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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市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迅速。1997年,嘉兴市被列为全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我们抓住机遇,深化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改革,推进下岗职工再就业,到2001年,实现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年以来,大力实施中央确定的积极就业政策,先后有9万多名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失业问题已基本解决;对涉农就业政策进行全面清理,相继取消了企业使用农村和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取消了使用农村和外来劳动力的各种收费,取消了《农村和外来劳动力务工证》的办理,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逐步形成。*年,我市根据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全面启动城乡就业一体化,并被省劳动保障厅批准为浙江省城乡统筹就业试点地区。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城乡就业一体化的若干意见》,确定了城乡就业的政策措施、招聘市场、服务制度、用工管理、社保体系的"五个统一"的目标和工作措施,建立工作责任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统筹城乡就业的体制、机制已初步形成。加快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强化了镇(乡)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职能。按照资源整合、重心下移的原则,建设乡镇、村社会事业(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将农村劳动力纳入统一管理范围,*年下半年,对全市150万名本地户籍的农村劳动力和27万名被征地农民就业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建立了农村劳动力和被征地农民就业状况数据库。依托街道(乡镇)、社区(村)基层工作平台,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先进村活动,初步形成了城乡联动的促进就业长效机制。
实施了劳动力市场提升档次、整合功能、调整布局工作。加大投入,重建、改建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市场,进一步改善设施和环境;克服体制障碍,整合部门资源,拓展功能,集本地与外地、城镇与农村、劳动力招聘与人才交流于一体;建设中心城镇市场或设置人力资源招聘交流场所;整合13个部门功能资源,建设公共事务信息系统。市区投资近4000万元易地重建了市人力资源中心市场,业务流程实现全程信息化,可为所有用人单位和所有劳动者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人力资源交流服务,方便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繁荣了市场。因为天天都有招聘活动,老百姓称市人力资源中心市场为"不落幕的招聘会",发挥了较好的示范效应。以市人力资源中心市场为龙头,县(市、区)市场为骨干、中心镇市场为基础的布局合理、设施完善、覆盖城乡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二)大力实施教育培训与就业相衔接的百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速。统筹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动员和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企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等参与劳动力素质培训,建设了一批布局合理、功能配套的区域性培训中心,构建起县(市、区)、镇(街道)、村三级培训网络。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仅*、*两年,全市各级投入培训资金就达7787.96万元,培训农民42万人,其中农业专业技能培训13.83万人,二三产技能培训25.7l万人。大力开展就业服务,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从事第一产业人员占全市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已下降到22%。被征地农民办理《再就业优惠证》,享受除税收以外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全部再就业扶持政策,被征地农民75%以上已实现转移就业。
(三)对多层次、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全面推行"土地换保障"的被征地农民安置办法,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建立了全市统一的被征地农民养老基本生活保障金增长机制;为征地制度改革前采用一次性经济补偿安置的被征地农民建立了养老生活补助办法。至*年底,全市27.4万名被征地农民中有18.1万人建立了基本生活保障或基本养老保险,其中7万名被征地农民已开始领取养老保障金,月人均水平达420。
为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参保积极性,先后建立了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养老保险办法和医疗保险办法。
在全省率先推出普及型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年全市有217万名农民,10.05万名城镇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90.8%。
建立了以纳税户为依据、单位工资总额为基数的社会保险"五费"地税统一征缴机制,实现了社会保险的单位全覆盖并正努力实现职工全覆盖。
货币合作的背景
人民币与港币的货币合作不仅服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来自当今世界区域经济货币合作所带来的现实挑战。从合作的背景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欧元的示范效应。欧元的成功启动,无疑是当今国际货币合作领域的创举。多个国家使用单一货币给各成员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在实践中得到印证。一是内部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明确的维持物价目标稳定了欧元区内的通货膨胀预期,市场利率下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很好的改善了区内的融资环境,提升了整体经济信用水平。二是减少了欧元区内货币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降低了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三是由于汇率和货币的一体化,扩大了货币规模,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而且,由于取消了货币兑换,欧元区内货币和资本流动的交易费用大大降低,促进了资本等要素的快速流动。在外部环境中,由于美国经济和政策等情况的变化,美元不再成为强势货币,欧元对美元汇价的屡创新高更是加大了成功欧元的示范效应。目前,欧盟成员国已经扩大到25个国家,欧元区的成员国还将呈扩大趋势。货币合作带来的收益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评估货币合作问题。
2.我国的区域经济货币合作加快。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同样引人关注。我国一直热心于区域经济合作,目前进展最快的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已于2002年年底生效,中国与原东盟6国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东盟新成员则到2015年加入到自由贸易区中。正在发展的还有10+3机制和东亚自由贸易区,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而原为政治需要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也把关注的问题扩展到经济合作领域,中国为此承诺拨贷9亿美元启动经济合作。与此同时,清迈倡议、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的运作已经步人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东亚金融合作向深度发展。为了争取区域合作的更高收益,我国通过壮大货币体系的规模,增强货币的稳定性非常关键。
3.香港主动加人国内区域经济合作。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香港的经济也历经考验。由于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内地)加人WTO的需要,经济管制己基本解除,香港在大陆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香港经济中自身的一些问题得以暴露。而大陆经济的一枝独秀,给香港经济的再次腾飞提供了机遇。“引进大陆专才计划”、“香港自由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英文简称CEPA).、参加9+2区域合作(由广东省等9个内地省份和澳门、香港两特别行政区参加)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很好的促进了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加速了两地货币合作的进程。
货币合作的条件判断
国际货币合作的形式有很多种,按照货币合作程度的高低可分为三个层次: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和货币单一化。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已经验证了固定汇率、自主的货币政策、受到控制的资本流动二个政策目标在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内不可能同时获得,选择货币合作主要是为了突破这一两难困境。但汇率联盟常常因为参加合作的成员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出现汇率变动,这种合作形式实际上难以真正实现汇率的固定。货币单一化是货币合作的最高程度,目前仅有欧元区成功启动。因此我们不妨以货币合作的中间形式货币一体化来分析人民币和港币的合作问题。
货币一体化一般称为通货区。其主要内容是汇率固定、货币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共同的货币政策。根据凯恩斯货币市场均衡理论:名义货币供给与名义货币需求相等,才能实现货币市场的均衡。汇率的固定前提是要确定两地的均衡利率,而利率的确定,主要考虑的指标就是通胀率、失业率、GDP增长率。我们对两个经济体这三个主要指标作一简单分析。由于内地经济的规模是一个逐步扩张的过程,因此,内地经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也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虽然判断数据的趋势需要积累较长期的数据来分析,但内地经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却是近些年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从消费物价指数来看,两地变化趋势非常接近,这与香港与内地接近,消费物品主要由内地提供情况相符。而由于内地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大量的隐性失业现象难以统计,内地的失业率较难准确获得。但我们不难推定,随着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的融合,劳动要素的流动将更加便利,两地失业率变化情况将基本趋同。
从GDP增长率来看,两地经济周期不尽相同,这也说明香港经济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更大,而内地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在2002年以后得以加强,有理由相信香港经济的表现将更加趋向于内地。
从建立欧元区的条件来看,两地建立通货区还有许多与之相似条件:一是地理环境相邻;二是目前汇率制度一致,均实行盯住美元制度;三是两地经济规模相加后在世界卜举足轻重;四是两地产品差别化程度较高,有利于区域内分工;五是产业一体化程度较高,实行通货有助于降低费用。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有着突出的政治优势,两地虽然分属两制,但仍在一国框架,这一有利条件在世界上唯两地所有。我们知道,在当今区域经济货币合作的主要推动力来看,政府的作用无可替代。
但根据上述通货区的主要内容,两地也有许多条件并不具备。从宏观上看,香港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内地的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被所有国家确认,经济运作的基础、调控的手段、管理的要求等尚有较大的差异;香港虽规模不如内地,但人均水平等质量指标远高于内地,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人民币尚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内地银行体系尚存在诸多问题等。从微观上看,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很难在现实中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特别是人民币自由兑换尚无明确时间表,港币的作用并非人民币可以完全替代。在通货区的四个内容中只能部分的实现。
当前货币合作的政策安排
虽然我们从理论上看,两地建立通货区已具备了一些条件,且在实践上也符合一些基础条件,毕竟通货区的成立较为复杂,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也是长期复杂的。我们在推进两地货币合作中,还要充分发挥港币的作用,近期应主要做好以下基础工作:
一是加强经贸一体化建设。取消两地各项经贸壁垒,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两地经贸的更大融合,经济体的各项指标应逐步趋同。
二是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1937年,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有力地支持了港币汇率体系,堪称两地货币合作的典范。目前,香港是内地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内地是香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加强两地货币政策的协调,无疑有利于两地经济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地方债;财政能力;财政赤字;预算软约束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7(03)-0095-0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债务规模是影响债务经济效应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我国的政府债务规模迅速增长,尤其是地方债规模急剧扩张引发了政府与学界的高度关注。出于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急速扩张和风险上升的担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香港)和穆迪自2013年相继降低了对中国长期本币信用评级和信用评级。2016年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地方债务风险也发出了严厉的警示。随之,我国地方债规模迅速扩张的成因成为研究地方债问题的焦点。对地方债规模增长的解释,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和经济发展模式上。
