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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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由于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出的多重影响，湖北省人口红利日渐减少并最终消失，劳动力工资上涨、社会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将凸显。人口红利的变化会对湖北省的经济、社会、人口等领域带来不同程度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挑战是制定应对之策，促进湖北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第一步。
一、人口领域的挑战
1、劳动力市场将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原先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步过渡到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也昭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湖北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看，2010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了局部性的劳动力供给紧张，说明湖北劳动力市场开始迈上转型之路。其中的原因在于湖北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供给逐年减少。根据预测，湖北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4408.22万人，以后会逐年减少；到2020年减少到4194.47万人，到2040年再减少至3870.91万人。
2、人口政策面临着“由紧转松”的社会诉求和压力
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人口出生率开始较快下降，从1990年的21.6‰下降至1999年的11.57‰，整个90年代湖北省人口出生率仍高于10‰；进入2000年之后，人口出生率开始个位数增长，平均维持在9‰左右。从妇女总和生育率指标看，建国初湖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6.23，70年代初下降到3.24，到1980年又降至2.12，基本达到国际低生育水平标准，2010年达到1.35，已然是超低生育水平标准。
湖北省人口出生率短期内的急剧下降，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我国所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特色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30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与30年前完全不同的人口形势，少子化和老龄化成为两大人口特征，并衍生出诸如人口红利快速流失、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独生子女病等很多社会问题。当前，有必要对既有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从政策角度提出应对人口红利流失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促使湖北省人口健康持续发展，更好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经济领域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湖北消费市场低迷、内需不振
对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会对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王金营等（2006）人的研究表明，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特别是老龄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红利的主要创造者，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降低，往往容易带来消费市场低迷。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既有较强烈的消费意愿，更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支撑；而老年人口靠退休金生活，本身用于医疗和看护的开支占很大比重，能用于市场消费的资金非常有限，学者们一般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当于老龄年龄人口的70%-80%（李建民，2001）。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势必会造成社会上整体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对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储蓄倾向，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四二一”家庭①数量的增多，更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养老焦虑，增加储蓄“以防后患”成为人们理性选择，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储蓄意愿。储蓄增多势必会压缩人们日常的消费开支，导致消费市场逐步走向低迷。未来湖北省人口红利会渐渐消失，这意味着整个湖北省的消费市场会不断低迷，这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中部崛起是个巨大挑战。
2、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利于湖北承接外部产业转移
湖北省地处我国最中央地带，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也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有条件成为国内外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湖北省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做了大量工作，吸引外部资金取得了不俗成绩。仅从引进外国资本来看，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6.66亿美元，是2008年的1.75倍。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走向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带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是个不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国内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尤其是服装、玩具、制鞋等行业已经开始从当地转移，但是这些行业并没有转移到湖北省，有些是跳过湖北直接进入西部地区，有的甚至直接转战东南亚。湖北省人口红利流失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让湖北在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中失分，而现代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又面临着竞争力不足的困境，这会让湖北陷入“传统的未引进来，现代的未长起来”的尴尬境地，对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相当不利。
3、人口红利趋减会制约湖北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经被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事实所证实，最为人所知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也较多的得益于逐步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湖北省于199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在1992年之前，GDP年均增速低于10%；但是1992年之后，GDP增速超过了10%，其中1990年代年均增速达到10.55%，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湖北省GDP年均增速达到12.92%。可见，人口红利期的GDP年均增速要远远的高于人口负债期的GDP年均增速，并且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扩大，GDP增速也逐步加快，这充分证明了人口红利与GDP增速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
既然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推动力量，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结论就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2015年，湖北省人口红利会达到峰值，之后人口红利会慢慢消失，到2037年转变成人口负债。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这段时间，也是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会适当回落，这也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但是人口红利消失与经济转型发展相叠加，有可能让经济发展速度大幅下滑，从而引发更多经济社会问题。如何减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速，是湖北省面对未来30年经济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
三、社会领域的挑战
1、人口红利趋减增大了湖北社会养老难度
湖北省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过程。2010-203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8.9%上升至20.18%，提高了11.2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45个百分点；其中到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标志着湖北省开始由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过程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一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快于、重于城镇。根据湖北省老龄办联合武汉大学所做的研究报告《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显示，2010―2035年之间，农村老龄化比重始终高于城镇3―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将于2016年超过20%，2028年超过30%，达到中、重度老龄化状态，而城镇则分别延迟到2022年和2032年，延迟4―6年②。二是高龄老人数量急剧增加。2010年，湖北省80岁以上高龄老人76.49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5.04%；到2020年，高龄老人数量将达到142.01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6.87%；2020年之后，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和老年人群体的扩大，高龄老人的数量和占比还将继续提高。老年人的高龄化，将对社会养老、特别是护理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政府养老金账户可持续性存在较大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的养老开支会大幅增加。计划生育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少子化”现象，湖北省的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年（三普）时的32.17%下降至2010年的13.1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少子化导致了大量“四二一”家庭，未来的大部分家庭将不得不独自赡养四个老人，家庭的养老开支将大幅上升，这必然会抑制家庭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不利于扩大消费市场，这也是老龄社会削弱社会活力的逻辑所在。
2、人口红利趋减致使湖北出现大量农村空心化③现象
湖北省是人口净流出省份，2012年，净流出人口581.11万人④，且净流出规模逐年增加。湖北省流出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农民工”是流出人口的主力军。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部分农村的空心化，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农田荒芜，农宅空置，农村凋蔽，部分农村因此而走向消亡（陈池波等，2013）。从统计数据看，1990年，湖北省共有村民委员会32765个，到2000年减少至32400个，2010年再减少至26018个，20年的时间累积减少6747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年减少3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其中有村合并的因素，但主因还是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导致农村空心化，并最终让这些村落消亡。
