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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问题;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1-0011-07
自然原因和人类因素均能导致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从可控性和紧迫性来说,我们应更加关注人类因素造成的环境问题――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并引发自然界产生不利于人类的环境效应即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问题。弄清这种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机制,是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结果的重要前提。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问题的探源研究,几乎都忽视了“科技进步非对称性”这一重要因素,至今未能取得公认一致的科学性结论。本文拟在分析环境问题探源研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环境问题产生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原因说”,并基于此提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对策。
1 环境问题探源研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环境问题的探源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诸多流派或观点,但最有影响的是“经济发展原因说”和“科技原因说”。
1.1 “经济发展原因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环境问题探源研究中,基于对现实的直觉,人们很自然地把视线聚焦在经济发展上,因而“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成为环境问题探源研究的主题和焦点,而其研究成果则首推“零增长理论”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撼世界的著名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提出了“零增长”对策,因而被称为“零增长理论”。它认为环境污染等问题是经济增长造成的,因而主张经济“零增长”。尽管《增长的极限》一书唤起世人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使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所认真考虑的中心课题。但其“零增长”的主张则被认为由于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所固有的特征和规律而遭到不少未来学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等的强烈反对,也几乎不被各国政府所接受。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是非常值得玩味的理论成果,它认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呈倒u型走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或破坏会随经济的增长而加重,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水平时环境污染或破坏程度达到最大,而后经济继续发展,环境污染或破坏却随之下降,环境质量逐渐变好。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最早是Grossman和Krueger在1991年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影响时提出的。1992年Shafik和Bandyopadhyay在为世界发展报告做背景研究时对EKC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其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并借用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来描述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之间的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因而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
EKC假说提出后,其结论受到学界激烈的争论和质疑,从而引发了检验性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热潮。10多年过去了,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国内的这种研究至今热度不减。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却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且也存在着正u型、N型和同步等多种其他曲线关系。显然,这种具有多种不同结论的研究,不仅影响其学术价值,关键的是它并不能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问题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因为在EKC假说及其支持者看来,环境恶化也好改善也罢,都是经济增长造成的,因而决策者很难依据这样的结论来制定经济与环境双赢的两全之策。若再把正u型、N型和同步等关系的研究结论考虑进去,那就更加剧了“理论”指导的混乱,更陷决策者于左右为难之境地了。
EKC的国别或区域研究也试图预测正在恶化之中的环境质量逆转的拐点,即经济增长达到多高水平,环境质量才会发生持续能行的好转。但是,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即EKC假说及其检验研究存在着一个隐性假设,即“经济发展始终是可持续的”或“不存在生态阈值”。实际上,任何地方的环境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都存在一个特定的生态阈值。环境污染或破坏一旦超过“生态阈值”,就会导致环境灾难,导致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的丧失。而在EKC拐点之前环境恶化程度就超过“生态阈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我们目前还很难确切地知道一国或一地的“生态阈值”处于何位,因此,预测EKC拐点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EKC研究把经济发展作为影响环境问题的变量,在大方向上也许是可取的。因为很明显,人类的经济活动对当今环境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如果处于恶化之中的环境问题能够得到最终解决的话,那也只能是发生在未来。一般而言,未来的经济一定会比现在有所发展,EKC假说好像就反映了这种现象。
但是,EKC假说及其有关研究将环境恶化或改善简单而笼统地归罪或归功于经济发展是有问题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不能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什么能动积极的对策,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关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不一致的多种结论本身,实际上就已经是对EKC假说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本身的否定。其实已有学者认为,EKC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虚幻的、经不起推敲的或可能是错误的。
