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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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范文

关键词:粮食生产;气候影响;河北省

中图分类号:P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8-0169-1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障粮食安全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农业大省,河北省的粮食生产对全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

1 气候变化对河北省农业生产的影响

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多使粮食产量波动加大,农业生产面临巨大的自然风险。气候变化导致河北省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潜力下降、不稳定性增加。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河北省农业气象灾害、农业病虫害等都呈加剧趋势,造成粮食生产能力降低、减产幅度增加。同时,气候变化增加了土壤水分、有机质和氮的流失,加速了土壤退化和侵蚀,削弱了农业生态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冬小麦气候适宜度下降,速率为每10年下降0.012;冬小麦气候产量波动性逐年增大,近年波动最明显;气候产量呈下降趋势,平均每十年亩产减产3.5kg。因此,对于河北省粮食安全问题,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社会长期安全稳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2 气象灾害对河北省粮食生产的影响

河北省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00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以上。主要灾害有干旱、洪涝、风雹、低温冻害等,其中旱灾影响最为明显。

干旱造成河北省农作物受灾、成灾面积逐渐扩大。近50年来,河北省干旱影响范围呈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夏季干旱影响范围扩大趋势明显,速度为每十年增加3.2%,作物受灾(成灾)面积呈逐年上升趋势。

河北省暴雨年际变化大,严重洪涝对粮食生产危害严重。河北省属于季风气候,年降水量大多集中在盛夏的几次强降水过程,由于降水时间集中、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易造成局地农田排水不畅,使土壤水分长期处于过饱和状态,从而导致农作物受害。

风雹是河北省夏半年主要气象灾害之一,灾害影响仅次于旱涝。全省每年因遭受风雹袭击而造成农作物减产和绝收面积平均在9万公顷以上。据统计,1990～2006年,全省因风雹灾害受灾面积每年达60万公顷,部分年份超过100万公顷,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

在气候变暖背景下,自80年代开始河北省冬小麦冻害发生频率呈下降趋势,冻害发生时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80年代以前冻害主要发生在越冬中期,进入90年代后冻害易发生在越冬初期或越冬末期,返青至拔节期出现冻害的次数逐渐增加,对冬小麦生长影响很大,1980年、2006年河北省冬小麦就因冻害而严重减产。

3 气候变暖导致水资源短缺加剧,影响到农业生产水平

目前,河北省水浇地仅占耕地的2/3,其余1/3的耕地并无水源保障。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水分供应,而河北省自然降水量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地区自然降水都不能满足作物生长需求,需要开采地下水来补给。同时,可利用水资源量也处于减少的态势,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均逐年减少。研究表明,降水减少、气温升高是造成水资源减少的根本原因。在气温升高、降水和水资源减少的情况下,水资源的短缺将严重影响河北省农业生产水平。

4 气候变暖导致河北省农业生物灾害危害加重,损失增加

气候变暖将使河北省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扩大,危害加重。1986年以来,河北省大部分年份出现暖冬天气,造成主要农作物病虫越冬基数增加,病虫发生或迁入期提前,危害期延长。

在气候条件适宜的年份,小麦条锈病将有“南下”发展的趋势,高温高湿型纹枯病病情将向北扩展,有可能发展成为发病最广、危害最大的农业病害。农业气象灾害的频发,加重了部分病虫害的发生、蔓延。

5 河北省农业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建议

5.1 把适应气候变化作为河北省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先战略,把促进农业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作为河北省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任务

高度重视和着力防御减轻极端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加强农业气象灾害应对防范体系建设,加大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投入力度,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工程标准。科学调整农业种植布局,合理配置粮食生产最优资源。

5.2 要特别注意应对极端气象灾害对河北省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威胁,并适时加大粮食储备,以备万一

立足于防大灾、防巨灾、防持续性灾害,克服丰年麻痹放松、歉年紧张过度的思想,在提高河北省粮食储备的同时,根据不同时期天气气候形势和粮食生产形势,科学调整粮食收购政策和储备决策,以备不时之需。

5.3 重视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测和防御,最大限度地减轻农业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

第2篇：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范文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1987年毕业于郑州粮院，曾经背过麻包、杀过害虫、下过工厂、看过图纸、谈过合同，先后从事过粮食仓储、调运、粮食工业、市场监督检查等工作。2009年调入区粮食局综合业务处，主要负责粮食应急具体工作。

党的十七大以来，全党掀起了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按照局党组的统一安排，现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五个方面谈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体会。

一、粮食应急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粮食安全是国计民生的基础，建立粮食应急供应保障体系，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确保粮油市场供应，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提高我区粮油应急处置能力，从2009年起，局党组以建立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强化我区粮食应急供应手段为突破口，从六个方面稳步推进我区粮食应急工作。一是根据《宁夏粮食应急预案》规定要求，建立了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调度机制。二是建立、健全了应急价格监测机制，设立28个自治区级、5个国家级粮食市场监测点，每周粮食价格动态。三是面向社会建立了包括36个自治区应急成品粮油承储单位的储备体系，形成了人员精干的联动响应机制。四是强化了应急物资保障能力。全区应急成品粮储备达到8500吨，应急食用植物油储备4350吨，能保证5个地级市城区人口10天的口粮和全区总人口一个月的口油供应。五是确立了应急粮油加工体系和供应网络。遍布全区的25个粮油应急定点加工单位和57个应急定点供应单位，有效保证了应急状态下粮油和粮油制品的粮食加工和供应。六是整合应急加工单位及社会应急运输资源，保障了粮食应急运输，确保应急粮食供应。九月份举行了粮食应急预案演习，充分验证了我区粮食应急体系的响应能力，为构建和谐宁夏提供了物质保障和必要应急措施。

二、增强服务意识，做好粮食应急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粮食应急保障工作无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行政机关和行政领导的职能也由决策领导向服务转化，由行政命令向行政指导转化。作为粮食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业务处室，必须围绕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为党委、政府服务。二是为民众服务。三是为局领导决策服务。应急工作中，通过市场监测体系的建设，为领导提供准确价格信息，为政府提出了粮食宏观调控的参考依据。利用粮食信息网粮食价格信息，有效引导粮食购销发展方向和人民群众的消费趋向，为农民增收、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三、面向社会管理，强化宏观调控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在粮食应急工作中，局党组确定了面向社会选择定点粮食加工、供应单位的工作思路。在社会粮食经营企业承储省级应急粮食储备这种方式，在外省区（尤其是粮食主销区）较普遍地被采用，在我区这样做既是现实条件的需要，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一种大胆创新和探索。建立应急成品粮储备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在正常经营的同时，绝大多数粮食经营企业能够做好自治区应急成品粮油的保管工作，做到数量真实、质量保证。承担自治区应急成品粮油储备任务，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合法经营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逐步规范了企业的经营行为，完善了应急责任制度，给全区粮食经营企业起到了示范和表率作用。应急成品粮的建立，增强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社会粮食经营企业的指导和管理功能，提高了粮食承储企业的竞争能力，促进了企业经营，为粮食独立执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四、充分发挥粮油加工企业在应急供应中的作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

粮食经营是连接粮食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粮食生产者通过粮食流通，实现了粮食产品的商品化，粮食产业化经营就是要实现粮食生产和消费的顺利对接。在粮食流通过程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粮食制品的消费要求越来越精细，粮油加工恰好就是从农产品向工业产品转化的载体。显而易见，粮油加工环节理所应当地是产业化的关键控制点。区内塞北雪面粉、兴唐米业集团等粮食加工龙头企业在经营中，实行优质优价的收购策略，保持了多年来我区粮食价格高于周边省区的现状，引导了农民种植优质小麦、优质稻谷，开拓了区内外市场，实现了粮食种植和粮食加工的双赢，有力地说明了粮食加工企业在粮食产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五、对今后工作的几点认识

