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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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

森穆逊(PaulA.Samuelson,内地称萨缪尔森)谢世了,享年九十四。论到经济模型的创造古往今来没有谁比得上森穆逊。他桃李满门,弟子中至少有五个得过诺贝尔奖。森氏曾经与佛利民大吵科学方法,而高斯又跟佛老吵过。我(科学方法师从R.Carnap与K.Brunner,也加进自己的)认为上述三师的争议原则上没有冲突,只是重点的处理有严重分歧。高斯和我走的路是卖桔者的坚持:解释现象要从调查真实现象入手,要知道现象的细节,虽然有时我投诉高斯花太多时间于不大重要的细节上。另一方面,如果要推测某现象的出现,我们要调查有关的局限转变,而细节也尽可能要顾及。换言之,高斯和我的立场,是解释或推测世事首先要从调查真实世界入手。

森穆逊的立场,是作为一门科学。论方法,经济与物理(后者是他早年的兴趣)没有两样,理论可以推测还没有发生的现象,略知真实世界的大概就可以创造理论来推出其它或整体。在科学方法上我认为他的想法没有错,只是他忽略了经济科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而自然科学却有人造的实验室。一个经济学博士从来没有进过人造的实验室,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很皮毛:读读刊物,找些机构发表的数据作统计分析,就算是对真实世界有所认识了。我认为没有作实地调查的经济实证,远为不足,是经济学对世事的解释或推测频频出错的主要原因,而为弥补不足,而创造新理论,是错上加错。

是的,我认为森前辈在经济推断上的失误,起于他对现象的细节知之甚少,何况数学的思维永远要把世界简化。我不是说不应该简化世界──任何理论的本质是简化世界──而是我认为这简化先要有深入的真实世界的细节调查。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森氏不知世事,他了解很多,记忆力上乘,但没有做需要落手落脚的实地调查,重要的细节被他忽略了。

举例来说,森氏高举昔日的苏联计划制度:那里的政府发表的增长数字历来可观。1969年,西雅图华大的一位女同事到莫斯科一行,发觉那里宾馆内的台灯重得拿不起,推不动。原来苏联当时对台灯产量增长的统计,以重量算!

我们不容易在森穆逊的作品中衡量他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例如成本、租值、价格等)的掌握达到哪个水平。他的畅销课本没有提供深入的讨论;他的《基础》经典满是方程式;他的学术文章着重于创造模型。

曾经说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这是客套话。凯氏对不可或缺的价格理论没有足够的掌握。例如他假设工资下调有顽固性。工资下调当然比工资提升困难,但最低工资法例与工会势力的左右,是不应该忽略的局限。更重要的是除了政府的机构雇用员工,自由市场的工资合约很少采用老生常谈的时间工资合约:件工、分成、时间工资加分红或加佣金等等,这些合约的工资下调是没有困难的。凯氏显然也不明白,边际产出等于工资的均衡是竞争下的后果,不是他笔下的假设。凯氏也漠视了那所谓“均衡”只是一个概念,不是真有其物,而不均衡是说理论的假说没有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更难明的是:凯氏说的储蓄(saving)有储藏(hoarding)之意,有小孩把钱放进扑满(piggy?bank)的味道,使无数学子以为看到了皇帝的新衣。耶鲁大学的费沙与凯恩斯是同期的人,前者的储蓄及投资的理念远为优胜。

可能受到他的老师森穆逊的影响,最近克鲁格曼发表的专栏,直指美国削减最低工资不会对就业有助,对经济无补于事云云。克大师显然不知道最低工资的规限是一种价格管制,不知道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是同一市场,只是合约的安排有别。

没有谁会那样傻,认为政府大手花钱毫无效应,或财政政策(fiscal?policy)对经济不景气的帮助是零。

第2篇：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

第一个阵营始自萨缪尔森,他和希克斯开创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萨缪尔森明确支持兰格和莱纳有关计划经济可能性的理论。另外,萨缪尔森为自己确立了使用数学语言重构经济科学的明确目标。他作出大量简化的假设,将市场过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他的模型中排除。由此,最符合现实的理论以及非数理经济学的科学地位最终被否定。

