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医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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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最早的医书范文

 

关键词：《舞赋》；汉代；民族舞蹈 

 

东汉傅毅所著《舞赋》，是我国传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艺术专论，也是我国舞蹈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艺术论著，其序言与赋文，被完整收入昭明太子所编《昭明文选》内。　序言以楚襄王使宋玉写《高唐赋》之事引起话头。借此而言彼，是战国政论文和汉大赋习用的手法。作者借宋玉之口，阐明了舞蹈艺术的重要功能以及崇雅黜郑的艺术主张。“臣闻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舞蹈是最能够传达不尽情意的艺术形式，谈论诗章不如听音乐，听音乐不如看舞蹈。也就是说，舞蹈是比诗歌、音乐更能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夫《咸池》、《六英》，所以陈清庙、协神人也。郑、卫之乐，所以娱密坐、接欢欣也。余日怡荡，非以风民也，其何害哉!”清庙中的雅乐可以协调神、人，使天、人臻于大和；而郑、卫之乐不能教化民众，只能达到娱人的目的。 

崇雅黜郑，只不过是作者冠冕堂皇的话头而已，雅乐舞一统天下的周王朝已成旧事，汉代乐府深入民间采风，俗乐舞与雅乐舞齐头并进。《舞赋》与时俱进，仅第二段对《关雎》、《蟋蟀》、《激徵》、《清角》等的议论稍涉雅、俗，全篇铺陈描写的，恰恰是汉代民间流行的表演性乐舞而非清庙雅乐。《舞赋》的意义正在于此。 

赋文第一段，用铺陈华美的语句，描写了民间表演性舞蹈的演出环境、观众情绪和舞蹈演员的演前准备。“夫何皎皎之闲夜兮，明月烂以舒光。朱火晔其延起兮，耀华屋而焙洞房。黼帐祛而结组兮，铺首炳以焜煌。陈茵席而设坐兮，溢金晷而列玉觞”。月光皎洁的夜晚，绵延的烛光照耀着装饰华美的居室。用丝绳结起绣帐，门上的铺首闪闪发光。地面铺设了供客人坐的褥子，金罍玉觞内，美酒快要满溢了出来。“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简惰跳踏，般纷挈兮，渊塞沈荡，改恒常兮。”主宾在觥筹交错中喝得其乐陶陶，已有醉意，严肃的容颜和悦了起来，心中深藏的情感也表露了出来，文人必欲将腹中辞藻吐为诗章，刚毅果敢的人必欲一宣刚武之情，本来不想起舞的人也因自适跃然跳起，快乐地舒展着手臂：宾客们一个个一改常态，平日填塞在胸中的郁结之情释放了出来。“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女句)蝓致态。貌嫁妙以妖冶兮，红颜晔其扬华。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珠翠(白樂)的而熠耀兮，华桂飞髾而杂纤罗。顾形影，自整装。顺微风，挥若芳。动朱唇，纡清阳。抗音高歌，为乐之方。”表演民间乐舞的女子出出进进，两列舞者穿着美丽的衣裳，和悦而尽态地站立等候。她们模样极为姣好，脸上发出光彩，眉毛细长而弯曲，目光流转而顾盼，首饰历历可数，细绮织成的上衣与发髻光色辉映，环顾自己整肃服装，朱唇将启，眉目传情，杜若香草的芳香顺着微风散发出来，高亢的歌唱即将开始。这样的演出环境、这样的观众情绪、这样的舞蹈演员，才会有得法的舞蹈演出。 

如果说赋文第一段对舞蹈演员演前状态的描写尚限于“形”的方面，赋文第二段，则进入对舞蹈演员演前精神状态的细致刻画。“摅予意以弘观兮，绎精灵之所束。弛紧急之弦张兮，慢末事之委曲。”舞蹈之前，舞者把神思意想扩散到宏大的景象上，然后梳理整束自己的心绪，绷紧了的弦舒张了开来，即将进入轻慢委曲的抒情和叙述。“舒恢炱之广度兮，阔细体之苛缛……启泰真之否隔兮，超遗物而度俗……形态和，神意协。从容得，志不劫。”舞者要舒展开广大的胸怀，疏略身体细部的苛文缛节，接通太极真气，遗弃形骸而度越凡俗，从容自得，心志安定，形、态、神、意各个方面都调停得和顺协调，不为外在环境所胁迫了，才能够进入表演状态。作者对舞者演前精神状态的描写，详备而又透彻。 

第2篇：最早的医书范文

闻名于世的湖南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中医药书籍，其中就记载了除疣消瘢的美容药方。

在我国汉代以前就有打耳钉了，以穿耳戴环来显示美。秦汉时期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录了有美容作用的10余种药物。如白芷、枸杞子、僵蚕、茯苓等。战国后期的《山海经》一书中，提到了治疗面疣痤疮、润泽面肤的美容中药。

晋代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介绍了鲜鸡蛋清敷面治疗面部瘢痕，也许这就是最早的面膜吧。其中“张贵妃面膏”、“令面白如玉色方”等验方，均被后人采用。

隋代以后，在中医养生防病的医学思想指导下，中医美容有了发展与创新。医书《诸病源候论》记载了气功美容和按摩美容的内容，尤其是按摩美容，一直发展沿用至今。

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曾概括了当时唐人对美化外貌的生活需求：“面脂手膏，衣香澡豆，仕人贵胜，皆是所要。”在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医书中分别有面药、妇人面药等专门章节，收录美容古方39首、美容中药125种。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腊日》诗句为证，“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诗人王建《宫词》一诗中也有“浴堂门外抄召人，公主家人谢面脂”。可见当时的习俗和中医美容用品已开始普及，剂型已开始改革创新，有面膜、面脂、面膏、口脂、澡豆、衣香等多种剂型。也反映出当时美容用品的调制已注意到配料的恰当运用，所采用的配料一般具有粘附和营养功能，所选用的美容药方已初步体现中医方剂学的“君臣佐使”多味药的配伍原则。美容术也逐渐从单纯的、经验的方术，向综合的、复杂的美容技术发展，例如将外洗、外敷、外搽药剂，与内服丸、散、膏、丹药，以及食疗、食养、按摩等方法结合起来。