EKC假说及其检验研究大方向是对的,但却错在它的方法上:①笼统地把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程度相关联,是一种从外部考察“经济一环境”系统的“黑箱”方法,这种方法缺乏分析性,短于深刻性,因而难以揭示环境污染发生的内在根源与机制。②不适当地采用了类比方法。目前的EKC检验研究,多是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这是典型的类比方法。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于像天体演化等自然现象的研究,而将它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就会降低其结论的普适性。因为同类社会现象的同质性远比自然现象为差。比如,发达国家当初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借鉴了发达国家过去的教训,显然不会走至少不会完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而采用国际面板数据进行类比,实际上是把发达国家的过去与发展中国家的今天的情况等同化了,这样的类比研究其结论的普适性是难以保证的。
西方经济学用“外部性说”或“市场失灵说”等来解释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原因,但这并不是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或根本原因。因而它所提出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政策措施,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效果上也是非常有限的。
环境污染或环境质量演变的路径,并不笼统地决定于经济发展本身,而是有着经济活动背后的某种深层次原因。
1.2 “科技原因说”及其存在的问题
直接从人类经济活动所依仗的科技手段上探求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更深刻一些。“科技原因说”正是从“环境经济科技”的关系来追溯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这比之直接从经济发展的结果来追溯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经济发展原因说”深入了一步。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科技原因说”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①这类研究几乎停留于思辨性的论说,虽然具有一定的哲学深邃性,但却损害了这类研究的实证性和科学性。②这类研究多是着眼于科技进步“双刃剑”带来的负面结果而非针对作为原因的科技进步的结构和功能。由于这类研究把环境污染或破坏笼统地归罪于科技进步,因而导致像《增长的极限》的作者和其他一些学者据此否定通过科技进步改善环境的可能性。
实际上,环境问题探源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为现实地解决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而非单纯地消除环境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指南。“科技原因说”笼统地将环境污染归因于科技进步,并最终否定科技进步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作用,是不足取的。因此,“科技原因说”有待于向“科技结构原因说”发展,向实证研究深化。
2 环境问题的人类根源: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是人与自然或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桥梁。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科技进步不仅应该具备生产力功能,而且也应具备环保功能。环保也是生产力,而且是长远的生产力。但是,传统的经济学多从生产函数――“产出=f(资本,劳动,时间)”来理解科技进步,认为当产出的增加大于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时,就发生了科技进步。这种经济视角的科技进步观,仅将科技进步的功能限于经济,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的天然联系,缺少大系统眼光和历史眼光。
人类科技进步活动构成地球的科技圈,它不断地改变着经济圈(遍布全球的经济活动)的方式、内容、强度和规模。经济圈对生态圈的冲击会引起一定的生态环境效应。人类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或效果决定于功能不同的各种类型的科技进步力量的对比。而自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正是由不断被强化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所导致的。
2.1 科技进步的类型与功能
自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在变迁中分化出A、B、C三种类型。
A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有开发和生产功能而客观上却容易造成环境问题的科技进步。它能为其实施者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又会由于实施不当或实施规模过大而造成环境问题。
B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备环境治理和环境优化功能的科技进步,属于环境科技进步的范畴。其实施能为社会带来环境效益和远期经济效益,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C型科技进步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兼有经济功能和环保功能的“绿色”科技进步,如清洁生产技术、循环经济技术等等。它被用于经济活动而不会对环境构成负面影响(或对环境影响很小)。但它会通过科技进步的替代效应(以C型科技进步替代A型科技进步)减轻环境污染。
2.2 科技进步的类型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获得了非对称性的进步,即A型与B、C型科技进步在内容、水平、速度和实施规模上不相匹配、不相适应:A型科技进步由于受到特别重视而得到有力的推动和规模化实施;而B、C型科技进步则往往不被重视而较少得到推动和实施。其结果是,前者在水平、成果数量和实施规模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而后者则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我们把A型与B、C型科技进步的这种不匹配现象称为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一般表现为:①在科学进步方面,人类非常重视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研究和认识,这种研究和认识活动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带来了相对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而对人类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及其机理的认识要被动和落后得多,这方面的知识相对贫乏。②在技术进步方面,人类在A型技术的研发投资、成果产出及成果推广应用规模等方面远远甚于B型和C型技术。
