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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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作为一名电视记者，我曾多次报道过有影响的考古发掘活动，对考古研讨也有极浓的兴致。考古报道，如何才能更准确、更生动、更有趣？这些问题，常绕脑际。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克服片面性，增强科学性，学会用点辩证法。

一事多面观

2005年10月22日，济南市历城区孙村镇芦家寨村村民娄德国，在自家地里劳动时，偶然发现了几个陶制的“怪状香炉”。后经考古人员鉴定：这不是香炉，而是古陶鬲。经过连续几天抢救性发掘，确认这是一座保存较好的西周窖址，共发掘出陶鬲50余件，其中半数基本完整，半数可修整复原。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立即前往跟踪采访。对发掘进程，西周窖址的价值，此次考古发现的意义，都及时做了报道。

但是，我并不满足。我又试着从多个侧面来观察了解这次考古事件，以求得到更多收获。我想起文物保护是个大问题，近几年，社会上发生多起严重破坏文物事件。例如，2005年5月19日，和林格尔土城子发现古城遗址，但当地房地产开发公司为抢工期，竟无视文物部门多次劝阻，强行破土施工，毁坏古墓葬百余座，大量文物遭严重破坏。

于是，我特意对这次芦家寨陶鬲发现前后的保护情况，进行了详细采访。结果，获得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原来，娄德国发现“怪状香炉”后，马上报告村委会，村委会又上报给镇政府，镇里的文化站立即派人进行守候，直到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到来。济南市文物化局副局长、济南考古研究所所长崔大庸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老百姓和当地政府保护文物的意识强，这批珍贵的陶鬲很可能就不存在了!”

我们便延伸报道触角，在报道好文物发掘的同时，围绕“文物保护”大作文章。电视台栏目组开办了《文保视点》专栏，把发现陶鬲的村民娄德国请到演播室，与考古专家学者一起座谈，并录制、播出了一组对保护文物事件进行思考的深度报道。一些观众看了节目后，打来热线电话，对破坏文物的行为进行批评和谴责，对如何保护文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事物总是立体化、多方面的。这次报道，还扩大了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树立了考古工作者的良好公众形象。过去，考古工作者一直默默无闻，鲜为社会所知。通过传媒报道与讨论，文物考古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文物保护与发展趋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考古工作者不断在媒体上露面发言，“社会话语权”明显增强，也成了人民喜爱的焦点人物。公众与媒体融通互动，赋予考古学与考古活动以新的活力和意义。总之，这次考古报道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多面观察，多面了解，立体化思考，考古新闻才能做强做大。

热点冷处理

“以小看大，虚张声势；以实证虚，妄下结论；故弄玄虚，无中生有”――这是权威人士为病态考古新闻下的症状诊断。

随着“考古热”的兴起，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的视角、新的受众兴奋点及收视率增长点。说起来，这也无可非议。但是，热过了头，可就成了发高烧、说胡话了：老山汉墓尚未发掘，某电视台便大肆渲染，为直播造势，最终因墓已被严重盗挖，直播被迫取消。杭州近郊彭公村发现了一个大土墩，有文物专家怀疑是古代大墓。这本来很正常，考古工作就是在“怀疑――否定，怀疑――肯定”中进行的。但当地的媒体却将专家还在怀疑中的事当作结论性的事，掀起了一股“彭公大墓”报道热，甚至误导读者参加“竞猜”――墓中躺着的是哪位大人物?结果发现，这个大土墩只不过是一段古拦水坝而已。竞相报道的媒体只好在读者的质疑声中偃旗息鼓了。

沉重的教训，足以使我们警醒。2002年，济南市章丘危山发现汉代兵马俑的消息传出后，吸引了全国各地30多家媒体记者云集采访，竞争之烈，可想而知。作为较早获得这一新闻线索的记者，我既热又冷，一边在现场奔忙，紧张地采访，一边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报道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因为我深知，厚厚的土层之下，埋藏的不仅是宝物，而且是历史的真实。考古学就是要从这些沉默的遗物和遗迹中，解说与洞彻历史之谜。这时，最重要的是克服错误的寻宝心理和新闻炒作之风，保持严谨、冷静的科学理性。我蹲在兵马俑坑旁边，仔细地观察着，紧盯考古发掘队员的手，分析判断每一件新出土的文物，又与昨天有何不同，然后带着疑问去和考古队的专家进行交流。记得危山兵马俑的考古进入到第三天，兵马俑坑内发现了几个与众不同的兵佣，有的记者就妄加猜测，对兵马俑的年代及规格产生多种说法。而我却不急于发稿，从众多专家中，千方百计找到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蒋英炬，向他问个究竟。他说：“看这样的规模，该不是一般人的墓葬，起码是当时的将相，至于年代，汉代的没问题。”这次采访，使我获得了权威性的材料。《章丘危山惊现汉代兵马俑》、《章丘危山兵马俑豪华阵容初露峥嵘》、《章丘危山兵马俑全国第三》等多篇报道连续制作播发出来。

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加上电视声画并茂的特点与优势，使我们的节目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热点”的考古报道，也要善于“冷处理”，弄清新闻事实之前不要急着下结论，要选择最科学的角度，最权威的专家，作出最准确的判断，这样的报道，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彼长补己短

冷僻、枯燥、神秘、理性――是考古的特点；快捷、动情、活泼、感性――是新闻的特色。考古学与新闻学看似有些矛盾，但两者又是辩证的统一。考古新闻应是“考古”与“新闻”的统一体，在讲求历史性和知识性的同时，亦应讲求鉴赏性和可读性，正确处理“事”与“理”的关系。

当前，面对广大读者和受众的需求；我们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如何将神秘专深变得通俗易懂?如何将“过去”以一种平和热情的方式呈现给受众?确是应该思考与解决的课题。

剖析“抚仙湖探秘”直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2001年6月3日上午，中央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东方时空》特别节目，对我国云南澄江县抚仙湖水下古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现场直播。因为这是首次水下考古发掘直播，开创了我国广播电视实践活动的记录。参加直播的编导、摄影及主持人，皆可谓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但面对水下考古发掘这一全新领域，还是难题颇多。考古发掘专业性强，文物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广大观众个性干差万别、素质有高有低，电视解说的语言，必须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又不失科学性与客观性，单凭电视台主持人的本领，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主持人敬一丹就请了一个专家组与之配合。主作业区(水下)解说员是非考古专业的电视记者，非主作业区(演播室)的解说员则是考古领域的专家学者。专家学者对那些超出主持人知识范畴的介绍或直播中漏报的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正。电视主持人和考古专家，都从观众的收视心理出发，站在受众的角度上提问，激起观众的兴奋点。这样，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留住了观众手中的遥控器。

第2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相比于陆地考古，水下考古投入资金大，技术难度高。南澳Ⅰ号是我国首次在28米的深度开展大规模水下考古发掘，总结出了水下遗址定位、扰层清理、信息留存、文物提取、出水文物保护与整理等一整套工作程序和方法。

南澳Ⅰ号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艘明代晚期的商贸船，为解决中国海外贸易、航海、制瓷等诸多学术课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材料，它被评为2010年考古十大发现。

明代外销瓷风靡程度堪比iPhone4

南澳县位于闽、粤、台三省海面交叉处，古代长期处于“三不管”的境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剿灭了盘踞在南澳的海盗，上报朝廷，认为南澳对于海防和贸易都非常重要，朝廷遂同意在此设镇。南澳从此成为军港兼贸易重镇。南澳Ⅰ号的发现，证明了南澳海域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叫陶瓷之路）的存在提供了又一条有力证据。

明代南澳附近海域千帆浩荡，蔚为壮观，史上有“郑和七下西洋，五经南澳”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所乘船只究竟有多大、构造如何，一直为学术界争论。通过水下考古发掘，发现南澳Ⅰ号沉船现存有十六道隔舱板，十五个舱位；现存船体的纵向长度约27米，最宽的隔舱长度7.5米。这对研究明代晚期海船有重要意义。

之前的两次大规模打捞中，南澳Ⅰ号共出水各类文物两万余件，大多数是国内罕见的明代外销瓷器——克拉克瓷。这些瓷器大部分产自福建。众所周知，江西景德镇是古代瓷器的主要出产地。南澳出水如此多的福建产品，说明当时瓷器外销量极大，景德镇瓷器早已供不应求。