至南宋时，已有关于唇裂修补术(见于《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和装假眼(见于《南村辍耕录》)的记载。北宋(公元992年)的《圣济总录》记载着用玉磨治疗面部瘢痕，可算得上是现代磨削术的先导了。《使辽录》中还记录用中药瓜蒌调敷面部的“佛妆”，其实就是现代称为“倒膜”美容术的原始版。

元代已创始了鼻梁修补术。元明时期更是出现了诸多的美容宫廷秘方，如洗发散、孙仙少女膏、白面方等。《外科正宗》、《本草纲目》记载的美容方法和药物，对后世已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了。

第3篇：最早的医书范文

2、难经，《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

3、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4、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作者是张仲景，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第4篇：最早的医书范文

【关键词】 医学交流；日本；镰仓时期；医书

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年)约相当于中国宋末、金、元初期。

镰仓幕府继平氏之后，继续推进逐渐走向正常化的宋日关系，日本人来宋朝贸易更加频繁。因日商船驶宋过多，幕府不得不加以限制。可是，禁令并没有影响宋日间的贸易，双方商船来往依然络绎不绝。这一时期，搭乘商船的入宋僧人很多，他们带回了颇具特色的宋朝新文化，从移植文化角度来看，这是个极重要的时期。

后至元朝，忽必烈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进攻日本，两国关系曾一度紧张，但民间往来仍未间断。据木宫泰彦研究，特别是“元朝中后期的六七十年间，私人商船来往极为频繁，是日本各个时代中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代”［1］，日本在镰仓幕府的统治下，受武家政治、社会及宗教的影响，僧侣与医学关系密切，许多僧人入宋元学习医学，仅从当时入元僧人的人数就可得到证明。“入元日僧名传至今的就有220余人”［2］，无名的僧人更不计其数。这些僧侣都是搭乘商船前往宋(元)，可以说民间商船的频繁往来为中日医药交流提供了便利。

1 宋版医书对日本医学的影响

《医心方》之后的一个世纪以来，日本医学处于低潮期，没有突破性的著作。打破日本医学僵局并给日本医林灌输新风气的，是宋代医书出版事业的进步。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充实国力，注重制定文化政策，奖励学术，推进了大规模的书籍编纂事业的发展。而且，宋代帝王多视“医药与民生，殆同等重要”，表明了对医药的关心和重视，因此，与生老病死密切相关的医药书籍，自然成为刊行的重要内容。以前的手抄本医书，在宋朝大量出版发行，这为医书传日奠定了基础。北宋有代表性的医学全书有国家主持动员编成的《太平圣惠方》100卷(992)，以及《圣济总录》200卷(1111～1118)，此外，还有国家药局、和剂局编写的处方解说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107～1110)(以下简称《和剂局方》)，这些医书，对日本镰仓以来的医学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平安末期，由于宋日贸易，使日本人亲眼看到了印刷的典籍，当时被称为“楷本”的宋刊本是中国最新文化的象征，给学术界以很大的冲击。其实当时已有北宋的出版医书流传到日本，但没有产生强烈的影响。到了镰仓时代，中国南宋版医书才大规模传入日本，所以从镰仓时代一直到室町时代(1336～1573)，以《和剂局方》为代表的宋代医学，对日本医学界的影响最为深刻。

奈良时代，日本全面效仿隋唐，派留学生直接来中国学医，京都大学与地方国学中医学教育发达。但此时医学被贵族把持，只服务于贵族，实际上是“宫廷医学”，门阀之外，僧侣以医闻名者不多。到平安时代后期，唐日间国交中断，大学及国学渐次废止，又经保元、平治等争夺皇权的战乱，至镰仓时代，汉学已走向衰退。佛教中的禅宗突兴，禅学与当时的宋学相结合，正好适应武家政治的需要，受到镰仓幕府的推崇，名僧入宋者颇多，学术也逐渐移至掌握最新汉学知识的学僧之手，特别是具有高度医学知识的儒医。很多入宋僧侣致力于医书东传事业，所以宋代医学发展的新成果多是由僧侣直接入宋带回。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日僧荣西曾于1168年、1187年两次入宋，1191年回国后，撰写《吃茶养生记》(2卷)，提出了吃茶有益于养生的学说，他将带回日本的中国茶种种植在当时肥前的背振山等地，从此日本开始普遍种茶。此外还有冬福寺普门院的圆尔弁圆，他于1240年，自宋归日时带去了大量的宋版医书，编成《普门院藏书目录》。另外，金氵尺文库现保存的宋元版医书有《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药方》、《外台秘药方》、《太平圣惠方》、《杨氏家藏方》、《图注本草》等，都是由禅僧入宋带回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被日本尊为医学圣典的《伤寒论》，同样是随着宋元医学一同于镰仓时代传入日本的［2］。

当时的中国，由于宋刊本的出现，旧卷子本被逐渐抛弃，走上濒临灭绝的道路；而在日本，由遣唐使为中心携来的古卷子本医书和新传来的宋版本医书是平分秋色的。这不仅因为对从崇敬的中国花费了500余年，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才收集到手的医学典籍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而且宋刊本也非廉价，不是可以轻易入手的(这使日本古文献得以完好的保存)。原有的唐医书和新渡来的宋版医书共存，导致日本镰仓时代唐代医学和宋元医学并行，成为当时日本医学的特点。

2 《顿医抄》和《万安方》

日本医家在吸收、学习中医学理论与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努力结合日本实际，总结和发展富有日本特点的医疗经验，因此，日本医家个人的著作逐渐增多。镰仓时代日本医学的代表性著作是僧医木尾原性全(1266～1337)编撰的《顿医抄》50卷和《万安方》62卷。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对以上两书及镰仓时代的日本医学作出如下评价：“镰仓时代，医学效宗中国，其实乃依仿宋代医方，然而，此期并非如平安朝单纯抄录宋人医书，其间多加入吾邦经验，至少医书内容已显示出明显之进步迹象，有代表医著《顿医抄》、《万安方》二书为证”［3］。

