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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齐海云 耿世刚
当前,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重危机和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中,明确将消费后废弃物(postconsumerwaste)作为一个独立对象来计算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废弃物的处理方式有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多种,本文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中的计算方法,对卫生填埋和焚烧两种处理方式下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进行计算并展开比较分析,以期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温室气体减排提供科学依据。
一、概述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通过使生活垃圾中的可降解有机成分分解、可回收成分回收利用、惰性成分永久存放或埋藏等途径,使其达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
在城市生活垃圾填埋过程中,垃圾中的有机物将会发生生物分解,产生大量垃圾填埋气体,主要成分为甲烷、二氧化碳。甲烷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当量体积二氧化碳的21倍,属于《京都议定书》中规定要减排的六大温室气体之一。垃圾填埋气中含有的部分二氧化碳,最初来源为生物质,从碳平衡的角度来看,整个过程为零碳排放,不计入温室气体产生量的计算当中。
以焚烧方式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具有占地面积小、 焚烧产物稳定、 消灭病原菌和回收热能等优点,在国内外的应用日趋广泛。生活垃圾在焚烧的过程中会产生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由于垃圾中动物、植物、厨余、纸等垃圾所含碳的最初来源为生物质,因此,从碳平衡的角度来看,整个过程为零碳排放,不计入温室气体产生量计算。只计算矿物碳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二、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秦皇岛相关数据来源于2011年、2013年《秦皇岛市统计年鉴》及秦皇岛市城建部门统计资料。
2、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中填埋处理甲烷排放量和焚烧处理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方法如下:
ECH4=(MSWTXMSWFXL0-R)X(1-OX)式中:ECH4指甲烷排放量(万吨/年);MSWT指总的城市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吨/年);MSWF指城市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率;L0指各管理类型垃圾填埋场的甲烷产生潜力(万吨甲烷/万吨废弃物);R指甲烷回收量(万吨/年);OX指氧化因子。
其中:L0 =MCFXDOCXDOCFXFX16/12。
式中:MCF指各管理类型垃圾填埋场的甲烷修正因子(比例);DOC指可降解有机碳(千克碳/千克废弃物);
DOCF指可分解的DOC比例;F指垃圾填埋气体中的甲烷比例;16/12 指甲烷/碳分子量比率。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如下:
ECO2=IWXCCWXFCFXEFX44/12
式中:ECO2指废弃物焚烧处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万吨/年);IW指生活垃圾的焚烧量(万吨/年);CCW 指生活垃圾中的碳含量比例;FCF指生活垃圾中矿物碳在碳总量中比例;EF指生活垃圾焚烧炉的燃烧效率;44/12指碳转换成二氧化碳的转换系数。
3、排放因子的确定
本文排放因子多数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中的推荐值,MCF、DOC、R根据秦皇岛市实际计算数值。秦皇岛市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见表1、表 2。
三、计算结果
1、城市生活垃圾焚烧二氧化碳排放量2010年底以后,秦皇岛市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启动,所以2012年秦皇岛市区的城市生活垃圾全部转入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处理。根据前述计算方法及排放因子,计算得2012年,秦皇岛市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77万吨。
2、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甲烷排放量2010年底之前,秦皇岛市的城市生活垃圾均送至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2012年的城市生活垃圾如果仍然采用填埋处理的方法,计算产生的甲烷排放量为0.90万吨,折算成二氧化碳当量为18.9万吨。
四、结论
关键词:火电企业;温室气气排放;减少
中图分类号:X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12-03
一、我国火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状态中,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各种环境问题也应运而生,并显得日益严重。其中,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有关数据显示,在我国有近8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煤炭的燃烧,而50%左右的煤炭是用于火力发电,在火电企业中绝大部分是利用燃烧煤炭来进行发电的。因此,怎样减少火力发电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实现“十二五”计划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的目标,成为当前我国节能减排的重点之一。由于火电企业燃煤量的比例之大,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我国火电企业实现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举措。
图1中的数据是利用火电企业供电耗煤量,根据马宗海(2002)提供的计算温室气体排系数的方法:
其中,根据经验,发电运行量占比大约为78%。
根据上述公式算的火电企业排放系数如图1。从趋势图1可以看出,我国火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在逐渐减少,即生产单位千瓦时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在不断的减少的通道中,但离“十二五”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关于怎样减少火电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刘丽娟等(2012)通过建立火电企业的节能减排系统动力学模型,对火电企业节能减排进行分析,并用实际例子模拟调控不同参数对体统的影响,为政府实施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了参考。冯明等(2010)以节能减排信息化应用的共性需求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种新的节能减排信息化框架,并对关键技术进行的进一步的展望。这些研究给我国火电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也有学者提出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水电、风电及核电在电力产业中的应用,以降低火力发电的比重,从而减少煤炭消耗,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虽然其他来源的电能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且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由图2可以发现,在近10年中,我国火电企业发电量的比重并没有减少,始终保持在总发电量的80%以上,火电发电的重要地位并没有动摇。因此,在调整电力产业结构的同时,开发水电、风电等从长期而言具有战略意义,但就目前在火电企业发电量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直接减少火电企业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依旧是当前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解决当前温室效应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二、火电企业信息化减排构架
企业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此时主要用于数据的基本处理和分类等。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计算机用于企业管理的探索阶段,企业管理的信息化概念逐渐被提出,针对发电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只是刚刚涉及,并没有被完整的提出。从上世纪末开始,大量的发电企业纷纷建设各自的管理信息系统,从而大量的节约了搜集数据的成本,劳动生产率也有了很大提高,降低了运行工人的劳动强度。
图1所显示的单位千瓦时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在不断减少这一趋势,一方面原因是由于燃烧技术、热电转化技术以及电传导技术的提高。但技术的发展终究会遇到一定的瓶颈,此时优化整个生产、管理和营销流程成为重中之重。信息化的出现使的火电企业优化了内部资源配置、提高了完成信息加工处理和能力,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图3给出了火电企业信息化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构架图。火电企业的信息化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建立生产控制信息化系统。该系统包括设备管理系统、运行管理系统、任务管理系统、生产技术管理和安全监察管理系统。通过该系统,火电企业的运行和管理人员可以监测到大量发电机组实时数据,掌握系统运行动态,自动的对各种动态指标进行统计,同时也为之后提出进一步优化方案提供数据支持,为提示各种定期工作,记录各种日志的检查提供方便;对设备进行技术监督,及时掌握各类设备的技术状况,为预防性检修提供科学依据;在完成主要的功能之余,也可以辅助管理人员对安全工作进行指导、统计和考核。更重要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建立可控制生产流程的系统,可以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从非技术角度促使工艺优化、降低能耗。这种优化往往比直接改进技术要更有效果。如在企业制定的生产指标和生产计划中,通过作业计划、作业标准、工艺指标等自动控制系统,在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汇总、分析,促进火电企业在发电过程中的中提优化和全面控制,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该系统可以对与电厂的设备维护和维修工作紧密相关的主要业务过程进行管理,从而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及可利用率。总之,该系统优化了在发电过程中的工艺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物料损耗,最终有实现直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的目的。二是建立生产计划、目标和资金管理系统。该系统从企业管理的整体角度出发,着力于生产计划、目标和资金的管理,强调事前计划和事中控制。