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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趋势及特点分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际分工的格局是动态演进的,不同阶段的国际分工格局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体上可以将国际分工的格局划分两个阶段。
(一)垂直型分工阶段
此阶段的国际分工是基于不同技术水平下的垂直型分工,即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该阶段大体上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国际分工处于传统的工业国和农业国这样一个分工格局。其主要特点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工业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则主要生产和出口农矿产品,形成了工业制成品生产与初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8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不仅使发达国家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相互交织,而且还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跨国公司内部的生产过程。发达国家将技术发展相对成熟、成本相对较高的产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技术密集型和一部分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和一部分附加值较低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新格局。
(二)产业链分工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分工逐步深化、细化,传统的垂直型分工的格局被打破,代之以产业链分工为主,即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具体而言,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即上游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工艺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培训、原材料采购等分环节;生产环节,包括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与库存管理等分环节;下游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经过多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致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等上、下游环节,而将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型”。
可见,此阶段的分工不再是单纯的产业间分工了,而是产业内分工,是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环节之间的分工,在这一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或者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发展中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劳动或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了,而变成了发达国家出口的产品中也包含着劳动密集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也包含着技术密集型产品,只不过两种类型的国家在产品的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说,发达国家并不承担产品的生产或者加工环节,而是致力于该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来讲,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上不承担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环节,而是负责该产品的加工或制造环节。因此,此种分工模式下的产品实际上不一定是发达国家生产的,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很大程度上是多个国家共同完成的,产品多是“万国牌”。因为,这不是单纯的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垂直型分工模式了,而是基于产业链条上的产业内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模式。
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收益分配分析
作为开放型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最重要的目的是取得更大的收益。那么,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收益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呢?1992年,宏电脑的董事长施振荣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描述了产业链上各个环节附加价值的形态。微笑曲线的两端分别是研发和品牌等,代表高附加值;中间最低点是加工、制造,意味着低附加值。很显然,在价值链两端(研发、设计、采购、品牌、营销、物流、金融等)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高,而中断(加工、组装、制造)的附加价值和盈利率低。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升级时总是尽力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的意图了。经济学家郎咸平将之总结为“6+1”理论:发达国家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即“1”)放在了发展中国家,因为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即“6”)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在这样一种“6+1”产业链的定位下,发展中国家就沦落在了价值链的最低端。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是东莞的产品,出厂价是1美元,但是在美国沃尔玛市场的零售价是9.9美元,接近10美元。除制造成本1美元外,那剩下的9美元价值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定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创造出的,价格高,同时不浪费资源,不破坏环境,不剥削劳工。由此来看,中国制造业被定位在了“1”,即价值链的最低端,而发达国家掌握了“6”,在这样的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再怎么创新、升级都难逃“1”的命运,即始终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始终处在为别人打工的角色,始终在为别人“卖苦力”。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当前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太低,加之以发展制造业为主,而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制造业越发展,为别人创造的价值越多,但我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大,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环境严重污染,得到的价值却很少。因此,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认清当前国际分工新形势,以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为基础,以产业链的整合为轴心展开,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占据它的核心环节,在关键环节上构筑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使这个能力扩散到整个产业链,以实现核心能力的链式效应。唯有如此,外向型经济转型才能取得成功。
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转型策略
(一)转变经济政策
