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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 边缘化 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101－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金融创新和体制变革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的金融行业迅猛发展。但从金融业发展的区域布局看，城市和农村发展很不协调且呈加剧之势，农村金融处于严重边缘化的境地，已严重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并且造成了城乡发展的极度不和谐局面。因此解决农村金融边缘化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一、农村金融边缘化的主要表现
（一）农村金融机构萎缩，严重阻碍城乡金融发展
1998年以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业务重点逐步向大中城市转移，相应撤并了几万个县级及县级以下的分支机构。农村金融机构萎缩，城市金融业务扩张，加大了城乡金融发展的差别，使农村金融越来越不能与城市金融协调发展。
（二）农村资金大量外流，造成“三农”建设资金严重短缺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已经演变成单纯的存款机构。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只存不贷。上述两只“漏斗”造成了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同时加上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投放不足，造成农村金融生态失衡，最终导致当前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严重不足。
（三）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严重弱化，无法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
由于基层金融机构数量缩减，且缺乏竞争，从而使农村金融组织呈现单一化、业务商业化和垄断化的现状，金融服务严重缺位。农村的金融产品缺乏，金融服务类型单一，农业贷款比率逐年下降，农业贷款结构不合理，农业贷款效率不高。农民的金融福利处于低水平，很难分享到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1]
（四）农村保险事业发展滞后，难以抵御农村“双重风险”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发展中存在很多弱点，迫切需要国家特别是包括农业保险在内的方式予以保护。但我国的农业保险虽然曾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暂发展，但之后则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严重滞后于“三农”对风险控制的需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五）资本市场未进入涉农领域，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未延伸到农村地区，多数证券公司的营业网点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广大农民根本无法享受资本市场发展给人们带来的财富增值益处。县级企业很难通过直接融资筹措到生产所需资金。
二、农村金融边缘化的成因分析
（一）小农经济形态是形成农村金融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只要是小农经济，只要农民处于高度分散这样一种状况，就必然和商业银行趋利化产生冲突。小农经济形态形成了农村金融市场特有的矛盾和问题，阻碍农村金融的发展，使其逐步被边缘化。其特有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
1.信息资源匮乏。由于缺乏有效准确的财务报表和统计数据，农村放款人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从农户处获得充分和准确的资料，信息采集时间较长，严重影响了贷款的高效开展。另外，由于贷款规模较小，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很难获得相关农户特点及活动的私人信息，同时也无法有效控制获取信息的时间和成本。
2.抵押担保困难。这一问题是造成农民贷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户在贷款时往往找不到符合金融机构要求的贷款担保，而农户最大的资源――土地不能流通，以土地为依托的附属物也不能作为抵押物，这些制度缺失使农户无法提供合格的抵押物或质押物，影响了低风险的抵质押贷款发展。另外银行也不愿接受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作为抵押物，因为这些物品不易估值，也难以处理。
3.信贷付出成本过高。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在面对农村生产活动中的各类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市场风险时，很难了解与应对，他们付出的信贷成本太高。受到监管机构规定的利率上限的限制，当金融机构的信贷成本难以用利率提高后的风险溢价去弥补时，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来说，必然对农业信贷敬而远之了。
4.用于非生产的借贷居多。农村借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严重相悖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生产性用途。
（二）政策制度欠缺是形成农村金融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1.农村金融体系设计存在制度缺陷。当前的民间金融是被排斥在现行的金融体制之外的，它根本无法解决农村金融市场的现有问题，同时还间接助长了农村地下“灰色金融”的发展，掩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民间金融与地下经济和不恰当的行政干预一旦紧密结合，产生的后果将极其严重[2]。正式金融体系将庞大的民间资金排斥在外，形成了险象环生的潜在金融风险，不仅损害了国家税收，干扰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还威胁着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2.农村现有金融机构功能定位不清。一是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支农作用仅限于粮棉油收购，国家开发银行对于急需资金支持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综合开发、农业扶贫开发、农业技术改造贷款等缺乏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影响了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发挥。二是国有商业银行撤并机构网点，上收贷款权限，县域的分支机构主要以吸收存款为主，农业生产性金融需求也因为有了十分苛刻的贷款条件而缺乏来自大银行的资金保证。三是农村信用社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功能定位，其经营在合作性、商业性、政策性之中多角色变化与冲突，再加上历史包袱沉重，资本金不足、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不完善，几乎没有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难以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
三、应对农村金融边缘化的对策
农村金融日益边缘化，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足，已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因此，解决农村金融边缘化的问题，繁荣振兴农村金融，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
（一）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为了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要，目前迫切需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努力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的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一是坚持农村信用社“支农”定位，突出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二是积极拓展国家政策性银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扶持领域。各级财政可列出一部分预算用于政策性贷款的风险补偿基金。三是继续发挥国有商业银行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四是鼓励发展社区金融组织，规范民间借贷。[3]
（二）建立农村金融风险保障机制，防范农村“双重风险”
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农村金融资金存在着运行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因此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的建立非常重要。一是建立信贷投入激励机制，促进资金回流农村。二是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抵御自然风险。三是积极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的担保机制，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发展的贷款规模。四是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健全内控体系。要加强外部审计监督，增加透明度，定期公布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着力打造农村良好信用环境
各级党政组织要花大力气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要把农村信用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规划之中，着力打造新农村建设的良好信用环境。一是要培育市场主体，完善要素市场，完善相应的市场中介。二是完善农村金融发展的征信环境，把征信体系延伸到农村，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三是完善农村法制，建立欠债赖账法律追究机制，使有钱不还者难逃脱法律的惩罚。
【参考文献】
[1]孟凡杰.浅析政策性金融在解决农村金融边缘化问题中的作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1):61-63.
