的区域不平衡，人口流动使得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红利存在差距。
二是人口红利的城乡不平衡，城镇化也在影响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城乡差距。
三是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的不平衡性，相对而言，东部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中西部的劳动力人口流入被延长了，城镇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被延长了。
（三）时效性
人口红利仅仅只是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配置结果，不是永久性的经济增长源泉。我国的人口红利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这种人口红利不可储存，必须即时存在、即时消费。
（四）成本性
因为人口红利消逝后的社会面临的是人口负债，人口红利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机遇是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通过经济社会的不断积累来应对人口负债阶段的各种挑战。
（五）条件性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比重较大只是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人口红利只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种人口年龄优势，人口红利不等于经济红利，也就是说，人口转变虽然带来人口红利，但是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条件性。
三、我国人口红利的分析及预测
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发生着变化，《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随后将会慢慢减少。此外，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但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使得老龄化趋势初现。根据此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65亿，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我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根据目前的人口红利趋势，很有必要对我国未来人口红利进行预测、分析，下面是采用联合国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所作出的预测分析。在1950年到2050年期间，我国的劳动力总抚养比的变化表现出上下波动的形态，其中有两大拐点：一是1965年附近的总抚养比达到最高点，另一个点是2013年左右的最低点，自从2013年起，总抚养比因人口老龄化而不断的增加，尽管人口红利在2013年左右消失，但仍有持续近30年的平衡期，在将来的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人口负债并不显著，也是一个应对于人口负债和老龄化调整的重要“缓冲期”，仍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
从1950-1990年，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均呈现出“倒U”型轨迹，在这一阶段，老年抚养比一直稳定的保持在8%左右，1990年之后，少儿抚养比在不断的下降，直到2030年左右达到谷值，1990年到2050年，总抚养比呈现出“U”型轨迹，在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老龄化加速，促使老年抚养比迅速增加，负担迅速加重。在1950-2050的一百年里，总抚养比的变化在1950-1990年期间主要因为少儿抚养比的变化，而在1990-2050年期间主要由老年抚养比变化来解释。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交叉点”发生在2030年左右，即从2030年，老年抚养比历史性超过少儿抚养比，开始全面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
四、政策建议
借鉴国际经验，在面对老年负担加重的挑战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有所不同，发达国家采用了移民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政策，而有些发展我国家强调了劳动年龄人口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为此采取了加强教育和培训、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措施。我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合适的政策，然而摆在我国经济发展面前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一是如何尽可能充分利用即将消失殆尽的人口红利；二是如何利用人口红利积累的经济社会基础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挑战。人口红利优势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协调发展；劳动力全流通与充分参与；提高老年市场参与战略；集中型抚养和赡养战略等等。（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第3篇：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117-02
1 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红利”是由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人口转变的过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的过渡, 最终发展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模式。在第一阶段, 先出现人口年轻化趋势, 少年儿童快速增长, 而老年人口增长缓慢, 这就使得总抚养比、主要是少儿抚养比快速上升, 并形成所谓的“人口负债”。而在第三阶段,少年儿童数量在继续减少的同时, 老年人口数量则快速增加, 此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大大高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 总抚养比上升较快, 易出现老年人口过多的人口老龄化倾向, 也会形成“人口负债”。这样, 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第二阶段, 就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 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 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一般在30年左右)。总人口“中间大, 两头小”的结构,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增长等, 从而引起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 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 较快的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目前,我们仍处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过程中,未来10年左右,“人口红利”仍有望驱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但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红利”往往是与债务相对应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转变,使中国提前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它来得早去得也快,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红利也因此而消失的较快。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目前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很快转变为对我国经济产生阻碍作用的力量。
2 现阶段妨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因素
(1)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2)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 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 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 走向城市, 走向发达地区。但是他们主要的从事行业为第二、第三产业,其中建筑行业占到了80%,因此说, 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 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
(3)阻碍农民进城的一些客观因素依然存在。
