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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进度管理;原理;编制
前言:
建筑工程进度管理主要是根据施工组织设计中确定的施工进度计划进行全面的和综合性的管理工作,确保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将项目的计划工期控制在事先确定的目标工期范围之内,在兼顾费用、质量控制目标的同时,努力缩短建设工期。业主方应该做好施工进度管理工作,加强对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质量控制体系的监控和管理,以及在施工阶段实施质量控制的要点,从而保证工程有序高质量的施工。
一、建筑工程施工进度的影响因素
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的进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人为因素、技术因素、资金因素、气候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等等。但通常对进度影响最大的是人的因素。
1.没有充分认清项目的特点与项目实现的条件。如没有做好充分的工程前期策划工作,对政府资源的掌控能力不足,相关地址、文物勘察没有做好相应的前期了解、大市政是否已
具备条件等因素都是制约施工进度的主要因素。
2.项目管理人员的失误。如项目组人员未制定有效可行的进度计划,并未按设计规范或技术要求来控制施工,造成质量、安全问题,而引起返工延误进度;从而无法在进度计划控制范围内有效的达到质检、安检的过程监督检查。
3.施工阶段的进度管理工作不力,这会直接影响到施工项目的进度。
4.外部突发事件。如战争、地震、洪水、重大工程事故等不可抗因素。
二、建筑工程项目进度控制原理
1、系统控制原理
将项目进度控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形成有效的进度管控流程,编制出项目进度控制规划系统,具体有项目总进度、年度、季(月)、周进度控制等内容。
2、弹性控制原理
由于现代民用建筑项目通常具有施工周期长、影响因素多、变数大的特点,不可能完全准确的安排进度计划,使实际施工毫无偏差的按照计划来进行,因此,有必要进行弹性控制。
3、分工协作控制原理
划分进度控制职责,形成横向和纵向两个控制系统,项目进度横向控制系统由项目经理、工程师、技术人员构成,而项目进度纵向控制系统则由监理班子组成,包括项目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等。
4、封闭循环控制原理
项目进度计划按照计划、实施、调整、协调等几个阶段,构成一个封闭循环系统,在当项目实施过程中进度出现偏差,信息就会反馈到进度控制主体,后者作出偏差纠正,进行相应的调整,使项目进度朝着预定规划目标进行。项目实施过程中可以以不同的单位工程和分部工程为对象,建立相应的封闭循环系统,对进度进行协调管理。
三、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进度计划的编制
施工进度计划的目的是确定整个工程及各分项分部工程的开竣工日期、施工顺序及施工进度安排。首先应制定施工总进度计划,按照先主体、后辅助,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来制定总工程的工期安排,保证工程能按期保质完工交付使用。住宅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计划的各分部分项工程进度计划的顺序为先地下、后地上,先主体、后围护,先土建、后安装,先结构、后装修。施工进度计划制定前先要统计工程的实物工程量、需用工日数、需用机械台班数等信息,它们是编制进度计划的内容,也是安排时间进度的部分依据。我国施工企业编制进度计划最常用的方法是横道图法,此法在图表中用横线直观地表示各工序的时间进度的计划,便于检查,但它不易分清主要矛盾线与次要矛盾线,不易分清各工序间的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这使得网络图开始用于编制施工计划。编制施工进度计划的依据来源于:经过审批的建筑总平面图;施工合同中规定的开竣工日期;有关的设计图纸;主要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方案;有关的预算文件、劳动定额等;现场施工条件及可能提供的工人数;资金及各种机械设备和材料的完备情况。
施工进度计划编制的步骤:(1)根据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将工程划分不同的分部工程;(2)计算工程量,确定劳动和机械台班数量;(3)确定各分部分项工程的开展顺序、起止时间、施工天数、安排进度及搭接关系;(4)用横道图或网络图编制初始进度计划;(5)对进度计划进行优化和调整;(6)形成最终进度计划。
四、建筑工程施工进度计划的实施
施工进度计划编制之后,关键还要在施工过程中实施好该进度计划,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保证进度计划的顺利实施:
1、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根据各细部工序的特点,将进度任务分配到相应的责任人,保证每个分部分项都有专人负责进度控制,施工单位在申报月、旬或周进度计划时,也同时汇报各责任人的进度实施情
况,并建立一定的奖罚制度,对保质按时完成或提前完成的予以适当奖励,对延误进度的除采取补救措施之外,还应对责任人追究责任,予以处罚。
2、定期检查进度计划的执行情况
监理工程师在施工过程中应定期检查进度计划的完成情况,估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以百分率来表示完成计划的比例;并将已完成的百分率及时间与计划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问题,
分析原因并找出解决对策,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作相应的调整,以保证计划的时效性。可按“三循环滚动”的控制方法来对施工进度进行检查,即以周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
3、建立及时反应的信息反馈系统
监理人员应做好计划的考核、工程进度动态信息反馈工作。施工单位项目部也可配备专业施工计划员,采用PROJECT等电脑软件实施施工项目进度管理,以便及时准确地了解工程
进度情况,实现每日一跟踪、每日一调整的实时动态管理,适时地对进度计划和人力及各种设备材料等资源进行调配,并通过工程例会将进度调整信息反馈至施工作业班组,同时提供给管理层,为领导决策和项目宏观管理协调提供依据。
4、采用网络计划控制工程进度
用此法来制定计划和控制实施情况,可以有效抓往关健路径,能使工序安排紧凑,保证合理的分配和利用人力、财力、施工机械等资源,采用网络法的一个重点工作是确定本工程关键线路。用网络计划检查每项工程完成情况时,以不同颜色数字在网络图上记下实际的施工时间,以便与计划对照和检查。此外,应加强预控,尽量不发生工程变更或少变更,通过控制施工质量来减少现场的返工。
五、建筑工程进度计划的调整方法
当施工中的进度与计划进度不符时,应采取措施,进行纠偏,原则上不改变工程总进度计划。可适当调整分项工程的进度计划,然后再在施工过程中进行控制实施,实施过程中又发现偏差的,再予以纠偏,如此不断反复循环调整和实施,确保工程能保质按时完成。
当关键线路上某项工程的施工时间超出计划时间时,为避免延误整个工期,可以适当增加施工力量或缩短施工时间来加快施工进度,使工程进度与计划进度保持平衡。当关键线路的实际进度比计划进度提前时,就可考虑能否将原计划工期压缩,以提前完工,若不能压缩,可适当延长后续关键工作中施工难度大、资源占用量大的工序的施工时间,借此降低资源或费用。
不打乱原网络计划总的逻辑关系的前提下,适当增减工作项目。增加工作项目,以补充遗漏或不具体的逻辑关系;减少工作项目,以删除提前完成或多余的工作项目,调整之后,应考虑减少对原网络计划工期的影响。当施工方法或组织方法改变时,在不影响原网络计划工期和其他工作的顺序的前提下,适当调整逻辑关系,一般只调整组织方法。
六、结语
总之,建筑工程施工进度管理是一项系统的管理工程,为了使建筑工程项目按时保质地交付使用,避免延误工期给各方带来的经济损失,施工企业在项目施工中一定要做好进度管理工作,制定科学合理的进度计划,在施工过程中督促施工各方严格执行,并认真检查和记录进度情况,及时发现偏差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纠偏,确保实际工程能够按计划完成。
参考文献:
[1]杨劲.工程建设进度控制[M].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02.
摘要: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为老年健康管理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在优化老年健康管理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价值。与此同时,因其服务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对道德伦理的冲击表现得更加突出。当前,伴随着我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高度重视、企业与医疗机构的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领域已积累了部分经验,取得了初步进展。然而目前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价格壁垒难以突破、信息孤岛劣势明显、多方主体合作不足、专业人才稀缺等现实问题。推进人工智能与老年健康管理的深度融合,需要政府、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中心、科技企业等多方联动,构建配套管理机制,从而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老龄化社会。
关键词:人工智能;老年健康管理;老龄化;养老问题
作者:向运华王晓慧(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国情,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有2.49亿,占总人口的17.9%。人口老龄化态势加剧的同时,空巢老年人占比持续攀升,独居老年人群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有74.7%的老年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疾病。城乡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近4063万,上门看病、康复护理等医疗健康类服务需求始终居于老年人各类需求首位。总书记明确指出“为老年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健康老龄化成为健康中国时代和老龄化时代的重要命题。
万物互联的加速到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资源获取方式和生活方式。AlphaGo大胜人类棋手,标志着人工智能已在某些领域走到了人类智慧的前列。以互联网为载体和AI为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正在逐渐形成,为社会各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老年健康管理模式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现实可能。智慧健康养老由此产生,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大数据收集、需求的智慧决策与服务的精准投放。2017年工信部、民政部和卫计委联合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强调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推动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各地积极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打造“硬件环境+智能设备+互联网信息平台+居家养老服务”的健康养老生态系统。如何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疾病预防、诊断、紧急救助、治疗与康复中的作用,如何有效联接医疗服务机构以确保老年人享受到更高效、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服务,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这对于降低空巢老人独居风险,缓解老年护理人员短缺问题,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一、立场博弈: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机遇与隐忧
(一)人工智能的崛起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起源于1950年“图灵测试”的理念,其首次被公开提出可追溯到1956年“人工智能之父”McCartney在美国会议上的报告。随后人工智能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1960年人工智能已能够理解自然语言、自动回答问题和分析图像图形等,20世纪80年代又获得了学习和认知能力。21世纪以来,物联网的加速普及、大数据的崛起、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迎来了发展高峰,逐渐形成了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的特征,开始具有自我诊断、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甚至自我创新的能力①。人类相继进入了网络社会时代、大数据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三者共同构成了新的社会时代②。
关于人工智能的概念,国际人工智能专家N.J.Nilsson将人工智能视为怎样表示知识、怎样获得知识及怎样使用知识的科学③。其后,学者对人工智能的概念从类人、理性、思维与行为等四个方面着手定义,有学者进而从学科角度对人工智能进行了解释,如国内学者吴汉东将人工智能定义为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综合诸多学者对人工智能的认识,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实质是基于人类的设定与要求,能以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作出反应的智能机器或软件。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人类现存的生产、工作与交往方式。2016年美国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指出,AI系统在某些专业任务上的表现胜于人类。1997年国际象棋、2011年Trivia、2013年Atari游戏、2015年的图像识别与语音识别、2016年AlphaGo等AI产品的问世与应用,成为AI超越人类的里程碑事件,见证了AI的智能水平和社会意义。近十年来,人工智能愈发广泛地应用在社会各个领域。农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于自动播插与灌溉、日常田间管理、采收与分拣、产品检验、虚拟在线销售等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大大减轻了人类的劳动量④。工业领域,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家电制造等生产线,缓解劳动力供需矛盾的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服务业领域,微软“Cortana”、苹果“Siri”、联想“小乐”等智慧客服系统为大众所熟知;几乎所有股票交易员已被机器人取代,投资顾问、风险审查和安全防范监控监管都普遍智能化。公共服务领域中,人工智能亦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用人脸对比技术来筛查犯罪分子;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诊断与手术;人工智能用于智能评测、个性化辅导等等。人工智能也开始进入艺术创作领域、心理服务领域。学界普遍认为,弱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前已基本实现⑤。
(二)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机遇
当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引领下,物联网迅速普及,大数据快速积累,算法模型与运算能力持续突破,智能行业应用快速兴起,为我国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现实契机。从人工智能技术层的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和生物识别等,到人工智能应用层面的工业4.0、智能农业、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智能金融、智慧医疗与智能教育等,均得到了爆发式增长。我国正处于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高峰,2016年中国人工智能+医疗市场规模达到96.61亿元,增长37.9%。据估计到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市场总值将达到1270亿美元,其中医疗行业将占市场规模的五分之一⑥。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生理参数识别设备和无线射频识别装置等智能采集老年健康数据,为老年人提供双向、互动的居家健康监测、健康咨询、健康评估、健康干预服务以及紧急救助服务,克服时空限制,将健康管理贯穿疾病预防、诊断、治疗与康复整个过程。人工智能时代为健康管理尤其是老年健康管理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在优化老年健康管理模式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缓解医护人员短缺提供了现实可能。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欧盟关于每千人拥有护士数量的基本规定是不少于8人,挪威以17.27人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和日本分别是9.8人和11.49人,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和南非,分别是7.6人和5.1人,然而我国每千人拥有护士数仅为2.36人。即使是按照大多数国家的5‰计算,我国护士缺口也多达350多万,如果按照欧盟的标准,则缺口更大。与此同时,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专职人员数量少且增长速度缓慢。民政部2009年开始统计社会服务职业技能人员中的养老护理员,截至2016年我国养老护理人员仅8528人。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约为4063万,占老年人口数的18.3%,按照3:1的国际标准计算,我国需要超过1300万的护理人员。同样,虽然国家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将老年人作为重点人群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但家庭签约医生覆盖率仍不容乐观。如何“以少足多”是摆在当前我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之一。人工智能的崛起为化解这一医疗难题提供了新路径。人工智能环境下,智能护理等机器的应用与推广,大大减少了老年人对护理人员的需要,虚拟医疗助手替代护士,在医生诊疗之外提供辅的就诊咨询、健康护理和病例跟踪等服务,既减少了老年人前往医院就诊的次数,又有助于提高护理能力。显然,这些对于缓解老年健康供需矛盾有积极意义。
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医疗机构提高服务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持。一直以来,医疗服务效率都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医疗服务效率,即医疗机构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是医疗服务领域的核心命题与重要目标。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各级医疗机构的效率有了显著提升,但受制于传统医疗机构管理模式的惯性思维影响,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与民众期望仍有差距。新时代医疗服务效率的提升不仅需要制度的变革,也需要服务工具的革新。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优化医疗服务提供了便利。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降低了人力成本。医学影像占医疗数据的90%,而且这一数据仍在攀升,年增长率约为30%,而放射科医师数量的年增长率仅为4.1%,远不及影像数据增长速度。借助AI技术分析医学影像,将大大缓解医院缺少医生的压力。此外,语音技术在医疗行业的普及,也正在将越来越多的普通医生从日常机械式的医案录入工作中解放出来,提升录入的效率,降低失误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提高了医疗服务能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应用在老年人某些特定的病种领域,几乎可以代替医生完成疾病筛查任务;智能手术机器人的应用既能保证精准定位,减少老年患者的疼痛,又能防止传统手术易带来的传染疾病等危险;人工智能参与药物研发,对于提高针对老年患者潜在药物的筛选速度和成功率,缩短研发时间与成本有实际意义。综上,人工智能的嵌入打破了以往医治全程医生亲力亲为的运作模式,智能机器的自主研判与决策能力,对于降低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医疗机构、医生的工作效率与质量,减少不合理的医疗支出有积极意义。
第三,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多数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但是由于疾病通常在发病前期表征并不明显,到病况加重之际才会被发现。而且由于老年人机体形态的改变和功能的衰退,对于疼痛和疾病的反应变得不敏感、不典型,很多病症易被忽略或误诊,加上老年人行动不便,其中有多数老年人即使不舒服也不愿前往医院进行诊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大大缓解了这一状态。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健康可穿戴设备的结合可以实现疾病的风险预测和实际干预,实时监测老年人的生理参数,其双向数据传输、在线沟通、便捷有效的特点,一方面可帮助老年人实时了解与掌握自身的健康状况,享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和健康咨询服务,满足其健康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能提高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促进其积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和自我照顾,实现医疗卫生服务重心前移和全民健康管理。人工智能环境下的自我健康管理的实现延伸了传统医疗的覆盖能力,节省了传统医疗方式的时间、空间成本及医疗费用,能够有效缓解老龄化带给整个社会医疗系统的负担。此外,居家健康管理系统能为卫生管理者提供健康数据,有助于建立完备、标准化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区域卫生信息共享平台,使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应急体系的运转更为高效、准确。
(三)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隐忧
万物都有两面性,人工智能同样是把双刃剑,人工智能从诞生至今,其对伦理的冲击就不断被讨论。人工智能给老年健康管理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对道德伦理问题提出了重大挑战。与人工智能的一般伦理问题相比,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因其服务于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表现得十分特殊与突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老年人人格与尊严的多方面权益保障伦理问题更为加剧,二是老龄社会正义伦理问题更显突出。
