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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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

【关键词】孤独感；老年孤独症；认知脑神经

一、老年孤独症的诱因

实施“一胎化”生育政策以来，我国人口呈现出一种倒三角式的家庭结构，随着独生子女成长为社会的青壮年人群，老龄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 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 87%。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 93%，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 91%，平均寿命增长3.4岁。数据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75岁以上老人近一半是独自生活。

现代社会家庭分散（家长和子女居住在不同的城市）、朋友邻居之间的聚会变少，身体的逐渐衰老，社会活动的减少，这些生理-心理-社会因素的叠加，极大的增加了老年人的孤独感，并且孤独感又会进一步损害生理机能，导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患上老年孤独症。

二、老年孤独症的定义及临床表现

老年孤独症是感到自身和外界隔绝或受到外界排斥所产生出来的孤伶苦闷的情感，是一种封闭心理的反映。一般而言，短暂的或偶然的孤独不会造成心理行为紊乱，但长期或严重的孤独感可引发某些情绪障碍，降低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老年孤独症患者属于一个特殊的年龄群体，大致是指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该部分群体常常是与年轻时生活变化有较大的落差，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生活，由于老年人缺乏相关的心理知识的了解，从而无法对自己目前的情绪状态给出个合理的解释，较为严重的表现除了心理功能、情绪、思维出现异常以外，生理功能也会随之异常、紊乱，各种躯体症状也会伴随而来，它可以表现在：吃不好、睡不香、疲惫、乏力，同时还伴随有思维不能集中、记忆力减退、心情感到沉重、感到压抑、生活没有了乐趣。

除此之外，老年孤独症还具有区别于其他年龄阶段孤独症的三大特点：（1）老年孤独症患者缺少显而易见的一般心理疾病的表现，常常没有明显的焦虑、忧郁、愤怒、悲伤等情绪表现。（2）老年孤独症患者并不会主动诉说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与常人没有明显的区别，很少诉说自己的苦闷。（3）老年孤独症患者常常比较固执，不认为自己有心理疾病。

三、老年孤独症与老年人死亡率相关性

据国外一项调查研究，随机抽取了1239名年龄在75岁至94岁不等的老年自愿者进行横纵向对比研究。在20年的随访中，罹患老年孤独症的群体在生活中需要面临与年龄有关的个人健康、社会损失、生活成本显著增加，而其他形式的工作和社会交往有较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该部分群体死亡率均显著高于其他群体。就目前临床经验，老年孤独症与老年人死亡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是老年人致死的一大重要诱因。

四、老年孤独症的认知脑神经研究

目前的孤独症研究主要关注儿童和年轻成人的认知。孤独症是一个异构的精神障碍这是特点是受社会和交际障碍限制的，刻板的行为模式和利益（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这个障碍被认为是终生的。健康老龄化已经对认知功能有很深刻的影响。观察老年孤独症患者在注意、工作记忆、流畅性方面的不足。目前，还没有孤独症患者不同年龄的明确表现。尽管一些孤独症的症状似乎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少，老年人患有孤独症不会达到正常水平的社会功能。

认知脑神经科学就是主要了解认知活动的脑机制，即人类大脑如何调用其各层次上的组件，包括分子、细胞、脑组织区和全脑去实现各种认知活动。传统神经科学的某些分支吸收了认知科学的理论和神经科学的新技术，逐渐形成了认知神经心理学、认知心理生理学、认知生理心理学、认知神经生物学和计算神经科学等认知神经科学的各个分支。

Daselaar研究年龄对记忆提取加工的影响，将事件分为提取尝试和提取成功，发现前者具有明显年龄相关性差异，老年人表现左下前额叶激活较年轻人增加，而此前的研究表明左前额叶主要与语义加工有关，这可能表明老年人为了维持提取加工的顺利进行，主要依赖语义加工。而后者没有发现增龄性差异，老年人和年轻人左前额叶皮层均激活。

有研究者在研究情景记忆时，在排除内容记忆的影响后发现老年人来源记忆能力明显下降。Spencer 等根据来源信息的不同将来源记忆分为联系性来源记忆（来源信息与项目结合非常紧密，能与项目内容同时编码）和组织性来源记忆（来源信息不是项目的固有属性，与项目内容分开编码），联系性来源记忆的年龄差异往往与内容记忆相当，而组织性来源记忆存在更大的年龄差异性。Trott等发现和青年人相比，老年人来源记忆能力下降较内容记忆下降更明显。Senkfor等通过ERP 研究得出同样结果。一些统计分析研究也证实来源记忆受老年化影响较大，故来源记忆对老年化较内容记忆敏感，呈明显双向分离。一些研究者通过抽象图和单词任务，证实年轻人来源记忆的提取主要位于左前额叶而内容记忆主要位于右前额叶，但就内侧颞叶皮层是否参与来源记忆的提取尚未达成共识。对老年人来源记忆的研究大多仍局限在认知心理学方面，尚不能由此得出精确的解剖定位。总之，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记忆障碍的人越来越多，不仅仅是记忆，由于大脑老化引起的知觉、感觉以及肢体运动能力都有所下降，所以造成老年人很少或者不愿意走出“空巢”，从而形成了老年人内心的孤独感。

第2篇：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

温斯坦大脑里的囊肿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试图确定脑神经科学从何时开始影响和改变着美国的法律时，他们想到的会是上世纪90年代一件不太引人注目的案子。65岁的广告经理温斯坦被控扼死了妻子芭芭拉，为掩盖罪行事后又将尸体从12层楼窗户扔下，企图造成自杀假象。在庭审中，温斯坦的辩护律师提出他的当事人有精神上的缺陷，不能为他的行为负责，他的颅内蛛网膜里有一个异常的囊肿。

一开始法庭对此不予认可，当时，法官理查德・卡拉瑟斯宣布：温斯坦的律师可以告知陪审团，脑扫描结果显示温斯坦脑中有囊肿，但法庭不能对陪审团说囊肿与他的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法官担心这样的说法有可能对陪审团产生影响。11天后，陪审团一致同意，如果温斯坦认罪服罪，可换取对他谋杀罪减轻处罚的决定。

温斯坦案件后，作为证人的法医心理学者丹尼尔・马特尔声名鹊起，越来越多的人请他出庭作证，为此他开设了一项名为“法医神经系统科学”的咨询业务，控辩双方都会雇用他出庭。