农民进城打工是为了获得比农村更高的收益,但是有时除去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机会成本、高于农村的城市生活费用以及心理成本外,近年来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明显提高而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所以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就受到了削弱。再加上政府对农民给与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务农收益相对提高,而且农民也不需要再背井离乡就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口红利发挥作用。
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如果中国在人口红利时期不能积累起数量庞大的社会财富,在“人口红利时代”没能实现“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工”,这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以后,当目前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进入老年时,一方面百姓自身无力应对养老挑战,另一方面,政府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开支将急剧增加,届时必将大大增加劳动人口的负担。所以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3 充分发挥人口红利效应的方法和途径
从上面所有的分析中我们也知道未来的10-15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我们要充分把握这一机遇,最大限度的利用人口红利,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3.1 延缓人口红利,就是实行“就业优先”原则
我国人口红利的兑现主要是从充足的劳动力人口能否顺利就业创造社会财富来看的, 其实关键就是提高就业率。我们讲人口红利是因为有充足和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开始短缺了,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这个优势。但是劳动力短缺的程度和速度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调节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把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调动出来,可以延缓人口红利。
3.2 推进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
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会始终摆脱不了“衬衫换飞机”的尴尬和无奈。中国强大最终要从“低劳动力成本时代”走向“创新型竞争力时代”,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劳动力的教育问题。由于教育资源的城乡分配不公平,使得我国城乡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农村明显落后于城镇,而我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这样肯定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要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提高教育的质量和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特别是适龄劳动人口,从而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本优势,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3.3 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
众所周知, 未来城市劳动力的提供, 必须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要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消除城乡间的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建立和完善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自由流通。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此, 只有逐步取消这种排他性的政策措施, 才能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畅通无阻地转移出来,减少农村中劳动力的剩余,发挥我国人口红利的优势。
3.4 加强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可持续的人口保障体系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人口红利的慢慢消失伴随的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国家的富裕,而我们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面临的一种情况是“未富先老”, 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 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由于农村人口基数本身就比较大,老年人相对的也就比较多,而且目前农村养老还是依照老传统,依靠儿女们来养老,自己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所以要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就必须建立一套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Bloom, D.E. and J.G. Williamson ,1998.
第4篇：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谈话一方是美国CBS电视台记者罗斯，一方是如日中天的苹果公司总裁库克。
访谈由记者的提问开始：为什么苹果公司不把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是不是因为中国工人工资低？
库克断然否定。
记者罗斯（以下简称记者）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如果不是因为低工资，那是什么原因呢？
库克淡定地回答：是技术。
记者很是诧异：技术？
库克：没错，技术。
记者显然不相信这个解释：中国工人的技术比美国工人更优秀？比德国工人更优秀？
库克：是的，让我讲清楚，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也就是你我所说的职业技术。长久以来，美国已经停止培育那么多工种了。我的意思是，你把美国所有的机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们所坐的这个房间就装满了。而中国呢，你恐怕得找好几个足球场才能装满。
…………
访谈一播出，全美哗然。
彼时，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人口红利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论调甚嚣尘上。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
诚然，中国以往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支撑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而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人口开始连年下降，随之而来的是用工成本开始上涨。
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不是真的即将消失了呢？
库克的话告诉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消失，只是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向新的人口红利转变。
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确实，人口数量红利正在结束，而第二轮的人口红利正向我们走来。
新人口红利一：人口质量红利。
从基础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带来人口质量红利的兴起。受教育人口数量突飞猛进，劳动人口中大学生占比逐年上升，遥遥领先于印度等国家。比较中美两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发现，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正加速追赶美国。历史上成功的追赶案例中，经济增长的追赶均以人力资本的追赶为先导。
新人口红利二：工程师红利。
第5篇：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一、我国“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判断
