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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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畜禽；温室气体；时空变化；LMDI模型

中图分类号S1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7-0093-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6年的报告显示，每年由牛、羊、马、骆驼、猪和家禽排放温室气体的CO2当量占全球排放量的18%[1]。而世界观察研究所2009年的报告指出，全球牲畜及其副产品排放温室气体的CO2当量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51%[2]，几乎是FAO估算量的3倍。可见，畜禽已成为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而畜禽温室气体主要源于动物肠道CH4排放、动物粪便处理过程中产生的CH4和N2O[3]，从动物类型来看，反刍动物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最多，其次为猪，最少的是鸡[4]。

国内外学者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在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测算方面，董红敏[5]等采用OECD的测算方法对中国三个时点（1980年、1985年、1990年）的反刍类动物CH4排放量进行了估算；FAO[1]利用IPCC的方法和系数，估算了中国2004年主要畜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Zhou[6]等测算了中国1949-2003年畜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胡向东[7]等测算了中国2000-2007年以及各省区2007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表明，2000-2007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各省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呈现区域集点；闵继胜[8]等测算了中国1991-2008年以及各省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表明，1991年以来，中国畜牧CH4和N2O排放量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尚杰[9]等测算了1993-2011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表明，中国畜禽的CH4排放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N2O排放量持续增加。在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素方面，谭秋成[10]研究表明，由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单位肉类和牛奶排放的温室气体均有大幅度下降；陈瑶[11]等研究表明，经济因素是影响我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因素，短期内效率因素是我国畜牧业低碳化发展的最主要诱因，而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因素是我国畜牧业低碳化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尚杰[9]等研究表明，动物肠道发酵CH4、N2O排放的影响因素主要取决于动物种类、饲料特性、饲养方式和粪便管理方式等。

以上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结论，为本文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和研究方法。但存在以下可以改进之处：一是研究对象大多侧重于国家层面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全面把握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变化规律，不仅从总体上刻画其演变特征，更要分析区域差异；二是关于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成因研究未及深入展开，考虑到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区域差异性，有必要对各地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便找到进一步降低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向和对策。基于此，本文测算分析了1991-2013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时空变化规律，并运用LMDI模型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经济水平和农业劳动力等方面进行因素分解，揭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时空变化的成因。

陈苏等：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1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方法

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畜禽胃肠道内发酵的CH4、畜禽粪便处理产生的CH4和N2O和畜禽饲养过程中对化石能源等消耗产生的CO2[12]。鉴于畜禽生产过程中化石能源消耗相关数据的缺乏，本文选取牛、羊、马、骡、驴、骆驼、生猪、家禽和兔等动物作为研究对象，测算中国及各省（区、市）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其具体的测算方法如下：

式中，C、CCH4和CN2O分别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CH4和N2O排放量；21和310分别为CH4和N2O转化为CO2当量的转化系数；Ni表示第i种畜禽的平均饲养量；αi和βi表示第i种畜禽的CH4和N2O排放因子。由于畜禽饲养周期不同，需要对畜禽年平均饲养量进行调整，参考胡向东[7]的计算方法。当出栏率大于或等于1时，畜禽年平均饲养量用出栏量除以365再乘以其生命周期，主要有生猪、家禽和兔，生命周期分别为200天[7]、55天[13]和105天[7]；当出栏率小于1时，畜禽年平均饲养量用本年末的存栏量表示，为消除单个时间点的影响，采取畜禽上年年末存栏量和本年末存栏量的平均数表示。借鉴已有研究关于各畜禽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CH4排放系数来源于2006年IPCC国家间温室气体排放指南[14]，N2O排放系数来源于胡向东[7]，具体的排放系数见表1。

1.2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影响因素的LMDI分解

因素分解方法作为研究事物变化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的一种分析框架，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行的分解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指数分解方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另一类是结构分解方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SDA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以消费系数矩阵为基础，对数据要求较高；而IDA方法只需部门加总数据，适合分解含有较少因素的、包含时间序列数据的模型。IDA方法包括Laspeyres指数分解与Divisia指数分解等，但两者分解不彻底，存在分解剩余项，Ang[15]等在综合比较了各种IDA方法基础上，提出了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该方法最大特点在于不会产生分解剩余项，且允许数据中包含零值。因此，本文选用LMDI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经济水平和农业劳动力等方面量化分解影响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因素[16]。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将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分解为：

C=CLS×LSAGRI×AGRIP×P（2）

式（2）中，C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LS为畜牧业产值，AGRI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P为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对各个分解因素进行定义，定义EI=C/LS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即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与畜牧业产值之比；定义CI=LS/AGRI为农业产业结构，即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定义SI=AGRI/P为农业经济水平，即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农林牧渔业产值。则（2）式可进一步表述为：

C=EI×CI×SI×P（3）

由于LMDI的“乘积分解”和“加和分解”最终结果一致，而后者能较为清晰的分解出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采用

放系数肠道发酵1.0068.0051.4018.0010.0046.005.000.254-粪便管理3.5016.001.501.640.901.920.160.080.02N2O

排放系数粪便管理0.531.001.371.391.391.390.330.020.02注：非奶牛取黄牛和水牛的平均值；羊取山羊和绵羊的平均数；家禽取鸡、鸭、鹅和火鸡的平均数。“加和分解”的方法（详细推导过程可参阅Ang[17]etc）：

ΔC=Ct-C0=ΔEI+ΔCI+ΔSI+ΔP（4）

式（4）中，C0为基期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Ct为T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ΔC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变化。这种变化可分解为：ΔEI表示单位畜牧业产值排放温室气体变化，即强度效应；ΔCI表示单位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畜牧业产值变化，即结构效应；ΔSI表示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变化，即经济效应；ΔP表示农业劳动力变化，即劳动力效应。由此，畜禽温室气体变化直接受制于4种因素的变化。其具体表达式分别为：

若ΔEI、ΔCI、ΔSI和ΔP的系数为正值，说明该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则起到抑制作用。

1.3数据来源及整理

本文以生猪、牛、马、骡、驴、骆驼、羊、兔和家禽为研究对象，选取30个省（区、市）（其中重庆市数据合并到四川省数据内）畜禽的出栏量、存栏量、畜牧业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以及农业劳动力数量等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于《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畜牧业年鉴》。考虑到产值不具有纵向可比性，因此本文中的畜牧业产值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以1990年为基准年，换算为可比的实际产值。

2结果分析

2.1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时序变化

2.1.1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阶段变化

依据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测算公式、各个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和畜禽的出栏、存栏相关数据，量化测算了中国1991-2013年的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并将其转化为CO2当量（图1）。图1表明，1991-2013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大致分为3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各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变化及各效应的影响程度见表2。

第一阶段（1991-1996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快速上升。由1991年的2 746.82万t上升到1996年的3 746.16万t，增加了999.34万t。该时期经济效应是促进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推动力为2 254.88万t；其他对温室气体排放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强度效应抑制作用最大，为-939.47万t，其次是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分别为图11991-2013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变化趋势

第二阶段（1997-2006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稳定上升。受金融危机、通货紧缩等因素影响，1997年畜禽平均饲养量较上一年大幅度下降，强度效应抑制作用为-451.53万t，经济效应抑制作用为-202.35万t，实现了492.17万t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随后逐年增加，到2006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达到峰值，为4 228.50万t，增加了482.34万t（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峰值出现的时间与胡向东等测算的结果不同，主要原因是后者2006年畜禽数据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进行了调整，而本文畜禽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年鉴》，以保证数据来源的统一性）。该时期经济效应对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作用最大，为801.21万t，其次是强度效应，为171.18万t。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起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分别为-329.14万t和-160.91万t。

第三阶段（2007-2013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呈波动下降趋势。受饲养周期、饲料成本上涨、畜禽疫病（猪蓝耳病）及南方冰雪灾害等多种因素影响，2007年和2008年散户平均饲养量显著下降，强度效应抑制作用显著，分别为-845.23万t和-731.03万t，实现了830.70万t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随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畜禽转型发展的政策，中国畜禽发展方式在逐年转变，到2013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3 542.48万t，减少了686.02万t。该时期强度效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抑制作用最大，为-1 933.07万t，其次是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分别为-255.96万t和-133.83万t；而经济效应促进作用显著，为1 636.84万t。

总体来看，1991-2013年，经济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作用最大，为4 692.93万t；而强度效应抑制作用最大，为-2 701.36万t，其次是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分别为-771.85万t和-424.06万t。

度呈显著的波动性（见图2）。从强度效应累计贡献值演变趋势来看，该效应对抑制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呈倒“U”，且近几年其抑制作用呈增强趋势。1991-1997年，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环境治理影响下，强度效应抑制作用不断加强，累计减少了1 391.00万t温室气体；1998-2006年，受国际环境、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国内农业政策支持乏力等因素影响，规模化畜禽养殖进程缓慢[18]，强度效应抑制作用放缓；2007-2013年，随着畜禽业以散养模式为主向现代养殖模式（专业户模式和规模化模式）转变，畜禽规模化养殖推进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实施提供可能[7]，强度效应抑制作用呈增强趋势，该时期累计实现1 933.07万t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占其总效应的281%。

劳动力效应是仅次于强度效应，是抑制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另一重要因素。该效应累计贡献值呈波动下降趋势，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农业比较效益显著降低，农业劳动力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农业劳动力减少导致散养户大量退出，为畜禽规模化养殖提供可能；此外，伴随着畜禽养殖的规模化发展和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对从事畜禽劳动力的素质有更高要求，进而导致转移更多的畜禽从业劳动力，单位劳动力产出大大增加，促进了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1991-2013年，劳动力效应实现了771.85万t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

结构效应累计贡献大致呈现低水平徘徊再高水平徘徊再波动下降阶段性特征，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抑制作用也越来越明显。1991-1997年，结构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累计贡献处于低水平，年均累计贡献为-54.35万t；1998-2003年，1998年发生的长江全流域特大洪灾，西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畜禽养殖遭受巨大破坏，全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较1997年下降了2.28%，结构效应累计净贡献为-290万t，随后几年受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畜禽发展缓慢，结构效应累计贡献处于较高水平，年均为-269.24万t；2004-2013年，结构效应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波动性较大。主要是因为，一是伴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由2004年2471%下降到2013年22.10%，下降了2.61%；二是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畜禽产品消费，畜牧业在农业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这双重影响下，该时期结构效应的抑制作用波动较大。

经济效应累计贡献总体上经历了先快速上升再缓慢下降再逐步上升的变化趋势。1991-1996年，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步，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效应累计贡献快速上升，增加了2 254.88万t畜禽温室气体；1997-2000年，受亚洲金融危机、通货紧缩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农业发展外部环境不佳，经济效应累计贡献缓慢下降，减少了502.53万t畜禽温室气体。2001-2013年，经济效应累计贡献逐步上升，基本呈指数增长的趋势，增加了 2 940.57万t畜禽温室气体。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稳定提高，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发生变化，对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带动畜牧业的发展，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由此可见，未来一段时间内，伴随经济继续平稳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并得到实现，经济效应依然是导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因素。

2.2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空间分异

2.2.1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空间比较

由于中国各省（区、市）资源禀赋差异及畜牧业结构不同，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呈现不同的空间差异，受篇幅限制，本文只列出部分年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位居前10位的省（区、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1991-2013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大省（区、市）没有显著变化，排名前10位省（区、市）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比重约为57%-60%，说明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区域集中度较高。其中，四川和河南一直占据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前三名，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贡献最大。山东、云南和内蒙古等省（区、市）的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也一直靠前。

2.2.2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各效应的空间差异

从1991-2013年中国省域强度效应来看（表4），除天津强度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起促进作用外，各省（区、市）均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四川、青海和云南规模化养殖处于发展阶段[18]，强度效应提升空间大，从而表现出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抑制作用显著，分别为-279.56万 t、-221.94万 t和-212.59万 t。除北京、上海、海南和宁夏因行政区划原因，强度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抑制作用较小外，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规模化畜禽养殖程度较高，但缺少对规模化养殖的畜禽排泄物处理设施的改进[18]，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较小，分别为-17.98万 t、-25.38万 t和-27.87万 t；剩余20个省（区、市）强度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抑制作用介于-200～-30万 t之间。

从结构效应来看，山东、四川和黑龙江属于粮食主产区，随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畜牧业占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分别下降了43.77%、22.51%和

从经济效应来看，各省（区、市）经济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均起到促进作用，但作用强度有差异。四川、河南、内蒙古、山东、云南、湖南和河北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位居全国前10位（见表3），属于畜牧业大省，但畜禽养殖方式仍以传统成分占主导，高投入、高排放发展模式依旧普遍存在，经济效应促进作用较大，分别为612.98万 t、313.64万 t、271.28万 t、269.47万 t、234.54万 t、220.69万 t和220.20万 t；而天津、上海和北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土地面积小，用于养殖空间有限，畜禽养殖方式向集约化、标准化转变[12] ，经济效应促进作用较小，分别为10.18万 t、11.88万 t和13.97万 t；海南促进作用也较小，为1289万 t；剩余19个省（区、市）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作用介于60-200万 t之间。

