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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成本 外部性 产权 环境成本内部化
一、环境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环境问题十分严重,全球范围内气候变暖、草原荒漠化、酸雨、大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邻国间危险废弃物的转移等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和发展,制约着社会的进步。在我国,雾霾天气持续不断,水污染事件、土壤污染等环境污染事件频发。如2010年紫金矿业铜酸水渗漏事故,2011年浙江杭州水源污染事件,2012年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江苏镇江水污染事件,2013年上海松江死猪事件、河北钢铁公司大气污染,2014年兰州“4・11”自来水污染事件,等等,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给国家及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从表1的数据显示来看,2012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2 423.7万吨, 比上一年下降3.05%;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同比下降4.52%。2013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2 352.7万吨,比上一年下降了2.93%;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3.48%。2014年上半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1 172.2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26%;二氧化硫排放总量1 037.2万吨,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87%。我国环境污染的废气排放总量在逐步减少,环境治理成果已有所成效,但是污染物排放量的基数还相当大,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污染治理仍然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任务。
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党的十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公共物品性等特征,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然而环境污染又具有外部的不经济性,利用不适当又会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因此,本文从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环境问题,追溯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进而采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我国实现五位一体的可持续性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二、环境问题的经济学特性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范围
根据《新华词典》最新修订版解释,环境是指周围的地方和事物或所处的情况和条件,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类。
环境问题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垃圾成灾等这些工业发展所带来的重大环境问题正在危害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负面影响,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目前,理论界所研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指自然环境,如水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境等。
(二)环境问题的经济学特性分析
环境资源在整个经济活动中主要承担资源的提供和废物接受职能,是人类生产、消费活动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学上,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产权界定的不明晰性、公共物品性等特征,同时其污染具有外部的不经济性。
1.环境资源的稀缺性。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命题,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资源。经济学中的稀缺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资源的绝对稀缺和资源的相对稀缺。资源的绝对稀缺是指自然界资源储存的量是一定的,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相对稀缺是指与人类无限的欲望和需求相比,自然资源总是稀少和不足的,相对来说,资源总是有限的。
环境是一种资源,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一方面,海洋、土地、湖泊、森林、草原等环境资源在总量上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相对于人们无限的欲望上环境资源也是不足的。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人们对环境资源的需求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大。从“经济人”假设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考虑,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界中的资源,并把产生的废气废水等污染物排放在环境中,致使环境资源的利用超过其自身的可承载能力,严重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加剧了环境问题的恶化。
2.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性。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物品给出了详细的定义,他认为公共物品不依附于人们的意愿,它的利益可以不可分割地被扩散给全体社会成员。公共物品是一种所有人可以共同享用的物品,一个人对该物品进行消费并不会排斥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根据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公共物品一般具有两个特征:收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
自然界中存在的环境资源的数量是一定的,环境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每个人使用它时不需要支付费用或者说耗用它的价格被看作为零,因此,环境资源不能够利用其价格的变动来调整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在使用过程中往往造成环境资源过度消费。环境公共物品的特性很容易引起严重的 “搭便车”问题。在市场中每个人都希望在被人贡献的基础上自己搭便车,每个人都有可能从被人对公共物品的购买中获益,因而消除了贡献公共物品的积极性,最后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利用环境资源 “搭便车”的结果往往会导致环境资源日益匮乏。
3.环境产权的模糊性。环境产权是行为主体所具备的,对某一环境资源占有、使用、处分以及收益等一系列权利的集合。环境资源是稀缺的、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交易,如果交易就应该明确该资源的产权。但是,环境资源有别于一般资源,通常它为所有人共有,没有一个人能对它单独占有。比如,土地、林场等,其在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可在实际操作中,全体民众难以落实对其的所有权利、义务和责任,导致一些滥砍森林、滥伐树木等不法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如果不清晰界定产权或缺乏产权责任意识,就不会考虑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因此,环境产权的不明确性不能有效地控制行为人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费,还会加剧环境恶化。
4.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环境成本外溢。外部性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由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提出,它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能依靠市场价格来反映,进而导致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最大效率。外部性可以是有利的,即经济性;也可以是不利的,即不经济性。例如,企业在厂区种植树木,美化了周边环境,是外部经济;厂商生产排放废气废水,污染了周边的社区环境,这是外部不经济或者说是产生了负的外部性。外部性的产生,实质上是因为社会边际收益或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收益或私人边际成本之间存在差异。
环境污染问题产生了额外的并不能反映到产品价格中的社会成本,或者说产生了由第三方负担的社会成本,它属于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或负外部性。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信息对称且不存在外部性,即不产生外部成本的情形下,不需要政府干预,仅通过价格和竞争机制,市场能够引导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达到最大化。
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市场机制不存在外部性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企业的生产活动往往会对环境产生负的外部性。以造纸企业为例,如图1所示,MPC表示私人边际成本曲线或者厂商私人供给曲线,MSC表示社会边际成本曲线,D表示需求曲线,MEC表示边际外部成本曲线(此处代表环境成本),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负的外部性导致社会生产过多,同时,社会边际成本大于私人边际成本,即MSC>MPC,其差额表现为造纸企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成本,造纸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据图示中D与MPC的交点来选择最优造纸数量Qa,此时的价格为Pa,而社会的最优产量Qb是由D与MSC的交点决定的,比较而言,造纸企业所生产的造纸量大于社会最优产量,然而价格或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这意味着企业生产带来负的外部性,导致纸量过度生产,超过了社会的有效产量Qb,浪费了资源,而且转嫁了外部成本MEC,给社会带来了损失。也就是说环境的负外部性致使社会资源配置发生扭曲,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社会福利损失。
三、环境成本内部化经济学分析
(一)环境成本的概念
对于环境成本的概念,尽管国内外会计学界到目前为止还尚未统一,但现阶段,被国内外专家人士接受并得到广泛应用的是1998 年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组(ISAR)第15次会议给出的定义:环境成本是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采取的一系列环境措施成本,以及企业为了完成环境目标所要付出的其他成本。这一定义坚持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明确了企业运营活动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成本,进一步体现了企业在发展中要承担相应的环保责任。