从财政分权视角分析地方债规模存在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财政赤字由地方债务融资解决,在地方政府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下,通过“公共池”攫取财政资源,将导致过度支出和债务膨胀。从相反的观点来看,Qian和Roland认为,财政分权能迫使地方政府参与财政竞争,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降低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在我国,分权约束地方举债的观点似乎没有得到证实,相反,众多学者研究了分税制对地方政府举债的正向影响。郭琳和樊丽明,贾康和白景明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旱那榭霾欢锨炕,造成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负债维持运转。这种解释尤其在说明2005年之前地方政府债务被动形成和县乡财政体制困难的研究中较为流行。近期的研究,如邱栎桦和伏润民对中国西部D省的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为分权体制影响债务规模提供了新的证据。庞保庆和陈硕基于地级市数据的研究同样发现,各地区债务规模受到其财政缺口的显著影响,他们预期在财政集权的大趋势下,预算内财政缺口或预算外收入支配力下降会增强地方政府负债的动力。但也有学者认为,“收入上移、支出下移”不能完全解释地方政府的债务积累。因为,如果该解释成立,那么,一是地方负债借来的资金应该用于当地财政的行政事务和经常性开支,二是越贫困的地方应该负债越多,但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这两个条件。
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观点来看,Cai和Treisman认为地方政府间竞争导致各地方政府降低税率、增加基础设施的支出,并最终导致了地方政府举债过度。类承曜认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度增长就不能只考虑改革财政体制,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洪源和秦玉奇等通过对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因素的实证研究得出,公共投资类需求因素对债务规模的回应度是最直接的,而公共福利类需求因素的回应度则是最低的。与上述观点相近,巴曙松和王劲松等认为城镇化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
当然,除了上述两方面的解释外,从预算软约束的视角探讨地方债的文献也很丰富。Akai和Sa-to,Bordignon、Manasse和Tabellini,陈健认为,无论是出于“大而不倒”还是“多而不倒”的原因,上级政府救助陷于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能够使整个政府的福利最大化,这导致了地方政府举债中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姜文彬和尚长风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人(地方政府)付出的行动成本大于其从委托人(中央政府)那里得到的经济报酬,而根本原因则是委托人激励和监督制度的不完善。李尚蒲和郑仲晖等通过对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和总体规模的对比分析,发现以土地要素和信贷资源为基础的预算软约束是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主要原因。
综合上述文献,我们认为,无论是基于分税制后的财力缺口、经济发展模式还是预算软约束的分析,对地方政府的举债动机的认识都是建立在需求驱动基础上。但债务收入是一种特殊的收入,对举债规模的分析,不仅要考虑举债需求,还要考虑举债能力。因此,本文与以往文献的第一点不同是将举债能力对地方债规模的影响考虑在内,继而对债务规模是受财力缺口影响还是举债能力影响进行判断。第二,由于举借债务不仅意味着融资资金的增加,而且债务投资于基础设施还有利于招商引资。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债务具有双重引资作用,这种双重引资必然面临地区间的竞争,但现有文献对债务引发的地区间的竞争鲜有涉及。本文将从地区间引资竞争的角度,将债务融资与地区间的空间互动联系起来,这是本文与其他文献的第二个区别。第三个区别是建立预算软约束的衡量指标,弥补实证中缺乏预算软约束变量的不足,从而将预算软约束对债务规模的影响估计出来。沿此思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地方债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是地方债务规模增长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地方债的理论模型
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地方政府面临的预算约束可以由下式表示:
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转移支付流入+新增地方债务 (1)
其中: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自有财政支出+上缴财政收入。在上式中,地方债务既与财政收支缺口有关,又与转移支付有关。具体来看,纵向财政不平衡(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VFI)可以表示为:
VFI=1-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自有财政支出 (2)
根据式(1),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转移支付流入+新增地方债务=地方自有财政支出+上缴财政收入,那么VFI=1-(地方自有财政支出+上缴财政收入-转移支付流入-新增地方债务)/地方自有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流入-上缴财政收入)/地方自有财政支出+新增地方债务/地方自有财政支出=补助依赖率+债务率 (3)
由式(3)可知,债务率既与补助率有关,也与财政收支缺口,即财政不平衡有关。在我国,由于财政收入既包括一般预算收入,也包括土地财政收入,因此地方债必然与两种财政收入有关。因此,讨论地方债问题基本上就是围绕上述核算等式中各项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展开的。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对等式进行变换:
VFI=1-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自有财政支出=1-(地方财政收入/全国财政收入)/(地方自有财政支出/全国财政支出)(1-全国财政支出一全国财政收入)/全国财政支出)=1-收入分权率/支出分权率(1-财力缺口率) (4)
由式(4)可知,财力缺口率(债务规模)与纵向财政不平衡以及收支分权水平有关。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地方债规模既与财政收入能力有关,也与收支分权水平、财力缺口和转移支付率有关。
三、地方债务规模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和样本数据描述
本文所用的数据为2009―2014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因变量为地方债务规模,自变量包括地方财政能力、地方财力缺口、预算软约束等指标。和新疆因为数据问题,剔除在外。
根据空间依赖性的体现方式不同,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以及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SAC)。
本文将空间模型设定如下:
变量说明:首先是模型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Debt)的测度问题。目前文献中度量地方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黄春元和毛捷使用的加总本年地方政府债券余额、本年地方国债转贷收入、本年地方国有企业国有债务总额和本年地方城投债余额在内的广义的本年地方债务余额。二是罗党论和佘国满使用的地方城投债余额的口径。三是张忆东和李彦霖使用的地方政府市政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扣除地方政府自有可投资财力余额。四是范剑勇和莫家伟使用的商住用地出让收入作为指标。相比较前两种直接测度地方债规模的做法,后两种方法避免了直接搜集地方债数据的困难。考虑到加总的地方债数据获取较难以及城投债地位逐步上升且有可靠数据支持的现实,本文使用地方政府城投债余额占本省GDP的比重来近似代替各省的地方债务规模。
其次,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财政能力,采用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本省GDP的比重作为测度政府的财政能力(FC1)的第一项指标,将本年土地出让收入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地方财政能力的第二项指标(FC2);从财政赤字指标来看,以各省本年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差额占本省GDP的比重表示;将预算软约束指标(SBC)设定为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从经济发展模式上看,使用城镇化率指标(UR)刻画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考虑到我国的户籍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偏离,以及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实,本文采用城镇建成区面积占地方总面积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的城镇化水平。
控制变量主要考虑以下几项:人均实际GDP(AG)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SI),对人均GDP取对数处理,社会总抚养比(DR)和失业率(JUR)。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wind金融数据库以及各相关统计年鉴,以下不再专门指出。各变量的具体统计性质如表1所示。
(二)估计方法
在估计辖区间债务引资竞争互动关系时,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一是相邻辖区之间举债决策的相互依赖性导致了双向因果关系,这使得反应函数的最小二乘估计(Ordinary Least Square,OLS)不一致;二是相邻辖区间的举债可能受到空间相关的不可观测因素的驱动,导致债务水平的伪相关。因此,选择合适方法处理这些内生性问题就成为实证估计的重点。很多文献采用极大似然估计(MLE),但该方法假定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条件太强,近些年来备受争议。目前文献中主要有两种方法克服这一问题,一是Kelejian和Prucha(1998)提出的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SpatiM TwoStage Least Pquare,GSTSLS),该方法也逐渐开始在国内得到应用。二是空间工具变量与系统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方法。工具变量的选择主要以相邻辖区中其他外生社会经济变量的空间加权作为工具变量,但考虑到一些社会经济变量的弱外生性问题,如何选择强外生性的变量成为这一方法的难题。本文主要采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进行模型估计。
在进行实证估计时,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地方政府间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参数p的估计有偏。鉴于此,利用差分面板数据解决此类问题。二是由于债务与财政赤字之间相互影响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对模型进行估计。三是空间权重的设定。借鉴现有文献关于空间权重的设计,选取了两类空间权重指标:一是地理相邻权重,即以是否共享同一边界为标准判断是否为相邻,相邻辖区赋值为1,其他为0。第二类指标是地理距离权重,以现有文献常用的地理距离的倒数(wij=1/dij)来反映不同地区的影响权重。在地理相邻权重基础上,增加了经济规模因素的影响,生成“地理相邻+GDP”的权重,不同于0-1地理相邻权重,“地理相邻+GDP”权重随着人均实际GDP的变化而每年不同。
(三)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1.以地理相邻为权重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财政能力、赤字规模、预算软约束、城镇化率等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地方政府的务规模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估计效果较好。但是从空间计量的角度来分析,空间误差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采用SAC模型可能存在不合理之处,采用SAR模型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中第1列是混合OLS模型,后两列是空间计量中的SAC模型和SAR模型的估计结果。首先,可以看出SAR模型中空间自回归效应的系数在l%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以选用空间计量模型是适当的。此外,在SAR模型回归结果中,空间权重系数为正数,说明地方债务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某个省区债务规模的扩大可能会影响其相邻省区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投资方向和经济政策的模仿来实现。
从以上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混合OLS模型,还是空间计量的SAR模型,核心解释变量财政能力1和财政能力2对于地方债务规模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收入能力、土地财政收入能力对地方债务规模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一般预算收入能力提高1个百分点,地方债务规模则上升0.357个百分点;土地财政收入规模增加1%,则地方债务规模增加0.584%;单从系数大小来看,土地财政收入能力显著高于一般预算收入能力,这证实了地方债与土地财政收入的紧密关联。从财政收支缺口来看,地方赤字规模增加l%,地方债务规模增加0.462%,地方财政赤字推动地方举债的观点同样得到证实。但从系数上判断,赤字推动举债的影响低于土地财政收入能力,但高于一般预算收入能力的影响。从城镇化水平来看,城镇化建成区每增长1%,地方债规模显著增长0.041%,这说明城镇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确对债务规模产生重要影响。从预算软约束来看,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人提高1个百分点,会拉动地方债规模增长0.112个百分点。从上述实证结果来看,地方债的规模扩张,既受到来自需求方面的财力缺口、经济发展以及预算软约束的作用,又受到财政能力的影响,因此,地方债的形成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各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债务规模呈现正的拉动作用。人口结构对地方债务规模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总抚养比上升1个百分点,债务规模则会上升0.165个百分点;城镇失业率上升1个百分点,地方债规模则下降0.858个百分点。就两者而言,前者主要形成的是对财政支出的增支压力,而后者则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乏力,由此限制了发债能力。
