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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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范文

一、儒家思想的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为开明时代。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二）简说儒家思想的历史变迁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第2篇：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范文

《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启蒙读物和《论语》等国学经典，作为文化符号和传统文化价值系统，在当今时代的认识和取舍，笔者认为至少应该从几方面加以思考。

一、 对于经典文本的阅读和诠释是否需要完整性

《道德经·二章》有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1]这说明“美”和“善”是一种规定，按照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恶”和“不善”是反规定的，因此它作为“美”和“善”的对立面而向其普遍规定性发出挑战。人们知道“美”、“善”与“恶”、“不善”都不具备完整性，都处于相对之中。这样的省思会告诉我们：只知道“美”与“善”的人性其实并没了解到真正完整的人性。“恶”和“不善”站在另一面，令人时时感到是生命“美”和“善”真正的镜鉴。这至少有两方面蕴涵：一则“美”、“善”与“恶”、“不善”皆因对方的存在而存在，所谓相辅相成；二则通过对“恶”、“不善”的探询和致思，考察“美”、“善”的习惯性审美判断的落空，进而开拓人们更加广泛的认知空间和审美视野。回到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世界，“精华”和“糟粕”对应了《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文本中的“美”、“善”和“恶”、“不善”，我们应该给出的方法是：为学生提供有美丑和善恶的完整世界，并且通过教师的批评性阐释引导学生理解，最终经由学生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解读和给出评断，而且这才是学生真正的自主性学习和创造性理解。因为，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理解均须经理性的探寻而得到，而不是人云亦云，毫无己见。从这一角度看，删节经典文本的做法确实不妥，不仅是对历史和传统经典文本的不尊重，更是忽略了教师对学生辨识能力的充分训练。

二、 传统经典文本在当下语境如何实现“现代转换”

第3篇：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 《弟子规》 传统文化 现代教育

《弟子规》是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称的著名传统蒙学教材，针对儿童行为规范，实践性很强，全部是需要身体力行的内容。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的变迁，其中有些内容与现实无法结合，甚至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就需要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时，在精华与糟粕、古训与变通之间进行合理取舍了。但不管怎样，通过近几年的《弟子规》教学，笔者还是深切地感受到，在现今的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的教育有着非凡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感悟，解决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明白了为什么要重拾传统文化教育，也就能真正体会到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教育的意义了。

一、《弟子规》学习，谁要学，为什么要学

这是一个解决学习主体的问题。从《弟子规》的教学内容来看，答案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所谓蒙学，即是对我国传统的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古代，儿童“开蒙”、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岁左右。而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是：许多身为孩子父母的人，上对父母、长辈做不到孝；对兄弟姊妹做不到关怀爱护；自己的日常行为也很难恪守谨言慎行；与人相处、交往缺乏最起码的诚信；为一些诸如“老人摔倒要不要主动搀扶救助？”“路遇乞讨该不该施舍？”“大学生救一个耄耋老人而牺牲值不值？”等等不是问题的问题而争论不休；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剽窃研究成果、论文抄袭、师徒反目――如此又如何教给孩子“泛爱众，而亲仁”的道理？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也是终身的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孩子有着其他一切教育无可替代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人格形成。

《弟子规》的教学内容从七个方面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应有的礼仪与规范，特别讲求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第一部分讲的就是“孝”。孝为古八德（孝、悌、忠、信、礼、仪、廉、耻）之首，可见“孝”在中华传统道德中的地位。“孝”字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卜辞之中，《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1]“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2]都反映了中华民族极为重视孝的观念。《易经》说：“蒙以养正圣功也。”宋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司马光：“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3]唐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魏征：“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4]古圣先贤孔子教育弟子：“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今天学习《弟子规》，其意义并非只在启蒙教育，成长过程中的教育缺失，无论群体、个体都必须补上。重拾传统文化，学习《弟子规》，是时展、民族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要求。20世纪最知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只有两个方法：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5]

二、从《弟子规》看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大教育观

《弟子规》作为传统的蒙学教材，其在内容体例编排上教育的重心非常明确，即七个部分的内容：“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学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活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可耕种土地的制约，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稳定程度决定了社会的稳定程度。所以，决定家庭和睦稳定的“孝”和“悌”，就成了最为重要的做人准则，被放在了第一和第二部分。第三和第四部分的谨和信，其中谨多体现为个人处世的态度，即做人做事要谨慎、低调、收敛，不张扬、不冒失；信则侧重于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说话做事要实事求是，不言过其实、不言行不一、不轻易许诺。如果单从个体层面来看，谨和信最贴近自身，应该放在最前面；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谨和信必须放在孝和悌之后，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所特有的约定和“公理”。第五部分讲爱众，是从纯意识层面来认识的，既没有明确的对象，也不纯粹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特有的主张，就如文中所说的：“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从治理国家社会的角度看，善良友爱的行为思想深入人心的越多，社会的稳定程度就越高，文明的程度也就越高。从人性本质看，“人之初，性本善”，对善的向往和对爱的需求，决定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人类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第六部分是亲仁，“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有概念，春秋以前就有，孔子继承并且发展了“仁”的思想内涵，使其成为涵盖了小到个人理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其属于做事层面的学习修养，因此放在了其他五个方面之后。最后一个部分，“有余力，则学文”，这里所说的“文”，其内涵是多元的，读书识字是学文，再进一步能写出好文章也是学文，“文”和“道”相互对应，对文学、哲理、科学、社会等构成的更深层次的探讨，同样可以说是学文。这里，我们不妨对《弟子规》七个方面的教育内容做一个梳理规整，如果说“孝”和“悌”是教育弟子如何对待长辈、兄弟的话，那么“谨”、“信”就是针对自身而言；“爱众”是信仰、理念、生活态度；“亲仁”则是道德境界。前六个部分归为“如何做人”。那么，“学文”就应当是一个人立于社会，实现人生价值所应具备的做事技能技巧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须具备这两个大的层面的最基本的条件，缺一不可。这两个层面也是有先后之分的，首先是做人，做不好人，掌握再多的知识及做事技能技巧也是无用的，或者说对社会起到反面作用；但是，只有孝心、爱心、诚心也远远不够，没有服务社会的能力，一切都是形而上学的空谈，也只会变成社会的包袱。这就是《弟子规》及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大教育观。