火电企业借助该信息系统,可以平衡在有限资源、煤炭价格变化和社会需求等多方压力下的生产计划,达到一个企业的优产目标。同时在优产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中,可以更加合理的使用有限的资金,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信息化手段,合理地对企业的各种资源进行配置,最终可以间接达到减少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三、火电企业信息化建设自身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火电企业信息化建设后会对该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有着积极的作用已经显而易见,但是,在信息化平台的建设过程中也会产生能源损耗,并排放温室气体。因此,火电企业进行信息化建设,一方面增加了火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发电工艺中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缺陷,对于全球变暖而言,它是一把双刃剑。火电企业信息化建设是否具有经济性,也是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最新研究表明,信息行业基础设置建设及相关产品制造越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2.5%。同时,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推进协会(GeSI)了《智慧2020:建立信息时代的低碳经济》报告。报告中指出,到2020年,全球碳脚印将达到51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有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本身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14亿吨。但是,通过其他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可以使总排放量减少78亿吨,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15%,这是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本身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的5倍以上。从该报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虽然信息化建设本身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但其企业有效地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可以大大减少其他行业温室气体的排放。火力发电是我国电力的主要来源,本身具有很大的规模效应,很多生产工艺过程和数据采集等只通过人工管理很难达到最优水平,信息化建设可以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代替人工管理,不仅能达到减少人工成本的目的,还能是温室气体排放处于实时监控之中,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比小规模行业更好。
四、火电利用企业信息化减少温室气体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虽然信息化建设可以优化企业生产工艺与生产管理,但该系统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国外已经有了比较先进的信息化系统,但我国对其建设还需要不断的探索,最终找到适合我国火电企业的信息化构架。在这条利用先进技术的曲折道路上,也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一)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我国火电企业信息化建设要求遵循“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三统一原则,同时信息化所建设的生产控制信息化系统和生产计划、目标和资金管理系统是领导决策层管理思路、管理理念一起工程师的具体实现,领导层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节能减排理念也会在信息化系统建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所有信息化系统从规划、调研、分析、设计开始,必须得到企业相关领导的重视和参与,领导层对于企业管理的认识和对未来发展的把握,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与执行力度,决定了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水平和发挥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效能的大小。同时,信息系统的建设对整个企业的管理会带来岗位的调整、工艺流程的转变,这些都需要领导层的大力支持再能得到坚持不懈地贯彻。
关键词:水库;温室气体;进展
水电作为可再生能源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对水生态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比如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水库温室气体通量具有极强的时空不确定定性,涉及整个流域的碳循环。水库温室气体从水体传输到大气一般有三种途径,溶解性气体的扩散;气体浓度过饱和产生的气泡释放以及以植物作为媒介的传输。
1 国内外进展
水库温室气体的研究始于1993年,DucheminE和Lucotte M则首次对水库水-气界面上的温室气体通量进行了测定和计算[1]。Rudd等[2]最早报道了南美热带雨林地区水库CH4、CO2释放通量的观测数据,Fearnside[3]甚至认为某些热带雨林地区的水库的碳排放当量可与同等发电量的使用化石燃料电厂相,进而对水电的清洁属性提出质疑。1993年到2003年,加拿大魁北克水电管理局组织科学家在加拿大寒带地区的205个水生生态系统开展了气-水界面温室气体的总通量的测量工作,通过长期开展的水库温室气体原位监测及不同类型水生态系统的对比研究,对水库温室气体产生机制、影响因素、监测方法、实验手段等方面做出了较全面的深入分析、并得出了丰富研究成果[4]。Soumis[5]观测了美国六个水库温室气体源汇变化基本情况,包括水气界面的扩散通量和泄洪道的消气作用甲烷和二氧化碳变化,同时发现扩散通量和水体pH值具有很高的相关性。Roehm[6]测试了加拿大魁北克La Grande 2和La Grande 3两个北方水库水轮机对二氧化碳源汇变化的影响,水体溶解二氧化碳以每月一次的频率进行了为期一年的采样,二氧化碳扩散通量是采用薄边界层法进行计算的,研究结果表明消气作用在冬季和春季变化最为剧烈。FrédéricGuérin[7]在法属Guiana和巴西两个水库研究了大坝以下河流对于热带水库温室气体的的影响及所占比例,研究结果发现大坝以下河流温室气体排放在整个水库温室气体源汇变化中占据很大的比例。
国内对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尚处于学习和摸索阶段。国内最早从事水域温室气体研究是从湖泊、湿地、海洋开始的。针对水库水域的温室效应研究也逐渐开始开展,汪福顺等[8]从2007年7月到2008年7月在中国四个典型亚热带水库进行了温室气体监测,观测指标包括水体CO2分压及水-气界面CO2交换通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四个水库二氧化碳的源与汇随站季节而变化。喻元秀等[9]对乌江流域洪家渡、红枫湖等水库的溶解二氧化碳进行了研究,估算出了这些水库水体的二氧化碳分压的分层分布特征及其排放通量。李红丽等[10]在具有十年库龄的典型温带水库北京玉渡山水库开展了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原位监测,分析了其时空变化规律。赵登忠等[11]在三峡水库附近清江流域水布垭水库开展了水库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原位监测,分析了水库上空温室气体大气浓度的时空分布特征。李干蓉等[12]在猫跳河流域梯级水库开展了水库水体溶解无机碳含量及其同位素的分析研究,其研究成果表明夏季水库溶解无机碳随深度增加而增大,表层水体受藻类生物作用的影响较大,而下层水体受到有机质降解作用的影响较大,同时溶解无机碳含量从上游到下游呈现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表明河流受到大坝拦截后水化学性质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坝建设蓄水对于河流生源碳具有一定的拦截作用。2009年,重庆大学陈槐等[13]研究了三峡水库消落带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认为三峡水库消落带新生湿地能够释放大量的CH4气体,由此推断三峡水库可能是一个重要的CH4排放源。
2 结束语
目前国内外针对水库温室气体的大部分研究主要还是基于某些点位的研究,主要围绕水库水气界面的温室气体净通量开展。但是各个研究团体并未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一致性的标准。如中科院地化所刘丛强团队在乌江流域进行的水库温室气体研究基本上是利用水化学平衡模型结合薄边界层模型来计算出该区域水库水体在水气界面的温室气体交换通量[14]。该方法所测得的值均小于国外在热带与寒带区域所测得的值,且其值相差了一个数量级。郭劲松[15]在三峡库区及其部分支流采用通量箱法进行的实地测量所得值与刘丛强研究员团队的研究结果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这表明不同研究方法之间所得的计算结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是,针对这一现象,由于缺乏测量的方法与技术应用标准,目前尚不能确定谁的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在该方面的研究存在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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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hen H, Wu Y, Yuan X, et al. Methane emissions from newly created marshes in the drawdown area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J].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1984-2012),2009,114(D18).
[14]刘丛强,汪福顺,王雨春,等.河流筑坝拦截的水环境响应――来自地球化学的视角[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9,18(4):384-396.
(①无锡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无锡 214153;②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无锡 214153;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210044)
(① Wuxi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Wuxi 214153,China;
②Wuxi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Wuxi 214153,China;
③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摘要: 本文介绍了垃圾管理过程中的温室气体产生机制和碳排放评价模型,总结了城市生活垃圾的低碳管理策略,为优化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率、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evaluation models of carbon emission and low carbon management strategy of MSW, which proposes tools for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SW treatment industry.
