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在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把各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国际合作共谋发展成为指导国际经济交往的一项指导性原则。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WTO作为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主要 组织,也必须朝着这一方向前进,如果不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景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一个公平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将离我们越来越远。
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内涵及其演进
“秩序”(Order)这一术语从上讲是指体现权利义务某种程度上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是调整人类事务的各种规则的总和。所谓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各种国际经济体系与制度的总和,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地发展与变化的运行机制。
(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提出及其演进
二战之后,在1947年以美英为首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定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由此在国际贸易与国际领域形成了国际性的制度安排,这三大协定构成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法律框架,但其本身主要反映了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是殖民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物,无法反映二战以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
二战以后国际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一大批殖民地国和附属国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而成为政治上独立的新兴主权国家。但是,旧的经济格局并没发生明显变化,原有的殖民主义经济结构和垂直分业状况仍然使新兴国家无法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严重阻碍了发展家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改革和破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使命。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指“在当今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促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对反映旧国际经济秩序的现行国际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改变。” 最早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概念的是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h),他提出的“中心-外围论”(Centre-periphery Doctrine)主张外围国家要发展,就要从各个方面打破这种不合理的中心-外围结构,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1955年4月召开的亚非会议第一次提出了要求变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1964年8月不结盟国家第二届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新秩序”的口号。在第三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建立“新秩序 ”的纲领大体形成。随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浪潮日益风起云涌,在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斗争下,联合国大会于1974年5月相继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以下简称《行动纲领》)。《宣言》和《行动纲领》确立了建立主权平等、公平互利的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纲领。1974年12月,大会又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义务》(以下简称《经济》)。这些文件的通过,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础。
(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内涵诠释
1.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公平互利。《经济》在序言和第一章中多次强调平等互利是各国间经济关系和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国际经济新秩序要求各国都能平等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交往,公平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这就要求对传统的平等观进行革新。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平等不仅是各方地位上的平等,而且包括功能上的平等,各国都必须有权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决策,摒弃那种不顾发展水平不平衡现状的导致权利义务失衡的形式平等,逐步树立实质的公平观念,使国际经济秩序能增进人类的普遍福利。
2.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发展权。众所周知,发展权作为一项人权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发展权实际上也反映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中。国际经济新秩序要求各国都有均等的发展经济的机会,以重新平衡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经济制度,创造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在当今的国际条件下,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南北差距”的扩大,处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必须适用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原则和规则,这也可以看作实现基本人权的一部分。
3. 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可持续发展。传统的观点一般把可持续发展仅与环境保护联系起来,是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原则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应该还可以作某种内涵上的扩充解释。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互赖性依存性与日俱增,发展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只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得到发展,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经济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后劲,二者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全球,9.11后全球经济持续走跌即为明证。《经济》序言中指出“在严格尊重每个国家主权平等的前提下,……。促进集体经济安全以谋求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各国都必须抛弃狭隘的做法,着眼整个国际社会经济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实现真正的“非零和搏弈”。