三、传统文化之于当代教育的意义

通过对我们当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观察，作为一名教师，笔者以个人对时下教育的了解，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重知识教育轻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的时代，个人能力的培养及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好像就只有读书应试一条路可走，而且书本知识的学习、考试分数、最后的大学层次及学历高度也成为了衡定一个人能力大小的唯一标准。于是，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今天，从学前班开始，孩子们就开始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学习，书包越换越大，各种学习班、补习班、提高班等越来越多，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孩子没有了童年，家长不得不扛起近乎超出自己能力的各种学习费用，结果是：孩子越来越厌学，除了学习，不知自己还能干什么，也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能力也不具备。一些孩子有幸最后考取理想学府，一下子如完成了人生的整个任务，卸去了沉重的应考负担，飘飘然过后，很快陷入迷茫境地而不知所为。苏联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世界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不能把小孩子的精神世界变成单纯学习知识。如果我们力求使儿童的全部精神力量都专注到功课上去，他就会变得不堪忍受，他不仅应该是一个学生，而且首先应该是一个有多方面兴趣、要求和愿望的人。”

2.重学历教育轻品德教育

许多学校的校训都把德放在首位，诸如：“立德”、“厚德”、“明德”、“德智体”、“德才”等等，这些写在校训里的德，如何能有效地渗透于学校的教育之中，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从目前的教育情况来看，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层次的学校教育中，品德教育不容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试教育分数说了算，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说了算，职业教育技能说了算。获得了高学历，掌握了高技术技能，但不懂得感恩，不愿意奉献，斤斤计较，自私自利，这是教育的最大缺失。“人不仅创造财富，还要为人处事，而且在为真、善、美的服务之中看到自己的创造能力的意义。需要教人们学习的正是这些东西。”[6]诚然，品德教育很难量化也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教育如若偏离了本位，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追求经济发展、物质利益最大化、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的今天，品德被边缘化，许多人的精神没有了归宿、灵魂没有了家园，更可怕的是没有信仰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制能力，其行为就没有了约束，就会为所欲为，为非作歹。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幸福感却越来越少的原因所在。

3.重学校教育轻家庭教育

一提到教育，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学校。诚然，学校是教育的主要和重要园地，但并不能把教育等同于学校。其实在一个人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都担负着不同的教育任务，扮演着不同的教育角色。其中，家庭承担着一个人终生教育的重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一生的老师。俗语有：养儿不教父之过，养女不教母之错；身教胜于言教；等。家庭虽然担负着一个人一生的教育，但在一个人成长的不同时期，家庭教育的内涵、任务及作用也不尽相同。家庭教育的最主要时期应该是一个人的儿童及青少年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做人做事的规矩，家庭教育的主要作用是奠定一个人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基础。有资料表明，一个人的成长有两个关键期，第一个关键期在3岁前后，3岁前后是一个人智力和人格发展的关键期；第二个关键期在13岁前后，13岁前后是一个人身体发育和独立生活的关键期。家长如果搞好了“成长的关键期”的教育，以后的教育就会一路顺畅；如果错过了“成长的关键期”，后患无穷。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举足轻重。

基于现代教育的几个特点，我们再对照一下《弟子规》的教育内容不难发现，现代教育的缺失在《弟子规》的前六部分内容里得到了全面细致的体现，如果我们把《弟子规》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的大教育观与现代教育进行科学的融合，我们现代教育的现状将会有很大的转变。

（1）改变认知，树立大教育观。把传统文化的大教育观融入现代教育，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改变以往对教育认知的偏差，树立大教育观，真正领会教育的本质，使“教育者”真正明白要教什么？怎么教？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结果？什么样的结果才是成功的“教育”？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起到教育的作用，实现教育的意义。

（2）回归教育本位，淡化教育的功利性。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育人是百年大计。我们当下的教育功利色彩太过浓厚，以至于遮盖了教育的本真。作为育人的系统工程，要循序渐进，要遵循人的成长发展的自然规律，要环环紧扣，方方面面都得到位，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运转和最后的结果。急功近利是教育之大忌，我们只要细心留意一下当今教育的一些现象，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些在老师、家长眼里的“好学生”、“好孩子”，面对无休止的书本学习、考试、分数排名等等，渐渐变成了现代版的“伤仲永”；更有甚者，一些孩子在分数、竞争等压力面前选择了放弃生命。这些虽都是个别现象，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只有淡化教育的功利性，遵循教育规律，先教做人，再教做事，循循善诱，才能达到教育之目的。

（3）继往开来，薪火相传。在现代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既是文化本身传承性的要求，也是时代、教育发展的必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使它更显博大精深，这也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所无法期冀的。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我们不但要继承，更要发扬广大，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教育，既是为往世继绝学，更是为未来开太平，功德无量，利国利民。

参考资料

[1] 《诗经・小雅・蓼莪》.

[2] 《孝经・圣治章》.

[3] 陶清澈编著.《名门家训》第十编《司马光家训》[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4] 唐・魏徵.魏郑公文集・谏太宗十思疏.

