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优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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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红利优势范文
1.引言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设计，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我国目前已处在劳动力供给丰裕时期的末尾。对于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人口红利的研究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导致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所产生出来的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比较积极的效应，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详细的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的目的。
2.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Sarah Cook（2006）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有非常重要意义。而在人口红利是否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蔡昉（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持续增长。他甚至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存在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均GDP。他还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存在还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近20年的增长空间。而王德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具有某种默契关系。正是因为在人口红利发展的最佳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经济市场化发展而言，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可能离开人口红利的巨大作用和良好的发展时机。另外，车士义（2011）通过验证劳动参与率的扩大与经济负面影响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红利的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作用。在他的试验中，已经对第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某种预测。他认为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必须将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才能削弱人口负债的片面影响。而侯东民（2011）认为，正是由于通过人口红利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才使资本递减速度减少。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负担也最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压力，使国家能够有更多地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与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不同。
聂鹏（2011）则对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并且强调发展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郭琳（2011）则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应该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此外，石海峰（2012）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如Schultz（2005）认为，我国当期储蓄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着重大依赖关系。而Johnson（1999）则对生育率的下降提高了中国储蓄率持怀疑态度。穆光宗（2008）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对于发展经济而言，只能说是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具体说推动作用还比较牵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依照国际通用的Mason（2004）为代表。以实际的抚养比值域的变动研究第一人口红利。该抚养比表示为：即有效生产人口同有效的消费人口之比。其中有效生产人口是通过对历年的分年龄劳动生产率进行加权计算而获取。有效消费人口是则是通过把历年的分年龄消费水平通过加权计算而得到。如果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同分年龄消费水平同时被确定，那么就会得出固定不变的有效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在假定前提下，人口红利就成为经济活动盈余的影响指标。但是在国内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也采用了抚养比的指标，但是在指标含义反面略有不同，国内的抚养比指标则采用了人口负担系数来表示。其计算方法则是有老年人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只和构成。其中老年抚养比则是指65岁老人占劳动人口（15-64岁）的比率。少年抚养比则是值14岁以下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比率。
3.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不仅在经济学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国内的研究统计中，通常把经济活动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近似替代，因此根据劳动参与率的公式可以看出，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其劳动年龄人口优势才能充分发挥，进而才能实现人口红利。因此，在衡量人口红利的时候，可以把劳动参与因素考虑在内。其中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 1）
其中ER表示劳动参与率，PR表示经济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P15表示15岁以上的人口
其次，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把人口负担系数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并且把人口负担系数也成为抚养比。在本文对于研究中，采用了总抚养比的方式来表示人口红利。
（公式2）
其中F表示人口红利。表示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表示少儿抚养比，即：14
岁及以下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
最后，在衡量经济增长效果的时候，本文选用了GDP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关于各个指标的含义和选取区间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指标 替代变量 数据 数据来源
变量名 符号 区间 频率
经济增长水平 GDP GDP 1995～
2011 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
劳动参与率 ER ER
人口红利 F F
其中，在实证分析之前，由于数据序列是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排除经济序列伪相关给统计结果带来的影响。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过程总，本文利用了ADF单位根检验法，其中详细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1% 5% 10%
GDP （c，t，1） -2.5225234 -4.107976 -3.481567 -3.168632 0.3131
ER （c，0，4） 0.320534 -3.542056 -2.910034 -2.592611 0.9722
F （c，t，1） -2.650445 -4.107965 -3.481545 -3.168621 0.2645
DGDP （c，0，0） -5.592443﹡ -3.53654 -2.907644 -2.591346 0.0000
DER （c，0，3） -7.428734﹡ -3.542056 -2.91005 -2.592623 0.0001
DF （c，0，0） -4.816367﹡ -3.536585 -2.907635 -2.591342 0.0002
注：检验形式为（c，t，k），其中c表示截距项，利用t对趋势项进行表示，利用k对滞后项进行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利用d来表示。
通过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其变量GDPP、ER、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阶单整关系。即三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四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利用VAR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利用协整检验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非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以及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三个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详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dGDP、dER、dF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向量数目 TRACE检验值 迹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 P值
0 0.48545 24.5621 23.7850 0.0012*
1 0.42565 16.5656 15.4123 0.0425*
2 0.34256 12.2568 11.2562 0.0045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协整关系，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因此对人口红利和增长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检验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Granger结果 Granger原因
dGDP dF
H0 n.a.
dGDP x2 n.a. 12.57428
P n.a. 0.0026
H0 n.a.
dF x2 0.126392 n.a.
P 0.9567 n.a.
注：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
注：显著性水平为1%。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4.结论和对策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说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切实的促进了GDP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GDP的增长对人口红利的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4.2 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红利也逐渐的在小时，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经济的增长步伐。但是本文只考虑到了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未对其他要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环境下，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其他变量的变化所抵消。因此还需要客观的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比较优势。虽然本文论证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预测代未来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但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有专家断言，我国人口红利还将继续存在大约5—1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红利仍然能够为下一步我国的经济法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条件。也必然会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自身不可多得的优势。我国政府必须正视这个因素，并且在提高就业率和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挖掘劳动力潜力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同时，人口红利的存在也要求我国政府在努力提高就业形式和就业率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对就业培训力度的投入，不断地做好各类人才和各行各业人才的吸引和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人口红利的潜力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潜力。这种转移潜力目前正受到城乡体制与诸多限制城乡劳动力转移等制度的影响。因此，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步伐，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不仅仅有利于转变城乡二元结构转变，更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
其次，为了避免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应该加快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更多的像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流动。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参考文献：
[1]Sarah Cook. Structural Change，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sia：Pathways to Inclusive Development[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6，24（s1）：5l-52.
