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作用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人口红利作用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安徽省的人口结构变化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进入了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抚养比负担较轻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对人口红利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献，从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的定义便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而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促进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Mason和Lee（2004）进一步把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通过提高社会储蓄率和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预见性的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机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并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模型当中，通过计算发现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25%。陈友华（2005）选择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为标准人口，计算发现中国从199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结束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结果较相似。蔡昉（2008）认为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条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释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的关系，并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保持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关键。王金营，杨磊（2010）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龄结果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红利我们应当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来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大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默认该地区的人口不对外流动，从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因此对安徽省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因此对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红利的形成。

1970年以来安徽省人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口结构实习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数据来源：1995-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出生率在15‰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5‰-3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属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0‰-2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属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断安徽省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这种人口转变为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安徽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安徽省人口抚养比也随之发生变化。抚养比的高低影响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总储蓄率水平对人口红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抚养比总体上呈现出“一升两降”的状态，即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目前安徽省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

（三） 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应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用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令μ=1对上述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据1986-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4年的数据，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算，经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都比较高。D-W值为2.541则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进一步检验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则表明此模型有较好的说服力。有上述检验可知，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4.376，即在1986-2009年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见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市场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安徽省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将会削弱人口红利。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地方性财政投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政府要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优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同时要强化政府主导的作用，把社会养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支持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

（二）加强促进就业的力度。

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决定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对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就业资金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待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培训。也要考虑不同就业人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适当降低就业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能只考虑劳动年龄的绝对数量，更要注意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下的人口红利。因此首先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将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进素质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开发力度，支持退休的专家参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 人口研究,2004(5)

[2]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3]原新、万能.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有效吗?[J].人口研究2006(4)

第2篇：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政策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45-03

一、导言

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飞跃式”发展，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同时，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可称为“人口奇迹”（车士义，2011）。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Bloom，安德鲁·梅森，蔡昉等）进行研究，两者关系关乎中国未来国家人口政策的走向以及经济持久增长的维持。因此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对于国家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学术界已产生争论，许多学者研究得出结论，本文针对这些结论，聚焦具体争论点，进行对比分析，并给出本文观点。

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争论包括：（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即中国人口转变是否促进经济发展）（2）若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多大。（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分析之前，需要界定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一般来讲，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换过程中，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扩大，引来劳动力供给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本文将对三大争议进行逐一分析。

二、主要争论点

1.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概念引入中国后，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是否明显存在人口红利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且中国正受益于人口转变带来的经济增长。蔡昉（1999，2005），王德文（1999）认为，人口转变使中国从1960年开始享受人口红利，而改革开放后，人口红利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王丰和Mason（2005）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认为1970年左右生育率快速下降带来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充裕，同时伴随着较轻并日益降低的少儿和老年负担，促使人均产出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David Bloom（1998），都阳（2004），汪小勤（2007）等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并不明显，甚至不存在人口红利。穆光宗（2006）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助力，人口红利期不等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穆光宗（2008）还认为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贺菊煌（2006）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它同时也会引起人均消费永久性提高。蒋正华（2011）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红利，他认为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是更多压力，而不是红利。

针对上述学者不同观点，本文认为中国存在明显人口红利。一段时间内合理的人口结构将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要素供给，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2.中国若存在人口红利，它有多大？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有多大，国内外众多学者利用数据及相关模型得出了结论。王丰和Mason（2005） 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人口红利对于中国人均 GDP 增长率时发现在1960—2000年之间劳动力比重上升带来的贡献为8.3%，而改革开放后的1982—2000年间这一数字为15%。武剑（1999）研究发现，由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6%左右。蔡昉和王德文（2005）利用1982—2000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总抚养负担对人均GDP增长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负担每下降一个单位，经济增长速度将加快0.115个百分点。在考察期间，中国总抚养负担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6.8%。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负担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陈友华（2008）构建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简化数学模型，测量了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人口红利对中国每年GDP贡献份额超过10%。钟水映和李魁（2010）利用1990—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算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Choudhry（2010） 基于70个国家1961—2003年的数据，分析研究得出人口转变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46%。王金营和杨磊（2010）利用1978—2008年中国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车士义和郭琳（2011）用1978—2008年的中国数据进行误差修正分析，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但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均衡的关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会提升0.028个百分点。车士义，陈卫和郭琳（2011）运用1978—2008年中国的数据，运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份额进行了分解和测算，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