二、WTO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回应及其困境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迫切需求,而且随着第三次革命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唇齿相依的整体,各国之间经济依存度大大加强,发达国家已很难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在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下,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组成部分的多边贸易体制也正视现实采纳了一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必须的做法,但由于多边贸易体制由发达国家主导,其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要求的反映十分有限,离目标还很遥远。
(一)GATT/ WTO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回应
多边贸易体制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回应主要表现在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规定上。在GATT时代,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优惠待遇的规定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1)GATT第18条的规定。GATT成立之初,第18条包含了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供某些额外的灵活性,以便利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和积极发展,第18条A、C节规定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为建立和促进某一产业的发展而背离其关税承诺和某些政府援助措施。B节则允许发展中成员可在国际收支困难情况下实施进口数量或价值限制。D节还规定即使一成员不符合上述条件,但只要仍处于发展过程中,该成员仍可依C节采取措施。(2)总协定第四部分的增加。在发展中国家争取下,GATT于1965年增补了“贸易与发展”部分,阐明了指导缔约国在处理发展中国家经济和贸易事项的基本原则和目标,非互惠原则成为指导总协定活动的一项基本准则。(3)。“授权条款”(Enabling Clause)的确立。在1979年结束东京回合之际,缔约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差别和更加优惠的待遇、互惠和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参与的决定》,也即“授权条款”。该条款列出的主要差别和优惠待遇包括:发达国家根据普惠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的优惠关税待遇;在非关税措施方面的差别和更优惠待遇;发展中国家之间为相互削减或取消从对方国家进口的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待遇。
在WTO时代,《建立WTO协定》的序言中明确规定,应确保发展中国家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际贸易增长的份额,从而将优惠待遇原则融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之中。除此以外,乌拉圭回合的一系列单独文件几乎无一例外地表明了考虑对发展中成员优惠待遇的态度,而且用专门条文予以规定。发展中国家被允许有一定的过渡期,如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以使用国产品为条件的补贴,自1995年1月1日起最不发达国家可将此项补贴保留8年,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保留5年。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规定应对发展中成员的发展水平和政策目标予以尊重,以便利他们的更多参与。《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中规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生争端,专家小组必须至少有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对发展中成员的技术和法律援助等等。
WTO体系体现了国际贸易秩序从“实力导向”到“规则导向”的转变。纵观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轨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制度的全球化也在发展,WTO体系也反映了国际贸易秩序逐步从弱肉强食的无序状态向相对有序状态调整,这就为催生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可能。
(二)WTO体系的缺陷与不足
WTO体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国际社会主权林立的结构现状,各国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既得利益集团和某些发达国家千方百计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这使得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阻力重重,WTO体系在这方面的作为极为有限仍存在不少的缺陷:
1.WTO的决策程序缺乏民主性。多边贸易谈判制定规则的过程中,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往往被排 除在外,他们只是列席听会,却无缘真正参与WTO规则的制定。即便多边贸易谈判的议程也经常是由发达国家提出和确定的,发展家处于被动接受和应付的状态。发达国家总是仅仅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行事,而不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他们在WTO机制中主导了决策过程,这使得WTO的决策缺乏普遍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以及国际新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体现就可想而知。
2.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和特殊待遇条款可操作性欠佳,发展中成员很难真正受益。WTO体系中对发展中成员的差别和优惠待遇条款往往使用“尽力”、“可以”、“考虑”等轻描淡写的词汇,如GATT第四部分的许多条款都用语模糊,闪烁其辞,具有很大随意性,使发达国家经常以各种借口或因“被迫原因”等而拒绝履行义务,发展中成员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GATT第18条的实施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并且申请手续烦琐,发展中国家几乎无法从中受益。该条规定如一发展中成员如依第18条ABC节采取措施,必须满足四个条件,援用A节和C节的成员可能要向受到的成员提供补偿。 普惠制的基础相当薄弱,使用十分笼统的语言,而且取决于施惠国单方面的态度,在优惠的范围、受惠国的范围以及保护范围等方面限制重重,发展中成员很难据以提出确定的权利主张。我国学者赵维田认为乌拉圭回合最后文本削弱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偷梁换柱地用“最不发达国家”(Least—Developed Countries)一语代替了“发展中国家”的概念。
3.WTO体制内权利义务的失衡。由于在WTO体系中仍然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利益很难得到保障。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为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命运,不得不被WTO裹挟着前行,从而使得他们必须依据WTO调整国内经济体制,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经济规则,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制定经济政策的灵活性,承担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符的法律义务,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有选择地扩大自由化,把诸如投资措施等纳入WTO体系内,却对发展中国家享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农业纺织品等部门迟迟不愿放松政策。发展中国家在WTO体系内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却不得不承担苛刻的调整义务。
