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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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区域文化；区域经济；作用；影响

中图分类号： F061 文献标识码： A

一

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虽然人们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普遍认识到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文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其他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

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演变，各个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频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长期以来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区域内人们各有千秋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某些地理区域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其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

二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

1.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

2.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文化的发展以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存在和增长为前提，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靠文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拉动来实现，而文化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长又以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为支撑。

3.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思路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同，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就不同，文化的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反作用体现在：

1.文化建设通过对反映社会群体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的确立，有利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环境，支配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

2.文化建设通过对制度建构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制的建立及运行需要文化的指导和保证，需要通过文化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经济主体在价值观念上对制度有内在的认同。

3.文化建设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市场经济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充满各种矛盾，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解决这些社会病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

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区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四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之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许多地方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带动经济起飞。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文化作为产业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运作，创造经济效益。区域文化资源还可形成特色旅游产业，提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与品牌。

五

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在运用文化杠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是每个区域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要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从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塑造主体形象，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高层次的、含有多元文化的环境建设能够提高区域的品味和亲和力，高素质的、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够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可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所以，加强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能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激励民风民气，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开拓进取，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自身不可能解决的诸如精神需求、观念转换、民族团结、人才素质、文化复兴等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要加强区域新闻传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接触范围，加快区域文化的发展，发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三）大力培育、传播与弘扬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构成社会凝聚力以及提升文化品位和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因此，要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同区域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并将其内化成人们的信念，引导人们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外化为经济政策、法律，规范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为此，在区域文化建设中，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做到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的协调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强化人文精神在人的各个阶段的培育，力争把人文精神的培育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之中。

第2篇：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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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体育文化 全球化 和谐发展 路径探究

体育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也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对于体育文化来讲，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加快了世界各国体育文化的交融步伐，促进了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导致了体育局势的紧张。如何实现世界体育文化与中华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是我们应当认真应对的重点课题与难点课题。基于以上的论述，本文从现状与对策两个角度，对相关问题做了详细阐述。

体育全球化的基本概况

现如今，全球化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大，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体育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的产物，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前，人们对体育全球化有着不同的界定。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体育全球化是指一种以西方体育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也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体育全球化是指一种与时俱进的、囊括各国体育文化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无论如何界定，体育全球化已经扑面而来，这是既成的事实。

基于各种不同的观点，本文对体育全球化的内涵作出如下分析：首先，奥林匹克文化是体育全球化的首要表现，但不是全部。体育全球化凭借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已经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体育全球化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具有综合性的文化内涵与外延。其次，多元优秀体育文化是体育全球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体育文化形式的背后，孕育着一种更为宽泛的体育文化平台，不同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共同放置于这个平台，形成了一种多元性的规范。可见，体育全球化的实质就是一种包含多元发展体制的文化体系。最后，体育全球化将多元的体育文化进行融合，使这些文化在同一种背景、同一个平台进行契合，以满足世界各族人民的不同需求。

综合以上的分析，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全球化是一种以奥林匹克文化为主导的、以多元优秀体育文化为基础的、多元性的体育文化。

世界体育文化对中华体育文化的影响

在体育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体育文化必然会受到世界体育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中，西方体育文化是影响中华体育文化的最主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世界体育文化尤其是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是中华体育文化在发展中必须认真攻克的难题。中华体育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2000多年来，传统体育文化得到了很好地传承与发展。截至目前，以儒家和道德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体育文化依然影响深远，体现出其强大的感染力和传承力。但是，从总体上看，它还是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近些年来，世界体育文化对中华体育文化的冲击力越来越强，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在此影响下，传统体育文化的边缘化倾向愈发地明显和突出。在20世纪，中西体育文化的争论长期存在，这给了我国很高的警惕。如果说当时西方体育文化只是企图“霸占”中华体育文化阵地，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企图更多地变为现实行为。可以预见，这一状态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中华体育文化要想自力更生，就必须积极地应对世界体育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从中华体育文化的角度讲，要想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不仅要关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且要关注世界体育文化以及体育全球化的发展。现如今，中国已经迈入了体育大国的行业，并在逐步地向体育强国行列迈进。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密切关注世界体育文化的深刻变化，妥善利用各种有利的影响，积极规避各种不利的影响。面对着体育文化全球化，中华体育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中华体育文化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积极实现自身与世界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奥林匹克文化的发展史，给予中华体育文化很好的启示。它充分说明，中华体育文化要想更好地发展，就要努力实现继承、批判和超越的有机结合。否则，中华体育文化就会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因此，积极走向世界，实现自身与世界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

世界体育文化与中华体育文化和谐发展的路径

在多元体育文化的浪潮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联系日益密切，这是时展的必然趋势。面对这种局面，中华体育文化必须利用辩证思维来思考问题。一方面，它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自身以及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将自身真正融入到多元体育文化的氛围中；另一方面，它要积极应对世界体育文化的强烈冲击与挑战，始终保持自身的民族化与本土化。当前，体育文化全球化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地关注，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华体育文化逐渐摆脱了两种畸形发展。一种是坚持以世界体育文化为中心，对世界体育文化惟命是从，将自身完全纳入到一种极度开放的状态中；另一种是片面地抵触世界体育文化，将自身完全纳入到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在处理与世界体育文化关系的问题上，要坚持的思想，实现两者和谐发展。

关于如何确立中华体育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中的地位问题，理论界与学术界争议颇大。笔者认为，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争论，其出发点与立足点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努力实现世界体育全球化与中华体育文化本土化的统一。之所以这样说，其理论依据主要有这样几点：

首先，体育全球化可以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进行契合，形成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内涵。同时，它还促进了和谐发展的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多元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念逐渐趋同化。可见，体育全球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单一化的过程。除了单一化以外，多样化与民族化也是客观存在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多元体育文化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使体育文化生态系统具有多样性与民族性。其次，体育全球化的突出特征是“整合”，不仅整合了主流的体育文化，而且整合了其它非主流的体育文化。体育全球化与体育本土化或体育民族化并不矛盾，它们是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两种表现形式，是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关系。对于中华体育文化来讲，其自身的发展是一个融合与冲突相互作用的过程。在矛盾或冲突的过程中产生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又产生矛盾或冲突。在体育文化不断整合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的独立性与民族性也会得到加强。对于中华体育文化而言，同样也是如此。

此外，体育文化民族化和世界化的统一，是体育文化全球化深入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体育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体育文化虽然逐渐接纳各项国际准则，但是仍始终保持自身的特色，使其自身凸显出明显的民族内涵。以4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中华体育文化的展示已经让人耳目一新。而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华体育文化将自身具有民族特色的内涵更是展示得淋漓尽致，世界各国给以好评。通过以上的论证，我们不难发现，中华体育文化要想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就必须努力实现自身与世界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

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华体育文化要想获得更好地发展，就必须保持一种与世界积极对话的态度和立场。具体而言，中华体育文化应当逐步摆脱“华夷之辩”、“东西之争”等错误的思想认识，秉持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始终保持一种宽广的胸怀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外来体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中华体育文化的繁荣与复兴所用。总之，立足时代前沿，着眼未来发展，创新思维、不断超越，是实现中华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和谐发展的首要举措。

第4篇：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萨林斯；形式主义批判；实践理性；象征理性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3007308