经过2009’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Ⅱ级）粮食应急预案演习的检验，我区粮食应急工作中还存在粮食应急预警预报系统尚需完善、应急培训工作亟待加强，各应急定点单位的软、硬建设比较薄弱等问题，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粮食应急工作。

第一，树立大局意识，加快设施和制度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联系，争取政策和技术支持，继续增加粮食应急体系的科技含量，建立和完善与国家粮食局、自治区政府以及各应急单元相连接的电子传输系统，提高粮食应急保障机制的快速反应水平。依托宁夏粮食信息管理平台，开发、完善应急分析、预警软件，制定《宁夏粮食应急预案实施细则》，建立粮食应急预警预报制度，提高全社会对粮食应急的认知。

第二，注重服务，增强应急定点企业的综合实力，提高应急状态下的快速响应能力。一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加大对应急定点单位的扶持力度，增加硬件投入。二是积极开展对应急定点企业人员的法制、粮食储藏、加工、电子信息等业务、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素质。三是向应急定点单位提供粮食市场信息服务，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四是组织优势企业与外省区兄弟单位进行产销衔接，促进粮食购销。通过以上措施，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扶持企业发展，进而促进我区粮食应急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我区应急成品粮油调得动、用得上。真正将关注民生、促进和谐发展的理念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

第三，面向社会，进一步整合企业有效资源。一是扩大粮食应急定点单位范围，加大粮食应急响应覆盖面。二是充分利用应急定点加工、储备、供应运输、仓储、供应等资源，实现应急手段的多功能化。

粮食应急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于时间关系，我的演讲没有过多的理论论述，但从应急工作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局党组带领广大干部职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活动。

第3篇：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范文

【关键词】生态环境；输水效率；可持续发展

石津灌区作为全国大型灌区之一，曾经是一个单一为农业生产供水的老灌区，自实施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项目以来，石津灌区不仅改变了工程状况，更使灌区收到了多方面的综合效益，实现了灌区的可持续发展。

1. 石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的方针与目标

1.1 石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遵循了以下方针：

（1）以节水为中心，发展节水农业。依靠采取工程、管理等综合措施提高灌区内水的有效利用率。

（2）与灌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灌区改造综合考虑了灌区内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上下游的关系，统筹确定了灌区的合理用水量、规模和节水改造方案。

（3）与农业结构调整相适应。节水灌溉方式和模式是跟农业的结构分不开的，灌区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为发展“两高一优”农业服务，为提高灌区的农业生产效益服务。

（4）灌区应发展成为现代化农业园区。灌区内水、田、林、路进行综合规划、综合治理，努力改善生态环境，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1.2 石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的目标：

推动石津灌区的可持续发展。

2. 石津灌区自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效

2.1 提高了灌渠输配水能力和用水效率。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的实施使渠道输水能力大幅度提高，灌溉季节渠道基本没有跑、冒、滴、漏现象，为农田适时灌溉提供了保障，不仅让老百姓受益，也因此使灌区扩大了用水市场，扩大了灌溉面积，为灌区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实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后，渠道防渗率得到提高，使得渠系水利用系数也得到提高，目前已达到054～0.55，这在全国也是属于前列的，这些节约出来的水又能灌溉农田，为灌区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

2.2 粮食增产增收成效显著。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条件。石津灌区最主要的职能是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随着现代高效农业的发展，对农业灌溉的要求更加迫切，对优化、科学调度的要求更加严格。事实证明，灌区续建配套项目的实施正满足了这些要求。石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提高了渠道输配水能力，稳定和扩大了灌溉面积，基本做到了适时适量计划供水，满足了农作物对灌溉的依赖和供水要求，提高了农业抗灾能力，为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提供了保障，使粮食产量得到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起到了促进作用。

2.3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石津灌区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兼种其它经济作物，自灌区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以来，管区内不仅粮食产量增加了，而且林、牧、副、渔的比重也增加了，改善了农村经济结构，各类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也有所增加，农业产品出现多样化，农业结构多元化，使灌区粮食生产能力得到提高，这不仅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2.4 改善了生态环境。

石津灌区总干渠沿线有一个省会城市，四个县级城市，并与多条铁路、高速公路、国道平行或交叉。因此石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与灌区内山、水、田、林、路进行了综合规划，与城镇的绿化工程紧密结合，融为一体，使灌区成为了一个现代化农业园区。

2.5 减少了灌区管理费用。

过去在灌溉时，输水安全没有保障，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巡渠看护，一旦出现问题就得立即采取措施排除险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同时由于输水能力低，用水不及时，在上下游用水秩序上抢水、争水现象时有发生。对灌区工程进行改造后，运行管理费用减少，而且便于管理，相应地缩短了灌溉周期，改善了用水秩序，减少了上下游的用水矛盾，提高了灌区计划用水和科学用水的管理水平。

2.6 促进了灌区的良性运行。

对灌区进行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通过一定的资金投入，完善灌区管理、量测、通讯及监测等设施，为提高灌区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对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促进了灌区管理体制、运营机制、水价和水费制度的改革，实现了水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对灌区的良性运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7 带动了灌区各方面的改革。

石津灌区所采取的用水户参与管理的做法在全国灌区中都具有代表性，它极大地促进了灌区节水改造成效的发挥。灌区管理局在用水户协会开展了以“输水到斗、计量到斗、收费到斗、服务到斗”的“四到斗”和以“水量指标公开、水费价格公开、实用水量公开、水费账目公开”的“四公开”活动，通过自我加压、实施严细管理、透明管理，提高了用水户民主参与程度，引导了用水户由被动节水走向主动节水，增强了群众的节水意识。

2.8 为灌区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遇。

石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提高了石津总干渠的输水能力，不仅保证了农业灌溉工作的顺利完成，而且为石津灌区创造了发展机遇。

（1）北京供水与南水北调输水。自2008年开始，石津总干渠开始为北京供水，在北京输水工作中争创输水品牌，为日后继续向北京输水打好基础。现在石津总干渠做为南水北调向沧州、衡水输水的主要干渠，已经开始开工建设。

（2）生态供水。

石津灌区已连续几年向太平河、衡水湖供水，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3）水力发电

石津总干渠上有多座水电站，南水北调输水时，过流量将增大，可以完成更多的发电任务，为灌区增加更多的效益。

3. 结束语

第4篇：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范文

摘要:讨论了我国现有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相互影响,分析了在不影响现有农业政策目标的情况下,农业政策和农村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形式:农业环境政策一体化。政策决策者必须在农业污染控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改进制度安排,强化与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有关的规定,提供咨询和推广服务,修改与产品标准有关的规定,实施环境成本分担以及加强监测和研究活动,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在农民收入不受影响或者部分少量减少、增加农民整体收入的同时,减少污染并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关键词:农业政策;环境政策;政策一体化

农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非竞争性的行业,具有市场失灵的特点,并提高了环境质量。由于农业的重要性和其弱质性,几乎所有的国家制定了影响农业市场的农业政策。我国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出台了很多政策,有些政策在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加重了环境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随着国家对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控制的加强,农业已经成为中国水域中含氮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水污染已经超越洪涝灾害成为中国政府最大和最难解决的问题[1]。

本文讨论了我国农业环境问题的来源、现有农业政策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政策对农业的影响;分析了在不影响现有农业政策目标的情况下,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形式:农业环境政策一体化。

一、中国农业环境问题的来源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点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农业环境污染主要是农业面源污染逐渐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环境问题[2]。农业污染指人们从事农业活动时产生的非点源污染,主要包括化肥、农药、畜禽粪便等造成的水环境污染。农业污染具有广域性、随机性和监测困难等特点,其污染分量小,但总量极大。在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欧洲的农业污染是造成水体污染的首要来源,农业磷污染占地表水污染总负荷的24%~71%[3],美国60%~80%的水体污染来自农业污染[4]。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自于农用化学品、农业废弃物、农村的养殖业等。