我们可以用A型与B型科技进步各项指标(如R&D投入、科研人员数量、成果数量、成果转化率及扩散规模等)之比即A/B来衡量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程度。该比例越大说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程度越高,反之越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是反映科技进步的经济功能与环保功能比例失调的指标。当A型科技进步一花独秀时(如工业革命后很长时间)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就日趋严重;而当B型科技进步所占比重上升或(和)c型科技进步替代A型科技进步时,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就会降低(见图1)。
2.3 环境问题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
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与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环境问题=f(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如图2所示。
这种关系表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是环境问题产生的人类根源。
由于到目前为止各国尚未曾设计和采用反映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有关分类统计指标,这使我们难以用相关数据对“环境质量一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相关性作数理方面的实证分析。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用科技进步和环境问题演变的历史事实,对环境问题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因果关系作出令人可信的定性实证分析或检验。
在更早以前,科技进步和环境问题并不突出,而自18世纪以A型科技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欧洲科技革命开始,情况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A型科技进步单打独进,催生出了工业化,并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但是,由于缺乏B型科技进步的匹配作用,因而A型科技进步给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主要是煤污染),城市环境的污染成为工业革命最具灾难性的后果之一。阿・汤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断言,产业革命的烟雾所带来的破坏要多于创造,保罗・霍根也曾指出,“自18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比整个史前时代造成的损害还要大”。20世纪30年代以后,石油科技进步(也属A型科技进步)又在煤污染的基础上给环境带来石油污染。治理煤污染和石油污染的B型科技进步尚未跟上,到20世纪60年代后,化工技术尤其是有机化工技术(仍属A型科技进步)的问世和大规模应用,又为环境平添了一种全新的化学污染。多重污染的叠加,使环境问题雪上加霜,最终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一60年代环境公害事件的大爆发。18世
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年,是欧美和日本A型科技进步独领(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加剧)和经济大发展的200年,也是环境退化加剧和全球气候变暖的200年。
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终于激怒了人们,20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以此为契机,B型科技进步开始有了良好的势头,部分学者也认识到技术进步非对称性问题的存在。70年代以后,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B型科技进步逐步催生出“第零次产业”――环境产业,“环境友好型”的C型科技进步也逐步得到重视。此后不少发达国家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状况得到某种改善,从而其环境恶化状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改善。
但是,全球环境问题至今依然没有被遏制住,其原因依然是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在作祟:①虽然B型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但A型科技进步速度更快。②某些发达国家通过贸易途径将污染产业和危险废物向国外转移,削减了本国A型技术的应用规模,改善了本国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和环境恶化状况,但却恶化了引进国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和环境。③虽然原有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同时又有新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问题的产生。知识经济中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A型高科技进步给世界带来了电子垃圾、电磁波的辐射、基因污染和基因安全、纳米技术的安全性、电子信息污染等问题,而相应的B型高科技进步并未能及时为我们提供相应的污染治理手段。新老环境问题的叠加使全球环境问题更加复杂和严峻。
综上所述,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及其演变是环境问题产生和演变的背后根源,当然它也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走势的成因:在EKC的左半部,环境污染之所以趋重,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增长增长所依赖的是非对称的科技进步。而在EKC的右半部,环境问题之所以会得到改善,则是由于人类逐步自觉或不自觉地遏制或纠正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的结果。“环境污染一经济增长”的N型、同步和u型等曲线关系也是相应领域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演变的结果。
实际上,按照科技进步非对称性理论,无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还是经济发达期,只要我们能够使A、B、C各种类型的科学技术按其功能匹配地发展,就会避免陷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并存的“怪圈”之中,实现人与自然或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夙愿。
3 影响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存在和演变的因素
如何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或纠正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呢?这主要与影响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存在和演变的因素有关。
3.1 科技进步成本效益反差律
在A、B、c三种类型的科技进步中,存在着较大的成本反差和效益反差。