关键词 : 城市生活垃圾;低碳;管理策略
Key words: municipal solid waste;low carbon;management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X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34-0010-03
基金项目: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1301067C);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1313748007Y);无锡城市学院(无锡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重点课题(WXCY-2012-GZ-003)。
作者简介:华佳(1970-),男,江苏徐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处置与资源化。
0 引言
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在城市日常生活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发达国家城市生活垃圾产量约为3吨/人·年,年增长率为3.2%~3.7%,据《2012年环境统计年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量为1.97亿吨[1],年增长率为7%~9%[2],估计2020年全国城市垃圾年产量将达到2.6-2.9亿吨[3]。
生活垃圾在储存、运输和处理过程中都会产生温室气体,主要包括CO2、CH4和N2O。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算,来自垃圾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全世界每年排放的CH4量大约为5亿吨,其中来自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就有2200~6000万吨,CH4对温室气体总量的贡献率已由2000年的3.75%增加到2010年的4.83%[4]。在江浙沪地区,生活垃圾填埋产生的CH4量占到该区域CH4排放量的19%,仅次于农业活动产生的CH4排放量[5]。鉴于此,IPCC的《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指出,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CO2、CH4等已成为人为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并明确将它作为一个独立对象来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我国政府对源自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高度重视,并在2007年编制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将加强城市垃圾管理作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领域之一。
1 城市生活垃圾碳排放机制
生活垃圾(如厨余垃圾等)含有很多有机物,它们在堆放过程中会因发酵腐败产生温室气体。其中,CO2主要来自有机物的转化,CH4主要来自厌氧发酵过程,N2O来自脱氮的硝化反硝化过程。因此,垃圾在未进入收集系统之前就已经开始碳排放。另外,在垃圾的运输过程中,除了垃圾本身产生温室气体外,车辆也会因为消耗化石燃料而排放温室气体。在垃圾的处理方法中,卫生填埋应用较广,但如上所述,该法的碳排放量非常大,并且填埋场还会产生垃圾渗沥液,其处理过程会继续产生温室气体;此外,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过程中还会由于电力、燃料的消耗而间接产生温室气体。堆肥处理生活垃圾的碳排放主要包括堆肥前的好氧发酵产生的温室气体以及堆肥过程中垃圾有机物降解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焚烧处理生活垃圾的碳排放主要体现在垃圾燃烧时自身产生的温室气体、用于助燃的化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以及焚烧厂渗滤液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
2 城市生活垃圾碳排放评价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垃圾碳排放评价方法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由于处理工艺、管理模式和核算模型不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碳排放量差别较大。目前,研究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主要有:IPCC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6]、温室气体排放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7]、全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8,9]、CDM法和上游-操作-下游(UOD)表格法等[10,11]。其中,在核算垃圾处理的碳排放时以LCA模型的应用居多。LCA模型能够全面考虑垃圾处理全过程中的碳排放,可用于计算一个项目、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尺度的碳排放,机制更为合理。但由于诸多清单数据难以获得,目前还不能将LCA确定为权威的核算方法。IPCC指南(2006)总结了各地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在第五卷中提供了废弃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方法。该法主要针对国家碳排放进行核算,提供了大量缺省值,可供世界各国用来估算碳排放清单,但目前该方法还很少用于不同垃圾处理方式碳排放的比较研究,且对新技术还缺乏相应的缺省值。Gentil等针对现有核算方法的不足,提出了UOD表格法,用于比较不同数据来源的结构性差异[10];Boldrin等应用UOD方法研究了发达国家焚烧、填埋、堆肥及厌氧消化等固体废弃物处理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规律[12],但目前相关案例研究的报道较少,且核算过程较为复杂。相对而言,在具有基本技术数据的前提下,不同的核算方法能够互相印证,因此,用更为科学的算法改进目前较为权威的碳排放核算方法更有实际意义。2009年,欧洲研究人员提出一种适用于城市尺度的、实现固体废弃物减量和循环再利用的“零固废”管理系统,它以CO2ZW为评价工具,来监测固废处理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并编制清单。CO2ZW工具可用于评价固废相关的管理计划、项目实施和政策决策,监测固废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并帮助管理部门提高管理能力[13,14],尽管它比较适合城市尺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但如果提供足够的数据,CO2ZW同样可以用于省区和国家尺度的碳排放评价。
3 城市生活垃圾低碳管理策略
3.1 促进垃圾的源头减量 源头减量是垃圾管理首要的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虽然我国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但由于缺少配套政策和措施,减量化效果并不显著。根据国外经验,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能够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量,并建立有效的回收体系[15]。该制度要求垃圾产生者不仅要对垃圾的产生负责,还有对垃圾的回收、循环利用和最终处置承担一定的责任。日本的《容器和包装回收法令》,欧盟的《禁止在电子电气产品中使用有害物质的规定》、《废弃的电子电气产品管理指令》等法令,都是这一制度的产物。我国同样存在产品过度包装、增加垃圾产生量的现象,因此应在产品包装领域率先实行EPR制度。此外,还要严格控制煤制品的产量,提高城市燃气化水平,以有效减少垃圾中碳含量;提倡绿色生活服务方式,鼓励净菜上市销售;条件许可时,应在家庭厨房下水处安置粉碎机,将餐厨垃圾粉碎后再排放入污水管道。积极学习国外成熟的经验,做好源头减量试点工作,为以后的大面积推广积累经验。
3.2 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工作 垃圾分类收集是指据垃圾的特点将其分成不同类别分别收集,这是提高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垃圾低碳化管理的首要步骤。目前,垃圾分类已在欧美、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家和地区普遍实施,由居民负责进行,而在我国尚处于试点阶段,主要由政府负责。因此,垃圾分类收集要从个人和家庭抓起,并且建立健全配套规章制度。对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市民应给予奖励或补贴,或以高于市场价进行差价收购,或从税收上进行激励;建议将收集、转运工作发包给特许经营商,以民营资本为主要经营方式,政府部门主要进行考核监督、发放补贴,以此来提高垃圾分类的收集率和工作效率。
3.3 采用低碳处理处置技术 生活垃圾处置方式主要有堆肥、填埋、焚烧三种方式。生活垃圾的低碳处理处置需遵循“减量-减排-再利用-再循环”的路径。有效的做法有:推行环保处理技术,鼓励清洁生产、发展生态农业,倡导废品的回收和循环利用,采用垃圾处理新技术。餐余、园林及粪便等生物垃圾适合于堆肥,厌氧堆肥是最低碳的生物垃圾处理技术[16]。垃圾填埋会产生渗滤液和甲烷,2008年中国垃圾填埋场排放的甲烷体积占了垃圾处理部门排放的温室气体总和的95.5%[17],此项技术应限制应用。热值高、含水率低的垃圾适合于焚烧,垃圾焚烧可使体积减容可达90%,焚烧产生的蒸汽可用于发电或供热。近年来,垃圾焚烧技术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为提高垃圾焚烧的效率和积极性,政府对焚烧项目给予了经济补贴或税收优惠。在焚烧过程中可以采用先进的干馏技术,该法处理后的残留物主要是炭、渣土,是生活垃圾低碳处理的优选方案。
3.4 积极参与全球碳交易 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联合国于1992年和1997年先后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用市场机制解决CO2减排问题,即把CO2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简称碳交易。碳交易是通过经济杠杆实现碳减排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应加大推广力度。2009全球碳交易达82亿吨CO2,比2008年上升68%[18],是2005年的7倍[19]。我国虽然不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强制减排对象,但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迅速,2008年的排放量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2.2%,比1992年增长了166.5%,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长仅为41.7%。面对严峻的减排形势,我国积极参与减排行动,据2014年1月资料,我国碳减排量约为5.9亿吨CO2当量/年,占全球年总减排量的61.3%[20]。
3.5 培养居民低碳生活意识 从垃圾的最初产生到最后处置都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因此,加强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宣传,培养居民的低碳生活意识,对建立垃圾低碳管理体系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进行低碳宣传,包括报纸、电视、广播、广告、网络、短信等多种平台;还可以在社区、医院、学校、政府机关、公共场所进行宣讲或讲座,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放弃购买过度包装的商品,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意识和垃圾低碳管理意识。
3.6 完善法律法规建设 虽然我国也制定了一些有关垃圾管理的法律法规,但还不完善。为此,我国要从生活垃圾的产生、处理、处置等环节进行综合考虑,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细节性法规,例如强制回收包装品制度、商品限量包装规定、垃圾强制分类规定等。引导垃圾处理行业进行市场化竞争,强化对垃圾处理运行的监管。另外,垃圾处理费征收制度很不健全,2009年全国只有57.2%的城市出台并实施了生活垃圾收费政策[21],多数地区垃圾处理费收缴率不足50%。要建立生态税观念和相应制度,改革收费方式,由上门征收转变为由公共部门代为征收,提高征缴率;按照垃圾重量缴费,尝试从量收费制度,强化居民对垃圾处理费缴纳的认同。