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曾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他们寄希望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民窑，尤其希望在口岸附近开辟窑场就地生产，以减少运输成本，防止途中损坏。福建沿海的平和南胜、五寨等地的民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发展壮大。据记载，1621年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瓷器。

南澳瓷器出水时，有专家形容，明代中国外销瓷相当于今天美国的iPhone 4，风靡全球。这些青花瓷盘、瓷碗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大”，“实惠”程度为国内藏品中罕见。欧洲人当时习惯把瓷器当作摆设，而不是生活用品。

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介绍，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出现的时候没什么太大影响，主要是满足皇帝、贵族等上层统治者对海外奇珍异宝的需求，运输的是一些高档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南澳Ⅰ号出水文物说明，当时的贸易已经跨越奢侈品交换阶段，进入民间生活，是沿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相当大。

“外贸货”学术价值大于收藏价值

这些外销青花瓷，被称作“克拉克瓷”。克拉克是什么意思？学术界尚无定论，民间普遍认为这是荷兰语中一种小商船的叫法。17世纪初，荷兰武装船队在马六甲海峡截获了一艘载有中国瓷器的葡萄牙商船，船上十多万件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第二年拍卖，轰动欧洲。荷兰人不知道这些瓷器怎么称呼，在拍卖中就临时称为克拉克，后来约定俗成，中国明清时期出口的青花瓷在国外基本都被叫做克拉克瓷。据国外资料不完全统计，仅荷兰公司从万历三十二年到顺治十三年（1604－1656）销售到荷兰的瓷器就达三百万件，平均每年六万件。

克拉克瓷的特点是宽边。通常花纹有三层：一层以盘心为主体纹样，绘制莲池水禽、人物山水、盆景堆、花园小景、麒麟瑞兽、花卉虫蝶等；二层内壁为次主体纹饰，多绘开光莲瓣形；三层为口沿，边饰涂以青料一圈。有些克拉克瓷的构图形式还受到伊斯兰陶瓷影响。南澳已出水的瓷器中，有十件青花瓷盘被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盘心绘有牡丹、莲花、麒麟、仕女和汉字等图饰。

平心而论，克拉克瓷收藏价值并不高，毕竟是“外贸货”，其工艺的精细程度和图案的艺术品位，与国内宫廷用品不可同日而语。其均为薄胎，易碎；盘底多为简笔图案；器底多有粘沙、塌底现象。今天，克拉克瓷更为人看重的是学术研究价值，以它为媒介，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可从花纹中，探索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脉络。

克拉克瓷在欧美国家、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博物馆、私人手中有不同程度的收藏，在我国非常稀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白狮号（1613年沉没）和班达号（1615年沉没），南非海岸的西班牙船只圣康卡罗（1630年沉没）等，都打捞出大量克拉克瓷的精品，而我国近年来只找到一些碎片和窑口，几乎没有一件完整的作品。南澳重见天日的近两万件克拉克瓷，极大地填补了国内收藏的空白。

海禁使帝国之舟没落

第3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2007年6月9日，追索27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穿越大半个地球，“哥德堡”号仿古船沿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航行20多个月，终于回到故乡――瑞典哥德堡市。

“哥德堡”号的追索历史和近期一些文物及沉船的发现，对于研究东南沿海历史、海上运输、贸易活动，乃至中国的造船史、陶瓷史和航海史，都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也进一步佐证了东南海域的海上国际航道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考古专家断言:这只是揭开这片海域冰山一角。

5月17日，随着打捞“南海Ⅰ号”的巨型沉井下水，“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工程正式拉开序幕。“南海Ⅰ号”上的文物数量在6万-8万件，巨大的考古价值蕴含在一个个历史谜团中。

5月22日，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海域发现一艘载有上万件瓷器，制造时代跨越宋、元、明三个朝代的千古沉船。这是继在广东省阳江发现“南海Ⅰ号”后又一次水下重大发现，被命名为“南海Ⅱ号”，其影响力大、价值高、意义深远。

“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刘禹锡用诗歌描绘了唐朝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而韩愈笔下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则是另一种气势:“货通狮子国，乐奏粤王台。”从东南沿海到南中国海，再延伸到波斯湾、非洲西海岸，甚至更远的地方，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干线，又有多少历史之谜等待着人类去逐一破解?

作为海洋文化的主要载体，船舶的作用不言而喻，而沉睡在海底的商船，不仅是当年海上贸易繁荣的标志，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未知的宝库。

2002年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对粤东、粤西展开沿海古沉船调查，对广东沿海沉船情况有了大致把握:南海海域星罗棋布般散落着不少古代沉船。2005年，汕头市南澳岛附近就有渔民在海上打捞出一批铜钱和宋元瓷器，省考古所专家大都认为，南澳海域的沉船不止“南海Ⅱ号”一艘。有关专家透露，根据比较清晰的资料显示，南澳海域还掩埋着另一艘清代古船。而据中国水下考古中心的一项报告，中国南海海域的沉船不少于2000艘。

“整个潮汕地区以前也发现过不少沉船，汕头市澄海一带海域以前清理过红头船遗迹，包括一些保存比较好的，这个海域的沉船应该不止一条。”

汕头大学教授隗芾认为，潮汕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海洋文化区，潮汕对外交往从元末明初就开始兴起，于清朝中叶达到鼎盛繁荣期的汕头樟林古港，就是当时整个粤东韩江流域重要的海上交通港口。“南海Ⅱ号”的发现，无疑为再现当时潮汕一带繁荣社会经济生活面貌提供了“密码”。有专家表示，“南海一号”价值堪比兵马俑 。当然有待打捞后求证。

起航点密布沿海

从现实的文物打捞地点和已知的中国东南沿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来看，应该说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起航点应该是密布沿海的。广东海洋大学管理系主任、硕导帅学明认为，随着考古的不断推进，应该不仅仅是东南沿海，渤海湾都有可能发现新的起航点。追溯远一点，汉代的帆船就开辟了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远洋航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外贸易。

如果说沿丝绸之路西去的丝织品有一部分是来自山东的话，那么早期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无疑是在山东。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亦称“东海丝绸之路”，是先秦至隋唐时期自山东沿海经辽东半岛、朝鲜西海岸到日本南部的一条海上交通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有其鲜明的特点，从时间上看，它的形成要早于汉代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从形成的方式看，它不像张骞通西域那样，得益于中国封建王朝与外国政府使节之间的往来，而是由民间百姓大规模向海外迁徙造成的。

“海路”超过“陆路”

第4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海底的“丝绸之路”

从西汉时期开始，西沙群岛就是中国大陆到东南亚和印度洋海上航线的必经之路。千百年来，无数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胡椒等货物的商船经此驶过，这一航线又被冠以“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和“香药之路”的美称。而由于西沙群岛最北的一座暗礁浪急风高，又当国际航道要冲，是南海著名的险区之一，已有古今不少航船在此触礁沉没，留下了大量文物宝藏。目前，已先后打捞出自公元5世纪（南朝）至近代的大量铜钱、铜锭、铜镜、铜剑鞘和陶瓷器等文物。甚至有海南的渔民曾在此捡拾了不少沉船遗留下的蚕豆，故北礁又名为“干豆”。那么，西沙群岛到底深藏着多少历史珍宝呢？

到现在为止，考古工作者们对西沙永兴岛、石岛、东岛、浪花礁、玉琢礁、晋卿岛等水域已进行过三次调查，发现水下文化遗存重要地点50余处。西沙群岛的历史珍宝之多，让人无法统计，甚至一些生活在岛上的渔民站在渔船上就可以看到海中散落的文物，有的遗址甚至距离海面几十厘米。而文物的发掘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意义重大，这些陶瓷碎片、文物遗迹，能让我们了解水下文物的商船航向、船货、文物分布等珍贵的历史信息。

在2007年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对西沙远海古沉船“华光礁一号”遗址发掘过程中，清理出万余件青白瓷、白瓷等珍贵文物。这些出水文物不仅证明南海诸岛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水下遗产，对研究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也证明了中国是最早到达南海诸岛的国家，西沙群岛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天然的热带渔场

