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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结构;结构优化升级;广东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2-0109-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项目“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框架设计与规划研究”(批准号:70800008);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广东省高职教育动态性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协同性研究”(批准号:07JT091);广东省软件科学研究项目“创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及其基本途径研究”(批准号:200813070800033)
[作者简介]麦强盛,暨南大学博士生,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系统工程;
孙东川,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系统工程。(广东广州510632)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概念
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方面的内容。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主要依据产业技术经济关联的客观比例关系,遵循再生产过程比例性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使各产业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又称产业结构高度化、现代化,是遵循产业结构演化规律,通过技术进步,使产业结构整体素质和效率向更高层次不断演进的趋势和过程。
按照国际经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是,先由“一二三”模式(前工业社会,金字塔型),经过“二一三”模式(工业化初期,橄榄型)和“二三一”模式(工业化中期,橄榄型),转变为“三二一”模式(工业化后期,倒金字塔型)。这里的“一二三”是指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其他模式依此类推。
世界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有:一是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新一代主导产业群正在形成,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决定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二是高新技术服务产业发展迅速;三是各国之间的经济技术竞争从产品竞争前移到研究开发能力乃至研究开发方向选择的竞争,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加大了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四是以兼并形式而出现的巨型企业与大量高技术中小企业同时并存。
二、广东省三次产业的发展
广东省的工业化进程,相对于发达国家起步要晚,由于科技进步的推动,为实施赶超战略和跳跃式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广东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并不是界线分明地按重工业化阶段,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阶段,知识技术高度密集化阶段这三个阶段来演进的,更多地表现为各个阶段的演进和过渡比发达国家经历的时间要短,而且,呈现出各阶段的产业并存共进的现象。
1978年至2007年,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85.85亿元增至30673.71亿元,年均增长17.95%。第一、二、三产业的GDP结构由1978年的29.8:46.6:23.6,转变为2007年的5.4:51.3:43.3。
经济总量的增长来自于三大产业的贡献,但是由于广东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广东省经济总量的增加带来的贡献各不相同。广东省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不管是从总量上来说,还是从增长率上来说都落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尽管总量在增长,但其重要性却在下降,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期的增长水平。1978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29.8%,然后逐年下降,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比重飞速下降;2007年的比重为5.4%,这印证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的特点。
第二产业从总量来说增长最快,而且比重很大,但变化不明显,这是因为广东省历来重视工业的发展。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广东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大力发展来料加工贸易业,承接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第二产业有所下降,1978年的比重为46.6%,1990年降为39.5%,这是因为此时期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增速超过了第二产业。此后广东省出台了产业升级政策,客观上刺激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广东省“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都强调要大力发展工业支柱产业,实行新型工业化和适度重型化的政策,这就使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的同时,第二产业飞速发展,2007年第二产业总产值为15938.2亿元,占GDP比重为51.3%,其中工业的比重为48.6%,贡献率为58.3%。
广东省第三产业改革开放30年来,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其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增速还一度超过了第二产业。进入新世纪后,第三产业的增长则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快速的增长,其年均增长率15.44%,2007年第三产业总产值为12989.28亿元,比重为43.3%。
广东省自2000年起至今,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都以超过10%的高增长率飞速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均有明显调整,比例由1978年的29.8:46.6:23.6调整到2007年的5.4:51.3:43.3,结构优化调整的趋势明显。但在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的同时,第二产业迅速增长,而第三产业却相对提升缓慢。根据经济良性发展的要求,第三产业此重还很有必要更进一步提高,可以说,三次产业比重还不够协调,主要表现在资源承载力与社会发展度对广东经济发展的制约。
放眼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广东省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相比有很大差别。在日美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已经呈现明显的“倒三角”型,第三产业占居国民经济总值相当大的比重。美、德、法、日产业结构变迁的共同特点在于,均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即逐步形成“第三产业一第二产业一第一产业”的产业格局。可见,广东省的产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需要积极扶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逐步扩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三、广东省九大支柱产业的发展
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相一致,广东的产业结构水平也不断提升。主要表现为:一是支柱产业带动效应明显;二是重化趋势明显加快;三是高技术制造业创新能力增强;四是企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
九大支柱产业总产值逐年递增,2007年达到38879.0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0.37%。九大支柱产业在工业中的重要性非常显著,2000年以来其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其中,三大新兴产业的产业总产值最高,远远大于三大传统产业和三大潜力产业。三大新兴产业的总产值在2000--2007年的七年中,由最初的5400.03亿元激增至2007年末的
26929.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8.7%。三大传统产业和三大潜力产业尽管总量小,但也得到快速发展。三大传统产业2007年末产值达到7632.54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13.8%;三大潜力产业2007年末产值达到4317.1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7.8%。此外,三大潜力产业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2007年比2000年的产值增长了4.9倍,比2006年增长31.5%,相比其他支柱产业增速最快。
1.三大新兴产业高速性发展。2000-2007年间,新兴支柱产业中技术含量相对高的电子信息业、电器机械及专用设备业发展迅速,投入及产出增长均处于领先地位。电子信息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19.4%上升为2007年的24%。电器机械及专用设备业比重相应从13%上升为15.4%。新兴支柱产业中石油及化学,是与原材料、能源密切相关的行业,特别是其中的石油加工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市场需求虽大,但由于其经营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进入的资金、技术门槛要求较高,且投资周期长,非一般民间资本所能及;加上受产能所限,增长相对缓于其他新兴支柱产业,投入、产出占全省比例均有所下降。
2.三大传统产业收缩性发展。2000年--2007年相对于其他快速发展的行业来说,传统支柱产业发展明显乏力。在2007年,三大传统产业的工业产值达到7632.54亿元,但是其占有的广东省工业总产值的份额却只有13.8%。从其在广东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的变化来看,基本上是处于下降趋势,从2000年最高的21.2%降到了2007年的13.8%,这就说明了传统产业对广东省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值有所降低。再从三大产业各自的发展情况来看,纺织服装产业在广东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2000年的9.8%下降到5.5%;食品饮料产业的比重相对稳定,但是比重也从2000年6.4%下降到4.3%;建筑材料产业差不多稳定在4%左右,是三大传统产业中唯一具有增长趋势的产业。
3.三大潜力产业稳定性发展。2000--2007年三大潜力产业产值,由2000年的7.1%增加到2007年的7.8%。三大潜力产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属汽车产业,由2000年的2.5%增长到2007年的4.7%,增加了近一倍。然而,森工造纸产业和医药产业基本保持不变,前者维持在2%―4%的比重,后者前几年有2%的比重,后几年却只有1%的比重,2007年的比重更低,只有O.8%。总之,三太潜力产业中的汽车及摩托车发展态势良好,是支撑潜力产业发展的主力,森工造纸和医药生产规模相对有所收缩。
四、广东省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发达国家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完成轻工业化后,必然开始重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以轻工业发展起步,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经过20年的发展,广东省外向型的轻工业发展模式相当成熟,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在外向型的轻工业模式下,主要是以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等加工贸易带动发展。近年来,广东省逐渐由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为主转变,通过工业园区、临港型重工业项目等方式加快对重工业的发展。日本的本田、日产、丰田三大汽车厂都在广州有自己的生产厂,南海石化项目、石油储备库等石化工业发展迅速。广东重工业保持较好的发展速度,并且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越来越高。2002年以来,广东重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均高于轻工业,并且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O.88:1上升到2007年1.6:1。