[2]Sanchez，Eugenio Camus-Fernando，2005. AFP： A Three-letter Revolution，Edited by Juan Ariztia （Santiago：CIEDESS）.
[3]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J].中国人口科学，2009（6）.
[4]聂鹏.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J].中国市场，2011（13）.
[5]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09）.
[6]石海峰.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J].琼州学院学报，2012（19）.
[7]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8]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02）.
[9]蔡昉.“人口红利”消失的隐忧[J].中国企业家，2006（07）.
[10]侯东民.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J].人口研究，2011（03）.
第2篇：人口红利优势范文
似乎越来越多人担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人口红利将消失，中国的好日子将难以为继。考虑到我国人口规模之巨，这种担心显然不无道理。可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充分就业、高消费和有力的社会保障，那么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很可能会加快这些目标的实现。当然，这些改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需要现在就作出规划和努力。
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会形成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这种有利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被称为“人口红利”。亚当・斯密说，对一个家庭正确的事情，通常也适用于一国。人口红利就好比一家成员大都是青壮劳力，这个家庭的收入自然就多些；而老人小孩多的家庭，负担自然更重些。
中国已享受人口红利多年。有研究显示，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得益于人口结构的优势。无独有偶，国际上的研究也表明，1970～1995年间，在东亚超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因素的贡献比例高达1/3到1/2。
毫无疑问，经历人口红利之后，必然遭受随之而来的人口老龄化之苦。并且，人口红利对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它的消失对将来经¬济增长的冲击就有多大。中国人口结构的根本性逆转将在2015年左右出现，届时，老年人口比例将达10％，“人口红利”将逐渐转为“人口负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一夜之间青丝变成了白发，这不仅对个人是可怕的事，对整个经济也是灾难。人口红利消失会通过两个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一是劳动的人少了，需要抚养或赡养的人多了；二是消费的多了，储蓄的少了。劳动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源泉一旦枯竭，增长必受影响。
我国的困难还在于未富先老，这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巨大挑战。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其他国家大都是先富后老，而中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
不过，也不必过于悲观。人口红利固然重要，但绝不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关键。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之后很长时间内似乎并未感受到有什么“红利”，相反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和就业压力。只是最近10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资源开始充分利用时，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是个好东西。
既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带来高增长，它的消失会否终止高增长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马尔萨斯曾预言，呈算术级数变化的食物增长肯定赶不上呈几何级数变化的人口增长，人类不可避免地走向间歇性自我毁灭。但实际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食物增长甚至超过了人口增长，马尔萨斯的预言并未实现。人口红利的问题也是一样，其他条件的改善很可能会弥补人口红利消失留下的空白。
人口红利的必然消失可能为中国提供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
首先，它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的真正到来。现在，一听说人口红利将要失去，就好像劳动力资源会立刻紧缺，而实际上农村仍有超过两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更要紧的，低劳动力成本只是¾¬济增长的条件之一，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条件。现在非洲的劳动力仍远远比中国便宜，为什么经¬济长期停滞呢？与劳动力成本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时常抱怨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我们就只能陷于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
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推迟退休年龄等可以弥补劳动力减少造成的负面效应，这也是先行国家的普遍做法。当前，一些年富力强的职工常常被迫提前离岗，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种浪费劳动力的反常现象也将随之减少。
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提振消费。“正储蓄”的劳动人口下降，“负储蓄”的老年人增加，整个社会总的储蓄率下降。也就是说，中国持续多年的40％的高储蓄率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这固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高储蓄的背后却是低消费。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为消费推动的¾¬济，储蓄率的下降也应是题中之义。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将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我们必须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
人口红利的消失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打量。通过成功地处理人口结构问题，一个在就业、消费、保障等方面都日臻完善的社会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相关讨论还需要警惕走向另一种乐观的极端，即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上述各项转变也会自然实现。
第3篇：人口红利优势范文
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其研究内容涉及人口红利因素、人口红利期限、人口年龄结构、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生命周期理论等多个方面。例如，钟水映、李魁（2009）认为，国内目前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总结起来有“因素论”、“期限论”、“结构论”三种。“因素论”者认为，人口红利的产生是源于在劳动年龄阶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社会储蓄和人口生产性都比较高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期限论”者认为，人口红利就是一段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时期，此时期内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增加、投资与储蓄也会增加。“结构论”者认为，人口转型过程会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人口红利就是由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形成的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张学辉认为，第二人口红利源于理性经济主体在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发生变化时，对生命周期内的全部收入和消费进行平滑，以获得最大效用。当处于壮年时期时，生产效率比较高，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显著高于其他时期。因此，在人口转变的某个特定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优势将有效促进资本供给的增加和国民储蓄率的提高以推动经济增长。
二、湖北省人口结构转变状况与人口红利分析
（一）出生率与死亡率
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在1949～1958这10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1.87‰，死亡率平均为13.43‰，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时期，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湖北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的增长趋势得到极大的遏制。1973～1991年，这一时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20.52‰、7.5‰、13.01‰。由此湖北省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二）年龄结构的转变
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湖北省199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8.45%，15～64岁人口比重为66.05%，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5.5%。到了2000年这三项数据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变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来湖北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抽样数据，自2003年起，湖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7.13%。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不过2002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最近3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根据第三章所给出的衡量人口红利的标准还有抚养比计算公式可得出结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51.41%、41.19%和29.87%，说明了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随着总抚养比逐年下降，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总抚养比小于44%，进入了人口暴利时期。