有人说：西沙群岛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而在这个充斥着各种添加剂和激素的年代，天然的、未经开发的野生鱼群无疑是西沙群岛最珍贵的珍宝之一，它也由此而被人们称为“天然的热带渔场”。作为我国的主要热带渔场，西沙群岛大约有400余种珊瑚鱼类和大洋性鱼类，是捕捞金枪鱼、马鲛鱼、红鱼、鲣鱼、飞鱼、鲨鱼、石斑鱼、鹦鹉鱼的重要渔场。这些鱼儿美丽多姿、色彩缤纷。当你潜入水底，更会看到绝无仅有的绮丽美景：硕大的礁盘像一把把撑起的雨伞连成一片，各种颜色和形状的珊瑚布满海底，有的红、有的绿、有的粉、有的黄；有的像丫杈的鹿角、有的像绽开的牡丹、有的像婀娜的柳枝、有的又像硕大的篮球。一群群漂亮的鱼儿轻盈地穿梭其间，就像流动的风景。肥硕的海参在海底慢慢蠕动；海胆炫耀着尖尖的硬刺；红海星、蓝海星、面包海星展示着漂亮的外形；身披硬壳的虎斑宝贝、蜘蛛螺、凤凰螺则害羞地躲在礁石下面；几只海马把尾巴缠绕在海草上，在水里轻轻摇曳。和海龟、各种贝壳、海螺、海参、鲍鱼、海藻、珊瑚等动植物一起相伴相生的，还有梅花参、珍珠、砗磲、红珊瑚这些传世珍宝，它们和西沙海底的鱼群一起，惠泽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渔民。

珍宝一：红珊瑚

在民间，红珊瑚与珍珠、玛瑙、翡翠一起，被并称为四大传世珍宝。在清代，红珊瑚也被制作成顶戴，专供二品文武官员使用，成为地位的象征，就此可见红珊瑚的珍稀。而在我国的南海海域的数百米深处，却生长着极其珍贵的红珊瑚，目前红珊瑚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这种产量稀少、价值连城的珍宝，也只能在南海的海底窥见一二。

珍宝二：砗磲

在西沙群岛千米以下的深海之中，生长着一种庞大的深海贝，它可生长到2米左右，重量可达500公斤，它就是砗磲。砗磲是世界上最白的物质，是稀有的有机宝石，可与钻石相媲美。亦是佛教圣物。在佛教界中，砗磲深受许多师父及信徒们的喜爱。古代常将砗磲置于佛堂神桌之上或供奉于家中作为镇宅之宝，与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和珍珠并称为“佛家七宝”，并且列驱邪避凶的首位。这是因为砗磲所含的微量元素能稳定情绪、去除杂念、使脾气暴躁的人消除烦恼、调养身心平衡。

轻松玩转西沙攻略

前往西沙群岛的最佳时间是每年3－5月，那时海上风平浪静，气候宜人。

西沙群岛属于热带海洋气候，长夏无冬，全年平均气温26.5摄氏度。由于西沙群岛处于深海区，应避免台风季节前往。西沙群岛从5月开始就有台风，8到10月是台风最厉害的季节，那时海上波浪很大，船舶的行驶会受到很大影响。台风一来经常会被困岛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

美食

去西沙是一次较为独特的旅行，首先要先作好充足的准备，买足饼干、方便面、罐头等食物装进包里，以备不时之需；其次，对吃的方面要求不能高。在西沙可以吃到各种海鲜，当地的青口螺和油炸海鲤鱼都是上等的美味，如果和当地人的关系熟了，他们还会拿出山兰米酒和空心菜来招待客人。但是当地吃的蔬菜大都是补给船从海南运过去的。

西沙工委招待所里有三餐供应，但是要注意，不要错过开饭时间，岛上每天早晨7：00早餐，11：00中餐，下午5：00晚餐。

住宿

目前西沙群岛只有永兴岛上有接待能力，永兴岛又仅有西沙工委招待所具备接待考察者的设施及能力。招待所在距码头300米的北京路上，是一个三层的小楼，一共只有18个房间，其中双人房15间，四人房2间，合计36张床位。招待所设施：独立卫生间、蚊帐、风扇，无空调。

购物

西沙群岛是我国主要热带渔场。它是捕捞金枪鱼、马鲛鱼、红鱼、鲣鱼、飞鱼、鲨鱼、石斑鱼的重要场所，有珊瑚鱼类和大洋性鱼类400余种。海产品主要有海龟、海参、珍珠、贝类、鲍鱼、渔藻等几十种，比较名贵的有海龟之王的棱皮龟、海参之王的梅花参，世界最著名的珍珠——南珠、宝贝、麒麟等十几种。

此外，西沙的椰子水汁丰富，甜而不腻。永兴岛上遍布野花，蜜蜂颇多。蜜蜂采出来的蜂蜜可卖到100多块钱一斤。

住宿小贴士

供水时间是7:00－24:00，一定要节约用水。岛上的淡水都是雨水净化而来，每到下雨天，遍布全岛的雨水收集系统就把雨水储存起来，经过净化后使用。

房间内没有电话，招待所也没有公用电话。

在西沙群岛手机没有信号，如果想和外界联系，只能到永兴岛上唯一的一个邮局打公用电话，或者IC卡电话。岛上也没有网吧。

购物小贴士

1、西沙的海洋风光应该是中国海洋美丽之冠，来到这片神奇的岛屿与海域。一定要带上照相机、摄像机等和足够的扩充卡、储存卡、DV带一类。专业或摄影爱好者最好带上长焦头。

2、上岛船行驶在大海上有时会非常颠簸，晕船药是必不可少的。

3、最好带多点干粮或喜欢的食品，水果也带点，岛上可买的东西选择很少。

第5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阐释性呈现；考古电视新闻报道；价值解析

作者简介：张殿元，男，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G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73-05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创造。我们的先祖们曾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它对于今天和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意义重大。但正像培根所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在考古知识的多种传播途径中，电视媒体成为最受公众欢迎、接收考古知识和信息最多的渠道。近年来，文物考古方面的新闻报道颇为引人关注，2000年至今，就有十多场考古类电视新闻直播和数百项考古新闻报道。然而在越来越热的考古报道背后，考古工作者对电视媒介的认识和电视工作者对考古项目的了解都还非常不足，一些好的考古项目苦于找不到出口，没有好的宣传和普及。一些被重点宣传的考古项目，因受到报道者对考古项目了解的局限，没有做到最充分的解读和表达。如何借助电视媒体报道考古项目、传播考古知识，不仅是考古工作者也是电视新闻人迫切需要的，更是受众所期待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就已提出“公众考古学”这一概念，旨在将考古学大众化，使大众理解、支持、参与考古和遗产保护活动，并做出了相应的尝试，比如建街边博物馆，文物修复透明化，创办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期刊等。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也有如《故宫》、《中国博物馆》等精品，但更多的是像《鉴宝》这样的节目，娱乐性尚可，但严重缺乏内涵。如何借助电视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广播电视艺术学、传播学和考古学的架构中，思考考古学大众化的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普及和提高：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呈现

电视出现之前人们对考古的了解主要通过对纸质媒体的阅读以及民间的口耳传播获得的，这种信息的传达由于受到人们文化素养和媒介自身的局限，在考古大众化的过程中影响仅限于少部分人当中。电视的出现是传媒史上的重大事件，多种传播符号的聚合让最大多数人卷入到了电视传播构成的世界里，即便是像考古这样并非所有人都感兴趣的节目也在电视的放大效应下不断走进千家万户。经过多年的节目设计，特别是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包括考古节目在内的文化类传媒产品成了各电视机构开发的热点。

当下电视对考古学及考古活动的传播从题材上看包括三种类型，一类是传播国家有关考古方面的重大研究项目，如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在这些科学研究项目中考古发掘工作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观众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关心，这让考古类节目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多次播放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片子，收视率很高；第二类是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和省市级电视台，经常播发各地考古发掘的收获，甚至搞考古工地现场直播。如北京老山汉墓的发掘，河南林州东周墓的发掘，湖北枣阳战国墓的发掘，江苏泗阳汉墓的发掘，还有水下考古的报道等等；第三类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的报道。大的诸如长江三峡工地、黄河小浪底水库工地、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小的如老城区改造等。由于这些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古物发现和发掘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有的就发生在现实生活里，因此在民间的影响也非常大。

