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项目盈利模式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公益项目盈利模式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1100）

［摘要］当前我国环保工程项目正在遭遇资金瓶颈，然而生态可持续发展已是国际趋势。优化投融资结构、创新投融资机制因此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PPP融资模式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在环保工程项目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风险。本文以宜兴环科园环科新城生态项目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PPP模式在环保工程中的应用作了介绍，进而分析了未来PPP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及对策。

［

关键词 ］环保工程；PPP模式；层次分析法；风险

［DOI］10.13939/j.cnki.zgsc.2015.13.168

1引言

2014年11月12日的APEC中美新闻会上，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首次达成了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碳排放协议：中国承诺到2030年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美国承诺到2025年减排26%。中国最新涌现的一批生态项目工程，成为此次履行碳减排承诺的排头兵，此次协议的达成同时为这些生态工程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融资模式。

国务院于2014年11月26日《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要求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意见指出，要积极推广PPP模式，规范选择项目合作伙伴，引入社会资本，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意见还要求创新生态环保投资运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基础设施工程、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市场化和投资主体多元化。

中国最早的低碳城市规划机构——零碳中心，曾推出生态城规划——融资一体化解决方案，即通过基建PPP，碳交易收益和P2P资金综合化化解传统生态工程投资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如今，该融资方案已经在宜兴国家环科园等多个项目上试点。

2当前我国环保工程项目现状

2.1投资总量严重不足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环保工程项目的投资总量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但占GDP的比重仍然很小。据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国环保投资需求在9000亿元左右，占同期GDP的1.1%～1.3%。主要原因如下：一是重视不够，当前环保工程项目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支出科目出现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因此政府的环保投资很难得到保证。二是民间环保投资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动，环保工程因其特殊的正外部效应特点，使得私人资本不愿积极主动地介入该领域。

2.2投资结构不合理

我国环保工程投资的重点较为集中在工业污染防治领域，而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管理部门建设、跨区域环境综合整治、中小企业污染防治方面等投资甚少。

2.3投资渠道单一

当前我国环保工程项目投融资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虽然存在银行贷款、外资、国债等辅助融资渠道，但由于受到各种制约，大多已名存实亡。

2.4结论

因此，要解决环保工程投资的诸多问题，应当顺应当今世界环保投资市场化的潮流，创新投资机制，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

3PPP融资模式简介

PPP融资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即公私合营模式，是指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以特许权协议作为基础的一种伙伴式合作关系，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通常表现为建立社会竞争机制，在公用事业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将项目所有权和经营权交给社会投资者，政府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从而提高公共事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联合国培训研究院和美国PPP国家委员会对PPP的定义中指出：PPP涵盖了不同社会系统倡导者之间的合作方式，它介于外包和私有化之间，并结合了两者的特点。它能够充分利用私人资源进行设计、建设、投资、经营和维护公共基础设施，并提供相关服务以满足公共需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决当地或区域的一些复杂问题，与其他融资模式相比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4PPP融资模式在宜兴环科园环科新城生态项目上的应用

4.1项目简介

宜兴环科园环科新城生态项目是由被誉为“中国园林第一股”的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兴西郊建设的环科新城生态项目，环科新城规划和建设面积达15平方公里，与其相连的西氿南岸的10平方公里湿地，也将建成宜兴重要的生态景观。项目内容包括上述区域内道路、景观、园林、绿地、给水、雨水、污水管网、河道截污、水利疏浚、湿地的投资、规划、勘察、设计、建造、设备采购安装和移交等工作，项目总投资额约为20亿~50亿元，建设工期约5年。

4.2宜兴环科园环科新城生态项目PPP融资基本运作模式

该项目采用PPP模式之中的BLT模式（Build-Lease-Transfer，即建设—租赁—移交），即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引入的第三方公司与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管委会下属国有投资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由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相对控股。项目资金构成如表1所示。

上述合资公司为项目的实施主体。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承揽方，具体承担项目的规划、勘察、设计、建造和设备采购安装、移交等工作。合资公司按单项工程分批建设、分批租赁给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管委会使用，租赁期内资产由合资公司持有，由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管委会负责进行管理、运营并支付租赁费。租赁期满后，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将项目移交给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管委会。

4.3优势评价

4.3.1拥有国家政策支持

依前所述，作为生态项目工程，宜兴环科园环科新城生态项目不仅顺应当前国际趋势，该项目采用PPP模式，更是对国务院“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号召的积极响应。无疑将得到国家的支持与关注，也将因此受益。

4.3.2经济效益好

该项目在建设资金来源方面，采用金融合作的方式，通过引入第三方金融机构为合资公司融资；并将所得全部款项定向用于支付本项目的实施，“专款专用”的方式进一步保障了公司在资金回收上的安全性，并且能够有效地改善现金流状况。

4.3.3商业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PPP近年来已成为公共产品市场的新方向，该模式在完全推广后能够有效地缓解地方债务对公共产品需求的约束，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从事政府项目的企业的项目需求，提高投资收益率和工程回款的效率，从而使得从事政府工程项目的企业得以拥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4.4宜兴环科园环科新城生态项目引入PPP模式的建议

事实已经证明PPP模式在环保工程项目中的应用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值得推广。然而，任何一种投融资模式都存在一些风险与问题。为了保障PPP模式在宜兴环科园环科新城生态项目上得以顺利进行，应当注意合理预测并应对潜在风险。

环保工程在建设中不确定因素较多，其中最大的风险来自投资总额大、回报周期长。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管委会签署的 《宜兴环科园环科新城生态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中明确指出，项目建设工期为预估数，受征地拆迁进度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的开竣工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合作双方对潜在风险应尽可能地约定并预先制定好应对机制及措施，并使其贯彻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如建立科学的建设管理模式等。

此外，由于环保工程所具有的公共性、地域性和对社会经济有重要影响的性质，政府部门必然会对项目加以监管，因此采取的监管措施有可能对项目的运行产生一定影响。项目有关人员在此方面也应积极应对。

5层次分析研究方法与融资方式的选择

5.1层次分析法简介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该方法是美国运筹学家萨蒂教授提出的一种应用于多目标综合评价的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

5.2相关指标与评价模型的建立

首先建立环保工程项目融资模式评价指标体系表（见表2）。通过对评价指标进行专家打分，并计算权重，在此基础上计算综合得分，最终得出最佳融资模式。

对准则层及其指标层进行专家打分（见表3~表6），标度按重要程度从1~9递增，得到权重之后，对三种融资模式，即完全财政投资、完全市场投资、政府主导市场投资进行打分（评价指标为1~6分）。指标打分结果与对应权重值之积为该项指标的得分值，得出单项评价得分（见表7~表9）。进而计算出各种融资方式的综合评价得分（见表10）。

其中λmax=3.0055，CI=0.0028，RI=0.52，CR=0.0054< 0.1。通过一致性检验。经济效益、社会及环境效益、运营能力指标权重值分别为0.2974、0.5393、0.1633。同理，可分别确定各评价准则内部指标权重值，计算结果如下。

其中λmax=3.0247，CI=0.0124，RI=0.52，CR=0.0238< 0.1。通过一致性检验。融资能力、投资效益、融资成本指标权重值分别为0.6806、0.2014、0.1179。

其中λmax=3.0154，CI=0.0077，RI=0.52，CR=0.0148<0.1。通过一致性检验。对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指标权重值分别为0.1223、0.3203、0.5573。

其中λmax=3.0471，CI=0.0236，RI=0.52，CR=0.0452<0.1。通过一致性检验。人力资源运营能力、生产资料运营能力、服务水平指标权重值分别为0.2515、0.5898、0.1589。

三种融资模式各项指标的打分情况与评分结果如下。

汇总各项指标的打分情况及评分值得到表10。

表10三种融资模式的比较分析

5.3结论

从上述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政府主导市场投资（4.0604）的综合融资效率最高，市场化投资（3.5904）次之，完全财政投资（1.7742）最弱。该评价结果反映了PPP融资模式在环保工程项目中的优越性。

6风险与应对措施

PPP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机制变革，影响深远，但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也将面临许多风险与难题，必须得到重视。

6.1过分依赖PPP模式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压力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表示，财政部推出PPP模式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很高，但一个误区也随之出现，即认为PPP模式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解决融资难题的万灵药，大有一哄而上的趋势。由此伴随而来的是一批条件不达标，却依然使用PPP模式的项目。此外，还存在着项目因采用PPP模式而使得服务质量下降的现象。应对此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提高公众参与度，同时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增加PPP项目的透明度，把好项目质量关。

6.2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难平衡

学者贾康指出，在PPP模式中，应当统筹考虑双方风险，实现整体风险最小化的目标，但融资者更多的是考虑个人利益最大化，矛盾难以避免。PPP模式是以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为导向，合作双方过分追求局部利益是不应被允许的，因为这一模式涉及更多的公众利益。这就需要政府的灵活调控，在面对经济回报能力相对较弱的项目时，政府可以采用适当的激励措施，如保证最低经营收入、给予适当补贴等；但在遇到收益过高的情况时，政府也应当采取相应控制措施。

6.3政府定位难

PPP模式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这必然对政府自身的定位有着较高的要求，政府既要平衡好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做到不“越位”也不“缺位”；同时要健全PPP模式的法规体系，保障项目顺利运行。这就要求从国家层面设立管理机构，创新各部门管理机制，对PPP的全过程进行管理，包括项目总体风险控制。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PPP模式管理体系，这方面的问题在未来还有赖于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解决。

7结论

综上所述，PPP模式以其显著的自身优势，成为当前中国环保工程融资方式革新的重要力量。然而，这一模式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维持其生命力，还需要政府的监管，体系的完善，机制的创新，以及相关人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参考文献：

［1］杨文杰.基于PPP模式重庆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研究［D］.重庆：重庆交通大学，2011.

［2］张磊磊，江帆.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投融资初探——以中新天津生态城为例［A］.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和科学发展——200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09.