在这些案件中，脑神经科学方面的一些举证被法庭认可，包括从脑部肿瘤到电脑游戏中暴力倾向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等。但马特尔指出，只有在那些涉及死刑的起诉案件中，脑神经系统科学的证据才真正对美国的司法系统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此影响下，律师们照例总要提出对被告进行脑扫描检查，称脑神经系统的损伤会影响他们当事人的自控能力。虽然法庭一般对这样的举证不予认可，但在死罪判决中被告却往往会得到从轻处理。

法律领域中的新兴前沿科学

在美国，“神经法律学”的影响正在日益增长。在一些案件中，由于神经系统科学方面的举证，陪审团对犯罪嫌疑人做出终生监禁而不是死刑的判决。法庭在一些刑事案件中，也开始认可了某些脑损伤的证据，谋刺里根总统的小约翰・欣克利以精神错乱获判无罪便是一例。法学教授卡特・斯尼德在为政府起草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了生物伦理学方面和神经系统科学方面的证据对刑法的影响，他总结道，神经系统影像证据的可靠性虽然还在两可之间，但“案件中此类证据出现的数量之大却是惊人的”，并且毫无疑问还将继续增长。

神经法律学的支持者认为，脑神经系统科学的证据不仅在认定有罪与否和判决量刑方面，而且在测谎技术、法律公正以及对未来犯罪行为的预测方面，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持怀疑论者却担心，作为高级“读心术”的脑扫描技术的使用，是否会侵犯到人们的隐私和精神上的自由。

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律和生物学教授欧文・琼斯是神经法律学最热忱的支持者之一，他和一些杰出的神经科学家和法律学教授一起，希望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和探讨，比如：实施犯和暴力行为的青少年的大脑活动和大脑形态是否与常人不同?声称感受被鞭打样痛苦患者的大脑扫描图像是否与慢性颈痛患者相似等等。琼斯说：“这是法律领域内新的前沿科学，我们正在窥探大脑这个黑匣子，要了解大脑实际上是如何在运作的，在大脑最隐蔽的角落里，有着我们最隐秘的思想和最隐秘的反应。法律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抉择，如何迎接这一新技术的到来。”

影响暴力犯罪行为的到底是大脑还是人的理智?美国刑事法庭对大脑异常者的从轻判罚，让人们对犯罪行为到底由何影响而产生，法律该如何面对全新的脑神经科学等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思考。

“西蒙斯案”的里程碑作用

随着核磁共振的研究成果越来越普遍地应用于法庭审理以及法官和陪审团的判决中，迫切需要在所谓的“正常”与“非正常”大脑之间划出一些新的分界标准来，但是这是非常困难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心理学教授鲁宾・吉尔专攻这一领域，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做专家证人，当时有位同事请他帮忙为鲍比・乔・朗系列杀人犯辩护，此人被称为“分类广告者”，他与在报纸上登载分类广告销售家用物品的女性联系，然后并杀害她们。此人在坦帕市犯下了至少9宗谋杀案后被判处死刑。

吉尔作为美国在大脑扫描术方面的权威专家被邀请以该技术对犯人进行鉴定，吉尔证实，朗曾在一次摩托车事故后昏迷，他的大脑扁桃体严重受损，从那次昏迷醒来后他就犯下了第一宗案。

吉尔说：“我并不认为我的证词对案件的审理会有重大的影响。”朗至今仍在申请上诉。吉尔已经为20宗死刑案件做了专家证人。他在法庭宣誓书的书面陈述中写道，青少年不如成年人那样能够理性地控制自己的冲动情绪，前额叶皮层的神经细胞要到20多岁才能完全发育成熟，这一观点日益得到了有关科学证据的支持。美国的罗珀诉西蒙斯案是一个起着里程碑作用的案件，200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此案的裁决中指出，禁止对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判处死刑，而对未成年人大脑和行为的研究在这个决定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神经法律学的未来前景

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迈克尔・加扎尼加指出，在未来10年里，神经科学家将能分辨人们为自己的行为作证与为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作证时在大脑神经系统上的差别。他说：“如果你杀害了某个人，你会有一个程序上的记忆。而如果我只是站在一边看见你杀人，那么我只有一种事件记忆，而这两种记忆存在于大脑的不同部位。”即使不对证人的大脑进行扫描，神经系统科学也能引导法官和陪审团得出结论，因为这两种记忆是在大脑的不同部位进行处理的，它们的可靠性程度也不相同。

更久远的未来，这一学科的前景可能接近于科幻小说里的情节，到那时，我们有可能将记忆下载。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汉克・格里利写道：“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技术，它能‘读出’证人的记忆，当神经元活动时，能对其进行截获和破译，并直接翻译成声音、文本或录像。”格里利承认，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测谎技术和记忆存取技术将对我们的思想自由提出严重的挑战，将对现有的根据行为而不是根据想法来评定法律责任的原则提出挑战。

宾夕法尼亚医学院的保罗・鲁特・沃尔普预期，未来神经系统科学预测技术将走出法庭，进入到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内。他说：“未来我们会不会将大脑扫描技术应用于学校里的学童呢?因为我们发现某些大脑功能或者大脑形态将能预示某个孩子可能相当聪明。航空航天局筛选宇航员时，可通过大脑扫描挑选空间感极强的人。”沃尔普还说，大脑影像扫描技术在未来还可应用于让养父母决定某个孩子是否值得他们收养，或者用来确定想要收养孩子的某个人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养父母。比如，吸毒者会在大脑里留下可以分辨的痕迹，未来的研究还有可能发现大脑中与教养和爱心相应的部位。