作者简介：马良灿，贵州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苏和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冲击，形式主义关于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念蔓延到各个学科之中，成为主导性学术话语。特别是在经济人类学中，很多人类学家按照经济理性原则来解构部落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将该民族视为追求物欲和私欲的理性个体。这种将初民经济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版的做法，歪曲了该民族社会行为的本质。在经济人类学领域，再次引发了一场针对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本质的论战，即著名的“形式论”与“实质论”论战。持实质论的人类学家试图延续和重振波兰尼的传统，强调经济行为的社会文化基础，突出文化制度对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意义。他们反对将经济理性观念强加给部落民族，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虚构，背离了该民族经济社会生活的真实。

在经济人类学视野中，萨林斯是继波兰尼之后实质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将初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置于同一理论平台，通过对两者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比照，从三个层面完成了对形式主义的知识论、价值论和理论硬核的解构。首先，从知识论层面，萨林斯对一百多年来盛行于西方学术思想中的实践理性观念进行了系统批判，形成了其关于文化理性制约经济实践、“物质实践由文化构成”的人类学命题。其次，从价值观层面，萨林斯探讨了西方人经济行为逻辑中关于“罪恶”、“利己”、“需求”等观念的宇宙观背景，认为这种以趋乐避苦、利己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人性观是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原罪，是西方宗教宇宙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复归。其三，在理论与经验链接层面，萨林斯通过对初民社会中人们经济社会行动的动机、生产模式、经济互动类型、交易方式的系统研究，驳斥了形式主义经济学中盛行的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性个体等抽象观念，使经济人类学回归到了正确的思想轨道。对萨林斯的新经济人类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西方经济社会科学认知局限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复杂多变的人类经济社会行动逻辑的理解。

二、 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及象征理性原则的阐释

萨林斯从实质论的学术立场，对功利论和实践论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关系的观念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两种观念主张，文化制度是从物质实践活动及其活动背后的适用利益中逐渐形成的。实践论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形式，功利论强调的是制约物质生产利益的逻辑。萨林斯指出，实践论的主要学术流派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它主张文化理性由物质实践构成，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功利论的主要流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功能主义人类学，它坚持文化是行动者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活动中积淀形成的，是行动者进行理性选择的主观结果。无论是功利论还是实践论，都是从“实践理性”立场，强调理性计算和理性选择逻辑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限定，主张经济理性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宰。从实践理性立场看，“所谓文化因素在那里相对于物质理性是‘外生的’，且典型地被视为其发展的一个‘妨碍’，因此是‘非理性的’”[美]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张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实践理性主张经济理性逻辑对塑造个体人格的意义，这种观念构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萨林斯明确反对用经济理性的观念来解读文化秩序，反对将文化贬低为个体追逐私利的结果。他指出，西方人错误地将经济理性视为人的本性，将物质追求视为人的目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文化观忽视了经济的文化形式，曲解了象征理性对个体生命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商品化逻辑使人们的所有行为和欲求都用金钱来衡量。但这种经济理性事实上根植于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由事物的逻辑——意义属性与人们之间的关系所构成。因此，资本主义的金钱理性，尽管同土著人的物质实践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它只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新版前言），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页。。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决定文化形态，它将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性逻辑服从于工作的工具性逻辑，……将社会存在的象征坐标转置成社会存在的结果” ④ ⑤ [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205页。。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真正的中介因素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物质生产逻辑，文化仅仅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生成。观念不组织经验，而是追随经验，生产是人们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将人与人的关系，正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简化为经济关系，这显然将人类真实的社会经验事实倒置了， “唯物主义成了‘唯经济主义’的一个变种”④，人由此蜕变成没有文化个性与社会特质的理性动物。把生产关系消解成生产过程本身时，也就将文化逻辑消解成了工具逻辑，将生产的文化关系转化成了自然的关系。在唯物主义视野中，工具理性得到了伸张，但却以牺牲象征理性为代价。当马克思将人视为“类的存在物”时，人所“从属的‘类’，实际上就是‘经济人’”⑤。这样，人们所有的社会经济关系都依赖于实践理性，依赖于劳动过程的工具有效性。依照这种逻辑，经济理性的实质不证自明，而文化则是物质实践的副产品。张盾曾对萨林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进行了批判。参见张盾《保卫唯物史观：评萨林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

功利论明确倡导一种经济人的观念，将文化视为一种工具系统，视为满足人们物质欲求的手段。它关注的是个体为实现其利益和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强调客观世界是依主体的需求而调节和定位的” ④ [美]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张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211页。。摩尔根是人类学功利论思想的主要发起人，他强调文化是人类的欲望和需求的产物。马凌诺夫斯基则是文化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摩尔根相比，马凌诺夫斯基更明确地将文化视为实现人的欲求的工具，认为文化是从实践行动和实际利益中创造出来的马凌诺夫斯基关于文化及其功能的更多阐述，参见＼[英＼]马凌诺夫斯基《文化论》，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功能主义仅把文化属性当作表面现象看待，将文化视为满足冲动、欲望、天性和需求的手段，这无疑“用工具理性的刻薄真理消解了象征秩序” ⑩ [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220页。，扭曲了人类文化的本质。由此，自我利益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宰，文化也被简化成理性行动者从有目的的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副现象。这种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实用主义观念，漠视了人类行为的意义秩序。

萨林斯指出，无论是实践论还是功利论，都使文化理性从经济理性的逻辑中消解了。实践论在将生产看做是满足需要的、自然的、实用的过程时，陷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调。功利论强调人们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是谋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这种根深蒂固的实践理性观，构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论基础。但实际上，任何既定群体的“理性的”、“客观的”图式都是“文化性地建构起来的”④。甚至在完全相同的物质条件下，文化秩序都可能完全不同。萨林斯反对将文化系统从物质活动中抽离出来，反对经济脱嵌于社会。他批判到，不论是实践论还是功利论，都错误地将文化理性等同于各种适用性，将需求视为文化存在的根基：经济关系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社会关系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精神关系是为了满足经济需求。这种从物质欲求层面来理解文化形式、将文化视为物质环境的产物的认识是错误的。

萨林斯进而倡导一种“象征理性”的新观念。这种观念主张，“人的独特性在于，他必须……根据由他自己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生活”[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页。。亦即文化是关于人与事物的意义秩序，这些秩序是系统性的，它绝不可能由物质实践随意地创造出来，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文化系列不开分割的领域，不可能脱嵌于其所处的文化系统。因此，一个民族的经济社会活动只有置于该民族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才能理解，“经济活动是具体生活形式中，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的物质表达”[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新版前言），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页。。换句话说，人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定，相反，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决定着其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方式，事物与观念、价值观与利益，均是文化的建构物王铭铭：《萨林斯及其西方认识论反思》，载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代译序），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13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决定或者说包容了经济基础”[美]萨林斯：《何为人类学启蒙：20世纪的若干教训》，载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附录），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9页。。犹如波兰尼所主张的人类经济行为应嵌入于社会之中，经济关系应纳入社会整体的脉络中进行理解一样Polanyi， Karl，eds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Glencoe：Free Press，1957，p250，萨林斯指出，象征理性决定经济实践，经济社会关系嵌入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意义秩序之中。这正是他所强调的，应当将“社会放置在历史中，把生产放置在社会中”⑩。只要物质力量被社会所建构，其行动方式和社会后果必定由文化决定。