2012年，湖北省城镇化率达到53.5%，未来城镇化率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假设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意味着还要有超过5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空心化和农村消亡。农村地区人口红利流失地，因人口红利流失而呈现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个巨大的挑战，加快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人口集中化居住将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
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人口红利概念界定及其测算方法”（基金编号：研人文2013041）。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2]李建民：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J]，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5期。
[3]冯飞等：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阶段与基本特征，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17日。
注解：
①“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夫妻两人，上面有四个老人，下面有一个孩子的家庭，2个人供养5个人的家庭。
②《湖北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与对策》中人口老龄化采用的60岁以上人口占比。
第2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内容摘要:“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但它的兑现离不开良好的政策制度匹配,当它在良好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下充分兑现时,则有利于储蓄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和应对老龄社会养老挑战。
关键词:人口红利 劳动年龄人口 抚养比 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后来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98年到2005年每年的《世界人口现状》中都提到“人口红利”这个词(王洪春,2006)。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局面,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这种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人口的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条件,被称为“人口红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又称为“人口红利期”等。本文在明确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主要阐述它与经济增长、储蓄率、财政收入(政策)和养老保险之间关系。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
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历一个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孩子多了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从而阻碍一国物质资本的投资,影响国民经济增长。8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微。在过去,经济学家又开始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是有影响的。联合国的报告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真正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人口增长本身,同时认为人类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会导致可就业人口与其需负担人口之比的提高,同时,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更多的妇女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只要劳动力市场能够吸收更多的工人,人均产出就将增加,这就创造了“人口红利型”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生育的减少使得父母有更多的钱投资于孩子的健康和教育,创造一个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人口。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发展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这种作用的显著性不尽相同。认为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能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般来说,当少年儿童或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的情况下,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蔡,2004)。
事实上,人口红利的出现并非是自动的,它需要兑现匹配性条件。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更具生产性,同时还有良好的机制(主要是促进就业)诱致出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相对应的高储蓄,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现实地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只看到相对数的存在就认为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就认为具备创造经济奇迹的机遇,是失之偏颇的(穆光宗,200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要注意人口转变过程中“红利漏损”问题,人口红利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只有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才能兑现人口红利。如果失业问题长期化,总抚养比就不能真实反应人口的经济负担,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必然会打折扣,就会存在“红利漏损”(刘家强、唐代盛,2007)。
“人口红利”与储蓄关系
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高储蓄率是解释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储蓄率与国民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就是正相关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高,储蓄率就高。如果边际消费倾向高,国民储蓄反而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断下降。不过,高储蓄率与经济发展阶段有明显的相关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储蓄率都很高。在中国高储蓄率被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对于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趋势,大多数理论从政府动员储蓄和金融市场发育状况等角度进行解释。然而,在这些解释中,人口转变这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因素则被忽略了。实际上,家庭规模、人口结构和城乡分布对家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Leff(1969,1971)利用1964年74个国家截面资料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Ram(1982)利用1977年128个国家截面数据进一步研究,也得出基本相似的结论。通过人口转变(将会出现“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对储蓄率的影响的研究发现人口转变对储蓄率有显著性影响。随着人口转变,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据测算,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改革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王德文等,2004)。
“人口红利”与财政(政策)关系
“人口红利”期工作人口所占比重非常高,年轻的劳动力均是净储蓄者,同时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赡养老年人口负担减轻,社会总的负担水平下降,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和投资,增加财政收入;储蓄和财政收入增加进一步增加投资,更多投资与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准、充分供给的劳动力结合又带来更高的财政收入和更高的储蓄水平,从而进一步成为促进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红利”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而要将这较短的而又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首要条件是劳动年龄人口能充分就业,因此必须辅之以及时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调整: 选择促进就业导向的财政政策。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同时,扩大就业还取决于政府的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一,政府在财政政策的取向上,对创业者要给予倾斜,在税收上予以优惠,要为创业者在小额信贷、社保补贴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第二,政府除了制定以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为取向的宏观财政政策以外,还应加大对吸纳劳动力容量大的企业的财政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增加公共投资项目和落实减税政策来扩大就业和控制失业率。第三,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帮助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政府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大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扶持力度,防止“人口红利”的流失(漆莉莉,2004)。
选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和有效转移的财政政策。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程度大小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利用。因此,财政政策的取向首先应考虑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发展农村和农业,要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进一步“开放城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制定各种符合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财政政策,实现“人口红利”的充分兑现。
选择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财政政策。“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在享受“人口红利”之后,我们将面临较大的养老压力。在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财政应遵循“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在财政政策的取向上,应迅速转向完全积累制,同时将非正规就业人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一方面,实行完全积累制可以降低未来社会养老负担,使养老负担率的分子逐步减少;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人口被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可以扩大分母,增强社会养老负担能力。
“人口红利”期与养老保险关系
低出生率和人们寿命的延长最终将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重社会负担。一旦人口变迁的过程完成,人口红利收于囊中,各国政府又将面临养老挑战,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就需要未雨绸缪为应对养老危机的挑战做好准备。