老年人人格与尊严的多方面权益保障伦理问题体现在隐私泄露、社会孤立与老年人的“物化”三个方面。首先,为更好地提供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务,智能老年健康管理系统和智能设备需要采集老年人日常起居全时段、全方位、无盲区、长周期的海量生理数据,其中绝大多数的数据属于隐私数据。这些数据通过简单的分析和挖掘,就能得出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身体状况等信息,一旦被无意或有意泄露,极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以进行精准推销甚至精细诈骗等违法活动,这对于易受骗的老年人群体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隐忧,由此可能带来的损失也不可小觑。《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人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应该对于弱势群体运用特别的隐私保护政策①。然而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还不尽完善,如有关病历资料保护的法律或文件(《刑法》《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等)中多为宣示性条款,也尚无老年人隐私安全的针对性文件。如何保证健康数据在实时采集、传输、存储、分析与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数据应当被保留多久、谁拥有隐私数据的访问权等都是智能老年健康管理领域亟需解决的隐私方面的具体伦理问题。其次,智能机器监护老年人可能导致减少老年人社交、子女的陪伴。关于智能护理机器人的引入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影响研究表明,使用护理机器人的老年人易出现社会孤立现象,进而导致尊严受损②。过多的智能既会减少老年人外出和交流的频率,也使子女或亲朋责任感降低,对老年人的关怀止于虚拟问候,而不再是频繁地看望与聊天。有学者认为,健康助手功能会使原本亲近的护理关系转换为远程的虚拟的照料关系③。从而加剧老年人心理上的空虚感与孤独感。如何缓解和调节老年人心理问题是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应用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最后,老年人的“物化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具体伦理问题。所谓物化,Kitwood对其的定义是:像对待无生命物质那样对待人:推、拉、拽一个人,不把他当作一个有生命的个体。Astell曾认为辅助机器人可能会机械地控制使用者,并逐渐使其变得失去自主性④。智能护理机器人等操控式的服务过程有可能损害老年人自主意愿,老年人普遍认为不应该限制他们自主选择的权利,如他们不希望所有人知道他们在家中跌倒,因为某些跌倒仅是小事,自己可以克服,他们认为只有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才应通知别人。然而这与智能护理系统一旦发现护理对象跌倒,就立即发送消息给亲人或医护人员的护理策略相矛盾⑤。机器人应在何种程度上保障老年人的自主意愿,减轻其心理负担,维护其尊严,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老龄社会正义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地区差异方面。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问题都不容忽视。考虑到护理服务涉及人最基本的健康权利,然而由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不同,偏远地区、农村的互联网都不畅通,健康信息系统建设不到位⑥,老年人往往无力购买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护理机器人等健康管理机器,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凸显。如何在研发和推广智能设备中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购买力,是关乎社会正义的伦理问题。
二、现实考察: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困境
(一)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216.9亿元,比2016年增长52.8%,增长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2020年有望超过700亿元①。其中,“人工智能+融合医疗、金融、教育和安防等领域企业”位居全球人工智能目标市场行业首位,总计占比40%。国家高度重视,企业与医疗机构积极探索老年健康产品的研发、推广与应用,先后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初步进展,为人工智能服务于老年健康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信息化与大数据推动智慧医疗的发展,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信息化与大数据是人工智能有效嵌入的基本要素,因此医疗信息化的实现和医疗大数据资源的壮大是推动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应用的重要基础。近几年来,高速、移动、安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社区光纤网络覆盖率不断提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互联网逐渐向高龄人群渗透,60岁以上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接触率和应用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健康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不断推进,早在2011年,老龄办和民政部门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社区为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启动试点工作,试点项目50余个,据统计覆盖老年人口仅3000多万;2014年民政部和发改委确定在全国选取了42个地区推进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改革的重点之一即是加快信息平台建设。2018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推进远程医疗覆盖全国所有医联体和县级医院,支持高速宽带网络覆盖城乡医疗机构,建立互联网专线保障远程医疗需要。“互联网+医疗服务”建设初具规模,各级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积累了大量老年人有关的数据资源,其中包括老年信息数据库建设与大数据共享平台与服务平台建设,为下一步人工智能的嵌入奠定了坚实根基。
其次,国家高度重视,政策与法律建设不断推进,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为推动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领域指导性政策文件不断出台。如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同年12月工信部公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2018年1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提出确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医疗、养老等多领域的应用。各省市积极响应,出台本地区的具体实施意见,为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应用确立了方向。另一方面,为应对各类风险与危机,我国不断推出信息建设与信息安全的相关规定。据统计目前我国信息治理层面的相关法规已有100余件,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侵权预防和网络犯罪惩治等多个领域②。具体到医疗行业,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2017年工信部、民政部、卫计委联合印发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等文件,都着重强调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打造一批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品牌。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互联网+”养老服务创新,到2020年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等,都指出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要基本覆盖全国人口并完成信息动态更新。这些直接或间接性文件的不断完善,为人工智能在健康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
最后,在技术与政策环境的激励下,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初见成效。从易得的传感器,到智能化的可穿戴设备,智能护理床、健康服务机器人、陪护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越来越多智能设备参与到老年人健康管理领域。近几年,房地产商、保险公司、养老机构积极推出高端养老项目,健康服务机器人也随即而来,其中天津哈士奇机器人作为全球首台健康服务机器人成为标志性事件。而后,机器人也开始应用在福利中心和养老机构,仅杭州就有70家养老机构和40家照料中心引进了“阿铁”养老机器人①②,机器人具备健康检测、健康顾问、紧急报警与陪伴逗乐四项主要功能。同时依托“互联网+”搭起智能居家养老服务的桥梁,一是通过智能健康腕表随时测量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数据。相关研究表明可穿戴智能设备在治疗慢性病方面有显著效果,治疗费用、住院时间等都有所降低③④。二是“开心”等智能健康养老机器人通过人体感应、摄像头远程监护、声源定位、语音识别等系统为居家老人提供安全监护、用药提醒、数据分析等健康服务,约87%的受访者表示类似于“开心”的智能健康养老机器人会对空巢老人有用⑤。三是通过“互联网+”和远程医疗、远程手术等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通过机械骨骼、轮椅机器人等助力老人康复⑥。从监护到治疗,人工智能在各种养老模式的老年人中的初步试水,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战略性思维。
(二)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难题
人工智能为老年人实现全过程健康管理提供了条件,推动了老年健康管理模式的突破与创新,然而目前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仅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从应用范围来看,价格壁垒难以突破,老年健康管理中人工智能缺乏动力。医疗行业本身就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医疗体制改革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已推行多年,但仍有很多问题为人们所诟病。人大代表罗卫红曾提出目前医养结合虽初具成效,但仍存在医养结合服务需求与承载力不对称、行业管理体制不完善、医养结合医保支付政策难以保障护理需求等问题。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为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设备造成的健康管理服务费用谁来支付、怎样支付,目前国内尚未达成共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智能健康机器人多出现在养老机构,而非居家老人家中。不可否认,在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非常重要,机器人的引入对老年人尤其是对高龄老人、半失能老人与失能老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无论是9064模式还是9073模式,绝大多数老年人是居家养老。针对居家生活老年人的健康监测、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和心理慰藉等服务需求亟需人工智能的嵌入,然而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因为智能装备价格较高,老年人个体往往无意愿或无力购买较为昂贵的智能感应设备,另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后续健康服务能否持续跟进,比如一个智能腕表就价值几千元,如果后期的服务没跟上,老年人损失就会很大。人工智能的应用必须考虑各方支付意愿,其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可推广的范围。如何围绕大健康战略来定位发展人工智能,实现医疗健康服务利益相关者的协作,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是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其二,从信息化建设来看,人工智能应用于老年健康管理的信息孤岛劣势明显。人工智能的应用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撑。推进医疗服务大数据建设,建设老年群体数据库与医疗服务信息平台,统一相关数据标准是基础。“人工智能+医疗”最大的问题在于数据的来源和质量,因为我国的医疗数据在医院与医院间、医院与家庭间存在信息孤岛,即使在同一个医院提取和利用数据仍涉及很多操作手续。与此同时,虽然各地政府一直在强调健康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但进程并不乐观,多数老年健康服务仅停留在通过社区门诊或体检获得数据,共享在街道一级,实现市级统一平台建设的省份屈指可数。除了技术条件的制约,更多的是缺乏全局的考虑与统筹规划,民政部门、统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医院等多部门之间的责任模糊,各涉老部门缺乏沟通与配合;各地区各自为政,缺乏共享理念和共享动力,有效的沟通不足,相互之间在操作系统、网络协议、语义表示、数据库类型,乃至硬件管理平台上存在差异,医疗信息数据不能有效实现地区共享,阻碍了人工智能赖以为生的数据信息资源的有效流通,既造成了数据信息资源重复建设,也限制了数据信息资源功能的最大发挥。可见,要想人工智能应用于老年健康管理,积极突破数据壁垒势在必行。
其三,从健康服务相关主体来看,养老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医疗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不足。养老服务机构、医疗机构等服务机构本身不生产人工智能设备,而是通过引进人工智能设备服务于老年人,科技企业才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服务机构最了解老年健康管理全过程需要什么样的人工智能产品,而科技企业则在技术上独占优势。二者通过跨界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明确研发内容,最大程度缩短研发周期,以满足老年人健康管理的需要。然而目前国内各级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在该领域的开拓相对滞后,除了发达城市的大型房地产公司通过与科技公司合作建设高端养老基地,应用人工智能参与老年健康管理服务,实现了企业间的人工智能合作外,多数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有待进一步跟进。与此同时,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升自身对人工智能产品的驾驭能力也离不开同科技企业的有效合作。两者有效合作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老年健康管理过程中的人工智能创新能力的提升。两者如何建立合作机制,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与应用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当务之急。
其四,从研发主体看,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人工智能发展受制于稀缺的专业人才。人工智能任何相关技术方面的突破都依赖于人才,可以说其发展能力取决于人才数量。《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显示全球AI领域的人才缺口达到百万量级,2017年工信部发言人指出在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稀缺的专业人才资源是制约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落地的一大短板。人工智能的专业人才既要掌握数据挖掘、语音图像识别等计算机层面知识,又要了解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客观状况。AlphaGo之所以能战胜人类围棋世界冠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设计者DemisHassabis本人就是天才棋手①。因此,人工智能老年健康领域的专业人才需要集计算机专业技术与健康养老服务行业实践于一身,才能研发出适合老年群体的智能健康医疗设备。目前国内的人工智能专业性人才缺乏,且多集中于制造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开发工作,虽然一些科技公司与医疗机构合作取得初步的成果,但在医疗领域结合上缺乏深度,直接针对健康服务领域的人工智能人才更是不足,阻碍了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行。
三、未来选择: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的关键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老年健康管理创造了全新的环境,同时也对政府、社区、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需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老年健康管理的深度融合,以促进适应时代诉求的老年健康管理智能化。
(一)构建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的管理机制
DouglassC.North指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范式②。人工智能时代老年健康管理迫切需要现有机制的突破与创新,当前必须做好三个层面的具体工作。
一是形成专业的领导机制。人工智能科学嵌入老年健康管理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统一规划和部署。2018年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整合了此前散落在人社、民政、卫计委、发改委等多个部门的相关医疗职能,改变了“九龙治水”的管理局面,为人工智能在医疗行业、健康领域的嵌入提供了契机。在老年健康领域推广人工智能应纳入医疗保障局的工作内容,积极推动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与科技企业的合作,全方位部署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格局,从传感器,到智能化的可穿戴设备,健康服务机器人、智能护理床、陪护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从智能家居设备、养老服务机构智能设备,到智能医疗机器,从老年人健康数据建设到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与护理等,培养一支兼具智能理念和实践经验的新型领导队伍,确保政府部门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二是培养多元主体信息共享机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依赖于数据,因此,人工智能嵌入老年健康管理,一方面需要挖掘分析大量老年健康数据,以便人工智能设备的研发,另一方面需要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居家服务中心、老年人等相互间的数据连通与安全共享,促使多方有效参与老年健康管理。加快健康养老信息平台建设迫在眉睫,要着力提升多元参与主体的数据素养和技术素养水平,促进多元主体相互间协同配合,协调老年健康数据在各部门间的流通,实现数据信息的交互及供需的有效匹配,从而打破数据壁垒,为提升老年健康管理水平提供数据支撑。
三是建构道德伦理矫正机制。享受人工智能给老年健康管理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对道德伦理的挑战。首先,进一步完善信息保护机制,减少甚至消除老年人对个人信息数据泄露的担忧。其次,科学认识和使用人工智能。虽然现有的人工智能在某些层面和维度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了人类智能,但其工具性色彩没有改变,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旨在提高健康管理水平,而不是取代医护人员和亲朋好友。儿女的关心、好友的慰问以及老年人必要的社交互动都不可或缺。最后应通过技术发展,为人工智能注入情感,促使人机交互更加和谐。
(二)构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载体的老年健康技术系统
推进各级医疗机构和各地养老机构在老年健康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通过智能化处理系统和便捷高效的急救处理流程,即系统能自动采集老年人身体状况数据并进行分析,当发生意外跌倒或生命体征数据出现异常,智能呼叫相应的医疗机构,使老人及时、准确地获取医疗服务。为此,应重点做好两个层面的工作。
一方面,建设针对老年健康管理的智能处理系统。智能化系统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强化老年健康的数据挖掘系统和数据存储系统建设,有效整合老年健康管理智能化进程中的各类非数值型、非结构化数据,同时有针对性地引进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如生物识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虚拟等,提升人机交互过程中老年健康数据的处理效率,并以此形成由知识库、数据库、推理机、解释器和知识获取等组成的老年健康管理系统,为提高老年健康管理水平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创新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医疗流程。智能系统的生命在于应用,老年健康管理途径与方式的优化必须以智能处理流程的创新为依托。其一,通过人工智能实现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自动检测,根据不间断、全方位的健康数据跟踪,智能评估老年人身体与心理的健康状况,并基于数据分析提出智慧决策,确定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应采取的措施。其二,智能系统要在识别老年人紧急救助需求的基础上,主动通知医疗机构,使老年人及时得到救助。至于医疗机构的选择应符合分级诊疗原则与就近原则。这对于减少老年人独居风险,为空巢老人提供“健康保险”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构建“校—企—医/养”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合作机制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科技企业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主力军,而医疗服务机构与养老机构是老年健康管理的重要参与者。推进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应用,迫切需要三者的深度协作,以达到通识成材、借势运力、以智发展的目标。