第3篇：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

关键词:神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决策潜意识;经济行为;神经层面

理性主义历来是传统经济学家坚守的阵地，然而由于传统经济学说在一些理论推理过程中所作的假设难以衡量，又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多有违背，因而备受质疑。特别是美国Baylor医学院的科学家所做的“百事可乐”品尝实验证实了“可口可乐”市场份额高的原因并不是出自“可口可乐”的口味偏好，而是受其品牌影响，这表明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被高级认知功能所取代[1]，从而进一步说明，应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存在缺陷的，经济学领域尚有未知的“新大陆”有待人们去挖掘和探索。伴随着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神经心理学研究手段的日益成熟，这片经济领域的“新大陆”很快成为学界和商界关注的热点，逐步被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深入探索神经经济学，挖掘大脑的经济决策机制，一方面可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经济学的核心经济理论，弥补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进一步拓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推销、法庭博弈等实践活动，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一、走出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传统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和逻辑演绎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所作出的各项决策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经过上百年的延续仿佛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不二法则。然而，众多学者已经提出“人真的有那么理性吗?”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理性”现象对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原则形成挑战。一个有趣的实验表明，相比盛在大杯中的10盎司冰激凌，人们愿意为盛在小杯中的8盎司冰激凌支付更多的钱，原因仅仅是因为小杯盛满了。[2]此外，人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不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很多情况下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以及互惠关系的作用作出“利他”的行为。凡此种种均表明经济学领域尚有未被人们完全弄清楚的“新大陆”。

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经经济学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手段实现了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好解释与预测。神经经济学试图为大脑复杂的决策过程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建立了神经学基础，而且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却被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脑电图技术

脑电图是最早引入神经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技术，它将脑细胞生物电活动的电位作为纵轴，时间作为横轴，这样把头皮上的两点之间或头皮之间的电位差通过电子放大仪器放大并记录下来。脑电图作为一种常规检测手段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具有实时性，可以直接监视大脑神经的活动;其次，它具有可得性，便于携带，方便实地检测;再次，它的造价成本相对低廉，可以支持较大范围和规模的实验。然而，由于它只记录头皮两点的电位差，因而它只能探测到大脑表面的部分活动[2]。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依靠追踪血液携氧变化而产生的磁性变化感应成像，图像能客观反映外界及心理因素刺激引起的大脑相应区域活动的变化，且具有无辐射无损伤的独特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将其作为市场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神经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技术方法。[2]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研究手段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其造影造价昂贵，仪器十分复杂，对被试者的影响较大;其次，检测过程中血液流动与神经区域被激活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然而，其最大的优势是空间延展性强，能够记录整个大脑和各个细分层面的神经区域活动情况。

(三)统计分析法

脑成像技术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挑战。由于图像数据的特殊性，它需要经过预处理以消除噪音等瑕疵。

1. p值法。P值检验法在脑成像的早期应用较为广泛，其核心思想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运用P值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目前也出现了对图像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比如Peltier使用自组织图来刻画神经网络。Mitchell也提出了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FMRI数据集来对认知状态加以分类[3]。这些基于P值分析的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图像对比的频繁度，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2. 时空序列法。在脑成像研究领域里，时空序列法是一项常用的技术。在FMRI中，先将每一个体素视为独立的单元应用到通用线性模型中，然后借助指数平滑法来统一数据形式，使之便于处理[3]。此外，也可以将通用线性模型扩展为聚合模型和混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模型。有些技术试图根据通用线性模型的参数对数据间的关系进行建模。

三、神经经济学主要的研究课题

(一)效度计算在决策中的新发现

效度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对可能的选择赋予效度，通过比较效度来做出最终抉择。然而，由于作出的选择所涉及的奖赏激励范围很广，因而对于如何计算效度仍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借助FMRI，研究人员仍然得出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结论:第一，不同类型的奖赏激励通常会增强公用神经结构的活性;第二，通过FMRI实验进一步证明了预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效度是在通过对比绝对值与参照点的基础上加以计算的;第三，进一步解释了在经济决策中效度计算的跨期折现问题。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至少有两套折现结构，一种是对即刻奖赏敏感的结构，另一种是对远期奖赏敏感的结构。[3]

(二)情感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然而，由于对情绪进行定量计算并不容易，因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忽视其对决策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开始关注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这其中研究的较为成熟的是后悔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在内侧前额区、前扣带皮层和海马区，后悔程度的增加会强化这些区域的活性[4]。研究还表明，额叶皮层在协调后悔经历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所以，预期情绪的能力对作出合理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以将不确定性决策分为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借助FMRI技术，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4]Huettel等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者在每组博弈中作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者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神经经济学发展遇到的阻碍

(一)技术水平方面阻碍

伴随着以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科研人员已能够在较精确的范围内观测到神经反应。然而，用来进行这项研究的FMRI实验设备造价昂贵，很难做到使受试者在自然条件下接受实验。美国的调查显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获得动态图片，每人每小时收费1 000美元，而1个包含12名测试者的单项实验则需要花费5万美元;并且该设备难以移动，导致受试者只能在实验室中且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接受测试，从而影响实验的客观性[4]。此外，由于人的神经活动是在刹那间完成的，即便使用高精密的探测仪器，也无法追踪神经反应轨迹。

(二)伦理道德方面阻碍

在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其应用价值日益显现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一研究的伦理性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读脑活动”会控制人们的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这使得神经营销学逐渐在消费伦理和企业道德的边缘徘徊。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商业警报则抗议使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来解决营销问题，认为这是把商业引向病态:跨国公司企图控制人的购买决策行为[5]。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会研发某种神经药物来操控人们的行为。随着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愈加深入，技术愈加成熟，这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三)神经活动交互不确定性方面阻碍

人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层级决策机构，从结构和功能上可以分为大脑、小脑、脑干三部分。其中大脑又包括额叶、顶叶、枕叶和颜叶四部分，每一部分又可以继续分为更为具体的功能模块。然而，当面对某一外来刺激时，并非是某一或某几个功能模块起作用，而是各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的结果。虽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测脑区所收刺激的强度来作出判断，但这种客观性也是难以保证的。比如测试人员可能恰巧受到某些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极大地妨碍实验的客观性和检测的准确性。

五、神经经济学的未来应用前景

神经经济学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它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脑神经系统的智能活动过程进行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两个基本观点为基础:第一，脑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多层次性，而且大脑结构的多层次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层次性;第二，脑的结构是脑功能的基础，但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5]。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可以对人类的心理感受和思维活动加以测量，从而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一)神经经济学在商业推销领域的应用

推销策略是否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广告设计公司为例，传统营销学主要借助小范围的宣传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检验广告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存在消费者的主观偏差以及调查问卷中存在误差等因素，传统的营销学手段难以在深层面挖掘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真实意愿。而神经营销学通过探索大脑不同区域对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调整广告刺激的设计方式。许多营销公司都在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广告陈述方式，从而使广告的产品或服务更加吸引人。英国营销机构Weapon7通过在广告中添加可视图像，促使大脑下意识地储存信息，使得广告信息存入客户大脑。可见，通过神经营销学可以高效准确地找到这种“情绪按钮”[6]。