三、建立模型及相关分析
（一）建立模型
本文要研究的是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采用了社会就业总人数这个指标反映了人口红利的影响途径，用GDP衡量经济增长的情况，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劳动适龄人口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如下的双对数函数的回归模型：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用生产总值（GDP）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表示，在这里用固定资产的总投入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μ0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数据来源于1995～2012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如表2。
（二）相关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运用SPSS软件对地区生产总值、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三个变量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间相关性很强。
（三）回归分析
通过Eviews6.0软件用lnL、lnK对lnY进行OLS回归，可得如表4：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为：
（9.017250） （28.20471）
=0.998994
=0.998860
=7445.928
=2.123168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0.998994，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非常好；从t统计量来看，变量的显著性较高；同时该模型的F值为7445.928，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而且DW=2.123168属于1.5～2.5之间，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具有自相关性，综上，该模型通过了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4.346208.说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可带来4.346208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见湖北省的劳动投入弹性较高。
（四）结论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新设一个指标为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计算出自1996年开始的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
由表5可知，劳动力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时间段为1996～2006年，说明这段时间内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促进作用。
四、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政策建议
（一）湖北经济发展的机遇
“人口红利”虽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从上个章节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其总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势必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作用。而且从抚养比的数值可以看出，湖北省在2000年进入了人口红利的暴利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国家统计局对人口数据的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同理，对于湖北省来说，未来的20年里也是湖北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因为劳动适龄人口及就业的增加，人口红利能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效应，虽然老年的抚养比在上升，但是就像有些学者研究提到的，出于对未来养老的考虑可能出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在这里就不做阐述。
（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及其国内学者对全国人口数据的研究预测，未来的10～20年是湖北省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保障大群流动劳动力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措施：
（1）扩大就业。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的可信度降低了。由于湖北省一直以来都是第一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未来的市场，服务型人才的需求很大，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发展第三产业，开放服务业市场，达到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岗位的目标。而且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们还应当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如给予税收上的优惠等。为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2）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这一大群人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北省的总人口中有50%以上是农村人口，所以其劳动力的来源也大部分来自农村。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这一制度产生的各种弊端凸显出来，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现在各省都在实现限购令，湖北省也不例外。但真正被限制的这一大群的流动人口，原本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依然买着房子。
在鄂中部地带人口相当的密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应该把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化当中来，政府部门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解决外来人口住房的问题，让他们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为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4篇：人口红利优势范文
一、趋势分析：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红利优势逐渐消失，低成本就业的红利优势并未枯竭
（一）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第一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过去30余年中，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这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受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所享受到的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第一人口红利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渐消失。
一方面，从人口年龄构成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较2000年人口普查时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较2000 年上升 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从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看，“第一人口红利”在2010年已经显现出拐点的迹象。过去20年老龄人口占比只是缓慢上升，而未来20年这一速度将大幅加快，将明显超过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感受。从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重（劳动参与率）看，自2000年开始，我国劳动参与率就已呈下降态势；尽管近年来不断下降，但与亚洲四小龙和美、日等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比较而言，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尚处于高位。我国过高的劳动参与率既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参与工业活动的程度较高，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劳动力并不需要过多的知识教育能力即可进入市场；而且，社会保障的相对缺失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使得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再从趋势上看，未来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因此，未来寄希望通过劳动力参与率和人口红利的提升以维持数量型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能具有一定的现实难度。应该说，作为人类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已经成为工业发展不可抗拒的减速因素。
（二）低成本就业优势的中国传统劳动力红利优势并未枯竭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阶段，尤其是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供应充足，劳动市场的竞争使得工资的上升幅度较慢。人口红利见顶回落，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之后，劳动力供应趋紧，工资增长速度相对于其他价格加快。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态势也大致符合这一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与新兴国家相比，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平均工资不断上升。过去几年工资涨幅明显，年薪从2006年的20856元人民币升至2011年的41799元人民币。但即使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低成本就业优势的中国传统劳动力红利优势并未枯竭。虽然过去五六年平均工资水平迅速攀升，但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的平均工资仅为41799人民币或6568美元；而美国平均工资为52607 美元，是中国的八倍多。同时，研究产业竞争力，除劳动力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从劳动生产率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从1980年的0.30万元/人提升至2011年的14.64万元/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处于平缓发展时期，相当于美国当年劳动生产率的6%左右，1990年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表现大幅度增长趋势，并且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此外，通过计算单位劳动成本（ULC）可以反映一个产业或国家的成本优势，我们有必要将工业的人年均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从单位劳动成本（人年均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角度来反映我国工业的成本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大致在0.2―0.3的范围区间内上下波动，1980年为0. 26，曾向上到1986、1987年的相对高点0.30，又逐步回落到1998年的相对低点0.20，再不断攀升至2009年、2010年、2011年的相对高位，分别为0.29、0.28和0.29。但总体而言，基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工资水平的提高并不会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妨碍我国工业竞争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在剔除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后，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于发达贸易伙伴国而言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工业客观上还存在着逐步提高工人劳动报酬的可能空间。
