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实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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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气候变化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猕猴桃；品质；贮藏性；大果灵；健果素；二氧化氯

中图分类号：S66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910(2007)05-0013-03

猕猴桃在常温(25℃左右)下通常10天左右便会软化，迅速衰败变质，丧失食用价值。在低温(0℃左右)或气调冷藏条件下，虽可贮藏4～6个月［1］，但失水、软化和腐烂现象也常有发生。有些产区大量使用高浓度“大果灵”，不仅导致果实畸形、风味品质变劣，还严重降低了果实的耐藏性。

二氧化氯是近年来受到普遍重视的一种杀菌剂，具有无毒、高效、广谱、无残留等特点，在工业杀菌、食品消毒等方面已广泛应用［2］。“楚源”牌猕猴桃健果素是长沙楚源果业有限公司最近研制的一种能促进果实增大的新型猕猴桃保健剂。笔者用低浓度大果灵、健果素和二氧化氯处理猕猴桃果实，探讨其对果实品质和耐藏性的影响。

1材料与方法

供试品种为翠玉猕猴桃，采自长沙楚源果业有限公司示范基地。供试药剂有0.1％氯吡脲(商品名大果灵，成都施特优化工有限公司研制，简称大果灵)、“楚源”牌健果素(长沙楚源果业有限公司研制，简称健果素)，稳定性二氧化氯溶液(商品名绿迪，深圳萃杰环保有限公司生产，简称绿迪)和固态缓释二氧化氯(商品名新消毒王片，长沙市蓝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制，简称消毒王片)。

试验设5个处理：①幼果期用5mg/L大果灵处理果实；②幼果期用健果素处理果实；③冷藏前果实用80mg/L溶液浸泡1分钟；④冷藏时果实与消毒王片一起密封存放；⑤未经上述处理的果实（对照）。每处理300个果实，等分为两份，分别装入猕猴桃专用保鲜袋(国家农产品保鲜中心生产)密封，其中，150个果用于腐烂情况调查，另150个用于测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硬度，并对其外观、内质等商品要素进行感官评定。2005年9月29日处理后随即放入试验冷库，库温0～2℃。从入库开始，每2周检测1次。用手持折光仪测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用YQ-GT-2果实硬度计测果实硬度(探头直径为0.635cm)，每次测量10个果实。

2结果与分析

2.1贮藏期间猕猴桃果实的硬度变化

贮藏的前4周，各处理果实的硬度变化不明显，4周后硬度则一直呈下降趋势。其中，经5mg/L大果灵、健果素和80mg/L绿迪液处理的果实硬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和对照一样迅速下降或略高于对照。果实与消毒王片混装处理的果实硬度下降最缓慢，说明其对延缓果实软化具有较好作用(图1)。

2.2贮藏期间猕猴桃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变化

贮藏期间各处理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均呈缓慢上升趋势。5mg/L大果灵和健果素处理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非常接近，表明对贮藏期间猕猴桃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增加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软熟食用时，健果素处理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于对照。贮藏6周后，80mg/L绿迪液处理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低于对照。在贮藏期间，加有消毒王片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缓慢上升，说明其可在贮藏期内延缓果实软化，抑制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增加(图2)。

2.3贮藏期间猕猴桃果实的腐烂情况

各处理在贮藏10周内几乎无腐烂果(图3)。贮藏10周后，除加消毒王片的处理外，其余处理和对照都开始腐烂。贮至第12周，烂果率最高的是用健果素处理，其次为对照、大果灵和绿迪处理，以加消毒王片最低（图3），贮至第14周，除大果灵的烂果率增加较慢外，其余处理均增加较快。贮藏24周后，各处理腐烂率接近100％。

3小结与讨论

试验表明，使用5mg/L的大果灵对提高翠玉猕猴桃果实品质和耐藏性有一定的作用，果实腐烂率也明显低于对照。有必要就幼果期低浓度大果灵处理对猕猴桃生长和花芽分化等方面的综合影响进行研究，探讨猕猴桃幼果期使用低浓度大果灵的增产、提质和提高果实耐贮性能的综合效应，为其应用提供依据。某些产区为追求产量，滥用高浓度大果灵，造成猕猴桃果实畸形、品质低劣、树体早衰等严重后果的做法，应当加以纠正。

用“楚源”牌猕猴桃健果素处理的果实，其贮藏期间的硬度变化和腐烂情况与对照近似；但在软熟食用时，其风味品质优于对照。

二氧化氯在香蕉长途运输、青椒贮藏等方面有很好的防腐效果［3］。龚宇同等用来处理大久保桃后贮藏发现［4］，二氧化氯具有调节桃果实的呼吸强度、保持果肉硬度、延缓果实成熟衰老等作用。本试验结果也表明，贮藏18周内，二氧化氯（绿迪）处理对猕猴桃具有较好杀菌、抑菌作用，特别是固态缓释二氧化氯（消毒王片）处理对延缓猕猴桃果实软化、抑制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上升速度以及抑制病菌危害具有明显的作用。其作用机理有待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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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气候变化的实质范文

的集成创新体系是我国实现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途径。本文解析了“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的集成创新”的内涵，即不同适应主体和部门对各种适应技术进行选择、优化、配置，相互之间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优势互补的、匹配的有机体系，从而使适应技术体系的整体功能发生质变的一种自主创新过程。

集成创新可以使适应气候变化不同主体或部门的资源、技术、能力等实现重新组合并且优化，进而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效果。

提出了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集成创新机制，包括：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整合集成机制、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科技创新机制、适应气候变化主体的组织机制、适应气候变化部门的协同合作机制，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机制。

整合是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实现集成的重要手段，科技创新是适应技术创新研发的主体力量，

组织机制是实现集成创新的体制基础，协同是实现适应技术集成创新的关键保障，资金机制

是集成创新的物质基础。最后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技术体系需要充分发挥集成创新的力量，从不同层面的适应主体的组织机制开始，充分整合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发挥不同适应部门的协同机制，建立完善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科技创新机制，同时合理利用资金机制，从而建立完善的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集成创新机制。

关键词 集成创新；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机制

中图分类号 X321.0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01-05 doi：12.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1

无论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人类活动导致，以变暖为主要标志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最突出的风险问题之一[1]。1992年签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中，将适应和减缓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重要方面[2]，但在《公约》通过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以《京都议定书》为标志，减缓一直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努力方向。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即便现在开始采取最有效的减缓措施，气候变化的趋势仍将持续较长时间[3-7]。因此，适应气候变化已经变得十分重要和紧迫[8-10]。我国一直高度重视适应气候变化工作[11-12]。最大限度地利用气候变化的有利影响，规避不利影响，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艰巨任务[13]。目前国内在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研发方面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投入，形成了一批适应气候变化技术[4，13]。然而，不同技术的应用领域、影响范围和成熟度均有不同，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对国内外各适应技术进行集成，为我国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提供集成的解决方案。为此，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集成创新机制，从而更好地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决策支持。

1 集成创新的概念及其内涵

集成创新是现代社会各行业发展进步的主要技术途径之一[14]。然而，究竟什么是集成创新？学者就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14-15]。大多认为，“集成”是指系统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依据要素间的内在联系而形成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有机体的过程，这种集成系统的功能要远远大于单个要素的功能。因此，集成是系统内要素优化组合的动态过程，也是系统内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集成创新是创新行为主体的选择、优化、配置，相互之间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优势互补的、匹配的有机体，从而使有机体的整体功能发生质变的一种自主创新过程。集成创新使各种单项和分散的相关技术成果得到集成，其创新性以及由此确立的竞争优势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意义远远超过单项技术的突破。

对于适应气候变化来说，“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的集成创新”是指不同适应主体和部门对各种适应技术进行选择、优化、配置，相互之间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优势互补的、匹配的有机体系，从而使适应技术体系的整体功能发生质变的一种自主创新过程。

2 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的集成创新机制

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集成创新需要从技术整合、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协调机制以及资金机制等5个方面来实现。