(二)神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中的应用

神经经济学能够为金融学提供神经学的理论基础，把人们的金融决策行为用神经学的观点加以分析运用，从而以更科学的方法对待和处理金融决策问题。在对金融决策过程的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大脑的前额叶系统与金融决策有密切关系[7]。人们还可以利用神经科学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了解证券市场信息以及投资者本身的情感状态如何驱动他们作出投资决策，从而设计出更加人性化、更具赢利性的市场投资模型。

(三)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

人们在作出决策时通常要经历大脑的博弈过程，这也是神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所得到的决策结果已给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探索博弈论的内在机理，这其中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是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更好地理解人类思考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研究法律问题。第一，可以更好地预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构建法律制度;第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福利的含义，为制度决策提供依据[8]。神经经济学实验通过改变“法律”，使行为主体在几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出选择，从而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六、总结

神经经济学作为正在被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日渐改变着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往传统的经济学是通过调查问卷、谈话采访等方式研究和预测人们的决策行为，主观性较强。而神经经济学则通过深入大脑来捕捉人们的潜意识，挖掘大脑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神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益补充，它将有助于解释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揭开了依靠实验研究经济学的新篇章。它在融汇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为指导，借助先进的神经学检测设备展开研究，从而将经济学导入实验研究的轨道上来。不过就目前来说，它的研究还是过多地侧重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多学科融合的深度明显不足，其自身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

在当前情况下，神经经济学只是对人们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进行研究，但对利用这些原理来预测和指导人们行为则缺乏足够了解，这也受到了不少神经经济学反对者的批评。此外，神经经济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学界和伦理界的阻碍和质疑。然而其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商业前景也预示着这块蕴藏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新大陆”必将为人们所探知。

参考文献:

[1]万迪昉，乔志林.神经经济学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9).

[2]朱琪，陈乐优.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的前沿[J].经济学家，2007，(4).

[3]马庆国，王小毅.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J].管理世界，2006，(10).

[4]汪蕾，林志萍，马庆国.神经经济学:经济决策研究的新视角[J].经济学家，2009，(3).

[5]余荣军，周晓林.神经经济学:打开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J].科学通报，2007，(9).

[6]马庆国，舒良超，王小毅.创新营销思维——神经营销发现“购买按钮”[J].企业管理，2007，(4).

第4篇：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

这些年里，目睹了太多父母在教养孩子上的疯狂举动，耳闻了太多社会上的道听途说，虽然种种困惑疑虑日渐明晰，自家的教育方向与方式也日趋上轨，但心中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我相信，与我有同样顾念的父母绝不占少数，我们不敢用似是而非的道理把孩子当成实验品塑造，我们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孩子，我们愿意学习最科学最接近教育本质的理念和方法……幸运的是，我认识了洪兰教授。

太多大脑骗局，需要父母习惯去追问一句“为什么”。

洪兰是加州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脑科学家。台湾第一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台湾教育部终身学习推展委员会委员。在各种大脑理念层出不穷的今天，洪兰堪为最有发言权的人。

当你听到有“专家”说“人类大脑只利用了10％，其他的90％都有待开发”时，是不是立即热血沸腾，想要在孩子身上跃跃欲试大干一场？20世纪初，美国世界博览会上的一个摊主在打出这一广告词时，也没想到自己这样一条绝非科学实证的“标题党”竟然像滚雪球一样，骗得父母穷尽心机卖力搜索各种能开发大脑的旁门左道，马不停蹄地遣送孩子往返各种培训班。让洪兰教授最为不解的是，父母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孩子好，但为什么就没有人停下来问一句：“这种说法的证据在哪里？”其实反驳这个谬论非常简单，洪教授说：“如果把正常人的眼睛蒙住5天，他的视觉皮质就会开始改变，去做听觉、触觉方面的事。所以，大脑怎么可能放任其余90％不做事呢？”

现在，你大概知道了为什么洪兰教授放着优厚的待遇和种种荣耀不去尽情地享受，反倒要走到父母中间，与媒体合作，不断地去做演讲，传达科学的理念。她深信科学，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要应用于实践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价值。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教育”的事实，要求为人父母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在人的发展上，心理学早已经历了遗传决定论和行为决定论的纷争，目前公认的观点是：先天条件和后天因素各占一半。但是，洪兰教授新近推出的著作却把书名叫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教育”。当小编自作聪明地问她，这样做是否有意强调后天的努力，是否要给父母多一些信心时，她说这就是事实。

洪兰教授讲述了一个实验：加拿大有家大脑银行（brain　bank），自杀的人为了赎罪会把大脑捐出来供研究。研究人员按照这些人童年时有没有过被虐待的经历进行分类，然后分析下丘脑中可体松等糖皮质素的受体情况如何（下丘脑是大脑中一个重复的地方，它跟内分泌系统很有关系，而可体松是一种压力激素，忧郁的人体内可体松的含量会很高），结果发现：环境会深入基因，并去改变它！也就说，如果孩子一直处于很紧张的情绪中，可体松含量居高不下，遇到压力没办法做适当的调整，时间长了就会引发各种情绪障碍。

“当后天可以改变先天时，后天的分量自然就变重了。”洪兰教授不无忧心地强调，“这些实验告诉我们，孩子的出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不要生儿不养，养儿不教，既然要了他就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

脑神经研究的发展不断证实，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育儿真经。

父母观念的改变是孩子成长的起点。洪兰教授常用放风筝来做比喻：父母手握着风筝线，想要风筝飘得高飘得好，线既不能太长，歪了的话一拉就能入正轨；线也不要太短，管得太紧孩子便没法自如发展。“其实时间到了，孩子成熟了，行为自然会水到渠成地出现。”只是，对其深以为是的父母太少。

洪兰教授说，脑神经发展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父母根本不需要特别开发孩子的智力，只要给他正常的家庭环境，他的脑就可以发育得很好。