2.以经济距离为权重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空间自回归效应和空间误差效应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所以在以经济距离作为核心指标的空间权重之下,选用SAC模型是正确的选择。由于空间自回归效应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债务规模存在明显的竞争;而空间误差效应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误差项中存在经济水平相近地区策略替代的因素发挥了影响。
与地理相邻为标准的空间计量模型类似,核心解释变量地方财政能力、赤字规模、政府预算软约束以及城镇化建设状况对于地方债务规模的回归系数同样为正,且效果显著。与地理相邻权重指标模型相比,以经济距离为权重的空间模型结果显示,地方财政能力、赤字规模和预算软约束对于债务规模的作用效果略有减弱,这充分说明在举债的若干影响因素中,引资竞争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之间的竞争是地区竞争的主要形式。而城镇化水平对于地方债务规模的影响略有增强,这可能与我们选取的城镇化指标,侧重于土地城镇化,即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加速有关。
以地理距离为权重的模型与地理相邻权重模型的结果大体一致,此处不再列出。最后,鉴于地方债衡量指标的多样性特点,本文将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中扣除自有财力投资的部分作为地方债的变量,进行模型的稳健性分析,实证结果维持了上述结论,限于篇幅,结果不再列出。
3.跨地区差分析
本文将29个省份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东、中、西三部分进行跨区域分析,分地区的SAC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
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首先,从财政能力对地方债规模的影响来看,存在地区间的差异,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能力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即一般预算收入能力指标上升1个百分点,地方债规模会上升0.6个百分点,土地财政收入增长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会上升0.645个百分点。但是在中西部地区,一般预算收入能力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不大且不显著,但土地财政收入能力对债务的推动非常显著,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土地财政收入提高1%,地方债分别增长0.506%和0.952%,这说明地方债务与土地财政收入的关联在不同地区都具有普遍性。从地方政府赤字来看,财政赤字规模对于东中西三个地区债务规模的影响不同,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财政赤字对地方债规模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与黄春元和毛捷对地级市的研究发现一致,即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与地方债规模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主要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普遍经济较为发达,财政管理较为健全,因此由赤字引发的举债冲动能够较好的得到抑制。而对于中西部来说,情况则正好相反,地方财政赤字与地方债规模呈现出同方向的变化趋势,即财政赤字越大,政府财政状况越差,会促使政府举债。究其原因,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禀赋较差,外来投资较少,只能通过举债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此外,从赤字对于地方债务规模的影响程度来看,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东部地区来说,赤字规模上升1个百分点,债务规模会下降0.399个百分点,而对于中部地区来说,赤字规模上升1%,债务规模会相应上升0.664%,西部地区则会上升0.472%。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可能来源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影响,西部地区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之下,资金来源相对有保障,所以赤字规模对于地方债务的影响程度小于中部地区。从政府预算软约束来看,东部和西部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而中部地区则具有负影响。地区间预算软约束行为的分化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城镇化指标来看,东部地区表现出城镇化与债务的显著的正向关联,而中西部则并不显著,这可能与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而东部地区不仅城镇化水平高,而且城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债务融资推动有关。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地方财政能力、财政赤字、预算软约束与地方债规模的关系。我们发现,无论是一般预算收入能力还是土地财政收入能力,财政能力对于地方债规模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土地财政收入而言,其影响更突出。除此之外,财政赤字、预算软约束以及城镇化发展模式都对地方举债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一段时间以来,地方债在经济发展与地方财政运行中的重要性。从债务的双重引资来看,无论是采用地理权重模型还是经济距离权重模型,地方债规模的变动受到来自相邻地区和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的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分地区来看,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因素对于地方债规模积累的影响不尽相同,东部地区财政赤字与地方债规模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则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从财政能力来看,东部地区财政能力的系数和显著性则都高于中西部地区。
(二)政策建议
1.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以财政事权划分为先导,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财政事权和财权改革方案,如对于中西部地区,应上收部分不适宜地方政府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而对东部地区而言,应适度下放财权。通过适度的财权下放和事权上收,减轻地方财政赤字压力从而降低对债务的需求,为地方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空间。
2.建立合理有效的偿债机制。本文分析发现,财政能力对地方债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尤其是土地财政收入尤其如此。但随着土地财政收入的减少和土地财政收入的波动,地方债的偿还风险必然显露出来。因此,妥善安排地方债的偿债资金来源成为当前治理地方债的重要任务,可以考虑设立专项基金或与某税种收入挂钩等。此外,应加强对债务融资使用的监管,使债务资金真正用于公益性建设领域。
3.完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弱化GDP竞赛,将民生、生态环保以及公众满意度等引入官员晋升评价体系,真正把官员行为引导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来。
[论文关键词]口腔专业 就业难 大学生 因素
口腔专业大学生包括口腔医学本科生和口腔医学技术高职生两个层次。目前市场对这两个层次毕业生的需求量都很大。当前我国口腔医师人数与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17000,明显低于1∶300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然而,面对旺盛的职业需求,口腔专业两个层次的毕业生却都存在就业难的问题。
一、口腔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市场分析
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对口腔医学专业大学生的需求较旺。首先,县级医院口腔科规模偏小,大部分只有一两名执业医师,有的只有一两名助理执业医师。其次,乡镇医院大多没有独立的口腔科,病人看口腔疾病只能去五官科,少数独立开设了口腔科却招不到或留不住医生,而越来越多的乡镇医院希望引进人才独立开设口腔科。再次,我国从市区到乡镇都有很多私立口腔诊所,他们对口腔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也很大。此外,由于口腔硕士研究生人才紧缺,部分市级三级医院也会降低标准接纳部分本科生。不过,尽管口腔医师和口腔技师在口腔诊断治疗和口腔辅助治疗上进行分工合作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实施了半个世纪,但我国的医疗机构还是倾向于“一人二用”,尤其是县级以下医疗单位,他们为节约成本根本不考虑将诊断治疗和辅助治疗分开,所以,医疗机构目前基本上很少吸纳口腔医学技术高职生。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齿科制作行业前景看好并且发展迅速,而国家药监局明文规定该行业制作技工必须持证上岗,因此,齿科制作行业对口腔医学技术高职专业的毕业生需求旺盛。此外,齿科制作行业的市场营销部门和医疗器械营销公司也需要部分口腔专业大学生。
二、口腔专业大学生就业难的因素分析
(一)大学生就业难的共性因素
口腔专业的大学生与其他各专业的大学生一样,在就业难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和教育因素,也有学生的个体因素。
1.社会因素。(1)城乡差异。1958年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在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同时,也拉大了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广招诟病的城乡二元格局。尽管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诸如取消农业税、贴补农业、合作医疗等支农惠农政策,使我国实质性地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但城乡二元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巨大的城乡差异仍然存在,而且突出地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交通、环境以及娱乐等与人们生活发展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由于城乡差异,大学生在农村就业与在城市就业相比,可能面临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工资待遇低。统计发现改革开放政策曾使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1985年为1.86,而的实行又在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0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79,2003年则扩大到3.23。二是束缚个人的发展。农村行政制度不完善,这可能导致大学生的个人发展更多依赖于人脉而非能力。而农村医疗、交通、环境以及娱乐等公共设施的发展滞后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生活质量,进而影响个人发展。三是拖累后代。农村文化与教育资源的匮乏不仅束缚大学生个人的发展还会直接影响后代的教育。首先,目前城市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明显优于农村中小学。而城市中小学基本上要求父母和孩子户口所在地一致且有住房在生源地辖区内才能免费入学,这导致在农村工作的大学生很难将孩子送往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即使能送也代价大。其次,中小学校基本上就是农村的文化中心,农村孩子只能在那里接受教育,而农村学校教育的落后根本不可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个性教育,农村不像城市有少年宫、文化宫以及林林总总的私人培训机构弥补学校个性教育的不足,所以在农村接受教育的孩子如果不善于读书就很难成才,善于读书的人也很难像城市孩子一样多才多艺。此外,高考录取对农村孩子也是不够公正的。从理论上讲,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因其教育条件越好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越高,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我国是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高考录取分数线越低。去农村工作会拖累后代,这是导致大学生不愿去农村工作,家长反对大学生去农村工作的重要原因。四是影响生活,医疗、交通、环境以及娱乐方面的发展滞后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生活质量。(2)公私差异。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单位顺序依次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外企、国有企业、大型私营企业,中小型私营企业。笔者将这种选择的差异称为公私差异,因为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员的工资是财政拨款的,企业则不是。大学生最热衷进政府机关当公务员,这不仅与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有关,更与公务员的高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高稳定性和低工作压力有关。考不上公务员的大学生则瞄准事业单位。因为事业单位的社会地位和稳定性虽然不及公务员但远远高于企业,而其社会保障与公务员差不多,不仅有“五险一金”,多数还有福利房。虽然我国劳动法明文规定企业要为职工购买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明确规定企业要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但企业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公积金缴纳额度基本上就低不就高,企业经营不善时还经常拖欠职工社会保险资金,小型私营企业则基本上不为职工购买保险,更别提住房公积金了。大学生进企业工作不仅面临福利待遇不如机关事业单位的问题,而且还面临工作强度和压力大、不稳定,以及知识与薪酬不成正比甚至倒挂的问题。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人才使用缺乏层次性,他们将高职生、中职生、短期培训班学生、普通打工者安排在同样的岗位上,薪酬则与个人产量挂钩。大学生由于技术不熟练,知识价值无法体现,薪酬还比不上初高中毕业就进企业的打工者,所以当前很多进企业工作的大学生不得不去技校“回炉”学技术。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在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大学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愿意进企业工作,尤其不愿意进中小型私营企业工作。所以公私差异也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因素。(3)社会阶层差异。陆学艺先生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根据,将我国各社会阶层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或失业或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并认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由于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最多而处于最高或较高的阶层位序,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因所拥有的三种资源较少而处于较低的位序,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则因基本不拥有该三种资源而处于最低阶层位序。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但也值得商榷,因为没有考虑城乡、区域和层次差异。朱振亚等人的研究为社会分层提供了一个城乡视角,他们将乡镇公务员、乡村中小学教师和乡村医务人员等非农业户口人士称为“农村里的城市人”,并将其与农民工和进城经商的商人等“城市里的农村人”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是两类人的生存现状有相似之处,都是弱势群体或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都遭遇着不公正的社会待遇。大学生下乡就成了“农村里的城市人”,他们在政治地位、培训与晋级评职机会方面与在城市同职人员比就会明显处于弱势,而农村学习资源严重缺乏,他们追求自主专业发展也可能成为纸上谈兵。更为严重的是大学生下乡导致的阶层定位还会影响后代。研究表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的阶层差距正逐渐扩大,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显然,阶层分化正在印证“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钻地洞”的俗语,这也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