(二)环境成本内部化经济学分析
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在其书《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就是将企业生产经营中产生的环境成本纳入到企业的成本管理体系中,更加准确地反映企业产品的总成本。传统的成本计算模式下,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没有包括企业理应负担的与环境有关的成本,仅涵盖了用于产品生产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从而导致企业进行经济决策时为了追求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忽视环境保护,忽视社会效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损失。从理论上讲,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经济的发展如果破坏了环境就应该由破坏者进行补偿。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具体操作步骤是企业在生产时,在生产环节把环境要素考虑进来,使环境要素和消耗的劳动、资源、技术和资本等要素一同作为生产要素,通过市场的作用,把环境成本分摊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去,进而消除市场失灵所导致的生产对环境外部不经济,使市场和价格调整成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现阶段,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环境成本内部化也会越来越成为国家和企业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手段。
如图2所示,横轴表示企业或厂商消耗环境资源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纵轴代表产品的价格,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关系用图2来表示,S 曲线(即私人边际成本线)代表厂商的供给曲线,S1是基于S线产品成本把环境成本内部化后的供给曲线,D是社会对该产品的需求曲线。如果不考虑外部环境成本,自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为P0,对应的均衡产量Q0。将环境成本纳入产品成本后,通过市场机制的价格调节作用,产品的需求量下降到Q1,产品的价格从P0上升到P1,ab部分是产量为Q1时产生的环境成本,其中ac部分是由消费者负担,bc部分由厂商负担。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看出,环境成本内部化,不仅可以减少产品的资源浪费,使生产达到社会最优水平,而且能够减少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产品需求曲线D必将向上移动到需求d,S曲线与S1曲线之间的距离加大,即环境污染随之增加,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和企业一定要更加重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问题。
四、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建议
环境成本内部化解决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成功实现,需要国家和企业共同努力,采取一些合理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消除环境外部性,将环境成本分配到产品成本中去,促使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从政府角度
1.界定环境资产的所有权。环境资源产权不清晰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产权不清晰,每个人在使用环境资产时都不需要支付费用,经济人依据自利性的原则,只要在私人边际收益满足大于私人边际成本的前提下,经济人就会不断地开采、消耗环境资源,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浪费,环境污染现象不断出现。因此,政府应采取措施对于产权能够有效划分的资源,应明确划分其归属,将这部分资源的保护以及产生的危害计入所属企业的成本,并要求准确披露。对于目前还很难界定产权的资源,由政府来采取措施,制定有关环境资产的法律条款,使之具有强制性,做到环境资产所有权的明确化。合理界定环境产权能实现环境资源市场化配置与运用,解决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2.政府征收环境税和排污费。税收是影响市场价格的非常有效的方式,政府依据污染企业的排污情况,按一定的补偿比例来征收环境税,利用税收的调控作用,让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或者使其生产的产品中污染环境所支付的环境税等于污染引起的机会成本,控制污染企业产品数量,进一步来改善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目前建议征收的主要环境税包括空气污染税、排放垃圾税、噪声税和水污染税。
所谓排污费就是企业或者是个体单位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要向政府交纳的费用。征收排污费是为了使排放污染物后的企业产品的边际私人成本尽可能接近边际社会成本。所以,政府征收的排污费的金额取决于污染企业产品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
总之,通过政府对排污企业征收环境税和排污费,矫正市场价格结构,加强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可以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及资源的有效配置。
3.完善我国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政府的约束力量及政府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要使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得以真正落实,需要政府给予多方面的政策支持,不仅要加大处罚力度,还需要制定一系列鼓励措施。
我国目前已经颁布了很多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条款,它们对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2013年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条措施,2014年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严格规定了企事业单位以及生产经营者的环保责任。同年9月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了《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污染企业的排污费征收标准进行了调整,促进企业治污减排。总理在2015年“两会”答记者问时强调,目前我们在治理环境问题时,要严格执行新出台的《环境保护法》,对违法违规排放的企业,坚决依法追究责任。目前,我国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需要政府部门不断加以完善,逐步使环境成本纳入到成本管理当中去。
(二)从企业角度
1.提高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意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使得环境成本进入到企业产品成本中,表面上看加大了企业的成本,但是实质上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有助于企业长远利益的实现。企业应当加强自身的环保意识,利用企业文化和宣传教育,使企业管理人员不断深化进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重要意义。此外,企业还应该积极地对外提供环境信息报告,这样有助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企业在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过程中取得的成果,给公众树立良好环保形象,增强企业的行业竞争力,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长期的竞争优势。
2.企业完善ISO14000 管理体系。ISO14000是国际标准组织推出的关于环境管理的认证标准,主要目的是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环境管理手段,带动企业良好的环境行为。ISO14000克服了控制标准的整齐划一,为各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选择空间,各个国家可以根据ISO14000制定的标准来实行与自身相适应的环境管理体系,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出适宜的办法,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随着我国企业ISO14000管理体系系列规范全面运用,将进一步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实施,促使企业主动降低环境污染的低量排放,更好地进行综合治理,而不是一味地追逐企业利润最大化而忽视污染对公众造成的影响。
五、结束语
通过以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的外部性,而外部性内部化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我们治理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也是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消解其环境资源瓶颈约束的必由之路。
当今社会提倡绿色经济、绿色消费,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治理理念与这一环保主题是一致的。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途径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环境成本加以治理,可以有效地减少企业环境成本,节约环境资源开采和消耗,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和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加深,将环境成本纳入产品成本核算体系已是大势所趋,我国关于环境问题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研究成果也会不断提高。总之,环境问题的治理不仅是环保部门一个部门的事,它既需要政府职能部门恪尽职守,采取强制措施;也需要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将发展建立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之上;更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监督。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不久的将来,“美丽中国”的梦想一定会实现。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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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环境经济学 溯源 研究进展