人口红利期与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建立以完全积累制为主的三支柱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是“人口红利”期的现实选择。结合世界其他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践,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提供,以现收现付为基础,政府通过征收与工资相关联的税收(或缴费)来筹集资金,养老金给付则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关联。第二支柱是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采取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储蓄形式,基金由合格的金融机构管理,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第三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自愿储蓄计划。企业年金是企业为职工提供一部分养老金,以提高职工晚年生活质量的补充养老保险;自愿储蓄计划是指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收入情况,选择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各种年金计划,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养老储蓄计划,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在三支柱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中,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应该为主体,这不仅可以提供足够的资金积累以应对以后出现的养老金支付高峰期的挑战,而且可以增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获取“第二人口红利”以及充分挖掘并延长转瞬即逝的“人口红利”(陈泽华、袁友文,2006)。
“后人口红利”期的养老危机。“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关闭后,将迎来人口老龄化挑战和养老危机。来自世界银行一组数据显示,按照1997年以来执行的制度,如果没有任何财政补贴,即养老体系的赤字完全由当年缴费承担的话,要使养老金体系达到资金平衡,中国的企业和个人需要承担的费率将达到工资总额的37%。长期依靠高缴费率和财政补贴支付养老金带来的压力将使政府和参保者不堪重负。由于缺少资金积累,当前发放的养老金只能以在职职工缴费来支付,不得不维持高缴费率以应付收支压力。测算显示,中国养老金体系在未来几十年中除了短暂的“人口红利期”略有盈余外,将长期处于赤字状态。除非中国在“人口红利期”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及时改革并积累足够的资本,以应对随之而来的抚养比例上升带来的压力,否则防范与化解养老金危机的机会将转瞬即逝。尤其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退休保障缺口增大,养老金负债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波及货币政策(吴学安,2006)。
参考文献:
1.王洪春.从“人口红利”到“健康红利”[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5)
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4.陈卫.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问题?[J].人口研究,2007(2)
5.彭希哲.人口红利的中国特色[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4)
6.穆光宗.人口机会窗口期≠经济高速增长期[J].中国企业家,2006(7)
7.刘家强,唐代盛.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几点思考[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4)
8.王德文,蔡,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
9.漆莉莉.“人口红利”期的财政政策[J].财政研究,2004(12)
第3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口增长；二孩政策；经济意义
目前，中国缓慢的人口增长速度，带来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现象。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社会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楼市泡沫等严重的经济问题。开放二孩政策能够在合理范围内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同时又保证人口在持续增长的状态，缓解老龄化情况，缓解社会经济因人口增长缓慢带来的问题。
一、全面开放二孩的相关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每年呈递减规律，我国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相较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压力、资源压力，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劳动力短缺情况会进一步导致人口增长率降低，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严重，我国人口结构失衡，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出现。相关人士指出，分布单独二胎政策（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对社会劳动力的减少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要通过全面开放二孩正政策才能够缓解危机。
二、全面开放二孩的必要性
1.人口结构趋于正常化
按照国际标准，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指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数量达到社会总人口的10%及以上，或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达到社会总人口数量的7%。按照这一标准，本世纪初，我国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正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率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导致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社会老年人比例不断提高，我国社会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若二孩政策难以顺利实施，不能够全面展开，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长速率的缓慢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的人口构成。我国社会老年人比例会进一步上升，青少年的比例会不断下降，中国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供养老人以及小孩，对社会经济、家庭经济都会带来重大的不良影响。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能够提升社会青壮年的比例，提升社会劳动力数量，对劳动力供养情况得到显著的缓解，对改善社会经济、家庭经济都有着重要意义。
2.经济发展需求
社会劳动力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拥有足够的劳动力才能够进一步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我国社会劳动力人口比例会在一段时间后得到显著的提升。只有劳动力数量的增多，才能够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科技水平之下，提升我国的社会生产效率，促进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从而全面的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另外，二孩政策的推行，能够化解社保空账危机和楼市泡沫，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经济市场更好的发展运行。
三、全面开放二孩的经济意义
1.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社会人口众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人口红利的支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这其中人口红利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但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不断缓慢，我国的人口红利不断在降低，甚至有专家预测人口红利即将会消失，中国社会即将出现“未富先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极大的威胁。而开放二孩政策能够有效缓解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保证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我国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主要体现在我国生育率的降低，与我国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国情不相符，造成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隐形减缓”的现象，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出现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情况。二孩开放必然能够缓解人口红利下降设置消失的情况，避免经济下滑。
2.化解楼市泡沫
楼市泡沫现象是指房价不断上升，实际房价与社会实际可承受的房价不协调，出现了“泡沫假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严重虚高，并且这一泡沫现象正在不断的向中小型城市延伸。以北京为例，2004年至2014年，尽管政府已经对房地产企业以及二套房等等做出了各种缓解措施，但十年内北京房价增长幅度还是高达四倍有余，城市居民住房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住房作为群众生活的必须物品，对社会和谐、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对于提升人口增长，促进居民住房实际需求有着重要意义。而住房实际需求的增加，是稳定房价的重要手段，能够解决目前我国严重的楼市泡沫的问题，对于稳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3.解决社保空账危机
为了解决我国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带来的巨大的供养负担，也为了保障老年人的正常生活，社会保障制度开始逐渐在我国运行。然而我国社保发展历史比较短暂，发展速度也相对比较缓慢，与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速度严重不符，造成了我国社保资金流入减少，甚至出现负增长，出现了严重的空账危机。而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情况，缓解社保资金的流出速度，缓解空账危机。
四、总结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我国人口增长息息相关，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目前学术界依旧争论不休，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二孩政策的开放，必然带来社会劳动力比例的上升，对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存在众多积极意义值得深究。
参考文献：
第4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民工荒；“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就业培训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99-03
最近几年，民工荒现象已从沿海发达地区逐渐蔓延到了内地。[1]当“长三角”、“珠三角”对用工荒已习以为常，当重庆等劳动力输出地开始用优惠政策挽留农民工，当哈尔滨等内地城市出现农民工短缺时，人们不禁要问，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缘何陷入“民工荒”？这是否验证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关于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说法？本文从“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的涵义出发，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情况，提出有关我国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问题的一些看法，并揭示当前民工荒现象背后的原因。
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概况
“人口红利”是近年来人口研究的新进展，它将研究关注点从人口总量或人口规模变化转向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上。自“人口红利”提出以来，争论和质疑从未停止过。