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和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又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机遇期”等。当一国或地区的人口抚养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时，通常被认为进入人口红利期。从人口发展理论来看，人口红利期的出现和消失具有必然性，通常意义上将人口红利期的结束称作人口红利期拐点。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人口负债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期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2011―2050年，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重除2025年和2026年外总体呈下降趋势，少儿比重持续下降，老年比重稳定上升，导致总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2034年首次突破50%，这标志着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①。2011年总抚养比进入峰谷，约为35.65%，其中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24.49%和11.17%。随后总抚养比将逐步提高，在2025年和2026年出现小幅调整后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如果将劳动年龄的上限和下限进行调整，即提高下限并降低上限，那么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有所提高，总抚养比迅速上升，人口红利期拐点将会提前到来。以15―59岁为劳动适龄人口，对预测数据进行平均匡算，人口红利期拐点将有可能提前到2016年左右。
二、“人口红利期”拐点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与影响
人口红利期拐点理论上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劳动力资源的相对减少，必将对经济增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科技进步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对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形成巨大挑战。
（一）国民经济仍将保持中速增长
从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动力机制来看，人口红利期拐点对经济增长不会产生太大负面影响，国民经济仍将以中速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第一，我国将逐步摒弃以要素资源大规模投入为主要动力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劳动力资源的相对减少能够通过要素替代、就业结构升级等途径来得到补偿。第二，我国将改变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高企的局面，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淡化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人口抚养比提高带来的储蓄率下降正好与这一调整方向相吻合。第三，我国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制度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间就业歧视，这将充分释放劳动力市场的活力，继续分享劳动力分工配置的增长效应，直至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趋于一致。
（二）劳动力就业质量总体提高
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劳动力就业状况和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来看，人口红利期拐点不仅不会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反而有助于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健全，并推动充分就业时代的到来。第一，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将面临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目前沿海地区等出现的“招工难”、“民工荒”等问题，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服务业的一线，这主要是结构性矛盾造成的。据估计，“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在2500万左右，而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大约是1200万②，促进就业依然被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第二，应届毕业生是新增劳动力中最具变数的群体，也是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但是近年来，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相当严重，就业成功率不高，就业稳定性较差。“十二五”期间，每年高校毕业生近700万人，中专、技校、初中、高中毕业不再升学的学生大约为700万人，帮助应届毕业生实现就业仍将是各级政府就业工作的重点。第三，我国将推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人口红利的增长源泉也将由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继续推动国民经济的中速增长。我国人力资本指数从1980年的1.1%提高到2000年的13.8%，2009年大幅提高到124.3%。201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3.3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三）社会保障压力明显增大
我国在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同时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我国将由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最后进入重度老龄化，这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全方位的压力和挑战。第一，养老保险将面临收不抵支的制度风险。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养老保险缴费人数的相对下降和养老金领取人数的相对上升，在养老金待遇既定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基金将有可能面临收不抵支的局面，原有制度模式将无法继续运转。当前我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存在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问题，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同时人口老龄化通过社会心理因素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人们对制度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就会引发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危机。第二，医疗保险将面临日益沉重的支付压力。根据现代医学统计，一个人一辈子的医疗费用主要发生在晚年，老年人医疗支出是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主要部分，因此人口老龄化将大幅增加医疗保障的支付责任。
（四）科技进步创新更为迫切
当前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支撑力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将更加突出科技进步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通过劳动力的自然减少来倒逼科技要素的替代，另一方面科技进步能够推动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当前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压力，受劳动力供给形势变化的挤压，必须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将最终告别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时代，人口红利期拐点将迫使我国不得不思考如何摆脱仅仅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束缚，如何避免陷入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如何在全球创新体系中抢占制高点，以实现科技进步的跨越式发展和国民经济平稳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三、我国应对“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对策建议