资源环境经济学是运用古典和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工具,来研究环境与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规划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伴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对象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一个具有历史范畴的经济学概念,人类早期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尚未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时,自然资源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然而随着人口的激增,工业文明的进步,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排泄物超出环境容量时,环境容量也成为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近年来,可持续发展观念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而逐渐步入人们视野,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可持续经济学也因此应运而生。
本文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发展源头出发,沿着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论述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的相关问题。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源流:古典经济理论
古典资源环境经济思想。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的资源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限制性这一问题上。在他们眼中,所谓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古典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可以追塑到17世纪的威廉·配第和18世纪的马尔萨斯。前者经济学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可以认为是资源价值论的最早萌芽。而后者在其着作《人口原理》中,第一次强烈地提出人口同其他生物一样,具有一种迅速繁殖的倾向,这种倾向受到自然环境(主要指土地、粮食等)的限制,第一次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激发的思想渊源。因此,资源环境经济学滥觞于古典经济理论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集中体现古典经济学家思考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成果大致可分为两派,分别是“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和“乐观的李嘉图”模型。
“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又被称为绝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该理论的前提假设认为,整个经济体系依赖于可耕地存量这一核心资源,而可耕地存量是存在一个绝对界限的,一旦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这一上限,人口的持续不断增长将会对可耕地存量形成巨大压力,进而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与“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相对应,“乐观的李嘉图”模型也被称作相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这一理论否认了绝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所认为的可耕地存量的绝对上限,但是认为可耕地存量的边际产出递减,在质量上是逐步降低的。这一学派认为可耕地存量这种相对的稀缺性,一般情况下耕地存量的限制只会对经济的增长造成暂时的影响,不会成为长久的制约。
对于上述两种理论的联系,可以认为,李嘉图理论实质上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约束条件的放松。而且这两种理论都假设科学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其理论前提都认为经济增长会受到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制约。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悲观的马尔萨斯理论认为可耕地只在数量上存在差异,在质量上是没有差别的;而乐观的李嘉图理论则认为可耕地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存在差异的。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奠基: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着手从市场机制的角度对资源环境经济学进行新的探讨。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资源存在着相对稀缺性,因为与人类的需求相比较,物质资源永远都是稀缺的。这些相对稀缺的资源在市场经济中,通过价格机制这一无形的手来进行优化配置。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最优化的动态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资源环境问题是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限制的。因为,虽然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会导致资源的质量品质降低,资源的平均成本也必然会增加。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价格必然会刺激新技术、新发明去生产替代性的产品或是对已有的自然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回收与高效利用。所以,在新古典的语境下是不存在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一观点实质上可以看做是李嘉图模型的进一步放松。在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是比较正统的资源环境经济思想,并为后世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马歇尔的资源环境思想是新古典的代表性理论。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是比较推崇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以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来指导经济发展,并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然而飞速的经济发展也使西方各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并日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能源危机”、“矿产资源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资源环境思想。他们开始怀疑市场机制在配置环境资源方面的作用和能力,并对资源的最优耗竭率、污染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针对人类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使社会福利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之下实现最大化这一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行为和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经济发展理论,选择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一系列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源环境思想的新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一)自然资源价值与定价理论
根据马克思对自然资源无价值的命题,关于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理论界一般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无价值但有价格,自然资源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决定于自然资源对人类的有用性、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第三种观点是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认为自然资源在人类经济社会初期没有价值,但在当代却是有价值的;第四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的价格应该与地租与代际补偿问题联系起来,地租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对自然资源进行定价就是根据价格理论确定自然资源价格。基于对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的认识,目前价格理论主要有两种:的价格理论和市场经济价格理论。
的价格理论的核心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即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商品价格的制定应该以价值为基础,价值量的大小决定了价格的高低。而价值量的大小则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经济价格理论的核心则是效用价值论,该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二者的关系,当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相等时所决定的实际商品价格即为均衡价格。在市场经济价格理论中的主要定价模型有影子价格、边际机会成本、均衡价格模型和效益换算定价模型等。
在对生态与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1991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环境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如何进行生物多样性的定量研究,这次会议促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成为目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此后,众多学者纷纷对生态和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估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二)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理论和污染问题理论
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使用制度,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涉及资源保护和产权诸方面的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的总和。自然资源的产权必然被层层委托给众多具体人去行使,其间必须经过很多中间环节。然而,国家及其各级委托人都有着不同的行为和利益目标。每个环节的人与它的委托人的利益目标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涉及到各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问题,就我国而言,自然资源使用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化改革方面。