2.1 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整合集成机制

整合是适应技术实现集成创新的重要手段。不同适应主体或决策部门需要整合不同区域与领域的资源与能力，才能形成整合的创新能力，实现集成创新。不同领域或区域以自身的能力与资源为基础，寻找具有互补资源和能力的领域与区域，如农业领域与水资源领域的适应技术整合，并且需要将他们的资源和能力整合到自身的能力体系中，从而形成集成的资源和能力，为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整体的集成发展奠定基础。

当前阶段，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整合集成亟需开展的关键工作包括：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构建与技术清单编制；优选现有比较成熟的适应技术，吸收最新适应技术研发成果，评估其综合效益与适用范围，构建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理论与技术体系框架，分析主要领域和区域的近期（2020年前）关键适应技术需求。讨论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潜力与技术限制因素，国家未来10-50年适应技术发展途径，适应的技术研发与工程建设投资需求分析；分析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整体能力建设需求和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阶段性目标，进行国家适应战略规划；针对适应气候变化的生态补偿、资金机制、技术研发等提出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建议。调研气候变化对建筑业、交通运输、旅游、商贸等产业部门和电、水、气、热及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影响，提出相关产业调整结构与布局，捕捉商机和基础设施调整工程建设与运行维护标准的建议，研发关键适应技术并进行技术集成。

2.2 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科技创新机制

科技创新是适应气候变化技术集成创新的关键力量，也是中国制订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决策和实行适应行动的重要保障措施。不同领域与区域的适应气候变化技术需要通过科技创新获得。关于适应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还有待通过科技创新机制来实现。

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一些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措施也已经开始实施。然而，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技术和措施的研究和实施较少，缺乏可供借鉴的成功适应范例和系统有效的技术体系。需要进一步研发、集成不同领域和区域的适应关键技术，系统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体系。同时，目前的适应措施与气候变化影响及未来风险的联系不太紧密，与部门的发展战略相结合的示范研究较少。因此，适应技术与示范的研究必须对不同领域或区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有定量的认识。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在不同领域和区域上有重大的差异，需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措施，进行试验和技术示范研究。只有掌握足够的科学证据，系统地评估气候变化对我国主要脆弱领域的综合影响和风险，将适应措施的效果纳入到影响和风险评估中，客观分析不同领域、不同地方的适应能力，才能科学地选择或研发相应的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气候外交政策，保障我国利益不受到损害，既能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积极的贡献，又能保证国内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因此，迫切需要将适应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领域，选择主要领域（如农业、林业、渔业、水资源、人体健康、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重大工程、防灾减灾等）和典型区域（如青藏高原、北方水资源脆弱区、农牧交错带、脆弱性海岸带及生态系统脆弱带等）进行适应气候变化的示范实验，提出可操作性的适应对策和措施，进行适应措施的成本效益分析。确定气候变化影响的重点区域、脆弱人群与适应优先事项，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结合，重点加强适应气候变化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与规划的结合；加强极端气候事件的防御及防灾减灾技术开发；促进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制定和立法工作。

2.3 适应气候变化主体的组织机制

适应气候变化的主体有很多层次。目前情况下，政府部门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首要主体。其次，不同领域的企业和生产者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主体。再次，普通人群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组成部分。另外，还包括科研机构。科学的适应气候变化集成创新机制需要建立起科学的适应气候变化主体的组织机制。这种组织机制需要紧密结合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和生产部门以及广大的普通人群。科学地适应气候变化组织机制关键工作包括：①加强组织领导与统筹协调。政府部门要切实加强总体指导和宏观管理能力，对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进行统筹协调，健全责任体系，大力促进各地方、各部门、各科研院校在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大力协同，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推进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开展和实施。②加强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加强人才培养开发，促进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学科梯队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和后备人选以及相应的骨干研究队伍。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点部署研究一批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重大问题。推动适应气候变化科技资源共享，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奠定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科技基础。③加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在气候变化影响显著地区建立适应气候变化试点示范基地，进行脆弱性分析和风险评估，开展相关适应活动，为我国今后全方位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供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举办适应研讨会和培训班，提升地方政府相关机构和人员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基本知识、研究水平和管理能力。通过网站、新闻报道及座谈会等形式大力宣传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知识，增强公众意识和公众参与度。大力开展方法论研究，为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2.4 适应气候变化的部门协同合作机制

协同是国家、政府或部门实现适应技术集成创新的关键。协同就是要实现“1+1>2”。即多个部门合作创新产生的效益大于部门独立进行创新产生的效益之和。核心部门与合作部门的协同包括三大方面：目标协同性、利益协同性、功能协同性，称之为“OBF协同”。这三个方面的协同将形成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分摊机制、信任机制。如图1所示。

为了实现“OBF协同”，需要构建三维协同体系：政策与法规、协同平台、协调机制。如图2所示。

政策与法规，是协同的制度保证。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进行集成创新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政策与法规形成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适应技术集成创新中的规范包括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度与合同。技术集成创新的合作伙伴在创新项目中表现出资本属性或准资本属性，有必要采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协调机制，是协同的过程保证。协调是通过管理机制、沟通、信息的互动实现的。在技术进行集成创新的过程中，由于集成的人力资源或组织资源（如供应商联盟、技术中心等）等存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以及文化背景冲突等，对于技术资源、社会资源、信息资源等资源的集成同样存在能否衔接和匹配的问题。因此，协调机制是技术集成创新实现协同的重要内容。

协同平台，是协同的物质基础。它包括研发平台、网络支持、基地建设。研发平台是指研发中心与高等学校（包括以其为依托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国家产品认证中心、国家质量检测中心、专业设计咨询公司以及包括具有研发能力的供应商等所组建的技术综合型平台。网络支持是包括科研院所、合作企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供应商、中间商、顾客等所组成的无形网络的支撑作用。基地包括与集成创新相关的人才基地、技术研发基地与测试试验基地。

2.5 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机制

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其资金机制包括公共资金和市场资金两个方面。需要在国家财政投入之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单位投资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同时充分利用国际适应性资金，全面提高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机制具体包括：①持续增加国家财政的气候变化适应资金的投入。各级政府应将适应气候变化逐步纳入到各行各业的发展规划，增加采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预算和投入，切实保证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实施。各级政府应积极运用财政手段，如设立专项税收、建立适应基金或者环境基金等，加大对气候预报、生态保护、海岸带管理、水资源安全等方面适应能力建设的投入。②引导金融部门和企业对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支持。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会损害信贷金融的信用，增加保险赔付，加大风险管理难度。应为商业金融部门提供支持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鼓励机制，使金融部门和企业更好地参与国家和地区的适应行动。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风险金融的适应性支持，引导信贷金融重视适应性投入，使用公共债券及其衍生工具为适应性投资或者灾害救济融通低成本的资金，就特定敏感地区或者特定气候事件发行政府巨灾债券，国家对气候变化敏感和脆弱地区、领域和产业在财政投入和税收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通过财税杠杆激励企业和民间资本投资气候变化适应行动。③积极吸引国际适应性资金投入我国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充分利用UNFCCC体系内可以利用的气候变化适应资金，积极开拓国际合作，吸引更多的双边或者多边资金投资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目前，与适应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国际资金渠道主要包括：《公约》创立的委托全球环境基金（GEF）运作管理的信托基金（SPA），《公约》下最不发达国家基金（LDCF）和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京都议定书》下设立的适应基金，来自于其它多边的环境协定（MEAs）基金，来自于各国政府、国家和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双边和多边基金。

3 结 语

“集成创新”是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与行动的必由之路。在不同层面建立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集成创新机制，构建不同部门或区域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集成创新体系是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发展的重要途径。集成创新可以使适应气候变化不同主体的资源、技术、能力等得到充分优化、选择、配置，从而相互之间形成最合理的结构形式，发展成为一个由适宜要素组成的、优势互补的、匹配的有机体，可使各种单项和分散的相关技术成果得到集成。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技术体系需要充分发挥集成创新的力量，从不同层面的适应主体的组织机制开始，充分整合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发挥不同适应部门的协同机制，建立完善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科技创新机制，同时合理利用资金机制，从而建立完善的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集成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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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System for Adaptation toClimate Change

PAN Tao1 LIU Yujie1 ZHANG Jiutian2 WANG Wentao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for China’s Agenda 21，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aking adaptation measur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ddress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the adaptation technology system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to carry out climate change addressing actions.

