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责任的认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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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社会责任；奥林匹克运动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6―0075―03

一、奥运社会责任理念提出的依据和意义

奥运社会责任理念根源于社会责任理论。社会责任理论源于美国，是20世纪40年代由“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的，《自由与负责的报刊》是其标志性著作。这一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修正，其目的一是防止资本主义传媒垄断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二是防止媒体内容的进一步低俗化，以保证社会道德和精英文化不致没落。这一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不能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置正义和品位于不顾。其要点包括：大众传播是具有很强公共性与公益性的社会活动，所以对社会和公众负一定的责任是大众传媒机构的义务；媒介应当在其传播活动中坚持和贯彻真实、准确、客观以及服务于公众等专业标准；媒介须遵守现行政治和法律制度，对有关社会犯罪与宗教或种族歧视的话题不得有煽动性的内容；要求媒介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是受众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责任理论为奥运社会责任理念的提出提供了理论支撑。

奥运社会责任理念的提出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奥运会起着催化剂作用，在体育竞技场搭建起交流对话的平台，在体育竞赛的交流交往中，催化不同文化的交流、理解和尊重，推动国际社会责任协同发展。诚如顾拜旦在《奥林匹克》中指出：“奥林匹克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他坚信，这一伟大的社会文化运动能够促进个体的人的和谐发展，能够促进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的沟通与合作，从而为建立一个和谐的更加美好的世界服务。借助奥运这一平台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共识，更有力地推动全球社会责任运动的开展。

奥运社会责任理念的提出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深化发展的需要。旗帜鲜明地倡导社会责任，将会为奥林匹克注入新的活力，丰富奥林匹克的内涵。一方面，奥运社会责任是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主义应有之意，从奥林匹克诞生之日起就是其内涵之一，也是它的主要内容，奥运社会责任的思想来源于奥林匹克，也是对奥林匹克本身价值的回归，随着时展不断丰富和拓展，逐渐形成了体系。另一方面，奥林匹克运动的职业化、商业化、政治化是造成奥林匹克道德失范行为的内在原因，人们在充分挖掘奥林匹克的商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同时，却忽视并弱化了最能弥补其负面影响的也是原本最重要的教育的功能。为了实现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从他恢复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就是以教育为主线。他认为“在现代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教育”。从这一思想出发，他的基本目的不是以奥林匹克运动去推行竞技运动，而是把竞技运动纳入教育，进而把体育纳入一般教育。今天讲奥运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是弘扬顾拜旦提出的社会责任。

奥运社会责任理念的提出是对“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最好注解。北京提出的“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正是根据“为人的和谐发展，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的奥林匹克宗旨所提出来的。这三大理念都包含了“奥运社会责任”的元素。其中，“科技奥运”和“绿色奥运”是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的物质性硬件保证，二者共同构成“新北京”外在要素，“人文奥运”理念是北京对奥运会的一大贡献，是“新奥运”的重点表现内容，也是北京奥运会的努力方向和总体要求。其基本涵义就是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知识，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展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采和市民的良好精神风貌，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身体和心智的和谐发展。

奥运社会责任理念的提出也是奥运自身优势使然。奥林匹克运动汇集了全人类的体育梦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奥运会以竞技的形式，将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人类的社会活动，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参与国家和地区众多，具有巨大吸引力、穿透力和凝聚力的一项全球性活动。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让奥林匹克运动成为最有号召力的平台。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受到全球的普遍认同，有利于推动社会责任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并不仅限于促进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个人的发展与完善，还要承担起更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这就是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奥运会这个平等的舞台上，有利于世界各国平等的交流，更好地产生一种协同作用，从而有利于国际社会责任和谐发展。奥运社会责任的提出有利于奥林匹克精神和国际社会责任运动的相互促进。

二、对奥运社会责任的片面化理解

提出奥运社会责任既为北京成功举办一届最具特色的奥运会提供理论保障，又将为世界各国留下一笔十分珍贵的理论财富，促使人们重新重视奥运会的原始价值，重视奥运在商业、政治和竞技功能之外的社会责任功能。但在看到提出奥运社会责任的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和纠正对奥运社会责任的片面化理解。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短期化行为。这种观念将奥运社会责任理解为奥运期间的理念。现代奥运自发源之初，就在不同领域承担起了社会责任的弘扬和实践功能，超出了奥运会本身的范围。奥林匹克自诞生以来，就与社会责任息息相关，奥林匹克所体现、所履行的社会责任也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保障人人公平接触体育，挑战自我，到确立友谊、团结、公平的竞争原则。奥林匹克在关注人本主义、教育主义的同时，也将触角延伸到和平、环保等方面，如第62届联合国大会186个会员国共同联署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国际奥委会甚至在1996年将环境保护写入《奥林匹克》，列入国际奥委会主要任务之一。奥运社会责任理念将社会责任这一隐含在奥林匹克背后的主题明确提出，是对数百年奥林匹克的完美阐释。正如顾拜旦曾表达过的，奥林匹克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教育。通过体育活动的形式来教育民众、传播文化，最终促使许多基本理念在奥运这一平台上被放大，进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遵循的原则，譬如和平团结、妇女平等、环境保护等理念，持续影响着人类社会。

二是地域化行为。这种观念把奥运社会责任等同于奥运主办国的事情，人为地将其地域化。毋庸置疑，每届奥运会的奥运社会责任履行与主办国于系最大，在主办国中的影响也最深，但这并不能等同于奥运社会责任就是主办国的义务，其他国家可以袖手旁观。2008年在北京举行奥运会，虽然在北京，但是这个奥运

会不是中国的奥运会，是世界的奥运会，是世界体育界朋友们的一次大聚会，是世界各国运动员展示自己的高超技艺的一个平台，是世界各国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交流友谊、促进和平的一个机会。奥运社会责任是一个全球性的理念，奥运主办国只是发挥纽带和中心作用，每届奥运会举办之时，都会有大量的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代表与主办国频繁互动，就一些诸如环保、人权、慈善等在内的奥运社会责任进行交流。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奥运社会责任只是主办国的一国之责，那么奥运会也就不会是一个世界性的盛会了。

三是企业化行为。这种观念认为奥运社会责任仅仅是奥运赞助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与其他社会主体无关。奥运社会责任不能狭隘地被理解为企业的责任，其实践主体是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每个成员，既包括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等奥林匹克相关组织以及工作人员、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也包括相关国家、地区的组织和公众，均有义务履行奥运社会责任。企业要一马当先地履行奥运社会责任，每个公民更要积极参与。

四是政治化行为。这种观念认为奥运社会责任不仅仅是要关注体育赛事，还应着力解决国际上的政治问题。尽管奥运会政治不可避免，但体育本身必须是主体。如果政治成了主体，那么奥运会的存在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奥运会在西方产生，也在西方发展，大多数西方人对这一点应当是清楚的。但是在西方的自以为代表着至高无上道德价值的人眼中，奥运会不再是体育，而是政治，或者说体育只是要达到他们想像中的政治目标的手段而已。所以，尽管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者们力图摆脱政治，但是奥林匹克运动在由理想走向现实的过程中，就不断卷近政治的旋涡。如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被希特勒用以向世界炫耀自己实力的舞台，为德国法西斯施放和平烟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客观上替希特勒作了粉饰和宣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而遭不少国家抵制，而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反过来也遭到前苏联、东欧及古巴等国的抵制。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有了一个相对平和的国际政治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从此就摆脱了政治的纠缠，因为在体育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仍然存在着人道主义、种族主义、国家和国家利益等“文化触点”。因此，对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体育泛政治化和过度政治化倾向，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必将误入歧途，甚至走向没落。