污染问题。污染问题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经济活动负外部性问题,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基本上继承了庇古和马歇尔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污染与最优资源利用无关,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污染与排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价格机制也不能有效地激励消除污染的经济行为。另外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污染环境的经济行为进行征税可以有效地遏制污染问题蔓延,而且这样也有助于在价格中便能反映出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经济学家在研究可持续发展时往往把可耗竭自然资源和环境作为两个参数出现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因为可耗竭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环境污染在短时间内的不可逆转性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矛盾。
(三)新环境贸易理论
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人们对规模收益递增、非完全竞争、产品差异等理论的探讨促进了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考虑了跨国公司与企业或资本的国际流动性等特殊因素。博弈论是主要的研究方法,这里涉及不合作政府行为、环境法规约束的后果、公司决策等多阶段多层次的问题,使应用这一方法更复杂。基于这些原因,大量实例用于检验有关最优政策等观点。这方面研究可能扩展到投资的不可逆性和时滞性、完全不同的策略抉择等问题,也有一些实证论文探讨了环境经济的国际性问题。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来自各方的生态环境与舆论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理论来保证人类的延续和社会的发展。作为当今世界以至未来世界的最炙手可热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其发展和完善成为大势所趋。1987年世界发展与环境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满足现有一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将来几代人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探讨。例如,如何看待生态系统与环境功能的经济地位;怎样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更切合经济实际;如何对环境保护的价值做出经济分析等。
为了系统系地分析生态系统及其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生态学家们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持稳定与持续发展能力的条件,尤其是对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可控生态系统如何保持其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各国有志之士也发起声势浩大的公益活动以推广可持续的、绿色的、环保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以提高民众的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而提出,并受到了当代经济学家们的广泛推崇。各国的政府组织和NGO都正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之中。
结论
综上所述,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发展主线。古典经济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限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肯定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对市场经济拥有绝对的信心,这一信心否定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对摆脱这一限制的途径进行探讨、做出各种各样的说明。而且这也使得近现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无法摆脱这一问题。纵观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发展的整个脉络可以得知,西方环境经济理论从最初的“环境资源的稀缺理论”发展到如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发展趋势已经涉及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和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等,都已经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范畴逐渐扩展到了对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系统性考察。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不断发展的本质实质上是人们在其生产生活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变得理性和谐的过程。人们只有深刻把握人类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本质,才能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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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环境科学是一门研究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是由多学科到跨学科的庞大科学体系组成的新兴学科。环境科学本科专业以“厚基础、宽口径、重能力、有特色”的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为目标,集中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良好的科学素质和环境意识、较强的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人才,专业课程通常由通识通修课程,学科专业平台与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及教学实践课程等模块组成,各模块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高校环境科学专业的优势与特色。
一、环境科学专业特点及影响因素
环境科学专业具有以下特点:1.综合性强。对环境问题的系统研究,要运用地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工程学、数学以及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多种科学知识。2.研究领域广。研究内容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技术科学诸多方面,研究的空间尺度从微观粒子到宏观的宇宙环境,时间跨度从皮秒到万年。3.分支学科多。分支学科包括环境地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化学、环境物理、环境医学、环境工程学、环境管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等。4.研究的整体性。环境中的各种变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研究和解决环境问题时,需从起因、机理及控制途径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1]
环境科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1.国家及社会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人口的增加,在环境监测、产业污染控制、循环经济建设、城乡环境建设、环境教育等诸多领域都需要大量的环境专业研究型及实践型人才。2.环境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随着污染控制技术、生态保护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循环经济技术,乃至环境伦理、环境法律、环境管理、环境经济学的快速发展,高等环境科学教育需要适应环境科学专业知识更新的节奏,寻求全新的模式以适应对环境科学本科人才培养的要求。[2]3.相关学科的进步。环境问题和环境科学高度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技术科学或者哲学的进步,都会给环境科学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和变化。4.环境监测设备和空间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环境监测设备的广泛使用推动环境科学从定性描述向量化方面的纵深发展,而以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与全球定位系统为主体的空间信息技术、系统建模技术等也获得长足发展,提高学生对这些技术及方法的应用能力已经成为环境科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5.师资队伍的稳步成长与教学手段的不断改进。高水平、高素质、结构优化、质量优秀的教师队伍是环境科学专业发展的有力保障,而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实现环境科学类专业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3]6.专业实践教学的加强等。专业实践具有直观、综合、与实践结合紧密等特点,在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培养学生探索能力和创新思维的主要途径之一。[4] [5] [6]
二、环境科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学分要求
环境科学专业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从事环境保护及相关工作的专门人才以及继续深造的专业人才。环境科学专业的学制一般为4年,实行学分制管理,要求至少修满150学分方可获得学士学位。根据高等院校理工科本科专业规范的要求,环境科学本科专业教学内容由普通教育(通识教育)内容、专业教育内容和综合教育内容三大部分17个方面构成。
普通教育内容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经济管理,外语,计算机信息技术,体育,实践训练等。专业教育内容包括:环境学,环境自然科学, 环境技术科学,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实践训练等。综合教育内容包括:思想教育,学术与科技活动,文艺活动,体育活动,自选活动等知识体系。
三、典型高校环境科学本科专业课程学分设置之比较
本研究选取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及内蒙古大学四所综合性大学,进行环境科学本科课程学分设置的比较,以此为基础,分析不同高校本科课程设置的特色与优势。四所高校环境科学专业课程统一按照通识通修课程,学科专业平台与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及教学实践课程(毕业论文,综合实习,社会实践等)进行设置,学分分配情况如图1所示。
各高校环境科学专业学分分配
从图1可以看出,四所高校中,吉林大学总学分及通识必修课学分要求最多;内蒙古大学总学分要求次之,通识必修课要求学分较少,但学科平台及专业核心课学分偏多;中山大学与南京大学要求的总学分、通识通修课程、学科平台及专业核心课程、实践教学学分大体相当。