萨林斯指出，生产中的物质力量并不包含文化秩序，物质力量本身没有生命，其展开过程和结果只有通过将其与文化秩序的坐标联系起来方能理解。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部落社会，均强调特定的文化制度对经济社会关系的意义。部落社会强调亲属制度对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西方社会则强调生产关系的意义秩序。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系统，其独特性在于经济象征机制是以结构性的方式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物质基础及其社会存在形式是由它在文化系统中的整合程度决定的。就其对象征理性的依赖而言，西方工业文明与部落民族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西方人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毫不留情地摧毁其他文化形式。他们在追逐私欲的过程中，忘却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常识，即“社会对自然的主宰，是受社会主宰的”[美]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页。。

三、 对功利主义思想与道德根基的质疑

功利主义为实践理性提供了价值基础。它主张从人的先天性和生物性来解释人类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这种观念认为，人们进行经济社会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种追逐私利的冲动是个体奋斗的动力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萨林斯指出，这种功利主义人性观源于西方古老的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宇宙观，其强调人性的善与恶，强调人性的堕落与贪婪，强调苦乐与人类苦难的天命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西方宗教神学思想的延伸，是西方人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社会之关系的现实表达。因此，只有对西方宗教神学关于人性论的认识进行系统批判，才能摆脱功利主义宿命，从根本上颠覆实践理性的价值与文化根基。

西方基督教神学强调人是罪恶之源，是追逐私欲的贪婪动物。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了神谕。亚当偷食禁果后，已将人类带入了无知和贪婪的尘世中。在基督教神学观看来，上帝是永恒的、神圣的和完美的，而人却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是有限的、堕落的、世俗的和贪婪的。人之有限性成为了一切罪恶的根源。人注定要在满足自己生理需求的过程中耗尽其体能，但在满足欲求时，已冒犯了上帝。“由于人把对自己的爱放在对惟一能满足人之需求的上帝面前，人成了自己需求的奴隶。终归，上帝是仁慈的，他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学这门知识。” ③ ④ ⑥ [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9、10、24、26页。而这门学科的要旨，正在于研究人类为满足私欲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策略，在于探明人如何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回报。萨林斯指出：“正是基督教宇宙观中的那种不幸状态观，为自由意志向理性选择的提升设下了想象的空间。”③如果说西方工业社会将经济人从基督教伦理的禁锢中解救出来，并允许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遮掩地标榜自己，那么，迄今为止，西方的人性观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永远是一个不完美的生命体，其需求总是要超过他的能力，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人依然是亚当，“这个有需求并由稀缺性予以驱动力的造物，并没有因时间推移而消亡，反而存活至今并成为一切人文学科的主要敌手”④。

基督教神学对人性的认知与现代资本主义人性观之间存在悖论。西方人对自身欲望的极度关注，对教父来说是一种束缚，而在现代社会中却成为了个人实现自由的前提。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人的需求与贪婪是社会美德的力量源泉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者斯密在对人性及人的经济行为动机进行阐述时，曾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情感基础，强调同情心、良知和正义对于限定个体的贪婪与私欲的重要性。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并未在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引起共鸣，反而被后者所摒弃。萨林斯所批判的，正是建立在经济理性和功利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斯密关于经济行为道德基础的论述，可参见[英]斯密《道德情操论》，赵康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人们聚集成群并发展社会关系，要么是出于有利可图，要么是将彼此视为满足自身目标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没有任何神圣存在于世间，人丧失了人格化特性，缺失了神人同形的主体性。

在基督教神学看来，人一半是神一半是兽，他不仅是一种双重的、分化了的生命，还被诅咒着拥有永恒冲突的精神和肉体。由于人本体上充斥着肉体和非理性力量，使他经不起贪欲的考验，从而出现“肉体因渴求贪欲而与精神冲突，精神也同肉体相冲突”⑥。这种身体与心灵间紧张的二元关系乃是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依照这种神学逻辑，似乎只有死亡才能医治一个人身体的堕落。因为只要是出于，肉体就总是精神难以对付的敌手。与精神的不确定性相比，肉体具有确定性，其质量、重量、体型和各种物质欲求均可计量。这种将人视为追求物欲的功利主义人性观，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性的本质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多重属性。

总之，在萨林斯看来，犹太教——基督教的神学观念，在造物主与造物、圣神与世俗之间形成了一条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在西方宇宙观中，上帝是绝对超验的，而自然则是纯物质性的。作为神和自然之中介的人类，唯有通过主观的苦乐体验方能理解生命的意义。基督教所起的作用，恰恰是在反对古典唯意志论当中继续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这正是追随原罪而蔑视物质世界的必然结果。依照个人的苦乐体验来理解经验实在，用效用来协调客观性，是功利主义者处理社会经验现象的一贯逻辑。西方本土知识长期将客观性等同于理性：“物体的客观性由身体的健康代为经验。它是针对我们而言的客观性，是我们幸福的客观性。” ② [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3、67页。而堕落的亚当成为了解读功利主义思想的道德前提，他通过对身体的感知来认识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人们趋利避害时，一切都降为简单而又悲哀的生活观。那些将生活界定为追求所谓幸福的人实际上是不幸的，因为“耶稣，从未笑过”②，基督教神学观早已在西方每个人的心灵中种下了不幸的种子。

四、 嵌入在象征理性中的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

萨林斯对实践理性及其功利主义道德根基的质疑，其目的在于彻底摆脱政治经济学阴影，使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回归并重新嵌入到象征秩序之中。他拒绝从经济理性逻辑出发来理解部落民族的经济生活。在他看来，部落民族在物质生产实践和经济社会交往中并没有明确的生产目的和物质欲求，经济关系呈现的是社会的物质生命过程，是“社会本身，是上天的智慧之神决定着经济学的观念。” ⑤ [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45页。因此，“社会是弥漫而无所不在的实在，它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包围我们，向我们渗透，指导我们的全部生活。”[法]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形形的交换》（第二卷），顾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99页。让人类学重返经验世界，关注和体悟部落民族真实的经济社会关系实践，是对实践理性最好的回击。

他基于丰富的田野民族志资料进行考察后指出，部落社会是一个富足的丰裕社会。狩猎采集民族的物质需求很容易满足，成功适应了其所处的环境。他们对自然的索求不多，满足需求的方式很多。人们量力而行，对食物和生计的追求是间歇性的，食物摄入是丰富的。因此，对部落民族经济的认识，不应想当然地将物质环境和经济结构联系起来，由此错误地推导出他们经济生活的艰辛。生活的闲暇是部落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特征。这些民族劳动的特点就是断断续续、干一天歇一天。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受环境影响，的确保持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但他们所掌握的生产手段，已足以满足其物质需要。与之相反，当今人类社会中，还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处于饥饿和贫困中。在技术力量发展到顶峰的今天，饥饿却仍然司空见惯。世界上最原始的人们拥有极少的财产，但他们一点都不贫穷。因此，“贫穷不是东西少，也不仅是无法实现目标；首先这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它恰是文明的产物。”⑤现代人由于追逐无限的欲望，才使自己陷入了短缺和贫困的宿命。

部落民族经济往往维持在低度生产水平，这种低度生产主要表现在资源低度利用、劳动力低度使用等层面。低度生产与原初丰裕是一致的，亦即既然可以很轻易地满足自己的需求，也就没有必要过度使用劳动力和过度开发资源了。部落民族刀耕火种的农业耕作方式是资源低度利用的典型形式。这种耕作方式极其简单，土地耕作一到两季后，便被抛荒多年，直至恢复植被，重新积聚肥力。然后，这块土地重新开辟，进行新一轮耕作和休耕。刀耕火种低于其技术能力所能达到的水平，处于低度开发状态。劳动力低度使用是部落民族经济低度生产的重要特征。在这些社会中，人们承担的经济义务和他们的身体能力相比较而言严重失衡，青壮年不事生产，反而将工作的重担留给了年老力衰之人。他们工作的动力难以持久，工作时间很不规律，大量劳动力被闲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仪式、娱乐、社交及休息的需求，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补充，也是社会结构对经济活动的动态适应。部落经济追求具体而有限的目标，是一种为使用而生产的经济形态。