2.教育因素。(1)教育的高成本。根据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学生上大学交费无可厚非,家庭理应为孩子支付食宿费和部分学费。研究表明,学费占家庭收入比重的世界平均值约为20%,这是可以被广泛接受的。不过,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达到最高值,约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70.35%,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95.9%。2001年后,由于政府严格控制学费上涨,加上居民收入逐年增加,学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开始下降,但整体比例仍然偏高。到2005年,学费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3.4%,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40.0%。面对如此高的教育成本,大学生在就业时自然会考虑教育成本的回收问题。根据教育经济学原理,教育投入应与收益相适应,投入大,理应收益高。而我国现阶段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这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因素。(2)教育的选拔性。即使在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在高考录取率最高的北京,也年年有人在高考中落榜,这种教育的选拔性使得大学生们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精英意识,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的大学生尤其如此。既然自认为是社会精英,择业时自然想高就。这也是造成大学生择业“高不成,低不就”的原因之一。(3)教育的城市指向。我国当代教育带有明显的城市指向。首先,从学校校址的分布来看,大学和好的中小学校基本上都分布在城市,这使得农村出生的大学生很早就开始了城市生活,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形成城市人的价值观念,养成城市人的生活习惯。其次,当代教育的专业、课程和教学内容设置也表现出很强的城市指向性,让教育者获得的多是城市专用性实用技能。例如,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花大量时间精力学到的英语知识在大城市容易发挥作用,但在农村很难派上用场。这种教育的城市指向性导致大学生在择业时自然而然因青睐城市而放弃或错失去农村就业的机会。
3.个体因素。大学生就业难的共性因素除了社会因素和教育因素之外,个体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大学生的身体状况、学习和交际能力等自身条件也会影响大学生就业。例如,许多单位要求大学生通过英语四级考试,这就会将没有通过四级的人拒之门外。
(二)口腔专业的个性因素
1.本科生“不下去”。目前口腔医学本科专业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即使是二本院校,其高考录取分数也是接近甚至超过一本分数线的,而且,在任何一所医学院校,口腔医学本科专业都是一个小专业,其录取人数与临床医学、药学、检验等相邻专业的人数相比,高校扩招和教育大众化的痕迹都不明显,这使得口腔专业本科生潜意识中的精英意识与临床、药学、检验等相邻专业的学生相比更浓厚。从而造成了口腔专业本科生择业时不肯下基层、不肯去农村、不肯去私营诊所等“不下去”现象。事实上,由于口腔医学本科生的专业性强,就业口径狭窄,大医院对本科生的需求不大等原因,口腔专业本科生如果“不下去”,其就业也是很难的。
2.高职生“下不去”。口腔医学技术高职毕业生因其专业层次低,进市级三级大医院的可能性甚微,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很愿意去基层医疗机构就业,但他们却面临“下不去”的尴尬。因为口腔医学技术高职毕业生不能参加口腔助理执业医师考试,只能参加口腔技工(师)类资格考试。而基层医院和口腔诊所都倾向于招聘能考执业或助理执业医师的学生,哪怕是中专生,只要能兼做诊断治疗和辅助治疗的工作就行。所以口腔医学技术高职生“下不去”。虽然医疗机构不要“口腔医学技术高职生”,但齿科制作行业目前却是来者不拒,只要口腔高职生愿意,他们基本上都要。然而,口腔高职的培养模式也让学生们望而却步,因为齿科制作行业重工艺和操作技能,当前大多数口腔高职生并不具备这方面的技能,原因是大多数医学院校将口腔医学技术高职生的培养目标定为具备医学基础理论和一定的临床医学知识,较熟练掌握口腔医学的基本理论和临床操作技能,能从事口腔和颌面部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及相应的修复和预防工作的应用型高等口腔医学技术人才。该专业的主修课程设置也与口腔医学本科的差不多,只是难易程度不同而已,而学生10个月的实习也是在医院进行的,因此他们基本上不懂齿科制作工艺;另一方面,目前齿科制作行业大多数企业在用人方面都缺乏层次性。所以尽管齿科制作行业需求旺盛,待遇也不错,并承诺学生先培训再上岗,但学生还是不愿也不敢去。
三、解决口腔专业大学生就业难的应对策略
解决口腔专业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大学生就业普遍存在的社会和教育问题,即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公私和阶层间的差距,降低教育成本,淡化教育的城市指向等。其次是做好学生的就业思想工作,让他们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目前的工作机会。对于如何缩小城乡间差距等大学生就业难的共性问题,学者们已经研究的很多。文章简要谈谈解决口腔专业大学生就业难的策略。
(一)定向培养本科生
这里的定向有双层含义:一是学生从入校开始就定向提高学历层次,以便达到自己预期的就业目标;二是借鉴师范院校大学生和全科医学生定向培养的模式,由学生与政府或基层医疗机构签订就业意向合同,先由政府或基层医疗机构为学生分担教育成本,学生毕业后按合同规定就业。
关键词社区管理和谐社会方针政策
作者简介:谭双山,长沙市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5-155-02
一、基本情况
湘水蜿蜒、漫江碧透,吉福街社区坐落在湘江之畔,遥望岳麓山层峦叠嶂,东邻西长街,西至湘江风光带,南到五一大道,北倚中山路,总面积0.143K㎡。拆迁前常住人口2080户,5234人。2009年拆迁后陆续迁出2185人,现有在籍人口3049人。其中常住人口76户,126人。驻社区单位10个。繁华都市城市中心,属于典型的背街小巷、棚户区,昔日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游人如织,同时建筑结构屋脊相连、层楼叠榭、满目的残垣断壁,街巷狭窄、基础设施差,污水横流、下雨天水漫街区,居民生活环境、居住环境极为恶劣,城市繁华和破败在这里形成鲜明对比。
二、目前现状
吉福街社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维稳难度大,“三无人员”9人,刑释两劳人员30人。二是困难群众多,低保有152户,低保领取735人,残疾人24人,长期患重大疾病儿童3人,享受高龄补贴19人。三是整个社区有90%的人口已经拆迁,拆迁遗留户7户,空挂户多,很多行政工作如计生管理、低保管理、户籍管理等多项工作无法进行监督和实施。
三、困难和问题
(一)工作人员较少和社区工作业务量激增的矛盾相对突出,社区的责、权、利不对等
社区工作人员11人,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32,平均年龄45.7岁,在工作年龄结构上分布不合理,主要由于工资及福利待遇等问题造成无年轻的大学生来社区工作。社区工作人员为完成工作任务经常加班加点,一年中平均每人加班52个,长期加班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无法满足当前社区快速发展的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社区承担了大量繁重的政府工作任务,据不完全统计,社区日常承担的政府下派工作任务多达25项以上,一定程度上致使社区自身根本无力很好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社区工作人员待遇偏低,没有达到城市社会平均工资。
(二)因拆迁遗留一些实际问题
社区居民由于2009年大部门已经拆迁,90%的居民都分散到别的社区,很多居民没有及时将户口迁移走,有低保享受居民迁到别的社区,对方社区以种种理由推脱不愿意接受低保人群,空挂户的增多给社区管理带来很大难度,计生工作、低保审核、安全管理、住房统计等相关工作都必须到原社区开具证明,原社区不了解情况,都不敢冒然开具。拆迁完成后还同时遗留了7户未签定拆迁协议,都是在房屋拆迁补偿上达不到一致,最后行政强制征收。这7户多次到京、省、市进行上访,有时甚至做出一些过激行为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街道和社区对于上访户的接访工作要牵涉许多精力、人力和财力,由于有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也给社区带来很多的工作压力。
(三)社区贫困群体较多
社区救助对象主要以低收入家庭、企业改制下岗、残疾人口诸多,贫困群体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经济收入、无法定义务抚养人”在社区中有25户长期以来由政府民政部门救济的社会救济对象。第二类是贫困的“失业”人员,社区中有18户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家庭人均收入贫困线标准的居民。第三类是贫困在职、下岗人员以及退休人员,在社区中有54户职人员领取工资、下岗人员领取基本生活费、退休人员领取退休费或养老保险后其家庭人收入低。第四类是残疾、疾病等其它原因造成的贫困居民有67户。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加深,生活相当艰难。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技能单一的人较多。家庭无积蓄,负债较重,抗御生活风险能力极其微弱。大多数家庭依靠借款过日子,许多困难家庭最怕的是过“三关”:生病关、子女上学关、年节关;一是教育支出超出贫困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低保家庭收入一般在1000元左右,但教育支持至少500元,占到家庭收入的50%,高中以后的教育费用越来越高,贫困家庭不堪重负。二是医疗保健问题突出。医药费、治疗费大幅上涨,大病能拖则拖,甚至放弃治疗。
(四)企业改制拆迁引起的矛盾
原港务局客运码头隶属于长沙市交通局,位于中山西路以南,五一西路以北,湘江路以西,占地面积约19亩,长沙港务局在计划经济时代陆路交通都不发达,公路比水路差远了,铁路也只起到干线的作用,大多数的生产生活物资多需水上运输,那时港务局单位效益、职工生活非常不错。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他交通网发达壮大,港务局失去往日的优势,企业连年负债,经营举步维艰。2006年实现企业改制,2006年成立长沙港航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10月交通局和市政府联合决定,对原客运码头进行开发,工程项目定位“水晶岛”,2009年开始拆迁工作,在最后三户职工房屋还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时,工程就停了下来,后来有六十多户职工住进了没有拆除的房子里。企业改制虽已完成,企业还是要负担一部分职工缴纳养老保险金及给职工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这些无疑是企业沉重的负担,可利用的资源也就是那块土地,要摆脱困境无非是解决资金难的问题,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由于公司领导层与普通职工长期的积怨无法化解,形成了利益双方的对立面,无法统一职工思想,每个职工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更使得解决的事件尤为复杂。对于解决港务局遗留问题,港务局做出了许多方面的贡献,在企业困难时期、企业改制艰辛期,企业多方面筹集资金解决职工的困难问题,积极与政府联系,促成召开市政府联席会议形成了一个可操作的会议纪要,土地遗留问题交由城建投资公司,弥补企业改制的资金不足。职工住房安置问题可以向政府申请廉租房。回迁后的职工本身在2005年拆迁时已经对其公租房进行了补偿,由于当时有些职工看不清房价的走势,在当时拿到补偿款的大部分职工没有及时买房,造成了现在去买房却因为房价上涨买不起房。企业在整体搬迁过程中,实际在搬迁的周边已经征用土地建起许多集资房,由于职工手头上无钱买不起集资房。回迁的职工居住在现有的房子中,安全隐患居多,由于在2009年拆迁后,许多职工都是经过简单堆砌的房子中,随时有坍塌的危险;电信私拉乱接现象严重,极易引发火灾。无有效的物业管理,生活环境脏乱差,卫生条件极为恶劣,容易引起疾病传播。此处房屋拆迁迫在眉睫,既要妥善安置好居民,更要维护好安定团结。按照会议纪要的要求进行安置,要解决的问题还有最后3个拆迁户签订拆迁协议,有100户企业的住房安置,更有20户半边户的生活困难问题。这些给社区工作带来非常不安定影响,治安问题、卫生问题、安全问题、稳定问题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影响。
四、几点建议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一下子给搞垮了。
这个带有很多钱的就是乔治·索罗斯,以他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者从5月开始对泰铢发动了攻击。并了这个多米诺骨牌。
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元、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价狂跌;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亚洲三小龙也难逃此劫。
刚刚回归的香港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纽约道·琼斯指数、伦敦和东京的大型股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泥潭。
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来势之猛、涉及之广令全球为之震惊!