给出各模块学分占总学分的百分比,其中必修课是指通识通修课程和学科平台与专业核心课学分之和。
各模块学分占总学分的百分比
从图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就通识通修课程而言,内蒙古大学通识通修课程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相对较低,吉林大学相对较高,中山大学及南京大学通识通修课程所占比例居中;对于学科平台及专业核心课,内蒙古大学所占比例明显偏高,达到40%,其他三所高校基本持平;对于专业选修课,吉林大学专业选修课学分所占比例较少,内蒙古大学次之,中山大学与南京大学相对较高;实践教学中,吉林大学要求学分比例较高,其他三所高校基本相当;就必修课而言,四所高校学分百分比在61%~68%之间变动。此外,吉林大学增设课外培养计划,而其他高校目前尚未开展此类计划。
综上所述,四所高校必修课修读比例相当,课程设置遵循《环境科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规范》,变动性相对较小。对于选修课,不同高校有不同的设置方式,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分方向设课,其中南京大学按照环境化学、环境生物学及环境规划管理方向设课,吉林大学按照环境基础、环境化学及环境规划与管理方向设课,中山大学与内蒙古大学未分方向设置专业选修课。四所高校中,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内蒙古大学专业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分别为32.48%、30.00%、14.14%、22.86%。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所学校各有特色,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分方向授课,突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专”的特质,而中山大学、内蒙古大学则体现“综合”的特性。其中,中山大学专业基础教育偏重于化学课程的讲授,化学类课程占全部基础课的一半左右;南京大学侧重于培养环境化学、环境生物学及环境规划管理方向的专业人才,课程设置专业性极强;吉林大学集中加强学生专业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实践能力;内蒙古大学则侧重于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加强教学与建设项目的衔接,将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节能评估、工程设计等案例融于教学过程,为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做好准备。
环境科学专业几乎覆盖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环境科学专业布点数最高。因此,以“厚基础、宽口径、重能力,有特色”的人才培养要求为目标,提高综合类大学环境科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意义重大。环境科学专业特点决定其所需基础课内容广,专业课门类多,然而学生在校时间有限,合理的教学计划、有效的课程设置、新课程的补充、实践教学环节的加强都至关重要,对于这些环节的改进与创新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
关键词:低碳经济;经济学理论;经济价值;
1、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的低碳技术及产业已经成为了新的趋势。但是,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当前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很多理论及方法并不是非常完善,基于此,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及其经济学价值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对于这一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代表了一种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的发展模式,提出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气候的变化以及确保能源的安全,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低碳经济来说,其实质在于创建更多的能源清洁机构、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发展更多的低碳产品、低碳技术以及低碳服务,使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出现一个统一的局面。要想做好这一工作,最为关键的是加强技术的创新以及制度的创新。
在低碳经济中,其具有经济性、目标性以及技术性这三个特征。具体来说,经济性主要是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要遵循经济机制及经济原则,不得出现因发展低碳经济而导致人们生活条件下降的情况。目标性则是指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使其不会给人类的生存及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至于技术性则是指我们应通过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总体来说,低碳经济有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管理以及低碳城市这5个要素构成。
3、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低碳经济的提出和发展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以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基础,结合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气候经济、资源环境经济学,在构建低碳经济理论的初步设想中,又涉及到了很多经济学模型和理论。正是有这些理论上的支持,才使得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以下将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进行具体的分析:
3.1低碳经济的理论依据
首先,针对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以及循环经济,它们都属于三高一低往三低一高进行转变的模式,也就是从高消耗、高排放、高投入以及低效率往低消耗、低排放、低投入以及高效率转变,这一点和低碳经济是一致的,而且这四种经济形势都表达了经济活动应遵循生态规律这一理念,虽然研究的角度是有区别的,但本质上来说,低碳经济属于生态经济的范畴,可以说是其他三种经济形势的一种发展,基于此,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以及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有着巨大的联系。
其次,对于气候经济学,它和低碳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气候经济学主要通过对气候的变化进行考察,探寻气候和经济的关系,而低碳经济则是主要探寻温室气体排放和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两者可以说内涵是一致的,仅仅是表述方法的问题,也正因为此,当其低碳经济理论的发展也主要是以气候经济学作为基础。
第三,至于资源环境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物质交换的规律进行探索,进而确保经济活动不仅能够获取最佳的经济效益,还能够获取最佳环境效益。对于低碳经济来说,它和资源环境经济学之间研究内容的交叉比较严重,很多低碳经济理论的发展都存在着借鉴和参考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现象。
3.2低碳经济理论的构建
当前低碳经济的研究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利用传统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等基本方法进行分析,比如边际分析、结构分析、弹性分析、结构分析、总量分析、均衡分析等;其次,通过对相关学科的某些分析方法进行借鉴,将其应用到低碳经济研究之中,比如波及性分析、效益-成本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碳足迹、碳贸易、碳权和碳金融、碳循环等;最后则是使用制度学分析方法,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的全球变暖主要由一些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过度导致的,影响却覆盖了其他的国家,这和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效应的延伸有一定类似,加之气候本身具有全球公用品的属性,因此,借用制度经济学中公共物品的相关研究可以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的灵感。
由于低碳经济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多,针对不同的研究角度所涉及的模型也非常多,本文很难对其进行一一赘述,这里仅以低碳经济研究中政策评估阶段的模型为例对其进行分析。
在政策运行的过程中,政策评估属于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我们进行政策调整的依据,也是确保政策科学化的保证。依据评价目的及着眼点的不同,我们可以把政策评价模式分为效果模式、职业化模式以及经济模式这三类。其中,效果模式又包括附带效果模式、目标达成模式、综合评价模式、无目标评价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以及顾客导向评价模式;经济模式有可以细分为生产率模式以及效率模式这两类;至于职业化模式,主要的着眼点是评估的执行者,较为典型的就是同行评议。
在政策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主要使用综合指数法进行总评分的计算:设指标层中的第i个指标在总目标中的权重值是Wi,评分是si,那么对于政策最后评价的总分S是:
其中,假如S大于0,则说明政策是积极的,具有一定的成效,而且S值越大则表示政策的实施效果越强;假如S小于0,则代表着政策效果为负面的,我们应及时的对政策进行改进。另外,应用这一公式我们可以对政策各项指标进行评价,根据其得分对其效果及内在原因进行分析,这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政策的去向。
4、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4.1提供国际经济合作困境的解决思路
在以往的经济发展中,国际间经济合作的主要经济理论有传统经济理论以及新国际贸易理论。从这些理论来看,国际经济合作对于经济效益是有利的。但是如果从生态效益方面分析则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合作则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国家在将一些技术制造环节转移到欠发达过程时由于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及能源结构较为落后,很可能出现资源过度开发、二氧化碳过度排放等问题。针对这种现象,传统经济理论尚没有有效的途径来避免这种问题。而低碳经济则提出了碳交易、碳贸易等国际经济合作方法,对于解决这一困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4.2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模式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经济模式由于缺乏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使得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出现了问题,甚至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另外,当前的很多国家一味的强调GDP,也加重了这一问题,因此,可以说经济发展亟需一种新的模式。而以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以及循环经济等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具有很广的涉及领域,其研究的内容又主要是如何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本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革新,这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非常有利。
