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趋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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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当前世界经济趋势范文

【正文】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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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当前世界经济趋势范文

[关键词]最优货币区东亚货币合作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的货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在当前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货币一体化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研究热点，并已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1.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简称OCA）起源于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用什么标准判断货币区的最优性，满足何种条件可以加入货币区，以及加入货币联盟、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利与弊。最后货币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尔（1961）、麦金农（1963）、英格拉姆（1962）、凯南（1969）等。

蒙代尔（1961）最早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主张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在当时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一些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的货币，在本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优点是降低了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汇率风险，缺点是容易造成实际工资下降，影响就业，因此他强调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认为地区内高度的生产要素流动性是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1963）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开放程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如果为了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问题，采用本币贬值政策势必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以至于带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但为了控制物价，又会引发国内需求下降和失业人口增加。同时由于“货币幻觉”的作用，还可能造成工资成本的上升，从而抵消货币贬值的效果。因此，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该组成相对封闭的货币区，这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此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关于最优货币区选择的参照标准，如：凯南（1969）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英格拉姆（1969）以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莱明（1971）通货膨胀率的相似程度、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1970）以政策一体化程度等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末，这一理论又重新复活起来，经济学家开始研究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90年代以来，欧洲经货联盟（EMU）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加强了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罗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罗和恩格尔（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早期的OCA理论建立模型分析，并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评估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测定地区间实物冲击、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OCA标准的内生性分析、货币联盟与政治联盟的关系、汇率工具的效应、货币联盟中最优币种数目以及其他相关的货币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政转移、信贷及资本市场在最优货币区的作用等问题。90年代克鲁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尔和麦金农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释加入固定汇率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应比较接近并且经济联系紧密，这样发生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货币区经济发展趋于稳定。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以来，对国际货币一体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蒙代尔由此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又得到了极大拓展，克鲁格曼（1993）甚至认为“最优货币区问题应当成为国际货币经济学的中心”。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三种模式

1.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单一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区域内成员国承诺放弃本国货币发行权，在区域内创立和使用全新的统一货币模式。目前最为成功的典型实例即欧元区统一货币模式。从欧洲货币联盟内部来看，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形成统一大市场，欧元区各国之间能真正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转移，使各国资源能够更好地优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时，按照《马约》的四个趋同标准，加入欧元的国家应自觉维护财政纪律，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以维护统一货币的稳定，促成成员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欧元启动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欧元的结算量已经上升到24%，从中期来看，世界金融资产的30%～40%将以欧元计价，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也将增加，这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和国际货币体系。

2.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指先通过地区内次区域货币合作，然后再过渡到单一货币联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近期，建立危机救助机制；中期，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远期，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3.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种别国货币，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门的事实选择下，最终直接取代本国乃至本地区的货币，发挥区域货币的职能或作用。这种货币一体化方式又被称为美元化路径。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许多国家目前仍选择显性或隐性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美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名义锚”。同时，货币替代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现象，许多拉美国家实行“双轨货币制”，即本币和美元都是国内的法定通货，有的拉美国家甚至取消本国货币直接使用美元作为其本位货币。在东亚，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影响在东亚次区域采取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只要各国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就可以在该区域采用它作为次区域的共同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及路径选择

1.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是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选择。它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原因是“亚洲传统”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渐进性。这种独特的“亚洲传统”是指东亚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协商性和非政治性。灵活性是指东亚各国在贸易自由化、统一市场进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建立统一货币体系等方面不强求一致；渐进性是指东亚各国经济差异较大，可以分批加入货币一体化组织；协商性是指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尚处于对话机制阶段，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进程；非政治性是指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目前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多讲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讲或少讲政治，不谋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以上这些“亚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货币合作，使这一进程变得十分缓慢和渐进，充满艰辛，这也是东亚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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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亚货币合作的路径

笔者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可选择如下路径，并分为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

(1)初级阶段——建立危机救助机制

东亚货币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新的金融危机，在东亚建立某种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是近期东亚货币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14个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财政部与央行主要官员在马尼拉亚太地区高级财政金融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新机制的设想，又称“马尼拉框架协议”，在APEC范围内建立了“马尼拉框架”集团，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银行及IMF协作进行经济信息交流与经济形势监控，并确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此外，东盟（ASEAN）10国强化彼此的监督机制，10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这一监督机制后被扩展到“10+3”监督进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设立“10+3”早期预警系统。2000年5月6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又称“清迈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将达到200亿至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其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只要东亚外汇储备中的10%至20%被用来作为地区基金，参加的国家就能够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偿危机，而不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任何帮助。一旦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将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同时还将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同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缔结了货币互换协定。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和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在东京签订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合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协议，显示旨在稳定亚洲地区货币的合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2)中级阶段——建立区域汇率稳定机制

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能在短期内解决外部冲击与金融危机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东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也难以保证东亚经济在长期内的稳定增长，因此建立一整套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现阶段东亚汇率合作的合理选择既非欧洲单一货币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应当选择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组建一个货币篮子，亚洲各国货币钉住一篮子货币。应当承认，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汇率制度，容易诱发投机冲击，但由于东亚目前尚不具备高层次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条件，只能开展低层次的区域汇率合作制度。当前东亚各经济体实行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隐蔽的较金融危机前宽松的钉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它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承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东亚各国应在汇率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协调与改革，建立起区域性的汇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阶段：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促进次区域汇率稳定；在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和日韩经济圈的三个次区域之间建立固定汇率制，实现次区域货币一体化；建立整个东亚区域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