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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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

关键词：会计准则 资本商业监管规则 盈余管理

引言

根据Healy 和 Wahlen的说法：盈余管理就是为了使受利益影响的企业或个人，在企业基本经济状况方面产生误解，或者是针对企业向外界公布的会计数据合约的结果，以对财务报告和交易设计的分析来重新制定财务报告。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可以分成三方面来表述：进行盈余管理目的；盈余管理需要在什么方面着手，具体的说，包括了进行盈余管理的具体方向以及盈余管理结合结构、程度；怎样进行盈余管理，（如直接的会计工具或构造交易、事项等非直接会计工具）。三方面都在资本商业监管机构的影响下，但是只有第三方面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产生联系。因为，从资本市场、合约和政府监管这三个方面来看，资本商业监管机构会一直影响着盈余管理的具体目标，也影响盈余管理工具的选择。资本商业监管机构制定的规则对有些管理动机本身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和其具体想要达到的目的，就和会计准则指定机构关系不大。会计准则的具体规范，只针对上市公司对盈余管理工具的选择和构造交易事项。假如其中的某些交易或事项被会计准则规定不计入当期损益，那么就不能用作盈余管理。

资本商业监管规则和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债务重组行为的影响

适应资本商业监管规则，是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因为增加利润是上市公司的主要目的，那么其盈余管理最终的目的指向就是避免发生亏损，或者避免因为持续亏损使股票被停牌，或者摘牌，然而这些冲销行为的表象是使利润降低，当期收益大幅下滑，实质上对下期公司盈利的快速回复有利，且起到保牌的作用。然而证监会只是从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这些会计业绩指标，来对上市公司的股权和再融资资格进行管理。而有些上市公司因为盈利能力较差，面临被迫停牌和摘牌的局面，因此就会进行盈余管理，用以保住股权再融资资格和避免被特别处理、被停牌、被摘牌等。基于适应资本商业监管要求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我国的证监会职能就是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不同的监管规则，就会产生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那么，证监会如何才能对上市公司的盈余行为进行遏制呢？是不采用会计业务指标，还是重新制定？这些实际操作起来都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脱离会计指标的实质性监管是不现实的。因此，证监会在保证其实质性监管的前提下，不断更新有关的会计业绩标准、指标，对监管规则进行不断地补充调整。盈余管理三方面的表述说明，会计问题范畴不包括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是各种有利益冲突的个人或公司之间的利益比拼，如何选择盈余管理工具、如何进行交易、如何进行事项构造时才会用到会计准则。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一直对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和规范，这在《债务重组》会计准则的制定、修订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债务重组的会计准则和股权再融资监管规则的变化轨迹，反映在1998-2010年的三个时间段，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理论分析与研究结论

会计准则、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审计师身上承载着人们长期以来遏制盈余管理的希望和责任，但是，盈余管理和现代企业会计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合约安排融合在一起。政府制定的一般性、通用性会计规则的公共合约是不全面的。经理人可以制定剩余的会计规则，这些权力由注册会计师行使监督责任（谢德仁，1997）。这就使企业的盈余管理成为可能。这样，制定会计准则的部门就不能及时地发现和完善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它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是苍白无力的。它的稳定性也就无从体现。这样，它就不能在长远期对会计信息的生产者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指导，也就削弱了在降低成本板块会计准则的实质功能。因为，设计交易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这也正是会计准则管理的空白，因为交易可以更新。所以说，应用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进行遏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化解、减弱盈余管理的动机才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其中，对资本商业监管规则的修改，才能有效解决企业的盈余管理问题，才能作用于资本商业监管规则。由表1关于《债务重组》会计准则的变迁的三个阶段可以判断出以上结论的正确性。通过分析1999年、2001-2006年、2010年的样本，可以判断出债务重组的可能性和财务状况恶化之间的关系。

上市公司在1999年的盈余管理，是通过债务重组产生的效益取得股权再融资资格，以及避免企业的亏损现象发生，这样就使得有些财务并不困难的公司，也会进行债务重组，谢德仁（2008）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谢德仁在对1999年的样本进行分析中发现，企业的财务指标与是不是产生债务重组没有直接关系。在2001-2006年的样本中，那些能够避免亏损的上市公司，也不能通过债务重组实现其盈余管理的目的，原因是：《债务重组》会计准则在这个期间规定，债务重组所获得的收益只能算进资本公积里面，这样，就使得净资产收益率中分母变大，分子不变，收益反而降低。这样就保证了上市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就是因为财务状况不佳所致。在2010年的样本中所体现的是：债务重组可以增加当期利润，但不能由此进行股权再融资，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股权再融资的公司，就不能把债务重组当做盈余管理的形式。对那些有被停牌、摘牌危机的公司来说，因为其财务状况困难，就可以利用债务重组来进行盈余管理，这样具有摘牌或停牌动机的ST和ST公司就在我国的盈余管理研究中，作为财务困难的样本，这样就使得盈余管理的界定产生了困难。

综上所述，以下提出研究论题：

A1：1999年样本显示，上市公司债务重组行为的发生与其财务情况关系不大。

A2：2001-2006年样本显示，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与债务重组呈现反向行走趋势。

A3：2010年样本显示，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越好，该公司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越低。

以上论题如果通过检验，就说明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发生作用的是资本商业监管规则，而不是会计准则。从这个层面上讲，改变资本商业监管规则，才能遏制盈余管理行为。

数据来源和结果分析

本文建立LOGIT的回归模型，来对债务重组和财务困难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对照，采用谢德仁（2008）的模型进行验证：

其中，t表示债务重组发生在哪一年，1表示发生，0表示没发生，有效的财务指标是t-1年或t-1年末的，它能有效地预示企业的财务情况。它包括GPR（主要业务利润率）、OPC（经营性现金流比率）、TNRA（总资产周转率）、LEV（资产负债率）、QUICK（企业短期偿还债务的能力即速动比率）等指标，公司规模、上市年龄、行业和除1999及2010年的样本年份也受回归影响。

因为1999年和2010年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有可能通过债务重组发生，但是发生在2001-2006年期间的债务重组，其收益不在公司的利润范围里，只能在账务上进行分类整理，这样上市公司通过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目的就会落空。为了对此进行掌控，1999年在模型中对这两年样本中的ALOSS（避免亏损动机）和EFQ（保股权再融资资格动机）进行调控，而在2010年，因为债务重组不影响股权和再融资资格，所以仅调控了ALOSS。本文研究的债务重组样本是720（44）家、6957（608）家、1350（175）家，数据从WIND数据库中获得，巨灵证券的信息系统、金融界所属网站及上市公司所属资讯网对本数据提供了主要依据。

表2显示1999年、2001-2006年、2010年样本模型回归结果。

从表2可知，针对A1、A2、A3的假说，经验证存在，从而说明1999年上市公司债务重组行为的产生和公司的财务状况关系不大（这里特别指出：具有EPQ盈余管理动机特征的表现最突出）；上市公司债务重组行为发生频繁，且和公司的财务状况有明显联系，这种情况尤其在2001-2006年和2010年期间的样本中表现明显。以上数据和分析表明，上市公司所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就是为了和资本商业监管规则相适应，这就说明，资本市场派生出的监管规则在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中，比会计准则作用明显。

本文通过以上数据研究对比认为，因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就是为了适应资本商业监管的需要，所以，资本商业监管规则就成为改善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主要切入点，会计准则有其局限性，所以并不能起到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遏制的作用。研究数据表明：资本商业监管规则成为上市公司债务重组行为和盈余管理的目的之间的纽带，会计准则就没有此作用。资本商业监管只是起到证监会、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参与者三者之间合约性质的作用，相反地，证监会有权参与修订 “合约”，它修改的合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些上市公司会基于各种目的进行盈余管理，因此，会计准则对此负的责任比重较小。这样，合约的修改、监管方的责任划分、信息披露的灵活应用等，都会对盈余管理产生作用。在公认的程序框架下，立足于基本的财务会计的概念和原则，才能制定出较为合理的会计准则。所以，它只能使交易成本增加，却不能在遏制盈余管理行为方面起到相关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川.新四项减值准备、审计任期与独立审计意见[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2004（6）

2.李维安，王新汉，王威.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2005（1）

3.杜英.事务所的任期、会计师轮换与审计独立性―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J].财经论丛，2010（6）

第2篇：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

三舰并发构建实业帝国

感谢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家强教授、会计系魏国强教授的支持。

启动于21世纪之初的中信集团在香港的布局，逐渐给我们揭示了其发展战略从一枚棋子到一盘棋的路径变迁。而中信集团作为中国企业界的一面镜子，其创新运作往往给我们耳目一新的启示和方向。

今天的中信集团，经过25年的改革、创新、调整，已发展成为一个以金融为主业、涉及诸多领域的国有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业务主要集中在金融业、实业和其它服务业三大领域。截至2003年底，其总资产达5966.30亿元，税后利润达16亿元。

中信集团堪称中国金融控股领域第一个吃螃蟹者，而且中信控股在2002年底已获批挂牌经营，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授权的金融控股公司，负责投资和管理中信集团境内外金融企业，业务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基金、信用卡等领域。

虽然中信控股已拥有了中国目前门类最齐全的一个金融类公司组合，内部企业具有既可以联手开拓市场，也可以大力发展金融交叉产品的绝佳机会，但是由于法律上、监管制度上的种种原因，中信控股在国内的混业实践乏善可陈，这从其成立至今只推出一个金融交叉产品―中信金融通，即可窥知一二。

中信控股面临的这种困境，也是所有意图进行混业实践的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共同困境。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未被正式承认、未直接注册、称谓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但实际上已按照金融控股模式运作的公司至少有二、三百个。企业以金融控股的组织形式经营，无非是希望借助这一架构的优势，利用集团旗下金融机构的筹资功能，筹集资金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并全面提升企业集团的管理水平和内部风险控制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集团协同效应，提高集团业务和产品的竞争力。

然而，“总体来说，几年发展下来金融控股依然远远谈不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认为，个别像德隆这样的企业却利用金融控股大肆寻找监管盲点和漏洞，以金融机构作为融资平台，满足自身圈钱套利的需要，给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环境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可能正是预见到中信控股在国内暂时还“无法作为”，在中信控股诞生的同时，中信集团在香港成立了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国金，0183.HK）。中信国金果然让中信集团的“金融控股梦”在香港得以实现。经过短短3年时间，中信国金借助金融控股模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取得了巨大的协同效应：总资产规模扩大了35%，股东权益增加了28.2%，资本实力不断提高；总收入提高13%，利润增长53.9%，盈利能力强劲。

本刊通过解剖中信国金的诞生过程、操作模式及其构建跨境平台的运作，力图给读者展示一个金融控股公司的成长历程和混业经营的真实面目。这一案例也为中信集团乃至中国的金融业提供了一个成功的“金融控股”范本，对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和参照意义。