4.3对消费方式的转变起到引导效果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因此,倡导低碳经济可以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使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对低碳经济提供更多的支持。这对于改善当前过度开发的问题有很强的改善效果,基于此,低碳经济对消费方式的转变将起到引导效果。
4.4为解决环境问题拓宽了途径
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仅仅靠道德上的约束是没法实现的。真正的途径应该冲法律约束及利益引导方面出发,而低碳经济中碳交易、碳贸易以及碳关税等办法可以作为我们的具体解决途径。
4.5对相关经济学研究起到了丰富的作用
当前的低碳经济中,很多概念还不是很完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对相关经济性研究起到了很强的指导和启发效果,未来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相信将会给相关经济学研究起到更多的影响。
5、结语
低碳经济的研究对于改善当前的环境现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进队其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的综述,并在大的层次上对其经济学价值进行了探讨,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深入。基于此,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探索,借鉴更多的相关经济学理论,使其更好的应用到低碳经济之中。
参考文献
[1] 曹海霞,张复明. 低碳经济国内外研究进展[J]. 生产力研究. 2010(03)
[2] 渠慎宁,郭朝先.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碳排放峰值预测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12)
论文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环境污染,计量经济分析
一、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而民族地区大多又是西部地区12省中比较落后的地区。民族地区包括新疆、内蒙古、宁夏、西藏、广西5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还有少数民族聚集的青海、云南、贵州3个省区。改革开放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经济虽然较东部地区仍然落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在民族地区却日益凸现。研究如何协调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环境的发展,避免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3)提出来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的关系的经验总结。近年来许多文献应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对各地区的EKC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同时间序列相比,面板数据能够将变量的截面和时序信息综合在一起,利用各变量在时间和截面上的差异所提供的信息,拓展样本的数据点,增加模型的自由度,显著减少缺省变量带来的问题。
国外,CrossmanandKrueger使用跨国PanelData模型对一些国家地区进行了EKC实证检验;国内,包群等利用1996-200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李刚利用面板数据对中国环境Kuznets进行了检验;王彦斌对面板数据对中部六省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这些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1.许多文献在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方程回归时没有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这就容易产生虚假回归并且不能保证方程的稳定性。
2.许多文献在得到方程后,仅仅得出EKC的形状,没有求出曲线的拐点,这对经济和环境关系的研究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拐点两侧的环境和经济政策是不相同的。
3.一些文献直接用二次型的EKC模型进行估计,这必定会带来方程设定错误。
4.对民族地区8省区经济增长和环境协调发展,还没有基于PanelData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改进:
1.利用拓展的Kuznets曲线三次型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且先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以克服虚假回归和方程不稳定的缺陷。
2.分析出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同环境污染的一般关系,并找出各个省区各自独有的EKC和相应的拐点,为民族地区环境政策制定和经济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3.利用的19992008年民族地区最新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会更实用(2009年数据所在的《中国统计年鉴2010》尚未出版)。选取的是西部大开发10周年时间段,也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冲突最为明显的阶段。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选取
EKC的形状不尽相同。CrossmanandKrueger证实了倒U型的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存在;Kaufmann(1998)等人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和SO2排放量之间存在U型关系;根据其他研究资料表明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有倒N型、N型、线型多种形状。
为了保证研究的一般性,本文采取CrossmanandKrueger(1998)拓展的包含上述五种类型可能性的的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根据计量分析最终确定各个省区到底是属于倒U型、U型、直线型、倒N型、N型中的哪一种。模型形式为:
Y=α+β1X+β2X+β3X+u(1)
其中Y为环境污染指标;X为经济指标;u为随机误差项。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判断环境曲线关系:若β1>0,β2则为倒U型曲线关系;若β10,β3=0,则为U型曲线关系;若β10,β3则为倒N型曲线关系;若β1>0,β20,则为N型曲线关系;若β1≠0,β2=0,β3=0,则为线性关系。具体的判断表如表1所示:
表1环境Kuznets曲线形状判断表
β1
β2
β3
倒U型
>0
<0
=0
U型
<0
>0
=0
倒N型
<0
>0
<0
N型
>0
<0
>0
直线型
≠0
前行在贫困、不平等、环境恶化、全球化这些荆棘中,76岁的阿玛蒂亚森无法将思考停下。
阿玛蒂亚・森是印裔,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哲学教授,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称为“经济学良心”。近日,阿玛蒂亚・森带着“装满思考”的行李来到了北京。《凤凰周刊》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的先后协助下,对其进行了专访。
凤凰周刊:现在,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在政府看来,如果不能保证8%的速度,很多事情没法做。您觉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同样值得迫切关注的?
阿玛蒂亚・森:不应把发展视为GDP的增长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应该以自由看待发展。自由首先是人的实质性自由,比如免受贫困、疾病、饥饿的能力、权利、过程和机会。为使人的实质性自由变为现实,还需要五个方面的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
在全力进行普遍性经济扩张时,我们有必要给予社会底层以特别的关注。金融危机中,受到失业威胁、缺乏医疗护理的家庭因遭到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剥夺而遭受打击尤为严重。
现在中国对人民的生活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有了更多的公其设施和社会服务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凤凰周刊:有舆论认为,中国4万亿元刺激经济政策导致了“国进民退”。您是否把经济不公的评测作为经济和政策评估的主要指标?
阿玛蒂亚・森:经济萧条时候,在非常局部的意义上,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能够是我们的救星。尽管凯恩斯非常关注如何增加总收入的问题,但是他对财富和社会福利分配不公问题的分析,却相对较少,对社会服务相对忽视。
现在我们要关注一下与凯恩斯同时代的对手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看法,他在当前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正是他率先把对经济不公的评测作为经济和政策评估的主要指标。
凤凰周刊:这些年中国在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攻坚的同时,相对贫困问题也凸显出来,这其中与不平等有多大干系?
阿玛蒂亚・森:贫困与不平等联系密切。贫困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剥夺的性质。因为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收入增长非常快,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其他领域进步得相对缓慢。在对市场经济的信任引导下,中国取消了全民医疗保健制度,健康保险不得不由个人购买。由于这一转变,中国在人均寿命等方面增速放缓。即便在中国的总体收入急速增长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当中国经济急剧减速的时候(正如现在的情况),它便注定要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近些年里,世界基尼系数上升,中国收入增长的城乡差别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中国收入持续增长的巨大成就似乎是通过加大不平等来实现的。
而要消除贫困,促进平等,就必须从拓展能力的角度来推进自由。事实上,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甚至更有必要关注那些贫困人口的发展权利的剥夺问题,而不仅仅关注收入贫困问题本身。现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公共讨论中只关注消除贫困,而不关注不平等问题的趋势。
凤凰周刊:金融危机发生后,部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批判。如何看待这种“反思”?