2.1 《顿医抄》 《顿医抄》50卷，成书于后二条天皇嘉元元年(1303)。该书“以《和剂局方》、《圣惠方》、《三因方》等宋代医学书籍为宗，按《诸病源候论》分列病门，折衷《千金方》、《千金翼方》、《百一方》、《事证方》、《济生方》、《选奇方》、《易简方》等多种唐宋医书，摘取其医方，加上自己临床经验而成”［4］，该书从疾病到养生，从医理到伦理道德，内容十分丰富。《顿医抄》中还专篇列出人体五脏六腑及十二经脉图，并对脏腑的人体解剖位置和功能，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顿医抄》以附有假名和文书写而成，使医学知识在百姓中得以普及，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医学著作之一，对日本医学发展曾有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是日本人消化中国的最新医学文献的划时代的著作”［5］。

2.2 《万安方》 《万安方》62卷，成书于花园天皇正和4年(1315)，是木尾原性全在编撰《顿医抄》的基础上所成的又一巨著。其中所引用的宋代医书比《顿医抄》还要多。与以大众医疗为目的的《顿医抄》相比，《万安方》作为传医于弟子的医学经典，用汉文编著，质、量倍增。

《顿医抄》、《万安方》的内容和《医心方》相比，最明显的区别是，这两本著作不仅荟萃各家学说加以类聚，而且附以作者自身的经验和学术见解，并多有发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注重结合临床经验研究中医药学术的内涵及中医辨证施治的规律。

综上所述，镰仓时期，虽然由于日本政府的闭关锁国，限制与中国的交流，中日间医药学的直接交流有所减少，但民间商贸与僧侣等的医药交流，仍然是比较频繁而富有成效的。从《顿医抄》和《万安方》所引用中国宋元时期中国医学著作之多，可以看出镰仓时期中国医学典籍传入日本，并未受到闭关锁国政策的明显影响，在民间似乎开拓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交流途径。日本在吸收中国医学的过程中，从镰仓时期开始，日本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许多大型医学著作的问世，也反映出日本汉方医学已呈现出日趋繁荣的景象。

【参考文献】

［1］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0:394.

［2］［日］小曾户洋.汉方的历史［M］.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124.

［3］［日］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M］.东京:日新书院，1941:69.

第5篇：最早的医书范文

在这样的忙碌中，转眼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这时傅青主已经七十三岁了。这一年，康熙皇帝为笼络收买知识分子，施行怀柔政策，让各地推荐选拔有学之士到北京应试，录用授官。傅青主被逼无奈，抱着必死的信念赴京，却意外平安归来。

傅青主回到家乡后，继续他的乡居生活，写字和看病是他生活中的两个主要事情，在这样忙碌的日子里，傅青主越来越老了，他此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医术传下去。想了很久，最后他决定采取一种秘密的方法，把医术传给后代。

实事证明，他是非常有远见的，现在，他的其他内容的书基本都失散了，只有医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传播了下来。

这是一种什么特殊方式呢？

一天，他把一个道友找来，向该道友说明了自己的意图，然后让道友去北京一带寻找合适的人选。而这个被找来的传承学问的人，就是陈士铎。

这位陈士铎我们在本文的开始提到过，他是浙江绍兴人，陈士铎写的最早的一本医书就是《石室秘录》。

《石室秘录》的序四是托名吕洞宾写的，这就是傅青主那位道友，在这个序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的情景。

当时，陈士铎一个人正在北京游荡，估计是一边赶考，一边寻找些老师什么的，恰巧，碰到了傅青主的那个道友，两人就聊了起来，陈士铎提到了自己想光大医学的远大理想，以及自己正在注释《黄帝内经》，这位道友看到陈士铎为人诚实可靠，就向他透露，现在有个高人，要选择一个传承学问的徒弟，不知道你是否有想法？（今陈子注《素问》、《内经》，余叹其有志未逮，乃以华元化青囊术动之。）

陈士铎一听，忙问：“是哪位高人？”

道友：“傅青主。”

陈士铎大吃一惊，然后忧愁地说：“我怎么能够见到他老人家呢？”（陈子忧之。）

道友：“不用愁，此事我来安排！”

陈士铎听后，喜出望外，起身长拜。（陈子再拜受教。）

然后序四里说这位道友就安排歧伯天师（就是傅青主）和张仲景（推测是傅眉）来到了北京河北一带（燕市），估计这又是开始摆迷魂阵了。

以傅青主那么大的年龄，不可能说来北京就来，他一生中来北京的次数是有限的。

而歧伯天师（傅青主）在序二里说：“（陈士铎）过我玉河之西。”也就是说，是陈士铎登门拜访的，估计这个描述比较符合实际。

那么，玉河是哪里呢？一般解释是银河，难道序里的意思是陈士铎为了请教问题上天了？其实，玉河就在太原，现在太原市还有玉河遗迹，这条河曾经改名为御河，现在可能仍然叫玉河。

现在，让我们来根据这些线索，复现一下当年的情景吧。

陈士铎跟随着这位道友来到了山西，他提出要去拜访傅青主，但是这位道友告诉他，不用，那样会让更多的人知道的，我会安排傅青主来找你的。

于是，一天，陈士铎正在屋子里坐着，突然听到了敲门的声音，当他打开门，看到傅青主和傅眉站在门口，一时间自己竟然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在后来，他在《辨证录》一书的自序中，用深情的笔吻怀念到和老师见第一面的情景：那天“黄菊初放，怀人自远，忽闻熬啄声，启扉迓之，见二老才，衣冠甚伟，余奇之，载拜问曰：‘先生何方来，得毋有奇闻诲铎乎’二老者曰……”

就这样，一对儿师徒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见面了。

在那里，傅青主用了半年的时间将自己的毕生所学全部教授给了这个来自南方的学子。

时光荏苒，转眼半年过去了，一天，傅青主对陈士铎说：“士铎，你我二人，就此分别吧！”

陈士铎感激地地给老师跪下，叩头。

傅青主：“以后，千万不要提起你是我的徒弟，这些书，用你的名义刊发吧。”

陈士铎忙推辞：“老师，那是您的心血啊，我怎么敢用自己的名字？”