然而，就象夏日的“阵头雨”，这一切来得突然，，去得也迅速。半年以后，“水头兔毛市场”一片萧条景象，原先众多的收购点如今大门紧闭，水头人引为自豪的“新村”有的只盖了一半，即因资金不足被迫停工。兔年即将来临的除夕之夜，许多水头人仍然远在他乡。粗略合计，整个水头区大约有2000万元兔毛款被拖欠在广东。事实上，11万人口的水头区，已经处于破产境地。
水头市场的大起大落，不由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许多人都从不同角度作了各种解释。我仅从两位在兔毛经营中浮沉的年轻人的经历，向人们披露一二。
卢立尧的祖祖辈辈都同土地紧紧捆在一起。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到了秋天，溪滩上晒的，房梁上挂的，都是番薯丝。饥肠辘辘的时候，还有比番薯丝更诱人的吗？那时候庄户人家做买卖，不过是上集市卖几个鸡蛋换点油盐钱。以后，农村政策越放越宽。购销兔毛的人也一年年多起来。1984年5月，卢立尧等人串联了60多户合股，在乡里设了5个兔毛收购点，同广州、厦门、福州的对外口岸做起了大笔兔毛生意。两个月成交200多万，纯收入30多万元。
有资料说，目前全世界年产兔毛10000吨左右，其中95％出自中国。兔毛的主要市场在西欧和美国。近年来，讲究穿着的欧美妇女开始厌倦老花样的羊毛货，而质地松软，外观华贵的兔毛制品日受青睐。加上兔毛在建筑和医学上的广泛用途，使得国际市场对兔毛的需求量逐年增多。
“做兔毛生意赚大钱呀！”
“兔毛好比白银元，一两兔毛一大洋！”
卢立尧发财的消息传开，附近的农户、工厂、商店、学校、以及各类公司、联合体和个体户，象遇到强大的磁场，全被兔毛吸住了。这就是水头兔毛狂潮的起端。
水头农民率先挣脱土地的束缚，直接跨入流通领域，向现代社会蹒跚走来。但是，由于历史的重负，现代的商品交换同样打上小农经济的烙印。在许多农民眼里，经销兔毛就象从前卖鸡蛋一样，只要脱手就算成功。他们不问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等级质量，不懂得倾销造成积压会带来什么后果，也不明白弄虚搀假信誉垮掉，最终倒霉的还是自己。在交易市场，他们似乎表现得很精明，骨子里却毫无商品观念，只顾眼前利益，好坏一锤子买卖。分析起来，这也和他们赚钱的目的有关。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观念，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一幢三层楼房和满足子孙享用的存款。落后的观念依然束缚着他们，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
卢立尧自我描述了一桩普通的兔毛交易。
广州三元里，一个不大的停车场，几十辆满载兔毛的卡车首尾相接。昔日的战场如今成了“兔毛战”的战场。香烟味和汗臭味混杂，报价的手指和飞溅的唾沫相交。带广东音和带温州音的半普通话，时而激烈，时而和缓。来到这里，就象来到骡马大市。
“15万一吨我吃进，不能再高了。”广东商人道。
“陈老板，你看这样品，顶呱呱的好毛。20万，怎么样？好处费另算，保险不让你吃亏。”温州贩子拍着胸脯。
“18万，撑死18万！”
“好，一言为定，马上签合同！”
兔毛价格见风就长，扶摇直上。按国际市场平均价格，优级毛每500克折合人民币60元左右，而水头的收购价格高达100元。出口口岸已经大量积压了，这边依然竞相抬价，全然不知危机即将到来。
再看这张揉皱的合同书。双方明知上面兔毛的种类、等级均未写清楚，但还是签了字盖了章。原来各有各的算盘。广东商人想：反正不付现钱，转得了手算我赚进，转不了我就咬你质量不合格；温州的兔毛贩子想：没人发现搀假算我运气，万一被人发现，合同上早已签过字了，不怕你赖帐。
于是，严重后果马上出现。广东某县公司购进一批总重为29吨的水头兔毛，加工后只剩下了9.1吨，合格率不到三分之一。这个公司指责对方以假充真，拒不付帐。卖方则按合同法向当地法院。这个案子难倒了法院。
有人曾目击搀假的现场：给兔毛打包的时候，用喷雾器往兔毛上喷水，旁边还有一堆白色的石英粉，货主边往里搀边口口声声说：“现在大家都这么干。”后有人调查发现，搀假的成分还有泥沙、棉花、藕粉等，天津一个单位居然还从兔毛里发现了砖块。可这些都被农民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连区、镇某些领导都认为，假货有人要，搀假即合法，这也是经商之道。
恶果终于显露出来了：外商怨声载道，中国兔毛在国际市场的信誉急剧下降。而水头的农民又捞到什么好处了呢？用卢立尧的话说：乡里做兔毛生意的农民，大多是赚四五万，六七万。 他们以小农经济的眼光和短期经营的手段去做现代商业的大买卖，最终受到了商品规律的惩罚。
在浙南的老根据地水塘乡，我见到了这位供销员郑友君，他恨不能把一肚子苦水都倒出来。
眼下的水塘乡，愁云笼罩，危机四伏。大约有60万元相互借贷的资金被呛在水里。别说指望发财，多数人家连日子都难过了。温州农村的民间借贷历来盛行，无论开店、办厂或做买卖，用的都是通过私人借来的资金。利息一般在三分左右。这种民间信贷本来是利用闲散资金的好形式，尤其在国家信贷有限的情况下，更显示了它的作用。然而，它又象连环套，把整村、整乡甚至整个地区农民的命运串在一起，牵一动百，一损俱损。为了上述的那笔钱，水塘乡三天两头听见吵骂声。有的夫妻反目，有的兄弟阋墙。有的为了讨债，甚至扬言上门“砸破庙”（抄家）。一位70高龄的老赤卫队员，整天茶饭不进，面壁流泪。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郑友君面容惨淡，向我叙述了这个故事。
水塘乡农民做兔毛生意起步最晚，当整个水头市场濒临关闭的时候，他们才刚刚开始筹办资金，寻找销售出路。好在政府对贫困乡优先照顾，当别处都在清理各类公司的时候，破格为他们审批了营业执照。
1986年7月，郑友君风尘仆仆，日夜兼程，押运着两卡车计4.5吨优质兔毛，辗转颠、簸到达目的地—深圳保安县新安镇。这批兔毛是一家一户精心筛选，汇集拢来的。怀里带着体温的那张清单上写着：郑经远30斤，郑友民25斤……乡里的百姓，甚至连乡干部，都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这批兔毛上。
这笔业务完全是通过私人联系，由中间人代签的合同。合同的甲方和乙方过去既无业务往来，又未作过信用调查。只是听乙方戴经理自称银行里存款100万元，甲方就贸然发货。
下面是我与郑友君的一段对话：
“为什么你们不作市场调查和信用调查，然后再作决定？”
“信……用？什么叫信用调查？中间人我们都熟悉的，原来想总还靠得住。”
“对方开口要20吨兔毛，他们有出口许可证吗？”