三、践行奥运社会责任理念的思路和对策

企业要积极担当社会责任。中国要办好奥运，离不开企业的支持，尤其是国有支柱型企业；而普及奥运社会责任理念，推动奥运社会责任行动正好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发挥社会责任的大好时机。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刚刚起步，还有很多企业缺乏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定位认识不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些企业对社会责任避之唯恐不及，有些企业的盈利甚至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给社会造成长久的不良后果。这表明，唤醒和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向世界宣传中华民族的普世价值观。中国的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其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正日渐成为和谐世界所需要的一种“价值观”，为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合作奠定了基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精髓，其实质就是“以人为本”，恰恰正是普世价值观所蕴涵价值的实践体现。因此，我们要抓住北京举办奥运会这一良好的机会，积极把中华文明推及世界，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再进一步开放，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展示我们改革开放伟大成就，让全世界更进一步了解中国的重大变化，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华文明，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同时也加速国际社会责任运动发展。

中国要为奥林匹克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奥林匹克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它始终服务于全人类。i00多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为奥林匹克的发展作出不同形式的贡献，奥林匹克也因此成为全人类的文化。中国作为有着5000年的文化和悠久的体育传统，有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理应对奥林匹克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奥林匹克是不断发展的运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无论是形式、内容还是规则，都要不断地有所改革，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但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西方的信仰、精神、传统、竞技内容及规则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长远看来，这种状况将不利于奥林匹克的普及和传播，也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体育工作者有条件、有能力将中国的体育加以科学地总结和宣传，将民族化上升为世界化，在西方的体育中融入东方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魄，能够走向世界的体育运动，为奥林匹克作出自己应有的独特贡献。

第2篇：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范文

欧洲外贸协会（FTA）与BSCI道德采购标准

《WTO经济导刊》：请简要介绍一下欧洲外贸协会和BSCI道德采购标准的制定背景？

KOEPPE：欧洲外贸协会（The Foreign Trade Association，简称FTA）1977年成立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是代表欧洲贸易中对外贸易业者的组织，是欧洲唯一专门从事外贸事务的专业协会。目前在欧洲国家有90多个会员，会员几乎涵盖了欧洲所有的零售商协会及零售企业。该组织提倡世界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发展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具体来说，促进欧盟和WTO的自由贸易议程；争取会员的进口利益和提高与外贸合作伙伴的协作和交流。

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越来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从2002年起， FTA就致力于为欧洲许多不同的行为守则和监督体系建立一个共同的平台，并为建立一个欧洲共同监督体系做准备。因为众多的标准使得零售商和它们的供应商在承担其社会责任时面临越来越多的要求和审核程序感到难以承受。这种背景之下，制定共同的行为守则显得非常必要。2003年3月，正式倡议商界社会责任行动，并制订了欧洲商界遵守社会责任的行为守则（Business Social Compliance Initiative，缩写为BSCI）。

BSCI道德采购标准的目标

《WTO经济导刊》： BSCI道德采购标准的目标和适用范围是什么？

KOEPPE：BSCI是一个行业解决方案，目的主要是为其会员和与会员相连带的供应商、生产厂家提供一个国际通用的遵守社会责任的可行性监督体系。现在有54家零售企业及生产厂家成为了这项行动会员。凡加入的会员须承诺在3年期限内对所定义的风险国家内2/3的供应链企业进行审核。这也是欧洲商家应对责任消费和道德购买的一个集体行动。

实行这一体系，目的是要促进供应商提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进而使零售商更具竞争力，从而增进零售业在消费者中的信誉，同时，也可以使供应商与生产商避免重复和多余的审核，节约时间和费用。因而该体系也不仅仅是在供应链中审核了事，也不是要分出好坏来，而是将该体系作为一个工具，每一次审核都需要提出需要具体改进的方面，以实现供应链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持续改进。

该行动涉及各种消费产品，但主要集中于纺织、成衣、鞋类和玩具方面。倡议要求其会员对消费者负责，凡是加入到BSCI组织的会员，都有义务承担起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守则的义务，促进BSCI实现其制订的目标，特别是要承诺审核其供应商并将它们纳入到遵守社会责任的程序中，接受审核，供应商必须确保代表BSCI成员直到最后生产阶段的生产过程（例如调制和装配活动）涉及的所有分包商都要遵守该守则。

自愿、对话、共识、合作、公平是BSCI标准坚守的原则

《WTO经济导刊》： BSCI道德采购标准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呢？

KOEPPE ：BSCI认为，承担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可接受的生产条件是建立在自愿、对话、共识、合作和公平的原则等基础之上的，其制订的行为守则的落实和执行也要取决于供应商及其他经营者所在国家的发展状况，所以BSCI倡议是自愿执行而不是强制执行，对供应商只是审核而不是认证。

享有审核权的是那些已经通过SAI合格水平鉴定并由BSCI按一定条件选定的独立的审核公司。审核申请由会员、供应商、分包商、生产厂商自己提出，并向审核公司提交已取得的其他认证或验证体系的审核报告及证书。如果提交了涉及到BSCI范围的有效SA8000认证证书或者具有同等认可的证书，可以无需再次进行任何审核措施。如果供应商当前正在进行SA8000认证或者同类标准的认证，也同样适用。

对供应商、分包商、生产厂商实施审核主要依据BSCI制订的管理手册和审核指南中的规定进行，为了确保BSCI目标和原则的应用一致，在所有的审核过程中都要使用BSCI审核调查问卷。审核程序从供应商自我评估开始，并向审核公司提供供应商的供应链及供货商表现的初始资料。审核公司在审核过程中如果发现与行为守则的规定有不符之处，须与被审核公司商议纠正计划并记录下来，被审公司提出改进方案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自行改进。

BSCI审核程序每3年进行一次，以初始审核开始。审核所需费用及支付方式，一律由BSCI成员及其供应商直接商定。

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多样性需求

《WTO经济导刊》： 针对BSCI道德采购标准的实施，欧洲外贸协会还进行了哪些工作？

KOEPPE ：欧洲外贸协会的会员几乎涵盖了欧洲所有的零售商协会及零售企业，在协会进行的针对消费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当进行具有提示性的调查时，消费者认为CSR很重要；但在没提示性的调查中，消费者仍将价格作为考虑的第一位。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得到两组不同的数据，这充分反映出消费者多样性、多元化的需求。因此，一方面，协会要面对消费者在购买到不符合环保要求、雇佣童工等“不道德”的产品而会进行示威活动，而使得商家面临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协会认为目前供应商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工时、生产安全、员工的健康、员工流动性等方面，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供应商的生产效率，因此协会通过实施标准要帮助他们发现这些问题的所在，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通过这些指导性的帮助持续性地改进他们的CSR表现。

加强合作 让合乎道德的采购贡献CSR

第3篇：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范文

摘要：文章选择我国食品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从利益相关者角度验证食品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食品行业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时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食品行业企业利益相关方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务绩效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重要性前三的排名依次是对股东、消费者、政府的社会责任履行。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财务绩效 结构方程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食品行业企业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生产改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14年全国工业利润增速比2013年回落8.9%的情况下，我国37 607家规模以上食品行业企业克服各种因素影响，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8 933亿元，相比2010年的6.30万亿元增长了79.9%，同比增长8.0%，年均增速高达14.8%；实现利润总额7 581.46亿元，同比增长1.2%，年均增长18.2%，比2010年增长95.1%；上缴税金总额9 241.55亿元，同比增长7.2%。经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测算，2014年全年食品行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1.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对全国工业增长贡献率11.0%，拉动全国工业增长0.9个百分点，在保障供给、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食品行业准入门槛较低、企业数量多、分布散、质量安全管理不到位等原因，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触目惊心。2015年的公众调查报告显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跃居企业最该负责的社会问题第二位，公众对履行社会责任最不满意的行业前三名中，食品饮料行业以超过半数51.9%（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企业社会责任公众调查报告（2015）》）的比例高居首位。不断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把食品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201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虽然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取得了一定进步，企业3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已经由2013年的26.4分提升至32.9分，由旁观者迈入起步者阶段，但是食品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在披露社会责任的行业中位于中下游水平，排名靠后，食品安全状况仍旧不容乐观，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有待提高。面对食品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与表现出来的问题，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将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挂钩，有利于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二、相关研究综述