二、困境分析：面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一）面临“招工难”、“用工荒”的困境
一方面，通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劳动供求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但每年的增加量正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正在逐步下降。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发生的，是不可以逆转的，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它。可以说，2004年以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时常出现的“招工难”、“用工荒”的现象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初步体现。许多严肃的证据都表明，在大规模进行部门转移和区域流动之后，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已经迥然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2004年以来“民工荒”现象反复在全国范围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愈益充分。而“刘易斯转折点”只是意味着工资不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但不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结束。毕竟，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至少还高出10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效率仍有潜力。
（二）面临“就业难”的困境
另一方面，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本应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总量趋于平衡，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却越来越困难。智联招聘的“2013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称，上海平均每101人竞争一个岗位，而去年为69人；这一数字在北京为96人，广州为115人，深圳为109人，苏州为102人。这种趋势会在未来几年内持续甚至有所加剧，从而导致中国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同时，2013年，据调查显示，1/3的企业称很难找到高技能员工，61%的企业将此归因于应届毕业生缺乏基本的职场技能。而根据麦肯锡的最新研究结果，2020年，中国将需要2400万受过高等教育和先进技术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
应该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表明我国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和供给出现了严重错位的局面。具体体现为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出现整体性错位，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双方出现意愿性错位，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90后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经济疲软带来更多急功近利、企业更愿意使用有经验人士等层面。我们认为，造成这一“两难”局面的核心关键可能在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逝以及“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有待发掘。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不顾所有人的警告，仍然生活在“中国人口太多”的心态里，错过了为“人口负利”时代到来做好准备的最后机会。
三、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
因人口年轻构成的“第一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枯竭的同时，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大力挖掘第二人口红利的潜能，即“质”的红利，主要是指教育和健康等赋予劳动力的价值。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某种程度上，第二人口红利的潜力可以说是无限的。从受教育程度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上升，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近9。而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我们可以利用新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挖掘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源泉。包括建立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储蓄率的降低；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
鉴于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价值就会越来越低这一原理；对我国工业部门而言，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更为紧迫。就我国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而言，当前以“农民工”为主的工人队伍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劳动生产率不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中国高素质的劳动力仅有4%。只有36%的工人具备初中学历，其余60%缺乏或不掌握任何技能。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目前在世界上仍处于落后地位，增长空间较大，劳动生产率对于抵偿劳动力成本增长的负面效应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有关资料，1970―1985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5%，1986―1988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分别达到12.7%、11%和7.1%。工人劳动报酬的提高，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不仅不会削弱我国制造业现有的国际竞争力优势，甚至会强化这种既有优势，即通过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提高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意味着劳动力对工业产出的影响从成本、数量优势向素质优势的转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预测未来所需技能，努力使对技能的供给与需求匹配，帮助劳动者适应变化。
〔2013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研究》（A20130410
第5篇：人口红利优势范文
在“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中，“新改革红利”是最大的红利，也是具有关键性的红利。
“改革红利”又称“制度红利”或“体制红利”。这是指通过改革，制度或体制得以调整，让制度或体制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推动经济的前进。
每一项改革总是适应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时的特定状况而出台的。改革的“红利”体现于消除了原有制度或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使经济继续发展、前进。
要知道，任何一种改革措施实行了一段时期之后，改革带来的优势或“红利”总有越来越少的趋向。这是难以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一定体制之下，改革措施总会有从适应当初的形势到逐渐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因为任何改革都适应于某种客观形势，后来由于形势改变了，原有的改革的效力的递减也就成为必然。原有的“改革红利”逐渐消失，这是普遍现象，而并非是只有某一个国家才发生的情况。
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或红利，都可以称为“旧改革优势”或“旧改革红利”。这里，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的，与有效期间的长短无关。有的“改革红利”可能存在的时间相当长，有的“改革红利”可能只存在短暂的时间，这无非是因为形势变化的快慢不同，以及改革措施的效应有大有小的缘故。所以，当“旧改革红利”行将消失之日，也就是原有改革措施的优势潜力耗尽之时。
改革，就是制度调整。制度调整必须及时推进。继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继续进行制度调整，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的出现。民间从来都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这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不继续进行制度调整，就是对这种大积极性的漠视，甚至是压制。
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
毫无疑问，以各种红利的消失作为“唱衰中国经济”依据的论调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今后在经济发展中会出现新的红利、新的优势。
发展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即使旧的优势或旧的红利，也来自创造，它们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比如说，尽管人口众多，如果人人都待在家里，都留恋故土故居，不外出寻找工作，不务工，怎能发挥一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怎会出现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红利？
又如，土地数量再多，价格再低廉，如果各地都不招商引资，不开发土地，不建立工厂，又怎能发挥一国的资源优势？怎能出现资源红利？