3.7 加强管理体制改革 垃圾低碳管理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倡导政府、企业、物业、居民共同进行垃圾低碳化管理,多方参与、相互监督,以实现垃圾管理的多层次、全方位、社会化。管理中要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主管部门应引入市场机制,鼓励民企、私企参与到垃圾管理中来,并给予适当奖励、补贴和政策扶持,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实现低碳生活人人有责。政府部门要通过财政税收、国家补贴以及企业融资等方式加大资金投入,来完善包括用于垃圾分类收集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垃圾的低碳管理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4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逐年递增,垃圾在储存、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其碳排放评价方法主要有IPCC清单法、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LCA法、CDM法、UOD表格法以及CO2ZW模型等。在生活垃圾的低碳管理策略上,要做好源头控制、强化分类、培养低碳意识、完善法律法规、改革管理体制、吸引各方参与等几方面的工作,为优化管理、提高效率、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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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EPA(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温室气体清单
为了及时掌握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以进一步控制排放水平,1992年5月9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规定缔约方用待由缔约方会议议定的可比方法,编制、定期更新、公布并按照第十二条向缔约方会议提供关于《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未予管制的所有温室气体的各种“源”(任何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及其前身和气溶胶的过程或活动,主要是二氧化碳CO2、氧化亚氮N2O、甲烷CH4、氢氟氯碳化物类CFCs,HFCs,HC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等)和“汇”(任何可以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及其前身和气溶胶的过程、活动或机制,主要是森林碳汇)的清除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1 为了确保各国清单编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2 从2005年开始先后公布了四个版本的温室气体清单指南。3 这样,提供基于共同范式的本地区温室气体清单就成为缔约方履行国际承诺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不同国家或地区温室气体排放的进行翔实而准确的统计分析,也是国家社会温室气体排放量配额谈判的数量基础。
编制“可量化、可测算、可核实”的温室气体清单,是一项要求高、难度大的系统性、动态性工程,须依托与良好的编制机制。由于欧美国家起步较早,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且相对稳定的编制体系。4 美国国家环保局(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编制的美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被认为“所提供的准确和完整的数据,能够在适当情况下向美国国内和国际气候变化政策提供执行依据和文本,并且通过参与UNFCCC和IPCC进程以及通过自身清单编制能力建设来国际化地改进温室气体清单”。对于清单编制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而言,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可谓清单编制工作的组成之一。1
1、美国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历程
美国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对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是其延伸。
1.1《空气污染物排放系数汇编》提供了清单编制的方法学
空气污染物排放系数是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概念相对应的表达为Emission Factor(EF)。2 该系数用来估算各种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并建立污染物排放清单(Emission Inventory,EI)。
对排放系数的研究始于美国。1968美年国公共卫生局(PHS)了最早的《空气污染物排放系数汇编》(Compilation of Air Pollutant Emission Factors,简称AP-42),3 其中就包括了部分温室气体排放系数。4
1972年美国环境保护局进行了第二次重新修订,1985年第四次修订后将排放源分为固定源和移动源两部分,其中固定源包括固定点源和固定面源,移动源包括道路和非道路车辆核算及相关扩散模型。1995年,EPA出版了AP-42第五版,并在之后对第五版进行持续更新。
AP-42是美国空气质量管理的重要工具,AP-42排放系数建立了排放污染物对大气环境影响的数量关系,排放系数一般与污染物的单位重量、体积、活动距离有关。排放系数是一些典型的、共性的可靠数据的平均值,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排放系数的代表性是比较高的。排放总量的估算公式为:
E = A・EF・(1-ER/100)
E为排放量,A为活动水平,EF为排放系数,ER为减排效率
在AP-42方法学的基础上,EPA结合IPCC方法学及其相关数据,公布多个改进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的方法学版本,内容主要包括:污染源的识别、排放系数和基础数据的确认。5
1.2《国家排放清单》确立了清单编制的工作模式
在空气污染排放系数汇编的基础上,EPA每三年编制并一次《国家排放清单》(National Emissions Inventory,NEI)6。编制工作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由美国各个州、地方的空气污染控制机构向EPA提交估计数据,最终由EPA进行统一处理计算。EPA通过NEI向公众提供包含监测范围内的每一个污染物的排放数据,并跟踪长期的排放趋势,制定区域污染物消减战略,建立空气污染物扩散评估模型,形成排放清单系统(Emissions Inventory System,EIS) 。目前,NEI 中包含了1985~2002 年城市层面大气污染物排放数据,1996 年和1999年企业层面大气污染物排放数据,1999年的危险大气污染物(Hazard air pollutants,HAPs)排放数据,其中最近的一次报告2008年NEI 最终版数据于2010 年。
基于NEI,EPA形成了清单编制的工作模式,主要包括:基础数据的获取途径、数据处理和审核程序、清单的形式。
1.3“排放清单改进计划” 细化了清单编制的流程
1993年,美国环保局联合国土大气污染排放局(State and Territorial Air Pollution Program Administrators,STAPPA)、地方大气污染控制署(Local Air Pollution Control Officials,ALAPCO)实施了“排放清单改进计划”(Emission Inventory Improvement Program,EIIP)1,目的是建立标准化的编制程序和流程,便于高效准确地收集、计算、归档、报告和分享利用排放数据,进而建立标准化的排放量计算首选和备选方法,探索并形成数据的质量保证(QA)/质量控制(QC)方法。EIIP报告总共10卷,包括点源、面源、移动源、生物源、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数据管理程序、排放量预测等,其中第8卷为温室气体的计算方法和技术报告,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计算美国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
空气污染物的清单编制经验和“排放清单改进计划”给美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模版和计量方法。EPA在对IPCC方法学改进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化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体系。IPCC清单指南也认可与EIIP方法的可靠性与兼容性 。3
1990年美国开始对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变化趋势进行跟踪。1991年 EPA采用OECD/IPCC方法学第一次向IPCC报告了1988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4 按照UNFCCC对附件一国家的要求,美国从1994年开始每年向联合国递交温室气体排放清单。1994年EPA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向UNFCCC报告了1990-1993年的排放量情况。此后每一年,EPA都会一份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清单报告。从1994年到2010年期间EPA一共了17份官方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5
2、EPA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组织与工作流程
美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由EPA负责编制。EPA每年追踪1990年以来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的全国性趋势,按照一个会计年度进行编制。
2.1编制流程与工作时间
编制工作一般从每年4月至下一年度5月(见图1),6 基本流程如下:7
清单规划:①EPA的任务协调,评估预算;②审议优先事项;③选择方法学;④数据评估和数据收集。
清单编辑:①估算温室气体排放量;②不确定性评价;③关键排放源类别分析,跨部门分析;④形成文件并报告;⑤机构、专家、公众审议。
复审:①整体质量保证/质量控制;②回应机构评价、公布公众评论、吸纳公众意见。
收集归档计算过程:①数据和文件管理;②清单归档。
上报清单:①正式提交美国国会;②向UNFCCC提交最终版温室气体清单。
虽然美国温室气体清单尽管美国独立清单编制工作早于UNFCCC之前就开始了,但作为附件一缔约方,美国调整了报告的形式,符合IPCC指南的要求。1
清单提供了多种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包括排放量、碳汇量、计算方法和排放因子等。决策者可以通过这些排放清单来跟踪排放趋势,并针对具体经济和环境情况来制定减排战略和应对措施,并跟踪评估减排进展情况。科学家和环境工作者也可以利用清单所提供的数据进行大气和经济模型研究。
2.2编制团队与分工
EPA主管气候变化的官员Bill Irving称:清单编制一半是技术问题,一半是组织问题,有独立的行动纲要。作为美国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领导者,EPA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将估算、特定源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不确定性计算、记录、归档等主要工作落实到具体人员。同时与美国相关政府机构、学术机构、行业协会、顾问和环保组织等12个机构和组织的几百名专家进行广泛合作(见图2)。如基础数据由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DOE)、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DA)、交通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DOT)、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DOD)、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DOC)和其他政府机构提供。各行业的专家则在各个EPA源领导(source leader)的带领下开展研究。 2