在2003年之前,广东省的轻工业比较发达,轻工业的比例大于重工业,但是,广东省在“九五”计划期间为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实施了结构调整,在2000年开始初见成效。主要是通过实施“三个一批”的战略,即建立一批支柱产业,组建一批大企业集团和培育一批名牌产品,从而推动全省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确定了以九大支柱产业为基础、轻重兼有、适度重型化的产业结构格局。九大支柱产业中重工业占绝大部分,而且在这些产业中,重工业产业的产值也远大于轻工业的产业产值,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重工业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而轻工业所占比例不断降低。至2003年末,重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追上轻工业,并且继续扩大,到2007年末,重工业所占的比重达到了61.59%,远远超过了轻工业,这样的发展状况使得广东省工业产业结构重工业化趋势明显,实现了广东省产业结构适度重型化的目标。
五、广东省产业升级趋势
目前的世界产业格局是,整个全球经济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市场垂直分工,以越南、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迅猛增长,市场前景广阔。广东很好地利用了改革开放的契机,率先发展起来。广东经济在全国各省份独领已经十余载,“广东制造”傲视群雄。
但是,当下的广东,碰到了30年前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遭遇过的困难: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劳动力短缺问题突显,而可以替代广东的经济体正在后面追赶,前面却是已经占据了高端产业的工业化国家。广东要继续当好排头兵,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产业升级:向产业链的高端前进,掌控全球生产制造体系的前端如研发、设计;强化自主创新,变“广东制造”为“广东创造”,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增强产业竞争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使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0%以上,这是赶超高级经济体的必由之路。
1.产业继续向高级化、适度重型化方向发展。纵观广东经济发展历程,从轻工――家电、电子――汽车、石化,产业演进之路不断向高级化、适度重型化发展,升级路径十分清晰。根据九大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广东积极推进一批重要产业基地建设,抢抓国际重化工业产业转移机遇,加快发展基础产业和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业。石化、钢铁、汽车、造船、装备制造等重化产业集群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成为拉动广东经济快车继续领跑的一个新引擎。
2.强化产业自主创新。从全球的产业链来看,广东工业整体上被挤压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产业链末端。在广东各类企业中,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不足10%,绝大部分依靠引进技术,或者缺乏自有核心技术。今后广东在引进新一轮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需加快引进产业、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努力把“广东制造”变为“广东创造”,这是广东保持平稳、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河南省;外部环境;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0-0025-03
一、外部环境变化综述
综观外部环境结构,对我国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和考验。在应对得当的前提下,我国仍然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分析内部环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经济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劳动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国家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落实惠农政策等方面营造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在国家继续推进东部地区率先开放和创新,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宏观环境下,中部大省河南省如何抢抓机遇,应对发展环境的变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进结构调整,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河南省地处中原地区,其地形丰富,地域辽阔,因此有着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优势,而在我国的建设当中,河南省也凭借其经济优势做了不少的贡献,是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我国重点经济发展区域的开发基地。从所占地理位置上处于我国纵横陆路交通系统交汇处,是周边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地,同时,也是相继我国发展“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发展区后的又一个新起之修。但是由于长期受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粗放型发展的影响,经济难以得到快速可持续的进步,尤其是开放型经济的优势不能很好的利用。开放型经济是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下,我国在短短几十年就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国,而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的经济活力也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市场变得更为活跃,大大补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我国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开放型经济模式是不可逆转的,甚至说是需要更加普及和发展的,所以,河南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尊重开放型的经济模式,认识开放型经济的优势,并根据自身的特点,利用好这些优势,以转型促发展,达到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国家经济整体进步的和谐统一。
二、河南省第一产业发展形式分析
河南是我国的农业大省,第一产业一直以来都是河南的主要经济之一,在农业经济发展当中,河南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有着十分大的优势,河南有着非常广泛的农业基础。所以,农业是河南发展所不能放下的一环,更要加强农业方面的投入,使农业优势得到更多的体现。对于第一产业,我们当前主要分为农(粮食种植)、林、牧、渔几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发展河南省的第一产业,必须对其整体考量,从农林牧渔几个方面分析,力求第一产业的全面进步。
(一)粮食种植经济情况分析
在以往,粮食种植是最主要的农业形势,而河南农业的发达主要也是体现在粮食种植的发达上,从先秦到明清再到今天,河南的粮食种植业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我国当前有着对粮食种植的补助,而且粮食的种植技术也不断提高,但是在开放型的经济模式下,种植业是难以获得市场的,或者说它难以成为一个经济支撑点。在国外,粮食的种植已经与商业挂钩,开始了商品粮的种植形式,因此,在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其受到的冲击也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在粮食种植业方面,河南应该改变以往那种小型种植的模式,而发展商品粮种植。基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个体承包商品粮用地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这一点上,可以促成其合作种植,多个农户联合进行承包,并联合管理,公平收益等,这样既能解决经费问题,又能解决商品粮模式的问题。
(二)林业经济发展分析
相对于粮食种植业来说,林业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能带动第一产业的经济增长对于全省的意义重大。河南省地势多样,有平原,更有山地和盆地,豫南山地和盆地的面积较多,因此这是发展林业的巨大优势。第一产业转型发展为林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契机,提供了产业链延伸和广阔的消费市场。首先,开放型经济使市场空前的扩大,林业需要市场才能发展,而这种市场的扩大化正符合了这一要求,使河南省林业的发展有了市场的保证;其次,由于经济的开放,交通变得更为便利,林业发展的运输是较为麻烦的,这种更为便利的交通成为了其发展的助力;最后,我国经济在开放型经济模式下得到了全面的进步,城市化发展较快,城建工程逐渐增多,因此林业也有了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河南省当前林业产业化规模化程度较小,发展不够完善,管理不科学,随着林业的进步,有可能造成乱砍滥伐、不合理买卖等问题,要着重地关注绿色发展的问题,可以在林业发展的规划上加入绿色发展的条文,使林业能够为河南的第一产业带来更为持续的支持。在绿色发展上,可以借鉴巴西的林业发展措施,提前规划好要出卖的林区,避免同一地区的树木一次性卖出造成荒芜的问题,而且其在树木卖掉之前,有计划地预先种植,使当地林业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
(三)牧业渔业经济
牧业和渔业在河南的发展还较为欠缺,由于受传统种植业和地理环境影响,没有重视到牧业和渔业的发展优势。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下,牧业和渔业的加工品是有着极大市场份额的。首先,要重视此方面的发展,对牧业和渔业的发展进行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例如派遣专业人员到合适发展牧渔的地区进行专门的指导,帮助其了解牧渔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对牧业和渔业产品的经营进行一些税收优惠;其次,对于牧渔产业,政府可以先创办一些模范企业,为其广泛的发展提供经验,也为牧渔业的普及打下基础;最后,牧渔业是十分依赖市场的,牧渔业的发展要与市场紧密挂钩,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避免因产品滞销造成经济损失,在与经济市场挂钩这一点上,各地可以利用一些“贸易保护”的措施,通过政府或者相关单位,将牧渔业与半成品加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加工业者获得更优惠的牧渔资源,也使牧渔业者拥有更为稳定的市场。牧业和渔业是第一产业下的新型经济增长点,转型发展时期,这种经济产品多、附加值价高的产业有着其发展的必然优势,因此,河南省的第一产业发展要着重关注牧业和渔业的发展,为牧业渔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环境,从而带动河南省第一产业经济的全面进步。
三、河南省第二产业发展形式分析
我国正处在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型的时期,而工业也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的重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开放型经济模式之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业资源,例如技术资源、市场资源、原材料资源等,促使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所以,河南要想获得真正现代化的进步,发展第二产业是其核心问题。
(一)轻工业的对外经营
轻工业是在第二产业发展中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为其与农业的关系密切,受农业支持较大,例如纺织、食品、肉蛋奶生产加工等。河南依赖于其农业优势和地域环境优势在轻工业的发展上较为快速,而轻工业也成为了河南一些地市的主要经济支柱。但是在发展当中,河南轻工业主要是对内经营的,市场局限在河南省内,对外经营的份额较小。伴随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运输交通便利和商品流动性增强,河南的轻工业必须要抓住省外甚至国外市场,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首先,河南省轻工业规模亟需扩大,小作坊、小工厂是没有竞争力的,要发展企业联合,发展大型轻工业集团;其次,要打造品牌,轻工业“走出去”利于市场的扩大,但是只有产品有了良好的口碑,这种“走出去”才能有市场竞争力,对外发展才有意义,需要在质量、宣传上做功夫,打造专业品牌;最后,要寻求合作,竞争与合作是当前企业发展的主题,轻工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合作伙伴,轻工集团要建立普遍的合作关系,与相关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与市场建立长久关系,使自己在竞争中占有更大的优势。
(二)重工业的着重发展
重工业是工业的重心,也是大部分行业的基础,一个地区的重工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其整体水平。重工业数量少、类型缺失是河南省工业经济一直以来的问题。开放型经济为河南重工业带来了发展的契机,首先,要招商引资,开放型经济使得招商引资变得更为便利,而招商引资建设重工业也是一条捷径,能在无基础的前提下实现快速的发展,河南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承接产业转移,促进自身重工业的发展和进步;其次,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于河南实际情况来说,发展重工业面临的税务问题较多,而且流程较为复杂,这使得其重工业发展获益较少,愿意从事重工业的人也较少,所以河南重工业要想获得大的进步,政策支持是离不开的;最后,要进行有效的工业发展指导,为重工业者引领道路,避免工业发展的畸形。