这是一种典型的家户经济，它强调以生存为本萨林斯明确表示，他关于部落民族家户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源于俄国著名的农民学家恰亚诺夫。恰亚诺夫是农户经济分析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从农民的文化心理和农业组织形态层面探究农户经济行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农户经济的组织理论，形成了著名的“恰亚诺夫定理”。关于恰亚诺夫农户经济理论的更多讨论见[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其首要目标是满足家庭的生计需求。家户经济追求的是生活的路径，遵循着反剩余原则，它的生产模式专为生计所设，只要略有剩余，便会终止劳作。在由家户生产群体组成的社会群体中，家户相对生产能力越强，其成员工作时间越短。在部落经济中，生计的标准往往以大部分家户所能达到的程度为依据。这意味着，家户经济不存在生产剩余品的动力。那些生产能力较强的家庭，不会为了穷人的利益而扩大自身的生产。

从社会组织层面看，部落民族的经济行为受制于亲属关系，呈现出权力关系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亲属关系与制度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更是家户经济的决定力量：“这些力量依托家庭之上的社会结构，以及生产过程之外的文化结构，控制着社会经济的张弛。” ③ [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6、215页。同时，部落民族的家户经济受到政治体制和政治组织的强烈影响。家户经济受到部落政治力量的干预，生产的动力是由政治权力传送出来的。头人、酋长本身是集体命运的化身，他们激发集体的经济动力，做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因此，政治制度是约束家户经济及其生产模式的重要机制。酋长和头人慷慨赠予是一种强加的义务。这种赠予体现了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政治关系。酋长因控制财富，而具有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权力。他通过赞助公共福利、组织公共活动而为集体创造了巨大利益。

与现代社会一样，部落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它会在部落内部、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交换和互惠。不同的是，部落民族往往将经济交换视为社会互动和社会链接的一部分，交换活动与社会制度、亲属制度和亲属关系相嵌合。在这些社会中，“物品的流动是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并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③在家户与家户、部落与部落之间，人们主要通过互惠方式进行经济交往，将物品流动与社会关系链接起来，物品的流动开启了社会关系。而以礼物交换为基础形成的互惠经济是部落社会经济社会交往的典型形式。这些民族将礼物交换视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之间基于互为主体性基础上的社会互动过程。人们正是通过礼物流动，建立社会联系，增进社会团结。因此，礼物经济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的基本纽带，成为了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马良灿：《论“莫斯精神”在当代社会学中的遭遇》，《青年研究》2011年第1期。。

依照初民社会经济社会关系的性质，萨林斯将互惠分为“慷慨互惠”、“等价互惠”和“消极互惠”三种类型萨林斯一方面承认他关于初民社会经济交往的认识受益于波兰尼的启发。但他指出，初民社会中，互惠和再分配是一回事，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再分配是一种互惠的组织和系统。以此为基础，萨林斯建立了部落民族互惠关系与社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模型。波兰尼关于市场、互惠、再分配和家计经济等经济社会整合机制的讨论，详见Polanyi，Karl1992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Granovetter， M& R Swedberg（eds）.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Boulder：

Westview Press：pp29-51；[匈]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8页。。慷慨互惠是一种利他的交换过程，在这种交往模式中，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不计回报，交换的物质方面被社会性所压制，对互惠的期求可有可无。而等价互惠指的是直接交换，参与互惠交往的群体以更为明确的经济和社会目的面对彼此，交换的物质和社会动机并置，给予的物品必须在短期内回报，社会关系随物品流动的变化而变化。在部落社会交往中，等价互惠往往是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契约而存在的，它是和平与结盟活动首选的媒介，是群体间从自我封闭走向联合的方式。人们通过等价互惠，建立了很多契约关系。消极互惠是一种只进不出的企图，集中了对报偿和利益的贪求，物质交换中充满着欺诈和投机，其交换动机是为了赚取实际利益。因此，消极互惠是个人间的交换，通过不断讨价还价，最终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萨林斯明确指出，互惠的形成与社会距离、社会的结构性位置、财富密切相关，初民社会中的亲属关系距离和亲属关系等级决定了他们所采用的互惠模式。首先，亲属关系距离决定了互惠的模式。一般而言，近亲之间近于分享，乐于利他和奉献，契合慷慨互惠，而对陌生人与非亲属则是对等交换或诈欺。其次，与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相关的重要因素是道德。初民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原则之上，部落民族将依据交往对象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的道德原则。第三，亲属关系等级对人们之间的互惠关系和交换模式也具有一定的作用。等级意味着特权，特权意味着义务。上等人只有通过将财物进行赠送和分配才能获得权威。互惠成为了启动机制，它参与了社会等级的建构。第四，社会团体之间财富差异和社会地位也会影响人们的互惠模式。在亲属共同体中，富人会给予自己的族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人们总会关心自己的近亲而非远亲。初民社会中，慷慨互惠不仅是一种交换活动，它使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在灾难面前增加了幸存机会。

总之，在部落社会中，人们之间进行经济交往的价值受制于“交换区域”的限制。交换区域依照不同的等级秩序标准，规定了物品的不同价格。物品的不同价值取决于它们在交换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区域。同样的物品在不同的交易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交换比例。现代社会中盛行的市场原则无从解释原始交换关系。在部落社会中，亲属和友好群体会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商业中的竞争关系。部落民族的经济交换关系遵循着严格的道德规范，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可以为了利益不顾一切，是“社会关系而非价格将‘买方’与‘卖方’联系在一起”，“交换过程应该被理解为社会整合的类型，而不仅是（简单的）交换类型”[美]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9、347页。。原始社会的贸易活动体现的是一种伙伴关系，其本质是交易过程中的交换比率由社会交换的经验所决定。通过物质交换同外族建立社会关系，对交易本身而言是最有意义的。

五、结语及讨论

萨林斯从学术思想的源头与现实的经济社会场景、从功利主义的道德与哲学根源、从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的真实经验出发，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经济思想展开了全面论战。从他关于物质实践由文化构成、社会距离、亲属制度和交换区域决定部落民族的经济交往关系、关于生计经济、伙伴关系重于经济利益的论述中，能体悟到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物质实践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契合与连动。在萨林斯笔下，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塑造的理性人将人视为追求私欲的贪婪动物、把人们之间的关系表述为受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支配的观念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受家庭伦理、文化制度、生计原则和社会习俗制约的社会人。

第5篇：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经济需要国际化,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潮流。文艺上,我们强调中西合璧,怎样才能做到中西合璧呢?只有将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与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相结合,有效配置,发展有中华文化底蕴的现代艺术,发展根植于本土的艺术风格,才能真正达到人们心中的认同,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和世界的艺术。

    中国传统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西方艺术也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不仅影响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也逐渐影响我国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只有将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与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中国艺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中华文明尽管也历尽沧桑,却始终绵延发展、传承不绝,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我国传统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并且辉煌。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传统美食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都有伟大的创造,都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艺术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艺术内涵和生动的历史痕迹,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欣赏,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大餐”。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全世界人民景仰的目光。