EPA用分散管理的方法来准备清单,即每个排放源的负责人管理每一排放源的计算。分散管理模式有两个基本步骤,清单规划和清单编辑(见图3)。清单规划首先分配任务,明确职责,进而选择方法学。方法学的选择过程必须熟悉IPCC清单编制的规则,并尽可能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在IPCC规则的范围里,对技术路线和数据处理程序进行完善与更新。数据收集和数据评估在方法学的选择之后随之进行。清单编辑包括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算、不确定性评价、关键排放源类别分析、形成文件并报告四个部分。这四个环节都注重数据的质量保证与质量管理,尽力减少核算过程产生的流程累计误差。
在每个源的清单编制完成后,清单协调者从个体源负责人收集排放量的估算,汇总计算排放总量,准备国家清单报告(National Inventory Report,NIR)和通用报告格式(Common Reporting format,CRF )表格,向美国国会正式展示提供的材料,并将每次提交的清单文件进行归档。
3、EPA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特色
在多年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过程中,EPA积累了大量的系统数据和工作经验,形成协调性很好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模式。在美国本土国家清单编制的同时,EPA也在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改善清单编制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针对一些州和地方政府的需求,EPA也提供指导和工具帮助他们准备并完成清单编制工作。1
3.1维系系统协调性,确保数据准确性
EPA拥有一个稳定高效清单编制系统,它整合了清单编制过程所有必要的要素,包括法律、体制、技术、和程序安排(见图4)。 2
事实上,美国温室气体清单中的各种排放源类别就是基于国际商会权威组织方法学计算得出的,这其中包括IPC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能源署IEA。
在美国国内,国会对清单编制予以支持。在美国源线索管理方面,EPA与数据源的拥有者和提供者建立了特定关系,如与能源部在能源行业部分签订合作备忘录,与其他部分的大多数部门和组织的非正式协议。这样各政府机构的基础数据能方便地被EPA,国家统计数据经常被使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数据覆盖。3 1977年由美国国会批准建立的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是美国能源部(DOE)的独立联邦统计机构。EIA的宗旨就是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并不受政策约束的数据信息来满足政府、企业及公众的需要。4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CO2信息分析中心(CDIAC),自1982 年起就是美国能源部重要的全球变化数据及信息分析中心。该分析中心的数据集涵盖了大气中CO2及其它辐射活跃的气体浓度记录、陆地生物圈及海洋在温室气体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作用、长期的气候趋势等。此外,美国学术界大量的研究支持清单编制方法的持续改进以保证精确估算。最近,NOAA(阿诺卫星)、 NASA(美国航天局)以及其他机构正在开发综合的观测体系,新闻界宣布出版1990-2008 美国温室气体清单报告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这一切,无疑给EPA的清单编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高度的协调性,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清单编制中很难看到,它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所以,IPCC也承认美国EPA国际排放因子数据库的数据可靠性,并可用于交叉检验。
3.2不断改进方法学,提高估算精度
IPCC指南提供了标准化的报告表,并以文件的形式说明编制估算所使用的方法学和数据。不过,根据各缔约国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承诺,报告表和书面报告的实际性质和内容会有所不同。在方法学上,IPCC也提倡“清单机构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对某些特定源类别排放估算的方法进行变更或改良比如说为了提高对关键源类别的估算水平而实施一些改良”。 1 美国排放清单所采用的方法上符合IPCC清单指南的基本要求,但随处可见改进。2 例如,美国的清单部门里,除了将IPCC指南中的农业部门单独作为一个部门一算,还考虑了商业温室气体排放。在移动源的计算方法上,由于非道路车辆的活动数据一般难以获取,IPCC指南推荐使用EPA非道路排放模式(NONROAD)进行计算。
按核算精度增加的顺序,方法层次可以分为TIER1(IPCC缺省排放因子),TIER2(需要测量数据来推算的国家特有因子),TIER3(测量/拟合获得的动态排放因子)。EPA在方法选择上基本考虑两个要素,关键排放源和数据可获取性。关键排放源尽量采用高层次的方法,TIER2或者TIER3;如果排放源的技术参数比较容易获取,那么也尽量采用高层次的计算方法。但如果技术数据获取难度大,就采用保守的TIER1方法,并根据逐年的数据积累,有计划,逐步转向TIER2、TIER3。
EPA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主要开发方式有:① EPA与州、地方或企业合作,由它们通过排放实测或其他检测方法得到排放因子,上报给EPA,然后EPA统一公布;②EPA根据全国相类似活动的检测数据进行推测综合得到;③利用物料平衡法并结合经验判断获得。
美国的清单编制中基于IPCC指南中的优良做法,开发了合适本土的方法。例如,自行开发的Century Model,能够模拟不同土地的使用及其影响,便于计算农业部门矿物有机土壤的年碳存储,模型所需要的数据是从现存的国家数据库里得到的,Century Model明显改进了IPCC的 Tier2。再比如,在获得设施级别数据时,尽管用IPCC方法可以得到使用Tier3所需要的数据,但是无法满足IPCC的来源分类。EPA指定参考方法是用其“连续排放检测系统”(A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CEMS)。CEMS是运用转换方程、图形、或计算机程序产生的结果来测定气体或微粒污染物浓度或发射率的一种配套的整体设备,在线检测烟气排放,可以更好地进行质量控制/质量保证。这些方法不仅适用于美国的情况,更被广泛地用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政府部门。 3
整体来说,IPCC认可EPA清单方法学在技术路线和排放因子方面的可靠性及与IPCC指南的兼容性。在一些具体点源和线源的估算方法上,EPA清单方法学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方法模型,被IPCC所采纳。例如,在废弃地下煤矿排放量计算方法上,IPCC 2006 Tier3就是利用EPA 2004相关方法学进行改编的。
3.3注重不确定性分析,保证估算信度
由于定义、数据、方法可能出现偏差或匹配水平低,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会出现不确定性,导致排放估算信度下降,估算和实际排放不一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2006)》从“确定国家关键源类别”和“对方法学的变化进行系统管理”两个方面,明确给出了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 1
美国有扎实的清单编制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较为完善的不确定性管理体系。为了降低编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EPA在2002年制定了不确定性改进计划,该计划提供了量化不确定性分析的自我估算方法,帮助编制人员理解不确定性原因和如何提高确定性,并提供了通用的模板和特殊的指导以补充量化不确定性分析。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EPA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1)制定了《不确定性管理规则和手册》,明确不确定性分析重点和制度规定,并对清单编制人员进行强制性培训。(2)开发新的模型以减少结构上的不确定性。具体做法是以实验为依据,运用仿真系统,提高评估模型对测量结果的预测能力。如2003年法伦和史密斯实验2007年奥尔格实验等。(3)在进行排放核算和评估的时候,特别注重新旧数据的协调性,并确保数据在整个时间段是连续的。(4)界定了大量多种源类别的不确定类别和不确定信息收集、定量、处理的方法论。(5)在数据收集和处理过程进行严格的整体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对文本和数据实施内部质量控制和各种检查,保证估算的有效性,并通过外部评审(专家和公众意见)、回应清单编制过程中的所有评论、复审等环节进行质量保证。(6)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过程中涉及的行业多,每个清单编制小组在收集数据和确定排放因子的过程中会有所偏差,EPA通过协调不同的编制小组进行一次跨行业分析,这样可以减少最终清单统一归档时候的数据冲突,从而有利于测量结果的比较分析。
对于IPCC指南中规定的不确定性分析内容,由于美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中类似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不确定性已经很低,EPA的不确定性分析主要集中在模型缺陷产生的结构上的不确定性和参数不确定性。主要做法如下:(1)详细说明对源的表述的不确定性,说明估算不确定的模型和方法,对于源的估算方法的不确定性都进行了量化,同一个源用不同模型从框架、数据、假设等方面来比较。(2)参数不确定性是国家清单排放估算中最主要的不确定类型,也是量化不确定性分析的最为关注的地方。IPCC指南推荐的蒙特卡罗方法能大大降低不确定性,但该方法的最大缺陷是在合并不确定性时大量参数难以获得。美国改进了蒙特卡罗方法。做法是在活动数据管理和计算阶段,先将环境条件和管理活动输入到模型输入数据库中,形成大规模数据点,然后进行数据库管理,在此阶段进行不确定性评估,将评估结果反馈到数据库(见图5)。籍此,美国清单里把在所有排放源都做了参数不确定性量化,除了十分小的源类别之外。
《1990―2008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清单》中明确指出,在不确定性分析方面今后还将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合并不在范围内的排放源;提高排放因子的准确性;收集详细的活动数据。
3.4全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强化清单可靠性
“适当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QA/QC)程序利于改善透明性、一致性、可比性、完整性并增强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的可信度”, 2 为此EPA制定了《美国温室气体清单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和不确定性管理规划:QA/QC和不确定性分析操作手册》,建立了与《IPCC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相一致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
(1)贯穿清单编制全过程。
在美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系统中,每个组成要素和环节都依照IPCC指南配置了QA或QC人员,EPA要求个体源的负责人和组织对数据的审查必须严格和制度化(见图6)。 1
(2)程序清晰。
QA/QC 规划适用与每个资源分类,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QC程序清单”:
包括资源分类信息的活动数据及排放因子交叉映证的描述
为防抄写错误,交叉检查每类资源的输入数据标本
复制排放计算的代表性例子
检查单位及转化因子
确保数据被正确标注
确定对于多类资源较为常见的参数(如生产数据)(或某一类来源的多种气体) 并确认其连续应用
确认检查排放数据从较低级别的报告向较高级别报告汇总时被正确收集
检查不同中间过程的排放数据是否正确记录(如从数据表格向文本转录时)
在清单周期最后的质量控制工作,要求所有质量控制检查应当在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的分类资源中记录,包括:
所有找到的质量控制错误应当记录在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的分类资源中
所有所做的修改应当在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中记录
所有交叉检查资源应当包含在记事表中