4.WTO争端解决机制(DSB)的缺陷。《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因为缺乏实质,因而无法收到实效。争端解决冗长的期限使得即使胜诉的发展中国家在程序结束后获得救济也无法挽回其受到的巨大损失。此外,因争端解决程序涉及复杂的技术和法律事项,发展中国家难以很好利用该程序。最后,关于争端解决报告执行的最后手段是报复,而经济实力在实施报复程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展中成员由于实力弱小,使用报复手段根本无法发生实际效力。
三、WTO体系发展的若干基本法则及其对策
(一)WTO体系发展的基本法则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促进全球经济稳步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多边贸易体制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组成部分,尤其应该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能裹足不前。只有依照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对原有WTO体系进行修正,WTO才能找到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否则WTO能走多远是值得怀疑的。鉴于WTO存在的缺陷,我们认为其改革应遵循如下基本法则:
1.加强WTO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和透明度。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而WTO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WTO规则的制定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来完成的,只有让世界各国都能同等程度地参与,各国都得到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才能保证规则的合理性和普遍性。WTO议事规则的民主性是多边贸易体制获得公信力的保障。如果说WTO决策过程总是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控制,那么制定出来的规则就只能算是发达国家的专断,称不上真正的多边贸易体制,并不能代表国际的共同利益。
2.加强对现有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规定的执行和完善。WTO必须加强对现有的优惠待遇规定的实施状况进行审查,对相关条款加以明确和细化,增强其可操作性,并纠正那些空洞无物含糊其辞的说法,保证其落到实处,使发展中成员真正获得好处。对于普惠制的规定,应该强化其法律基础,发达成员应主动配合,使之真正成为发展中成员能主张优惠待遇的法定权利,在这方面,WTO不应该止步不前。
3.WTO体系应维持各方利益的衡平,倡导公平理念。公平不应该仅仅是形式上的机会均等,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应该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不应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不应该被抛弃在公平分配的轨道之外。当前对世界贸易组织作用的认识必须有所革新,多边贸易体制应该优先考虑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建立国际关系的分配正义不应是乌托邦,在互惠的思想基础上达成分配正义原则的协议成为国际社会的特征。 在WTO的发展进程中,应该建立新的平等观,克服原有的僵化性、封闭性,通过制定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使国际经济秩序保持稳定,以谋求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共同进步。
4.WTO争端解决机制应得到强化,使之真正成为的“守护神”。WTO体系推定参与争端解决程序的参加者具有相似的实力,这是与实际不符的。在DSU中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安排规定是无力且缺乏诚意的,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弱势地位。在WTO的执行程序中,报复作为最后手段,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根本不足以奏效。WTO成员有必要通过评审对DSU的规定进行澄清和明确,促使DSB的完善和合理化。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审查和进一步完善必须使之反映各国实力的差距,为相对弱小国提供真正平等的竟技舞台,实现“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 如果DSB不能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权利义务的平衡,其权威性将无法得到承认,最终会损及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
(二)向着国际经济新秩序迈进:反思与对策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实行各国主权与经济权益的平等,建立公平互利的贸易制度。确立大小国家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的平等决策权,调整国际经济结构,改革世界范围内的不合理的生产体系和贸易的单一格局。WTO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一环,也应该且能够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必须对WTO依据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作出修正,更多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应该成为优先考虑的一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实质上是为了纠正现有的不平等秩序,创造一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的均衡态势。除此之外还要保证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WTO体系必须否定弱肉强食的价值观,而代之以共享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也惟有如此,WTO才能获得发展的持久动力,多边贸易体制才不至于走向没落。多哈会议的结果是启动了多哈发展议程。正如欧洲委员会贸易委员帕斯卡。拉米所说,“WTO能够而且必须成为这样的组织:对规则的制定、自由和管制间取得均衡、发展等方面都给以平等的关注。”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着眼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即国际经济集体安全利益。 发达国家应该意识到:发展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脱离整个国际社会而孤身独行,发达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发达国家在WTO体系内应该承担与他们的权利相适应的义务,即积极合作地实施对发展中成员的优惠待遇,主动对发展中成员进行援助。因为南北国家的贫富差距和发展水平差异的增大只能使发达国家最终失去进步的基础和动力。发达国家应该以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认识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造WTO的重要性。
在当今主权林立的国际社会,各国都力图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必然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发展中国家要想真正有效地参与WTO体制,最根本的还是加速发展自身的经济,以便进一步改造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在目前新一轮谈判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区域合作。区域集团化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强某些中小贸易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谈判地位和发言权,改善贸易大国操纵多边贸易体制决策程序的局面,东盟六国在当前多边贸易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说明了这一点。 区域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其机制较国际性经济组织更宜促使区域各方协调利益和政策,尤其是南北国家 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革新提供先例,起到“试验场”的作用。除此之外,在未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建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注重避免彼此的立场分散化,缩小分歧,以求在多边造法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对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有了再认识,比如中国已与东盟达成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协议,另外,中国也提出了建立中国大陆和港澳之间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在不久前一次高层次研讨会的基础上,一些国际问题学者写出了一组文章,对当代世界的多边主义理论和多边外交实践展开探讨。正如这次讨论会的召集人王逸舟所说:由于这是中国学界第一批在这个主题上发表的作品,呈现其中的思想可能是新鲜的和前沿的;与此相应,初期的探索也可能是有缺失的、不成熟的,需要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争鸣。