这个阵营的理论家,还包括肯尼斯・阿罗、吉拉德・德布鲁、弗兰克・哈恩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们注意到真实状况与完全竞争下的均衡并不一致时,就会认为自己发现了某种“市场失灵”。这个概念在粗看之下为国家干预这些状况,使之趋向一般均衡模型所代表的理想状态提供了正当性。

第二个阵营是由那些支持市场经济的均衡理论家构成。这一阵营基本上以芝加哥学派为中心,主要成员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罗伯特・卢卡斯和加里・贝克尔,他们都认可完全由均衡模型构成的经济学参照框架。从这一学派的观点来看,真实世界与竞争性均衡模型是非常相似的,因此他们认为真实市场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它并不需要什么干预,特别是考虑到政客、选民以及官僚的共同行为本身看起来免不了严重失灵之忧。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主流经济学的这两种观点值得商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指出,在得出真实环境与均衡模型非常接近的结论前,芝加哥学派理论家应该首先建立一个有关真实市场过程的理论,用以解释这一过程如何与均衡相似,即便事实果真如此。

新古典市场失灵理论家,则忽视了市场的动态协调作用,这是在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下产生的,并且在所有真实的市场中都会出现。由于在分析中关注均衡,甚至把它作为参照点,他们忽视了市场中发生的真实的协调过程。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如此批判的非均衡并不是一种不完美或者市场失灵,而实际上是真实世界最自然的特征。因此,无论如何,真实的市场过程要优于任何其他人力所及的替代性方案。

奥地利学派理论家因而建议,将经济研究的重点转向关注动态的企业家协调过程。以信息经济学为例,从奥地利学派的视角看,这两种均衡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把企业家信息视为客观的实体,也就是说,好像信息是在某处“给定的”(尽管往往没有人知道在哪里)。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信息或知识总是主观的,并且不可能是给定的,因为它们在企业家意识到利润机会时,不断地被创造或生产出来;企业家意识到利润机会,也就是说,从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束中,他们注意到了以前尚未被人注意到的误调整或失调。因此,企业家信息不能根据成本和收益进行配置,因为在企业家发现信息之前,没有人知道它的价值。

另外,只要企业家才能的自由发挥没有受到禁止或阻碍,那么在市场中创造或生产出来的信息就不能被认为是“生产不足的”,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标准,使我们能够确定市场创造和使用的真实信息量少于所谓的“最优”信息量。奥地利学派有关计划经济不可能性的整个分析可以适用于此,因为监督机构的能力绝不可能超过作为市场过程主人公的经济主体的创造性企业家才能。

第3篇：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

美国的公益捐赠市场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 John A. List

“公益捐赠市场”

《经济展望杂志》 第25卷 第2号

2011春季

和商业市场相比，“公益市场”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这是一个带有利他主义色彩，由无私，至少是较少自私推动的市场。很多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予以鼓励，也说明了公益市场有着服务于公共政策目标的特点。

美国是世界上公益组织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年捐款额达到GDP的2％。了解美国公益捐赠市场的情况，既有助于理解该市场形成的原因，也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建设一个健康的公益市场大有裨益。

美国公益捐赠市场有三个主要参与者：公益组织、个人、政府。其中，美国的公益组织不局限于大众最熟悉的慈善组织，而是囊括了所有以“公众目的”为目标的机构。

个人向公益机构的捐款占美国捐款总额的75％，这反映了美国公益市场中个人贡献的重要程度。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经济繁荣时期，捐款额相应快速增加，但在不景气时期，捐款额仍保持原有水平且略有增长。