（一）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仍要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健全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机制，提高就业质量。第一，要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包括创造就业岗位、完善各项补贴政策、帮助困难群体就业等，让更多有就业意愿的劳动适龄人口有业可就，在此基础上实现体面就业。第二，要关注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包括应届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通过提供就业信息、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途径来加以解决，努力改善就业环境和提高就业稳定性。第三，要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不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在劳动权益保护、就业服务等方面实行统一的政策体系，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第四，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通过集体协商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等措施，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从长期来看，即使面对劳动力供给的大幅下滑，我国还可以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鼓励高技能劳动者延长工作年限等措施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部分填补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空缺。
（二）努力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
劳动者技能素质提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导要素，也是人口红利结束后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人口因素，还是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当前技能型人才非常紧缺，我国正面临严重的高技能人才“负债”。劳动者技能素质提高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完善现代教育体系来提高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措施包括高水平普及义务教育、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和逐步普及高等教育等，同时要改变高等教育超常发展和职业教育的严重短缺问题，使教育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相匹配。二是大力发展培训，包括职前培训、在岗培训等，实行政府免费培训和社会培训相结合，增强劳动者技能素质和岗位技能需求的一致性。劳动者素质提升要求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机制，只有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合理的回报，劳动力素质提升才能成为自发行为，并成为人口红利的替代增长源泉。
（三）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既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对人口红利期拐点的重要举措。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就是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推动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自动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数量层面转变到质量层面，从而降低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要充分利用区域间产业发展不平衡的机遇，着力推动部分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这样既可以减缓东部地区“民工荒”的压力，又可以使中西部地区相对富裕的劳动力能够就近就地转移就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的规模，并直接或间接降低了就业成本。
（四）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一举托两头”，既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又有助于发挥高科技人才对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和增强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性。科技竞争逐步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许多国家纷纷将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基本战略，如美国提出科学知识全面领先、日本提出科技立国、印度提出打造世界“创造中心”等，充分显示出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国正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关键在于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我国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梯次合理、素质优良、新老衔接、数量充足的人才队伍，吸引优秀人才向关键行业、重点企业和生产一线聚集，同时要加大对高层次科技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当前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亟须解决的问题是理顺科研管理体制，我国要充分释放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活力，切实加强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并提高科研资源使用效率。
（五）逐步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人口政策调整的影响通常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新的人口政策，以降低人口红利期拐点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将从强制性的人口控制转变为自发性的人口减少，甚至可能出现人口负增长。我国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也应考虑开始适当放宽人口生育控制，即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的水平上。近年来上海等地区开始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进行调整，放宽了生二胎的限制，但上海并没有因为放宽生育条件而出现出生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农村地区，出于养老防老和重男轻女等方面原因的影响，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难度相对大一些，放宽生育控制仍存在较大风险。因此，我国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放宽人口控制，在生育率较高的地区仍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在生育率较低的地区促进生育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区域之间人口结构的平衡发展。
（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自然结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举措。我国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方向，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兼顾当代人福利和后代人权益，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到应对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着力完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医疗费用。同时要以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为重点，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衔接，尽量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参加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标准、筹资模式和待遇发放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灵活性安排，待时机成熟后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注：
①关于人口红利期拐点，国内学者之间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田雪原（2006）认为人口红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后，彭希哲（2005）认为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王德文、蔡等（2004）认为2015年前后是我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第6篇：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似乎越来越多人担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人口红利将消失，中国的好日子将难以为继。考虑到我国人口规模之巨，这种担心显然不无道理。可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充分就业、高消费和有力的社会保障，那么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很可能会加快这些目标的实现。当然，这些改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需要现在就作出规划和努力。