(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高新技术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新型竞争力之一,对经济发展的辅助作用越来越大,因此高新技术产业是当前河南经济发展要着重注意的一个方面。河南省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是处于落后状态的,其起步较晚,而且基础薄弱,难以得到快速的建设。首先,要加大高新技术的科研投入,从经济上支持高新技术的开发,改善科研环境,为高新技术的研发打下基础,还要进行高新技术发展模式的改善,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人才,为自身的发展助力;其次要不断向京津地区进行学习,从这些先进地区吸取发展的经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利用其发展成果,避免发展的弯路;最后,要注意高新技术产业与农业、工业的结合,努力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最快、最大化地发挥高新技术的优势,并通过其促进河南经济的增长,然后再以经济助推高新技术的进步,达到一种良性循环的效果。
四、河南省第三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形式分析
河南地处温带,四季分明,而且地形多样,因此有着各种各样的自然风光,这是其旅游业发展的优势。另外,河南有开封、洛阳等古都城市,历史旅游开发便利,其更是我国的主要战场(大别山等地),抗战纪念旅游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优势。旅游业对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尤其是开放型经济之下,旅游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在旅游上的花费也越来越多,河南省更应依托自身优势,重视发展旅游业。首先,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河南旅游景点丰富、类型多样,因此可以设置一些“一条龙”旅游路线,在优惠招揽客人的基础上,增加各个地区的旅游数量,使旅游经济的发展有更多游客的支持,促进旅游的兴旺;其次,要发展旅游服务,增强服务质量,多方面为游客考虑,使其安全、舒心地完成旅游,打造旅游服务品牌,提升自身的吸引力,服务是旅游质量的衡量标准之一,这也是旅游质量提升较为便利的方面,因此河南要紧抓服务,创造良好的服务口碑;最后,要大力开发餐饮、住宿、娱乐等旅游附属产业,相关行业将在旅游业的带动下蓬勃发展,要认清这一发展趋势,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使其能更有质量、更具特色,为河南旅游增添更多的亮点和精彩,从而拉动经济快速发展。
五、结语
现在我国经济面临这“三期叠加”的复杂形势,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河南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作为经济大省的河南,必须要适应环境的变化,根据自身优势,找到发展的最优方案,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切实落实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把加快经济机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作为突出任务,积极打造河南经济升级版。
参考文献:
[1] 范况生.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河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研究[J].特区经济,2011,(2).
[2] 李雅莉.河南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优势与政策建议[J].人民论坛,2011,(32).
[3] 胡宝臣.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河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
[4] 吴磊.经济增长与河南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分析[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5,(1).
[关键词]机械自动化 工业生产 应用
中图分类号:TP29-A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4-0391-01
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同时,其在应用中的问题也应得到重视。时代的发展要求工业与时俱进,利用自动化技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作为新时期的工业发展,必须提高机械自动化的应用水平。
1 工业生产中机械自动化技术应用现状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生产中所占据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因为机械自动化不仅可提高工业生产的生产效率,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所以在现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越来越依赖自动化,但是,对于机械自动化的过分依赖也给很多企业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专业技术人员的缺失,所以进行自动化技术仍无法彻底取代人工生产,人工生产依然在我国工业的发展中占据一定的定位。所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能一味的追求自动化,还必须要关注机械生产过程,合理安排机械智能生产与人工生产,实现智能生产与人工生产的完美结合。另外,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于新工艺和新设备了解不足,专业管理人员欠缺等,这些问题都对工业生产中继续自动化技术是推广起到了一定阻碍作用。所以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一定准确分析机械自动化带来的利弊,努力发挥优点最大化。
2 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运用
工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很好的实现工业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具有积极意义。工业生产主要就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轻工业;二是重工业。文章分别介绍了机械自动化技术在轻工业与重工业中的应用。
2.1 机械自动化技术应用于轻工业生产
轻工业生产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主要的生产技术相对简单,所以在轻工业生产中机械自动化技术应用也比较简单,通过引用机械自动化技术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批量生产,满足人们生活要求。当前,我国从事轻工业生产的大部分企业基本上都在生产过程中应用了机械自动化技术,与过去的传统手工生产相比,机械自动化计划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提高生产效率,减低成本还大大节省了人力资源成本。就目前轻工业生产的情况而言,机械自动化技术应用所取得的效果非常突出,但是在轻工业生产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厂家通过自动化追求产量而忽略了质量,甚至一些企业认为有了机械自动化就可以不需要人工生产,而过度的裁员,导致失业人数大大增加。所以说虽然机械自动化技术可以为轻工业的发展带来很多好处,但我们不能盲目追求,要结合自身企业的实际情况,对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进行调整,确保了资源的有效利用[3]。
2.2 机械自动化技术应用于重工业生产
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生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并且重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工作环境危险,所以在重工业生产过程中使用机械自动化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我国重工业发展处于中级阶段,对于机械自动化技术应用虽然广泛,但是重视度不够。重工业生产涉及的内容复杂,并且大多数都是直接关系国家利益的重要产业,国家对其有及其重视,尤其是生产安全问题。一些产业在生产过程中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如石油开采。在这一生产过程中,采用传统人工开采模式,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人员伤亡,并且生产效率不高,人力资源也比较浪费。但是如果采用机械自动化技术就可以在石油开采中大大减少人工操作的人员个数,确保更多人的安全问题。并且应用机械自动化技术还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确保产品质量,满足市场需求。但是很多企业对于机械自动化技术不够重视,只是简单是引入,并没有发挥其最大的作用,所以机械自动化技术在重工业生产中的应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 我国机械自动化的发展前景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这就要求我国在坚持自身发展的同时,更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吸纳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但是,在学习发达国家技术的同时,也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合理的选取,以适应我国的国情。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发展自身的技术,加强基础技术的研发工作,努力实现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机械自动化科学技术。
3.1 发展实用性机械自动化技术
我们知道,一些科学技术的研发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在机械自动化领域,就要求我们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技术,以生产发展的需求为研究方向。所以,只有结合实际,以生产的需要为准,对机械自动化技术做到实际的应用,才能使机械自动化技术使用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3.2 发展低成本效率高的机械自动化技术
机械自动化技术的意义在于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增加生产利润。因此,在机械自动化研发的初期,就应该致力于投资少、见效快的机械自动化技术。这样的原因在于,低成本、效率高的机械自动化技术可以让企业短时间获得利润,并且其有着良好的开发前景。
3.3 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机械自动化技术
机械自动化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技术,势必存在着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存在缺陷到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相较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相对比较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机械自动化过程将是一个长期并且艰难的过程。再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来看,实现全盘的自动化并非我国最紧要的需求。相比自动化工厂的建立,发展工艺水平较为成熟的集中生产自动化技术更是我国的现实需要。而在机械自动化系统中既有自动化程序又有传统的设备,并且人工在某些环节可以进行参与,这才是真正适合我国基本国情、又有利于机械自动化发展的一个良好方案。所以,这里所讲的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机械自动化技术就是指发展那些实用的、适用的技术。
3.4 注重人才培养
机械自动化是一项十分新型的技术,包含了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就决定了机械自动化的研发部门要引进多方面、多领域的人才,以开展在学科交叉背景下的科学研发工作。同时,引进与培育人才的重要性在于改变传统以经验为主的管理模式,这就需要对工程技术人员、员工等进行大量的培训工作,提升其知识水平。
4 结论
总而言之,机械自动化技术在我国工业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不仅提高了我国工业生产中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水平,而且帮助企业提高生产率,节约资源,真正的了实现用最少的资本实现最大利益的目标。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中不管是在工业行业还的其他行业,国家和企业都应该积极地抓住科技的热潮,运用更专业的知识更好的促进机械自动化的发展,紧随时代的步伐抓住一切有利于发展的机遇更好地提高机械自动化的技术水平,为国家带来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本文对我国工业部门的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全部样本行业的能效均值基本维持在50%至60%水平之间,能效水平总体不高。能源使用效率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行业间差异,采掘业能效水平均值要高于轻工业和重工业。总体能效水平以2002年为拐点,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轨迹。采掘业能效水平在考察期内有所波动,但基本能够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重工业呈缓慢上升态势,而轻工业则在2002年以后出现了大幅下降。通过计算标准差,我们也未发现能效出现行业趋同。企业平均规模的扩大、市场竞争强度的降低、外资规模的增加对行业能效提高具有积极影响。