再如，发展中的制度障碍是客观存在的。再原始的社会，如果对传统组织所形成的发展障碍不进行变更，那就不会有发展，也不会有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最早的“改革红利”。
可见，即使是最早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都离不开人的创造。
毫无疑问，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对旧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替代，都是依靠人们的努力而出现的。历史上找不到“天上掉下红利”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更没有“天上掉下红利”的好事。
第6篇：人口红利优势范文
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历程中，人口结构也在动态变化。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一是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加快趋势。根据联合国标准，从2000年开始，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相当。从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老年人口占比呈逐步加快趋势，我国未来很可能延续这一特征。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将从2001－2010年间的2.1%倍增至2011－2020年间的4.2%。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呈现加快趋势。2008－2011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幅度分别为0.11、0.13、0.16和0.18个百分点。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有见顶趋势。2007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增速明显放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1%以上的增速下降至目前0.7%左右水平，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年轻劳动力总量已基本见顶，全部劳动力见顶的时期预计也将临近。当然，考虑到现阶段我国14岁以下人口占比仍然接近20%，以及相对偏低的年龄结构，在劳动力总量到达峰值后，预计将会经历一个缓慢且温和的下降过程，不会太过剧烈。三是未富先老特征明显。相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虽使我国人口红利释放速度加快，但也导致老龄化进程来得更早、更快，由此造成老龄化进程呈现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2011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为8.37%，大致相当于1977年的日本、2003年的韩国和2004年的新加坡，但是就反映富裕程度的人均GDP来看，2011年我国为4382美元，而在相应年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分别为42820美元、20591美元和43117美元③，老龄化水平相近，但富裕程度差距非常明显。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远不如韩国、新加坡等，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未富先老特征更加明显。四是社会抚养比离“拐点”趋近。从反映人口红利发展态势的社会抚养比来看，近年来我国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中，但下降速度却随时间推移显著变化。进入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社会抚养比的下降速度明显放缓，由前期的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收窄为下降0.4个百分点左右。④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由于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年人口增速大幅提高，我国总抚养比在到达谷底的37%之后，将持续上行至本世纪中叶，而考虑到目前总抚养比下降速度，预计将在2015年前后到达37%的水平，也即在未来2－3年，我国持续下行的社会抚养比将面临“拐点”。
二、客观看待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素之一，所起作用显著。因此，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变化，会对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这一点，不容轻视。
(一)人口结构变迁将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趋势是不利的，这种变化将在经济增长、价格水平和就业市场等诸多方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和负面影响。一是降低经济发展的动能。随着社会总抚养比的拐点临近，长期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将出现衰退趋势，虽然红利的衰退并不意味着消失，但也将对经济增长带来影响。相关研究显示，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我国将失去1/5－1/3的适龄劳动力。这一变化趋势将对目前依靠劳动力规模优势的发展模式形成巨大挑战。二是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近年来，我国各行业、各地区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出现普遍上涨态势。2000－2011年，我国劳动力全行业平均工资由9333元增加到41799元，年均涨幅达到14.6%，①远超GDP增速。未来，随着劳动力总量见顶阶段的来临，现阶段就已相对紧张的劳动力供求局面将会更加紧张，由此进一步推升劳动力价格。而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升将会导致食品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的连续上行，进而对价格总水平持续上行造成影响。这一点，已经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先行经济体的历程所印证。三是严重削弱我国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我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主要是基于出口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二者都依赖于年轻、低端的劳动力供给。未来，伴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我国劳动力人口增速的变慢和工资上升幅度的加快，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外贸出口都带来严峻挑战，比较优势将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一点已经从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持续下降和外贸出口的持续低迷反映出来。四是增加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随着劳动力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工资加速上涨局面的持续，会造成机器替代非熟练劳动力以及熟练劳动力替代非熟练劳动力的趋势，进而引起整个社会人口供求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过程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摩擦失业现象，将对就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带来挑战。
(二)人口结构变迁并不意味着红利的终结人口结构变迁是伴随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的正常调整，符合一般规律。这种调整在对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需要正视。无论如何，就现阶段我国而言，人口结构的变迁绝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就此终结。第一，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将在长时期内存在。从劳动力数量上来看，虽然劳动力人口增速下降，并可能步入顶点，但是相对于日本等经济体而言，面临同样的老龄化程度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日本为75.9%，而我国仅为50.5%)。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依然有大量的农村居民可以转化，劳动人口供应依然巨大。即便保守来看，我国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也要有2.6亿的人口需要转移。这一过程差不多需要15年左右时间。同时，虽然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但从绝对水平上也仅为1952年美国和1977年日本的水平，老年群体距离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拖累还有很长一段时期。从劳动力的质量上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72.6%，已处于较高水平，但从劳动力素质看，依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也即，数量方面人口红利的下降，完全可以通过质量方面的提高得以弥补。而且，考虑到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还有一段时期的平衡期，可以说，我国整个社会的人口红利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第二，人口老龄化进程能够促进第二人口红利的释放。人口红利可进一步细化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前者是指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后者则是指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退出劳动领域，为确保生活质量不出现大幅下降，这些人有更强的动力进行储蓄、积累资产。这些储蓄增加了社会的资金供应，可以用来投资于提高单位劳动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增速，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老年人口占比的增加也会激发社会对相关产业(比如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休闲产业等)的需求，对推动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也具有积极作用。第三，人口结构变迁引致的工资上升对长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劳动力供求更加紧张，劳动力价格具有持续上升动能，而这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能够激发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推动向消费推动的方式转变。同时，促进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对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公平也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迁所引致的劳动力工资上升，使得劳动者有能力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技能，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都具有积极意义。第四，人口结构变迁能够增强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要求。