阿玛蒂亚・森:金融危机后,很多人开始寻找一种被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但我们当下需要的不是一种“新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对旧有观念的新理解,比如亚当斯密的观念,他的观念中有很多一直被我们可悲地忽视了。
斯密的《国富论》阐释了自由交易是如何通过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充分利用规模化,从而极为有效地促进经济繁荣。但事实上,市场运行的早期提倡者们并没有把纯市场机制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完美的运行体制,他们并不认为利润驱动就是所需的一切。斯密的经济学分析根本不是把一切交给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他不仅支持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比如教育和贫困救济,而且还深深地关注可能存在的赤贫和不公正现象。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需要来自其他机构以及纯粹利润追求之外的价值的支持。
可惜的是,现在人们对斯密的印象似乎只有“看不见的手”。随着充斥着衍生物的二级市场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与交易相联系的道德和法律的义务及责任在近些年来已经变得难以辨认。所以,面对危机,我们需要找回斯密、庇古,而不应是凯恩斯。
凤凰周刊:这几年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被网民抨击为“替资本说话”。这是主流经济学还是经济学家的错?
阿玛蒂亚・森:主流经济学在实证分析中想到的是交换主体的逐利动机和行为,受限于一种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假设,而与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已无实质性关系。
经济学应该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在历史上,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重要。
如果经济学关注的是真实的人而非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或抽象化了的人,则经济学研究不仅与人类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类对财富追求之外的目标相关。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这种天然关联规定了其不可逃避的责任,就是在财富创造目标之外,经济学应致力于评价与增进自由、公正及人文关怀之类的更基本的目标。
凤凰周刊:目前印度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和思考?
阿玛蒂亚・森:现在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模式、印度模式、韩国模式。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恰当的方式。我从不相信什么固定模式。
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印两国,这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谁将会超越谁。
印度需要更多地向中国的经济增长、扶贫成就学习,而中国也应向印度学习关于公共交流和民主的经验。
这次来北京探讨的一个话题是贫困和儿童营养。现在印度在全国实施了一个公共项目:提供熟制的中间餐给入学学生。发放午餐包可以增加学生来学校的吸引力,更加集中注意力学习,而学生在学校里一起吃午餐,使他们在社会价值方面可以更好地趋同,创造均等化的社会。印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我认为中国可以借鉴印度在这方面的做法。
凤凰周刊:每当有全球性经济首脑峰会举行时,场总有反全球化的示威。如何看待这种“背反”?
阿玛蒂亚・森:很多人确实想把已经铺开的“全球化”地毯再卷回来。人们抱怨的主要原因不是全球化和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其他的方面,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分配的问题。我们的确得问一下,全球贸易带来的益处是不是遍及所有的人类,对于这些利益的分配是公平的吗?如果不看到公平和正义,就没有办法全面理解环境问题。反全球化的论点是重要的,但这是在支持促进不断扩大基础教育、医疗健康和以及增加小额贷款的可获得性意义上才重要。
对于反全球化者“减少世界贸易”的主张,这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说同样的人口不是生活在城市当中,而是在乡村铺开,对交通的需求肯定是更高而不是更少,总的污染程度不见得就会变得更低。
凤凰周刊:欧美通过科学话语和法律机制的建构,成功地将“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替换为全球环境话题,进而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道德”威慑来为其新能源集团服务。如何看待这种全球化下的“强权”?
阿玛蒂亚・森:这里面存在的争论还是一个公平和正义的问题。要强调一点的是,在任何领域双方都可从合作当中受益,不论是贸易,还是环境等。比不进行合作来讲,总是有很多可替代选择的方案,能够让各方受益。环境问题最终需要转向全球性的环境协议,但是不同的合同却使得我们的义务有不同的分割。如果将一些配额机械地强加在某一些国家上面,而没有去考虑这个国家的发展进程、需要去扶贫的努力以及是否有能力和财力去使用环境友好型的技术,那么,强加这种配额是愚蠢的,也是不公平的。
[关键词] 绿色经济 政府采购 制度
一、绿色经济与产业生态化
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运动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犹如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成为对其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最重要的力量。绿色经济就是在这一运动的冲击和涤荡下,在经济学领域中形成新的研究课题,并形成对传统经济思想和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在传统的经济学那里,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对个人的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经济学也被定义为:“研究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以便使用稀缺的或有限的资源(劳动、设备、技术知识)来生产各种商品(如小麦、大衣、音乐和导弹),并分配这些物品以供消费”的“关于选择的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提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而传统经济学中,劳动对自然的调整和控制很少考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长远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现实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绿色化即经济生态化。产业是绿色经济的支柱,产业生态化是实现绿色经济的基本途径。通过推动产业生态化,发展绿色产业,运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实施产业发展的革命性变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绿色产业的发展始于农业,传统农业的发展强调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结果是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却使农业资源退化。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产业生态化,必须确立绿色发展战略,完善相关的制度,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快速转化。
二、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绿色经济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是一种融合了人类现代文明,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市场化和生态化有机结合的经济,也是一种充分体现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经济。它是一种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有机结合的良性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因此,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人们选择了经济发展,但这造就了后工业化时期环境资源的困窘。传统经济的发展只将资本、技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而在绿色经济中环境也成为基本的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绿色经济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标,将环保技术、清洁生产工艺等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通过有益于环境或与环境无对抗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绿色经济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经济。