关键词:工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行业差异;决定因素
一、引言
能源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扩张导致能源需求大幅增长,作为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能源供给不足的约束效应日益凸显,解决能源缺口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以石油为例,2005年进口量已经达到了1.3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43%。这种依赖性不仅严重影响了能源安全,而且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也给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构成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石油、煤炭等非可再生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又是导致我国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为了缓解能源约束与长期增长之间的矛盾,节能降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就成为当前的必然选择。“十一五规划”着重强调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出通过提高整个社会利用、配置资源的效率来降低能源消耗,万元GDP能耗降低20%也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节能降耗到底有多少潜能可挖?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即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产出既定条件下,有多少能源真正用于生产,而又有多少在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中耗散?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了节能降耗工作的远期规划路径,进行深入分析很有必要。
我国能源使用效率的测度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例如,高振宇等(2006)以省级单位划分为基础研究了各地的能源生产率,并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划分为能源高中低效三类地区。史丹(2006)同样以省为基础测算了区域能源生产率,结果发现东南沿海地区的能源效率较高,内陆煤炭资源丰富、以煤炭消费为主的地区的效率最低,作者还进一步计算了各地节能降耗的潜力。这些文献中测算能源使用效率的指标是能源生产率,又称为单要素使用效率、能源强度等。依托全要素能源效率框架,Hu等(2006)对我国各省能源使用效率进行了DEA分解,结果发现中部地区的能源使用效率最低-。应该说,既有研究得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结论,也为判断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从中也不难发现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国内研究多是采用能源生产率作为能源使用效率的测度指标,该指标虽然易于统计,但正如后文所述,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相对而言,在全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计算的能源使用效率具有更好的包容度,但这种方法的应用还不多。其次,既有研究几乎都是以区域数据为基础,但区域实际是一个由产业构成的加总概念,若进一步据此来制定节能规划,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就是,区域层面下的规划又如何在不同产业上加以具体落实?如果从更加接近实践的角度出发,以产业为基础进行分析同样具有必要性,区域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应当作为有益的补充,遗憾的是,就我们的检索来看,后一方面的研究还未能得见。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为我们的研究指出了一个可行的方向。具体而言,本文将以产业层面的经验事实为基础,依托全要素生产函数框架,对我国工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对影响能效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初步考察。
二、能源使用效率的界定与分析方法
本文依据史丹(2006)的定义,能源使用效率即是有效的能源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测度能源使用效率目前存在两种方法,一是计算单要素能源效率,即只是把能源要素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计算某种能源投人占总产出的比重来反映能源使用效率,这一指标在既有文献中又被称为能源强度、能源生产率等;二是在全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计算能源使用效率。比较而言,单要素能源效率的思路简单,易于计算,在既有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并没有考虑生产过程中的其它要素,如资本、劳动等,以及这些要素之间可能会存在的替代关系,这就有可能致使结果存在偏差。其次,应用单要素能源效率时,只是通过与其它单位(如区域、产业)的对比来判断自身效率水平,指标值最低的单位往往被认为是效率最高,同时也成为其它单位的努力目标。然而这个目标是否就是各个决策单位的最优能源投人目标?各决策单位的最优决策又处于何种水平?这些问题是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所难以回答的。有鉴于此,Hu等(2006)提出了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的概念,即在全要素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借助数学规划的方法测度各决策单位的最优能源(当然也包括其它要素)投入规模,将最优投入量与实际投入量相比,从而得出能源使用效率。相对而言,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概念要更为合理,本文的研究也将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展开。出于表述的便利,后文中凡单独使用能源使用效率均指全要素能源效率。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一个不便之处是其计算较为复杂,一般需要借助于运筹学中的DEA,即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要义就是使用线性规划数学模型来拟合出各决策单位的最佳效率边界(包络曲线),进而测度出各决策单位的效率水平。例如,在不变规模报酬前提下,假设有N个决策单位,每个单位有K种要素投入M种产出,那么第i个决策单位的包络线可以通过求解如下线性规划问题得到:
Minθλθ
约束条件:-yi+Yλ≥0;θxi-Xλ≥0;λ≥0
其中,0是标量,入λ为N×1维向量。O取值在O和1之间,值越高说明决策单位越是靠近效率前沿边界。上述规划问题的求解过程较为复杂,具体过程可参阅Collei(1996)的相关说明。
对上述规划问题的求解确立了决策单位的最佳效率位置,以此为基础即可以测度出各个投入要素的实际投入量与最佳投入水平之间的差距,进而计算出包括能源要素在内的各要素的使用效率。图1做了更直观的表述,折线ss’就是在产出既定条件下的最佳效率包络线。位于A点的决策单位,其要素使用就存在无效性,在保持既定产出的前提下,要素投入可以从A点所示水平降低至A’点,AA’称为要素使用的径向(radial)调整。进一步,还可以在保持投入要素1(input1)不变的情况下,再次减少投入要素2(input2)的投入至c点水平,CA’被称为松弛(slack)调整。径向调整和松弛调整之和代表了无效的要素投入量,要素实际投入量减去无效投入即得到真正有效的要素投入,计算有效投入占实际投入的比重,即反映出要素的实际使用效率,这就是全要素框架下要素使用效率的含义。本文即是根据以上定义计算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具体公式为,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实际能源投入量一径向调整量一松弛调整量)/实际能源投入量。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工业是最主要能源消费部门,其能效高低直接决定着宏观经济的整体能效水平,因此本文的分析将针对我国工业部门。考虑到1998年起我国工业经济统计口径发生改变,本文将研究期定为1999--2005年。具体而言,我们将以二位数细分行业为基础,测度各行业样本期内的能源使用效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考虑到水电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所具有的公用性、垄断性及地区性的特殊性质,本文研究将这些行业剔除。我国在2003年实行了新的行业分类目录标准(GB/T4754--2002),前后行业划分存在一定差异,不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说明,这次调整主要是二位数行业内部各细分三位数、四位数行业的归并或重新划分,对于大部分二位数行业,这种调整并不会影响前后数据的可比性。将前后两个目录进行对比,我们剔除了旧目录中存在但新目录中没有以及新目录中新增的细分行业,最终包括了33个细分行业。
在全要素框架下测度能源使用效率,我们需要使用产出、资本、劳动及能源投入等四方面的数据。关于产出数据,本文使用工业总产值,原始数据取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使用历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原始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将其转换为1999年价格水平的不变值。由于2004年数据是基于第四次工业普查得到的,与前后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的做法是进行插值处理。进一步来看要素投入。(1)本文采用固定资产代表资本投入,具体地,我们根据永续盘存法对各行业的年末固定资产净值进行折算:ki(t)=ki(1998)+(ki(t)/pi(t))。其中,k;(1998)是不变价格水平的1998年末固定资产净值,ki(t)是第t年固定资产净值增加量,以相邻两年固定资产净值的差额表示,pi(t)为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按照通常的做法,为了使资本投入数据更加准确,基础存量(即此处的ki(1998))应该取更加久远年份的数据,但考虑到1998年的统计口径变更,我们也只能从1998年算起了。计算资本投入所需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2)关于劳动投入,本文采用年均就业人数来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年鉴只是从2001年之后才开始公布这一数据的,不过,在年鉴的指标解释部分,我们发现1999--2001年的年均就业人数,可以借助于增加值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两个变量来获得,具体推算公式为:年均就业人数=增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3)关于能源要素投入,我们采用经标准化处理的各行业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期。
四、T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的测算
在全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我们借DEA模型考察在既定产出下工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这又被称为投入导向的DEA分析。分析之前还需要确定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特征。DEA分析包括规模报酬不变(CRS)和可变规模报酬(VRS)两种情况,根据既有关于中国工业的研究文献,我们认为CRS假设基本符合中国工业的实际情况。例如,樊潇彦(2004)的研究就发现规模报酬不变的CD函数对于工业行业是可行的选择,胡永泰(1998)、李京文和钟学艺(1998)、张军(2005)等也都认为中国工业经济的规模报酬不变。从计算方法的角度来看,采用CRS假设也有一个优势,即无论是以产出为导向,还是以投人为导向进行DEA分析,所得到的效率值具有一致性,故本文最终选择在CRS假设下进行分析。考虑到不同行业在能源消费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我们将33个二位数行业进一步划分为三组,即采掘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不包括采掘业)(具体划分方法参见表1)。