[5] [英]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

第4篇：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范文

内容模块的设计是为教育价值追求的实现而服务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教育目标：小学阶段是培养文化感情和基本文化认知；初中阶段是提高文化认同；高中阶段是增强文化自信；大学阶段是培养文化创新意识和文化传承的责任感。把这些教育目标进行归纳，可以用形成文化自觉来概括。展开来讲，就是使受教育者熟知中华文化的内在结构、精神特征和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对中华文化有“自知之明”，在此基础上认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信仰、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并具有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觉能力，并使其以复兴中华文明为己任。基于这样的价值诉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内容可以设计为四大模块和三大重点内容。四大模块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文化与人生”、“文化与中国发展”和“文化与世界”。每一模块的内容都有具体的目标。“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内容模块主要是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做到熟知中华文化的精要，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化与人生”内容模块主要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资源，指导学生以中国文化的视角思考人生，形成崇德向善的道德追求；“文化与中国发展”内容模块主是使学生在了解多种文化，在主动赞赏和接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使之为他人所理解；“文化与世界”内容模块主要是使学生积极开展与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让中华文化积极参与到世界新的多元文化体系建构之中。三大重点内容包括“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家国情怀教育”即对家园、国家的深厚感情，它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情感归属，是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基础，是公民感受到与国家相联系的精神纽带；“社会关爱教育”的重点是培养“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道德品质和思想观念，使受教育者能够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做出整体性的理解，以达到乐于助人、关心社会和尊重自然的状态和境界；“人格修养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以传统文化的“君子人格”为理想人格，自觉追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夯实才能、才华和才干的人格修养基础。当然，不应苛求所有课程都能够承担这些教育任务，也不能要求相关课程把所有内容模块都纳入其中，而是应根据课程性质，选择其中一个内容模块，加以提炼和提升。三大重点内容是对具体内容的概括，并没有涵养所有的教育内容，不同课程还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设定教育内容。就《基础》课而言，它作为一门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和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它可以选择“文化与人生”内容模块，并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教育和崇德向善的道德教育为重点教育内容。

1.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的最终体现是理想人格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人格，诸如“中庸人格”、“君子人格”和“内圣外王人格”等内涵丰富，充满了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理应传承。如在人格主体性方面，强调“为己之学”，提倡道德的自我建构、自我完善；在人格志向方面，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个人情操方面，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人生困境方面，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当然道家“天人合一”的人格理想，墨家“兼爱”人格理想等都是重要的教育内容。这些教育内容，结合具体的理想人格原型，如屈原、勾践、苏武以及苏轼等等，必然会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格产生积极的影响。

2.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德向善的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崇德向善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教育的系统思想，崇德向善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孔子指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积淀在民族心理之中，已有深厚的情感基础。其中，“仁”、“义”和“信”的道德教育在今天尤为重要，应构成《基础》课程的重点教育内容。“仁”的教育重点要放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层面上，以培养现代人的友善观念；“义”的教育重点应强调“以义获利”、“以义制利”，达到义与利的和谐统一。“信”的教育重点应强调以“以诚育信”，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崇敬和内心的真诚达到外在的言而有信。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方法设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需要借助有效的教学方法才能达成，不同的课程和课程内容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一般来说，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教学方法有三种，这些方法也可以在《基础》课教学中加以运用。

1.文化比较法

文化比较法是文化教育中较为常用的方法，早在古希腊时期和18世纪的启蒙主义哲学家那里就开始运用，到19世纪已经形成基本的规范，成为文化教育和研究中的基本方法论。一般说来，文化比较法是在建立一定的价值标准下，通过比较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点，揭示出带有普遍性的文化规律。当然，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文化比较法，其目的是通过比较，让受教育者更加有兴趣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产生情感认同。在教学活动中，文化比较法的运用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妥善寻找文化比较的规范和标准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并存，气象万千，表现各异。运用文化比较法，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是：文化之间有无优劣之分？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历史上，由于西方社会近代的崛起，在文化领域中曾出现“西方文明中心论”，一些人也言必称西方。后来有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后，又提出无优无劣论。但无优无劣论掉入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潭，使得文化比较失去了理论基础，在文化教育中无法对文化价值进行选择、学习和借用。虽然文化比较的标准建立到现在还是个难题，但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而运用的文化比较法，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立场，通过比较让学生重新发现已经失落的中华文化的宝贵性和独特性，确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2）妥善选择比较的对象和材料

在文化比较时，一定要选择能够反映双方具有典型特质的材料，尤其是在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材料时，应选择能够真实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材料，比较时力求不偏不倚，目的是为让受教育者接受与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文化实践法

恰当地开展文化实践活动容易激发受教育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达到教育的目的。文化实践法就空间来讲，主要分为校内、校外两种文化实践空间。校外主要是引导受教育者对传统文化进行实地考察、调研，作为一种投身现代社会生活的方式，能够从中发现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诸如有些高校已经形成多种形式、多种类型的文化教育实践平台，像“中华文化之旅”、“中国寻根之旅”等大型活动，每年组织几百名学生利用假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亲身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当然，校外文化实践更多地还是要充分依托建立多个文化教育实践基地来完成。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文化、文物与文化遗迹，定期组织学生对其进行参观和考察，以形成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认知。校内文化实践的主要形式是开展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中华文化节、儒家文化节、中华传统美食文化节以及汉服文化节等，让学生通过参与校园文化活动，挖掘和感受活动背后的中华优秀文化内涵、价值观念和思想精华。文化实践活动也可以依托学生自发成立的传统文化兴趣小组来开展。文化实践法以实践对象划分，可以分为文化实物实践法、文化场景实践法和人文实践法等。尤其要提出的是，人文实践法是一种有效的“以文化人”方法，能够有效地实现“使人文化”的教育价值，是在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开展人文精神的体验活动，就是一种人文实践法。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关怀，诸如孔子的“仁爱”精神、墨子的“兼爱”精神、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及范仲淹的“先天下”精神等等，而这些人文精神学生可以通过文化实践法加以感受与体验。