“出口许可证？没听说过。”
是轻信，还是没有经验？最根本的还是缺乏起码的商品知识。毕竟他们是刚放下锄把的农民，为了这，他们竟付出如此昂贵的学费。
那位所谓的戴经理其实身无分文，负债累累。当郑友君发现对方无力付款而要求退还原货时，戴经理拒不交还。一场马拉松官司开始了。电文往来，诉状上下，双方辩论得唇焦舌燥。情况越来越复杂，新要镇某乡四个单位同时声称他们是破产乙方的债权人，有权查收这些货物。一天深夜，神不知鬼不觉，这批兔毛失踪了。从此再无人知道下落。
听说这类案子还有许多，法院管不过来……
勤劳善良的水塘乡农民，我为你们的命运而叹息。
本文就当地生猪生产发展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养猪业发展思路、生产发展措施、今后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养猪 发展 见解
西盟县养猪业不断发展中壮大，科技含量逐年增加，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全县农民对优质杂交仔都繁育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高，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在生猪生产体系建设、品种改良、饲养管理、疾病防治、市场供求、环境保护等方面。
一、生猪生产的现状及实际存在的问题
1.所饲喂的饲料营养配比不符合猪的营养需要，大部分是直接饲喂单一的玉米、糠、巴焦、红薯等饲料粮
长期以来由于受封闭传统及自然经济的影响，许多农民头脑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养鸡为盐巴钱”；“养猪不赚钱，零钱凑整钱，回头看看田”的小农经济思想意识。他们习惯于传统落后的有啥喂啥，有什么品种，养什么品种的养殖方式。经过几年的发展，有些饲养户开始用浓缩料、预混料，有的过年猪就只喂单一的玉米和青饲料。
2.饲喂时间、数量不当
首先是饲喂时间不固定，农村分散养猪没有专人饲养，饿一顿，饱一顿现象比较普遍。其次饲喂量偏大，如育肥猪在育肥中后期多实行超量饲喂，不仅浪费了饲料，加重猪消化负担，而且造成胴体脂肪含量偏高。因此生猪的饲喂应坚持定时、定量、定质，育肥猪的后期应实行限量饲喂（九成饱）。
3.圈舍环境卫生差，厩舍设置不合理
大多数农民认为有圈舍就能养猪，不考虑周围环境问题。圈舍内由于积肥而潮湿、脏臭、闷热、通风条件差，导致大量细菌繁殖，加之生猪的抵抗力下降，容易感染疾病造成传染病的流行。许多圈舍冬不御寒夏不防署，母猪产仔保温防护差。如果冬天圈舍潮湿寒冷，就能使猪产生冷的应激反应。造成幼猪在高温时分散，低温时扎堆。农村里还有母猪产仔不满月不清扫圈内粪便的不良习惯，这样最容易感染仔猪黄白痢。有的农户还保留连茅圈，绦虫是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当猪吃了带虫卵的人粪的经孵化成幼虫，寄生在猪的肌肉里，就是猪囊虫病。我县两个生猪定点屠宰场时不时还有“米心猪”现象出现就是这个原因。应加强猪舍的卫生管理，粪尿日产日清，勤换势料，建造圈舍力求做到冬暖夏凉；向阳透气避开西北风的直吹。对新建的猪舍及原养过猪出现过传染病的猪舍进行消毒。可用3％的火碱水喷洒和火焰消毒。
4.种公、母猪管理不当
种母猪选留缺乏科学性，山区还有乱配现象。种母猪选择往往见母就留，缺乏科学性、受胎率、产仔率低；有的农户自留杂交后代不合种用条件的低劣公猪作种公猪使用，并且初配年龄过早，营养水平偏低，抑制了发育，导致受胎率低，产仔少、初生重小、成活率低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生猪生产发展。一般种公猪的初配9月龄。母猪在8月龄，地方品种可稍早些。目前我县各乡镇供精站引进父本的生产性能都相近，然而见母就留现象仍较普遍，使商品育肥猪的日增重，饲料报酬等仍较低。因此在选留母猪时应该上看父母、左右看同胞，并且从产仔多、母性强、仔猪断奶体重大的窝中选留，农户不能养低劣种公猪，大力推广人工授精技术，达到品种改良的目的。
5.盲目用料，不加选择
有的养猪户，政府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去培训、传授新技术时，他们不参加或不注意听。碰到实际问题无法解决，看到别人用什么料或听说什么料好，就不加选择盲目照搬照套。如用生长肥育猪料喂仔猪；有的用一种配合料既喂猪又喂鸡或鱼。这样盲目用料，造成新浪费，应该根据不同生长阶段猪的营养需要和不同品种选择不同的配合饲料科学喂养。
6.养猪的科技推广经费投入不足，生产经费严重不足
这样使养猪业的基础性工作，如品种改良，合格卫生圈舍改建等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一些好的养猪实用技术由于推广经费不足很难及时应用于生产实践中。
7.生猪对市场的认识不足
应加强对市场的认识，随着畜产品买方市场的形成，产品在市场的占有问题已成为养猪生产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开拓市场、提高综合效益是养猪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尽力提高猪肉产品质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和消费层次的要求，并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8.生产方式方面
西盟县养猪是以千家万户散养为主体，尽管具有灵活性，但抗市场风险能力弱，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突出，生产上势必呈现规模小，水平低，竞争力不强等弱点。因此必须加快由分散型向集约型、传统型向科技型的转变，促进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发展进程。
9.兽医体系不健全
对畜禽的一些疫病控制能力尚低，在疫病监测、诊断、预防、扑灭等环节还存在体系不健全、设施简陋、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目前畜禽传染病增多，混合感染增多，有的病情复杂，畜禽因病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有的病虽治愈，但造成生产性能下降，饲料、药物、人力、财力间接经济损失更为严重。
二、发展我县生猪生产的对策