总体而言,我国工业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并不算高,32个两位数行业的效率均值在样本期中基本维持于50%至60%水平之间,而且在样本期内没有显著变化。较低的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也表明我国工业部门节能降耗具有较大的潜能,“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万元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不仅具有现实性及合理性,事实上也已经为今后的节能工作留有了一定的余地。进一步观察各行业数据,不难发现,不同行业的能源效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首先将采掘业、轻工业、重工业三大组别进行比较,就很容易看出三组的能效均值存有不小的差异。其中,采掘业的能源使用效率是三者中最高的,该指标在样本期中基本维持在70%至80%之间;轻工业组别的平均能源使用效率在2004年之前一直高于重工业,但在2005年出现了趋势逆转,重工业组别的能效水平首次超过了轻工业,然而从效率指标绝对值来看,这两组行业的能效水平均不算高,样本期里基本维持于40%至50%之间的水平。进一步比较各两位数细分行业,不难发现行业间的差异性更大。在采掘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能效达到或接近了前沿效率水平,并在总体上提高了该组别的能效均值,但煤炭采选业的能源效率值却低出不少,例如在1999年只有28%。根据史丹(2006)的研究,内陆煤炭资源丰富省份的能源效率最低,这一结论也可以从本文的分析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与之相似,轻工业和重工业组别内部各细分行业的能效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一些行业达到或接近效率前沿面的同时(如轻工业组别中的烟草加工业、服装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制品业等,重工业中的化学纤维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材料制造业等),也有一些行业的能效水平基本维持在很低水平上(如轻工组别的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重工业组别的化学原料及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
图2是上述计算结果的更直观反映,其中(a)图反映的是全部行业及采掘业、轻工业、重工业三组行业的效率均值,(b)图反映的是相应组别的标准差。从(a)图中可以看出,工业部门总体效率均值不高,分组别来看,采掘业要高于其它两组,这在前文中已有说明。从演变轨迹来看,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2002年似乎明显成为轻工业的拐点,因为在此之后该组别的能效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这一变化趋势也带动了总体效率的走低。也正是在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否导致了轻工业组别的效率下降?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市场开放度和竞争强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利润水平以及节能减排投入的激励。当然,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的时间并不很长,其对我国经济的深入影响还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上述解释只是作为假说提出,同时希望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更为深入的思考和验证。
与轻工业组别不同的是,由于国家节能降耗政策对于重工业部门的特别关注,重工业组别的能效逐渐提高,但从(a)图中不难看出,效率增幅比较平缓,说明节能降耗工作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难度。再来看(b)图,这反映了全部行业以及各组别效率值的标准差。容易发现,轻工业组别的效率标准差波动最大,同样是在2002年,该组别的效率标准差由此前的下降,逆转为大幅上升,说明行业间的效率差异逐渐扩大。重工业组别和采掘业的效率标准差在样本期内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然而从总体来看,各行业能源使用效率的标准差则是沿着一条上升轨迹变化的,表明行业间能源使用的效率差异在逐渐扩大,并没有出现行业间能源使用效率趋同。
概括而言,中国工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具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能效水平总体不高,且在样本期内没有明显的改进,二是行业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没有出现能效水平的行业趋同。中国工业的发展目前仍然是以高能耗为基本特征,存在着较大的节能潜力,但要实现节能降耗的规划目标,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难度。
五、能源使用效率影响因素的初步考察
进一步借助计量方法考察哪些因素影响着能源使用的效率水平。根据相关研究以及产业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我们主要考虑了这样一些因素。首先是企业的规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能源是与资本、劳动一样的投入要素,也存在着规模收益的问题。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设备使用潜能的发挥,能源使用效率应该也会得到提高。第二个因素是市场结构。一般而言,市场上的竞争者越多,企业就会越有激励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然而,高强度的市场竞争同时却也可能降低企业的利润水平,这又会制约企业实施节能降耗的相关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市场结构对能源使用效率的影响方向,最终还要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力量对比。第三个是国有企业因素。国有企业往往被认为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进而存在不合理配置资,源的担忧。第四个是外资因素。无疑,外资进入已经成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外资的影响较为复杂,它既可能通过竞争效应降低内资企业节能改造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可能通过示范效应推动内资企业的节能改进。
对上述变量的数据来源进行说明。企业平均规模(sL)由工业总产值除以企业个数得到,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999年价格水平的不变值。在产业组织的相关研究中,市场结构(NF)一般采用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等指标来表示,但已有的数据还无法支持这些指标的计算。作为次优解决方案,我们选取了企业数量作为替代,数量多寡可以间接反映出市场竞争的强弱。国有企业因素(sOE)采用国有企业产业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来表示。外资因素(FDI)由外资企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出比重表示。上述变量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资讯行数据库。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为各行业的能源使用效率EE,数据来自表1。
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了多种计量方法,结果见表2。我们首先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豪斯曼检验最终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故表2中只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考虑到本文研究样本包含行业较多,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性,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进一步地,我们又在只考虑异方差以及同时考虑到一阶自相关两种情况下,分别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了检验。此外,由于效率取值均位于0和100之间,这种有截取(truncated)变量取值是否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也是需要考虑的。因此,我们最后还采用了面板数据环境下的Tobit模型对数据进行了检验。不过,从对多种方法的计量结果来看,结论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
多个模型的检验结果均表明,企业规模是决定能源使用效率的一个显著正相关因素。能源使用同其它要素一样存在着规模收益特征,企业规模的扩大、能源消费的增加,有助于设备潜能的发挥以及能源更加集约化的使用。那么,如果企业规模过大是否反而会导致能源使用的非经济性?事实上,我们也曾在模型中引入该变量的平方项,最终结果也确实证明存在一个规模上限,但这个上限值已经大大超过了企业的现有规模,从而不具有现实意义。因而在本文的研究期内,企业规模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稳定的正向作用。再来看市场结构指标,结果显示,企业数量也是能源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多个检验模型中,该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数量增加以及由此代表的产业竞争强度的提高,并不利于能效水平的提高。这很有可能是竞争强度的提高,削弱了企业的利润基础,从而不利于其技术改进及规模效应的实现。尽管竞争强度提高会激励企业去更有效地使用要素,但显然在我们的研究中,这种激励效应并不足以抵消竞争效应。相对而言,国有企业因素的影响要复杂一些。尽管表2第3列的结果却表明国企因素具有负向作用,但多数模型的检验结果都显示该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不过,除了Tobit模型外,其余模型的检验结果均表明该变量并不显著。尽管现代产权理论认为国有企业往往存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进而存在不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但这里的结果却显示这种担忧是并不成立的。国企预算约束的逐渐硬化、国有企业总量的减少,这些都是减少国企资源误置的可能原因。关于外资变量,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外资比重的上升有利于能效提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结果也只能揭示出这一结论,至于外资进入是因为示范效应促进了内资企业能效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行业能效的全面提高,还是仅仅由于能效水平较高的外资比重上升导致表面上提高,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但由于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数据支持,这一工作也只能留待后续研究中去完成。
六、结束语
1.1重工业
重工业是工业经济的支撑,对生产科技改造及工业产业收益都有很大的影响。
1.2轻工业
指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相比于重工业,轻工业生产规模及工作强度较低,主要向市场供应生活类手工产品。按其所使用的原料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轻工业对促进人们生活水平提升是一种保障,借助工业生产体系满足了社会群体的产品需求,扩大了工业产业链的经营范围[1]。
2工业发展与农村饮水的矛盾
随着工业化生产水平的快速提升,企业生产与制造产品的类别更加复杂,实际生产所用水资源也在不断增加,其中产生的水污染现象越来越严重。调查显示,我国工业发展与农村饮水安全存在着突出的矛盾。
2.1水质矛盾
农村是国民经济最早的产业基地,农业经济在三大产业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也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产业对象。自从工业结构优化调整之后,农村饮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水质标准下降是饮水矛盾的主要问题,这与工业生产废弃物排放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工业生产中排放大量未经处理的水、气、渣等有害废物,会严重地破坏农业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扰乱了农村地区水供应系统的质量标准。
2.2污染矛盾
污染是农村饮用水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工业污水排放条件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这无疑激化了工业发展与农村饮水之间的矛盾。例如,工业“三废”对工业生产本身的危害也很严重,有毒的污染物质会腐蚀管道,损坏设备,影响厂房等的使用寿命。当农村饮用水遭受工业污水破坏之后,其在短时间内能够扩散开来,形成大面积的农村饮水污染。
2.3健康矛盾
饮用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人每天都要摄入不同量的标准饮用水。相反,若饮用水存在污染、病毒、细菌等问题时,人们的健康状况必将受到破坏。工业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收益水平的快速提升,满足了工业科技改革的创新要求,但其引发的水质污染又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农村饮用水在工业污水干预下,整体饮用水水质标准大大下降。例如,工业污水造成环境污染,公害泛滥,直接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不利于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
3解决农村饮水问题的综合措施
不可否认,工业经济发展标志着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促进了三大产业结构层次的优化调整,大大促进了国民产业经济收益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工业企业多数建立在远离城市的地区,郊区或农村地区是生产型企业的主要基地,这些都给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带来了隐患。鉴于工业发展对饮用水产生的污染、质量、健康等问题,必须要正确处理工业经济与农村饮水之间的关系,拟定有效策略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
3.1依法治理