傅青主抬头仰望，叹了口气说：“我一生与清廷为敌，相信在我身后，他们是不会让我的书传下去的，所以，我这么秘密地找你来，传授给你医术，这是为了使这个根不断掉啊。”

陈士铎：“老师，您用心良苦，徒弟我知道了，可这是您的心血啊，怎能不写您的名字？”

傅青主：“医书是用来救人的，用我的名字就没有办法流传下去，岂能救人？希望你用自己的名字刊印，让他流传下去！”

陈士铎非常难过：“老师！我实在想让后世知道，是您写的医书啊！”

傅青主：“不必了，以后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样吧，我们现在编个故事，就说你在北京遇到了天师歧伯，他传授给了你医术，用这个故事，来纪念你我的一场师徒缘分吧！”

陈士铎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老师……”他的嗓子哽咽了，说不出话来，只是在地上叩头不止。

于是，就有了我们文章开始的那一幕，在以后的日子里，陈士铎果然把傅青主的医书一一刊印，使它得以广为流传，但是，在每一本书的开始，他都要恭敬地写上：这书不是我写的，是我的老师歧伯天师写的，我只是“敬述”而已。

人们以为他在白日说梦，或者假托神仙。

其实，他的心里一直想的是他的老师，傅青主。

傅青主是有远见的，果然，在他去世以后，他写的书如：《周易音释》、《周礼音辨》、《十三经评注》、《十三经字区》、《诸子注释》、《春秋人名地名韵》、《十七史评》、《性史》、《杜诗点评》、《续编杜诗》、《会韵小评补》、《元释两藏精义》等书全部消失，现在只剩下了后人搜集整理的一套《霜红龛集》而已。

而他的医书，却以陈士铎的名义刊行，全部保留了下来，流传给了后人。

傅青主何等淡泊！他写出了自己千锤百炼的经验，为了流传人间，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留。

他心里想的，只是救人。

名声在他的眼中，如云烟而已。

在将学问传给了陈士铎以后，傅青主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开始继续过他的写字、诊病的生活。

他的行医生活，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有这样的描述：“避居远村，惟以医术活人，求方者户常满，贵贱一视之，从不见有倦容。”

在闲暇的时候，他会和周围的农民坐在一起，在树荫下谈论着农家的话题。

第6篇：最早的医书范文

关键词：和刻本;医书;观海堂;和剂局方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4-0075-06

DOI： 10.14156/ki.rbwtyj.2015.04.009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古医书是以明清两朝皇室遗存为基础，复得到宜都杨氏观海堂海外所访得珍本医籍。藏品之量堪称丰富齐备。按故宫典藏记录显示，观海堂医书有512部，2874册，5741卷。仅以博物院迄今公布的数字为例，依据时代刊行或抄写国别来分，中国宋、元、明、清刊本共计125部，日本刊本78部;抄本198部;朝鲜刊本6部。就比例而言，日本刊本和抄本占半数以上，包括日本翻刻中土医籍，日本影写或传抄中土医籍，日人著作之刊本、抄本及手稿等。这些虽只占日本医籍史的很少部分，但仍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医书对日本汉籍的影响。观海堂藏书大多数于1949年迁入台湾，现存博物院。根据《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与《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迁书籍清册・观海堂藏书》记载进行比对，发现仍有部分留在北京故宫。余存部分主要集中在史部目录类等30余部。其中，子部医家类，日本刊本《官刻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留存的医籍之一。

《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是宋代官办药局编成并颁行的中国第一部医方典籍。南宋绍兴（1131年）后多次重修，每次有所补充，并新添太医局等诸局经验秘方。其中不少方剂是宫廷所用，并成为两宋医家临床方剂手册和药局配方蓝本，其盛行于宋元之间，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文章拟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藏杨氏观海堂藏书之一，和刻本汉籍医书《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做如下考述。

一、和刻本汉籍《和剂局方》留存考证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杨守敬的观海堂藏书在其卒后，被民国政府收购分贮于松坡图书馆和北平故宫博物院。孙楷第《日本访书志补》序云：“民国己未（八年），观海堂书将出售，吾师沅叔先生时长教部，怂恿当局买之，书遂为国有。初庋于集灵囿，旋归故宫图书馆”[1]383。民国十七年（1928年）《故宫博物院组织法》通过，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正式成立，特设“观海堂书库”予以保存，公开阅览。1933年随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其大部分被运往台湾，现收藏于博物院，其遗存的一小部分，现仍庋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目前，故宫博物院留存观海堂藏书数量很少，长期以来散存于不同库房，对遗留的种类、书目和册数一直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在馆藏书目或提要中多著录为日本刻本或清宫旧藏。另外，院内外学者所撰以观海堂藏书为论题的文章虽偶有提及，但也不明确。近年来，故宫图书馆通过参与大规模的院藏文物普查，经账目核查和库房查验，不仅厘清了清宫旧藏古籍数目，并初步确认留存的观海堂藏书计37部255册。这部分书籍主要为史部目录类。此外，还有经部、文集、医书各一部。此整理结果可与档案相印证。1933年《关于本院易院长任内图书馆移交清册》记载：“善本书库，所藏书籍以装箱南迁，今只存残本书壹种壹册，钞本书伍种贰拾贰册并伍卷，钞本图陆种捌册及参考书叁拾部壹佰玖拾册，又佛经书影贰拾包”[2]。存档记录所指应该就包括观海堂未迁书。依据档案所记与书库对比可以看出杨氏观海堂藏书的注记有如下特征，最普遍的一种为，钤“飞青阁藏书印”“杨守敬印”“宜都杨氏藏书记”“星吾海外访得秘笈”等印章。或书前扉页贴有“杨守敬小像”。凡故宫收藏都冠以“观”字号排列。这些印记都为确认观海堂留存书目提供了依据。

对于文章选题为关注点的医书部分，笔者在对比《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与《故宫文物南迁清册》子部医家类书目后发现，所有医书古籍几乎全部入台。今按博物院著录，观海堂医书，407部，2459册。其中，《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元刊本3部，收藏于博物院。该书的日本刊本则留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二、和刻本汉籍《和剂局方》的成书