“人口红利”问题最早是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奇迹时提出的，Andrew mason在《population and the Asia economic miracle》（1997，10）一文中提到了demographic bonus（人口红利）但并未对之作出定义。他认为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及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其他有利条件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他还深入分析了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更多的教育投资，以及高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等。[2]之后，布鲁姆与威廉森（1998）将“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视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3]布鲁姆等（2002）认为“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指在给定的经济条件下，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降低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劳动力供给增加、积蓄扩大、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三个主要途径来实现。[4]
国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也很多。蔡昉（2004）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有利影响，称为“人口红利”。[5]穆光宗（2008）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做了区分，认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形成的有利年龄结构，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创富、投资及积累三种机遇可能，他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视为“人口红利”的实质。[6]彭希哲（2007）认为，“人口红利”是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而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被称之为“机会窗口”。[7]钟水映李魁（2009）将“人口红利”多种定义分类为“结构论”、“期限论”、“因素论”三种，并将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大以及抚养负担相对较轻，视为“人口红利”所包含的两大基本要素。[8]
二、对我国当前“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的认识
1.人口红利是否消失。“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在当前我国就业压力形势严峻，劳动力资源难以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低下，劳动力质量不高的情况下，很难验证有关我国经济发展中“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观点。从劳动力总量和存量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足，就业压力巨大。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和国内相关机构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预测数据，我国15-64岁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其峰值，为10亿左右，然后逐渐下降。按照“人口红利”的涵义，我国当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机遇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的态势仍未改变。但阻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因素仍然存在。
首先，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一是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非常突出。大批高校毕业生、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军队退伍人员等需要就业，还有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二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近年来企业“招工难”与求职者“就业难”同时并存，凸显了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三是伴随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不断攀升，如果加上未登记失业人口和大量隐性失业，这个人数规模将更加庞大。这表明，我国当前“人口红利”难以兑现，“人口红利”的发挥需要在扩大就业中进一步实现。
其次，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影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成为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低效率的制度性因素。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指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高、福利好，具有较好的晋升机制，但同时对技术和文化的要求较高。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低、福利差，对技术和文化程度的要求低，被提拔的可能性较小。在我国，两个劳动力市场被无形地分割开来，互相流动比较困难。总体上看，职业机会由于存在歧视和垄断而形成不均等局面。一般而言，进城农民工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多集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和福利待遇差，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员工收入差距较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劳动力低效配置，同样影响着当前人口红利的兑现，“人口红利”的发挥需要摆脱制度的掣肘。
虽然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作用的充分发挥受到制度性因素的约束，但我国劳动力市场仍有潜力可供挖掘。从我国劳动力质量方面来看，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投入较低，导致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问题突出。而教育问题关系着国民素质整体的提高和国家竞争力的增强，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集中表现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和国家财政政策支持上存在的较大差距。农民工大多来自于农村或相对偏远地区，正是我国教育发展的薄弱之处，高昂的教育费用和较低的收入水平，影响了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发挥。只有通过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推进教育改革来带动人力资本提升，才可能实现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素质提高型“人口红利”的转变。由此，必须通过教育创造新型“人口红利”，加快人力资本形成，使高质量劳动力通过影响生产效率来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充分挖掘我国现有“人口红利”的潜力。
另外，当前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其背后另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基础是总体经济发展形势和所在企业利润的高低。对比从2004年—2010年的数据，GDP从13万亿增长到33万亿，增加了150%左右，而全国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不到90%，农民工的工资只增加了50%左右，是GDP增长的1/3，有些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而其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因此，从整个经济或者企业的发展情况看，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要快于劳动收入的提高，企业利润的增长要快于农民工工资的增长。与此同时，多年来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也得到显著提高。财政收入由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增加到2010年的21%，企业税后利润占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8%增加到2010年的13%。而据统计，自2000年开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总额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占比47.4%下降到2008年的43.3%，下降了4.1个百分点。[9]分配不公直接导致劳动力供应出现瓶颈，工资上涨可以说是财富分配的理性回归。而我国劳动力供给资源丰富，农村未转移劳动力规模仍然巨大，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发生变化，加之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惠农政策实施，造成了一个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如果解决束缚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因素，势必还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转移，“人口红利”的基础并未消失。
2.“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1972年，刘易斯在《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中，又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的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之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10]由此可见，刘易斯拐点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更包含着城乡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相近水平，城乡统一的市场逐步形成和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方向发展。从当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乡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差异的情况看，“刘易斯拐点”似乎还很遥远。
第一，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二元经济、二元劳动力市场特征显著。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二元经济的突破面临很大困难，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还可能会反复出现制度拐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取得了较大成就。然而，一些计划经济留下的制度性政策仍制约着我国经济向一元化方向发展。袁志刚等人认为，现有的制度约束限制了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出，而并非是剩余劳动力供给不足，中国的改革现实和劳动力迁移情况表明，在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存在着一个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制度拐点。在制度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在原有的城乡分割的制度空间下进行局部迁移，实现的是人力资本在城乡之间的一种不完全的、可撤销的再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得到迅速释放，迁移速度较快；然而当劳动力迁移进行到制度拐点附近时，城乡分割的制度空间会成为劳动力进一步迁移的瓶颈，人力资本的各项内容，比如社保、医疗、教育等难以在城市制度空间中得到满足。如不能及时破解制度约束，劳动力迁移速度就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回流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近3亿多的农民工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中，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但是，这些农民工并未能作为城市和非农产业的一个存量而固定下来，而始终是作为一个补充的增量部分在城市人力资本的制度空间之外游离。这说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未完成制度的移植，劳动力转移并未形成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可撤销的格局。这种状况使得城市化进程不彻底、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突破。
第二，当前我国城乡工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差异仍然较大，工农业产业部门的工资差异较大，“刘易斯拐点”的特征表现尚未出现。以2010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指标衡量来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15907元，农村是4455元，城镇是农村的3.6倍，城乡差异较大。[11]如图1，当城乡工资差距较大时，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较大。当在现有制度等约束情况下，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非农生产部门时，供给曲线是S1，工资水平是一个稳定水平，而当工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时，就会吸引由L1到L2数量的劳动力迁移。