生猪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发展与当地的资源、环境、人口、技术等因素相协调，寻求可行途径，采取种、料、管、防、训综合配套措施。要使生猪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稳定、完善发展养猪业的各项政策
进一步稳定近几年来取得的成就，促进养猪技术发展的各项政策，重视对生猪生产的领导与发展战略研究。要出台有利于发展养猪及饲料科技开发的优惠政策。如：出台一个不准饲养劣质种公猪《猪公猪管理办法》，这样有利于猪品种改良技术的推广，有利于推广人工授精技术。
2.完善种、料、管、防、训等畜牧兽医配套养猪实用技术推广的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社会化服务。
2.1 种
供精站要完善种公猪的管理，解决好推广人工授精过程（如：采精、贮芷、保管、运输、输精等过程）中，存在的影响质量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选留好种母猪，才能提高受胎率、产仔率、仔猪成活率等；才能扩大良种推广面，充分利用杂交优势。
2.2料
料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我们必须大力推广配（混）合饲料，青饲料坚持生喂，绝不喂单一饲料，才能提高饲料利用率，提高饲料报酬。
2.3管
加强管理，包括饲养管理，圈舍卫生管理和对推广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的行政管理。
2.4防
坚持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程序推广，搞好动物重大疾病的防控，同时搞好其他疫病的防治工作，生猪死亡率控制在2.5％以下。
2.5 训
就是要加大养猪实用技术的培训力度，做到有计划的分期、分批培训，使每个饲养员能掌握1~2项实用养殖技术。
3.要增加科技投入
过来主要由农民自我投入，这种投入是有限的、盲目的。如果政府不增加牧业科技单位的投入，要产生科技兴牧的效果，是十分困难的，好多实用技术难以推广应用。我们畜牧科技推广人员想多办科学养猪示范户，苦于经费不足。
4.合理规划布局
发展养猪生产要加强规划，实行区域化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既要充分发挥千家万户分散养猪的作用，又要组织专业化生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紧密结合。
5.养猪生产一定要面向人类健康、面向市场
养猪生产一定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依靠现代经营管理，依靠法律法规，从实际出发，探索与创建科学的发展模式。生态养猪业，农牧结合型养猪业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向科技和管理要效益，用法律法规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6.必须坚持市场为导向
即，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组织生产什么，把我们的养猪业置于国内市场竞争之中。
7.要使用安全饲料，生产安全猪肉
饲料的安全性是生产“安全猪肉”的重要基础，猪肉品质受饲料的影响很大，外界因素污染了饲料，导致猪肉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超标，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造成器官损伤，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耐药性增强，严重时致残、致突变、致畸形、致癌。因此，必须保证饲料使用的安全性。
[关键词]明清；江南；城乡关系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P12)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①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②；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③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研究，一向把市镇本身④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虽则如此，本文仍拟在市镇史研究的脉络下，回顾一下国内外以往有关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各类探讨⑤。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向作一简要前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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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②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镇指明清时代文献中被称作“市”或者“镇”居民点，原则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称作“镇”的县城，惟不涉及19世纪后半叶逐渐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属县级的上海县。有关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动态可参钱曾瑷：<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按：由于获取渠道的阻隔，此处对以往研究的介绍肯定还有不少的遗漏。即使对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学力有限，评介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纠正!