和刻本汉籍医书《增广太平和剂局方》是根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方剂手册重校订补而成。所谓“和刻本”汉籍，是指以中国古籍为底本，被日本重新抄写、翻刻衍生出一种特殊的版本类型，称之为“和刻本”汉籍。而版式特征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为汉语原文加注日文假名训读或日文注释。和刻本汉籍甚为突出中国古籍原刻的特征，同时，更注重实用性。在某些方面弥补了中国已失传数百年的一些重要典籍，并且，也是对中土汉籍的重要补充与订正。

故宫博物院现藏日本刊本《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为杨守敬东瀛访书之一。该书收于何澄一所编《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卷三，子部医家类，“又十卷，日本刊本，附图经指南总论十二册”[3]。今将这部珍藏本的成书略作说明如下：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著名方书之一，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药典。初刊于宋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名为《太医局方》。此系《局方》的最早雏形。大观年间（1107年―1110年）医官陈承、裴宗元、陈师文奉诏对和剂局配方进行校正整理，辑订成《校订和剂局方》，共五卷，分21门，载方297首。并附《图经本草药性总论》三卷和《炮制总论》一卷。嗣后，对其多次重修增订。至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官药局改称“太平惠民局”，此书遂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并增补为十卷，颁行全国。此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

是书在中国编纂于两宋年间，盛行于宋、金、元、明时期。这部著名的医书流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汉方医学影响很大，并引起官方的重视。因该书在流传中经历代翻刻繁衍，难免会出现误写等原因而致产生不少差讹。为此，日人橘亲显在本书的“和剂局方序”中言：“明朱葵所谓自宋而后四百有余年，此书之存量仅一本也，殆危哉！崇祯中兴袁元熙虽在翻刻以颁世，药味遗耗，铢两差误，犹论辨形模不全备也，实可叹哉”[4]。日本享保十五年（1730年），前典药头橘亲显奉敕对这部流传到日本的医方学著作进行增补校正。所据版本按《参考局方诸家奉进目次》记录，所据15种版本均为神库、官库及公私医家所藏之“稀世旧刊”。其中，包括中国明初刻本《和剂局方》6种，朝鲜刻本《增注和剂局方》8种，以及日本医员野吕元丈所藏《增广和剂局方》1种，并将其作为底本。在参考诸家奉进的增注、增广等善本的基础上“凡旧刻讹者订焉，脱者补焉，药品及修制之异同，文字并衡量之差乖共删妄就正”[5]。对于各种版本中字异意同，义异理通，两可难裁者，或方名交错，二方混淆者，则注明出处，逐一校订，不舍此取彼，遵守原著。由橘亲显领衔在参考诸家奉进的医药方书的基础上几经增补校正，编成此书。分16卷，收795方，比原书增加2类，即诸汤、诸香类，药方增加7方，日本享保十七年（1732年）官刻颁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三、《局方》的体例与内容撰述

《官刻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宋陈承、裴宗元、陈师文原撰，宋许洪增广。（日）橘亲显等校正。附《图经本草药性总论》二卷、《指南总论》三卷、《局方诸药石炮制总论》一卷，日本享保庚戍（1730年）东都书林西又卫门刻本。半页13行，行24字。四周双边，白口，无界行。版框20.7cm×14.4cm。1函12册。

书前刊日本享保庚戍之冬十二月橘亲显撰“和剂局方序”，宋陈师文等“进表”。次刊“新校凡例”。序文、进书表和凡例均标以片假名注音，p笔句读。此书扉页贴有杨守敬先生小像，像左下钤有朱色“杨守敬印”。卷前序文下钤“小岛重图书记”“东井文库”“宜都杨氏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星吾杨氏访得秘籍”等印记。此书初为东井文库所藏，后归入小岛氏。袁同礼《故宫所藏观海堂藏书目》序云：“窃念此目虽非观海堂藏书之全部，然所著录为其他书目所不及者有二：一曰古钞本，二曰医书。……至医籍秘本，大抵皆小岛学古旧藏”[6]。此后，为杨守敬先生从日本购得。特别是书中还有批语、句断，如书前的“进表”有朱字批“校正凡柒佰捌处增损，总柒拾壹方作看详壹拾叁册，净方五卷计贰佰伍拾柒道，分贰拾壹门，旧抄本”[7]。今推测可能为小岛氏据旧抄本批点校正。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全书共十卷，附指南总论三卷，分诸风、伤寒、诸气、痰饮、诸虚、痼冷、积热、泻痢、眼目、咽喉口齿、杂病、疮肿伤折、妇人（附产图）、小儿。并新增诸汤、诸香两类。共16类，载方795方。每方之后，除了详列主治证和药物外，有关药物的炮制法和药剂的修制法均有详细说明。此外，凡属绍兴以后增补的方子，在书中均一一标明年代。便于研究者参考。该书所收集之方，多为常用有效方剂，又多采取丸、散等剂型，所以适用、易存、便利患者，影响巨大。该书虽在官方组织编写的方书中载方数量最少，但荟萃了许多名方，因此书中所载之方，广泛地被宋代以后各家方书所引用，而且其中有些方子是作为成方规范而流传下来。如该书中的“三拗汤”“华盖散”“凉膈散”“四物汤”“四君子汤”“二陈汤”“消遥散”“藿香正气散”“至宝丹”“紫雪丹”“苏合香丸”等方剂，至今仍被临床所应用。

本书所附《指南总论》分别对药物的配伍原则，采药季节及保管，服药的饮食禁忌，各种常用药物的炮制方法进行了论述，此论概括了《局方》修制精细的特点。

本院珍藏的日本官刻本《和剂局方》刻印精细，所用日本产蚕纸洁净厚实，纸质绵润，软字精刻，古朴典雅，亦为观海堂旧藏。

四、知见的藏书题解

现今博物院保留了杨氏观海堂藏书的精华部分，日本的古钞本、卷子本多集中于此，特别是杨守敬从日本带回的医书，几乎全部入藏。以本文论题《和剂局方》（简称）为例，现藏三部，皆得自观海堂。现将几部书目列举如下：