从逻辑上看，学术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重点一直放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否应该需要履行的研究上，而实务中关心的则是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问题。迄今为止，主流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研究，当然也有部分选择规范研究或者案例研究。规范研究主要是梳理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进程，论述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产生的影响范围、作用等。案例研究以特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实际承担情况为基础，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和影响，如徐金发、郗河（2009）对华立集团的研究，丁睿（2010）以苏州园区某外资企业为对象的研究，王海龙（2011）对中广核集团的研究等，均为学界提供了经验借鉴。

实证研究大多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得出的研究结果不外乎为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研究区别一般在于选择的样本数量、时间跨度以及行业的差异。例如李菊、孔玉生等（2010）选取的是2006年至2008年三年间的121家公司，牛晓琴等（2012）以2011年度一季度百强上市公司为样本，彭荷芳、陆玉梅（2014）独辟蹊径，选择民营企业为样本，各自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是借助不同的指标选取法或不同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Peters和Mullen（2009）选择的是KLD指数法，借助了时间序列模型对两者间关系展开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Laszlo（2003）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研究认为，员工和消费者的忠诚度会受到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Munasinghe等（2013）从社区、环境等四个方面直接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中有关资产收益的指标进行的回归分析，也发现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间的正相关性。而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其财务绩效没有显著关系或者负向关系的研究时一般样本量都比较大，主要代表有Brammer等（2006）选择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全部上市公司数据、Lee等（2009）选取的澳大利亚DJGI数据库中的数据、Abraha等（2012）选用17 465家企业的数据，这些研究发现财务绩效用市场指标表示时，往往检测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是负向的关系。当然，也有对不同行业的市场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如李伟（2012）对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两者在不考虑可持续增长时是负相关关系。

综合来看，学术界在分析讨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时，在实证方面选取的方法主要是回归分析方法，数据来源选取的也以上市公司数据为主，得出的结论也是两者之间明显的正相关、负相关及不确定关系，对于指标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并不常见，目前仅有陈可（2010）、王晓巍（2011）、刘建秋（2011）、Xu（2011）等做的研究。更深入的涉及二者相互影响关系、是否存在时间序列上的滞后性以及衡量社会责任指标的数据是否完善等研究仍少有人涉及。本文选择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影响程度较大的食品行业，结合路径分析，度量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贡献度，能够弥补一般线性回归只能研究两者之间相关性的缺陷，为两者之间的研究提供经验证据。

三、实证过程

结构方程模型（简称SEM）是可以放松对变量正态分布假设的分析模型，结合了多重回归分析、因子分析、通径分析、协方差分析等方法的优点，能够同时处理多个变量，累计的统计误差也相对较小，在经济学、管理学、市场等社会科学领域中广泛使用。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衡量了我国食品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并测度了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时对企业财务绩效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程度问题。

（一）变量的选择

结构方程模型主要包括三种变量关系和两个基本模型。三种变量关系为可观察变量、潜在变量与误差变量。一般将潜变量分为内因潜变量和外因潜变量，表示潜变量之间的一定因果关系，内因通常为因，外因为果。

本文可观察变量是指可由企业财务报表和相关财务数据直接获得的财务比率等指标，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都无法直接观察到，因此作为潜在变量由其他指标构建。根据企业社会责任内因和外因说，目前公认的食品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慈善责任、环境保护责任等内容，一般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衡量，主要构成如图1所示，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衡量企业社会责任需将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外因潜变量，其变量的选择和公式如表1所示。而企业的财务绩效一般由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等指标综合评价，这些能力被看作是SEM中的潜变量，衡量指标详见下页表2。

（二）模型的构建

SEM的两个基本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组成。测量模型是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用于描述潜在变量和观察变量之间的共变效果，验证衡量指标对于测量变量的影响性大小。对于潜在变量的描述和衡量构成了测量模型，本文的潜在变量有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两个，因此测量模型的表达式也有两个，如公式1和2所示。

y=Λyη+ε （1）

x=Λxε+δ （2）

其中，y表示用砗饬坎莆窦ㄐУ母髦副昃卣蠹式；η为企业财务绩效的表示变量；x代表了本文中用来衡量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责任的指标矩阵；ξ表示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变量，如对股东责任、对员工的责任等；Λx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载荷矩阵，即指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同样，Λy表示指标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矩阵；δ和ε表示测量模型的误差项。

结构模型表示了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和因果关系，对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构建和验证，也可以看作是潜变量间的路径分析。一般的表达为公式3。

η=Bη+Γξ+ζ （3）

其中，B为企业财务绩效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系数矩阵，Γ表示企业社会责任变量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系数矩阵，表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贡献大小；ζ为模型的残差矩阵。

因此，根据前述变量指标选择，将本文的概念模型转换为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变量关系路径图，如图2所示。

在此模型中，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外因潜在变量有6个，分别是企业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员工和政府的责任，椭圆连接的箭头指向各自的观察变量，例如企业对股东的社会责任由每股收益、股利支付率和每股净资产这三个观察变量来衡量，δ1，δ2，…，δ13为对应观察变量的误差项。企业财务绩效则有4个潜变量构成，向右的箭头对应的是各变量的观察变量，ε1，ε2，…，ε12是对应的误差项。图2所设计的结构方程关系图中，并没有将外因潜变量和内因潜变量自身的关系包括进去，但是可以通过结构模型转换的矩阵形式看出变量内部的关系，具体的结构模型矩阵表达式如公式4所示。

结构模型可以识别需要满足t法则，即模型中待估计的参数量t≤（p+q）（p+q+l）/2，其中p为内因潜在变量的观察变量数，q为外因潜在变量的观察变量数，在本文的模型中，p=12，q=13，简单计算得出所需估计参数的个数不能超过325个，而实际需要估计的参数分别为8个参数矩阵Λx、Λy、Β、Γ、Φ、Ψ以及两个随机误差项矩阵中的未知参数，满足t法则，模型可以识别。考虑到食品行业企业变量的总体服从正态分布假设不一定成立的情况，本模型参数估计过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

（三）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根据研究需要，以沪深两市全部A股食品上市企业2011―2014年的公司年报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数据，通过财务报表数据计算得出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贡献值，以此来衡量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表现。样本数据收集后按照以下标准筛选：剔除在样本期间因业绩过差被冠以S、ST、*ST的公司；剔除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剔除上市时间晚于2010年的公司（留下的为处于成熟期企业，这时企业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意愿向社会责任投入，排除初创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

最后按照筛选标准对样本进行整理，符合要求的上市公司数量为35家，有效观测值超过3 500个。本文行业分类标准采用的是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版）》，食品类企业隶属制造业大类之下，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以及酒、饮料精制茶制造业三个门类的企业。数据主要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以及锐思数据库（RESSET），使用的软件程序为LISREL 8.80。

由于SEM模型中选取了大量的观察变量，不同的衡量指标往往量纲不同，为了消除指标间单位量度的不统一性，使用数据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对数据的观察发现其中存在离群数值现象，所以从两种处理方法中选择了z-score标准化，详见公式5。

Zi=（xi-xi）/Si （5）

其中，xi代表观察指标Xi（i=1，2，…，17），xi表示其平均值，S则是指标Xi的标准差。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SEM从设定变量间的相互影响路径开始，通过多次拟合结果检验和判断这种相互关系，并通过不断优化寻求拟合效果最好的模型，推断变量间的关系。SEM中常用的判断模型与实际拟合结果的检验指标有绝对拟合指数和相对拟合指数之分，绝对的拟合指数包括x2/DF、RMR、RMESA、AGFI等，而相对拟合指数以NFI、CFI、IFI等为代表。