坚持有法必依,尤其要做到“三同时”和限期治理。①坚持污染防治设施与生产企业的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也就是国家明文规定的“三同时”;②对原有污染进行治理,对于污染严重的,要依法进行限期治理,对限期治理不达标或拒不进行治理的企业,要依法责令其停产或关闭。法律是保护水资源的强制性措施,也是维护农村饮水安全的基本保障。
3.2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包括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两个方面。清洁生产是国内外20多年环境保护工作经验的总结,它着眼于全过程的控制,具有环境和经济双重效益。推行清洁生产,是深化中国水污染防治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工业企业建立完整的绿色生产体系,对产品工艺及加工流程实施调度。比如,编制一套绿化型的生产工艺,加快工业用水净化系统建设,有效处理各种污染问题。
3.3优化控制
企业日常生产要注重废水、污水的综合治理,坚持坚持分散治理和集中控制相结合,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不受工业生产影响。这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污染源,如家庭污染源的污染物种类基本相同,有些污染源的污染物种类又有很大区别,如造纸废水和电镀废水就大不一样。因此,采用分散治理与集中控制实现了针对性处理,提升了农村饮用水的安全系数。
3.4技术改良
面对不断提升的工业科技水平,我国也要对污水处理采取先进的技术方案,以技术改良为支撑扩大农村饮水安全控制力度,提高废水处理技术水平。工业废水处理正向设备化、自动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处理方法,包括用以进行沉淀和曝气的大型混凝系统也在不断地更新。近年来广泛发展起来的气浮、高梯度电磁过滤、臭氧氧化、离子交换等技术,都为工业废水处理提供了新的方法。
3.5倡导节水
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对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还要注重节约意识。无论是企业或农村用户,都应当在生产和生活中大力提倡节约用水。①厂矿企业要不断提高节水意识,积极采用先进的节水工艺设备,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②广大居民和社会各界都要增强节水观念,千方百计节约水资源;③做好水资源质量监测与管理,避免水质污染带来的不利影响。
4结论
首先,一季度8.1%的经济增长率还应考虑闰年的因素,如此就应扣除1个百分点至7.1%。同理,如果明年一季度的增长率是7%,就应加上1个百分点至8%,因为我们说的是“同比”,就必须剔除掉这些“不同”的因素。此外,正如统计公报中所说,今年一季度的环比经济增长率是1.8%,则折年率只有7.4%。也就是说,如果今年后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没有新的推动因素加入,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低于7.5%这个政府的年度既定目标。
经济增长率难以达到8%以上,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增长率从去年一季度的9.7%和去年四季度的8.9%下跌到7.5%以下,即使不是暴跌也是急跌,这种情况说明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从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看,已经不能等,因为再等下去经济的内生性收缩就会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
其次,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回升主要是轻工业的回升,重工业回升速度并不明显。从用电量看,前两个月重工业的用电量增长率是6.6%,而3月当月的增长率只有1.6%,增速下降了5个百分点,说明重工业的增长动力并不是显著趋强,而是趋弱。由于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产出的70%以上,也占了全部GDP的30%,如果重工业没有显著反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筑底回升就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正如轻工业是生产消费品的部门,需求主要来自于消费需求一样,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重工业生产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投资。因此重工业生产增长率回落,主要是由于投资需求回落。一季度投资完成额增长率从去年全年的23.8%回落到20.9%,而更能代表现实投资需求的“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率从去年全年的18.7%显著下降到14.2%。中国目前的大问题是产能全面过剩,即不仅有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也有基础产业的产能过剩,不仅有面向国内的产能过剩,更有面向外需的产能过剩。这是压抑投资需求不断下降的本质原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解决严重过剩产能的出路问题,投资需求不可能再现高增长,这就使经济增长难以从下滑过程中真正反弹。
第四,许多人目前都把反弹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从反通胀转向保增长,进而放松银根。这个指望不无道理,但是货币供给终究是“中间需求”,而只有投资、消费和出口才是最终需求。当最终需求没有实质增加而放松银根,央行虽然愿意增加贷款供给,但存在一个企业愿不愿意借贷的问题。若市场逐渐萎缩,企业不会主动扩大生产经营活动,就不会增加贷款需求,这就是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央行只能拉紧绳子而不能推动绳子”,即给不给货币是央行占据主动,要不要货币却是企业占据主动。所以,对宏观紧缩政策而言货币政策更有力,对宏观刺激政策而言则是财政政策更有力。
从实际情况看,3月份的货币增长率反弹出乎很多人预料,一般来说,如果货币增长率高于现价的GDP增长率,就意味着增长的货币条件比较宽松。去年全年货币增长率比GDP增长率低3.8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则高出2.2个百分点,3月份的贷款增长也超过了万亿元,这说明货币条件已经转向宽松,但经济增长没有改变已经持续了四个季度的下滑趋势,反而是呈现加速下滑。这就说明,经济下滑绝不仅仅出于去年货币条件过紧这个外生性原因,而是出于生产过剩这个内生性原因。
对银行的资金需求在减弱还可以从企业票据贴现需求的显著下降看出来。今年一季度银行未贴现承兑汇票同比少增了5430亿元,其中超过50%是出现在3月份。承兑汇票比贷款更贴近企业的现实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承兑汇票贴现需求的减少,更加说明企业是由生产经营活动趋弱而减少了对银行资金的需求。
第五,3月出口同比增长8.9%,比前两个月的6.9%有所提高,但出口增长率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这就要考虑价格和汇率因素。今年3月人民币汇率同比升值4%,出口价格指数也有7%的涨幅,扣除这两个因素,3月份出口的实际增长率是-2%,一季度则是-3%。所以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仍在持续。从目前看,外需的萎缩主要来自欧盟,因为前两个月中国对欧盟出口是-1.1%,3月当月已经扩展到-3.1%。从未来看,欧债危机与美国的次债危机都远没有结束,因此由外需萎缩而形成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压抑,将是一个长期化的因素,这也决定了中国经济不可能在短期内见底。
第六,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新现象是消费需求成了主角,在当季增长率的贡献份额中高达76%,而过去十年的贡献率只有42%。同期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也较高,可以被认为是消费需求增长的原因。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经济的高增长与分配关系的重大调整与改善,很难解释城乡居民收入的突然性高增长,只能用短期的、临时的甚至是非经济的因素去解释。若真是如此,由居民高收入支持的消费需求增长,并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是持久的。
第七,最近还有人认为,年初以来特别是3月份以来通胀率的上升是需求回升带来的,所以CPI的反弹是需求反弹的证明,也与银根再度放松直接相关。这样的看法恐怕有问题。因为新世纪以来,中国通胀性质的显著变化和新特征,已经不直接与货币的松紧相关,而与输入性因素和成本性因素相关性更强。从一季度消费物价上涨结构看,总物价水平上涨3.8%,食品物价上涨8.0%,食品价格上涨幅度仍是总体物价上涨幅度的一倍以上。这种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总体物价上涨的情况已经有十年,若是因银根放松或总体需求扩张所带来的通胀,就不会有如此强烈的结构性特征。
(一)经济转型的基础
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都是规律的基本类型,其客观制约性永远是其基本特点和要求。社会规律所体现的主、客观为人的内容,也只是规律的特殊作用而不是什么特殊规律。任何规律的客观制约性对个体与社会的作用和原则体现,永远表现为两点:一是尊重;二是选择(在原有构成规律和原则的基础上对调整与变化路径的选择。即使是在生物和化学领域中也是如此,因为其分子结构是有其内在的机理的)。因此,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人为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与事物内在结构的关系在于提供外部的辅助条件和环境而不是改变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在此,至少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积累和要素逐渐变化的过程,经济运行有其相应的经济规则。20世纪80年代我们便提出经济转型的目标,至今仍然是一个较大的障碍,原因一是在于转型本身就具有长期性;二是经济运行规则的非经济主体政府力量的非适当的运用所致,90年代所提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的目标在今天仍然没有实现。
(二)经济转型的内容
“转型”本身既包括过程也包括方向(目标和定位方式)。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转型的过程和阶段是由其方向所决定的,换言之,事物的功能决定了内在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投资型的发展战略所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在最终收入分配中,资产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结果。在实践中,收入水平或者资本收入的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富裕的人群,而政府和富裕的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则相反。收入份额下降的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而其储蓄倾向则相反。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为何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启动内需但在实际中却“启而不动”的原因和“投资饥饿症”以及热钱泛滥的症结所在(即使是实体单位和靠“实体”起家的企业也在热衷于此)。
二、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逻辑前提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职业意义还是身份意义上的农民,农民的利益实现的背景和条件都应该是建立在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命题。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只是在发展理念、经营体制与利益实现方式上的转变和调整,而非农业大环境的改变甚至是消失。从历史到现在,短期的剀恩斯式的干预只能是一个暂时的效应而非长期的手段,急于求成的跃进方式来解决中国任何问题所带来的教训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少见。
(一)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并不等于消灭农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正视和解决的逻辑起点,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农业对人类生存方面的贡献,当然还可以理解为中国在世界发展进程中发展方式的一种特色,更可以理解为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中的最大的障碍和包袱所在。在此,我们撇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和发端等问题不谈,就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来说,这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所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价值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在世界历史上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拥有的。
