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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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1解析地缘环境的相关理论及方法

第一，对于地缘环境概念，可以通过解析方法去了解其中的构成及要素，然后分析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及作用，最后实现对地缘环境概念的全面了解，为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例如，我们可以去阅读相关期刊、卷宗及书籍，从中了解关于中国电源政治学的相关知识理论，像多阅读“地理研究36卷”和“世界地缘政治学”等这样的卷宗及文献等，以了解地缘环境整体的同时实现对地缘政治学框架的分析，另外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不同尺度地缘环境及不同区域地缘环境的了解，以强化我们的国际政治学专业能力。

第二，要对不同的地缘政治实践手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如军事政治手段、非军事政治手段、传统政治手段和非传统政治手段的了解，以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处理能力；第三，要积极参与地缘环境机制建设活动中，提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综合素质及能力；第四，要积极将定量评价方法应用到地缘环境机制建设及地缘政治学学习中，以及时发现自己地缘政治学学习中的不足，并及时采取有效的解决办法；第五，我们要对地缘环境进行发展性学习，即在地缘政治学课堂学习中尽可能的去了解地缘环境的发展，并对发展中相关的影响因素、发展评价指标及定量评价模型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以便于地缘政治学课程建设中的有效参与。

2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

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已经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方向，因为两者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我国地缘政治发展，并对相应的学科――中国地缘政治学产生重大的引导作用，所以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对象是必然的的。其原因如下：

第一，就目前来说，国际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呈现出极端化特点，多为“两超多强”格局“两极格局”格局转变，这样的格局是非常不利于亚洲国家地缘政治发展，因为在亚洲呈现地缘政治国家日本不断修改由和平宪法的现象，并且印度菲律宾、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出现了反压中国地缘政治发展的现象，反压的形式主要形式是借助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发展，使亚洲国家的地缘政治趋向于冷战，对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故全球地缘环境变化称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对象。

第二，就目前来说，在很大政治领域都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理论知识，并且在地缘政治学中人文地理学领域也广泛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使中国地缘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中凸显自然主义模式，实现了空间模式向权力关系模式和结构主义模式的转变，结构主义在地缘政治学中应用时仍然出现了一些不足，这对于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故将地缘结构变化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方向。

3“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

主要提下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政治及经济发展方面，当下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响应了“一带一路”政策，并共同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建设；第二，“一带一路”是基于世界范围内各个大国的发展历史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共建而来；第四，“一带一路”的提出推进就是为了改善中国地缘环境而提出的；第五，通过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可以实现对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及地缘环境的定量评价。所以“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也成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4中国国家地缘战略

第一，中国国家地缘战略是为了提高我国国际地位、获取更大国际利益而提出的，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当今还存在大国欺负小国的现象，并且普遍存在于亚洲区域，中国作为亚洲大国之一，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避免不被发达国家经济上及地缘政治上的欺负事件发生，必须制定并出台相应国家地?战略；第三，美国霸权手段已经在某些方面伸向了中国的边缘地区，如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区，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发展，故需要制定中国国家地缘战略，以维护中国合法利益及权益。

第2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从实践来看，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方法中教师仅仅传授知识角色不同的是，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教学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该方法受到推崇，尤其是1986年美国卡内基小组在一份名为“准备就绪的国家：二十一世纪的教师”的报告书中，特别肯定该方法中教师对于培育课程的价值，并认为效果相当有效，而国内19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对该方法进行探究并加以应用。将案例教学引入国际政治学的教学，是一种新的尝试。目的是增强教学中的互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表达、沟通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学概论课依托国际政治学的特色及其独特的研究内容、方法及对象，成为众多政治学科的后起之秀。该课程与众多学科联系紧密，其逻辑结构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的体系”——“国际政治的基本动力”——“国际政治的主要形式”——“国际政治的外部环境”，而要阐述其中的规律和一般性原则，必须运用大量案例，否则理论就是空洞的。因而该课程引入案例教学法具有必要性。首先是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特征的要求。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理论性方面，国际政治学理论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历久弥新。源于亚里士多德、格劳秀斯以及康德等名家的国际政治思想源远流长。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先后经历了道德与权力、传统与科学、权利与制度以及制度与文化等四次学理论争，并在争论中不断获得发展。现实性方面，理论的产生总是源于现实需要。国际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呼唤理论的指引，另一方面也为国际政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跨学科性方面，如前文所述，该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与国际战略学、外交学联系紧密，也与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众多文史类学科颇有渊源。这些特征要求教学方法灵活、生动，才能产生良好引导。其次是教学方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上，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为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配合为辅。教学过程中，课程往往以概念讲解为起点，基本按照内涵、外延、特征和地位等顺序逐次展开。这样的教学方法优势在于教师很容易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劣势也很明显，对学生而言，积极性却难以的到有效调动，因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并进行知识系统架构的目的并有实现，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方法愈加显得陈旧。从教学过程来看，科学的教与学的作用应该是，“教为主导，学为主体”，意在“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无论是中学教学，还是本科教学，这些结合愈来愈明显。相较而言，案例教学法在处理这种结合作用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重视学生的主体性，而且重视现代教学技术的应用下教与学的互动等。可见，从学科特征和教学方法主客观两方面来看，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都存在必要性。

二、国际政治学概论课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可行性

案例教学法与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的结合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存在可行性。一是案例教学法的优势提供了方法基础。如前所述，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逻辑严密，并且理论性强，因此教学上要求通过积极有益的调动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分析综合能力。而改革开放后渐渐流入我国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直观性。具体来看，其关联性表现为注重从案例中分析理论的产生和应用等，有利于构建全面的知识体系，加强理论的基础学习；而直观性表现为将理论通过现实案例表现出来，有助于启迪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分析与综合能力。二是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提供了案例教学法应用的专业基础。基于国际政治学学科基础上设立的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无疑同样具有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案例教学法要求所适用的课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深刻的现实性以及具有综合性的知识网络，这些要求都能从专业的特点中的到满足。理论方面，不仅存在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学派和女权主义等众多流派的交锋，而且与众多学科存在联系；现实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因而，对此研究表现出紧迫性；跨学科方面，该学科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一方面表现为对学科理论的包容性，如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包容对于国际政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现实的包容性，需将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学科研究相结合。这些特点体现了该专业深厚的底蕴，能够为该方面的应用提供专业基础。三是教学中的互动为该应用提供了融洽的氛围。案例教学法应用过程中的互动相当重要。总结来看，互动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的互动，即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避免单纯填鸭式教授与被填鸭式学习。该课程主要针对本科生群体。从群体知识和能力结构来看，他们已具有了较丰富的基础知识，以及一定层次的科研能力，并且主观上研究兴趣浓烈而且持久。因此，能主动与教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且往往能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无疑，能够成为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提供主体。二是物的互动，即运用教学手段将材料与知识点的联系结合起来，避免教学过程中知识点的单一罗列与材料的简单描述。三是人与物的互动，即在物的硬件基础上，师生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开展教学活动。通过以上方面的结合，达到教与学的最佳状态。四是先进教学手段的运用为该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工具主要为课本、讲义、黑板和粉笔。随着现代技术不断发展，更多新颖技术应用到教学中来，如多媒体，网络和操作软件Powerpoint、Photoshop等，由此，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手段发展为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网络多媒体教学。相较而言，后者更为案例教学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学习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一是应用技术来改善教学，如网络的联通可以是国际时事与课堂紧密联系，多媒体能够以更为立体的方式展现历史等；二是网络，如校园网、大量教学数据库等亦应用于教学，能够提供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支持。可见，先进教学手段能为该应用提供很好的物质基础。