模型拟合输出结果和常用拟合指标标准如表4所示。其中，x2/DF是测定系数，x2（Chi-Square）与自由度（Degree of Free，简称DF）之间的比值，也可以称之为差异度与自由度之比，一般样本确定后自由度根据独立随机变量的个数和样本统计量的大小确定，因此x2/DF的大小在拟合过程中改变量基本取决于x2的大小，x2检验的是数据间的相关性，对样本较为敏感，样本质量、数量以及模型的复杂程度都会对其影响较大，进而通过x2的数值大小反映出来。一般认为x2/DF指数的系数小于5较好。本研究中初始的x2/DF拟合优度指标为12.09，进行修正后值下降到7.14，虽然仍旧大于5，但是考虑到食品行业企业的上市公司样本数量较少，计算出来的自由度DF值较小，对模型的影响较大，与现实情况较为相符，这个拟合程度勉强可以接受。GFI（Goodness-of-Fit Index，简称GFI）是拟合优度检验，反映了设定的模型对实际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而像本研究中变量较多时可以用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标AGFI，这是考虑了自由度之后的模型拟合度，降低了模型本身选取复杂程度对模型结果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修正后的模型拟合优度在标准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说明模型与实际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平方平均残差的平方根RMR度量了拟合残差的一种平均值，说明样本方差和协方差在假定模型正确的情况下估计值的差异，一般RMR越小越好，最好小于0.05，说明拟合较好，如果RMR等于0，表明模型完美拟合。RMESA为近似误差均方根，是残差项的均方和平方差的算术平均根，反映了理论模型与完美适配模型之间的差异，数值越大越不理想，通常认为凡是在小于0. 08范围内的值是标准范围；还有标准化拟合优度指标NFI、比较拟合优度指标CFI、增量适配度指标IFI的数值最好要超过0.9向1靠近，越近越好。由表4第3列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各拟合指标基本都在指标标准的范围之内，拟合值较为理想，反映出模型的路径设定与实际情况较为相符的情况。而第2列中模型的初始拟合结果与拟合标准不符的原因在于：初始模型路径设置时，将外生潜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和内生潜变量财务绩效之间默认为两两相关，设置了较为复杂的路径和变量间关系，且都是用财务指标衡量潜变量，内生和外生的可观察变量之间共线性情况较为严重，因果关系不能有效辨别。

表5是模型设定的企I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的路径系数和t检验值，体现了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的贡献率，如在对股东承担社会责任时，股利支付率占有的相对比重较大，而在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时，考虑主要业务成本利润率一般作用不大。整体而言，按重要性来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因素分别是股东、消费者、政府的利益，企业仍较为关注与资产和利润相关的指标，这与现实情况也较为相符，正因为企业主要关注的是资产和利润，进而关注对股东和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因此很可能会为一定的利益选择不履行社会责任，造成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成为隐患，环境污染和破坏较为严重。

表6结果显示，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履行责任对财务绩效提高的贡献程度（ξη）由高到低前三位分别为企业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企业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企业对政府的社会责任。结合现实意义来看，企业对股东的责任影响财务绩效的路径系数最高，即直接影响财务绩效，凸显了股东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密切关系，反映出资本在企业财务绩效中的重要性；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程度，体现了食品行业企业消费者能力的重要性，因为消费者对企业利润的创造、品牌的建立和传播至关重要，因此当食品安全问题在消费者群体中爆发时，企业更容易出现财务危机；企业对政府履行社会责任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也较大，这也验证了在我国转轨时期下政府在企业社会活动中的地位，或者说企业对维持与政府良好关系的认识程度，政府的作用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不容小觑。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将原本无法直接测定的食品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指标量化，并以我国食品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和分析了食品行业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时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程度，研究结论表明：食品行业企业向不同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的履行对财务绩效各方面都存在影响，对财务绩效影响程度的排名依次是：对股东社会责任的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以及对政府的社会责任。此外，进一步理顺了食品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起到的促进作用，为食品行业企业重视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提供了实证证据。在研究食品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时，要考虑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付出成本的结构比例。不足之处在于选取样本时没有考虑时间序列的影响，选择模型中变量的衡量指标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等，这些均有待于以后进一步研究。

上述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一是整合相关国际社会责任评价标准作为参考标准，采取建立较为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体系，建立与网络平动的动态监管机制等措施，完善和健全当前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二是加强食品安全法、卫生法等专门行业法律法规中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问题的规范和罚则量化标准的制定和出台，强化食品行业的市场准入和退出规范，扩大对社会责任的监管范围和监管对象，增加专项抽检和诚信规范内容，完善食品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法律法规；三是引进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和管理人才，积极引进组织管理团队研究和学习国内外社会责任履行的国际标准与案例，把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到战略规划高度，转变管理者利润为主的观念，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四是建立并完善利益相关者制衡的治理模式，协调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关系，优化企业资源配置。X

参考文献：

[1]M.A.T.K.Munasinghe，D.C.U.Kumara.Impact of Disclosur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s of Plantations Companies in Sri Lanka[J].Journal of Emerging Trends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2013，4（3）：371-376.

[2]Lioui Abraha，Sharma Zenu.Environment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Disentangling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J].Ecological Economics，2012，78（3）：100-111.

[3]Maria-Gaia Soan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the Banking Sector[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104（1）：133-148.

第4篇：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食品安全 社会责任 影响因素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毒豇豆”、“地沟油”等事件严重动摇着公众对食品行业的消费信心。在这些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虽然有政府监管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多方面的外界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社会责任不健全是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我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本文将从宏观因素、行业因素和微观因素三个方面具体分析。

一、宏观因素

1.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重农轻商”的特点,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商人大多被刻画为贪婪、吝啬等贬义的形象,如无商不奸、唯利是图、为富不仁、商人重利轻别离。受这样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商人大多将赚取最大利润作为经营的唯一目标,甚至不惜使用一些有损社会的不当手段。而为社会人民谋福利被认为仅仅是政府官员的义务,不属于商人考虑的范围。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所加强,但是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对其社会责任的履行依据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2.法制监管

在法制建设方面,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很多法律法规还不太完善,在食品安全方面,虽然国家已经制定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经济法》、《广告法》、《商标法》、《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但是缺少专门的法律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出系统的规定。由于这些多是分段立法、条款相对较分散,因而为企业不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留下了可乘之机。在政府监管方面,一些执法部门对食品安全事件查处不力,对企业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一些执法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对这些存在问题的食品企业包庇纵容,,助长了食品行业中的歪风邪气。

二、行业因素

1.行业风气

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经常不单是一个企业的问题,往往涉及了整个行业。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乎所有的国内奶制品企业都被卷入其中。可见行业的风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从众心理和企业间的竞争因素,使得企业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和传递性。如果整个行业的多数企业都认真履行了社会责任,那么处于其中的一个企业通常也会认真履行,否则就会因产品质量不过关被淘汰。而如果整个行业都是通过偷工减料等灰色渠道来最大化利润,那么处于其中的一个企业也必须这样做,即便它不情愿。否则就会因为成本和价格上的劣势而在竞争中被淘汰。这就是所谓的“柠檬效应”,类似金融领域的“劣币驱逐良币”。

2.信息不对称

按消费者获得商品信息的途径,尼尔逊等(Nelson,1970)将商品分为三类: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搜寻品的特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前,就可直接了解、容易获取和评判的外在和内在质量特征,如品牌、产地、包装等。这是一般商品都具备的,消费者也较易获得。经验品的特征是消费者在消费后才能够了解、获取和评判的一些内在质量特征,如口感、味道和烹饪特征等。信任型特征则是消费者即使在消费之后也难以了解、获取和评判的。例如食品中农药残留量等有害物质含量,以及营养成分含量和配合比例等。食品具有非常突出的经验型和信任型特性,食品的味道是否鲜美只有在消费者消费后才能做出适当判断,而关于食品中有无激素、是否含有抗生素、病菌含量等因素,消费者即便消费后,也难以通过个人能力了解。因而食品行业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生产者提品,拥有操作流程的第一手资料,与消费者相比具备更多专业知识。这种信息不对称,为一些不法企业在生产加工和流通过程中大做文章提供了便利,他们出于机会主义的思想为了牟取暴利,常常以劣充好、以假充真,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三、微观因素

1.企业目标

传统的看法认为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赚取利润,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一个盈利性组织,这样的目标本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仅仅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很容易使企业只重视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产生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如在生产过程中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换得短期的超额利润。近年来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人造蜂蜜”、“瘦肉精”等事件都是企业过分追逐短期经济利益,忽视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后果。因而关于企业目标的探讨也开始更多的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成为热点。实现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就必须将消费者的利益置于重要地位,遵守商业道德,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2.企业家素质