为了鼓励出口行业的发展,多年来,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政策采用以压低要素价格的办法来赢得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土地、矿藏、淡水、能源、劳动、外汇等价格长期偏低,市场化程度不高,扭曲严重。许多地方和企业在政策的支持下,从追求短期效益出发,更愿意依靠大量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来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而取胜,而缺乏人力资本投资和自主技术开发的动力。因此,必须转变以扭曲要素价格,谋求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建立起以鼓励创新,放弃短期利益而谋求长期利益的外向型经济政策。为此,一是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要素价格长期扭曲的局面,实现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引导资源流向效益高的行业和企业;二是要建立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以便加快技术进步。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自治和自律的学术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建立以科学发现首创权为核心的奖励体系。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政府对研究开发项目提供资助或补贴的制度,弥补市场的不足,使技术创新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扶持相关产业内领先企业间制定技术标准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并力争使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在成为全球标准的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不仅可以增强企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本国的企业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加快服务业发展
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必须有发达的服务业作支撑,因此,要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的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首先要求改变长期以来的“重制造,轻服务”的产业政策趋向。其次,要放宽对服务业的管制,改善服务业的经营环境。除某些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外,要取消所有对社会投资不合理的规定和限制,以强化服务市场的竞争。再次,要加强政府在促进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最后,加快制定和完善与服务业及其市场运作有关的法规,包括服务业的行业标准、服务范围、竞争秩序、价格收费、奖惩规则和纠纷仲裁等;同时,要加强执法,对违反相关法规和行业标准的行为要依法管理,保护服务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三)实施产业整合战略
大脑型企业是指处于产业链高端,专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策划以及购销渠道等环节的功能性企业,它可以弥补我国企业专注于OEM产业链环节而缺乏头脑功能的现状。一般情况下,大脑型企业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一是通过精致管理,建立产品生产和流程的标准系统和测试系统。通过精致管理建立这类标准,能有效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二是价值创新。在技术创新基础上,通过产品功能创新、造型创新、流程创新,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以增加消费者剩余,从而“在小改小革的基础上建立起经济大厦”。三是产品创新。新产品可以开拓一个全新产业和消费领域,如美国“宝洁”公司帮助人们改变清洗习惯,推出“SWIFFER”抹布,即可清除污垢,又不需用湿拖把。这个创新为其创造了10亿美元的品牌销售额。四是设计革命。在对消费者文化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美国创造力经济的核心环节就是在设计这个产业研发和运作层面集中大量人才,从而在不断更新消费者文化和消费产品方面走在同行前列,因此创造了在同行中的优势竞争力。五是专利经营。三星通过“质量战胜战略”、“创新研发战略”、“品牌创意战略”和“专利经营战略”而一举成为世界品牌企业。
(四)实施通道建设
通过做强销售环节和通道,构筑需求导向型的产业链。在产业链实物形态运作过程中,接单环节获利润20%,品牌获利润30%,网络获利润40%,亦即大量利润(除研发、创新、设计外)被销售环节所汲取,所以,做强销售、做活通道是OEM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实际上,利润丰厚的根本点在消费者手中,所以,通过建立通道,直接控制产业链终端,强化服务功能,是产业链构筑的关键环节。
总之,国际分工的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产业升级和国际分工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外向型经济转型的需要,我们必须站在新型国际分工模式的高度审视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以产业链的整合为轴心,重新构筑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即寻求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提高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实现我国的外向型经济成功转型。
我国企业投融资关系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经多次变迁。直至改革开放之初,企业在投融资决策上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利,但是国家本位主义的投融资行为依然没有改观。20世纪90年代我国沪、深两大交易所的成立使企业可以通过首次发行股票和再融资来筹集到大量的资金,企业的投融资方式也逐渐多样化。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后,投融资环境变得日趋复杂。在此背景下的企业投融资行为是如何影响企业价值?这不仅是理论界关注的问题,也是证监委和投资人共同关注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一)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投融资问题一直是财务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其中关于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Modigliani & Miller(1958)首次提出资本结构无关论,主要观点认为在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无关。而Jensen & Meckling(1976)提出了成本理论,认为债务融资对管理者具有激励作用,可以降低由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 Boyle & Eckhold(1997)、Frank & Goyal(2003)等发现,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呈现正的影响。但Hirota(1999)、Booth(2001)等发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有着负的影响。 Harold Demsetz & Belen Vilialonga(2001)的研究表明,股权结构是一种内生变量,但其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Demsetz(1983)认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对应关系,也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有系统性对应关系。Holderness & Sheehan(1988)通过比较绝对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与股权常分散的上市公司业绩,发现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无相关关系。Cho(1998)的分析结果显示投资影响企业的价值,而企业价值的变化又对股权结构产生影响,股权结构是公司绩效变化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引起公司绩效变化的原因。国内方面,孙永祥、黄祖辉(1999)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公司业绩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认为有一定股权集中度且股权分布差异不大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改善企业价值,白重恩(2005)对此也持赞同观点。许小年、王燕(1999)、吴淑琨(2002)、徐晓东、陈小悦(2003)认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徐晓东、陈小悦(2003)在扩大样本量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企业价值高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股东。与上述观点不一致的是,较之股权相对集中的国有股或法人股而言,股权的相对分散,同时允许少数几个持股比例相差不大的大股东存在则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刘星、刘伟(2007)通过扩展LLSV (2002)的模型,发现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价值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不同股东性质的公司中,股权制衡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尤其当第一、二大股东均属于非国有性质时,股权制衡难以发挥积极作用。