其一,探索高校与企业协同人才培养模式。相比美国人工智能人才数量,我国明显滞后。据领英数据显示,我国从业经验10年以上的AI人才占AI人才总数比例不足40%,而美国这一比例超过70%;美国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人才数量占比分别为22.7%、37.4%和39.9%,而中国为3.3%、34.9%和61.8%,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如上文所述,人工智能的专业人才既要掌握数据挖掘、语音图像识别等计算机层面知识,又要了解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客观状况。科技企业需要高校的理论与人才的支持,而高校则可借助企业的数据资源和技术平台推进科研理论进展,将研究价值落地。因此,高校应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吸引国际顶级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加强与科技企业、国外高校及相关机构的合作,将技术教学贯穿到实训项目中,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培养贯通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软硬件技术与医疗服务领域应用的纵向跨界人才。人工智能校企合作将有助于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加速发展,为人工智能应用打开新局面。
其二,搭建医疗服务机构与企业合作平台。近年来,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华为等国内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为老年健康管理的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人工智能本身就涉及多重技术,不同行业或领域的关键技术必然存在差异,加快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医疗服务机构既要借助科技企业的技术优势,引入智能技术,又要借助科技企业的智力优势,培育服务人才。这就要求医疗机构积极通过研发外包的途径,由科技企业打造契合老年健康管理需求的智能软件与硬件,加快老年健康管理智能产品的开发与推广,促进产品从监护提醒类、健康监测类,到医疗设备类、陪护聊天类,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同时注意开发心理健康护理机器人,实现智能产品的多元化与精准化。与此同时,医疗机构通过与科技企业的合作,提高本机构内部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
(四)构建老年健康管理人工智能产品的定价与补贴机制
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推行受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囿于无利可图与老人抱怨收费高现象并存。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既不能完全市场化也不能严控低价,应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与相应的财政保障机制,以平衡市场主体盈利与老年人经济承受力来促进人工智能在老年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
一方面,合理确定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的价格。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产品与服务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过高的价格会忽略老年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过低的价格又影响社会资本的收益率与参与积极性,阻碍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任何资产的期望收益率都由无风险利率和对所承担风险的补偿—风险溢价两部分构成,考虑到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老年健康领域人工智能产品合理的投资收益率应等于或略低于市场平均投资收益率,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另一方面,建立相应的财政补贴机制。虽然老年人收入来源更加多元,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有能力购买健康管理设备,但价格仍然是影响其选择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受年龄、身体状况、收入等多重因素影响,有必要分地区、分群体进行大面积的调查统计,找到不同身体状况与经济状况的老年人有能力和意愿支付的平均价格。根据计算出来的市场价格与老年人可支付的价格,分类别分等级进行补贴,对于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要免费配置相应的智能设备。
此外,加强老年健康管理人工智能应用状况的监管体系和绩效评价体系。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整体还处在较低的发展层次,在认知能力、感知行为、风险对抗等诸多方面仍比较笨拙,应在加强人工智能嵌入的可能性风险管理的基础上,采取第三方评估方式,科学评价人工智能应用过程的技术适用、服务质量等环节。推进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改进与发展。
四、结语
【摘要】 目的 探讨内镜下记忆合金带膜支架植入术对重度恶性食管狭窄的治疗作用及安全性。 方法 本组82例中男58例,女24例;年龄55~83岁,中位年龄67岁。均经胃镜或手术病理证实食管癌,既往治疗单纯化疗者25例,化放疗联合者20例,术后吻合口复发者15例,未经任何治疗者22例。狭窄部位上段23例,中段39例,下段20例。狭窄程度全部病例均不能进食,偶可进少量水。首先行泛影葡胺食管造影,明确病变部位及狭窄长度,以明确支架规格。支架的选择以长于病变长度3~4cm为宜,即上端保留2cm,下端保留1~2cm。于次日行内镜检查,确定病变上端距门齿长度,在内镜直视下送入导引钢丝,并通过狭窄部位后退出内镜,用Savary扩张器依次扩张至11~13cm左右,然后将装有合适长度支架的植入器沿导丝送入狭窄段,确定位置准确后,缓慢释放支架,之后退出支架植入器及引导钢丝,再用内镜观察支架的位置及膨胀情况,如支架位置准确及膨胀良好,即退出内镜,整个操作过程结束。术后2h进流食,术后3天进半流或软食,术后1周进普食,术后忌冰冷饮食。结果 本组82例均一次植入成功,术后均能进食,吞咽困难症状立即缓解。其中3例术后5个月再次出现吞咽困难,经食管造影检查示支架上端肿瘤进展,并行内镜检查证实后,即再次植入合适支架,患者进食得到改善。并发症:本组所有病例植入后均有不同程度的疼痛,18例出现反流症状,经镇痛、抑酸、增加胃动力后一般在1周内缓解;除术中病变局部有少量渗血外,未发生大出血及穿孔。结论 内镜下记忆合金带膜支架植入术是治疗重度恶性食管狭窄安全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 记忆合金带膜支架;食管癌;狭窄
记忆合金带膜支架植入技术是近年来国内外开展的一项新技术,它能有效地解除食管、贲门部位的良、恶性狭窄。我院于2000年5月-2007年12月采用内镜下行预扩张并记忆合金带膜支架植入术治疗重度恶性食管狭窄82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82例中男58例,女24例;年龄55~83岁,中位年龄67岁。均经胃镜或手术病理证实食管癌,既往治疗单纯化疗者25例,化放疗联合者20例,术后吻合口复发者15例,未经任何治疗者22例。狭窄部位上段23例,中段39例,下段20例。狭窄程度全部病例均不能进食,偶可进少量水。
1.2 器械 Savary锥形硅胶扩张器﹑支架植入器﹑镍钛记忆合金带膜支架,均由北京有研忆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本组支架规格为内径16~20mm,长度60~120mm,单﹑双喇叭口,变相温度33℃以上,支架表面覆有医用硅胶膜。
1.3 方法 首先行泛影葡胺食管造影,明确病变部位及狭窄长度,以明确支架规格。支架的选择以长于病变长度3~4cm为宜,即上端保留2cm,下端保留1~2cm。于次日行内镜检查,确定病变上端距门齿长度,在内镜直视下送入导引钢丝,并通过狭窄部位后退出内镜,用Savary扩张器依次扩张至11~13cm左右,然后将装有合适长度支架的植入器沿导丝送入狭窄段,确定位置准确后,缓慢释放支架,之后退出支架植入器及引导钢丝,再用内镜观察支架的位置及膨胀情况,如支架位置准确及膨胀良好,即退出内镜,整个操作过程结束。术后2h进流食,术后3天进半流或软食,术后1周进普食,术后忌冰冷饮食。
2 结果
本组82例均一次植入成功,术后均能进食,吞咽困难症状立即缓解。其中3例术后5个月再次出现吞咽困难,经食管造影检查示支架上端肿瘤进展,并行内镜检查证实后,即再次植入合适支架,患者进食得到改善。并发症:本组所有病例植入后均有不同程度的疼痛,15例出现反流症状,经镇痛、抑酸、增加胃动力后一般在1周内缓解;除术中病变局部有少量渗血外,未发生大出血及穿孔。
3 讨论
食管恶性狭窄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期,为了解决患者的肠内营养,最初的方法是胃造瘘术,但术后仍然无法从正常的口途径进食,只能从胃造瘘管进行灌注流食。随后发展起来的食管旁路吻合术,但对于重度食管狭窄患者的体质无法耐受该手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食管带膜支架植入术可迅速解决食管恶性狭窄,该方法操作简单,不开刀,不出血,不影响正常的生理功能,患者易于接受。
【关键词】班级管理 心理疏导 良好班集体
班级是学校开展教育活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基层组织,班主任通过组织和领导班集体实施对全班学生的教育工作。加强班级管理,则是班主任这项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形成具有崇高的统一目标、坚强的领导核心、正确的集体舆论、自觉的纪律和优秀的传统的集体,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班级管理过程中,若能有效地利用人、财、物、事件、信息等管理要素,加强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心理指导和情感沟通,就能协调步伐,从而和谐、愉快地共同创造一个有凝聚力、有朝气、有活力的班集体,实现班级管理的高效率。
1.人的个性影响人际关系和人的心理发展
学生在信念、态度、价值观,或身份、文化程度、社会背景方面相似程度高,彼此间就容易接近,容易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而相似程度低,则容易疏远,或否定的人际关系。作为班主任,应特别重视那些因在消极的因素上有其相近性而形成的学生群体,因为这种群体有可能产生偏离集体倾向,我们应当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班级活动来转移他们的兴趣,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并通过有重点地做好部分学生认识转变工作来降低这种群体的相似性,使他们能更好的溶入整个班集体中。一般情况,对个性不同的人,可以利用个人需要上的互补性来调节心理上的相容或人际关系的倾向性。
班主任在具体工作中促使老师间、同学间心理上相互认同,情感融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受教育者只有在心理上承认、赞同、愿意接受教育者和能对教育内容认同、相信、信服。中学班集体是为了实现中学教育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有纪律、又有凝聚力的一个中学生群体。一个良好的班集体会有利于促进班级成员德智体的良好发展。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常易产生误解,因误解而心生芥蒂,因误解而离心离德,如果一个班集体人心涣散,那么教化功能便无从谈起。只有班级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整个班级才是一个和谐的班集体。良好的班风有利于学生达到学习上的满足,如学懂,会用;达到情感上的满足,如幸福,快乐;达到道德自我实现的满足,如认可,获得成功等。在这样一个班集体里,学生之间能够相互合作,相互关心,富有同情心,利群,和谐,积极向上,不仅有利于班主任的班级管理,从长远的止光来看,更有利于学生日后的健康发展。
2.确立适合青少年实际的教育目标和要求
过高的教育教学目标,过重的学习负担,是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学生进行品德行为指导时,要认真分析学生的思想状况和心理要求,准确把握学生品德发展阶段和水平,在教育策略上要循序渐进,切忌急躁冒进,尽可能避免师生对抗情绪的产生。
2.1 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教育情境
一是创造良好的班集体,充分发挥集体规范和正确舆论的教育作用,培养健康向上的班风学风。二是积极推进班级管理和教育方式的民主化,充分发挥学生自主管理的积极性。三是针对青少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让学生在集体活动中展示才华,修正品德,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
2.2 提高教师自身素养和教育艺术水平
青少年学生逆反心理的形成,很多都与教师的教育方法不当有关。为此,教育者首先要着力于提高自身素养,包括心理素质、教育教学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等。教师要具备良好的教育心态,要把关心、尊重、爱护学生放在首位,把学生置于与自己平等的地位。在学生出现过激行为时,教师要学会制怒,善于运用教育机智和教育策略,巧妙化解师生冲突。
3.注重对产生负向逆反心理的学生的疏导工作
对学生中已经或既将发生的负向逆反心理,教师切不可采用压制和强制服从的办法,要认真做好疏导工作。学生产生负向逆反心理,内在的原因是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和识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看问题容易简单片面,但他们思想开放,单纯耿直,敢想敢说,只要道理明白了,转变态度也就指日可待。对这类学生的疏导重在讲明道理,消除错误的认知因素;其次,要把握和捕捉有利的教育时机,打动学生的情感,引起情感共鸣;其三,要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利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和教育媒介,提高疏导工作成效。
4.成功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
我认为培养孩子的自信,关键是让他们拥有一个团结、活泼、友爱、向上的集体,到处充满了热情与真挚。当学生处于这样的集体中,就会体会到温暖与热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因此,活动,使孩子多接触大自然,让他们多看看精彩的世界,开阔眼界,心胸变得开阔些。在活动中,孩子们不仅能有机会为集体贡献力量,而且还能体味到友谊与合作的美妙,而会冲淡心中深藏的自卑。
关键词:市值管理;股东;上市公司
一、 引言
股权分置改革以后,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进入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股价真正反映了股东的财富。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市值的创富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国有股东持有大量的国有上市公司股权,市值波动也反映了国有资本的增减。在过去的十年间,上证综合指数收盘价最高至6 092点,最低至1 012点。在指数的涨跌过程中,国有上市公司的市值随之波动起伏,国有股东的财富也随着增减。面对股权市值的波动,国有股东如果被动的持有股份不动,将必须承受股价波动引起的财富增减。如果国有股东能够对持有的存量股权进行市值管理,将能够有效规避市场波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随着宽松货币政策逐渐收紧,国有股东的融资需求也将逐渐增多。国有股东应该盘活手中的存量资源,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市值管理就是盘活存量资产的一个新方向。如果能够合理的市值管理,将能有效盘活国有资产,筹集可持续发展所需资金。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市值管理是公司经营管理的新理念,股票市场全流通以后,市值管理是国有股东资本经营的新内容,对国有股东的积极意义更加突出。
二、 国有股东市值管理和上市公司市值管理
自从市值管理的概念首次提出以来,相关的研究基本都是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展开的。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大家基本将市值管理等同于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实际上,股东也有市值管理的需求,也是市值管理的主体。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到股东市值管理的价值(徐军,2011;毛永春,2012)。股东市值管理和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内容都是市值,股东追求股权效用最优化,上市公司追求市值最大化。二者尽管立场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也有相通的地方。
无论股东市值管理还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都是面对同样的资本市场环境,都是主动管理影响股权市值的内外部因素,从而实现市值管理目标。股东市值管理主要指持有大市值股权的股东,这是因为市值管理需要有一定的股权量基础。西方的资本市场相对比较发达,上市公司市值基本反映了价值,在我国的新兴资本市场中,市值往往与公司内在价值相背离,所以有市值管理的需求。上市公司通过市值管理使市值逐渐回归公司内在价值,股东市值管理表面看起来是赚取股权收益,实际上也有助于上市公司的市值向股权内在价值靠拢。因此,股东市值管理和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都有助于推动我国的资本市场向强式有效市场发展,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正能量。
三、 国有股东市值管理不等于股票投资
根据实际应用来看,股权增减持是很多大市值股东进行市值管理采用的主要方法。特别是,大小非解禁以后,股东们的减持现象比较普遍。有的股东将市值管理看作市场操纵工具,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力进行盈余管理等,侵占了中小股东的利益。针对大小非股权减持,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管理办法进行规范和引导。比如,国有股减持规定要求按当日均价进行成交,减持股权比例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需要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卖出,从而避免对二级市场中上市公司股价的冲击。《证券法》规定持股上市公司股权5%以上的股东,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的,由此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上市公司董事会负责收回股权交易所得收益。这也是规避股东利用持股优势操纵市场的举措。
作为上市公司的大市值股东,特别是国有股东,应该依法履行应有的义务。国有股东更应该起到应有的表率作用,以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为依据,当市值大幅高于内在价值时,尽量选择不对二级市场造成较大冲击的大宗交易平台,减持存量股权,促进市值向价值靠拢;当市值远小于内在价值时,增持上市公司的股权,传达价值信号,提振市场信心,让市值回归价值。国有股东往往战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在二级市场进行市值管理的时候,应该注意不要影响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所以,国有股东不能随便增减持,而应该合理确定市值管理的比例。我国的国有股权在股票市场中的比重相对比较大,国有股东如果能够合理的市值管理,将有助于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因此,国有股东市值管理途径包含股权的增减持,但不简单的等同于增减持。市值管理不是股权投资,国有股东不是一般的投资者,国有股东对上市公司股份的增减持行为,应该以价值为基础。
四、 国有股东市值管理属于资本经营
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的经营方式也向资本经营型转变,公司经营过程中更注重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公司资本经营的理财目标就是资本增值,资本的保值和增值是通过资本的经营实现的。公司进行资本经营,就是要以资本保值增值作目标,盘活存量资本,用好增量资本,优化资本配置,搞好资本收益分配。盘活资本存量是资本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资本存量管理就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本,充分挖掘潜在经济效益。所谓潜在经济效益是指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和资源投入存量的基础上,公司实际经济效益与最大可能经济效益之间的差异,实际产出与最大可能产出之间的差异。公司资源存量没有充分利用就能造成潜在经济效益,资本的闲置和资本利用效率低是资本潜在经济效益的主要原因所在。资本存量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减少资本的闲置,提高资本利用率。国有股权是国有资本,国有股东资本经营内容也包含了国有股权的存量管理,目标是国有股权保值增值。股权分置改革以前,国有股东持有的股权不能在二级市场中交易,市值也反映不了国有股东的财富。股票市场全流通以后,市值真正反映了国有股东的财富。国有股东如果不进行市值管理,市值的波动就影响了财富的增减。因此,国有股东市值管理就是盘活股权存量,优化资本配置。国有股东可以通过股权交易,在市场高估上市公司价值的时候适当减持,在市场低估上市公司价值的时候适当增持,从而减少股权资产的闲置,提高资本利用率。国有股东还可以通过股指期货,对冲系统性风险,对股权市值进行维护。对于股权不能轻易减少的国有股东还可以选择转融通的方式,在保证股权比例不变的前提下,赚取股权收益。
资本配置管理是国有股东资本经营的核心问题,资本配置管理的目标是要提高资本配置经济效益。资本配置体现在国有资本配置上,就是一定的资本如何进行配置,实现投资收益率最大。国有股东如果进行市值管理,将原本不产生经济效益的股权通过多样化的交易工具进行经营。那么,国有股权将能够实现应有的价值,有助于国有股东增加现金流。这样国有股东通过市值管理,将资本增值投资于经济效益更高的生产经营项目,顺利实现国有股权资本的配置经济效益。
资本收益管理是资本经营的重要内容,国有股东市值管理应该考核评价资本收益。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国资委将市值纳入国资考核体系中,这也激励国有股东关注上市公司市值变化。国有股东进行市值管理,应该考核实现的资本收益,进行分析和改进。
五、 国有股东市值管理实现方式多样化
进入全流通时代,市值管理成立上市公司股东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市值管理是系统工程,需要有创新性、综合性和灵活性的工具和模式,这样才能满足上市公司股东的需求。近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得到了发展,交易工具也得到了创新。国有股东市值管理的实现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在二级市场中的股权增减持,还应该有多样化的交易方式,主要有大宗交易、股指期货、转融通等。除了交易工具,国有股东还应该积极发挥股东的作用,通过公司治理、战略决策等途径提升上市公司市值。
国有股东的增减持主要通过大宗交易实现,大宗交易主要针对数额较大的证券买卖。我国相关交易制度规定,如果单笔证券买卖申报达到一定金额的,证券持有者可以在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平台进行交易。我国规定大小非只能自由通过集中竞价系统减持总股本的百分之一,超过百分之一必须通过大宗交易市场减持。大宗交易的套利是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价,大小非通过大宗交易平台减持股权时,折价成交比较多。国有股减持规定要求按照当日均价成交,套利空间不大。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大宗交易数量相对较少,2008年以后交易数量开始增长,折让程度也加大。大宗交易工具越来越受大市值股东青睐,越来越多的被上市公司股东运用于市值管理。