企业家是企业的指挥者和决策者,因此他的素质高低和价值取向,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文化精神实质就是企业家人格精神的延续。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要具备的素质应包括经营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说既要合理经营,符合“经济人”利益,又要履行社会责任,尽到“社会人”义务。比尔盖茨不仅缔造了微软无人撼动的地位,而且热心公益,将大部分家产捐助给了慈善事业,我国虽然不乏家产过亿的企业家,但配得上企业家精神的并不多见,更多的给人以暴发户的形象,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偏低,一切向“钱”看,与国外企业家的素质相差甚远。

参考文献:

[1]刘霞: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食品安全问题浅析.商场现代.2007(02S).354-354

[2]方桂荣: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7卷第8期.128-131

第5篇：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范文

论文摘要：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是传承先进文化、传播精神文明的前沿阵地，这就要求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责任伦理思想，强化责任伦理意识，通过挖掘墨子人格精神中的忧患意识，铸就当代高职生的道德责任精神：墨子思想中忧己、忧民、忧天下的忧患意识，可以培养高职生的自我责任意识及社会使命感，弘扬时代进取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观念多元化、利益多样化、生活个性化的社会背景下，部分高职学生出现责任感淡漠甚至缺失的现象，这已经成为引起教育界关注的问题。因此，高职院校在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也应当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宝贵的资源，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加强对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及使命感的培养。其中，墨子人格精神中蕴涵丰富的忧患意识内容，可为对高职生进行社会责任感教育提供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源。 

一、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中所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蕴含着深厚的忧患意识，其以一种基调贯穿于民族精神显性内容的各个方面，并以隐性的形式积淀于民族精神的最深层次。这种忧患意识通过历代文人无数次的表露、历史的反复积淀、文化的不断升华，不仅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定势与一种文化意识，而且表现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牵挂和担忧，并时刻警惕历史进程中出现危机、问题和困难的爱国主义情感，带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体现出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忧国忧民的精神。可见，忧患意识与责任是息息相关、相互包含的。 

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滋养着中国人的心灵大地，促进了治道的精神和责任的规范形成。当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患难而产生忧虑与思索时，则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生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反映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要求个体对他应该而又能够做到的事情和自主选择的行为负责，即选择对社会有利的、舍弃对社会有害的行为，这就是社会责任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将责任意识教育作为提高高职生健全人格的重要内容，既是一个人的社会化和人格完善化的程度，也是当今高等教育育人工程的当务之急和构建和谐校园的关键所在。 

二、墨子匡时救弊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作为墨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反映出墨子对当时个人及其生活的时代、人民和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1．忧己一一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为了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主张强力而为，表现为“上强听治、下强从事”(墨子·节用)的奋进精神 

以德为先，把立德及自我修养作为治道核心，这是中国传统仁人志士所特有的一种治道精神，墨子也不例外。墨子始终关注人事努力并反对“天命”，强调人力对社会的支配和控制，主张“强力而为”，强调“赖其力者生”(《墨子·非命下》)，“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富，不强则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下》)。在墨子看来，社会治乱，国家安危，天下之治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个体“强力”的作为，在“强”的品格内涵支持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便是“上强听治”、“下强从事”的奋进精神。 

墨子认为环境与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而有所警醒，把人的生存、发展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密切联系起来，体现了个人在行为上所应承担的责任，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进的精神。因此，墨子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墨子的忧患意识不是停留在感情和认知范围，而是必须将认识化为实践，这种实践性就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墨子忧己的责任意识和精神被弟子及后世仁人志士所接受，并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而进行临摹和实践。 

2．忧民一一关注时代与社会，“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墨子·兼爱下》)，做到“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表现为一种深切的责任意识 

墨子指出体恤民众疾苦的首要任务是改善平民生活处境，并避免战乱祸患。由于统治阶级的荒无度，加之频繁的战争，使老百姓饱受苦难：“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厚葬久丧……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墨子·辞过》)。因此，墨子提出了爱民主张，并将这种爱民的品质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做“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在政治和道德行为方面通过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的方法来制约统治者；对百姓来说，其实质就是要保护百姓的生命和物质利益，从而实现“万民之食之所以足也”(《墨子·兼爱下》)。同时，墨子更关注民众的政治权力，强调人格平等，提倡人人政治地位的平等，为此提出“尚贤”的主张，这种“忧”体现了将民众生存权的自然平等提升到政治权利的平等，从而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 

墨子这种从自我走向社会，自觉主动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甚至努力改变民众命运及意图，整合失序的社会，探索新出路的使命感，清醒地认识到自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同时，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责任，是一种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反映了任重道远、于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之情。 

3．忧天下一一“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天下)的匡时救弊精神，表现为一种宏大的历史意识 

救世是战国诸子共同的理想，以救世为己任的墨子，对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比任何学者都来得积极、强烈和执着。墨子认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墨子·非儒下》)。墨子和其他诸子一样，读书治学，四处游说。但是，其目的不是谋求利禄，而是匡时救弊。墨子的忧患意识是平民阶层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忧患意识，这种忧国精神，是对社会的关注和追求乃至献身必然诱发出的一种对社会现实和政治践行的精神。可见，墨子的责任意识更为浓烈，在忧患感中发现危机，有危机感中才能意识到重任在肩，责任感又引发出忧患感，忧患感再次激发责任。因此，墨子具有高度的救世热情和奋斗的精神，突显墨子高度热诚的爱国责任意识，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种宏大的历史意识，也是一种深重的责任意识。 

三、当前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被戏称为“弱势群体”的高职院校的部分学生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天生矮人一截，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一入校就有“选错了路、入错了门”的想法，从而导致一些人意志消沉，缺乏斗志，纪律松散，出现了社会责任感淡化的倾向，表现出“无兴趣”、“无所谓”、“无意义”的三无现象。“无兴趣”是指部分高职生对什么事物都提不起兴趣，在行动中表现为情绪淡漠、空虚、情感萎顿，整天无精打采。持这类心态的学生，对自己要成为怎样一个人都稀里糊涂，当然也谈不上为完成责任而努力了。“无所谓”就是学习、工作、生活无所谓，成功与失败无所谓，一切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虚无主义态度“无意义”指部分学生似乎看破了红尘，只看到黑暗一面而没看到美好的一面，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毫无意义，从无兴趣到无意义的过程中，心态渐渐变得淡漠起来。 

部分高职生的三无现象，导致他们以一种毫不在乎的态度去对待周围的一切，因而面对应该承担的责任或应该履行的义务时，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寻找种种理由将责任推至一边，或者不理不睬，干脆拒绝或逃避。这部分学生个人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都很淡漠，更谈不上关注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振兴，对于爱国主义情感、社会责任感则淡而忘之，忧国忧民意识更加淡薄。

四、墨子忧患意识对于高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的现代价值 

墨子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向内发展是人格品德的培养，向外的延伸则是现实与政治的实践，由此出发，忧已、忧民、忧国体现了对人生和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其积极价值对培养高职生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现实意义。 

1．墨子的忧患意识是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及清醒的危机意识，有利于培育学生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彰显道德主体的自我责任意识 

“忧患意识，实际是蕴含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墨子的忧患意识，首先表现为自我关怀即忧己，自我关怀就是关注自我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体现其对人类自身价值存在的肯定。这不仅是个人对自我完善和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还是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与实现自身完美人生价值的途径。因此，在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时，从清醒的危机意识中渗透出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忧己意识是道德主体深化和拓宽了自我意识的特定内涵。当前部分高职生由于自我关怀的缺失，自我意识水平比较低。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角色、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生活与学习中缺乏一种奋进精神与坚定的意志，这就需要提高高职生自我意识及忧己意识。当代社会，忧患意识就是要发挥主体自身的能动性去应对不确定性，因此，高职生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意味着高职生对个人行为责任感的增强，行为趋于自觉化，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自己行为负责，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培养、提高、完善其他各种能力，才能去应对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潜伏着的不同的危机意识，把责任认识转化为责任行为。其中，就业问题就是高职生面临的一大难题，高职生应当汲取墨子忧患意识所蕴含的昂扬的奋进的忧己精神，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出路与危机共生的社会中寻求出自己的出路。 