⑥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⑦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文化学术论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个角度，通过考察清代苏州地区的义庄分布，揭示出义庄有集中于城市与市镇的趋势。①近年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范毅军先后发表数篇长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以及市镇发展和地域开发的关系作了专门讨论，预示出市镇史研究中的跨学科趋向。范毅军重视各种空间讯息，如市镇所在的地形、地貌、总体分布以及与水路交通路线的位置关系等，对于探讨明清市镇的作用和城镇化的意义；并且以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广泛成长，本质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种扩充而已，并未能在质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史学刊物上。以樊树志、陈学文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为深入了解明清市镇的作用与意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③同时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学者作的研究亦颇引入注目。尽管樊树志宣称：“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L2J(n1，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更热衷的是对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于市镇和农村的关系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专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史的几大家其实并没有忽略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例如，陈学文曾经强调市镇对乡村的辐射力，认为市镇的发展逐渐将城市关系渗入乡村，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市镇对乡村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技术、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消融剂⑦。樊树志和王家范没有过份渲染市镇的“中心地”作用，而将市镇与农村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前者认为，研究市镇结构不能仅仅局限在街市以内，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镇与周围四乡(或称乡脚)的关系；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乡向外输出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先在市镇里集中，再经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场。⑧后者则指出，江南市镇与农村之间，无论从形成途径上，还是空间格局上，均存在着纵深联系；江南许多市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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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铮云：<义庄与城镇一一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页。
②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一一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军：<明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⑦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人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①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②，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③；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199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接连有小田、包伟民、范金民、王卫平、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龙登高④等人的专著面世。这些著作对乡土生活、社会诸相、社会风习、会馆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讨颇有新意，并逐渐突破经济史研究的窠臼，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惟一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仍然没有涉及城乡关系。虽然有学者以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上面’，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还是有将市镇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诸问题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进而把农村视作市镇的附属品。另有学者用“乡镇”一词替代“市镇”，除了突显市镇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外，没有给市镇史的研究增添新鲜的内容，反而有混淆市镇和农村的模糊界线的嫌疑。⑥从乡村史或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的成果，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市镇发展方面的内容，可是，大多只将市镇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考察，同样没有把市镇和乡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⑦就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吴建华曾对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撰写过专文外，⑧国内学术界涉足城乡关系研究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以后，就管见所及，王瑞成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该书下篇以徽商为例，讨论了近世乡族观念下的城乡关系。从全书的问题意识看，尽管未能给徽商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但专以活动在城镇里的徽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本身，已足见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国范围，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晚清绅士群体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多少触及到知识精英在近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单向涌人城市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⑩李伯重从经济史视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区市镇工业的性质，他认为在明清当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郊区市镇工业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应该归属于城市工业；他还以市镇人口数量、居民职业、空间距离等因素作为指标，把市镇定位为“间接城市化”地区，从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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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⑥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
⑦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n。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
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是研究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启示。早在1990年代末，赵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从而将城乡放在平等的地位，没有过份强调城市的“向心力”。③吴滔最近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某些图象。他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④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对生活在市镇与农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别是士绅地主的生活实态产生了浓厚兴趣。洪璞在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作了后续研究，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异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⑤吴滔选取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作为研究个案，从“发生学”角度，关注了比特定社会集团范围更广的空间内的个人活动(如选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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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乡居．镇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⑥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⑦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⑧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⑩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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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⑩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一一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人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②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③。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明显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例如，斯波义信在探讨宋元明清都市与农村史时，力倡以施坚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导向。