一般而言,在科学进步方面,人们对正面或正向的问题的认识总是容易一些,而对其逆向或负面问题的认识相对较难,比如:①数学上的加法、乘法、乘方等正向运算相对比较容易,而其逆运算的减法、除法和开方等相对较难;②弄清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机理或规律也往往比弄清技术应用的正面效应的机理要困难和费时。如人类对煤、石油等作为能源应用时所导致的污染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B型科学进步)要比对煤、石油等可作能源使用及其机理的认识(A型科学进步)要难得多。因此不难理解:人类从发现酸雨现象到真切地感受和认识到酸雨的危害,竟然经历了一百多年。生态学、环境科学(属于B型科技进步)在A型科技进步导致环境问题达100多年之后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即使到今天,人类对环境自净能力、环境污染及其危害机理等尚未认识清楚。
科学研究只是为解释或理解客观现象提供了一种模型,而要解决实际问题还要进行艰难的技术开发,也需要更多的投入。同样,在技术进步方面,由A型技术进步到B型技术进步,再到c型技术进步,其难度或投入是递增的。例如,一般能源(如化学能、水能、风能等)技术均属A型科技进步,人类没有费太大的功夫就掌握了。可控核聚变能源是储量巨大而且十分清洁的能源,人类如能突破和掌握这种技术(c型科技进步)将会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无限光明,但是这太难了。
难,往往意味着技术高,意味着费事耗时,意味着开发成本和初期使用费用高,但也很可能意味着成本下降空间大,意味着长期经济效益好;难,导致C型高科技进步滞后,但是,一旦获得突破,人类就会受益无穷。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一般而言,“理性的”人类在作选择时往往不会舍近求远或舍易求难,而是会先易后难。因而科技进步演变的规律大致会是:A型技术进步在先,尔后是B型技术进步跟进,而最终人类将以C型技术进步为主导――这时人类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极度发达的新时代。同时,这也是科技进步非对称性产生、强化和向着改善的方向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破坏容易而建立难。毁坏一件东西要比制作一件同样的东西容易得多。同样,环境的“破与立”也是如此。生态环境可以毁于一旦,而恢复已经恶化了的生态环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建设或改善环境是一个非自动的需要消耗能量的有序化过程,而破坏环境是一个自动的无序化过程。可见,污染和破坏环境是经济代价和时间代价都极高的事情,我们显然不能再走抛开环境问题去发展经济的老路,而是要通过改造和优化科技进步的结构与功能,使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个目的服务。
3.2 市场竞争机制
市场竞争机制对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具有巨大的强化作用。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经济人”追逐内部的(局部的)、直接的和可预期的(近期的)经济利益几乎成为经济秩序。而A型科技进步恰恰能够成为“经济人”们实现经济目的的有力工具,因而A型科技进步能够博得市场的青睐,能够获得“经济人”大量“货币选票”的支持。B类科技进步成果的实施或应用往往因其周期长、市场效益低、反应慢而令“经济人”人望而却步,而且它为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对于“经济人”来说是外部的,因此B类科技进步很难获得与A类科技进步相匹配的物质支持和发展。
市场化的工业经济更使人类尝到了高经济增长的甜头,悟出了发展经济的硬道理。200多年来,英国教会了人们如何进行生产,美国则使人们学会了如何消费和享受,从而把人类引向了物欲极度膨胀的非理性境地。在市场经济中,为了发展经济,为了能够更多地从自然界攫取,A型科技进步常常会被推向它的顶点,这也就必然会把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推向它的极端。
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选择可能是理性的,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它的行为却表现出很大程度的非理性,因为它导致负的外部性的经常性发生,从而导致整体经济效率或长远经济效率的降低。而在科技进步被经济增长目标牵着鼻子走的情势下,科技进步则很难在解决负的外部性问题上有所作为。
3.3 环境经济政策
软弱的不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则会姑息和容忍科技进
步非对称性的存在甚至强化,而严格的、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则可以使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得到超前的遏制和纠正。
环境经济政策是调节“经济人”的行为、弥补市场失灵缺陷的工具。然而,目前人类控制自身的政策能力却弱得难以与人类开发自然的技术能力相匹配。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进步非对称性问题主要不是人类的科技进步能力问题,而是科技进步导向问题或环境经济政策(制度)问题。
严格的环保经济政策能够引发创新,推动科技进步尤其能够促进B、c型科技进步,从而降低科技进步非对称性;而且,在强有力的B、C型科技进步的支撑下,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有效的执行,因为B、c型科技进步能够为直接消除、避免或显著降低经济活动的负的外部性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手段。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强势的,而环境政策却是弱势的,两者处于极度不对称状态,这实际上是容忍或默许科技进步的非对称性的存在甚至强化,从而导致环境问题的持续恶化。虽然我们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尤其在口头上是如此,但是比起对经济的重视,环境保护仍处于次要地位――至少在实践上或实际效果上是如此。最近二三十年来,各国对于环境保护所要达到的水准日益严峻,但经济增长却没有受到阻碍。在中国,经济增长计划可以毫不含糊地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而环境保护目标却可能会打折扣,如“十五”期间污染物总量削减是所有国民经济指标中惟一没有完成任务的指标。
经济与环境两种政策的非对称性状况之所以难以扭转,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在感觉和认识上仍然严重地受制于传统的经济学观念。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环境与经济是竞争关系,环境保护的机会成本太高,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很明显,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经济唯上论”。但是,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则认为环境与经济是共生关系,他在1991年提出环境保护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主张,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能够引发创新,抵消成本,这不仅不会造成厂商成本增加,反而能产生净收益,使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这被称为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