第5篇：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

关键词：语音 文字符号 语义 神经认知视角

1.引言

传统的“分析语言学”往往游离于人脑这一认知实体器官之外，其理论大都无视人脑神经科学的相关证据。相反，神经认知语言学则建立在神经科学的证据基础之上，研究语言产出、理解的过程，或是使这些过程成为可能的人脑神经认知系统。人脑是所有认知，包括语言认知的物质基础。

本文将从人脑神经认知科学的视角，简要描述语言音、形、义得以实现的人脑语言神经元网络各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强调该系统是个体由于外界刺激而构建起的神经元网络激活连通结构，语言归根结底不是表征于大脑的符号信息，而是表征于人脑语言神经元网络的一种生物电化学的激活连通操作过程。

2.人脑的语言神经元网络系统

2.1 语音系统

人类胎儿大脑在母体之内便已经开始接收来自外界的各种刺激，使其神经元产生激活连通和结构变化的过程。出生后的婴儿，更是积极动用所有的感知器官，感知这个世界的一切。语言的声音形式，必是婴儿感知最直接的刺激之一。物理形式的语音声波，通过听觉运动感觉神经系统转换成生物电信号，激活大脑分配负责语音的神经元，使这些神经元激活连通形成语音神经元网络。这一过程，和大脑所有其他认知模块的形成过程一样，一般须通过短时记忆的学习机制和长时记忆的习得机制。从婴幼儿到青少年时期，大脑神经元活动处于最活跃期，对外界各类刺激做出灵敏而迅速的反应，逐渐构建起功能各异的极其复杂的认知神经元网络联接系统。个体语言的语音系统作为语言神经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其形成受制于个体由所接触到的语音刺激：婴幼儿接触越早越久的语音，其神经元联接数量越多，强度越大，越能在大脑中形成优势语音神经元网络。未接触到的语音，如外语语音，自然无法建立对应的神经元网络系统。随着个体的生长发育，到达一定时点，比如青春期结束，神经元细胞联接的灵活性和精确性已大不如从前，众多神经元已被分配给其他认知模块，这时再要构建更多的语音神经元网络结构，如外语语音的，就远不如青春期以前那么自如了。

2.2 语义系统

一般在语音神经元网络开始构建之前，个体大脑庞大的意义感知神经元网络――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知识网络就已经在开始构建。个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大量无意识接收的刺激外，可选择接受某些刺激而忽略另外的刺激，经常接受的刺激使大脑中对应形成的神经元网络结构得到增强和丰富，而不常接受的刺激其形成的神经元网络联接数量少，强度低，如长期不刺激，还有可能会逐渐消亡。个体对世界的一般常识和对某一事物的专业知识应该就表征为联接复杂性和强度各不相同的大脑神经元网络结构。这些网络结构就是知识经验的网络结构，也就是感知意义的网络结构。普通语言词汇中的“意义”极为抽象，但从神经认知科学的视角，关于某事物的“意义”或“概念”，实际上就是某一事物刺激大脑所形成的一种对应的神经元网络结构，只要这一结构受到激活连通，个体便感知到这一事物，感知到该事物的“意义”或“概念”。该神经元网络激活的范围越广，其意义表征就越丰富；神经元网络激活的强度越大、越活跃，意义或概念表征就越鲜明。不过，该事物的意义丰富或鲜明与否取决于之前大脑主动或被动接受该事物刺激时所建立的神经元网络联接的复杂度和强度。

个体从婴幼儿时期开始感知周围环境千千万万不同的事物，由此而形成大脑中千千万万极其复杂的神经元网络结构。由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个体有意识和无意识接收的感知刺激也会依据刺激种类和水平的不同而形成复杂性和强度各不相同的神经元网络的相互联接，逐渐在大脑中形成一个极其庞大、复杂而精密的经验意义系统。这一系统包括了个体对客体和主体全部的经验和知识，是以人脑神经元的连接和生物化学物质形式存储的人的经验记忆（克里克，（1994）1997；索尔索等，2005）。并且这个网络在个体一生中是处于不断扩展，调节，或改变之中的。毫无疑问，这一意义神经元网络系统必然要和语音神经元网络系统联接才能形成日常语言中称之为语义的东西。而和语音神经元网络联接的意义神经元网络，可以推断，必定只是整个意义神经元网络系统的一部分，因为每一种所知语言中，规约的语音或语音组合是有限的；尽管一个语言群体可以不断规约更多的语音组合以联接更多的意义网络，但相对于群体所感知到的整个世界的事物和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来说，语音规约的数量和速度总是少于事物和现象认知的数量和速度。许多意义认知，用日常俗语说，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且，个体之间由于语音系统和意义系统（包括下文提到的文字符号系统）均存在着差异，其语音和意义神经元网络系统联接的量和质也必定存在差异。所以，不同的个体其语义神经元网络联接系统是有差异的，这就导致了不同个体即使使用相同的语音，这个语音所激活的意义系统也有所差别，进而导致交流时对话语意义理解的误差。总之，语义，是语音神经元网络和意义神经元网络的连通激活，是人脑进化到语言阶段的产物。非人类的其它动物必定也有层次高低不同的感知意义神经元网络系统，但在进化的现阶段，没有哪种动物的声音神经元网络系统及相应的肌肉运动神经系统达到了人类的高度，因而没能进化出人类那样有效的语音交流手段。