21世纪中国的大型集团还面对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选择多元化还是专业化。而中信集团在香港资本市场的另外两次布局，也给至今仍徘徊在多元化与专业化间的大型企业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操作思路：在多元化结构下打造资本市场上的专业化平台，发挥其旗舰作用带动集团内部相关产业的发展。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一直担纲中信集团海外运作平台的中信泰富（0267.HK），由于逐步实行了MBO，其作为中信海外旗舰的地位渐渐淡化。伴随着中信泰富的淡出以及集团战略的转变，中信集团在香港资本市场开始推行新的发展战略，即采取多平台平行发展模式，并一改以前支持中信泰富的做法―将集团各类“好资产”都注入上市公司，而是打造集团的专业化资本运作平台，并利用这些平台进行内部资源整合和向外扩张。

这从中信集团打造其增值服务旗舰中信21世纪和自然资源旗舰中信资源的操作中体现得尤为清楚。服务业作为中信集团的另一主业，信息产业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中信集团近年对信息产业的资源和组织机构进行了战略重组，其中一个重要战略是“依托增值业务带动相关业务的发展，实现网络业务与增值业务的相互促进，形成完整的信息产业链，提高行业竞争力，实现效益和价值最大化”。

中信21世纪的脱胎换骨是这一战略的直接结果：中信集团通过买壳、注资等操作，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将其由一个市值只有4.9亿港元的小公司，打造成为市值约75亿港元的增值服务旗舰。而从这种看似简单的路径中，中信集团以专业化模式整合内部资源的思路清晰可见。

第3篇：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

“智力资本”这一概念由西方经济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经过各界学者经过二十几年的不断探索和努力，已取得一系列的成果。从时间上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1年～1995年为第一阶段，研究重点主要为对智力资本实践和应用的探讨；1996年至今为第二阶段，主要侧重于智力资本要素的资本化以及如何提高其应用程度。斯堪迪亚公司于1997年在年报中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份智力资本财务报告，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尝试编制智力资本报表，从而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国对智力资本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末余绪缨教授首先提出了智力资本管理会计问题。1998年5月，北京举办了“智力资本与教育观念的转变”的主题研讨会，我国智力资本研究的序幕由此拉开。

关于智力资本的界定有多种，目前尚无统一定论。其中，安妮·布鲁金的提法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认为智力资本是使企业能够运行的所有无形资产的总称，用等式可表示为：企业=有形资产+智力资本。而智力资本是一种流动性强，能自我积累、自我增值，包含企业知识产权资产、市场资产、以人为中心的资产和基础结构资产的混合体。瑞典的斯堪迪亚公司将智力资本定义为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是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所在，是人力资本和资本结构的耦合。斯堪迪亚公司还首创了智力资本模型，如图1所示。这一模型引领着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形成与发展，是智力资本会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从图1中可以看出，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两要素构成。其中人力资本是指为满足客户对其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企业员工所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及整个团队的合作能力和学习、创新等能力。但是，人力资源资本所有权为员工个人，尽管其使用权可以让渡给企业，但人力资本的使用者即企业必须尊重其所有者。既然人力资本是企业得以发展的核心动力，那么如何把人力资源有效地凝聚起来，从而在企业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为企业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呢。这就需要智力资本的另一个要素即结构资本来充当这一角色，通过制度和组织的安排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价值的实现。一个企业的结构资本包含很多项，最主要的是组织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客户资本主要是指企业所拥有的市场渠道和所建立的外部关系。

二、智力资本定价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企业家越来越重视“知识改变命运”这一真理。在企业的发展中，改革的理念也逐渐从单纯的“融资”向“融智”倾斜，“融智”即为对智力资本的投资。而在谈判过程中，关于智力资本的定价问题就浮现在供求双方面前。智力资本作为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特殊商品，如何对其进行准确定价，成为智力资本进入企业的第一道门槛。

（一）基础理论 智力资本具有商品属性。现代企业中创造价值的劳动早已不仅仅指生产一线上的劳动，而是包含着创业、领导、管理、操作等多种形式。智力资本无疑属于高级劳动，它作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在其为社会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其内在价值也会客观地表现出来。智力资本的货币表现形式就是智力资本的价格。知识是人类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对客观现实世界认识活动的“成果”复杂劳动或高级劳动结合信息、知识、技术与能力等因素就形成了智力资本。而当信息、知识、技术与能力与劳动分类，独立在商品市场参与交换时，就成为了一种商品。马克思为“价值”一词的定义是为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也决定了其价值的特殊性。智力资本的形成和使用都是长期的，而且智力资本的使用必须与物质资本相结合，没有适当的物质资本，智力资本的价值也就无从体现。

（二）智力资本的传统定价方法 主要包括：

（1）以公司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方法。在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中，智力资本的价值可以表示为公司市场价值与企业有形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公司市场价值可以用该企业的股票市值来表示。这种定价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易行，并且含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智力资本的价值等于无形资产的价值，智力资本就是使企业中所有元素得以有效运转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无形资产的总称。其计算公式为V=Vm-Vb，其中，V表示智力资本的价值，Vm表示公司市场价值，Vb 表示企业有形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但在这种计量模式下，企业的市值反映的是作为一个永续的有机整体而具有的、包括未来盈利能力的价值，而账面价值只反映了历史成本，因此，两种时点和含义均不同的计价方式最终导致了对智力资本价值的高估。

托宾q法也可以作为计量智力资本的方法。托宾q法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设计的，可以用来计算企业智力资本的价值。其公式为：q=Vm/Vr。其中，Vm 表示公司市场价值，Vr表示企业资产的重置资本。和前一种方法存在的问题相同，该公式中分子分母计量属性的不同仍然使得智力资本的计算不准确。

（2）以经济价值为基础的定价方法。在这种方法下，首先算出该企业前三年的税前收益P，再根据该公司近3年的有形资产的数值计算公司3年的平均税前资产回报率，并和公司所在行业的平均税前资产回报率R进行比较，来衡量该公式在整个行业中是否存在优势。然后，用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R乘以公司前三年的平均有形资产T，计算出该企业的有形资产平均年收益。将有形资产平均年收益从税前收益P中减去，其差额就是无形资产的超额收益。最后用该值除以适当的贴现率K，就可以得出智力资本的现值。其公式为：V= （P-T*R）/K。但是，由于智力资本的贴现率选择十分困难，尽管该方法克服了市场的不稳定性，由于这一局限性，该方法仍然不易在实务中操作。

（三）生命周期理论基础 每个行业都无一例外会经历一个对其当前的业绩以及未来前景产生影响的生命周期。每种产品或商品也是如此，一般都会经历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判断一个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的阶段主要有产品品种、市场份额、需求增长率、竞争者数量等指标。在起步期，行业中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产品和服务尚不完善，各企业家对该行业的未来前景也各持己见。产品的类型、特点、性能和目标市场也都在不断变化。在成长期是各企业加大自身研发投入、树立自身品牌的阶段，但常常会面临技术与创新缺乏的困境。成熟期则是一个行业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企业间的合并、重组等现象时有发生。企业的竞争主要基于品牌价值、产品创新与服务水平。衰退期的企业规模开始缩减，主要原因是新技术与替代产品的挑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企业不甘坐以待毙，就要通过科学技术与创新等手段获得新的增长点。这就需要智力资本来扭转企业的命运。

（四）生命周期对智力资本定价的影响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智力资本带给企业的生机和活力是不可小觑的。不同类型的智力资本在公司中都有其不同的位置和作用。然而在当今社会，生产技术愈发复杂以及生产理念日新月异，单项智力资本往往不能单独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大家协同工作、彼此信任、相互理解、价值共享。因此，“融智”就显得日益重要，其作用必然会超过“融资”。如何对智力资本进行有效配置成为一个企业能否独占鳌头的关键所在。

根据瑞典斯堪迪亚公司对智力资本的分析：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智力资本对企业的贡献程度决定了其价值大小，这也是我们对智力资本定价的依据。然而，尽管某一项智力资本对企业的贡献潜力是无穷的，但在一个特定的时段是无法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智力资本的生命周期。如何把握智力资本所在的生命周期时段，就成为如何对其准确定价、减少折损的首要任务。智力资本的形式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针对某一项智力资本，可以先分辨它归于何种生命周期类型，再判断其目前在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以对其定价做出合理调整。

（1）价值恒定型。价值恒定型生命周期，顾名思义，就是智力资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价值是恒定的，不随时间而变化。 例如，一个优秀团队的价值就可以说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是恒定的。一个优秀的团队，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有适当的投入，都能相互合作、精诚团结，共同克服困难，不断为企业注入活力，将企业带出随时面临的困境。因此，像优秀团队这样的智力资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可以保持价值恒定。其生命周期价值曲线如图2所示。

（2）常规型。常规型生命周期类似于一般行业所具有的生命周期，包括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这一类别的智力资本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先上升后下降。企业所掌握的客户资料就属于这一类的智力资本。在企业刚起步的阶段，主要任务还是对产品和服务的探索阶段，对客户的开发还不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企业到了成长、成熟期，客户资料对于上游企业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项智力资本的价值就必然会上升。而当企业逐渐转为衰退期时，客户资料并不能转变其衰退的迹象，其价值也注定会下降。其生命周期价值曲线如图3所示。

（3）价值突变型。价值突变型生命周期只包含成长期和成熟期，由于该种智力资本的价值发生突变，导致其生命周期中的衰退期极短甚至几乎不存在。生产技术就是该类智力资本的最好代表。在企业开始启用某项生产技术时，其生命周期会迅速进入成长期与成熟期，价值迅速上升。但是当该项技术过时或有新的生产技术替代时，其价值会发生突变，被迫贬值瞬间归零。通常替代性极强的智力资本的生命周期都属于此种类型。其生命周期价值曲线如图4所示。

三、结论

在对初入企业或企业所拥有的智力资本进行定价时，考虑其生命周期类型及所处于的生命周期阶段是非常必要的。同一项智力资本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所拥有的价值可能是相距甚远的。在企业“融智”过程中以及在将所持有的智力资本“转让”给其他企业时，综合考虑该项智力资本的各方面因素，可以增加谈判的筹码，使得企业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收益，财智两丰收。

参考文献：

[1]谭劲松、王朝曦、谭燕：《试论智力资本会计》，《会计研究》2001年第10期。

[2]张涛、朱学义：《智力资本会计系统构建浅探》，《财会通讯》2009年第7期。

第4篇：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

当前,企业集团是国内整合资源、创造价值的重要经济载体。从近年来社会财资的流向看,大型企业集团吸纳与整合财资的力量越来越强,力度也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集团化的财资管控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大型企业集团财资管理实践,试就以价值为目标,如何加强与完善集团化财资管控等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一思:财资的重要性