Realizing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effectively needs to establish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mechanism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construct integrated innovation system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region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of 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system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which is a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rocess. In this process， a variety of technologie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will be selected， optimized， and configured by different subjects and departments to form an organic system. This system is composed of appropriate elements，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matching each other. So the overall function of th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echnology system will have a qualitative change.

Integrated innovation can realize the recombining and optimizing the resources， technologies and ability of different subjects or departments， and enhance the effect of adapting climate change.

We proposed the integrated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system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cluding： integration mechanisms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mechanism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technology and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the main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s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sector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financial mechanism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Integrating is the important method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echnologi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main force of techn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mechanism is the system basis of integrate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is

the key guarantee of integration and funding mechanism the necessary material base of

integrated innovation.

第3篇：气候变化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 食管癌；手术前后；自然杀伤细胞；肿瘤坏死因子；前列腺素E2

DOI：10.14163/ki.11-5547/r.2016.09.028

近年来， 危险因素的增多， 明显增加了食管癌的发生比例，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 NK细胞具有重要的免疫监视功能[1]。相关报道显示， 部分恶性肿瘤患者血浆中含有的TNF水平与治疗预后密切相关[2]。许多肿瘤细胞可促进PGE2产生， PGE2对肿瘤转移和播散有促进作用， 但PGE2、TNF、NK细胞与食管癌的相关性报道尚少。本次研究就食管癌患者采取手术治疗前后上述指标的变化展开分析， 旨在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年5月～2015年5月本院收治的100例食管癌患者， 男62例， 女38例， 年龄63～80岁， 平均年龄（69.3±3.8）岁， 均经胃镜病检确诊。TNM分期：Ⅱ期62例， Ⅲ期20例， Ⅳ期18例。合并冠心病8例， 高血压30例， 糖尿病11例。术前对心肺功能检查均呈良好显示。依据病情分为根治组60例， 姑息组30例， 探查组10例。另取50例健康体检者设为对照组， 其中男32例， 女18例， 年龄62～79岁， 平均年龄（68.2±3.9）岁。各组间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第一抗体为抗-CD16， 周血NK细胞数量（%）应用碱性磷酸酶-抗碱性磷酸酶（APAAP）桥联酶标法进行检测， 靶细胞为L929细胞， 血浆TNF水平采用生物活性法测定， 以3H为标记物， 血浆PGE2水平采用放免法测定。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 检验。P

2 结果

2. 1 食管癌TNM分期指标比较 Ⅲ期、Ⅳ期NK细胞明显低于Ⅱ期， TNF、PGE2明显高于Ⅱ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 2 手术前后指标比较 根治组手术前后TNF、NK、PGE2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但姑息组术后PGE2明显下降。见表2。

2. 3 各指标远期疗效比较 100例食管癌患者中复发转移8例（复发组）， 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NK细胞所具有的免疫监测功能目前已引起广泛重视， 多项研究指出， 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含有的NK细胞活性降低， 数量减少[3]。本次选取的食管癌患者外周血NK细胞数也呈显著下降表现， 且与TNM分期关联密切。分析NK细胞数减少原因， 有如下方面：体内抑制因素对NK细胞的分化及成熟造成阻碍；NK细胞在循环血内再分布；杀伤癌细胞过程中大量NK细胞消耗；机体营养不良状况较为严重， 无法提供足够的能量供NK细胞存活。本次研究中未切除患者及姑息组患者NK细胞在手术前后变化不明显， 而根治术后呈升高显示， 转移、复发病例NK细胞较无转移、无复发、正常患者低。TNF多由被激活的单核巨噬细胞产生， 肿瘤细胞、脂多糖等均为促TNF合成的激活剂。恶性肿瘤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TNF产生能力明显增强， 促使血浆TNF升高[4]。本次研究中， 病期越晚， 所检测出的TNF水平越高， 切除肿瘤后， 患者TNF降低， 复发后， 又呈增高表现。且血浆PGE2水平在肿瘤切除后， 降至正常水平， 但复发时， 又呈增高显示， 本次研究中， 复发的患者血浆PGE2明显高于未复发及正常者。PGE2、TNF、NK细胞间相互调节， PGE2可对NK细胞功能抑制， 小剂量PGE2对巨噬细胞对TNF的产生有刺激作用， 但大剂量PGE2可对TNF的产生抑制， 而TNF可刺激成纤维细胞及血管平滑肌细胞产生PGE2， NK细胞在脂多糖刺激下， 可促TNF产生。

综上所述， 对食管癌患者手术治疗前后PGE2、TNF、NK细胞变化进行检测， 可用于评估疗效及预后， 对及时将转移、复发病例检出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国建飞， 杨立伟. 食管癌TDLN细胞对食管癌裸鼠移植瘤的体内抑瘤作用. 山东医药， 2011， 51（7）：1-3.

[2] 朱鸿武， 江丹， 谢子英， 等. siRNA沉默STMN1对食管癌 Eca-109细胞紫杉醇敏感性的影响.重庆医学， 2014（22）：2833-2835.

[3] 郑志范， 苏华芳， 邹燕， 等. microRNA在食管癌放射抵抗细胞表达谱研究.中华医学杂志， 2011， 91（9）：639-642.

第4篇：气候变化的实质范文

一、尺度的内涵

尺度，一般表示物体的尺寸与尺码；有时也用来表示处事或看待事物的标准。尺度是许多学科常用的一个概念，在定义尺度时应该包括3个方面的含义：客体（被考察对象）、主体（考察者，通常指人）及时空。在有些时候尺度并不单纯是一个空间概念，还是一个时间概念。由尺度的内涵可知，在地理教学中尤其要注意从不同的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去把握分析问题。

二、时间尺度的把握

下面笔者以《全球气候变化》的教学经历谈谈在地理教学中尺度的把握。我在教学这节内容的时候首先从尺度的定义入手，跟同学们交待清楚尺度有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接着从不同时间尺度来看全球气候变化，因为时间尺度上的动态变化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所以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是本节内容的重点。

大的时间尺度即地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这个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时间跨度大、周期长，可以追溯到距今上万年至几十亿年前，包含时间尺度为千年、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气候变化，其最大特点是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出现，冷暖交替，波动变化。

小的时间尺度则是指近现代气候变化，是最近一二百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气候变化，有十年至百年时间尺度上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的总趋势是上升。这是目前人们最为关心的气候变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不同的时间尺度去分析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也只有从不同的时间尺度分析问题才能把握问题的实质，才能更加准确全面地认识问题。比如单从近现代百年时间尺度来看全球气候变化很让我们担心，当然近现代以来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造成的气候变化的确很让人担心，但结合大的时间尺度来看，现在的全球变暖也有比如冰期向间冰期过渡的自然原因的影响。这样一看也不必过于忧虑。

再看看黄土发育时间尺度，黄土高原的地质基础：千万年 黄土堆积：百万年 黄土层：十万年 古土壤/黄土：万年 黄土变化：千年/百年 降尘频率变化：年/十年 降尘期：季节 降尘天气：天 从不同时间尺度的黄土的发育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地理事物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是发生在各个时间尺度的状态的变化，而不是其平均状态。