3.文化情景法

文化情景法是一种在教学活动中引入或创设的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文化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文化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文化态度体验的教学方法。多媒体技术为文化情景法在课堂上的应用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在《基础》课中，可以创设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情景，利用听觉和视觉，对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力。如《论语•子路》第18章有关叶公和孔子关于如何对待父亲偷羊的讨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虽然短短几句话，但其中包含着丰富内容和道德争议的道德文化情景，可以让受教育者在教学中进行角色扮演，就可能遇到的情景展开讨论。文化情景法还应使学生能够将传统文化运用到当代社会情景中去解决现代问题。因此，传统文化情境设立后，一般最后要转向现代情景。例如“父亲偷羊”在现代社会里会遇到什么新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都是新情景，通过情景转换，可以促使学生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比，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这样更容易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文化建构

传统文化教育虽然需要依托传统知识的传授，但其实质是价值教育，是要学生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与文化的认同。因而，需要建构出由价值、规范、信仰以及表意象征符号等构成的课程文化，以适应文化教育的特性。试想一下，如果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自身存在着文化缺失、亏空与虚无，从而引致课程缺少人文关怀而呈现粗暴化的状态，文化教育的价值目标怎能实现。以《基础》课为例，《基础》课应主动地遵循文化逻辑，在一种文化体系中理解课程本质及其属性，建构“超越性”、“鲜活性”和“本土化”的课程文化。

1.超越性的课程文化品质

强调《基础》课要建构超越性的课程文化品质，目的是避免使《基础》课在“教育市场化”观念的引导下，成为为经济、就业和技能服务的课程，而遗忘了“精神成人”和“文化养成”的职责。如果《基础》课被现实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名利所诱惑、困扰和束缚，其教育活动只是培养没有思想和没有灵魂的工具人，其结果只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么被抛弃，要么被庸俗化。因而，超越性的课程文化是《基础》课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前提，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基础》课以内化传统文化成果为己任，以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建构超越现时代的精神文化为担当。

2.鲜活的课程文化生命

由于传统文化教育属于价值教育，此类教育的重大障碍是“课程学科化”。所谓“课程学科化”就是以学科逻辑理解课程，以标准化、效率化及定量化为课程诉求，以课程结构、课程方法及课程密度曲线为主要关注点，以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逻辑演算以及公理等符号系统为外在表现。“课程学科化”之所以不适合价值教育和文化教育，根本原因在于它会使课程凌驾于教师和学生生活、经验之上，把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最真实、具体、生动和富于生命活力的东西“去情境化”、“去过程化”了。而作为比知识传授要复杂和困难的价值教育和文化教育必须借助课程的“情境性”、“体验性”和“互动建构性”才能产生实效。首先，有了情景性，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文化体验才具有可能的环境与条件。情境有助于激发学生在文化教育中唤醒自我，并主动了解文化的意义。其次，体验是文化教育的重要基础，如果体验性活动不足，很难形成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最后，文化教育必须在“我们”之间完成，需要利用交往、对话和商谈等互动方式进行，这样才能达成良好的效果。

3.本土的课程文化意识

课程文化类型多样，因而《基础》课不仅要建构课程文化，而且要建构本土的课程文化。本土的课程文化就是立足于中国课程文化的现实问题，对传统课程文化的要素实现创造性转化，最终生成具有民族文化风格的课程文化。实际上，我国的儒、道、释三大文化传统生成了具有民族独特性的课程智慧和非常有益的价值取向、课程内容。如儒家思想蕴含的中庸、和谐和对话的课程文化，道家哲学中蕴含的自然主义的课程文化，释家智慧蕴含的“禅思”、“领悟心性”等课程文化，等等。这些传统的课程文化理应成为我国当代课程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弃之不理，实在可惜。我国的课程教学中所强调的服从教师的指导、服从集体的利益以及强调和谐发展、共同发展等价值观，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孝”、“礼”等范畴一脉相承的。因而，不能对这些传统完全抛弃，束之高阁，更不能妄自菲薄。

四、结语

第5篇：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范文

一、什么是孝道

“万恶为首，百事孝为先”，中国传统文化里对孝道的提倡与重视为世界各国之冠。《辞源》对“孝”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如《书•尧典》:“克谐以孝”，《论语•学而》:“弟子人则孝，出则梯”。《现代汉语成语词典》对“孝”是这样解释的:1、指尽心奉养父母并无条件服从。2、指居丧的事，又指丧服。在汉语语境里，“孝”字不只是对父母“尊敬”，也包括“服事”、“供养”、“使之快乐”等意思。围绕“孝”出现了诸如:①“孝子”指孝顺父母的儿子，同时也指为逝去的父母居丧期间的儿子;②“孝友”指孝顺父母与友爱兄弟;③“孝弟”指孝顺父母，敬爱兄长;④“孝子贤孙”指孝敬父母的子孙。按奉养父母的准则被称为“孝道”，除《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及《春秋》四书五经等经书介绍孝道之外，还专门有一套宣传孝道和孝治思想的儒家经典—《孝经》，以及杂记历代“孝子”事迹传说、宣扬孝道的书—《孝子传》。