股指期货合约在2010年正式上市,是对冲系统风险的有效金融工具。上市公司的市值受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国有股东如果能够利用股指期货,将能够对冲系统性风险。以前,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市值管理受制于做空工具的缺乏,一般通过抛售股票对抗市场下跌风险,股指期货的开通在技术上提供了支持。股指期货是以股票指数为依据的期货,是买卖双方根据事先的约定,同意在未来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按照双方约定的股票指数进行交易的标准化协议。我国的股指期货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监管机构是证监会。股指期货具有做空机制,国有股东如果担心股市整体下跌,可以通过卖出股指期货合约对冲股市下跌的系统性风险。股指期货具有杠杆效应,国有股东可以用较少的投资实现市值管理。
对于不能轻易减持股权的国有股东,转融通能够帮助在不让渡股权的前提下,开展安全有效的市值管理工作。转融通是指证券金融公司向银行、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借入证券、筹得资金后,再转借给证券公司,为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提供资金和证券来源。转融通制度建立以后,国有股东可以在符合国资监管要求的基础上,将一定比例的股权参与转融通。转融通的推行有助于实现资金和资本的融通,丰富了国有股东市值管理的交易工具,给国有股东市值管理提供了更宽阔的平台。
公司治理是国有股东对持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基础,国有股东通过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和股权溢价。新加坡财富基金淡马锡是公司治理的典型成功榜样,淡马锡有着骄人的股权投资业绩。国有股东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应该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合理安排关系对上市公司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国有股东影响上市公司市值的重要途径,对于关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提案,国有股东应该以提升上市公司价值作为依据。
战略的选择决定着上市公司的发展方(下转第60页)向,国有股东应该在上市公司战略制定和决策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公司战略应该以提升内在价值为目标。国有股东还可以根据上市公司的战略,采用注入优质资产、置换资产和整体上市的方式,支持上市公司的战略发展。
六、 总结
股市全流通时代,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也能进入资本市场自由流通,上市公司市值体现了国有股东的财富。在股市的涨跌过程中,上市公司的市值在增减,国有股东的财富也随之波动。对于上市公司股价的波动,国有股东对持有的股权进行有效的市值管理,能够规避国有资本的大幅波动。国有股东市值管理不是简单的股票投资,更不是操作股价,而应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内在价值进行管理。国有股东在市值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保证持股地位的稳定,合理选择市值管理的上市公司股权比例。国有股东市值管理属于公司资本经营的内容,市值管理有助于盘活股权存量,提高国有资本利用率,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益,实现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国有股东市值管理可选择的方式多样化,有大宗交易、股指期货和转融通等金融交易工具,还有公司治理和战略决策等途径。总之,国有股东市值管理有助于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推动资本市场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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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货币政策波动、企业金融资产投资与资金‘漏损效应’——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经验研究”(项目号:71202045)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项目号:10YJC790139)。
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业绩与市值
中图分类号:F275
一、2012年中国股权激励回顾
本部分是在对2012年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解析的基础上对2012年股权激励重大事件进行解读。
(一)2012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解析
研究2012年上市公司公布的118个股权激励方案,我们发现以下几方面:
1.A股市场股权激励方案数创新高,创业板和中小板仍为主体
我们自2006年以来一直密切跟踪A股市场股权激励方案的披露情况。据和君咨询股权激励中心统计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国内A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06年44家,2007年15家,2008年68家,2009年19家,2010年66家,2011年114家,2012年达到118家,合计444家。其中2012年公布的方案数量为历年之最,占已公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总数的26.58%(见图1)。
从所属板块来看,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有46家上市公司公布股权激励方案,数量上旗鼓相当,合计占当年公布股权激励方案上市公司总数的78%。此外,从板块内部占比来看,截至2012年底,中小板和创业板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占比均超过20%,是沪市和深市主板股权激励公司占比的两倍以上(见图2)。以上数据综合说明,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方面热情明显较高。
一方面,A股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的热情越来越强烈,反映的是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采用中长期激励方式来留住人才,通过与股东价值挂钩的持续激励方式,激发员工的活力与动力,有效避免短期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但另一方面,与海外成熟市场相比,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程度明显落后,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据统计,在美国和加拿大,超过95%的上市公司实行了股权激励计划,欧洲多数发达国家的比例也达到80%以上,而我国A股的比例不到20%,未来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2.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平分秋色,混搭现象开始盛行
在公布的118家股权激励方案中,单一采用限制性股票的有52家,单一采用股票期权的有47家,二者占据了大部分,是主流的激励模式。值得关注的是,17家上市公司采用“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混搭方式进行激励,占方案总数的14%,这表明当前上市公司方案日趋专业化、成熟化和个性化(见图3)。
3.激励对象总数与平均数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中,被激励对象的人数呈逐步上升趋势。2011年,114家方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13255人,平均每家为116人;2012年,118家方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增长至18774人,增长率达41.64%,平均每家有159名核心人员纳入激励范围,增长率为37.07%。这表明,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以后将不仅仅局限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子公司核心研发、技术和销售骨干等对公司生产经营起重要影响的人才也被纳入到股权激励范围中,这将有效调动一线骨干的积极性。
4.激励比例相差悬殊,多集中于2%~3%之间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对国有企业首次推行股权激励有明确规定,激励比例不得高于股本总额的1%,而对民营企业则较为宽松,激励部分不超过10%即可。2012年,有2家上市公司用满了10%的额度,分别是方大特钢和方大化工;另有3家激励比例在9%以上;没有公司的授予比例在7%~9%以内。
图4所示,较多的授予比例都集中于6%以内,呈现标准的钟形正态分布,其中以2%~3%之间最多,共35家。
(二)2012年股权激励重大事件解读
2012年,股权激励有以下重大事件。
1.证监会推出《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2012年8月4日,证监会《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办法解释,员工持股计划是指上市公司根据员工意愿,将应付员工工资、奖金等现金薪酬的一部分委托资产管理机构管理,通过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股份权益按约定分配给员工的制度安排。
该办法一方面规范、引导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另一方面也鼓励上市公司员工积极持有本公司股票。目前,国内上市公司员工持股的情况较为普遍。截至2012年9月30日,沪深两市共有1841家A股上市公司存在员工持股的情况,占全部2467家A股上市公司的74.63%。员工持股总股数982.3亿股,占有员工持股A股上市公司总股本6.33%,占所有A股上市公司总股本3.13%。
作为股权激励的一种形式,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是大势所趋。实践证明,上市公司员工持有本公司股票,将收益和公司股票的价值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将会更加关心公司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运营效率,提高竞争力。《暂行办法》征求意见以来,已有一些上市公司为员工持股做出了制度性安排,市场对此反应良好。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资金来源于员工的工资、奖金,等于员工个人出资;二是股票来源于信托机构二级市场回购,价格没有优惠,等于二级市场股价;三是持股期限不低于36个月,不如二级市场买股灵活。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暂行办法》仍需进一步完善,进而对上市公司员工真正起到激励效果。
2.基金公司将获准曲线股权激励
2012年10月31日,中国证监会召开新闻通气会,正式修订后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自11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对基金公司子公司50%以内的股权结构不再做股东限制,且允许基金从业人员参股基金公司子公司,此举被视为打开了基金公司股权激励的空间。但是实施该规定的障碍之一是国资委2008年的139号文——《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规定,国企职工入股原则上限于持有本企业股权,不得持有其所在企业出资的子企业、参股企业及本集团公司所出资的其他企业股权。而由于基金公司多为国企背景,政策“冲突”之下,要实现基金公司在职员工持有子公司股权的美好愿景确有难度。因此,基金公司高管若想实现股权激励,则要付出离开母公司的代价,即在母公司不担任职务,仅在基金公司子公司任职。
《暂行规定》实施后,截至2013年3月初,已有23家基金公司获批成立子公司。但是仅有万家基金、东吴基金和长信基金的子公司率先开展股权激励,占比仅为13%。
基金管理业是以专业知识和经验提供服务的行业,人才为经营之本,作为关键性资源的人力资本对企业的绩效起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缺少长期激励机制,目前市场上大多数基金公司的股权结构无法体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近几年来,基金业人才流失问题严重,公募基金成为私募基金的练兵场。而股权激励或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然而,为了避免触犯政策红线,股权激励方案要求高管需从母公司完全退出,这对于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提出了挑战;或许,政策也存在调整的空间。此外,股权激励虽已破题,但多数基金子公司目前主要的专户业务收益率较低,类信托业务又有信托行业大行其道。基金子公司能否获得高收益还是个未解之谜,激励的实现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
3.富安娜股权激励纠纷
2012年12月26日,富安娜向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对26名首发前自然人股东(以下简称“争议人员”)就承诺函违约金纠纷一事提起了诉讼。其中两名为公司高管,其他均曾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2007年6月,富安娜为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制订和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富安娜以定向增发的方式,以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向激励对象发行700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包括前述争议人员和公司其他高管、核心技术人员等。
2008年3月20日,为配合上市的要求,富安娜终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所有限制性股票转换为无限制性的普通股。转换过程中,前述争议人员向公司出具了一封《承诺函》,《承诺函》规定,自签署日到富安娜申请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以书面的形式向公司提出辞职、在职期间不会出现的几种情形及违反承诺时违约金的计算依据。
意外的是,尽管有《承诺函》,但前述争议人员依旧以各种理由离开公司。富安娜方面认为,前述争议人员离开的原因主要为对手竞争的结果、以及这部分人员不看好当时公司的上市事宜。
富安娜股权激励纠纷案是自雪莱特公司“柴国生诉李正辉股权纠纷案”之后,经媒体公开报道的第三起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纠纷案件。
企业在上市前、上市中、上市后,如何进行合法、规范、有效的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对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关键在于,要通过建立股权激励这一长效激励机制,完成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团队之间以及管理团队内部,关于企业未来事业发展的深度思考和充分沟通,真正从利益共同体走向事业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富安娜股权纠纷这样的事情发生,使企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4.股价跌至授予价,依米康主动撤销股权激励计划
2012年5月12日,创业板上市公司依米康宣布撤回刚推出不到半年的股权激励计划。依米康称,自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以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指数同比上涨并持续高位运行,加之公司股价下挫至授予价格附近,致使现有激励对象购买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大幅上升,风险急剧加大,难以真正起到激励效果,为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带来一定困难。另外,依米康于2012年4月13日至4月17日对全体首次激励对象就“是否同意公司即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进行专项调查,89%的激励对象希望公司终止该次股权激励计划。
2011年8月才登陆A股市场的依米康,在短短四个月后推出了股权激励方案,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依米康股票均价的50%,也就是10.55元/股。从当时来看,“五折”的价格无疑非常实惠,比当初17.50元/股的首发价格还低很多。不过,随着2012年上半年股价的不断下挫,依米康股价一度跌破12元/股,已到股权激励授予价附近,致使激励效果大打折扣。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失败案例中,股价跌破行权价(授予价)是重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2012年初至6月的半年时间内,共有13家公司宣布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其中宏达新材、康缘药业、华星化工、南都电源、东凌粮油、卧龙地产等6家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虽然已经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却在最后关头倒在了股价面前。因此,选择股价相对较低的时点推出股权激励,并进行主动的市值管理,是保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5.中国北车,着眼长期的央企股权激励实施先行者
2012年5月24日,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根据公告,公司拟以4.34元/股的价格,向343名高管和员工授予股票期权8603.7万股,占当时总股本的0.83%,此次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10年,原则上每两年授予一次,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拟按33%、33%、34%的比例在三个行权期行权。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4.34元,行权对应的业绩条件为: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不低于15%,且要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不低于10.5%、11%、11.5%。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对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完善治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央企的一举一动均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实践操作层面,到底以股权还是分红权来实施激励尚处于探索阶段,使得监管层与企业均十分谨慎。在中国北车之前,大型央企中实施股权激励的也仅有保利地产等极少数个案。与此同时,在法规层面,根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有控股企业高管人员个人股票期权预期收益水平,应控制在其薪酬总水平(含预期的期权收益)的30%以内,且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收益占本期股票期权授予时薪酬总水平(含期权收益)的最高比重不得超过40%。这决定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总体激励水平有限,也使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沦为了“鸡肋”。但面向未来,随着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的转变,股权激励必将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股权激励操作实务
本部分着重论述了股权激励的意义、作用以及现存问题。
(一)股权激励的意义和作用
股权激励的意义和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股权激励有助于业绩提升、市值增长
业绩提升方面,统计数据表明,A股上市公司中,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比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年平均高出30%以上(见图5)。而和君咨询过往的项目实操也表明:通常在其他情况不变下,仅股权激励一项举措,便可使企业业绩在原业绩的基础上至少提升20%。
市值增长方面,统计数据表明,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其股价表现显著好于市场整体水平,市值增长通常是市场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对于个股来讲,一套设计规范、考核科学的股权激励方案一旦公告,公司的股价便应声大涨,此类情形在资本市场已屡见不鲜。同样,对于未上市的公司来说,一套规范的股权激励方案,会使企业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获得额外10%~15%的估值溢价(见图6)。
股权激励之所以在公司业绩提升、市值增长(估值溢价)方面作用明显,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股权激励给公众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股东和管理层已达成长期战友关系;公司治理规范;未来三到五年的经营目标是有信心实现的;公司进入战略实施状态和组织管理状态。
2.股权激励有利于人才争夺
一流人才是否愿意进入一个行业或企业,影响因素有很多,但激励水平的高低一定是关键的影响因素。股权激励作为激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体激励水平(薪酬+股权)的提升效果明显。
以信息服务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和君咨询股权激励数据库的统计测算表明:做过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其整体激励水平是没有做过股权激励上市公司激励水平的2~6倍。
仅就激励水平而言,很显然,人才一定会向做过股权激励的公司集聚。因此,股权激励正在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稳定队伍的常用手段。
3.股权激励有利于核心能力构筑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有一家公司,2011年净利润比IBM、惠普、诺基亚、摩托罗拉四家公司总和还多;2011年,其单一产品销量仅占全球销量的5.6%,但净利润却占全球的66.3%;2001-2010年股价复合增长率超过40%,市值最高峰一度超过6000亿美元。
这就是苹果公司。苹果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卓越的创新与研发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如何炼成的?