1.元大德八年余氏勤有堂刻本：10册

此部不附许洪《指南总论》，从题名、版式来看，似由两种不同的版本拼接而成，即卷一和卷三是一个版本（甲），卷二和卷四至卷十属另一个版本（乙）。按（甲本）左右双栏，版心题“和方几”，其卷端题名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乙本）四周双栏，版心题“和剂局方卷几”，卷端题名作“增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但二者字体十分接近，且同为半页13行，行24字。由于卷十末页记有“大德甲辰余志安刊于勤有堂”一行，故很可能是勤有堂不同时期所刻。

2.元刊黑口15行本：5册

卷前有光绪壬午杨氏题识。此部包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和《指南总论》三卷，但二者分属不同的版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半页15行，行24字，四周双栏，版心黑口，双鱼尾，间刻“和方几”;《指南总论》，半页14至19行不等，行24字，左右双栏，版心黑口，字体较纤细，且俗字极多，二者和余氏勤有堂版本皆不同。杨氏在护页前有题记三则，称“又得大德八年余氏勤有堂刊本及明崇祯十年朱葵刊本”[1]403-405。但实际与杨氏之言不尽相符。

3.元刊本

仅存许洪《指南总论》三卷一册，与元刊黑口15行本《指南总论》版本相同。按此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补遗》著录6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7种。博物院所藏古籍医书除四库全书本外，皆得自杨氏观海堂藏书。的收藏仍以“观”字号排列，保留历史原貌。

五、和刻本汉籍《和剂局方》的特征与史料价值

1.优选底本，校勘缜密

日本江户末期因受中国清代考据学之影响，汉学家对于古籍整理和校勘工作，都非常重视由中国传入的善本典籍为依据，因此，和刻本所使用的翻刻底本，大都经过精密校勘，而且印制精美。以本书为例，橘亲显在校勘过程中，相比诸家奉进的医方书后，认为民医野吕元丈所藏“增广一书，编次雅古，文字精正，最冠众本”[8]。而将其作为底本，以助参考。其中对增广、增注本或明初刻本及朝鲜刻本精选原本之优劣，分别校勘旧刻所载医方并作细心考注。如：对比不同版本时发现，在方剂的记载上版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或方名交错、或二方混淆，对于这些阙遗挂漏的药方，一并考订补证。此外，翻刻汉籍的态度比较严肃，不妄改汉籍底本之字，则在不改原本文字的前提下，将有关的校勘记刻在相应文字之旁，保持原书原貌。但书中所载方剂的各种药物顺序、剂量与国内现存《和剂局方》各种版本出入颇大，非同一版本系统。

2.覆刻原文施以日文训点及注释

和刻本医书是以中国古医籍传入日本为前提的，在甚为突出中国古籍原刻的基础上，同时更注重实用性，根据本国的需要，一般的和刻本往往加上训点，以便于日本学者咏读理解。所谓“训点”是在汉字之行或字间加以符号，即用勾或点的方式标明，有时加日文之助词，使之前后相接，并就其断句分段。由于日文的语法与中文不同，汉字的读音在日语与汉语里有别，所以，和刻本多数会采用在汉字旁标出日文字母的“片假名”，再施以训点的读法。通观本书的版式与汉字旁加日文训读的书面形式，无疑不表现出和刻本格式化的特征。

3.对中土已佚医书的重要补充

自南北朝起，中国医学便通过古籍医书这个媒介直接流传到日本，隋唐时期在日传播一度达到。这些流传到东瀛的中国医书，深受日本医学界青睐，被不断吸收、仿效，并根据本国实际重新刻印，构成了中国古医籍在域外的另一个版刻系统，被学术界称之为和刻本汉籍医书。和刻本往往保存了一些在本土已经佚失、稀见的中国古医籍，或同一部中国医籍的更好的版本，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以本文论题《和剂局方》一书为例，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是书盛行于宋、元之间，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9]此书在宋、元盛行了200余年，但在金元以后，出现了对《局方》认识的偏颇，因受南北医家“以古方今病忽视辩证论治”的抨击而流传渐稀，后世对《局方》的认识也很大程度受朱丹溪撰《局方发挥》之影响。此后虽经多次翻刻繁衍或由多种原因而间有差讹，至明代重刻本仍未能复其旧观。

追溯此书的存佚状况。据日本丹波元胤撰《医籍考》著录是书已佚者有：宋陈师文等撰《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五卷本，许洪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卢祖常撰《拟进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类例》（按“是书世无传本，祖常于其所著续易简方中每言及之，盖以评论病症以辨治方者”[10]。），亡名氏《诸家名方》二卷，福建提举司刊等。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注，存世的有：元建安高氏日新堂刊本、元留u书堂刊本、明正德六年陈氏存德堂刻本、明崇祯十年朱葵、袁元熙刻本、清道光十年渤海高氏续知不足斋本及日本刊本。即使这些古医籍中国至今仍存，但同名之和刻本依然有其价值，因为很可能和刻本汉籍医书保留了该典籍更为原始的面貌。

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以杨守敬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赴日访查引进汉籍的历史过程，使得中国的各种影印、影刻及古刻本再度传回，特别是杨氏搜集的汉籍医书部分，不仅弥补了中土已失传数百年的一些重要亡佚中医典籍的空白，还复得大量的、颇有价值的和刻本汉籍医书。由于和刻本大都以中土善本为底本，并以数种版本进行精校，并在原刻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同形式的注释，因此，和刻本汉籍具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同时，也是对中国中医学史料的补充与订正。

[参考文献]

[1] 孙楷第. 日本访书志补・前序[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383.

[2] 关于本院易院长任内图书馆移交清册[I]. 故宫博物院藏档案编号 jfqggdats100097，1933.

[3] 何澄一. 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卷三： 子部医家类[M]. 北京： 故宫博物院，1932： 15.

[4] 故宫博物院. 故宫珍本丛刊第364册《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序[M]. 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0.

[5] （宋）陈师文，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新校凡例[M]. 橘亲显， 校. 北京： 故宫博物院藏日本刻本，1730.

[6] 何澄一. 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 卷首序[M]. 北京： 故宫博物院，1932.

[7] （宋）陈师文，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卷首进表[M]. 橘亲显， 校. 北京： 故宫博物院藏日本刻本，1730.