2．墨子的忧患意识蕴含着一种深切的责任意识，有利于培养高职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弘扬民族精神 

当前的部分高职生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不损人”而尽量“利己”的“不作为”层面，对社会的关心程度降低，责任感下降。尤其是面对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的公共事务或公益劳动时，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单纯强调回报，偏向个人主义发展。造成其责任感脱离社会价值导向，缺乏自觉履行责任的强大内在驱动力，缺乏对现实的责任意识，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 

墨子的忧患意识是平民阶层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忧患意识，在自我关怀的同时，墨子更强调对群体的关怀。提出“民利第一，民意至上”，即对平民阶层的关怀，渗透出对时代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的命运、未来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可见，墨子的患有所忧，是对社会之“患”、人民之“患”，是出于一种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现实价值看，墨子的忧患意识正是现代高职生所应当具备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它不仅要求高职学生承担对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也要求对民族、国家、人类承担责任的明确清晰并且具有深刻理性的意识，它要求高职生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地去承担一系列对他人和集体的责任。 

3．墨子的忧患意识渗透着宏大的历史意识和执着的信念，有利于高职生拓展时代视野，培养时代进取精神 

墨子的忧患意识是通过历史意识的思维审度社会，并带着坚定的信念，付出艰辛的努力。在对当时社会和现实局限性否定外，其本身还蕴涵着超越局限、积极进取的建设性，对社会忧患的超越就意味着社会的跃进。墨子的忧患意识渗透着宏大的历史意识与信念的执着，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被人们尊尚与传承，成为激励历代仁人志士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这种忧患意识促进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推动着个人和社会的发展。 

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资源能源和环境问题、个人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等亟待解决，形势严峻。 

第6篇：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社会责任； 企业价值； 社会责任评分； 社会贡献率

一、引言

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和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我国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公开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2008年12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向各上市公司发出《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纳入到“上证公司治理板块”的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在2009年必须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作为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试点。与此同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也要求所有纳入“深圳100指数”的上市公司在2009年必须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从理论上看，公司公开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无疑向社会传递企业具有良好社会形象和社会声誉的信号，由此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公司公开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吗？为此，本文以沪深交易所公开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本研究对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透明度，督促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乃至推动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CSR）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存在以下观点：

（一）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企业价值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保护，使企业的后续发展能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从而提升企业价值。Waddock和Graves（1997）、Berman等（1999）、Hillman和Keim（2001）等通过大样本的回归分析表明，总体而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两者互为因果。Johnson（2003）提出，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社会责任并对该会计信息进行披露，能够增加企业的利润和提高企业的价值，不合法的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会对企业的财务表现产生负效应。姚海鑫等（2007）以2005年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东财富的关系，得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增加股东财富的结论。

（二）企业社会责任降低企业价值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价值。因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然会发生成本，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企业价值降低。例如，Aupperle等（1985）指出，CSR将浪费资本和其他资源，与那些不从事CSR活动的公司相比，承担CSR的公司将处于竞争劣势。李正（2006）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托宾Q值衡量企业价值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问题，结果表明，从当期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企业价值越低。朱雅琴、姚海鑫（2010）利用1 318家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8年的数据，以每股收益（EPS）衡量企业价值，研究发现，企业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无关

Berman（1999）研究了社会责任审计所涵盖的几个方面与财务表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社区利益、环保等方面与财务表现和企业价值无直接关系。陈玉清和马丽丽（2005）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企业价值没有很强的价值相关性，但是不同行业之间的价值相关性有差异。朱雅琴、姚海鑫（2010）研究发现，企业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

以上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可能是公司社会责任项目和企业特征的差异影响所致，还可能是研究方法的差异所致，实证研究方法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社会责任的衡量、企业价值的衡量以及样本选择这三个方面。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年了社会责任报告的466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有效性，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剔除了ST类公司4家（*ST三农、ST贤成、*ST钒钛、*ST北人股份），理由是其财务状况已经恶化，与其他正常公司不具有可比性。剔除了29家银行、证券、保险、金融信托公司，原因是其业务经营、会计处理具有特殊性，由此得到了433家样本公司。研究所需要的财务数据来自于巨潮网站、和讯网站和国泰安数据库，具体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得分来自于和讯网的润灵公益事业咨询有限公司对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价得分，股权结构相关数据来自巨潮网站的上市公司年报，以上数据经手工收集而得；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相关数据的处理及检验均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度量

目前，公司社会责任的衡量方法常用的是声誉指数法和内容分析法。声誉指数法，是指由专家学者（甚至MBA学生）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相关政策进行主观评价后得出排序结果。内容分析法，是对企业的文件或者报告进行内容分析，按照企业文件中披露的CSR活动的字数、行数、页数或者按照企业从事CSR活动的小类进行指数赋值等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数量。

本文采用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对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性评价得分作为衡量社会责任的非财务指标（idcsr）。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开展的社会责任报告评价采用MCT_2010_1.1评价体系，该体系是根据GRI3.0报告编制国际指南和Sustain Ability报告评价指南结合中国国情开发而成的，并遵循独立性原则和非委托性原则，由3名及以上具备3年以上专业从业经历且与被评价企业无利益关联的评价专家，分别从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3个零级指标，16个一级指标，70个二级指标对报告进行全面评价，内容性评价指标有6个一级指标和45个二级指标，其中涉及环境类（污染控制、环境恢复、节约能源或废旧原料回收、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其他环境披露）、员工类（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培训员工、员工的业绩考核、员工其他福利）、社会类（纳税、公益或其他捐赠）、消费者类（产品的安全与质量提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很大程度反映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状况，因此本文选择内容性评价得分作为衡量社会责任的非财务指标。

另外，本文采用社会贡献率作为衡量社会责任的替代财务指标。社会贡献具体又分为四方面的贡献：政府所得贡献率、职工所得贡献率、投资者所得贡献率和社会所得贡献率。以上四个指标中的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股东的现金股利和支付给债权人的现金利息支出这四项数据来自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现金流量表；环保支出来自于社会责任报告；捐赠支出、赞助费来自于年度报告中会计报表附注的说明项目，在此假设环保支出和捐赠、赞助支出在发生当期已用现金支付。

（三）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本文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测试变量，企业价值作为因变量，把国有股比率、公司规模、资本结构、控制股权结构、资产负债率、成长性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已有的实证研究在企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衡量上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市场指标（如企业价值用托宾Q值表示，社会责任采用声誉指数法和内容分析法获得评分）研究；另一种是采用财务指标（如用每股收益表示企业价值，用社会贡献率表示社会责任）研究。本文分别采用两种方法对企业价值和社会责任进行计量。由此，采用市场指标设计了模型1，采用财务指标模式设计了模型2。根据国内外以往的研究文献，企业从事CSR活动受到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前一年度的盈利能力、是否为重污染行业、公司治理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同样影响着企业价值的创造，这就会产生内生变量的问题，不能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而应当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因此对模型1分解为模型1-1和模型1-2，对模型1-1进行回归，得出idcsri，t的估计值，代入模型1-2，作为idcsri，t的工具变量，这样就剥离了资产规模、公司治理因素（是否国有股控股）和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借鉴了李正（2006）在研究企业价值与社会责任关系时使用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模型1-1：idcsri，t=β0+β1roei，t-1+β2owneri，t+β3lnasseti，t

+β4debti，t+β5zhongwui，t+ε

模型1-2：TobinQi，t=β0+β1idcsri，t+β2owneri，t+β3lnasseti，t

+β4（ld/asset）i，t+β5top1i，t+β6top2to5i，t+β7top6to10i，t+ε

模型2：epsi，t=β0+β1gri，t+β2iri，t+β3wri，t+β4sri，t+β5lnasseti，t+β6growi，t+β7debti，t+β8owneri，t+ε