3.中国人口红利出现时期。对于中国人口红利能够持续多久，主要有两种观点，分别是：一种观点以陈友华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陈友华（2005）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 20 世纪 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一直要持续到 21 世纪30 年代初，前后历时四十多年，2010 年前后人口红利最为丰厚，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情况与日本较为相近，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于学军（ 2003） 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一个观点以王德文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王德文等（2004）认为，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将一直持续到 2015 年前后。王丰等（2006）和马灜通（2007）的研究结论也支持此观点。

众学者观点截然不同，最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红利定义的界定没有选择统一标准。根据文中人口红利定义，结合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见图1），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若中国能充分发挥人口转变优势，该时期将在2015—2020年之间结束。这一结论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结论相似。

三、结论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很多学者（Bloom，蔡昉，Mason）都进行了长期研究，其中不乏争议，主要集中于中国人口红利是否明显存在，中国人口红利多大和能持续多久。很多学者从自身视角给出结论。本文阐述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并结合研究给出观点。

本文肯定人口红利的存在及作用，同时认为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打开，一直持续到2017年左右结束。为了能够实现人口红利的最大化，中国需要大力促进就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变。通过执行这些政策和完善制度设计，中国必将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进而避免穆光宗（2008）所得出的“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的结局。

参考文献：

[1] Bloom，D.and J.Williamson，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

[2]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0）.

[3] 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J].中国人口科学，2005，（6）.

[4] Wang Feng and Andrew Mason.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rospec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United Nations ExpertGroup Meeting o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2005.

[5] 都阳.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04，（5）.

[6]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1）.

[7] 穆光宗.人口机会窗口期≠经济高速增长期[J].中国企业家，2006，（7）.

[8]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2008，（3）.

[9] 贺菊煌.人口红利有多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7）.

[10] 徐玢，蒋正华.谈中国人口政策与科技创新[EB/OL].http：//，2011-7-17.

[11] 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999，（11）.

[12] ang，C.and Wang，D.Demographic transition：implications for growth [A].Canberra：Asia-Pacific Press，2005.

[13]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

[14] 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红利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4）.

[15] Misbah T.Choudhry 和J.Paul Elhorst.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India and Pakistan [J].Economic Systems，2010，（34）.

[16]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2010，（5）.

[17] 车士义，郭琳.结构转变、制度变迁下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11，（ 2） .

[18] 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J].人口与经济，2011，（3）.

[19]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20] 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21] 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

[22] 王丰，安德鲁·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6，（3）.

第3篇：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人口红利”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其主要原因在于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增长密切相关，人口红利消失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会终结，这样，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心。

人口红利消失在即

中国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期，但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一段时期。理论上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人口红利。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人口转变，都出现过人口红利，而且人口红利也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 年，结束于1990-1995 年，持续了60 年左右的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和人口红利之间的高度相关性。1913-1950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21%；1950-1973 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29%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0 年代初期陷入停滞。

与此相对应，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变化（人口扶养比越低，人口红利越明显）则呈现了与日本经济发展相反的趋势。上世纪6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扶养比下降的阶段。

日本人口抚养比在199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在低于50% 的较低水平，经济也持续保持在平均5% 左右的增长速度。

199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式微，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很多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由于死亡率快速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自那时起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其结果，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抚养比不断下降。