④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他们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这使他们更注重讨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涌现出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文。例如，小岛淑男透过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阐述了清末江南地区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他认为，城镇是农民肥料的供给地、农产品的贩卖市场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反过来，农村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⑤在小岛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专文论述近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惟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有宋一代，鲜少涉足明清的情况。⑥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⑦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⑨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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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栈一一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一租栈研究译注一)。汲古书院1977年。
②[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①社会构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
③[日]JI[胜守：(长江尹，卜夕c：扫c寸镇市①发达七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空间景观·イメヅ)，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发展一一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七农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一》．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
⑤[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农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号，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七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⑧[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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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川胜守将他20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①同时，他用市镇社会史涵盖传统的市镇经济史，使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两年后，由森时彦主编的《中国近代的都市与农村》，是将一些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的都市、市镇和农村的研究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过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对村松祐次的某些认识加以深化。③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的心得，滨岛敦俊从民间信仰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明清江南社会城乡关系转变的故事：明初，江南农村处在承担漕粮北运的粮长阶层和乡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们为米谷运送役务所困扰。一些巫师为迎合乡村社会统治层的愿望，制造出适合漕运及商运需要的保护神，庇佑水运平安无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支配江南的乡居地主没落，城居地主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管信仰的存在基础随之解体，原来支撑这种共同信仰的显灵传说失去了意义。在农村社会中小农占压倒性优势，饥馑和米谷价格成为农民日常最为切实的问题。乡居的巫师们不得不创造出适应于小农愿望的“施米”的传说，“总管神”摇身一变，成为在漕运饥馑之际与民同甘共苦、向贫民周济食米而迎来悲剧性死亡的神灵。牺牲自我而把米谷发放给农民，成为新的总管信仰的核心内容。滨岛敦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曾经概括的“乡脚”世界在城乡结构中的重要性：]6世纪中叶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经济上所起的变动，小农民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变化，即其范围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扩大到了以市镇为核心之市场圈。④由此意味着日本学界对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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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②[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④[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一一觉书》，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日]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七民间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欧美学者城乡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
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丁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⑤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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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页。
⑥[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①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Elvin)是较早关注江南市镇的西方学者，他在1970年写作了《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地主从农村迁进城镇的事实，他还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纪上海县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乡关系的转变③。居密(MiChuWiens)察觉到16至18世纪城居地主和乡居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频繁的奴变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纪末渐趋消亡，18世纪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业化和城镇化显著地改变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在“一田两主”制下，城居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日渐疏远、非个人化；尽管农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乡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缴纳赋税并有机会拖欠地租，佃农从地主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④兰金(MaryBackusRankin)通过对清末浙江省青镇的沈氏和南浔镇的庞氏、蒋氏、周氏、张氏和刘氏等士绅家族进行个案分析，发觉这些家族的部分成员在迁入上海以后，非但没有割断反而加强了与乡土社会的联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与乡村以及传统与现代两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二分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有限解释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还多少涉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南市镇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⑤
施坚雅(C．WilliamSkinner)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划分标准，将全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多少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简单而直观的理解，令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的地区性多样化和专业化重新加以认识。尽管施坚雅的学说本身没有涉及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观和文化观，但他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乡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施坚雅还仿效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学说，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把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分成八个等级，其中较低的三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属于市镇的范畴。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关系网)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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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国家》，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⑥[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为人类学家出身的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功用，不过是想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村落小团体的倾向，并没有刻意否认村落共同体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过去对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无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①罗威廉(WilliamRowe)在其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中，关注的是以汉口为代表的商业市镇而非作为治所的府州县城，突出了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样，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越来越忽视村庄这一级单位。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重申了村庄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标识，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当改观，并引起了美国中国学界对农村社会史和农民学的兴趣。黄宗智没有忘记用他的过密化理论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过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产的剩余虽然一定递减，但他们却能支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并供养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4](P331—332)