在此,我们特推出这一系列,以飨读者。———编者
索罗斯血洗东南亚
小刘在某外企任职,因业务关系,经常往来于泰中之间,可是7月的一个星期三的早晨,他发现自己着实赚了一笔———1美元兑换的泰铢突然变多了。稀里糊涂的他还以为是银行的小姐弄错了。事实上,泰国人的国际购买能力在这一天锐减16.7%,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风暴正登滩东南亚。
1997年1月份,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其目的很明确:
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混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吃柿子挑软的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以图造成他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它国家就不可避免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5月份,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面对投机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企图捍卫泰铢阵地,他们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保住了。
对此,国际货币投机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他们的招数只有一个:筹集资金,狠抛泰铢。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与此同时,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政府此举,犹如在波涛汹涌的湖面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菲律宾成了受害者,比索汇率开始大幅起落。
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却未能阻止泰铢的节节失利。6月份,投机商开始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击。其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各种弊端一一暴露出来。为了稳定军心,6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发誓归发誓,偏偏其金融市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此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早已花光。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菲律宾比索的软弱可欺使它成为投机商的另一狙击目标,菲央行曾尝试一周之内4次加息,并宣布扩宽比索兑换美元汇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对抗索罗斯。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阔的幅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贬值惨不忍睹,实际上,这标志着比索保卫战的全面失守。
就像一个瘾君子,此时的索罗斯显然并未心满意足,他们四下出动,寻找可捕猎的下一个目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入了他的视线之内。
马来西亚央行企图拉高沽空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成本来阻止投机商的兴风作浪,印度尼西亚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终挡不住投机商强有力的进攻,马币、印尼币对美元兑换比价一低再低。
邻国阵地的失守开始波及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货币。唇亡齿寒,尽管新加坡也采取了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新加坡元兑美元的汇率还是持续下跌。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放弃了捍卫行动,开始屈服,一副任打不还手的样子。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投机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
东南亚货币狙击战弄得人人自危,各国金融当局使尽浑身解数以免掉入这一泥潭之中,就连在此次风潮中一直作壁上观的美国也开始表态,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说,他特别“感到不安的是”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美国愿意帮助“受这次波动影响的国家”。
国际投机商咄咄逼人的气焰已使得国际社会对集体应付货币危机的认识正在加深。7月25日,中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亚太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层代表在上海开会,会议结束后发出的声明表示,一个稳定的货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各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研究,对有关国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协助成员国在必要时进行经济调整,这个消息对东南亚各国来说,至少让他们觉得在自己与国际货币炒家进行殊死搏斗时不再显得那么孤单。
8月5日,危机重重的泰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8月11日,为拯救资金短缺的泰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行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诺分担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后增至167亿美元)的融资款计划,其中中国和中国香港都各自承诺向泰国借出10亿美元的贷款。8月21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宣布给予泰国总值33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就在东南亚各国四处求援、积极谋划之时,国际投机商却销声匿迹,突然不再攻击。8月20日,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暂时回稳,东南亚各国人们均大大喘了口气:好了,风暴终于过去了!
就像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平静的外表下孕育着一片杀机,东邻各国显然欢乐还为时过早,新一轮的“狂风暴雨”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令人无奈的是,这种宁静仅仅持续了几天;东邻各国还没来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迹。8月底,又一轮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势瞬间而至。这一次,却把东盟成员文莱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罗斯一副得势不饶人的架势,剩勇追穷寇,再度集中火力扫荡东南亚。进入9月份,这场风暴持续肆虐已进入第三个月,外汇市场的颓势仍在继续。东南亚各国经济状况继续恶化。10月19日,泰国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也满腹惆怅卸任而去。
直到11月上旬,这场对东南亚来说噩梦一般的4个多月的黑色风暴才渐趋平静。据业内人士分析,这场动荡已告一段落。但对东南亚,特别是身处震源的泰国来说,弹冠可以,相庆却已苦涩难提。
无可奈何花落去
在这场危机中,受害最惨的恐怕非泰国莫属,猛烈的金融风暴把这个国家一下子砸到了谷底。而在此以前,泰国以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形象令人神驰目晕,一个小业主回忆说:“好像我们挺有钱,以至于每个人都着手准备去买奔驰。”他们热衷于海滨别墅,瑞士欧米茄、法国XO、德国奔驰、日本松下。像美国人一样,他们每年也潇洒地安排去欧洲旅行;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当你在曼谷郊外碰见一个乡下主妇,甚至街头叫卖的小贩,说不定就是股票大军的一员;“钱来得太容易了”,那时候,他们会以这么一种调侃的语气说正准备去欧洲旅行。可是现在,泰国人目瞪口呆地瞧着索罗斯之流从他们手里抢走原本属于他们的一切;家庭轿车被警察拖走、失业开始困扰自己、浪漫的欧洲之旅只好取消,孩子也只好转到便宜的公立学校……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这个家伙(指索罗斯)来到我们的国家,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
关键词:土地补偿价格两极分化负所得税
征地补偿价格的高低与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而土地补偿价格的高低又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了解影响土地补偿价格的因素、土地补偿价格与失地农民的关系以及土地补偿价格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笔者于2005年5月份对河北省高碑店市周围9个村庄(马家镇、方家务、阎家务、李家营、温家屯、高家镇、付家庄、黄辛庄、马庄等)随机走访了50户农户,采用深入座谈和填写调查表的方式展开调查。这50户农户中,其中完全失去耕地的有12户,占总样本的24%,目前全家总耕地面积在一亩以内的25户,占总样本的50%,总耕地面积在一亩以上的有13户,占总样本的26%,50户农户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由于政府征用土地而减少耕地的情况。之所以选择高碑店市进行样本调查,是因为高碑店市作为一个县级市,由于地处保定和北京之间,具有很好的交通条件和发展优势。在1994年以来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立、世纪大道的修建以及植物园项目征地等,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而高碑店本身又没有大型企业来安置这些失地农民,所以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失地又失业。所以以高碑店市作为样本,在分析目前很多小城镇摊大饼式的建设而缺乏基本产业支持情况下,城镇周围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具有一定典型和代表意义,通过调查发现在征地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土地补偿价格的随意性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应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到10倍,安置补助费应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年产值的4到6倍,最高不超过15倍,对青苗补偿费应根据当年在田作物实际产量产值计算。而国土资源部2004年指导意见提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统一产值倍数的确定应以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但是在具体执行土地补偿价格时却表现为补偿价格的随意性,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同时期同地段不同村的土地补偿价格相差悬殊。根据对付家庄的调查资料,2000年因为修光华路征用该村土地,该村支付给失地农户的补偿价格为每年每亩地700元,共补偿30年,分期支付,后因为再次征地,剩余款项在2004年全部付清,共每亩实际支付给失地农民补偿款21000元。而同期相邻的阎家务实际支付给村民的补偿款为每亩6万元,一次付清。2004年征地,付家庄的征地补偿标准为每亩700元,共补偿25年,一次付清,每亩实得补偿款17500元,而同时期阎家务的征地补偿标准为每亩9万元,一次付清。
(二)同时期同地段同村不同队的土地补偿价格不同。根据对付家庄的调查,2004年同期的征地补偿价格,一队所支付给村民的土地补偿价格为每亩17500元,而二队所支付给村民的土地补偿价格为每亩30000元。
(三)即使是同时期同村同队的土地补偿价格也不相同。同样是对付家庄的调查,全村支付给一队的土地补偿价格为每亩17500元,支付给二队的土地补偿价格为每亩30000元,但是也存在因为部分农户与村领导的密切关系,即使是一队的失地农户,也得到了每亩30000元的土地补偿款。这种现象在其他村也存在。
二、村民出现两极分化
由于相差悬殊的征地补偿价格和不同的分配补偿方式,使村民出现极度两极分化的现象。