化肥:许多研究都认为化肥的过量使用是造成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在“绿色革命”以后,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依赖农用化学品(化肥、农药等)的投入。我国粮食产量的不断增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化肥投入的增加,但实际上,化肥的利用率并不高,很多都流失到水体、土壤中,有研究表明,氮肥的利用率仅为30%~50%,磷肥为10%~20%,钾肥为35%~50%[5]。

农药:我国是农药的生产和消费大国,但是农药的利用率一直很低,一般来讲,只有10%~20%,大约有80%的农药直接进入环境,造成对土壤、水体、人体健康等的污染,尤其是高毒农药的使用,危害更大[6]。

农业废弃物:包括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生活废水、农田中秸秆残茬以及田间农膜残片等。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任意排放、丢弃导致农业污染;大部分农业秸秆被焚烧,污染大气;农用塑料薄膜带来的白色污染,导致土壤的退化、水肥的迁移等。

养殖业:随着农村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畜禽粪便直接进入附近水体和土地,严重影响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水质,并危害人体健康。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也带来水土流失、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

二、现有的农业政策对环境的影响

针对以上农业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出台了很多与农业环境有关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但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农业环境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农业政策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同时,加重了环境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这些政策主要集中在:(1)稳定、提高粮食产量以保证粮食安全相关政策;(2)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政策;(3)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政策。

(一)稳定、提高粮食产量以保证粮食安全相关政策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增加粮食产量的相关政策。比如国家对化肥、农药、水资源、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政策、农资增支综合直补制度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的粮食供给,但是这种单纯注重粮食增产的政策也对环境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1.农药、化肥的污染农业化学品的补贴加剧了环境质量问题,造成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导致鱼类中毒或者因为水质恶化导致的其他水生动物的减少,而且农药用多了以后,害虫会对农药产生抗体。

政府一直在化肥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上有优惠政策,促使农户大量使用化肥以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农业产出。农资增支综合补贴政策干挠了市场机制,激励农户去多使用或一如既往地使用化肥、农药污染品。现行的关于化肥的政策环境并没有把化肥施用的外部成本完全内部化,对农户和农业行政部门的环保行为的激励也不够[7]。化肥农药补贴、供水价格补贴等政策的运用从短期看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从长期来看由于扭曲了要素价格导致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带来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粮食安全的误区导致已有耕种土地集约化程度提高、不适宜土地大量被开垦,对湿地、沼泽地带的开垦破坏了动物栖息地,使得农村的野生动植物日益减少[8]。自1982年,国家确定以来,国内的化肥施用量呈稳步增长,2007年,国内的化肥施用量为5108万吨,较1982年的1513万吨增长了2·38倍,25年以来化肥施肥量复合增长率达到了4·99%。中国化肥施用强度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而设置的225kg/hm2的安全标准。化肥中大量过剩的氮素流入河流湖泊造成了水体的富养化。在一些地方,由于过量施用化肥造成土壤肥力持续下降,农民为维持农田生产能力,更加依赖于增施化肥,使农业生产呈现出“过量使用化肥—污染环境—土壤结构恶化—地力下降—追加化肥施用量”的恶性循环,既造成环境污染,也使农业成本逐年上升[9]。

2·塑料薄膜的污染国家对设施农业的鼓励以及对农膜的补贴,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对农膜的使用。2005年地膜使用量为95万吨,地膜覆盖面积为1351万公顷,分别较2004年增加了3%和3·14%[10]。目前我国平均每公顷农田残留地膜75千克左右,地膜残留平均每公顷高达64500块左右,全国平均残留率为20%~30%。农用地膜属高分子有机化学聚合物,在土壤中不易降解,大量废膜滞留田间使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下降,造成农作物减产。而且降解之后产生有害物质,逐年积累,最终破坏土壤,导致作物减产[11]。此外,农村大量的秸秆焚烧也造成了浓重的大气污染。

3.水资源浪费严重现有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导致水价偏低,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在美国,对干旱的西部地区的灌溉水补贴,是环境质量问题的主要根源。它导致了河水盐碱化,重金属流入地表水,损害了野生动物。河流减少也损害了野生动物,因为土地都变成耕地,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受到损害[12]。

(二)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政策农村劳动力兼业和非农转移虽然可以稳定和增加农户经济收入、发展农村社会经济,但是,农户的兼业和劳动力非农转移行为必然会引起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的转移,使本来就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加分散,而且外出劳动力绝大部分为青壮劳力,导致从事农业生产和农田管理的劳动力减少。非农就业会对化肥施用水平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13]。劳动力外出转移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导致了农民对除草剂的依赖,特别是在高收益的水果和蔬菜作物的生产中,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情况十分突出。

从单季稻生产用工量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40个工降至现在的10个工。在施肥用工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亩水稻施肥用工占总用工的20%左右,现在降至9%左右,降低了十多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减少的用工主要源于不再实行深施肥,而是洒施于土表或水表。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工矿企业的迅速发展为促进我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统计我国农村乡镇企业数量已达到2200万家。

乡镇工矿企业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废水、废气、废物的排放剧增。目前,乡镇工业企业废水、废气、废物的排放占全国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1%增加到50%左右[10]。特别是部分采矿业乡镇企业存在滥采乱挖、采富弃贫的现象,对环境的破坏和资源浪费更为严重。

(三)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政策近年来,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措施,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养殖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农产品出口。

在我国畜牧业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规模化养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为保障大、中城市菜篮子供给,方便运输,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郊区和人口稠密地区,绝大多数畜禽场的粪便没有综合利用和污水治理设施,使得大城市周边地带和郊区农村单位土地面积的粪便承载量过高,粪便的肆意排放导致水体严重污染。农村大量涌现的养殖小区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许多畜禽粪便不加处理,堆在路边并通过水渠、河道,造成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污染。由于化肥的大量使用取代了畜禽有机肥,畜禽粪便没有应用出路,使畜禽粪便从“利”变“害”发生了质的变化,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农民认为在放牧养殖和农药化肥方面国家出台的促进政策会对现有的资源保护产生不利影响。

其他一些农业政策也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如农业贸易政策、农业保险政策等。农业贸易政策总体上对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JohnK.Horowitz和ErLichtenberg研究了美国中部地区农作物保险对谷农化肥和农药使用的影响。发现因为“道德风险”的存在作物保险可能会影响化学品的使用,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比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户每英亩N肥的使用量多19%,农药多21%,除草剂和杀虫剂分布多7%和63%[14]。在各项具体政策中,农产品对外贸易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大。

三、环境政策对农业的影响:

以退耕还林为例同样,环境政策也会对农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以退耕还林为例进行说明。退耕还林是生态系统恢复的一种有效途径,但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影响到区域粮食安全。退耕还林使得农户收入下降,生活水平、消费支出总体明显下降,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没有显著的效果,对非农就业的促进效果也不尽理想。张志东等对在张北县l8个退耕乡镇的研究表明,有6个乡镇粮食安全出现了严重危机[15]。

徐晋涛对西部三省的研究表明:退耕还林使退耕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和饲料供给面临潜在威胁。退耕后,农民的人均耕地拥有量大幅度减少,三省总体上减少了三分之一强。其中,陕西省的退耕户在退耕前人均耕地面积最多(3·61亩),退耕后却成为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省(1·37亩),耕地减少超过了60%[16]。

四、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

农业环境政策一体化建立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环境管理体制变革的核心。

实现农业污染有效治理必须进行政策创新,采取灵活的、综合运用的政策调控体系,而不是单独使用某一种政策手段。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经济的发展,为农业和环境政策的一体化提供了机遇,这对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双方都有益处。必须放弃工业化初期追求农产品产量最大化和过度抽取农业剩余资本的政策目标,将政策目标的支持重点转移到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来[17]。一体化的环境政策要求人们在制定和实施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的早期就对环境问题加以考虑。由于一体化是一个双向过程,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时也应全面考虑它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农业政策可以以一种加强它们对环境的有利影响并减少其不利影响的方式得到制定和实施。成功的一体化要求政策制定者了解农业政策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要了解环境政策对农业政策的影响。一体化的政策工具是一个完整的政策集合,它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同时又能够组合到一块交互发挥作用的法律法规、计划、方案、措施等组成。准确把握这些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成功制定一体化政策的基础[18]。