二、如何实行孝道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道德家曾子总结出实行孝道的三方面:“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再次奉养”。②首先，他认为人在世上所实行最大的孝道是“尊亲”。“尊亲”指尊敬父母，应多把荣耀和功劳归给他们，一个学业有成、事业有成的儿女与父母的教养分不开，所谓“父母是孩子第一位老师”。“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杆”，正是有“孟母三迁”方有中国“亚圣”孟子的出现。在“尊亲”这一点上，《希伯来书》n章23一25节记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享受罪中之乐。”这里，摩西真正是个孝子，对上帝敬畏之心之外，对父母何等尊敬，宁愿放弃政权、军权、财权•一回到一无所有、奴隶身份与地位的父母身边，与自己的骨肉同胞同受苦害。摩西虽然学习了埃及一切学问，拥有埃及法老、贵族所拥有的一切，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父母，最终与哥哥亚伦还有约书亚等一同带领二百万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神的子民，脱离法老王的辖制与奴役，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进人自由乐土，使其父母大得尊荣。我们深信作儿女的能尊重肉身的父母长辈就是敬重上主!其次，曾子认为儿女对父母长辈所实行的孝道是“不辱”，指不可厌恶父母的耳聋眼花、言差语错、行动迟缓等。因为父母与儿女生活的时代、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都有所不同。这些必然导致他们与儿女的观念、思想、及做事的方式等会有所不同，但这不应成为儿女轻看父母的理由，儿女更不能瞧不起他们，所谓“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以色列王国时期所罗门君王给年轻人的忠告就是不辱父母尊长，因为父母年老时，眼力衰退(‘旧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身体的病痛随年纪而增加(“雨后云彩返回”)，双手发抖(“看守房屋的发颤”)，弯腰驼背(“有力的屈身”)，牙齿落尽(“推磨的稀少就止息”)，耳朵失聪(“街门关闭”)……(传12:l一7)。他劝勉作儿女的趁年轻时当记念造我们的主，敬畏上帝，谨守上帝的诫命，这是作人的本分。人类本分之一就是孝敬顺从父母。上帝赐给人类生命，同时也定下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孔子强调作儿女的要记住父母的年龄，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就是说，父母的年纪不可不记挂在心头。一方面为他们添寿而欢迎，一方面为他们年高而担心。对于年迈高堂古人总结出:“喜则点歌祝寿做生日，惧则汤药侍候问寒暖。”曾子把“奉养”放在“孝”的最后步骤，被认为是最起码的孝。有人认为只要供养父母就够了，无需再尽其他的责任。孔子在《论语》里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③就是说，现在人们所说的孝，往往是指能够赡养父母。其实，就连狗马之类都能够得到人的饲养。如果没有恭敬的心，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之类动物有什么区别呢?他对门生子夏问“什么是孝”的回答是:“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撰，曾是以为孝乎?’’④就是说，无论你是否为老人做事，也无论你是否拿好吃的给老人吃，只要你内心不恭敬，态度不好，脸色难看，就是失去了孝道的根本。福音书中记载了主耶稣强烈谴责假借宗教教规而逃避孝敬、供养父母的责任的不良行为:“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供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太15:4一6)。当时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认为把钱放在圣殿的库房比供养自己有需要的父母更重要。我们应该把金钱和时间献给上帝，但绝不应以上帝作为逃避责任的藉口。帮助有需要的人特别是自己有需要的父母长辈是荣耀上帝最重要的途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前5:8)

三、实行孝道的作用我们知道，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不是静观眼想，坐而论道，而是具有强烈使命感，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他们不能坐视世界的衰落而无动于衷，他们无论在平时或在乱世，都不能忘情于怎样变无道为有道。”(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⑤正是这种庄严神圣而颇具悲剧色彩的实践精神，使儒家建立起了一整套内修外治的学说，被出经人史的南怀谨先生喻为粮食店，是中国人不可缺少的，缺了它，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粮食(见南怀谨著《论语别裁》、《老子他说》等书)。孝道在过去中国绵延几千年个人的立身处地到天下国家的大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起主导作用，同样对今天中国社会家庭、国家、民风具有现实意义。

(一)孝道可以齐家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正是这种区区小草似的儿女思想怎样才能报答那春天阳光般厚博的父母之爱这种拳拳孝子心情在中国读书人、知识界等人心里，时刻不忘父母教养恩情，以至家庭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何等重要，家庭成了中国人永恒的话题。有了孝道在人心里，他(她)能达到“正心、修身”的自身修养目标，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了孝道在心里，才能正确地处理好家庭和家庭关系。德国人说:“人无国王、庶民之分，只要家有和平，便是幸福的人。”儒家夫子们深知“家和万事兴”的道理。孝道是维系家庭的纽带和桥梁。实行孝道，父母尊长得以“老有所养”、“老有所归”，正印证了“种谷防饥，养儿防老”，且能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崇高境界。按照基督教的信仰，家及其家人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美好礼物:起初造物主耶和华上帝造出亚当第一个人之后，紧接着把家及其家人赐给了他。上主看那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2:18)，于是乎妻子夏娃、儿女该隐、亚伯、赛特等都先后赐给了他，让他以家庭为中心，生儿育女延续后代。从《旧约》到《新约》，_卜帝不断地召唤人正确地处理好家庭一切关系，其中就是要求孝敬父母。上帝藉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中，前四条是针对人应当如何对神说的，后六条则是讲人应如何对待他人说的;而孝敬父母在后六条中被放在首位，其重要性可略见一斑，而且惟有这条诫命里不仅有命令，而且也含着遵行这条命令会得到的相应赐福:安居乐业，益寿延年。圣经伦理是让人“向罪死向义活”。在家庭关系上，圣经伦理主张应用绝对的爱来对照自己的言语、行为、思想，做到绝对的诚实，绝对不自私和绝对的清洁等。赵紫震先生指出:“只有一个以伦理为取向的宗教才能保持不堕”(〔德国〕古爱华:《赵紫窟的神学思想》)。他的意思并不是以伦理取代信仰，乃是申明有信仰必有道德，因为道德是信仰的见证。人有基督及其赋予的生命，与上帝建立了合宜的关系，就应该有道德、德行，没有道德的信，是虚伪的。基督徒当谨守诫命:当尊敬父母，方能“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前3:4一5)