[8] 故宫博物院. 故宫珍本丛刊第364册新校凡例[M]. 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0.

[9] 纪昀，陆锡熊 ，孙士毅，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 中华书局，1997： 1615.

[10] 丹波元胤. 医籍考卷四十六[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收稿日期：2015―04―15

作者简介：刘甲良（1980―），男，山东潍坊人，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博士（在读），故宫博物院研究室馆员，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历史学。

An investigation of Japanese-printed Chinese medical book Prescriptions People's Welfare Pharmacy

LIU Jia-liang

（The Institute of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China）

第7篇：最早的医书范文

关键词：中医 档案 不可替代

中医是中国国粹，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几千年来，中医在医疗活动中形成了大量档案。中医档案是中医智慧的精华，在中医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仅以作者有限的视野，谈谈档案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不当之处，还请方家包涵。

1.中医历史与档案

从中医发展的历史看，我们的祖先在自然生存中，创造了原始医学。据考古发现，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人类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等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成书于汉之前的《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

秦汉时流传下来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唐朝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

宋代设立的“太医局”，不仅是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而且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上述医学著作，都是以文字形式流传于世，成为不可替代的档案材料，自形成以来，一直被当做经典利用。

2.中医活动与档案

唐朝的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后人誉为“药王”和“医神”，他勤于著书，一生著书八十多种，其中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二书合称《千金方》，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对后世医学发展影响深远。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该书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由于一代代人对上述文献的保管、整理和继承，使这些珍贵的中医档案得以传承下来，历久弥新，造福后世。

3.中医档案的特殊性与缺失

中医和西医，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于对疾病的认知，就是认识和治疗方法上。从诊断上和现代西医的先进的检查手段相比，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已经显得有点落后。西医借助X光、B超、CT和核磁共振及化验能快速地查找出问题的所在部位和病情的轻重程度，同时，在治疗上外科手术在先进设备的配合下，医生对外伤的处理更好、更快、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挽救更多的病人的生命。

中医的治疗是辨证施治 ，一个人一个医案一个药方，药理和药性同西医比较缺少确定性，与西医相比，在发展和继承上有很大的不同，档案的管理上也有不同。

据中医学术流派研究课题组介绍，中医流派很多，大多是中医学同一个学科内，因不同的师承而形成的以独特的研究旨趣、技艺、方法为基础的不同学术派。如历史上著名的岭南医学、新安医学、少林医派、平乐正骨流派、陈氏儿科流派等。中医学术流派是医学理论产生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也是医学理论传播及人才培养的摇篮。但是，据课题组初步调查，目前中医学术流派发展极不平衡，大多数面临断层甚至消失。流派的流失应该就是流派主流医治主旨的流失。

如果说，一个武术流派的流失和发展往往就在于祖师爷的一本“秘籍”，至多失去一个流派，那么，一个中医流派的流失，或许就是一方百姓受苦。

多年来一直没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目前统一化的中医药高等教育模式排斥个性化学术流派，现代医院管理以及科研方法存在诸多限制中医学术流派发展的因素，名师带徒等。因为没有规范的制度，所以老一代的中医人才的遗产没有很好的继承下来，医疗文献和方剂。学术论文和临床病例没有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完善 保存，这也是阻碍中医发展的因素之一。

4.中医档案管理的特点

中医特色决定了中医档案管理的特点，必须建立独立的收集、整理、管理中医档案的部门或设专职人员管理。

作为医学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医学，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疾病防治、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力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中国医学与西方近现代医学是有许多差异的，它的发展与地理、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档案管理工作中，也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根据中医“把脉”诊断，辨证施治的医案，中医药方的唯一性和可变性，专科专病的治疗特点，档案工作应当选择有针对性的对象，进行跟踪立档。

尽管中药的作用机理、物质基础、应用理论还在发展中，还缺乏些规范的科学数据证明，但是患者的康复和治疗效果最有发言权。在中医医疗活动中，中医临床实践中的验方显得非常重要，及时的收集、 整理档案材料，形成文献记载下来也就十分重要。

5.基层中医档案工作不容乐观

作为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锦州市中医院 ，在成立的初期， 聚集了辽西地区的中医人才和名医。老中医们都各有绝技，活跃在医疗第一线，为许多患者解决了病痛。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就是进入市场经济后，老中医的门诊量丝毫没有减少。有的年近耄耋，还在为患者服务。

第8篇：最早的医书范文

在太行山区和燕山山脉，到处都有野生的酸枣，其中以河北省邢台地区的丘陵山地出产的酸枣堪称上品，是不可多得的野生药用资源。艰苦的战争年代，这些地区多为革命根据地，老百姓用酸枣制成酸枣面代粮食，军民得以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如今酸枣面则可用来生产上等的保健饮料。

从现代植物分类学来说，酸枣属鼠李科植物，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野生酸枣成丛莽，耐旱，耐瘠薄，无论山丘路旁，即使是岩石缝隙，只要有扎根之处，就能生长繁衍。深秋时节，酸枣熟了，那一颗颗红艳艳的果实远远望去像点点火星，闪烁在山崖草丛之中，使人们在荒凉的山野中感受到勃勃生机。

野生酸枣的种子破开后的果仁又称酸枣仁，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据《神农本草经》记载，酸枣仁主治心烦不眠，“补中益肝，坚筋骨，助阴气，皆酸枣仁之功也”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为详细地介绍了酸枣仁补肝胆、宁心神、健脾胃等多种功效。中医在使用酸枣仁时要区别生枣仁和熟枣仁，唾液多时用生枣仁，唾液少时用炒枣仁(熟枣仁)。中医常用于治疗虚劳虚烦的酸枣汤，即是用熟酸枣仁配伍甘草、知母、茯苓、川芎煎汤服用。