公益机构要吸引资金，需要投入不小的募集成本。实证研究发现，投入的募集成本越高，募得的公益资金也会水涨船高，而且是成倍地增加。

政府在公益市场的作用也不容小视。对于个人，公益捐赠的税收抵扣政策是鼓励捐款的重要因素。对于公益组织，政府的拨款也是不可忽视的资金来源，并且政府的资金能减少公益组织募集捐款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公益市场的“挤出效应”远小于一般商业市场，甚至会带来“挤入效应”。

把公益事业交给民间组织做有利于减轻政府预算压力；地方组织会在运作中产生创新；不同的公益机构会相互竞争，提高效率。秉持着这样的理念，美国的民众、组织和政府创造了最优秀的公益市场。

制度让经济学家重获声誉

明德学院经济学教授 David Colander

“2010年7月20日在美国众议院

科技委员会上的证词”

《比较》2011年第3期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经济学界由于未能对危机提出足够警示，并且未能在之后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表现令人失望。一是因为宏观经济学家们过分重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忽视了其应用的局限性；二是因为学界忽视了模型与真实世界的区别，并且出于研究利益的考虑，使政策制定者相信这个高度简化的模型所描述的情形与真实世界是一致的。

由此导致政府和其他资助机构对DSGE的极度青睐，反过来导致经济学家们投其所好，挖空心思从中寻觅出宏观经济政策建议，以便获得进一步资助来推进研究。这样一来，其他的研究模型和角度被压制。

要重振宏观经济学的名声，应该对评审制度进行改革，扩大同行评议范围，让更多其他专业、有实际经验的人加入评审队伍；增加训练有素的解释模型的研究者数量。

观点

人越多，越愿意作贡献

香港科技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化商业

中心 Xiaoquan（Michael）Zhang

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 Feng Zhu

“团体大小与对贡献的激励：一项在中文维基百科上的自然实验”

《美国经济评论》Forthcoming NET Institute

工作论文，No.07-22

第4篇：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

特别是在全球面临经济危机的今天,现代经济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凭借独特的视角、严谨的方法和科学的命题,现代经济学在很多方面可以有效地帮助个人、企业和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改进社会福利。伴随着经济学本身的不断进步,事实也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规制经济学的创始人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教授的遗作《规制与发展》,正是利用现代经济学解决现实问题的杰出成果。

电力、电信、交通和自来水等具有天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由于这些行业整体上不适合参与纯粹的市场竞争,那么,该如何对这些行业设定准入、价格、产量或收益率等方面的规制呢?这一直是经济学的难题。

由于忽视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或者假设规制者本身是仁慈的,传统的规制理论难以为真实世界中的规制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尽管拉姆齐定价给出了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完美定价法则,但是,规制者通常并不了解企业的真实平均成本,而且,规制者还可能会和受规制企业合谋,以便获取私利。

在这种背景下,以拉丰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利用激励理论或契约理论,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创立了新规制经济学,重新诠释了规制问题,并设计了不同情境下的最佳规制方案。这一丰硕成果的代表作,就是拉丰和梯若尔合著的《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

然而,拉丰并没有在巨大的成就面前止步。他逐渐认识到,新规制经济学假设政府是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是完美的,法律是完备的,规制人才是足够的,但是,这些假设都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规制理论和规制方案。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规制难题,拉丰以知识分子的普世情怀,毅然将发展中国家的规制理论作为生命的最后阶段的神圣使命。于是,便有了《规制与发展》这本书。

本书可谓发展中国家的“规制指南”。凭借娴熟的契约理论工具,作者在经典的委托-框架下,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高昂的公共资金成本、薄弱的审计成本能力、普遍的腐败、低效率的信贷市场、不受约束的政府、脆弱的法治和稀缺的外资等约束条件,发展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制原则、私有化理论、实施理论、接入定价理论、普遍服务理论以及规制机构设计理论。

这些理论提供了许多丰富并且可操作的政策启示。例如,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作者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规制的“三阶段论”:

第一阶段,缺乏成本审计,因此,应该提供具有高能激励特征的固定价格契约或者价格上限规制;

第二阶段,会计和审计体系建立了,因此,应该提供具有低能激励特征的成本加成契约;

第三阶段,征税效率改进了,因此,可以跳回高能激励方式。本书用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验证了这一理论。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面临着许多重大的规制问题,例如,电信重组、电力放松规制、银行卡结算和水污染问题等。这部杰作,可以为所有试图解释或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有益的启发,从而为改进中国公用事业的效率贡献智慧。

对于规制理论或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阅读本书可以学习如何在经典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体现中国国情的约束条件,从而在一个一般理论框架中诠释中国问题,并利用计量经济学加以检验。

拉丰教授从对称信息的基准模型出发,先是引入信息不对称, 从而得到新规制经济学的一般模型。更重要的是,为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他进一步放松假设,先后考虑了没有成本审计、没有转移支付以及存在合谋时的最佳方案。随着约束条件的不断放松,理论模型和现实情况也更紧密地吻合了。

优美的数学模型和直观的经济学命题在这部杰作中完美结合,使我们认识到,只有更深入地学习现代经济学,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并联系中国的国情,中国经济学人才能真正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且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逐渐还学术研究以尊崇地位。

对于规制当局的决策者来说,阅读本书可以理解如何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规制问题,进而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模型的基本假设相匹配,从而找到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规制解决方案。■

第5篇：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 经济学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费用 经济人假定

一、经济学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学家库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有两层意思:（1）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2）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简化为一种约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为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及其行为方式。

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有一套独特的基本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有足够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论家用来解释各种理论问题。（2）能持久地吸引相当一批理论家在其基础上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学范式就是经济学界对如何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的选择和界定，它决定了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流派、经济学体系等价。它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关系、侧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及其不足

从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为前提的范式。这三个假设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这种假定，经济人“总是用敏锐的眼光，对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刘世锦，1994）。但这种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论抽象之中，实际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三种假设均存在着不现实性：（1）完全理性不现实――现实中总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现实中往往“信息不对称”；（3）现实中很难做到利润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不足：（1）忽视了制度，将企业看作是一只“黑箱”；（2）对经济学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时点上，将时间看作是不变的；（3）交易成本为零。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

1.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理性假设的修正

任何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理论创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曾嘲笑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认为新古典体系的理论前提不符合实际。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创新，是对新古典理论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为前提，认为经济人的活动，为经济运行及发展提供了长久动力，也构造起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但是它没有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的前提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中的具体的经济人；第二，经济人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隐含的前提，而应该对其展开具体的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人们开始研究面对的是“一个存在制度与正的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抽象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经济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坚持的有限理性观点，即：人们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诺斯(2002)所说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来，首先，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其次，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总之，由于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定，也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同时，这也把经济人行为分析引入制度理论体系。

经济人的有限理假设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第二个假定，经济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威廉姆森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1987)。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就会根据个人目的筛选对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对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谎等；（2）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一旦经济人发现有机可乘，就会不遵守或违背契约。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发生的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修正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获得了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机会上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原则自利原则的拓展。它把“用诡计寻求自利”这种情况包括进去了。经济人人性假设机会主义的说法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设，讨论了旨在减少相应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的产生。

2.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

在新占典经济学的理论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人获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诺斯对零交易成本的现象曾讥讽：“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有趣的问题，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谐的，制度不存在，所有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里提出来的。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现实的。在他看来，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发生交易活动需要成本。这就是交易费用的最初含义。这个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经济学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使经济学的假设更贴近现实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费用的概念一提出来，立即在新制度经济学各个理论分支，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诺斯认为交易成本“取决于对复杂的价值尺度进行测度的成本、人绩效的估算成本以及执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实上，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诺斯认为，制度通过约束和惩罚给经济中交往的人们以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了由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引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则表明获取信息成本的减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样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为解释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修正的意义及局限性