近年来出现的比较多的有关考古发现的新闻报道和相关的专题节目，在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古老文明的关注度的同时，也对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与基本建设相关的考古发掘的报道，文物单位直接同基建部门、老百姓打交道，利用考古发掘现场讲解文物知识和公民的行为规范，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此外，电视机构的大量考古信息的传播，也直接影响了老百姓对文物的价值判断，并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意识，强化了文物是国家民族公共财产的心理，改变了处理文物的态度，最后让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保护历史文物。文物保护宣传抑或电视新闻的考古报道，专业性强，而我们面对的主要宣传对象是基层的百姓，知识鸿沟以及兴趣上的障碍很明显。电视媒体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影响人、教育人，如何将文物保护的宣传民生化，在贴近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上下功夫，是电视媒体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好看和时效：电视新闻报道与考古大众化的价值错位

考古报道热产生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但考古学和电视新闻报道的特点，也决定了电视新闻报道和考古工作之间存在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电视首先要好看，考古的判断关键是价值，好看的未必有价值，而有价值的常常又不好看；新闻传播要求快，再重大的考古项目错过了宣传的时机就不再是新闻；考古研究要求严谨，新发现之初，往往不希望新闻报道，因为在大多数考古学者的意识中，考古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学者潜心去努力，只有尽可能摒弃杂念，才会从考古第一手的资料中读懂或者接受比较完整的古代信息，更何况轻易下结论有出错的风险。具体而言，目前中国电视考古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视作为一种理解模式无法深入解析考古活动

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典型的实证科学，它的诞生是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关于远古神话、传说的想象和思辨加以匡正的结果。相对于考古挖掘的器物而言，对考古器物的解析更重要。对考古发现的理解模式是多元的，相对的，可选择的，但并非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好的理解模式能够把更多的考古证据联系在一起，更深入、更广泛地解释人的社会活动过程。考古学理论的进步不仅表现在证据的积累，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理解模式，把尽可能多的已知证据联系起来，对已知的和未知的过去事件，提出更有说服力、覆盖范围更为普遍的解释。

理解模式有许多种，如考古学、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等等，新闻传媒既可以再现这些理解模式，同时也是对考古的一种新的理解模式，但这种理解模式容易重蹈“镜像论”的误区。电视对考古的报道严格遵循真实性的原则，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考古活动的全过程，这种记录性质的报道体现出来的文化进化的主要证据，是考古器物及其制作工艺技术的改良和进步，但这些证据充其量只是证明了物质文化的进步，在社会组织、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信仰体系等“观念文化”的层面，史前时代是否比以后的时代更简单、更低级、更落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解释文化遗物的更科学的理解模式，而不是文化遗物本身。

考古报道的复杂性体现在通过器物思考史前人们的思维方式，而史前人的思维并不是简单地对包括器物在内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其一；其二是史学家对考古发现的思考，也是结合了自己的史学理论能动化地解释眼前的器物及其所代表的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电视在报道考古发现的时候，往往找个别的专家和学者就自己的研究来向大众讲解发掘的器物所代表的古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一定的片面性；其三，不管有多少机位，电视对考古挖掘的再现都是有选择的，这种用镜头对考古事件所做的选择性报道，无法还原考古事件的本来面目，演播室的专家更无法依次来完整解析古人的思想观念等深层的内容。

（二）考古电视新闻报道无法反映“过程考古学”的实质

面对考古发掘出来的遗物，即使我们知道了它们的文化特征和类型，也常有“见物不见人”的感慨，要真正做到“透物见人”，就必须借助考古学以外的学科的知识，赋予考古遗物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这样它们就不再只是物质文化的载体，而且与上古史记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等事件相对应，重现史前各部落集团的生活和历史。而电视的考古新闻报道多半都是以少于2分钟的短消息的形式出现的，记者将复杂的考古活动用10几个镜头记录并报道出来，观众只是通过这些镜头了解了一个简单的新闻事件，那些硬邦邦的器物所代表的也只是一段已经“死去”的历史，有关那段历史的丰富意义无法在大众的眼中呈现。

“新考古学”强调研究人类活动的过程，也被称为“过程考古学”。它通过考察各地、各种族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过程，做出跨文化的概括。对考古证据的科学解释更加重视文化遗物的社会意义，一件文化器物不是孤零零的客观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模式中的人的生活的一个片段，社会模式把一个个片段联系在一起，使它们重现过去人类活动的过程，使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得到完全的解读。而串联起一个个片段的社会模式无法从简单的一次考古活动中概括出来，需要一个超越时空的宏观观照，但考古新闻报道并不是基于考古学的原则生产出来的，它不会考虑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考古发现的内在联系，这种零碎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割断了作为“过程的”考古学。

（三）考古电视新闻报道容易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

在普通大众的眼里，考古挖掘的报道不过是一个新闻事件而已，但在当地政府的眼里，考古挖掘特别是可能与历史名人扯上关系的考古挖掘就成了一件关涉到旅游和财政收入的大事件。这样的考古新闻报道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场，相关的政府部门、有关的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社会舆论都牵涉其中，进行有关历史名人归属的大辩论。新闻媒体本来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应该有自己对这一事件的价值判断，但是当事件本身成为一个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时，媒体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大肆进行报道炒作，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赚取广告收益，这时候的电视机构也便成了博弈的一方了。媒体的主动介入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出来发声，以至于事件越闹越大，作为事件的推波助澜的媒体最终让自己站在了事件的风口浪尖上，成为被利益集团利用的工具。2009年关于曹操墓的考古挖掘的新闻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9年12月27日，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联播》报道了河南安阳地区考古挖掘的“疑似曹操墓”。但当晚《新闻联播》与第二天CCTV-4的跟踪报道称，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会，专家宣布在河南安阳发现的西高穴墓地，其墓主人已经确认为曹操。毗邻安阳的河北邯郸，人所共知是曹操邺城所在，曹魏文化源远流长.却眼见着曹操墓现身河南，颇有些不平静，除了质疑河南方面外，也宣称曹操墓可能在邯郸一带。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据说也不排除开挖疑似曹操墓的曹氏宗族墓群的可能。严肃的考古成果，不期引来大讨论，掀起大波澜，着实让河南方面有些手忙脚乱。尤其糟糕的是，河南越强调此次考古的专业、科学和审慎，其遭遇的网络阻击就越强烈。2009年最后一天，河南方面组织文物专家集中答疑释惑，试图将口水仗平息在2009年。然而，事件的走向已不可控，网民乃至社会公众的疑问，并没有因为专家措辞简练的几条意见而消失。后来，国内某著名高校拟启动现代DNA基因调查技术，专辟科研课题，寻曹氏后人比对遗传信息，参与遗骨甄别，寻求新的信息支撑。在这场旋风中，一些利益集团包括少数专家学者不失时机地利用先验的“学养”信息优势，利用手中控制的不对称信息资源很“内行”地炒作自我，操弄话语权，成为眼球经济时代的名利双收者[1]。

此种情况下，受众与电视传媒或许反被舆论所牵引，成为睁眼瞎，不知不觉中为人作嫁而提供免费论坛和广告。事实上，面临复杂的事件，电视媒体只是秉持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还不够，有时还需多一份审慎的保留，要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使新闻报道更具可操作性、调控性和纠偏性，把握舆论导向的主导权。否则，盲目抢位，向受众兜售本质上并不客观的新闻，必然损耗媒体的公信力。

三、阐释和责任：电视新闻报道对考古大众化的价值回归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众考古学开始成为考古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的出现既是适应考古学大众化趋势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爱。进入21世纪，公众考古学的发展更加迅猛，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日益强大，我国考古学的大众传播近年来也呈现出不断升温的趋势。现代传媒在促进考古学大众化的过程中虽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或多或少带有金钱化、庸俗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大众，使大众对考古学的认识与猎奇、探险等联系起来，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考古学的社会作用等等。虽然有CCTV的“探索”、“走进科学”、“国宝档案”等专业考古栏目的设置，在大众中享有较高的收视率，但作为普及范围最大的电视传媒领域，仍缺乏精品，大多数考古类的节目多流于形式而失去了节目的真正价值。要将公众考古学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仍需一段时间，但中国考古学家已开始凭着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迈出了公众考古学社会实践的步伐，相关科普类读物相继面世，考古学家也开始与传媒合作，而时下考古电视报道的策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