的确,这组也许内容上还不成熟的文章提出了许多新鲜的和前沿性的思想。有鉴于此,本刊将其中一些精髓思想摘录于此,以供大家参考。这组文章的全文刊载于今年第10期《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编者手记
新时期多边外交的特点是广泛参与和寻求和平与合作。首先,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利益相互交错,需要多边外交来协调。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及其规则的制定,就是这种协调的结果。其次,世界多极化进程不可阻挡,世界上的事必须由各国商量着办。再次,全球问题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及各方人士,成为推动多边外交的重要民间力量。
积极推动多边外交,首先应该注意以下几个认识问题:
多边外交对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地区性问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谈判成果对所有参加方都有约束作用,对强国的约束力要大于弱国在双边协议中对强国的约束力。积极参加多边外交活动会使我国的某些受到约束,但多边协议也在约束协议的其他缔约方。这种相互约束实际上是多边外交谈判中有关各方相互妥协、寻求共同利益最大公约数的结果。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是一个各国通过多边外交寻求共同利益最大公约数的相互妥协过程。如果因为担心约束而回避多边外交,我们就会失去参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机会,天下没有"只取不予"的好事。目前有一个流行说法:现行的国际规则、国际法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因而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应该看到,现行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体系是世界各国多年来多边外交的成果,固然有不公正、不合理的成分,但有更多值得肯定、需要坚持和发展的积极内容,如《联合国》的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国际社会只有在共同遵守并身体力行这些规则、条约的基础上,通过多边磋商使之不断完善,才能建立起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实践中,"发达国家主导论"不仅会使我们失去许多朋友,而且给国际以口实,如说中国是一个"不合作"的国家,是一个"破坏现行国际秩序"的国家等等。
为了更积极地开展我国的多边外交,政策调整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多极时代来了
确认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向世界经济注入1.1万亿美元,大力规范金融业,重建信任,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失业,发展绿色经济……这是G20伦敦峰会所取得的显性成果,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有主流媒体甚至用“非同凡响”来予以褒扬。但更富意义的,也许还是世界格局的变化:我们迎来了多极时代。正如英国首相布朗所言,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
显然,一枝独秀的美国目前已是独木难支。世界,将演变为由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为均衡支撑的多极时代。而在世界经济力量格局发生变化后,G20已经成为各方表述利益诉求的新平台。事实上,在此次G20伦敦峰会上,已经清晰浮现这种多极的板块效应,并各自提出了鲜明的主张。
单极时代的主角――美国提出的是“救”字为先,主张“各国政府加大财政投资刺激经济复苏”的优先解决方案;以德、法两国为代表欧洲国家,提出的则是“改”字为先,主张“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出台严格监管措施”的优先解决方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提出的是“争”字为先,主张“加大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发言权”的优先解决方案。三极势力,三种方案,三样诉求。
多极时代显然更具平衡性。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希望世界更加公平和安全,俄罗斯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领域的独断专行,世界不应由一个国家来掌管。”毋庸讳言,多极时代一定会在初期表现出某种“众口难调”的现象,一个时代的过渡,绝不会波澜不惊。当磨合期顺利完成,多极时代必然可以给世界呈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G20伦敦峰会上,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发表自己的独立主张,成为最大亮点。这表明当今世界正在出现更加多元、广泛和公正的局面,体现了全球经济力量的最新变动。
素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在出席冬季达沃斯“下一个全球危机”分论坛时提醒众人,全球经济增长不能只寄望中国,他同时还建言中国应大力增加消费。
鲁比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应当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依赖出口并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而需要增加消费,包括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消费,以及减少储蓄,开放资本市场等。
此外,鲁比尼还预计,今年新兴市场国家的 GDP 增长能超过5% ,但一些欧美等地发达国家估计只能达到3% 左右。欧美国家不能再通过金融市场的杠杆效应来提高经济增长,这已经成为他们经济发展的短板。
鲁比尼还表示,全球经济包括中国都在面临通胀预期的压力。短期来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通胀预期将会影响劳工市场。另外,欧美各国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各地的资产泡沫。
海外媒体对中国方面的动态也十分关注。 中国方面认为,世界经济目前还很疲弱,许多人对世界经济的看法过分乐观。目前世界经济还很依赖政府的刺激政策,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增长动力,而仅有政府的刺激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平衡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加稳健的经济结构,否则风险仍然存在。中国政府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把经济增长模式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引向依靠内需拉动,但这不意味着让人民币升值;此外,中国还将确保当前相对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得以延续。
中国消费者成达沃斯新话题
聚集到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的商界巨头们,会发现自己共同痴迷于一个神秘身影―――中国消费者。他们几乎还不了解后者,但已经喜欢上他们了。
所有人,从润肤霜生产商到炼锂厂家,都与这场“谈情说爱”息息相关。人们无法忽视这个新兴经济力量的数据。而他们提出的问题暴露出,他们对中国人怎样花钱是多么不了解:大连首次拥有住房的业主会购买多大的液晶电视?福州 30岁的秘书一般拥有几双鞋?到2015年,东莞会计人员平均会拥有几张信用卡?烟台的高档公寓区将对国际铜价意味着什么?