传统经济学注重考察资源(不包括环境)的近期或短期配置效果。而从短期看,实施较严格的环保政策,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因为企业环保的投入资金是昂贵的,这是和企业的商业目的是相矛盾的,因而谁投资环保谁就会吃亏。
然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强调包括环境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配置及其相互影响的长远效果。适当严格的环保政策会使厂商从长计议,激励其B、c型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这不仅会减少污染,同时也会由于产品质量的改善和生产成本的降低而提高生产力和产品竞争力。因此,谁积极投资环保尤其投资环保科技创新,谁就有可能在B、C型科技进步方面占得先机;而在消费者环保道德意识不断提高和环境标准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的背景下,谁能够占得B、C型科技创新的先机,谁就能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谁就会赢得环境与经济的双重竞争优势。美国PPG化工产品公司中国地区总经理叶维佳在回答记者“环保投入是否会给企业带来商业回报”的问题时曾谈到:“如果全社会的环境道德水平普遍提高,而且,如果有科学合理的环保政策,有健全完善的环保法规法制,企业完全可以将环保成本内部化,高质量、高环保标准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但是,必须要有给定的那些前提”。言外之意:如果环保政策科学合理,并有健全完善的环保法制――保证大家都能公平地遵守,消除执法不严导致的囚徒博弈中的侥幸行为,那么投资环保会带来商业回报,不仅不会影响而且还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显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最经济的环保路径应是在环境问题出现前就积极投资环保,因为“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太高了。然而,如今企业在环保投资方面却举步维艰,这既是企业短视经济观念使然,更重要的还是环境政策方面的问题。严格而合理的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制会使厂商的行为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主张保持一致。
在实行严格的环境政策的初期,国家应在B型科技进步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将既有利于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又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给企业以明显的环境政策趋紧的调控信号,迫使企业作长远环境科技创新的打算。企业则可以把技术创新重心的放在推动C型科技进步上。
【关键词】生产函数 科技进步 经济增长 贡献率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深入研究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正确认识和评价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作出定量的分析,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本文以青岛市为实证研究的对象,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速度方程”相结合的生产函数法就青岛市科技进步对第三产业的影响进行了测算。
一、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
丁伯根改进的C-D生产函数模型的形式为:
Y=A0emtK?琢L?茁?滋
其中:Y表示产出量,A0为初始科技水平,m为科技进步参数,t为时间,emt称作综合科技进步因素,K表示资本投入,?琢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L表示劳动投入,?茁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滋是随机误差,代表了估计的误差水平?琢+?茁=1(0
将丁伯根改进模型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1nY=1nA0+mt+?琢1n(K/L)
又由于产出弹性存在关系:?琢+?茁=1,可令?茁=1-?琢,代入上式则有:1n(Y/L)=1nA0+mt+?琢1n(K/L)
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M・Solow)从技术变革和总量生产函数中提出的估计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经济计量模型(即“索洛余值法”),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科技进步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在世界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索洛增长速度方程为:?琢=y-?琢k-?茁l
其中:y表示产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琢表示科技进步速度;k表示资金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l表示劳动投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二、测算指标的确定
产出量Y是第三产业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各年增加值;投入的资本量K是第三产业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各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投入的劳动量L是第三产业各年的从业人数。
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必须首先确定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琢、?茁。根据有关资料,目前确定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系数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经验估计法。依据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1992年联合的《关于开展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工作的通知》要求,首先将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琢设定为0.3,然后再利用公式对其进行修正,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茁则利用关系式?琢+?茁=1导出。此法比较简单,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规模报酬形式不确定,?琢值会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准确性较差。二是回归法。直接应用C-D生产函数(包括丁伯根改进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原理对?琢、?茁进行回归估计,这是最经典的方法。三是比值法。利用与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有关的数据计算两者的比值。如,从收入法的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由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四个部分组成。劳动者报酬为劳动的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可以看作是资本的收入,而生产税净额则为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收入。假定生产税净额中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份额分别为?琢和?茁,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茁=劳动者报酬/(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但是该方法涉及的数据以往统计部门未进行统计,不便于使用。对上述三种方法进行对比,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回归法来估计产出弹性系数