(二)孝道可以治国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列亡。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梯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⑥这里我们看到，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对兄长的恭敬可以用于侍奉官长。一家仁爱，一国也会兴起仁爱;一家礼让，一国也会兴起礼让，所以在儒学中，一个人对父母是否孝顺，对兄长是否尊敬，这绝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是否安定、天下是否太平的问题。《尚书》中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这也就是参与政治，不一定要做官才能算参与。”⑦孝道深藏在心里能够谦卑侍奉君王，听从政令，服从政府一切制度，《旧约》中记载了约瑟身为埃及宰相，有上帝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对于离别了多年的父亲雅各，及至见面后，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这说明他里面具有对父母深情的眷恋、无限的挚爱及浓烈的孝心。虽然但以理被掳到异国他乡，仍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他曾先后服侍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王、伯沙撒王、玛代国大利乌王和波斯帝国古列王，时间长达六十多年，这表明他既深爱自己的祖国与同胞，也忠心谦卑服侍当朝君王。《新约》里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这表明他深爱自己国家(太23:37;路13:34)，耶稣还指出人要纳税给政府，顺服君王(太22:21);保罗为自己的祖国与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而且教导基督徒无论何时何地都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作官的，对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应当顺服(罗13:1一7;多3:1);使徒彼得在其书信里教导神的子民为主的缘故与自己良心的缘故要服从政府，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彼前2:13一14、17)。丁光训主教曾经对日本朋友说过:“真正的爱国主义为民族的落后和蒙受的耻辱而忧伤，为祖国人民的解放和成就而欢乐。这两种爱国感情《旧约》里都有。《诗篇》第137篇为国家遭难而表示悲愤忧郁:‘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及《诗篇》第126篇为人民的幸福而表示欢欣感谢:‘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从这两段经文和((圣经》中其它许多段落，我们知道，对祖国的一种健康的挚爱，同《圣经》不是格格不人的;对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基督徒不应抱虚无主义态度。”⑧

第6篇：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孔子 儒家 忠恕 道德修养 政治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046-06

一、儒家“忠恕”思想概述

忠恕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之一。《论语》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睢。’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被孔子奉为“一贯之道”，并为后世儒家所极力推崇。《礼记》载孔子之言曰“忠恕违道不远”（《礼记·中庸》），也可见忠恕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孔子及其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其核心和基本原则是“仁”，而忠恕正是“仁”的道德原则的进一步发挥和体现。忠恕既是“仁”的重要内容，也是一种推行仁德的基本方法和践行仁德的行为规范。

在儒家思想中，“忠恕”既可以作为一个概念使用，也可以分而言之。有学者将“忠”理解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将“恕”理解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忠恕的思想内涵。“忠”所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意识，是一种恭谨诚信的态度和精神，它要求积极成就自我，以“兼济天下”为责；“恕”所体现的是一种同情心，是一种宽容善良的态度和精神，它要求积极成就他人，以“独善其身”为任。因此可以说，“忠恕”反映和体现着儒家的道德追求和治世理想。“‘忠恕’思想体现了孔子‘一以贯之’之道，是孔子文化理想、治世精神的表达，也是儒学文化一贯提倡的勇于承担社会历史责任，积极入世，关注现实，匡救时弊等精神的体现。”

就“忠”而言，在儒家看来，“忠”是“尽己”“为人”的由内向外的道德情操和高尚行为，也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正常交往所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孔子多次讲到忠，他强调要“与人忠”（《论语·子路》）；对人要“忠告”（《论语·颜渊》）、“忠诲”（《论语·宪问》）；对工作要“行之以忠”（《论语·颜渊》）；等等。孟子说“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忠经》中说：“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证应章》）这里所说的忠，都包含着一心一意、诚恳老实、敦厚善良、真心实意的意思。作为一项道德规范，“忠”主要是要求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忠诚信实，敦厚老实，而不能弄虚作假，虚情假意。

儒家所说的“忠”，其内容也包括对国家、社会的忠心。《论语》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论语·公冶长》）这里所说的“忠”，主要即是指文子对国家的忠心。《左传》中说：“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左传·襄公十四年》）《忠经》中说：“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忠经·天地神明章》）在儒家伦理思想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国家和民族的忠心是“忠”的主要含义之一。

在传统社会中，“忠”反映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则具体化为“忠君”。孔子倡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但是孔子及其早期儒家并不赞成臣对君的盲从。孔子认为，忠君要敢于表明自己的政见，纠正、阻止君的错误。《论语》载；“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日：‘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忠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迁就和盲从，而是要加以勉励和劝导；臣下对于君主，不能阳奉阴违，隐瞒欺骗，而是要尽劝谏的义务，如果君主不接受，就要当面犯颜直谏，也就是要做到“忠谏”。“忠谏”的原则是“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也就是要以国家社稷利益为重，而不盲从于君。进谏要出于公心，以实相告，据理力争，不避重诛，不能有丝毫的虚假隐讳和私心杂念。进谏的意见即使和君主的意见不同，甚至违逆君主的意志，但是如果有利于国家社稷和民族的利益，也应当挺身而出，直言不讳，这也是作为臣子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君臣关系是相互的、对等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他甚至认为，如果君主有大的过错，破坏仁爱和道义，这样的人也就是“独夫”（《孟子·梁惠王下》），而对于这样的人即使诛杀之，也不算是以臣弑君，而不过是除掉了一个像纣一样的暴君。显然，后世儒家强调的“君为臣纲”，“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君有对臣民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等，与孔孟及其早期儒家所倡导的“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如谭嗣同所说：“古之所谓忠，以实之谓忠也。下之事上当以实，上之待下乃不当以实乎？则忠者共辞也，交尽之道也，岂有专责之臣下乎？……古之所谓忠，中心之谓忠也。抚我则后，虐我则雠，应物平施，心无偏袒，可谓中矣，亦可谓忠矣。”（《仁学·卷下》）在孔子、孟子那里，“忠”并不像后世所理解的那样，专指臣民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和服从，不是“愚忠”，而是有着极为丰富广泛的含义的。