如何实现环境由公共产品向私产品的转换,使环境具有交换价值,成为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与市场是最基本的手段,然而,政府与市场机制的适度作用是制度选择的关键。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公共财产特点,市场手段所能适应的范围和规模将比政府干预更受限制。政府干预虽然在处理环境问题和环境物品产出方面,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这不意味着它就是比市场力量更有效率的替代方法。所以说,政府与市场在解决环境问题中都没有绝对的优势可言。应该承认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中有着不可质疑的主导作用。不过,这种主导作用不是去取代市场的可能作用,而是为创造或培养市场创造条件。绿色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刚刚起步,环境的公共产品性往往使企业具有更多的搭便车心理,单纯的用“看不见的手”会阻碍绿色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在新经济发展的初期,应当更多地发挥政府机制的作用。
三、 政府绿色采购是绿色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完整体系,在绿色经济体系下的绿色生产、绿色流通和绿色消费是联系十分紧密的有机系统。绿色消费是绿色生产的目的和依据,也是绿色经济再生产的起点。可以说绿色经济都是围绕着绿色消费来进行的。政府绿色采购是绿色消费的一部分,政府绿色采购是指在政府采购体系中引入环境标准、评估办法和实施程序,在政府采购中着意选择那些符合国家绿色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生产和消费。在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采购的国内市场往往受到较大的保护,各国非常重视政府采购对本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民族产业的调控作用。在生产上,通过政府采购可以引导企业调整生产结构,提高技术含量,强化环境意识,进行绿色生产;在消费上,可以引导绿色消费意识,形成合理的消费模式,减少对环境的压力,从而给政府采购市场一个强烈的信号:只有绿色的才是受欢迎的,才是有生命力的。
从国际上讲,政府采购在全球各国都属于该国最大的采购团体,其资金规模通常占GDP的10%到15%,2005年世界经济总额为44.4万亿美元,如果占经济的10%,政府采购就是一个4.4万亿美元的市场,如果占15%就是6.4万亿美元,而6.4万亿美元则相当于全球贸易的53%。2008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将接近3万亿元人民币,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我国每年用于粮食的收购资金达到几千亿元,巨大的资金支持使我国的农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推行绿色采购制度后,市场主体要想在庞大的政府采购当中获得丰厚利润,就须增加在节能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淘汰原有的部分落后技术。这不但有利于原有技术升级与更新换代,而且能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发挥引导作用,使节能降耗、保护生态愈来愈成为大多数企业与公民的自觉追求。因此,政府采购是否属于绿色消费格外受到关注。政府采购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经济活动,因此,推进政府采购绿色化成为绿色经济发展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
四、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采购绿色理念的缺失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对政府采购功能的定位单一。政府采购的历史表明,政府采购不仅仅是满足政府自身需求的一种单纯购买行为,它还承担着拉动经济、调整产业结构、贯穿相应的产业政策等职能,是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政府采购法》一直以节约资金和控制腐败为主要目的,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功能被长期忽视,尤其是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只是概括性地提到保护环境,在具体制度中没有明确的规定。随着加入GPA (The Agreement onGovernmentProcurement)的临近,应当加强政府采购对绿色产业的扶持和拉动,把绿色理念贯穿在政府采购制度中。
2.政府采购制度规范的强制性欠缺
法律制度规范的性质有强制性、授权性等的区别,如果制度是授权性规范,那对于政府采购机关来说,采购的商品和服务就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执行或不执行绿色标准都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因此,既容易引起权利寻租,又使政府的采购监督得不到落实,更起不到对绿色经济的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采购实行强制性规范实属必然,不但如此,还需要明确违反这种强制性规范的法律后果和应承担的责任,没有一定的责任承担,行为就没有拘束力,绿色采购难以得到落实。
3.绿色产品的认证制度不规范
绿色采购以绿色产品的存在为前提,而绿色产品的认证规范不健全,影响了绿色采购的发展。中国环境标志(十环)标识是绿色产品的权威凭证,但我国目前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比例偏低,在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占43.7%,采用ISO标准的仅占38%,尤其是在农产品上标准大多低于国际标准。另外认证不规范,绿色产品、有机产品、生态产品认证手续混乱,认证标准不统一,经济、简洁、易掌握、易普及的检测手段尚未形成。而在国外则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制度,很多国家开展了环境认证:如德国的蓝天使标志、北欧的白天鹅标志、日本的生态标志、欧共体的环境标志等。环境标志是一种证明性商标,用于证明产品在设计、生产、包装、使用和废弃过程符合环保标志。因此,明确绿色产品的标准和认证成为推动绿色采购的关键问题。
五、完善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度
1.确立绿色采购的基本理念,绿色制度供给应当具有公平性、效率性、可操作性
绿色采购既是保护环境的一种措施,也是一种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理念。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世界各国为解决人、资源与环境问题而提出的新的发展观。在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时,应当把保护环境的绿色采购理念作为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加以明确,并与其他的政府采购功能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强化人们的绿色采购意识。法律的理念、原则需要具体制度实施,因此,应制订具体的绿色采购制度,包括绿色产品服务的认定标准、认定机构、产品服务清单等。由于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在我国刚刚开始,除了体现制度的强制性外,还要体现公平性、效率性、可操作性,使采购制度具有针对性、实用性,采购人员可以根据标准能简洁地判断所选择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属于绿色化标准。
2.公开的绿色信息披露制度
按着国际通行的做法,政府采购应当具有相当的透明度。信息透明主要是通过绿色采购清单制度实现的。绿色采购清单是政府有关部门认证的环境友好与节能产品为依据所编制的政府采购产品的清单。绿色采购清单制度是国际上通行的制度,如美国、日本都公布了自己的绿色产品,包括强制性和指导性清单。政府绿色采购涉及的重要问题就是必需全面掌握绿色产品服务的供应情况,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公布了国家认定的绿色采购清单(据统计,国家环保总局批准颁布了70多项环境标志标准;已有1300多家企业、21000多种产品获得中国环境标志认证,涉及汽车、建材、纺织品、电子产品、日化产品等行业),但绿色技术及新产品的不断推出需要政府建立权威的资料信息系统,动态地调整绿色产品与服务的标准范围,满足企业对产品服务绿色化升级的市场需求,同时也帮助采购者及时有效地进行选择,为经营者与政府采购部门提供便捷的交易平台。因此,必须建立涵盖政府采购信息、采购程序、招投标结果、监督结果、质疑投诉结果在内的政府采购信息披露制度。
3.完善对政府绿色采购监督制度
政府采购是运用公共资源和资金满足一部分人的要求,具有成本外部化,效益内部化的特点。为了保证政府机关在采购过程中确实考虑了环境保护的需要,必须建立明确的执法监督机制,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的政府采购法虽然也涉及了投诉质疑程序,但对于监管的具体机构不明,职责不清,救济不力。这就大大降低了绿色采购制度的效力。因此,应当从体制、手段、范围、力度等方面加强建设,例如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明确其职权和其监督的范围,明确其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等。如美国就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集中负责对政府采购的监督。完善的政府采购监督机制是保证政府采购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另外,在监督机制的设计上也应当强化社会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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