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会形成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这种有利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被称为“人口红利”。亚当・斯密说，对一个家庭正确的事情，通常也适用于一国。人口红利就好比一家成员大都是青壮劳力，这个家庭的收入自然就多些；而老人小孩多的家庭，负担自然更重些。
中国已享受人口红利多年。有研究显示，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得益于人口结构的优势。无独有偶，国际上的研究也表明，1970～1995年间，在东亚超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因素的贡献比例高达1/3到1/2。
毫无疑问，经历人口红利之后，必然遭受随之而来的人口老龄化之苦。并且，人口红利对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它的消失对将来经¬济增长的冲击就有多大。中国人口结构的根本性逆转将在2015年左右出现，届时，老年人口比例将达10％，“人口红利”将逐渐转为“人口负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一夜之间青丝变成了白发，这不仅对个人是可怕的事，对整个经济也是灾难。人口红利消失会通过两个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一是劳动的人少了，需要抚养或赡养的人多了；二是消费的多了，储蓄的少了。劳动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源泉一旦枯竭，增长必受影响。
我国的困难还在于未富先老，这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巨大挑战。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其他国家大都是先富后老，而中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
不过，也不必过于悲观。人口红利固然重要，但绝不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关键。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之后很长时间内似乎并未感受到有什么“红利”，相反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和就业压力。只是最近10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资源开始充分利用时，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是个好东西。
既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带来高增长，它的消失会否终止高增长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马尔萨斯曾预言，呈算术级数变化的食物增长肯定赶不上呈几何级数变化的人口增长，人类不可避免地走向间歇性自我毁灭。但实际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食物增长甚至超过了人口增长，马尔萨斯的预言并未实现。人口红利的问题也是一样，其他条件的改善很可能会弥补人口红利消失留下的空白。
人口红利的必然消失可能为中国提供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
首先，它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的真正到来。现在，一听说人口红利将要失去，就好像劳动力资源会立刻紧缺，而实际上农村仍有超过两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更要紧的，低劳动力成本只是¾¬济增长的条件之一，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条件。现在非洲的劳动力仍远远比中国便宜，为什么经¬济长期停滞呢？与劳动力成本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时常抱怨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我们就只能陷于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
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推迟退休年龄等可以弥补劳动力减少造成的负面效应，这也是先行国家的普遍做法。当前，一些年富力强的职工常常被迫提前离岗，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种浪费劳动力的反常现象也将随之减少。
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提振消费。“正储蓄”的劳动人口下降，“负储蓄”的老年人增加，整个社会总的储蓄率下降。也就是说，中国持续多年的40％的高储蓄率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这固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高储蓄的背后却是低消费。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为消费推动的¾¬济，储蓄率的下降也应是题中之义。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将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我们必须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
人口红利的消失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打量。通过成功地处理人口结构问题，一个在就业、消费、保障等方面都日臻完善的社会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相关讨论还需要警惕走向另一种乐观的极端，即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上述各项转变也会自然实现。
第7篇：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靠增长解决“未富先老”
问：如何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
蔡：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是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人口转变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迅速降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就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也一直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下一步，随着2015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
应对老龄化面临诸多挑战
问：中国在应对老龄化上面临什么挑战？
蔡：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得之间，需要避免出现一个人口红利的真空时期。而“未富先老”的特点，的确在两次人口红利的良好衔接上，给中国带来特殊的困难。如果通过在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的同时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中国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用的手段，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一旦延长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
中国的养老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为主的。作为“未富先老”特点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养老体系尚不健全，参与率和覆盖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来源，即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供养、离退休金或者养老金三种来源中，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很高。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现收现付性质的，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相应地，如果大幅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并且把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模式转到积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解决与储蓄率相关的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如此，及早扩大个人账户积累也有利于缓解养老负担问题。