从劳动力效应来看，新疆、黑龙江和内蒙古作为全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畜禽产品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满足日益增加的畜禽产品需求，劳动力投入不断增加，分别增加了172.84万人、182.7万人和49.92万人，劳动力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作用显著，分别为7291万 t、3113万 t和1882万 t；、云南、海南、辽宁、吉林和山西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作用介于0-10万 t之间。四川、湖北、江苏和山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非农就业机会多，畜禽养殖比较效益低，劳动力大量流出，造成散养户空栏或转产，为规模化畜禽养殖提供了可能，劳动力效应抑制作用显著，分别为-17055万 t、-5610万 t、-5294万 t和-4686万 t；剩余17个省（区、市）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抑制作用介于-40-0万 t之间。

3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LMDI模型系统分析了1991-2013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时空变化及其因素贡献，揭示了强度效应、结构效应、经济效应和劳动力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总效应的贡献，并识别了不同时段以及省域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的显著性贡献因素。结果表明：

（1）从时间维度来看，1991-2013年，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经历了先快速上升后稳定上升再波动下降的变化特征，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效应对畜禽温室气体排放表41991-2013年中国省域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影响因素分解

效应和结构效应。期间，经济效应促进作用的累计贡献呈指数增长，而强度效应抑制作用的累计贡献呈倒“U”，是近几年畜禽温室气体增长趋势有所减缓的主要原因，劳动力效应和结构效应抑制作用不断加强。

（2）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区域集中度较高，四川、河南、山东、云南和内蒙古等省（区、市）畜禽温室气体排放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省域各效应作用方向和程度差异显著，四川、青海和云南强度效应抑制作用较大，辽宁、吉林和黑龙江抑制作用较小；山东、四川和黑龙江结构效应抑制作用显著，新疆和青海促进作用明显；四川、河南、内蒙古、山东、云南、湖南和河北经济效应促进作用较大，天津、上海、海南和北京促进作用较小；四川、湖北、江苏和山东劳动力效应抑制作用显著，新疆、黑龙江和内蒙古促进作用明显。

强度效应、结构效应、经济效应和劳动力效应空间上的叠加，形成了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总效应的空间差异。未来中国畜禽温室气体减排的空间发展策略有以下几点：①四川、青海和云南等省（区、市）提高畜禽养殖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在减少散户养殖方式同时降低单位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有效提升畜禽养殖产出效率；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省（区、市）应制定特定性综合措施，强化畜禽粪便清洁处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②新疆、青海、云南、陕西和江西等省（区、市）应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实行农牧业有机结合型畜牧业。③四川、河南、内蒙古、山东、云南、湖南和河北等省（区、市）要切实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加快推进低碳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生产中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者统筹兼顾，促进畜牧经济与气候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④新疆、黑龙江和内蒙古等省（区、市）草地资源丰富、奶牛业较为发达，因此，积极发展饲料加工业和牛奶加工业，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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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范文

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尽管海运业排放的温室气体仅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8%-3.5%（统计和计算方法的不同导致估计结果有所差异），但其总量却相当于德国整个国家的排放量。1990―2002 年，海运业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增加28%，而且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海运量的增长，船舶大型化成为大趋势，航区的扩大化、航线的密集化，使这个数字还继续攀升。而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排在美国之后；据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排放情况分析，未来30－50 年内，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而在中国的排放总量当中，大体上有20%左右是在海上运输途中排放的。但就目前情况看来，国内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体系仍然单薄，并且受技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海运业温室气体减排效果不容乐观。因此，寻求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减排方法对实现海运业温室气体减排，进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有着深远意义。

有关船舶排放温室气体的国际公约及相关要求

目前，对温室气体排放做出限制的国际公约有1992年6月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和1997年通过的《MARPOL73/78》附则VI(即《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

基于船舶排放行为的发生地难以判断等原因，以国家作为统计基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无法将海运温室气体排放纳入到其减排体系中，而仅仅是要求其附件I所列的国家通过国际海事组织(IMO)限制并减少《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温室气体。尽管如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仍然是解决国际海运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框架，而国际海事组织（IMO）则是组织实施此职责的最合适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997年IMO通过的《MARPOL73/78》附则VI的规定如下：

限定了船舶废气中硫氧化物（SOx）和氮氧化物（NOx）的排放；

禁止故意排放消耗臭氧的物质，包括氟代卤化烃（FCFCs）树脂和氯氟烃（CFCs）；

对船舶排放温室气体的相关设备和技术作出了要求，规定要求除2020年1月1日前允许含有氢化氯氟烃（HCFCs）的新装置以外，所有船上禁止使用含有消耗臭氧物质的新装置；

规定了港口或装卸站对液货船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释放控制；

禁止如被污染的包装材料、多氯联苯（PCBs）等物质在船上焚烧。

此附则在2006年8月对中国正式生效，这要求中国籍国际业务的船舶必须在设备和技术上达到履约要求，但对我国的主要航运企业而言，要完全达到这些要求还存在一定难度。而且在航运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没有明确规定的条件下，这无论对国外远洋运输船舶还是本国运输船舶来说中国都是一个“排气桶”，这会对我国的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

公约对我国海运业造成的影响

1、能效标准的提高对造船业的影响

船舶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性措施的本质是提高能源效率,这对造船的科技含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会直接提高造船成本。目前，我国造船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加紧技术研发，就可能在这新一轮的洗牌中胜出；相反，则可能会对我国的造船业形成一道技术壁垒，从而削弱我国造船业的国际竞争力。

2、节能减排措施对海运竞争力的影响

对船东而言,技术性减排措施的实施意味着要以更多的投资来购置或者改装船舶；而使用岸电、缴纳碳税等手段也会增加船方的营运和管理负担,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运价的提高从而削弱船舶相对于其他替代运输方式的竞争力。而且，不同船舶达到同一能效标准所要付出的成本不尽相同，因此也会造成运价竞争力的差异。由于缺少比较全面的船舶能效统计数据，所以目前很难确定我国船舶能效表现的优劣；但是，在物流管理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是影响我国船队运价竞争力的不利因素。

3、能效管理对海员的影响

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的实施也会对海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气象定线、确定经济航速、船体维护保养等都需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作为基础。如果IMO出台新的法律文件或者通过现有的法律文件将对船舶温室气体减排的要求作为强制性要求,那么海员还应当全面掌握新公约、规则的具体要求。此外,了解船舶节能减排相关要求的船舶设计和建造、物流、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人才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应采取船舶温室气体减排策略

中国作为《MARPOL73/78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减少船舶温室气体排放量对中国履约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优先目标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在现阶段，中国海运需要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在实现履约减排和发展社会经济中寻找一个平衡点，从公平与发展潜力的角度，制定一些有关我国船舶温室气体排放需求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对海运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笔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应对措施，为我国海运业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提供参考。

1、建立温室气体排放额交易机制

温室气体排放额交易机制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易机制，旨在实现减排的前提下，使减排成本较低的船舶所有人和减排成本较高的船舶所有人通过平等交易，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交易机制内容如下：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减排目标和我国温室气体年度限定排放量，计算出我国年度总限制排放量，然后根据特定的计算方法，由海事管理部门在各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之间分配排放额度。这种额度除了在分配中取得外，还可以通过船方之间的交易取得。减排成本较低的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可以通过加强管理、限制航速等手段将排放量控制在所分配到的额度之内，并可把多余额度作为商品出售，同时从自身的排放额度中扣减相应的转让额度。相反，减排成本较高的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可以以低于自身减排成本的价格购买排放信用额，以满足其超出所分配到的温室气体排放额度。当这种机制在海运业中发展得较为成熟时，可以将此机制推广到其他行业，例如、航空业、铁路运输业、制造业等，使各行业根据自身特点达到减排和获利效果最优的目标。

2、设立温室气体排放基金

我国船舶温室气体排放基金的款项可以由港务费、吨税、引航费、拖船费、停泊费、系解缆费等拨出。该基金用于奖励提高能源效率，促进船舶航速降低和在港效率提高的所有新造船舶和现有船舶；同时，该基金允许通过从国际和国内交易市场购买排放额度，将船舶超出其总量限制的排放量抵消掉。还可以通过将基金投入到植树造林、保护生态资源等清洁发展项目中，以实现我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做出的承诺。

3、完善国内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体系

参照《MARPOL73/78公约》所规定的相关标准和要求，通过调查国内油品运输中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际情况，实施环境安全评估，并制订相应的排放标准，以适应IMO规则要求及各国海事部门的检查。同时建立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完善检验、论证和审批程序，实施环境标志等，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防止因法律体系的不健全而削弱本国海运贸易的竞争力。在完善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及时跟踪规范的研发动态，掌握规则的实施和检查趋势，主动提高应对能力。要加强防污法规的宣传教育，制定相关制度，帮助船员了解防污最新要求。

4、积极开展技术研发,增强IMO谈判话语主动权

积极参与研究 IMO 提出的各种技术、营运和基于市场的减排措施，特别是可能的强制性减排措施，评估其对经营的影响。及时将自身面临的问题反馈给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应对机制研究小组，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国际海事组织会议准备相关提案。

研究强制性新船 CO2设计指数的有关具体细节，评估其对新造船舶的性能要求，为将来的投资购买船舶，做好技术准备。

积极开展现有船舶温室气体减排试点工作，搜集相关的能效数据为将来应对减排积累经验。

5、制定船舶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和建立准入退出机制

按照法律规定，交通运输部负责组织制定营运船舶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及相关配套措施和实施方案。该标准必须充分考虑IMO关于船舶二氧化碳排放指数等方面的要求。通过在典型水域开展营运船舶燃料消耗量准入与退出试点，建立营运船舶燃料消耗检测体系，建立经济补偿机制，促进船厂切实强化节能技术进步和创新，加强对高耗能营运船舶进入运输市场的源头控制，今后不符合标准的船舶退出市场或者不得用于营运。

结论

第3篇：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范文

碳源是指向大气释放温室气体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可分为人为排放和自然排放。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能源活动，由于使用化石燃料或原料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过程属于人为范畴。联合国统计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针对的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能源型碳源二氧化碳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5%，是人为活动的最主要碳源。能源消费尤其是化石能源的消费是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由于统计数据缺失，我国目前没有官方统一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根据《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路径与政策研究》一书，笔者应用单位标煤的碳排放系数（2.27t碳/t标准煤）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能源消费数据，计算了历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如图1所示（图中所列碳排放仅考虑能源型碳源产生的碳排放）。

2我国纺织业温室气体排放分析

近几年，随着纺织产业高速发展，能源消费也显著增长。纺织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由1995年的3531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13的6357万吨标准煤，增长了44%。纺织工业的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煤、电、热力的消耗上，占到90%左右。从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构成看，纺织企业能源资源消耗占成本的比重超过70%。“十二五”时期，国家对纺织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产品单耗值增加为新的约束性指标，并对单耗下降值提出了明确要求。纺织工业先后出台了《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建设纺织强国纲要（2011-2020）》两个纲领性文件。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纺织工业节能发展目标：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比2010年降低20%；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10年降低20%。

3纺织工业的温室气体减排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在经济新常态的态势下，纺织行业也面临生产增速全面下降，出口形势严峻，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等情况，节能减排将成为纺织行业发展的突破口。纺织行业必须改变粗放增长方式，通过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用节能低碳技术来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目的。纺织工业改变能源结构的方法有利用生物质能及太阳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则可以通过采用厂房节能灯的使用、新型变压器的使用、变频器的使用、新型疏水阀、锅炉过量空气系数控制技术、耗热设备的保温技术、高温废水余热回收技术、热定形机尾气余热回收技术、节能风机等方法。节能低碳技术则包括低浴比印染技术、常温染整技术、无水染整技术、机械整理技术、数码印花技术、短流程印染技术等。

4结论

第4篇：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标准；责任分配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促进气候的稳定，不仅是对过去破坏行为的补偿，更能够带来长远的收益。《京都议定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缔约国对2008-201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种类、减排标准和进度做了承诺，对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京都议定书》即将度过其预算周期，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气候变化起到了控制作用，新的预算周期中又将如何选择温室气体减排的路径，将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温室气体减排的属性