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确立了制度在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从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也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有限理性假定；（2）机会主义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该假定的基础上，新制度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确立了新的基本理论命题，即全方位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探讨了制度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尽管人们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种多样，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命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能够提供激励机制，制度还能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等。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甚至认为，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总之，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的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问题，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制度稀缺及其创新等问题。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例如从其理论逻辑看，在“经济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节省交易费用”基本命题方面都存在悖论。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但他们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中的真正的人，与现实仍有很大的距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舍弃了很多人的社会特征，仍然从人的一般性来分析抽象的个体。简言之，新制度学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来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视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也存在悖论：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不可绝对化理解。对制度的成本或代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左金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J].经济经纬，2005年第6期

[2]龚唯平: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J].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第6篇：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

哈耶克在1937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中首次将“知识”问题提高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把知识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要素。这种理论符合了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实践需要，是新经济存在的理论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耶克是新经济的正统奠基人。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继承以往经济学的基础上，将劳动分工理论发展到完备。但是如何统筹整个社会的经济状态，却又陷入了新的二律背反之中。它对社会的分析总是要求整个经济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然而在真实世界里，这种假设则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在新经济时代，新经济的增长更多的是爆发式的质变，具有强烈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

哈耶克按照劳动分工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知识分工”的概念，试图来理解新经济的增长方式。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件及事件发生的原因，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只占全社会知识总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即是类似于劳动分工的“知识分工”。哈耶克认为用以替代均衡分析的“完美市场”（perfect market）概念的是“知识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概念。

由于“知识分工”的存在，单个的个人只了解自身或一些特殊事件的知识，对市场上绝大部分知识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把握全局就成为一句空谈，所以也就不可能出现某一时刻，由一些“精英”洞悉了整个经济的真实面貌，而得以对市场做出合情合理的规划来。那么经济的发展就完全成为一种自发而为的行为，市场的波动也就成为正常的现象。因此，所谓的“经济计划”也就成为无稽之谈。

在新经济的条件下，由于知识分工的存在，虽然不可能认识整个市场的情况，但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分工组合，却可以达到对某一局部的清醒认识和掌控，这样就会出现全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又因为知识分散的作用，这种组合必然不是长久的，会很快为其他新的组合所取代。这就是哈耶克理解新经济增长的模式。

如果说知识分工是从形式上解释“计划”的不可能性，那么知识分散则是从内容上解释为何“计划”无法实现。

第7篇：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

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通用最近申请破产保护，而不久前通用已经确定放弃旗下知名的Pontiac品牌，读之不禁唏嘘，因有一则“旧闻”与此有关。据说：某天，通用汽车公司的Pontiac品牌服务部门收到一封客户投诉信，客户投诉说他购买的Pontiac车子对香草口味的雪糕敏感，他去买这种雪糕时候车子总是打不着火。Pontiac负责人虽然满腹狐疑，慎重起见，他最后还是派了一位工程师去探个究竟。工程师连续几个晚上和客户一起去买雪糕，果不其然，当购买的是香草口味雪糕的时候，车子就打不着火。而几次购买其他口味雪糕，一切正常。

发生这样的事，倘若放到如今某电视台《走进科学》节目里头，恐怕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去找原因。通用汽车敬业的工程师当然不会兜那么大圈子：他记录下出发、停车、点火各个时间点，还有用油种类、车速等数据。总结归纳，很快找出了原因。那是因为那家店子香草口味的雪糕很是畅销，故此商家把它摆在最显眼、最容易取到的地方，如同现在的超市总会把口香糖、电池等物品放在收银员旁边一样，这位客户去那里购买香草雪糕时，耗时最少，而P0ntiac的引擎设计存在问题，散热时间不足、无法打着火。这个时间，刚好介于买香草雪糕和其他味道雪糕耗时之间。