所谓财资,即企业财力资源。它是一定时期内企业能够有效整合起来并可为己所用、创造价值的内外部金融资源的简称。包括企业内部现金流、股东投资、银行信贷、企业债券、客户资金、政府财力支持等。

财资是企业的核心资源

国际上通常将资本、技术、品牌列为世界500强的三大核心资源。拥有这样的核心资源,企业就能够不断吸引人才,有力地推动新的产品与服务,深度地开拓市场,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三大核心资源中,财资又有其独特的效用。以雄厚的财资可以获得有用的技术,可以吸引一流的管理团队,可以快速地进行企业并购,可以有力量拓展其他稀缺资源。

财资直观地表达了企业的运营能力和竞争能力

企业财资形式上表现为企业的现金流量,实质上表现为企业整合内外部金融资源的智慧与能力。其上端表现为财力资源导入的能力,即输血能力,其下端表现为财力与财力资源创生的能力,即造血能力,二者之间形成一个财力投入与财力产出的函数关系。如果产出等于投入,意味着保值;如果产出高于投入,意味着增值;如果产出低于投入,意味着贬值;如果低投入高产出,意味着企业拥用巨大的附加值,这个企业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上就会很值钱。

决定这种函数关系的是企业的运营能力。运营能力高低,决定了外部金融资源成本的高低,全部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企业投资与资产效率的高低。

二思:财资管控的目标是创造价值

创造价值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的惟一职能与合理性依托。企业首先要占有社会资源,当然也包括财力资源,拥有了支配和使用这些社会资源的权利;然后要对资源进行匹配、整合与转化,使资源在企业内既保持了原有价值又产生一个新的增值,对社会贡献了新的产品与服务,对股东贡献了红利与资产增值,对国家贡献了税款与就业岗位。

财资的初始形态为资金形态,表现为股东资本金与企业负债所形成的“真金白银”。资金形态除了一部分流动资金外,要转化为厂房、设备等资产形态,从而形成企业产能,企业产能的财资形态是营业收入。营业利润要补偿折旧费、财务费用、职工工资、管理团队薪酬,并支付税收,所剩余额为净利润。而净利润及其带来的净资产增值,就是“创造价值”。既然财资管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围绕着创造价值展开,它就不是单纯的“财务管理”,而是全员参与的全体高管人人有责人人尽力的价值管理。

三思:财资管控的重点环节

融资决定强弱

融资管理是财资管控的首要环节。在这个环节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是企业负债管理和股权融资管理。企业对负债率高低的承受力一般是与债务杠杆化率密切相关的。如果债务杠杆效用好,高负债是能够快速为企业积累财富,扩大资产和创造价值的。如果债务去杠杆化,其对利润的边际贡献率为零,债务就不是资源而变为风险,有可能导致企业遭遇债务重组,产权易人。因此,企业控制负债与否,一定要与债务成本高低、运营成本高低、偿债能力高低综合起来考虑,进行动态调整与弹性控制。

股权融资是指在不失去控制权的前提下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融资的筹资行为。这种融资与债权融资相比,在企业治权、运行机制、利润分配等方面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股权融资有利于从根本上调整企业的财务结构,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建立新的治理结构,形成对股东负责的运营机制,从而派生出企业的市值管理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新的管理范畴。成功的股权融资,不仅壮大企业的资本实力,更充实了管理智力,更有利于债务融资的安排,为企业走放大式发展模式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因此说,融资决定了企业的强弱,融资管理是财资管控的关键环节。

投资决定盛衰

就投融资的逻辑关系而言,融资是投资的前提,投资不可能是空手道。从逆向上看,投资效率又决定了融资能力。一个效益良好、投资回报较高的企业,其在债权或股权融资上都会受到追捧;反之,投资效率较差的企业,就会受到资本市场的冷落,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一个理性的企业,在投资环节上必须持续地体现出“对债权人负责,为投资人谋利”的精神,把投资行为管控到位。一般来说,投资规模、投资效率、投资风险这三个关乎投资评价的要素,是投资管理必须要充分有效研究的。规模经济的盈亏平衡点与规模不经济的边界线的测算与分析是十分重要的。每一个投资项目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变化(进步)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一次性投资和后续投资规模会对项目的后续运营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投资效率和投资风险的确定,应该都是一种后评价机制,但这两个要素又必须在投资决策之前给出一系列数据支持和判断结论,这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不确定性往往就出现在投资决策完成到投资结束之间,大型投资项目这个区间会更长,有可能五年、八年甚至10年,由此带来的风险也会越大,例如当前出现巨大风险的煤化工项目就是如此。建设期内市场发生急剧性的逆向变化,原预测的内部收益率很难再支持项目的落成,因此工程下马的问题便出现了,企业的沉没成本开始形成。

营资决定成败

投资完成之日,就是资金转化为固定资产和运营设施之时。资产运营水平对现金流获取、成本控制、品质保证、效益提升、投资回报等具有直接的作用力。通常所说的管理就是效益,在这一环节才能直观地体现出来。因为融资的财务成本,投资的初始成本,经营的人力成本,都要由营资阶段予以补偿,然后还要获得净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经营压力便由此而生。运营专业化、精细化还可以延长设备使用年限,减少维修成本,增强还债能力,从另一个角度获得运营效益――安全效益。运营成本的改善是持续的、永无止境的,管理创新带来的资源节约、消耗降低,会为企业积累低成本优势。从企业的财务成果看,运营水平决定了投资的最终成败,建得好、管不好的企业同样要被市场所淘汰。

偿资决定生死

第5篇：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

关 键 词: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并购;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6)04-0046-02

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性建设根本变革的开始｡目前,股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截至2006年5月底,沪､深两市已完成股改或已启动股改程序的上市公司达到971家(不包括股改方案被否决的11家公司),占1344家应股改公司的72.25%;股改公司市值总计为30044亿元,占应股改公司总市值的比例达到72.77%｡随着各上市公司陆续完成股改,市场将进入全新的“G股时代”,证券市场的格局也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2006年将是我国证券市场从股权分置进入到全流通格局的时期,后股权分置时代即将来临｡

在后股改时代,全流通市场将逐步发展成型,而监管部门也表示,2006年将“大力推进市场创新,拓展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推动并购市场创新,从存量上不断改善上市公司结构,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提供多种市场化的支付手段和创新方式｡可以预见,后股改时代的上市公司并购将迎来更大的发展｡

一､后股改时代上市公司并购发展的背景

1.新《证券法》的实施为上市公司并购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过去我国对上市公司收购实行全面要约制度,收购成本相对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收购市场的发展｡新《证券法》在全面要约之外,允许收购人采用部分要约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收购,为收购人提供了一个更为灵活和成本相对可控的选择｡收购人可以根据其需要和市场情况,在收购数量上自行设定收购目标,而不必强制接受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份,这不但有利于避免全面要约收购可能导致公司终止上市的情形,也有利于推进上市公司收购的市场化行为,减少监管部门在全面要约豁免方面的行政介入｡另一方面,过去上市公司收购只能在存量股份中进行,不能通过发行增量股份来完成,大大增加了收购的难度｡新《证券法》则规定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既可实行公开发行也可实行非公开发行,投资者可以采取要约收购､协议收购及其他合法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这一规定为收购方式的创新从制度上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股权分置改革为上市公司并购创造了绝好的机会｡目前,股改的方式多为大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以换取流通权,这就出现以下几种状况:一是大股东所占上市公司股份份额同比下降,甚至于低于流通股比例;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如配股､转配､增发､发可转债等原因,流通股所占比例已大于非流通股,若按送股对价,则流通股所占比例远远大于非流通股｡这两个原因将造成大股东失去绝对控股地位,收购方可以通过在二级市场收购这类上市公司的股权而取得公司控制权｡同时,若按目前股改“10送3”的平均对价水平,在流通市值不变的条件下,上市公司股价除权后将下降20%左右,一些公司的股价甚至低于净资产｡在股改快速推进的市场背景下,上市公司的并购价值将得到显著提高｡

3.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整合的内在需求是推动上市公司并购的强大动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产业整合和发展成为全球并购的主题｡通过产业整合产生协同效应,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成为并购的内在动因｡在我国产业结构正进行调整的大背景下,并购重组将成为国内企业整合资源､调整业务结构和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进行战略布局的重要手段｡一些受到资源约束､经过高速发展后导致产能过剩､因为消费结构调整造成需求降低的行业将出现较大的并购倾向,行业中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必然采用兼并重组等市场竞争手段来淘汰竞争对手,整合行业资源,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和产业集中度,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4.市场行情的发展也是上市公司并购增加的重要因素｡境外成熟市场的历史经验显示,股价低廉､市场持续多年低迷的时期,往往是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活跃的时期｡证券市场经过近年来的调整,流通市值仅数万亿,且对价除权使很多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接近或低于股票的净资产｡廉价的股票价格和低于周边股市的市盈率,将吸引大批实力资本参与到上市公司并购中来｡

二､后股改时代上市公司并购的发展趋势

1.并购主体多元化｡原《公司法》规定公司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75%,因此,只有比被收购股权价值大1倍以上的公司才能出面进行收购,这大大地限制了收购人的范围｡全流通后所有股票都成为流通股,法人､个人一样可以购买,这样,个人也就完全可以成为平等的收购人了｡而且,新的公司法体系允许成立一人公司､一元公司,降低了强制性注册资本额要求,取消了公司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的限制,从理论上说,小公司收购大上市公司,“以小吃大”已经完全成为可能,一人公司､一元公司都有可能通过融资收购上市公司,这就为以后杠杆收购､管理层收购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可见,未来将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到上市公司收购中来｡

2.并购方式多样化｡原《证券法》不允许定向增发,上市公司收购只能在存量股份中进行,不能通过发行增量股份来完成｡这种限制使得很多在经济上可行的上市公司收购项目在实践中因法规限制而难以操作,特别是极大地限制了绩差公司的并购重组,不利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而新《证券法》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持全面肯定的态度,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既可实行公开发行,也可实行非公开发行,该规定为以上定向增发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打开了法律通道,这将为上市公司收购提供新的技术形式｡新《证券法》同时规定,投资者可以采取要约收购､协议收购及其他合法方式收购上市公司｡因此,在后股权分置时代,一般意义上的协议收购将不复存在,要约收购则从强制性要约转向主动性要约,定向增发将成为将来一段时期重要的上市公司收购方式｡

3.并购理念发生重大转变,战略性并购所占比重增加｡过去,证券市场上的并购过多地关注短期财务利益,以短期获得生产要素资源为导向,并购的价值取向多是为了获得“壳”,并非看中上市公司中既有的业务与资产价值,企业在并购决策上倾向于财务性并购｡进入全流通时代,在国际化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作为上市公司并购初级形态的“获取壳资源―概念化重组―二级市场套现”的模式将出现大幅下降的趋势,基于产业整合战略和资源价值重估引发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将成为控制权市场的主流,以产业整合为目的的战略性并购将不断增加｡