三、案例教学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国际政治专业教学呼唤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而且该方法的应用也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以下分别从内容、手段和形式上探讨如何应用。

1.教学内容上，结合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使教学更趋深刻。该课程理论性强，因此，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引入各大理论，而且要在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引入的基础上，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并争取特色创新，尤其在中国特色方面下功夫。因此，教学中应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其最优化的步骤可以经过以下努力：教学内容符合教学任务；找出最主要、核心的任务；协调各学科的联系；内容符合于教学时间规定；为不同的学生准备各种区别选择。如前文所述，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经历了四次论争。如果与具体的国际环境相结合，设置案例进行讲解，尤其注意选择能突出理论关键点理解的材料，并注意层次上的引导，则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以民族主义为例，民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神权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而不断发展，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不同的作用。根据教学内容优化步骤的要求，教学前可做好如下准备。首先，确定教学任务为讲授“民族主义”，并主要是结合材料进行分析。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问题一：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哪些表现？问题二：当代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泛滥的原因；问题三：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关系。其次，内容上，根据课程安排（时长为两课时）来进行设定，按照导入功能、分析功能和结论功能的层次循序渐进安排教学材料。比如，根据需要，“民族主义”可以安排以下材料。材料一：巴以问题的由来。简要列举从犹太国的历史、二战的争议到中东战争，以提供思考的历史背景。材料二：巴以问题解决的几个阶段。材料三：巴以问题解决的障碍，此材料为分析性材料。以上三则材料展示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可以提供结论性材料，即材料四：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的定论，如埃沃拉认为民族主义在7种情况下可能引发战争等。再次，以上材料一一展示后，教师可根据讨论情况进行总结，知识点的讲授可以告一段落。在教学过程中有几个方面应当引起注意：一是课堂引导与课后思考相结合。引用的案例往往信息量大，分析只是引用了其中一小部分信息量，因此，可以课后交流的方式，如深度思考问题等，以推进探究程度。二是课堂上应启发学生将了解资料和理顺思维相结合。这也与案例信息量大有关。因此，讨论时，应及时控制主题的进程，以不断深入的问题加以跟进，而不至于讨论白云跑马，无果而终。三是材料描述与理论提炼相结合。材料往往是对事实的描述，与抽象的理论有一定距离。因此，应当及时引导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

2.教学手段上，结合网络多媒体技术，使教学更趋生动。在教育教学中，知识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的教学要求将大量的理论、史实资料以及国家文化特色相结合，单纯的口授笔传难以全面将这些庞杂的内容有效呈现。相比之下，案例教学法更有优势，不仅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通过设置情境来教学，将知识点或者理论论争得以立体展现，从而生动的还原知识内涵，而且可以借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通过视频等影音资料展现案例的现实性，更可借助网络技术，收集到丰富的资料，大大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在国际政治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涉及外交时，可以在课堂上播放有关外交的视频。观影后，就设计的问题，如“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组织进行讨论，可以极大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培养思维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仅是教学的环境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师实施教学时，不仅要依托传统课堂的平台，更要提升运用技术对学习进行检测、管理和指导能力。因此，教师不仅应不断提高驾驭课堂（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的能力，而且在具体技能上，应提高熟悉资料数据库的运用，网络信息的收集以及多媒体设备的运用技巧。

3.教学形式上，结合课程需要以及师生间的知识结构，通过建立学习小组，开展讨论或进行辩论等，使教学更具启发性。传统教学上，主要以教师口述笔授来进行讲解，但在案例教学法中，可以不拘泥于“讲授”这一单一形式。在该教学法中，学生将起到主体作用，教师以引导和辅导的角色来主导教学过程。因此，可以根据课程特点以及知识基础，在学生中建立学习小组，组织讨论或辩论的启发式形式进行教学。学习小组的设立不仅缓解教师的课堂压力，而且能够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以该课程第五章“国际政治的法律规范与国际机制”教学为例，可以将课程中的“民族自决原则”作为案例教学的重点之一，内容上结合冷战后两个著名的案例，即科索沃独立与车臣民族分离主义进行教学，而形式上，组织学生分组进行“高于人权”“人权高于”的主题辩论。关于和人权的地位，中西方学者以至政界皆有不同的论述，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两种观点“高于人权”和“人权高于”。根据现有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两个表述皆有理论和事实论据来支持，也都有不足之处。因此，可以在课堂上采取辩论的形式。学生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将会充分收集两种观点的支撑材料，并进行分析，因此，不仅为课堂节约了讲授观点的时间，而且也很好的调动乐学习的积极性。对于辩论这种灵活的形式而言，教师的点评显得尤为重要。好的点评能够让课堂在灵活的形式之余锦上添花，拔高思想的层次。

第3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政治学内容繁复、博大精深,如何准确、全面但又重点突出地介绍这一学科,是一切教材着述者首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内容选取方面,《现代政治分析》从行为主义政治分析的视角,选取了当代政治学家在思考、谈论、讲授政治时所关涉到的那些最主要的问题与活动,比如权力和权威的来源与作用方式,政治体系的类型及其同异,某种政治体系得以形成与维系的机理,个体政治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规律等。与国内教材分章逐节地介绍国家、阶级、政党、利益集团等传统做法不同,此书运用行为主义的分析路径,重点分析影响力或权力在政治体系中的产生和作用过程,并把这些概念消溶于对权力的产生与作用过程的分析之中。尽管在内容选取上采用的是紧扣重点的策略,但作者又极为巧妙地把政治学的各个次级领域(比如比较政治、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等),以及各种理论(比如政治文化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完整地展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政治学领域千头万绪,如何科学合理、有条不紊地把政治学的主要内容与各个方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更能充分体现作者对该学科知识的驾驭能力。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现代政治分析》一书作者之一的达尔依据自己对政治的独到理解——他认为,影响力处于政治的核心,政治只不过是影响力的运用罢了——从影响力这一核心概念入手,把该书划分为四个部分,从11个方面来全方位地解剖政治(除第一章外,每章各剖析其中一个方面)。在作者看来,影响力事例是我们力图解释政治和其后的现代政治分析的起点,所以作者通篇紧扣“影响力”这一核心概念进行论证。而前后各章节之间的安排,在逻辑上层层推进,在理解的难易程度上,也逐级提升,引人入胜。所以在第一部分,作者阐述了支撑现代政治分析主要部分的概念性原理,并分析和探究了诸如影响力、政治、政治体系、政府和国家等概念。在第二部分,作者则提出了关于政治体系的若干命题,而这些命题又都得到了政治学家对经验现实之研究的支持。如果说前两部分解析的是宏观政治的话,那么在第三部分,作者要解析的就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即个体行动者的微观政治了。在第四部分,作者对政治学的科学化方向以及能否实现科学化这一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