“车子对香草雪糕敏感”，对此不少人大概会哂然一笑，然后置之不理，可通用汽车却从客户的抱怨里发现了引擎设计的缺陷。

这个案例引出了经济学有关于方法论的话题。

一门科学本身其实就是建立在假说(或者公理)之上的逻辑自洽的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假说的真实与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基于这个假说可以推导出被事实验证的结论。弗里德曼在其经典文章《实证主义方法论》中，臆造一个“树叶每一片叶子都有意地使它所能得到的阳光数量最大化，，的假说，指出虽然叶子不能有意识地追求什么一也没有学过计算最佳位置所需的数学知识，但听起来很是荒谬的假说，完全不影响我们用以推测树叶的位置。

不少人对经济学“理性”、“自私”的假说感到纳闷，似乎现实中总会有些非理性的人或者行为出现，这种假说岂非站不住脚跟?阿尔钦说过傻瓜建造加油站的故事：一群傻瓜百无聊赖，四处建造加油站，有的建在小岛上，有的建造在荒山僻野，有的刚好建造在公路边。由于都是傻瓜，所以最后能够生存下来的定是那些正好开对了地方的。

第8篇：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 方法论 批判

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早的争论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由门格尔和施穆勒挑起,这次争论以经济学分析应采用抽象演绎还是历史归纳为中心线索,持续了30年之久,开创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先河。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二次发生于本世纪20到30年代,以“方法论革命”为中心,先后创立了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计量分析法、应用博弈论和线性规划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经验统计方法、制度结构分析方法等。这些方法的完成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理论的蓬勃发展。第三次方法论之争开始于50年代,它深受波普尔哲学影响,涉及经济理论的现实性和检验标准等问题。代表人物是保罗・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虽然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方法论的争议,但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和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增多,尤其是马克・布劳格1982年出版的《经济学方法论》更是掀起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热潮,相关论文和书籍迅速增长,使经济学方法论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就目前而言,国内外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文献相当的多。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引入我国的时间还不长,加之运用现代主流经济理论确实在解释我国的诸多现象时也往往面临着困境,因此我国学术界的学者们对方法论的研究更是情有独钟,近几年来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许多研究都是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评与质疑。

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

可以说,目前对于方法论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少学者遗漏或者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当我们明确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时,很多争论本身就不存在了,例如对实证主义、形式化、理性假设等问题的争论。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我们的信念与价值判断(尽管科学内部是应该舍弃价值判断的)。科学本身首先源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源于人们发现我们可以观测到的现象背后往往存在着规律,由此产生了物理学、化学等科学。事实上,正如自然科学需要假设物的运动具有规律性,而经济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假设人的行为具有规律性。相信凡是现象(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的行为)必有规律是一个信仰问题。因此,无论学科本身有多大的区别,由于经济学本身从产生之日起就承认人的行为的规律性,因此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一门科学。

既然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就必须遵循科学所共同具有的原则:经济学研究中的现象必须是现实当中的可观测的事物;经济学必须包括公理化假设、局限条件和事件或者行为三个部分,所谓“公理化假设”就是为解释规律所设计的抽象的理论,“局限条件”表示真实世界的环境约束,而事件表示可以观测的个人行为,三者之间存在着“蕴涵着”的逻辑关系;理论假设的一致性,体现出学科的特点;内部逻辑的一致性;解释必须具有可验证性。

针对经济学形式化的讨论

现代科学之所以产生源于形式逻辑的建立。形式逻辑在西方最初产生于宗教,由于人们必须相信神的存在。由此,产生了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三个形式逻辑的基本原则,也因此产生了数学。数学是一种最严谨而又简洁的语言,使人们的思维超越了个人经验的直觉,对于科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尽管有许多人批评经济学的数学化往往使经济学家忽略了经济现实性,但这仅仅是经济学家自身的原因,就构建理论而言,经济学的形式化是必然的。经济学只有大量使用数学,才能避免出现含混不清的概念,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避免理论的滥用。例如,在谈到产权理论时,许多人引用科斯定理,但往往忽略了科斯定理的成立要求效用函数服从拟线性这一前提。