三、空间尺度的把握

如果说时间尺度是一种动态的纵向的比较，那么空间尺度就是一种静态的横向的比较。空间尺度应该说在地理教学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谓地理即地之理，所有地理问题的分析都离不开一定的空间作为依托，但这个空间有大有小，这个大小也就是尺度。在分析地理问题时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去分析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我在教学《全球气候变化》时，从不同的时间尺度分析后，还从不同的空间尺度进行了分析，从大的空间尺度来讲也即从全球平均状况而言，全球气温升高；从小的空间尺度也即局地尺度而言，并不是全球的每一地区气温都在升高，比如我国北方地区气温升高比较明显，而有些地区（如我国长江流域）气温上升并不明显，甚至呈现出下降趋势。

第5篇：气候变化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国际碳排放权；气候正义；分配

中图分类号：D9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5）01―0034―07

为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气候协议制定减排制度已一种共识。然而《京都议定书》之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原因是各国对国际碳排放权的分配存在巨大分歧。如何为各国分配碳排放权才是正义的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为此，本文从气候正义的视角提出国际碳排放权分配的原则和路径。

一、国际碳排放权的缘起

国家对温室气体的排放，从不受限制的自由到一种由协议规定的权利，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事实。即科学界、国际社会和国家间对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的共识。

（一）全球变暖已是科学界不争的事实

气候变暖问题首先是由科学界提出并推动的。1820年开始，全球变暖就引起西方科学家的关注。德国天文学家Herschel最早研究太阳黑子对地球气温的影响。1827年，法国物理学家Fourier提出了二氧化碳可能吸收太阳能的结论。1861年，爱尔兰物理学家John Tyndall通过实验发现，大气中的水分子和二氧化碳具有很强的热辐射吸收和释放能力，其量变可能引起气候的异常。1896年瑞典物理学家Arrhenius将Fourier的理论定义为“温室效应”，并首次提出人类活动释放的二氧化碳对气候造成显著影响。

全球变暖问题在20世纪后半叶引起了科学家们的重视。1971年，美国大气研究员会的威廉・凯洛格在一次会议中提到“因人类的疏忽而对气候造成的影响”问题。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提出：倘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仍如现在这样不断增加，那么20世纪末气温的上升将达到可以测量的程度，到21世纪中叶将出现显著的增温现象。1989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PC）”，该组织现在是气候变化报告最权威的机构。截至目前，IPPC已经了五次评估报告，结果证实全球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同时，证据也表明“温室效应说”解释全球变暖是科学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理论有“温室效应说”“太阳活动说”“天文冰期说”“潮汐调温说”“海洋调温说”等理论，但只有“温室效应说”属于人类影响气候的范畴，并得到科学界的普遍认可。对冰芯的空气采样研究表明，过去长达65万年内，大气二氧化碳的碳浓度一直保持在180ppm和300ppm之间。但从工业化革命早期到2005年，这一数值从大约为280ppm达到了379 ppm，并且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也在快速增长，如甲烷从715ppb上升到2005年的1 774ppb，氧化亚氮从270ppb上升到319ppb。虽然甲烷和氧化亚氮在大气中的浓度小，但甲烷对增温效应的贡献是15%，氧化亚氮单分子增温潜势却是二氧化碳的310倍。目前，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被认为是地球升温的主要原因，而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却导致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因此，从科学上讲，防止气候变暖必然要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

（二）气候变化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发起了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大会以“气候和人类”为主题。大会承认因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二氧化碳大量排放造成全球变暖的问题需要迫切的解决。大会同意由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科学委员会共同负责制订一个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定期讨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20世纪80年代，全球气候变化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1982年在内罗毕人类环境特别会议的召开表明：国际社会不但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而且开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1985年在奥地利召开的温室气体国际研讨会呼吁，必要时考虑草拟一个控制温室气体、气候变化和能源利用方面的国际公约。1988年在加拿大召开的主题为“变化中的大气：对全球安全的影响”世界大会，呼吁全球应当采取共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1989召开的几次有关气候变化的会议，均表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和采取共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

20世纪90年代后，气候变化不但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且由国际社会达成应对的国际公约。1990年，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呼吁立即开启气候变化公约谈判，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护气候的第45/212号决议，决定成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问谈判委员会。1991年，政府问谈判委员会正式成立，气候变化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序言中承认，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1994年公约生效，为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公约缔约方自1995年起每年召开缔约方会议（COP）。1995年，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召开，通过了“柏林授权”，并成立“柏林授权特别小组”，负责进行公约的后续法律文件谈判。

（三）各国政府共同制订《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开启了国际社会以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时代。为了保证公约得到有效实施，1997年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提出了碳排放的总量控制目标，即“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同时该议定书明确了附件B中的缔约方在第一减排阶段减排目标，并规定了缔约方实现减排目标的三种机制。应当说，《京都议定书》最大的优点是其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它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果不采取多边协定的方式约束缔约国的，就无法在对抗气候变化上取得显著进步。所以，《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生效，标志着控制和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并上升至法律层面，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由法律赋予或规定的权利。

二、国际碳排放权的厘定

全球大气环境中，一定含量的温室气体不会引起气候变化.但如果温室气体超过一定的浓度，就会造成明显的气温升高，引起气候变暖。应对气候变化要将温室气体含量控制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碳排放权就是这种容许范围内的一定数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它不同于传统的权利，而是由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

（一）国际碳排放权的内涵

国际碳排放权是国际法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国际条约所赋予的向大气排放一定数量温室气体的权利，其实质是权利主体获取的一定数量的气候环境资源使用权。这种权利不同于传统的权利，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权利的本质上不仅仅是权利，更是义务。国际碳排放权形式上表现为国际条约允许某个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实质上是重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即只有在该指标规定的数量范围内排放温室气体才是合法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权利的主体范围广泛。气候资源无法为任何国家独占使用，是公共物品，全人类都有权使用.所以国际碳排放权的主体是全人类。但国际碳排放权经过分配后，其主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自然人、法人等。

第三，权利的客体是大气环境的温室气体容量资源。碳排放权概念是在大气环境容量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权利以大气环境容量为客体 。人类的早些时期，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大，并没有超过大气环境的自净能力或一定的温室气体含量.也就没有将大气环境的温室气体容量作为一种资源。只是由于化石燃料大量使用，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太快，严重超过了大气环境的自净能力，使得大气环境的温室气体容量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这种资源不具有特定性和排他性，与传统物权法中的客体有所不同。

第四，权利的内容是主体对若干大气环境温室气体容量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具体而言，权利主体可以占有其拥有的排放指标而不做任何使用，也可以自己排放一定数量的温室气体，或者将盈余的排放指标赠予、出卖给其他主体。但权利主体一旦使用，或以其他方式处分了排放指标，这种权利就予以消失。

（二）国际碳排放权的属性

关于碳排放权的性质，目前存在准物权说、生存权说和发展权说。本文重在国际碳排放权的分配，所以仅分析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属性。

1.国际碳排放权是一种生存权。

生存权是基于人类生存本能而产生的自然权利或者是“法前”权利，即伴随人的出生而产生的一种权利，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它不仅指个人的生命在生理意义上得到延续的权利，而且指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得到保障的权利；不仅包含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基本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还包括人们赖以生存的财产不遭掠夺、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得到保障和不断提高。

国际碳排放权是国家存续的前提。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或民族，只要存续，其衣、食、住、行等过程必然产生温室气体，所以碳排放权的享有及其指标多少直接关系到个人、国家或民族的生存空间和状态。从这个意义讲，国家争取碳排放指标就是保障国家的生存空间，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碳排放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没有碳排放权就没有生存权。产生影响。第一，它是一项天然权利，其是否享有与国家或国际组织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发展程度无关，分配过程中不能随意剥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需要。第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都无从谈起。国际碳排放权对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空间意义如此重大，分配方案应考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生存需求。第三，它最终是为了满足国民生存的基本需求，分配方案应当考虑国家的人口因素。第四，生存权是一种靠国家的积极十预来实现人“像人那样生存”的权利。，意味着积极谋求碳排放权是国家的一种责任，国家不能在气候谈判中随意妥协。