4.外资并购发展将更为迅猛｡目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中,并购重组只占其中的5%-10%,而在国际上,并购重组一般占国外投资的70%｡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善､相关法规制度的健全和股权分置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股市的投资价值将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财务稳健､业务发展前景良好､能为股东带来长期回报的优质上市公司,将受到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外资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运作空间将越来越大｡

5.收购的对抗性增加｡新“两法”肯定了反收购措施和管理层激励措施的运用,对投资者保护的具体措施也有比以前更为细致的规定,这些措施将会增强收购的对抗性,增加管理层和中小投资者在收购中的话语权｡可以预见,股权收购与反收购､权力重组与反重组将在市场上频繁出现,反收购的对抗手段将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以章程设定反收购条款､白衣骑士战略､毒丸战术等将屡见不鲜,并购与反并购所使用的金融工具也将不断丰富｡

三､推动和规范证券市场并购行为的对策分析

1.加强对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监管｡跨国并购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是企业和国家经济走向全球舞台的必经之路｡但是,在跨国公司扩大占有其他国家市场时,往往使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经济受到很大冲击,甚至会威胁到该国经济安全｡由于我国对跨国并购还缺乏一个完整､系统的监管制度体系,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或并购中国企业的方式,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对许多行业实现了垄断或处在垄断的临界点,控制中国关键行业､敏感行业的战略意图已经相当明显｡据有关统计,2003年国内22个产业领域已有七成被外资绝对控制,2005年国内八成以上大型超市被跨国公司收入麾下｡目前,证券市场正在逐步对外开放,外资必将加入到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中来,虽然有关规定对外资并购设置了行政性门槛,但由于其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上市公司自身的反收购难度仍然较大,且国内多数并购竞争者在控制权争夺战中处于劣势地位｡为防止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加紧制定和完善以《反垄断法》为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防止外资并购对我国有关行业的垄断;(2)由有关部门联合组成跨国并购审批机构,对外资收购我国企业进行审查;(3)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建立并购经济信息网络､档案管理系统和分析系统｡

2.进一步完善并购方式｡并购方式的多元化,对国民经济结构性的重大战略调整,以及发挥证券市场促进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基础和适应股权分置改革后全流通的新局面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必须加大改革力度,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提供多种市场化的支付手段和创新方式｡目前要尽快开展以新增股份购买资产为主要方式的换股收购､吸收合并试点,以及定向回购与剥离不良资产相结合的资产重组试点｡

3.进一步推进并购融资工具创新,拓宽并购资金来源｡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资金来源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对于高成长､高扩张性的中小企业而言,资金更是成为了控制权争夺中至关重要的关键因素｡由于政策的严格限制,收购资金中除了股东的自有资金以外,来自银行贷款的资金几乎为零｡因此,如何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除了互换股权､资产置换等方式外,定向增发作为一种融资成本较低､募集资金投向限制较少的方式,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在今后,应进一步加快金融产品创新,发展金融衍生品,采取资产证券化､企业债券等多种方式拓宽收购资金来源,推进并购市场发展｡

参考文献:

[1]曲波.论我国证券法对上市公司收购的规制[J].经济师,2006,(1).

第6篇：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营企业；资本运营；产业整合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5-0045-02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民营企业在产品运作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仅通过简单扩大再生产来提高市场竞争力，已经不再是有效的手段了。从资本积聚到资本集中，从实业经营转向资本经营，几乎是所有民营企业迅速做“大”做“强”的途径。通过资本运营，企业资产规模有可能以几何级数膨胀，从而实现企业的超前发展，奠定其产业基础和资本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因此在中国经济的近10年之中，我们看见了众多民营企业试水资本市场，渐渐成为资本经营的主体。

德隆这个昔日的新疆的小企业发展成为如此庞大的企业帝国，公司从原来单一的经营模式发展成为涉及农业、加工业等领域的多种经营模式，形成农业及相关产业、汽车领配件、旅游以及资本经营四大支柱产业，投资领域扩展到房地产开发、仓储货运、物业与酒店业、文化娱乐、新技术等多种行业。通过企业兼并和资本扩张，企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形成多产业融合、产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并重的控股集团公司体制，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与统分结合高效管理的集团组织制度，创造了大集团规模经济的综合竞争优势。

（1）其通过“借壳”的途径，即通过受让已经上市的公司的国家股或法人股的方式，介入股市。在连续的资本运作中，开始控制多家上市公司，逐步形成所谓的德隆“系”。凭借这种方式，德隆公司的产品结构实现了多元化发展，资产规模不断壮大，融资能力不断加强，公司总市值高速增长。

（2）德隆系斥资非上市公司，利用自己资源进行产业整合――IPO融资――出台系列方案、措施――增资扩股融资收购。或利用自己资源进行产业整合――无法IPO融资，置换进现有上市公司――作为现有上市公司增资扩股融资的因素。这也就是“三驾马车”接连能够实现增资扩股的原因。

（3）其参股金融业，利用金融机构集资的功能，一方面大量集资为其主营业务扩大市场规模及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发挥协同效应，利用金融优势提高集团业务和产品竞争力。

无论是在1997年到1999年的大熊市，还是从2001年开始的大熊市中，素有“股市第一庄”、“中国第一强庄”等美誉的德隆一直以常青树的形象支撑着庄股在市场上的一方天地。然而，在股市回暖的2004年，德隆“三驾马车”却逆市下跌，直至跳水，毫无疑问，其资金链完全断裂。

分析德隆帝国崩溃之原因，固然有宏观大背景下的一系列原因，比如：国家融资政策一惯向国有企业倾斜，以致于民营企业融资难；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健全、完善，相关运作规则还未成体系，致使民营企业资本运作难以进行；资本运营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相对滞后，难以解决了出现的新问题；金融、证券等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够；民营企业整体信用缺失，再加上2004年初，由于中央政府担心投资过热，在金融政策上采取收缩银根政策，直接减少对企业的贷款。国家限制几大过热行业，包括钢铁、水泥、电解铝、汽车、房地产和煤炭等。德隆涉及的几个主要行业，恰恰名列其中。由于这一系列外因的出现，促进了德隆资金链断裂，使德隆的一张张多米诺骨牌被。

但进一步探究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还是德隆内部的原因。首先，德隆系涉足实业和金融两个领域，在此基础上，德隆进一步细分，实业方面，包括番茄酱、水泥、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种子、矿业等；金融方面，则信托、证券、商业银行、租赁等兼收并蓄。所谓是场面铺得过宽过大，各产业之间又相关系数甚小，并且还没有自己的核心产业，产业整合也只是做到了貌合神离，这些导致了德隆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没有核心产业迟早将被市场无情的淘汰。

应该认识到，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想继续壮大就要进行资本经营，不能仅靠自身的积累，基金融资上市融资等各渠道的拓宽，为资本运作提供了基础。融资完成是前提，但资本如何利用更成为企业家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应该慎防多元化陷阱和谨慎对待产业整合。世界经济500强中，没有几个企业是靠多元化经营立身安命的。统计数据表明，70年代美国一个大企业进入的行业是4.3个，而到了90年代，一个大企业进入的行业只有1.2个。一些企业之所以产生多元化的想法，主要是对于自已赖以起家的主业产生“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虑。巨人如是，太阳神亦如是。太阳神成立于1988年，在1988年至1993年期间，他们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年产值由1988年的750万，一路攀升至1993年的13亿。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企业内部对保健品市场的发展前途产生了动摇，提出了寻找“多角支撑点”的方针，结果集团内部搞了近20个项目公司，广泛涉足酒店、饮食、汔车、化妆品、边贸等行业。太阳神不仅在多元化经营上颗粒未收，而且错失了主业稳固建设的良机，其后果最终在近年反映出来。

次之，根据监管部门自2002年末以来的调查，德隆在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额高达200亿-300亿元。如果加上股权抵押、委托理财、证券公司三方委托贷款等，德隆占压的银行资金更多。这些贷款大量被用于德隆的股权收购，其收购公司的做法粗糙而简单，大小好烂通吃，对被收购公司质量把关松懈，在收购时没有仔细考虑现金回报的时间安排，在投资节奏方面的安排，即长、中、短期投资的比例上也不合理，长期投资比重过大，影响资产流动性，更多看到富有“利润”的投资机会和产业整合机遇，不管公司高速成长带来的潜在风险。德隆大量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但这些项目投资没有配合短期项目，以理顺资金回流，这是第一个风险。对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也没有拉开投资时间，不能保证资金顺利回收，以免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这是第二个风险。短融长投最终拉断了德隆的资金链，把高速扩张形成的庞大资产建立在高负债的沙堆上，德隆的脆弱由此注定。德隆的产业整合是以资本运作为基础的，少量的初始资本几经变化控制了巨量的产业资本，而新整合的产业大多数不能实现现金流的正常运转，只好依赖银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贷款越来越多。一旦产业整合不利，银行紧缩贷款，那么德隆的一切产业规划就成为空中楼阁，股价崩溃是其必然。

再者，公司内部控制机制缺失，这么一个庞大的德隆仍然是家长式的管理方式，这显然不能适合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必然会导致决策性失误。同时，德隆多元化战略目标与其内部实力不符，即公司人力、物力、财力都不能支撑其硕大的战略梦想，以致于到了后期，德隆的违规操作与资金紧张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状态，越是资金紧张越违规操作融资，而越违规操作融资，其资金缺口就越大，直至资金链完全断裂，昔日帝国灰飞烟灭。

我们应该意识到，市场经济要求资源和要素实现最佳组合，而资本是市场上最活跃的要素之一。资本运营是企业继生产经营、商品经营之后，以所拥有的资本为对象，通过资本更大范围的流动，实现内外部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经营活动，它是企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层次。民营企业的资本运营和产业整合如何进行，应该从宏观环境和自身两个方面着手。

在宏观条件上，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突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再之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配套政策应该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起到规范民营企业行为的作用；第三，金融、证券等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和加大执法力度，并且应该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并建立相应的资源信息共享机制。

同时民营企业也要加强自身整体素质建设，提高民营企业的信誉度；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监督、控制各管理层人员违法违纪操作；应该建立其核心产业，并以产业经营为目的，资本运营为手段。同时还应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设：

（1）要高度重视资本运营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一般来说，民营企业都是从产业经营起步的，这是立足市场的前提和必要。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单一的产业经营将会束缚企业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要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资本经营就成为必经之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企业资源融入更大范围的资源之中，进行优化重组，实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资本运营，充分发挥资源的最佳运营效益，实现企业规模效益的提高。从这点说，企业从产业经营到资本经营的结合，是创业期之后的深化和飞跃。