温室气体的排放种类和排放数量是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常作为监测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把握气候变化的属性对于顺利减排意义重大。气候变化首先是全球公共物品，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行为活动综合效应的结果，全球各个国家甚至各个家庭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公共物品又可以具体的区分为经济公共物品与焦点公共物品，主要的区别在于焦点公共物品更容易获得一致同意的协议而经济公共物品则难以量化。在这一层面上，气候变化又可以界定为经济公共物品，因为气候变化是全球各个国家行为活动的长期影响和综合反映，投入成本和收益很难具体的衡量。通过温室气体减排来调节气候变化，需要解决气候变化属性所带来的两个难点，即如何突破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性以形成行动力，以及如何将温室气体减排的标准进行量化。温室气体减排的控制就必须考虑到经济公共物品的特性，将全球公共物品的公共责任转化为参与国或者缔约国的内部责任，即责任内化，并且采取相对容易操作和衡量的指标监测执行的效果。

解决公共物品问题面临着适度联邦主义程度的确定和威斯特伐利亚困境两大难题[1]，这两大难题的存在，使得温室气体减排要经历复杂的协商与解决过程。适度联邦主义是指解决公共问题需要确定一个能够实现公共问题溢出效应内部化的政治层面，即在该政治层面以内，公共物品的外部性能够转化为该层面覆盖成员的内部利益。温室气体减排是全球性公共问题，任何一个地域或洲际都决定不了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使得温室气体减排的政治层面只能是全球范围。威斯特伐利亚困境是指任何一个国家有自主选择和自由决策的权力，未经该国同意，不得将义务和责任强加于该国。威斯特伐利亚困境决定了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必须允许某些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而只享受减排成果，不能通过强制性措施使得全球国家共同承担减排义务和责任，这也注定了温室气体减排进行国际谈判和协商的进程是极其缓慢的。

温室气体减排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减排的最终目的不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是气候和环境的改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种类和数量是控制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式，但气候变化受到温室气体排放的数量、种类、排放集中程度和排放时间等多个要素的共同作用。目前多数国家将减排致力于降低“量”，而没有从其最终结果考虑替代手段或者改善措施。因而，应当将气候和环境的改善作为决策的调整方向，将温室气体减排看作控制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而不应视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和测算指标。

2、《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式和效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中提出控制排放温室气体，减少人为行动对气候的破坏，也确立了若干重大原则，具有总体上的指导意义，《京都议定书》正是在该公约的背景下提出的。然而，公约只是一个框架性的公约，把拟定落实公约目标与原则的具体措施的任务，留给了各缔约国的国内法或由缔约国未来再去谈判、制订。[2]《京都议定书》作为第一个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执行国际气候减排义务的协议，对于推进各个国家间进行责任分担，共同应对气候变暖具有重要的意义。

2.1 《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式

《京都议定书》的主体对减排原则和减排方式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并通过附件对温室气体的界定和相应国家的减排责任进行了补充，主要包括：（1）减排总量的限制：议定书按照相对值确定了减排总量，即按照1990年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准，承诺国第一预算期的排放量将至少减少5%；（2）减排程度的计量：①选用历史基年法，确立了1990年为计量的基准年份，情况特殊的国家可以在符合议定书规定的情况下，申请确立其他年份为基准年或基准期；②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所有缔约国共同承担减排责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社会条件及发达国家发展时对环境的破坏，第一预算期内发达国家承担较多的责任，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所必须的资金、技术支持；③排放权可以进行交易：议定书允许国家之间为了顺利完成减排目标，就承担的减排量进行交易。[3]总体上看来，《京都议定书》主要从排放数量上对缔约国的减排责任做了约定，减排责任的划分实现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为了平衡年份之间的减排数量，《京都议定书》在第三条别规定了承诺期内排放量少于既定减排量的缔约国，可以要求将少排放的数量转入以后的预算期内。同时，《京都议定书》适当的顾及了部分国家排放量已经很低的事实，在附件B中规定了部分国家减排量与基准年相比大于100%，从而承认部分国家减排量已经达到相当低的水平，通过国家之间的减排分配平衡实现总体减排的目标。基准年的设定会造成减排责任分配的不公平，部分国家因在基准年的排放量少，形成较大的减排压力，有的国家（如俄罗斯）在基准年排放量特别高，其减排压力就较小。

2.2 《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分析

《京都议定书》订立之后，一些国家从国家形象、自身经济发展等多个角度出发，将温室气体减排转化为实际行动，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俄、日、英等国家通过立法、税收、产业政策等多种方式，贯彻履行了议定书中约定的减排任务。[4]《京都议定书》是全球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也是关注自身生存环境发展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不同国家之间携手合作以解决全球性气候问题的重要举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京都议定书》也遭遇了许多阻力，限制了其在控制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作用的发挥。

（1）美国的中途退出削弱了议定书的影响力度。美国于2001年3月28日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从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高居首位的美国将不再受减排责任的约束。减排的收益远小于支出是美国退出的主要原因，美国论证得出达到预定的2010年7%的减排目标，可能需要耗费1060亿-1600亿美元的成本投入，该投入将是不减排可能面临损失的1.7至2.6倍[5]，执行减排任务还可能使生产力下降约1000亿-4000多亿美元，汽油、电力价格将会上升，产品成本也会增加。[6]显然，以经济利益为重的美国是不可能以自身的利益损失为代价，来推动温室减排以惠及其他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滞后性决定了其只能通过国际性缓慢的努力才能见效，美国单方索取又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行为在引起其他国家不满的同时，也给其他国家一个暗示，即完全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必要损害自身利益以维护共同享有的公共利益。

（2）议定书约定的减排任务所能覆盖的比重较低。即使约定的减排任务全部实现，所能够覆盖的减排量占全球排放量的比重也不大。执行机制最完善也最可能完成减排任务的欧盟只占全球排放量的8%，截至2002年议定书覆盖的减排任务即使全部实现，也只占全球排放量的30%。[1]两个最大的排放国为美国和中国，美国选择退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第一承诺期的责任，因而温室气体最大的两个排放国都不承担减排的压力。议定书的谈判过程是协调气候系统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强调历史责任的公平，发达国家则专注于现实行动的效率，利益的博弈使得减排义务的分配难以顺利进行。[7]《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为2012年，为了第二期的责任分配已经展开了缓慢又艰难的谈判，具体能够覆盖多少仍然是个疑问。假定在理想的情况下，忽略腐败、监管的无效率等问题，即使缔约国完全实现了其预定的目标，较低的覆盖率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

（3）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增加了协调成本。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正是基于相对公平的基点而提出的，发展中国家暂时被排除在第一承诺期的减排责任之外，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对发达国家以环境为代价事先发展的相应惩罚。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发展中，以环境为代价获得了经济增长，理应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让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破坏式发展的行为方式买单是不公平的。[8]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其公平与合理性，却也为后期决策的制定增加了协调成本。第一预算期主要由发达国家承担减排责任，随着减排行动的展开，遵守减排承诺的成本会不断累加，而减排的收益却因滞后性难以在短时间内体现，从而执行议定书的时间越长，减排国家的不公平感会越大。从成本—收益的主体来看，成本的投入主要由负有减排义务的缔约方承担（主要为发达国家），而收益则是所有国家共享的，不管是未做减排努力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未受议定书约束的国家都能享有减排所获得的收益。[9]成本的单方面付出和收益的共享性使得承担减排责任的发达国家感觉不公平，时间的推移又将扩大成本收入比，更消减了发达国家减排的积极性。不断协商确定各方责任的过程会耗费巨大的协调成本，以少部分国家的努力使得所有国家受益，推动过程产生了相当大的协调成本。

（4）采用数量法和历史基年法确定减排标准缺乏应变性。《京都议定书》对减排标准的确立选用了数量法作为标准，即通过温室气体的排放数量来衡量不同国家的减排努力程度和减排效果。数量法有其特有的优点，其标准明确，量化与测量简单。然而，温室气体减排的最终目标是气候与环境的改善，量化后的温室气体减排容易与初始的经济或政策目标相背离。通过历史基年法确定的减排标准，对于基准年高的减排国家或者碳能消费高的国家（如英国、俄国、乌克兰等）是一种奖励，而对于减排效率已经很高的国家（如瑞典等）则可以看作一种惩罚。[1]以历史基年的排放量确定减排的标准，面临着应对变化能力差，再一次协调困难，难以考虑到技术升级、计量方式变化、税收补贴导向等因素的实际影响。

3、后《京都议定书》时期应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路径探讨

温室气体减排所具有的公共性、收益出现的滞后性，以及解决公共物品所面临的找到“适度联邦主义”的程度及威斯特伐利亚困境两大难题，使得全球合作推进减排的进程相当缓慢。《京都议定书》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力和作用效果的前提下，另起炉灶重新设立一个新的国际条约来取代《京都议定书》的约束作用是费时费力的。特别是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在短暂时间内重新缔造更为科学的合作方式将产生巨大的成本。后京都时代，至少在第二承诺期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现在，对《京都议定书》进行改良而不是摒弃似乎更符合政策渐变的要求。

3.1 关于减排量的确立：历史基年法背景下适时引入价格法

《京都议定书》采用的是历史基年法进行减排量的衡量，选取历史上某一年如1990年，以基年的排放量作为减排量衡量的基准，依前所述，数量法容易使行动方向更关注于排放数量而忽略了减排最终目的是改善气候和环境。数量法和价格法的主要区别是排放水平的确立方式。数量法中，排放水平是可以直接确立的，按照历史基年的排放水平，按照既定比例确定出减排标准，不同国家间可以将数量限额相互转让。价格法中，排放水平是由对碳排放征税或者罚款的水平间接决定的，通过确立协调好的价格、税收、费用等方式促使不同主体间的协作，较为成熟的运用案例为欧盟采用的协调税收以及国际贸易中采用的协调关税等。价格法通过制定合适的零碳税（自然基数），能够减少加入时间不同而带来的减排标准差距，从碳约束中获得高效协调作用。价格法存在的问题是必须采用科学的方式确定碳税率，使之能够起到控制碳排放的调控作用，又不至于影响政策的稳定性。

既然《京都议定书》已经选择了数量法作为评估的工具，价格法或许会有更好的调控作用，不过在短时间内将整套体系的计量方法全部更换也是有巨大成本的。与其大费周章的进行新一轮的利益博弈，不如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的现在适当的引入价格法进行调控，或者在利益内化共同体内部（比如欧盟内部）进行价格法调控，发挥价格法调控内部利益的优势作用。当价格法的应用机制成熟了或者在国际范围内有条件实施的时候，再尝试将价格法引入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确定中。

3.2 责任承担方面：维持以国家为减排单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

减排责任的分配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投入和收益，关乎其切身利益，所以制定出符合社会正义要求的减排责任分配并得到尽量多的国家认可是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首要步骤。有学者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碳减排构想，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保持深度减排，第二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较为强大的国家逐步承担减排义务，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积极自愿的贡献减排力量，见表-1。[10]不同程度的减排任务不仅能够使得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暂时接受转移支付，集中力量寻求经济的发展，而且体现了发达国家对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带来的早期经济发展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划定指标除了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进行分配外，还包括其他的计量方式，较具竞争力的是以人口为基础的分配方式。人口平等份额是指以人口而不是国家作为减排单位，按照人口数量平均的分配减排任务，地球上每个居民都平等的享有排放权力和减排义务。人均平等份额虽然容易解释公平的问题，但是在普遍以国家为承载单位的国际协议下，引入人均平等份额将引发新一轮的利益争夺战。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国家人口相对较多，人均占有的资源也相对较少，以人均平等份额作为责任划定指标不利于经济较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此外，人口是动态值，而国家作为行政区划具有相对稳定性，就温室气体减排这一全球公共问题来说，以人口进行责任分配不利于政策的长期贯彻执行。

国际协议的制定中，主体间不断进行利益博弈，以使责任的承担更利于自己，这也导致协议达成的过程缓慢而艰难。议定书既已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从历史维度上维护了公平与正义，是发达国家对耗费化石燃料求利益发展方式的适度惩罚，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也理应承担较多的减排责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有限，决定了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独立的承担减排责任，需要暂时接受发达国家的转移支付，咱不承担减排义务绝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具有减排的责任。

后京都时代，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引发了双方的分歧，发达国家更专注于责任的共同性，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强调责任的区别性。[11]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所应当承担的义务也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焦点。[12]继续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能够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加入，发展中国家减排能力的提高将极大的扩大议定书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为了使议定书能够顺利的延续下去，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必要主动的承担一定的减排责任，不仅促进发达国家在更长远的时间内平衡其收益和支出，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责任，促进全球合力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更为明显。