开发人力资本保持增长
问：中国应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蔡：“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给中国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现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经济增长。而无论是应对前一挑战还是抓住后一机会，都要求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8篇：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口 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
1.我区常住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及特点
1.1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劳动力供给充裕
“六普”数据显示，盐田区常住人口为20.94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相比，10年间增加5.70万人，增长了37.4%，平均每年增加5704人，年均增长3.2%。全区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33万人，占总人口的11.1%，15-64岁人口为18.19万人，占总人口的86.9%，65岁及以上人口为0.42万人，占总人口的2.0%。十年来各年龄组的人口数量都呈现增长态势。与“五普”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迅猛，增长了152.4%，0-14岁组人口增长了98.2%，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十年来增加了30.9%，年均增长2.7%（详见下表）。
1.2人口年龄结构呈“两头窄中间宽”的纺锤状格局，表明我区人口年龄结构仍然享有“人口红利期”优势
从我区常住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图2）可以看出，2010年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典型的“两头窄中间宽”的纺锤状格局，常住人口红利水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86.9%，虽然较“五普”时期红利水平下降了4.3个百分点，但仍位于丰富人口红利水平之上。劳动年龄人口中，17—48岁人口最为密集，为16.3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78.0%，比“五普”增加3.18万人，增长24.2%，表明我区劳动人口以青壮年居多，劳动力供给较充裕。0-14岁的少年儿童及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很低、负担较轻，说明盐田区人口年龄结构仍然享有“人口红利期”优势。
1.3社会总抚养比低，劳动负担较轻
全区常住人口中，总抚养比（社会总抚养比=（0-14岁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为15.1%，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5.4个百分点，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抚养15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0人多抚养了5.4个人。我区的总抚养比高于全市13.23的平均水平1.87个百分点。其中，少儿抚养比12.8%，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4.3个百分百，高于全市1.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2.3%，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1.1个百分百，略高于全市0.3个百分比。总抚养比低是反映“人口红利”的重要指标，抚养比越大，表明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即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严重。我区总抚养比较十年前略增，但远远低于国际标准50%（“人口红利”期总抚养比）的分界点，仍处于低抚养比的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负担较轻，还意味着较高的储蓄率和较强的社会需求，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非常有利，我区正处于“人口红利”的丰厚回报期。
1.4人口受教育水平整体提升，但与全市相比仍有差距
从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据来看，十年来我区人口受教育水平有显著提高。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占常住人口的15.7%，比“五普”提高9.4个百分点；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9.0%，比“五普”提高0.7个百分点；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8.7%，较“五普”下降11.4个百分点，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0.8%，较“五普”微升0.4个百分点；文盲人口占0.66%，较“五普”下降0.53个百分点。按每万常住人口计算，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长达1.5倍，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增长了2.3%，受初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下降22.8%，文盲人口减少近三成。但与全市相比，我区人口素质的提高相对偏慢，呈现出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比重相对较低，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比重偏高的状况，表明我区人口素质还应进一步提高，才能兑现更多的“人口红利”。
2.“人口红利”成因及对我区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2.1外来劳动人口的大量流入，形成了丰富的人口流迁红利，为我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再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六普”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10月，我区常住外来人口17.65万人，占我区常住人口比重达84.28%，其中有92.6%为劳动适龄人口，而大部份的外来劳动年龄人口年龄集中在20-39岁，这部分人口占外来人口比重将近60%，其中20-24岁人口所占比重最高，占18.3%，这说明盐田区的外来人口主要是劳动力人口为主，特别是以青壮年人口为主。而常住户籍人口中15-64岁年龄人口各年龄段分布相对平均，大部份劳动年龄人口集中在25-49岁，占常住户籍人口的51.3%， 25-49岁中的这五个年龄组人口所占比重均在10%上下。可见年轻化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是全区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形成了丰富的人口流迁红利，为我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再生产提供了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2.2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消费市场提供了旺盛的消费需求，促进了我区消费市场快速发展
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平均工资水平不断升高，给我区带来了不断扩大的消费群体，消费者是社会再生产运动过程的终点——消费环节中的一个要素，对社会再生产的结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扩大再生产的方向和规模都有重要的影响，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的变化，为消费的升级和消费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条件。2010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65亿元，消费规模是2000年的2.6；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71万元，人均消费水平是2000年1.7倍。
2.3“人口红利”效应驱动全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又促使“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