（一）超越电视考古报道的技术逻辑，解释比描述更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发掘文化遗物，来认识人类过去的历史。在史前时代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活动遗留在地下或洞穴里的器具或痕迹是我们现在唯一可知的证据。考古学在创立时的主要任务是寻找这些证据，重现史前时代的事件。通过考古证据的积累，可以对越来越大的范围和越来越长的时间中的原始文化做出越来越普遍的判断。随着技术的进步，考古挖掘和考古发现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少，现代的考古技术和仪器，让被发掘的遗物的数量不断增长。

但是，考古学的目标是对过去的事实和事件做出解释，而不单纯是对过去的描述。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探求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点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原始文化的要素，如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仪式活动、社会层次和价值系统等，需要通过对原始社会中的人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考察，才能被认识或理解。考古学发掘的文化遗物所携带的信息主要与物质文化相关，但这些无生命的物件不足以揭示原始人群的意识和行为模式。

电视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全方位记录的现场感是任何其他媒体都无法比拟的，但与纸质媒体相比，影像无法进行思辨和逻辑演绎，电视代表的是肯定文化，而纸媒代表的否定文化。当我们要对考古的过程做全面描述的时候，电视的优点就可以发挥作用了，但我们要对考古发现做进一步解释的时候，电视的缺点就表现出来了。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利用电视节目制作积累的经验和提供的平台，尽可能超越电视的技术限制，通过专家解读和电视深度报道的形式对考古发现做更精细深入的阐释。

（二）避免零散报道造成的历史隔断，利用考古新闻宣扬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融合，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自上古时代起，就生活着众多不同的部落，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这些部落之间的征战、联姻、合作，慢慢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完整格局。电视考古报道特别是那些篇幅较长的考古电视直播报道，应该在具体的某一地区的考古报道中，利用专家的讲解将这一地区的文化和其他地区的关联讲清楚，让广大的电视观众科学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不要让观众看了这些报道后，产生“非我族类，与我无关”的想法。

能够了解中华民族形成史的考古理论包括“上古三大集团”理论和“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学者徐旭生在分析先秦时期传说的史料基础上，得出结论：“我国古代的部落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这三个集团相遇以后，开始互相争斗，此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才渐渐形成将来的汉族”[2]（P3-4）。苏秉琦根据中国各区域发现的史前遗址的器物的整理、分类和概括，把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分为六个区系：以燕山北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以洞庭湖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中的三个属于欧亚大陆文化圈，三个属于环太平洋文化圈[3]（P120，69）。这两个理论的结论是等值的，两者相互对应，相互参证。“上古三大集团”的理论使我们见到了不同类型文化遗物的属主，他们是一些部落集团。仰韶文化是华夏集团的创造，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属于东夷集团，而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苗蛮集团的势力范围，龙山文化和后来的中原龙山是混合华夏和东夷文化的文化类型。考古学家严文明说，这六个文化区的关系好似“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个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它与古史传说中各个部落集团经常迁移、相互交往乃至发生战争的记述是相呼应的。”[4]（P258）

对考古发掘的器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模式，如果是专家学者私下的个人研究，很难分出这些模式的高下优劣。但是，当这些考古的研究通过电视媒体被放大到观众面前时，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传媒呈现看成是精英考古学和大众考古学区别的话，那大众考古学理解模式的好坏就应该在通俗之外秉承文化传承和能否发挥教育功能的标准，前面的两大理论就是符合这种标准的理解模式。目前中国的电视考古报道还缺少这样的大局观，在以后的节目策划特别是直播节目找嘉宾学者时，应该遵循这样的选择标准。

（三）强化电视考古报道节目的文本意识，新闻生产要对历史负责

新闻人都知道一个常识，即今天的新闻将是50年后的历史，因此，新闻人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当新闻对现实的记录涉及考古之类的历史命题时，这种使命感就更强烈了。

我们知道，对于考古学而言，实物本身并不是经验，它们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能成为经验证据。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对于我们的经验有着同等重要性。但是，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这两种经验都不是独立于命题的，在此意义上，两者又都是“文本”。当今的“解释考古学”认为，考古发现的遗物和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文本”。文本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文本的语境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融合的“视域”。从“视域融合”的观点看，史前的遗物不仅是那时候人的思想活动的产物，而且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环境或“生活世界”的理解，他们的理解既是对过去的解释，也被他们之后的人们所解释。理解活动代代相传，每一时代的解释都不能离开相传至今的过去的解释，现在进行的解释也向未来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报道的考古也是一种可供考古研究的文本。一方面，电视考古报道对考古挖掘过程进行全方位记录，强烈的现场感真实完整地呈现古人的生活场景，这些影像资料就是将来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文本。特别是那些超大型的古迹，无法挖掘出来在博物馆保存，研究者不便于经常光顾考古现场，电视记录的影像就成了重要的研究文本；另一方面，考古现场直播中专家的讲解和电视人查阅大量资料编辑制作的节目都是对考古发现的一种理解，这种对器物和历史的解读也必将被后人所再次或多次解读。同样是文本，前者是对古人生活的记录，要对历史负责；后者是今人对古人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未来开放的，要对后人负责。

参考文献：

[1] 张君安，汪开海.论新闻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曹墓考古引发众声喧哗的启示[J].新闻前哨，2010，（4）.

[2] 徐旭生.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第6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我”是一种短兵器，装上长柄后才能用于战场上砍杀，那尖尖的三角刺砍将下来时，一般的皮甲胄都是难以招架的。

“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当时的“我”作为代词用，指的是“我们”。

“我”是怎样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原来“我”是会意字，它从戈，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所谓枕戈待旦，大丈夫当“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因此武士们常取戈白持，凡持戈之人，皆归属我方，“我”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从那时沿用至今。

蹦极源自成年礼

蹦极起源于太平洋的瓦努阿图群岛，是当地青年的成年礼。瓦努阿图群岛中有一个名叫彭特科特的小岛，那里的居民每年四五月份都要举行一次“死亡跳”活动。小伙子们在脚上绑上一根藤条，然后从30多米高的“跳台”上纵身跃下，以此证明自己已经成为了能够独自面对危险的成年人。

陕西发现5000年前使用的白灰

考古人员近日在陕西白水下河遗址发现了5000年前人类使用白灰的遗迹。考古人员在下河遗址发掘了两座仰韶中期向晚期过渡的大型房址。这两座房址都是五边形，有内外两层墙体，地面分为上下两层，地面以下铺设草拌泥，草拌泥之下经火烘烤或者夯实。据了解，这两座房子的地面都是用料姜石烧制而成的一种白灰，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使用的白灰之一，其发现对于我国仰韶时期的建筑技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掌故”原是官职名

掌故原是官职名，在汉代，“掌故”就是太常所属太史令的官，专门负责管理收集国家历史故事。唐代设有“内侍掌故”和“州郡掌故”，分掌宫廷及各地流传的历史故事以及逸闻、考证等。唐代的翰林学士有的兼掌悼念历史沿革等故事的职务，也称之为“掌故”。后来，在历朝的文人笔记中，凡收集有关上层社会人士的逸事、朝野逸闻、民间传说等，也统称“掌故”了。

“杀青”起源于先秦

“杀青”一词源于先秦时代。那时，书大都用竹简(称“简”)、木简(称“牍”)制成。先在简和牍上刻字，接着在它们一边打孔，然后用丝绳或牛皮带编联起来，形成了形状像“册”字的书，又因为竹竿的表面有一层竹青，含有油水成份，不易刻字，而且竹容易被虫蛀，所以古人就想出了火烤的办法，把竹简放到火上炙烤。经过火烤处理的竹简刻字方便且防虫蛀，所以火烤是竹简制作的重要工序。当时人们把这个工序叫做“杀青”，也叫“汗青”、“汗简”。“杀青”一词就是这样来的。现代人已经将其“嫁接”到了影视剧制作当中，用以形容影视作品拍摄完毕、进入到后期制作阶段了。

信封上“缄”字溯源

“缄”原是捆箱子的绳子。《汉书》载：“解箧缄”，就是解开捆箱子的绳子。“三缄其口”是说用绳子把铜人的嘴绑了好几道。现在形容人不说话叫“缄口”、“缄默”，都由此而来，又引申为“封”，指的是把公文或书信封盖上，不叫别人看见里面的内容。