3.3 关于维持机制的完善：引入市场竞争

减排责任分配完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责任约束，在规定的时间结束后如何监测责任主体是否实现了相应的减排责任，采取的实现方式是否可行及实现效率等，对责任进行约束所需的维持机制可以从过程的监督、成果的审查及奖惩等方面展开。议定书原本确立了以减排为目标，以直接减排与增加碳汇的二元机制为路径，但对碳汇机制实施效果产生质疑的研究报告使得减排路径有向直接减排单一机制转化的趋势。[13]沿用议定书既定的模式并加以完善发展后京都时代多数国家的选择。在现有的维持机制基础上进行改良，以更为严密的机制防范原有的漏洞，能够促使减排政策顺利的执行。

为了能够增强缔约国之间的交流，体现减排任务机制的弹性化，《京都议定书》允许进行减排量交易。从表面上来看，减排量交易能够提高减排效率，促进减排效果的完成。从实际操作来看，只有在监管完善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通过减排量交易来减排，否则减排交易之后，买方监管有效率而卖方的监督无效，交易计划将使得表面上的排放总量下降，而监管无效率会助长全球的排放水平。减排量在事实上未曾交割，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的方式不同容易引发类似的漏洞。引入价格法及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价格的协调实现对未完成减排任务主体的惩罚，通过经济手段发挥缔约国自身的能动性。

此外，通过革新生产技术和产业转型优化，将能够从传统的环境依赖型向科技创新性转换，引入市场竞争以加强监督将比个人和企业的自愿行动更有效。[14]建立合理的碳交易约束机制，能够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实现经济与环保事业的同步发展。[15]运用市场机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能够通过市场的调控减少监督成本，促进缔约国内部之间的相互监督，提高减排效率。由此可见，单纯的运用数量法进行减排量的维持是不够的，应该适当辅以价格法，利用价格的调控机制推动整体监管的效率提升。

4、结论

后京都时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温室气体减排面临着路径的重新选择。减排量的确立上，《京都议定书》的历史基年法难以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在数量法的基础上适时引入价格法以方便减排义务的确立及衡量，使减排更直接的服务于气候和环境的改善，而不只是减少排放量。责任承担方面，延续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合理的，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较为强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发达国家有必要对不发达国家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使不发达国家形成独立减排的能力。维持机制方面，监管与成果审查的低效率使得减排量的交易未曾实现真正交割，减排技术的变化使得原有的数量法难以覆盖行业补贴等新型的减排方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价格的调节实现对缔约国的监督、惩罚与制约，能够有效提高监管效率，更好地实现减排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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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发展低碳 城镇规划 设计策略 研究

一、低碳城镇的概念及发展

气候变迁是近年来全世界所共同关注的议题，而为了减缓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灾害及影响，全世界已有共识在进行温室气体的减量、节约能源等相关国际上的合作及策略的研拟。1992 年全球共 155 个国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各国互相承诺全球应共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2007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提出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文中发现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是逐年上升的，并且认为温室效应“非常可能是由人为温室气体造成，同份报告亦指出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当中，二氧化碳（CO2）所占总比例（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毁林、生物腐植质等）最高为 76%，接续是甲烷（CH4）占 14.3%，氧化亚氮（N2O）占 7.9%，其余温室气体占不到 3%；另外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部门，如图 1（c）部分，又以能源供应、工业、交通三者为全球前三大宗的排放部门。因此，世界各国在面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议题中，又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视为是最主要的手段，而建构低碳城镇则成为世界各国朝向永续发展的主要策略之一。

综合我国几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低碳城镇提出的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元素：（1）城镇的层级被认为是低碳经济主要执行角色。（2）强调减少碳排放量是最主要而且是终极目标（3）低碳城镇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及需转换思维的发展。参考国外低碳城镇发展案例，以及国外绿色城镇指标、气候变迁绩效指标等等，提出针对我国发展的低碳评估面向，其中包含“再生能源”、“节约能源”“绿色运输”“低碳建筑”“环境绿化”“资源循环”“低碳生活”及“低碳校园”，做为评估低碳城镇表现的评估指标体系，做为未来评估低碳城镇发展表现的参考依据。

二、世界各地区朝向低碳城镇发展的减碳策略

美国旧金山市于 2005 年公布“旧金山气候行动计划”，内容包含许多推动温室气体减量的管制措施，欲将温室气体减量到最低，尔后，旧金山市亦召集全球五十几个世界各大城镇市长，发起国际性城镇温室气体减量协定“城镇环境协定”，参与城镇有英国伦敦、法国里昂、美国奥克兰等大城镇，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为止全球共有 203 个城镇参与，各国大城镇藉此宣示以城镇行动保护环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决心。而城镇环境协议的内容包含七大面向分别为能源、回收、都市设计、都市自然环境、交通、环境健康及水，各个面向各有不同的行动策略，每个面向有三个行动计划做为代表，总计有 21 个行动计划，其中在能源方面，希望发展并使用可再生能源，并且减少用电；而在回收方面，希望在 2040 年可以达到零废弃的状态，同时也应减少不能回收以及人均垃圾量；而在环境健康及水方面，注重安全的饮水及食品，并且减少空气污染及废水直接排放；在都市设计、都市自然环境及交通运输三方面可以结合讨论，其发展概念强调打造市民居住 500 米以内有大众运输可供搭乘亦有绿地可供休闲，并且透过提供友善的行人与自行车的都市空间，鼓励大众减少开车以步行及自行车方式抵达大众运输场站，是倾向朝 TOD 发展的都市规划设计。

三、发展低碳城镇现状

世界各地目前已经逐渐出现发展低碳城镇的足迹，在东南亚国协中，发展低碳城镇也是该区域的重要合作项目。2008 年 10 月在越南河内举办的东亚环境部长高峰会，将环境永续城镇的发展列为东亚环境合作的优先项目，由于东协组织内国家较多开发中国家，面临都市化快速造成的民生问题，因此发展永续的概念，被视为是刻不容缓的议题。而以泰国曼谷为例，其减少温室气体的计划目标为2012 年降低曼谷地区 15%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其行动所包含的五大面向为： 1）改善运输系统，（2）发展再生能源，（3）节约能源与建物美化，（4）废弃物与废水管理，（5）扩大绿地面积。而作者认为由此五大面向发展低碳城镇需要制度面及财务面的配合，推动低碳城镇需要一笔庞大的经费，政府必须预先编列预算，并且辅以公私合作的关系，以达到执行时的协调发展目前有许多在探讨低碳城镇的文献是由大陆学者所发表的，其背景是由于大陆目前经济成长快速，各个部门的排碳量皆面临发展经济又要顾及减碳的两难。

因此许多文献以上海为例，进行对于以上海发展低碳城镇所需拟订的目标、对策等等进行探讨。上海发展低碳城镇时，除了关注经济成长，更应该注重城镇发展的质量，文中主要以上海温室气体排放量统计中的前三名部门进行讨论，分别为为工业、交通、建筑，其中在工业方面作者认为应调整产业结构、淘汰高污染的行业，并且努力将技术提升；在交通此一面向的策略作者将其分成区域、都市、小区三种不同的层级，在区域层级方面，希望透过合理的城镇、乡村分布，引导城镇的发展要素向城镇集中，避免无效率的蔓延，而城镇、不同等级的城镇及乡村有着横向网络可联结；在城镇的层级方面，注重城镇里基础设施的完善，并且集中发展，空出绿地及自然保育空间；小区的层级则强调打破传统的使用分区限制，鼓励混合使用、高密度发展以减少小汽车的使用比例，进而减少能源使用及二氧化碳减量的目的；在建筑方面，作者提及应在建筑物密集的城镇内家强绿化及美化空间，以达到城镇范围内的生态平衡。而在Chen and Zhu（2012）提及主要以上海为进行低碳城镇发展的重点在于，上海做为一个国际型的金融中心以及重要航运中心，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及商业活动，而依据统计上海的私家车二氧化碳排放量于 2000 年为 1.777 亿吨，2009 年的私家车排碳量较 2000 年增加 3729 万吨，平均每年增长幅度为 35.6%，明显高于城镇中的其他民用交通运输工具的 16.2%。作者认为上海私家车拥有的比例是代表生活水平、购买力提高的象征，而归纳出民众喜爱开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大众交通运输特别是轨道运输发展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发展的速度，因此郊区化所产生的都市蔓延日益严重，因此作者提出紧密发展的概念，并且需要加速大众运输系统的兴建及服务的速度，将城镇空间进行重塑，以解决都市蔓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总结

世界上低碳城镇所发展的面向众多，针对各个部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策略亦显多样化，本研究归纳世界各地区及大城镇在建筑、都市设计及交通运输方面最主要强调的策略即透过紧密发展、混合土地使用，鼓励大众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建造友善的步行及自行车环境等等，目标是达减少汽机车使用的比例，进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此亦与大众运输导向发展（TOD）的理念及规划原则相符。

参考文献：

第6篇：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欧盟新MRV机制 MRV核心内容 第三方核查机构 认可与监管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3-0108-5

【作者简介】郭力军（1965-），女，辽宁昌图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认证认可制度及管理；孟凯（1973-），江苏金坛人，电子信息产品标准化国家工程实验室常务副总经理，工程师，研究方向：低碳认证、低碳标准。

MRV是Monitoring（监测）、Reporting（报告）与Verification（核查）的缩写。可监测、可报告、可核查（“三可”原则，或称MRV）是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监测的基本要求，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京都议定书》下三种履约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基础，更是各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基石。

配额发放量大、碳价较低是目前欧盟面临的棘手问题。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较多，其中一个是：欧盟第一阶段（2005～2007年）的碳排放数据采用企业自主申报、政府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核查的方式；第二阶段（2008～2012年）采用个人专家核查。这些方式带来的核查数据上报不实，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配额发放过多。

欧盟在吸取前两个交易期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2011年开始研究新的MRV机制，在2013年第三期（2013～2020年），已改进为采用统一的核查认可制度和标准，对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认可和监管，由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核查，碳交易主管部门验证核查数据。

一、欧盟新的MRV机制研究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The EU Emissions TradingSystem，以下简称EU-ETS）第三个交易期颁布并实施了新的MRV相关法规和配套标准。

从图1可以看出，企业的职责是制定监测计划，进行全年监测，年度报告碳排放结果，接受第三方核查机构的核查；第三方核查机构对企业碳排放进行核查，提交核查报告给碳交易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监测计划提出改进建议。在合规链中有两个政府部门，一个是碳交易主管部门，负责企业监测计划的批准，检查全年监测计划的实施，根据核查结果对退回配额进行合规检查；另一个政府部门是统一的国家认证认可监管部门，对核查机构进行认可和监督。

欧盟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ISO/IEC17011：2004《合格评定认可机构的一般要求》，对认可机构进行同行评价；采用ISO 14065：2007《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审定和核证机构要求》，对核查机构进行认可管理。欧盟碳交易相关指令、法规、MRV标准和指南文件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欧盟内每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认可机构，采用国际通行的认可手段对核查机构的能力进行确认并认可，国家认可机构之间进行同行评审，相互承认认可结果以及核查数据。

二、MRV机制中的核心内容

（一）关于MILV相关法规和标准的制定

制定统一的法规和标准是MRV重要的一步，各国在碳交易活动之初均制定了明确的法规和标准，用来明确指导碳排放监测和核查工作，有利于做法的统一和数据的比较。

各国的MRV法规和标准，一般包括三部分：一是企业的监测、量化和报告指南；二是用于核查的指南，三是第三方核查机构的认定管理指南。

200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为规范温室气体的量化、报告和核查活动，针对组织层次、项目层次的排放和核查，分别颁布了ISO 14064：2006系列标准，即ISO 14064-1《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与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2《温室气体第二部分：项目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减量和清除增加的量化、监测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3《温室气体第三部分：有关温室气体声明审定和核查的规范及指南》。IS014064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这套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确定了计算和验证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标准方法。

（二）确定核查对象

核查对象的确定分为对组织、项目、设备还有活动进行的排放监管，以及关注排放气体两个方面。

核查对象是由碳交易主管部门根据交易市场以及管理辖区的实际情况决定的。目前各国有对设备进行监管的，有对企业活动进行监管的，如航空企业的航空活动，有对工厂和组织进行监管的，如日本选择了商业设施和工厂。美国、加拿大选择的是年排放量不低于25000吨C02e的实体或设施以及火力发电厂。英国选择的是中央政府部门、大学、零售商、银行、水务公司、酒店以及地方政府组织。深圳选择的是以法人为单位的组织。

核查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和六氟化硫（SF6）。目前各国主要监控的是二氧化碳。随着碳交易活动的深入开展，其他气体必将会纳入监管范围。

（三）数据质量的管理

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准确性是MRV的关键，数据质量是整个MRV32作的重中之重。数据质量管理贯穿于整个MRV的实施过程，组织在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和报告过程中，对数据质量管理应考虑以下过程和检查内容（见表2）。