    艺术是文化的灵魂之所在。古代中国的艺术成就高峰迭起,美不胜收:百花齐放的戏剧艺术,笔墨造化的书法,以神似取胜的水墨绘画,巧夺天工的宫殿、园林。自古文艺不分家,瑰丽璀璨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也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

    中西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中华文明曾传播、辐射、影响到东北亚、东南亚等其他国家,也曾不断地从世界各国文明中吸取营养来丰富发展自己。在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出现过汉代班超通西域,唐代玄类西行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传经,明代郑和下西洋等无数动人佳话。

    但由于古代中国社会制度上表现出的闭关自守、故步自封,近代中国受到了来自西方势力的强烈打击。觉醒后的中国大量引进了来自西方的技术和观念。西方的艺术思潮也汹涌地席卷这中国大地。以来,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进攻和挑战,在传统与现代、中化与西化之间,也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长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与紧张关系。为了缓解这种文化的冲突与紧张关系,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研究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努力把握中西文化各自的利弊长短,从不同的文化立场出发为中国文化出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面临着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多元化局面,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西方艺术起源于何处?文艺复兴期间有一幅名画叫《维纳斯的诞生》,刚从海洋泡沫中诞生的维纳斯站立在一只蚌上,两位风神把她送到岸边,时辰女神拿着花斗篷前来迎接,天空下着玫瑰花雨,海面微微泛起波澜。这大概就是西方艺术诞生的隐喻。

    西方的艺术历史也非常久远:神话传说、祭祀、狩猎、生育、史前洞穴……沿着时间的脚印巡礼西方艺术,可以发现法国拉斯科洞窟的原始绘画也充满了抽象、象征的意味,令人想起印象主义和现代的某些画风。

    直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才使西方艺术重新。达芬奇、提香、波提切利、米开朗基罗等天才重拾希腊精神,将西方艺术提升到了新的层次。

    近代由于西方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艺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素描、速写、水粉、油画工艺等多个门类的出现证明了西方艺术蓬勃的生机。艺术也进人了商业生产,使用的艺术设计如建筑设计、广告设计等等进人了人们的生活。

    西方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与日俱增。以美术为例,其实“美术”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直到五四文化运动时期,“美术”(Fine  art)才由一些启蒙思想家译介过来。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繁荣,人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的探化,美术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掀起了学美术的风潮。各个省市都有专业的美术高中或初中,这些专业学的都是素描、水粉、油画等西方美术,学习中国画和中国书法的寥寥无几。大大小小的美术辅导班陆续出现在大街小巷。学校里出现“哈韩”、“哈日”的流行词汇,音像店里清一色的通俗流行歌曲,而诗词歌赋却几近退化。

    其实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称之为“问题”可能有些严重了,改称“现象”或许更合适些。特别是很多的大学生、年轻白领们,满口的‘`YSE"OR"NO",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等张口就来,但一问到什么老庄、孔子、朱熹、慧能则没有什么可说的,更不用提什么“有熊氏族”了。

第6篇：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中国 发展

研究

中国社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国人自身的努力，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素。而国人的行动又取决于国民性。综观中国历史，国民性的两大痼疾是流氓性与文盲性，或者也可以说国民性的两大痼疾是缺乏诚信和理性。

什么是流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是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赖等恶劣行为。

流氓性不同于流氓。流氓是一种具体和表象，而流氓性是一种抽象和实质。流氓性的深层表现是缺乏诚信。

从观念的层面看，中国社会是非常强调诚信的。对诚信的要求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 “诚”即真实无妄，其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大学》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真实无妄是天道，而对诚的追求则是人道，故“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道德，如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正如《中庸》所说，“不诚无物”。“信”的基本含义就是诚心实意，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把它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吕氏春秋》有《贵信》篇，把信当作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并主张人生以诚信为贵，“君臣不信，则百姓毁谤，社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

但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又是非常缺乏诚信的。这里缺乏诚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经济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有密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次，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再次，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导致社会诚信缺乏的文化温床。防止诚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诚信缺乏者的决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处事原则为缺乏诚信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结果是增大了无诚信者的收益，减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这种游戏规则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诚实守法。

什么是文盲？辞海的解释是：不识字或识字极少的人。这里文盲性不等同于文盲。文盲性的深层表现是缺乏理性。不识字不等同于没有理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理性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不是文盲，但不能排除知识分子具有文盲性。有些农村老汉斗大的字不识，但并非就一定具有文盲性。

在中国，文盲性的主要表现是：一是重迷信，轻科学；二是重实际，轻理论；三是重当前，轻长远；四是重幻想，轻理想。

与产生流氓性的根源一样，文盲性产生的深层根源也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是产生文盲性的经济基础。落后与愚昧是紧密相连，“穷”与“愚”是互为因果。治“穷”关键在于治“愚”；同样，治“愚”关键也在于治“穷”。其次，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催生文盲性的政治根源。专制主义总是与文盲性相伴而生。文盲性为专制提供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专制主义又不断催生着文盲性。再次，封建专制文化本质也是一种为强势服务的愚民文化，这种愚民文化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文盲性。

另外，流氓性与文盲性也是一对互补的范畴。文盲性催生流氓性，流氓性催生文盲性，二者构成一个循环的怪圈。

流氓性与文盲性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是深远和持久的。

首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成本。诚信的缺乏，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无序。诚信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诚信的本质体现在诚与信两个方面。有诚者，则个人品格就高尚，而个人品格高尚，则社会竞争主体行为的合理化就能得到保证。有信者，则个人与社会的承诺就能得到遵守，而遵守承诺又是社会有机体运行有序化的重要保证。众所周知，健康社会应满足有秩序的基本条件。而当一个人自己既遵守对自己的承诺，又遵守自己对别人的承诺，这时，社会秩序也就有了保证。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竞争主体而言，预期就有价值 ，契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交换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资源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能得到有效配置。另外，理性的缺乏，也导致资源配置只有短期最优，而无长期最优；只有局部最优，而无整体最优；只有个体最优，而无社会最优。

其次，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法治本质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遵守众人的约定。所以，有了诚信和理性，法治社会也就有了保证，法律就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另外，法律是一种外在约束，诚信和理性是一种内在约束。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须与内在的诚信和理性世界有机结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会的运行成本更小和运行更高效化。同时，内在约束同外在约束相比，内在约束是更为基础的约束。一个社会竞争主体，只有将外在约束建立在内在约束的基础上，并且能将两种约束有机统一起来，其约束才是最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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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无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无实质。而诚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因为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伪民主。

第四，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面子”与“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秩序均衡。一方面，人们总是希望别人有诚信和理性；另一方面，对自己又是另外一套。于是，“面子”就应用而生。虽然“面子”是给别人看的，其对人的约束力是有限的，但相对于无序而言，

“面子”仍不失为是一种较好的约束。所以，“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无序竞争的自组织均衡。另外，“血缘”也是由于社会竞争中诚信和理性的缺乏所导致的一种合作均衡。人们产生合作的路径主要有：血缘、地缘、业缘等。其中血缘是产生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而在诚信和理性缺乏的条件下，合作一般会更趋向于路径最短化，所以，重血缘，讲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浓重的一道风景线。

第五，缺乏诚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的滞后又进一步使诚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结构，并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解决流氓性与文盲性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

首先，大力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社会建立起普遍而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这是消除诚信缺乏和建设理性社会的基础所在。这里，用经济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变量，也符合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这只是财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所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一切“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第7篇：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economic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proces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multi-cultural existence and influence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ety. In this complex multicultural trend of rendering, value orientation, moral values, ideals and beliefs of college students fac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refor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ultural identity, promote and foster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aking "integrated diversity" as the leading, promoting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building a harmonious cultural environment.