    作为一个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者,我以为,达尔之所以被中外政治学界公认为一代学术大师,除了他在民主理论等领域取得的巨大建树之外,还在于他能通过贴近生活现实的事例,运用极为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讲述复杂的政治学理论。通篇看来,他既列举了很多发生在普通公民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又列举了一些重大的国际、国内事件,比如希特勒的极权政治、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僵局以及“9·11事件”和随后的反恐战争等。借这些事例,达尔分别展示了什么是影响力、影响力的层次、什么是权威,以及影响力的形式。从语言风格来看,他使用平实的语言,没有大道理,也没有说教,而是像跟你唠家常一样,娓娓道来。

第4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目前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人才资源的国际流动与国际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别然趋势，并对经济全球化过程起着特殊作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还应该具有掌握一定的外语水平，并成为熟悉国际竞争、交易规则，具备一定政治敏感度的人才，以此来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就业形势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近年来，大学生供需矛盾突出，应届毕业生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学校在学科设置中，脱离社会需求，不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加之许多毕业生不愿意从基层做起，怕吃苦，因此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对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由于专业的技术性限制，面临了更大的就业压力。这就要求毕业生在学习期间除了注重自己的专业素养的培养，更要关注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逐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增强各方面的能力，努力拓宽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

目前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各界对本专业的重视程度不足

本专业自1980年设置以来，长期处于冷门状态。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该专业的设置过于理论化，与实际的工作岗位不相匹配，被社会各界戏称“万金油”或“葱花”，即什么工作都可以做，但是也都不够专业，不可替代性很低，所以从该专业毕业的学生大都不具备更强的竞争力；（2）该专业的生源偏窄，高校录取时一般社会类的专业都是文理兼收的，但是该专业的生源一般仅限于文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背景下，较之于理科生，文科生的生源要少很多，因此，该专业在招生这一领域就要逊于其他专业；（3）该专业在各大高校中重视程度不足，因此，在高校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自然而然不会给予本专业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甚至连正常的支持都满足不了。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本专业困境堪忧。

（二）高校缺乏一个清晰的人才培养目标

基于本专业存在浓重的理论和行政色彩，在设立之初，高校大都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位，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过分的偏重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实践能力的提高。随着各高校教学实践的增多，加之对问题的不断分析，目前各高校基于本专业的教学目标一般是培养适用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具备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同事具备一定的管理、研究等能力的行政专业人才。表面上，各高校已经对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定位，实际上，该目标中既涉及了理论的要求，还涉及了应用的要求，到底哪一项是更重要的，或者说两个要求应该各有什么样的侧重程度才是更科学，更符合实际需求的，我们都不得而知。

（三）高校教师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在任何知识的传递过程中，知识的传递者、知识的接受者、传递的知识三项基本因素都是必备的。知识传递者的能力直接影响着他所传递的知识的丰富程度和准确程度，知识传递者的技巧间接影响着知识接受者的接收程度。目前为止，各高校基于本专业的教师队伍的素质和背景参差不齐，有相当大一部分教师是从其他关联度较低的专业转过来的，即使是本专业出身的教师，也因为甚少参与到实践中而使得所传授的知识重理论而轻实践。基于这样的教育环境，一味的枯燥理论知识学习，让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加之缺乏实践的锻炼，最终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知识不足，还缺乏实践锻炼。

（四）本专业的课程设置不规范

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是前提。经过三十几年的建设，本专业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课程体系，但是现状是各个高校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体现自身的特色，这也反映出本专业的课程设置不规范。不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的比例设置不当，导致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不牢，非专业知识涉猎不足；（2）课程设置随意，某些高校往往按照教师的研究方向或者兴趣来设置课程，而忽视了一些重要的而教师不擅长的课程；（3）课程设置有拼凑嫁接的嫌疑，为了提高竞争力，带来更多的生源，某些高校随意将一些人们专业的课程引入本专业；（4）课程设置与社会实践脱节，忽视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基于以上几个原因，使得学生不具备职业化的理念，缺乏必要的职场素质和职业技巧，不利于学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五）对学生的考核体系不健全

受中国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目前各高校对于学生的考评也主要是通过考分的形式进行的。这种过分注重学生的记忆力，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办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侧重点。学生为了完成考核，或者为了获得各种评奖评优的机会就会片面的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其他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在此考核办法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即使成绩优秀，也未必适应社会的需求。

提高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的解决措施

（一）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目前，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级应用型人才”成为各大高校对人才的培养定位。高级应用性人才的核心是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是实践能力，能够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理论方法，指导实践，解决工作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中提出,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政治学、行政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掌握政治与行政学的一般规律,能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高等院校、新闻出版、社会团体等单位从事政策研究、理论宣传、行政管理或教学科研工作,适应社会经济要求,富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规范政治学和行政学课程设置体系

专业课程设置必须能突出本专业的优势和特点，同时符合社会就业市场的需要。第一、重视学生基础能力的培养。学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是任何学科设置的基础，政治学和行政学的专业设置中要将素质教育理念贯穿于整个专业教学过程当中，加强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着眼于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后续的发展，因此要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的课程结构，合理安排必修课、选修课、专业课和公共课的比例，从而形成一套完善而有弹性的课程体系。在基础课教学过程中,要强调课程的综合化,尤其要突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素质教育,使学生牢固掌握综合性的基础知识。第二、积极拓展学生的视野。政治学和行政学专业是一个集政治学、管理学、法律等多学科的专业。同时为了适应国际化进程的步伐，学校的课程设置要特别关注学生的知识面以及外语水平的培养。所以本专业开设的基础理论课的学科范围应该比较宽泛课程设置上应囊括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学以及专业外语等课程，提升学生的知识面和外语水平，从而使学生就业时有比较宽的选择面,学生继续学习的方向选择面也比较宽泛。

（三）注意教学方式的改变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学生培养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教学方式方法的改变和应用。要改变过去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采用理论研究和课题教学相结合的方法，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教学内容，结合社会实际，设置相关课题，让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充分发挥学生的思考能力、实战能力。课堂教学要灵活多样,多采取讨论、模拟教学、案例教学、小组科研活动等形式,全面落实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本专业学生成为既高分又高能的多面手,提升就业竞争力。

（四）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第5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基金项目：红河学院本科质量工程项目“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带头人”建设成果之一。