除以上数据质量的检查以外，数据结果的交叉验证也非常重要。常用的交叉检查方法，如生产量与排放量的趋势比较；GDP与排放量趋势的比较；行业碳强度的对比分析；主要耗能设备统计对比分析等等。

（四）实质性偏差的规定

核查机构应在考虑核查的目的、保证等级、准则和范围的基础上，根据目标用户的需求，规定允许的实质性偏差。通常商定的保证等级越高，实质性偏差越小。在给定条件下，如果报告中的一个偏差或多个偏差的累积，达到或超过了规定的实质性偏差，即被认为具有实质性，并视为不符合。

实质性（materiality）是指由于一个或若干个累积的错误、遗漏或错误解释，可能对温室气体声明或目标用户的决策造成影响的情况，这个概念用来说明核算出来的数据的准确度。实质性偏差（materialdiscrepancy），是指温室气体声明中可能影响目标用户决策的一个或若干个累积的实际错误、遗漏和错误解释。实质性偏差其本质上是指核算出来的数据与真实值之间的偏差，碳交易对数据的偏差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只有当核算出来的数据的实质性偏差满足碳交易对实质性偏差要求的情况下，这个数据才是可用的。

实质性偏差是分层次的，一般来说分为三个层次：组织层次、设施层次和源层次。实质性偏差f的计算公式为：

f=|∑ei|（i=1，2，3…N），ei为某一层次上的偏差。

为满足碳交易的要求应明确规定实质性偏差。为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市场采用统一的核查标准、规定统一的实质性偏差是非常必要的。

（五）基准年数据的重新计算

基准年是用来将不同时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或其他温室气体相关信息进行参照比较的特定历史时段。设定基准年的目的就是便于比较以及准确计算增加的排放量。除选定基准年之外，基准年的重新计算需要引起重视。当运行边界发生变化，温室气体源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发生转移（进入或移出组织边界），温室气体量化方法学变更等情况发生时，并达到预先设定的重要限度，应重新编制基准年温室气体清单，然后才能进行数据比较和应用。在碳交易开始以后的每年的核查中，根据需要有可能涉及基准年数据的重新计算，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三、深圳MRV己与国际做法接近

目前深圳采用的碳排放核查工作模式与欧洲第三交易期的模式相似，与国际做法接近，这一调研结果给深圳的碳排放核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肯定和鼓励。同时，深圳MRV机制建立结合了实际情况，有自己的特色。

（一）坚持市场化道路，并与国际接轨

启动碳交易活动之初，深圳就选择了走市场化道路，由第三方核查机构进行核查。在学习借鉴欧盟、日本、美国等国际主要碳交易体系的基础上，研究建立了深圳市碳核查体系框架。深圳市碳核查体系框架由3部分构成：标准（方法学）体系框架，包括通用的量化和报告及核查指南、特殊行业方法学和技术要求文件；核查机构监管制度；一致性保证机制。

（二）明确技术要求，突出实操性

深圳MRV标准制订初期，在符合国际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组织和核查机构在开展碳排放活动时的可操作性。明确了组织边界采用控制权法，明确了对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分别计算，明确了门槛值、实质性偏差以及抽样比例，明确了排放因子的选择，明确了碳排放的计算方法学。此外，深圳的MRV标准，为组织和核查机构分别提供了一套齐备的量化工具表单与报告模版和标准文件。这套温室气体量化表单工具统一了各组织的温室气体量化过程，减少了差错发生的几率，减轻了组织的工作量。而第三方核查机构采用统一的标准和文件开展核查工作，有利于规范碳核查工作，保证核查工作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三）多维度的交叉验证，确保数据质量

深圳碳核查工作的数据交叉验证要求非常严格。一是对碳核查涉及的所有记录表单，包括企业原始票据、活动数据收集表、量化表单和核查表单进行了形式审查；二是进一步对碳核查涉及的所有要素，包括对组织边界的界定、运行边界的确定、排放源的识别、收集的活动数据值、排放因子的选择、量化方法学的运用、排放量计算结果的检查等进行了实质审查。三是对同行业、同规模企业数据进行了横向、纵向的多维度比对。四是采用《企业主要耗能设备统计表》进行交叉验证。五是与电力、燃气等能源数据对比。六是行业碳强度对比等等。

四、碳交易MRV机制建立的几个要点

（一）形成国家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MRV标淮

当前国内碳交易市场没有统一的MRV标准，深圳制定了深圳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SZDB/Z 69-2012《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SZDB/Z 70-2012《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规范及指南》，北京环境交易所了熊猫标准，湖南和湖北也自行开发了区域性标准等。这些做法对于试点期间快速形成碳交易体系具有积极意义，但考虑未来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市场，需要尽快明确相关的核查技术要求，形成国家统一的MRV标准并与国际接轨。

（二）建立并健全第三方核查机构认可管理制度

未来中国碳交易的核查工作，也会遇到欧盟曾经的问题，及早策划确定认可机构并开展核查机构认可非常必要，这有利于核查机构的规范管理，核查标准的统一，核查结果的互认。

建立健全认可管理制度，不但有利于核查机构的规范管理，确保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并加强核查人员的专业能力；也有利于提升核查机构管理水平，提高核查工作的有效性及促进碳核查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未来国家与国际层面上核查结果的互认。

第7篇：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范文

水生植物修复污染水体过程中，因有机物的降解及氮磷的去除，释放温室气体，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是引起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因此温室气体的“源一汇”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大气中CO2,CH4、和N2O的浓度增加对温室效应增强的总贡献率占了将近80 %，是温室效应的主要贡献者，且其大气浓度仍分别以年均0.5% ,0.8%和0.3%的速率在增长。目前，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多集中于农田、水库、湖泊及天然湿地等方面，对于污水处理过程中温室气体(CO2,CH4、和N2O)排放研究很少，而水生植物修复污染水体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鲜见。

依托生态治理工程，采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自主研发的原位收集和释放气体装置，监测凤眼莲( Eachhornaa crassapes)深度净化污水厂尾水过程中温室气体(CO2,CH4、和N2O)排放通量的季节变化特征和沿程变化特征，并探讨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相关环境因素，为凤眼莲深度净化污水厂尾水生态工程提供理论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污水处理厂与深度净化塘概况

南京市高淳区东坝污水处理厂(31。17'28.0" N ,119。02'29.3" E)，主要污水来源于东坝镇及附近的生活污水，采用A20工艺处理污水，日接纳污水能力为2 000 t，实验期间日均处理生活污水1 024 t o未构建尾水深度净化生态工程前，生活污水经污水厂处理后直接排入连通太湖的青河。

如图1所示，深度净化塘采用三级串联方式组成。深度净化塘各级长度均为105 m，深1.2 m，其中第一级深度净化塘宽为25 m，第二、三级深度净化塘为27.5 m，总有效容积为7 500 m3，之间采用土夯方式隔开，深度净化塘底部和岸堤均铺设防水布防止底部渗漏至地下水。进水口和出水口均设置流量计监测污水净化量。出水口设置溢流堰保持深度净化塘水深为1 m。污水厂尾水全部进入深度净化塘，其水力负荷为((0.13 ± 0.03) m3·m-2·d-1，TN负荷为((1.21 ± 0.10) g·m-2·d-1, CODMn负荷为（0.57 ± 0.02) g·m-2·d-1, TP负荷为(0.05 ± 0.00)mg ·m-2·d-1。 2015年5月底凤眼莲种苗投放完毕，种苗投放量为0.6 kg·m-2。在进水口、一级、二级及三级净化塘出水口沿程设置4个监测点(图1)，将采气装置放置在监测点连续采气，并在附近设置水质监测点采集水样。〕

 

1.2 进水情况

该尾水深度净化生态工程进水为高淳县东坝污水处理厂尾水，尾水水质执行GB 18918-2002一级A标准，水质因季节和时节不同有所差别。工程运行期间，污水处理厂尾水ρ（TN）为(9.27±3.31)mg·L-1 ,ρ( TP)为(0.39±0.O5)mg·L-1 }P } NHa+-N)为(0.4910.07) mg·L-'，CODn,为(4.3810.65)mg·L-'，水体p( DO)为(5.4012.21)mg·L-' , pH值为7.3610.28 。

1.3采样及分析方法

采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自主研发的气体收集装置(图2)采集气体，综合考虑凤眼莲的生长特征、温度和产气量变化等因素，在8-9月，一次采气过程持续7d，连续采气，采集3次;10-11月，一次采气过程约持续15 d，连续采气，采集2次。为减少误差，统一在上午8 ; 00-11 ; 00采集气体，气体的采集和测定方法参考文献[21}。每个采样点设置3套采气装置。当集气罩内气体积聚形成气泡时，根据排水集气法原理自动将气体吸入集气瓶，通过集气瓶的质量变化来计算产气量。采用气相色谱仪测定各气体组分浓度，采用峰面积外标法定量各气体浓度，各组分气体释放通量的计算方法为

En=Cn}   X Pn}, X E，(1)

E=(oielTj X 2}3.} s/(2}3.} s+t)，(2)

V=(W，一巩)/D。(3)式(1)一(3)中，乓a为气体释放通量，即单位面积水体单位时间释放气体的量，g·m_zm·h-'-乓a为气体组分浓度，%;pn}为标准状态下被测气体密度，g·L-' ; E为标准温度标准压力下水体释放气体的速率，mL·m_zm·h-' ; V为收集的气体体积，L;S为集气罩覆盖水体的面积，mz ; T为收集气体所用时间，h;，为收集气体过程中的平均温度，℃;W，为试验开始前装满水的集气瓶质量，g } }z为收集气体结束后集气瓶质量，g;D为室温(O}t}50℃)下水的密度，g·mL-'。

采用德国SEAL AA3连续流动分析仪测定进水及各级出水总氮(TN),铰态氮(NHQ'-N) ,硝态氮}N03--N}和总磷ATP)浓度，采用酸性高锰酸盐滴定法测定高锰酸盐指数(CODM )，采用多功能水质测定仪(YSI Pro Plus, USA)现场测定水温(c) , DO浓度和pH值。每隔15 d采集凤眼莲植株，采用重量法现场测定生物量。〕

 

1.4数据分析

采用Excel 2007和Sigmaplot 12.5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相关性分析，用Origin 8.5软件作图。统计检验显著性水平为a = 0.OS〕2结果与分析2.1试验期间水体主要理化指标变化

2015年6-11月，深度净化塘凤眼莲单位面积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分别由(0.6010.09) kg " m-Z和(4.5010.64)  t增至(22.73 1 2.82 )  kg " m-Z和(170.50121.17 ) t。由表1可知，水体温度变化范围为13 } 27 0C , 8月水温最高。DO浓度变化维持在3.0 7.0 mg " L-‘之间，属好氧状态，10-11月进水DO浓度大幅增高，各级出水DO浓度也呈递增趋势。水体pH值基本维持在7.07.6左右，属于微生物硝化反硝化的最佳pH值范围，随月份推移变化的幅度高于沿水流方向上的变化幅度。由上述结果可知，凤眼莲三级净化生态工程水体主要理化指标季节变化较明显，沿程变化较小，基本维持在一个较稳定的生态系统中。〕

 

水体氮磷污染物指标如图3所示，水体主要污染物TN , NHQ'-N , N03--N及TP都得到有效降解。监测周期内，进水p(TN) ,p(NHQ'-N) ,p(N03 -N)及p(TP)平均值为9.27,0.49,7.63和0.39 mg·L-'，三级净化出水平均值为2.96,0.21,2.20和0.14 mg·L-'，其中TN浓度接近地表V类水标准，TP浓度优于地表V类水标准，三级净化去除率达68.07% ,71.14% , 57.28%和64.21 %，凤眼莲深度净化生态工程对污水厂尾水具有明显的氮磷去除及水质改善效果。监测周期内，进水CODn,均值为4.38 mg } L-'，三级净化出水均值为4.75 mg·L-'略高于进水，原因可能是污水厂尾水CODn,处于较低水平，深度净化塘对尾水有机物的进一步去除效率不高，且水生植物根系的分泌物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CODn,。三级净化出水CODn,低于111类水标准〕

 

2.2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2.2.1排放通量

2015年8-11月，对凤眼莲深度净化生态工程中温室气体(COZ,CH、和NZO)排放进行监测，根据每月实际采样分析结果，计算凤眼莲深度净化尾水系统中COz,CH、和Nz0的月平均排放通量(表2) o

 

表2显示，凤眼莲深度净化塘COZ,CH、和NZO排放通量范围分别为。}0.136,0}0.263和0.6082.561 mg·m_Zm·h-'，平均排放通量为0.05 8 , 0.076和1.539 mg } m-Z } h-'。在整个试验周期内，凤眼莲深度净化塘累积排放1.273 kg C0z,1.685 kg CHQ及33.590 kg NzO。