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组织的一体化最理想的模式是建立综合性的管理机构来负责政策的制定和部门之间的协调。

将环境保护的要求渗透到产业政策、价格政策、财税政策、贸易政策等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农业部门、环境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考虑并接受他们的政策对所有其他部门目标的影响的责任。在不断加强县级环境管理机构的同时,建议在各乡镇设置环保机构,并垂直于上一级环境保护机构管辖、监督,赋予相应的职责和权限;积极培育农村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促使其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并监督政府和其他环境行为主体的职能。最需要建立的就是农业面源污染的综合协调机构,实现农业、环保、水利、国土资源等多个部门的共同参与,突破单一的职能部门权责限制,促进环境管理协同能力的提高,改进管理效率,拓宽管理深度和广度[19]。

(二)研究、推广和咨询工具农业活动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农民使用过多的化肥和农药等生产资料的投入来尽量减少病虫害等风险以获得最大的产量。

政府可以开展相关研究并更有效地提供推广和咨询服务。例如通过加大控释氮肥的研究,来推广对环境更友好的控释氮肥;通过对农民的培训,使他们获得相关科学的生产管理知识;通过农业技术服务,鼓励农民只使用实现最大利润所需要的化肥施用量;通过加大宣教力度,鼓励公众参与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来强化农民的环境意识,使农民获得相应的环保知识,使农民自觉、自愿地采取有利于环保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进行有利于环保的农业实践活动。例如提供病虫害预报和病虫害的准确信息,将有利于农民采取更有效的病虫害综合治理策略;提供土壤质量和作物生长方面的知识将有助于农民更合理地施肥等。最终达到农业目标和环境目标的统一。

(三)政府和农民共同分担费用通过政府和农民共同分担费用来鼓励农民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实践证明,当经济鼓励工具被用于鼓励农民进行维护和改善环境的活动时,效果特别明显。

具体而言,较高的价格会促进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且投入品使用得越多,相应的污染环境的风险也越大。所以,减少农业环境污染,可以通过削弱价格支持降低农业的集约化程度,把农业部门置于市场压力下,这将建立起一个更有效率的农业部门并反过来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对农民的保护性耕作给予成本分担,预防土壤流失。对分散化的家禽养殖场提供畜禽粪尿贮放、处理设施并提供部分补贴。对亲环境技术和生产方式的使用和绿色农产品进行补贴。

(四)法规手段建立健全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法律法规体系,包括对化肥和农药制定化学标准,对存在潜在污染的农业活动进行限制,对不良农业活动进行禁止,对某些高度易侵蚀土壤的耕作活动进行禁止,对某些活动发放许可证(如对抽取地下水的深井发放许可证),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农业生产活动中人的行为。引入国外的“交叉承诺”制度,即农民获得国家各项补贴以满足一系列预先指定的土地使用规定为条件。这样可以更好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更好地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五)因地制宜地调整环境与社会经济关系农业生产和环境影响依赖于当地具体的环境特征,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致,同一项环境政策在不同区域实施效果会产生明显的差异,因此,要准确掌握特定地区的生产数据和环境数据,调整和完善环境政策时因地制宜地调整环境与社会经济关系。

五、结论

农业生产一方面会改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也会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在制定和实施农业政策时必须对环境问题加以充分考虑。环境政策也会对农业生产活动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的时候还必须全面考虑它们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和粮食产量、粮食价格的潜在影响。政策决策者必须在农业污染控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之间寻找平衡点,实施农业环境政策一体化政策。

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来达到农业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改进制度安排,强化与农业投入品使用有关的规定,加强咨询和推广服务,修改与产品标准有关的规定,实施环境成本分担以及加强监测和研究活动,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在农民收入不受影污染并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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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ighiM,ChiaudaniG.EitrophicationinEurope,theRoleofAgri-culturalActivities[A].HodgsonE.ReviewofEnvironmentalToxi-cology[M].Amsterdam:Elsevier.1987.21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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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莲,白丹.农业活动非点源污染与水环境恶化[J].环境保护,2003(3):18-201

[6]张维理,冀宏杰,KolbeH,徐爱国.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估计及控制对策Ⅱ.欧美国家农业面源污染状况及控制[J].中国农业科学,2004,37(7):1018-102

第5篇：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范文

如何才能提升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水平呢？宏观层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和《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都对此做出了充分的论述。简言之，就是要建立以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研究相结合的新型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体系。但在微观层面，从管理的角度，还需要明确几个问题，什么是现代农业育种研究？现代农业育种研究是可管理的吗？如果是可管理的话，管理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又应该如何来进行管理呢？这不仅仅是育种科研人员关心的话题，也是种业相关政府部门、种业企业管理者关心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更甚。

《现代农业育种研究管理》一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虽然长期从事农业育种科研和管理一线工作，但其视野和思路却不局限于此。在《现代农业育种研究管理》这本书中，作者基于国内外育种研究的大量实践，用现代创新管理理论与方法，对现代农业育种研究管理的理论基础、育种目标、战略管理、团队建设、资源联合以及成果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什么是现代农业育种研究，作者认为，现代农业育种研究是相对于传统育种而言的，在育种目标上，现代农业育种不仅仅要求提高产量、改进品质，还要增强对多种病虫害及环境胁迫的抗耐性、广泛的适应性，更重要的是加强对现代农业生产、市场的适应性。在育种方法方面，除了传统的育种手段外，现代农业育种大量运用人工诱变、倍性育种、远缘杂交、细胞工程、分子设计、生物信息和基因操作等多学科技术。在育种效率上，得益于遗传规律的进一步揭示和快速精确的鉴定方法，育种的效率大大提高。

现代农业育种研究管理具有持续性、动态性、综合性及创新性等方面的特征。作者认为，育种目标的制定与管理、战略管理、团队建设、资源联合以及成果管理是现代农业育种研究管理的基本要素，其中，从战略的高度出发制定目标、建立高效的团队、充分利用好外部资源以及创造支持创新的机制和环境是成功的现代农业育种研究管理的基本模式。

第6篇：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范文

国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实践

国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相关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五种形式：第一，土地发展权的购买（PDR）或转移（TDR）。PDR是从耕地“产权束”中分离出土地非农化发展权，并由政府购买，耕地拥有者得到相应补偿，必须保持耕地农用，并可交易除土地发展权外的其他土地权属，非农化只有在耕地拥有者购回发展权时才能够发生，但有极其严格的购回条件[27]。美国通过PDR保护了约200万英亩耕地，但政府为此支付了高达15亿美元的费用[28]，高昂的成本催生出了另一种做法，即TDR。TDR与PDR的不同之处在于，由开发商在农地保护区购买土地发展权，并获得在土地开发区建设更高或更密建筑的许可，政府基本不干涉按照市场机制进行的土地发展权交易过程[29]。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通过设立土地发展权，补偿农地保护者的土地开发机会成本。第二，税收优惠或减免。美国的农地减税方法包括，农地的“特惠估税值”，即不附带条件的纯粹减税；区别征税，即依据农地开发时间征收不同比例的税金；限制性协议，即农地持有者同意在规定的期限内保持农地农用，以获得税收减免，否则将归还减免的税金[30]。加拿大对农户之间保持农用的耕地交易征收较低的资产税。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瑞典和荷兰免除耕地的一切财产税，英国的涉农建设也免税[31]。第三，农业补贴。一类是针对农地质量提高和农业环境改善的直接补贴。例如，美国的耕土地保护计划，政府对有益于环保的农地保护和利用行为提供奖励补贴或成本分担[32]；欧盟的环境敏感地区项目（ESA），以每个会员国确定的本国最低良好耕作实践水平为基准[33]，进行第一阶段的政府补贴，包括价格支持和农业补贴，若农民通过不懈努力超过基准水平，则相应获得更多补贴[34]。另一类是通过农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提供技术或信息服务等的公共投资，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增强竞争力的间接补贴。美国、加拿大、英国、韩国等国家都有此类做法。第四，生态补偿。美国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土壤保护，鼓励农民休耕或退耕，并给予农民相应的经济补偿，50年代末出台的“土地银行政策”就属于此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生态补偿的领域从最初的土壤生产力和土壤侵蚀，扩宽到后来的农业用水污染、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和湿地保护等，都对相应群体提供经济补偿。欧盟也有类似的休耕项目，每年每英亩的补偿额高达650美元[35]。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将对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融入生态补偿的政策。第五，为农地的景观游憩价值付费的乡村旅游。在以色列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南部）和瑞士（北方）等，城市居民到乡村度假，需要为其享用的农地景观效益付费，是对农民提供农地外部效益一定程度上的补偿[36]。