在古老的农耕时代，野生的酸枣通过分株、嫁接等方法，逐渐培育成了枣树。酸枣之乡的河北省出产品优上乘的大枣和金丝小枣。

大枣同样可以入药。据《本草纲目》记载，大枣又名干枣、美枣、良枣，气味甘，平，无毒。古代医家认为，“大枣气味俱厚，阳也。温以补不足，甘以缓阴血”。《神农本草经》称“枣为脾之果，脾病宜食之。谓治病和药，枣为脾经血分药也”。中医方剂中常用大枣调和百药。大枣自身也有“养血补肝”，“补中益气”，“滋阴暖胃”，“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百药”等多种功效。中医用大枣(或配伍)治疗常见的脾胃不和、大便燥塞、虚烦不眠、妊娠腹痛等症。经常适量服食大枣，对于烦躁不眠、阴虚肝亏、脾胃不和、消化不良，劳伤咳嗽、血虚体弱者均有帮助。古代医书中又记载，生枣(鲜枣)气味甘，辛，热，无毒，多食令人寒热，凡羸瘦者不可食。

第9篇：最早的医书范文

最早的“运动兴奋剂”

大蒜是现有记载中最早的植物性食物和保健品，也是最早的调料。数千年前，几大文明古国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交流，但在膳食中都有应用大蒜的证据。古埃及人、古罗马人认为大蒜是力量的源泉和象征。在战争中，士兵食用大蒜可以力大骁勇，提高战斗力；古埃及统治阶级给劳动人民吃大蒜，来增加他们的体力和劳动效率，以便驱使他们进行更艰巨的劳动，如建造规模巨大的金字塔。1922年，在埃及皇帝图腾卡门的坟墓（建于公元前1500年）中发现有保存完好的大蒜鳞茎。在希腊的早期奥林匹克比赛中，常给运动员服用大蒜。他们认为大蒜有增强运动能力与抗疲劳的功能，能提高运动员的运动成绩。此外，还规定了大蒜服用的剂量，即服用最小剂量而有最好的效果。这可能是历史上应用最早的“运动兴奋剂”。在罗马帝国，舟船出海时，大蒜是水手们必备的食品。古印度从有史料记载时起，就记录了大蒜可用来防治疾病，至今存留的印度医书《揭罗迦本集》就主张用大蒜防治心脏病与关节炎。

中国人青睐的蔬菜

大蒜可食部分一分为三：蒜苗、蒜薹和蒜头。蒜头是它的鳞茎，味辛辣，有刺激性气味，可以生吃，或煮熟后加糖作为甜味糖蒜，或加糖醋做成糖醋大蒜食用；也可以用作调味品，北方人吃饺子和面条时，要用大蒜调味。大蒜头还可以做成蒜泥和蒜酱。蒜苗是大蒜在夏天抽出的花茎，长花的茎梗称“蒜薹”，均可作蔬菜食用。

我国大蒜按外皮色泽，可分为白皮种和紫皮种，以独头紫皮蒜为最佳。紫皮蒜蒜瓣外皮呈紫红色，瓣肥大，瓣数少，辣味浓厚，适合于生食或作调味品。白皮蒜蒜瓣外皮呈白色，辣味轻，适于腌制成糖醋蒜。

我国各地均有栽培大蒜，以新疆大蒜、广东普宁大蒜和上海嘉定大白蒜最为著名，常见品种还有东北紫皮蒜、东北白皮蒜、苍山大蒜、柳子蒜、芽金子、歙县大蒜、杭州无薹蒜、崇明大蒜等。不同大蒜品种的大蒜素含量有较大差异，蒜头的新鲜程度也会使大蒜素的含量发生变化。采收后贮藏时间越长，大蒜素含量越低。据测定，的大蒜中大蒜素和维生素C含量均比其他品种高。

大蒜是深受人们青睐的蔬菜，尤其在北方，几乎家家户户都把它当作时令新鲜蔬菜，有“不可一日无大蒜”之说。捞面、包饺子要加些蒜泥佐味；炒刀豆、焖茄子也要用大蒜相佐，否则有逊其味；夏天的凉拌菜更少不了加点蒜泥，既可提味，又能杀菌防病。我国北方城乡还有泡腊八蒜的习俗，即腊月初八用食醋浸泡蒜瓣，贮藏至春节，用蒜醋蘸饺子，口嚼翡翠的蒜瓣，清香爽口，别有风味。

营养价值高于人参

德国人将大蒜列为保健品之首，认为其营养价值高于人参。经常食用大蒜，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症；清除人体自由基，抗衰益寿；促进肌肤新陈代谢，养颜美容；促进激素分泌，提高；增强机体免疫力、预防感冒；增强消化道，滋补脾胃等。大蒜还含有一种特殊的因子——配糖体，具有降低血压，减缓心率，增加心肌收缩力，扩张末梢血管的作用。调查发现，爱吃大蒜的地区与不爱吃大蒜的地区相比，高血压病的发病率低3～4倍。由此可见，大蒜有助于降低血压。调查还发现，平均每人每天食用20克生蒜的地区，其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死率明显低于无食生蒜习惯的地区。经常食用大蒜对降血压、降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大有裨益。

实践已经证明，大蒜有助于抗癌，又可预防胃癌、肝癌、食管癌等消化道癌的发生，对乳腺癌、结肠癌、膀胱癌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调查发现，种大蒜或喜欢吃大蒜的人群和地区，胃癌的发病率较其他地区少2/3。长期吃大蒜的人，胃内亚硝胺含量比其他地区的人低得多。每年生吃大蒜达3千克以上的人群与吃3千克以下者相比，胃癌发病率可降低1/7。吃过大蒜的人的白细胞杀死肿瘤细胞的数量是不吃大蒜者的1倍多。

此外，大蒜还有驱虫、利尿、止咳的作用，还可作为毒蛇咬伤、牙疼、水肿、黄疸、霍乱的治疗药物。铅生产工人在不脱离中毒铅浓度的环境下，坚持每天吃100克生大蒜就不会发生铅中毒。据研究，大蒜可减少血液中糖的含量，保护肝功能，提高血液中胰岛素含量，预防糖尿病。

大蒜调味有学问

大蒜一经烹调加热后再食用，它特有的辛辣味便会立即消失，大部分的大蒜素会挥发或分解，大大降低了其杀菌效力。大蒜在沸水中煮20分钟就会失去抗真菌作用及对环氧花酶（一种能诱癌的酶）的抑制作用。所以大蒜最好是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