关键词:多元文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Key words: multi-culture;ideal belief of college student;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1-0053-03

0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所有制及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影响着思想文化也逐渐趋向多样化。尤其是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迅速推进、知识经济的不断更新及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西方各种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等意识形态不断涌入我国,使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中统一和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正被多种文化同时并存、更加开放的文化环境所取代。

在我国,多元文化体系的特点为:一方面,社会主义主导文化反映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并为之服务;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宗教文化、大众文化与不断传入我国的西方文化并存。这一发展趋势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理想信念和行为方式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这就使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在多元文化背景的影响下,认清形势、积极应对、探索创新适时的对策方法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1对多元文化的一般性认识

多元文化是指在一个社会、国家和民族中所存在的多种文化的总称。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多元文化。价值体系、思想观念的差异渗透到方方面面,在不同的民族、社会阶层、地域、年龄、性别、群体和宗教之间均存在着这种差异。就我国而言,文化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主流文化(正统文化)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支配地位的主导文化,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民族精神、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和科学事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非主流文化是与主流文化相异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情趣、理想人格等文化观念体系。西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传统的儒家文化是非主流文化的主要形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作为主流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受到了非主流文化的冲击,中国当代文化构成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状态。

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在多元文化社会里,不同的个性文化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和谐共处的一面。由于文化是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信仰和意义体系,所以文化冲突的实质是价值冲突。

多元文化其本身的存在对社会既有积极影响又有其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多元文化丰富发展了主流文化的内容,增强了主流文化发展内在动力,有利于满足人们的多种精神需要,有助于社会稳定,是社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多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们信仰的迷茫与困惑、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形势纷繁复杂,人们对文化需求的多样性,文化主体的多元化,加之外来文化的渗透,使得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多元文化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大学生是时代的晴雨表,其思想的不稳定性和易受影响性使得多元文化既为其提供了找寻更多适合自己个性和趣味的文化的契机,而多元价值标准又冲击着其思想特点、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得高校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

2.1 积极影响

2.1.1 在多元文化体系下,大学生的思想来源拓宽,文化丰富多彩,可以满足其多方面的需求。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文化纷纷传入我国。现阶段,我国除了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并为之服务的社会主义主导文化外,还存在历史传承的传统文化、宗教文化以及不断兴起且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如休闲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等),也存在着不断传入我国的西方文化。

青年大学生是最容易接受和吸收各种外来文化、非主流文化的群体,他们热切地渴望知晓东西方各国的文化知识、渴望了解五彩斑斓的文化习俗;而青年大学生作为一个个拥有不同的思想观念、独立树立理想信念的文化接收主体,不同的人对于文化的需求有所不同,甚至于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心理状态下对于文化的需求都大相径庭。在多元文化体系下,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环境开阔了大学生的观察视野、拓宽了大学生的思想来源,使大学生的思想走出封闭和僵化状态,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活跃和富有创造性,也满足了其不尽相同的各种需求。

2.1.2 外来文化的不断涌入,带来了人类先进的文化成果,为大学生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进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多元文化体系的背景,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西方文化随着国际间的经济交流进一步渗透到了中华大地。西方文明中诉诸理性、崇尚知识、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先进精神也逐渐渗透进入我国青年大学生的意识观念之中;其领先于世界的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现代观点也改善了我国的教育体系;其大力发展科技、注重效率、锐意改革、科学管理的丰富经验在我国也广为流传、掀起效仿热潮。这些先进开明的精神、较成熟的学科知识体系、丰厚宝贵的经验对于大学生而言,无疑是一笔可借鉴、可吸收的巨大宝贵财富。同时,通过对这些先进精神、知识体系、发展经验的有意识地批判性吸收,也有利于我国不断地补充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不足,进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2.2 消极影响

2.2.1 多元文化碰撞冲突,使大学生在价值取向上陷入迷茫和困惑,进而导致其理想信念缺失。多元文化带来了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和社会思潮。青年大学生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环境和年龄以及心理等方面的自身因素,使得他们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成为了对各类文化观念嬗变最为敏感的群体。

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朝气蓬勃、精力旺盛,他们不仅渴望广泛涉猎各种文化,而且更热切于揣摩和效仿各种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念。然而,各种价值观及其根源的文化基础内涵有时是不尽相同甚至是有激烈冲突的,这就使得大学生在价值取向上陷入了迷茫。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角逐,引发了大学生在选择价值观时的犹豫与困惑,进而导致大学生理想信念缺失这一严重后果。

理想信念是大学生精神心理活动的中枢系统,是其人生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精神追求、精神支柱和动力所在。理想信念缺失,往往会表现为奋斗目标缺失、奋斗动力不足、精神状态不佳……而面对着日益激烈的竞争、日趋加大的生活压力,大学生心理负荷已经超重,但是由于理想信念缺失、找不到合适的发泄减压渠道,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纾解,最终导致了大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了某种无所适从,在行为规范上表现为我们所称的“失范”状态,诸如酗酒、斗殴、甚至自杀等极端行为。

2.2.2 多元文化冲击,使部分大学生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社会责任感、诚信意识缺失。我国当前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步阶段和经济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也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注重的是效率、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经济导向使得国家过热地追求GDP增长,而社会大众对于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个人拥有金钱的多少已经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甚至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卓越”的依据,人格的高下优劣反倒成了无关紧要、无足轻重。

如此的社会观念导向,加之各种不良思潮的冲击,使部分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向“自我”倾斜,被“金钱”扭曲,出现了“功利化”的倾向,大学生往往在实现人生追求的过程中重物质利益轻道德利益,把奢侈、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的现象比比皆是:在高校中,有的学生盲目讲求物质生活享受却不愿付出努力,宁愿冒着道德风险瞒报、谎报家庭收入情况以骗取贫困证明、获得国家补贴而不愿在学习、工作上勇于争先获得奖学金;在毕业选择工作时,大学生往往以短浅的、眼前的金钱收入为依据选择工作,而并没有根据国家的需要和自身的兴趣来确立理想;还有一些大学生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等价交换关系,时时从“利己”出发,对同学漠不关心,对集体活动毫不热情,不关心国家大事,缺乏社会责任感,总体表现为国家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减弱。

2.2.3 多元文化冲击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地位模糊,大学生出现对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危机。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极为深刻。通常而言,文化模式的更替要比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慢得多。尽管有一些观念的改变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体系的建立要比社会经济方面的变迁滞后得多。

我国的主流文化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流价值观念即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弘扬“人生价值在于奉献”。然而,我国目前正处在文化的转型时期,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旧的价值观受到非主流文化的冲击,而主流文化所宣扬的状态与社会现实状态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脱节”,因此其对大学生的影响力和说服力都远远不够,主导地位日渐模糊,然而新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形成,思想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大学生往往会动摇其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主流文化认同危机重重。