(三)债务比率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陈晓悦、李晨(1998)通过计算各参量间的相关系数以及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后,得出上海股市收益与负债/权益比率、公司规模负相关的结论。李洪波、赵宇、杨秀苔(2002)运用非对称信息博弈方法研究认为,在确定机制下,好公司较差公司有较高的负债比例和较高的市场价值;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减少公司经理的道德风险,使经理根据股东的意愿行事。皮毅(2004)以2003年的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公司债务比率上升时,公司价值下降;随着法人股的增加,公司债务比率的上升以及有效的董事会监督将会促进公司价值上升。
(四)公司融资结构对投资行为影响研究 刘星、杨益民(200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整体样本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在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郝颖、刘星(2009)在度量股权融资依赖程度的基础上,对不同股权融资结果和融资依赖程度下的企业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小,则内部人控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倾向于大规模扩张。
现有文献主要围绕融资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融资结构对投资行为影响等内容进行,目前国内还很少有学者将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纳入统一的检验。因此,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先分析企业融资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再分别分析投资行为和融资行为以及投融资行为交叉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借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经验规律,并据此提出提升企业价值的一些建议。
三、研究设计
(一)假设提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的融资行为对投资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假设2:企业的投资行为对企业价值存在显著影响
假设3:企业的融资行为对企业价值也存在显著影响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5年~2010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共1565家。因为要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公司投融资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所以以2008年为分割点,将数据分为了2005年~2007年和2008年~2010年两组。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
(三)变量选取 具体如下
1.1现代化水平的港区的建立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的水路航运格局,依托长江水系、珠江水系、京杭运河与淮河水系、黑龙江和松辽水系等水系,形成长江干线、西江干线、京杭运河、长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以及18条主要干支流在内的航道共1.9万km,并加快重要通航河流全流域梯级渠化进程。在长江、西江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建成了一批内河集装箱、大宗散货和汽车滚装等专业化泊位,形成了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港区,港口的机械化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1.2内河航运受到了足够的重视
随着水路运输发展速度的加快,国家也对水路运输的重视度提高,特别是在近几年的水路交通建设中,将内河航运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使我国内河水运的发展迎来了全新的机遇,有效的加快了我国国内水路运输行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水路运输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2新经济形势下水路运输面临的挑战
2.1水路运输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2.1.1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虽然港口管理已经实行了管理权下放,但有些港口管理体制中“,政企合一”的现象依然存在,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港口管理企业的权威性不足,反而不利于港口布局的优化和科学管理。2.1.2港口法律法规建设不够完善。随着加入WTO后,国际贸易争端和磨擦的日益增多,我国港口法律法规的完善却相应滞后,还不够完善。导致出现贸易争端时,难以进行准确的裁定。2.1.3市场行为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港口市场的管理中,很多无执照的“货代”、“船代”依然存在,这些船只以低价承揽货物运输,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和价格恶性竞争。还有些中小型港口管理不够严格,收费项目多、项目不规范、收费金额高、对船只乱收费,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给地方港口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影响了港口的发展。
2.2港口运输结构不合理
2.2.1高等级航道里程数仍然偏少。目前我国主要航道的上下游通航标准不一、高等级航道里程偏少。另外,现存的航道也多数存在机械化程度低、专业化泊位少、集装箱码头缺乏等情况,部分中小港口虽然近年来不断致力于开辟新的深水泊位,但是,与沿海大港相比,在发展基础、规模、效益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港口泊位多以万吨以下的中小泊位为主,且航道干线小、支线多,仅能满足沿海和近海运输的要求。2.2.2船舶运力结构不合理。船舶老化情况严重、总体技术水平低。在我国水路运输的船舶运力结构中,普通的散货船比重高、而大型船舶的比重较低、船舶的平均载重吨位也不高、船舶的能耗高,种种运力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影响了我国水路运输的发展。2.2.3港口接卸能力不足。我国早期的港口以中小型、通用型码头为主,港口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不高,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少。随着我国船舶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大型集装箱化的趋势下,港口的规模和装卸能力已经难以满足需求。
2.3基础设施落后
2.3.1码头吞吐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公用码头数量虽多,但深水泊位比例低,尤其是大型、专业化的深水码头量不足,随着各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码头的吞吐量已经难以满足要求。2.3.2航道基础设施落后。主要表现在航道的基础设施薄弱,航道等级低。在当前我国众多的内河航道中,天然河道占据一半以上,这些河道未经整治,基础设施较差,等级低,而且在港口物流运输的企业中也没有形成规模化,没有建立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此外,我国水路运输发展中,还存在科技创新不足、造船技术专业性不强、口岸单位支持不到位、信息流通不畅等问题,种种有待改进之处使得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