国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理论研究

国内有关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研究最早体现为对耕地资源价值的研究，随后是对耕地保护外部性和耕地保护区域补偿的研究，近年来才扩展到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研究。

（一）耕地资源价值研究

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开展，学术界对耕地（农地）资源价值和价格的研究应运而生，早期的研究侧重于价值理论和价格评估理论。学者们对耕地（农地）资源价值理论的探讨可谓百家争鸣，主要包括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使用价值决定论、多元价值论等[37]，其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逐渐成为国内主流的价值理论。耕地（农地）价格评估理论方面，王万茂和黄贤金提出了农地估价的技术路线和程序等[38～39]。对耕地资源价值的核算仅限于市场价值，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收益还原法[40~41]。深入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地非农化、征地补偿费偏低等问题日益凸显，迫切需要重新审视耕地资源价值，为我国建立科学的农地流转价格体系、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供理论支撑[42]。该时期的研究侧重于对耕地资源价值内涵的挖掘，及其在征地补偿标准确定中的应用。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耕地资源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等外部性价值，应在征地补偿中显化以上外部性价值。根据所采用的耕地资源外部性价值评估方法，可将已有研究归为两类，一类研究多运用替代法、成本法等。郝晋珉，任浩在核算2000年耕地资源价值的基础上，认为现行征地补偿只显化了平均占耕地资源总价值16%的经济价值，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均未体现[43]。陈思源，曲福田等认为农用地转用价格包括三部分，即农用地质量价格、农用地社会价值量、地面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并结合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了农用地社会价值量的评估方法，公式为：农民人均年农业纯收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农用地社会价值量/社会价值量[44]。边学芳，吴群等以江都市为例，采用假设开发法、替代法、成本法分别测算了耕地所有权价格、耕地社会保障价格和粮食安全价格、耕地生态安全价格，并依此确定耕地的征收价格[45]。王仕菊，黄贤金等依据耕地总价值测算出2007年全国征地补偿标准为49万元/hm2，是现行征地补偿标准的2.51倍[46]。另一类研究则运用CVM等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法测算耕地资源的外部性价值。蔡银莺，李晓云，张安录运用CVM的调查和研究表明，武汉居民每年保护耕地的支付意愿价值为9.67×109元，由此测算出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为5917l元/hm2[47]。高魏，闵捷，张安录运用CVM测算出江汉平原耕地非市场价值每年的支付意愿为5.31×108元～6.46×108元，并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和环境经济学解释[48]。张鹏运用CVM评估农地价值，并将该理论数据同实际征收补偿数额比较，发现现行土地征收补偿政策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49]。王湃，凌雪冰，张安录采用CVM估算出武汉市和平农庄休闲农地的存在价值为3.368416667×107元，应在估算农地总价值及农地保护决策中引起重视[50]。聂鑫，汪晗，张安录基于对四座城市失地农民以及相关主体的调查，运用收益还原法、替代法和CVM法分别测算了农地的经济价值、社会保障价值和外部效应，结果显示，基于公平思想的水田、旱地、菜地的总福利补偿价值分别为3414447×106元/hm2、3.4269945×106元/hm2和5.1589725×106元/hm2[51]。

（二）耕地保护外部性的研究

耕地保护外部性的研究是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之一，随着对耕地资源价值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并展开了深入探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耕地保护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具体表现、负面影响及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法等。首先，对耕地保护外部性产生原因的探讨，范少冉认为是由于我国各地区承担着不同的耕地保护责任，某地区耕地过度非农化导致其他地区保护耕地的机会成本增加[52]。邵建英、陈美球认为是由于耕地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为全社会的稳定及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效益[53]。牛海鹏，张安录认为耕地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导致了耕地利用和保护的区内外部性问题和区际外部性问题[54]。其次，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具体表现，牛海鹏，张安录认为主要包括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生态效益具体有涵养水源、水土保持、改善小气候、改善大气质量、生物多样性和土壤净化效益，社会效益具体有粮食安全、社会保障、开敞空间及景观、科学文化效益[55]。再次，耕地保护外部性的负面影响，范少冉认为，一方面耕地保有量多的地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牺牲了自身的多元化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极易造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耕地保护行为和目标的冲突，不利于农业发展[52]。孙海兵，张安录认为不能在市场中经济体现的农地外部效益的存在，导致农地比较效益低下，土地资源配置个体决策往往倾向于农地城市流转，使得农地供给不足，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利或损失[56]。牛海鹏，张安录认为耕地保护外部性问题是耕地非农化速度加快的根本原因，影响和制约着耕地非农化驱动机制的作用过程，决定着耕地非农化驱动力的大小和方向[54]。最后，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钱忠好认为可采取政府直接管制、市场经济激励、自愿协商、社会准则或良心效应等四种方法[57]。范少冉认为应建立耕地保护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奖励或激励包括制定农用地的政府补贴政策、农产品价格补贴与保护政策等[52]。邵建英、陈美球提出应科学评估耕地价值，建立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重构耕地保护的利益分享机制[53]。孙海兵，张安录的构想是增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农民，国家筹资组织购买以实现经济激励和补偿[58]。蔡银莺，张安录运用CVM估算出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为4.8658×104元/hm2，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应在经济上实现[59]。牛海鹏，张安录主张将耕地保护机制和经济补偿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耕地保护基金，落实对农户保护耕地的直接补贴[55]。

（三）耕地保护区域补偿的研究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是经济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补偿原因和补偿机制架构展开了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问题的探讨。对区域补偿原因的探讨，吴泽斌，刘卫东通过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地区）耕地保护政策执行力的测度和评析，认为在耕地保护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区域的差异性，把土地利用分区和土地利用收益分配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区域间的利益补偿机制，矫正耕地保护政策执行较好区域的外部经济损失问题[60]。方斌等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从耕地保护易地补充的客观实际需求出发，结合已形成的易地补充的雏形市场，探讨了耕地保护区域经济补偿的可行性[51]。纪昌品，欧名豪从经济发展带来的耕地面积减少、区域间耕地保护压力与机会成本差异、区域间耕地保护责任与义务不对等方面阐述了耕地保护区域协调的客观性与必要性[52]。对区域补偿机制的架构的研究，根据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主张建立以耕地资源价值为核心的区域补偿机制。张效军、欧名豪等[53～64]提出建立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思路：确定补偿的价值标准；测算各区域最低耕地保有量，计算耕地赤字或盈余；确定面积标准，折算标准面积；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基金。其中价值标准的确定依据耕地资源价值，但并非完全补偿，其研究表明，我国耕地的价值为112.68万元/hm2，经核算，耕地保护区域补偿价值标准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07.03万元/hm2。纪昌品，欧名豪提出了政府主导型-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主导型-区域之间协作的区域补偿途径[62]。苑全治，郝晋珉等以经济外部性理论为依据，建立了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理论模型重点模拟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的影响及对策，而经验模型则探讨了补偿的主体、补偿标准的计算、补偿方式、制度保障和机构设置[65]。另一类研究主张建立以农地发展权为核心的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臧俊梅等认为农地发展权是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载体，应以农地发展权为基础构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下的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机制，通过产权手段解决“异地指标调剂”的跨区域耕地保护问题[66]。任艳胜构建了基于主体功能分区的农地发展权补偿机制，即由开发型区域（优化、重点开发区）对保护型区域（限制、禁止开发区）因农地保护行为而引发的农地发展权损失进行的补偿，补偿标准对应于功能分区所造成的受管制农地发展权价值，而农地发展权价值通过农地最高回报价值与农地农业用途价值之差衡量，补偿资金分配模式有政府主导性补偿与市场补偿两种[67]。