关于“恕”，孔子曾明确地解释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人们可以终身奉行的信条大概就是“恕”道了，即自己不愿意要的东西，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去。孑L子的弟子子贡也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论语》载：“子贡日：‘君子亦有恶乎？’子日：‘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缴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他们的所“恶”贯穿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这也正是恕的道德要求的体现。可以看出，儒家的恕道实际上蕴含着一种情感互动和心理换位的思维模式。对于为政者来说，要善于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和考虑。

按照“恕”的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不能只关注自己，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而应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充分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要。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也应想到和顾及他人的利益；在满足自己的需要时，也应考虑和照顾到他人需要。可以说“恕”的要求本身内含着一种尊重与关心他人的人道精神以及人格平等的价值理念。

“恕”不仅有推己及人的含义，也包含着宽恕、容人的意思。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他还提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要严格地要求、督责自己，而对他人则不能求全责备，要善于理解、体谅和宽容他人的不妥或不周之处。“责己严。责人宽，这是孔子求诸己而不求诸人的基本态度的具体表现，也是孔子为求得人际关系和谐而提出的一项原则。”“‘恕’要求我们……承认他者存在的合理性，承认事物的丰富多样性，而不是强求一致、整齐划一，它内含的是一种包容意识和宽恕的情怀。世界上有许多既定的事物，我们不可能完全去改变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以包容的态度去认可它们，接纳它们。当然这并不是委曲求全之举，而是宽广胸怀的体现，是一种风格，是一种境界。”“恕”不仅体现着情感上对他人的包容、体谅和关怀，也包含着物质上的帮助和扶持，也即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去关爱和帮助他人，这样既可以融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消除彼此的误解或隔阂，化解人与人之间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有助于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也有助于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和感化他人，达到共同向善的目的。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来说，“忠恕”反映着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的愿望和要求，也体现着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宽容大度、友好相处的精神和品格。

在儒家的道德理论中，“忠”与“恕”既各有其含义，其具体内容各有侧重，同时又相互贯通、紧密联系，因此，二者有时会单独使用，有时会合称“忠恕”，作为一个概念使用。在“忠恕”一词中，“忠”侧重于所蕴含的“中”之意蕴，强调“中心”、“敬”、“诚”之意。至此可以推断，“忠”是用来说明、界定“恕”的，意为“忠（尽、诚）心地推己及人”或“恭敬地推己及人”，即不论对什么人，都要满怀敬意，不偏不倚，始终将心放于正中的地位，以一颗中庸之心，推己及人。“‘忠’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也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需要满足，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从消极的方而来说，自己不愿他人如何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去对待他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过‘忠’与‘恕’，儒家希望道德主体能够从‘亲亲’的狭隘之爱中推扩出去，打通‘己’与‘人’的不平等的隔阂，从而建立人与己、主体与他人一体的和谐伦理秩序。”因此，“忠”与“恕”既各有其内涵，又相百联系、相互贯通。朱熹说：“分言忠恕，有忠而后恕；独言恕，则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则其无忠可知。”（《朱子语类》卷四十五）他还说：“‘恕字须兼忠字说。’此说方是尽。忠是尽己也，尽己而后为恕。……今人只为不理会忠，而徒为恕，其弊只是姑息。”（《朱子语类》卷四十二）二程认为，就忠、恕二者的关系来说，“忠为体，恕为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独用，须得忠以为体。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二字，自见相为用处。”（《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陈淳也说：“忠是就心说，是尽己之心无不真实者；恕是就待人接物处说，只是推己之心之所真实者以及人物而已”；“盖存诸中者即忠，发出外来便是恕。应事接物处不恕，则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实。故发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北溪字义·忠恕》）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忠恕是作为同一个概念使用的，其基本精神就是诚恳信实，敦厚善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具有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内心自觉和道德情怀。

二、儒家忠恕思想的政治伦理启示

儒家的忠恕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对于人们诚实不欺、忠厚善良的道德传统的形成，对于人们的爱国心理和献身精神的培养，都有重要影响；对于中华民族宽以待人、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的形成，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就其具体内容和要求来说，“忠恕”所包含的丰富的伦理精神对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于为政者来说更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忠恕是为政者应当具备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覆，莫大乎忠。”（《忠经·天地神明章》）“功及子孙，光辉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在儒家看来，忠恕是最高的社会道德原则，不论对社会而言，还是就个人来说，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就社会来说，“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体，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二程集·程氏外书》卷二）。王夫之说：“尽己之理而忠，则以贯天下之理；推己之情而恕，则以贯天下之情。推其所尽之己而忠恕，则天下之情理无不贯也。斯‘一以贯之’矣。”（《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卫灵公篇》）《忠经》别谈到了“忠”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天下尽忠，淳化行也”（《忠经·尽忠章》）；“忠也者，一其心之谓矣。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忠经·天地神明章》）；“忠之为道也，施之于迩，则可以保家邦，施之于远，则可以极天地。故明王为国，必先辨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闻之者，鲜不惑矣。忠而能仁，则国德彰；忠而能智，则国政举；忠而能勇，则国难清，故虽有其能，必日忠而成也。”（《忠经-辨忠章》）在儒家看来，只有人人践行“忠恕”，“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才会实现，或者说，忠恕不仅是一项治世原则和道德要求，也是君子圣贤甚至普通人都应该追求和具备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素质，尤其对于为政者来说，忠恕首先是一种人格理想和思想境界。