诗歌为何称首

在古代，诗歌最初称“篇”或“章”，而不称“首”。例如我国最早的《诗经》，叫“三百篇”，屈原的诗叫“九章”。诗歌称“首”，最早出现于东晋初年。当时有个名叫孙绰的诗人，在《悲哀诗序》中写道：“不胜哀号，作诗一首。”一个名叫支通的人，在《咏禅道人诗序》中写道：“聊箸诗一首。”从此，人们普遍称诗为首。

皇帝座位为何面南背北

在周朝礼制之中，规定天子在朝堂上的座位面向南方，意思是坐在上面的天子对国家的统治，是朝着光明的方向(由于中国位于北半球，为方便室内采光，自古以来，绝大多数建筑的大门都向南开)。后来，渐渐地形成一种尊卑观念，面南背北成为地位尊贵的一种象征。再往后，就干脆把皇帝统治天下的方法叫做“君人南面之术”。

埃及发现世界最早功能性假肢

根据英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两个假脚趾――其中一个在埃及一具古代木乃伊的右脚上发现――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期的功能性假肢。其中一个大脚趾使用木头和皮革制成，分3部分，保存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另一个被称为“格莱维勒・切斯特假脚趾”，现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两个人造脚趾均可帮助它们的主人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两个人造脚趾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600年，比此前认为的最为早期的假肢――罗马卡普拉假腿――早了数百年。

第7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一、读通文字

古代私塾中的传统语文教育，主要是通过吟哦朗咏、诵读背诵让学生直觉体悟言语规律，这是传承近千年的教学方法，而且教学成果是显著的，所以文言文教学的第一步还得正视实际学情，遵循文体的特点，帮助学生首先读通文字。

怎样读通课文？课本上的文言文已经是给出了标点符号的文章，而标点符号不仅和语句的结构和意思有密切关系，而且能够表现语气、心理或神态。所以学生初读文言文的时候，应首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注意一些特殊的标点。例如感叹号、反问号，并随时提醒学生应该读出怎样的语气语调，表达何种感情。例如《爱莲说》的第二段，连用感叹号、反问句，学生初步朗读，读出情感，就能把握文意。

学生读了加标点的课文以后，再让他们尝试着以竞赛的形式读一下没有标点的文章。但在某种程度上，读通的过程也是对文章意思把握的过程。

二、读出情境

文言文教学有三大主题：文言、文学、文化。在引导学生读通文字，利用工具书翻译理解后，学生还应该学会分析全文，如分析人物形象，分析文章的艺术特点。这就要求老师引导学生去读文本，披文入情，由情入境。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体验和感受，在情感和认识活动中获得自然而真切的感悟。笔者认为，在古诗文阅读教学中，让学生读通文字后，由教师引导去读出情境显得犹为重要。

海明威曾经说过，好的文学作品像冰山只露出一角，百分之九十藏在水下。古诗文当然是这种“冰山”型的作品，所以教学中抓住这“一角”，让学生寻找和想象那藏在水中的“百分之九十”，是引导学生能“读出情境”的生长点。如教学《黔之驴》，如果让学生说说课文讲了什么，学生朗读后会回答：老虎通过深入了解逐步看清了驴，最后吃掉了驴。至于怎样逐步了解的，学生也许会一知半解地找出文中的句子，但印象不深。此时不妨因势利导，先让学生找出老虎对驴子逐步了解的词语，如“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远遁”、“又近处前后”、“稍近益狎”，通过这些词语，学生会想象它们之间的斗智斗勇，会形象地把握两者的形象。如此，在学生读出情境的前提下解读文体的主旨，主旨即使深邃，也比较容易让学生理解并吸收。

引导学生找出冰山中的“百分之九十”，除了抓诗文中的关键词、意象引导学生进行联想和想象外，必要时还可以在授课中讲述一些和课文有关的轶闻趣事，来拉近学生与课本的距离，吸引学生，使学生急切地去关注古人的命运遭际、生存状态、心理情感和灵魂世界。

例如整体感知《屈原列传》，谈到张仪“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秀”时，老师如果不怕旁逸斜出地讲些《张仪列传》中张仪怎样通过用靳尚来蛊惑郑秀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学生不仅能切身地感受到屈原当时所处的社会氛围，而且能明白屈原历史悲剧的必然性，甚至对于那个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战国名士张仪也会充满好奇之心。此时再适时地给学生印发《张仪列传》，学生定会先睹为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只有人们自愿做的事才做得好。”有了对古文阅读的兴趣，古文阅读教学就成功了一半。

三、巧妙翻译

现行的教育，从实质上说始终是围绕中考这一指挥棒在转，语文教育也不例外。为了能在中考古文翻译题中让学生尽可能多地取得好成绩，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让学生了解特殊句式，把握关键字词，逐句逐字地翻译。但从语感的角度考虑，过多地遵循文言文的翻译规律，可能会破坏原文所表达的韵味。长期以平铺直叙的方式来翻译古文，尤其是李白、杜甫等大家的作品，学生必然会产生审美的疲劳。如果翻译时灵活变动，把书面语换成生活语言，把作品中高深难懂的字眼转换成相对通俗风趣的口语，也许可以深入浅出地向学生阐释文本意义，使学生充分感受到作品所表达的感情和意义。

第8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尤卡坦半岛

Valladolid瓦雅多丽游泳初探洞穴

去尤卡坦之前就听闻这里有世界闻名的地下水中洞穴。我和四光的第一站是尤卡坦第二大城市瓦雅多丽。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好好玩一把洞穴探险，游泳加上洞穴浮潜绝对让人无比期待！

第二天上午询问了旅馆的人得知，距离市区8公里就有一个洞穴叫做Cenote Dzitnup。在墨西哥，Cenote是地下淡水石灰岩洞的意思—Yucatan半岛地表没有河，所有的水都在地下岩溶洞间流淌，形成了很多地下暗河，里面光影婆娑、怪石嶙峋，是很多探险者的最爱。Dzitnup的入口就很神秘，它隐藏在树根背后，要扒着石头往下钻，才能到达入口的湖面。

这里的水虽然清澈，但水温很冰冷，所以在这里游泳，一定要穿保暖潜水衣。我和四光试了试水温，小心地下了水。在水中仰望，光线从树枝间照下来，钟乳石悬在圆顶。洞穴顶端有个自然天窗，正午时分日光直射进来，水面变得像玛瑙般晶莹剔透，呈现蓝绿的色泽。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当地人把这里叫做“蓝洞”。除了我们，来游泳的还有很多墨西哥小朋友，和我们的专用服装不同，他们大多裸着上身。不得不承认，还是当地人体质更好！

Tulum图鲁姆洞穴浮潜最刺激

洞穴浮潜是我和四光期盼已久的项目了（至于深潜，则需要专业的潜水证）。而Tulum则是洞穴浮潜的天堂，那里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地下洞穴，必须有潜水教练带领前去才行。我们找了潜水教练Billy，决定了浮潜目的地Dos Ojos洞穴。

在岩洞这样特殊的构造地形浮潜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并且必须沿着指定路线前进，否则很可能会在巨大的水下迷宫里迷失方向。我和四光戴好浮潜装备下了水，第一段的路线是从入口进入水下，往前钻过一个狭窄石柱间的通道，然后到达另一个岩洞出水。原本还想在水下摆几个Pose让四光拍照的我，结果低估了这段通道的狭窄程度—进入通道越游越黑，没有任何自然光源，必须用水下手电照亮前方，否则就会撞到前方的石柱。这可苦了近视的我，水下没法戴眼镜和隐形眼镜，只好紧跟着四光往前游。这时前方有一根石柱横在水路中央，我们看了看对方，决定从下方钻过去。无奈的是，我往返两次都用脑袋撞到了石柱，怎样都绕不过去，四光在石柱另一边那叫一个着急啊。

好不容易把自己塞过去，紧接着就是一段长长的暗河。这段倒是轻松得多，也有自然光线。这里的钟乳石如梦似幻，岩洞深处透出幽蓝，非常虚幻。慢慢地就能看清万道光剑刺入墨蓝的水里，身边不时有鱼游过，心中瞬间膨胀开自由向往。上了岸发现，这段浮潜大约有50分钟，我和四光从光明走进了黑暗，又从黑暗里看到了光明，心路历程真是刺激得很。