2.国际碳排放权是一种发展权。

发展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生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受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剥削和控制，争取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而提出的。后来，瓦萨克提出第三代人权理论时，将发展权归为第五代人权。l979年，联大第34/36号决议通过的《关于发展权的决议》强调发展权利是一项人权，平等的发展机会不仅是国家的特权，而且是各国内个人的特权。1986年，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

目前的大多数二氧化碳排放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的“副产品”，“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个发展问题”。所以发展中国家强调气候变化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研究表明.任何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均出现了人均二氯化碳排放高峰期的现象，所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就要增加碳排放，排放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要改变原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因此排放权是…种发展权，这种观点也体现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中。

发展权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之上，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积极努力消除发展的各种国际，进而平等的参与国际气候事务，还要求发达国家应采取行动为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应对气候变化是各国共同的义务，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不同。具体而言，在国际碳排放权的分配中，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给予特殊的制度安排。

三、气候正义在国际碳排放权分配中的适用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运动向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它强调在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的利益和负担进行分配的过程中，各个主体必须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气候正义关系到减排协议是否能够被各个国家所接受，所以“如果不解决气候变化与正义之间的相互影响，就绝不可能成功应对气候变化。但是，公平、正义作为判断一种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具有丰富的内涵， 正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墨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可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模样”。但从发展中国家来看，气候正义至少应当包括了程序正义、矫正正义和代际公平。国际碳排放权的分配亦应遵从合国际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和国际帕累托主义原则。

（一）合国际法原则

国际法体现了各国的协调意志，是各个国家互谅互让、的结果。国际碳排放权问题事关各国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其分配必须符合国际法，否则其分配协议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合国际法原则要求国际减排协议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其内容与现存的气候协议相一致。首先，国际减排协议的拟定过程是透明和民主的。公约所有缔约方都有参与协议拟定的机会，都能充分表达自己意愿，而不仅仅是个别强权国家或利益集团的参与，或者是由个别利益集团依据区域性条约进行的制度安排。如欧盟单方面对国际航班征收碳税的措施，引起了各国政府和航空公司的不满，其合法性也受到了质疑。其次，国际减排协议的谈判应建立在已有的气候协议机制之上，如《公约》《京都议定书》等，不能抛开现有的机制，以未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新机制进行。最后，国家减排协议的内容应与现有的国际法规范一致，如《联合国》、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国际习惯.特别是他们不能与《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存在矛盾或冲突。

（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国际环境法领域中，“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最早出现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中，最终由1992年《里约宣言》予以确认。同时，该原则也写入了1992年公约的序言、第3条和第4条。《京都议定书》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但对公约附件一国家和其他国家规定了不同的减排义务，这种制度安排是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具体实施。气候变化是由温室气体累积的排放造成的，发达国家较早进入工业化，温室气体历史排放值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历史排放值少。且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度也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在国际碳排放权分配过程中，不能完全按照“祖父原则”，应考虑各国的碳排放和碳汇贡献，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同时，还应当考虑发展中国家减排的压力和面临的困难，由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减排技术和资金的援助。

（三）国际帕累托主义原则

国际帕累托主义不是一条伦理原则，而是一种实利性制约因素：在国家间体制下，如果协议得不到所有国家的认同，那么它是不可能达成的，国家只会加入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协议。全球减排协议必须遵守国际帕累托主义原则，即所有国家必须相信自己会因为国际减排协议的签署而使自身境况自然好转。并且，“有效的气候行动必须把绝大多数乃至所有的排放量较大的国家动员起来”。所以，全球减排协议必须反映各国的利益需求，让所有国家能享受到减排带来的好处，不能因为减排让某些国家的发展受到阻碍，或者让个别国家享有“超额”利益。

四、国际碳排放权的分配路径

国际碳排放权的分配路径，是国际社会通过何种方式将碳排放权分配给各个国家（包括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问题。气候变化的应对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共同行动，国际减排协议的实施更有赖于各国的积极遵守，所以其拟定者应满足全球性、政府性和职能性三个特征。目前主要有两种路径，即国际社会以公约缔约方大会、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大会的形式通过碳减排协议，分配国际碳排放权。

（一）公约缔约方大会

根据公约的有关规定，公约的缔约方会议有权通过国际碳排放权分配的协议。公约第二条规定：“本公约以及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最终目标是：根据本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缔约方会议作为本公约的最高机构，应定期审评本公约和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履行情况，并应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为促进本公约的有效履行所必要的决定……”据此，公约缔约方大会有权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文书和促进公约有效履行的必要制度，这种法律文书和必要制度当然包括含有国际碳排放权分配的减排协议。事实上，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各缔约方也积极履行了议定书的内容，说明国际社会承认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气候协议分配碳排放权的方式。目前缔约方大会主要是通过柏林授权特别小组，负责进行公约的后续法律文件谈判。

第6篇：气候变化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减缓；适应性

一、导论 气候变化经济学及经济政策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伴随着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认识加深和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大力推动，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目前气候变化经济学一般包括全球变暖、节能减排、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等内容。 气候变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框架中进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气候变化政策成本即减少温室气体或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的机会成本。气候变化政策的收益指削减排放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在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 (1992)和Stem (2007)认为富裕国家需支出其GDP的2%来采取行动。二是国际公共品框架。气候变暖源于跨国外部性效应的影响，但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传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简单拓展，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 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有效合作。“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合作的一项成果。三是博弈论框架。该框架主要用于国与国之间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的确定，强调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是自利的，只有一个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对所有参与者有利的策略( 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气候变化政策分为适应性气候政策和减缓性气候政策。前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适应气候的变化，后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 Stern，2007)。减缓性政策研究较多的是碳税和限额，限额有助于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碳税则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价格的波动(Metcalf，2009；Ka-plow，2010)；适应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气候变化信息，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经济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开( Stern．2007)。

近年来国内直接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敏感性行业的影响上（吕亚荣，2010；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2010；刘恩财等，2010），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以及相应思路。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广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占GDP比重较大，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近50年来，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 69℃，冬季气温上升趋势明显。1986年到2009年间，广西经历16个暖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研究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希望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减少排放，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广西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气候变化对广西的主要影响

（一）气候变化影响广西农林业

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广西局部干旱和洪涝的频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断加大。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暖冬现象加大了病虫害现象。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未来的影响虽有正面效应，但可能仍以负面为主。气候变暖以及降雨量分布变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涝将减少甘蔗的产量、蚕桑生产的产量和使其质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减产为主。广西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畜禽生产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畜禽疫情发生风险加大。

随着全球变暖，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来广西大部分地区可能进入热带地区，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广西北部的林业种类将发生变化，广西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分布变化显着。

未来气候变化将使广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缩小，森林病虫害的爆发范围扩大，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受灾面积增加。广西境内湖泊将进一步萎缩，湿地资源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气候变化影响广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广西是海洋大省，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加剧，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损害了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降低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温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贫氧区，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 人类食用的水生动物绝大多数属于变温动物，水温升高能够明显地影响到动物的新陈代谢、生长速度、繁殖情况以及对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气候变化使广西依托海洋的水产养殖业将受到较大影响，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海域萎缩，养殖品种减少。由于气温升高，海水蒸发速度加快，表层海水中的盐分不断增加，引起鱼类的生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水产养殖业的种群和数量。

（三）气候变化影响广西的水资源分布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广西水资源分布的变化。就全国来看，近20年来，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广西洪涝灾害更加频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气候变化加大了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气候变暖使得中国西部地区的冰川融化加速，未来广西干旱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四]影响广西人的健康

气候变化对广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胁包括由热应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传染病（疟疾和登革热）、与水有关的疾病如腹泻和营养不良。气候变化会间接造成伤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发和热带气旋（强风）造成的结果。因日益恶化的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三、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研究的支持

科学研究是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基础和依据。现有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分析主要以适应和减少排放绝对量为目的，且宏观层面讨论为主，这为进一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才更具适用性。因此，广西要积极开展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相关科学研究，尽快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和基础数据，为政策决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广西自身特点的政策措施。