首先,失地农民与村中没有被征地的农民出现两极分化。在被征地的村中,9个村庄的村委会全部是用征地的补偿款上交全村的农业税,占总调查样本的100%,也有部分村庄甚至由村委会代缴全村的水电费,也有的村庄将土地补偿款在全村村民平均分配。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导致村民出现两极分化,全村一方面出现部分失地农民因补偿金额不足而生活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没有被征地农民因为全村其他村民被征地而取得收益,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而没有被征地的农民却因其他村民被征地而使生活水平上升,使失地农民的相对生活水平下降。根据对征地前以务农收入的29户农户调查,认为征地后生活水平高于现在务农农户收入水平的为0,认为与现在务农农户生活水平差不多的4户,占总样本的14%,认为生活水平低于现在农户23户,占总样本数的79%,认为不清楚的2户,占总样本数的7%。
其次,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与征地前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出现两极分化。在调查中,50户调查样本中在征地前以非农收入为主的有21户,占总调查样本的42%,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有29户,占调查样本的58%。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对征地前以非务农收入为主的21户中,征地后反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为0户,有所提高的为9户,占总样本的43%;反映征地后生活水平没有变化的11户,占总样本的52%;反映征地后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有1户,占总样本的5%;反映征地后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的为0户,即征地后反映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占总样本总数的43%。而通过对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29户农户的调查,发现反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为0户,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为0户,生活水平没有变化的为1户,占总样本的4%,反映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有18户,占总样本的62%,反映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的10户,占总样本的34%,即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反映征地后生活水平下降的共28户,占样本总数的96%。所以征地的结果使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生活水平下降,而征地前以非农收入为主的部分农户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再次,村干部和村民出现两极分化。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在征地过程中出现暗箱操作,村委会饱中私囊。在对付家庄的调查中,发现二队曾征用村民的菜地开发二层商品楼出租,在征地时没有支付任何补偿款,许诺在开发后实行收益分成。在商品楼开发完毕,将开发后的商品楼按每间14万元出售,而对村民却称商品楼开发亏损,便不了了之。一方面失地农民因缺乏足够的补偿款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而个别村领导家中却购置了私家车。付家庄作为高碑店市的城中村将面临搬迁和改造,大部分村民对搬迁忧心忡忡,担心搬迁后没有生活来源,却将面临高额的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和生活开支。而村中有钱的人却在抓紧时间盖房,准备借搬迁之机大捞一笔,贫富差距正逐渐拉大。
最后,相邻的不同村因征地补偿价格不同而出现两极分化。相邻的两个村由于不同的补偿标准,使村民生活水平出现显著差距。对阎家务调查8户村民中,反映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8户,占样本总数的100%;而相邻的付家庄9户调查中,反映生活水平没有变化的3户,占总样本的33%,生活质量有所下降的2户,占总样本的22%,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的4户,占总样本的45%,没有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农户。而处于高碑店南环的黄辛庄,虽然也有征地情况,但因村里有较多的机动地,所以对征地农民用机动地划地补偿,对村民生活没有影响,农民生活满足,无后顾之忧。
三、相关原因分析
(一)土地被征用后的不同使用用途是导致征地补偿价格悬殊的根本原因。在同时期同区位情况下,付家庄和阎家务相邻的地块出现相差悬殊的补偿价格,即17500元和90000元不同的价格,是因为付家庄是工业用地而阎家务是商业用地,另外同时期因为植物园用地属于公共用地,所以土地补偿价格更低,每亩仅为13500元。所以土地补偿价格的高低与土地被征用后的使用用途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商业用地的土地价格>工业用地的土地价格>公共用地的土地价格。另外当地政府支持的重点建设项目土地补偿价格也低于同时期同用途的土地补偿价格,如顺达合资公司的征地价格偏低。该结论也可以在山西省铝厂第三期征地时得到验证,同时期每亩工业用地的征用价格为10-12万元,而铝厂因为是国家和山西省的重点支持项目,补偿价格仅为每亩3-4万元。
(二)土地补偿价格高低与被征用土地农民对征地的配合度相关。土地补偿价格的形成是国家、用地单位、村集体和农户四者博弈的结果,土地补偿价格的高低与各方的实力大小密切相关。如果代表国家利益的镇政府、用地企业和村委会在征地面前成为利益的共同体,被征用土地的农户便沦为征地实施过程中的弱势群体。通过调查发现,即使是同一时间、同一用途的征地,在征地补偿价格也有所不同,如在付家庄2002年顺达公司征地时就出现一队17500元每亩的补偿价格,而二队农民的补偿价格则为30000元每亩,据调查发现是因为二队曾组织过几次因土地补偿价格偏低而联合上访活动,所以结果是补偿价格比一队价格偏高,该种情况在其他村也可以得到验证,所以村民的有计划的维权活动对提高土地补偿价格具有积极意义。
(三)征地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执行体系。在执行时由于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导致在同时期同地段同用途的用地也会出现补偿价格不一致的情况。更有甚者,土地补偿价格成为村干部制约村民的手段,对与自己关系好的农户支付较高的土地补偿价格,对一些老弱病残的农户支付较低的土地补偿价格,甚至出现承诺的补偿价格和实际支付的补偿价格不一致的情况,具体表现在同时期同村同队的不同农户支付不同的土地补偿价格。
(四)就业和安置政策失效,是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虽然国家规定了划地安置、就业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和移民安置等不同的安置方式。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在征地时用地单位承诺了一些安置方式,但在具体实施时除了货币安置外无任何其他安置方式。在调查时在选择征地后是否有其他安置和培训时所有的50户失地农户均选择为无,占调查样本的100%,显示安置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一)建议征用土地时相同区位不应该区分土地的使用用途,即不论何种用途的土地征用应严格执行相同的土地补偿价格。针对以上土地补偿价格的影响因素和对失地农民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同地段同时期因征用用途不同而导致的相差悬殊的土地补偿价格,将不利于社会的发展。首先,相差悬殊的土地补偿价格是形成失地农民贫富差距的根源。一直没有解决的城乡二元结构,由于各种原因又演变为三元结构,即农村又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中国人历来“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必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其直接结果将导致公共用地征用土地困难,国家只好动用强制权,使干群关系恶化。2005年6月13日河北省定州市因征地发生的恶性伤人和械斗事件即可见一斑。最后,因为公共用地较低的土地征用价格对农民造成的损失谁来负担?公共用地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共同利益的需要,其最终目的是增加社会公众的福利和社会效益。这种受益群体应是社会公众而不是失地农民。根据公平性原则,即谁受益谁应该承担损失。社会公共利益征用土地的损失不应该由农民来负担,而应该有社会或国家来负担。所以,区分公共利益用地和非公共利益用地,根据不同土地使用用途实行不同的土地补偿价格有失公平性原则。建议征用土地时不区分土地的使用用途,征用土地时实行折衷统一的土地补偿价格。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又有利于缓解农民由于征地而发生的贫富不均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公共用地征地难的问题,缓解政府和农民的矛盾。在征用土地时不分何种用途使用土地,在相同区位普遍使用相同的土地征用价格。而政府向有关土地使用部门提供土地时,对“公共性质的”土地使用收取较低的土地出让税金,对“非公共性质”的土地使用征收较高的土地出让税金和费用,以弥补在公共用地征用时支付的较高的征地补偿金,以保证政府征地时收支平衡。同时,建议征地补偿标准一旦确定,应严格进行,不论是何种用途的土地使用,即不论是公共性质的土地征用,还是非公共性质的土地征用,抑或是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都严格按照指定的征地标准来进行,以切实保证失地农民的利益。
(二)实行负所得税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针对目前失地农民生活困难的情况,很多地方将失地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笔者认为将失地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体现了政府对失地农民的人文关怀,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最低保障制度仅仅是构建了一道防贫困网,只能对没有收入的家庭起到扶助作用,却不能解决大部分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而且会造成养懒汉现象。针对以上失地农民收入差距相差悬殊的问题,建议政府实行负所得税制度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失地农民进行补贴。所谓的负所得税制度,是指政府向低收入个人支付所得税来代替政府福利补助的方式,其实质是政府的税收负收入。其目的有两个,其一是对低收入阶层不仅不征税,而且给予所得税资助,以保证个人收入不低于一定水平;其二是在补助低收入者的同时,又保全效率,避免养懒汉。实行负所得税率的基本思想是政府规定最低收入水平,规定负所得税率,根据不同的收入水平计算出应发放的补助金金额(即负所得税金额)。如假定政府规定的最低收入标准为200元,负所得税率为25%,则不同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为:
负所得税计算表
表1单位:元
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个人可支配收入
0200-0=200200
200200-200*25%=150350
400200-400*25%=100500
600200-600*25%=50650
800200-800*25%=0800
这样收入在800元以下的都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收入不同,得到国家的补助金额也不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不同。采用这种方法,既可以解决失地农民暂时的生活困难,也可避免失地农民进一步的两极分化。
(三)安置政策应有所侧重。
1、失地农民安置的重点应是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民。通过调查,对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下降(详见前调查结果)。建议政府在实施安置政策时应有所侧重,重点应是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的安置问题。失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一般文化水平较低或年龄偏大,在择业时有一定困难。通过笔者5月份对河北省高碑店市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和非务农收入为主的50户失地农户调查,发现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具体资料见下表(表2)。
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与非农收入为主农户受教育水平对比表
表2
收入类型
文化程度征地前以非农收入为主21户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29户
数量占样本比例数量占样本比例
没上过学00931%
小学文化1048%931%
初中文化838%931%
高中文化314%27%
高中以上0000
合计21100%29100%