（四）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集中于从宏观层面上探讨机制的整体框架问题。首先，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原因、依据和基本思路。朱新华，曲福田将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界定为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补偿，分析表明粮食主销区的土地产出效率高于粮食主产区，具有对主产区进行经济补偿的现实条件和愿望，并提出了机会成本税、GDP增长提成、基于市场贸易的产销区购销协作三类补偿途径[68]。姜广辉，孔祥斌，张凤荣等认为耕地多功能外溢引发的耕地利用低收益和耕地非农化的低成本，以及耕地保护的巨大机会成本是耕地转用的根本所在，由此应建立由两大部分构成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即基于耕地利用多功能外溢效应补贴的农户补偿机制和基于发展机会成本补偿的耕地保护区域平衡机制[69]。周小平，柴铎，卢艳霞等认为耕地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建立经济补偿机制的原因，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是通过重新调整耕地价值分配、使耕地价值的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其基本思路是“公平优先、效率跟进”[70]。其次，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具体运行机制。原光，任德成认为利益平衡是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运行机制的基本原则，补偿方式包括资金补偿、实物与科技补偿、保障补偿等，补偿标准的确定应以耕地的综合价值为依据[71]。陈会广，吴沅箐，欧名豪认为耕地保护补偿的理论依据包括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服务功能理论，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与代际补偿和以市场为主导的土地开发（发展）权转移与交易两种模式并存的补偿机制构建思路，以及加强法律政策、基金运作、土地规划、标准评估、市场交易等配套体系建设的建议[72]。牛海鹏将耕地保护外部性界定为耕地的生态社会效益，并认为耕地保护总体外部性=耕地保护区内外部性+耕地保护区际外部性，相应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由区内和区际经济补偿机制构成。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分别运用综合方法（当量因子法、替代/恢复成本法的集成综合）和条件价值法测算了耕地保护最高和最低经济补偿标准，表现为弹性区间，并可进行动态修正[32]。周小平，柴铎，卢艳霞等依据福利经济学的边际生产率分配论以及外部性内部化的基本原理得到了耕地保护补偿的三大基本条件，指出确定补偿提供者和接受者的依据是外部性的提供或接受情况，补偿额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耕地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的正外部性价值和耕地保护主体的机会成本损失，并应根据各地的占地压力实际进行梯度化补偿[70]。雍新琴提出以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为依据确定经济补偿标准，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直接机会成本损失等于土地出让金纯收入，农户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等于耕地作为建设用地与用于粮食生产用地的收益差额。补偿机制通过建立耕地保护台账、签订耕地保护合同和设立各级耕地保护补偿基金委员会得以运行[73]。

国内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实践

1999年～2003年连续5年粮食产量的下滑，催生出了以2004年～2009年连续6年中央1号文件为标志，包括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和促进耕地保护的惠农支农政策，以上政策可视为国家对耕地保护的微观主体——农民在经济上一定的补偿。实践证明这些旨在调节利益分配的补偿政策是有效的也是可行的，2004年～2008年粮食产量和粮食种植面积均实现了稳步增长，2008年粮食产量刷新历史最高水平，达到52850万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粮食生产下滑和耕地保护乏力的态势。现有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许多可取之处，例如农业税的减免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粮食直补的直接到账方式广受农民们好评等。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诸如补偿标准太低，单纯的政策性补贴导致农民和地方政府对其长期性的预期不稳定，资金来源及运作方式成本较高等。因此，创新现行耕地保护制度，建立长效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显得迫切而重要。近年来，国内一些省、市也开始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74]。《佛山市基本农田保护补贴实施办法》规定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划定的基本农田进行补偿，标准为800元/亩•年，每5年调整一次。东莞市从2008年1月1日起，对属于村集体超额分摊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和非经济林地统一实施财政补助，标准为500元/亩•年。成都市设立了耕地保护基金，建立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和契约式管理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耕地保护基金主要用于农业保险补贴、耕地流转担保、耕地保护责任农户养老保险补贴和耕地保护责任集体经济组织现金补贴，标准为一类耕地400元/亩•年、二类耕地300元/亩•年。以上实践为我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研究和建立提供了借鉴。

第7篇：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范文

“意义”类试题是以具体背景材料为载体，要求考生运用所学基础理论知识分析论述其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主观性试题。这是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与能力相交融的应用型和能力型试题，体现了思想政治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意义”类试题是近几年政治高考中最常见的题型之一,它也必将是今后政治单科和文科综合考试的命题方向。从设问角度来看，一般是指向明确的显性设问，即分为经济意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和经济与政治意义，还有要求用哲学原理分析说明某一事件的意义的设问；从归纳的内容来看，“意义”类试题命题依托的背景材料均取材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有的直接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热点问题为背景，命题设计不仅体现时代性，更体现贴近现实生活这一新的教学和评价理念。

二、解题思路点拨分析

正确把握“意义”类试题的命题趋势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会解答“意义”类试题，了解解答“意义”类试题的一般规律和解题技巧。

内容分析：根据设问和材料反映的有效信息对应分析。通常“意义”包括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有时文化意义归于政治意义），分析时必须明确需要回答的是某一种意义还是全部意义。

客体分析：根据受影响对象划分，经济生活中常见的有对国家、对企业（经营者）、劳动者（消费者）、社会、市场、资源、产业结构等具有的意义。政治常识中常见的有对国家、社会、政党、公民、国家机构、派等具有的意义。

性质分析：分析事物的影响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事物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到底回答什么性质的影响，应根据设问的要求来决定。目前，高考试题中通常只要求阐述事物的积极意义。

范围分析：根据范围的不同分为：对国内的影响和对国际的影响，对区域的影响和对整体的影响等。

上述四种分析法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解答“意义”类试题时要综合运用四种方法，进行立体式、全方位分析，才能使答案趋于完美。下面着重介绍“一主三辅”方法在解题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1.经济意义题的答题思路

依据客体分析法，遵循从小到大、从近到远的原则，进行地毯式搜索——逐一对号入座。①从个体的角度组织要点：这里的个体特指劳动者、经营者、消费者、企业等。答案的关键词有：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效益等。②从集体的角度组织要点：这里的集体特指企业、产业、农村、城镇等。答案的关键词有：加快企业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等）、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统筹区域发展、增强区域竞争力、繁荣城乡经济等。③从国家的角度组织要点：这里的国家特指整个社会、国家。答案的关键词有：宏观调控、资源的优化配置（……优势转化为……优势）、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增加外汇储备、增加经济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全面实现小康、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和谐社会等。

依据范围分析法，分为国内影响和国际影响。前面阐述的主要是国内意义，解答国际意义遵循从近到远、由内向外的原则。答案的关键词有：①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对外贸易，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良好的国际（周边）环境。②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建立国际新秩序。

2.政治意义题的答题思路

回答政治意义题的角度，依据客体分析法和范围分析法，应从国家意义、社会意义、政党意义、民族与宗教意义和国际意义等不同视野去思考。政治意义从对公民（或人民）的角度，常见的关键词有：人民当家做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从国家角度，常见的关键词有：依法治国、转变政府职能、巩固国家政权、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等。从政党的角度，常见的关键词有：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密切党群关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民族和宗教的角度，常见的关键词有：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对我国的意义，常见的关键词有：提高国际地位、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国际形象；创设良好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安全；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家利益。对地区、世界的意义，常见的关键词有：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维护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经济、政治、文化意义题答题思路