所有完成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必须由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协调员共享;所有修正的文件必须由存档协调员分享
所有记事表条款必须由存档协调员分享
为了便于执行,EPA制定了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模板(IA 2),将程序分为三步:(1)过去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过程描述及程序;(2)现有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过程描述及程序;(3)计划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过程,包括岗位和职责的定义、列出将进行的最小质量控制的程序、更严格的质量控制或对特定源进行更深检查的建议、外部评审/质量保证,确定清单评审的过程和时间表(专家/公众评审)、样本清单和外部评审的文件(这些文件需要列出评审的机构和个人)。
(3)职责明确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工作组内工作人员分为协调员、资源分类领导及职员,其在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过程中分工明确。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协调员主要的工作职责是:
确保在清单编制、相关文件及数据表中实施了适当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确保所有成员明确其自身在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中的职责
阐明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中各个层次人员的职责
开发并传达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规划);收集并审核程序的完整性
向成员分配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任务(如,质量控制核查员,资源分类领导及职员)
向存档协调员分发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文件(如完成的检查表)
组织技术审查 (如专家及公众质量保证审查)。
资源分类领导及职员则是完善被分配的质量控制程序,比较质量控制程序检查表是否违背资源分类表的估测及条例。在下一清单周期开始时,资源分类领导应当向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协调员处要求已优先完成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资源分类员应当交叉检查须再次应用的文件,确保其已被修正;若需新的检查或须去掉过时的检查时,资源分类领导应当进行审核。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模板(IA)中的职能模板还规定了外部专家、清单顾问等各方面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的职能,要求其遵循清单小组的QA/QC程序,进行每天的QC。
3.5建立统一的工作模板,提高管理能力
分析EPA的温室气体工作机制,可以明显发现EPA在清单编制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统一的工作模版。清单管理模板方法的使用,主要的目的在于解决工作缺乏连续性的问题,促进清单编制事宜的系统化,使的清单编制工作具有透明性、一致性和可比较性。EPA将工作模板作为清单编制的指导手册,认为模板的运用可使得清单编制专家执行标准化的任务,专注于以简洁的方式记录必要的信息,避免不必要的长篇书面报告,基于相同的模板可以将不同区域和不同领域的清单进行比较和对比,并为今后改进优先事项提供了一个客观有效的系统。
EPA模版工具有制度安排模版、关键源的分析软件和文档模版、基于源(SBS)模版、QA/QC程序模版、归档模版、国家清单改进模版(见表1)。
在最后清单的归档过程中,每个GHG清单都被分为“归档文件”,并存入相应的归档系统(由文件保存系统、评论/反应保存系统、数据保存系统组成)。EPA为活动数据和文件管理提供了强大了数据库管理系统,建立大规模的数据点、过程数据库和结果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存在为EPA进行多年的温室气体数据跟踪和趋势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方便查询的基础数据。
标准化的模板依托于各种表格,运用表格的文档形式,如2007年的Annex Table中有255个excel表格,2008年的Annex Table有248个excel表格。在清单编制过程中,EPA也借助数据表建构估算模块,如“源模块”由控制工作表、计算工作表、汇总工作表、数据输出表组成,能实现动态的数据输入、自动计算和数据输出。模版工具和方法为个体源组织的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大大提高了EPA的工作效率。2
除上述之外,EPA清单编制系统还有其他一些特色,如保持高度的中立性和开放性;只做分析和预测而不提政策建议;积极开发应用软件;3 研发分析模型;4 应用先进技术等等。 5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积极认真的履行自己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所承担的各项义务。2004年,中国政府官方正式中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包括国家温室气体清单。2010年,中国在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过程又迈出重要的一步,开始编制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启动了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并将建立温室气体清单数据库。借鉴EPA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成功经验,对提高我国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水平应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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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物造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为什么需要碳排放达峰: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气体猛增,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我国由此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摘 要:由于温室效应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相当显著,因此许多国家与产业都将投入 大量资源以努力降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中当然隐现着未来全球节能减碳领域的庞大新商机, 各项节能减碳相关创新技术因而相继发展。笔者指出,节能减碳产业是藉由材料、设备、制程以及 产品之改善,以达成节能减碳目的之产业,其产业范畴可略分为节能材料、节能设备及产品、系统能 源整合、节能减碳认验证、碳资产管理等。综述了国际间节能减碳相关产业之发展现状及发展趋 势。指出,面对未来之挑战,应确实评估节能减碳相关产业之发展潜力,确定发展对象,擘划出适合 节能减碳之产业发展策略及措施.
关键词:节能减碳产业;节能减碳;温室效应;温室气体;能源节约
Abstract:Scientific evidence of climate change puts the reality of human-induced global war- ming beyond any doubt. Various innovative industr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develop techniques and markets addressing global warming.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re subsequently induced by the act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reduction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e scope of these industries relating to energy saving and CO2emission reduction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saving materials; the fabrication of facilities and products; the integration service of ener- gy system; the cert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servic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arbon asset. The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for GHG-related industries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strategies for promo- ting these industries.
Key words:GHG-related industries;CO2emission reduction and energy saving;global war- ming;greenhouse gases;energy saving
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所引发的全球暖化及气候 变迁现象,似乎比过去的预估发生得更快、更显著.
但由于国际间对于后京都议定书时期管制执行架构 之共识不足,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并没有签署有约 束力的任何协议,最后达成所谓“认知哥本哈根协议 (Copenhagen Accord)”,系由美国、中国、印度、巴 西、南非五国最后磋商的共识,并未得到所有与会国 的支持。协议支持应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下之 观点,但并未明订具体之减量目标,但各方的底线已 大致浮现,有助于营造未来后续谈判、甚至达成协议 的气氛.
由于全球暖化议题影响涵盖的层面相当广泛, 与能源供需、产业发展之关连性相当高,这几次气候 变迁纲要公约会议有许多讨论议程,都与经济工具 相关议题有关,许多国家都将投入大量资源以积极 推动节能减碳相关产业的发展,据粗估未来每年需 投入全球暖化减缓与调适之经费约为总生产毛额的 1%以上,亦即未来应对全球暖化可能需要 约每年4,00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投入[1]。其背后意 涵隐现着未来在全球节能减碳领域的庞大新商机.
以韩国为例,将推动绿能产业与温室气体减量合并 为绿色成长基本法,成为韩国未来国家发展的重要 目标。因应全球暖化议题的急迫性及各国政府的积 极推动,国际间对于科技及产业发展趋势的看法已 有大幅变化。各种形式之节能减碳科技的发展相当 快速,整体而言,节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包括交通、 住家、商业、产业等部门)仍被认为是主要对策,而低 碳能源、碳封存技术已逐渐进入实用阶段[2].
1 国际间节能减碳相关产业之发展趋势 针对全球气候变迁冲击,各项节能减碳相关创 新技术及推动策略相继发展,其中节约能源技术以 及高效率产品之应用推广,为其中发展之重点。因 此有关节能减碳产业是藉由材料替换或改良、制程 设备改良、制程系统整合以及节能产品之应用等方 式,达到减少节能减碳目的之产业,在此定义下所衍 生出的产业范畴可以大致分为节能材料、节能设备 及产品、系统能源整合、节能减碳验认证及碳资产管 理等。本文针对节能减碳产业在国际间发展现况进 行汇整,为推动相关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1·1 节能材料 随着节能减碳意识的高涨,许多产业纷纷投入节 能、绝热及高热传导效率材料的研发。节能建筑材料 为节能材料产业中重要的一环,目前建筑外壳材料之 发展应用重点包括:轻质隔热外墙板,隔热涂料,玻璃 透光/隔热涂层以及调光薄膜等节能建材。美国为建 筑外壳涂料发展之主要国家,其白色及浅色系隔热涂 料之节能特性已被列入美国“能源之星”之产品要求; 窗户组件主要包括玻璃以及窗框,一般搭配隔热贴膜 以达到隔热的需求。除此之外,高散热效率材料以及 高效能组件材料亦需研发,高散热效率材料是用来替 换制程中各项设备之散热材料,以增进散热效率;而 高效能组件材料则可以增加各项组件之能源使用效 率,以达到有效节能的效果.