新建的本科院校是指1999年以来新设本科学校，共有647所，约占全国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数量的55.3%。新建本科院校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但与此同时，来自地方社会的就业信息反馈表明，一方面是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较底，另一方面是技术应用型人才难以满足地方用人单位的需求。作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也面临一个如何转型的发展问题，笔者结合该专业的建设实际，就转型背景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建设提出一些思考。

一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内涵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内涵可以界定为，学生在掌握政治学与行政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适应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能实际处理地方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社区等工作岗位中的政务、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社区服务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有学者认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具备以下六个特征：其一，具备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理论基础；其二，相对于学术型人才而言，更突出“应用”；其三，有较强的沟通与合作能力；其四，具备调研能力；其五，具有创新与应急能力；其六，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笔者认为，在界定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内涵基础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应具备专业知识能力、行政职业能力、综合能力三种基本能力。三种能力的培养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

二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

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是贯穿于整个本科人才培养过程的对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路径和培养目标选择、本科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等方面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态度。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指导、制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才培养基本理念就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务必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基本理念的指导作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应凸显其“应用性”，“应用性”的体现是“专业知识能力、行政职业能力、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因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都需要注重和加强对学生“三种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三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一）构建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行政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能力为导向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专业设置的课程体系予以实现。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其专业的课程体系构建时，更多的是参照了国内重点大学关于该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而忽视了自己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因而，出现“水土不服”是很自然的现象，学生的反馈是专业理论教学内容过多，培养实践能力的教学课时偏少。另外，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大都由从前的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师资力量相对不足，“师资的缺乏，课程设置往往以老师研究的方向和兴趣而定，由此产生了随意性”，“不少高校在政治学与行政学教学体系中直接加入大量热门课程，课程体系缺乏内在联系，内容交叉重叠太多”笔者认为，在转型发展的背景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应遵循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行政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能力为导向的“三位一体”课程体系（下述建议课程根据需要，可设为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具体分析如下：

1 专业理论知识课程群

掌握扎实的政治学与行政学基本理论知识是对该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应用性”的一个基础，专业理论知识课程群是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的一个重要平台。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专业理论知识课程群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侧重于基本理论知识课程设置，一般包括政治学原理、行政管理学、宪法学、地方政府学、公务员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公共政策概论、市政学等。

2 行政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强调人才的专业知识性特征的同时更加注重本科毕业生的职业技能特征。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回应社会的需求，设置相关课程群，突出该专业学生的行政职业能力培养。可以说，专业能力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内在基础，行政职业能力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外部体现。行政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群的设置一般包括社会实践与调查、行政文书与秘书、公共关系实务、管理沟通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电子政务、办公自动化、演讲与口才、政务礼仪、情绪管理等课程。

3 综合素质能力培养课程群

综合能力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毕业生组织协调能力、沟通应变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业务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该能力培养一般通过学校开设的通识课程来予以完成。

（二）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长期以来，在高校专业课程的教学活动过程中，传统的授课方式是“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整个课堂教学环节中教师总是作为主体来组织教学，学生则是被动接受教师的教学内容，很少直接和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而且很少表达他们对于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如何，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学生的能力培养受到很大限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对陈旧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堂课教学模式改革，真正意义上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教师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渗透到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是一个引导者与相关疑难知识的阐释者，师生处在一个平等的、开放的交流与探讨的教学环境氛围中，从而真正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在实际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授课教师可根据所授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灵活采用“小老师”课堂教学法、专题讨论教学法、案例式研讨教学法、开放式教学法等多种具体教学方法。

（三）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是政治学与行政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与关键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古人的这一教诲道出了实践对于理论的重要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在获取基本的系统的理论知识基础上，必须高度重视专业实践教学，通过严格系统的实践教学，方能培养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行政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一般而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如下：其一，专业培养实践学分偏少。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实践教学主要由毕业见习、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等组成，实践学分大约占专业总学分的15%左右，在转型背景下，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相距甚远；其二，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没举步维艰。实践教学基地是进行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平台和依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由于办学历史较短，和地方企事业单位、社区、行政机关、街道居委会等合作沟通较少，加之实践教学经费的缺乏等多方面的原因，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的高校没有该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其三，缺乏专业全程实践教学计划，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中，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往往只注重毕业见习、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等纯实践性课程，而缺乏一种专业全程实践教学的基本理念和培养计划，导致的结果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脱节，甚至出现为理论而理论，为实践而实践这种最坏的结果。

针对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加大对实践教学的投入。

1 专业全程实践教学

专业全程实践教学计划一般包括专业实践教学的目的、专业实践教学的保障措施、学期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大纲、专业实践教学的考核及评价等内容。

2 重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增加和地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办等单位的合作和交流，依托上述单位的资源，开展“共赢”合作，建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为教师的实践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实践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3 培养“双师型”教学团队

为满足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全程实践教学的需要，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必须采取多种有效保障措施以提高专业任课教师自身实践能力。首先，根据专业任课教师的学科背景，鼓励教师从事应用型的、实证型的科学研究；其次，鼓励教师考取相关行业资格证并开展相关执业实践，培养“双师型”教学团队；最后，根据专业实践教学的需要，学校可聘请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等有实际行政管理经验和行政执法经验的工作人员作为兼职讲师或不定期做专题讲座。

参考文献

第6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第7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科具有辉煌的历史，整体实力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中国行政管理学界的泰斗夏书章老先生坐镇中山大学，在其培养下，中大行政管理学人才辈出。行政管理系现有教研人员中， 70%以上的研究人员有过在境外进修和访问学者的经历，这对目前的全球化治理是非常必需的。

在已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根据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及时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出现了特色鲜明的学科发展布局。公共行政理论前沿、区域公共管理与城市治理、公共预算与绩效管理等方向的研究在国内领先，并在县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电子政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取得了研究进展。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实务界以及普通公民最关注的是国家税收如何使用、政府预算支出如何，而中大在公共预算和绩效管理方面以马骏为引领的团队，受到广东政府高层和中央高层的极大关注和首肯。在珠三角发展规划进入实质性阶段，大部制改革在广东顺德试点，中大对此研究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学生培养方面，中大一向注重行政管理学科的实证研究，对社会研究方法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要求严格，在数据处理方面注重社会统计方法的培养。因此，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初试中有关研究方法方面的题目要求在国内是最高的，而复试最重要的是考查考生对国内各个高校研究重点的了解和英语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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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龙头，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行政管理自然实力雄厚。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政府管理学院的师资优势，培养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基础，掌握中外行政管理理论与现代管理方法技术的一流人才。虽然北大在实务领域没有中山大学的优势，但基础理论方面实力强劲。北大行政管理最突出的研究是处于学科基础的行政理论和行政法，以及处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的最前沿。而在应用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也得到了很好发展。现今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志在必行，作为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智囊团之一，北大行政管理系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机会和挑战都不容小视。