对中国消费者市场进行的一项新调查,勾勒出一个令人惊叹的金融未来。未来10年,中国消费市场价值将从2009年的1.72万亿美元增长到15.94万亿美元。在占全球消费比重上,中国个人消费已略超英国。分析人士称,到202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市场。汇丰银行报告称,中国消费者很快会成为奢侈产品的推动力。报告断言,“未来是女性的”,并把中国描述为高端品牌在金融危机后的“兴奋剂”。
除这些预测外,一些更有力的数据也暗示了中国消费者的潜力。据瑞士信贷银行调查,中国最穷的20% 家庭,在2004 年到2009年间平均收入增长一倍,而最富的10% 家庭,收入增长了255% 。
同时,一个超级富豪阶层正在成长,其消费偏好将对不如他们富有的人群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当中国的首个富豪榜在1999年出炉时,财富新锐们的金融资产需达600 万美元才能被列入前50名。而10年后,要有 1.5亿美元资产才能进入前1000名。
6年前,中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是26%,但这一比例已大幅下降,去年是不足1/8。中国人结婚更晚了,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年轻一代在连珠炮似的品牌和广告下长大。城市化一夜之间创造了千百万消费者,他们用家具、冰箱和洗衣机填充自己的新家。未来5年,中国城市人口的汽车拥有率很可能超过50% 。
中国在经济复苏中贡献非凡
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董事长丹尼斯・纳利在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召开期间接受专访时表示,世界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新兴经济体主导了此轮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在这次经济复苏中贡献非凡。
他说:“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形成,所幸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未来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我们都将目睹这一新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新兴市场引领了这次全球经济复苏,这在以前任何一次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中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纳利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和它们表现出来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都证实了这一趋势。他说:“全球的首席执行官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转移趋势,他们正在致力于在新兴市场国家寻求未来的发展机遇。”
这次为期5天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就开辟了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专场研讨会,将探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和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这也显示出新兴市场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将成为本届年会的一大焦点。
在谈到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时,纳利说:“中国在推动这次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贡献非凡。中国是个很有活力的市场,它的潜力十分突出,很显然它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市场之一。”
在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复苏轨道之际,如何确保复苏的可持续性是参加本届年会的政界和商界人士关注的重要话题。根据普华永道26日晚公布的全球首席执行官信心调查报告,81%的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发展前景有信心。不过,他们也对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心存忧虑。对此,纳利表示,虽然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我们必须采取正确措施来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否则就无法确保这种复苏势头的可持续性。”
他认为,保护主义将是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大威胁。他说:“大家现在更加关注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如果一些国家为了寻求短期的经济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来限制自由和开放的贸易,这对全球经济复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
从骨瓷到消逝的英国制造业
英国瓷都出名是因为一种骨瓷。据说骨瓷有名是因为它被摔在地上,不会变成通常的瓦块状,而是粉状,因此价格超贵。我打内心觉得荒唐——贵族们是要摔着玩才买瓷器的吗?可能只是为了营销而传播开的一个商业故事罢了。
在整个斯托克市,想找一间商店卖骨瓷并不容易。我试图到先前辉煌过的市区北部的工业区寻找,但眼中只剩下昔日灰暗而破败的厂房,穿梭其中的是那些不曾见证历史的不谙世事的鸟雀们。骨瓷的难寻正好印证了过去若干年中,制造行业在英国的衰落。不仅这一行业,几乎所有需要在厂房中大规模生产的行业在这里基本上都走向衰落,沉寂多年的厂房很多已经废弃,位置好一点的就改造成夜总会或PUB供年轻人买醉,或者像北京798那样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不仅制造业,在中国所能见到的各种火爆的行业在这里似乎都找不到印记。大伦敦之外,所能感受的就是全体人民的“游手好闲”。早晨不到9点钟,很难见到有人出现在办公室,下午4点半,整个城市的人准时从办公室消失。即便是私人开设的小商店也像大机关一样准点关门。再扣掉中午一个小时的咖啡时间, 每隔几周就有两天的莫名假期,让在国内过惯了忙碌日子的我跌破了眼镜。
尽管大家都闲着,薪水却不少拿。即使是最“笨”的人——只要你有一份工,不管是看大门还是烤面包,就至少有一千镑薪水。在中部的大学中,普通行政人员可以拿一千多镑,一线讲师会到两千镑,教授则可以到几千镑。但总体说来收入差距比较小,差距太大了政府就会通过征税拿走大半。正如经济学里讲的劳动供给曲线,到后面会向后折弯。上大学时始终不理解,工作了还是不理解,在英国一个星期,彻底理解了。
实用主义的秩序重建
读书时,政治经济学老师讲国际经济秩序,动辄义愤填膺,恨不得手刃帝国主义,为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而斗争。到旧秩序的园子里走一走,发现其实不必如此激动。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老地主们生活在一个大花园里,每天修剪草皮,烧烤,搭帐篷,晒太阳,饿了就叫厨房做吃的,冷了就叫长工拿衣服,想到好玩的游戏,就叫大家陪他找乐子。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我们就是那些干活的长工,看着老地主吃喝玩乐,心里肯定是老大不愿意。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暗下决心,好好奋斗,早晚有一天,我要过得比你好——而不是鼓动几个一起的佣人去把地主打一顿,抢了他的东西来享受。要知道,如不努力创造新的价值,抢来的享受完之后,你照旧一贫如洗。
有些学者,到现在仍没有逃脱暴民心态去研究理论,看见地主过得好,就吵着去抢他,似乎等着都变成穷鬼,世界经济就新秩序了。在我看来,短工的梦想应该是做长工,长工的梦想是做文书,文书的梦想是做总管,总管的梦想就是做小地主,小地主的梦想就是做大地主,这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实际方式,靠天天骂地主、怨天尤人、愤愤不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一)国际经济法调整范围不断扩大
以前,国际法很少涉及和调整各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因此人们在谈到国际法某个经济案件的适用时,经常发现没有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但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WTO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已十分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成员方的国内经济活动。例如,服务业是否开放,开放的程度如何,是国内管辖事项,而现在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业的自由化也予以规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国、各地区经济互赖性增强,这种国际法调整各国国内经济活动的趋势定会不断增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也会不断扩大。
(二)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明显加强
调整相关经济活动的国际法规则与国内法规则基本趋同化。一方面,处理各种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加、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实体法统一化最为显著的范例就是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