3结束语
1.车站经济圈加快城市化进程铁路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车站这个节点来体现的。正是因为有了车站,才加速了这一地区人流和物流的聚集。由于既有线车站能力已经饱和,在综合考虑征地、拆迁以及其他成本的基础上,目前我国铁路新线车站规划基本上定位于市郊,这与当地政府城市建设规划是吻合的,因此调动了地方政府参与铁路建设的积极性。车站经济圈的形成一方面使城市的范围得到了快速延伸,城市的规模在短期内能得到有效扩大。比如,处在京沪高铁线上的杭州火车东站站房设计一亮相,就“俘获”了很多杭州市民的心。目前,火车东站广场综合体的设计方案延续了简约大气的“钱江潮”风格,也将带动周围总面积约为9.3平方公里城东新城的开发建设。城东新城引导着杭州新城的建设,打造上海-杭州的40分钟生活圈、工作圈和经济圈。另一方面车站经济圈给周边农村提供了很多商业机会和就业渠道,加快了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的转移。就北京南站经济圈而言,北京南站通车后,其自身规模和输送客流的能力均大大超过了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已成为南城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北京南站的改扩建为南城建设创造了机遇,一个以南站为中心而蕴育的新商圈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北京南站周边将会形成以中档写字楼、酒店为主的商业地产的聚集区,而这一趋势在其周边商务写字楼开发上已经表现较明显。目前在南站周边区域已聚集了包括搜宝商务中心、立业大厦、正旗大厦、未来假日大厦、玺萌中心、富力摩根中心等一批商务写字楼,区域商务写字楼项目总量已经超过了70万平方米。酒店、写字楼等商务设施的进驻,在提升南站周边整体商务氛围的同时还增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大量从业人员的到来反过来又会带动周边零售业和商业的崛起。商业、酒店服务、写字楼整体的发展态势就会形成,相应地就会有大量的从业人员选择在离南站较近的南城居住、购房。如此良性循环下去,南城整体房地产的发展将得到迅速提升。对于未来南城的发展,很多业内人士寄希望于依托南站所带来的附带效应。再如,湖北十堰火车站经济圈。该经济圈已规划了五大功能区,其中之一的建陶板材批发区,初步规划分四期进行整体建设,计划投入2.4亿元,开发门面50000平方米、居住房屋150000平方米,新市场建成后可吸纳入驻陶瓷经营商500多家,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湖北另一个车站经济圈“襄樊经济圈”的建成也拉动了周边区域的快速发展,成为襄樊市的黄金地段。目前,以襄樊站为中心,逐步衍生出小商品批发商贸圈、餐饮服务商圈、房地产商圈等,区域内国民生产总值近30亿元,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2.车站经济圈催生城市副中心围绕铁路尤其是高速铁路的车站建设,很多城市纷纷借势打造城市副中心。在武广专线的沿线,以高铁火车站为中心的现代化商圈逐渐涌现,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新动力。作为武汉“1+8”城市经济圈的龙头,武汉制定了发展轨道交通、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和纺织业等产业的规划。按照规划,武汉火车站周边的杨春湖地区,将被打造成城市副中心,形成副中心核心区、高速铁路站区、中央景观休闲带、文化旅游服务区和综合居住区等5大功能区。长沙市在长沙南站周边制定了“武广新城”战略规划,计划总投资295.5亿元,规划居住人口约40万。武广新城规划开发340公顷左右,主要开发建设商业地产、住宅、旅游及文化娱乐设施。长沙将变成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城市。长沙南站所在的这个城市副中心,是长株潭城市群共同的城市副中心。武广新城之于长沙,将如同浦东之于上海、中环之于香港。除武汉、长沙外,岳阳、郴州、韶关等二、三线城市也有类似的规划。在新郴州火车站的周边,当地政府专门以此为中心,新开发了“福城新区”。
3.车站经济圈促进城市综合交通发展现代交通运输规划理念强调的是综合交通运输的配套发展。作为交通枢纽的铁路车站,尤其需要其他交通方式如公交、地铁等配套发展,形成客流的快速聚集和分散功能,有效解决铁路“两头交通问题”。相对于一般铁路,高速铁路由于速度快、密度大等特征,更需要其他交通运输方式与之配套。因此,围绕着高速铁路车站而形成的经济圈首先需要加快市内公交以及轨道交通的发展。以北京南站经济圈为例。当初为了配合南站经济圈的建设,南站周边的站前街路、永定门车站路、马家堡路北段、凉水河南侧路、万芳亭公园东侧路、京山铁路南侧路和四路通中路等7条道路都已在奥运前完成建设。这些道路与其他主要道路之间,还设立7处立交节点,以减少拥堵。通过立交,北可以直接上南二环,南可以直接上南三环,这将使得南站周边的交通非常便利。而作为中国铁路车站建设突出功能性的标杆,北京南站集铁路、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市政交通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大型的综合交通枢纽。在这个大型建筑内部共分为五层,且按照运营的要求划分出每层应有的功能,包括有能容纳一万多人的候车区域、铁路公共综合区域、地下换乘大厅、地下汽车库、两条地铁换乘车站等设施。再如,杭州东站广场综合于城东新城的核心区域,东站枢纽集中了除飞机之外的所有的交通工具。杭州东站广场综合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车站为核心的“东站交通枢纽综合体”;二是以运河公园为核心的“运河文化商旅综合体”。由于东站广场综合体的换乘交通组织是围绕站前架空层广场的两个换乘核心进行,因此无论是国铁与地铁、公交、市域短途、旅游大巴和出租车及社会车之间的换乘都在室内进行。同时,公交、市域短途和大巴车场均有上盖,其上下客也均在室内进行。建成之后,站场规模将从现在的4台7线扩建至15台30线,再建设磁悬浮3台4线,连接沪杭、宁杭、杭甬、杭长等方向,成为全国最大的客运中心之一。
二、车站经济圈成为城市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节点
事实上,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需要通过彼此之间相邻的关键节点直接对接,进而延伸至区域内部而实现的。交通的便利使得车站经济圈迅速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节点,承担着生产要素交换及将影响力向周边地区辐射的功能。北京南站的修建不仅使北京市重要交通枢纽南移,也将使丰台区成为北京参与京津冀经济圈和更大范围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关键节点。北京南站的修建能进一步促进京、津两地之间的互动,从而实现京津冀经济圈的快速发展。北京南站经济圈的建设是以北京南站改扩建为契机,着眼于扩大对外交流和经济合作,筹划的经济圈,以便形成与其他重点区域优势互补、功能衔接、联动发展的新区域。目前,丰台区正抓紧编制“北京南站周边地区建设规划”。这一建设规划编制完成后,北京南站经济圈的区域范围、功能定位、发展目标和建设重点都将明确,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产业规划与南站改造并举。
1 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即兴技巧概述
良好的即兴发挥能力以及临场应变能力是一名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在现场新闻报道当中面对突况能够在客观条件所允许范围内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调动大脑思维,作出快速反应,推动势态良好发展的必要能力,一般主要体现在思维和语言两个方面。对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即兴技巧进行概述,可以从思维即兴技巧和语言即兴技巧两个方面入手。
1.1 主持人思维即兴技巧
思维即兴技巧应该是当代任何类型节目主持人均具备的最基本即兴技巧与能力之一。主持人在新媒体时代,无论生活或者工作中均会接收到与过去相比成本增长的信息和资料,其必须要能够对该部分信息与资料进行迅速的整理与分析,尤其对于新闻栏目的出镜主持人而言,其必须要能够从众多信息当中抓住重点,因而需要具备良好的思维即兴技巧与能力[ 2 ]。与此同时,当前社会的竞争十分激烈,各个岗位的竞争更加严峻,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思维即兴技巧,保持良好的、健康的心理状态,在出镜主持的过程当中能够通过自身比较敏捷的思维能力向广大受众传播具有吸引力和高价值的信息,方能够为自身以及新闻栏目的生存与发展予以保障。
1.2 主持人语言即兴技巧
主持人具有通顺、流畅的语言是其主持好一个节目的最基本要求。作为新闻栏目的出镜主持人,其不仅仅要口齿伶俐,对于所要报道的新闻内容能够清晰的表达,更要凭借自身的语言即兴技巧应对现场报道当中可能发生的突况,令观众对自身的报道能够信服。若出镜主持人在报道的过程中语言十分生涩,词不达意,不能够及时应对突况,则观众难以明确主持人所要表达的意思,因而不能够进一步了解新闻报道所要展现的意图。从该方面可以说,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属于与观众之间最直接、最能够沟通情感的中介,只有其准确的向观众传达信息,观众方能够对主持人以及新闻栏目产生信服感。一般情况下,主持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形态、目光、手势、语言等与观众之间进行交流,其中最主要的便应该为语言,主持人通过语言与环境的结合,再配合重音、语气、节奏、停连等方法,将能够更加有效的吸引和打动观众[ 3 ]。