北大对基础理论的要求是该校考核学生的重点。当考生面对众多纷杂的理论时，最好是从一本经典的著作入手，深入把握，并以此为敲门砖来打动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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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是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个建制系，承担着为中国政府组织、NGO组织和企业组织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责任，也肩负着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和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该系主持和出版了多个经典系列的专著与教材，不少教师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得到了政策部门的重视。专职教师分别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研究项目，将公共行政管理先进理念应用于实践。在对外交流方面，行政管理学系与国内外的大学及学术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极大拓展了行政管理学系教师的视野及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一直致力于学科培养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公共政策方面，拥有国内著名的毛寿龙、张成福等名师；在非营利组织研究方面则有一直笔耕不辍的康晓光教授。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公共政策和非营利组织研究都是人大行政管理的旗帜，也是人大的特色专业。地方治理和人事行政等方向在年青一代教师的研究下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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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师范高校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强大优势，管理学院强大的科研实力，结合其本身具有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在国内行政管理学界逐渐崭露头角。北京师范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在不断加大对先进管理理论和技术吸收的基础上，依托其在研究非政府组织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其行政管理学科的成长如虎添翼。值得注意的是，在学院，该校也设有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点，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现代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中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考生报考时要选择适合的院系。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泰斗，北师大的行政管理学科在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非政府组织领域的研究实力也不可小觑，可以和清华大学的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一较高下。如果前面介绍的几所大学给你太大的报考压力，但是你又想在北京发展，北师大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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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理、工、文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拥有教育、科研所需要的良好氛围，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基础。学院中行政管理特色鲜明的有以下两个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所：该所在注重借鉴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践，有针对性地向政府急需和社会关注的其他重大公共政策领域拓展。其中有胡鞍钢、薛澜等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坐镇，加上一批国内外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师资力量可以说是国内研究公共政策最好的。

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研究所以非政府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运作管理、非政府规制及其政策机制等为基本领域，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国非政府公共管理的一流教学科研基地和思想库。该研究所的科研支柱王名教授是国内非政府组织研究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公共管理作为应用型学科，考试除了基本的理论基础，政府绩效和公共政策研究都非常注重实证的定量分析，而非政府组织研究则对定性和个案研究要求严格。考生复习时要注意对研究方法的学习，既不能忽略统计分析的技术，也不能对定性方法置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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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行政管理系始建于2003年6月，由原属政治学系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三个教研室组成，隶属政府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本为一家，依托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国家重点学科和社会学学科群的强大实力，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得到了充分发展。作为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主要院系，行政管理系拥有较强的科研与教学能力，已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但在师资方面，对于承担本硕博系列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来说有些薄弱，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提高。行政管理系的主要研究特色在于公共政策分析和项目管理，在比较行政领域也有突出成果，而就业与创业管理则是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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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行政学院，是我国恢复政治学以来高等院校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学系。虽然吉林大学地处东北，但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基础社会科学的基础上，行政管理系的发展前景光明。依托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政治学与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在政治学重点学科的基础上独立发展的分支――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电子政务专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实力强大的学科，值得考生关注。

我国目前面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东北地区的振兴急需政府管理创新。正因为如此，吉林大学的行政管理学在彭向刚、张创新等著名学者的带领下，在行政基础理论和法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系的教师多获得政治学、法学博士学位，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基础则略显不足，致使研究生接受多元化知识来源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对于应用型学科的行政管理学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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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系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组成单位之一，目前该系已形成完整的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系列。同时作为公共管理学院的骨干单位，行政管理系参与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的教学、人才培养工作。为推动学科发展，行政管理系与国外一些著名高校的相关院系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一些著名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受聘为兼职教授或导师，学术交流活动频繁。

南京大学行政管理系研究特色在于分工鲜明，该系张康之教授在行政理论和组织理论等研究领域，严强教授在政治学基础理论和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黄健荣教授在公共管理、政府创新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师资方面，该系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基础构成比较合理，这对更好地开展行政管理的学科研究极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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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由原国际政治系的行政管理教研室组建，行政管理专业从原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公共行政系现有17位教师，其中有我国著名的行政管理学者竺乾威教授，主攻公共管理理论、比较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浦兴祖教授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西方政治学说史领域研究突出；陈晓原教授主要在市政学、中央和地方关系、比较行政学、比较地方政府等领域开展研究；唐亚林教授在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研究突出。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向都代表了复旦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特色。此外，一批年轻教授和科研人员也为复旦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默默奉献，尤其是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主任苟燕楠副教授的研究值得关注，因为公共预算和绩效研究已经成为政府活动的重要评价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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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设有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依托公共管理学院强大的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一级学科群，浙江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资格。作为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高校，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教师学科结构合理，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为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该系最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土地制度的相关研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其中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研究最具优势。凭借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管理系在政策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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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事务学院的公共管理系，行政管理是福建省重点学科。公共管理系的主要特色方向为政策分析和地方治理，主要有政策科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陈振明教授坐镇，同时在公共管理、政治学理论方面也有突出建树。卓越教授在政府绩效管理和政府比较与发展领域成果显著，姜秀平教授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伦理领域奉献良多。在地方治理和政府改革方面，年青一代学者的研究活动也较为活跃。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因为公共政策研究要求高质量的研究方法，厦门大学十分重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研究。在学科基础方面，学校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特别要求，一般需要考生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较好的了解，这恰恰显示了该系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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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以造就21世纪的领导者为宗旨，被誉为“领导者的摇篮，政府的思想库”。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自主设置全国首个电子政务专业博士点和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专业博士点，在国内率先培养这两个专业的博士生；2009年成功组建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2010年3月，“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论研究基地”和“湖北省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落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行政管理系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机会。从这些学科建设中可以看出，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实力远非我们对工科院校的一般印象。行政管理系的研究特色主要是公共安全管理和科技政策、反腐研究、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公共项目管理、电子政务等。

在考核方面，该校注重对考生管理学综合的考查，主要是对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相关知识的考核。

第8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论文提要：本文运用后现代意义上的“差异”观和“差异政治”观，简要评价了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典型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的代表——它们从多元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为理解多级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但同时它们也过分彰显和强调了当今政治学中差异与冲突的固有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有辩证地理解政治文化中的“异与同”，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化、文明中的差异以及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才能真正科学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图景，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一、“差异”与“差异政治”的内涵

差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就业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和表现，它处于二种尚未激化的矛盾状态。简而言之，差异就是矛盾或对立统一的幼体。

然而，在后现论视野中，辩证法“总是错误地解释差异，它是对谱系学的一种混乱倒置”。因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也使用“差异”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却是与辩证法迥异的。他们承认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最终归入更高的统一之中。尤其在德里达那里，“差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常用“延异”加以替代。