此类试题一般设问指向明确，如分析亚欧大陆桥的经济、政治意义。但有时指向并不具体，如简要说明我国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原因和意义。解答此类试题遵循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类题目的一般规律，只是组织答案时一般先经济，再政治，后文化，而且有时政治和文化不必分得很清。但涉及文化意义时，注意使用的关键词通常有：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民素质；以德治国等。

4.要求用哲学原理分析某一事件意义题的答题思路

第8篇：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范文

[关键词]安徽省 林业 措施

中图分类号：TD35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6-0393-01

前言

安徽既是我国南方集体林区重点省份之一，也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省份之一，典型的农业大省和林业大省。安徽林业是全国现代林业转型发展缩影，也是全国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代表，因此本文以安徽省为例，对其林业的发展状况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安徽省林业发展的状况

安徽林业牢牢把握推动林业科学发展 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林业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紧紧围绕“生态产业绿色富民”的发展目标，科学谋划、加快发展，以实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为抓手、以林业科技进步为支撑、以推进林权制度改革创新为动力，强化政策支持、加大服务力度，为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的美好安徽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

1.生态建设的成绩

第一，森林资源保护工作不断推进

安徽省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区90个，总面积377542hm2，其中国家级7个，面积达85596hm2，极大地维护了自然生态环境。

第二，重点生态工程成效明显

一是退耕还林工程。2011年退耕还林工程造林面积达到15335hm2，占全年荒山荒地造林面积33.6%。二是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工程。2011年完成荒山荒地造林面积23350hm2，同比下降10.04%，其中人工造林面积11096hm2，无林地 和疏林地新封12254hm2。三是林业系统野生动植 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工程建设工程。截止到2011年底，安徽省林业系统有各类保护区90个。总面积达到377542hm2，新增保护区面积48460hm2。

2.林业产业深化发展

林业产值大幅增长，从宏观角度来说，一是由于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强有力地推进了包括生态建设在内的民生工程的实施力度，效果显著。二是受全球后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林、林木的抚育管理等成本大幅度增加；同时，木材、水果、花卉和农作物的价格也大幅度的上涨，带动了林业产业产值增长。微观层面，安徽省林业产值快速增长的原因在于：安徽省林业系统坚持危中寻机、有所作为，用好政策资金，尽最大限度扶持相关企业做大做强。安徽省林业企业坚持走产业化经营、渠道化营销、市场化发展之路，瞄准市场、适销对路，尤其是安徽省林业龙头企业类型更加齐全，覆盖木材加工、荒山绿化、丰产林培育、森林食品生产、林下种植、林产品市场流通等六大类。重点龙头企业高附加值产品比例大幅提高。

二、林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安徽林业在造林绿化、产业 发展、生态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安徽林业和中部地区以及其他相近或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立地条件的省份一样，生态建设的基础较弱，森林资源总量和质量仍处于建设的初始阶段，森林经营的任务繁重，保障和促进现代林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未有效建立。作为我国农业和林业发展的重要省份，安徽林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又突出体现在丘陵、平原地区林业的发展上，丘陵林业量少质低攻坚困难，平原林业协调、保障和维护粮食安全的能力亟待提升。综合来看，区域林业的发展，无论在生态产品的提供，还是生态环境的服务上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第一，提升森林质量任务艰巨。安徽省现有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仅50.7m3/hm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2.3个百分点；低产低效残次林比重较大，用材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年均生长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径级结构失衡。安徽省森林林分效益、林下产品附加值和资源增值率也急需提升。

第二，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巨大。林业一、 二、三产结构由上年的37∶54∶9优化为32∶55∶13，呈现出一产稳步增长，二产加速发展，第三产业不断壮大的林业协调发展新局面。但是，一产中林业种植业结构欠合理，集约经营水平不高；二产中林产品加工科技含量较低，仍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木材等原料消耗量大，产品附加值较低；以森林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基础设施落后，管理服务水平较低；林业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较差，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林业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低，林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不快。

第三，需要不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主体任务，仅仅是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一步。真正建立起管理科学、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进而促进林业科学发展，林农增收致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林业投资融资体系、林业公共财政制度、林业要素市场、林业管理制度、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一系列制度体系亟需建立和完善。

三、加快安徽省林业产业发展的措施

1.实现林业发展的科学规划

从国家重要发展战略考虑，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强省、宜居家园的重要指标为依据，参考周边省发展指标，统筹拟定全省“十二五”乃至2020 年林业发展规划，对皖南、江淮和淮北分别作出主体功能区发展定位，做到方向重点明确，任务指标可行。

2.加大生态资源的建设和保护

第一，明晰新定位。森林资源是生态强区（省）的主体，是生态活水的源泉。必须坚持重点工程带动，积极引导安徽全省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大力植树造林，扩大森林面积。第二，谋划新格局。必须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加强森林资源的动态监测和严格保护，充分构建数字监测即时化、资源保护法制化、征占审批科学化、违法惩处法制化、管护抚育现代化、防火扑救地空化、资金投入公共化等七位一体的森林资源保护体系。第三，实现新目标。要紧密围绕“生态强区（省）”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来谋划林业，来促进发展。使森林资源成为区（省）生态资源的主体，服从和服务于区域经济的科学发展、全面转型、加速崛起、兴林富民。

3.加大林业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第一，调整优化林业产业的区域布局结构，突出特色，打造特色林业产业。山区林业要依托山水人文，高水平开发森林旅游；丘陵林业应主动围绕产业转移，突出承接大规模、集群式产业转移，发展林产工业和苗木花卉，全面提升林业产业承接和发展水平。第二，调整优化林业产业的组织结构，注重集聚、抓好“两头”，推动林业生产要素向重点园区、基地、企业集聚，形成集群发展、规模发展的新优势。在区域方面，要突出产业集群，紧紧体托产业集群，培育和扶持若干个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行业方面，要突出主导产业，尤其是林产工业产业、竹产业、木本粮油产业、特色经济林产业、优质苗木花卉产业、森林旅游产业、木材及工业原料林培育产业。第三，调整和优化要素的投入和政策引导结构，注重科技引领和资本融合，在现代大工业的理念来提升和改造林业产业。要引导区域林业企业通过挖潜改造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导，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实现区域林业产业发展森林蓄积量和林业总产值同步跨越。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安徽省林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其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从而推动我省林业产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第9篇：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范文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地概况试验地位于江苏省宜兴市大浦镇渭渎村，濒临太湖。当地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供试土壤为当地典型的黄泥土，其0~15cm耕作层土壤基本特性如下：有机碳质量分数为12.6g•kg-1，全氮质量分数为0.64g•kg-1，全磷（P2O5）质量分数为0.39g•kg-1，全钾（K2O）质量分数为13.9g•kg-1，速效磷质量分数为42.6mg•kg-1，速效钾质量分数为49.6mg•kg-1，pH6.2。

1.2试验设计本研究在2008年实施的稻季试验基础上进行，前期的研究结果已在相关文献中进行了论述[15-17]（2009年，薛峰等；2011年，赵冬等；2012年，Qiao等），原试验中150%常规施氮量处理，由于2008年尤其2009年出现了稻麦倒伏，在2010年的稻麦试验中均改成不施氮处理，该处理的稻麦产量与早期不施氮处理的产量差异并不显著，于是2011年该处理改为30%常规施氮量，该年度除了监测氮素的径流损失外，同步增加了氨挥发和渗漏损失的测定。该年度试验于2011年6月25号移栽水稻，7月24号施分蘖肥，8月8号施穗肥。供试水稻为“镇江11号”，为中熟粳稻品种。试验共设7个处理，每个处理3次重复，具体施氮方案见表1。1.3采样和分析稻季基追肥施用后1周内，每天上午07:00—09:00和下午14:00—16:00进行氨挥发测定，用标准酸滴定硼酸中所吸收的NH3，即为氨挥发损失量。在施肥后的第1，3，5，7，10天采集40、60和100cm土壤深度的渗漏水样，同时收集排水和径流水样。用流动连续注射仪分析水样的氨态氮、硝态氮和总氮浓度。用流量计记录灌溉和排水的水量。水稻成熟后各小区测产。采用Excel和DPS7.05软件处理分析数据，并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