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不可逆的上升态势，原先基于劳动力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逐渐消失，由此会推动产业结构由我国向成本更低的国家、由我国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步伐，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三、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值得高度关注。虽然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仍然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但逐渐显现的衰退现象也需要我们提前预防，做好应对。一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畅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现阶段我国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仍有相当规模，如何更加有效、更为充分地将农村人口转移出来，是扩大劳动力潜在供应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人口红利继续释放的关键举措。为此，政府要继续稳妥推进城镇化，并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以确保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总量不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显著影响。一方面，通过调整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以鼓励更多的农民进城并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覆盖，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此外，稳妥调整人口政策，适度增加潜在人口供应，保持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合理，也是促进人口红利有序释放的重要方式。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遏制人口红利的衰退步伐。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造成劳动力成本高企，使得从数量上反映的人口红利有衰退迹象，进而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但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完全可以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得以消弭。例如，德国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从1991年的1832欧元增加到2011年的3311欧元，涨幅超过80%，其制造业依然在全球体现出竞争力，因为这一时期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一半影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我国有着巨大的空间。
第7篇：人口红利优势范文
这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表明在我们13亿人口的国家，劳动力开始不够用。
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劳动力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但如今不仅是在东南沿海的城市，就连一些内陆城市，劳动力也变的越来越珍贵。在太原、西安、银川这样的内地城市，餐馆想找个服务员也相当困难。
看来，中国作为人们眼中的“劳力大国”正在发生颠覆。特别是今年春节之后，短缺更加严重，成千上万的人回去过年但不再回来。“现在中国也到了廉价劳动力短缺的时候”一位经济学家感叹到。
从3月份开始，各地的最低工资开始上涨。
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也开始出现人口危机。到2050年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将在60岁以上，而届时美国仅为25％。
官方调查情况
2011年春节前，在北京打工的小严早早辞了职，返回老家贵阳乡下。这一去，他就不打算再回来了。和小严有类似想法的农民工不在少数，这种情况在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就业研究专家、中国决策科学院人才研究所所长路军认为，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的逐年提高，越来越多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开始转往内地二线城市，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工人在沿海地区尤为紧缺。
这种情况已经被有关部门所关注。据记者了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春节前部署了一项用工调查工作，要求各地人力资源部门报送人才需求信息。这一调查工作旨在充分掌握各主要城市的劳动力缺口情况。下一步，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措施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紧缺问题。
机械制造等行业最缺人
春节前后，浙江、广东、河南、四川等省频频出现用工荒现象。为解决劳动力紧缺问题，有些企业甚至在火车站或长途客运站设置招聘点，发红包、送物品、给补助，为的是多招些农民工进厂。
对此，多位就业专家承认，自2008年以来，沿海地区的用工荒现象总会在春节前后出现。业内人士介绍，普通工人一般是不存在大规模和长时间紧缺的，农民工的数量绝对充足。但在同一时期内，由于工资、生活成本等因素，不同地区可能相继出现用工荒现象。近几年，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的工资与内地企业的工资差距逐年缩小，但是沿海地区的生活成本却比内地城市高很多。因此，不少农民工放弃到沿海地区打工，转往中西部地区。
除节日因素导致的用工荒外，专家和业界更为关注的是劳动力结构性紧缺造成的用工荒。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最新的信息，目前劳动力最紧缺的是机械制造行业。而这类企业对求职者的年龄有一定限制，对技能也有一定要求，这就导致劳动力结构性紧缺。“在很多城市，中高端技能型人才相当紧缺。这些人才并非短期内可以招得到，有的须由师傅带着学习很长时间才能出师，有的须接受系统的技能培训。”
调查为就业宏观调控打基础
目前，有关主管部门将就业缺口信息普查作为切入点，开始破解劳动力紧缺的难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不久前启动了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工作。与以往的用工调查不同，除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外，不少中西部城市也被纳入此次调查范围，如太原、长春、郑州、武汉、长沙、西安等。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调查2010年企业用工和招工缺口情况及2011年企业春季用工预计需求；第二阶段主要调查2011年企业春季招工情况和实际招工缺口情况。此次调查还增加了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实际就业情况的调查。
在调查中，为了掌握劳动力结构性紧缺的具体情况，每项调查均涉及劳动力年龄、技能、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掌握这些信息是为下一步就业宏观调控和劳动力调剂打下基础。除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还拟通过省级人才信息联网平台，采取异地人才信息合作、签署异地对口劳务合作协议、企业招工指导、对未就业者进行技能培训等手段，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紧缺造成的用工荒问题。
“用工荒”凸显了什么
“用工荒”凸显的是，中国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已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去年金融危机让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找不到工作提前返乡，然而今年初，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江浙沪等长三角众多企业却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珠三角缺口超200万，而沪苏浙闽和广西北部湾等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人问题。而由于内地企业用工需求的增长，部分内地省份甚至限制劳动力外流。“用工荒应该只是冰山一角，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面临衰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研究专家郭志钢说，“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郭志钢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对于“人口红利”未来的趋势，国内人口学界内并没有太多关注，“当时认为人口统计调查中，存在出生漏报瞒报的情况，但10年后的人口普查时发现，出生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2003年，珠三角地区第一次出现了“用工荒”，但在当时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被归于农民工对于待遇的要求提升，以及“三农”政策带来农村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村劳动力不再热衷于外出打工等原因之上。郭志钢认为，目前来看，当时的种种迹象应该是“人口红利”衰退的先兆，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将会是倒梯形的结构，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在发生改变，作为中国劳动力输出第一大省，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出，近3年来全省输出民工数一直维持在1200万左右，但新增劳动力却持续降低，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明显放缓；随着省内用工的快速增长，最快2013年，全省劳动力输出量将“封顶”，届时全国民工荒情形将更难改善。
“劳动大国”神话的颠覆造成西方市场的产品价格上涨
流动人口是中国创造奇迹的先决条件，但是此时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却供应紧张。大都市的劳动力缺口已成为制约出口的问题，由此引致西方市场的产品价格同步上涨。
“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那些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中学毕业的工人。”来自于广州一家生产硒鼓的工厂的技工姜先生如是说。 相对来说他所在的企业情况还好。春节过后，30名工人中的26名回到了工厂，只有四名选择继续留在老家。其他的企业则抱怨着严重的人员流失。姜先生所在企业原先的扩张计划也难以实
现，“我的老板希望能招聘60至80名工人，但是他一个人也找不到。”
作为中国南方对外出口中心的珠三角，这样类似的抱怨随处可见。这片地区被认为是世界的工厂，在这里很多企业都为沃尔玛、家乐福、德国连锁百货生产商品。很久以来，来自于中国西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在这些生产电池，玩具和运动鞋的工厂中谋生。在中国的春节后，通常那些来自于四川，湖南，贵州的人为了寻找工作，通过巴士和火车涌向南方。东莞的劳动力不足：节后很多流动工人不再回来，他们宁愿呆在家中。