其中：βi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扰动项，i代表第i个样本公司，t代表2009年。变量定义及计量见表1。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模型1-1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对模型1-1的相关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表明，社会责任评分与国有股比率、企业规模、是否为重污染行业因素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表4、表5）表明，模型1-1中的自变量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的总体解释度达20.4%，模型的F值在1%的程度上显著。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小于2，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中企业规模、是否为重污染行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的正向影响程度很显著；而资产负债率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有显著负向影响。以上结果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为了提升企业声誉，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比其他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负债率越高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越低。

（二）模型1-2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将模型1-1计算出来的idcsr估计值代到模型1-2中。对模型1-2中的所有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6）表明，TobinQ与社会责任评分、国有股比率、企业规模、资本结构因素显著负相关，其中Top1和Top6-10两个变量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大于0.5，为了消除两个高度相关的变量对模型1-2研究结果的影响，将Top6-10从模型中剔除。将调整后的模型1-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表8、表9）表明，模型1-2中的自变量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的总体解释度达21.2%，模型的F值在1%的程度上显著。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小于2，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中企业规模、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程度很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企业的规模和负债率影响企业价值的提升；在单因素分析中，社会责任评分变量与TobinQ是显著负相关关系；在多因素分析中，社会责任评分变量对TobinQ的影响程度不显著，且系数为正值，说明在本模型使用的计量方法下，企业价值与社会责任两者的关系确实扑朔迷离，两者的因果关系不明显，但单因素的分析结果至少说明了社会责任的承担不能提升企业价值。

（三）模型2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模型2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0）表明，每股收益与企业规模、成长性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1、表12、表13）表明，模型2中的自变量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的总体解释度为11.5%，模型的F值在1%的程度上显著。因此，模型的整体线性拟合显著，但因为调整的R2不大，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有限，还有许多影响企业价值的其他因素。方差膨胀因子（VIF）值都小于2，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中政府所得贡献率、企业规模、成长性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程度很显著，资产负债率和国有股比率对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程度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企业对政府的贡献越大，越能得到政府的关注，政府会为企业提供许多政策上的优惠，降低其经营成本，进而提高企业价值；公司规模越大，企业价值越高；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能提高企业的价值；企业的负债越多，企业价值越低；国有股占的比重越大会阻碍企业价值的提升。

（四）两个模型检验结果的比较分析

模型1和模型2是分别采用市场指标和财务指标对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进行研究，对检验结果进行比较发现：1.企业规模对TobinQ的影响是显著负相关，而企业规模对每股收益的影响却是显著正相关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我国股市还是“政策市”，用股价来反映企业价值和采用每股收益反映企业价值必然不会得到一致的结果。2.在模型2中，政府所得贡献率对每股收益的影响是显著正相关的；而模型1-2中，企业价值与社会责任两者的因果关系不明显，而且在相关分析中TobinQ与社会责任评分在1%水平上负相关，显示社会责任的承担不能提升企业价值。以上背离的检验结果，说明企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不同计量方法确实影响实证研究结果。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承担社会责任是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的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对政府和职工贡献越大，企业的每股收益越大；社会责任报告评分越高，企业每股收益越大。因此企业与政府建立融洽的社会关系，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就能得到政府的关注和重视，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利于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同时企业适当增加对员工的工资、福利及其他各项保障支出，提高对员工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履行企业对职工的社会责任，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和树立职工的主人翁精神，职工处处为企业的发展着想，工作效率将大大提高，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研究还发现，企业负债沉重有损企业价值，因此应加速债券市场的发展，使企业对偿还贷款具有紧迫感，尽早还款，以降低债务成本，提升企业信誉，从而提高企业价值。

（二）构建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

在社会责任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研发、投资时，除了追求经济效益，还必须关注其社会绩效，任何有损于社会公众的措施和决策失误，都会给企业未来生产经营带来巨大的挑战。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可以沟通企业与各方的利益和非利益关系，保证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情况有充分的知情权，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制定《社会责任会计准则》，构建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企业按照准则要求对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及时、规范的披露，才能确保企业对社会责任管理的良性运转。

（三）加强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创造机理的理论研究

在本文的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实证研究方法得到不一致的结果，甚至在一种方法中也得到了不同结论的情形。笔者认为，研究结果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的计量，变量的选择、研究方法等原因造成的。虽然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没有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但大部分学者从理论上论证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的影响，社会责任的价值驱动因素包括：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与罚金减少、企业形象与声誉、员工归属感与激励、顾客认可与忠诚、降低利益相关者对生产的抵制、节约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等等。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可以获得许多货币价值和非货币价值，从而改善企业绩效，提升企业价值。加强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创造机理的理论研究，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维度中找寻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从而设计出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有利于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和发现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影响程度的测量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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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正.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研究――来自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06（2）：77-83.

［3］ 刘长翠，孔晓婷.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6（10）：36-431.

［4］ 姚海鑫，陆智强，李红玉.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东财富影响的实证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315-320.

［5］ 沈洪涛.公司特征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J］.会计研究， 2007（3）：9-161.

［6］ 王怀明，宋涛.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58-621.

［7］ 马连福，赵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J］. 证券市场导报，2007（3）：4-91.

［8］ 温素彬，方苑.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150-160.

［9］ 朱雅琴，姚海鑫.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0（2）：102-106.

第7篇：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范文

一、小微企业社会责任前移的背景

社会责任理论是建立在自由而公平竞争的公开市场上的一种理论，目前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同时国家也制定了相关责任标准，使之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纵观我国的社会责任管理研究现状，大多集中在发展成熟的大中型企业，而对小微企业的关注较少。虽然小微企业占据着市场的半边天，有着庞大的数量基础，并且与普通百姓联系紧密，但受制于自身生产经营规模，其生存环境和发展有利条件都远远比不上大中型企业，各种因素都影响了小微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它们往往只将目光放在维持眼前利益和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上面。

二、企业社会责任前移视角下的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策

1.提高企业道德责任意识和员工综合素质

我国的小微企业大多都缺乏科学健全的企业管理制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而在当前的企业社会责任前移视角下，小微企业若想加大企业社会责任推行力度，改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首先应当从企业主做起，全面加强企业道德责任建设，积极利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的正常运行，并将员工的利益放在重中之重，切实兑现对员工的承诺，不拖欠员工的工资，保障员工的个人权益，以及为员工创造一个优良的工作环境和竞争氛围，尽可能地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再者，小微企业还应当积极提高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不断加强员工培训和再教育，提高员工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另外，企业还应当大力发展凝练富有责任担当的企业文化，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企业环境，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

2.制定合理的员工薪酬福利政策

为了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及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小微企业应当制定一套合理的员工薪酬福利政策，给员工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这既是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增强员工凝聚力和工作积极性、促进企业经济发展的必要措施。例如，小微企业可以采取合理的员工入股制度，通过股票期权、年终分红、企业年金、方式，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提升责任意识；其次可以对各领导岗位的员工实行岗位股权制度，给予员工相应的股权，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3.大力引进和招聘各类人才