第三，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但是第一产业所占的就业比重是39%。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在第一产业比重没有下降到5%、劳动力就业比重没有下降到10%之前，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时期。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的高速时期。[12]另外，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是落后地区，农村的资金、劳动力向发达城市流动，导致农村的要素不足，发展更慢；这种力量强化了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从这一点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距刘易斯拐点相差较远。
三、当前“民工荒”的原因分析
户籍等制度性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阻碍因素，是导致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在一定时间内无限大的同时，又存在着户籍限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一系列制约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当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意愿大于城市所能吸纳的能力，表现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在一定范围内近乎无限弹性，即接近于水平曲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制度的情况下，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成本逐步提高。因此，当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一定限度后，该曲线也具有上扬的趋势，供给弹性相对降低。从图2中表现为劳动力需求从D增加到D′时，雇主可以在工资几乎不变的条件下继续获得劳动力，而当劳动力需求提高到D″时，则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供给条件是相应提高工资水平。[13]
在各种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加之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分流了东部沿海的劳动力，使东部地区经济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暂时超过了供给，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和工资的上涨。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工工资低，增长幅度缓慢，城市的户籍限制使农民工不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保、医疗等待遇，加大了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使得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下降。某种程度来看，民工荒的出现形成对市场的倒逼机制，迫使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一步消除，降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
另外，由于最近几年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务农收入提高，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力降低，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改变，也影响着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城市梦，希望能与城市融合，不希望再做上一辈那种低廉、苦重、没有社会地位和保障的工作，这种观念变化的非市场因素，减少了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综上可见，当前的“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上涨，不能验证“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结论，“民工荒”背后另有原因。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民工荒”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存在着阻碍劳动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性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配置的低效率和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反应缓慢，从而造成了“民工荒”。由于“民工荒”背后有其独立的影响因素，因而，当前“民工荒”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基于以上分析，破解“民工荒”难题，充分发挥“人口红利”，逐步向“刘易斯拐点”靠近，需要消除阻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和向“刘易斯拐点”靠近的众多因素。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发挥，消除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二是增加就业岗位，积极提供就业培训、就业信息，促进就业；三是加大教育及社会保障投资，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保障劳动者生存权益，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四是加大对农业生产部门的投资，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转移农村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融合，减少城乡差距，逐步消除二元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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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122-02
一、引言
“人力资本”的思想在经济学研究中早已出现，其渊源可追溯至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的载体——劳动力，其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劳动力的数量即指劳动年龄人口，其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所谓“人口红利”即是指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比重持续上涨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供给和源泉，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资本边际报酬可能不会递减[4]。劳动力的质量涵盖了技巧、熟练程度、判断力等一系列体现劳动能力水平的内容，与现代所讲的“人力资本”核心概念类似。“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也伴随着人力资本理念的萌芽而发展。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提升劳动力的质量对于提高劳动能力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教育培训是提高劳动力技能和熟练程度的重要源泉[1]；穆勒指出，知识和技能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萨伊认为，教育培训支出的资本利息应当包含于劳动力的报酬当中。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仪式上发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并于1961年发表同名著作，标志着系统性的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诞生。舒尔茨的一系列观点在当时看来有违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涌现的实证研究和新兴经济理论皆印证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享受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但在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下，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3]。如何开拓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如何在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同时加快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或许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二、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概述
舒尔茨指出，动态经济增长中的许多谜团和悖论都可以引入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2]。例如存在于相同种族、年龄、性别的工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不同个体之间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的不同。这从侧面反映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动力。舒尔茨同时指出，外来资本，尤其是有形资本“缓慢而逐渐”的进入，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讲是有益的，但若只专注于有形资本的投资而忽视了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那么劳动力人口质量问题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掣肘[2]。我国目前正在远离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高人口基数所带来的高储蓄率和高劳动力供给也将消失，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人力资本的提升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增长的源泉。舒尔茨提出，提升人力资本的方法即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健康医疗服务投资[2]。健康因素对于人力资本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增加劳动力人口。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劳动力年龄也在增长，进而劳动力人口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劳动力质量方面，健康因素不仅仅影响到劳动能力，还影响到劳动熟练度、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必要的判断、反应能力。因此，对健康医疗服务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第二，在职培训[2]。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在职培训为人力资源带来相对专业化程度更高的技能提升，是需求方主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表现。第三，传统学校教育[2]。包括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领域即学校教育，并且教育对于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十分显著。计量分析表明，在我国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劳动生产率将上升17%[5]。第四，职业教育[2]。作为对学校教育的补充，职业教育更加面向劳动力市场，有效解决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该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成本收益率相对高于学校教育，回报年限也相对较短。第五，个人或家庭为工作机会而进行的迁移[2]。这种迁移较多地发生于年轻劳动力。大多数时候，迁移对于提升劳动回报、改善工作环境有着正相关的影响。对于年龄较大的劳动者来讲，迁移可能不会对当期的劳动回报带来明显改观，但对于下一代来讲，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方面的改善，均是提升人力资本的必要条件。
三、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第6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人口红利和老年人口红利
通常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低人口负担比的利好人口年龄结构，有助于经济投资和经济发展。换言之，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被等同于人口机会窗口（Demographic opportunity window）。笔者一直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是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和价值。就实质而言，人口红利是人口的产出和贡献，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诸多方面的产出和贡献，不同的人口有不同的产出和贡献。