劳动力短缺的深层次问题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然而当前沿海地区大规模的用工缺口和不断蔓延的“缺工潮”，使得中国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缺工不仅仅是区域性的，我国劳动力供给已发生由“无限供给”变“有限剩余”的重大转折，这意味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常态，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比较优势将发生深刻改变，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用工荒”，要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 近期一向被认为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却越来越短缺。从表面上看，经济回暖、订单回升以及农民工意识的“群体性觉醒”是愈演愈烈“缺工潮”的导火索，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传统依靠低成本红利创造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已走到尽头。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之后直接的“人口红利”总量将步入下降通道，预计2030年或将下降到67.32％。仅以第一人口和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的河南为例，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就已明显降低。2007年河南新增劳动力200多万，2008年为180万，2009年不到110万。专家预计到2013-2014年，河南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将达到峰值。
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是“刘易斯拐点”理论，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而这个时候，劳动力工资便将出现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因此，在“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的情况下，中国必须谋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劳动中国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会发生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都需要做出深刻变革。
“三低现象”长期存在
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劳动者报酬增长持续慢于经济增长，其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国民财富分配不公。必须指出的是劳动者报酬，除了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低成本外，也存在着体制和政策上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 从长期看，一方面，低劳动力成本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劳动者所得太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收入结构不合理，进而导致市场和生产结构的不合理，使社会生产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配置。再一方面，过低的收入水平导致内需不足，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们必须正视劳动力价格的现状，实现从粗放式劳动力价格优势向集约式技术优势的转变。
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仅高于印度、巴基斯坦。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美国的1／18，英国的1／16，日本的1／15，德国的1／13，法国的1／13。然而从劳动率与劳动力价格比来看则差距更大。通过对制造业工资水平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是很低的，劳动力价格还有上升的空间。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1／22。
理性对待劳动力短缺
对于廉价劳动力时代即将远去我们还需理性看待，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开始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结构提升转变，通过教育深化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将更为持久。而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低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正进入一个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特别是国家已经明确要在“十二五”期间要着力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于中国内需型经济转型意义更为深远。
与此同时，在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产业竞争力的前提下，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链中的地位也将提升，中国将摆脱低端制造的困扰，实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实现由依托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向培育竞争优势的贸易平衡战略转变，这是中国对外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开放型经济的更高层次。
调整人口政策或是解决用工荒的一条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专家建议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在有条件的地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因为多，所以便宜”这个在商业圈内横冲直撞的道理，在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
人口红利，因此成为2009年人口学与经济学讨论中的流行术语。
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能“红”多久?又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对此，权威专家纷纷答疑解惑开“良方”。
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
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唠研究员分析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已经显现，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人口红利的优势并未完全释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发展。
蔡认为，人口红利“红”在低成本，30多年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红利。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王丰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
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 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届时，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
“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但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破解之路唯有转型
第8篇：人口红利优势范文
1．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和人们身体素质的不断提高，死亡率日趋降低，福建省总体人口实现了较快的增长，由于死亡率总体上趋于平稳，因此福建省各年份总人口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福建省人口出生率的波动引起的［5］。由图1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人口出生率处于较高的水平，1982年人口出生率为27．91‰，由于死亡率趋于平稳，所以自然增长率达到最高值。1990年以后，三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至2012年，人口出生率达到12．74‰，全省已形成“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类型。2．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根据福建省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福建省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表1）。表1的数据表明，福建省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从1964年的54．5％上升到2010年的76．7％，在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生育观念转变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自2000年以来，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从1964年的42．3％下降至2010年的15．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呈递增趋势，至2010年，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9％，根据国际通用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指标（0～14岁人口比重小于3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大于7％），福建省人口进入成年型的同时，开始向老年型过渡，出现老龄化加快的趋势［6］。3．人口负担系数的变化按照国际标准，人口负担系数是指0～14岁少儿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之和和劳动年龄的百分比成为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7］。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福建省人口负担系数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福建省主要年份的人口负担系数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由1982年的69．2％下降至2012年的31．6％，根据“总抚养比低于50％，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界定，福建省目前还是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由表2也可以看出，福建省少儿抚养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2年，少儿抚养比系数下降至20．7％，而老年抚养比却呈上升趋势，2011年和2012年老年抚养比均达到10．8％。这一数据说明福建省老龄化的趋势正呈递增的态势，将面临着较重的养老负担，到时将会出现人口红利的降低，直至消失。以上三点分析表明，福建省的老年人口比和老年抚养比都在不断地上升，老龄化的趋势正呈递增的态势，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使得人口红利的优势将逐渐降低甚至枯竭。