（二）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累积，全球气温呈缓慢上升态势，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不断加大，世界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不断加强，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将不断强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成为广西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国际合作框架内，主要集中在减缓性行动，如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此外，广西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国际、国内压力的体现，更是广西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要求。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广西的发展环境正在不断变化，为了可持续发展，广西必须制定合适的政策措施，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外部性，在时间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经典经济学范围，需要用一种更大的视角进行研究。市场仍是配置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的基础性方式，广西应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影响和优化资源配置。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仅仅依靠广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气候变化，通过适应性政策影响资源配置，在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尤为重要。

转贴于 （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减缓性行动

当前，全球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减缓性行动上，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和“两区一带”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区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投资规模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加快，大的铝、锰等有色金属的冶炼厂的建设和扩能，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传统常规技术的建设模式，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未来发展技术路径的选择，对国家乃至全球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节能减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论从对全球负责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都必须积极探索节约发展、低碳发展之路，从法规制度、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实实在在的事实，展现广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来以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国际气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减缓，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广西也在外在压力下把发展低碳经济、完成减排任务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中之重。实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减缓性气候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气候大会进展缓慢，“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至今没有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质性内容并未落实，国际气候谈判越来越艰难。此外，根据斯特恩报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气候变化的惯性，十年内全球气温仍将上升0.5 -1度，减缓性行动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减缓性行动的不断推进需要适应性的行动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要考虑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以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广西应加快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服务业，推进循环工业，改善农业效益，提高林业的固碳效果。具体来说，广西应综合利用财税、产业、金融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比例，降低工业比重。工业内部，应着力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设备和产能，建立健全和完善节能、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的各项机制，落实各级政府成立节能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节能工作常态化、市场化等。同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必将向广西转移，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兴产业等。大力发展林业，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财政资金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投入

广西应对气候变化，关键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新的技术降低排放，通过新的技术发展清洁能源，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工作在广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科研资金严重不足，研究成果较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数据和资料严重缺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广西应设立专门的研究资金，通过政府委托形式进行专题研究，加快共性技术进步。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实用技术。同时，在各类科研经费的分配中，向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倾斜，提高广西区内关于气候变化的科研能力，为制定适合广西特点的气候变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三）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广西应利用经济政策，优化气候变化的资源配置，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一是要加快气候变化趋势和影响相关知识的研究。目前，对气候变化最大的共识就是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即气候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及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难以确定，政策评价和选择变得非常困难。加强对气候变化趋势的研究，给公众提供更多的气候变化信息，有利于公众做好准备，提高自我适应能力。二是财政资金大力支持适应性技术的研发。如开发耐干旱的品种、推广（下转第28页）（上接第11页）适合较高温度的物种，通过新技术应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条件的能力、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监测能力等。三是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如加强农田灌溉设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墙，激励和补贴农村建设储水设施等。四是推行有关气候变化的保险，以加强经济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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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综合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财政，2010，(4).

刘晨阳，中国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内外部动因及效果初探[J]．现代财经，2010，(10)．

刘恩财，等．关于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设问题[J].农业经济，2010，(1).

张丽宾，等．气候变化与公共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J].环境经济学，2010，(5).

Cline， W.R."The Econonuca of Global Wamung."Waslungton: Institute for Intemational Economics， 1992.

Kaplow，L."Taxs， Pemuts， and Climate Change"[ N].NBER Working Paper 16268， 2010.

Metcalf，G.E.”Cost Containment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 Altemativc Approaches to MitiS;ating Price Volatility [ Nl. NBER Working Paper 15125， 2009.

第7篇：气候变化的实质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减缓；适应性

一、导论 气候变化经济学及经济政策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伴随着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认识加深和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大力推动，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目前气候变化经济学一般包括全球变暖、节能减排、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等内容。 气候变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框架中进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气候变化政策成本即减少温室气体或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的机会成本。气候变化政策的收益指削减排放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在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 (1992)和Stem (2007)认为富裕国家需支出其GDP的2%来采取行动。二是国际公共品框架。气候变暖源于跨国外部性效应的影响，但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传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简单拓展，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 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有效合作。“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合作的一项成果。三是博弈论框架。该框架主要用于国与国之间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的确定，强调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是自利的，只有一个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对所有参与者有利的策略( 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气候变化政策分为适应性气候政策和减缓性气候政策。前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适应气候的变化，后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 Stern，2007)。减缓性政策研究较多的是碳税和限额，限额有助于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碳税则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价格的波动(Metcalf，2009；Ka-plow，2010)；适应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气候变化信息，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经济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开( Stern．2007)。

近年来国内直接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敏感性行业的影响上（吕亚荣，2010；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2010；刘恩财等，2010），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以及相应思路（刘晨阳，2010；张丽宾等，2010）。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广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占GDP比重较大，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近50年来，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 69℃，冬季气温上升趋势明显。1986年到2009年间，广西经历16个暖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研究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希望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减少排放，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广西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气候变化对广西的主要影响

（一）气候变化影响广西农林业

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广西局部干旱和洪涝的频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断加大。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暖冬现象加大了病虫害现象。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未来的影响虽有正面效应，但可能仍以负面为主。气候变暖以及降雨量分布变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涝将减少甘蔗的产量、蚕桑生产的产量和使其质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减产为主。广西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畜禽生产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畜禽疫情发生风险加大。

随着全球变暖，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来广西大部分地区可能进入热带地区，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广西北部的林业种类将发生变化，广西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分布变化显著。

未来气候变化将使广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缩小，森林病虫害的爆发范围扩大，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受灾面积增加。广西境内湖泊将进一步萎缩，湿地资源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气候变化影响广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广西是海洋大省，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加剧，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损害了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降低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温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贫氧区，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 人类食用的水生动物绝大多数属于变温动物，水温升高能够明显地影响到动物的新陈代谢、生长速度、繁殖情况以及对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气候变化使广西依托海洋的水产养殖业将受到较大影响，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海域萎缩，养殖品种减少。由于气温升高，海水蒸发速度加快，表层海水中的盐分不断增加，引起鱼类的生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水产养殖业的种群和数量。

（三）气候变化影响广西的水资源分布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广西水资源分布的变化。就全国来看，近20年来，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广西洪涝灾害更加频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气候变化加大了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气候变暖使得中国西部地区的冰川融化加速，未来广西干旱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四]影响广西人的健康

气候变化对广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胁包括由热应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传染病（疟疾和登革热）、与水有关的疾病如腹泻和营养不良。气候变化会间接造成伤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发和热带气旋（强风）造成的结果。因日益恶化的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三、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研究的支持

科学研究是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基础和依据。现有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分析主要以适应和减少排放绝对量为目的，且宏观层面讨论为主，这为进一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才更具适用性。因此，广西要积极开展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相关科学研究，尽快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和基础数据，为政策决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广西自身特点的政策措施。

（二）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累积，全球气温呈缓慢上升态势，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不断加大，世界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不断加强，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将不断强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成为广西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国际合作框架内，主要集中在减缓性行动，如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此外，广西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国际、国内压力的体现，更是广西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要求。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广西的发展环境正在不断变化，为了可持续发展，广西必须制定合适的政策措施，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外部性，在时间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经典经济学范围，需要用一种更大的视角进行研究。市场仍是配置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的基础性方式，广西应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影响和优化资源配置。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仅仅依靠广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气候变化，通过适应性政策影响资源配置，在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尤为重要。