根据经验事实的概括，我们可以提出四种人口红利，即人口更替或者人口增长红利、人口投资或者说人力资本红利、人口转移或者说人口流迁红利、人口转型或者说老年人口红利。人口更替红利是指人口再生产所带来的消费以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贡献。一波接一波的人口增长带来了消费的推动、带来了劳力和军力的供给，产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人口红利。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投资红利则通过对婴幼儿人口和青少年人口的投资在人口发展生命周期的工作期焕发出来，以人口的体能、技能和智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投资红利是指人口的健康、教育等复合投资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所创造的人口贡献。人口流动迁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机制，通过人口流迁，可以转化人口压力为人口动力，使富余劳动力变成必要劳动力，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产生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型红利则特指老年人的社会化和社会参与所产生的价值贡献，这在老龄化社会特别重要。通过老年人口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续就业或者志愿活动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从中我们可以收获人口转型红利。
总之，人口红利不能笼统言之，有一个看问题的角度选择。我们不该固守一隅，以偏概全。从古到今，人口都在产生红利，有大小、有早晚、有差别，但不存在有无的问题（除非是零素质人口）。只要有人口的存在，就有红利的存在，区别只在于大小（着眼于劳动人口或者工作人口）以及早晚（着眼于生命周期，特别是人口投资红利的产生需要时间）。
老年人口红利就是人口转型红利，就是帮助老年人树立积极的老年社会角色和形象。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随着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分析
无论哪种红利，最终都要落实到促进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人力资本的战略储备两个基本点上，为此要作出有长远眼光又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人口红利既取决于人口自身拥有的人力资本，也取决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尽其畅”的政策环境和制度安排。不管是在什么时期，能否获得人口红利，关键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古今中外，只有人口红利的大小，却不存在人口红利的有无问题。“人口低负担比”只是提供了获得更多人口红利的结构性条件，但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人口转变打开的只是机会之窗。但中国却很可能是有窗口之美，无机会之实。短期看，采取积极就业政策才可能获得更多的人口红利，如鼓励创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制定产业发展计划、提高就业参与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充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大而言之，可以理解为一个“极限值”。我国人口红利并没有充分挖掘。在理论上，只要还有失业现象、还有工作满意度不高现象，就难言“充分”。
教育年限的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口红利，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知识型和技能型的人力资本。体力型劳动力和技能型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其劳动产出更高。但社会是分层的，岗位是多样的，我们既需要体力型劳动者，也需要技能型劳动者。我们关注的与其说是他们所创造的红利的高低，不如承认这些人口红利存在着类型的差别。有时候，不同类别的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观察问题的视角，却难以区别它们的高下，我们生活的世界永远具有“生态多样性”。长期看，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及义务教育，从9年延长到12年，使人人能上学、个个都好学，才能焕发出人口的投资红利。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是人口红利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从历史的前后关系看，人口红利是人力资本的释放。20世纪后期人类关注“人口”。到了21世纪，我们要倡导“人脑论”，智慧、知识和创新是地球“最后的资源”。我国对人口投资还不够重视，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有待大力加强。
开掘老年人口红利势在必行
老年人口红利将成为社会人口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红利的关键点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延长高龄劳动者的人口红利，但也可能在某些行业因为就业岗位有限导致年轻人推迟就业或者暂时失业从而丧失年轻劳动者的人口红利。无论如何，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阶段，我们要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延长老年人口红利的收获期。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挑战趋大的时期，我们要高度重视“老年人口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挖掘老龄化社会的力量，通过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组合成的综合应对战略实现老年人的幸福老龄化和整个社会的成功老龄化。同时，笔者想提醒一点，在人口老龄化面前我们是可以有所选择而非只能被动应对，这就是通过调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战略“控制人口老龄化”，实现“适度人口老龄化”。至少生育两个孩子是一个可持续社会必须服从的人口规律和人口价值。
虽然人口老龄化充满挑战，但老年人口将是产生新人口红利的主体，他们在观念和行为层面上的“老有所望、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对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是产生老年人口红利的新动力。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中国的老年福利保障制度需要根据国情国力来设计和完善，突出老年的共建、共享、共生的思想。在尊重多样性和个人意愿的前提下，具有一定弹性和选择性的退休制度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用制度安排来激发老年人口红利。
退休是人生新起点。终生健康、终生学习、终生工作的理念表明人生并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断裂。老年群体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只要规划好晚年，再图发展，就可以创造出新的人生传奇。在“制度性退休”和“功能性退休”之间存在着一个老年发展时期，无论是老年人的健康、知识还是道德都有一个老年发展的时期和空间。笔者于2002年提出的“老年发展理论”试图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来认识老龄化内在的积极力量并开拓促进老年人以及老龄社会实现成功老龄化目标的路径。老年发展是指老年人积极的社会发展，就是老年期的继续社会化，就是老年生活的学习化和工作化倾向，具体包括了老年期的健康发展、知识发展、角色发展、心理发展、婚姻发展和价值发展等。
老年的社会发展指的是老年人要在参与社会发展、贡献自身力量的过程中实现人生的升华。老年的社会发展就是要保持老年期的工作角色和社会角色，并通过扮演这样的角色来获得老年幸福必不可少的成就感。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老年人是否有成就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寿命。老年发展往往肇始于个体生命的发展，结果却反映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的结构―功能的变迁上。通过积极的老年发展，我们将减轻来自老年人口的负担和压力，来激发老年人群身上存在的积极力量。激发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让老年人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发展，让老年人通过参与社会的发展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在人口老龄化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老年并不是人生的终结，而是人生新的开始。譬如，退休往往意味着退而不休，这也常常是有很高自我实现要求的老年人自觉的寻求。在这个意义上，退休只是意味着换一个领域，对角色来说，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是“转岗”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下岗”。因为只要拥有健康，老年人照样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创造出新的价值。到了晚年，如果能够做到养老无忧，“老年发展”就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问题了，而我们知道，在老年人口中，总有一部分老年人存在着强烈的“老年发展”的欲求。成功的老龄社会对老年人群中的精英分子至少有一种寄望：不要倚老卖老止步不前；而要自强不息，再攀高峰。“独善其身”固然不错，老有所成、“兼善天下”则更好。这才是老年价值实现的最高境界。老年发展是体现老年价值的最好途径。
应对老龄化挑战，探索老年人口红利开发模式
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幸福的和成功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促进老年人的尊严、参与价值。消除年龄歧视，促进老少平等。“能力本位”的社会比“年龄歧视”的社会更有活力、更有希望。目前，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0%在工作，欧洲则有7%。社会和家庭固然有着养老的责任，但老年人对社会和家庭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需要强调老年人对社会发展的责任。一个共融、共建、共享的社会才是和谐幸福的老龄社会。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生命已经增加了岁月，现在我们必须给岁月以生命”。如果说“给生命以岁月”指的是对长寿的追求，那么“给岁月以生命”实际上是要赋予生存时间以价值和意义。所以，这里的生命具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前者指的是生物学意义的生命，后者指的是社会学意义的生命。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老年是使人生趋向完善的阶段，是自我价值实现再上台阶的阶段。所以，对“养老”的研究要上升到对“养心”的研究，或者说从对“消极养老”的研究要拓展到“积极养老”的研究。“消极地养”无异于等死，生活如果没有了目标和价值，将是没有意义可言的。老年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最重要的将是精神文化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实际状况将直接关联着老年人的满意度。老年发展就是要“给岁月以生命”。“养老”是老年人的基本需求，是初级的人道主义问题，而“发展”则是老年人的高级需求，是高级的人道主义问题。养老只是老年人不断伸展的需求之链的出发点。
老年期依然存在着一个继续发展的时期。“退而不休”现象的大量出现意味着“退职”的概念将逐渐替代“退休”的概念，职业只是一个工作平台，其角色可能中断也可以重新获得。老年期不仅仅是一个养老的问题，也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老年发展和老年价值问题。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老有所乐”。志工和义工是老年人积极的再社会化途径。对于老年人晚年的精神寄托，道德升华和价值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需要在老年人群中传播和发扬老年志愿者文化，鼓励老年人的精神自养。志愿者活动可以在形式上非常多样化，但值得肯定的是，它的本质是老年的道德发展和老年的价值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志愿者行动不仅可以树立积极的老年人形象，而且可以帮助充实老年人的生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第7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 储蓄 投资 经常账户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出现了高增长、高储蓄、高经常账户的“三高”局面，出现了“三高”局面，不能忽视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经常账户恒等式为CA=S-I+T-G，根据这一恒等式可以看出在开放的经济下人口结构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储蓄、投资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影响资本流动。