2.3 文字符号系统及其与音、义系统之关系

人类交流与动物交流之间的最大区别，还在于人类大多数群体进化到现今，一般都创造出了一整套规约的文字符号。这些文字符号代代相传，一般通过学校的正式语言文字教育，已经成为受教育群体大脑神经元网络结构的一部分。受教育群体感知语言最直接的形式便是接触语言的形，因而对文字符号感受深刻，往往将文字符号看作语言本身。传统语言学研究语言大都锁定文字符号，认为音和义是文字符号的属性，其研究一般都脱离语言的本体――动态的大脑语言神经元网络及其激活连通，因而对语言的描写是静态的，对很多语言现象往往不能做出圆满的解释。比如，为什么某个语词或句子用于不同语境会有不同含义？传统语用学，包括属于“分析语言学”的那些认知语用学，对这类语言现象提出了纷繁复杂的理论，有的理论相当精致，其研究之深入，思维逻辑之缜密，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可惜，只要这些理论仍停留于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其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总是不太令人满意。语言音、形、义三大要素出现的顺序，一般是感知意义神经元网络发展在先，其次是语音神经元网络，最后才是文字符号神经元网络。无论是从整个人类的语言进化发展来说，还是从个体大脑发育的情况来说，正常的顺序是义、音、形。如果声音在先，意义在后，声音系统必定有一个搜寻连接意义的努力，单独的声音对大脑“无意义”。同样，符号如果先于声音和意义在大脑中构建起神经元网络系统，它最终要寻求和声音及意义网络建立连接，否则，这一无声音、无意义的符号就不能成其为为文字。语音、语义、文字这三个概念内在而逻辑地要求音、义、形三种神经元网络系统之间必须相互连通。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发现（Loritz 2002； Ahlsen 2006），语言神经元网络系统构建基本完备的大脑，其对声音语言的理解操作顺序一般是：语音声波激活语音神经元网络，语音神经元网络再直接激活意义神经元网络，中间一般不会激活文字符号神经元网络（文盲就无此网络）；而对声音语言的表达操作顺序正相反，由意义到语音，中间亦无文字符号作为中介。而大脑对文字符号语言的理解操作顺序一般是：文字符号光波激活文字符号神经元网络，符号神经元网络连通激活语音神经元网络，语音神经元网络再激活意义神经元网络；对文字符号语言的表达操作（书写）顺序则是反过来，即意义神经元网络激活语音神经元网络，语音神经元网络激活符号神经元网络，符号神经元网络再激活肌肉运动神经系统。也就是说，对正常人来说，读写文字符号语言的认知操作一般要经由一个语音神经元网络激活的中间操作环节，这说明正常人的文字和语音两个网络是紧密连接，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觉感知，在读写文字时，总是要么默念该文字的语音，要么直接发出该文字的语音。即读写文字两个操作方向均会激活其语音神经元网络系统。

3.结语

语言的音、形、义均表征为人脑的神经元网络结构及其生物电-化学过程的激活发射。语音和文字符号是特定群体规约的听觉和视觉刺激形式，两者都是物理性质的（声波和光波，而对盲文来说，是触摸的物质形状），它们在人脑中有对应的神经元网络激活发射表征。“意义”则是以人脑神经元的连接和生物化学物质（如神经递质）形式存储的人的经验记忆；“语义” 则是由语音或文字符号激活的意义。所以，可将人脑的语言系统看作是两个部分的神经元网络，其中一部分表征形式而剩下的一部分表征意义。由于形式激活意义，而意义也激活形式，所以形式和意义两个神经元网络表征之间必是双向连接的。另外，语言的音和形可以物化到人脑外部的各种媒介，但物化后的静态符号难以完整准确反映大脑中动态的语言神经元网络系统的激活连通操作过程。习惯于将意义归属于静态文字符号的人们总是竭力从字里行间去发掘意义，却不知晓意义就存在于自己大脑的神经元网络结构及其激活连通之中。

参考文献

[1]克里克/[英]著 1994，汪云九、齐翔林、吴新年、曾晓东 等/译校，《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第6篇：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

一、对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再认识

在研究智力发展障碍儿童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那就是:智力发展障碍儿童首先是儿童,其次才是因为脑神经系统发育出现障碍使得心理发育显著迟缓的儿童。既然他们是儿童,那就必然具有儿童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低年龄儿童在心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为“一切以我为中心”,并由此派生出来的自制力、自控力、耐挫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比较弱,社会化程度不高。这一规律随着心理年龄的增长、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渐降低。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由于疾病的原因,心理发展受疾病的影响而受到限制,所以低龄儿童的各种心理表现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的显现。

目前,我国特殊学校中智力障碍儿童按照成因来划分有:唐氏综合症(先天愚型)、脆性X综合症、先天性颅脑畸形、先天性脑积水、小头畸形、多重残疾、脑瘫(部分脑瘫儿童存在智力障碍)。这些儿童往往具有一些典型特征,包括言语和语言发育障碍、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异常的情绪和行为、严重的触觉失调等。

由于每个疾病类型儿童的表现症状不一,脑神经受损伤或发育不全的程度不一,所以即使同一疾病的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疾病程度和具体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在观察中我们看到,不论何种疾病儿童,不论生理年龄达到什么岁数,只要心理发展在同一个时段内(譬如说发展到正常4岁的水平),这个时候,他们的心理和行为水平基本上差不多(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一点)。

二、我国智力发展障碍儿童心理发展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的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教学较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对特殊儿童的心理发展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特别是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心理研究常常从表面现象去论证的多,而从挖掘这些儿童的心理本质特征的研究很少。正是这种“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导致了我国对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教育与国际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教育康复的水平差距也在逐渐的加大。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的有效性较差,个别化教育这一特殊教育的基本方法,似乎成了口号和摆设。二是忽略了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历史观所提出的关于教育本土化的问题。三是行为主义的行为改变理论,扭曲了对人的基本尊重,对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行为改变,循着刺激――强化――再刺激――再强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注重外在行为改变而忽略了“内化”在这些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四是对智力发展障碍儿童只强调教育的作用,而忽略了医学科学最新研究成果对教育的指导作用等等。

三、对如何加强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心理与教育的几点思考

维果茨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心理学的研究,侧重于重视大的社会环境和小的社会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更强调文化和历史的社会因素和个人特点的关系。维果茨基关于社会文化对儿童心理的影响的观点,打破了在西方人心目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的思想,使他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2]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观,强调了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是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的。这给予我们两个启示:其一,尽管从世界来看,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外在表现特征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和社会文化背景不一样,这些儿童的心理发展和教育的手段及方法也未必一样,即使在国内,不同地区儿童的心理发展也未必一样,因此,对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教育一定不能脱离当地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其二,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历史观也说明,教育的手段与方法,不仅要“洋为中用”,更重要的是要坚持教育的本土化。

对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教育,必须遵循儿童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坚持个别化教育这一特殊教育的基本原则。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显著特点就是由于疾病的原因,使得脑神经系统发育不完善或出现脑神经发育出现停滞,因而这些儿童在心理发展方面呈现出显著的低龄化倾向。美国学者霍曼等在其《活动中的幼儿》一书中指出:要促进一个在智力和语言发展上比他的同龄人迟缓两年的4岁幼儿的发展,最好方法是提供适合正常的2岁幼儿的丰富的具体经验和伴随的语言。如果只是设法把适合于正常的4岁幼儿的行为缩小范围以后作为这个幼儿的行为目标的话,可能只会使得他得到有限的学习经验,无法迁移到其他技能上去。[3]这一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对智力发展儿童的教育必须依照其心理发展水平来组织教学,这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发展其语言。因此从事智力发展障碍儿童教育的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必须充分了解其教育对象的心理发展水平(又称之为心理年龄),并依据其发展水平来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