另一方面,在民商事法律规范方面,有关的国内规范与国际法规范也日趋统一,例如,商业秘密是否知识产权问题,以前在理论上和各国实践上都不一致,WTO的TRIPS协议明确将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从而使这一问题不再村有争议,在此情况下,人为地把调整某一经济关系的内容相同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割裂分离成为两个部门是没有意义的。
(三)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融合日趋加深
国际公约是国际经济法的主要渊源,其制定一般是由几个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谈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某一国家或集团的谈判实力越强,谈判技巧越高,其国内法律对国际公约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国际公约又会对成员的国内法产生反作用。不管是两大法系国内货物买卖法和合同法对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影响。还是《巴黎公约》、《尼泊尔公约》、《马德里公约》对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反作用,都显示出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发展正呈现出日益融合的迹象。
(四)国际经济法律规范越来越有普遍使用性和权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地位显得突出起来。例如,GATT以前主要调整货物贸易问题,没有涉及到投资、服务贸易、金融交易等领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调整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不涉及金融服务贸易问题;关于投资方面甚至没有一部实体法的公约。因此,调整这些经济贸易主要是依靠国内法规范。然而,WTO体制的产生改变了这种状况,WTO规则已广泛涉及到贸易、投资、金融等交易领域,并对各成员方具有约束力。WTO及其规则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有时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五)国际经济法对缩小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作用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受国家综合实力的制约,因此在制定“国际游戏规则”方面必然处于劣势。在不公平的国际政治、法律和经济格局中,南北方国家贫富差距日趋扩大,南北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将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
(一)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基拙经济法是19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时,为了调和社会化大生产‘J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个人渴望更良好的秩序。但是经济个体在社会化大生产面前是肖目的,不顾及整体的利益,不择手段的追逐利润,各个环节的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以国家宏观调控为核心的经济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战后,二战前,由于金本位崩溃,世界经济危机的加剧。仅靠一国政府实行的关税壁垒、外贸统制、金融管制己不能解决问题,需要从国际立场出发,从普遍性多边条约的角度确立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经济法由此产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产生的社会基础是相同的,是生产社会化,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产物。
(二)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联系与区别
1.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二者都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济关系,非经济关系都不涉足。这其中即有公的关系,又有私的关系。但具体而言调整对象又有所不同:经济法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市场调控关系、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和涉外经济关系。而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是各个国家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私人贸易、管理贸易、税收、私人直接投资、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关系。
2.二者都是新兴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内容丰富,但从法律体系而言,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国际经济法属于国际法体系。
3.二者都可以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维护经济秩序的作用,但经济法主耍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而国际经济法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4.主体方面都包括自然人、法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还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经济法主体中还包括企业内部组织。5.渊源上,有人认为,经济法的渊源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习惯法和判例,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际组织的规范性文件,而一国涉外经济法律是一国制定的,属国内法范畴,是经济法渊源,而不是国际经济法的洲源[l]。这显然是混淆了法律渊源与法律性质的概念,我认为一国的专用实体规范既是经济法的渊源,又是国际经济法的渊源。
二、实践中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协调
如果将经济法一与国际经济法各自要调整的内容分析,我们会发现二者有对应的关系。经济法中有公司、企业法律关系;国际经济法要研究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经济法中有税收、财务法律关系;国际经济法中有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经济法要规范外商投资法律关系;国际经济法中有国际私人直接投资的规范。经济法要对银行、金融进行监管;国际经济法同样要对国际金融制度进行管理。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正确的认识二者所处的地位。有人认为,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和交叉关系川。我认为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下而从两个方而说明。
(一)国际经济法规则在国内经济法中的适用
1.国际法在国内法中的适用,世界上有三种做法:转化(t,一ansfer)、采纳(adoption)、混合式。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采取的是混合式。人世后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wTO规则和中国签署的各项协议一部分已经被采纳为国内经济法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以《对外贸易法》为核心的《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法》等己修改完毕;另一方而,在宏观调控管理中,为了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我国补充了《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执行办法》、《外商投资服务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办法》等。由于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国际条约在国内的实施没有具休的规定,所以不能指望也没有必要都转化为国内的经济法予以执行,可以直接适用。
2.在市场准人方面。我国原来的经济法规对某些领域的主休严格限制,如金融、保险、银行、电信等。现在,根据中国政府的四项承诺之一,服务业开放,外国人可以进人到这些领域中来。但《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的只是成员国的对外开放义务,而不涉及对内开放义务。所以,不能以允许外国私人在中国开办银行、外资公司、货运服务公司就推定中国私人也当然的享有此项待遇。因此,国内经济法规必须在主体上有相应的配套立法,以避免超国民待遇。
3.由于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经济法的共同作用,一国私人也可以和他国对外经济(尤其是贸易)方面的法律发生更密切的联系。根据wTO规则,一成员方境内的私人因另一成员方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DsB(争端解决机构裁决)。如美国的301条款:如外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法律违反了该国与美国签订的条约、协定,损害了美国贸易的利益,任何人都可以向301条款委员会申诉立案调查,之后.与该国政府协商直接采取单边制裁。所以中国也有必要将私人诉愿与政府申请相结合,使国内经济法律一,刁国家经济法律制度得以有效的衔接。