在黄宗智两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关江南城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英文专著问世。白凯(Bernhardt，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人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⑤石锦()ames,C．Shih)运用计量方法，勾画了太湖地区明代至清代社会精华分子的逐渐选择城居的倾向；⑥夏明德(Lynda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⑦虽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两种倾向一一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镇的研究；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至多上溯到19世纪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张琳德(LindaCoke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从一个市镇发展成为贸易港口近800年的历程；⑨由她主编的论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了迈克尔．马默(MichaelMarael)、保罗·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夫马进、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Finnane)和张琳德(LindaCookeJohnson)对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许亦农(YinongXu)在苏州城市建筑史的脉络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变化多显示出西方学者对城市史的偏爱。赵冈在前人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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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④[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
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①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②
2002年，科大卫(DavidFaure)和刘陶陶(taotaoLiu)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觉》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其中，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地位(rise0fthelineage)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16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③科大卫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的“发生学”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当然，仅仅凭一本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大多数作者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人中国社会而已”。[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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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②[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①，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一市镇一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中，对于市镇和农村聚落两者之间是否有“有形的边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镇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统属性质的市场圈，作为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来理解，认为市镇和四乡之间存在着以水栅、河道、民居和桥梁等为标识的含混边界。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所谓“市镇居民”兼营农、工、商多种职业的实际情况，强调工农之间界线模糊以及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进而质疑市镇与农村之间存在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市镇与农村之间即使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亦不妨碍不同人群之间通过经济、祭祀、婚姻等层面的交流来打破这个边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点为标准的关于市镇和农村区分的“新理念”。举例来说，如今在市镇研究中经常被学者们借用的“乡脚”一词，已渐成为市镇商业辐射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而据笔者在“乡脚”一词来源地的吴江县的田野经验，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探寻诸如“乡脚”这样的乡土词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进而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传统时代没有对人群进行专门的“市镇籍”和“村籍”划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镇的空间范围显得相当困难，而市镇的规模、人口又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
以往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还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国家或者特定集团中去的倾向，将士绅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实际上，城乡交往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起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结构决定论”的根本弱点就在于给许多本来是“因人异事”的动态依赖现象纳入了“虚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历史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互动性和多样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军所总结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有过份强调市镇在明清两代的独特发展而几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来历史序列的延续性的趋向，②较为缺乏像科大卫、赵世瑜所做的对某些江南具体市镇长时段运行过程的个案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江南基层行政组织的运行模式，只以“举例子”的方式空谈市镇与农村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市镇和农村的运行实态本身，都无法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更多的裨益。总之，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去，通过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单位简单地划分成二元对立的格局，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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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
②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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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3]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关键词：惯用语 特点 结构类型 语义分析
惯用语是现代汉语中一种独特的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极高，它同成语、歇后语、谚语等一样都属于熟语，是现代汉语中一种重要的语言单位。作为熟语的一部分，惯用语大多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活跃在人们的口语中。o论是结构长度还是使用的频率、灵活度，惯用语都是和词最接近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惯用语在汉语词汇中的位置
现代汉语惯用语用词少而含义丰富收效大。它不但能使语言变得生动、活泼、形象，而且能使表达含蓄丰富、语义幽默。它结构简短精炼，运用灵活，是人们喜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惯用语不但在日常口语中被频繁使用，而且在小说、戏剧、曲艺里，甚至在官方政论、新闻报道中也都被普遍地应用着。
在日常生活交际中，一些惯用语日益地固定化。于是人们就把这些惯用语当做现成的语言材料加以运用，不必临时组织语言就能脱口而出。它多以比喻的方式获得修辞上的意义转移，具有形象生动的特有表现力。惯用语不论在结构上还是意义上都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凝固性，在稳定性和凝固性的基础上同时具有灵活性的特点，精炼简短的形式中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内容。汉语惯用语广泛存在并运用于中国文化语言中。在其他普通语言中，为了追求语言的形象生动性都要借助惯用语来表达，这种现象同样广泛存在于其他常用语言中。