1964 年，15-64 岁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为55.7%，1982 年增加到61.5%，1990 年增加到66.7%，2000 年增加到70.0%。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和扶养比下降，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具备了实现高速增长的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使得人口红利不断转化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因成为“世界工厂”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 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 翻了数番，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中国也快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占总人口比例正在接近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由于妇女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人口呈现加速老龄化之势，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在2015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红利消失就在眼前。

四大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所以，人口红利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来得快去得更急。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大陆2010 年总人口达到13.39 亿，其中0-14 岁人口为2.22 亿， 占总人口的16.60% ；15-64 岁人口为9.98 亿，占总人口的74.53%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 亿，占总人口的8.87%。

中国目前已经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且老龄化速度正呈加速之势。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 上升到14%，法国用了115 年，美国用了65 年，英国用了45 年，日本用了24 年。从现有的实际生育水平来看，中国老龄人口占比从7% 上升到14% 所用的时间有可能少于日本，从而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人口红利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加重，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而深刻的影响。首先，人口红利消失将会带来劳动供给减少和潜在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还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削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其次，人口红利消失还会带来市场需求减弱。15-64 岁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最旺盛的人口。由于老龄人口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难以弥补由于生产年龄人口下降导致的消费需求减少，总消费需求会因此趋于减弱。

第三，养老的社会负担将会越来越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负担会增大，政府将不得不增加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造成国民负担增加，而这将进一步抑制家庭和个人消费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由于人口负增长导致消费市场缩小、教育机构倒闭、社会保障费用增大和劳动人口负担增加等原因，2005-2050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每年下滑0.8%。

第四，医疗和健康照料的费用会急剧上升。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对老年人口的照料能力下降，人口越老，维持福利和健康的成本就越高，未来社会和家庭都将面临沉重的健康照料负担。

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但对中国的挑战尤其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转变时间更短、老龄化速度更快。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从国际上看，根本性的措施是如何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加快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全收入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政策调整还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的均衡协调发展，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直接手段。

各国之鉴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采用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鼓励生育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所采取的人口政策。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取得成效的国家。1939 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家庭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其结果是法国长期以来生育率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为2.0 左右。然而，并非所有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都能取得预期效果。

与法国不同，西班牙在1970 年还是欧洲生育水平第二高的国家，但伴随着佛朗哥（Franco）鼓励生育政策向被动的家庭民主自由选择的转变，1998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15。

虽然受移民因素的影响，2001 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25，但2005-2010年西班牙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4 左右，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1970 年到2006 年，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 下降到1.3，意大利从2.4下降到1.4，俄罗斯从2.0 下降到1.3，这些国家现在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希望提高生育率，但收效甚微，生育水平现在都处于世界上最低国家行列。

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亚洲国家则经历了人口政策彻底转向，从限制生育的政策转变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 成效颇为显著， 总和生育率从1949 年的4.34 快速下降到1956 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 左右。在1990 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 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通过“父母休假法”、“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等提高国家的生育水平，但这些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 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4 年之后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生育率不断下降，1980年代中期低于2.1 的更替水平，1995年又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 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2006 年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 的水平，是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之一。

新加坡在1960 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 年的5.01 下降到1977 年的1.82。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 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 左右的水平。

人口政策亟待调整

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观察人口红利消失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及其调整，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鼓励生育的政策一般都难以奏效，即使取得一定程度的效果也很难归于某一项政策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一定效果的国家也仅限于法国。法国的成功主要在于营造了适合孩子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政策环境。

二是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政策转变，转变的时机一般都发生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10-15 年后。

三是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策等各个方面，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维持低生育水平时，即使采取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生育率也很难回升。

四是人口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策调整的效果常常要一代人或几代人后才能得到体现。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并从长远的观点来审视政策调整的综合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实施较为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促进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 年代初期开始下降宏观・Macro到2.1 左右的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仍然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那么，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当然，由于存在漏报等原因，人口普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存在着对实际生育水平的低估，但无论如何，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较低水平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实。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可能既不会像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那样低，但也不会高于1.8 的水平，很可能会在1.4-1.6 左右的水平。