（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减缓性行动

当前，全球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减缓性行动上，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和“两区一带”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区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投资规模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加快，大的铝、锰等有色金属的冶炼厂的建设和扩能，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传统常规技术的建设模式，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未来发展技术路径的选择，对国家乃至全球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节能减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论从对全球负责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都必须积极探索节约发展、低碳发展之路，从法规制度、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实实在在的事实，展现广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来以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国际气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减缓，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广西也在外在压力下把发展低碳经济、完成减排任务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中之重。实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减缓性气候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气候大会进展缓慢，“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至今没有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质性内容并未落实，国际气候谈判越来越艰难。此外，根据斯特恩报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气候变化的惯性，十年内全球气温仍将上升0.5 -1度，减缓性行动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减缓性行动的不断推进需要适应性的行动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要考虑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以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广西应加快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服务业，推进循环工业，改善农业效益，提高林业的固碳效果。具体来说，广西应综合利用财税、产业、金融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比例，降低工业比重。工业内部，应着力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设备和产能，建立健全和完善节能、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的各项机制，落实各级政府成立节能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节能工作常态化、市场化等。同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必将向广西转移，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兴产业等。大力发展林业，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财政资金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投入

广西应对气候变化，关键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新的技术降低排放，通过新的技术发展清洁能源，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工作在广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科研资金严重不足，研究成果较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数据和资料严重缺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广西应设立专门的研究资金，通过政府委托形式进行专题研究，加快共性技术进步。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实用技术。同时，在各类科研经费的分配中，向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倾斜，提高广西区内关于气候变化的科研能力，为制定适合广西特点的气候变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三）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广西应利用经济政策，优化气候变化的资源配置，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一是要加快气候变化趋势和影响相关知识的研究。目前，对气候变化最大的共识就是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即气候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及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难以确定，政策评价和选择变得非常困难。加强对气候变化趋势的研究，给公众提供更多的气候变化信息，有利于公众做好准备，提高自我适应能力。二是财政资金大力支持适应性技术的研发。如开发耐干旱的品种、推广（下转第28页）（上接第11页）适合较高温度的物种，通过新技术应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条件的能力、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监测能力等。三是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如加强农田灌溉设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墙，激励和补贴农村建设储水设施等。四是推行有关气候变化的保险，以加强经济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综合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财政，2010，(4).

[2]刘晨阳，中国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内外部动因及效果初探[J]．现代财经，2010，(10)．

[3]刘恩财，等．关于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设问题[J].农业经济，2010，(1).

[4]张丽宾，等．气候变化与公共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J].环境经济学，2010，(5).

[5] Cline， W.R."The Econonuca of Global Wamung."Waslungton: Institute for Intemational Economics， 1992.

[6] Kaplow，L."Taxs， Pemuts， and Climate Change"[ N].NBER Working Paper 16268， 2010.

[7] Metcalf，G.E.”Cost Containment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 Altemativc Approaches to MitiS;ating Price Volatility [ Nl. NBER Working Paper 15125， 2009.

第8篇：气候变化的实质范文

多选方案还是惟一选择

尽管气候变化自始至终与怀疑论相伴，也有人试图从阴谋论出发，攻击气候变化是美欧等发达国家为限制中国等新兴国家进一步发展而故意设置的陷阱，但气候变化真实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和经济。

怀疑也好，阴谋也罢，中国社会和经济正在接受气候变化的挑战。“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性影响”、“如何在‘阴谋’中求得一线生机”，才是中国经济体真正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新规则制定过程中争取最大的利益和空间，在新规则的基础上努力去适应变革，并寻找利用新规则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至少从理论上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低碳”革新面前，起点趋同。

笔者认为，以“气候变化”和“清洁技术”为核心的环境科技创新必将为人类社会带来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使经济、社会等方面出现崭新的面貌。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更高，生活得更加美好。通过强制手段限制使用石化燃料进而产生温室气体减排的做法，并非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换言之，要想把“气候变化”作为新的产业革命的动力，就必须放眼新技术的创新，而不是仅仅着眼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一时的减少或抵消。没有技术含量的减排是低端的减排，甚至可能带来实质增排的负面后果。

中国经济体的气候实践是大势所趋。从外部的运营环境看，中国经济体面临着低碳消费市场的转变和气候法律法规的趋紧，这客观地要求中国经济体着手“气候变化”和“清洁技术”的创新与实践。否则，其竞争力将大打折扣。

一方面，国内节能减排的政策不断出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中期目标也已经确立――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可以预见，下放减排目标的约束性指标将是“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的减排重点工作之一。

另一方面，国外政客已经开始讨论征收碳关税的可能。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的讨论已经以法案的形式递交到国会或议会讨论。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体未来有可能被课以碳关税，而削弱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

最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体正在或计划寻求海外扩张之路。如何适应西方国家严苛的气候政策和法规，也是一道摆在大家面前的难题。以笔者的观察，中文发表的关于上述课题的研究成果目前尚不丰富，甚至可以说寥寥无几。

从内部需求看，高涨的能源价格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体的运营成本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或创新，可以有效减少经济体的相关运营成本。研究表明，效率与减排有着密切的关系，企业通过气候战略的实践也可以有效提供其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所以，气候实践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在气候变化“阴谋”中绝地反击的惟一选择。按兵不动不如积极应对

问题是如何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体的气候实践应当沿着“核算一管理一改造一创新”的道路来完成。核算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制定温室气体管理和气候战略；改造现有技术中的落后单元，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减量；在上述实践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减排和清洁技术的创新和发明。

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企业正处于“核算”和“管理”的阶段，也就是“摸排”和制定目标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企业已经识别出减排技术改造的路线，并着手开展相关的工作。有些走得更远的领先企业，已经在组织财力、物力、人力进行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创新。笔者判断，大部分中国企业正处于核算前阶段，没有正式开始核算，但内外部环境已经促使其不得不蓄势待发。

管理学有一句名言“没有数据，无法管理”。中国也有一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核算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水平就是知己之路，也是气候实践的第一步。然而，这第一步正经历着重重的困难。以“碳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为例――该项目代表资产管理总额达55万亿美元的475家机构投资者，旨在鼓励企业披露气候变化战略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目前已经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2456家公司通过其披露相关信息。但根据该项目2009年的报告，他们在中国向1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发出碳信息披露邀请，结果有27家拒绝参与，44家不予回应。在29家积极参与回应的公司中，仅有5家提供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其中两家提供了自身排放和电力间接排放的数据。而这两项恰恰是经济体核算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内容。由此可见，我们只有2％的被调查上市公司了解国际规则，并对此做出正确响应。

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体气候变化意识薄弱。

首先，多数中国经济体不愿意把自身的碳排放水平对外披露，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没有做出量化减排承诺并出台明确的约束性管理政策的时候。在日常工作中，笔者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政府对温室气体排放是否有监管要求”。由此可见，在政府没有表态之前，中国经济体普遍采取的气候战略就是――观望或者按兵不动。如前所述，外部环境已经改变，尽管国内政策没有出台，但是其他的影响因子已经发生改变。一味观望的结果就是贻误战机。

其次，中国经济体尚不具备如何计算自身排放并据此制定出适宜气候战略的能力。这就是被动选择“按兵不动”的原因。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兵。以笔者的观察，我们在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研究不足，信息有限，掌握这方面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才就更是匮乏。

也就是说，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中国的整个社会资源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学校和研究机构对气候变化对经济体的影响研究不足，气候变化方面人才培养不足；企业层面的基础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国家政策亦尚属于真空期――总的纲领已经确定，但具体的实施细则没有出台。

然而，与上面谈到的基础工作所受冷遇相对的是，中国媒体上关于“低碳”概念和宣传的热捧。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些热炒积极的一面就是向广大消费者成功推销了这个概念；而其消极的一面就是欠缺科学性而可能导致该概念的泛滥和贬值，最终损害中国经济体的利益。某些宣传欠缺科学依据，甚至于科学常识。例如，某低碳空调广告，其核心是该款空调如何节能。但是，考虑到空调的整个生命周期和其工作原理。冷媒的使用才是空调对气候变暖产生的最大的影响。因为任何一种常见冷媒的温室气体贡献值(GWP)都是二氧化碳的数千倍甚至上万倍，而电力供应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其GWP值为1。