应对全球暖化之材料研发产业目前尚属于已发 展产业,要推动该产业的发展,需先整合现有研究成 果,积极研究如何提升各项材料之性能,并针对新开 发之节能材料进行环境测试,加强各项材料之推广 运用,同时配合各项节能技术的发展,以达到节能的 目的.
1.2 节能设备及产品业 节能设备及产品可提供制程耗能之改良,以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工业制程设备(如马达、锅炉及冷 冻空调)所占耗能量远高于其他项目,其中又以转动 马达所需耗电量最大,用电约占工业部门之64%~ 70%.
马达为工业主要动力来源,用于帮浦、空压机、 风机等多种转动机械设备。国际能源署(IEA)[3]估 算马达系统之改造,节能潜力可达20%~25%。因 此若能全面提升马达能源使用效率,将可大幅节能.
目前已将马达效率纳入强制管理的国家和地区包 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台湾等,其高效率马达 之普及率(37%~70%)较未纳入强制性管理国家之 普及率(如欧盟、巴西及日本等,仅1%~15%)高出 甚多.
冷冻空调设备及产品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从冷冻空调器具制造业、中央空调主机以及系统设 计施工、工厂与建筑的通风、高科技制程环境所需的 无尘无菌室、产业制程所需的冷冻技术乃至电子产 品散热所需的微型冷却系统均属于冷冻空调的范 畴,因此冷冻空调势必会朝节约能源以及提高能源 效率的趋势发展,各项散热及温度控制技术亦相应 而生,以达到有效的设备节能的目的.
国际能源署[4]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照明用电 占总发电量19%,其中住商照明用电占总照明用电 的74%。全球照明节约能源潜力约为37%~57%.
白光LED技术运用于一般照明可有效省电且使用 寿命长,可取代低效能的白炽灯和荧光灯,将为未来 一般照明市场主流[5].
1.3 系统能源整合 系统能源整合产业可积极整合冷冻空调、压缩 空气、热能与燃烧、电力及照明、远程监控与预知维 护保养等技术,提供节能改善、策略分析及系统规划 评估,并针对各设备系统效率之改善、系统之监控、 维护及调整、适当规格之选择以及电力质量之改善 等方式,协助有效利用能源、提升机组效率.
1970年代能源危机后,整合型的能源技术服务 业(ESCO)应运而生,主要提供能源用户诊断咨询、 改善评估、设计及节能改善工程等,并对节能绩效给 予保证、量测与验证。目前全世界已有超过40个以 上国家积极推动能源技术服务业,政府的积极推动 是能源技术服务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诸如要求公 共部门节能,使政府成为能源服务产业最有规模经 济效益的客户;订立节能相关规范与配套措施;提供 奖励或财务补助措施等[6].
1.4 节能减碳认证 目前在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量盘查认证工作,主 要依据系参考包括政府部门之法规规范、联合国气 候变化纲要公约及IPCC指引、ISO 14064及14065 等国际温室气体盘查系列标准、温室气体盘查议定 书(GHG Protocol),以及国际间许多产业团体与非 营利组织所开发之相关盘查方法。因此温室气体认 验证需熟悉各项相关规范内容,以提业温室气 体之登录、盘查及查证以及各项方法论之拟定及撰 写之协助,作为其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量盘查、减量计 划与提出相关报告的参考.
国际间也发展出
的各类能源效率标章,大致可 分为三大类:认证标章(Endorsement Labels)、比较 性标章(Comparative Labels)以及信息标章(Infor- mation-only Labels)。认证标章属于认可标志,设 定特定的能源效率标准(通常以市场能源效率前 15%~20%之产品型号为门坎),针对符合或超过此 标准之产品授予标章;比较性标章是指提供相关信 息,以利消费者将特定型式之产品与市场相似型式 产品进行能源效率之相对比较,通常为法规强制性 之规范;信息标章则仅提供消费者产品之能源消费 量、能源效率指针等数据,产品间之能源效率比较则 由消费者自己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欧盟各国则启 动绿色能源认证,评估并认证再生能源发电是否满 足规范。透过绿色认证的建立,以区分再生能源发 电的电力与其他来源之电力。产业未来要进行相关 能源效率标章申请文件的撰写及能源效率的查证 等,都需要相关服务的协助.
1.5 碳资产管理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温室气体的管制与交易俨 然形成新的探讨热潮。若企业可以通过国际间认可 的弹性减量机制,自国际上获得资金和技术,进行节 能减碳工作,温室气体减量将成为有价值且可交易 的资产[7]。碳资产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评估温室气 体减排项目的潜在效益,以期协助产业开发其在碳 市场的潜在价值、规划执行项目所需的资金来源、取 得温室气体减排认证(CERs/VERs)以及出售温室 气体减排认证等[8]。碳资产管理业务范围可包括: 国际碳资产交易、碳资产规划等服务项目。国际碳 资产交易的部分,可协助业界进行温室气体交易策 略,寻找与筛选最合适的减量项目,进行实地核查并 确定项目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协助完成温室气体减 量采购协商等服务。此外碳资产规划则包括协助温 室气体减量项目方法学撰写、碳市场投资的风险评 估,协助进行碳市场开发策略的制订,协助建立关于 碳市场的操作能力以及投资咨询至购买CERs的服 务等.