无论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都不能说高。

如果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算起，中国在2005 年时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大约10-15 年的低生育水平时期，这意味着在“十一五”时期调整人口政策的条件就已经成熟。现在已经进入了“十二五”时期，改变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的条件应该说更加成熟。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可能引起生育水平的波动，但并不会引起大幅度全面反弹。

第4篇：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其研究内容涉及人口红利因素、人口红利期限、人口年龄结构、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生命周期理论等多个方面。例如，钟水映、李魁（2009）认为，国内目前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总结起来有“因素论”、“期限论”、“结构论”三种。“因素论”者认为，人口红利的产生是源于在劳动年龄阶段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社会储蓄和人口生产性都比较高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期限论”者认为，人口红利就是一段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时期，此时期内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增加、投资与储蓄也会增加。“结构论”者认为，人口转型过程会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人口红利就是由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形成的高劳动参与率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张学辉认为，第二人口红利源于理性经济主体在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发生变化时，对生命周期内的全部收入和消费进行平滑，以获得最大效用。当处于壮年时期时，生产效率比较高，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将显著高于其他时期。因此，在人口转变的某个特定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优势将有效促进资本供给的增加和国民储蓄率的提高以推动经济增长。

二、湖北省人口结构转变状况与人口红利分析

（一）出生率与死亡率

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在1949～1958这10年里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1.87‰，死亡率平均为13.43‰，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时期，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湖北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的增长趋势得到极大的遏制。1973～1991年，这一时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20.52‰、7.5‰、13.01‰。由此湖北省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二）年龄结构的转变

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湖北省199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8.45%，15～64岁人口比重为66.05%，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5.5%。到了2000年这三项数据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变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来湖北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抽样数据，自2003年起，湖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7.13%。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不过2002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最近3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根据第三章所给出的衡量人口红利的标准还有抚养比计算公式可得出结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51.41%、41.19%和29.87%，说明了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随着总抚养比逐年下降，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总抚养比小于44%，进入了人口暴利时期。

三、建立模型及相关分析

（一）建立模型

本文要研究的是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采用了社会就业总人数这个指标反映了人口红利的影响途径，用GDP衡量经济增长的情况，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劳动适龄人口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如下的双对数函数的回归模型：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用生产总值（GDP）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表示，在这里用固定资产的总投入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μ0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数据来源于1995～2012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如表2。

（二）相关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运用SPSS软件对地区生产总值、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这三个变量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社会从业人员总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间相关性很强。

（三）回归分析

通过Eviews6.0软件用lnL、lnK对lnY进行OLS回归，可得如表4：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为：

（9.017250） （28.20471）

=0.998994

=0.998860

=7445.928

=2.123168

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0.998994，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非常好；从t统计量来看，变量的显著性较高；同时该模型的F值为7445.928，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而且DW=2.123168属于1.5～2.5之间，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具有自相关性，综上，该模型通过了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4.346208.说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单位劳动，可带来4.346208单位产出的增加，可见湖北省的劳动投入弹性较高。

（四）结论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新设一个指标为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计算出自1996年开始的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

由表5可知，劳动力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时间段为1996～2006年，说明这段时间内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促进作用。

四、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政策建议

（一）湖北经济发展的机遇

“人口红利”虽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从上个章节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省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其总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势必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作用。而且从抚养比的数值可以看出，湖北省在2000年进入了人口红利的暴利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及国家统计局对人口数据的预测，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同理，对于湖北省来说，未来的20年里也是湖北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因为劳动适龄人口及就业的增加，人口红利能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效应，虽然老年的抚养比在上升，但是就像有些学者研究提到的，出于对未来养老的考虑可能出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在这里就不做阐述。

（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及其国内学者对全国人口数据的研究预测，未来的10～20年是湖北省人口红利最为丰富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短暂而又潜在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保障大群流动劳动力最大化地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措施：