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的讨论

理性本身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只要翻开任何一本现代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其中都会谈到完备性假设和传递性假设构成了理性假设的全部。当然,目前有不少实验表明,理性假设是存在不小的问题的。在此,先暂且不谈理性假设本身的正确与否,前面已经谈到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理性假设实际上就是经济学要挤入科学俱乐部的必然诉求。

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采用简化的方式来看世界,也被称为抽象地看问题。简化的必要性是因为现实世界的极端复杂性和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这对矛盾所导致的,只有通过简化才能进行分析。由此,现代科学的理念就是:科学就是选择一个角度来片面地看世界,而这个角度必然有其局限性。许多学者批评经济学总是用理性来分析,与现实世界离得太远,主张多角度更全面地看问题,这些批评看似有道理,实际上违背了科学的原则,所谓全面的看问题,不仅会导致学科内部逻辑上的不一致,更会导致思维上的混乱。现代科学本身就细分为多种不同的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科选择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世界,角度的选择事实上也是一门学科的起点选择,经济学就是从人的理性出发理解人的选择习惯,把所有个人行为都处理为约束条件的选择。

事实上,理性假设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人的自利性,“人的自利性”假设也一直饱受批评,批评者认为人的行为受到多种动机的影响,自利性假设过于片面。但是这些批评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社会科学的分工就是要分别考虑这些不同的动机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经济学从自利假设出发理解人的行为,那么人到底自利与否应该属于生物学关心的问题,而自利是好是坏则是伦理学的内容。而理性假设则更是被批评为不现实,许多行为实验就似乎验证了理性假设的错误。但应该看到这类的批评和实验都是有问题的。理由如下:任何假设本身并不存在“错误”,抽象的假设是不能直接去验证的。许多时候,构建理论目的在于提供参照系,就如同物理学中的许多定律与模型的前提就是无摩擦力或真空环境。假设不符合现实是理论研究的需要。例如,在企业理论中,人们经常观察到企业的行为往往偏离利润最大化,往往更追求规模的扩张和成长,但这种偏离不能直接归因于股东或经理是非理性的或有着其他的偏好,而是很可能归因于股东与经理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因为股东对企业的生产有不完全信息,可能导致允许经理扩大人力需求,减轻工作压力等行为的产生。传递性作为理性假设的一部分似乎是被反驳得最为有力的,理解传递性的关键在于假设个人可以区分细微的差别,如果无法区分细微的差别,就会给其他人提供套利机会,而在竞争性的社会当中,这种不理性的人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因此,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竞争的结果。

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对理性假设的批评主要源于批评者们没有正确理解理性假设的科学涵义。另外,许多被用来批判理性不成立的例子,主要是由于批评者们缺乏对局限条件的洞察力,没有理解到很多所谓非理性的现象是由于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所致,而并非理性假设出了问题。总之,理性假设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目前看来是非常恰当的,如果不从理性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理性”是区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最根本的特征。

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将走向何方

通过前面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批评的最主要的几个方面的反思,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批评都是苍白无力的,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地位在现在以及今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不可动摇的。但从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任何一门学科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演进、人类认知能力和观测手段的改变和提高而不断演化,每经历一个时期都会发生巨变。

第9篇：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演进；公共财政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1―0079―03

即使在同一学科，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教科书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透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一门学科发展演进的轨迹。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财政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将财政学的两部当代经典教材和20世纪40年代的一部代表性教材进行比较①。我们选取的当代财政学教材是哈维・罗森(Harvey S・Rosen)的《财政学》(第6版，2002年出版)和拉本德拉・贾(Raghben-dra・Jha)的《现代公共经济学》(第1版，2004年出版)。罗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他的这本教材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贾的这本教材在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详尽地介绍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若干前沿问题。我们选取的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性财政学教材是哈利・芦茨(Harley L・Lutz)的《财政学》(第4版，1947年出版)。芦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的这本教材当时被哈佛大学等许多大学选用。为了方便起见，后面将把罗森的教材用PF2002表示，贾的教材用PF2004表示，芦茨的教材用PF47表示。我们对这三部教科书的比较将集中在两个方面：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变化。