2 结论 鉴于温室效应对于全球各地气候变化的影响已 经相当明显,人类开始体会到,唯有确保环境生态资 源的稳定,才能维持人类社会经济的永续发展,因此 必须同时考虑并选择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节能减 碳相关产业多属新兴产业,建议负责相关产业发展 的政府单位应确实评估节能减碳相关新产业之发展 潜力,确定发展对象,擘划出因应节能减碳议题之产 业发展策略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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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惠民,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政策。
基金项目:第47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编号:20100470304)。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则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点。中美之所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过程,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不同。中国集中式民主使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够迅速地传递到各级政府并得以实施。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美国中央政府的决策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大,立法过程更为复杂和漫长。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已经高度发达,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心程度更高,同时,美国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立法上拥有更多的自,这导致美国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自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美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过程过于缓慢,但自下而上的政策形成体系使地方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更适合于自身情况,有助于实现较低的减排成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高效性,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体系忽视了地区差别,对各地方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减排压力,从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减排成本。
关键词 气候变化;政策过程;温室气体减排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5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09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2006年,中国“十一五”规划提出了2010年单位GDP能耗较2005年下降20%的战略目标。在随后的两年时间内,通过节能目标责任制将节能目标逐级分解到了省、市、县甚至乡镇,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初步形成了国家的节能管理体系。2009年11月哥本哈根国际气候谈判前夕,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能耗目标向碳耗目标的转变,意味着气候变化议题在中国各项政策中优先度的提升。美国方面,尽管2001年布什政府拒绝了《京都议定书》,但国会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提案却不断涌现。2007年参议员Lieberman和Warner提出的《美国气候安全法案(America's Climate Security Act)》是第一部在议会委员会层面得到通过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法案,曾一度引起人们关注,但在2008年6月的最终表决中未获通过。2009年,众议员 Waxman和Markey提出的《2009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of 2009)》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在众议院通过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气候变化法案,但该法案目前仍在参议院讨论。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立法的困难,使美国难以形成国家层面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07年4月,以纽约为首的684个市政府制定了市级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以加州为代表的17个州政府制定了州一级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一些跨州的区域性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也已展开。制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州和市,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53%,温室气体排放占美国2007年总排放的43%[1]。州和市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影响着美国气候变化国家政策的形成。本文主要就中美两国的气候变化政策过程进行比较,并分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政策体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长处与不足,从而为我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鉴。
1 中美两国的碳排放概况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1990-2007年,美国能源相关的CO2排放由50.4亿 t上升到60亿 t,2008年略有下降,但仍达58.3亿 t。同期,美国碳排放占世界排放总量的比例由23.2%下降到19.2%左右。1990-2008年,中国的碳排放经历了缓慢增长―缓慢下降―快速增长的三个阶段。1990-1997年,中国的CO2排放由22.9亿 t上升到31.1亿 t,平均每年增加1亿 t左右;1997-2000年,中国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碳排放量的下降,由1997年的31.1亿 t下降到2000年的不到28.7亿 t,平均每年减少近1亿 t;2000年之后,中国的碳排放快速增长,2008年碳排放量达到65.3亿 t,平均每年增加4.6亿 t左右。1990-2008年,中美两国的碳排放占世界总排放的比例由33.8%上升到40.7%。
从人均来看,2006年,中国人均CO2排放量为4.8 t,美国为19.8 t,是中国的4倍多。从累计排放来看,1850-2006年,中国累计排放占世界排放的8.62%,美国为29%,是中国的三倍多。2006年,中国的人均排放和累积排放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发展阶段上看,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而中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2009年,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5.4%左右。
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美国作为发达国家,需要承担量化减排义务。2001年美国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极态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需要承担量化减排义务,但由于碳排放量总量较高且增长迅速,近年来中国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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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limate Change Policy Processes between China and USA
LI Hui-min MA Li QI Y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不同的国家各怀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便是在被称为“人类为拯救地球达成共识的最后一次机会”――德班大会上,也难以避免上演各个谈判集团之间的拉锯战。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
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各缔约方在会议上的唇舌激辩、互不让步,再次显示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上升为国际政治问题。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不存在地域间的区别,无论哪一国排放多少温室气体,其排放造成的危害均由地球上全体人共同承担。所以,要控制温室气体的有限排放,就要求全球各国来共同努力严格执行一套完备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
值得欣慰的是,德班气候大会各国代表经过数十小时最后“加时冲刺”,到12月11日清晨,4份决议艰难降生。它们分别涉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长期合作行动计划、绿色气候基金和2020年后减排的安排。这标志着,德班气候大会几经转折后交出了一份积极的答卷,回应了国际社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新期待。
发达国家减缓方案层出不穷
早在德班会议召开前,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对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下减缓问题已经提出了许多不同方案,新的方案仍层出不穷。这些方案中多数是发达国家学者设计的,由于受到所代表国家立场的局限,这些方案都难以兼顾公平和可持续原则,即使是为发展中国家利益考虑的方案,也难以从根本上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和根本利益。
英国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GCI)提出的“紧缩趋同”方案,设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现实出发,逐步向人均排放目标趋同,从而在未来某个时点上实现全球人均一致。这种方案从公平角度看,默认了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实现趋同过程中的不公平。虽然符合发达国家占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容量完成工业化进程后向低碳经济回归的发展规律,但对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构成严重制约,客观上并不公平。
巴西案文是考虑历史责任方案的代表。因为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有一定的寿命期,今天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间温室气体排放的累积效应造成的,因此,在考虑现实排放责任的同时,追溯历史责任,才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巴西案文原只针对发达国家,后来发达国家学者将这一方案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基于历史责任的减排义务分担方法,只考虑国家的排放总量,而不考虑人均排放;只强调污染者要为历史排放付费,而没有考虑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当前及未来发展需求,从公平角度看存在偏颇。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学者提出的温室发展权(GDR)框架,认为只有富人才有责任和能力减排,通过设置发展阈值,保障低于发展阈值的穷人的发展需求。该方法采用超过发展阈值的人口的总能力(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GDP)和总责任(累积历史排放)两个指标,对实现全球升温不超过2度目标所需要的全球减排量进行减排义务分配。但是,该方法只考虑各国排放的历史责任,不考虑未来排放需求。而且,发展阈值的假设,累积历史排放的计算,以及所需统计数据的来源等问题也存在争议。
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学术界提出了哪些方案?在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案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建立国家账户”方案和中国社科院提出的碳预算方案。
国研中心“建立国家账户”方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应对全球气候”成立课题组,并提出卓有建树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理论框架和解决方案――建立国家排放账户。
“建立国家账户”方案力图克服《京都议定书》的缺陷,同时又保留其优点。在该方案中,通过明确界定各国排放权来为各国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得以明确界定,所有国家均可以纳入全球减排协议。与此同时,这一方案对现有各种国际合作机制和国内减排机制则具有高度开放性和兼容性。参与方案讨论的刘培林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方案首先体现了‘公平’,这样算下来以后,我们中国并没有占多少便宜,但是也不能吃亏,像发达国家以前排的多,以后就得少排,发展中国家反之。”
“建立国家账户”方案包括三个步骤:(T0代表过去――工业革命或其他时点,T1代表当前,T2代表未来某一时点刻――2050年)
第一步:根据目前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总的累计留存量以及人均相等的原则,界定T0-T1期间各国的排放权。各国排放权与实际排放之差,即为其排放账户余额。这样,我们可以为每个国家建立起“国家排放账户”,并将超排国家模糊不清的“历史责任”明确转化为其国家排放账户的赤字,欠排国家的排放账户余额则表现为排放盈余。每个国家排放账户上的余额,明确代表各国的“历史责任”或权利。
第二步:科学设定T1-T2期间未来全球排放总额度,并根据人均相等的原则分配各国排放权。每个国家在T1-T2期间新分配的排放额度,加上T0-T1期间的排放账户余额,即为该国到T2时点时的总排放额度。
第三步:建立包容开放、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和国内减排实现机制,对各种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国际、国内方案持开放态度,鼓励其相互竞争,但这些方案的效果,均要最终反映到各国排放账户余额的变化上。这样,现有国际合作机制和国内减排机制就可以广泛包容在国研中心课题组方案之中(IETS、JI、CDM、国际减排公共基金等)。
国研中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课题组认为:目前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讨论,大都假定减排与经济发展存在两难冲突,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新能源领域的创新加快,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替代传统高排放发展模式展现出巨大潜力,新技术之所以涌现,是因为市场为这种创新活动提供了赚取利润的机制。如果各国排放权能够得到明确界定和严格保护,并建立起相应的市场交易机制,则减排就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这将为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长远来看,温室气体减排将会使人类社会更加繁荣和可持续地发展。
社科院的碳预算方案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带领大团队提出碳预算方案,他们依据人文发展理论,从人的基本需求的有限性和地球系统承载能力的有限性公理出发,强调国际气候制度应保障优先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低碳发展,遏制奢侈浪费,同时满足公平分担减排义务和保护全球气候的双重目标。
潘家华认为,从全球能普遍认同的公平理念出发,提出公平原则应该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公平的本意是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这与人均排放方法的基本出发点是一致的。尽管当代国际社会是以国家政治实体为单元,通过政府间的国际气候谈判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但是,伦理学上公平的本意,不是保障国家之间的“国际公平”,而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公平”。这是因为衣、食、住、行、用等个人消费都要消耗能源,社会的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公共消费也需要消耗能源。在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体系还难以彻底改变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权显然是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关键是保障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当代人的权利,使每个人都能公平地享有作为全球公共资源的温室气体排放权。温室气体排放归根到底来源于人的消费需求,事实证明,控制人口的政策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这就需要选定基准年人口作为排放权分配的基础。我们认为,当代人是历史的传承,掌控未来人口。因此,以当代人口数量作为排放权分配的基础,符合公平要求。当然,排放权作为一种人权,人口迁移,排放权也相应迁移。
第三,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关键不是现实或未来的某个时点上流量(年排放)的公平,而是包括历史、现实和未来全过程的存量公平,可以从历史评估起始年(例如1900年)到未来评估截止年(例如2050年)总累积排放量来衡量。温室气体排放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而迅速增加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完成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和区域性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基本到位,一旦完成,无需继续增加,只需对存量维护和更新。发展中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较晚,历史上消耗排放权较少,积累的社会财富较少,因而当代人的发展水平也较低,基本需求尚未满足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未来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排放需求较大。历史排放与未来需求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寻求从历史、现实到未来全过程的存量公平,相比只看未来剩余排放空间默认历史排放不公平的分担方法,更具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