2.2.2月份变化特征

如表2所示，随着月份变化，COZ , CH、排放通量呈现明显降低趋势，8月排放通量达最大值，排放通量分别为0.136和0.608 mg } m-Z } h-' ,10月和11月排放通量接近零，这可能与冬天水温降低及DO浓度、pH值升高有关。由表3可知，COZ和CHQ排放通量与水温的相关系数分别为O.s67(P<0.Os)和0.s24(P<0.Os)，呈显著正相关关系;COZ排放通量与 DO浓度、pH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o.sss ( P<o.os ) , -o.606 ( P< o.os，呈显著负相关关系;CH、排放通量与DO浓度、pH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一0.3s4和一0.471，呈负相关关系，但相关性不显著。

NZO排放通量没有明显的季节变化趋势，排放通量从大到小依次为9,11,10和8月。9月排放通量达最大值，为2.s61 mg·m_zm·h-' } NZO是硝化过程中的副产物，反硝化过程的中间产物，是不完全硝化或不完全反硝化的产物。研究表明，NZO的生成及排放与水温、DO浓度、pH值、底物浓度及植物覆盖度等因素密切相关。该研究中Nz0排放通量与水温、DO浓度及pH值相关系数分别为-0.130,-0.217和一0.178，均未表现出相关性。

2.2.3沿程变化特征

三级净化生态工程温室气体排放通量沿程变化特征如图4所示。在沿程方向上，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趋势，呈现明显的沿程变化特征，总体上进水端高于出水端。COZ排放通量在二级净化塘出水口达到最大值，排放通量为0.092 mg·m_Zm·h-' , C H、和Nz0在一级净化塘出水口达到最大值，排放通量分别为0.178和3.657mg " m_Z " h_'。由表1可知，沿程方向上水温没有明显变化，DO浓度维持在好氧状态，且pH值维持在在最佳范围，NZO产生量与碳氮浓度密切相关，排放量与水生植物覆盖度有关，TN和N03--N呈递减趋势。相关性分析结果(表3)表明，NZO排放通量与TN和N03--N相关系数分别为0.477和0.428 ,呈正相关关系。

3讨论

3.1凤眼莲三级净化生态工程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与相关研究相比，该研究中COZ和CH、排放通量较小，NZO排放通量较大。沙晨燕等[z3}运用静态箱一气相色谱法对Olentangy河湿地4种不同类型河滨湿地的CH、和COZ排放通量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河滨湿地CH、和COZ排放通量从大到小依次为自然湿地(( 0.33 } 85.7 mg } m-Z } h-' )、人工湿地( 0.02 20.5 mg·m_zm·h-')和半人工湿地(-0.040.09 mg } m-Z } h-' ) , COZ排放通量由大到小依次为自然湿地(13.1 } 53.5 mg } m-Z } h-' )、半人工湿地(一0.7一132.9 mg·m_zm·h一‘)和人工湿地(一13.3-51.6 mg·m_zm·h-' )。黄国宏等应用封闭箱法对辽河三角洲芦苇湿地CH、释放通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在5-11月，其释放通量为一968 } 2 734 },g·m_2m·h-' }  WU等[251利用人工湿地系统处理污水的研究表明，潜流和表面流人工湿地系统N20平均通量为296.5和28.2 },g·m_Zm·h-'，远低于笔者研究结果。根据KHALIL等对全球N20产生源的估计，污水处理过程N20年释放量为0.3x10'2一3.Ox10'2 kg，占全球N20总释放量的2.5%一25 % }  KA-MPSCHREUR等综合分析相关文献得到:在实验室规模的生物脱氮过程中可能有。一90%的氮会转化为N20;在大规模城镇污水厂的污水生物脱氮过程中可能有。一14.6%的氮转化为N20}

3.2   COZ和CHq排放通量影响因素

尾水深度净化生态工程系统内，C02和CH、主要通过植物传输由水体进入大气，植物传输受水生植物种类、覆盖度及植物传输机制的影响。水温不仅可以通过影响气体分子的扩散速度及其在水体中的溶解度来直接影响气体交换通量，还可以通过影响微生物活性间接影响温室气体产生的地球化学过程[2A1。监测周期内，C02和CH、释放通量与水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zy-3z}相一致。pH值直接影响水体碳酸盐体系(C02 , C032和HC03-)的动态平衡及分布，控制水体C02浓度,，水一气界面C02交换通量与pH值通常表现为负相关关系。笔者研究结果表明:COZ释放通量与pH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CH、释放通量与pH值呈负相关关系，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但COZ和CH、排放通量与凤眼莲生物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水温是控制COZ和CH、排放的关键因素，11月凤眼莲生物量增加，但生长缓慢，水温下降幅度很大。

TREMBLAY等[351的研究显示:DO浓度与水库中COZ,CH、释放通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沉积物中产生的甲烷不完全进入气泡中，一部分通过扩散上升到水面。上升过程中，由于DO浓度逐渐升高，产生的大部分甲烷被有氧一缺氧临界面的甲烷氧化菌消耗。笔者研究发现，COZ释放通量与DO浓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CH、释放通量与DO浓度呈负相关关系。对碳循环而言，有机物在有氧状态下产生COZ和CHQ，在缺氧状态下主要产生CHQ，因此，COZ和CH、排放通量与水体有机物浓度有关。笔者研究中COZ,CH、与CODn,无相关性，可能是因为进水有机物浓度过低，基本不降解，因此由有机物降解产生的COZ和CH、量很少。

3.3  NZO排放通量影响因素

水温直接影响微生物活性及酶活性，笔者研究结果表明，NZO释放通量与水温没有相关性，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符，但目前对于水生植物修复技术及人工湿地处理系统中水温与NZO释放的相关关系没有明确结论。可能是由于水生植物的存在造成了复杂的硝化一反硝化微生物环境，不是简单的水温影响微生物活性进而影响NZO产生的过程。有研究表明在植物生长季，由于植物组织向根系传输了更多氧气，改变了根际溶氧微环境，从而促进人工湿地系统释放出较多。但也有研究表明人工湿地系统的最高释放量发生在植物枯萎衰败的秋季。笔者研究结果显示:11月，凤眼莲开始腐败脱落，NZO释放通量开始增加，此与上述研究结果相符。植物可通过吸收作用除氮，植物生物量越多，吸收的氮也越多，NZO的排放就越少该研究结果显示NZO排放通量与凤眼莲生物量呈正相关(P>0.OS)，与其他文献结果不一致。

pH值通过影响微生物的活性间接影响NZO释放通量，微生物活性一般在中性或弱碱性环境下最高，pH值越低，NZO释放通量越大，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ao。笔者研究中，NZO释放通量与pH值没有相关关系，可能是pH值变化范围较小，基本维持在最佳的反应条件，pH值不是控制CH、和NZO产生的关键因素，而是其他因素造成Nz0释放通量的变化。NZO是硝化过程中的副产物，反硝化过程的中间产物。硝化过程中DO浓度过低是造成NZO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反硝化过程中DO浓度过高可导致NZO还原酶活性降低或失活进而造成NZO积累。

4 结论

(1)通过凤眼莲生态工程深度净化污水厂尾水，出水水质得到较大改善。出水p STN)和P }Tp}分别为(2.9611.77)和(0.1410.08) mg·L-'，远低于GB 3838-2002一级A标准。

第8篇：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范文

随着企业开始把环境与社会方面的内容列入报表，有必要把这一扩展的视野纳入企业的战略和经营决策内容之中。这件事并不容易做到，因为决策者对非财务方面的问题，向来置之不理，认为其所造成的后果未必给企业带来损失。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找到能用来在上述三类业绩之间舍此就彼、衡量得失的方法。而要使企业的经营具备更广阔的、全面的视野，不可没有这样一种方法。

消耗环境资源的机会成本常被置之不顾。例如，因伐木地区未能重新造林而给环境造成破坏的成本，木材厂常常不对其进行核算。这一类问题，现在已经被置于议事日程：需要对生产活动的后果加以明确的核算。企业也可能采用其他方法来生产它的产品，如改用其他原料、改变企业的生产流程、或者改变它的产品以减少下游企业由于消耗该产品而引起的不良后果。这说明企业需要采用一种扩展供应链的观点，使其决策同时包含其三个方面的经营结果。

本文将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的发展。首先讨论“碳会计”的概念，随后探讨碳会计中的若干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其价值，以及把“碳踪迹”纳入为一项分析决策影响因素的必要性。然后，对决策中如何把碳排放量问题作为内容的做法，提出一个分析方法的框架。在本文结论部分，讨论了这一扩展的分析是怎样从整体上影响企业及其对管理会计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当前业绩考核方法的缺失

对价值创造的考核方法(无论是对一个企业的考核或者是对更大范围的考核)，采用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狭隘的观点。这些考核方法对“外部性(externalities)”或并非与经营直接相关方面需要负担的“隐藏成本”一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这种观点整个20世纪中被普遍接受。但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因经济活动而造成的污染后果，越来越明显，对经济活动和发展应该保持平衡的呼声，也日益增加。企业出于经济和责任的考量，逐渐采取审慎态度对待环保问题，由企业的外部机构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加以评级并公布于众(包括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和Reputex公司发表的有关碳素问题危害的报告书)。

在传统的财务分析中，对资源消耗的核算，仅及于全部消耗的一部分而已。在财务报表上所列示的利润，是夸大了的数字，因为报表上所列示的利润，只是资源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差额，完全没有核算和列示出环境成本。为解决这个问题，遂提出了“碳踪迹”和“碳会计”的概念，以更好地核算一个企业单位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这样，一个企业“比较真实”的盈利情况，应该是其财务盈利减去其“碳踪迹”之后的数量。

对“碳踪迹”加以核算和管理，是取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核算“可持续发展”，是从算出的盈利或GDP，减去相关的机会成本后(比如自然资源的耗竭和污染)，所得的净值。碳会计就是用于核算后者的方法。例如，造纸厂反映在其财务报表上的成本，包括锯割、运输和加工木材等成本，但并不包括因伐木而引起的环保成本。一棵生长着的树木对环境带来的好处，是因被砍伐而失却的机会成本，它并不属于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的范围。然而，这也许恰恰是造纸所消耗的最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碳会计揭示了生产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到这些影响，就能够改进对稀缺资源的耗用。

二、碳会计及其核算

(一)碳会计的原理全球暖化的威胁和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受到重视。根据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许多工业化国家作出承诺，在2008～2012年间，使其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GHG)的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降低5.2％。分配给各个国家的降低量为：欧盟需要降低8％、美国7％、加拿大6％。非工业化国家，主要是中国与印度，则不在降低排放量协议的约束范围之内(Anderson 2001)。

议定书中的排放量贸易方案，是让降低排放量的成本比较低的国家，把规定的一部分排放量配额出售给降低排放量成本比较高的国家。据预测，全球每年温室气体的贸易额，将达100亿美元。

欧盟已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由造成污染的产业来负担履行议定书的成本费用。欧盟已经开始实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贸易办法，减少的数量可以买卖。买卖在自由市场上进行，价格决定于供求关系(Rehan&Nehdi，2005)。截至目前这种市场交易获得的成就并不大，原因是此类商品还是个新生事物，在核算上也有困难。

(二)碳会计在核算上的问题随着碳排放量成为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需要对这种商品进行妥当的计量、记账、审计，并将其价值通过一种适用于各行各业的统一方法在报表上加以披露，一如其他物质商品和财务工具一样。会计专业人士应能运用其在核算和对各非货币项目计量的专长，解决这一需求。

目前，对编制碳排放量的报表没有统一规定，属于企业自愿性质的行为。只有DEFRA曾经作了适用于英国企业的示范性的规定。因此，碳排放量在报表上披露的方法是定性而模糊不清的，企业的做法各异，因此缺乏可比性。随着这一问题重要性的提高，对其数据之可比性的需求，也必随之增加。

温室气体排放的净节约额的计算方法，基本上是一种基于直觉的估测。一个企业的净利，是该企业所创造的财务资源多于所消耗的财务资源(包括长期资产的折旧)之数。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采取对职工后续教育和培训的形式)也要加到净利数中。然后，要减去自然资源的耗竭和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若增长以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为代价，那么这种增加将会调低净财富的数额。这一核算方法突出了环保和资源管理对财务造成的后果，同时这种核算方法让我们明白怎样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求得平衡。按上述原则计算出来的“净利”，其定义范围较宽，除了环保因素外还包括了社会影响。本文拟集中讨论环境影响这一方面，即碳排放或碳踪迹带来的影响方面。

三、碳踪迹与价值链分析

(一)价值链分析通常认为企业价值链，就是该组织为把价值最终传递给顾客所执行的一系列作业的总和。价值链分析的目的，在于使企业管理当局得以把非增值的作业与增值的作业区分开来，从而采取步骤消除前者。