2 新媒体形势下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即兴技巧必要性
主持人的即兴能力主要是指主持人对于其主持过程中周围所发生的突况所能够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其要求主持人能够针对自身无法预知的事情作出迅速的、机敏的反应,且要具备冷静、机敏的心理素质,通过思想以及语言方面的表达展现自身的内涵素养,向广大观众传达更加具有价值的新闻资讯[ 4 ]。
新媒体形式下,新闻栏目主持人的即兴能力与即兴技巧应该被视为评价其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即興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主持人的职业水平会产生一定影响,若主持人具有良好的即兴技巧,其必定有利于拓展自己的社交,促使主持事业获得成功。另外,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属于传播社会正能力的核心人物,其在摄像机以及话筒面前必须要能够保持比较敏锐的思维与语言能力,对于意外事件、尴尬事件要能够巧妙、圆滑应对,由此方能够进一步推动自身以及新闻栏目的发展。
3 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提升即兴技巧的策略
3.1 丰富自身知识储备
作为新媒体形势下的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其若要提升自身的即兴技巧,首先便必须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在此方面,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需要明确自身的职业特征,其需要不断与社会与人们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流,从而进行信息的传递,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话题必须要保证具有意义性和价值性。为了能够更加深入的针对话题进行报道,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必须要在报到前收集好信息资料,并且在信息资料的整理与消化当中融入自身的文化功底。若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缺少扎实的文化底蕴,其在一定程度上便难以保证现场新闻报道变得具有吸引力,更加难以体现自身作为主持人的专业水准[5]。此时,即便面对突况能够作出相应的处理,无论在思维或者语言上却均会存在一定欠缺。为此,新媒体时代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必须要重视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要能够在采访与报道的过程中良好的作出即兴应对,由此方能够保证自身采访具有价值性。
3.2 抓住现场即兴灵感
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若要提升自身的即兴技巧,也应该从现场即兴灵感方面入手,准确掌握灵感以及方法。在此方面,受新媒体时代的影响,新闻栏目出镜主持人在现场报道过程中的一言一行均会快速、广泛地传播到大众群体当中。为此,面对突况,主持人必须要能够抓住现场即兴灵感,要能够从现场发现即兴发挥的信息,明确现场相关人员以及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且巧妙融入与事件相关的气氛,在渲染气氛的过程中于周边场景找到即兴发挥的突破口,继而继续顺利的完成采访与报道工作[6]。
关键词: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态势
一、电子信息行业运行概况
1.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提高,产品产销衔接良好,对外贸易增势平稳。2007 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6 万亿元,增长18.0%;增加值13000 亿元,增长18.2%;软件业务收入5800 亿元,增长20.8%。产业规模继续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为12%。多数重点产品产量保持平稳增长。产品产销衔接良好,手机、计算机、彩电等主要产品产销率均达98%以上。出口较快的主要是计算机和电子元件行业,二者增速分别比全行业高了2.8 和10.8 个百分点。
2.电子信息产业区域布局日益集中,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日趋深入。信息产业企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全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完成营业收入超过1 万亿元,日益成为推动行业平稳运行的中坚力量。企业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全行业研发投入超过1000 亿元,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接近4%,其中有11 家企业比例已超过6%,海尔、华为等研发投均超过50 亿元。九个国家信息产业基地实现收入超过3 万亿元,成为引领产业增长的重要地区,并发挥重要的带动示范效应。40 个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园,分别在通信、计算机、家电、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电子材料等专业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合计产业规模占全国的1/4 以上。
3.产业优势逐渐突出:如能源消耗处于较低水平,信息化程度较高,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竞争优势突出。而从能源产品看,电力、原煤、燃料油、柴油占据前四位,分别占全行业能源消耗量的49%、15%、11%、10%。互联网用户达到2.1 亿人,比上年增长7000 万人以上;城镇居民计算机拥有量达到59.7 台/百户,彩电拥有量超过151 台/百户,二者分别比上年提高了15%和5%。国家信息化投资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接近10%,电子政务投入占电信建设投入的比重为12%。企业电子商务不断推进,电子大中型企业电子商务采购、销售额占营业额的比重达40%。
另外,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降,2007 年,我国主要消费类电子产品价格指数为85.2,降幅较上年增加了0.7 个百分点,比全国CPI 低19.6 个百分点。其中微型计算机价格指数为85,笔记本价格指数80,液晶电视机价格指数78,CRT 电视机价格指数为95,手机价格指数85,数码相机80,激光视盘机价格指数96.5,音响价格指数98.5。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平抑了物价上涨的趋势,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下降0.53 个百分点。
二、电子信息产业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
1.产业化链条不完善,没有低成本的配套能力。在研究、开发、产业化等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中,产业化既是创新的目的,又是整个创新链的归宿。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化的过程中,电子信息产业也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链形态,包括基础材料、电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生产线以及规模产能配套条件等在内的完整形态。由于没有有效的机制,上述各环节的利益共同体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动与合力,导致技术发明人、投资人和政府部门出现产业投资不到位、政策不落实、专利实施少、生产规模小的现象。特别是在专用设备、装备、材料、测试仪器仪表等基础环节薄弱,更是影响产业化持久发展的基础。
2.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过度依赖外资企业。我国信息产业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没有迅速提高自主核心竞争力。电子信息产业链中的某些关键环节非常薄弱。尤其是微电子、光电子、材料等基础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整机产品所需的关键集成电路和重要材料基本依赖进口。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商手中的后果之一,就是产业发展对外依存度高,对内带动不够,缺乏主动权。
3.投资前景不容乐观