就个人来说，忠恕是“修身之要”。康有为说：“推至天地位，万物育，其本亦不过尽己心而为忠，推己心而为恕耳。若不忠，则为忍人之心；若不恕，则不推不忍人之政，可以天地闭，万物灭。故忠恕虽约，而大道已尽，更无余法……自入德言之，则视忠恕为违道不远之方；自至人视之，则忠恕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之理。故忠恕之道，实一本万殊，兼下学上达者也。”（《论语注·里仁第四》）尤其对于为政者来说，能否奉行忠恕之道，对于社会及其大众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天下之务，奠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盖天下之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朱熹：《论去邪疏》）“君子尽忠，则尽其心；小人尽忠，则尽其力。尽力者则止其身，尽心者则洪于远。”（《忠经·尽忠章》）“就有位者而言，则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广。”（陈淳：《北溪字义-忠恕》）可见，相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忠恕作为一种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是为政者首先应当达到和具备的。

（二）忠恕是为政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

孔子提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为政者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人，成全他人。后世儒家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孟子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对于为政者来说，忠恕不仅是儒家伦理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和思想范畴，也是工作和生活中的一项基本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正如钱逊先生所说：“忠恕是直接的行为要求，是为仁之方。由践行忠恕之道，可体认培养爱敬之心；由爱敬之心，进而识仁礼之义和一本万殊之道。这样，从忠恕之道开始，深化开展，即可逐步把握孔子之道。所以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作为一项基本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对于为政者来说，首先要做到忠诚老实、诚恳信实。孔子主张“与人忠”，孔子的学生曾子也经常用“为人谋而不忠乎”来反省自己。这就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要真诚、忠实，要心胸坦荡，襟怀坦白，做到言行一致，实事求是，而不弄虚作假，口是心非。一个人，只要无自私自利之心，就能够做到忠诚老实、光明磊落；反之，如果事事从一己的私利出发，以个人利益的满足为目的，就必然会弄虚作假，甚至不择手段，也就不可能做到心胸坦荡。其次要做到忠于职守、勤恳努力。孔子提出“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就是说，身居岗位不要懒散懈怠，执行任务要有忠心。对于为政者来说，忠于职守、敬岗爱业，工作中勤恳努力、尽职尽责，也是其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如果没有一定的敬业精神，甚至，就不可能干好工作，甚至会给社会和百姓带来极大的损失和危害。

按照忠恕的要求。作为为政者还要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具有包容精神，不能对人求全责备。“儒家凡言忠恕，都强调对‘己’的限制和要求，以‘己’的自觉道德义务为观念、行为的起点。”、荀子用“度己以绳，接人用抴”作比喻说：“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而用抴。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荀子·非相》）这里所论述的就是一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和豁达大度的包容精神，他强调作为君子或者为政者要以宽容和平等的姿态对待他人，要尊重和包容他人，做到自己有贤能而又能够宽容能力差的人；自己有才智而又能够宽容愚钝笨拙的人；自己有广博的学识而又能够宽容见识浅薄的人；自己为人纯粹而又能够宽容驳杂的人。朱熹也指出：“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皆推己以及人，所谓恕也。不如是，则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矣。”（《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也就是说，只有自己做到善，然后才能要求他人向善；只有自己无恶，然后才可以纠正他人的恶。这便是推己及人的恕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即使为政者的政策和法令投其所好，百姓也不会遵从。所以，为政者应当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儒家还主张“以直报怨”（《论语·宪问》），“不念旧恶”（《论语·公冶长》），要求即使对待怨恨也要从原则出发，而不因他人对自己的怨恨而转移，不因旧恶旧怨而改变自己公平正直的立场。甚至在受到他人误解时也应当采取宽容、克制和理解的态度。这样，为政者才会具有感召力和号召力。

（三）忠恕是为政者“修齐治平”的基础和保证

重视道德修养的工夫，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而道德修养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独善其身，单纯追求心性的完美，更重要的是通过自身的修养进而能够“兼济天下”，由“内圣”而“外王”，即亲身参与“外王”的事功致用，由个人的道德修养拓展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领域。“从宏观上看，儒家的忠恕思想就表现为‘修齐治平’这样一个‘内圣外王’之道。‘忠’可视作‘修身’的工夫，而‘恕’可落实为‘齐治平’的实践。同样，‘内圣外王’之道也着力于将‘修身’之所得向外推展，使之落实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活动中。这与忠恕思想的根本宗旨相通。”《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儒家看来，上白天子，下至平民，无一例外都要以修身作为做人处事的根本。而修身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个步骤来实现的。“格物”和“致知”所要求的，也就是人们在修身时应当积极努力地去了解、研究事物，力求把握事物的本质，由此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丰富自身的知识，这也是进一步做到“诚意”和“正心”的基础和前提。朱熹说：“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在儒家看来，诚意是修身的关键。而一旦做到诚意，自然即会正心。正心即纠正偏邪之心，以诚实之心对待事物。在这个意义上，诚意和正心与忠恕的要求是一致的。

修身的基础和前提是格物、致知，进而做到诚意、正心，这基本上属于“忠”的范畴；而由修身进一步推展及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恕”道的表现。“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广，必与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兹其所以为恕。”（《朱子大全·答周舜弼第十》）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只有每个家庭都和睦安宁，才有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为政者来说，不能治家，何以治国。所以，齐家是治国的基础，治国是齐家的进一步延伸，以此作为基础和前提，才能进而做到平天下。而所有这些都是以修身为基础和前提的。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关注人的道德水准的提高，其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治理，为了治国平天下。“孔子提倡德政，孟子提倡仁政，均认为君主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这与儒家的‘内圣外王’理论是一致的。”因此，对于为政者来说，只有努力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步骤，达到修身的目的，使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自觉地遵循忠恕之道，才可能进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四）忠恕思想是为政者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