第2篇：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

一、前言

作为提升城市交通水平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在近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研究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管理问题，能够更好地提升该项工作的投融资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对轨道交通的建设起到重要保证作用。本文从概述相关内容着手本课题的研究。

二、轨道交通投融资概述

由于具有载客量大、快捷准时、舒适环保、有效利用地上与地下空间等优点，轨道交通已经成为解决现代化大都市交通问题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我国许多大城市已经逐渐步入了以发展轨道交通为主的城市快速交通建设期，地铁、轻轨、城际高速列车等轨道交通已经成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主要领域。但是，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以政府投资为主，普遍存在着资金匮乏、建设速度缓慢、商业化经营经验不足等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一项具有耗资大、建设周期长、技术内容复杂等特点的庞大开发项目。首先，资本密集型和高昂的沉没成本决定了轨道交通项目投资巨大，且线路一旦建成就难以变动。其次，自然垄断的特点决定了潜在进入者进入这一市场具有明显的难度，从而导致市场的竞争性大大降低。再次，由于建设和运营周期较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变化导致的客流量变化以及宏观政策变化等经营风险，投资者难以控制和独自承担。最后，轨道交通所提供的服务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巨大的外部效益，承担着对所有市民的普遍服务义务，在价格、服务对象、成本分担等方面必须体现公共服务项目的公平性，在节约时间成本、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经济福利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正因为以上特点，轨道交通建设的初期，政府需要考虑如何建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并赋予企业独占经营的地位，对企业进行适当的保护。同时，由于企业面临着巨大风险，需要政府从资金补贴、客流培育、票价制度等多方面给予政策性支持。而当线路运营开始产生效益之时，政府又需要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对服务水准、价格等进行严格的监管，激励企业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益。

三、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的发展

（一）政府财政资金无偿投入、政府经营的投融资模式

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轨道交通投资基本上是由政府无偿投入，即轨道交通全部由政府投资，经营上由国有企业（实际是公共部门）垄断经营，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来达到盈亏平衡，如北京地铁1号线、环线、天津地铁等全部由中央政府投资。政府对项目的投入主要是现金投入，由于资金完全由政府财政投入，投资结构单一，政府财政面临巨大压力。

（二）以政府为主导的负债型融资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由政府财政投入部分资金，其余资金则依托政府提供信用担保，由地铁企业以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方式进行债务融资。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有很多采用这种模式。上海地铁1、2号线，广州地铁2、3号线即采用此种模式。这种模式筹措资金操作简便，资金充足、到位快，可以大大缓解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对地方财政的压力。但是融资成本高，巨额债务进一步加大了企业和政府的财务负担，尽管可以缓解政府的即期财政压力，但是政府必须提供持续的补贴，以保证运营的顺利进行。

（三）公私合作模式即PPP模式

公私合作模式即公共部门与私人民营机构合作模式。中文直译为“政府民营合作制”，主要指政府部门与民营机构签署合作伙伴关系，在合同中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最终目的是共同完成某些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任务。通过这种合作形式，合作各方可以达到与预期单独行动相比更为有利的结果。与BOT模式不同的是，合作各方在项目生命周期全过程参与项目。因此，PPP模式是一个完整的项目融资的概念，并不是对项目全局的改头换面，而是对项目生命周期过程中组织机构的设置提出的一个新的模型。

四、建立多元化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的建议

通过对我国投融资模式和轨道交通的运营状况分析知，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准公益性”的特点。基于以上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投融资模式不能按一般的商业性原则对其进行管理和分析，而应该构建一种长远的、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按投资收益关系分为两大类，一是线路建设和设备购置安装；二是附属设施建设及收益。那么前者是公众关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后者属于增值性收益。现将两者分开考虑分别建立投融资体系，在政策保证的前提下，实现投融资体制、经营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可以放开政策。真正做到谁投资、谁得益，建立真正的利益返还机制，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鼓励和支持政策，最大限度的吸引各种来源的资金，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减轻政府资金压力，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环境。

对于与基础设施部分相关的附属工程、附属设施建设，可运用招投标的模式讨论相关开发方案，被选方案应该做到最大限度的服务于相应基础设施建设、最大程度带动基础设施相关产业发展，同时保证自身合理的利润空间。基于以上分析，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附属设施建设分别筹资与运营的开发建设模式，既避免了投融资模式单一又保证了一定的利润空间，如此往复可以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五、轨道交通投融资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投资巨大，系统复杂，由此对投融资与管理模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在管理模式上，目前国内轨道交通在建城市多采用“一体化”模式，。

（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高投入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单靠传统的财政拨款加银行贷款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引入外部投资者，实现轨道交通建设多元化投资是明显的趋势。

（三）随着投融资模式的变化，在轨道交通发展中，传统的地方政府“大包大揽”的“大业主”模式将逐步演变为“市场化”的“小业主”模式。如通过BT模式将建设管理具体事务剥离，通过BOT模式将建设及特许期的运营都交给专业公司，通过PPP模式实现“公私合营”。这些新模式的引入给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带来了资金、专业的技术及丰富的管理经验，而地方政府一方面设立公司按合同等契约参与市场化运作，另一方面负责对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等事务的监管。

六、“三个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创新

（一）投融资主体多元化是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取向之一。投融资主体多元化是以增加资金供给为着力点，通过市场化改革，引进竞争机制和私人资本，形成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共同发展的投融资体制，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动态均衡。这一政府与市场共生的多元复合模式，既否定了政府作为单一投融资主体的行政性垄断模式，又否定了民营、外资企业等市场主体作为单一投融资主体的以市场为基础形成的市场性垄断模式。

（二）投融资渠道多元化是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取向之二。投融资渠道多元化是以优化资本结构为着力点，通过对渠道体系的拓宽与优化创新，推进投融资渠道多元化，实现资金供给与资本结构优化的协调互动。

（三）投融资方式多元化是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取向之三。任何创新都是对现存的超越，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方式的创新也是如此，需要改进：（一）一些已经为国内外投融资实践证明有效的方式未能得到推广或引进；（二）一些在其它领域证明有效的方式未能为基础设施投融资所用：（三）用于满足不同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的创新方式未能开发出来。

七、投融资模式优缺点分析

（一）北京市投融资模式

北京作为首都选择以“政府筹资+银行贷款”为主导的模式，该模式适合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早期阶段。此模式能够（下转第36页上接第22页）保证建设资金迅速到位，有利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迅速开展，同时，由政府作为建设主导力量，可以很好保证城市轨道交通的公益性。

但该模式由于需要政府补贴运营亏损和还本付息，这往往使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客观上，为解决北京市日益严重的交通出行问题，又需要加快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为此京投积极探索新的融资方法如BT、PPP、BOT等模式，通过吸引社会资金来参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从而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二）上海市投融资模式

上海市采用“市、区两级财政+银团贷款”为主导的模式，政府作为融资主体能够保证申通集团具有一个较好的融资资信等级，利于资金问题的解决，方便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迅速展开。同样，上海模式下政府间接作为投融资和建设主导力量也能够很好的保障城市轨道交通的公益性质。

（三）南京市投融资模式

南京城市交通轨道刚起步不久，处于早期阶段，政府通过多渠道融资和为城市轨道交通建立长期稳定现金流等手段来保障城市轨道交通长期稳定的现金投入，该模式为“多渠道政府出资+商业贷款”可以缓解政府单个部门资金压力，保证资金的稳定投入，从而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稳步推进，但从根源上仍由政府买单，地铁投入过大，长此以往，财政将不堪重负。

八、把握城市轨道交通经济特性，构建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模式

（一）区别经营性与公益性在资产上的特点，构建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是投融资模式的基础，企业如果有盈利的可能而且构建了清晰可靠的盈利模式，投资决策就有了科学的效益指标基础，融资计划就有了可实现的经济基础，投融资模式也就据以建立，实现自主融资，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资金保障和现代企业机制保障。

1.优化地铁建设规划设计是构建盈利模式的起点。地铁建设规划和设计不仅直接决定建设成本，而且直接影响客流、附属资源商业价值和土地增值，从源头上决定投资是否具有盈利性和盈利能力的大小。

2.提高运营效率是构建盈利模式的基础。提高运营效率包括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特别要认识到，增加客流量不仅直接提高客运收入，而且客流量是地铁实现资源开发收入的源泉。

3.地铁附属资源是构建盈利模式的重点。地铁附属资源是地铁投资建设的衍生产出，边际成本收益率极高，只需增加极少的策划和建设成本，就能增加较多的附属资源，产生很大的资源开发收入。

（二）在产权理论的基础上，实现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化运作，真正实现”谁投资谁得益“目标，解决因多元化融资的利益分配问题

根据产权理论和“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地铁建设和运营投入的产出都是企业法人的投资效益，属于企业法人的产权范畴。作为城轨企业的股东（如政府），拥有的是企业整体，通过股权享有股东权益。企业化运作的方式和理念才是实现多元化融资成功的精髓。

具体来说，政府与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之间的管控关系应按照《公司法》和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公司治理结构下界定、明晰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3篇：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轨道交通；投融资；广州地铁

[中图分类号]F5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2-0091-02

城市轨道交通为大型、准公益性建设项目，具有建设期长、投资额大、回报率低的特点，欲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可持续发展，首先应解决资金保障问题。从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来看，仅靠政府单方面投资将无法保证建设和运营所需资金，因此需要探索新型投融资模式。本文将在分析国内外典型投融资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广州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的发展方向。

1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融资特征分析

1.1轨道交通的经济特征

首先，建设期投资大。以广州地铁为例，未来五年，广州地铁新建的轨道交通线路长度将超过300千米，资金总需求将超过1800亿元。

其次，运营期回收期长，回报率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初期往往客流量不足，其客流增加或多或少都需要一个培育期，所以轨道交通运营初期亏损的特点尤为显著。根据国外有关资料测算，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成运营后，通常需要15～20年才能达到现金流量的平衡，损益平衡则需要20～25年，对于个别市郊线路甚至更长。

再次，由于轨道交通具有准公益性特点，票价的制定通常受到政府管制。因此，单纯依靠票务收入难以覆盖轨道交通运营成本，从而也难以实现运营资金的平衡。

1.2轨道交通的经济学属性

根据项目区分理论，项目区分为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区分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政府根据需要，通过制定政策或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等措施可以使项目的可经营指数得到提升，导致准经营性项目变成纯经营性项目，非经营性项目可变成准经营性项目，甚至变成纯经营性项目。

由于轨道交通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政府往往成为项目发起人和投资建设的决策者。尽管城市轨道交通具有收费机制，但其票价制定更多地反映了城市居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和社会公益性因素，而与实际的运营成本无法匹配。因此，轨道交通运营收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根本无法弥补巨额的建设成本。根据项目区分理论的上述分类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应定位于城市基础设施中的准经营性项目，即政府根据需要可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其具有市场化运作的可能性。

2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融资模式分析

2.1东京地铁模式

东京地铁目前共有13条路线，285个车站，路线总长304.1千米，每日平均运量约870万人次，人流繁忙程度居全球地铁系统第一位。

日本轨道交通的建设主要采取企业建设，政府补贴的模式。从企业的构成上有民间资本、民间与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相当于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三大类。建设资金筹措途径主要有政府补贴、利用者负担、受益者（或原因者）负担、发行债券、贷款五大类。其中政府补贴是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早在1911年，日本政府就通过了轻轨铁路补贴法，允许政府对私人修建的铁路进行补贴。补贴额可以达到建设费用的5%。在地铁被定位为城市的主要交通模式后，补贴的范围又扩大到地铁的修建，无论是政府修建的还是私人投资的地铁，都可以享受政府的补贴。补贴额最高可达建筑费用的70%，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市政府各负担一半。

东京地铁采取了多元化的经营战略，其经营模式是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中心，以房地产开发及租赁业、百货店等流通服务业、公共汽车业、出租汽车业、旅客吸引事业（旅游观光、宾馆设施等）等为兼业。经营业务多元化战略使日本私铁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沿线不动产开发与经营是其最主要的兼营内容。私铁沿线住宅、娱乐等设施建设，不仅能为私铁企业带来直接的巨额利润，同时还可以间接地为私铁企业带来可观的票务收入。

这种模式下，东京地铁是以市场化运作为主，同时投资主体多元化，将项目建设和运营分开，在项目建设方面主要使用政府投资完成投资额度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运营方面进行独立，保证运营核算，使经营责任得以明确，提高了运营效率。