1.就政治层面来说:基于农民阶层的社会地位而言,其经济地位的低下以及生存的艰难性,往往造成了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主动性和强烈性,这是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既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的历史原因和基础。也正是如此,当其基本利益实现和得以保障时,他们对已得利益的珍惜和维护的意识也是最强烈的,同时他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也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是最低的。基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这个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稳定作用也往往最强。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中,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创新意识和能力最强,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最多,而得到的社会与市场的回报却是最低的,但其稳定性又是最强。
2.就经济层面来说:如果说农业是个基础性产业的话,那是指对工业产业的源头原材料的提供,这种提供过程未必是对农业的完全掠夺,而长期“剪刀差”的办法则是体现了一个让我们尴尬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乃至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业以基础地位的角色赋予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的义务。在历史上,仅仅在1990年,我国工业就从农民手中取走了1127亿元的剩余量,占国民收入积累的比重达23%,其中通过“剪刀差”的办法拿走726.1亿元,通过税收取走81.2亿元,通过储蓄流走的有320.2亿元。在某种意义上,中央政府的有关民生问题的政策其出发点是良性和健康和激励性的,也是最终为农民考虑和着想的,但在“中央政府请客,地方政府买单”的实际财政运转体制下,其运转成本最终导致仍然由农民来承担。
(二)城镇化建设道路与现代农业的建设并不矛盾,事实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过程
在此,我们需要认清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建设与城市化建设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既包括城市空间规模的放大也包括其内涵结构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也包括农村与城市间的中小城镇的建设。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建设本身是包括城乡之间发展的联动的;二是城镇化的建设和工业化的进程未必是完全同步的。世界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应该是同步的。原因在于,没有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则受到极大的制约而形成城市自身消化中的“城市病”。
1.在历史上,以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人类经济社会工业化过程,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迄今仍然在继续。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这是每个民族或早或迟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与欧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对外掠夺、对内剥夺的道路不同,早期苏联期望以重工业投资的叠加效应换取工业化时间的节约,而无须通过“剪刀差”的方法来侵害农民的利益。但事情发展的结果苏联不管是否愿意,因为工业过度投资而仍然落入最初被否定的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一般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初级合作社化没有出现大量减产的情况,反而增加了生产,轻工业投资也比苏联多。苏联的重、轻投资比例是9∶1,中国是8∶1,中国的市场也远比苏联的好。尽管如此,同志仍然认为需要适度调整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志说:“你对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和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投到重工业的资金就会更多些。”①这些认识的基本依据是: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同志形成了“农业就是工业”的创新思想。
2.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农业对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农村将越来越以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而具备长久开发和利用前景。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市场固然有4亿人口的城镇市场,其更大的目标则是发现9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的潜在价值。国际游资和热钱在农产品这种资源性产品上的某些作为,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其中的价值。同时,城镇市场本身也将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农村市场,农村资源向城市的再配置将是漫长的,农村市场将长期是构建国内市场的主体。②
三、现代农业发展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及其基础
中国有9亿农业人口,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同时又是现代化的最大的障碍;农民利益的实现和提高,这是资本、技术与人口转移的前提,但没有资本、技术和人口的转移,农民的利益则又无法实现。在此,农民利益的实现既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目标同时又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不是自觉和自然的选择过程,而是一个被选择的历史过程。
(一)社会经济转型的瓶颈:投资与出口导向的阶段性的终结
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解决短缺经济的问题,但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当前的投资率明显偏高,2003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的几年里,2004年以来的投资率都超过了42%,而世界上多数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投资率都分布在22%~40%。因此在实践中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是面临着生产过剩和产业结构的扭曲,这种扭曲和变异在国际市场出现波动不稳而转向国内市场时便充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出口导向战略目标的功能定位直接带来内在结构的异化。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开放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应该充分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在这两个市场的建设原则上,都应立足于本国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基础上:或者是国内市场的拓展、或者是国内市场的补充、或者是国内市场的培育等。
(二)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内需导向战略中的作用及其可能性
从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占人口55.1%的农村居民仅消费了总消费品的32.28%,在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也远低于城市居民。如果能够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通过改革改变土地、财税、金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城市倾斜的格局,就能使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有了更根本和长远的保障,为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奠定基础。农村消费潜力有可能被大大释放。③
2、提高人们的收入预期。在决定人们支出倾向的诸因素中,财富存量和未来收入预期是两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财富存量)巳攀升到5万亿元,具备了不小的购买能力,但人们仍持币不购,其原因主要还是对未来收人预期不佳。从城镇居民来看,大部分居民未来收入下降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预期支出增加,因而使预期收人相对贬值。所以要刺激城镇消费品市场、恢复人们的消费信也关健是要逐步改变人们对未来的支出预期。这就要求政府明确界定它在帮助城镇居民解决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大向题应负担的资任与义务,如组建“住房基金”(以城镇土地级差收入和对高级住宅征收的消费税为收人来源)为每一位购买住房在标推以下的进行补贴、尽快建立医疗保险制度、完全承担九年制义务教育(杜绝乱收费)等。
对农村居民来说种植收入是其收入主要来源,稳定农民种植收入预期对刺激农村消费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继续得以贯彻之后。影响种植收入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农田水利和粮价波动。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主要建于五、六十年代,到现在许多都已年久失修,近二十年来农产品产量虽然持续稳定增长但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大问题。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力度降低农作物种植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会提高农业种植效率,从而极大稳定农民收入预期。种植收入还取决于农产品价格。前几年我国放开了农产品价格,但实践证明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收入风险对单个农户来说,难以承受因而政府设立最低保护价,建立大型粮仓,对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全力收购,保证农民多收多得是维护农民利益、保证农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所以刺激农村消贷应在农田水利和粮食流通体制及粮仓建设上下功夫。
3、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供给是需求的前提,生产是消费的前提,我国刺激经济也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推动企业发展上。纵观我,14年的城市改革历程。推动经济发展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各种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各种非国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来说有两个优势后发优势(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技术落后)和机制优势(非国有企业管理机制是面向市场的。机制优势决定了非国有企业可以向国有企业学习,使后发优势得以实现。但随着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间技术差距不断缩小,乡镇企业发展步入缓慢调整期。在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以前,为填补乡镇企业发展动力不足带来的企业发展空缺,必须得从其他方面开辟企业发展新领域、发掘新动力。我国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新领域在于私人企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对设立公司有较严格的规定不仅审批手续繁杂并且还有不小的注册资金要求,这种规定加大了私人创建企业的成本,极大限制了私人的创业活动,废除有关设立公司的种种限制规定,则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创业激情,提高人们自我奋斗、自强自立的意识。使私人企业承想起部分原乡镇企业承担的动力责任,对现存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其中经营水平较高、盈利状况较好的企业来说。金融部门的贷款歧视是限制他们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部门愿意把资金贷给大中型国有企业而不愿贷给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原因是
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 工业结构 资源配置效率
一、工业结构的演进规律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是同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过程紧密相关的。国民经济的现代化,随着科技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工业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特征是工业结构的不断演化、升级。工业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动在各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和规律性。这种阶段特征和规律性表现为,工业部门的结构转变从轻工业向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转移,而后,在基础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心又向加工组装工业转移。这种向加工业转移的现象无论在轻工业还是在重工业都会发生,这意味着工业加工程度不断深化,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从工业部门结构转换来说,即从以原料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进入以加工组装为重心的高加工化阶段。