通过对以上数据加权平均得出,征地前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而征地前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平均受教育年限为4、8年。据研究表明,教育在劳动力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测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劳动者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增加1、5%--3、2%。所以,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失地农民与非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相比,具有竞争的弱势性,一旦失去土地,若得不到妥善安置,处境将极为悲惨。
2、选择适合失地农民特点的安置方式是安置失地农民的关键所在。
文化水平的差距导致不同类型的失地农民选择了不同的安置方式,详细资料见下表(表3)。
征地安置意愿调查表
表3
安置方式收入类型征地前以非农收入为主21户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29户
数量占样本比例数量占样本比例
农业生产安置002586%
重新择业1357%414%
入股分红843%00
异地移民0000
合计21100%29100%
通过对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29户农户调查发现,希望进行农业生产安置的25户,占样本总数的87%,希望进行重新择业安置的4户,占样本总数的13%,选择入股分红和异地移民安置的人数均为0。相反,对征地前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调查,希望农业生产安置的为0户,而希望重新择业安置的有8户,占总样本数的43%。针对征地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文化素质较低的情况和安置意愿,农业生产安置是最好的安置方式,可以采用村机动地或承包地划地补偿的方式,解决该部分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而对征地前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通过对38位外出务工人员技能的调查,其中木匠2户,焊工3户,瓦工8户,以上均为技术工,占总样本数的34%,无任何技术的有25户,占样本总数的66%。而据对当地村民的调查,技术工每日工资在28元至32元之间,一般常年有活,而小工(即没有技术的工人)日工资在25元,但活没有保证,一般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活。所以,对外出务工的农户,重点应是技能培训,组织适合农户特点的就业培训和技能培训,将对解决该部分农户的生活条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廖又泉,龙菊梅,实施负所得税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华东经济管理,2005,1;
关键词:开封;文化旅游;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2.1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2-46-02
一、相关概念综述
(一)国外相关理论
国外学者对文化旅游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文化旅游的概念、文化旅游地景观及形象、文化旅游者及市场、文化旅游资源及开发、文化旅游环境与保护、文化旅游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文化旅游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77年由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提出的,他认为“文化旅游包括旅游的各个方面,旅游者从中可以学到他人的历史、遗产、当代生活和思想。” 之后,沃尔对文化旅游与思想形态的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文化旅游者自身的旅游体验受到游览方式的影响。赫伯特通过对法国几个小镇的调查证明了名人遗址遗迹对文化素质较高的游客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蒂莫西以印度尼西亚的由亚卡塔购物街为例,对文化旅游地的购物市场的状况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应注重旅游地购物市场的规范。[1]
(二)国内相关理论
国内有关文化旅游的研究时间较晚。魏小安(1996)最早在《旅游发展与管理》一书中提到文化旅游这个概念。之后,马波(2001)在《现代旅游文化学》中强调了旅游文化的新生性和现代性。周春发(2001)在《苏州会展旅游开发的初步探究》中认为会展旅游是国际上新兴的专项旅游形式,具有诸多常规旅游产品所没有的优越性,并分析了苏州发展会展旅游的形势和对策。吴必虎(2010)在《旅游规划原理》一文中把文化旅游产品分为九种形式。
二、开封现状
(一)开封简介
开封古称东京、汴梁,位于河南省中东部,历史上曾有魏、梁、晋、汉、周、宋、金等七个王朝建都于此,是我国古都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全市总面积626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67.6万人,其中市区面积546平方公里。开封是中原地区黄河沿线重要的历史文化国际旅游城市,享有七朝都会、文化名城、大宋故都、菊城之盛名。开封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包括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省级38处,市级26处,县级136处。
(二)开封旅游现状
2012年开封生产总值达1212.1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16.13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0.3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1%、11%、15.9%。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批发业零售额增长30.3%,零售业零售额增长13.6%,住宿业零售额增长21.5%,餐饮业零售额增长13.9%,其他零售额增长15.9%。2012年开封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4416.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3.2%;实现旅游总收入180.5亿元,增长16.3%。其中,接待国际游客25.6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4390.6万人次。至2012年为止,共有4A级旅游景区(点)7处,5A级旅游景区(点)1处,星级宾馆酒店22个,旅行社54家。[2]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开封的旅游业发展较好,对拉动开封经济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开封旅游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对其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走文化旅游的发展道路。
三、开封在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弊端
(一)开发程度不高
开封作为一座旅游城市,拥有许多自然古迹和人文遗迹,可开发利用的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开封旅游业缺乏能迎合现代消费群需求的新观念,没有充分利用其优势资源,如没有体现出水资源丰富的特色;旅游景点对“宋文化”的内涵挖掘不深;各公园较为分散,吸引游客的亮点较少,而且长期没有变化;旅游路线的设计还有待改善;文化产品特色不鲜明且种类不丰富;大型旅游活动也较少;没有与周边的城市形成长期合作,未与所临县乡共同开发。
(二)旅游形象不鲜明
目前,对开封市形象推广不够。旅游者对开封的印象是景点多,但是对其特点只是停留在宋朝古都的笼统认识上。同时,开封的标志性建筑物不多,而且比较陈旧、缺乏创新,这样对游客的引导和影响不足,很难让游客对开封的形象记忆深刻[3]。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开封的知名度,说明了政府在旅游形象规划和对外宣传促销力度还需加强。
(三) 旅游业结构不合理
在旅游的六要素中,开封旅游明显偏重游和吃,对于住、购等重视度不够。在住宿方面,高档旅馆价格较高,中低档旅店条件较差,因此也损失了部分的收入;在购物方面,开封旅游品的种类偏少、不丰富、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而一些纪念品或旅游品如汴绣,其价格较高且不便于携带;在娱乐方面,开封的大型娱乐活动、大众能参与其中的活动较少。这就造成观光者在开封的逗留时间较短,影响了开封旅游业的经济收益。
(四) 旅游业人员的素质不高
在开封从事旅游业的工作人员素质显得不高。一部分导游的文化、历史知识较匮乏、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不能较详细、生动地讲解,导致游客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这段历史文化内涵。这就影响了开封的美誉度,也缩短了游客的游玩时间,从这一方面看也是影响开封经济效益的一个因素。
四、构建开封旅游新模式的建议
(一) 建立新的旅游观
在这个以需求为导向的市场,消费者的偏好发生了改变,作为供应者来说,也应该改变旧的不合时展的观念,寻求新的旅游观,改善旅游管理制度,提高创新意识来迎合大众的需求。开封要发展好旅游业,应该大力宣传,带动群众一起参与旅游建设,充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开封的水资源丰富,可以形成“水上观光开封城”的新模式,和以“水上乐园”为主题的公园群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利用邻市的资源和优势,如利用郑州的交通优势来吸引游客,和洛阳等城市建立旅游城市联盟,共同发展旅游业;开封旅游应以开封市为中心,向周边县乡扩散,发展周边的农家乐,进一步增加可看点和游客停留时间;积极向其他旅游城市学习,增进旅游城市的友好联立;加大对开封“夜市”的建设和管理,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部门也应该提高决策水平,利用政府的主导作用,统一规划、严格审核、监管旅游建设项目,避免随意开发、离散分布、破坏旅游资源和城市环境,应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路子。
(二) 树立形象
旅游形象应该具有地区性、持久性、特色性的特点。因此,开封市应围绕开封“宋文化”特色、利用本市的旅游资源进行精心包装、创意策划,通过本地市民、志愿者等多种途径进行城市形象宣传,树立游客心中良好的形象。作为开封的市花,可以此为依托在每年的展中向来观展的游客进行城市形象宣传,同时通过这部分旅客的好评和对其亲友的宣传来提高开封的美誉度。在每年举行的“郑开马拉松”赛事中进行城市形象宣传,亦可吸引国外游客前来游玩,提升开封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实现城市建设和旅游开发一体化,以“宋文化”为主题的公园可进行统一策划,可形成一个具有“宋文化”的主题城市,又可分成多个“宋文化”主题公园的子系统。要以文化遗产为依托,借助黄河文化、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进行宣传和开发,使开封“宋文化”传播出去。
(三) 调整旅游业结构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单独发展一、二个方面不能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应通过“游”、“行”带动其它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互相融合、互相协助的系统。在吃的方面,要加大力度规范中小型饭店的卫生、安全;鼓励无业者开小型饭店,一则可以减少失业,二则可以增加开封的经济效益;对开封“夜市”进行整合、规范化,这样便于管理,使游客心中形成一个良好的开封形象。在住的方面,要对中小型旅馆进行卫生安全的监管,政府应给予一定帮助,鼓励店家改善住房条件,并对相关费用实行统一化、公开化。在娱乐方面,各大公园应多举行大型公开的娱乐活动,如真人表演历史故事,在公园里建设3D影院来播放“宋历史”;公园晚上可以举办大型的文艺表演。在购物方面,一定要推出具有特色、物美价廉、便于携带的开封特产和旅游品。通过这六个方面的共同改善,将对开封旅游带来更多的美誉和效益。
(四)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素质
针对开封旅游业的管理层,需要管理者提高决策水平,改变陈旧的旅游观念,制定具有现代旅游观念的方案。对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进行一体化,鼓励群众参与其中,共建开封美好形象,从而树立开封政府的良好形象。在开封旅游业的基层,一定要对公园的工作人员和导游进行严格筛选和系统培训,避免一些道德修养、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鱼目混珠、损坏开封旅游工作者的形象。同时可吸纳更多的“双语”导游,定期评估旅客对导游的满意度,定期对导游的专业知识进行考核,对基层人员实行多方面的考核,对不符合标准的人员加强培训,剔除职业道德不好、专业水平差的人员,从而整体提高领导层的战略管理能力、中低层管理者的组织实施能力以及旅游从业者的文化修养和职业素质。
参考文献:
[1] 胡春丽.论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以开封清明上河园为例[D].开封:河南大学,2011.