2.2新加坡地铁模式

新加坡轨道交通始建于1988年。地铁由陆路交通管理局负责建造，并为盈利公司新加坡地铁公司（SMRT）和新加坡捷运公司（SBS Transit）提供特许经营权。新加坡地铁采取公建私营的“租赁—运营—转让”（LOT）模式，即由政府建设公共性较强的基础设施部分，建成后租赁给私人部门。将私营性较强的运营部分交给私人部门，由私人部门投资车辆、信号及其他流动资产。政府仅象征性地向私人收取一定的租赁金，租赁期结束后，由私人部门将运营资产交还给政府。

新加坡大部分地铁的建设资金来自财政部对陆路交通管理局的拨款或陆管局自身的借贷，这些借贷会利用财政部的拨款归还。其他一部分的资金来源于陆管局的收入，包括法定收费、罚款等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承担运营管理的地铁有限公司不承担还款的责任，地铁的建设资金由政府通过土地开发收益来弥补。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政府根据“城市轨道交通为准公共产品”的产品定位，将运营与建设分开管理，能够区分出体制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可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减少政府财政支出。

2.3中国香港地铁模式

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香港地铁在香港客运里程218千米，2011年总乘客人数为17亿人。中国香港地铁将地铁定位于商业项目。1996年，中国香港政府通过了“集体运输铁路条例”，规定地铁公司必须按商业原则经营，不得出现经营亏损，政府虽然为公司的唯一股东，但如果因政府干预经营而导致经营损失，政府必须予以赔偿。可见，中国香港政府特别关注地铁公司的盈利，因为地铁公司不能盈利，其自身就无法健康地生存和发展，而对于政府则是一个大包袱。同时，地铁公司通过经营获得的利润需全部投入新地铁的建设当中。

因此，政府在地铁建设初期就将地铁沿线的土地以一定折扣的价格定向协议出让给港铁公司。港铁公司对外招标选择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开发，开发完后双方按一定比例分配利润。地铁的开通运营可使周边区域交通变得方便快捷，推动住宅地产价格上涨。地铁沿线物业的建设和社区的成熟又推动了客流和车票收入的增长，进一步带动港铁公司自己持有的商业地产的租金增长和商业地产增值。

中国香港地铁模式主要特点：一是通过低价从政府获得地铁沿线土地进行地产开发获利，不仅能为地铁建设筹集巨额资金，而且也能在后续物业开发中获得企业主要盈利；二是通过合理的车票定价，使得客运业务收入能够覆盖地铁日常运营支出及日益增长的成本支出。中国香港地铁模式已经成为长期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3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的分析和探索

3.1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模式及投融资现状

广州地铁成立于1992年11月21日，是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全资大型企业，担负着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及运营管理重任，同时负责经营以地铁相关资源开发为主的多元化产业。广州地铁已经建成运营8条线路共236千米，日均客运量超过500万人次，2012年度经营收入超过40亿元。到2016年年底，广州市还将新开通运营线路284千米，届时开通运营线路将达520千米。

广州地铁采用一体化管理模式，集地铁投融资、建设、运营、沿线物业开发于一体。建设资金主要来源有财政投资、银行贷款、债券、融资租赁等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债务融资渠道，但仍存在投融资主体和模式比较单一的问题。同时，建设、运营和物业等业务的综合开发力度还有待加强。另外，2013—2016年轨道交通建设资金需求超过1800亿元，资金压力巨大。鉴此，广州地铁急需探索新型投融资模式。

3.2未来广州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的探索与展望

3.2.1探索广州地铁可持续盈利模式

轨道交通可以改善沿线交通状况，拓展城市规划空间，从而使沿线物业不断增值。因此，充分利用地铁空间资源与沿线资产，将地铁建设运营带来的外部增值转化为自身效益，是轨道交通企业建立可持续盈利模式的优势所在。因此，可以将地铁线网建设与城市区域开发相结合，采取“地铁+物业”的业务模式，实现地铁建设与沿线物业开发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使沿线物业开发收益得到最大增值，获得收益将用于地铁建设和反哺地铁运营，提升地铁经营效益，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

3.2.2探索轨道交通市场化投融资模式

轨道交通建设投资量巨大，单靠政府出资会对地方财政带来较大的压力。引入市场投资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投资压力，提高地铁运营效率，从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项目盈利能力。通过实施BT、BOT、PPP、TOT等投融资模式，逐步引入市场投资者，形成多元化的轨道交通投融资与运营模式。

3.2.3探索上市融资

在可持续盈利模式的支撑下，轨道交通企业可以通过上市融资吸收社会资金，从而减轻政府投资压力，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参考中国香港地铁、新加坡地铁、东京地铁等国内外地铁上市的案例，广州地铁在上市融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鉴于当前广州地铁整体盈利能力有限，不宜选择整体上市方式，可以探索以相关的优质资产出资并联合其他发起人发起设立上市平台公司的方式进行融资，并由上市后的股份公司通过购买新线及相关资产的方式为集团公司的新线建设筹集资金，向集团公司整体上市目标不断迈进，实现“融资—建设—再融资”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蔡蔚.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体制演进机理探析[D].上海：复旦大学，2007.

[2]时斌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投融资战略研究——以南京轨道交通3号线投融资决策为例[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9.

第4篇：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创业；孵化；模式；比较

一、 前言

企业孵化器，作为最重要的创业载体，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工具之一。纵向来看，自世界上第一家孵化器在美国诞生，迄今已经经过四个发展时期：一是由地方政府和社区机构设立，以提供公共服务、获取房租收益为主的初步发展时期；二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强力推广，快速发展时期；三是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风险资本的触角伸入孵化器中，呈现出企业化运作趋势，孵化目标由孵化新创企业转向帮助创业者发现识别机会的，创建新企业。四是21世纪，新一代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孵化器进入分工细化和功能要素化发展时期。横向来看，根据全球创业观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不同国家分处于要素驱动型、效率驱动型、创新驱动型三种经济类型。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国家的创业文化和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创业生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把创业活动放在整个区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系统化构建创业生态系统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孵化器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在北京、上海等创新创业文化浓厚、资源丰富的地区，新的创业孵化模式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迅速。由于不同企业或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创业资源的差异化，简单采用传统“一锅烩”的模式难以取得满意的孵化品质，而过于注重获取资本为孵化目标的孵化方式，往往也带来一些孵化主客体联手作假或相互欺骗背离孵化目标的行为。即便是孵化器最为发达的美国，也尚处于摸索阶段，尚难下结论说哪一种发展模式正确。因此，不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探究孵化器发展的模式和趋势，更好的服务创新创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国外主要创业孵化模式

1. 美国的主要孵化模式。

一是投资型。美国YC和TechStars等顶级孵化器大部分采取“投资+导师+服务”的两“+”模式。做法是孵化器为入孵业团队提供种子资金，换取其6%～10%的股份，为每个创业团队分配若干创业导师，跟踪指导整个孵化过程；另外，孵化器还为创业团队提供技术、商业、融资等知识的培训，帮助他们完善产品构思、进行产品推广、介绍下一轮投资者等。此模式尽管也提供导师和服务，但本质是围绕资本的进入和退出获得在孵企业价值增加和孵化盈利，因此属于投资型。

二是导师型。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百森商学院等高校拥有创业传统、创业课程体系以及优良的创业生态环境，依托高校成立孵化机构是美国较为普遍的孵化模式。也有一些例如Youweb的孵化器，他们多由大企业高管或企业家发起，以聚集和培养高质量创业人才为目的，不持有在孵企业股权。

三是服务型。Idealab测试筛选创业想法，并为入选的优秀创业项目提供包括办公场地服务在内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发展战略、品牌、资金、产品设计、法律服务和商业发展支持服务等全方位服务。Britton Silberman & Cervantez加速器本身也是一家律所，其孵化服务是在孵化期提供免费法律服务，作为回报，律所的将占有创业团队2%的股份，企业融资后，需要开始支付法律服务费。

四是网络型。这种新的模式适合那些需要孵化器支持但仍希望原地经营的企业。如今美国很多商业项目逐渐倾向于虚拟化，虚拟孵化器利用在线网络在孵企业提供资源服务。例如，TechStars通过与StartupAmerica联合创建“全球孵化器网络”，通过网络共享服务和资源，帮助全球各地搭建加速器，同时获得优质项目源，并形成创业企业相互支持的创业生态。TechStars非常强调孵化器之间的透明度，他们了所有孵化公司的名单和信息。

2. 德国的主要孵化模式。

一是共同投资模式。德国政府对创业孵化十分重视，其政策性银行专门成立由政府资助的“技术参与公司”作为国家政策性风险投资公司，与商业性风险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创立“共同投资”模式。建立在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持股孵化模式，吸引了众多跨国企业投资德国孵化器行业。孵化器为入孵企业提供从培训企业创意到提供种子和风险资金一整套的支持和服务，提高了初创企业的成活率。

二是海外孵化模式。与东欧等国家合作，开展“海外孵化”是德国的孵化新模式。例如德国电信设立的“hub：raum”孵化器，在波兰等东欧国家发现培养潜力型企业，入孵后提供孵化服务。德国电信会对这些入孵企业投资19万美元的资金，持有其10%左右的股份，以享有优先收购权，从而最终达到为本企业引入外部创新的目的。

3. 以色列的主要孵化模式。

一是“筛选+股权激励+服务”模式。以色列的孵化器大多面向处于种子期或前种子期且具有发展前景的技术项目。孵化器的筛选机制很严格，重点考察创业者的诚信度、项目的技术含量、知识产权是否清晰、商业策划书的可操作等。由于以色列的内需较小，企业还要求必须开拓国际市场且出口额在5亿美元以上。孵化项目入驻孵化器前，要经历创新理念、项目报告和OCS筛选委员会严格筛选等三关审查，由于审查严格，通过率只有5%左右。进入孵化器的企业可以得到两年最低36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30万美元由政府直接支持。还可以获得市场、专利、管理及学习能力等多方面的辅导和服务。

二是海外孵化模式。以色列具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其跨国孵化模式很有特色。例如IDC Elevator是针对以色列早期创业企业的一种“美国-以色列”联合孵化模式，每年两批不超过20家企业，每家企业获得2万美元的现金支持和10万美元价值的服务，占10%股份。前三个月的以色列孵化期内，提供办公场所及导师服务，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团队能力；最后一个月的纽约孵化期内，提供办公场所、住处以及活动安排等，注重资源网络搭建和融资。

三、 国内主要创业孵化模式

1. 北京的主要孵化模式。

一是投资和服务结合。该模式与美国的天使投资型孵化器类似，典型特点是与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合作，采取创业导师持股孵化的方式进行孵化。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中的创新工场、常青藤创业园、亚杰商会、3W咖啡、联想之星、云基地、石谷轻文化创业基地、中关村国际数字设计中心、厚德创新谷虽然提供的孵化服务各有不同，提供的投资的属性、形式，以及涉及的企业发展阶段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属于此类孵化模式。

二是虚拟和实体结合。实体孵化器对空间的约束和存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降低孵化效率，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以及孵化的需要，使得实体孵化和虚拟孵化结合成为可能，该模式是线上虚拟孵化器模式与线下实体孵化器相互补充、协同促进的产物，通常采取线上孵化服务为主，线下活动作为补充的孵化模式。中关村创新型孵化器中，天使汇、创业邦、创业家、36氪等孵化器都是采取此类孵化模式。