3多元文化体系背景下进行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使得大学生的成长形势纷繁复杂,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生态度等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作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意义重大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事业的工作者,我们应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切实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开拓探索出能适应多元文化背景的新思路,利用积极因素,抵制消极影响,积极应对,迎接挑战,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3.1 积极顺应文化多元化趋势,着重培养学生批判地吸收各种文化精华的精神和能力。古语有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性质不同甚至相反的事物聚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物。由此可见,多样化对于人和事物发展都非常重要。因此,在多元化的趋势下,我们应与时俱进、主动顺应时代潮流,针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制定合适、合时的工作计划并及时有效调整,唯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切实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应对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在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拓宽视野、拓展思想来源的基础上,要着重培养学生批判地吸收各种文化精华的精神和能力。重视主体性、培养辨别能力是高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点。文化多元化趋势所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无疑会为满足大学生多样的需求提供便利,但当前国际环境复杂,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通过席卷全球的文化产品和强势的网络语言给大学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渗透,因此,高校理想信念教育还必须要高度重视培养主体的辨别力。大学生只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辨别能力,才能适应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多元复杂变化,成为21世纪社会生活的真正的主人翁。

3.2 利用多元文化契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加强“一元”文化主导地位,加强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多元文化趋势加强,一方面导致了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方面呈现出了价值取向多元化、价值主体自我化、价值目标现实化、价值选择矛盾化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存在着明显差异的价值取向特点;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先进开明精神、较成熟的学科知识体系与丰厚宝贵的经验也随之而来,对这些先进文化的有意识的批判吸收有利于不断补充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不足,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良好契机。

多元文化的社会,从根本上而言,应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是形式,“和”――即社会共同利益的统一共识才是社会的根本。正视文化多元化趋势,正视社会存在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高校价值观念教育的一元化矛盾与冲突之现状,我们必须重视主流文化和社会共识、共享价值的构建与宣传,以加强大学生对于主流文化的认同、实现社会价值观念的正确导向。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寓于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的全过程之中,坚持其政治导向性;加强民主教育,构筑高校德育的制度规范性,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利用现代传播技巧、平实的语言和鲜活的形式来诠释主旋律、表现深刻的理论以进一步做好的宣传工作,增强大学生对其的认同度,赢得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持续认同和忠诚、增强意识形态在当代高校的话语权威。只有对多元存在与一元统一树立辩证统一的立场,才能达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目标,培养出既有宽容和创新能力,又有分辨和选择能力的合格接班人。

3.3 积极在高校中开展各种相关(价值观选择、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心理疏导等)课程或活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确定明确的奋斗目标、保持心理健康。理想信念是大学生精神心理活动的中枢系统,是其人生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精神追求、精神支柱和动力所在。多元文化固然带来了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和社会思潮,但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尽相同甚至是激烈冲突的价值观,使得大学生在价值取向上陷入了迷茫。

应对多元化趋势现实,要求我们积极在高校中开展各种相关课程或活动,如开设各种有关价值取向、人生观选择的公选课程以指导大学生在广泛涉猎各种价值取向的同时更加坚定对主流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思想的认同;针对全校学生开展有关职业生涯规划的一系列指导活动,使大学生尽早地在充分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现状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既利于社会发展又利于充分实现自己才能的规划,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重视学校、学院心理咨询室、心理联络员的培养建设,结合实际情况形成有效机制以及时跟踪学生心理变化情况,提供其需要的心理咨询、心理疏导,确保学生心理健康。

总之,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只有积极应对、着重培养学生批判地吸收各种文化精华的精神和能力、加强“一元”文化主导地位、强化文化认同、构建和谐文化环境,积极开展相关辅导课程、活动才能使高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工作才能取得实效,因而各高校需要继续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工作改革,使之能够适应发展,取得更大的成效。

参考文献:

[1]陈义禄,王敏,刘带.多元文化背景下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J].韶关学院学报,2008.

[2]汪麟.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与创新[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3]郑永廷,聂立清.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基础与价值取向――兼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J].思想政治教育,2007.

[4]郑永廷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5]云南民族学院等编.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第8篇：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市民社会 马克思 葛兰西 哈贝马斯

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调整二者的关系，哲学家各有不同观点。黑格尔从“哲学主要是或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这一政治态度出发，在其《法哲学原理》中在学理上明确地界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并详细地论述了市民社会的构成、性质、作用等，并认为官僚政治和等级（国会）可以起到中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作用，但是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继承、深化和发展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而对于市民社会的中介只有无产阶级而不是官僚机构或者等级（国会），才能对依靠市民社会自身的力量从根本上克服市民社会这一课题提供答案。

19世纪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代，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国家以不同形式、从不同的路向对市民社会进行渗透和侵吞。针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葛兰西、哈贝马斯等在内的一大批当代市民社会论者开始在文化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由商品交换关系而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经济交往领域，而成为一个主要由人们的文化交往构成的社会文化领域。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论渊源及主体构成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正式构建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开始的。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国家相分离的原因、后果，指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们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郁建兴，2002）。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最早在公元1世纪由西塞罗提出，是指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在近代，英法启蒙思想家们广泛使用“市民社会”一词，但其涵义是指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文明状态，是政治国家的统一体，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洛克曾把市民社会与国家互换使用，并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逻辑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而在卢梭那里，他所讲的市民社会状态指的就是（政治）国家。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康德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黑格尔超出康德式抽象把握和描绘“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现代世界中形成的”自由市场社会，是一个个人利益得到充分自由表现的社会。从而明确地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了区分，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代表个人利益。马克思继承并深化了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思想，肯定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但并不同意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及克服市民社会途径的论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继承和批判了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肯定了黑格尔区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思路，同时，将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颠倒过来。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这里，马克思指明了不是国家的理念产生出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国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抽象性和神秘性，对市民社会作了总结性的规定。马克思认为，从反映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出发，从“物质生活关系”出发来解释市民社会，这是考察市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遵循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这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实质上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社会”）。马克思的“私人利益体系”中包括了经济关系的领域、社会关系的领域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领域。由于在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中经济关系的领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就把它直接称为市民社会。

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而对于市民社会的中介只有无产阶级而不是官僚机构或者等级（国会），才能对依靠市民社会自身的力量从根本上克服市民社会这一课题提供答案。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现代的演化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市民社会的理论由于的理论家葛兰西的著作而再度风行。葛兰西重新启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托马斯・卡罗瑟斯（美），2000）。葛兰西之后的西方者、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看到了时代的变化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因此，他吸收了黑格尔、马克思及葛兰西的思想，开创了新的市民社会理论。总体来看，20世纪以来，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经历过两次。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葛兰西为代表；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以哈贝马斯等为代表。在这两次讨论中，界定市民社会的主要维度己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文化领域。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等对市民社会的概念做出的新阐释表明：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生活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市民社会的社会整合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何增科，1994）。他们的理论彰显了市民社会理论随着时代及社会结构的变迁而进一步演化。

葛兰西在思考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挫折时，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对市民社会的本质及其在社会整个体系中的地位的认识带有某种创新性质，从而为市民社会理论的演化做出了贡献。

葛兰西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基本上是看作为一个经济概念，而把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社会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他把上层建筑分成两大领域即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他说：“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私人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统治’或指挥的职能是通过国家和‘合法的政府’来执行的”，并把权力的行使分成两种方式即强制和同意，从而建立了上层建筑的新理论。他认为，政治社会意味着对人的强制，表现为国家、政府对人的直接统治，是通常所理解的政府机关，即执行暴力职能的各种强制性机构，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议会等，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它们进行直接统治；市民社会主要指社会中涉及舆论、伦理等从内部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各种民间团体、组织，以及新闻、出版等文化机构，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它们传播本阶级意识形态，以赢得被统治阶级的同意。