2结果与讨论

2.1稻季氮素径流损失整个稻季共产生4次径流，基肥和穗肥施用后各发生2次（7月11日，7月17日及8月10日，8月18日），分蘖肥施用后无径流产生，根据测定的排水总氮浓度和流量计记录的流量折算出不同施氮量下的稻季氮素径流损失量。如图1所示，随着施氮量的增加，稻季氮素径流损失不断增大。各处理氮素径流损失量占总施氮量的4.7%~6.3%，这与朱兆良[18]研究得出的结论相近。30%~90%施氮肥处理氮素径流损失量为100%施氮肥处理的36.1%~87.5%，各施肥处理的氮素径流损失量为不施肥处理的2.2~6.0倍，可见减施氮肥可以大大降低氮素的径流损失量，减少对周围水环境的污染风险。稻季径流的主要氮素形态是铵态氮，占总氮的比例为40%~69%，故应将铵态氮作为农田排水污染检测的主要指标，这与顾佳等[19]，邱卫国等[20]得出的稻田氮素径流损失以铵态氮为主的结论相吻合。

2.2稻季氮素渗漏损失通常该地区稻季的地下水位在60~80cm范围内，研究不同施肥处理100cm深处渗漏液的总氮浓度变化，作为对地下水的影响。不同处理渗漏水总氮浓度变化如图2所示，各处理总氮含量均在基肥施用后第1天达到最大值，随后急剧下降，回落到低浓度水平。不同处理间渗漏液总氮含量差别不大，总氮含量变化与施肥量间没有呈现出相关性。2次追肥也没有引起渗漏水总氮浓度的变化，其质量浓度范围在0.8~4.0mg•L-1。稻田淹水初期，土壤大孔隙较多，氮素容易随着土壤的大孔隙发生渗漏，同时移栽期间植株吸收氮素的能力较低，导致基肥施用后第1天的渗漏浓度最高。随着稻田土壤水分达到饱和状态，而且水稻植株的吸收能力增强，尤其是拔节～孕穗期对养分的需求增多，土壤中向下渗漏的氮素含量下降[21]，导致植株生长中后期渗漏液的总氮浓度较低。从图3可以看出，60和100cm深处的渗漏水总氮含量均在基肥施用后第1天达到峰值，随后快速下降，之后保持质量浓度在2.0~6.0mg•L-1范围内。40cm深处渗漏水总氮含量在基肥施用后，出现一个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两次追肥施用后，3个层次渗漏水的总氮含量均无较大幅度变化。究其原因，可能是田间试验小区地势较低，地下水埋深在60~120cm范围内，氮素向下渗漏的过程中被地下水稀释，导致氮素浓度降低[22]。渗漏损失的氮素以有机氮为主，占渗漏总氮含量的54.3%~64.3%。稻季渗漏损失的总氮量为2.87~3.71kg•hm-2，占总施氮量的1.3%~3.8%，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类似[23-24]。氮素渗漏损失与施氮量没有显著相关性，不施氮肥处理渗漏氮量既达到了3.71kg•hm-2，甚至高于所有施氮肥处理（图4），这与崔玉亭等[25]提出渗漏量随施氮量的增加呈现增加趋势的结论不同，其可能原因是田间试验小区地下水位较浅，渗漏液采样层受地下水影响较大[15]，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各处理间的差异。

2.3稻季氨挥发损失

2.3.1稻季不同时期的氨挥发通量稻季各施肥处理的氨挥发通量变化如图5所示。氨挥发通量在施肥后的1~2d最高，各个时期氨挥发通量以分蘖肥后最高，基肥次之，穗肥最低，这与生等[26]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基肥时由于植株较小，对氮素的吸收能力较低，而且此时温度较低，氨挥发速率相对较低；第1次追肥（分蘖期）时温度比基肥时高，同时在此施肥期间没有发生降雨和降温现象，有利于氨挥发；第2次追肥（穗肥）时，虽然温度较高，但植株生长迅速，作物处于吸氮高峰，水稻对氮素的迅速吸收而减少了氨挥发损失。随着施肥量的增加氨挥发通量不断升高，其中100%氮肥处理的最高氨挥发通量为同期30%氮肥处理最高挥发通量的6.2~10.0倍。

2.3.2稻季不同时期的氨挥发损失量氨挥发损失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表2）。在基肥期间，各施肥处理的氨挥发量为2.5~17.0kg•hm-2，占施肥量的10.4%~20.9%；分蘖肥期间，各施肥处理的氨挥发量为2.5~18.9kg•hm-2，占施肥量的10.4%~23.3%；穗肥期间，各施肥处理的氨挥发量为0.8~7.2kg•hm-2，占施肥量的2.4%~6.6%。综合整个稻季氨挥发量，各施肥处理为5.8~43.0kg•hm-2，占总施肥量的7.1%~15.9%，比已有的研究结果[1]偏低。原因之一是两试验的土壤pH差异较大，而土壤pH是氨挥发的主要影响因子[1]；其二本试验的氮肥用量相对较低，导致氨挥发量较低；再是本试验的基肥和第2次追肥期间，多以阴雨天气为主，氨挥发率比较低，也造成氨挥发总量偏低。虽然分蘖期的施肥量相对较低（本试验施肥比例为m(基肥)∶m(分蘖肥)∶m(穗肥)=3∶3∶4），但综合3个施肥时期，分蘖肥的氨挥发量最高，穗肥最低。

2.4稻季氮素总损失及水稻产量稻季氮素总损失主要包括径流损失、渗漏损失及氨挥发损失。稻季氮素总损失量为13.7~59.8kg•hm-2，占总施氮量的16.5%~22.2%，且随施氮量的增加氮素总损失量不断增加（图6），这与薛利红等[25]研究结论“稻季氮素环境排放总量与施氮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一致。其中氨挥发损失占42.2%~72.0%，径流损失占22.2%~38.4%，渗漏损失占5.8%~22.7%。随着施氮量的增加，水稻产量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图6）。根据各处理的产量（y）与施氮量（x）的拟合函数：y=-0.1026x2+37.147x+4524.5（R2=0.9225），得出理论最高产量为7887kg•hm-2，对应的施氮量为181kg•hm-2，该施氮量较常规施氮量减施了33%，而产量增加了10.3%。大量农田氮素损失不仅导致氮肥利用率低下，而且引起附近水体污染，寻求产量和环境保护的最佳结合点已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14,27-28]。根据各处理的氮素损失量（y）与施氮量（x）的拟合函数：y=0.0007x2?0.0027x+7.1613（R2=0.9851），当施氮量为181kg•hm-2，氮素损失量较常规施氮量降低了48.5%。该施氮量在保证高产的前提下，较好地兼顾了环境效应，但由于是短期的研究结果，其持续性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该地区水稻土肥力水平较高，不施氮处理的产量也可达到常规施氮量的64%，减施70%的氮肥处理（81kg•hm-2）其产量甚至达到了常规施氮量的97%，而减施70%的氮肥其氮损失较常规施氮量减少了79.9%。太湖地区环境问题异常严峻，对于重要环境区域或高污染区域，环境保护相对来说尤为重要，因此可以尝试更低的氮肥投入，以达到更好的环境效益。如本试验中81kg•hm-2的氮肥用量，虽然较最高产量（7887kg•hm-2）减少了15%，但氮肥流失量较最高产量施氮量降低了61%，大大降低了该地区的环境污染风险，当然低施氮量下的产量持续性问题也应当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