从股权激励角度来看,“乔布斯1976年创立苹果,1980年一上市,所有技术骨干通过股权激励成为亿万富翁,所以衣食无忧,可以专心创新,有机会成为一个更纯粹的人。因此,苹果的持续创新能力,背后其实是一套长效、开放、循环的股权激励机制安排。没有乔布斯,也会有李布斯,没有李布斯也会有比尔盖茨。”
对于中小成长型企业来讲,苹果的成功带给我们的思考在于:如何借助股权激励这套长效、开放、循环的机制,构建起我们企业的核心能力?比如研发能力、生产能力、营销能力、系统协同能力等。
(二)股权激励实践中的问题
股权激励对企业成长有诸多作用,但由于中国规范的股权激励从2006年才开始起步,目前两千多家上市公司中,做过股权激励的占比不到20%(而美国在90%以上),因此,股权激励在中国还很不成熟,存在着不少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4点:
1.事业认同问题
典型表现是创业板高管离职潮的涌现。根据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20日,共有156份离职公告出台,而2010年全年,辞职公告还不到50份。在创业板面市的两年时间里,大多数创业板上市公司都经历了高管离职。许多公司由于高管人员离职过多,为了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不得不紧急让在任高管身兼数职。无疑,创业板高管的大面积离职,对企业、对股东、对核心管理团队、对员工都是一种伤害。因为对企业经营来讲,上市只是企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核心团队的稳定才是企业的命脉与基石。
现实中存在这样的现象:股权激励被作为一套造富(套现)工具,企业上市了,大家就想着如何尽快套现走人;企业没上市,大家就想着跳槽到有上市可能的公司去。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高管之间仅靠利益维系,因而企业在上市前、上市中、上市后的高管离职现象屡见不鲜,企业始终处于动荡之中。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核心团队之间,还是利益共同体,没有达成事业认同、理念一致,这样的股权安排显然无法走向长远。
2.预期沟通问题
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有一家公司,老板出于稳定与激励高管团队的良好初衷,决定对核心管理层进行上市前的股权激励。公司人力资源部在老板的授意下设计了一套股权激励方案:上市前先拿出1%的股权进行激励,上市后再行推出第二次股权激励。这1%的股权,意味着核心骨干的人均股权收益在300万左右,只相当于一个高管一年半的年薪。方案一公布,激励对象纷纷表示不满,公司9个核心高管中4个离职,由于上市前夕高管发生重大变动,导致企业上市搁浅。
这样的结果,对一个拟上市企业来说难免有些遗憾与惋惜。在现实中,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关键在于预期沟通:在没有完成股东与高管双方预期充分、有效的沟通的情况下,任何方案都是“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是错!”。而在股权问题上,股东与高管又往往很难展开充分、有效的沟通:如何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如何保障大家说的都是心里话?……因此,企业需要专业的咨询机构站在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公允立场(既不站股东的立场、也不站高管的立场)来协助股东与高管完成此轮沟通。
3.激励水平问题
我们也曾见过这样一个典型案例:某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源部设计了一套股权激励方案:全员持股、分红激励、个人出资。由于方案在激励范围几乎到全员、分红激励的情况下,激励水平很难具备行业和区域的竞争力,激励效果有限(更像是一个福利计划),最终导致员工不愿参与,方案不了了之。
股权激励的关键除了沟通激励对象的意愿和预期外,还在于方案是否具有足够的激励水平,特别是对核心高端人才。对此,我们通常建议企业对标高分位,因为未来企业在用人上一定是用人才“质”的概念,而不是“量”的概念。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企业在未考虑清楚之前,通常不建议进行全员持股和分红激励。
4.业绩考核问题
很多企业上市前的股权激励通常是没有业绩考核,上市后股权激励业绩考核通常定得较随意,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问题上没有业绩的概念,认为是理所当然,股权激励做成了一个福利计划。
股权激励作为一套长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是激励与约束的结合,业绩是根本。通常的激励逻辑是:业绩考核公司业绩增长高激励水平下的公司/股东现金及股权投入激励对象个人收益实现。所谓股权激励为企业的战略目标实现服务,就是反映在业绩考核上。在业绩考核指标设计上,通常要结合行业特点以及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为企业设计基于产业竞争和战略实现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包括公司层面、个人层面)。
股权激励,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方案问题,而其本质上是一次基于公司战略的深度对话与沟通(见图7)。我们认为,股权激励的本质和目标,是建立起一套长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在让核心管理团队合理分享企业发展成果的同时,完成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高管团队之间、以及高管团队内部关于公司未来事业发展的深度思考及沟通,进而通过“心理契约”的达成以及“长效激励机制”的保障,实现企业从“利益共同体”向“事业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的成功过渡。
(三)股权激励实践中的关键
笔者认为,做好一个企业股权激励的关键,要在价值理念、程序保障、专业理解3个方面展开工作:
1.价值理念
首先要牵引股东和管理团队树立一系列正确的价值理念。
一是端正“股东”的概念:在没有完成从一次创业到二次创业、实现产业扎根和管理范式之前,所有股东都是在投入,而不是在享受;
二是正确理解股权激励:股权激励是一套长效、开放、循环的激励机制,不是短期福利计划,更不是一把套现、造富的手段和工具;
回归事业:股权激励是一次在核心高管内部展开关于事业发展终极沟通的最佳机会,把核心团队从利益共同体牵引向事业共同体,去思考我们的财富意味、事业意味和人生意味。
2.程序保障
股权激励需要通过一系列方法工具、工作程序来保障实施效果。具体包括:激励范围及激励对象确定;行业激励水平的外部比对;企业激励结构的内部评估;股权激励实施基础分析;理念宣贯;岗位价值评估;业绩考核指标设计;股权激励方案设计;财务及激励效果测算;实施辅导。
3.专业理解
股权激励的设计和实施涉及多个专业领域:公司治理、公司战略、资本运作、上市筹划、市值管理、人力资源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等。同时,股权激励机制的建立还必须要求对企业所在行业的发展规律、竞争要害以及企业经营规律有深刻理解。
正因为此,我们认为在操作股权激励项目时,要配备战略专家、公司治理专家、上市辅导专家、产业研究专家、股权激励专家、市值管理专家、人力资源专家等多领域专家组合,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一个股权激励项目。
总之,一个好的股权激励,必须建立在理念端正、程序严谨和专业保障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股权激励才能切实起到激励效果,为企业的成长壮大奠定扎实的核心人才队伍及管理制度基础。
三、中国股权激励展望
本部分论述了2013年股权激励持续发展的动力以及将呈现出的特点。
(一) 三大力量推动股权激励持续发展
一是不确定时代的到来。随着竞争者、买方、技术和政策的发展,企业所处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明显。然而,企业要想拥有未来,现在就必须做出选择。在不确定环境下,面向未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价值导向,而不是过往事实。如何通过塑造价值导向,将人才统一到提高市场争夺的效率上来,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股权激励,正是塑造价值导向的重要手段。
二是政策鼓励股权激励。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不断的经验总结和再实践,国家日益认识到人力资本的作用。为了更好的激发人力资本,国家将股权激励作为解决人力资本价值测度的有效方式,同时也作为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手段。2012年,针对市场热议的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周小川认为,“当前提出员工持股计划非常有道理”,这比针对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股权激励又前进了一大步。
三是人才价值实现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收入增长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收入分配不公、资产升值、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国家也提出了“十年收入倍增计划”。对于企业而言,仅依靠工资福利的增长,会削弱企业现实的竞争力;对于员工而言,仅依靠工资福利的增长实现“十年收入倍增”,也将面临现实的困难。通过股权激励,将员工收益和企业效益统一起来,能在推动员工收入增长的同时,持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股权激励将呈现的主要特点
股权激励将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普及化。从近年实践来看,在我国,采用股权激励的企业越来越多;在企业中,股权激励对象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从中高层管理人员逐渐向技术人员和骨干员工发展,更多的人被纳入激励范围,组成事业和命运共同体。由此,股权激励也逐渐从“奢侈品”变为“必需品”,从“超额配置”变成“标准配置”。
二是周期化。在我国经济社会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结合资本市场的多年表现,股权激励方案设计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设计者需要精准踩踏经济周期、产业周期、资本周期和企业发展周期,才能设计出切实可行并发挥实际作用的方案。
三是体系化。人力资本日益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人力资本需要激发,需要构建大的激励体系。该体系中既应该包括底薪、浮动薪酬、分红、股权甚至“世袭股”等物质激励,也应该包括荣誉、社会地位等精神激励。股权激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必须纳入该体系中,在整体激励体系中考虑局部手段,在局部手段中反映整体目的,才能打造企业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动力。
四是战略化。股权激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公司战略的实现。通过股权激励,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分工协作精神,实现公司战略。为此,在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和实施中,必将更多地体现公司战略以及战略导向下的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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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资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Z].2006-12-07.
[3]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Z].2008-09-16.
[4]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Z].2008-12-11.
[5]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EB].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2012-05-23.
[6]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Z].2012-08-04.
[7]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Z].2012-10-29.
一、资本经营与产业经营的区别
资本经营是通过优化配置所能控制的资源进行市场交易,达到资本拥有者利益最优化和资本的增值。因此,它不同于产业经营,内涵上包含着资源配置方法和企业经营方式两重意思。但从资本经营在实际发生过程中的表现来看,企业经营方式是其直接表现形态,而资源配置方法则是它在运作以后所表现的结果。可以看出,资本经营与产业经营有着在经营对象、经营理念以及运作风险上的区别。
1.经营对象不同。资本经营的目的是使资本通过运作得以增值,经营的重点是加速资本流动周转,尽量缩短物资留在企业各环节的流动时间,其最关注的是投资的使用效益和资金的循环增值。然而,产业经营的目的是使资产通过运作得以流转顺畅和保值,经营的重点是具体产品的流动周转,其最关注的是资产的使用效益和资产的循环周转。
2.经营思维方式不同。资本经营通过资本不断流动到报酬率高的产业或部门,获得增值机会而不断增值。其经营是开放式的,在操作上尽可能利用多元化的组合投资来发展自己,精于主业,分流辅业,控制资产闲置。而产业经营注重的是资产增量的投入,对资产的利用和效能发挥较忽视,其经营是封闭型的,总是在既定的范围内自我配套,不愿接受资本流动、可以增值的现实。
3.经营风险度不同。资本经营往往实现资本的多元化,靠多个产业或多元化经营支撑企业,以减少或分散经营风险。而产业经营往往依靠单一型的产品经营,只注重产品的开发和换代。
4.科技思维不同。资本经营以效益为中心,关心的是技改投入的回报率,决不追求无效益的先进技术。产业经营较重视技术的先进性,而相对忽视其经济性。
二、资本经营发展给财务带来的新理念
社会经济组织对经营和知识经济的理念创新,在于投资者的资本是否通过运作得以良好的增值,要求上是能创造出大于社会平均增长水平的回报。资本经营的运转和知识的运用,给财务方面带来更深入的效益理念的进步,其新突破在于:
1.抓住资本内涵价值这个根本,实现由事务管理向更高层次的价值观理智的飞跃。资本作为能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在客观上要求财务方面应有一个全新的理念来认识原有的理财思维,而我们原有的观念是:通过资产的运作,使其发挥产出效益,试图创造出较高的资产收益率。而资本经营的观念突破,则使我们要将一个企业或资本投入项目作为资本运作的对象,按投资的收益回报要求来决定产业经营的深入或退出。
2.符合企业经营综合化、多元化的大趋势。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本经营的被重视或者被企业界广泛运用,将促进社会资本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降低企业经营的风险。
3.开阔了经营思维空间,为提高企业经营的经济效益提供了有效的途径。现在,我国的企业总资本已达到相当规模,每亿元的资本收益率如果提高1%,即可增加收益百万元。资本周转速度加速,也可为社会新增流动资本。搞好资本经营,比活化单个产品或新上一个项目效果更加显著。所以,资本经营将有助于企业确立效益的观念,以适宜的技术和品质,以有效的资本经营方式,取得投资者满意的回报。
4.开创出资本增值新的道路。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家直接投资到企业的资金越来越少,企业的发展原则上需依靠企业自身。所以,资本经营为企业经营创出实现资本增值的一条新道路。
5.树立人本化理财观念,充分协调好各财务主体之间的财务关系。(1)建立多元化的财务主体。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理财主体应进一步细分和多元化,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与企业之间拥有正式的、官方的或契约的关系,包括股东、经营者和员工、政府、顾客等;另一类包括社会公众、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及所在社区等。这些利益相关者及其财务要求都应当被看成是企业理财的重要内容,其中第一类是最主要的。(2)重新确立财务管理目标。第一,财务目标多元化。知识经济的到来,扩展了企业资本范围,改变了企业资本结构,知识资本的地位将相对上升,且人力资本将成为决定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因此,财务目标不仅要考虑财务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最大化、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最大化、政府的社会经济贡献最大化、社会公众的社会经济责任和成绩最大化的财务要求,更要考虑经营者与员工的薪金收入最大化和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财务要求。特别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我国,能在财务目标多元化下,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人力资本的利润分享制度,使企业经理及职工的个人收入与企业的盈利、他们个人资产积累与增长和企业长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更有利于强化其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财务责任社会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既要考虑资本投入者的财务要求,又要兼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的财务要求,并在这两种财务要求之间谋求均衡。这样,既有助于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也有助于其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6.强化风险管理,促进竞争与合作统一。(1)强化风险管理。首先要强化财务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及时调整财务人员适应新环境的知识结构,使他们能够具有及时发现风险、防范风险的能力。其次,要充分利用信息网加强调查研究,运用科学方法对投资项目进行预测,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减少或避免因投资失误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损失。(2)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由于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均越来越快,这就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但信息的网络化、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又必然要求各企业之间相互沟通与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因此,企业财务人员在做财务决算与日常管理中既要善于抓住机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从容应付风险的挑战,趋利避害,又要灵活处理和协调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竞争与合作相统一,以增强企业自身及其他企业抗风险的能力,使各方的经济利益达到和谐统一。
三、资本经营中的财务问题
资本经营的展开,会不断地以其特有的经营方式进行,而现代企业经营中伴随着运营的实际问题较多,其中的财务问题和财务理财思维更是令人深思。
1.关于企业兼并中存在的财务问题。企业在实施兼并行为是一定要考虑兼并成本和与其受益。企业兼并成本是指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实施兼并所要承担的全部费用。且广义的兼并成本包括投资的机会成本。预期收益是企业预计的资产在未来一段时间可带来的收益。
(1)关于企业兼并成本或兼并交易价格。兼并并非是将一个企业“白白”送给另一个企业。现在许多企业提出“零兼并”,即不付出一分钱就可以把兼并的企业拿过来。所谓不付钱的“零兼并”,其实附带着其他的条件。这个附带的条件往往包括被兼并企业债务的承担、员工的安置,等等。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都存在着兼并成本的问题。事实上,兼并方在考虑实施兼并行为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除了兼并本身所需花费的费用外,还有连带的其他费用,比如:安置被兼并企业员工的支出、投入被兼并企业的生产启动资金,等等。因此,当兼并价格过高,兼并方就会考虑放弃兼并。只有当他认为比投资新建项目更经济、更划算,才有可能选择兼并。
(2)对兼并资本的预期收益。兼并与其他投资行为不同的是,不仅兼并方要考虑资本的预期收益,而且被兼并方也要考虑资本的预期收益。这就是说,兼并是一项双方企业或资本拥有者的行为,而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出于不同的对市场收益和企业自身发展策略的要求,兼并方和被兼并方对资本收益的预期是不同的。因此,兼并双方一定会出现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财务对于资本收益的预测能力,都会成为兼并是否成功的关键和制衡力。
2.无形资产的估量问题。在企业的资本经营中,往往会遇到一方是先进技术的拥有者,而另一方是希望投入该技术领域的资本投资企业。按国家有关技术入股的规定,对获得国家或省级新产品技术的拥有者,原则上可以在新设立企业的股权中拥有不高于35%的股权。而如何对先进技术的现值认定,又是双方在合作前期财务主管或首期谈判代表必须考虑并且坚持的关键要素之一。当然,国家在每个国家级开发区所在地一般设立中性的产权交易所,试图论证技术的价值。实际上,企业进入或取得该技术的代价,内部是有上限的,财务策划往往决定该项目未来效益的大小和资本预期收益水平。
3.资产剥离的资产评估与市场认可价格差距的问题。在实际资本经营工作中,较难处理的问题较多,其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经过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资产价值往往与市场认可价格存在较大的差距,对财务处理往往是“掩人耳目”的。如某企业进行部分资产的拍卖,委托某资产评估机构对该项资产进行评估,经过评估,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该项资产账面净值为5.76亿元,评估价值为3.15亿元。而拍卖行报出的拍卖底价为2.88亿元,最后一企业以2.98亿元拍得。从实际操作情况看,财务上出现几个较难解释的问题:(1)拍卖资产企业的财产贬值如何进行账务处理?(2)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又说明什么?(3)拍卖价值低于评估价值,企业对评估机构又如何看?