(二)经济法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
济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一)美元危机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直接诱因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滥发美元,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使中国及世界各外币持有国财富缩水,引发了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国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强烈呼声。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的,美国是储备货币的最后提供者,如果美元严重贬值,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失控的风险。美元的泛滥必将导致世界对美元价值信心的丧失。
(二)世界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金融资本的跨境流动呈现出独立运动态势,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不再受到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国际资本流动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国际生产增长率和国际贸易增长率,使得全球金融资本总量急速膨胀并远超过实体经济总量。随着东亚地区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对外贸易量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以满足资本需求。大量的国际资金流向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相关国家贸易顺差、逆差规模扩大,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贸易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美国成为了贸易逆差的主要承担国。全球经济失衡中贸易逆差国主要是美国,而顺差国却随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在不断变化:由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东南亚,进而向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国家转移。贸易顺差的背后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不断地从美国流出,流入到相应的顺差国。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危机的恢复过程也是对现行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自我完善过程。
(三)金融危机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加迫切
自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就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各种方案,面对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人提出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特里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定位。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当前货币体系的思考。首先,美元霸权地位助长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普遍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助长了美国的过度负债和过度消费,而后者又助长了本次金融危机发展。第二,欧盟期待通过改革提升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基于这一战略,2008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反复强调有必要改革美元独霸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第三,在现有美元储备货币体制下,中国等外汇储备大国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建立健全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一些学者和国家政府纷纷要求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
国际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
坚持回归新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结构,全球所有国家应该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一改革方案是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稳定各国经济,世界各个国家需要联合采取行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还包括美国的Lyndon.Larouche、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等,其中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案被称为“彻底改革方案”,方案有七个要点:一是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二是实行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制;三是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四是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帐单位;五是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合并为一个组织;六是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身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七是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帐单位。
(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观点,他认为应当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同时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
(四)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
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最早源于哈耶克1937年出版的《货币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一书。该观点提议,各国至少将其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存入世界中央银行,由世界中央银行印发世界货币来作为控制世界货币供给的一种手段,各国都实行绝对的固定汇率制。如果货币长期地按固定汇率挂钩在一起,那么走向共同货币就变得非常容易。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货币区。
中国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观点
(一)创建超国际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基础上创立“超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受到广泛关注。他指出应该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规避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而这种“超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与之前学者提出的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是相似的。周小川认为超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二)建立世界金融组织
中国学者陈志球、虞群娥认为牙买加体系是针对当时世界经济现实做出的客观选择,已经不适应当前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不能适应这一变化。他们主张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
构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