根据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不同的年龄段人群对储蓄和投资有不同偏好，个体未成年时，收入很少以至没有收入，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蓄；进入成年， 收入不断增加，消费低于收入，进行正储蓄；年老时，收入减少，消费增加，消费高于收入，进行负储蓄。同时，年轻人口的增加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要维持社会人均资本量不变就要增大投资；而未成年人和老人的增加对社会人均资本量的影响较小。
由于经常项目余额是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即要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同经常项目余额的关系，就要同时考虑人口年龄对储蓄和投资两方面的影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储蓄大于投资时，总有部分储蓄会以对外净出口的形式流出国内转化为经常账户顺差，以累积资本账户金融资产的方式对外投资。虽然世界人口变老的趋势是相同的，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不同，如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4岁，日本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4.8岁，赞比亚只有16.5岁。从整体上看，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要快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会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改变国内投资收益，资本会从人口老龄化国家流向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的国家。
二、文献综述
Higgins（1998）使用100个国家和地区1950-1989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投资率和经常项目余额三者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一国的少年抚养比很高时，国际资本净流入。第二阶段：当一国逐渐走向成年型年龄结构时，国际资本净输出。第三阶段：一国步入老龄化后，最终出现经常项目赤字，要靠国际资本净流入来弥补本国储蓄不足。
Bloom和Canning（2005）揭示了世界范围内的总抚养比、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规律。在1970年以前，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较低死亡率较高，少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导致总抚养比不断上升。1970至2010年，少年抚养比开始下降，虽然老年抚养比有所上升，但少年抚养比下降的更为显著，导致世界总抚养比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前后，由于老年抚养比上升占主导，使得世界总抚养比开始缓慢上升。因此世界人口结构会经历“青年型”、“成年型”、“老年型”三个阶段。
三、问题阐述
从1949年到1960年代中期以前，随着婴儿存活率的提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以高少儿抚养比为特点的年轻型。从1960 年代中期开始，“婴儿潮”人群逐步成为劳动力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渐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1970年代末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少儿抚养比，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向成年型转变。21世纪，伴随着婴儿出生率降低，老年人口死亡率降低，降低了少儿抚养比，提高了老年抚养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老龄化迹象，但并没有达到为全面老龄化。根据美国中情局数据，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5.5岁，远高于世界平均28.4岁。我国目前仍处于“成年”时期。
一国总抚养比相对较低的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目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0～14”岁人口占比为16.60%，65岁以上人口占8.87%，“15～64”岁人口占比为74.53%，属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时期。未来10～15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将会继续稳定增长，少儿抚养比会有明显的下降，老年抚养比会缓慢上升。因此，我国的当前和今后10～15年人口负担将比较低，将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0-15年以后解放初期的婴儿潮人群退休，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出生的一代在数量上无法接替前人，降低了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提升了总抚养比，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上升成为主导力量，成为我国总抚养比提高的另一因素。到这一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将消失，储蓄率会下降，经常项目顺差会减小，以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
长远看来，我国在“人口红利”期通过贸易顺差换回了外汇，积累了外汇储备，并向海外输出资本，这其实等同于在海外储蓄了一笔资金。等到15年～20年以后，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通过贸易逆差来满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需要。“人口红利”期的贸易顺差其实是在海外储蓄养老金的结果。
四、结论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影响一国资本净流动的因素也有很多，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其中之一。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解释经常项目余额、国际资本净流动和全球经济不平衡，有助于我们从长期认识国际资本流动。同时，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整，也会是一个相对更为渐进的和有序的过程。
目前中国已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红利”，我国在“人口红利”期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巨额的外汇储备，等同于我国在“人口红利”期在海外储蓄养老金的资金池，是年轻的中国为应对15～20年后的“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未来的10～15年之后，人口红利期即将终结，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进行储蓄是为了平滑老年的消费需求。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总抚养比的提高，这笔储蓄就会用过贸易逆差来满足未来的消费需要。如何建立通畅有效的对外投资渠道，使中国在人口红利期积累起来的储蓄能够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来实现保值增值，以应对未来的人口负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Paul Schultz T.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Savings：Estim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ggregate Association in Asia[J].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4，2005.
[2]简永军、周继忠.人口老龄化、推迟退休年龄对资本流动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11.
第8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本文分析阐述了我国未富先老的困境,意图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劳动力供给减少,要素成本优势丧失;科技创新受到抑制。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储蓄率下降,投资削减;社会养老支出增大,削弱积累基金的增长。正视这一问题,以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
【关键词】 未富先老;经济增长;劳动力供给;储蓄率
伴随着3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人口结构也快速地步入老龄化。201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3.4亿,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就接近1.2亿人,占到人口总量的8.87%。按照国际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就标志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国已经步入“全球老龄化俱乐部”行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它们是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到2010年时,人均GDP刚刚超过40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说明,我国老龄化社会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进入的,即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明显快于进入现代化,这种状况我们把它概括为“未富先老”。不仅如此,我国老龄化程度还在加快进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已呈下降趋势,约到2015年前后其值为0,随后转为负值。据联合国预测,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30年将达到18.7%,2040年26.8%,2050年30.8%,这意味着我国的老龄化水平在未来的几十年将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发达国家2010年平均老龄化水平为19.4%)。加速推进的老龄化将使我国经济增长陷入尴尬境地,一方面面对着“先老”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的紧缺,另一方面则面临着“未富”带来的大量的劳动力的需求。在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曾经一直依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增长模式将无法维持。“未富先老”已成为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严重阻碍,也成为“十二五”期间需要积极应对的重大问题。
“未富先老”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挑战,主要从劳动力供给减少、储蓄率降低、科技创新能力受到抑制、社会养老压力增大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劳动力供给减少,要素成本优势丧失
富裕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是改革开放以来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优势。自上世纪60年代起,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从而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我们把这称为“人口红利”。相关分析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连续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有利的人口结构所做的贡献约在1/3左右。随着人口抚养比的逐步提高,我国的“人口红利”到2015年前后将基本消失。
现实中,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紧缺问题已在我们生活中悄然上演了,不断传来的“民工荒”、“技工荒”就是我国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真实写照,它表明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阶段。在劳动力需求持续扩张的情况下,供需之间的竞争会使劳动力价格攀升,从而增加产品的成本,致使商品丧失价格优势,伤及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印度、老挝、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却享有比我国时间更长的“人口红利”,这无疑给我国的商品竞争力带来更大的压力。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另一个影响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相对老龄化上,即在适龄的劳动者当中,年青人比重下降,年长者比重上升。一般来说,人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活力在减退。年长者学习接纳能力下降,其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相对定型,不容易跟上技术革新进步的步伐。有分析表明,50岁及以上劳动力与生产率之间表现为负向关系,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相对老龄化会减弱对现代化技术的适应能力,降低劳动生产率,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加之我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或转轨的一代,在他们当中,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使得这种影响更加严重。