（1）扩大就业。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的可信度降低了。由于湖北省一直以来都是第一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未来的市场，服务型人才的需求很大，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发展第三产业，开放服务业市场，达到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岗位的目标。而且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们还应当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如给予税收上的优惠等。为目前这样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2）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这一大群人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北省的总人口中有50%以上是农村人口，所以其劳动力的来源也大部分来自农村。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这一制度产生的各种弊端凸显出来，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现在各省都在实现限购令，湖北省也不例外。但真正被限制的这一大群的流动人口，原本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依然买着房子。

在鄂中部地带人口相当的密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农村，应该把这些富余的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化当中来，政府部门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解决外来人口住房的问题，让他们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能为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5篇：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004-02

一、人口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的影响

（一）人口红利的概述

“人口红利”，传统意义上是指提高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所带来的收益，“人口红利”阶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家庭孩子数量减少，使得家庭负担较低，同时促进妇女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引起GDP的高速增长，因此，人口红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30多年的计划生育也导致生育率逐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减少，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人口抚养比出现上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在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已逐渐对中国构成竞争压力，冲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13.39亿，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这表明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左右，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这一现象将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2014年3月28日中央启动实施了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调研，能够享受“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大约只有1 500万―2 000万人，且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受到各方面因数的影响，这两千万人也不可能全都选择生“二孩”，所以，这个群体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也不一定是坏事。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美国3.2亿人口，能生产十五六万亿美元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国13.5亿人，却只生产8万多亿元GDP，只有美国的一半，这正是中国多年的“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虽然有强大的制造，但背后却是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污染排放和微薄的利润。这都是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不注重技术提高和创新的结果。中国要发展，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只有转靠“劳动力素质”来升上生产链的中高端，也就是“人才红利”。 “人才红利”比“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人才红利”被充分利用所产生的收益往往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它会促进中国经济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从“量”的优势转变成“质量并存”的优势。

二、人才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人才红利的概述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二）人才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从而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三、“人口红利”如何向“人才红利”转变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转变消费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中国有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未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充分依赖于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从而拉动不了经济的增长。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才能转变消费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发展；同时，缩小收入差距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转变产业结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目前有上百万家代工企业，它们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但代工有代工的好处，代工也有代工的缺点。代工能迅速获得竞争力强的产品，但代工没有定价权，利润低、依赖性强、抗风险能力差。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授权企业找代工的目的就是帮他们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他们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增产不增收已经成为中国代工企业痛苦的生存方式。中国为此还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代价。欧美日韩品牌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做品牌始终是一个终极方向。“中国制造赢粒糖，跨国公司赚间厂。”中国代工企业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目前，中国企业有很多，如“三星” 、“格兰仕” 、“安踏”、“特步”、“匹克”等，都已经转型成功。这些企业都是紧紧抓住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阵地，并将自己的品牌又成功输出到了国际市场。所以说，企业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大力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新型产业、高新技术行业，把发展的轨道真正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二）注重人才的培养

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准备将低端的生产线迁出中国，却准备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 600余家。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因为中国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因此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优势。

1.加大科教投入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力量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社会上紧缺的是大量实用型技能人才，他们既要懂理论，又要能动手。现在的一些大学高等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很多大学生拿到了较高文凭，但动手能力不行；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投入力度不够，培养模式滞后，缺乏自己的特色。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还停留在比赛、竞赛等层面上，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脱节。

（1）改变人才培养方式

高校要从改变人才培养方式入手，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要立足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业意识的灌输，重点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和素质。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2）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

要促进社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要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做到学以致用。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鼓励中外合作。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政策，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完善资助政策，健全就业和用人政策。让职业教育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2.引进海外人才是实现“人才红利”的重要力量

中国拥有许多优秀的海外人才，可以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业。同时，各省（区、市）也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与地方建设。但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中国还必须建立一套国际化的人才选拔、激励、评估制度，这样，当海外人才入籍中国后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能，中国也才真正能从人才战略中得到较为丰厚的回报。

结语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方式就是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这样，才会改变“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毓敏.浅析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财经研究，2013，（14）.