一、研究方法的变化

从方法论上看，当代财政学家大多采用了演绎方法。即他们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分析基准，通过改变基础理论的假设条件，将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问题以得出结论；而以往的财政学家较多使用的是归纳方法，他们对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在对具体结论的推导中，当代财政学家大多使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结论并运用计量模型对结论进行检验；而以往的财政学家则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经验进行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并通过列举历史经验和相关数据来论证结论的可信性。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以归纳法为主到以演绎法为主

将60年前的教材与现代的进行比较，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全是文字，而后者充满了图表与数学公式。在60年前，财政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家们承袭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他们喜欢从纷繁的现实中归纳出概念或原理，再对这些概念或原理进行演绎，将其运用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而在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对于财政学问题的分析，总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假设条件而进行的。

(二)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

虽然都是同一时代的教材，PF2002主要面向本科生，而PF2004属于高级读物。这种定位的不同使得即使对于同一问题，后者的分析也远比前者复杂。从直观上看，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数量、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而隐藏在这种数量化倾向后面的，则是当代经济学分析主要特点：假设条件的不断放宽、分析因素的不断增加。

经典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下，它虽然结构严谨、逻辑缜密，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这种理论不是可以用来直接解释现实的工具，它只是为人们认识真实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要很好的解释现实，必须在深刻理解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改变模型的假设条件，引入更多的分析变量。而简单的数学工具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于是经济学中的数量化倾向便越来越明显。

(三)计量经济学的使用

随着分析因素的增加，计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问题的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而理论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影响因素，它只能在解释力与复杂度之间寻找平衡。只有那些通过计量建议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才具有纳入模型的价值。在三本教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计量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大量使用。

二、研究主题的变化

60年前，绝大多数财政学家还是古典主义的信徒，他们相信政府的作用只应该是“守夜人”，因此财政学的研究集中在政府收支行为的本身，而没有考虑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开始研究政府的收支政策对经济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使人们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使得人们又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反思。到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在肯定政府干预经济持必要性的同时，又认识到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它的行为必须受到约束。

在三本教材中，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态度的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1)PF2002和PF2004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方法论问题。既然政府的行为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财政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考虑政府的收支行为，而必须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2)在PF2002和PF2004中，对支出问题的关注要高于PF47。当代财政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财政所具有的三大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支出手段来完成的。

三、对我国财政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这三本教科书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中西方财政学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这种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启示。

(一)中国财政学研究的方向

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变化看，我国财政学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1)使用归纳方法，从现实中寻找我国财政问题的独特规律，再对其进行演绎。(2)使用计量方法，利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的模型，看其是否能适用于中国。(3)使用数理和计量方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改西方经典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建立新的模型，再利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从而确认其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采用哪种思路来研究，对不同的研究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笔者认为，与后两者相比，前者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对现实的洞察能力和对问题的逻辑推理能力②。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使用后两者思路更容易做出成果。毕竟，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巨匠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经济学的大厦上添砖加瓦。

(二)看待政府行为的视角

在西方，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行为优劣的讨论，至今也没有定论。人们认识到，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可以部分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行为可能带来福利损失。这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在研究政府行为时，既不要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也不要把政府看作“仁慈的家长”，而应认识到它与私人一样有自利的行为，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对政府加以约束。

(三)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西方财政学的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和经验研究成果给我国的财政研究以很大帮助。当代西方财政学研究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它把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公共部门活动的基本内容，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部门决策的政治过程。在我国朝着规范的市场经济方向前进的今天，这种研究范式下所得到的财政学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