4.股权投资中的股权定价问题。一般来说,股权交易的定价原则上以企业历史成本价格核算的净资产价值来确定。因而,在资本经营实施过程中,有以下情况摆在面前:(1)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前景估价,投资方看中的是未来的发展机遇或地理位置,或者资产存量的实用价值,或者人员、技术、区域性优惠政策,等等;(2)对被投资企业的股权确定就成为财务依照投资理念来确定股权的上限价格,如投资某一家银行,其股权价格的确定就成为综合资本经营效益的判断标准;(3)接受投资方与投资方理财观念的差距,也是造成在股权估价上分歧的主要因素。
5.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的财务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局面的明朗,社会经济组织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和操作能力增强,这便对财务方面提出较多的运作问题。虽然中国证监会对社会经济组织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金进入股票二级市场有着严格的规定,且对“炒作”和投资以入市购买与出售之间的时间来判断,这给财务工作者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资金投资股票市场会出现以下现象:(1)资金来源应能证明是自有资金。(2)在资金投资于某证券品种控制的时间与资本经营的效益原则背离时,为规避“炒作”风险而丧失收益的机率大大增加,使投资活动变得无法控制。(3)会计核算上由于未将市值引入核算(上市公司除外),一般的企业在造成时点上的亏损时,如采取不出售的“技巧”,这一亏损就不可能让企业的股东(投资者)了解掌握,更谈不上对经营班子的经营能力进行评价。
四、资本经营中财务问题的对策思考
资本经营的具体形式较多,如企业兼并、企业收购、企业合并、企业联合、股份制合作、托管制、企业破产和租赁,等等。当然,它在促进企业存量资本的盘活、实现资本价值的保值增值、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促进生产经营的集约化增长方面的作用较明显,但其在运作中存在的财务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1.关于企业兼并成本问题,应与被兼并企业未来可能预计的收益进行比较,承担或接受被兼并企业的资产和“零”价格,财务更要关注债权的回收可能。通过律师函、资产和账务的审计等形式予以确定,且考虑未来介入债权回收的成本。
2.对兼并资本预期收益的认识,如单纯从事产业经营,而不进行管理上的创新、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规划不实施,财务将会难以预计。
3.关于无形资产的估价,从目前来看,只有在进行企业间合并、合资等情况下才会出现,其在财务方面尚无任何历史参照。双方和中介机构的议定,却成为最后的股权组成部分,财务在参照物上几乎没有,是否符合效益原则,变得无所适从。因此,财务上要从整个资本结构的构成来确定无形资产价值在企业股本结构中的比重和预计收益的可能。
4.资产剥离评估与市场差距如何解决,必须是将市场价格作为公允对比价格,在会计准则中加以规定。
积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
徐宝林
自1972年外汇期货诞生以来,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日新月异,新产品不断出现,交易规模屡创新高,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亮丽风景。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 2004年底的统计,在有组织的交易所内交易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额为87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总量的26倍多。顺应金融发展的大趋势,商业银行应当抓住机遇, 积极投身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建设。
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重点产品
根据金融市场发展阶段的总体情况,建议分阶段、分步骤、有选择地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寻找突破口,不断培育和发展新的衍生品种,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带动整个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发展以人民币利率互换为重点的利率类金融衍生品。
利率期货是当今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金融衍生工具,从世界范畴的统计来看,在全部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利率类衍生品交易几乎达到90%。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已大大提高,除存贷款利率以外,其他商业性贷款的利率均已放开,需要积极发展利率类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
利率互换,也称利率掉期,是指交易一方将自己的现金流与交易另一方的现金流互换,利率互换可以是固定利率换浮动利率、固定利率换固定利率、浮动利率换浮动利率。其定价原理是按照不同现金流的净现值相等原理计算所需的固定或浮动利率水平。核心在于以固定利率支付的一方用什么样的固定利率支付给互换对手利息,这是利率互换的定价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从长期来看,利率互换业务不仅为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管理与利率风险管理提供了有利工具,而且有助于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效率,形成新的基准利率品种,为其他衍生产品的创新提供了可对冲风险的工具。
利率互换业务可以为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提供重要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在长期的利率管制环境下,商业银行没有主动管理利率风险的工具,国内大银行存款平均期限均在半年多,而资产运用平均期限远远高于存款平均期限,各大银行存在的利率风险敞口平均有几千亿元,当利率发生不利变动时,将引致较大损失。根据国际惯例,负债结构与资产运用相比,利率风险敞口过大就需要运用利率互换等衍生工具处置利率风险。利率互换作为银行的风险管理及资产负债管理工具,有利于解决资产负债结构错配问题。
有人认为,在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前,不能推出利率期货交易。其实,美国、日本等国家推出期货交易之前,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例如,美国1976年推出利率期货产品后,在1986年才实现完全市场化。他们是通过推出利率期货,逐步形成基准利率,反过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适时推出汇率类金融衍生品。
作为交易量和重要性仅次于利率类的衍生产品,人民币汇率衍生品也是应该发展的品种之一。
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施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由此前的盯住美元,变为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整,中央银行加快了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步伐,汇率风险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汇率对国民经济影响不断增大,出口企业和商业银行承担了不同程度的汇率风险。
从企业和个人规避汇率风险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掉期业务已不能完全满足它们的需要,人民币汇率的期货、期权类交易需求增加,需要适时推出汇率类金融衍生品。
尽快恢复和发展国债期货。
从市场状况来看,应当尽快恢复和发展国债期货。因为在我国各种利率类投资工具中,国债作为利率市场的最基本品种,不仅是最受欢迎、市场交易最活跃的交易品种,而且它的发行机制、监管机制和现货市场都是最为完善的,其价格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最高。
随着我们国家市场化改革和金融管制的放松,市场主体对于利率风险管理及其工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国债期货正是利率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国债期货交易还能显著地提高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度,为机构投资者增加新的投资品种,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降低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有利于组合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债期货是最有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很多国家在利率管制尚未完全放开之前,就已建立了国债期货市场。美国在1986年才实现了利率的完全市场化,但此之前,美国早已上市了2年、5年、10年、30年期等长期国债期货合约以及短期国库券期货合约。日本在1985年实现国债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就及时推出了10年期国债期货交易,而日本于1994年10月才实现利率的完全市场化。
从国债期货停盘至今已十年,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和微观交易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恢复国债期货交易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从国外情况看,国债期货交易的顺利开展必须以一定规模的现货市场为支撑。各国开展国债交易之初,其国债占GDP的份额大致为14%~45%。目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国债规模占GDP的份额约为15%,这个比例甚至高于韩国开展国债期货时候的水平(14.4%)。现在我国的债券回购利率已经市场化,交易量非常大;长期国债利率通过公开招标产生,也提供了市场化的、独立的、仅以时间偏好为标准的固定利率;从发行方式上,短期国债改集中发行为滚动发行。这些都为开展利率期货交易创造了条件。
从理论上讲,国债期货交易要以利率市场化作为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又需要国债回购、期货和期权市场作为配套的市场机制。由于国债利率是利率市场化的排头兵,因此更需要国债期货市场的起步和发展作为呼应。
国债期货推出后,将会为利率体系引入远期价格揭示机制,这将有利于促进市场形成利率和债券合理定价,有助于构筑更为平滑合理的市场收益率曲线,进而通过利率市场与股市、汇市变化的联动性促进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
完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制度与交易规则
金融衍生工具的特点是杠杆性、融资性、风险性和虚拟性。在积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过程中,完善金融衍生品有关的交易制度与交易规则十分重要。
一是各种衍生品交易适时定价。改变目前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单边市”的情况,远期交易采取到期日本金全额交割和轧差交割的方式,为银行间交易提供灵活性,促进市场供求平衡。
二是引进询价交易。把询价交易作为对现行竞价交易方式的一种有益补充,丰富市场交易方式,给银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交易成本。引进询价交易有助于突破有形市场的运行时间限制,实现24小时连续交易,便于银行本外币兑换的敞口风险控制。同时改变由外汇交易中心集中清算的局面,分散清算风险。
三是实行备案制的市场准入方式。通过实行备案制的市场准入方式,增强市场的竞争性,不断提高银行对市场走势的判断能力和风险规避能力。
四是加强培育中介机构,推行市场做市商制度。包括中小银行可以借做市商这个中介来完成买卖业务,在市场上得到更好的价格,也能更好地控制风险。逐步改变目前交易主体比较单一,交易比较集中的情况,增加市场产品的流动性,完善市场价格的发现功能。
五是培育多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市场基础。目前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尚不完善,亟需监管机构和市场投资机构来共同培育。比如:对利率互换交易进行合理、准确的定价和估值,不断完善浮动利率基准和远期利率体系等。
六是增加市场透明度。在“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下,保护投资者利益, 使投资者对市场价格形成理性的预期,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探索协调高效的市场监管
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动力来自于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中国的市场是一个转轨中的市场,为了使衍生品市场走上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必须完善市场监管,建立严格的企业自身风险管理体系,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协调高效的外部监管体系。
建立清晰的市场监管规则。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根据市场风险管理原则把金融机构的代客业务和自营业务按照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统一进行监管。代客业务和自营业务都体现为金融机构靠自身的信誉进行交易,在监管的过程中可以一并看待;金融机构要针对不同产品特点、不同的贸易背景、不同的客户对风险承受能力的不同提供差异化的金融衍生品。
建立严密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参照三十国集团的建议,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包括:企业应在董事会批准的风险管理和资本政策的总框架下开展衍生品交易,并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企业对已成交的衍生品,要定时计算价值,并与控制市场风险的限定标准进行比较;企业要全面测定信用风险;企业要及时跟踪衍生品交易的可实施性;企业要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监控制度。
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做市商准入制度。制订完善的做市规则和报价规则,加强与做市商有关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和修改工作;建立较为完善的交易报告制度;明确约定做市商的做市职责并监督其履行职责;禁止做市商限制竞争行为;禁止做市商利用信息优势“提前行动”;建立一个合理的做市商市场行为与业绩评估体系等。
不断完善交易所的自我管理。交易所要不断完善市场监控系统和财务安全保障系统。市场监控系统通过确定交易者的类型,分别确定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的最大持仓量,全程监控参与者的操作是否合法,防止市场纵和垄断;财务保障系统是风险管理和财务监视的结合,包括:保证金制度、逐日盯市制度、清算会员和客户资金分离制度、清算会员最低资本要求制度、财务稽核制度等。
强化政府的依法监管核心地位。政府监管的主要职责是:完善立法;加强对衍生品使用者的监管;处理突发事件;惩治违规行为。目前要进一步明确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职责,避免监管的重叠与真空效应。在进一步完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和透明度建设的同时,鼓励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设计更多的风险转移和对冲工具,合理“配置”风险,将市场风险从被动管理逐步转变为主动调整和控制。
总之,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对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及其避险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经济正处在上升阶段,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要结合我国国情,根据现阶段的经济、金融条件,积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
(作者单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商品融资是个新商机
谢一平
商品融资对目前的中国银行业还是一个新兴事物,为了解决困于传统流动资金贷款出现的诸多问题,也为了开拓客户资源和新的市场,已有几家银行在关注商品融资并进行试点。
目前,商品融资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和范畴,没有很多案例,也没有成熟的风险管理手段和措施。笔者在此交流的是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亟望能对银行管理人员有所启发,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什么是商品融资
商品融资是指购买商或者销售商以其未来或者已持有的商品权利为抵(质)押,向银行申请短期融资的业务。商品融资的范畴与目前讨论较多的国内贸易融资的范畴交叉重叠,商品融资强调物权和物流对应的收益,不包括服务贸易融资,也不必然要求单据的转移。
实际上,国外并不强调流动资金贷款的概念,收益和风险的权衡最终需落实到债项设计上,区域、行业、优先性安排、期限、担保、利率等要素是设计债项上需要关注和控制的,至于是流动资金贷款还是项目贷款无关要旨。在国外,商品融资或者说商品收益权融资是基本的信贷产品,大抵没有外国银行家能够理解国内长期存在的铺底流动资金贷款的概念。
按照融资对象划分,商品融资可分为卖方融资和买方融资;按照物权凭证的种类来划分,可分为仓单质押融资、发票融资、国内保理、国内信用证项下的打包贷款等。
我国银行业开拓商品融资业务的现状
早在2004年11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商品贸易融资和发展:创新的融资机制”的专家会议上就提出:需要大力发展商品融资业务。会议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获得资金的渠道受到严重限制。与世界市场贷款条件相比,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银行只接受某些固定资产抵押放款。由于大多数人是初级商品生产者和加工者,缺乏资金而难以实现多样化生产的情况严重阻碍了发展。这次专家会议对商品融资进行了分析,提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更需要大力发展商品融资业务。
显然,对于习惯了不问具体债项用途的流动资金贷款的我国银行业来说,商品融资是一个很新的事物。抓住机遇,积极稳健地创新发展,才能抢占业务经营的先机。
目前,工行和招商银行推出了商品融资产品。2006年7月18日,工行与中国外运集团签订了《物流金融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物流监管与商品融资、物流结算、物流保理、物流担保和客户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共同研发新型产品。双方在框架协议项下,签订了《商品融资专项合作协议》,承诺将共同为客户提供原材料及产成品库存、在途货物的融资。与中国外运集团的合作将强有力地推动在仓储保管和监管合作支持下的商品融资业务发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工行的商品融资业务将取得长足进展。目前,工行北京分行已经运作和推广了“汽车合格证质押贷款”,并尝试推广应收账款质押、仓单质押、国内保理、发票融资、国内信用证等新业务品种;工行上海分行于2005年底成功推出“钢贸通”和“车辆通”,为钢材商和汽车经销商提供短期融资。
招商银行为客户提供的商品融资产品包括:保兑仓、仓单质押担保贷款、动产抵(质)押贷款、商品提货权贷款、国内保理等。
传统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存在的问题
无具体贷款用途,银行对贷款投放和收回失去控制。众所周知,以往银行投放的一般流动资金贷款用途都是“用于企业日常经营资金周转”或者是没有具体所指的“用于购买原材料”等。银行在审查一般流动资金贷款时,关注的是客户历史信用状况、财务经营实力,无从关注具体债项,所谓的债项设计也是跟着感觉走。由于没有限定具体的贷款用途,也就谈不上对贷款投放和收回的控制了,银行信贷人员实有“靠天吃饭”的感觉。
企业短贷长用,银行与企业陷入信贷怪圈。对“好”的企业,银行舍不得退,“求”着企业继续占用银行贷款;对“差”的企业,银行收不回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长期沉淀在企业的日常经营周转中,无从抽身,企业以低息成本长期占用银行资金,直至企业死亡或者逃废债,使得银行屡败屡战。
银行“灵活处置”,掩盖真实贷款质量。借新还旧、收回再贷、还旧借新、再融资、重组都是中国银行业特定历史时期的专有名词。不难想象,短贷长用下的借新还旧、收回再贷、还旧借新、再融资、重组暗含着不良贷款,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真实的贷款质量很难为外人所知。