（2）要弄清民营企业进行资本运营的关键。资本运营应该为企业整体战略服务。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灵活的体制和创新能力，而并非资本运营的能力，因此企业不能像“投资控股”型企业那样，先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然后再去整合企业或相关产业，谋取回报。应当围绕企业已有的产品和企业将来发展的方向，有意识地选择目标公司。换句话说，民营企业是为了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而进行资本运营，而不是为了资本运营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因此，应从企业的实力出发进行资本运营。这里所指的实力包括资本实力和经营能力等。固然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进行资本运营是必然之路，但不顾实际情况盲目进行资本运营，却会让企业“噎死”。

成功的资本运营必须以成功的产品运作为基础。有人讲产品运作是加法，资本运营是乘法，资本运营是比产品运作更高级的形式。但是进行资本运营，没有成功的产品运作是不可能取得长远效果的，如果离开产品运作而大搞资本运营，会使企业陷入危险的“资本泡沫”中，最终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3）必须强调企业文化在整合中的作用。资本运营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使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使资本更快、更好地增值。因此收购、兼并、重组之后的整合，是决定资本运营效果的关键。而整合的效果又往往取决于并购双方的企业文化能否兼容，应该培养具有企业凝聚力、创新意识的企业文化。

（4）不断发现培养专业人才。

第7篇：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

内外部双重考验下的公司业务

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依托其机制灵活、历史包袱轻、市场意识强、机构布局相对合理、创新能力强等方面的优势，按照“大企业、大城市、沿海、沿江”的市场定位战略，积累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大中型优质公司业务客户，在改革相对滞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夹缝中实现了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地位。然而，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和银行业的全面开放，传统的“拼规模、上速度、抢大户”的做法已难以适应形势，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业务发展面临着日益巨大的内外部压力和挑战。

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挑战

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产能过剩、库存上升、地区发展失衡等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投资、消费、进出口这“三架马车”对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力度在放缓。2006年前三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以及新开工项目投资增幅回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下降。在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减速、国际贸易下降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对外贸易，近年来急速扩张的出口增长率也可能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其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工业库存增加。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达历史最低水平，且短期内消费率不可能有大幅提升。世界银行的最近报告预测，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可能下调到9.6%，2008年将下调到8.7%。在这种大的经济背景下，无论是大型骨干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其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都将面临巨大考验，对于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重新思考和设计公司银行业务市场定位显得十分迫切。

监管环境变化的挑战

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将加速国内监管规则与国际接轨，其结果是金融监管法规、政策不断完善，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监管力度不断强化，国内银行长期得以依靠的“父爱主义”将荡然无存。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业务长期坚持的面向大公司、大企业，以规模为导向的粗放经营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按照目前有关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单一客户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前10位客户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这意味着，对于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单一客户最大融资规模不过几十亿元，前十大客户整体融资规模也仅仅三四百亿元。面对很多大型优质企业客户和项目融资规模动辄上百亿元，甚至个别项目上千亿元的需求，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否就应退避三舍，把丰厚利润留给大银行和外资银行，专注于做中小企业客户业务，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市场竞争的挑战

国有商业银行成功改制上市和引入战略投资者后，其发展一日千里，综合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而拥有丰富的公司业务经验和背景、资本实力雄厚、市场意识敏锐、创新理念先进的外资金融机构，通过其母公司拥有的综合化经营优势，在华国民待遇全面落实并形成子银行体制之后，更加紧了对国内银行优质公司业务、优质客户和优秀人才的争夺。与此同时，一些新银行类金融机构正加速设立，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愈加明显。这些都预示着国内银行将在国际化、综合化的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产品与服务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将面对国有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三面夹击”，大中型优质公司客户资源面临流失的巨大威胁。

客户需求变化的挑战

从市场趋势看，随着直接融资市场的快速发展，大型优质企业“融资脱媒”现象加剧。2005年直接融资占比22％，其中仅发行短期融资券就使银行丧失了1300多亿元的贷款，2006年又有227家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2700多亿元。不仅如此，从2005年10月开始，随着股票市场的回暖，新股发行重新启动，一年之内先后有94家企业上市，共筹集了4026亿元的资金，这种趋势必然对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传统公司银行业务形成冲击。从大中型优质客户的财务管理体制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一体化、内部市场化运作将使大中型优质客户对资金来源和运用的选择范围扩大，对银行服务功能、效率、价格提出了更高要求。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集团都在集团总部设立了财务公司，统一筹集、调动和使用内部资金，集团的分支机构不再具有筹资功能。从客户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看，许多大中型优质企业客户将从单纯的存、贷、汇需求发展到层次更高的投资银行和理财等方面的需求，企业经营范围的扩大和金融市场风险的加大使客户除了要求银行帮助解决资金需求问题外，更希望得到银行在资金运用和管理方面的指导。客户需求的这种变化对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股东投资回报和银行战略转型压力不断加大

从股东角度看，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银行股东要求的资本回报率在15％以上，这是一个通行的标准。另外，海外市场相当重视分红派息。以香港为例，香港上市公司每年会将1/3以上的利润分配给股东。恒生银行派息水平保持在90％以上，东亚银行、汇丰控股派息水平保持在40％～60％。上市以后，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向股东提供投资回报，未来几年，还必须依托公司银行利润的稳步增长满足股东和投资者的回报要求。从银行业务结构调整角度看，大力发展零售银行业务已经成为国内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共识。但是，零售银行业务从发展初期到迈上良性发展道路需要一个客户积累、客户经营和客户增值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必须依靠公司银行业务稳定的利润增长为零售银行业务发展提供资金、客户资源、品牌、渠道等方面的支持。从客户结构调整看，发展中小企业金融业务是政府、监管机构的重要政策指向，也是许多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之一。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形成了一套主要针对大型企业的授信流程，建立适合中小企业业务风险管理的机制和流程还需假以时日。

以理性定位谋求健康发展

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挑战和内部压力，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如何选择一条新型的发展战略，才能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避免被边缘化，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现实选择。其中市场定位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要找准市场定位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公司业务市场竞争中应当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目前，国内主要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在规模、品牌、网络和产品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实现了一定的竞争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公司银行业务的发展下一步应当走向何方，是坚守和巩固经过十几年艰苦努力获取的主流优质客户阵地，还是甘愿退守风险相对较大的中小企业市场？这不仅是对银行经营管理者、干部员工市场开拓精神和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整体在市场中是否被边缘化的考验。

2006年，中信银行提出了要构建“区域性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公业务主流银行”的理念和战略，勾勒出了公司银行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总体要求。即在主流市场、主流地区中要勇于担当主流客户的主要合作银行之一（例如成为该客户选择的一大一小合作银行中的中小银行）。这一战略目标就是中信银行基于对国内公司银行业务竞争环境的科学判断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实践将证明，只有主流银行的战略定位才能防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边缘化，才能确保公司银行业务的持续发展。

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应有什么样的公司银行业务客户定位？

客户定位是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最为重要的战略定位，针对客户定位，在理论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门当户对”论。按照这种观点，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规模小，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相比综合竞争能力差，因此应当将市场定位在中小企业或者是中端市场。一些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市场定位的实践上，也体现了这种“门当户对”的思想。这些市场定位从理论上讲并没有错，在银行业实践上也有其现实。例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就表明，中小商业银行具有特定的市场功能，多数中小商业银行将自身定位为“为中小企业服务”。在德国，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主要金融机构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等中小商业银行。香港地区尽管跨国公司云集，但中小商业银行大部分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

但是在中国现有发展阶段，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选择什么样的公司银行客户定位，必须考虑两方面的因素：

必须以正确的经营理念作指引。这些理念至少应包括市值理念、资本理念、质量理念、风险理念、服务理念、创新理念等。其中，“追求过滤掉风险的真实利润”和“银行市值的长期稳定增长”应当作为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银行业务发展的核心经营理念。只有坚持这种经营理念，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才能保持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反映在客户定位上就是，既不能沿袭过去的“大就是美”、“大就是好”的垒大户做法，也不能认为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银行业务就只能做中小企业或中端市场。标准只能有一个，就是要看所选择的客户定位能否使

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入市值持续稳定增长的利润区间。

客户定位必须考虑国情和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的现实。这里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能完全定位在中小企业客户？一方面客户分类的标准在不同地区有差异。大中小企业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标准，例如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等中心城市，银行的客户可能多数是大型企业，而在中小企业非常发达的江苏、浙江和福建等地，银行的客户可能多数是中型企业，甚至是小企业占多数。在江浙一带算得上大型企业的，也许在北京、上海等地只能作为中型企业，甚至小企业，因此难以从大中小客户的角度为银行整体制定“量体裁衣”式的客户定位。另一方面，客户规模不是衡量客户是否优质的标准。大企业客户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小企业客户中也有好坏之分。调查表明，许多中小企业在财务上表现为：资金不足；资产负债率较高，长期偿债能力较弱。此外，一些中小企业在公司治理和信誉等方面也存在问题。当然，中小企业中也有好的客户，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将得到更快发展。因此，客户规模不能成为划分一家银行整体市场定位的惟一标准，一定要强调优质客户，主流客户。尽管如此，实践也表明，小企业一般风险成本高，大中型优质企业能够为银行创造更为丰厚的利润。

第二，为什么说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有能力开发大中型优质客户？一方面这是由中国现有的国情决定的。客户定位的差异化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国外银行的客户确实分得很清楚，大的银行基本都是大客户，小的银行是中小客户。不是说这些小客户愿意选择小银行，小银行愿意选择小客户，而是长期市场竞争的结果。在经过充分的定价、充分的竞争、充分的客户标准选择后，最终形成了大银行基本经营大客户，小银行基本经营小客户的市场竞争格局。但是，中国的现状是统一的大市场远未形成，还存在地区市场分割、行业壁垒、行政干预，因此企业的定价体制还很不充分、不统一。当风险定价不统一的时候，成本因素一旦被取消，包括关系，甚至酒量都可能作为标准，这种现象在中国是现实存在的。实践表明，国内企业定价和议价是一个市场化逐渐形成的过程，由于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没有真正的比较优势，因此不能主动放弃对大中型优质客户的营销，必须争优势、保特色。

另一方面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业务客户经理是经过市场检验的，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成长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缝隙”中，在激励和约束机制方面，从一开始就始终处于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面对内在的竞争和外部的压力，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坚持利润最大化或股东权益最大化原则，激励其不断提高效率，从而充满活力。在这种体制下，由于没有“铁饭碗”的保障，客户经理无论来自国有商业银行，还是来自内部的培养都经过了残酷的市场磨练，拥有丰富的市场经验。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依靠这支客户经理队伍的艰苦拼搏，已经积累了一批相对稳定的优质客户群体基础，我们应该对自身的团队能力有信心。因此，在市场开拓上，必须给公司银行客户经理队伍一种号召，要求这支队伍不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只要是优质企业，优质客户，都应当积极地去做。如果自觉不自觉将目标客户定位在中小型企业，实际上就是被边缘化，也就会使这支优秀的客户经理队伍松散下来。