墨西哥洞穴潜水，你需要知道：

Yucatan的洞穴分为可浮潜的开放洞穴，以及适合深潜的封闭洞穴。即使只是简单浮潜，也要在向导带领下进入开放洞穴。尽管有路线绳，但是洞穴道路过于复杂，很容易迷路。建议浮潜前和向导学习洞潜知识，时间充裕的可以参加当地的Cavern Diver课程。注意，如果要进入封闭洞穴，那么需要至少有“Intro to cave”的专业潜水证书，而且需要技术、知识都保持更新。洞潜时不需要担心洞穴的水温，这里的水温通常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能见度通常在50米以上。

恰帕斯州

San Cristobal圣克里斯托瓦尔

这里的人最“好色”！

位于恰帕斯州高地中心的San Cristobal小镇有个好听的别名：琥珀小镇。这里盛产琥珀，也是恰帕斯的文化中心。比起琥珀，我和四光对这里的市集更感兴趣。城中心完好地保留着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建筑风格：种满鲜花的露台、纵横交错的马路，还有色彩鲜艳奇妙的小房子。在Santo Tomas教堂北边就是一个大型的传统墨西哥市场，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商品，从周围小镇过来的商人在这里进货，然后输往周边小镇，当地人牵着马驮着货在这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想要知道墨西哥人有多“好色”？来市集逛上一圈你就知道了！密密麻麻的摊子里琳琅满目地摆满了色彩鲜艳的衣服，他们把橘色和水红、天蓝和奶黄意想不到地组合到一起，各种撞色看得我和四光眼花缭乱。四光在一家小摊上挑起一件这里的传统服装，往我身上比了比，满意地准备拿下了。要知道，这些人工缝制的传统服装在墨西哥很多大城市已经不多见了，精美的刺绣以及完美对称的图案极富美感和墨西哥风情。

这边四光还在和摊主起劲地侃价，我的注意力早已被另一家卖琥珀小玩意的摊子吸引过去了。听摊主介绍才知道，原来琥珀也分很多品种：比如红橙色的老蜜，红葡萄酒透明色的是血珀，骨珀是纯白色的，香珀会散发出迷人的香味，而最珍贵的则是有蜡状光泽的蜜蜡，听得我目瞪口呆，这是好好上了一堂琥珀知识普及课呀。四光拿着侃价成功的衣服挤开人群，献宝一样地递给我，然后拉着我继续“疯狂购物”的行程—在墨西哥的市场里，生活的各种滋味融在五味杂陈的瓶罐和人声吵闹中，等着我们去慢慢品尝呢。

Palenque帕伦克在玛雅遗址听故事

来墨西哥，如果没有去过玛雅遗址，那可算是白来一趟。我和四光到达帕伦克玛雅遗迹的时候，时间还很早，因为这里早上游客不多，可以好好地参观和了解这个充满魅力的王朝遗迹。

帕伦克是位于墨西哥南部的一个玛雅旧址。这个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226年，繁荣的帕伦克城曾经是玛雅文明的中心。直至8世纪这个玛雅古城开始衰落，慢慢地这个遗弃的繁华都市到12世纪后就被丛林掩埋。1520年，西班牙殖民者来到这里才发现了这个掩埋在原始丛林的遗址。

我们的导游Samual恰好是玛雅人的后代，进入帕伦克广场前，他特地给我们普及了“玛雅”的意思：“15世纪，殖民者西班牙人登陆当时印第安人聚居的中美洲时，当地土著面对外来的高大欧洲人双手合十，贴在胸前，低头垂眉，谦卑地说：‘Mayacub。’他们说的是当地的一种方言，其含义为‘我来自这里’。这是当地人向外来者表明身份和问候的一种方式，从此欧洲人就把这里居住的土著称为玛雅人。”

进入帕伦克广场后，Samual带着我们直奔帕伦克王朝宫殿。在宫殿右边有三座神庙：最高的是碑铭神庙，旁边紧挨着的是王后神庙和头骨神庙，这些神庙的名字都是考古学家根据找到的不同事物而起。宫殿的规模不大，但精美的雕刻被非常完好地保存下来，其中一部分保存在墨西哥城的人类博物馆，包括精美的玉石面具和身穿紧身衣服的古代国王。

走在遗迹上，我问Samual：“为什么这个都市突然人间蒸发了呢？那些玛雅人去哪里了？”Samual倒是没有故弄玄虚，严肃地解释说：“因为王朝的衰落和气候的恶劣变化，迫使当时的居民往北面迁徙，他们在新的地方建起了新的城市，这个古城就渐渐地被遗弃了。”比起那些被神化的离奇传说，这样的解释似乎让人从无尽的想象和幻想中抽离出来，就像真真实实地踏在这块土地上，非常实在。

我们最后登上了帕伦克玛雅遗址中最高的建筑十字架神庙。我和四光坐在金字塔台阶的顶端，斜靠在一座废墟墙上，静静地俯视远方的帕伦克宫殿。Samual此时没有再继续给我讲解，他默默地坐在不远处，让我们休息。我的思绪不断地游移在各种猜测中，静静地吸收和回味玛雅文明的每一个神秘传说。

瓦哈卡州

瓦哈卡北部山区野外求生版露营！

到了瓦哈卡州，我和四光两个西班牙语连数字都念不全的家伙却想念起大山，决意去冷门的旅游线路哈瓦那北部的山区体验一下野趣。到达瓦哈卡的第二天，就开着车沿小路进了山。

露营地点环境极好：众山环绕的绿地中央是个小湖，小溪依在山旁，山脚下还有一个小木屋。我们跟司机Eric约好第二天9点来接我们。临走时，我们让他晚上再过来一趟点篝火，一顿手舞足蹈后，原以为已经顺利传达了意思，却压根没想到这里成了我们野外求生的实战场地。

到了晚上Eric根本没出现，我和四光无奈决定自己沿山路找找。半小时后到达一个餐厅，却发现一个人影都没有，我们仿佛被遗弃到了一座空城。此时我发现窗台有一盒火柴，高兴地打开火柴盒时，发现里面只剩下一根了。四光慎重地把火柴从盒子里端出来，咔嚓，小火柴断成了两截，我紧张地憋着气都没敢呼出来。咔嚓第二下，火星出来了，四光赶紧把松木条点上，火苗蹿上来了。

祸不单行这个词绝对真理，我们刚把烧水的锅端上篝火，就下起了雨。我俩在屋檐下遥望着那堆黑暗中的唯一光亮，小小的篝火在雨中顽强地挣扎着。在物质匮乏、电力不及的荒山野岭中，我和四光深切感受到了原始的生存欲望，领会到了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火之源之于生命的意义。雨势变小了，我们跑到篝火旁，发现水已经烧开了。在寂静的山谷里听着溪流和雨声，有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捧在手心，热汤一口便暖遍全身。

埃斯孔迪多海港体验极限冲浪

冲浪？我以前从没有想过。可到了埃斯孔迪多海港，心里却冒出了这股冲动—因为这里有全世界闻名的管状浪，还有无数冲浪好手。我们初试身手的海滩叫做Lagar，教练Hydro说这里最适合初学者。要抵达海滩也不容易，必须先经过200多级的陡峭阶梯，凤凰花树掩映下的小海滩景色别致。如果说大海滩是大家闺秀，那么这儿就是小家碧玉。清晨的海浪还不大，轻拍岸礁。

做完简单的热身运动后，我们先在沙滩上学了一点基本动作，平躺在冲浪板上模拟滑水和起身，然后Hydro就让我们直接到水里练习。试了几下发现，冲浪滑水有点像蛙泳的滑水动作，要利用冲浪板用尽可能小的体力滑到浪前。如果在滑水过程中遇到大浪，则需要把冲浪板翻过来，鼻子憋气，身子跟着板翻过来，这样大浪过后人就不会被冲回去了。