开始具备“股东意识”和“市值意识”的商业银行终于树立起经济资本占用、经济增加值核算、净资产回报率、总资产回报率等概念,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银行管理人员懂得了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原则,开始真正脚踏实地地管理每一笔融资业务风险。这是中国银行业可喜的进步,它将推动巨大的银行生产力。不再有借新还旧是一个标志。
但我们不应忘记历史。传统的流动资金贷款模式曾给银行业带来严重的资产质量问题。以工行历史上两次大规模剥离不良资产为例,流动资金贷款余额占剥离的贷款总金额的84.5%;在历年的政策性核销中,流动资金贷款核销金额占总核销额约72%。
商品融资风险管理要点―以仓单质押为例
交易背景和资料真实性审查。作为依托于商品物权和收益权的商品融资业务,对其交易背景进行严格审查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交易是真实的,物权凭证和单据才可能是真实的,商品融资对银行才可能是安全的。显然,交易背景和依托于交易背景的资料真实性审查是商品融资业务的首要环节。
银行、借款人和物流企业之间的商品存托和监管协议是风险缓释的重要手段。商品物权和收益权是商品融资的基础,因此在银行不可能建设大规模的仓库来存储货物的情况下,借助物流企业的保管和进出货物的协助监管,能够有效降低商品融资的风险。
选择不易腐烂、市价稳定、流动性良好的商品。
执行必要的购销方资信审查。商品融资将债项审查的地位突出于客户审查之前,但这不意味着完全免除客户审查环节。所谓“好人办好事”、“坏人办好事”、“好人办坏事”和“坏人办坏事”的组合中,“坏人办好事”的概率要远低于“好人办好事”的概率,因此选择“好人”是必要环节。
依托于商品融资业务的要旨――把握银行资金流、企业物流和信息流之间的无缝匹配,可以衍生出很多的融资产品。把握企业一次生产循环,银行信贷资金的匹配金额、期限、投放进度、回款控制模式都将蕴涵其中。对银行而言,有的放矢地抓住物流,控制债项风险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新模式将扩大可进入的客户群,增加收益来源;对企业而言,银行的门槛不再可望不可及,持有真实的交易,具有真实的收益就有机会从银行获得杠杆融资,提升发展速度。这是一项生机勃勃的事业。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
面临需求升级换代的中国证券市场
阙紫康
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经历了几次升级换代,对比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三大件”可以清晰地刻画出演变轨迹。政府、企业和投资者是主导或支持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三大类市场主体,他们对该市场有不同层面的需求,但其需求目前都在经历该市场创立以来最为全面的一次升级。从发展趋势看,需求升级虽然不会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留下类似于新老“三大件”一样清晰的标记,但中国证券市场为此发生深刻变化毋庸置疑。
政府:中国经济需要一个更为强大的证券市场
目前就给中国金融结构选择挂上资本市场中心,抑或银行体系中心的标签为时尚早。中国的金融结构远没有定型,调整方向的选择也还在探索中。美国式的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金融结构体系是否适合中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一个更为稳健的证券市场已成为共识。“国九条”的出台展示了政府致力于发展证券市场的决心,此后两年各种政策的出台和有效落实也表明政府有能力将决心变成现实。
对于一个政府主导型的证券市场,政府自身的需求变化无疑是影响该市场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为国有企业服务曾经在不自觉中成了政府对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制度需求,而这一需求在现实中又退化成了为国有企业融资。今后,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这盘大棋,政府会如何调配证券市场这一制度资源还有不确定性因素。可以肯定的是,为国有企业服务在今后不再是证券市场惟一重要的功能,而这一功能本身也不再会退化成为纯粹的为国有企业融资的功能。作为主导者,政府需求的变化为证券市场发展定下了基调,也为其他潜在的市场主体的需求、或原有市场主体潜在需求的显性化提供了空间。
企业:潜在需求被释放
融资仍然是企业对证券市场最重要的需求,因IPO暂停一年多这一需求在短期内存在集中释放的冲动。关于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目前各界已普遍接受一个理念: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融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融资。应该是“什么样的条件”,指导思想一定是对投融资双方都更为公平的条件。毕竟,“双赢”或“多赢”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项制度安排保持长期稳定的坚实利益基础。基于全球最具潜力的上市资源储备和企业旺盛的股权融资需求,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里A股市场将成为全球范围内IPO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如果将A股市场与香港市场里的IPO合并计算,以中国企业为基础的IPO的数量和规模具备长期稳坐全球第一把交椅的潜力。
因股权分置中国证券市场失去了并购市场的大多数功能,也使通过证券市场建立规范的员工持股计划无法实施。全流通为这两项潜在需求的充分释放打开了空间。A股市场可能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并购市场之一,这有两个基本推动因素:(1)在国内,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的升级,以证券市场为平台,以上市公司为支点进行的并购活动对于并购双方都有需求;(2)随着中国企业群体整体实力的上升,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外资本身的吸引力会逐步下降,通过证券市场获得中国企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的吸引力会成为外资投资中国的新的重要渠道,这也是中国企业家把自己的企业卖个好价钱的机会。
投资者:多元化需求开始显现
投资者投资需求的风险收益偏好的变化和多元化,是目前中国证券市场需求升级的亮点,也是整个市场发生变化的原动力。
一是海外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将经历一个持续的升温过程,证券市场是其重要目标。人民币强势崛起是不可避免的,这会从两个方面激发海外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相对而言,人民币升值预期是一个更为直接但相对短期化的因素。更值得关注的是,依托人民币强势地位的确立,A股有可能大规模纳入海外投资者构建全球投资组合的备选清单中,这一影响将是长期的。相对于供给充裕的上市企业资源,资金供给不足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吸引力,加之人民币强势崛起为利用外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提供了机遇。目前QFII仍是利用外资的主渠道,这只是一个开端。基于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证券市场吸引了全球各地的资金涌入,这是美国证券市场发达的重要标志,也是发达起来的重要原因。在理论上,人民币的升值和强势崛起在未来也会把中国证券市场打造成一个全球性的投融资中心。
二是添补风险收益断层的需求。在我国的金融工具结构中,低风险的国债和高风险的股票供给相对充裕,但以企业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为代表的处于风险收益中间地带的固定收益类证券供给数量不足,这使投资者构建更为合理的投资组合少了重要的手段。随着“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和“莞深受益计划”相继开发成功并分别在沪深交易所上线交易,中国金融工具结构中的一道断层被弥补了。到目前为止两市这类金融工具不足10只,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需求。
三是奢侈性需求开始显现。如果以消费的眼光审视证券市场产品线,衍生产品一族无疑是证券市场中的奢侈品,它是为一批有着特殊的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者提供的投资工具(或投机工具)。在早期,这一奢侈品的供给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暂时缺货。2005年权证市场出现,衍生产品这一奢侈性消费品显现了旺盛的市场需求。随着股指期货、单只股票期货期权等工具的开发,中国证券市场的奢侈性消费品的品种会越来越丰富,而中国证券市场中也将多出一批致力于衍生品的激进投资者。这批投资者在享受着这一奢侈品的快乐时,也在不自觉中成了市场中专业的风险承担者,而一批专业化的风险承担者的出现无疑有助于中国证券市场优化其自身的风险分布结构。
四是证券市场出现新的投资风格。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是推动整个市场投资风格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正在起作用,即60和70年代出生的那批中国人正在步入事业的黄金时期,并将逐步开始自己的金融投资计划。研究表明在美国“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那一代美国人,其头脑中没有1929~1933年大萧条的记忆,头脑相对简单且容易产生乐观情绪,他们特殊的投资风格自80年代以来已深刻地改变了美国证券市场的面貌。在中国,这批个人投资者会拥有什么样的投资需求和投资风格还存在一个逐步显性化的过程,但他们注定会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上打下自己的烙印。
反应:制度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
面对需求的升级换代,以制度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做出积极回应是证券市场的必然选择。
在制度创新层面,理顺基础性制度安排仍然是创新重点。面对各界对“T+0”制度的呼吁,中国证监会冷静的态度已表明管理层将优先考虑基础性制度创新。在基础性制度安排方面,继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后,发行上市制度将成为新的创新重点和难点。相关工作千头万绪,仅以“核准制”与“注册制”的选择而言,如果中国证券市场在放松管制的道路上再向前迈出一步,开始运行更接近“注册制”的发行上市制度,这一制度运行所需要的各方面供给条件在中国是否充足没有人心里有谱,事实上,多年来呼吁向注册制转换的研究者也没有真正深入、全面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市场创新无疑会围绕着“多层次化”这个主题展开。让中小企业板尽快发展壮大起来,目前是中国资本市场多层次化发展的核心命题。此外,按照既定计划将吸引更多的科技园区企业到中关村报价系统挂牌,并打通该市场与中小企业板的“转板”渠道。新的《证券法》为“非上市公众公司”以及相应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市场的出现奠定了法律基础,适时发展中国的“OTCBB”或粉单市场已没有障碍。
产品创新中最激动人心的自然是衍生产品。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内地权证市场取得了从无到有并且交易量跃居全球第二的惊人发展。同期,全球权证交易量第一的德国市场依托9万余只权证产品实现了1549亿美元的交易量,而内地则依托27只权证实现了1172亿美元的交易量。这样的交易活跃程度无疑是不“正常”的。对这一现象要全面分析:中国1172亿美元的权证交易量就是中国证券市场衍生产品交易量的全部,如果对比国内外衍生产品交易量,1172亿美元实在不值一提。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中国权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投资者对衍生产品投资旺盛需求的宣泄渠道。随着衍生产品家族在中国证券市场逐步人丁兴旺,人们担心的权证市场投机过度的问题会自然消失,而基于一条完整的衍生产品线,中国证券市场的风险分布、交易手段选择也将得到优化。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工作站)
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证券市场创新机制
高 莉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机制创新以及监管创新,成为推动证券市场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证券市场不断走向成熟。
近年来的主要创新举措
前几年,随着证券市场历史遗留问题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的逐渐显现,证券市场陷入了成立以来不多见的持续低迷状态,投资者信心不足,市场融资功能几近萎缩,在这种情况下,证券监管部门统筹考虑,着手以健全和完善基础性制度建设为突破口,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主要有:
制度创新――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是困扰上市公司十多年的一个顽疾,是证券市场早期制度设计中的一个缺陷,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经过多年来的实践,对其的危害性以及必须解决的迫切性,已在相当大范围内取得共识。为此,在向全社会征集解决方案、理清思路、大胆探索之后,我国证券市场于2005年5月正式推出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提出了“统一组织,分散决策”的解决办法,并随后在两市全面推行。截至目前,股改进展顺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沪深两市已完成或者进入改革程序的上市公司共1119家,占应股改公司的83%,市值占比为81%,股本占比为79%,其中944家公司已经完成改革程序进入G板块,占应股改公司的70%,市值为29858亿元,占比约为72%。
股权分置改革,不仅仅是一项制度改革,更是一项制度创新,在没有任何可以参照和借鉴的情况下,通过各方力量的努力,融会市场共同参与主体的智慧,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顽疾。这一问题的解决,打破了制约股份顺畅流转的障碍,形成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理顺了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为推进市场化的并购重组和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构创新――分层市场体系。
一个完整健全的证券市场,应该依据不同投资者、不同融资成本、不同产品特性而提供多样化的融资途径。例如,美国证券市场主要由全国易所、地区易所、信息公告交易市场、粉单市场、地方柜台交易市场以及电子交易市场等多个市场共同组成,定位各不相同,彼此之间互为搭配,相互衔接,有机地组成了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为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结构单一,满足股权转让的需求和融资市场多样化的需求,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推出了深圳中小企业板和中关村高新科技园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逐步建立了以沪深主板市场、深圳中小企业板市场、三板市场及中关村代办转让系统为主的分层市场体系。截至上半年,沪深主板市场现有上市公司1323家,总市值4.33万亿元,年交易额2.97万亿元;中小企业板市场共有上市公司53家,总市值888.27亿元,年交易额868.53亿元;三板市场现有挂牌企业43家,代办转让系统有4家,例如世纪瑞尔。
产品创新。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在完善品种结构单一、改进市场缺乏低风险类产品方面有了较大进展,逐步推出了LOF、ETF、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权证等多种创新品种,活跃了交投,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满足了投资者的需求。其中,权证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作为配合股改的创新产品,权证上市开始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市场活跃度,甚至也带动了标的股票的上涨。宝钢权证是第一支,总数为3.877亿份,2005年8月22日上市开始,至26日,即达到每日254.07%平均换手率,日T+0比率达到82.21%,市场活跃度几近疯狂。市场高度活跃的背后,反映出了市场参与主体(及潜在主体)对久违的市场创新品种的渴求。分析权证背后活跃的原因,既有供给不足、欧式期权内在缺陷、规模较小的自身原因,也有T+0交易制度、涨跌幅放宽的制度性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满足了市场参与主体的需求,即满足了投资者套利和套期保值的需求,上市公司既可以融资,也可以进行股权激励。券商能够进行发行和承销,市场创新类券商还可以发行备兑权证,也可以承销其他发行人发行的权证,从而有效改变目前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
企业资产证券化不仅是一项创新产品,更是我国社会资本形成模式的新的开始。与传统的债务融资和资本金融资不同,资产证券化不是以企业信用,而是以具体资产信用来进行融资。同时,运用结构性的交易架构,辅之以外部信用升级和评级,达到降低融资成本,增强融资安全性的目的。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看,资产证券化已成为社会资本形成的主要机制之一。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探索推动资产证券化的可行之路。继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后,我国证券市场为满足企业直接融资需求,2005年8月26日成功推出了中金联通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开启了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新时代。截至目前,共有7只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在沪深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上挂牌转让,融资额近200多亿元,基础资产覆盖城市高速公路收费、市政建设、电力销售、设备租赁、污水处理和BT建设等,其中,中国网通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额达103亿元,体现了直接融资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的支持作用。
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推出,填补了固定收益类产品严重不足,尤其是弥补了中期档的产品不足的问题。期限匹配是资产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固定收益产品中信用产品的期限主要分布在1年以下和7年以上,其中80%以上的企业债券选择7年以上的期限并不是企业融资需求所致,而是为了规避企业债额度审批而不得已延长的结果。一年以下的品种主要是短期融资券。也就是说,在1年至7年之间,市场缺乏可匹配的资金运作产品,其对资产管理和资金运作所带来的风险将不言而明。目前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期限主要在3~7年之间,较好地满足了机构投资者风险管理的需求。
金融创新成为解决现存深层次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国证券市场依托于转轨经济体制,从成立伊始就带有独特的“新兴+转轨”特征,既要处理证券市场发展的增量问题,又要处理和解决许多深层次带有传统体制烙印的存量问题。发展的问题,可以学习借鉴国外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发展经验,但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却无处参照,无可借鉴。如果只谈发展,却任由这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存在并持续下去,则无疑是放任危机和风险的累积与扩大;如果不发展或发展过慢,则存量的问题可能会完全抑制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悖论,不能不发展,又不能发展过快,需要在发展中考虑可承受性、适度性和节奏性。
近年来,在着手推动证券市场发展的同时,创新更多成为了解决中国证券市场深层次矛盾与问题的主要手段和方法。通过金融创新,突破传统观念和落后的制度安排的限制,改变观念,改革制度,寻找市场发展的突破口。例如,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推出,弥补了市场品种选择不足的问题,满足了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但更具有意义的是,通过该产品来带动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的改进,完善现有交易机制,提升流动性,以双边报价逐渐引进和积累做市商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我国证券市场固定收益类产品的交易系统平台。而这正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所必须和必备的,同时,多层次资本体系需要有多层次的交易机制,固定收益类产品的交易机制也正是A股撮合交易机制的补充。