工业资源结构,即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的结合关系,也是与工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同步进行的。在工业化初期,整个工业发展是以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为主,这一时期在工业资源中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占有重要的地位。当重工业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时,对资本的要求大大提高,此时,资本因素又在工业资源中占据突出地位。随着工业部门结构向高加工化转变,在资源结构中技术又取代了资本,因此,从资源结构变动看,工业化过程又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的三个有序的发展阶段。
二、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内部各行业的分布
外商集中投资于中国的工业领域,外商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占全部合同外资金额的一半以上。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比重明显高于其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结构的升级主要表现为由重化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向技术集约化的转变,扩大对外开放对工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对产业比较优势转变和技术集约化发展的影响上,我们需要重点考察的是扩大开放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趋势。
1993~2003年期间,在制造业产出结构的变动中,比重明显下降的产业主要有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而比重明显上升的产业主要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等。
外国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变动的实际作用,首先表现在外商在工业内部各行业间的投资分布上。由于外商投资额在工业内部各行业分布的统计不完整,而且分类也不统一,本文主要根据商务部的外资统计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仅对外国直接投资协议额在工业的三大门类:采掘业、制造业和电气、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
从最近几年外国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外商对中国工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对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而且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呈上升趋势,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有较大波动,但整体趋势是下降的。随着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在“十五”期间,外商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直接投资,对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比重将逐步上升,相应地,对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将有所下降。
三、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探讨外国直接投资对工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要看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促进工业结构向比较优势原则转化。我们首先探讨中国工业比较优势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判断外国直接投资是否对工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产品间的新旧替代或产品升级,是工业结构调整与转换的基本内容。导致产业内部产品间替代和升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投入和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随着产业内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加工技术向现代技术和高新技术的转变,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间也随之发生了由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再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出现了对劳动对象的初级加工逐渐向高加工度化有序发展的深化过程。相应地,产品也经历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或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这一由高加工度、高附加值产品逐步代替低加工度、低附加值产品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通常被经济学家称之为一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所谓比较优势,简言之,指的是在国际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具备的相对竞争实力或竞争优势。不同国家间在产品的比较优势上的差别实际上是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的具体表现。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其比较优势的变化是一个有序演进的过程,表现为由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再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或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有序递进。究其原因,这是由一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渐进性所决定的。在大多数场合,人们通常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或“技术知识密集型”等概念、术语来指认一国比较优势的特征及其变化,并且往往通过对一国进出口结构的分析即从流通领域来观察其比较优势的变化。
(一)中国的比较优势
自1985年以来,中国出口商品构成中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从表2可知,从1985年开始,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比重持续下降,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持续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成为出口导向的大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接受了国际技术转移,通过“干中学”,取得了技术进步。
从表3看出,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构成中,“化学及有关产品”一直呈下滑的态势。“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除了个别年份外,基本上呈逐年下滑的态势。而“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比重呈逐年持续上升的趋势。“杂项制品”则由于统计口径有调整而呈现出不规律的状态,不具有比较的价值。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可以间接地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化。从1985年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明显表现为:从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变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趋势明显。傅朝阳、陈煜(2006)通过计算这三种密集型产品在1980-2000年期间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净出口比率指数,得出结论:中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基本符合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并遵循了阶段比较优势原则。
中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而且高等劳动力资源比较雄厚,劳动成本比较低,甚至比某些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低;而中国所缺的资源是资本与技术。这决定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内富余劳动力资源相结合,是充分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整体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是说,是否促进产业结构向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转化,表现为这些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行业是否趋于劳动密集生产。
黄冠华(2002)运用李耀新1995年所采用的模糊聚类法对中国工业全部行业按要素密集型划分,并对外资工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进行了归纳。统计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工业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符合比较优势的原则。外国直接投资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其重点自然在于把在本国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把中国作为制造基地,其产品很大部分用于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中国出口的快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资企业的出口,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带动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卢荻(2003)将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分析,与中国经济的特定发展模式联系起来,其分析结果和结论是:在产业发展层面,外国直接投资确实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这种贡献却是以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为代价的。
综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我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行业趋于劳动密集生产,而由于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分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向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转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外国直接投资的确促进了整体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现代国际贸易格局下,遵循静态比较优势战略有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绩效,同时,推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有可能会不利于实现主导产业的转变,进而影响比较优势的转换。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江小涓.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3] 李东阳.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卢荻.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和区域分析证据.经济研究,2003.(9).
[5] 罗佐县,罗萍,肖龙文.西部地区工业结构演进路径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5 (2).
[6] Aitken B. and Harrison,A. (1999)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9 NO.3,605-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