[2] 范凯.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以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其兑现为例[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1）.

[3] 朱晓.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综述与思考[J].人口与经济，2010，（增刊）.

[4] 王丰.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J].人口研究，2007，（6）.

[5]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1）：81-90.

第6篇：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摘 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红利问题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本文基于计量经济学的生产函数，运用Eviews软件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历年来的储蓄水平相关的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结果显示关于人口红利的三个指标中，储蓄水平、劳动力配置和劳动参与率均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发展；人口红利；储蓄水平

人口红利是联合国人口基金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主要内涵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大且抚养率比重比较小，这样就为该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力的人口条件。作为经济发展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红利问题也逐渐成为了我国的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以2012年我国的统计年鉴为基本数据，对该课题进行研究。

1.理论基础。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其中有A代表劳动的有效性，K代表是资本，L是劳动，α、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Y是产出。从函数的角度来看，人口红利是从三个方面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即储蓄水平、劳动力配置率和劳动参与率。

2.储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储蓄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人口红利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储蓄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十分重要。表1 历年中国储蓄水平相关指标数据

2.1设定模型。作为判断人均GDP和负担水平对储蓄水平所带来影响的标准，本文选取了如下模型。LnY=b1+b2X1+b3X2+b4X3+μ2 模型中的代表意义如下：X1为人均GDP；X4为总负担比；X3为老年负担比；X2为少儿负担比；μ2是模型的随机误差项，Y为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

2.2二阶差分回归。从模型中的t统计量和f统计量的结果来看，相关结论存在误差性，因此可以对此进行二阶差分回归，结果如下。

3.高劳动力参与率

4.政策建议

1.提高劳动力素质。

在提高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情况下，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在边远的地区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还应发展职业技术的教育和再教育工作。促进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必要职业技术训练。提升相关教育机构的规模，加强农民工在内的劳动力的素质的培养，从而进一步为我国人口红利效益的扩大化做出贡献。

2.继续积极地推动城市化建设

在对于全面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体系方面，给予全民的统一国民待遇，并取消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发挥“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

参考文献：

[1] Bloom，David E.David Canning，and Jaypee Sevilla，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1998，RAND.

[2] 蔡，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0）：62-68.

第7篇：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关键词：教育；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人均受教育年限

人力资本学说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完全是由于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途径，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

1. 人口红利优势的发挥取决于教育的发展

一国人口生育率迅速降低，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且整个社会所需承受的抚养负担较轻，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形势。我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如果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中国人口红利优势发挥程度的多少取决于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否，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高。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人口闲置，只要合理利用，就能解决“人口红利”后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和老龄化问题。因此，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 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2.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人口红利是一国人口结构发展变化中所经历的一个阶段，并不会一直存在。当一个国家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将导致劳动力资源的瓶颈，产生人口负债的效应。因此，仅仅依靠人口红利带动经济的增长并不是可持续性的，而是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把人口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口质量上的优势，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如下：

（1）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的优化。经济的发展依靠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对人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发展既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又能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教育使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水平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从而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单位时间内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个人的收入也会增加；进而导致消费需求的增加和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刺激投资和生产，促进经济的增长。

（2）教育可以改善劳动者的精神素质，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和生产技能，开拓视野、提高创新意识、增强责任心。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掌握和吸收新技术，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能够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由人口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最终向技术密集型演变。

（3）中国人口众多，但人均受教育年限较低，义务教育年限较短，高等教育普及率不高，高学历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匮乏，这就造成了人口综合文化素质偏低，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口数量的优势向人口质量优势的转变。因此，应该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人口由数量型转变成为质量型的发展，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4）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使得农村大量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利用，避免了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此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同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得预期收益超过了跨区域流动的机会成本，能够加速劳动力资源跨区域合理流动，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和高效的配置，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劳动力资源在产业和区域间流动变得合理。