三是大企业和高校衍生。一种是企业衍生孵化模式，这种孵化模式多是依托大型集团的科技、信息、市场、资金等资源，为入孵企业提供孵化服务。如北京均大高科孵化器就是依托母公司九州通集团在医药行业的信息和市场渠道资源，为入孵的医药企业提供成果转化、产品推广等服务。奥宇孵化器利用集团北京奥宇模板有限公司的科技条件和资金优势为企业服务。另外一种高校衍生孵化模式。孵化器是高校投资建设，特点是借助高校的创业教育体系、导师资源和校友网络，以及源源不断的创业者。比较典型的代表是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和清华大学X-LAB，科大方兴孵化器则是挖掘高校科技资源，与学校实验室实现对接，支撑企业技术创新。

2. 西安的主要孵化模式。“综合孵化器+专业孵化器+企业加速器”孵化模式，是西安具有代表性的孵化模式。西安高新区创业园根据企业技术领域和不同发展时期的需求形成了的分阶段、分领域、网络化的创业孵化模式。综合性孵化器侧重场地、政策、资源获取、创业辅导等支撑，专业孵化器侧重公共技术服务平台、项目支持等增值，企业加速器侧重为高成长性企业提供的加速成长空间以及市场、投资、金融等个性化服务。以上三类孵化主体围绕当地主导产业，确定了光电子、集成电路设计、生物医药等8个专业方向，并以资本连接，形成1个综合孵化器、n个专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的“1+n”集群孵化模式。

3. 武汉的主要孵化模式。东湖的“产权化+网络联盟”孵化模式，是武汉具有代表性的孵化模式。产权化指的是一种营利的房地产开发与公益的企业孵化相结合的孵化模式。即其孵化载体创业街由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开发，投资者持有，孵化企业使用。产权化使孵化器得到空间，地产开发获得的收益与社会资本结合，作为孵化资金投入。同时，该模式以东湖国家示范区为核心，通过构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市场接入服务中心，建立孵化网络，共享资源平台，实行联盟孵化，突破了创业孵化在地域空间上的限制。

4. 上海的主要孵化模式。

一是“苗圃+孵化+加速”链式孵化模式。该模式以张江孵化器为代表，其孵化服务分为三个预孵化、孵化和加速三个阶段。未注册为法人公司的项目组进入苗圃接受第一个阶段的孵化服务。之后，接受标准孵化作为孵化的第二阶段，此阶段孵化器为他们争取到的政府房租补贴是3年，并帮助他们获得国家各种认证。第三个阶段是为进入加速器的企业获得盈利模式，并提供政策支持、股权投资或合作等服务。

二是“导师+金融服务”模式。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探索出了由联络员制度、辅导员制度以及创业导师制度三者合一的创业导师体系。针对企业高速发展时有可能会出现的战略决策失误或错失创业良机，创业中心配备了创业导师，以大企业对小企业辅导、辅导员团体辅导、项目小组辅导的方式，帮助在孵企业规避成长风险。该模式把融资服务平台作为重点建设平台之一，成立杨浦科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为在孵企业提供项目申报、统借统还、孵化器网络担保贷款等间接融资服务。

四、 比较与启示

1. 对比国内外普遍采用的孵化模式我们发现以下异同。

（1）创业孵化的目的特征。美国的第一代孵化器大多由政府直接资助成立，中国早批孵化器也是由政府出资建立并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科技服务机构。国外孵化器尽管政府资助，但其产权清晰，均采用企业化经营。我国创业孵化由于从事业单位模式起步，对事业单位模式的长期依赖性，孵化主体仍以房租收入和政策性资助盈利。但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国内孵化主体作为一种市场的主体，在股权及治理结构到管理运作模式等方面，由一个纯公益的组织，慢慢过渡到一个以提供孵化服务为盈利模式的企业。国内外创业孵化的共性目的是培养企业和企业家发现、识别、创造创业机会，提升创业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降低创业风险和成本，帮助企业获取种子资金、技术等资源，提高企业出生率和成活率，促进企业快速成长；为地区培养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由于资源所限，创业孵化服务不能完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特征，因此，国内外创业孵化的共性特征就是兼具公益和市场双重属性，出现的新的发展特点是具有较好盈利模式的孵化器比重越来越大。

（2）创业孵化的功能模式。美国等发达国家孵化主体借助高校浓厚的创业氛围和健全的创业教育体系，在整合资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具备很强的能力。美国的“投资+导师+服务”模式，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孵化模式。德国等欧洲和以色列等创新型国家也将投资和独特的技术服务能力作为孵化的重点要素。“投资+导师+服务”模式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功能定位和严谨的运作机制，通过严格筛选，保证进入孵化器的企业具有较好的天然创业禀赋，为在孵企业提供本领域内资深导师和强大的“校友网络”资源，使得在孵企业能在较短的孵化周期内获得资金、市场以及创业能力的提升。该模式通过股权投资和退出机制，也为创业孵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盈利模式。与国外“投资+导师+服务”模式类似，中关村国际数字设计中心等众多创新型孵化器虽然提供的孵化服务各有侧重，提供的投资属性、形式，以及涉及的企业发展阶段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属于此类孵化模式。中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由于不能满足各类各层次创业企业资本需求，难以保证天使、风投等资本获得像发达资本市场一样的进入退出机制。因此，国内很多孵化器还是以租金收入和政府资助作为主要盈利模式，或者从地产开发中盈利回哺，或者依附于大企业。国内采取“苗圃+孵化+加速”链式孵化、“线上+线下”、虚拟孵化、跨国孵化等新型孵化模式构建创业生态系统和孵化网络，是在取得盈利模式下，适应在孵企业资源、能力、价值和风险等成长诉求的孵化功能模式探索。国内外的孵化主体围绕企业生命周期，均呈现出链条式的孵化集群模式。

（3）创业孵化的产业边界。孵化器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当其孵化能力和盈利模式固化为核心能力时，即确定了其企业边界。而作为一个创业孵化系统，孵化主体和孵化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孵化边界介于孵化客体的企业边界和市场边界之间。美国孵化主体与孵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与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组成的“三螺旋创新模型”。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孵化器和加速器等共同组成的孵化关键节点作为孵化主体，与利益相关者构成网络连接关系并整合其资源，为创新创业营造生态系统。在网络连接中，孵化主体与天使、风投资本结合非常紧密，但孵化主体和这些资本企业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功能差异和运行边界。由于国外的社团组织很强大，孵化器与其它孵化器和投资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创业孵化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了一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安排，其资源趋向共享，运行趋向开放，合作关系趋向紧密。在中国，像西安、上海等地以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和产业园区组成创业孵化链条实施链条孵化，或者像北京等地各类孵化器根据各自功能定位组成孵化器集群，呈现出“小而精，多而群”的创业生态。将国内外孵化生态纳入统一视角，我们发现，无论是哪一种功能模式，其主体的孵化功能边界逐步清晰，企业边界在拥有核心能力的前提下，更加开放，边界趋向模糊。

（4）创业孵化的政府支持。国外政府在支持创业孵化方面各有特色，美国政府在立法、政策、资助、社团服务网络等为企业创新创业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系统；德国政府由政策性银行成立技术参与公司撬动社会风险资本积极性，“共同投资”创新创业；以色列政府成立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实施孵化器计划，针对初创企业“死亡谷”进行特别扶持措施等。尽管国外政府支持力度普遍很大，但共性是国外政府只是对孵化主体拥有股份、提供政策支持或资金帮助，并不直接参与孵化主体的经营和管理，而孵化主体具有很大的自，也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我国第一批孵化器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的，至今还有相当一批孵化器是由科技系统下的事业编制人员在经营管理。因政府产业创新的共不足，缺乏风险投资管理的相应机制，在投资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政府直接投资体系，针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及融资体系还很薄弱，创业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种模式使得政府奖励、补贴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错位甚至寻租等腐败现象。

2. 得出以下启示。

（1）孵化运作企业化。创业孵化的功能要由传统的政府主导下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转变为市场服务或者兼顾市场服务和公益服务的经济组织。其投资主体须从传统的由政府、大学科研机构的公益性投资模式向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天使、风投等企业多元化市场性投资转变；治理模式依据公司法，建立清晰的法人治理结构，孵化器以董事会的方式对重要人事、重大决策和收益分配等行使决策权；管理模式由行政色彩浓厚的事业单位运行转变为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孵化器在选择孵化客体的时候，坚持优胜劣汰的市场化原则，经营目标从注重于社会效益，趋向于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盈利模式以追求经济效益；盈利模式由以简单的房租收入和政策性扶持等基础性盈利为主扩展为改进创造服务项目、提供增值服务获得利润回报。借鉴国外企业孵化器的成功经验，孵化主体的企业化会使其更具生命力和创造性，因此，中国创业孵化主体要进一步走向市场，在保证企业孵化器公益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其服务能力和盈利性。

（2）孵化载体多元化。伴随着创业企业的孕育、生存、成长、成熟等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随着孵化器孵化能力及服务模式的不断扩展，孵化载体所提供的服务功能、组织性质也不断在发生变化。这些孵化载体包括萌发器、孵化器、加速器、裂变器、聚变器、孵化网络等形式。萌发器以大学研究机构、其它孵化组织等孵化利益相关者为依托，通过对创业者的引导和帮助，将潜在的构想、思路和项目以法人企业形式进行注册的孵化模式，它开启了企业的一个生命周期，因此属于孵化的早期阶段。孵化器主要为初创型企业获取成长资源，度过早期“死亡谷”，存活并发展。进入成长期的企业，其快速成长性对孵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速器针对这种要求匹配了更加强大有力的物理空间、专业服务和政策扶植。而对于一个成熟期的企业，其兼并重组可能会引发裂变、整合的孵化需求，这类以裂变器和聚变器等能变功能为定位的孵化主体，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孵化载体。孵化网络是一定区域内各类企业孵化器发展演变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面向特定企业或企业的特定需求的一种孵化载体，是企业孵化器发展的一种更高的表现形态，孵化网络可以是一个产业集群，也可以表现为一个孵化器集群，其承载的生态系统为孵化客体创新创业提供了多元化的载体。

（3）孵化服务专业化。一是产业专门化。孵化器的这种面向全过程、各专业领域的拓展延伸，使孵化器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必然。规模较大的综合孵化器也有内部细分的趋势，开始按照专业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孵化。创业孵化服务更加强调孵化服务的专业化匹配和服务能力，开始围绕产业定位、孵化功能定位等构筑其核心竞争力。孵化产业的专门化有助于和当地产业有效衔接，发挥地区产业集群优势，降低孵化成本，形成孵化器的核心优势。同时，孵化器内的企业具有产业关联度或集群性，更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企业成长环境，提高孵化的成功率和落地率。二是服务要素化。就孵化客体“温室花朵”风险问题，孵化器更加强调孵化客体资源获取、能力培养、风险防范和价值提升，使孵化客体在孵期间获得的不仅是资源的配给和风险规避，更重要的是能力锻炼和提高，企业价值增大。着眼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匹配能力培养、价值提升、为孵化维度的孵化模型，客观上要求孵化器在获得商业模式的前提下，必须逐步从孵化器内部资源使用向内外部资源有效链接整合和配置转变，促进要素化的孵化服务形成孵化的核心竞争力。