面对以上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运用来克服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实现再一次的“人口红利”。然而问题在于,原有的“人口红利”是建立在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基础上,依靠不断追加生产要素投入而拉动了经济的增长。新一次的“人口红利”则要在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进行,为此,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全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改进才能拉动经济增长,这样就需要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发育完善作为铺垫。而“先老”却“未富”的现实使我国还不具备这样良好的条件,这就必然会使我们在两次人口红利的良好衔接上面临特殊的困难,加深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第9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
目前人口经济学家对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较多是针对宏观的区域（多国或一国家）进行的。本文试图将人口红利理论引入一个较小的区域，研究广东省这一特定区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口红利理论的研究范围，加强了该理论的研究深度。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领头雁广东省，它的人口红利状况是怎样的？广东省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怎样？广东省人口红利有没有得到充分实现？若没有，应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人口红利的最大化实现?本文正是基于这些背景来研究广东省人口红利及其实现的。
二、广东省人口转变状况及人口红利分析
（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广东省历年人口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
建国以来，广东省的人口转变大体经历了恢复发展时期（1949―1958年）、缓慢增长时期（1959―1961年）、快速增长时期（1962―1970年）、控制增长时期（1971―1979年）、有计划发展时期（1980―1989年）和有效控制下的低速增长时期（1990年至今）等六个阶段，目前已总体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不可避免，大约在2025年前后，广东的人口红利将有可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故可以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是广东利用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
(二)广东省人口抚养系数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
1964年，广东的总人口抚养系数高达83.01%，这主要源于高少儿人口比例导致的高少儿抚养系数。其后，出生率和少儿系数不断降低，少儿抚养系数随之下降，1989年降至55.19%。由于老年抚养系数变动的幅度不大，总抚养系数变化的曲线与少儿抚养系数基本一致，也是先有下降，再缓慢上升而后快速下降的趋势，但上升的时期较短。1993年以后基本是趋于下降的，即从1993年的65.66%下降到2007年的36.04%。人口抚养系数的降低，减轻了劳动力的供养负担和社会负担，有助于增加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缓慢提高，老年抚养系数渐趋升高，但速度较慢，从1982年到2007年，仅升高1.05个百分点。但随着出生率在低水平上稳定下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减缓以及老年系数的不断增大，老年抚养系数升高的速度将会加快。
从以上两点分析可以看出，广东的人口红利期在2015年左右即将结束，人口红利视窗即将关闭，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老龄化的逐渐发展使得人口红利的优势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因此，提高人口红利的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兑现人口红利以加速广东省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三、广东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判断人口红利是否为经济增长所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需要使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数据、人口数据和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绩效的变量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假设经济总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LαKβ(1)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以地区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力，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
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InY=InA+αInL+βInK
本文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2009》，利用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中的最新数据，运用动态计量模型考察1978―2008年广东省总体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时间序列数据一般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采用OLS回归分析就可能产生“伪回归”的现象，因此要对这三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以得到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计量分析采用Eviews5.0。
（一）变量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先对地区生产总值（InY）、从业人员数（InL）和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进行ADF 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它们的平稳性。
结果如下表，对数化后原序列非平稳，经过二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因此，三者都是（2）阶单整序列。
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表中D表示一阶差分，D2表示二阶差分；C表示漂移项,t表示含趋势项，p表示之后阶数。ADF检验中是否需要加漂移项、趋势项，以其相应系数是否具有非零显著性为准则。滞后阶数p的选择标准为AIC,AC最小。
（二）协整分析
由于InY、LnL、LnK 都是I（2）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我们采用AEG检验法。
第一步：进行协整回归
用LnL、LnK对InY进行OLS回归，得方程（2）：
InY＝-13.1+2.08InL+0.61InK+e（2）
（4.6） （9.67）
R2=0.99， F=1700
其中括号里的数字是t值，e是回归残差。
第二步：对残差序列e进行平稳性检验
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说明InY、LnL、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拟合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变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回归方程是一个“伪回归”。在检验残差序列e是否平稳时，我们同样采用ADF检验法。
残差序列e的ADF检验结果
由于ADF 值小于显著水平5%时的临界值，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故InY、LnL、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InY=-13.1+2.08InL+0.61InK+e。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R2=0.99，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从t统计量来看，变量的显著性较高。同时该模型的F值为1700，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该模型通过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2.08。说明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可带来2.08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见广东省的劳动投入弹性较高。
四、广东省人口红利兑现情况及原因分析
数据来源：各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从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比较上来看，仍有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参与经济活动，而且近10几年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率先设立了经济特区，吸引了境外资本的流入，主要建立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劳动力的充足供应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源泉，因而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此阶段，就业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广东在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逐渐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资本和科技密集型为主，因此，虽然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很大，但需求的层次正在或已经发生变化，从低端的体力型劳动力需求转为高端的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从2003年开始，珠江三角洲出现了用工短缺，即所谓的“民工荒”。实际上，这种劳动力的短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民工短缺，而是对具有专门劳动技能和高级脑力劳动力的需求出现短缺，是结构性的短缺，而不是数量上的。
劳动力资源被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蔡
等认为，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那么人口红利就难于兑现, 社会也承受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 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于学军进一步指出, 在人口红利期, 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 那么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不仅未能发挥劳动力优势, 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人口。因此, 在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式微和视窗关闭之前, 应以最大化就业为目标, 充分开发和利用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
五、总结和政策建议
前面已提到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那么如何做到充分就业使得广东省人口红利得到最大化的实现？结合广东实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通过扩大就业最大化开发广东尚存的人口红利。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广东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但这要以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为前提。这就要求推动相关领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包括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
其次,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首先，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 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其次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加快发育劳动力市场,通过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 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