第9篇：水下考古的意义范文

另外，1986年，长治小神村遗址[2]的发掘也获得了一批颇具夏时期文化特征的陶器，有高领鬲、高领罐、盆、瓮等，鬲的锥状空足或实足跟上施以凹槽。因此，山西境内的夏时期文化遗存，从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其明显地可分为两个系统[3]：一个系统为与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另一个系统为既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同时又具有自身特点的遗存。在晋南地区的“夏墟”范围内发现的夏时期文化遗存，属于前一个系统，如东下冯遗址，虽然也出土少量的具有地方性特征的遗物，但绝大部分的遗迹和遗物是与二里头文化的遗迹和遗物相同或者相近的。而其他地区的同时期文化遗存中，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土著文化要占相当大的比例。如太谷白燕遗址，既存在有与二里头文化相近的陶鬲，同时也有具有自身发展序列的本地陶鬲。因此，可以认为晋南地区的一部分地方曾为夏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而其他地方则是受夏文化影响的“方国”而已，他们有着自身的文化特征。

商汤灭夏后，商王朝五迁其都，最终定都今河南安阳小屯（即“殷墟”），直至被周族所灭，历经六百年左右。商王朝的历史是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逐步发展到高峰的历史，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步上升的历史。根据商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以商王盘庚迁都至殷为界，将商代文化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盘庚以前的早商文化为商代前期，盘庚和盘庚以后的晚商文化为商代后期。商代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如东下冯商城遗址、垣曲商城遗址、平陆前庄出土的青铜器等，是与典型的商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它们主要分布在靠近商王朝都城的黄河北岸及临近地区，这些地区可能属商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他们的经济生活与商相同，以农耕经济为主，同时经营家畜饲养和渔猎。垣曲商城，位于古城南关村西侧的黄土台地上，垣曲商城是以层层夯土修筑的由四面城垣围成的方形城堡，平面形状略呈梯形，北窄南宽，总面积13万平方米。城址内中部偏东为统治者居住的宫殿区，由多座大型夯土台基组成，以南北并列的两座长方形大型台基为中心，其余分布在其周围，形成一组基址群，台基四周有长方形宫城墙将宫殿区围在中间。城内东南部为一般居民区，是平民进行生产与生活的主要活动区，分布着大量储存物品的窖穴和堆积废弃物的灰坑等。

城址内西南部为制陶手工业作坊区，发现有多座制陶窑址。垣曲商城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陶质以夹砂陶为主，纹饰常见绳纹且形式多样，有粗绳纹、细绳纹、间断绳纹、交错绳纹等，主要器形有折沿实尖足鬲、大口尊、平沿盆、罐、豆，其他遗物有铜鼎、铜斝、铜爵等，属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年代相当。垣曲商城毗邻商王朝中心区域，其建筑规模远小于王都，因此有可能只是区域性的统治中心，或是商代分封于此的某方国的都城。也可能是据守黄河岸边的一座军事城堡。东下冯遗址发现的商城，位于运城盆地西缘，城址平面大体方形，面积14万余平方米。出土陶器有鬲、簋、罐、甗、大口尊、蛋形瓮等，还出土了铜爵、铜刀、铜镞。与垣曲商城规模相当，可能是一方国之都或商朝设在晋南的一座军事据点。平陆县前庄村出土的一批商代文化遗存，其青铜器多立耳、深腹、空心柱状足，饰简单的饕餮纹，具有商代前期铜器的典型特征。陶器有鬲、大口尊、三足瓮、簋等，也有钻、灼、凿的无字甲骨。垣曲、东下冯和前庄三处遗址，属于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对于保障商西部疆域具有战略意义。平陆前庄等地出土的青铜重器，更可说明这些地方与商王朝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晋西南、乃至晋南、晋东南与商朝王都毗邻的部分地区都是商朝的势力范围，是商王朝的经略要地。山西商代后期的商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分布在临汾盆地以东至晋东南地区的长子、潞城和黎城等地，与河南殷墟相邻，文化面貌一致，以浮山桥北商墓、长治小神遗址、长子北高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另一部分是方国文化。浮山桥北商代墓葬，位于临汾盆地东南缘。被盗严重，追缴回文物中有带“先”铭的商代铜器。2003年发掘清理大型墓葬5座，其中M1、M18规模较大，墓道中有随葬的殉人及车、马。墓主人应当是商王朝管辖下的方国首领。盘庚迁殷以后，长治小神村商代遗址出土商代陶器鬲、豆、罐、瓮等，与殷墟文化接近，分布范围包括长治、晋城两个小盆地。北高庙遗址发现铜器19件，主要有鼎、斝、爵、甗、觚、罍、鬲、戈、镞等。特点是，仿陶器占一定数量，斝平底，鼎、甗锥足；纹饰简单，以单层饕餮纹、珠纹、弦纹等为主，与小神商代遗存属同一文化类型。

山西中西部吕梁山和沿黄河一线，当时存在着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众多“方国”，甲骨文多见记述。灵石、石楼、柳林和保德等地从五十年代开始，陆续发现过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这种文化遗存，既受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受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即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本身具有的特征，形成一种混合的文化遗存。他们可能代表着存在于当时山西境内若干方国的文化，它占据着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应是山西境内商文化的主流。这些方国虽然也有定居聚落，也有农业经济，但主要是一种游牧式的经济，这和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从考古发现的许多工具中也能看到这一点。灵石旌介村商墓出土的晚商青铜器以中原青铜器为主，有鼎、觚、爵、卣、簋、直内戈、有铤镞等，组合以爵、觚酒器为主，同时有鼎、簋的搭配。形制、花纹与组合均体现出殷商文化的特点，但弓形器、羊首刀、有銎钺等又有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某些特征。因此，旌介商墓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系统应是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当地及其他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地域类型或是商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与商王朝有着较为稳定的臣属关系的方国的遗存。这一类型遗存在晋中太谷白燕、忻州连寺沟等地均有发现。旌介商墓墓坑形制均为长方形竖坑土穴，流行在二层台上殉人和在窑坑中殉犬的习俗同于殷墟墓葬的丧葬礼制，而且其青铜风格和殷商文化的也一致，暗示鬲方与商朝的友好。除鬲方之外，山西还有许多与商朝友好的方国，见于甲骨文和金文的有天、戈、邑、子等10余个，其地域大多在晋南和晋东南。

与灵石旌介商墓所代表的方国文化相比，在山西的晋中以北及吕梁山黄河沿岸一线，分布着一种特征鲜明的北方文化，具有浓厚的草原文化特色。这一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群中，既有殷墟常见的青铜礼器，又有地方特征明显的礼器、武器、工具，还有不见于殷商文化系统的器类。分布在石楼、柳林、吉县、隰县、乡宁、大宁、洪洞、永和、保德、忻州、右玉等地，其中石楼、永和等地最为密集，属于商代晚期，少数几件铜器属于商代前期。因为这一文化系统还包括了陕西的绥德、府谷、神木、榆林、淳化以及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所以有学者称其为山西石楼———陕西绥德类型青铜文化。这一文化类型常见的殷墟文化器类有觚、爵、斝、卣、瓿、鼎、簋、甗等。其组合、造型、花纹与殷墟铜器相似，其中带有铭文或族徽的铜器，与殷墟所出者几乎完全一样，这类器物的存在，反映出北方地区与殷商文化频繁的交往关系，最能表现文化特色的是具有地方特征的是礼器、武器、工具，器形和花纹都有独到之处。礼器多为仿商改进型，如忻州连寺沟所出云纹鼎，把腹部花纹由殷墟常见的兽面纹改为云纹，再加石楼桃花庄的带铃觚，形制与殷墟基本相同，但腰部设计特细，而且圈足内带铃，保德林遮峪的带铃豆，是以当地早期的陶豆和殷墟的陶豆形制结合产生的。再如石楼桃花庄的龙纹觥，曹家垣的带铃铎，形器更为奇特，为殷墟和其他商文化遗址所不见。武器和工具类管銎戈、带銎钺、环首刀、兽首刀、蛙首刀、蛇首刀，长甬矛等，不仅与商文化大相径庭，而且与商代其他方国文化特质也完全不一样。石楼———陕西绥德类型应是一支与殷商文化并行发展又相互影响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据学者研究，石楼———陕西绥德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即晋陕交界的高原山地，其最远涵盖范围，往北可至鄂尔多斯，往南可达汾河下游以西和洛河、泾河中上游地区，西以子午岭为界与寺洼、辛店文化分布区相毗邻，东部南端基本不过太岳山脉，北端则达滹沱河上游，而灵石往南沿着汾河则是它与旌介商墓所代表的与商朝关系友好的方国文化的交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