（4）孵化边界模糊化。受孵化专业化的影响，孵化主体和孵化客体之间的边界倾向清晰，但同时受孵化主体双重属性和孵化网络的趋势决定，孵化主体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边界倾向模糊。一是集群化。多个孵化器企业组成孵化器集群，实现资源共享和专业分工协作，有利于降低创业孵化的运营成本，避免同质竞争，为在孵企业提供更为有利的孵化环境。同时，随着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孵化器集群与产业集群建设深度嵌接，通过孵化延伸连接产业链条，补充完善产业集群模块，将逐渐成为主流。二是国际化。通过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服务平台，对接国际高端创新区域，促进国内外经贸合作、技术交流和转移，实现资本、技术和人才等创业孵化要素的对接，完善孵化功能，实现跨国孵化。三是虚拟化。由于虚拟化在空间扩展上的优势和信息传播的低成本便捷性，创业孵化的高级形态和未来发展趋势表现在依托实体孵化载体，打造无界域的虚拟孵化器，通过线上互联网络和线下组织网络结合和扩散，实现各个产业链条和官、产、学、研等各个孵化利益相关者数字化高端整合。

（5）孵化环境生态化。一是周期化。创业孵化的周期化趋势表现在孵化链条由过去的企业初创期向孕育期和成长期甚至成熟早期两端延伸，对创业者的孵化由在创业周期内孵化向青少年早期创业教育延伸。二是系统化。美国斯坦福创业系统从教育、组织、活动到孵化器和加速器，形成了从创业研究、课堂教育到实践的创业生态系统。高校和创业苗圃、加速器、产业园区有机连接，形成纵向孵化服务链，孵化器功能由单体孵化向链式孵化模式转变，这个由若干孵化主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地区特点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为创业企业在资源获取、能力培养、价值提升、风险防范方面构筑一个孵化系统。三是集成化。基于创业企业的生命周期，与孵化边界相匹配的是孵化功能也随之耦合、集成，功能进而向轮次孵化、网络化孵化、虚拟孵化拓展，突破传统单体孵化器空间和功能局限，经过单一孵化器或者孵化网络的多重孵化，或者面向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定式孵化，使科技孵化主体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更高的资源聚集与放大功能，孵化客体的成功率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罗斯顿・拉卡卡.经济发展中的企业孵化器[M].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7.

[2] 李振华，赵黎明，石泉.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5）：31-35.

[3] 陈丽兰，戚安邦.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筛选体系构建[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34（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号：11AGL003）。

第5篇：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绍兴地铁;准公共产品;PPP模式;建设运营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国际上，PPP一般被理解为政府与私营企业撑起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各种形式（包括BOT、BOO、TOT其各种演变形式）的统称。

近期，中央持续释放出推行PPP模式的政策信号：国务院、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相继出台文件，大力推广运用PPP模式。目前力推PPP模式有如下四个方面的考虑：（1）政府财税制度改革的需要，多采用股权而非债权模式从事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开发，有效遏制地方政府债务无序增长;（2）以竞争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和提升服务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监管;（3）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给民营资本平等竞争的机会;（4）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

1.一线城市地铁建设PPP融资模式对绍兴的启示

引入多元投资主体降低政府财政压力。轨道交通项目兼具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征，由此决定了轨道交通服务可以由政府部门提供，也可以由企业提供，还可以由政府部门和企业合作进行提供。近年来，多地政府为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资金短缺及效率问题，“政府主导+商业化运作”的混合投融资模式成为轨道交通投融资的主流。北京四号线，杭州一号线等地铁线路均引入了社会合作者―港铁公司，降低当地政府的投资压力。

就绍兴而言，要借鉴类似城市的做法，通过竞争方式，积极引入类似港铁等具有丰富运营经验和庞大资金实力企业;绍兴也要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充裕的优势，力争在政府相对控股的基础上，大力引进民间资金，开展股份合作。

注重沿线物业和广告等开发，提高项目盈利能力。轨道交通项目具有明显的准公益性特征，国内大部分的地铁项目都是亏损的，只有香港地铁的“以地养铁”模式才实现了盈利。而杭州地铁一号线则是一个在运营上成功的案例。自2012年底正式运营以来，2015年预计就能做到盈亏平衡（即运营收入能弥补除折旧、财务成本、租金外的总成本），预计三年后将做到现金流总平衡，八年后，将实现总成本平衡。

以契约方式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收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是PPP成功的核心。通过签署项目特许协议划分政府与项目公司的收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机制，避免暴力和亏损，保障准公益性项目的高效、稳定运营。北京地铁四号线政府部门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比方说一定期限内客流量低，设计一种财务补偿机制，如果长期低则可以按市场公允价格回购B部分项目资产。客流量如果高了，政府就参与分成，甚至全部拿走，这就解决了客流风险的分配机制问题。

2.PPP融资模式可行性分析及机制设计

2.1实施PPP模式的条件

PPP模式能否成功运用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取决于多种因素。

（一）政府部门为PPP模式的运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政府环境和市场环境，是实现PPP模式的基本条件。

一方面，政府部门的各种行政审批权的下放或解除，是减少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推进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进程，更需要政府转化职能，尽量采用市场化的或激励性的支持手段，为基础设施产业长期持续地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另外，在项目进行PPP模式运作时，需要在项目设计、融资、运营、管理和维护等各个阶段，对政府部门与企业各自需承担的责任、义务和风险进行明确界定，保护双方利益。近期政府出台的清晰、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制度为绍兴地铁PPP运行提供了保证。

（二）培养产权清晰、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市场竞争主体，塑造适度竞争科学的市场结构，是实现PPP项目运作的微观基础。

在轨道交通运营业务、沿线商业开发等具有潜在竞争性的环节上，国有资本可以战略退出，最大限度地引入民间资本，鼓励竞争;而在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基础网络上仍然需要保持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因此，要成功实现轨道交通等公用事业的PPP项目运作，还必须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加快民营基础设施企业的发展壮大，进一步促进我国公用事业领域打破垄断、引入社会投资，构造一个产权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对企业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适度竞争市场。

（三）建立、健全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是成功实现PPP项目的技术保障。

PPP模式的运作采用项目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进行结构融资、项目融资，广泛运用比较复杂的金融、财务和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专业化机构和人才的支持是项目运作所必需的。轨道交通项目的PPP模式运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融资顾问、财务顾问、技术顾问、客流调查顾问、法律顾问等专业化中介机构的共同协作下才能完成。因而，成熟完善的投融资中介服务体系，是高质量、低成本完成项目融资任务的保证。

2.2 绍兴地铁PPP运行机制设计

（一）准确定位轨道交通项目的准公共产品经济属性，设计公私合作方式的盈利模式

如何在经济上科学合理地区分公益性与盈利性关系，是实现公私合作需首先解决的财务条件。针对这一难题，参照一线城市地铁融资模式，从界定项目经济价值入手，采用结构融资技术，在投资上将一个地铁项目分成A、B两部分，A部分为公益性部分，由政府投资;B部分为盈利性部分，由社会投资，并通过项目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收入实现合理回报，建立轨道交通项目的盈利财务模型。

（1）确定轨道交通项目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的基础比例关系

在对轨道交通运营成本、预测客流和票价结构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拟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和预测，建立轨道交通项目寿命期现金流量模型，以经营期30年、回报率10%为假设条件，计算得到新建地铁项目30年的财务净现值的总额（即轨道交通项目市场估价值）约占项目总投资的X%，另外（100-X）%投资不具市场价值，应为公益性投资。X%具有市场价值的投资部分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吸引社会投资解决，（100-X）%公益性投资部分只能由政府财力解决。

（2）通过“影子票价”解决地铁项目政府定价与市场定价相背离的问题

轨道交通影子票价体现了应通过价格合理消化的轨道交通行业企业正常的成本上涨因素。按政府定价计算的平均人次票价与按影子票价计算的平均人次票价差额部分，由政府与社会投资共担。这一机制能够建立轨道交通项目政府定价与市场价格间的桥梁。

（3）采用公益性资产租赁的方式，实现在同一项目上对公益性资产与盈利性资产管理的整体性，

轨道交通项目在投资上可以分为公益性与盈利性两部分，并分别由政府投资方与特许公司两个业主负责建设，但在资产管理、运营管理上，又必须统一起来。因此，设计资产租赁的方式，由特许公司通过租赁公益性部分资产、向政府投资方缴纳租金的方式取得公益性资产的使用权。

（二）设计合理保障机制，妥善处理好公共产品持续经营与经营性风险的关系

纵观各地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的成功案例，关键在于合理分配项目的收益与风险，要避免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项目实际收益过高，政府迫于公众压力，向社会投资者收回项目经营权;另一种是项目实际收益过低甚至持续亏损，投资者退出。

对于准公共产品，构造适度盈利、适度风险的保障机制，对实现轨道交通公私合作投融资方式至关重要。主要设计以下两个机制，为项目持续运营提供保障。

（1）设计租金调整机制

以特许公司租赁政府投资的公益性部分资产所缴纳的租金为蓄水池，在项目成长期，如果实际客流低于预测客流一定比例（将导致特许公司经营困难，危及项目运行，并影响公众出行），政府投资方适当减免租金，增强项目的抗风险能力;在项目的成熟期，如果实际客流超出预测客流一定比例，政府投资方适当调增租金，以回收部分政府投资，避免项目产生超额利润。

（2）设计合理的社会投资退出机制

考虑到轨道交通服务的公益性，当不可抗力发生且影响严重，为保证正常系统安全运行，投资者需退出，政府有义务介入，以保证公众的利益不受损害。如因投资者自身经营不善、违约导致退出，政府将折价甚至无偿接管B部分资产;如因不可抗力、政策调整以及非经营性因素导致退出，政府需要给予投资人以公允价格补偿。

（三）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明确界定政府与特许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政府通过与特许公司签署《特许经营协议》来落实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即明确政府与特许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特许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政企双方在特许权的授予、建设分工和衔接机制、票价水平、票价结算机制、客流风险分担机制、一般补偿办法、终止补偿办法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另外，特许公司与政府投资的A部分资产业主间的资产租赁关系，也需要签订《资产租赁协议》，约定租金水平和租金方式，取得资产使用权，并负责经营期间的维护，特许期满要完好地归还A部分资产。

（四）强化政府监管机制建设，确保公众利益

政府部门通过明确《特许经营协议》中有关安全、质量标准和罚则，增大政府部门对公用事业的监管幅度和深度。在监管范围上，包括投资、建设、运营的全过程。在监管时序上，包括事前监管、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在监管层次上，如发生一般违约事项，以经济处罚为主，实施一般监管;如发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紧急事件，政府拥有介入权，实施特殊监管，以切实保护公众利益;如特许公司严重违反《特许经营协议》规定的义务，政府有权采取最终监管包括收回特许权在内的制裁措施。

设计的项目运行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绍兴地铁1号线PPP融资建设框架

3.小结

绍兴地铁运用PPP的实施实施，引入社会投资筹集部分建设资金，将大大分担市政府对轨道交通项目的财力投入压力，可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速度;可以改变政府一家独办、激励约束机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轨道交通的投资、建设、运营效率;有利于转化政府职能，推进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市政府通过《特许协议》制定规则，强化监管，从而使政府部门实现从地铁间接经营者向监管者的职能转变，既有利于通过企业自主经营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提高地铁运营管理水平，又可以通过完善政府监管确保运营的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 贾康、孙洁.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概念、起源与功能[J].中国政府采购， 2014，6：12-21.