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将影响投资的增长。目前,国家在2008 年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过快增长;同时在土地供应上将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工业土地供应日趋紧张,因此产业投资增速受此影响可能有所减缓。但是,如果能争取国家在投资上对信息产业予以倾斜,并引导地方将信息产业作为经济结构升级的突破口,调控措施对产业投资的冲击将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加工生产的成本比较优势弱化,将进一步导致外资转移的扩大。目前,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调整,特别是人民币升值加快、两税并轨正式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等,国内生产制造的成本逐步上升,原有比较优势有所弱化。2008 年外资企业开始将部分投资外移转向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这种现象可能有扩大的趋向。相比而言,对外投资前景看好。目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通过对外投资调整结构的趋动力日益增强,部分大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探索开始走向正轨;国家为缓解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和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出台了鼓励对外投资的措施意见,这些都为电子信息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4.内外资企业呈现不同发展格局。从往年看,三资企业一直是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但2007 年内资企业各项指标增速均大大高于三资企业。从规模看,三资企业仍占较大份额,比重达到78%,但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内资企业,其收入和增加值增速均为19%,分别比内资企业(24%、25%)低了5 和6 个百分点。从效益看,内资企业利润增长42%,税金增长23%,分别比三资企业(15%、8%)高了27 和15 个百分点。从出口看,内资企业增长35%,比三资企业(25%)高了10 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内资企业增长38%,比三资企业(21%)高了17 个百分点,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仅为7%。从创新看,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6%,比三资企业高了2 个百分点以上。
5.技术升级带来的结构和市场变化十分突出。2007 年信息技术转型对产业和市场结构影响特别明显。一方面,基础行业逐步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整机更换效应尤为明显,高低端市场呈现不同的格局。由于结构升级,主要产品增幅同比均有所下降,但高端产品增长很快。 转贴于
三、全球化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
1.全球产业链分工和整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跨国公司日益专注核心技术和业务,产业链的分工与整合日趋深入。首先是制造环节代工化。以台湾地区企业为代表的代工企业基于成本和规模优势,不断介入整机制造领域,在产业发展中占据强势地位,甚至出现产品制造通吃的苗头,使产业的生产模式发生调整变化。其次是非核心业务外包化。近年来,印度、爱尔兰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正是大力发展面向欧美跨国公司的信息服务外包业务所致。第三是业务外包的整合化。由于国内企业的业务相对单一,在产业链中处于较低的环节,面临产业链的发展变化,亟需加强资源整合,才能适应更高层次的竞争。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从产业链条入手,避免产业化过程中的单点突进。信息产业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创新的终端是市场的回报,加强官、产、学、研、商的合作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建立健全产业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在产业化的具体实施中,要加强上下游的产业配套与衔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将政府支持、技术研发、专利申请、建立标准、组织生产和工程化建设以及市场拓展等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支持和促进自主创新的产业化发展。此外,在产业化的链式突破过程中,短期内在整个产业链上实现产业化,是不现实的,应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产业化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以提高自主创新产业化的起点。而且,要利用在集成创新中积累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快速内化到自主创新的体系中,为今后的技术跨越进行储备。
2.伴随技术升级和产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产品更新加快,部分产品售后服务(如平板电视机等)跟不上技术发展步伐的问题日益突出,基础产品标准不统一也对市场规范和环境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其二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形势日益严峻,由于国内法制建设并未健全,导致工作开展相对滞后。其三是代工业快速发展,市场上出现许多无品牌但功能齐全的电子产品,对企业营销思路和行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课题。另外,随着产业融合趋势加快,大型运营商和渠道商不断介入制造业,基于增值服务的产品定制步伐加快,渠道商开始发展自己的品牌产品,都使国内品牌企业面临与市场关系割裂的格局。
3.产业发展的生态化要求日益迫切,对我国的挑战极大信息产业兴起一股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热潮。最为典型的代表来自欧盟,近几年先后颁布了ROHS、WEEE、REACH指令,EUP 指令(用能产品的生态化设计要求),这些指令针对包括电子信息产品在内的用能产品,在设计阶段,对其生命周期涉及的节能、环保要求,提出全面的框架性指令,将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带来深远影响:一是产业发展面临全新的理念。企业要从设计源头重视产品的生态发展,建立生态参数档案,并将生态评估贯穿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二是出口面临新的壁垒。我出口企业的成本也将大大增加,企业将因原材料、设备更换以及内部机构调整和设计生产流程变革而增加生产成本,相关的检测成本也将提高,这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成本优势是一个新的挑战。
面临着产品的升级与产业的生态化,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就是人才。政府或者企业可以拿出部分资金,用于现有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和潜在人才的开发,努力保持适当的人才流动性,争取达到人才流动“ 溢出效应”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工作环境,从而使企业能够在稳定的人力资源的条件下获得稳定的进步,不断开拓创新,提升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竞争力。
中国“的 十一五”规划提出,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一定要在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应用的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毫无疑问,在当今以信息技术为显著性标志的全球性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实现这个目标势在必行。目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度过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成功地实施信息产业强国战略,要求我们必须优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正确引导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结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中国信息化的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 胡玉梅,戚昌.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2).
[2] 别秀梅,李玉文.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J].工业技术经济,2005.