据此，可见“价值”是：一个企业在生产一种产品或提供一种劳务中执行的作业，必须是顾客认为有价值的作业。凡顾客认为没有价值的作业，就应该予以消除或尽量减少。然而，非增值作业可能也包括为减少生产过程排污而产生的费用，或者改用

价格比较昂贵、可再生的原材料，以取代价格比较便宜的不可再生的材料。

过去，价值链分析都把这一类作业视为非增值性质的作业，理应在被消除之列。例如，一家制造企业把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捕捉、收集起来，埋于深土，以防止被排放到大气之中，就会被视作一种非增值作业。企业采取这样的行动，对环境和社会是有益的，但企业的顾客却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并且可能不愿意负担这一作业所引起的成本费用。然而，从碳素会计的观点来看，这一作业却有效地减少污染，从而减少企业的“碳踪迹”。

与此相似，一家企业可以向电力公司购入“比较洁净”的电能(例如风力或水力发电)，而不找耗用矿物燃料的公司，矿物燃料不可再生又排放温室气体。然而，由于不能有效地核算这些对环境影响的后果，耗用矿物燃料发电，可能比采用“洁净”技术发电的成本低廉。其结果是，这家企业的成本会比较高，其产品的定价也就比较贵了。如果企业的管理当局采用的是传统的价值链分析方法，就会设想：既然顾客并不计较电力的来源，耗用来自“洁净”技术并且价格比较昂贵的电力并不增加产品价值；它就会找电力价格低、耗用矿物燃料的电厂。其结果是，目前普遍采纳的优化决策，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实际上都不是最优化的决策。

(二)将碳踪迹与价值链结合起来企业和它们的经理人已注意到其行为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会需要一个更为全面的新经济框架。在以下各节中，我们将探索在环保方面提出的一些创议。这些创议可能与传统价值链分析不相容。因此，我们强调扩展价值链分析的重要性，使价值链分析不但要从顾客角度作分析，也要包括从社会角度作的分析。下面是温室气体排放得以下降的成功例子。这些企业排放问题贯穿在全部价值链之中。降低排放，从采购阶段开始，继而涵盖内部加工阶段，最后及于包装和发运等下游工序。下面的例子说明为什么这些创议在传统的价值链分析中不可行，但是当把分析的模式扩展到包括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时，却行之有效。

FedEx Kinko's提高了耗用纸张原料中回收纸的含量，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碳踪迹。这一环保措施，每年节约的木材约达18，850吨之多。从传统的价值链分析的观点来看，消费者对再生纸张用于复印，不持反对态度，似乎也是漠不关心的。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这显然是非增值的举措，应该不予采用。然而，当把价值链扩展到追踪温室气体时，这一举措就应该付诸实施，因为它能够大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同时降低成本。

Green Mountain咖啡公司投资大量资源，用再生纸制造成本高昂的杯子。这种杯子能够自然分解，不会象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或塑料杯子那样对环境造成损害。然而，喝咖啡的老顾客，可能对于生产咖啡或弃置用过的咖啡杯给环境造成的破坏不屑一顾，不愿支付为了保护环境而发生的额外的成本费用。

通过上面所举的例子，我们对一些实例作了调查。根据传统的价值链分析方法，有一些决策被认为“欠佳”；但当把温室气体因素考虑进去时，看法却有了变化。很有必要把人们的行动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纳入传统的经济分析之中。只有这样，经理人员才不会把有利于生态的决策，与经济上的合理性对立起来。

(三)将碳踪迹纳入决策分析的基本框架通过上述讨论可见，把碳排放纳入价值链，会影响决策的优化。

图1列示了顾客的价值和企业的盈利性的传统的分析方法。图中的水平维度表示顾客的价值，另一维度表示企业的盈利性。每一项维度都分为三类：正面(在图中以“+”号表示)、中性(以“0”表示)和负面(在图中以“-”号表示)。正面类指的是企业的利润或对顾客的价值有所增加。同样地，负面类指的是企业的利润或对顾客的价值有所减少。

企业盈利和顾客价值这两个因素，有9种可能的组合；在图1中各列示于一小格。这些小格可以分为四类：“差(Bad，B)”“不明朗(Ambiguous，A)、“中性(Neutral，N)”和“可取(Desirable,D)”。图中属于“差”类的，有3个小格：它们或是在企业盈利和顾客价值这两个方面都“差”、或是在这两个方面中有一个属于“负面”另一个属于“中性”。图中属于“不明朗”类的，有2个小格：它们在一个方面属于“正面”、在另外一个方面属于“负面”。图中属于“中性”类的有1小格，它在两个方面都是“中性”。图中属于“可取”类的有3小格，它们或在两个方面都属“可取”、或在一个方面属“可取”而在另一个方面属“中性”。按照这一传统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预见，管理当局将采纳所有属于D类的建议，而不会采纳任何属于B类的建议。对于属于A类或N类的建议，管理当局的态度未必明朗，需要在企业盈利和顾客价值这两个方面，进一步权衡得失、决定取舍。结果是，有些建议会被接受，另一些建议则会被摈弃。

在做如上分析时，环境影响的因素始终不在考虑之列。因此，这种分析框架并不能促使企业在对付排放问题上作出努力。为进一步说明采用这一分析框架可能作出欠佳的决策，我们把另一要素(碳排放量)增列为决策模式的第3个维度。这第3个维度也分为3类(正面、中性、负面)。把这第3个维度添加到图1上，就形成了图2。

添加一个维度的直接结果是，在图2中显示了上、中、下三层平面。在这三层平面上，列示决策情况的小格从9个增加到了27个。请注意，图1对应于图2中层的那个平面。这一平面上所列示的各个小格，意味着各建议项目对碳排放的影响属“中间”性质。在下面两个段落中，我们将从对这一层平面的讨论出发，进而讨论上层和下层的两个平面。这上、下两层平面，分别表示当各项目对碳排放带来了正面和负面两种影响时，对它们的评价分类。

图2中的上层平面，是把各建议项目对碳排放没有影响的情况，转变为对碳排放有正面影响(也就是使碳排放得以降低)时，对决策所带来的结果。请注意这一转变对某些小格带来的变化。在中层平面上原先属于“可取(D)”性质的3个小格，在上层平面上仍然保持“可取”不变。然而，在中层平面上原先属于“差(B)”的3个小格，却转变为“不明朗(A)”了。其原因是，它们在三个维度中，有一个(即碳排放)处于“正面”性质，因而不能断定它完全属于“差”的性质。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层平面上原先属于“中性(N)”的一个小格，现在不但不再属于中性。反而变为“可取”的了!两个原先归为“不明朗(A)”类的小格，其“不明朗”的性质未变。

与此相似，图2的底层平面，是把各该建议项目对碳排放没有影响的情况，转变为对碳排放有负面意义(也就是各该项目的实施会增加碳排放量)时，对决策所带来的结果。此时，先前列作“差(B)”和“不明朗(A)”的小格仍维持原先的分类，而先前被列作“可取(D)”的小格则转变成为“不明朗(A)”了。还有，在中间层次的平面上被列作“中性(N)”的一个小格，现在却应被定性为“差(B)”了，因为这个小格在一个维度上被列在负面，在另

两个维度上则都被列作中性。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把碳排放量列为决策的一个要素，会使决策过程的不明朗程度有较多增加：图中出现“不明朗(A)”的小格，从22％(即图1中的9个小格中占了2个)增加到44％(图2的27个小格中占了12个)。不明朗程度增加的原因是，表示断然态度(B和D)的小格的比例有所减少，这两种断然态度从原先的各占三分之一减少到各占约四分之一。这一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不明朗程度必随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在实务上，分析要素的扩展将促使经理人员对其决策重新作出评价。某些原先采取的行动(属于“可取(D)”类的小格)可能转变为“不明朗(A)”类。与此相似，某些原先不予考虑的行动(属于“差(B)”类的小格)，现在可能转变为“不明朗(A)”类，应予重新考虑。此外，某些原先认为在“两可之间”的行动，现在却转变为应予采纳或拒绝了。因此，完全有必要对决策范式重作一番审视。

上述框架概括了把顾客价值明确地添加到获得“低排放、高盈利”的考量范围之中的分析方法。以航空公司新一队飞机更新老机队为例来说明。建立新的一队波音787飞机需要大量投资，因而短期成本昂贵，但效率较高、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少。这一决策，在于盈利和降低排放之间的选择。把顾客的观点也纳人为决策的一个因素，对于将机队升级是否有利，提供有用的见解。乘客重视安全、及时和舒适，如果机队的服务在这些方面占优势，则这一建议就会被列示于图2上面一层的右上角的小格中了。

这个分析框架不仅仅适用于个别企业，它同样也适用于扩展后的价值链中的个别项目。例如，购入用可再生资源生产的电力的价格比较高，但在整个价值链中，这个项目却能减少其上游单位的排放量。因此，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用可再生资源生产的电力的做法，应该置于这个分析框架的上面一层，评为对企业有利的建议项目。

因此，为了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企业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上述框架中的各“可取(D)”类小格。归属于这些小格的建议项目，是“伸手可及的果子”，既能降低排放量、提高盈利，又能增加顾客的满意程度。其次，要注意能够提高上述一种或两种评估建议项目的尺度，而又不致对其余尺度有负面影响的建议项目。是否存在这一类改进措施，视具体情况而定，取决于企业和所在行业当前的效率情况。

一旦所有的减排建议项目都已用罄，然而还需要进一步减排，那就需要考虑某种替代平衡的措施，在得失之间有所取舍。如果要继续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只能通过提高经营成本或降低顾客满意程度才能达到。此时，企业的顾客是否愿意为获得“绿色”产品或劳务支付比较高的代价，是评估可能提出来的减排建议项目的衡量标准。顾客对“绿色”产品支付较高代价的积极性程度，是决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有较高风险的一个因素。

四、结论：管理会计师的职责

减少一个企业的碳踪迹，涉及到计算其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尽可能在其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降低排放量并尽力减少排放量净额(通常的做法是通过贸易向外购人，以抵销本身一部分的排放量)。管理会计师是核算方面的专家，完全有责任将这方面的探索进行到底。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对管理会计师可能作出显著贡献的四个方面，作一概述。

首先，管理会计师可以帮助设计用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各种核算方法。对排放量和排放量减少的核算，对于把它们纳入经济分析，至关重要。没有适当的核算，就不可能确定得失取舍。而且，核算错误或省略这方面的核算，势必导致得出欠佳的决策。现有的几种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应予研究并加以协调一致。

第二，管理会计师需要按本文所提出来的框架，进行“全面的成本分析(full cost analysis)”。管理会计师们对于盈利／顾客价值方面的分析，游刃有余，我们所提出的框架，要求他们把这一分析扩展到温室气体排放。本文前面一节所概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可以作这项分析之用。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可以把它们的产品贴上标签，注明其碳踪迹的数量，促使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得以持久。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种标准的核算方法，因而对其数量的计算，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对碳踪迹的计量和列报，将会越出企业内部考核的范围，进而成为向外部读者披露会计报表的内容组成部分。

第三，管理会计师的另一专长，是发展和设计标准化的报表。这要建立一套计算、分析、核实和编制报表的程序。必须建立这样一套程序，对降低温室气体的建议项目进展和取得的效果加以追踪并作出报告。此类报告必须定期、及时编出，把被采纳建议项目的进展情况和预期的温室气体降低量以及算出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际降低量，报告管理当局。一份说明预期和实际降低量差异的报告书，能帮助管理当局对各项降低措施的效果作出评估，从而调整、修改企业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战略。

最后，管理会计师需要提出各种新的、把环保成本直接纳入为分析因素的决策模式。在这些模式中，成本和效益的范畴，应比以前使用的模式对这两个范畴的定义更为扩大。在这些新模式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企业并购的后果，例如购得排放碳素的发电厂会引起未来的负债。因此，传统的“净现值法NPV”需要加以扩展，其所包含的因素应该不限于资金成本和未来的经济成本和效益，应该把未来可能发生的环保方面的负债也包括在内。