第6篇：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

2001年《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使中国信托业基本步入了规范运行的轨道。并将信托业定位于具有财产管理功能的中长期金融机构。截止2003年年底，共有59家信托投资公司完成了由“高度银行化的混合经营模式”向“专业化受托理财金融机构”转换为核心的清理整顿和重新注册登记工作，全行业共盈利15.5亿元。盈利企业比例高达92.53％。2004年信托公司的营业总收入45.7亿元。以上这些数据本将预示着信托业良好的发展前景。但2004年，个别信托公司的违规、陡然而至的德隆事件，使得“由乱而治”的中国信托业再度成为市场置疑的焦点。信托业到底能不能在我国得到持续发展？信托业的定位是否存在偏差？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信托存在的必要性。从国际经验和在我国近几年的发展状况来看，信托业作为金融业的四大支柱之一，在金融市场中已显现出了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信托业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入世后，信托业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日趋显露，信托业的展业空间得以巨大拓展。同时，中国连续十几年创造经济增长率7％以上的奇迹，全社会对长期建设资金的需求非常强烈。居民个人的货币拥有量及金融性财产快速增长，社会保障资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住房公积金、各类公益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急待外部财产的管理安排，这些均要求迅速建立一个成熟的信托市场体系。

（二）信托业有区别于其它行业的突出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托来源和信托投放的领域十分广泛。《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公司可以开展10项业务，其中主要业务有：资金信托、财产信托、投资基金、投资银行、信用证和资信调查；经营方式上有对外投资、贷款、出租、出售、同业拆放、融资租赁等；投资范围上可以是证券也可以是实业。投资领域的多元化使其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金融资产运作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投资风险。第二，信托设计的灵活性为信托资产管理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信托公司可以根据客户的喜好和特性，度身定做非标准产品，通过专家理财最大限度地满足委托人的要求。这种投资方式和产品的灵活性是券商和基金公司所缺乏的。第三，信托制度可以发挥“破产隔离”的作用。《信托法》中规定信托行为具有“信托收益权对抗所有权”。这一信托制度特有的法律效力，形成信托制度的债务隔离机制和破产风险隔离机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信托财产的安全，从而保障了受益人的利益。

二、我国信托业发展的瓶颈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自“一法两规”以来，我们对信托业基本思路的定位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信托业不能利用其优势快速发展呢？我认为目前中国信托业发展存在着一些瓶颈性问题：

（一）信托业发展面临外部环境制约

1、政府管制过严。由于信托业本身具有较大的风险，加之我国信托业发展的不成熟，使得政府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捆绑限制有余，支持和服务不足。主要表现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集合资金信托业务200份合同的障碍，信托产品私募性质的约束，信托产品流通机制的滞后等。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堵”甚于“防”的监管手段，甚至一些“秋后算帐”的行为使行业创新与违规难以界定，信托业务的拓展畏首畏尾，难以寻求突破。

2、社会信用不足和信用不良。信托首先是一种信任关系,即“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如果发生了信用危机,信托业就将无立锥之地。近半年来，因部分公司违规经营导致有关信托业的负面报道屡见报端，信托业的市场公信力跌入了低谷。旧的业务难以存续,新的业务无法拓展,形成了恶性循环。

3、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一方面，信托产品的创新空间受到分业经营局限，信托产品的诸多功能难以体现。一方面，五次整顿后，信托机构所经营的非信托业被彻底剥离，将经营的银行业务还给银行，证券经纪业务还给证券公司，而由于信托市场的非专属性，使得本属于信托公司主营业务的基金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其他机构仍可进行，形成了不公平竞争。

（二）信托公司本身存在的问题

1、中国的信托公司存在严重的治理缺陷。我国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成立之初大多脱胎于大银行和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所具有的“激励不够，约束力不力”等问题在信托投资公司身上同样存在，各信托公司实际上成了各部门、地方政府的全功能金融机构。许多省市都设立有自己作为“融资窗口”的信托公司。由此导致了许多信托资金的违规运用、不顾风险的关联交易等现象，使信托公司为了股东的利益而牺牲委托人的利益，积聚了极大的风险，也使信托公司丧失了信誉。

2、缺乏核心盈利模式。事实上，信托公司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实业投资领域的灵活性使其在面临众多选择的时候常常是无从选择。信托没有像银行、保险、证券那样形成他们专属的核心盈利业务，最终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优势和产业规模。更令人堪忧的是，此时信托公司与管理部门的博弈可能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监管部门为了控制风险制定了相对严格的监管政策。严格监管下的盈利压力使信托公司出现短期行为和违规经营，引起潜在风险。然后监管部门又加大监管力度，如此反复，最终很可能信托业在这个怪圈中作为一个产业而逐步萎缩。

3、信托业的人才不足。立足于专家理财的信托公司却缺乏专业人才，这是目前信托业普遍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信托业是一个智力密集型产业，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另一方面，我认为仍然是各个信托公司对具体从事的领域不明确，未来的业务流程不清晰，于是就根本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人。

三、我国信托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

（一）从宏观的角度，为信托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1、放松政府管制。要建设完善的监管体系首先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而不能因主观判断过多地进行行政干预。同时，中国入世谈判时，对信托业开放的限制基本上没有涉及，信托业很可能成为未来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分业经营的模式显然使我国信托公司缺乏竞争力。因此，政府有必要逐步放松对分业经营的管制，使信托业“金融百货机构”优势真正得以发挥。

2、加强信托业风险的防范。1制定更为完善细致的《信托业法》。纵观信托业发达的英、美、日等国家，除了一般的信托法外，还有根据不同信托品种制定的信托特别法，因此我国也须加快信托立法，使之对各个业务范围有具体的说明，对违规和创新领域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并为信托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设计提供依据。2成立信托业协会。在协调行业内部矛盾，建立标准信托品种的行业标准，树立信托投资公司的对外形象等方面，行业协会的地位是包括政府监管机构在内的各机构都不可取代的。3建立信托业资信评估制度。由处于相对独立地位的资信评估机构对各信托投资公司的风险，收益等进行全面权衡后打分，并将得分情况向社会公布。通过市场的压力迫使信托公司改善经营管理。

3、营造适合信托发展的社会信用环境。既然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在信用水平极低的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我国信托业的坎坷经历就是这种代价的真实写照。信托要重整旗鼓，必须先回归信誉。当务之急就要在完善信用体制的监管手段、提高监控效率、完备《信托法》相关司法解释、制定和出台行业配套制度及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时，认真记取教训，从规范抓起，从自身做起。要矫正治理结构，健全风险内控体系，规范从业人员行为，优化业务流程，完备信息披露制度，合力打造信托公信力，增强公众的信托意识。

（二）从微观角度，信托公司须构建持续的盈利模式

1、实现融资向投资的转变。前几年，信托公司大多从事以贷款为主的融资业务。诚然，融资功能也是信托的功能之一，但他能否成为足以支撑信托业生存和发展的经营基础呢？目前信托公司年费收入只在融资额的1％左右，在将本金和收益支付给投资者后，信托公司所剩无几。何况信托与银行相比做不到像银行那样的规模，也没有银行那样的流动性，竞争上处于劣势。所以我认为信托应该把经营范围放在投资管理上，运用组合投资的理念即通过集合性投资与集合性融资的匹配和战略联盟来实现风险的分散。

2、选定特点领域，突出品牌优势。截至2004年底，信托全行业总资产2784亿元。在目前经过重新登记的59家信托公司中，总资产大多为几亿元人民币，多者也仅为一二十亿。如此的资金规模，选择综合的盈利模式是不太现实的。信托投资公司必须采取市场细分的策略，结合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寻求在特定领域的竞争优势，实现项目向产品的转化。项目无法实现稳定经营，只有具有品牌优势的标准化产品才能反复的用，反复的带来收益。从当前看，我认为可以开发以下信托品种：1个人资金信托。目前我国城乡居民金融资产大约15万亿元，其中银行存款占比高达75％，如此高的储蓄率，意味着市场上有着强大的资产管理需求待有效释放。同时争得这部分资金也将保证公司信托投资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2产业基金信托。投资于实业经济的产业基金信托业务，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都无法涉足。我国经济发展也为产业投资基金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前景，因此产业基金信托应该是我国信托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3公益信托。我国已经或即将建立规模巨大的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基金如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基金、扶贫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教育基金、助残基金等。这些社会公益性基金数量非常可观，且都有保值增值的需求，如果能得到政策上的扶持这些公益基金将成为信托业务一个极大可供开发的“金矿”。

第7篇：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

2011年9月21日，谷岳在点名时间发起“谷岳《一路向南》”经费筹措视频和简介：他需要在自己设定的2个月内，筹措10万元人民币作为穿越南北美的经费，支持者有9种金额支持等级可以选择，若2个月内目标达成，谷岳将按相应的回报形式向支持者表达感谢。如果目标金额筹措失败，捐助款将由网站全部退还给支持者。当天，共有2652人在点名时间观看了这段视频，捐助了10900元。同年11月4日，10万元人民币筹措完毕，距离规定时间还有半个月。

2011年7月，由四名年轻人发起的点名时间正式上线。共同创始人何峰对公司的定位是，引进国外大热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模式，为中国创意人建造实现梦想的舞台。这家国外网站在几乎没有宣传的情况下，已有超过100万人通过其出钱资助了至少一个项目。如今，它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众筹募集资金平台。

这种“众筹”网络商业模式很简单：项目发起人通过视频、图片、文字介绍，把自己希望实现的创意或梦想展示在网站上，并设定需要的目标金额及达成目标金额的期限。喜欢该项目的支持者可以承诺捐献一定数额的金钱，当项目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目标金额，发起人才能真正拿到钱，而支持者将获得一定回报。

但是，怎样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彼此支持别人的梦想呢？点名时间想了不少办法。首先，网站要了解项目发起人并登记备案，对项目文案进行审核，内容必须合法，且吸引人、具备可操作性，幻想去火星旅游的方案，肯定通不过；其次，项目发起人设置目标金额和时间期限，目标金额最低不得少于1000元人民币。最重要的是，规定项目发起人不能向支持者许诺任何资金上的收益，更不能提供股权或债券的回报形式，必须是实物或媒体内容，哪怕是限量版手工纪念品、请支持者吃一顿饭，见面聊天等。