惯用语是汉语词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是极为重要的文化信息载体。惯用语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棱镜，它可以从多角度折射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对现代汉语惯用语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
二、惯用语的定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二百五”“白眼狼”“墙头草”等之类的词语。这些词语的格式大都较固定，具有意义特定、形式短小、口语性强等特点，这就是现代汉语中的“惯用语”。惯用语是一种固定的词组，既有以三音节为主的固定格式，又有灵活多样的结构特点和强烈的修辞色彩。惯用语生动活泼，常用来比喻一种事物或行为，相当于一个词或词组，其意义往往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推断，如“狗腿子”不能单从字面理解为“狗的腿”，它实际上是指坏人的帮凶。
三、惯用语的特点
从惯用语的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其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语义特点
1.惯用语的语义具有双层性，除字面意义外，必须具有深层次的比喻义或引申义。通常是由一定的修辞手段形成惯用语的实际意义，常用来比喻一种事物或行为，表义精炼准确，如“吹鼓手”并不是指吹鼓的人，而是比喻鼓吹某事或吹捧别人的人。
2.惯用语绝大多数都是贬义的，使用时必须注意其褒贬色彩，如“小爬虫”比喻爱投机钻营品质很坏的人。
3.部分惯用语时代色彩很浓，生命力比成语较短，有些惯用语会逐渐被时代淘汰，如“黑五类”“”“洋插队”等富有时代特征的惯用语，在今天已基本淘汰而被新的惯用语所代替。
（二）结构特点
1.惯用语是一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成的固定短语，结构相对固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形式上为三个或三个以上音节，以动宾结构的三音节为主，如“变色龙”“软骨头”等，三字以上的如“打抱不平”“桃李满天下”等。
2.惯用语与成语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惯用语口语色彩浓，成语书面色彩浓；惯用语含义单纯，成语含义丰富。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其间可以依据表达的需要插入定语和补语。
有的惯用语既不能改变它的构成成分，也不能加进别的成分，这种惯用语更像一个词，如“巴不得”。
（三）语体特征
1.惯用语比较短小，自然简明。三音节惯用语只需要三个字就能组合出各种生动有趣的意思，如“糊涂虫”比喻不明事理的人。
2.在语体上，惯用语具有浓厚的口语色彩和感彩，感彩以贬义居多，如“妻管严”“夹生饭”等。
总而言之，含义简明、形象生动、通俗有趣，是惯用语的主要特点。
四、惯用语的结构类型
惯用语和熟语中的成语、歇后语、谚语等语言单位一样，都是按照一定的结构规律用词组织起来的，只是它的用词较少，语法结构比较简单。惯用语大都是三字的动宾短语，也有其它格式的，其构成成分和内部关系都相对较固定。结构类型主要有七类：联合结构、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偏正结构、连谓结构。偏正结构分为“定中式”和“状中式”。
（一）联合式
联合式惯用语基本由形容词构成，组成“形容词+形容词+形容词”的三字结构，三个形容词独立开来联系并不大，组合起来却意义独特。例如：
老大难 马大哈 大老粗 短平快
（二）主谓式
主谓式惯用语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是被陈述的对象，后部分是用来陈述前部分的，前后两部分之间是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主谓式结构有三种：
1.“主语+谓语+宾语”格式，第二个动词后面必须带宾语。例如：
鬼打墙 狗吃屎 驴打滚 火上房
2.“主语+谓语”形式，这类惯用语的谓语大部分是由形容词充当的。例如：
耳朵软 眼窝浅 脸皮厚 嘴巴硬
3.“主语+谓语”形式，动词单独充当谓语成分，这类惯用语较少。例如：
龙虎斗 胡弥散
（三）述宾式
汉语惯用语的结构多为述宾式。述宾式惯用语也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表示动作、行为，后部分表示动作、行为所支配和关联的对象。前后两部分之间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这类惯用语的谓语大多由动词充当，宾语由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充当，主要有三种：
1.“谓语+宾语”形式，大多表现为“A+BC”式。例如：
抬轿子 打埋伏 穿小鞋 出洋相
2.“述补+宾语”形式，这类比较少见。例如：
撕破脸 抓破脸
3.“状语+谓语+宾语”形式，谓语前面有修饰或限制的成分。例如：
乱弹琴 活见鬼 白磨牙
另外，惯用语的固定性是相对的，其结构形式在使用上具有一定自由度和`活度。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组合方式为动宾关系的惯用语上，其结构可以扩展，如：
碰钉子――碰了个钉子 抓辫子――抓了你的辫子
开倒车――开历史的倒车 打交道――打了几次交道
（四）述补式
述补式惯用语也分两部分，前部分表示事物性质、状态或动作，后部分是补充说明前部分的，前后两部分之间是补充说明和被补充说明的关系。述补类惯用语的结构主要有两种：
1.前部分中心词为动词，后部分补充说明前部分的动作。例如：
吃不饱 笑掉牙 拉下水 挂起来
2.前部分中心词为形容词，后部分补充说明前部分的性质状态。例如：
矮半截 冷半截
（五）定中式
定中式属于偏正类惯用语。偏正类惯用语的数量仅次于述宾式惯用语。定中式惯用语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修饰后部分，后部分被修饰。前后两部分之间是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定中式惯用语的结构是“定语+中心语”，主要有两种类型：
1.后两个为双音节词（A+BC），是惯用语的中心词，前一音节修饰后两个音节。例如：
母老虎 老狐狸 丑小鸭
2.前两个为双音节词（AB+C），后一个音节为中心词，受前两音节的修饰。例如：
定心丸 半边天 墙头草
（六）状中式
状中式同样属于偏正类。和定中式惯用语一样，状中式也分两部分，前部分限制后部分，后部分被限制。前后两部分之间是限制和被限制的关系。定中式惯用语的结构是“状语+中心语”，主要有两种类型：
1.中心词为动词，受前面状语的限制。例如：
连锅端 对着干 靠边站
2.中心语为形容词，受前面状语的修饰。例如：
满堂红 一场空 两面光
（七）连谓式
连谓式是由两个谓词性成分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前后两个谓语围绕同一个名词。连谓式惯用语的数量寥寥无几。例如：
没咒念 没牙啃 有戏看
综上可以看出，七种惯用语的结构分类很不均匀。
五、表示人的惯用语的语义分析
现代汉语惯用语中有很多以人为表达和影射的对象，这些惯用语形式多样，有的以动物喻人，有的以植物喻人；有的贬义，有的褒义。用语生动有趣，十分传神。
（一）感彩
惯用语来自民间，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口头创造出来的，表意准确精炼，感彩浓厚。惯用语的生活气息浓厚，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普通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怨，其中包含着人们对事情的看法和情感。情感具有主观性，是抽象的。而惯用语的运用使人们很好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情感态度。我们在使用惯用语时，首先应该注意辨析它的意义，弄清它所表达的感彩。
1.褒义色彩
因惯用语多是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情绪，所以现代汉语中表示褒义的惯用语并不多，但是生活中那些美好的、受人们推崇和赞美的事物在其中还是有所体现。例如：
（1）孺子牛――比喻鞠躬尽瘁、为人民造福的人。
（2）智多星――比喻足智多谋的人。
（3）活菩萨――比喻救苦救难的善人。
（4）半边天――比喻新社会妇女的巨大力量能顶半边天，也用来指新社会的妇女。
（5）千里眼――比喻眼光敏锐的人。
（6）活字典――比喻字词等知识丰富的人。
（7）顶梁柱――比喻起主要作用的骨干力量。
（8）主心骨――指可依靠的人或事物。
（9）千里马――比喻德才兼备大有作为的人。
（10）急先锋――比喻在行动上积极带头的人。
2.贬义色彩
惯用语中对现实的讥讽和批判要远远多于讴歌和赞美，其中反映的多是带有负面色彩的内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负面现象和人性的弱点或恶习进行了描述和讽刺。惯用词带有贬义的比较多，讽刺意味比较浓。例如：
（11）绊脚石――比喻阻碍前进的人。
（12）耍贫嘴――比喻不顾对方态度唠叨不休的人。
（13）装洋葱――比喻对事情故作不知的人。
（14）长舌妇――比喻喜好搬弄是非的人。
（15）睁眼瞎――比喻没有一点儿学识的人。
（16）伪君子――比喻表面上正经，实际上卑鄙的人。
（17）小皇帝――比喻被娇惯坏了的独生子。
（18）马蜂窝――比喻难于对付的人或能引起麻烦或纠纷的事。
（19）和事佬――比喻无原则进行调解的人。
（20）半吊子――比喻不明事理、言行冒失或办事有始无终的人。
（二）含有动物名称的惯用语语义分析
惯用词形象生动，其中有许多添加动物名称为词，或赞扬，或讽喻，妙趣横生。惯用语中的动物有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现代汉语惯用语中出现的动物，家禽以“鸡”为主，家畜以“牛”“狗”“驴”为主，这些动物是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家庭饲养的动物。这些动物在动物惯用语中的高频出现，反映出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画面，体现了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特点。另外，虎、狼、狐狸等动物也曾经常出现在农耕社会中，所以在惯用语中也较为常见。在人们长期与这些动物交往的过程中，便形成了对各种动物的不同态度，使动物本身也具有了象征意义。例如：
（21）狗腿子――比喻坏人的帮凶。
（22）中山狼――比喻恩将仇报的人。
（23）笑面虎――比喻外表和善而内心凶狠的人。
（24）黑心狼――比喻心狠手辣六亲不认的人。
（25）地头蛇――比喻在某一地方仗势欺人的人。
（26）铁公鸡――比喻吝啬钱财一毛不拔的人。
（27）老黄牛――比喻默不作声、踏实工作的人。
（28）老狐狸――比喻非常狡猾的人。
（29）井底蛙――比喻孤陋寡闻、见识不广的人。
（30）哈巴狗――比喻趋炎附势、媚态十足的人。
（三）含有数词的惯用语语义分析
惯用语中含有数词的词语并不多，所表达的对象大多数以人为主，描摹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幽默生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二”作为文化符号是始终和阴阳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对偶、对称的审美趣味，所以包括“二”的惯用语数量不少。此外，中国的文化习惯里不爱单数，再加上“三”的谐音是“散”，在中国的文化内涵中并不吉利，故包含“三”的惯用语数量较之其他数字较多并且多为贬义。例如：
（31）二流子――比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
（32）万金油――比喻什么都做，但什么都不擅长的人。
（33）二杆子――比喻不务正业、好吹嘘的人。
（34）三只手――比喻好偷窃的人。
（35）丑八怪――比喻相貌丑陋的人。
（36）二把刀――比喻对某项工作知识不足、技术不高的人。
（37）二百五――比喻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
（38）三寸舌――比喻能言善辩的人，
（39）三脚猫――比喻徒有其表实不中用的人。
（40）百灵鸟――比喻歌喉甜润、清脆的歌手。
惯用语是一类重要的熟语，是现代汉语语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惯用语取材于民间及其口语性强的特点，决定了它与其它词汇的不同。惯用语的出现与流行通常是与一定的社会现象密切相关的。惯用语中出现的事物，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东西，是人们极为熟悉的。惯用语中与物质形态有关的动植物和衣食器具等，伴随着人类度过了漫长的历史，在长期的使用和接触中，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人们每天都在创造着新的惯用语，同时淘汰旧的惯用语。惯用语折射出来的世态生活，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的分析和对人性的感悟。惯用语所体现的中国人民一些传统的观念和心理，也正是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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