“延异”(diferance)是德里达自撰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其锵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性概念。从词源上考证，德里达的“延异”是由“diference”(差异)演变而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差异性”。按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或本质的关系。不仅如此，符号还有严格的区别意义的作用，即差异原则。语言是一种差异关系而无确切的意义系统，语义主要“撒播”在一连串能指的转换过程中，它是压抑差异或不断变动的结果。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经德里达继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异”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不再以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延异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游戏。这种间隔同时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示其意义，就不能发生作用”。在德里达看来，延异至少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即它同时既指差异(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异包含着“在场”与“缺场”之间的非同一性或差异；另一方面，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而是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场”既与“缺场”相异，又延宕到“缺场”，同时“缺场”又延滞了“在场”。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使“中心”与“根源”等含义重新进入“延异”之中。如此说来，“延异”是一个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权威。

概而言之，“差异”或“延异”是德里达用来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它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说到差异政治，就是指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进行理解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德里达的“差异”或“延异”、利奥塔的反对“宏大叙事”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多元政治观和差异政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政治哲学，强调政治价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无论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抑或后现代女权主义、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无不具有浓厚的差异政治色彩。

后现代政治观的首要目标是反对现代政治学中的宏大统一叙事体系，进而要求建立具有异质多元的差异政治观。这一差异政治观多从政治文化论研究人手，随着文化学研究视角的不断转向而形成并扩展。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的代表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一方面坚持了《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无知之幕”，即将人们用于选择权利的生活基础“虚化”；另一方面，针对哈贝马斯、“社群主义”等等的挑战，提出了所谓在诸差异的理解基础上的“交叉共识”观。这一观念，与哈贝马斯的以商谈交往为基础、以真理为内容而具有强烈重建现代主义愿望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

库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不存在凌驾于众多语言之上的“世界语”。差异政治观对于自启蒙学派以来的现代政治学的“统一、宏大叙事方式”以及抽象统一的思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对西方“中心论”的政治观也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它强调多级主体性，并关注异质性，这都有助于当代政治学的思维范式由单一主体论向多级主体交往实践的政治学的转型，进而推动着世界多级格局的最终形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差异政治观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从差异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将差异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联系在一起，从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理解差异政治的基础，从而为现代政治学进入后现代轨道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认为，现代政治学一直将政治权力视为一种抽象的、统一的和总体性的存在。而实际上，现代政治学在基础方面存在着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重大差异。在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亚洲权力与政治学——权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统地考察了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在理解方面的差异的史实，进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异观。他认为“那种追寻有关权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论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在所有社会现象中，唯有权力是一种对文化细微差异都成为最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样可能性和界域总是由时间和空间来规定的”(帕依，1985)。

具体而言，他的差异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学基础观上，他反对现代政治学的抽象同一观，强调政治学基础的差异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导出的抽象统一的现代政治学，是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它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与现代国家政治都纳入到同一概念体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历史的；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主导性影响，所以是非辩证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对论认为，政治和文化一样，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然而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决不存在谁优谁劣的事实。

(2)其文化差异决定论。在探究政治差异的基础上，帕依认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政治观的差异。这是一种关于政治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文化差异”决定观，他指明了政治权力对于所属的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对于权力等政治运作现象的观念就会不同，当然其评价合法性、合理性的标准也就不同。他通过对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的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了不同文化中对权力和权威的“应是什么”、“实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还具体分析了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机理，他认为，由于西方个人价值观主导性，决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亚洲的群体价值观的主导性，相应地产生了权威主义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是从社会文化机体中“总和地”酝酿产生的。帕依从公众文化、社会心理、政治运作等多元视角对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产生的原因作了独特的分析。从公众文化层面来说，整个亚洲社会对于像权威和权力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们总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集体经验”中，甚至内化于每个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们懂得必须对占有权力和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以及其神圣权力本身顶礼膜拜，而在这种崇拜权力的活动中必然也使权威和权力的政治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同化和加强，从而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看，亚洲人对权威的接受是满足其个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对他们来说，西方的自由和个性是“异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寻一个能隶属的群体，即寻找一个适合于己的家长制权威形式，使自己能隶属于其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从政治运作层面来看，亚洲后发式“赶超型”的现代化要求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们的效率观念的。帕依认为，考察亚洲社会内部诸文化模式的差异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内部文化差异对于政治运作的主导性的影响更有意义。他认为，亚洲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顺性，并将之变成行为心理意义上的运作的能量释放——这是一种最具深刻意义的依赖性。通过“民族主义的亚洲形式”或由“种族的同一性”、群体的依赖性等因素构成了亚洲权威主义的新形式，而亚洲社会政治的运作则主要依赖于这种“权威一服从”的两极纽带。所以没有权威主义，亚洲的政治运作就失去了准则和模式。

总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就的政治差异的现实性，这对于消解政治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尊重各国政治价值观多元存在的现实，推进在承认差异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对话与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体阐释亚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机理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长制”、“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赖性的“权威一服从”式的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理论，其科学性则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停留在比较政治学层面，那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等论文中就将差异政治观应用于全球政治结构分析，以“文明”为单元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从思维范式转型角度来看，亨廷顿完成了从单一主体观或抽象统一政治学范式向多元主体的差异政治观范式的转化。

现代政治学理论话语的核心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国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个政治学的思考方式和观视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援用的两大哲学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观视方式”。它以单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观构筑政治学的基础，以抽象的理性构筑政治学方法论，沿用自然法的宏大叙事结构，采用元理论和元叙事所产生的等级体系。由此可见，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政治哲学无疑是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单一主体性哲学，这一哲学视野的基本缺陷是单一主体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义基础观、抽象普适方法论观念和具有严格逻辑与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理论叙事话语，遭到了后现代政治学的猛烈批判。后现代政治学以“多级主体交往观”为哲学基础，是无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没有可以制约主体的客观底板。因此，多级主体产生多级、多元视野，在彼此对话和交往中是开放和互动的。它只有游戏规则而无真理制约，主体间性是由差异的、异质的主体彼此交往而构成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后现代政治哲学色彩的“差异政治”观。亨廷顿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多级主体差异政治观来勾画全球政治学。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时代是建立在以美苏为代表的西东两个集团各自“具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性”的“单一主体性”的视野基础之上的。而现在，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需要有一个多级主体间的差异结构的全球政治观。亨廷顿认为，这种差异政治的基础在于差异性的文明，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也不是民族国家之阿的竞争。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文明间的差异是差异政治观的主要源泉。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同文明的人们对一系列政治价值观的见解有着重要的分歧。这些文明差异是差异政治观赖以生存的“语境”，它作为历史积淀并非短期能够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等于冲突，但却是冲突，尤其是持续长时间激烈冲突的导因。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主体际)人们日益频繁交流强化了文明意识(文明的自我认同)，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的认同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从而推动了不同文明问的差异甚至敌意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文明的寻根意识。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超越了原先民族国家和地方区域性的狭隘眼界，从而从“比较文明”的差异性角度追寻对“跨国界文明的认同感”。

亨廷顿还认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崛起、强化。这种文化特征和差异具有稳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经济特征更难协调与变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改变之。而在文明冲突中，问题变成“你是什么人?”而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变的。另外，经济区域主义使文明内部的聚合力增强，也使差异文明的离异度增强。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政治(人权、正义、价值观等)、经济(贸易和发展权等)到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观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进行推广，越容易激起来自其他文明的反对，文明间的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