（5）教育能够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从而增加人的预期寿命，延长劳动年龄，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6）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降低出生率，从而能够减轻少儿抚养负担，提高人均收入和储蓄，增加投资，最终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教育的投资是有效克服贫困的一种长期战略。如果一个国家的文盲过多，或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较低，那么国家的发展必然会受影响。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均收入也越高，提高教育程度会改善贫困状况，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使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分布趋于合理。

第8篇：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1．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和人们身体素质的不断提高，死亡率日趋降低，福建省总体人口实现了较快的增长，由于死亡率总体上趋于平稳，因此福建省各年份总人口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福建省人口出生率的波动引起的［5］。由图1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人口出生率处于较高的水平，1982年人口出生率为27．91‰，由于死亡率趋于平稳，所以自然增长率达到最高值。1990年以后，三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至2012年，人口出生率达到12．74‰，全省已形成“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类型。2．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根据福建省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福建省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表1）。表1的数据表明，福建省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从1964年的54．5％上升到2010年的76．7％，在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生育观念转变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自2000年以来，0～14岁少儿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从1964年的42．3％下降至2010年的15．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呈递增趋势，至2010年，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9％，根据国际通用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指标（0～14岁人口比重小于3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大于7％），福建省人口进入成年型的同时，开始向老年型过渡，出现老龄化加快的趋势［6］。3．人口负担系数的变化按照国际标准，人口负担系数是指0～14岁少儿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之和和劳动年龄的百分比成为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7］。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福建省人口负担系数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福建省主要年份的人口负担系数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由1982年的69．2％下降至2012年的31．6％，根据“总抚养比低于50％，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界定，福建省目前还是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由表2也可以看出，福建省少儿抚养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12年，少儿抚养比系数下降至20．7％，而老年抚养比却呈上升趋势，2011年和2012年老年抚养比均达到10．8％。这一数据说明福建省老龄化的趋势正呈递增的态势，将面临着较重的养老负担，到时将会出现人口红利的降低，直至消失。以上三点分析表明，福建省的老年人口比和老年抚养比都在不断地上升，老龄化的趋势正呈递增的态势，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使得人口红利的优势将逐渐降低甚至枯竭。因此，如何提高人口红利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兑现人口红利以加速福建省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二、福建省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检验（1978—2012）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已经使福建省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为了更进一步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福建省经济增长，本文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检验人口红利的贡献度，假设经济总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LαKβ（1）其中，Y是经济总产出，以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用从业人员表示，K为资本投入，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α表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对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得：lnY＝lnA＋αlnL＋βlnK本文数据来自《福建统计年鉴1978—2013》，选取如下指标对各变量进行度量：产出Y以福建各相应年度的GDP表示，并按1978年的不变价进行平减。物质资本K以福建各年固定资产存量衡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其基本公式是KTt＝KTt－1（1－δ）＋It。其中KT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It为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δ为原有资本存量的折旧率。KTt－1为基准年固定资本存量的净值，本文参照张军等在《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2004）中所做的估计。1978年福建物质资本存量为68亿元（1978年价），固定资产折旧率δ采用王小鲁和樊纲（2000）的方法，按5％的折旧率进行计算［10］。当年就业人数L采用福建省就业人员年末数表示。由于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数据是非平稳的，如果在回归分析中直接采用非平稳时间，就有可能产生“伪回归”的现象，因此，需要对三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以得到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计量分析采用Eview3．1。1．变量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先对三者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它们的平稳性，结果如表3。对数化后，原序列非平稳，进过二阶差分后序列平稳，因此，三者都是（2）阶单整序列。2．协整分析由于lnY、lnL、lnK都是I（2）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采用AEG检验法。第一步：进行协整回归用lnL、lnK对lnY进行OLS回归，得方程：其中括号里的数字是t值，e是回归残差。第二步：对残差序列e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序列e是平稳的，则说明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变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回归方程是一个“伪回归”。在检验残差序列e是否平稳时，同样采用ADF检验法。表4数据表明，ADF值小于5％临界值，由此可得序列e为平稳序列，故lnY、lnL、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lnY＝－24．86＋4．15lnL＋0．14lnK＋e。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R2＝0．97，可以看出方程拟合优度。由于该模型的F值为728．9，因此可以说明方程的总体对数线性显著，该模型通过方程总体的显著性检验。从模型中可以看出，福建省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4．15。说明劳动每增加一单位，产出增加4．15单位。根据公式：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可计算出近10年来福建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劳动力投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贡献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约为21％，到了90年代后期达到约78％，呈上升趋势，但进入21世纪后劳动力投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从68％下降到约32％。由此可见，自21世纪以来劳动力投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渐下降，福建省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速度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技术进步以及政治制度建设等。但随着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正在悄悄影响着福建省经济发展的步伐。