随着我区不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港口物流业、旅游业、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结构也发生了调整和优化。从“五普”和“六普”数据看出，十年前盐田区有60.36%的劳动力就业于第二产业，十年后有60.22%的劳动力就业于第三产业，就业于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人口已降至39.59%，仅有0.19%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十年来，盐田区产业人口结构日趋合理，第一、二产业人口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人口则不断上升。全区从业人口的产业分布由2000年的1.03∶60.36∶38.61调整为2010年的0.19∶39.59∶60.22。在“人口红利”效应驱动下，我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1998年到2012年本区生产总值呈现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由1998年的31.89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358.03亿元，14年间增长了10.2倍，年均增长18.9%。其中第三产业是增长最快的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98年的19.8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82.05亿元，14年间增长了13.2倍，年均增长20.9%；第二产业增加值从1998年的11.93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75.92亿元，增长了5.4倍，年均增长14.1%。高速的经济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不断优化调整的产业结构又促使“人口红利”得到了充分利用。
3.利用“人口红利”助推我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建议
随着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内地人才需求日益增多，加上沿海地区生活成本不断加大，人力资源需求缺口将明显扩大，我区丰厚“人口红利”回报期将逐渐消失。为更好地把握目前存在的机遇，充分认识“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为我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充足人力资源保障，提出建议如下：
3.1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吸收人才延续“人口红利”回报期
我区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结构，主要是由外来人口流入带来的，要稳定这种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完善机制，吸引、留住更多人才。一是简化积分入户办理手续，加快我区非户籍常住人口置换，引进更多人才及优秀技能型劳务工落户盐田；二是在做好人才工作“走出去，引进来”同时，还要“筑巢引凤”，加大我区政策、环境推介力度；三是联手国内、国际名校，创办物流、旅游等专科类高等院校，形成高校人才集聚效应；四是全面实施人才保障制度，出台我区人才住房、医疗保险以及子女入学等一系列实施细则。
3.2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红利
要充分发挥“人口红利”丰厚回报期的效用，最大限度的将劳动年龄人口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力争实现劳动力升级与经济转型匹配，促使我区经济步入良性增长轨道。一是重视现有人力资源的利用，制订适合我区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的劳务用工政策，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相匹配；二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物流经济、旅游经济和网络经济、生物经济、海洋经济及总部经济，吸引更多高学历、高素质劳动年龄人口来我区就业；三是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推进人力资源市场网络信息化建设，同时继续完善创业孵化基地，全面落实各项创业扶持政策。
第9篇：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
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历程中，人口结构也在动态变化。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一是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加快趋势。根据联合国标准，从2000年开始，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相当。从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老年人口占比呈逐步加快趋势，我国未来很可能延续这一特征。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将从2001－2010年间的2.1%倍增至2011－2020年间的4.2%。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呈现加快趋势。2008－2011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幅度分别为0.11、0.13、0.16和0.18个百分点。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有见顶趋势。2007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增速明显放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1%以上的增速下降至目前0.7%左右水平，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年轻劳动力总量已基本见顶，全部劳动力见顶的时期预计也将临近。当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14岁以下人口占比仍然接近20%，以及相对偏低的年龄结构，在劳动力总量到达峰值后，预计将会经历一个缓慢且温和的下降过程，不会太过剧烈。三是未富先老特征明显。相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虽使我国人口红利释放速度加快，但也导致老龄化进程来得更早、更快，由此造成老龄化进程呈现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2011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为8.37%，大致相当于1977年的日本、2003年的韩国和2004年的新加坡，但是就反映富裕程度的人均GDP来看，2011年我国为4382美元，而在相应年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分别为42820美元、20591美元和43117美元③，老龄化水平相近，但富裕程度差距非常明显。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远不如韩国、新加坡等，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未富先老特征更加明显。四是社会抚养比离“拐点”趋近。从反映人口红利发展态势的社会抚养比来看，近年来我国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中，但下降速度却随时间推移显著变化。进入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社会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明显放缓，由前期的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收窄为下降0.4个百分点左右。④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由于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年人口增速大幅提高，我国总抚养比在到达谷底的37%之后，将持续上行至本世纪中叶，而考虑到目前总抚养比下降速度，预计将在2015年前后到达37%的水平，也即在未来2－3年，我国持续下行的社会抚养比将面临“拐点”。
二、客观看待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素之一，所起作用显著。因此，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变化，会对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这一点，不容轻视。