现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总体上看是在葛兰西所开创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中讨论市民社会问题，注重挖掘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针对时代变化的不同影响而各有侧重。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7年）、《合法化危机》（1973年）等较早著作中受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不单在文化维度上规约市民社会，同时也在经济维度上界定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主要是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从国家分离出来并成为某种反对国家的东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同公共权力展开讨论”（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载《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公共领域”不等同于经济共同体而主要是社会文化领域。

在《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年）等后期的著作中，则剔除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完全在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脉络中把握市民社会问题。主要是从“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角度规约市民社会，从而强调对“理想的生活世界”的建构。他说：“今天称为市民社会的，不再像在马克思和那里包括根据私法构成的、通过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之导控的经济。相反，构成其建制核心的，是一些非政府的、非经济的联系和自愿联合，它们使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扎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中。组成市民社会的是那些或多或少自发地出现的社团、组织和运动，它们对私人生活领域中形成共鸣的那些问题加以感受、选择、浓缩，并经过放大以后引入公共领域。旨在讨论并解决公众普遍关切问题的那些商谈，需要在有组织公共领域的框架中加以建制化，而实现这种建制化的那些联合体，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核心”。市民社会成为生活世界的组织与机制，以非政治和非经济的规则进行自我调整和再生产，从而“维系并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西方学者提出的重构“市民社会”主张，更多的是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从而承担着双重职能：一是限制国家权力，界定出一个国家权力起作用的领域，从而划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二是结合公民与国家的功能，为公民得以共同努力来影响政治活动的运行过程提供一条管道。由于市民社会的存在，国家与社会就构成了某种良性互动关系，保证了自由的真正存在。

结论

市民社会理论总是基于现实历史：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做出新的市民社会的界定，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每一时代思想家的市民社会理论都是对其所面对的时代现实的理论抽象。市民社会理论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理论，而是一个始终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的理论，同时蕴含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马克思到哈贝马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目的在于“改变世界”。黑格尔从“哲学主要是或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这一政治态度出发，在学理上明确地界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并认为国家的理念产生出市民社会。因此，认为“改变世界”的途径在于用国家涵摄、超越市民社会。马克思则认为是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国家，是现实的主体和原动力。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破坏和改造，并寄希望于重新建立一个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和谐统一的未来社会制度；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批判，并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建来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

参考文献：

1.郁建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社会学研究，2002（1）

2.[美]托马斯・卡罗瑟斯，薄燕译.市民社会.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7

3.何增科.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4

4.哈贝马斯，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书店，2003

第9篇：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新形势；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挑战；对策

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多元文化的交融，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给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因此，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问题，需要高校更加的重视，正确面对，积极思考对策，这是目前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一、新形势下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指除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外的其他教育方式，如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班级活动、党团活动等，通过系列活动来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其成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合格人才。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给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复杂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治形势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局面日益形成，从国内环境看，我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经济利益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形式多样化日趋明显，从而导致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首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出现的社会现象缺乏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对社会转型期遇到的问题缺乏正视和解决的信心。其次，在强大的网络媒介面前，大学生容易受舆论的导向，在思想方面把握欠缺，有爱国爱党热情，但易冲动；有正义感，但缺乏政治觉悟，极有可能产生过激行为。

（二）经济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经济强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在各自的领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当下，各国经济状况的变化波动巨大，影响到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特别是近年的经济金融危机，造成了许多人的下岗待业，使部分大学生对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出质疑。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主体，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经济意识和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对未来社会经济的有序高速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形势

近年，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给高校大学生提供了许多学习国外优秀文化的机会，让本土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有效沟通。但随着网络媒介的日益发展，外来文化的消极部分也席卷而来，通过各种渠道向高校大学生进行宣传和灌输，企图将错误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于当代大学生的脑海，试图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进行侵蚀。在此种文化形势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容易被误导，价值取向与社会主导价值观发生冲突。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要加强主旋律活动教育，引导大学生在文化活动方面树立坚定的立场，提高明辨是非能力。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观念的挑战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偏重个人对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的奉献，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人为的对立起来，忽视了个体的内在需要，是片面的社会本位价值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的主体性、自由性日益突出，部分大学生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取向上，只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的自我追求，将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抛之脑后，对传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提出了严重挑战。

（二）内容的挑战

发达的网络技术为国内外思想与文化的正面接触、交流提供了平台，构成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多元景观。依托文化交流平台，我们可以借鉴他国的优秀思想文化，充实和发展本国的思想文化。但文化的交往性频繁与巨大，不可避免的就会将某些文化的消极部分带到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去，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观念的波动，特别是对思想还在培育中的大学生造成不良影响。

（三）方式方法的挑战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人们在政治上的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向学生讲授基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社会道德规范、民族精神等方面内容，学生多数是被动习得。这种简单的说教、植入方式，容易将大学生培养成缺乏个性、缺乏主见和创造力的个体。为适应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大学生的要求，高校需要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增强教育的平等性，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探索出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方法，重构教师与学生之间教与学全面对等的新模式。

三、新形势下提高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坚持以学生为本，转变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2003年12月8日，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1]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科学理念，并将其贯穿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各方面。

1.重视分析个体

人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正确对待人这一个体，这是顺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首要条件。随着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大学生的人格形成与完善存在着一定问题，这就需要重视分析个体，兼顾个体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体现真实个体

高频率、强竞争的现代生活方式使得不少大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学习、生活，如潜力或特长被埋没而得不到发挥和展示等，从而约束真正的自我表现，把真实的自我紧锁在内心深处，不去正视。因此，还自我以真实是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创建完整的健康环境让大学生敢于尝试，扬长避短地展示自我。

3.健全完善个体

健全大学生人格，强调个体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从而促使其对人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探索与解决。这正是高校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个体全面自由、健康发展的永恒价值导向。

（二）加强针对性，充实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1.内容贴近学生需求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注意因材施教，对于文理科学生，要采取不同的内容进行教育，培养学生爱国、爱校、爱专业的情怀；其次，针对社会发生的热点问题或事件，可以不定期举办学术讲座或热点沙龙，引导大学生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做好学生就业观念的调查和研究，注重分析学生的内心需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2.内容贴近学生思想实际

高校现在所面临的大学生多为90后独生子女，因家庭成长环境、求学经历等不同，大部分学生个性非常突出。对于这些学生在思想方面出现问题，不要急于求成，避免过激行为的发生，把针对性教育工作做到实处。可以进行谈心、心理访谈、举办主题活动、开展团日活动等方式，及时的关心和帮助学生解决所遇到的如心理承受差、人际关系紧张、学业压力大、个人情感等问题，使其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中去。

（三）增强实效性，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1.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

首先，要鼓励大学生在网上开通自己的个人空间、博客、微博等培养其独立意识与创新精神；其次，通过校园BBS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利用博客、微博等将教育者的积极情绪和知识与大学生分享，通过网络通讯及时快捷地与学生交流与沟通。

2.充分发挥隐性教育资源的作用

“人的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个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首先，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对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塑造。一个高校的校园文化氛围主要靠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构成，这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最后这种氛围又将影响全体学生；其次，注重教师整体素质的提升，将专业知识和个人文化修养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中潜移默化地陶冶品德情操；最后，协调和优化学生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文明的校园与社会环境中锻炼心理品质。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有力支撑，教育也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土壤给予滋养。教育承载未来，大学生日常思想教育更应承担起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责任，尽可能多地给予大学生以精神的慰藉，全方位地滋养当代大学生。

【参考文献】

[1]徐文涛.论新时期科学精神及其教育[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02，（5）：111.

[2]车文博.心理咨询百科全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