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依靠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来保持和开发主流客户？

公司银行业务的市场营销正在从“关系至上”的营销模式向“产品为王”营销模式转变。大中型优质客户一般议价能力强，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更为个性化和综合化，银行提品和服务的能力将成为优质客户选择银行的主要依据。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大型优质企业的间接融资需求转弱，但大型企业对快捷便利的国际国内结算服务、集团性账户管理服务、一揽子资金支持方案及专业化的金融咨询和风险规避服务、资产管理等新型业务的需求将会上升。适应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根据目标客户，特别是战略客户的需求，不断巩固和强化传统业务优势，加快投资银行等新兴业务发展，提升客户的忠诚度。

夯实公司业务发展基础

在明确了市场定位之后，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还要围绕市场定位，搭建服务于优质客户的对公业务平台，实现经营理念、营销体制、产品创新机制、营销手段等方面的“四大”转变。

经营理念：从追求规模到注重效益

正确的经营理念是实现银行基业长青、市值稳定增长的根本保证。没有好的经营理念作作指导，即使银行一时发展顺利，长远看也会丧失竞争力。正是基于对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规律的这种认识，在银行的经营管理实践中要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经营理念和文化。也许有人认为，只要资本充足率问题解决了银行就能放手经营了，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中小股份制银行要始终强调稳健经营，强调贯彻落实“追求过滤掉风险的真实效益”的理念。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特别珍惜近年来在监管的刚性压力下获得的来之不易的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的大好局面。

当然，在追求效益和质量的同时，并不是说要放弃对市场指标的追求。中国银行业的盈利手段目前还非常单一，一些重要的市场指标仍然是衡量一家银行综合实力、品牌形象的重要方面。比如说规模的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增长，现在还没有一家银行能够吃饱饭，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但前提是规模的增长必须以效益为前提，以质量做保障。

组织架构：从分散作战到三级联动

随着国内企业市场化、集团化经营程度的不断提高，突破原有总分支分散的营销模式，转向针对大中型优质客户，特别是战略客户的总分支联动营销成为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必然选择。

中信银行最近提出的对公业务的“两级管理、三级营销”模式，就是要围绕为“双优”“双主”客户定位，推动组织向集中化、专业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这种模式的重点是加强分行的营销和管理职能，将分行建设成为区域的营销管理中心和产品支持中心，充分发挥分行对区域营销资源（包括客户资源、产品资源、人力资源和费用资源等）的整合作用，提升营销层次和对主流客户的服务能力，增强分行在区域市场和主流客户中的竞争能力。重点区域的分行要以建立区域公司银行业务组织与管理中心为目标，以重点客户管理、营销和创新产品推广为重点工作，发挥在联动营销中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同时，为更好地服务于优质客户，还要特别重视业务流程建设。对于重要客户，特别是战略客户按照“一户一团队，一户一策”的原则，减少不必要的流程环节，优化设计流程，提升营销层次。

从长远看，事业部制是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银行业务组织架构发展的方向，能够将所有的资源、智慧、能力积聚到一点，始终跟着客户走。但考虑到实施事业部管理需要信息系统、管理会计核算、后台管理、绩效考评等一系列条件，因此只能稳步推进。在此之前，必须通过强化总分支联动，提升业务主线部门对公司银行业务的垂直推动力度，逐步向事业部模式转变。

竞争领域：从传统业务到创新业务

过去十几年，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持续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实现了公司银行业务快速发展。但总体来看，过去的竞争主要是传统存贷汇业务的竞争。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使公司银行产品的竞争不断升级。银行在巩固传统业务竞争优势的同时，必须更加重视创新业务的竞争。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一方面要有效整合公司银行业务、国际业务、资金资本市场业务的现有产品和服务，实现传统对公产品的标准化、流程化和普适化，以实现流程高效、服务优良、价格优势、产品齐全，提高传统业务竞争力。同时，适应企业融资规模日益庞大的状况，积极探索发展银团贷款项目；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公司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体制建设，完善产品研发组织，根据优质客户需求及时开发、组合、改进产品。要加强有效联动，提高对优质客户，特别是战略客户需求信息、创新产品市场动态的反应能力。在创新业务上，要从为目标客户特别是战略客户的生产、经营、资本扩张、资产运作，甚至整个产业链提供全面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角度，加强产品创新。特别要加强在集团账户现金管理系列产品领域、投资银行业务系列产品领域、公司理财业务领域的产品整合与创新。

营销方式：从传统营销到网络和品牌营销

传统的公司银行业务营销主要以关系营销为主，并且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这种营销方式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未来公司银行业务的发展更需要先进的产品、服务和管理系统支持，特别是针对战略客户则主要依靠网络营销。因此，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必须高度重视公司银行业务电子渠道的发展，通过广泛的机构网络布局与电子渠道的有机结合向战略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提升对战略客户的服务水平，缩短战略客户从关系确定到价值提升，再到成为银行忠诚客户的时间。

同时，为更好地服务于优质客户，提升客户的忠诚度，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在整合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加快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公司银行业务品牌，防止出现公司银行战略客户资源“私有化”的倾向。换句话说，就是要在综合过去成功经验和未来发展需要的基础上，打造一种为客户、股东、员工和社会所高度认可的公司银行业务品牌，使战略客户对银行公司业务品牌产生较高的忠诚度，避免因为客户经理人员的变动导致战略客户的流失。同时，结合公司银行业务、国际业务、资金资本市场业务等对公主线业务的特点，按照产品类型打造丰富的子品牌体系。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原则，不断开发适合市场需要的创新品种和拳头产品，特别应下大力气打造投资银行、现金管理、公司理财、公司网银等新兴品牌。

第8篇：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

关键词：金融；自主创新；机制；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131-03

实践证明，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提升技术进步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式和根本出路，但自主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收益外溢的特点，因此，必须给予一定支持，才能确保自主创新的顺利进行。其中，金融支持在自主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那么，金融是如何实现对自主创新的支持的呢？中国金融在支持自主创新方面发挥的作用如何？存在什么问题？如何加以解决？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一、金融支持自主创新的内在机理分析

（一）金融体系的资本积累功能为自主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高投入是自主创新的重要特征，自主创新在种子期、创业期、成长期、扩张期、成熟期乃至衰退期等阶段都离不开资金支持，也就是说自主创新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需要不同性质、不同数量、不同形式的资金投入，没有这种初始投资以及不断的追加投入，创新过程就会中断。

金融具有资金积累功能，金融体系可以将经济中分散的资本实现快速和大规模集聚，从而为具有良好经济前景的自主创新项目提供足够的资本。但是由于自主创新在不同阶段的风险亦呈现不同特点，金融的资金支持也呈现出相应的特点。相对而言，在自主创新的种子期、创业期、成长期的风险更大，以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的商业性金融一般不愿介入，而风险偏好型的风险投资机构以及天使投资更愿意介入，而作为自主创新的主要受益者的政府也应该通过政策性金融加以扶持。而到了扩张期、成熟期和衰退期风险相对较小，商业性金融机构更愿意为自主创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因此，要保证自主创新的连贯性、持续性，必须具有完备的金融体系，为自主创新的各阶段提供资金支持。

（二）金融体系低成本、高效率的资金配置功能促进了自主创新

通常，由于自主创新的复杂性、专业性，投资者预测和估计创新主体与创新项目的发展前景既是困难的也是高成本的，其结果是高信息成本可能阻碍资本流向最有价值的自主创新项目。而金融中介凭借其规模优势和专业化优势，很容易获取创新主体或项目的“硬”信息和“软”信息，从而帮助资金供给者将资金提供给那些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以提高自主创新效率。金融市场则是通过提供有组织的直接交易平台，各种信息是在一定的法律制度下，由市场参与者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自行生产并反映在公开的市场价格中。在市场价格、供求机制的作用下，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行为以及市场价格反映了众多投资者对投资项目的评价。一旦这种信息揭示后，投资者可以低成本的获取，于是通过这些价格和非价格信息，能够预测恰当的投资机会，这就有利于改善市场主体获取的信息，优化资源配置，加快自主创新。

（三）金融的风险管理功能能够有效分散和降低自主创新的风险，从而促进自主创新

高风险是自主创新的又一重要特征，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往往难以独自承担全部风险，为了降低自主创新风险，保证创新成功，必须采取措施分散和转移自主创新风险，实现自主创新风险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合理配置。而金融系统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减少、分散和转移风险。金融系统的存在，使得自主创新从研发、中试到商品化、产业化等整个过程中拥有不同优势的经济主体，通过某种形式的合约联合起来。为了获得各自及共同的利益，根据各自的优势对自主创新做出有益的贡献，这一方面降低了原有风险，另一方面共同分散了自主创新风险。当然，除了分散风险，金融系统更为重要的风险管理功能是降低风险，这主要是通过其专业的风险管理技能、优化的资产组合安排来实现。此外，金融安排不仅可以降低自主创新风险，而且可以为自主创新的风险买卖、风险分享等提供各种金融工具，促进自主创新的顺利发展[1] 。

二、中国金融支持自主创新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金融支持体系结构单一，自主创新融资困难

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通过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种形式，前者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后者则以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目前，中国的金融结构基本上还是一种以间接融资和银行体系为主、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为辅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特征。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11月末，中国金融业总资产达119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达108万亿元，证券业总资产仅为4.7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5.8万亿元，银行资产占据了绝对优势，2011年底达到了91%，而证券业仅占据4%，保险业占据了5%。在银行系统中，市场结构又偏向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数据显示，2003—2010年间，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和资产平均份额占银行系统存、贷款和资产份额的比分别为63.81%、65.85%和66.52%，具有明显的垄断特征。直接融资方式中，国债融资比例过高，企业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于国债市场，股票市场发展波动性大。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与创新主体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不协调，使得自主创新型企业尤其是大量的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

（二）金融信息揭示功能不健全，资金配置效率不高

一方面，由于政府、企业、银行三位一体的亲缘关系造成占金融系统中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被国家定位为在大中型城市为大中型企业服务，要不然就是配合财政资金和国家的产业政策进行配套贷款，国有银行没有动力也没有必要对国有大中型以外的企业进行技术性项目分析，收集信息以选取当前资本生产率最高的项目，抑制了银行在市场上寻找有利项目的积极性。况且即使国家允许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打破所有制歧视，自主选择贷款企业，多年以来形成的巨额贷款存量也会带动银行在既有贷款企业继续增加贷款，贷款自增强效应迫使国有银行贷款具有刚性特征，资金无法及时流向资本边际产品最高的企业和项目中去。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发展还很不规范，证券价格还不能很好地反映资产的价值，市场所提供的信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欠佳、“信息失真”及市场噪音非常严重。1991年至今，中国股票市场股票的同向波动程度平均为90%，即任意一周内有90%的股票一起涨或一起跌；而1995年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的同向波动率分别为58%。同向波动率偏高，金融市场的信息处理优势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好的公司和坏的公司不能有效区分，信息失真使得资金错置的可能性增大，有增长潜力的创新型企业反而得不到有力支持，进而抑制了自主创新[2] 。