第8篇：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失地农民 社会保障 成因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亮点之一。城市化的速度也呈不可逆转化发展，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已经首度突破了50%，到2015年预计达到52%左右，这也意味着将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处于“半城市化”状态，这其中还包括1.82亿没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和4000万左右的失地农民。[1]城镇化对农村人口的巨大吸引力同时也在考验着城市的承载能力，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特别是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弱势群体，成为游走于城乡之间的“三无人员”，既无法将其纳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无法实现农村生活的归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热带”，而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2]因此，从政府责任角度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成因进行梳理具有现实必要性，对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成因分析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产生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其成因具有多样性。从历史角度分析，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存在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从现实角度分析，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的固有缺陷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深化的直接推手；[3]而从政府责任角度分析，其成因则更具代表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缺少健全的立法机制。目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大，范围广泛，并存在多部门管理的现象。而社会保障工作运行的法律依据多是具有单行性的规章和法规条例，社会保障工作的具体开展仍然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法律漏洞的存在使我国社会保障建设中存在着因权力分散导致的政府部门职能交叉现象，也直接导致政府部门间推诿责任的“不作为”和责任“越位”现象。[4]二是社会保障类型单一，资金严重不足。纵观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保障，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养老保险上，对诸如医疗、工伤、就业、低保等方面保障内容基本空白。[5]资金是社会保障机制运营的基础，单一的资金筹集方式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群体性社会保障需求。只有积极拓宽社会保障资金融资渠道，在充实社会保障资金的基础上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才能实现社会保障机制的长效运营。三是社会保障的监管机制不健全。政府在社会保障的监管过程中，侧重于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管，尤其是对养老金的管理，而忽略了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运营、管理、使用等制度实施全过程的监管。在监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监管手段单一的现象，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依靠的是高度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忽视了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公众参与等相互制衡性综合手段的运用。[6]社会保障监管机制的不健全容易造成行政权力的滥用，也是造成政府越位挤占失地农民利益，挪用征地补偿款损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等问题的温床。

2、建立可持续性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性建议

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分层次、分步骤完善社会保障项目，构建 “立法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三位一体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实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7]第一，立法机制。我国社会保障的实践证明，立法滞后是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失地农民利益的保障应当立足于法律，而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仍为政策主导型，缺少法律应有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应坚持以立法的形式统率地方法规为方向，坚持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为基础，坚持以社会保障立法与其他部门立法相协调为原则进行立法。[8]在完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同时，为失地农民的后续社会保障提供法律依据。第二，监督机制。完善的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应当兼具独立性和公平性，并且同时具备法制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只有建立在社会保障监督立法基础上的监督机制，才能具有独立性、强制性和权威性。按监督主体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是以社会保障运营机构和经办机构为主体的自我监督，通过成立社会保障审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资金监督委员会进行行业内的监管，使社保资金在透明的环境中有效的运营。外部监督主要包括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通过司法机关加强对社会保障事务的监督力度，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以行政机关开展的审计监督和财政监督为辅，肃清社保资金运营中的舞弊现象。通过发挥舆论监督的社会监督作用，借助第三媒体拓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渠道，推进监督体制的逐步完善。

3、结语

失地农民是任何一个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政府通过人民公权力的“让渡”成为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责任主体，权利的赋予意味着同等的责任，其任重而道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也是发展的必然，政府责任的缺失便是必然因素之一。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保障决定了政府在促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肩负主要责任。健全的立法机制，有效的保障机制，完善的监督机制，是政府社会保障职能有效发挥必不可少的基础。

政府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应当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以增强法制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可持续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6.

[3]郭晓霞.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问题产生原因探析[J].农业经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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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文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保障初探[J].宜春学院学报，2011.

[6]张邦辉，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00-202.

[7]北京市委党校中青班课题组.城乡结合部建设中农民利益保障机制研究[J].前线，2010.8.

第9篇：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主体理论 混合策略 纯策略 纳什均衡

一、根据主体博弈理论,会计的本质体现于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相互影响达到一种均衡

在博弈过程中,主体之间的选择是相互影响的,一个主体决策的改变,将会影响到参与博弈的所有其他主体的选择和决策。所以,各个主体的支付不仅与其自身的选择有关,而且还与其他主体的选择有关。各个主体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其利益关系也是相互制约、相互牵制的。博弈的产生前提是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企业则正是一系列关于未来不完全契约的联结,包括企业对是否承担社会责任的策略选择。

目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可以反映在四个方面,分别是企业对职工的贡献率、企业对政府的贡献率、企业对投资者的贡献率和企业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率。本文主要讨论企业对投资者的贡献率,主要反映在企业对投资者支付的股利、股息、利息等方面;并且,企业对股利、股息等采取支付或者不支付的策略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

二、博弈分析

1.博弈假设。博弈模型之中只有两个人,即企业主体和市场投资者主体,并且两者都是理性经济人;双方的纯策略只有两种,企业对股利、股息等采取支付或者不支付策略,市场投资者采取增加投资或者减少投资的策略;双方做决策时把对方策略当作给定,不考虑第三人所选择策略的影响;信息是完全的,即各方对其对方的所作出的策略成本和收入等有准确的知识;该博弈是属于静态博弈,即不考虑时间因素的一次性博弈。

2.博弈模型的建立和求解。根据博弈假设以及企业主体、市场主体的成本收益状况,可以建立如下关系矩阵:

其中,v表示投资者增加投资给企业带来的收益;f表示企业支付给投资者的股利、利息等;d表示企业经营增加的投资v所付出的成本;a表示企业采取不支付策略时投资者增加投资所获得的收益;-t表示企业采取不支付策略时投资者减少投资投资给企业带来的损失;g表示企业采取不支付策略时投资者减少的投资部分以其他方式所获的收益,且g>a;-f-h表示企业支付现金股利时投资者减少投资给企业带来的损失;b表示企业采取支付策略投资者减少投资减少的收益;m表示企业选择支付给投资者股利等的概率;n表示投资者增加投资的概率。

当企业选择支付策略时,如果投资者增加投资,那么投资者的效用必定大于企业发放的股利等,否则投资者会减少投资,所以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增加投资,其效用令为f+a,而选择减少投资,则令效用为f-b,(a>0,b>0)。

3.纯策略纳什均衡。当t≤f+h时,无论投资者选择何种策略,企业都选择不支付股利、利息等,即企业选择社会责任贡献率较低的方案,此时投资者选择增加投资,所以纯策略的纳什均衡为(不支付;增加)。反映了当企业有良好的投资项目从而不发放股利、利息等的时候,投资者会更加积极地增加在企业的投资。

4.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当t≥f+h时,选择对投资者进行贡献时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因为企业选择不支付时,投资者最优选择是减少投资,当投资者减少投资时,企业最优选择是支付,企业支付时,投资者最优选择是增加投资,投资者增加投资时,企业最优选择是不支付。因此,企业和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用一种混合策略。

企业的混合策略概率为(m,1-m),投资者的混合策略概率为(n,1-n),由此可得企业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企业=m[n(v-f-d)+(1-n)(-f-h)]+(1-m)[n(v-d)+(1-n)(-t)]

一阶求导可得

=-f-h-nh+t-nt=0解得n=1-[f/(t-h)]

投资者的期望效用函数为:V投资者=n[m(f+a)+(1-m)a]+(1-n)[m(f-b)+(1-m)g]

一阶求导可得

=a-g+mg+bm=0解得m=1-[(a+b)/(g+b)]

所以,当t≥f时,企业与投资者混合策略博弈的纳什均衡为[([(a+b)/(g+b)];1-[f/(t-h)]),(1-[(a+b)/(g+b)];[f/(t-h)])],即企业以[(a+b)/(g+b)]的概率选择不支付策略时,投资者的选择增加投资的概率为1-[f/(t-h)];企业以1-[(a+b)/(g+b)]的概率选择支付策略时,投资者的选择减少投资的概率为[f/(t-h)]。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企业采取不支付策略时,投资者增加的投资越多,企业越有可能采取不支付策略。a值越大,代表企业采取不支付策略时投资者增加的投资越大,这有可能是信号传递的结果,市场认为企业采取不支付策略是因为有更好的投资项目或者投资机会所以节省支出,从而是企业获得市场上更多的投资支持。这种情况下,企业不支付的概率1-m=(a+b)/(g+b),从而m值会更大,企业更加采取不支付的策略,即不对投资者进行贡献。

2.为避免不支付股利等带来的投资减少从而导致更大的损失,企业选择支付策略。t值越大,企业采取不支付策略导致的投资者投资减少带来的损失越大,根据n=1-[f/(t-h)],则n值越大,企业就有较大的倾向采取支付策略,即对投资者进行贡献。

3.当企业对投资者贡献过多时,投资者反而会选择减少投资。企业对投资者的贡献过多,f值过大,投资者减少投资的概率1-n=f/(t-h)将越大。这一点信号传递理论同样可以给予解释和说明。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