因此，如何提高人口红利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兑现人口红利以加速福建省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二、福建省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检验（1978—2012）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已经使福建省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为了更进一步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福建省经济增长，本文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检验人口红利的贡献度，假设经济总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LαKβ（1）其中，Y是经济总产出，以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用从业人员表示，K为资本投入，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表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对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得：lnY＝lnA＋αlnL＋βlnK本文数据来自《福建统计年鉴1978—2013》，选取如下指标对各变量进行度量：产出Y以福建各相应年度的GDP表示，并按1978年的不变价进行平减。物质资本K以福建各年固定资产存量衡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其基本公式是KTt＝KTt－1（1－δ）＋It。其中KT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It为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δ为原有资本存量的折旧率。KTt－1为基准年固定资本存量的净值，本文参照张军等在《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2004）中所做的估计。1978年福建物质资本存量为68亿元（1978年价），固定资产折旧率δ采用王小鲁和樊纲（2000）的方法，按5％的折旧率进行计算［10］。当年就业人数L采用福建省就业人员年末数表示。由于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数据是非平稳的，如果在回归分析中直接采用非平稳时间，就有可能产生“伪回归”的现象，因此，需要对三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以得到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计量分析采用Eview3．1。1．变量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先对三者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它们的平稳性，结果如表3。对数化后，原序列非平稳，进过二阶差分后序列平稳，因此，三者都是（2）阶单整序列。2．协整分析由于lnY、lnL、lnK都是I（2）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采用AEG检验法。第一步：进行协整回归用lnL、lnK对lnY进行OLS回归，得方程：其中括号里的数字是t值，e是回归残差。第二步：对残差序列e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序列e是平稳的，则说明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变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回归方程是一个“伪回归”。在检验残差序列e是否平稳时，同样采用ADF检验法。表4数据表明，ADF值小于5％临界值，由此可得序列e为平稳序列，故lnY、lnL、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lnY＝－24．86＋4．15lnL＋0．14lnK＋e。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R2＝0．97，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由于该模型的F值为728．9，因此可以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该模型通过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从模型中可以看出，福建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4．15。说明劳动每增加一单位，产出增加4．15单位。根据公式：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可计算出近10年来福建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劳动力投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贡献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约为21％，到了90年代后期达到约78％，呈上升趋势，但进入21世纪后劳动力投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从68％下降到约32％。由此可见，自21世纪以来劳动力投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渐下降，福建省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速度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技术进步以及政治制度建设等。但随着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正在悄悄影响着福建省经济发展的步伐。
三、应对福建省人口红利转变的对策
1．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福建省劳动力的数量增长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在不断降低，而人力资本将逐步成为福建省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从短期来看，低成本的劳动力可以促进经济的短暂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将会反映出劳动力素质和生产率水平的低下，因此，它将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福建省14～64周岁的人口中农业人口占大多数。不少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都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由于低成本劳动力具有相对较低的创造力，因此，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还应当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使福建省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获取必要的职业技术技能。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充分挖掘福建省人口红利效应。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劳动力的成本将会逐步提高，福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会逐渐失去，产业梯度将会发生转变，福建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逐步失效，需要探寻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就必须舍弃比较优势较弱的低技术产品和产业，研发自主创新产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首先，通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推进二、三产业共同发展，通过第三产业最大限度地吸收富余的人力资源。同时，政府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上要研究和出台鼓励自主创业和弹性就业的措施，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和人力资源的同步调整。其次，在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趋势下，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等商务服务业成为制造业竞争力越来越重要的元素，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使之与第二产业一起成为福建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支撑，促进福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来自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未来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必须依赖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福建省的总人口中有60％左右是农村户口，其大部分劳动力来源也是农村，但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因此，为了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就必须取消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政策措施，以降低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的沉淀。具体应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消除制度，及时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畅通无阻的转移；其次，在就业机会上，消除户籍对就业范围的限制，根据岗位的需要，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在待遇上，规范目前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保护农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只有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得到有效转移，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才能被释放出来。
第9篇：人口红利优势范文
(讯)2月10日上午消息，百度今日对外《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2015贺岁版》(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盘点了2014年四季度及全年国内移动互联网市场发展情况，同时首次对00后的移动互联网行为进行了分析。
报告显示，持续多年的智能机人口红利将于2015年结束，行业格局固化——BAT三家独大，并且开始“连接人与服务”领域展开正面交锋，老用户行为固化。在此背景下，正在崛起的00后开始逐渐对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产生影响。作为全新增量的他们，有着不同于老用户的行为模式和习惯，或将成为打破当前固化格局的希望。
智能机人口红利将结束，BAT继续统治移动时代
国内智能手机普及率不断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移动互联网行业飞速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的土壤，不过根据百度移动趋势报告显示，2014年国内智能机大盘增速已明显放缓，季均增长率仅为6%，而这一数字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36%和14%。在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后，智能手机发展的瓶颈期已经临近，报告预计，这一持续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于2015年终结。
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也进入了格局相对固化的阶段。在PC领域占据优势的BAT 继续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甚至优势比PC时代还要明显。报告显示，在移动端TOP20的APP中，属于BAT的达到了17个之多，且这些APP 在移动端所占据的媒体时长近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