根据国际对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水平界定可以看出,智力障碍儿童的心理发展存在着显著的低龄化倾向。我们知道,当处于低年龄的情况下,由于认知受到人们活动半径的制约,受到神经系统不完善而出现的语言发展不丰富,缺乏逻辑思维的局限,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水平不高,处处以我为中心。这就要求对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教育要依据其神经系统的发展水平,以脱中心化为目标来设计教育内容。依据其神经系统的发展水平,也就是依据其心理发展水平安排教育内容,组织有效教学,这是真正将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真正看成是一个儿童,而依据其发展组织教学,则充分体现了教育的基本原则,即因材施教的原则,循序渐进的原则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儿童的行为发展过程中,“正支持”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由美国教育学者从管理学的名词借用过来,应用于特殊儿童的教育的。“正支持”是指通过改变教学者的方法,帮助教育对象建立正确行为的方法。“正支持”的最大优点在于不是通过物理手段来强制改变教育对象的行为,而是通过使正确行为的教育引导和“内化”(让孩子真正明白一定的道理)来改变受教育者存在的不足,从而实现教育效果的“长效化”。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看到,只要这些儿童听明白了教师所说的道理并模仿其他同伴的正确行为去做,其教育效果的迁移程度是很高的。

必须坚持“医教结合,以教为主”的原则。长期以来,我国的特殊教育存在着一种封闭的状况。这种封闭表现为对现代医学科学成果的了解不多,对脑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以及神经科学新成果对人的心理发展的影响认识不足,因此造成就特殊教育讲特殊教育,就特殊儿童讲特殊儿童的现象。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现代医学科学的快速发展,为人类认识自我,更好地发展自我提供了具体形象的研究成果。例如,长期以来,人们对脑神经的认识是脑细胞受到损伤以后,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可逆的。可是现代医学科学的影像资料告诉我们,脑神经细胞受到损伤后,脑自身具有神经的修复和重建功能,受损伤的脑功能自身具有补偿的能力。这对我们重新认识脑发育受到损伤和发育不足的儿童的教育康复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医学科学还告诉我们,周围神经系统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与中枢神经系统同样重要的作用。这些成果对于从事特殊教育,特别是从事智力发展障碍儿童教育的工作者来讲,有巨大的价值,从中我们领悟到,通过有效的教育康复,可以促进智力发展障碍儿童脑功能的改善和康复。忽视这些研究成果将会导致我们的教育工作找不到起点,处于一种无奈又无助的状态。因此,必须打破这种封闭,走医教结合,以教为主的教育康复的新路。教育康复,是现代特殊教育的必由之路,是当代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特殊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总之,加强对我国智力发展障碍儿童的心理与教育的研究,对于提高我国特殊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促进教学成果的转化,实现将这些儿童教育成为一个能有尊严的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社会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毛颖梅.特殊儿童心理咨询概论[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

[2]邹晓燕,等.维果茨基对西方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影响述评[J].全球教育展望,2001,(10).

第7篇：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

“耳朵虫”这个词由德语单词Ohrwurm直译而来，指歌曲或其他音乐作品的某个片断不由自主地反复在脑海中出现。2007年，神经科专家奥利弗・塞克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不自主的音乐想象”的概念：某些音乐片段能激发脑部的不正常反应，这些不正常的反应就像皮肤上的瘙痒，让大脑不断地注意这些音乐，结果只能是越痒越挠、越挠越痒，让人忍不住回想这萦绕在心头的旋律。

这种传唱度极高的神曲就像能给人洗脑似的严重霸占脑内存，到底是因为歌曲本身合乎大众口味，还是另有玄机？

公平地说，“耳朵虫”不是新鲜事。奥地利音乐大师莫扎特的C大调作品《小星星变奏曲》穿越两个多世纪到现在还在对世界各地的人们“洗脑”。在国内，1987年春晚费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在当时可谓洗遍男女老少之脑，而在事隔26年之后的2013年春晚被再度演唱，依然不减当年火力。

简单强烈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明快的曲风、周期性重复强调主题乐句，再加上病毒式营销的推广方案，这些似乎构成了“神曲”的共有特征。

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部负责人方礼君从乐理角度对“神曲”进行分析：“一般舞曲都是四三拍的，相对复杂，但‘神曲’一般都是四四拍或四二拍，节奏的律动感更强，也相对简单，特别容易带动情绪。”

辛辛那提大学的市场学教授詹姆斯・凯拉瑞斯统计过一个“耳朵虫”排行榜，其中高居排行榜前列的歌曲大多具有强烈的节奏，而且音乐的主题周而复始地持续出现。英国雷丁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毕曼的研究也显示类似的结果，他发现“耳朵虫”旋律一般都只是音乐中的一小段，其中33%是经常“周而复始”的副歌部分，27%是歌曲的其他部分，只有28%的情况重复的是整首歌曲。副歌部分是设置歌曲的地方，它同时具有周而复始的特点，也就是说一般流行歌曲都能凭借它的副歌部分成为“耳朵虫”。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拥有“洗脑”的潜质，音乐创作的规律决定了音乐天生具有成为“耳朵虫”的基因。

作为人类一项正常的大脑神经活动，“耳朵虫”可以发生在人一生成长的各个时期，所有人都难免和它邂逅。那么，这种“不自主的音乐想象”是否会对人的健康造成危害呢？

北京师范大学南云教授指出：“2008年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他们给11910名芬兰被试者呈现5首熟悉的歌曲，结果发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有33.2%的被试者报告每天都会想起那些音乐片段，32.4%的被试者每周都会想起，累计有91.7%的被试者至少每周会体验到‘不自主的音乐想象’。但事实上，少于1/3的人才会受到‘耳朵虫’的困扰，大部分人的生活并不会受到严重影响。”

如果出现了“耳朵虫”的困扰，“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消除旋律’，反复去听另一首更强势的歌，它可以覆盖脑海中反复回响的这一个。另一方面，根据自我控制的逆效应：你越注意到它，想要删除它，它的效果越强烈，给心理带来的影响也越严重。这时候，听之任之反而可能取到良好的效果。另外，别让脑袋空着，转移注意力，做一些中等占用脑力的活动，去读读书或者专注地做别的事也是一种好方法。”南云教授指出，在菲利普・毕曼的调查中，46.67%的人会选择听或唱其他的歌来赶走“耳朵虫”，25.71%的人会用读书、聊天等方法转移注意，而效果最好的正是另外18.1%的人选择的“听之任之”。

第8篇：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

艾伦・朗格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可能性心理学”，“专注力”在她的学术生涯中是一个核心概念，即一种很简单的实践――留意新事物，积极寻找差异。她认为“衰老只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关于衰老的很多思维定式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记忆一定会衰退吗?