在全市非公有制企业中,女职工集中在商贸流通、餐饮、美容美发、出租车等第三产业,占职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重视了这支队伍的工作,就可以大大的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因此,各级工会组织十分重视非公有制企业的女职工工作。
1、女职工组织逐步开始建立。组建工会女职工组织是搞好女职工工作的前提条件,近年来,全市各级工会组织按照“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工会,哪里有女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女职工组织”的要求,克服一切阻力,排除种种困难抓好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女职工组织的组建工作。在今年三月初由市总工会女工委主持召开的“全市女职工工作会议”上将此项工作作了重点安排,并列入2004年重点工作之一。为了加大工作力度,市总工会女工委印发了全总女工委新修改的《女职工工作条例》,使业主和职工从思想上认识到建立工会和工会女工组织有法可依。截止现在,已建立了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工会联合会女职工委员会,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女工委105个,发展女职工会员2000余人。女职工会员的不断发展壮大和女职工组织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为开展非公有制企业的女职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女职工组织开展的维权活动初见成效。切实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女职工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各级工会组织一是利用各种会议、“三八”妇女节、安全执法检查、创建“安全杯”活动等机会,向广大女职工宣传《劳动法》、《工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女职工维权工作营造良好的法制氛围。二是在女职工中推行特殊疾病保险、互助保险以及其它保险。为使女工干部了解和熟悉上述保险业务知识,今年利用“全市工会女职工工作会议”,特意安排市总工会维权部的负责同志进行保险业务知识辅导,通过耐心讲解和思想发动,全市有部分非公有制企业为女职工购买了个别险种。如我市规模较大的南方商务公司为长期在该公司工作的已婚女职工购买了计划生育保险,全市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兴科房建集团为全体职工购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旬阳县16个非公有制企业,123名女职工参加了特殊疾病保险,白河县大部分企业为职工办理了工伤保险等。三是积极参与源头维权工作。近年来,各级工会积极参与《集体合同条例》和《最低工资规定》的制订,要求坚持将维护女职工特殊权益写进法规中。在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部分企业能够按照要求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如我市规模较大的餐饮业——莲花池饭庄,女职工占75%,他们与职工劳动合同的签约率达到100%。而且根据女职工较多的特点,修建了男女分设公寓,配备了浴池,使女职工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安全措施有了保证。同时,调查了解到女职工的“四期”在个别企业得到了保护,如南方商务公司,女职工的孕期基本都安排在站立蹲卧较少的收银台,女职工把“收银台”戏称为“孕妇台”,并能按国家有关政策给予足够的产假和哺乳时间,按比例发给一定的工资报酬。在我们的调查了解中,有40%的女职工认为“四期”的保护得到了部分执行。四是加大了个案查处力度,各县区总工会还真正从侵害女职工的切身利益和身心健康的个案入手,维护她们的正当利益。如今年八月,市总工会女工委为缫丝一厂女工追讨回了六年来未执行到位的人身伤害赔偿费。此案经《华商报》等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社会引起了较好的反响,认为市总女工委为困难女职工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缫丝厂为工会送来了锦旗,当事人还以个人名义为女工委赠送了一面锦旗。岚皋县女工委为一名女工追回了企业恶意克扣的1000多元工资和押金。白河县总工会女工委在配合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中,查出了违法使用女童工现象,现场责令部分企业退回了14名女童工。以上措施有力地维护了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五是积极开展女职工心理、生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工作。针对现在女职工工作压力大,妇科患病率高的特点,市总工会女工委从2001年开始就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女性心理、生理健康知识教育普及”活动,今年市总工会女工委将活动延伸到非公有制企业,截止目前,全市已有近千名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受到教育。
3、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女职工典型。为使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各县区总工会女工委立足本地实际在女职工中开展评优创先活动,涌现出了一批女职工典型。如汉滨区南方商务公司董事长、省级劳模、省市区三级人大代表云,平利县全国“三八”红旗手刘代存,岚皋县纳税大户湛永成,旬阳县受到全省表彰的再就业明星喻红芳等,这些女能人在当地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今年全市总工会女工委为了鼓励下岗女职工再就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争当创业有为标兵”活动,同时,还与市乡企局等四个单位联合开展了评选“巾帼风采在乡企”活动,这些活动为发现更多的典型拓宽了空间。
二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型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与其匹配的相关政策和法律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虽然各级组织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解决非公有制经济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但仍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就工会女职工工作而言,主要问题是:
第一,工会女职工组织组建步履维艰。据调查,全市虽然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迅猛,但工会组建率低,与此相对应的女职工组织的组建更是困难重重。初步测算,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的组建率不足40%,仅市直非公有制企业注册资金超过50万元以上的有80多家,而组建工会的只有22家,工会组建率仅只有26%。究其原因,一是业主认识上的偏颇,认为组建工会就是交会费,加大了企业的运行成本。还有一种认为成立工会是一种形式,是政治需要,给企业带不来实惠,一户企业业主这样对我们说:“我不成立工会的原因是我是私营企业,既然是企业就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员工考虑,无需要员工对我的监督”,由此可见组建工会的难度不同一般。二是企业职工对工会组织的认识肤浅,在对一家企业女职工发放问卷调查表中“对组建工会和工会女工委的认识时”有50%的人认为“无所谓”,有10%的人认为“没必要”。三是工会组织对《工会法》的宣传不够,在所收回的问卷调查表中回答“不知道有《工会法》”的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
第二,权益保障状况令人堪忧。女职工已成为全市餐饮业、宾馆服务业、商贸流通等第三产业的主力军,但她们在劳动关系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首先是劳动关系不规范、劳动合同签约率、履约率低。据某县总工会统计,有70%的非公有制企业未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其劳动关系的建立与解除由企业主确定。一些企业虽然与职工有劳动合同,但内容很不规范,往往是对务工人员规定的责任多、权利少、义务多、报酬少。许多企业采取口头劳动协议,有的甚至连口头协议也没有,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与纠纷,由于缺乏必要的书面合同依据,女职工往往处于吃亏受损境地。其次,工作时间长且不能依法得到加班工资,特别是在餐饮业和美容美发业等女职工劳动密集型行业,调查发现,这些企业主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往往采取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减少职工工资福利等办法降低成本,女职工工作时间普遍超过《劳动法》规定的每天8小时,问卷调查表明,工作在10小时以上的占30%以上,有70%的女职工每天工作10小时。第三,工资水平低且有拖欠的现象。通过在餐饮、商业等女职工集中的行业调查,这些行业女职工的工资大都分在400元左右,除去吃、租房费,所剩无几。第四,社会保障缺失。据调查,绝大多数女职工没有参加社会保险,我市某县总工会女工委对该县的非公有制企业调查显示,职工参保率不足10%,除经济条件较好的女职工自己加入商业保险外,在养老、医疗、工伤、生育等方面无基本社会保障。第五,女职工“四期”难以得到保护。调查发现,除个别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在社会上有较高声望的业主能重视女职工的“四期”保护外,大部分业主未采取保护措施,特别是在女职工的孕期、产期、哺乳期随意辞退和停发工资已是常事,还有的业主在用人条件上干脆不要这三期时段的女职工。
第三,女职工素质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女职工基本上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而以初中文化为主。低文化水平与高要求管理形成一对矛盾,因此,女职工就很容易再一次失业。同时,这部分女职工法律意识淡薄,对自己应当享受的权力知之甚少,如市总工会女工委在市直非公有制企业调查中对“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婚姻家庭权益”了解的程度,有90%的女职工回答“部分知道”,然而,再详细询问具体内容则是零星点点。旬阳县总工会女工委在该县了解的情况是对女职工权益全面了解的只有19%,不知道的还有4%。同时,女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差,由于这部分女职工缺少法律知识,接触社会不多,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如何处理时,显得无可奈何,她们不知道有工会女工委这一级组织,不知道工会女工委有维权职能,不了解打官司的基本程序。
第四,严峻的就业形势造成女职工心理压力增大。全市的就业形势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劳动力供大于求,因此,已经实现就业和再就业的女职工心理有着沉重的压力,经常担心害怕自己失业。由于有这种心理负担,当她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敢说,面对危险作业只有强压着心理恐惧去承担。
三
1、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工作的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而承担人类生产和物质生产两大重要任务的女职工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安康这样经济落后的地区,农业靠天吃饭,而且自然灾害频发,国有企业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主导着经济发展的命脉,而在以女职工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支撑着经济的发展。重视了女职工工作,就重视了非公有制经济。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度重视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工作,将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作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营造重视、尊重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关心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权益保护工作的社会氛围,促进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
2、修改相关法律,依法保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现行法律法规中的部分内容已不适应现实工作需要,呼吁上级工会组织和人大立法机关对涉及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工作的管理、维权保障机制、相关部门职责分工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规定,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创新工作机制,不断探索组建工会的方法。非公有制企业具有经济成份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方式灵活化和劳动者择业自主化以及从业人员众多、来源各异、劳动关系复杂等特点,各级工会组织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探索组建工会的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与方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不断地提高“服务型工会”的能力和水平,用实绩增强自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非公有制企业主和全体职工看到组建工会的意义所在,增强入会的信心。同时,要积极动员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加入工会组织,通过集体力量来改变自身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和失衡状态。
4、努力探索,积极寻找女职工工作的切入点。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女职工工作,目前还在探索阶段,根据目前工作的实际,建议采取以下途径寻找工作的切入点:一是在组织设置上按照“行业相近、地域相邻、方便工作”的原则,可以采取独立、联合、挂靠、临时等多种形式;在管理关系上,实行属地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在活动方法上,坚持相对集中与分散活动相结合;在工作内容上要围绕女职工学习、婚姻、参与维权等基本需求,加大服务力度,拓展服务领域,通过开展“创业有为”等活动,使女职工工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相结合,真正做到企业需要,业主支持,女职工欢迎,以此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工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