总而言之，差异政治观成为亨廷顿观察世界政治、建构全球政治学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顿的视野中，文明问的差异和冲突成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范式，较之帕依的“文化差异决定政治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次提升和发展，而且是一种朝向极端方向的发展。许多差异政治论者由差异必然性而导出了相互宽容、忍让、理解、尊重等后现代结论，而亨廷顿却将之推到另一个极端，强凋“冲突”主题政治论，无疑是重蹈冷战时期的“集体对抗”思维的覆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四、差异政治观之启示与误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多元文化、文明与政治差异相关联，将政治的差异性、多样性归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进而与现代主义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成为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一种典型现象或典型形态。他们是借“文化”之异而强调“政治”之别，其内涵是通过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揭示政治范式、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话语中异质存在性和差异性，由此导出多级政治主体问存在着一种异在(无统一范式)的交往关系。既然主体际的政治范式各异，因而就难以通约，难以将之再统摄到一个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转换。

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正如眼睛、鼻耳朵存在着差异，这是客观；但是眼睛、鼻子、耳朵之间决没有谁优谁劣的说法，这是主观。如前所述，文化差异、文明差异也是差异政治的形成基础，但是，多元文化、文明本身一定会冲突吗?差异政治一定是冲突政治吗?好比男人和女人也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既可以相互成仇，也可以共同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双方相敬如宾、恩爱一生。所以，古代圣人讲“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也就是说，水到牛那里就变成珍贵的牛乳，水到蛇那里就变为有毒的液汁。文化、文明乃至政治的差异也像水一样，我们应该学会以善美的心态去应对它的存在。

第9篇：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范文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具有重要作用，原因在于：第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有利于提高国际贸易的效率，降低交易与投融资成本；第二，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透明度，减少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信息风险，扩大企业资本来源；第三，有利于一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很多文献从不同方面研究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问题，但会计准则趋同不只是单纯的会计问题，其背后还涉及经济、政治种种因素，故本文尝试从经济学、会计学和政治学三个领域对国内外有关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但这并不是很严格的分类，这三方面的内容并不能截然分开，比如经济学角度的描述就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国际利益关系的政治博弈，还有些研究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内容，很难将其归为某一类。因此，本文只能根据文章的核心内容进行理论梳理和总结。同时，在综述的过程中，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会计准则为什么要实现国际趋同？（2）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3）会计准则趋同会产生哪些经济后果？

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经济学分析

与经济学将每个人视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相对应，经济学对会计准则趋同的分析一般着眼于其成本效益的对比，认为趋同背后的实质是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转换与分配。这种利益转换不仅对于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和债权人有影响，雇员、政府和社会公众等各个方面也都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具体而言，会计准则趋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可比、透明的财务信息，发现更多的投资机会，进而为企业扩大资本来源，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最终影响一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准则趋同也会影响政府和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增加政府的制度转换成本和企业的准则执行成本，并影响一国税收体系。因此，在准则趋同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会权衡自身的利弊得失而采取相应的对策[1]。

Ball（2006）认为，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减少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信息风险，由此降低公司资本成本。但负面影响在于它会弱化不同会计准则之间的竞争，会产生“搭便车”的行为等[2]。Biddle和Saudagaran（1991）发现，过去美国SEC规定在美国发行债券的外国公司将按照IFRS编制的财务报告向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调节，这一过程成本高昂并且非常繁琐，阻碍了很多公司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筹集资本[3]。近年来，美国逐渐改变对IFRS的态度，一个重要原因是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在国内，有关会计准则变迁的研究也主要是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形成了会计准则是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4]。李连军（2007）认为准则趋同能够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各国会计模式的不同导致的会计信息不可比，增加了企业、投资者的国际交易成本，各国看到了准则趋同的收益，从而逐渐参与和支持准则的国际趋同[5]。陈瑜（2005）则从宏观层面把趋同的经济后果分为国家“相对收益”和国家“绝对收益”。国家“相对收益”包括对一国经济利益的宏观影响与制度变迁成本，而国家“绝对收益”则指各国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各国福利的增加[6]。曹越等（2013）也认同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具有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和透明度、造就国际化卓越会计人才及提升我国会计国际地位的正经济后果，但同时也会造成会计准则与我国法律制度的冲突，降低了会计信息的法律证据力[7]。路晓燕和魏明海（2009）富有启迪地指出，会计制度的制定行为被认为是制定成本和社会收益之间的权衡，其发生发展取决于现实环境的需要，也体现为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8]。

上述研究对于认清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利弊，识别一国准则趋同的经济动因具有重要作用，也对我国在准则趋同过程中趋利避害，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提出了要求。但这些研究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没有把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制度变迁理论）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构建成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在研究内容上，也多是立足于国际大环境，较少论及具体会计准则或会计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准则制定的反作用等问题。

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会计学分析

会计学家在研究会计准则趋同问题时，着重关注趋同对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市场的影响。魏明海等（2006）认为，会计信息最重要的质量特征应是其决策有用性，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是为了增强其决策有用性，以对不同会计主体的价值做出解释[9]。

关于准则趋同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比较多。Bartov等（2005）以德国公司为样本，分别检验了采用IFR

S和采用德国会计准则这两类公司收入的价值相关性，他们发现，采用IFRS的公司其收入更具价值相关性[10]；Chen等（2010）和Lopes等（2010）学者则发现欧盟国家在采用IFRS后，主要的会计信息质量指标有所改善[11-12]。Atwood et al.（2011）认为在美国，IFRS下报告的盈余与未来现金流量的紧密性要低于GAAP下报告的盈余[13]。Barth et. al.（2008）、McAnally et al.（2010）等都认同IFRS的应用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14-15]。但是，Jeanjean和Stolowy（2008）对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这三个首次采用IFRS的国家进行研究，发现引入IFRS后盈余管理程度并没有降低，实质上在法国还增加了[16]。而Van der Meu-

len等（2007）的研究则认为在盈余价值相关性、及时性和应计质量方面，美国GAAP和IFRS并不存在显著差异[17]。Beuselinck等（2008）在分析欧盟14个成员国的数据后，也发现不同会计准则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18]。在国内，王建新（2005）分别从国际化的结果和过程的角度，就会计盈余质量对我国既发行A股又发行B股的公司在2001年会计准则改革前后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从国际化结果来看，AB股公司分别在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下报告的盈余质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从国际化过程来看，两种准则体系下盈余质量差异的绝对值变化显著且逐年减少。他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现实环境条件下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也不能显著地提高会计盈余质量，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改革形式上协调促进了实质上的协调，从而提高了会盈余质量[19]。魏明海等（2006）采用1999―2002年A股公司的盈余数据，检验了2001年的会计准则改革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这次改革提高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稳健性，说明我国准则国际趋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盈余质量。而针对2007年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及其趋同效果，吴革等（2013）检验了2000―2006年和2007―2011年间在A 股和H股市场上，制度环境因素对于会计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2007年新准则实施后， AH股公司会计盈余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都有显著提高，说明我国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有助于提高会计盈余信息质量[20]。王亮亮等（2012）也认为新会计准则降低了企业盈余报告的压力，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21]。王跃堂等（2004）利用《企业会计制度》出台的改革政策既有与国际会计准则一致的，也有背离的情况，运用中国资本市场AB股公司境内外审计利润的数据对会计准则国际化是否能产生会计实务的可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与国际会计准则一致的改革政策执行当年并未消除实质性差异，而与国际会计准则背离的改革也并未产生显著性差异，因此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并不必然达致会计实务的可比[22]。