在这个平台，支持者的行为并非投资，而是购买，从根本上打消大众对众筹模式最为担心的非法集资疑虑。

但千万不要以为点名时间是一个公益平台，支持者有回报，网站运营也需要回报。否则，众筹模式如何能够玩得转商业？

网站的盈利模式是，当项目发起时间结束、并筹集到目标金额，网站向项目发起人收取最终筹集金额的10%作为手续费。

从2011年7月到现在，网站已结束的85个项目中，发起成功的项目有41个，成功率在50%左右。对于这样的成功率，网站有自己的理解，“如果成功率是100%，则意味着网站前期审核关卡太严，很多有创意、有可能成功的项目就被筛掉了。而我们本来就是给有创意的人搭建舞台的。”如今，各种小众梦想纷纷成为这家网站的主角，比如，关爱自闭症儿童、个人小型音乐会、手工艺作品生产甚至是几个人的摩托旅行等。

现在，每天有近10个项目主动找到点名时间，遇到个别吸引人的项目文案，网站会免费帮忙做宣传视频、项目推广。在曾任奥美营销总监的共同创始人张佑看来，很多项目本身创意不错，却因文案表达不够清晰、准确，个人影响力小甚至视频介绍不给力而最终发起失败。

目前，点名时间注册用户在3万人左右，平均每个支持者已支出105元。网站的收支还处于尚未盈利阶段，但已拿到一笔风险投资。下一步，网站将加大对项目的寻找力度，并开发更多工具，让机器代替项目管理人完成前期文案筛选。

点名时间的未来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当它为普通人的平凡梦想搭建平台时，一种大众推动生产过程的新商业形式，已经诞生。

第8篇：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

>> 养老地产“未老先衰”？ “未老先衰”与“果园定律” 香港小姐：未老先衰 过度避孕,“未老先衰” 难道我未老先衰了吗 未老先衰的秘密 “”不会未老先衰 未老先衰“食”之过 未老先衰 卵巢的故事 未老先衰你有吗 棉花 请不要未老先衰 大西洋“未老先衰” 谁让我的心未老先衰 未老先衰有心因 中生代品牌:未老先衰? 过度避孕:“未老先衰”的秘密 未老先衰10大“杀手” “老来少”与“未老先衰” 从未老先衰到青春再现 当心未老先衰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养老地产“未老先衰”? 养老地产“未老先衰”?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谭保罗")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对真正的纯公益性养老地产项目可以划拨土地，而半公益项目必须采取出让方式。

在汉朝，孝顺老人曾是中国人进入国家机器，获取政治权力的评判标准，是为“举孝廉”；而如今，养老事业则成为了部分地产商和财团与地方政府博弈，并取得经济利益的手段，是为“养老地产”。

自从9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以来，养老地产再次成为业界的兴奋点。保险巨头和大型央企等财团以及传统地产商纷纷裹挟着万亿资金杀入其中。这一幕，又让人想起数年前因拉动内需而催生的旅游地产热。

对习惯于资金快速周转和囤地涨价模式的地产公司来说，做养老地产意味着“基因突变”；而对财大气粗的财团来说，明辨“养老”和“地产”的区分仍是最大挑战。但随着地方版“4万亿”大幕再次拉开，这些准备上的“不周”已不再重要，接鼓传花的游戏将马上进入下一轮。 透支之虞

“3年时间，他们便盖好了应该花30年才盖好的房子。”从日本考察归来后，朱凤至如是形容日本养老地产业的过剩。

60岁的朱凤至是国内最早的养老地产项目—北京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的院长。在这个职务上，她已度过9年时光，见证了中国养老地产业从有人首吃螃蟹到千军竞入的历程。她忧心忡忡地对《南风窗》说，担心中国的养老地产业步日本的后尘。

不难发现，中国业界对养老地产的“看多”，很大程度来源于数字推理的支撑。数字包括了老年人口和床位两方面。按照权威统计，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2.43亿，2025年突破3亿；金融中介的报告则称，发达国家每千人床位数为60张，而中国仅20张，为其1/3还弱。因此，养老地产必然商机无限。 一边是市场参与者的套利动机，一边是热衷投资的地方政府，这样的格局之下，养老地产很容易沦为刺激地方经济数据的手段。

但数字推理经不起实践检验，日本便尝到过痴迷于数字推理的产业教训。1970年代，西方和日本的宏观学者就预计，到21世纪初，日本老年人口将达到总人口比例的40%。产业经济学家看到了商机，老龄化相关的服务业大有机会。因此，在日本1980年代开始的地产泡沫中，养老地产成为了过剩最严重的品种之一。在日本考察时，朱凤至就发现一些项目由于当年入住率太低，私人无法经营，最后只能由政府接盘。直到20年后，一些闲置10几年的养老公寓才开始真正派上用场。

在中国，养老地产热的推动力来自于政治和产业的双重作用，其热度远胜于当年的日本。以最近一轮热潮为例，是发生于《意见》下发前后。2013年9月，这份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文件中，列明了针对养老服务业的优惠和扶持措施。对参与主体来说，最具吸引力之处在于土地供应、税费优惠和补贴等方面。此外， 《意见》只对政策进行原则性规定，而地方政府则享有充分的 “自由裁量权”，这意味着地方层面的政商利益博弈将有较大空间。

最早对养老地产感兴趣的是保险公司，2005年前后，部分保险公司便开始着手对和养老地产挂钩产品进行研发。2009年，新《保险法》明确允许保险资金在遵循安全性前提下可以投资不动产，开启了险资横向进军房地产的序幕。对保险公司而言，投资养老地产既可缓解险资“长短错配”压力，同时还能挂钩保险产品销售，可谓一箭双雕。

2010年前后，另一支大军也加入了养老地产行业。它们很多是刚从旅游地产热中铩羽而归的地产公司。截至目前，按照不完全统计，国内已有超过30家房企开始拿地上马养老地产，其中既有保利、万科这样的巨头，也有业内籍籍无名之辈。

第三支大军是大企业集团，比如央企，因其财力雄厚而背景极深，可与保险巨头统一归为财团。以中石化为例，其下属公司已与四川当地政府签订协议，计划建设一处投资80亿元的养老项目，成为央企进军养老地产的代表。

可以说，除了银行之外，中国最“不差钱”的市场主体都进入了养老地产，而砸入资金总量恐怕已经超过千亿。不论在北上广深还是中西部的二三线城市，养老项目早已遍地开花。但旺盛的供给，将面临已被透支的市场。

从国际经验来看，养老地产发达的国家，其老年公寓的高入住率很大程度受益于普通退休劳动者对居住环境改善的需求。但这种需求在中国并不明显。按照公开数据，我国城市自有住房率可能接近90%，高于60%左右的全球水平。而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近期的数据，2013年第二季度，美国人住房自有率是65%。而中国自有住房率之高，也很容易通过家庭的地产投资热来解释。这些年，无论一线还是二三线城市，拥有大量房产的“房姐”、“房叔”不在少数。即便是普通家庭，“老人一套，子女一套”可能也已是标配。

因此，即便抛开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等因素，家庭持有的大量投资性物业已透支了养老地产的需求。按照《南风窗》从业内获得消息，一些建成的养老项目中，入住率只有20%。相比而言，国内老年人群养老消费购买力远不及日本，而政府补贴也很难高过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项目蜂拥而上便是不顾后果。 政策套利

真正的养老地产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在市场成熟国家，一些营运商的利润率也不过1%至3%。而由于医疗和护理条件的硬性制约，这个低利润率的行业也很难发挥规模效应。因此，即便在美国和日本，养老服务业的明星企业少之又少，多数都属于依靠政府补贴实现盈亏平衡或者略有盈利的那一类。而在金融海啸后，因政府削减了补贴，不少养老地产公司还一度出现亏损。

除利润率不高之外，盈利周期长也是个大问题。一般而言，一个养老地产项目从开建到盈利，其时间在7年左右。而盈利后，持续的营运费用也是不小的开支。在这个意义上讲，和住宅地产轻松超过10%的利润率以及其 “快建快销，一卖了事”的简洁营运相比，养老地产是一门毫无吸引力的生意。

那么，赚惯了“快钱”和“大钱”的中国企业为何趋之若鹜？驱动力来自于它们敏感的政经嗅觉。2008年以来，拉动内需成为了地方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一度引发了商业地产热和旅游地产热。这一次轮到了养老地产。一位近期和地方养老项目多有往来的人士对《南风窗》透露，目前明确宣布将大力发展养老地产的省市超过20个。东部沿海某经济大省还将拿出20亿用于对老年项目的直接补贴。在一些地区，只要被立项为“老年公寓”，除企业所得税外，其他税种都有减免空间。

但享受了优惠的项目完全可能“挂羊头卖狗肉”。一般而言，养老地产项目都分出售和出租两个版块，前者和住宅类似，是出售70年产权的养老公寓；而后者采取“出租”模式，不出售产权，通过收取会员费和年服务费盈利。在一些地方的规划中，明确要求发展商必须在出售项目外，持有一定比例的物业并运营。而实际情况是，部分开发商只开发前一种，即100%出售，这和住宅地产并无二致。 要防止“假养老，真地产”的可能性。

更大的超额收益可能来自于土地供应环节。国土资源部高咨中心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严金明对《南风窗》分析，我国目前对用地仍属于“双轨制”，即划拨和出让两种方式并行。对一些公益性项目，政府可通过无偿划拨方式交付企业或机构使用，而商业性项目则采取出让方式，其中又包括协议出让和“招拍挂”。“双轨制”会给土地供应的不法操作留下空间。以工业用地改商用为例，按规定，开发商须补交差额地价或退回土地重新出让。但实际操作中，一些人并不履行以上手续。同样，养老地产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实际上，国务院9月下发的《意见》中已明确规定：严禁养老设施建设用地改变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搞房地产开发。该规定在地方和基层究竟有多大“法律效力”尚未可知，但却从反面印证了这种担忧的存在。业内人士透露，一些以养老名义立项的项目采取了无偿划拨的方式，但却最终成为了商业项目。而在协议出让中，出让价格低于市价50%也不足为怪。 游戏升级

就回报率而言，养老地产并不能算一门好生意。但对地方政府来说，通过养老地产招商引资中的少量利益让渡，却可以撬动成倍的社会投资。以中石化将投资的四川郫县项目为例，按照当地媒体的报道，其该项目总投资高达80亿。而公开资料则显示，该县2012年财政收支预算中，全县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不过27亿多。

2013年以来，尽管中央不再提 “4万亿”之类的巨额刺激计划，但地方的热情却不减。10月份，四川和福建两省都被媒体披露出存在所谓地方版“4万亿”计划。以四川省为例，按照其的2013～2014年重大投资项目名录，2336个重大投资项目总投资高达4.26万亿元。实际上，出台巨额投资计划的省市并非只有四川和福建。各地情况各异，但共同特征都是会面临资金缺口，所以吸引外部民间资金成为了地方官员的共识。

因此，一边是市场参与者基于国家养老事业政策风向的套利动机，一边是无法摆脱投资驱动老路的地方政府，这样的格局之下，养老地产很容易沦为刺激地方经济数据的手段。业内某营销总监便透露，在长三角一些人口才几十万的县，其县城周边竟有好几个养老项目。而这些县城连一个5层楼的商业综合体都无法承担，其人口已大量流入上海、杭州这样的大城市，但地方的态度却是“先修再说”。