(一)人口结构变迁将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趋势是不利的，这种变化将在经济增长、价格水平和就业市场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和负面影响。一是降低经济发展的动能。随着社会总抚养比的拐点临近，长期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将出现衰退趋势，虽然红利的衰退并不意味着消失，但也将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相关研究显示，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我国将失去1/5－1/3的适龄劳动力。这一变化趋势将对目前依靠劳动力规模优势的发展模式形成巨大挑战。二是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近年来，我国各行业、各地区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上涨态势。2000－2011年，我国劳动力全行业平均工资由9333元增加到41799元，年均涨幅达到14.6%，①远超GDP增速。未来，随着劳动力总量见顶阶段的来临，现阶段就已相对紧张的劳动力供求局面将会更加紧张，由此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升将会导致食品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连续上行，进而对价格总水平持续上行造成影响。这一点，已经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先行经济体的历程所印证。三是严重削弱我国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我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主要是基于出口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二者都依赖于年轻、低端的劳动力供给。未来，伴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我国劳动力人口增速的变慢和工资上升幅度的加快，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外贸出口都带来严峻挑战，比较优势将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一点已经从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持续下降和外贸出口的持续低迷反映出来。四是增加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随着劳动力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工资加速上涨局面的持续，会造成机器替代非熟练劳动力以及熟练劳动力替代非熟练劳动力的趋势，进而引起整个社会人口供求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过程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摩擦失业现象，将对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带来挑战。
(二)人口结构变迁并不意味着红利的终结人口结构变迁是伴随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的正常调整，符合一般规律。这种调整在对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需要正视。无论如何，就现阶段我国而言，人口结构的变迁绝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就此终结。第一，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将在长时期内存在。从劳动力数量上来看，虽然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并可能步入顶点，但是相对于日本等经济体而言，面临同样的老龄化程度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日本为75.9%，而我国仅为50.5%)。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依然有大量的农村居民可以转化，劳动人口供应依然巨大。即便保守来看，我国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也要有2.6亿的人口需要转移。这一过程差不多需要15年左右时间。同时，虽然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但从绝对水平上也仅为1952年美国和1977年日本的水平，老年群体距离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拖累还有很长一段时期。从劳动力的质量上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72.6%，已处于较高水平，但从劳动力素质看，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也即，数量方面人口红利的下降，完全可以通过质量方面的提高得以弥补。而且，考虑到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还有一段时期的平衡期，可以说，我国整个社会的人口红利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第二，人口老龄化进程能够促进第二人口红利的释放。人口红利可进一步细化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前者是指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后者则是指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退出劳动领域，为确保生活质量不出现大幅下降，这些人有更强的动力进行储蓄、积累资产。这些储蓄增加了社会的资金供应，可以用来投资于提高单位劳动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增速，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也会激发社会对相关产业(比如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休闲产业等)的需求，对推动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也具有积极作用。第三，人口结构变迁引致的工资上升对长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劳动力供求更加紧张，劳动力价格具有持续上升动能，而这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推动向消费推动的方式转变。同时，促进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对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公平也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迁所引致的劳动力工资上升，使得劳动者有能力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技能，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都具有积极意义。第四，人口结构变迁能够增强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要求。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不可逆的上升态势，原先基于劳动力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逐渐消失，由此会推动产业结构由我国向成本更低的国家、由我国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步伐，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三、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值得高度关注。虽然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仍然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但逐渐显现的衰退现象也需要我们提前预防，做好应对。一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畅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现阶段我国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仍有相当规模，如何更加有效、更为充分地将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是扩大劳动力潜在供应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人口红利继续释放的关键举措。为此，政府要继续稳妥推进城镇化，并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以确保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总量不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显著影响。一方面，通过调整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以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城并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覆盖，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此外，稳妥调整人口政策，适度增加潜在人口供应，保持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合理，也是促进人口红利有序释放的重要方式。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遏制人口红利的衰退步伐。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造成劳动力成本高企，使得从数量上反映的人口红利有衰退迹象，进而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但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完全可以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得以消弭。例如，德国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从1991年的1832欧元增加到2011年的3311欧元，涨幅超过80%，其制造业依然在全球体现出竞争力，因为这一时期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一半影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我国有着巨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