脑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脑活跃程度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区别。他们在短期记忆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信息处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应差于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他们真实的潜能?朗格教授认为，这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年轻时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并固执而轻率地认定衰老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某天早上我们醒来，惊恐地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这种思维定式往往极具杀伤力。当我们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时，最现成的解释似乎就是――我们老了，而很少再去寻找其他的可能性。

早在1979年，朗格教授就曾做过一个实验。在匹兹堡的一家修道院里，她和自己的学生精心搭建了一个“时空胶囊”，将这里布置得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他们邀请了16位老人，年龄都在七八十岁，8人一组，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一周。这一周内老人们都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他们听上世纪50年代的音乐，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讨论美国发射的第一次颗人造卫星。他们都被要求更加积极地生活，一起布置餐桌，收拾碗筷。没有人帮他们穿衣服，或者扶着走路。唯一的区别是，实验组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循现在时――努力让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组用的是过去时――以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

最后实验结果是，两组老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改善。他们刚出现在朗格的办公室时，大都是家人陪着来的，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一周后他们的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血压降低了，平均体重增加了3磅，步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实验组即“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他们的关节更加柔韧，手脚更加敏捷，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更高，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

朗格教授对此的解释是，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轻了20岁，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为了维持时间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须付出更多的“专注力”，即更有意识的“活在当下”。因此，他们的改善更明显。这个实验证明，人类生命最后阶段的衰老并非是不可逆转的。

第9篇：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

人体内最勤勉的器官是哪个？没错，是大脑。大脑就像是一台永动机，即便在身体休息的时候， 大脑也不曾停止工作。那么，大脑不眠不休，究竟在悄悄地干着哪些活儿呢？

如果你弄清楚了人体在睡眠状态时大脑加班加点都干了啥，往后你再想赖床不起时，也许就有了更加充分的借口：“别打扰我，我虽然在睡觉， 可我的大脑一直在忙着呢！”

睡觉时大脑在帮助你记忆

大脑中的突触变化是学习与记忆的基础，简单说来，当人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神经元会长出新的突触，加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巩固和加强记忆。

为研究睡眠对记忆的影响，美国纽约大学的科学家们曾经培育了两种小鼠，让它们学习在旋转棒上站稳，其中一种小鼠学习1小时后睡眠7小时，另一种小鼠学习同样的时间但不准睡眠。研究人员利用双光子成像技术观察小鼠大脑的运动皮层，发现有睡眠的小鼠会长出较多的新突触， 学习能力较强，而睡眠被剥夺的小鼠则基本没有新突触生长，学习能力相对较弱。

他们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不是所有睡眠都对记忆重要。睡眠分为慢波睡眠和快速动眼睡眠等多个阶段，慢波睡眠是基本不做梦的深度睡眠，而快速动眼睡眠是多梦的睡眠，大脑的记忆能力在慢波深度睡眠时期体现得更为突出。当然也有一些实验证明只有快速动眼睡眠才有和记忆相关的信息加工过程。不过无论怎样争论，睡眠时大脑也在记忆已经得到了神经科学家的公认。

睡觉时大脑仍然在学习

当我们睡觉时，大脑却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心理学家通过脑成像和脑电技术检测到，在睡眠时，我们的大脑能够识别无意义的嘟嘟声和自己的名字，可以在睡眠中接受刺激或者加强原有记忆，甚至还可以学习新技能。

最近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在睡眠中大脑对信息的接受能力。这项实验让参试者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躺着，然后对播放的单词作出反应， 也就是按左右两个按钮中的一个，将这些单词分类。等到反应几乎成为自动化后，参试者才准许睡觉。因为处于黑暗的环境之中，大多数人很快就入睡了，单词还在继续播放，这些已经入睡的人自然不会再按按钮了，但是脑电图发现大脑和按左右按钮相关的区域在听到单词后继续作出反应，而且是正确的反应。当听到应该按左边按钮的单词时，大脑负责指挥左手的区域出现反应。当听到应该按右边按钮的单词时，大脑负责指挥右手的区域出现反应。

不过不要高兴得太早，参试者醒来后，对睡眠中接受的单词毫无印象。但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人脑在睡眠中能够做出反应， 是不是有可能实现让人们在睡眠中学习？也许有一天，会发明一种阅读器， 每天晚上在人们枕边播放， 人们可以像充电一样利用睡眠的时候学习知识。

睡觉时大脑正忙着“洗澡”

睡眠时，我们的大脑正在为自己高效清除脑内代谢废物，恢复活力。人脑内有两种液体，一种是有很多细胞代谢物的组织间液，另一种是给脑提供部分营养、排出代谢废物的脑脊液。脑脊液沿着动脉周隙流入脑内，与脑细胞组织间液交换，将细胞间液体的代谢废物带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简单易懂的小实验。神经科学家分别在大鼠清醒和睡眠时注入小分子荧光染料，以此来观察脑脊液在脑内流动的情况。结果发现荧光染料在大鼠睡眠时比清醒时分布得更广泛，这意味着睡眠时脑脊液更容易在脑内流动。进一步研究发现，睡眠时脑内细胞间隙比清醒时更大，这意味着睡眠时脑脊液更容易进入脑内与组织间液进行交换。

原来，睡觉的时候，大脑还偷偷背着我们给自己“洗澡”。

睡觉时大脑正帮你减肥

有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让你吃得更多。所以，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小伙伴们，为了你们那苗条的身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