（三）经济及金融存在体制性缺陷，金融风险管理功能不突出

理论上讲，在现代经济中，投资者可以通过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分担风险。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的金融纵向控制下只能将绝大部分贷款投向国有企业，缺乏项目选择的自主性，贷款项目除了流动性差以外并非更具生产性，因为信贷分配采用的是所有制和规模标准，而不完全是业绩标准。进一步讲，由于贷款对象大多为国有企业，大量的系统性风险、体制性风险很难加以分散，风险分担也就无从谈起。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国家开始转向通过推动股票市场的发展以解决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由于规定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发行社会公众股谋求永久性的资本投入，于是，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因此深深地刻上了所有制歧视的痕迹，与国有银行的储蓄动员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比如，目前民营上市公司的市值只占证券市场总市值的3%左右，所以风险分担仅仅是对于投资者投资于国有企业而言的，避免不了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制度性风险巨大的问题 [3] 。

三、改善金融支持自主创新功效的建议

（一）加快金融业对内改革开放步伐，改善金融对自主创新的融资功能

1.在“规范标准、放开准入，强化监管、鼓励竞争”的原则下，放开商业银行市场，发展多样化的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允许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有序竞争中健康发展。

2.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企业自主创新融资门槛。用创新思想重新构建资本市场体系，发展面向自主创新企业的市场化直接融资方式，建立和完善包括二板市场、柜台市场、产权市场、区域性三板市场等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满足不同层次、类型和阶段的自主创新型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二）加强金融信息制度建设，改善金融的信息揭示功能

1.加快建立和完善企业征信体系，降低金融中介信息收集成本。中国银行不愿意向自主创新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既有前述所讲的体制问题，也有中国征信体系不完善，银行收集企业信息困难、成本高而放弃对创新型企业融资的客观现实。因此，一方面，要加快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放银行市场，形成合理的银行业结构；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完善的企业征信体系。要完善征信立法，使征信体系建设有法可依，当务之急是要尽快颁布征信主体法，出台《征信管理法》，重点对征信数据的采集、公开、使用，以及企业商业机密的保护、征信行业监管、失信行为的惩罚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还要推出征信专业法规，以细化征信主体法的相关规定，逐步形成系统完备的征信法律体系，使征信体系的建设工作充分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要建立覆盖全国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打牢征信基础设施；要明确政府管理职能，加强对征信业的监管力度，建立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加强惩罚力度，严格依法惩处“失信者”，以促进中国征信业的健康发展。

2.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信息结构。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信息结构，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动态的信息披露机制，加大信息披露监管的频度与深度；要不断强化、规范和完善资本市场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并加快信息披露法规建设，不断提高对信息披露质量与时效的要求；通过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消除内部人控制现象，消除上市公司虚假信息的动机。通过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维护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性，惩罚违规行为，以提高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

（三）创新金融业态及风险管理形式，改善金融风险管理功能

1.探索建立科技产业发展银行。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科技型企业设立专业化的科技发展银行是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建设的重要步骤[4] 。科技银行的有效运作关键是要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如果银行具备足够的风险识别能力，就能够有信心、有能力对科技创新项目进行贷款支持。相反，银行如果没有足够的风险识别能力，可能选择放弃这个市场。这就要求银行要大力发展和应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和方法，通过各种手段有效降低对企业的信贷风险，积极探索和开展多种担保形式，发放多种低风险的贷款；可以探索开展税款返还担保、股票股权抵押、保单抵押、债券抵押、应收货款抵押、其他权益抵押等多种贷款形式，解决企业合理的资金需要。

2.积极发展政策性科技保险。科技保险是用金融手段推动科技创新的一种全新的服务模式，是科技金融结合的重要内容。科技保险保障、分散化解风险作用的有效发挥，不仅能有效激励企业的研发活动，促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且可以引导更多银行信贷资金流入，有助于优化创新的融资环境。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科技保险的认识。第二，加大科技保险产品创新力度。针对科技创活动和科技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参与主体所面临的风险特点，提供个性化与多元化保险服务。第三，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提高投保科技保险的积极性。财政部门可在科技计划资会中进行调剂，设立科技保险资助计划和专项资会，通过该专项资金对科技保险进行无偿资助并严格落实到位。税务部门可以明确科技保险费用支出纳入企业技术开发费用范围，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5] 。

3.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为自主创新提供动力。风险投资是促进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对自主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发挥着“推进器”的作用。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从战略的高度制定和实施促进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法律和系统的财政资助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担保政策等，改变目前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风险投资扶持政策的做法，为风险投资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政策和法律环境。（2）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实现风险资金来源多元化。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是制约中国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瓶颈。为此，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以拓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第一，制定《私募资金法》，规范私募资金行为，引导私人资本进入风险投资产业。第二，放宽外国资本进入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的限制，鼓励外资进入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第三，积极探索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进入风险投资市场的方式和比例，在保证资本安全的前提下，吸纳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进入风险投资市场，扩大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3）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风险投资追求的是高风险和高回报，能否成功退出是实现风险资本增值的基本前提，也是风险投资在时序上和空间上不断循环的保证。从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看，股票上市和被外部机构收购是较为理想的退出方式，但这两种方式都需要有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二板市场）的支撑。因此，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风险资本通过证券市场较为自由地进出风险投资企业，是发挥风险资本作用、促进风险投资与科技创新有效结合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林德发.中国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研究[J].华北金融，2012，（2）：27-28.

[2] 丁涛，胡汉辉.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国际比较及路径设计[J].软科学，2009，（3）：50-54.

[3] 何国华，常鑫鑫.中国金融结构的特征及其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制约[J].武汉金融，2010，（2）：8-11.

第9篇：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　综合经营　协同效应　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0.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3－025－06

综合经营是金融业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也是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流模式。协同效应是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核心基础和金融集团存续发展的本质，能够较完整、准确地解释金融机构综合经营行为。为了实现战略转型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商业银行正在深化综合经营试点工作。理论上，由于金融产品具有强相关性或互补性特征与弱资产专用性特点，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保险、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等业务存在协同的可能性，但实践中协同效应很难取得。协同机会本身不会自动转化为价值创造，协同效应的发挥是被动而有限的。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和条件支持，综合经营并不能实现协同效应。本文在分析国际活跃银行识别和创造协同效应的实践基础上，为我国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的协同效应

Ansoff(1965)最早提出了协同效应的经济学含义，亦即公司的整体效益大于各独立组成部分之和的经济效益。Itami和Roehl(1987)认为“协同就是搭便车”，协同效应产生于企业一个部分中累积的资源同时可无成本地被用于其他部分。也就是说，公司运用无形资产时，才可能产生协同效应。这种定义比较严格，实际上将Ansoff的协同定义分解成“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两部分，前者指规模效益，后者对应于专业技能、品牌等无形资产的共享。但这些协同定义都是一种成本节约的观点，通过避免浪费或有效利用资源达到协同，属于经济学中的传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范畴，是较低水平的静态协同，并不是更高层次的、与信息网络时代相适应的动态协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基于技术水平不变假设，从静态视角出发，把注意力集中于成本节约行为，无法运用公司发展的动态形势，只能为多元化经营提供一种不合适的解释。

协同效应的内涵应该更为丰富、深刻和具有动态性，不仅要包含运营成本降低、销售收入和利润增加，更重要的是包含企业联合或集团化后各战略事业单位(或子公司)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及整体价值创造速度的增强，这才是协同效应的核心本质。综上，协同效应是指充分利用有形和无形利益的潜在机会以及这种潜在机会与公司技能之间的紧密关系，取得费用／成本的减少或销售收入的增加，导致整体价值大于各部分价值之和。其中，特别强调无形资产共享或技能转移带来的或者以创新方式实现的价值增值，这种隐含创新的创值机理是协同效应的根源。依据战略管理中多元化经营与核心能力的有关理论，可将协同效应理解为基于核心能力的外延拓展所实现的附加价值。

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是金融一体化的典范，根据产生方式大致有五种协同机会：(1)运营协同。运营协同往往基于各种有形资源共享。这些有形资源包括生产经营中的各种要素，如资金、办公场所和设施、销售队伍、管理和研发人员等。(2)客户或市场协同。银行向老客户销售新产品，能减少市场开发与搜寻的成本，增加销售收入：提供一体化服务，能够提高客户满意度，客户关系更加稳定。(3)财务协同。银行转型为金融集团，资本和规模优势增强，经营风险和资金成本降低；通过对财务资源进行统一规划使用，产生正向现金流的业务可支持产生负向现金流的业务，内部资金运用更有效率。(4)管理协同。由于效率差异与学习效应，集团中较高效率的公司通过技能转移方式提高较低效率的公司的研发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使经营成本下降和收入增加，从而提高整体收益。管理协同侧重于无形资源的共用，包括专业和管理技能、组织方式和品牌等。无形资源通常不需要大规模物理的改造，或者说花费较少的边际成本便可从一项业务移植到另一项业务中。(5)地域协同。综合经营加入地域因素所创造的效益，主要有：跨管制市场与自由市场搭建综合经营统一平台所创造的效益；通过联系专业、管理技能余缺的两个市场，系统内知识转移所创造的效益；金融集团跨地域扩张取得协同效应的数量累加。

二、创造协同效应的关键因素

本文选取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瑞银集团、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美国银行和汇丰集团作为分析样本，它们都是由国际活跃银行主动战略转型而成的金融集团。我们认为大投行优势、事业部制主导的组织结构、交叉销售、金融创新、品牌管理、信息技术、地域扩张为创造协同效应的关键因素。

(一)大投行优势

样本银行主动战略转型而开展的综合经营主要是发展投行业务，这种有限多元化策略是其创造协同效应的必要条件。代表现代金融业崛起的投行业务所具有的创新产品、理念和文化优势，对于传统银行业务的再造和其他新兴业务的增长都有极大促进作用。所以大投行优势既是全能银行协同效应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创造协同效应的关键因素之一。样本银行综合经营都将投行业务作为事业发展的优先安排，具有一个明确、统一而简单的投行战略。重大的并购活动可以反映样本银行对发展投行业务的有力承诺。花旗和摩根大通是商业银行发展投行业务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构建合适的战略体系结构注重培育相关核心能力。瑞银集团、瑞士信贷和德意志银行的发展战略十分相似，都以大规模并购方式发展投行业务，加强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地位，推动银行转型全球一流批发金融服务提供商。瑞银集团由瑞士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在1997年合并组成，先后并购了英国著名商人银行华宝银行、美国投行德威和第四大证券交易商普惠集团。瑞士信贷在1996年完全控股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CSFB)，这是其成为国际一流投行的关键，还收购巴克莱银行的股票业务和美国帝杰投行(DLJ)。德意志银行在1989年收购了英国著名商人银行摩根建富(是美国摩根财团的三支柱公司之一)，1993年将其投行业务中心转移到伦敦：1998年收购了银行家信托，借此进军美国资本市场，奠定了其在全球成功的基础。