三、应对福建省人口红利转变的对策

1．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福建省劳动力的数量增长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在不断降低，而人力资本将逐步成为福建省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从短期来看，低成本的劳动力可以促进经济的短暂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将会反映出劳动力素质和生产率水平的低下，因此，它将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福建省14～64周岁的人口中农业人口占大多数。不少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都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由于低成本劳动力具有相对较低的创造力，因此，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还应当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使福建省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获取必要的职业技术技能。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充分挖掘福建省人口红利效应。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劳动力的成本将会逐步提高，福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会逐渐失去，产业梯度将会发生转变，福建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逐步失效，需要探寻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就必须舍弃比较优势较弱的低技术产品和产业，研发自主创新产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首先，通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推进二、三产业共同发展，通过第三产业最大限度地吸收富余的人力资源。同时，政府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上要研究和出台鼓励自主创业和弹性就业的措施，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和人力资源的同步调整。其次，在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趋势下，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等商务服务业成为制造业竞争力越来越重要的元素，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使之与第二产业一起成为福建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支撑，促进福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来自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未来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必须依赖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福建省的总人口中有60％左右是农村户口，其大部分劳动力来源也是农村，但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因此，为了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就必须取消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政策措施，以降低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的沉淀。具体应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消除制度，及时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畅通无阻的转移；其次，在就业机会上，消除户籍对就业范围的限制，根据岗位的需要，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在待遇上，规范目前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保护农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只有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得到有效转移，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才能被释放出来。

第9篇：人口红利作用范文

吴敬琏称，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在供给侧，供给的增加是由供给的三个主要动力推动的，即劳动力的投入、资本的投入（投资）和效率的提高。现在的问题是动力削减了。比如，人口红利减少、投资效率降低等。也即是潜在增加率下降，而潜在增长率下降只有提高效率才能解决，所以要寻找和提升新动能。

吴敬琏强调，发挥新动能的作用，就是要发挥市场的原力。只有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它才能发挥原力。而要建立这个市场体系，就需要将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此外，对于收入问题，吴敬琏表示，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根本还是要提高效率。若只是硬性规定提高工资，那么企业就难以承受，一者会导致企业自动歇业，二者会导致资本外逃或投资移民。只有推进体制的完善，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进而才能维持有效率的增长，才能谈得上企业的繁荣、劳动者收入的提高。

厉以宁：中国正在悄悄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

12月10日，在第十八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寻找红利新源泉”的主题演讲中称，中国正在悄悄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广大农村正在掀起学习知识技术的创新创业浪潮。

针对当前风行的“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枯竭”的观点，厉以宁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未枯竭，而是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只听说过“海归”，现在中国出现了“城归”，也就是农村外出打工的人在外面工作了几年，学会了技术，积累了经验和资金，更懂得了市场怎么运作，然后回乡创业。如今，一股新的创意、创业、创新的浪潮正在中国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