(一)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原则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原来体系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制约,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各个国家平等的利益需要。首先,要代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新的货币体系不能再被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所掌控,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尤其要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具有的地位和权利。其次,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利益分配问题将是建立金融新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新秩序的建立要基于共同的利益基础才能保证国际国币体系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再次,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要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稳定性对于货币体系和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应该和经济的步伐相适应,还要强调其自身的灵活性。
(二)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思路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欧元、美元、人民币三大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格局。在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成员之间设立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使得三者之间的汇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当汇率稳定超过目标边界时,在政策的约束下,各国有义务采取干预措施。图1描述了新货币体系的协调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思路:
1.国际本位货币的确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单位可以分为美元、欧元、人民币和特别提款权,在IMF账户中依据各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方向确立储备货币之间的比例。
2.汇率机制。三大国际货币汇率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制,其余货币按照本文设立的区域划分与其保持浮动汇率制,欧盟使用欧元,北美贸易区内国家和南美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澳大利亚、非洲、亚洲内国家货币与人民币挂钩。
历史资料显示,耶伦事实上是QE的支持者。她的学术研究侧重于失业问题的起因和成本,她一贯认为在经济疲弱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出现通胀问题,主张美联储采取有力行动应对高失业。如果说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的功勋是“17次加息驯服通胀虎”,伯南克的功勋是启动三轮量化宽松(QE),帮助美国摆脱金融危机,那么耶伦的作为则是“加息”,帮助美元再走强。这是耶伦的使命。
在美国经济周期性领跑和美联储率先转变超宽松货币取向的双重激励下,美元走强成为近期最大的市场主题。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因为美元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全球货币政策说到底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只要这种状况一天不改变,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也就不会变。目前,美联储资产4.5万亿美元,是危机前的5倍,抵押支持债券(MBS)和国债占比超过90%,负债主要是超额准备金约2.7万亿美元。2014年美国退出量化宽松(QE),开启了全球货币新一轮周期,全球货币宽松、资本充裕的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逆转。这对全球货币体系是结构性、周期性冲击,一般会持续数年,将使各国面临美元流动性风险。美元供给的“总阀门”掌握在美联储手中,它在2014年逐步结束量化宽松后,全球货币基数随之下降,“美元资金池”水位也下降了。这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产生大量资本回流的冲击,带来本币贬值和债务负担增加等金融风险和经济困难。发展中国家对全球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没有多少发言权,只能深受其害,有苦难言。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统计,2014年,从新兴市场流出资金约1万亿美元。而且,受美元升值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趋势有增无减。据最新统计,新兴市场股票基金流出量达到近月来最高点,新兴市场债券基金流出量达2014年初以来最高位。资本外流、回流加上本身贬值预期继续强化,新兴经济体资产市场和汇率压力也持续增大。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2014年,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上升了8.35%,在全球61种主要货币中,升值幅度排列第一;同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上升了6.41%,排名第四,仅次于实行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的委内瑞拉和沙特,人民币甚至略微超过了实行联系汇率制的港币。2015年,这种情况进一步发酵,1~7月,人民币有效率上升4.88%,在61种主要货币中升值幅度高居第9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汇率如此大幅度被动升值一定程度上可视作汇率扭曲,汇率水平既未反映真实要素的变化,也不符合市场机制自发修复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扭曲需要纠正,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预期由此形成并不断强化。中国在无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坚决地采取了行动。一是果断地剪断了人民币随美元被动升值的联系。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完善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让市场在中间价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随后3天,人民币累计贬值超过4%,贬值预期得以一次性大幅宣泄。二是鉴于人民币贬值预期广泛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国又进一步打开在岸人民币市场,让挤塞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贬值预期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得以释放。为此,央行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拓宽人民币购售业务范围的通知》,将人民币购售业务范围拓展到直接投资项下的人民币结算需求,交易品种包括即期、远期和掉期。三是由于预期是易变的,只有绝对低利率才会产生加息预期,并由此引致升值预期(就像美国),因此,央行在8月25日进行了超预期的货币政策调整,从汇率角度看,超预期的降息行动实际上起到了主动释放贬值预期潜力的作用,而未来一旦利率降无可降,贬值预期也将变成强弩之末。中国的行动获得了广泛的理解,但同时西方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因此的确也发生了全球性的巨震。这一事件成为美联储9月会议的重要背景。
美联储9月17日会议已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并将其保持在2008年12月以来的同一水平上。美联储表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9名委员投票决定,将基准的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区间。委员会委员杰弗里q拉克是唯一的反对者,他支持加息0.25个百分点。美联储明确表示,对全球经济实力的担忧影响了其决定。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近来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最新情况可能会略微抑制经济活动,并有可能在短期内对通胀产生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股市动荡等征兆致使投资者担心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美联储主席耶伦在记者会上说:“我们早就预料到,中国调整经济结构期间增长会随着时间推移有所放缓,这一趋势并不出人意料。现在的问题是,会不会有超出大多数分析师预期的更加突然的减速风险。”英国《金融时报》网站9月19日刊登题为《从中国寻找美联储何时加息的线索》的文章中说:“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再次形成了共生关系。在外界猜测了数月之后,美联储本周决定不加息,维持持续近7年的接近零的利率水平。美联储明显很想加息。美国的失业率在持续降低。”很明显,美国和中国此际的政策方向不同,美国倾向于货币紧缩,中国由于需要更多时间调整金融体系,稳定人民币汇率并促进其增长而倾向于进一步放松。考虑中国因素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担心2011年欧央行在经济未稳之时就贸然加息,最后不得不大幅降息至负利率甚至启动QE的前车之鉴重演,美联储不得已选择了“不加息”。美联储选择不加息,出乎意料的是,股市收盘时略有下跌。美联储不加息的决定,可能加深了投资者对全球经济状况的担忧,对美联储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能力产生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