(二)业务线事业部主导的组织结构

高效的资源配置、灵活的市场开拓能力与集约经营的控制管理是创造协同效应的一种制度保障，样本对象普遍建立了基于业务线(或产品线)结构的事业部管理体制(汇丰集团组织结构的地区色彩更强一些)。例如，花旗集团采用了业务和控制

全球化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图2)。这种组织结构作为优化以业务为事业部的组织和以地区为事业部的组织的最佳方式，在经营上按核心业务为纵向构架，组织延伸和扩张，以区域(或地区)为横向构架，进行协作支持，以产品线为利润中心，以区域为成本中心，以综合团队来有效组织管理并有效整合业务和区域资源，借助公司总部职能中心的支持，依靠与客户结成伙伴关系，由事业部门、地区部门、职能(或流程)部门形成的核心支柱，坚定地支持着操作层。在沟通和控制上，某一业务在某一地区的负责人必须同时向两个上层领导负责，即：专业技术和经营利润向产品线领导负责，经营和财务活动向地区领导负责的双向负责制，改变“管理链条过长，横向不交叉”的传统管理模式，明显有助于实现跨事业协同，能够实现组织制度的竞争优势。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成立由业务部门、职能部门和各区域人员共同组成委员会管理的区域中心。

(三)交叉销售

样本银行都努力实现前台分销一体化，将交叉销售作为营业收入增长的引擎提高客户保持率和削减成本，切实发挥综合经营的业务范围优势。为了发现更好的客户解决方案而跨事业工作，加强事业组合之间的联系，使其作为一个整体而运作。瑞士信贷在2006年实施“一个银行”计划，提出5种交叉销售机会：提升隶属于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的客户的投行关系；向极高净值客户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以及获得投行和资产管理服务的通路；向养老基金营销非传统资本产品，提升投资银行关系：向私人银行客户出售非传统产品和其他服务；向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管理人提供一流服务/执行，提升私人银行关系。2005年瑞银集团启动了“一个公司”计划(图3)：发挥财富管理的咨询优势，视之为作为产品提供通道，投行、资产管理以及外部第三方作是产品生产者，增加向财富管理客户销售的投资产品销售量。这种一体化商业模式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在有效满足私人客户与公司和机构的需求同时，能够释放跨事业部的潜在协同效应，即生产/分销协同、客户协同和价值链协同。同时，以市场营销部门为主体，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和风险经理密切配合的统一营销模式，组建多业务、多功能团队，全面提升交叉销售能力和服务质量。

(四)金融创新

综合经营本身就是金融机构组织创新的产物，其产生与存在的生命力在于金融创新。样本银行的实践表明，创新与协同效应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所有七家样本公司都在引进新产品、提供新服务以及创造新商业模式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协同效应正是这种创新的产物，通过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不断创造出新的协同效应；反过来协财效应为进一步创新提供了激励机制，使金融集团比较单一化经营的银行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样本银行非常注重集成创新，尤其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花旗创造了公司和投行一体化模式(将投行与公司银行业务融合在一起，以商业银行的客户关系管理和融资优势支持投行业务发展)，以及瑞银和德意志银行倡导的“私人银行+投行”的财富管理融合模式等，这些商业模式创新能够发挥协同效应，构造了集体合力，取得了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

(五)品牌管理

品牌不是一种名称，本质上反映一家银行向客户提供的体验，等同于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契约。综合经营也是银行与其客户特有的长期关系的自然延伸，品牌能在银行拓展新业务中发挥杠杆作用，与品牌成功相们的是协同机会。品牌管理的效益主要是通过统一新的分支机构和部门的名称，在统一品牌下开展新金融业务的方式来实现。2001年5月，花旗集团宣布整合品牌，在下属金融服务企业的名称前面都加上“citi”的字样，确立“Citigroup”作为主导品牌，增强构建一体化金融集团所需的共同文化。为了更贴近大众和注入新的品牌涵义，2006年花旗推出品牌重塑计划。1998年11月，汇丰开始统一集团品牌和建立品牌标识，对所有业务地区均采用汇丰品牌和六角形标识，以加深世界各地客户、股东和员工对集团及其信念的认识。统一品牌帮助汇丰在全球范围内以同一集团形象推出新产品与服务，促进业务增长。2002年以差异化定位塑造品牌标识，推出唯一的宣传口号：“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强调汇丰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在于拥有地方市场的独特专长，其环球网络和共享最佳作业方式也能创造协同效应。2005年汇丰运用品牌推动业务增长，创立了HSBC Amanah、HSBC Di rect USA、HSBC France。2006年国际品牌顾问机构Interbrand将汇丰评为全球最有价值品牌第28位(2002年尚在全球100强外，是发展最快的金融服务品牌)，成为继花旗和运通之后金融业为数不多的国际品牌。

(六)信息技术

金融业从本质上说是信息处理系统，信息技术进步完全改变了当代金融业的规模、范围和经济状态。IT优势是银行的核心能力之一，综合经营的技术基础是对信息技术的充分利用。样本银行对信息技术在综合经营中的作用非常重视，投入大量资源加强IT基础平台建设和信息化产品、管理系统的开发应用，为综合经营的管理体制、经营模式、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各项业务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汇丰是先进IT的主要使用者，每年对IT的投资高达50亿美元，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电讯网络之一，可为遍布全球的客户和员工提供IT服务。汇丰有效运用IT平台，支持各种业务类型下的潜在商业过程，使多元化的产品供给成为可能，方便客户随时随地交易；改善IT与业务的结合并推动产品创新，简化产品种类和采用自动化处理程序，力求提升运营效率；促进集团内部知识基础资源的交流，为客户提供世界级的解决方案从而支持业务发展；建立了可供整个集团共享的核心系统，由各机构分担开发和支持系统的成本，取缔旧系统，并互相交流提升销售和服务质量的最佳方法。

(七)地域扩张

样本银行几乎都是跨地域综合经营的先驱者(美国银行稍欠缺)。花旗和摩根大通的成功转型得益于早期在海外市场做大做强证券业务的战略决策：汇丰正是经过多年在欧美收购和内部增长，才脱离新兴市场和殖民地银行的色彩，成为具有国际一流金融企业。瑞银、瑞士信贷和德意志银行首先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取得成功，才使其跻身于全球领先的金融集团。同时，一种商业模式在新的市场上复制，地域因素放大了金融集团的多元化产品优势，在数量上增加协同效益，也巩固了协同机制。尤其当从发达市场向新兴市场拓展，竞争优势转化为比较优势所取得的累加协同效应更明显。

三、对我国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的启示

随着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崛起和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脱媒日益明显，加快战略转型是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战略转型就是主动地转变经营模式、增长方式和金融结构，综合经营是商业银行战略转型非常重要的途径。借鉴国际活跃银行综合经营创造协同效应的经验，建议如下：

(一)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

金融业综合经营是提升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监管部门应该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断推进银行业综合经营试点工作。一是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逐步建立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资金市场等金融子市场之间的连接机制，改变金融市场割裂的状况，为综合经营创造大平台。二是借鉴美国银行业介入证券和保险业务的渐进改革路径，明确银行逐步扩大业务范围的条件和程序，尝试以股权，营业收入或经营地域等条件，允许银行设立证券和保险子公司，进一步促进战略转型。三是在分业监管基础上，尝试创新更高层级的新监管制度、机制安排及新方法，实现金融监管的“无缝链接”，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的问题发生。

(二)不断完善投资银行业务体系和功能

商业银行应该依据利润和风险权衡以及合规经营要求，结合内部管理能力，不断优化事业组合的选择。商业银行综合经营主要依托在于资本市场。投行业务对商业银行产品和业务创新、文化重塑、收入增加和结构优化、市值管理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等具有重要作用，正成为商业银行综合经营的重中之重。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大力发展投行业务，特别是通过与传统批发业务的互动发展中，实现批发金融业务一体化，显著增强商业银行对公业务的竞争优势，并带动零售业务增长，促进零售银行转型。

不同于其他业务，现行业处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性市场，没有卓越技能和强大资本实力很难长期立足。为了逐步改变我国投行国际竞争力落后的局面，变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应该通过自建或并购等方式，建立投行业务体系，不断改善服务功能，但是，相当长时期内以满足国内企业直接投融资服务的需求为主。另一方面，海外市场特别是香港市场是发展投行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商业银行应该推动国内和香港两地投行业务平台整合和协调，实现完整的业务体系，改变国内非持牌业务与香港持牌业务割裂的状态，加强知识创新和技能转移，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拓宽投行业务范围，提升在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实力，奠定成为世界级投行的基础。

(三)加快构建事业部制主导的组织结构

组织制度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基本保障，商业银行战略最终要靠有效率的组织结构来贯彻执行。我国银行长期以来采取的是职能型组织结构，市场化导向缺乏，组织结构的缺陷也是缺乏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银行应该按照国家战略和监管部门的统一部署，跟踪国际先进金融集团的发展趋势，积极开展金融创新，以母子公司制的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为基础，构建适合于多元化业务发展需要的，事业部下子公司运作的管理体制，最终形成集团公司与各事业部(或子公司)各司其责、协调发展的纯粹性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同时，为了加快国际化经营和协调地区市场发展，应该学习国际一流金融企业的做法，加强区域管理总部建设，适时采用符合业务和控制职能全球化要求的分级管理与垂直管理相结合的矩阵式管理结构。

(四)切实共享资源

综合经营最基本的协同效应是共享资源。银行相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核心能力为：客户关系管理、分销渠道、IT等，应该围绕银行和子公司的服务价值链，实现集团内资源共享。将集团体系中最适于共享的部分，如渠道或IT基础设施，予以集中应用。银行具有IT优势，其他子公司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优化及创新。另外，在集团内创造一种开放式体系，完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构建销售服务管理应用平台，加强交叉销售和业务联动，最终实现分销渠道一体化。

(五)大力提高集成创新能力

集成创新是综合经营独特的竞争优势，也是协同效应的可持续源泉。采取多种方法促进内部沟通交流，鼓励跨业务和跨机构的合作，实现产品设计和营销等方面的知识传播和共享，依托资本市场开展集成创新，联合开发跨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公司和个人理财、资产证券化、企业年金等复合型产品。同时，有组织地对子公司进行重组和整合，不断追求存在协同效应的新事业和新业务，开发业务线之间的“空白地带”，培育新的增长点。另外，在重视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基础上，积极开展商业模式创新，选择合适的事业组合，以互补的事业提升一体化商业模式的价值，加快战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