从国内看,经济转型的环境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变化。
一是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正在或将要发生新的变化,主要是指成本上升和要素组合变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一些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的成本都在上升,传统行业及其增长方式的利润空间已经非常小了。加上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储蓄率会逐步下降等原因,过去曾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高投资模式也将难以为继。
二是经济增长面临的国内舆论环境在发生变化,主要是信息传播和社会评估十分活跃。互联网、微博、博客等新媒体对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数据特别敏感。学术界和一些社会调研机构都在不断地经济社会的评估结果。尽管这些结果不能决定各地干部的升迁,但是它形成了一种舆论环境,逼着我们进行反思,进而推动政府加快转变职能。比如,媒体某某省绿色发展指数排位很低,当地领导和相关部门就会认真研究原因,思考怎样提高当地的绿色发展程度。总之,经济转型的国内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可以说,这是我们政府转型面临的新环境,特别是舆论环境的变化,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从国际环境看也有几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承诺带给我们的影响。对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和教训,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在反思,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等等。应当说,我国的金融创新还是远远不够的,否则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就不会这样困难。也就是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自己存在的不足,中国的经济转型步伐必须要加快,政府相关的职能也必然要加快转型。我国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比2005年要下降40%~45%,这是我们主动承诺的减排义务。考虑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国内经济转型也是主动的选择,因此主动承诺有其积极意义。然而这个承诺对我国经济转型又是一个压力,照此,“十二五”期间单位GDP的碳排放就要下降17%,这个约束性指标与我国的减排承诺是有内在联系的。在实施中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研究,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分配到各个省应当是多少?如何区别不同省情?怎样才能完成?这都是对政府转型带来的新考验。
二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市场重心可能发生转移。我国现在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已不像以前,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提出来再工业化;再比如说,新兴经济体成长迅猛,我们传统的出口工业会面临激烈竞争,原有的市场份额也可能会重组。总之,我国面临着全球经济格局所发生的深刻调整和市场重心的转移,也逼着我们加快转变粗放的出口增长方式,进而要求政府加快转变不合时宜的涉外经济管理职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对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认识。曾经比较流行的观点主张建立“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现在来看可能是不够准确的。比如说公共服务,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现在远远超过过去任何时候,在这个时候强调公共服务领域实行“小政府”是否合适?如果依靠“大市场”,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市场是可以起作用的,但是市场再大,它代替不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最终平衡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正义,不可能靠市场。再说“大社会”,社会领域的许多事情无疑需要发达的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民主参与来处理,政府无疑也需要依托它们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但是分散的社会再大,也替代不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二、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再思考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型的主体仍然是企业和市场,而不是政府。经济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政府倡导的,但不等于说政府就是主体,可以包揽一切。正确的理解应当是:调结构、促创新、推转型都要以市场为基础,政府重在以法律、规划和政策来引导。
第二,政府应该完善市场信息和准入规则,推进市场制度的创新,加强风险监管。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规则不完善的问题,存在垄断和风险失控的危险,而单靠市场本身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反垄断、信息公开、市场准入和退出等制度建设,维护竞争秩序,促进市场体系健康发育。尤其是对发育很不完善的金融市场,既要强化风险监管,也要推进金融创新,以适应经济转型和大量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需要。
第三,政府应该减少微观经济指标的审批,强化公益性的规制。所谓公益性规制,是指维护公共利益的规则和实施。也有人把它叫做社会性规制或“外部性”规制,实际上就是尽可能减少经济活动的消极外部影响,或将其转化为积极的外部影响。我们长期习惯于对成本、利润、规模经济等微观经济指标进行审批,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过多过细,而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经济活动后果,比如说能耗、环境影响、质量、安全生产、卫生检疫这些方面,政府职能比较薄弱。
第四,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需进行引导,但是要慎用部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过去习惯采用的部门选择性产业政策遇到明显制约。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对一些弱势产业进行保护的传统政策手段也很难再采用。实践证明,对特定产业的优惠和保护并不一定有利于增强其竞争力,而且对其他产业会产生歧视。所以,即使是基于扶持“幼稚产业”的理由而实施部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其时间也不宜太长。政府应当尽量采用功能引导性的、对其他部门都适用的产业政策,例如人力资源培训、环境保护、技术创新方面的扶持和鼓励政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选择某些产业部门给予财政补贴、优惠贷款和税收减免等政策扶持,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因此,我们未来对部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应该非常谨慎,要善于使用功能引导性或普适性的产业政策。
三、政府应实现五个方面的职能转变
鉴于以上几点,我认为政府应当实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职能转变:
第一,政府主要角色要从运动员转为设计师、监管者和裁判员。设计师是规划和规则的制定者,现实的市场运行中往往存在规则不清楚或不正确的情况,依据这样的规则怎么保证裁判的公正和质量呢?所以政府首先应该作规划和规则的设计者,描绘蓝图,制定正确而清晰的行为规范,然后才有科学公正的依据去监管、去裁判。仅仅说政府应当由运动员转为裁判员,这个比喻也是浅显的,已经不太能反映形势的发展变化。
第二,政府公共资源配置应当由一般的经济建设领域,转向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自从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改革方向以来,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正在逐步向保障和改善民生、治理和修复生态环境方面倾斜,在一般经济建设领域的配置份额逐步下降。这是积极的变化,但是与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相比,公共资源向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倾斜仍然不够。例如,用于教育的财政性支出占GDP比重到2012年才能达到4%的目标,这还要下很大的决心和力气。因此,政府这只手在一般经济建设领域需要继续闲下来,而在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要继续忙起来,在这方面应当有更加积极的作为。