从微观层面看,创新产品为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提供了风险管理的工具,满足了他们进行风险管理的需求。金融的本质,正是风险的管理。企业,需要管理好市场风险、营销风险、价格风险以及财务风险,机构投资者,需要管理好利率风险、期限匹配风险和投资风险。管理风险,需要有相应的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创新产品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需求。从发达资本市场金融创新的历程与经验看,满足风险管理的需求成为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力。
推动以政府为主导的创新机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创新机制转变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创新机制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体现了现阶段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角色定位与职责安排,也反映出目前我们仍然处于以政府为主的决策体制和从严的监管环境中。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其标志之一是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创新机制。我国资本市场需要转变现有创新机制,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创新机制,培育市场创新主体,推动市场竞争的创新过程,营造公平、竞争和有效的创新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证监会上市部)
投资型非寿险产品前景看好
杨 鹂 刘玉琳
随着金融创新力度的不断加大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投资型保险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产品,逐渐走进消费者的视野,成为投资理财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有保险保障和投资的双重功能,投资产品对于保险公司快速积累资金,壮大投资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保险公司产品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
什么是投资型非寿险产品
投资型保险就是带有投资性质的保险产品,该产品在提供保险保障的同时,保险人对投保人一定数量的投资金代为投资运用,所得的收益按照合同约定返还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投资型非寿险产品包括固定分红型、浮动分红型和投资连接型保险。固定分红型保险的收益按照合同约定的固定回报率返还投保人。浮动分红型保险的收益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按照约定分成分享,投资风险共同承担。投资连结型保险的运作模式类似于投资基金,购买者具有投保人和投资委托人的双重身份,并完全承担投资风险,投资产品的资金实行封闭运作,保险人则从固定管理费中获得利益。
2000年4月,国内第一个投资型非寿险产品问世,随后的六年时间里,先后有六家财产保险公司推出了投资型非寿险产品。这些产品无一例外都是家财险+投资的组合模式,保险期限从一年到五年不等,均为固定分红型,投资收益率的高低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投资水平。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内投资型非寿险产品呈现出从固定收益向浮动收益发展的趋势,产品投资收益率同银行存款或国债挂钩,随着存款或国债利率水平的调整,投资型非寿险产品的收益率将进行同幅、同步调整。这种设计避免了利率上浮给消费者带来的利息损失,在目前利率上浮期望较高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投资型非寿险产品的需求分析
投资型非寿险产品的特点。
(1)兼具保险保障与投资功效
同其他金融产品相比,投资型非寿险产品的特点非常鲜明,除了具有一般金融产品保值增值、资金融通等功能,还具有保险保障的特别功效,这是一般金融产品所望尘莫及的。由于风险水平不同,一般金融产品适用的人群都有局限性,如风险规避型人群不适宜购买股票等高风险产品。近年来,人们对家庭财产保险、人身意外风险的保障需求日益迫切,这种需求无论对于风险偏好型还是风险规避型人群都普遍存在,使得投资型非寿险产品的适用面和发展前景更加广阔,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2)投资风险相对较低
高收益与高风险相辅相成,从银行定期存款、债券、基金到股票,风险水平依次升高。消费者在选择金融产品时,必需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时间等因素,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取得平衡。投资高风险产品,消费者的收益水平较多的依赖于投资能力以及运作时机,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选择投资型非寿险产品,收益率水平有固定保障,且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对风险承受能力低,有稳健理财需求的客户尤其适合。
(3)投资起点低
除投资收益率波动性较大外,人民币理财、外汇投资产品等的投资起点均较高。如今年6月工商银行推出的“稳得利”人民币理财产品一年期产品认购金额最低5万元,预期投资收益率2.15%,而目前市场上的投资型非寿险产品投资金起点普遍较低,例如人保财险的金牛三年期产品最低投资金为5千元,年收益率3.14%。较低的投资起点使得投资型非寿险成为更加平易近人的投资选择。
(4)流动性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同定期存款、人民币理财产品类似,保险产品的流动性弱于股票等金融产品,提前退保一般仅能获得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的80%,直接导致投资收益的减少。因此,投资型非寿险产品更适合客户使用空闲资金进行投资。
国外投资型非寿险产品发展轨迹。
日本保险业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日本及韩国均具有东方国家特有的投资储蓄习惯,两国投资型非寿险产品的发展轨迹对我国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日本投资型非寿险产品诞生于1963年,在20世纪80年代增长较快,前五年增幅达到24.17%。根据日本财险协会2003财年的统计数据,在人身意外险的直接保费收入中,投资型产品所占比重为60.65%。韩国2004年财产保险的直接保费收入为22527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77.3亿元),其中投资型非寿险占比高达42.8%。
日韩两国在投资型非寿险产品创新上的成果,一方面显示了投资型产品对非寿险业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投资型非寿险产品的设计满足了消费者保险保障和投资收益双方面的需要,契合了市场需求。
如何发展投资型非寿险产品
投资型非寿险产品成长空间巨大,但纵观国内该产品的发展可以发现,除了对投资金、投资收益率的几番调整,各家保险公司在产品结构、保障内容、客户定位等方面均没有明显改变,投资型非寿险产品一直局限在投资型家财险的狭窄空间,创新的步伐踌躇不前,这与广大客户对投资型保险产品的迫切需求尚有差距。笔者认为,财产保险公司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投资型非寿险产品的发展。
设计理念多元化。
(1)科学细分市场
目前投资型非寿险产品的市场定位较为宽泛,保障功能针对性不强,难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一旦利率水平发生波动,消费者容易转向其他投资产品。为此,财产保险公司应该加强客户研究,根据客户的地域、年龄、收入水平等特征,细分客户与市场,深度挖掘潜在的保险需求,以细致入微的保险保障设计,让客户找到归属感,从而凸显产品的保障功能,增强产品的吸引力与营销效果。
在产品的设计理念上,可以借鉴日韩经验,引入保障内容多元化的产品设计理念,开发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产品、投资型家庭财产保险与人身意外险组合保险产品,提升产品保障功能对客户的吸引力,丰富和健全投资型产品体系,发挥财产保险公司可以兼营财产、短期意外和健康保险的优势,减轻投资型产品收益率过高给公司造成的压力。
(2)强化投资功能
随着保险“国十条”的出台,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进一步拓宽,保险资金运用能力逐步提高。财产保险公司可以把握时机发展与相关投资标的连结的投资型保险,加强对客户的投资需求分析,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来决定投资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如分别将积极、稳健和保本三种不同风格的投资账户作为连接标的,这些标的分别类似于偏股型基金、偏债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或短债型基金。严格设定这三类投资账户的投资范围、投资品种和投资比例,不同的投资标的对应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客户,在实现客户投资期望的同时,降低客户个人投资的风险与成本,实现保险与投资的双赢,公司与客户的双赢。
产品开发标准化。
产品开发标准化就是针对特定的销售渠道,通过保险条款、定价、业务单证、管理流程和服务的统一,对承保风险进行标准化、格式化和固化的保险产品开发模式。作为一种集合保险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的特殊产品,其产品标准化可以按照产品层次,做到四个方面的标准化设计。
(1)核心产品标准化
核心产品是提供给客户的最基本的保障和价值。投资型产品针对个人投保人,这就要求保险产品提供的核心保障要准确地对应细分市场需求,设计简单、清晰的具备保障功能保险条款和投资功能的保险条款,从而形成可供选择的菜单式或积木式的标准化产品。
(2)有形产品标准化
保险合同是保险产品有形的物质载体。这种有形载体不仅包括保险条款、保险单,而且还包括相应的宣传资料。从保险企业营销策略实施和控制风险的角度,投资型产品的特点决定了作为保险产品有形的物质载体,其形式应当强调标准化。
(3)期望产品标准化
期望产品是投保人购买保险商品时期望得到的保障和价值,包括愿意支付的保费、及时充分的赔付和预期收益等。投资型产品针对个人客户,不同的销售渠道销售成本差别较大,需要按照不同渠道的销售成本确定反映成本结构的差异化费率。因此,投资型产品适合按渠道划分,设计不同定价的定额保单,从而使期望产品标准化。
(4)附加产品标准化
附加产品是保险公司为投保人提供的从承保、风险管理到理赔全过程的服务。投资型保险产品作为金融产品的一种,其可模仿性非常大,当各个保险公司所提供的核心产品、有形产品和期望产品大体一致,难以有效地进行差异化,竞争将表现为谁能增加为客户服务的附加价值。通过建立标准化的业务流程和服务体系,可以使保险产品的服务价值得以有形体现,使投保人感受到保险产品所带来的物质和心理上的满足,使其从被动或试探性消费走向自动消费。
销售渠道多样化。
投资型产品的标准化必须和多样化的渠道销售策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才能获得成功。
目前,国内投资型产品的销售渠道单一,主要依靠银行的兼业、业务人员直销和个人营销,部分产品销售借助邮政和网络。而在银行柜台,针对不同的保险公司产品多渠道交叉销售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各个保险公司之间间接销售渠道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银行渠道居高不下的手续费,银行与保险的相互参股,已经对传统保险业利用银行渠道拓展保险业务造成了冲击,投资型非寿险产品应该更多的利用成本相对低廉的其他渠道。实施投资型非寿险产品标准化的策略,使得投资型产品保障内容简洁易懂,固定收益简单明确,更适合新型销售渠道,电视购物、网络营销、电话销售、超市、便利店营销以及邮政等方式均值得尝试。只有拓展投资产品的销售渠道,突破销售瓶颈,摆脱营销渠道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引导消费者的投资消费习惯,才能推动投资型产品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推动寿险产品创新
刘云龙
保险产品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市场需求、市场供给、制度环境和技术进步等四大因素的综合影响。笔者认为,我国寿险产品发展和创新,在经历了技术创新、渠道创新阶段以后,抓住保险需求的牛鼻子,大力推动寿险产品发展和创新,将是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产品发展的主要方向。
技术创新、渠道创新引领保险产品发展
技术创新引领产品发展。
在美国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1992年引进个人营销机制以前,我国寿险市场产品发展单一化,承保领域狭窄化,主要产品形态是短期意外险和养老年金保险。一方面与当时保险需求相关,另一方面,又与保险供给相关,由于保险发展处在起步阶段,经营管理水平较低,促使保险公司选择针对某一个特定人群开发和销售单一责任的人身保险,而且这些产品的开发对费率厘定的精算技术要求不高,准备金计算也比较简单,通过费率试错、调整就可以控制风险。
友邦保险进入中国市场后,开启了传统型的个人人身保险产品创新活动,寿险产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生存和养老风险保障为主的传统个人寿险大量涌现。于是,各家寿险公司的个人寿险业务异军突起,只用了2~3年的时间就超过了“起家”的团体保险业务。
自1996年起,央行连续七次下调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一些寿险公司出现利差损。为适应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各寿险公司从1999年开始相继推出了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万能保险等新型人身保险产品。这些新型人身保险产品兼具投资功能和保障功能。虽然,投资连接保险、万能保险“创新不创收”,但分红保险大行其道,不少寿险公司的分红险业务比重超过了60%。
渠道创新引领产品发展。
从2001年开始,一些保险公司开始通过银行销售寿险产品,并根据银行销售的特点开发了专门的银行保险产品。自2002年第三季度开始,银行保险业务已全面超过团险业务。目前,个人寿险、团险、银行保险成为寿险公司的 “三足鼎立”。
目前,不少寿险公司正在探索、推广职场销售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打通团险直销体系和个人营销体系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品发展。
在技术创新和渠道创新引领我国寿险产品发展的过程中,供给水平得到迅速提升,全行业的产品开发管理水平不断改善,数据积累、经验分析、产品定价等能力明显增强,特别是产品创新带动了寿险公司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信息技术管理、财务管理、投资管理、风险管理、销售管理、业务管理等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当前寿险产品发展的局限
目前,在我国寿险产品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四大主要矛盾:
产品移植与产品本土化的矛盾。以个人投资连结保险为例,产品设计结构约定保险企业承担保障风险,保户享受全部投资收益的同时承担所有投资风险。但实际情况是,投资收益的剧烈波动打破了“保险产品无风险”的基本观念,导致大面积的退保风潮,给保户和保险企业都造成不利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研发人员在产品账户结构设计上复制国外同类产品,忽略国外资本市场相对成熟、保户对资本市场波动具备风险意识和承受能力的基本事实。而我国资本市场正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并不成熟,收益难以稳定,消费者对收益波动的保险产品几乎没有心理准备。可见,产品设计结构没有处理好产品形态过渡所需要的一些必要特征,忽略了国内居民的消费和投资习惯。
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的矛盾。一方面,产品数量多,但是有保费规模的产品不多。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产品总数超过了1300余种,但是其中800余种累积保费不足百万元人民币,甚至出现该产品的保费收入还不及寿险公司对该产品的开发和管理费用。另一方面,产品开发与销售存在错位现象。有些产品是为特定目标市场设计的,产品本身没有问题,但卖给了不合适的群体。
产品发展与销售管理的矛盾。很多保险产品的开发并没有立足产品技术含量和风险管理能力,仅仅是依靠财务政策推动和销售激励拉动。一旦其他主体大举进入该市场,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得不到体现,市场竞争就只好在“价格战”上徘徊,导致业务发展大起大落,产品赢利性很差。
产品发展与市场环境的矛盾。随着精算技术、风险管理技术发展,许多保险产品推广在技术层面上是可以实现的,但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制约,保险企业不愿意进一步开拓某些领域,这一问题在医疗保险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由于我国医疗管理、医院管理、药品管理制度不完善,导致保险企业单方面无法控制医疗赔付成本,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医疗保险都处于净亏损状态,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老百姓对医疗保险市场的需求最为热烈。
针对保险需求,大力推动产品发展与创新
目前,我国金融保险制度正在完善,国家大力推动保险业发展的举措正在逐步贯彻落实,保险行业基础建设正在大力推进。2005年,新的行业经验生命表编制完成,为寿险产品,尤其是个人年金产品提供了更为科学的精算基础。通过改革产品监管制度,规范产品形态,规定预定利率上限,加强产品信息披露,规范产品经营,加强销售行为管理等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大产品监管制度建设和改革力度,为保险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监管环境。而且,对外交流十分频繁,与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合作日益紧密。因此,我国保险业有能力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发展基础开发创新寿险产品。
兼顾中国国情、金融市场特色和居民消费倾向,应该成为我们制定产品发展创新战略的重点。现阶段,我国寿险需求主要集中在解决人口老龄化、健康风险保障和“三农”保险等方面。
积极改革产品制度结构。
截至200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在2050年以前,老年人口还将以每年3.2%的速度增长。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城镇新增家庭大部分是双独生子女家庭,他们要负担四位老人的养老和医疗,可见未来寿险市场养老年金和各项医疗保险仍然是产品创新的主要方向。针对这些市场需求,一方面要开发涵盖范围更加广泛的新保险产品,另一方面要改革现有寿险产品的产品制度,为产品发展注入新活力。
目前,我国健康护理保险的市场需求旺盛,也将成为健康保险的主流。2006年6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十条”中允许有条件的保险公司购买医院,将对医疗保险产品管理非常有利。寿险公司可以通过下属医院直接或间接控制保户的医疗支出,不但有助于寿险公司降低成本,还可以提高服务效率,可以预见各种层次的医疗保险新产品将大量出现。
细分市场需求。
把握客户需求,逐步实现市场细分,为不同风险需求的人群和企业提供不同保障,是保险产品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关键。保险产品应该关注社会生活中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要区分城市和农村的差别、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差别、个人保障需要和团体保障需要的差别,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客观存在的现象,同一风险对不同群体造成的最终结果可能相同,但不同群体对风险的态度却存在显著差异,保险产品责任设计需要体现这种差异,以满足细分市场的需要。
以个人健康保险为例,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对健康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承受能力是不一致的,对于一部分较为富裕的群体,他们对健康保障的需求不仅仅简单停留在重大疾病和医疗事故赔付这些初级需求上,客户有更高层次的健康需求如牙齿护理、定期健康检查、专属家庭医生、急诊特别服务等等,这些需求都应该纳入保险产品的设计中,以差异化的费率体现差异化的需求。
加强风险管理和服务创新。
目前,我国寿险市场承保利润空间仍然存在而且相对富余,存在让利于保单持有人的需要和趋势,需要通过保险产品给客户创造增值服务和便利,通过保险公司转移和管理各种风险,是客户购买保险的重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