此外，“低碳”概念中的形容词“低”是通过比较而得来的，相对于什么情形而言可以称之为“低”呢?如果我们的宣传不提及这些，而一味地谈论“低”，最终可能会导致受众的“审美疲劳”，而使大众对低碳概念缺乏激情(乐活的概念――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就是此类受害者之一)。这种激情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环境科学创新的源动力。

中国经济体的这类宣传也反映出其背后面临的问题――没有科学的数据支持，无论是对自身的历史排放水平，还是对同行业竞争对手的排放水平或整个行业的平均排放水平都不了解。进而，对于当前提供的产品或整个经济体运营所产生的排放水平也不甚了解。这些不了解造成低碳产品宣传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的缺失。

第9篇：气候变化的实质范文

    一、“德班气候大会”的主要进展

    2011年底,第1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以下简称“德班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虽然会议期间出现了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等事件,但总体而言,与会各方表现出更为理智的态度和务实的谈判策略,按照“巴厘路线图”推动谈判的意愿也比较清晰。经过反复磋商,德班会议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德班会议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实现了“三个坚持”,即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坚持双轨制的谈判模式,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对《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达成妥协,这无疑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三是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在减排资金安排上有所突破;四是在2010年坎昆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减排技术、能力建设以及透明度等方面的机制。另外,德班会议还对2020年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公约》的实施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设定了相关进程。然而,德班会议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会议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坎昆协议和德班会议成果的落实也尚需时日,而发达国家自身减排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政治意愿仍明显不足,这成为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的主要障碍。

    同时,回顾过去20多年来的谈判历程可以发现,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一直是步履蹒跚,各方矛盾和纷争不断,谈判主导权争夺激烈。由于约束力有限,一些通过反复讨价还价艰难达成的减排方案在各国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在谈判机制和模式上,发达国家力推“并轨”,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最终达成单一的协议,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谈判,坚守“巴厘路线图”的原则[3](P9-16)。这表明现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机制越来越显现其局限性,迫切需要创新谈判机制,以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何破解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及其与三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之间的利益纠葛,避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沦为国际政治新格局的博弈工具,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创新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尽管德班会议及其取得的成果对维护现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欧债危机、“页岩气革命”、“弃核风潮”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气体减排的整体氛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与哥本哈根会议前后的“喧嚣与鼓噪”相比,“气候变化”的话题不再热得烫手,而是似有转冷的迹象。在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有关德班会议的报道很少见诸主要媒体,这与哥本哈根会议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将气候变暖由一个边缘概念变为全球主流共识的努力似乎正面临新的挑战和质疑[4](P36-37)。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应用前景不明朗、相关研究资助力度减弱、公众关注度下降等因素,使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全球减排资金机制和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加剧。

    二、“后德班时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向

    (一)在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影响下,发达国家资金支持受限

    2011年以来,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并加快向欧盟的核心国家蔓延。由于引发危机的制度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使得救助难度增大,危机存在长期化的可能性。欧债危机的阴影使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加,欧元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尤其严峻,而新兴经济体虽维持较快增长,但增速也有所放缓,这势必抑制全球能源消费,进而减少各产业部门以及交通、建筑和居民等领域的碳排放。撇开欧债危机这一特定因素的影响,从长期趋势来看,即使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主要发达国家也不可能依靠传统高耗能产业重振实体经济,而必然要通过开发绿色、低碳技术,并通过对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恢复经济活力。因此,主要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快速、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减小。

    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及后续的欧债危机对发达国家财政状况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欧盟、日本、美国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产生了大量财政赤字,而地震则给日本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灾后重建所需的巨额资金使日本政府的财政情况雪上加霜。这将使主要发达国家对本国减排的财政支持捉襟见肘,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的政府投入以及新能源市场化发展的财政补贴受限,进而对其温室气体减排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如果我国继续在提供减排资金方面施压,将使发达国家很难承受。

    (二)“页岩气革命”正在改变全球能源格局,增强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底气和实力

    以页岩气为主的非常规天然气开采技术成熟,进入量产阶段是美国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为降低能源外部依赖,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对页岩气开采的大量投入终于在21世纪头十年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关键技术的突破使美国页岩气已具备商业化开采能力,产量急剧扩大。201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达1 379亿立方米,占其天然气总产量比重由2006年的1%大幅上升到23%,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其页岩气产量为中国当年天然气总产量的1.46倍。2011年,美国已由燃料进口国转为燃料出口国,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从未有过。据预测,全球页岩油储量约11万亿~13万亿吨,而世界常规石油储量仅为4 000多亿吨。按目前需求测算,页岩气将保障美国百年以上的天然气使用。到204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将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40%以上。随着页岩气产量快速增长,美国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其中,2012年1月,天然气井口价格、居民用价、商业用价、工业用价和发电用价分别比近期价格高位的2005年下降了68.2%、34.5%、25.2%、60.0%和66.2%①。天然气价格持续走低使美国能源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天然气替代煤炭,导致发电用能成本下降、排放减少,而且价格下降后,美国货车开始使用天然气作燃料,陆路交通部门也将减少对汽油的依赖。

    虽然页岩气开采中的环境问题被一再质疑和诟病,但被称为“能源领域新革命”的页岩气成功开采使得非传统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异军突起。美国页岩气产量扩大不仅有助于缓解其国内天然气供求矛盾,而且还将削弱俄罗斯、伊朗等能源出口大国的国际影响力。据美国贝克研究所的一份报告预测,俄罗斯占西欧天然气市场的份额将由2009年的27%降至2040年的13%。目前,波兰等欧洲国家正加紧页岩气开发利用,以重塑欧洲天然气市场,加拿大、阿根廷、中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积极开展页岩气勘探开发。正如《世界能源展望》(2011)指出,全球将进入“天然气的黄金时代”。除了页岩气之外,加拿大的含油砂、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特稠原油等新资源可提供13 000桶石油,从而增强了全球非传统化石能源的乐观预期②,而这些因素都将给世界能源格局带来重大变局。同时,作为低排放能源,天然气生产和消费增长将对温室气体减排前景产生深远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等国家的减排压力,进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可以预见,页岩气开采将为美国左右中东、北非地缘政治添加重要砝码,成为其主导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有利条件。

    (三)新能源产业需求波动,贸易摩擦加剧

    根据英国BP公司的《世界能源统计回顾》,201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15.5%,为199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其中风电保持强劲增长,增幅达22.7%,而OECD国家仍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77.5%[5](P38-39)。虽然可再生能源产量保持快速增长,但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却出现波动。以美国为例,随着天然气价格不断下降,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成本劣势进一步凸显。在日本、欧盟的技术优势和中国制造优势的两面夹击下,美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的市场潜力被挤压,投资收益下降。同时,经济低迷导致能源需求不旺,政府支持新能源发展的财力不足。这些因素使得私人资本对风能、太阳能产业的投资热情减弱,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轮风能、太阳能投资低潮。2011年,美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投资强劲反弹,第二季度投资额达105亿美元,约占全球该领域投资的1/4。尽管投资回升,且投资者仍看好新能源的长期前景,但太阳能等新能源在美国的投资吸引力却已不如先前。

    另从新能源设备国际贸易的情况来看,受欧债危机、美国天然气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对太阳能等新能源产品补贴减少,国际市场上多晶硅、太阳能电池板等产品的需求下滑,企业生产萎缩,导致价格竞争向新能源等产业蔓延,贸易摩擦开始渗透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能源领域的贸易摩擦中,首批主要受害者仍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2011年11月,美国商务部对6家光伏企业起诉中国输美光伏产品正式立案,这是美国首次对我国新能源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尽管2012年3月美国商务部初裁结果所征收的惩罚性税率比预想得要低,但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示范效应。紧接着,德国太阳能经济联合会准备在欧盟27个成员国针对中国光伏产品提出反倾销诉讼,而美国也意欲对中国的风电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欧美等国采用这些贸易保护手段,不仅旨在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势头,进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而且在“双反”调查过程中,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新能源企业股价频繁波动,为国外金融资本向我国优质实体资产渗透带来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