第三,由注重缩小区域经济差距,转向缩小公共服务差距。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有许多客观制约因素,特别是资源环境的约束难以突破,政府过于关注缩小各地的经济差距,既可能违背经济规律,也可能力不从心,甚至导致反效果。我们在主体功能区的研究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调研了很多地方,我们深深感到,把政府和社会的注意力引到缩小经济发展的差距方面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在“十一五”规划研究过程中,我们就提出来要调整关于评估和缩小区域差距的思路,把过于看重经济发展差距转到更加关注社会发展差距上来,到“十二五”规划研究时我们继续强调这一看法。缩小区域差距的出路在哪里呢?主要是谋求社会发展差距的缩小,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缩小,所以政府应该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体均等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第四,由关注财富的账面积累,转向关注民众真实福利水平的提高。表面上看,我国GDP、工业增加值、利税、财政收入等账面财富积累似乎水平很高,但是如果扣除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没有完全到位等代价,群众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真实福利是大打折扣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否成功或成效大小,最终要以民生是否改善、真实福利水平是否提高、老百姓是否满意来衡量,而不能仅仅看账面财富是否增加,排位是否提高。
脆弱的美国经济
200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5%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不会出现衰退,尽管后来美国确实遭遇了衰退。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衰退不会降临到美国头上。但是,我们判断美国很有可能会进入衰退。
尽管美国经济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增长了3.9%,但这已经是过去时了。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可能会在四季度陷入停滞。
明年年初,经济产出和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出现萎缩。房地产市场仍然是最大的问题。虽然并不是所有地区的房价都出现了下跌,但美国房地产总体价格已经在过去12个月里下跌了5%,大量待售房屋意味着价格的进一步下降。房价下跌对消费支出下降造成的影响会远远超过2001年股票市场的崩溃。消费支出下降又会影响到公司的利润和投资。
尽管美元走软会拉升出口,但出口仅占美国GDP的12%,而消费支出则占70%,出口上升无法弥补消费支出走弱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欧洲和日本经济三季度出现强劲反弹,但反弹势头很可能会放缓。强势欧元和日元将会损害到欧洲和日本的出口。欧洲本身的房地产热正在降温,一些欧洲银行也卷入了美国次级债危机。
新兴经济体的力量
新兴经济体将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希望。受益于经济改革,新兴经济体的年增长率已经上升至7%左右。今年,新兴经济体贡献了全球一半的GDP增量,是美国的三倍。过去,新兴经济体总是需要发达国家的救助。这一次,它们可能会成为施救者。
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会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不过,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弱不禁风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的重要性被夸大了。2000年以来,美国占世界进口的份额从19%降至14%。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然在加速,部分原因是受益于这些经济体的国内需求。今年上半年,中国和印度国内消费支出的增长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要多于美国。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要好于以往。它们的财务不再依赖世界其他国家,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占世界总额的四分之三。大多数新兴国家的预算赤字都维持在较低水平,这意味着必要时,它们能够通过提升国内支出来抵消出口走弱对经济的影响。
虽然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还不能够完全抵消美国经济产出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全球经济增速仍然会高于过去三十年3.5%的平均增速。
新经济巨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意味着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它还会改变相对价格,特别是石油和美元价格。
石油价格攀升的主要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强劲需求。过去,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时,油价通常会下降。但这一次油价很可能会维持在高位。这不仅不利于西方消费者的财务状况,也会让这些国家的央行同时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
过去,新兴经济体大量持有美元支撑了美元汇率。现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正减少美元在它们新增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这将导致美元进一步下跌。
一、推动技术创新
在互联网技术以及网络技术发展飞速的新时代,科学技术是新经济的发展保障,我国对于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不断加大对经济发展中创新研发的投资力度,反映出的则是我国科技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寻求转型升级,要求转型的核心要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不仅需要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来提升产品附加值,还需要通过提高产品竞争力,来扩大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比重,以期推动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进而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步的发展。
二、完善和改进对外经济贸易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变得日益密切。首先,应积极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使独具中国特色的品牌能走出国门面向世界,让独具中国特色的品牌提高在国际经济市场的影响。其次,企业发展结构优化调整,优化资源做到合理配置,把企业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放到首要位置,以此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保证产品质量。最后是合理优化企业剩余劳动力资源配置,确保企业整体始终处于高水平的发展位置。不断对我国外贸进行结构调整,鼓励地方企业积极参与到国际资源市场的竞争中,借助国际资本来实现地方企业的快速发展。
三、增强贸易风险防范,提高应对贸易摩擦能力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企业管理者应转变传统贸易思维,不断加强和提高贸易风险意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对贸易风险的有效规避:第一,在贸易活动中,注重信息的获取,助于实时掌握国际市场动态以及国际政治形势,准确判断发展走势;第二,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为防止掉进贸易陷阱,审阅合同条款时应谨慎仔细,明确条款的实际性质,减少合同违约等相关纠纷和问题的发生;第三,加强财务风险控制体系的建设,遇到问题时可及时采取防范措施,确保经济贸易活动正常运行;第四,企业与企业之间要加强交流和沟通,通过产品创新,提高产品技术的不可替代性,更好地形成技术竞争优势,这对于规避贸易风险十分重要。在国际市场环境下,贸易摩擦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必须正确认识贸易摩擦才能有效地应对,企业在积极创造发展的同时,还须实时关注国际市场,了解国际规则,把握国际走向,不断提高贸易服务水平,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就要敢于应对、积极应对,要善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以辩证的思维,客观冷静的态度去面对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
四、加大人才培养和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