关于准则趋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主要在如下两方面。第一，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Armstrong et al.（20

10）分析了2002―2005年间投资者对欧盟采用IFRS有关的16个事件的市场反应，发现市场会对有利于欧盟采用IFRS的事件作出积极反应，对不利事件则作出消极反应[23]。Covrig等（2006）以全球25000个共同基金为样本，检验是否自愿采用国际会计准则（IAS）能增强吸引外资的能力。研究发现自愿采用IAS的共同基金中外资所有权的比例较大，即使是公司所处的信息环境比较差，这一情况仍然存在。因此他们认为自愿采用IAS确实能增强吸引外资的能力[24]。Drake等（2010）也发现自愿采用IFRS之后，公司的资本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25]。国内学者张嘉兴和邢维全（2013）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角度，分析了我国2006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的经济后果及对机构投资者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新会计准则实施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显著提高。他们认为，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实质性趋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多地受到趋同这一消息的影响[26]。第二，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一般而言，采用统一的IFRS可以减少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提高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Hail等（2010）全面地检验了欧盟强制采用IFRS对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IFRS的公司其资本成本要低于非IFRS公司的资本成本[27]。但Daske（2006）对1993―2002年自愿采用IAS和美国GAAP的德国公司的资本成本进行检验后，却并没发现其降低的证据[28]。除此之外，自愿采用IAS还增加了企业被并购的风险。吉利等（2012）基于中国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也从股权资本成本的角度，剖析了我国准则趋同的经济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他们发现，准则趋同显著地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不同性质的股权对趋同的反应程度也有所不同。对此，他们认为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由于国有股东具有私人信息优势，国有股的预期回报要低于其他股权，其因准则趋同而降低的资本成本也就低于其他股权[29]。

会计学领域的研究多是运用实证方法从国际大环境来检验会计准则趋同的影响，但无论是在会计信息质量，还是资本市场方面，都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特别是会计趋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除了能够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外，还存在降低或与会计信息质量不相关的研究结论。对此，笔者认为，会计准则的形式趋同并不等同于会计实务趋同，各国制度环境、执行水平以及公司报告动机等均会导致准则执行结果的差异，加之IFRS中存在过多的选择和职业判断。另外，国内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多数研究局限于从国外借鉴方法，从国内寻找数据，缺乏实质上的创新。

三、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政治学分析

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变迁中，政治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是因为会计并不只是中立的、客观的技术，而是一个影响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机制。一方面，会计实务具有显著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会计被看作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有用工具[30]。FASB的前委员David Mosso曾指出：“准则制定是一个政治化过程，其中充斥着讨价还价和相互让步，实质上是一种权力游戏。”而几乎每一任FASB主席都承认，大部分FASB的项目实质是政治施压的目标。因而全球会计准则趋同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政治程序，是各国利益团凭借自身政治经济实力进行讨价还价、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政治学方面同样有大量研究文献。美国著名会计学家Stephen A. Zeff（1978）认为，准则制定过程是一种“微妙平衡”的政治问题，它需要对不同的社会目标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行评判和权衡，从而可能影响会计准则应有的“技术性”规范[31]。Scott（1997）在《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指出，尽管存在有效市场假说，但不同的会计政策会影响公司价值。投资者会对其政治代表施压，其结果是政治家开始瞄准会计政策及其制定，最终使准则制定成为各利益集团冲突博弈的过程，而不是理性算计的过程[32]。针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改组和机制调整，冯淑萍（2003）指出，这改变了世界各国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力量对比，而各国也积极投身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来，目前美英等国从中取得了决策权和主发言权，充分体现了会计国际化是利益之争的本质[33]。邓力平和曲晓辉（2003）将准则制定定义为一种宏观经济行为和政治程序，认为政府的介入在所难免。政府需要通过准则对会计信息的“生产”进行管制，以配合宏观政策的实施，继而与别国准则进行协调，最终演进为会计准则的全球趋同[34]。曲晓辉（2003）进一步指出IASC和美国围绕全球统一会计准则的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会计国际协调背后的政治动机[35]。王磊磊（2013）则分析了美国对会计国际趋同态度转变的原因，指出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各国都偏好本国会计准则，都有动机来游说甚至操纵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为本国谋取最大利益，这就使得准则制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过程[36]。未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政治化趋势将愈加明显，很多政治、经济势力卷入到会计准则制定之中，使准则发展方向更加复杂[37]。

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从利益关系层面探讨了会计准则制定和变迁的政治化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各国利益集团政治博弈的认识，特别是辨识像美国这种对国际会计趋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对IFRS态度的转变。而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4个席位）中发达国家占据多数席位（13个），在全球性会计准则制定与颁行方面，取得了“主发言人”的绝对控制权。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代表性极其有限，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会计俱乐部[38]。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政治程序中缺乏主导权，改变经博弈形成的国际会计准则极其艰难，不得不承担会计改革成本及风险等一系列负面经济后果。因此，这也启示我国应积极争取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合法地位，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对IFRS的制定施加影响，尽可能降低会计改革成本。

四、结语

（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最本质的原因是追逐利益的需要

融入经济全球化、促进国际贸易发展、降低交易费用等等都直接反映出趋同的利益动机。会计准则趋同不仅仅是会计准则在制度规范层面上的统一，更关系着各国在趋同进程上的经济利益，会计准则实质是各方利益斗争与妥协的结果。目前美英等国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取得了决策权和主发言权，充分体现了会计趋同是利益之争的本质。

（二）经济和政治因素是影响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两大主要力量

会计国际趋同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转换与分配，使其延伸出准则制定的各种政治行为。正如Hail等（2010）所言：从经济上的成本效益到国家间的政治较量，是影响美国会计准则和IFRS趋同的重要因素。此外，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是一种印有地区特色的文化，不同国家文化、法律制度等等差异也会影响会计国际化。从经济学、会计学和政治学三方面都可以看出，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实质是相关利益的分配与安排。不同的会计准则势必形成不同的会计信息，进而影响会计信息背后的契约关系，改变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准则趋同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交易费用，加速国际资本流动的同时，也引起了利益在相关集团之间的重新分配。

（三）经济学、会计学与政治学在利益集团的研究上各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