“不会再扩大规模了。”尽管目前经营尚可，但太阳城的朱凤至表示，今后太阳城将以经验输出为主，实体扩张将放缓。由于医疗等配套的限制，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之下，很难将规模进一步扩大。朱凤至认为，这个低利润的行业无法靠规模取胜。她以太阳城举例说，在建设方面，政府对每个床位的补贴额为1.6万。而在营运上，健康老人的补贴为200元/月，而需护理老人为300元/月。补贴虽不算高，但对企业维持日常经营非常重要。

事实上，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国内已有社区的经验来看，政府在养老社区的建设和运营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既要通过政策引导社会资金进入，而营运中的持续支持和适当监管也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倘若地方政府只希望和各路资金进行“一锤子式”的利益交换，在引资之后便坐等社会资金承担社会责任，那么这样的养老地产恐怕会沦为资产泡沫的升级版。

对此，以上营销总监的分析一针见血。他说，不论是地产商还是其他社会资本，它们早已习惯10%以上的高利润，而养老地产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可靠的盈利模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谁会真心来做？

举例而言，一些保险巨头对养老地产的“热衷”已说明了问题。保险公司进入盈利模式尚不明确的养老地产，除了“假养老，真地产”可能性之外，通过养老地产噱头提高产品销售业绩也是经常之举。2013年年初，针对保险公司“买保险入住养老社区”的宣传，一些地方保监局专门了消费提示。据称，有保险公司规定，要保证入住养老社区，除要购买与养老社区挂钩的特定分红险之外，还必须在单张保单下单一险种的应交保险费达200万元或以上。对此，业内批评说，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两张保单便是400万，因此真正能入住养老社区的最后必然是富人，而养老社区享受众多政策优惠，这等于是“穷人补贴富人”。

第9篇：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

2013年1月，冬季农闲时间。安徽省仇岗村农民张功利正在蚌埠市所在的淮河河段，利用COD试纸检测河水中COD情况。COD是衡量水肿有机物质含量多少的指标，COD数值越大，说明水体受有机物的污染越严重。随后，“绿满江淮”的专业人员会汇总张功利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检测数据，撰写报告后向有关部分汇报结果。而在几年前，张功利还在纪录短片《仇岗卫士》中一脸愁容地说：“我感到害怕，我真的不想成为英雄。但下一代人会受苦。我们冒着危险为的是下一代的幸福。”

《仇岗卫士》是一部环保题材纪录短片，该片讲述了安徽省仇岗村村民与当地一家化工厂抗争的历程。因为获得了2011年第83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提名，《仇岗卫士》实际上也成了“绿满江淮”最好的宣传片。在2007年导演杨紫烨进村拍摄前，“绿满江淮”的主要成员就参与了仇岗村的环境调查及维权行动。张功利也在维权过程中逐渐成了“绿满江淮”的发言人之一。《仇岗卫士》的获奖是“绿满江淮”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之一：国际护河者联盟授予其“中国的淮河中游护河者”的称号，国内外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等都对“绿满江淮”进行过报道。“绿满江淮”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

校园里的公益梦

追溯“绿满江淮”的发展，绕不开1983年出生的周翔，他是这个组织的总干事兼发起人。周翔出生于皖北一个传统煤矿区。据他介绍，小时候，他家附近的小河都是黑黑的。读小学时，他还很诧异，为什么书本上都说清澈的小河？他想将水变清澈，既能喝又可以在里面游泳。2001年，周翔考进了皖西学院，读的是化学教育专业。皖西学院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六安市。学校临近大别山，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环境优雅。后来他发现，美丽的大别山地区也难逃污染的侵害。有一次做化学实验，实验结束前，同学们随手就把废酸、废碱倒入水池，流入下水道……

就在那个瞬间，周翔打算成立一个环保组织。他是个行动派，新生身份并没有让他畏缩。才开学一个月，他就以本专业两个班为根据地，筹备创建皖西学院环境保护者协会。大一上学期结束前，他就已经成功创建了环保协会并任会长。

协会的主要工作包括了对淠河流域进行水质检测，其中涉及到的化学分析正是周翔擅长的。这一专业能力为“绿满江淮”在日后的环保路上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我们能从一个企业的类型和产品，大概推断其主要污染排放物是什么，从而推断其是否是‘绿满江淮’应该关注的污染区域。”

2003年7月，周翔觉得应该和更多环保组织交流，尤其是和本省高校的环保社团建立长期联系。据他观察，当时安徽的学生社团活动形式比较呆板，他想通过“绿色营”这一新鲜的概念吸引省内其他高校社团的负责人。于是，他通过一个叫做Green SOS的网站获得了安徽省所有高校以及北大、厦大等部分名校的环保社团的联系方式，发出了第一届安徽省大学生绿色营的邀请。这是一次考察大别山环境的户外活动营，更是一个全国高校环保社团骨干的交流平台。

这次活动的规模和的考察报告引起了GGF（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的关注。GGF是总部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基金会，建立的目的是孵化、扶持发展中国家的环保组织，给予一些小额资金支持和行政帮助。这一机构对“绿满江淮”头三年的生存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截至第一届安徽省大学生绿色营结束，安徽还没有一家环保NGO。在这样的背景下，GGF在华负责人温波先生主动联系周翔，提出由周翔组织创建安徽高校环保联盟，GGF为他们提供200美元启动资金。

经过暑假两个月的奔波、联系，周翔联合了安徽17所高校的环境社团负责人，于2003年9月24日创建“绿满江淮”。

获得美元外援

早期的“绿满江淮”实际上只是一个志愿者团体，没有专职人员，每次换届皆由新任的高校社团负责人接任主要工作，未能对组织的运作和发展方向做出清晰规划。像绝大多NGO那样，他们也缺乏运作资金。“绿满江淮”创建一年后，在GGF的再次赞助下才有了一处简陋的办公场地。虽然GGF只提供小额资助，但也占“绿满江淮”早期年度预算的80%～90%。

周翔他们一度尝试自我造血。“2005年，我们试图通过‘社会企业’的形式赚钱。我们销售过环保铅笔，也做过室内环境收费检测，但那时国内‘社会企业’的模式还不成熟，而且我们没有运营经验，七个月后，不得不宣告失败。”

那一年，周翔大四。临近毕业，他想得最多的不是要不要继续把环保事业做下去，而是如何做好它。周翔告诉本刊记者：“那时，我觉得中国的草根环保组织还处于初步阶段，对于‘绿满江淮’和我本人而言，学习是当务之急。所以当WCS（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提出Offer，我接受了。在那里，我主要参与中国扬子鳄野外种群恢复的工作，同时兼任‘绿满江淮’执行干事。”

WCS是一个专业的国际公益机构，有系统的工作框架。自1980年以来，该机构在中国策划、推动了包括东北虎保护、华南地区野生动物贸易等多个项目。在WCS工作的几年里，周翔每天都在学习如何让一个机构健康运作。他发现项目运作是很重要的一个版块，因此特别关注如何写一份与项目运作有关的计划书，如何控制时间进度、做绩效评估等。这项能力对“绿满江淮”的转型和后期发展十分重要。上文提及，国际资助占“绿满江淮”早期资金来源中很大一部分，而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0年规定，境内企业接受或从国外非营利组织获得捐赠，除须提交申请书外，还应提交经过公证并列明资金用途的捐赠协议，繁琐而拖沓的公证手续让企业性质的公益组织获得境外捐助变得困难重重。“绿满江淮”虽然是公益机构，但因为找不到主管单位，所以一直以私营企业的形式运作。

要发展，必须自主造血。与其他机构合作策划项目拉赞助就是后来探索成功的一条造血路。至今，“绿满江淮”开展了超过20个项目，涉及到水环境保护、环境教育倡导、能力建设项目、芜湖生态中心项目、青年环境项目等五大领域。

“我们做公益不能只凭一腔热情，而是要用专业能力去解决实际问题。”被问及在WCS工作数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时，周翔如是说。他口中的专业能力和WCS的工作框架一致。首先，要有核心价值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运作系统，其次，有专业技术和知识背景支持。针对后者，“绿满江淮”特别吸收了环境科学专业的硕士生，在进行环境检测时，他们可以利用专业的仪器驾轻就熟地进行样本搜集、检测和分析。再如，“绿满江淮”是唯一一个有专职律师，并且与全国多所律师事务所有合作关系的环保NGO。安徽的16个地市都有“绿满江淮”的志愿律师。他们接受办理环境案件，对环境污染进行举报，最终推动问题的解决。

2009年，周翔辞掉WCS的工作，回到“绿满江淮”担任专职总干事至今。他把WCS的工作框架有机地复制到“绿满江淮”中去，推动组织聚焦在水污染、环境法律、公众参与领域。规模、人员等方面虽然远远不及WCS，但目前“绿满江淮”也有七名专职人员，他们有着包括化学、法律、医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等专业的教育背景。周翔介绍，接下来他们还要重点吸收化学和环境科学专业背景的人才，让“绿满江淮”朝着专业化公益机构的方向发展。

对话周翔：社会企业一定要有清晰的盈利模式

赢未来 “绿满江淮”自身的运作经费是如何解决的？

周翔 约40%来自项目的捐赠，剩下的来自国内基金会的捐助。

赢未来 “绿满江淮”在进行公益活动中，有没有受到过利益关涉方的公关？

周翔 有。曾经有企业公关说：“你们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们给你们一些报酬。”但我们拒绝了。我们的使命是维护环境，我们会始终坚守自己的底线。

赢未来 在十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的内容很多，并提出了“美丽中国”概念。根据你环保公益的经历，谈谈为什么在纲领性文件中强调生态文明？

周翔 政府过去重视GDP，现在更重视民生，例如以前国家对造纸企业没什么限制，后来意识到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关停了部分污染超标的企业并给予处罚，这就是政府推动力量的一个变化。

赢未来 目前实体经济不景气，如果强化生态文明，客观上会加重很多企业的负担，同时也会降低部分地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所以，很可能这只是一种愿景和口号，你如何看？

周翔 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但是要相信政府既然呼吁了，就不会是盲目的。不同地区的差别还是挺大的。拿产业转移来说，现在江浙区域对污染企业的管制还是挺严的，但被淘汰了的企业会往内陆转移，我们也担心它们会到安徽、江西或者西部等地区。

赢未来 在中国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环保活动经常会演变为社会运动，诉求从环保升级为其他方面，例如社会改革、民主等。近年来典型的例子有，什邡等地的反石化项目上马、宁波反PX等。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周翔民众受到社会问题的影响，更多的是关系到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例如房屋拆迁等。但环境问题不同，它与整个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我认为什邡和宁波的事件缺乏环保组织的正确引导，导致了活动性质的演变。政府应该更相信和鼓励环保组织的发展，把它们作为了解民众环境诉求的渠道，才能更好地处理环境问题和社会矛盾。

赢未来 在环保中，专业判断和民众情绪经常会混杂在一起，作为专业环保公益机构，如何平衡大众情绪与专业理智？

周翔 如宁波PX事件，当时企业还没有上马，大众不知道它对环境的危害有多大，恐慌的情绪引发社会活动。因此，在企业上马前，环保组织就应该客观中立，如实报道和评价它的环境影响，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去发声，用专业、理智的态度引导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