第9篇：温室气体排放的原因范文

一、碳排放会计内涵

（一）相关概念认识中的模糊性 与碳排放会计概念相关的主要是碳会计和碳交易，而其中的模糊性是指把碳交易等同于碳会计不作明确划分。早在2008年，Stewart Jones教授等在美国会计学会年度会议上就提出将与碳排放、交易及鉴证等会计问题称之为碳排放与碳固会计，即碳会计[ ]。报告同时提出两种规范碳会计的思路：一是在京都协定框架下，所有机构或组织对产生于碳汇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原则相协调；二是在有关温室气体议定报告内分别计量和披露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会计问题。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碳排放会计概念范畴属于碳会计。而另一方面，碳交易（即GHG排放权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合同的购买机制，即合同的一方通过货币交易获得另一方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减排额用以满足自身的排放需求。早期的碳会计研究主要局限在传统财务角度下，并且由于在各种资料中呈现的有关“碳”及“碳排放权”的表述距今时间较短，部分学者认为其基本概念和相关原理与“排污权”、“排放权”、“排污许可证”和“排放许可证”等是相同或类似的。因而在论述碳会计时只是讨论了碳交易活动中的额外排放权的授予、交易和取得的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披露等问题，忽略了碳会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碳排放会计。随着碳会计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上述的这种等同性愈发显得模糊。在理论研究中对碳排放会计和其他概念的划分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碳排放会计内涵的划定 企业引入碳排放会计核算之前，必须明确碳排放会计从属于碳会计的这一概念范畴，并与碳交易有所区分。借鉴绿色会计的理念：单一会计主体内部的环境、交易或非交易事项以及多个会计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事项都应纳入企业会计核算中来；同时考虑本会计主体内上、下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寻求不同代人之间的环境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根据碳会计的定义，如果说碳汇会计主要是有关自然介质对碳吸收能力的核算，与企业关联度较小。而碳排放权会计又是不同企业主体间有关交易事项的核算的话，那么碳排放会计就是在排除企业间碳排放交易的相对独立主体分析下的有关会计核算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划分也是基于现行碳交易政策的不完善和非普遍性所决定的。企业在未被要求或未能引入碳交易机制时，也应当对生产、运营中产生的碳排放进行相应核算，方便管理者对来源于企业的碳排放污染进行控制管理。因而，笔者大胆将碳排放会计定义为，企业会计人员借助专门的技术方法，对相对独立企业主体拥有或控制的来源所产生的碳（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旨在加强企业内部碳排放控制的行为。

二、碳排放会计核算

（一）碳排放会计假设 会计假设是从事会计工作和研究会计问题的前提。但现有文献中并没有对碳排放会计假设的明确界定。笔者认为现阶段下，碳排放会计假设应在依据传统财务会计四大假设中的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以下两种假设：

（1）多元计量。由于碳排放会计的主要核算对象――温室气体具有其特殊的物理属性，因此很难把排放量和排放对环境污染的贡献值予以货币计量。现阶段，可以把二氧化碳当量作为度量温室效应的基本单位，即碳排放会计核算中的基本计量单位。该假设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义，即将不同计量对象和计量单位的统一化以及将碳排放会计主要核算对象中排放因子的无差异化。不可否认，天气环境、测算手段和工具甚至测算时间等不确定性因素都将造成各企业温室气体的排放因子的差异性，但是这种统一的计量口径使得企业碳排放量和排放度具有了横向可比性。同时，企业会计人员也可依据管理者需求以经济指数、图表甚至文字等开放形式提供多元单位的计量方式。

（2）可持续发展假设。可持续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此不作过多论述。尽管企业的经营活动存在诸多差异，但就碳排放会计进行核算的正常程序和方法而言，都应当立足于可持续发展。在一定计量期间内，碳排放会计主体应在自然环境中资源充沛和生态资源不降级的基础上，保证可持续发展。该假设实际上也是一种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条件：当企业在生产运营中对自然资源造成了过度开发和耗用，其结果必然导致碳排放量的加剧，那么该主体的经营活动将可能因此迫于多方压力而停止；反过来，如果企业在发展同时对碳排放进行了良好的管理和控制，该主体的经营活动必然可长久地进行下去。

（二）核算标准的选用 企业会计人员在进行碳会计排放核算之前应对选取标准加以确认。目前，开发主体比较权威的碳排放核算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温室气体系列标准，如ISO14064《温室气体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的量化和报告指南性规范》从组织、项目、声明确认和验证三部分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范指导，并且制定组织认为其可独立或作为一个系列方法使用。继该标准之后，ISO14065《温室气体认证要求标准》和ISO14066《温室气体审定团队与核查团队的能力要求》也作为其补充相继出台以满足GHG测量与验证的需求。此外2011年，ISO 14067《产品碳足迹标准》。所谓碳足迹，是从企业自身、为企业提供能源部门和企业所处整个供应链三方面考虑的碳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路径。第二类是WRI（世界资源研究所）与WBCSD（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联合开发的GHG Protocol（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第三类是BSI（英国标准协会）的PAS（公众可用规范），即PAS 2050《商品和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和PAS 2060《碳中和证明规范》。其中，碳中和一般是指计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通过植物吸收，人工分解等方式把这些有害排放量吸收掉，以达到环保的目的过程和结果。引申到企业层面上，就是经济主体的特定标的物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净增长为零的一种状态。该标准可以为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关依据，用于甄别企业实现“碳中和”的程度。

综合比较来看，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发的标准涵盖方面较广，层次丰富，在系统性上有更好的表现。而BSI和WRI、WBCSD等机构侧重点有所不同，注重碳排放核算方法学的开发与应用。其GHG Protocol属于基础性的方法论，专业性和公众接受度均较强，因而成为目前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制定组织（包括PAS）开发所参考的主要方法学之一。而由于受到地域、开发周期、既有公众认知度等因素的限制，PAS标准在文献中都很少被提及和应用。但是，考虑到碳排放会计核算涉及企业内外部多方主体需求，PAS标准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企业碳中和信息的需求，并且企业在标准中体现的关于碳减排的承诺也将刺激企业本身在控制管理中采取更多有效措施。因此该标准也具备一定适用性。近期内，我国企业特别是有一定碳排放核算数据和经验基础的企业，可以参考ISO14064和GHG Protocol等标准为基础，构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为基础碳排放数据信息披露做准备。同时结合ISO 14067等标准，会计人员应尝试量化企业整个运营过程中的碳足迹，使核算体系更加细化；远期企业碳排放会计核算体系中，可以把PAS2050和PAS2060标准纳入参考，旨在更大程度上地实现企业碳中和与温室气体的实质性减排。

（三）核算对象的转换与范围的界定 （1）核算对象。碳排放会计核算对象是二氧化碳和其他含碳物。根据京都议定书，企业应将以下六种气体作为主要核算对象：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合物（HFCs）、全氟碳化合物（PFCs）、六氟化硫（SF6）。我们可以把不同气体的排放量统一成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对于其中各气体间具体关系并没有清晰的表述，只有文桂江在文章中有过如下的简单表示：1吨甲烷=3.67吨二氧化碳；1吨四氟化碳=6.5吨二氧化碳，并且未列明具体的衡量过程。考虑到该方面非碳会计排放核算的主要点，笔者在参考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给出的关于GWP（全球增温潜势头指标）的定义，认为短期内，可以20年各气体GWP值为基础计算，1单位二氧化碳=62单位甲烷=275单位氧化亚氮=9400单位氢氟碳化合物=3900单位全氟碳化合物=15100单位六氟化硫。

（2）范围界定。根据GHG Protocol的提议，企业在确定碳排放核算范围时应主要考虑两个范围的排放量，即通常所指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包括：企业生产时所耗用的原材料、燃料、电能的排放；企业运送材料、商品、废弃物的排放；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建筑物、设备的自由固定排放和因员工使用、生产所带来的排放量；因泄露而产生的额外排放等。范围二中的间接排放主要指进口或外购的电、热以及蒸汽的消耗所带来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其特征是碳排放结果在核算主体内发生，但其来源并非由主体拥有或控制。对于范围三，例如外购原材料和受托加工材料的生产排放；报告公司不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车辆运输排放；外包形式中的排放；报告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脱离生产阶段后在使用和终止阶段的排放等，制定者只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可依据重要性和可计量的原则选用，并没有作出明确要求。在我国，2011年有资料表明，在有限数量的企业参与的统计中，只有27%的企业能提供范围1要求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9%的企业提供了范围一中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只有9%的企业表示已经完成了对范围1排放额的验证或审验工作。笔者认为，为了提高核算数据的透明度，与范围一相关的排放量核算不应当独立出来或是从范围二中故意剥离、遗漏。例如对许多企业来说，外购电力所产生的碳排放很可能是核算中最大的来源，企业如果在核算时未加考虑，很有可能使得企业管理者在碳排放管理决策中出现严重偏差和错误。因此，核算主体应尽量将范围一和范围二一同纳入，并在未来逐渐吸收范围三的内容。

（四）核算方法的选择 在核算方法的选择问题上，由于各企业具有不同的行业属性和生产运营特性，很难选用一个统一的方法对每种企业的碳排放进行准确核算。笔者列出以下三种方法，各有优劣。在现阶段下，企业可酌情选用，并在未来不断加以完善。

（1）简单计量方法。根据IPCC报告中所提供的碳排放系数表，可以对不同燃料类别中的细分燃料的碳排放量作出简单的计算：企业碳排放量=IPCC碳排放系数×耗用燃料量。财会人员可收集不同时期内企业耗用的燃料总量，并计算出相应的碳排放总量。该计量方法虽然计算过程简单，现阶段也具有可操作性，但核算结果单一且范围过于狭隘，能反映的企业会计信息和经济信息十分有限，只能为管理者决策提供一个大致的判断依据。目前在计量方法的问题上，基于碳足迹的方法论研究较为广泛和深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生命周期法和EIO-LCA法。

（2）生命周期法。又称瀑布法，是目前国内外较为流行的信息系统开发方法。应用于碳足迹核算中，可描述某一产品或服务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包括生产、耗用、报废以及回收再利用的碳排放。生命周期法在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整个过程中的数据如原材料、能源输入、中间品输出，废弃物输出、再利用输入等全部输入输出数据列出详细清单进行核算，进而跟踪碳足迹的整个过程。约瑟夫（Iosif）等采用生命周期法，利用软件分析，对钢铁工业从炼焦到热轧的整个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核算。张清文等结合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与我国纸产品生产现状，提出了一套适合我国纸产品碳足迹评价的方法。等把研究视角延伸到住宿产品上认为其同时具有服务的特性，利用该方法对我国昆明市四星级酒店住宿产品的碳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生命周期法应用于碳排放会计核算中的优点在于，过程的细分和量化使得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科学性，便于管理者达到对于产品和服务的过程控制。但阶段的划分具有一定主观性，容易造成误差，且整个核算过程较为复杂，工作量大，对核算人员素质要求较高。

（3）EIO-LCA法。本质上是EIO（经济投入产出）与生命周期法的结合物。利用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通过平衡公式或矩阵反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Berners-Lee等阐述了中小企业如何利用投入产出数据计算自己的碳足迹。国内也有学者将该方法表述为“黑箱法”，通过碳质量平衡法核算组织的年碳排放量。EIO-LCA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其无须对系统边界进行划分。但其计算较为宏观，无法对产品或服务链中的碳排放重点予以反映。

（五）碳排放会计账户处理 涉及到具体的账户处理，会计人员可考虑增设如下几个账户，对碳排放信息进行基本的归集和分类，转换为传统的财务信息，为管理者提供内容更丰富的决策依据。

（1）增设碳排放资产账户。企业有必要设置“碳排放固定资产”、“碳排放固定资产折旧”等账户核算企业为减少碳排放而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设置“碳排放源”账户用以核算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要素包括化石能源、含碳材料以及电能等；运用碳足迹计量方法的企业可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碳排放的汇集――含碳产品的产出作出反映，在借方和贷方分别以“碳汇集”和“碳排放源”予以反映；

（2）增设碳排放负债账户。当企业决策者意识到需要增强碳排放控制力度时，该负债项目的确认时点也就随之形成。增设短期碳排放负债和长期碳排放负债用以核算企业为治理碳排放而需偿还的专项资金，区分标准以偿还期是否超过一年为界。

（3）增设碳排放支出账户。将与企业碳排放活动有关的能以货币计量的支出，划分为碳排放费用支出和碳排放恶性支出。碳排放费用支出是指企业控制碳排放中所发生的不能构成碳排放资产的费用项目，这类支出属于良性支出；碳排放恶性支出是指由于企业违反有关规定所导致的各项非必要支出。

（六）碳排放会计披露 现阶段，企业可尝试应用一定方法仅对其运营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的数值作出披露。企业管理者可参考国家政策和企业实际情况设定比较基期，并在外部条件变化时作出相应调整。例如，我国承诺至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企业可以把基期设置为2005年。假设甲企业基期碳排放量为2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2011年并购乙企业，其基期排放量为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那么甲企业的基期排放量同时应调整为3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且在2020年将二氧化碳当量控制在180万吨以下。从长远来看，笔者认为，企业碳排放信息应与传统会计披露相融合，其形式无论是在原有主要报表寻找到扩充的位置，还是另起炉灶编制新型的碳排放会计报表，都将有助于满足各方主体对碳排放信息的多层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