三、青岛市科技进步对第三产业贡献率测算的实证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各项数据资料主要来自青岛市各年度的《青岛统计年鉴》。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0-2005年。在测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必须对产出和投入指标做出统一规定,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保证统计数据口径的一致和结果的可比性。本文将产出和投入的数据都换算成以1990年为基期不变价的指标数据。
参照《青岛统计年鉴》,选取1990-2005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得到表1。
对表1中的投入与产出数据按照上述数据处理原则,进行相应的可比价格调整,并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为:
经检验,回归方程通过了所有的统计检验。于是,青岛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生产函数模型为:Y=2221.638e0.084tK0.148L0.852?滋
索洛增长速度方程为:
?琢=y-0.148k-0.852l
根据年平均增长速度计算公式和索洛增长速度方程,测算出各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见表2)。
四、结论与分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逐渐由原来的物质要素转向科技进步因素,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在国际经济理论界,通常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如果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综合,即该指标大于50%,则可以认为该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相反,则被认为尚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根据本文测算的结果,青岛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对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50%,达到了55.8%,说明青岛市的第三产业已经进入了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
根据测算结果可以发现,1990-2005年间青岛市经济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并不稳定,十五时期与九五时期相比存在较大波动。对于一定的经济增长,当投资大幅度增加时,科技进步贡献率就会迅速减少;相反,当投资减少时,科技进步贡献率就会增加。十五时期通过快速增长的投资规模来拉动经济增长,尽管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但是却压低了科技进步贡献率。十五时期青岛市第三产业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6%,低于50%,说明青岛市在十一五时期应该适当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科技进步对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已超过了50%,表明第三产业已经进入集约型经济增长时期。从不同时期来看,九五时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十五时期出现了下滑,说明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必然带来降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副作用。
【参考文献】
[1] 赵国庆:计量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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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进步贡献率;生产函数;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7.005
1 引言
科技进步贡献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相对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测算不同时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小,通过其变化趋势能够反映出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因此,科学合理地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科技进步水平和科技进步潜力,对政府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运用C-D生产函数法对福建省1978-2013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估算和分析。
2 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詹恩.丁伯根改进后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体形式为:
Y=AeγtKαLβ (1)
式中,Y表示产出,A表示生产率,γ表示科技进步系数,t表示时间,K表示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力要素投入量,α和β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其中α+β=1(规模报酬不变)。
对(1)式取对数并求导,得:dY/Y=γ+α*dK/K+β*dL/L,式中,dY/Y、dK/K、dL/L表示产出、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增长速度,分别用y、k、1表示。设a为科技进步贡献率,则有:a=γ/y=1-α*k/y-β*l/y,此外,本文测算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为广义的科技进步贡献率。
3 数据处理
模型中需要用到的数据包括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要素投入量,其中产出和劳动要素投入量直接取自于《福建统计年鉴》,资本存量是经过相关计算得到。
3.1 产出量
经济产出量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给定时间内生产出的所有商品和服务。本文使用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为了消除价格影响,以1978年不变价格进行处理,计算公式:
当年实际GDP=1978年GDP*当年GDP指数/1978年GDP指数
3.2 资本存量
资本存量指经济社会在某一时点各种资本的总和。它反映某一年度参与生产的所有资本投入。鉴于我国官方并未公布资本存量这个指标,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按1978年不变价格对资本存量进行了核算,其计算公式为:Kt=Kt-1(1-δ)+It/Pt,式中Kt和Kt-1表示本期和上一期的资本存量,It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Pt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文中1978-2013年资本存量数据是根据张军等(2004)一文提供的方法测算得到。
3.3 劳动力要素
在西方国家,劳动力要素投入量一般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由于我国缺少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所以本文采用“全社会从业人员”指标作为劳动力要素投入量指标。
4 参数测算和科技进步贡献率估计
利用1978-2013年统计数据对生产函数进行回归,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模型可调整变换为:In(Y/L)=lnA+γt+αln(K/L)+μ。其中t取1~36,利用Eviews8.0软件进行回归,经过序列相关性处理后,估计结果如下:
ln(Y/L)=-1.282840+0.039136t+0.430680ln(K/L)+[AR(1)+AR(2)]
(-2.014547)(1.728665)(2.209256)
R2=0.998901 F=6591.505 D.W.=1.525751
可以看出,各变量在10%显著水平下通过了检验,消除了一阶和二阶自相关影响,且拟合度很高,符合经济意义,说明方程结果可以反映福建省C-D生产函数,具体形式如下:
Y=0.277248795e0.039163tK0.43068L0.56932
利用C-D函数生产法,各要素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率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福建经省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程度很大。其资本投入平均增长率14.29%,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超过经济产出的平均增长速度12.75%,这说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推动,是明显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2)劳动投入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4.46%,且劳动要素平均增长速度2.96%明显低于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这说明劳动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较低。(3)科技进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32.76%,贡献水平相对较低。贡献率由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的大幅度波动到现在的较低水平。(4)高技术高增长,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出现的高技术贡献率,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确定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向后,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来华投资,同时也给福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促进了福建省经济的高速增长。(5)近年来,福建省科技进步贡献率明显呈现下降趋势,为了提高福建经济增长的质量,深化科技创新势在必行。
[关键词] 广西 经济增长 科技进步 产业结构升级 Cobb―Douglas函数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广西经济在过去20多年中保持快速增长,全区GDP由1978年的76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651亿元(以1978年价格计算),平均年增长速度为8.6%。那么,维持广西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未来,广西需要在哪方面加以改进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目前,对广西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较少。顾剑华(2005)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C-D函数)的基本形式,利用1986年~2001年数据,估算出广西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贡献率偏低,广西经济增长波动程度与科技进步贡献率具有负相关性,并简略提出了加大科技投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配置资源的建议;范小俊(2005)同样用C-D函数对广西1978年~2003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类似,同时采用两种预测模型预测了广西未来经济发展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结果是如果广西的科技仍沿用原有的发展路径,未来15年科技进步贡献率不会超过资金和劳动力贡献率总和。不过,以上研究并未考虑技术进步的具体因素如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没有具体测算,另外所提的政策建议比较简略。
以下通过修正C―D生产函数,建立广西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测算劳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各要素对广西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找出1978年~2004年广西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对广西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出建议。
二、广西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总量生产函数是分析经济增长因素的有力工具,用它可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其中,C―D 函数应用较广泛,且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已有大量文献对C―D函数进行修正来分析实际经济问题。C―D函数的基本形式为:Y=F(K,L)=AKαLβ。其中,产出为Y,物质资本投入为K,劳动投入为L,A为技术进步。模型中L是表示同质无差别的劳动量,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强,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的劳动投入并非是无差别的。此外,制度变迁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这些已有不少实证研究证实。以下在C―D函数中添加人力资本变量 H、产业结构变量F、制度创新变量S来反映技术进步,分别代表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差别、产业结构的变化、制度的变化。此外,我们还考虑使要素生产效率持续提高的其他因素,因此用ec表示导致生产技术进步的其他因素。则修正后的C―D函数为:
Y=F(K,L,H,F,S)=ecKαLβHrFδSθ(1)
其中,α、β、γ、δ、θ、分别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动和制度创新弹性。
对(1)两边取对数并添加随机变量ut,得到以下双对数模型:
InYt=c+αInKt+βInLt+γInHt+δInFt+θInSt+ut (2)
这里,用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广西GDP和投资表示总产出与资本投入,用全社会从业人员反映劳动投入,用中等专科学校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占从业人员的比重表示人力资本,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变量,用非国有化率、全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平均表示制度变量。
利用1978年~2004年广西有关数据,在Eviews软件中对方程(2)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InYt=0.630+0.420InKt+0.582InLt+0.093InHt-0.020InFt+0.395InSt+ut
(0.30)(4.52) (1.98) (2.13) (-0.09) (3.30)
R2=0.995
从估计方程的结果来看,模型拟合程度较好,除截距项和产业结构变量外,其他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根据估计的结果,计算了1978年~2004年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如下表1所示:
由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首先,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增加,两者合计高达71.2%。可见,广西经济增长模式还是比较粗放的投入拉动模式,主要依靠资本和要素的投入,其中最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的增加。
其次,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较弱。1978年~2004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8%,这一数值低于全国1980年~2004年35.7%的平均贡献率,离集约化增长与粗放型增长的分界线40%也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技术水平位居前茅的上海,2002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3.08%,广东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4年也达到了48%。与这些发达省市相比,广西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尚处于低支撑和弱引领阶段。
第三,在技术进步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主要得益于制度创新(贡献14.5%),如“国退民进”(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21.2%上升为2004年的83.4%)、扩大对外开放等,以及由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技术管理专业人才的剧增(贡献11.2%);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广西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十分微弱,仅为0.5%,甚至还低于其他一些难以量化的因素如社会政治稳定、宏观经济调控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广西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不明显,显著落后于发达地区。农业比重大是广西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2004年广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57.8%,比全国高10.9%,2004年广西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4.4%∶38.8%∶36.8%,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远高于全国的13.1%。但农业产业化程度还不高,缺少龙头企业带动。就广西工业而言,普遍存在着技术水平低,规模小,生产效率低,经营粗放等问题,有特色、有品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和企业少。据统计,广西共有规模以上国有控股企业1600余家,而在2002年全国大型工业企业排名中,广西只有23家企业进入1588家大企业行列,2003年也只有7家企业进入了全国500强,而且大多排在300名以后。一些传统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制糖造纸的工业发展较快,但在广西具有比较优势、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如医药(特别是中药)、生物海洋工业却发展滞后,同时用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有效机制尚未形成,高新技术产业显著落后(见表2)。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主要依靠贸易、旅游等传统服务业,金融、信息技术等服务业的主导作用尚未显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其中的全国平均数为作者计算。
此外,产业和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发展资金缺乏。2006年广西银行新增贷款546.6亿元,而从资本市场筹资只有6.47亿元,间接融资比重达98%以上,过分依赖银行融资促使风险向银行集中,上市公司数量偏少,目前只有23家,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更少,无法充分利用中国资本市场正在高速成长的有利条件,也间接影响了广西企业品牌的树立。可见,广西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提高增长质量与结构升级的问题。现代产业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告诉我们,没有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没有产业技术的进步,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就难以均衡和持续发展。因此,加快科技进步、调整产业结构成为广西经济增长的重要课题。
三、对策建议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已发生了显著变化,转移到了依靠科技进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上来。我国正在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创新型国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广西也应积极促进科技进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加快科技进步步伐,扶持高科技企业发展
一是坚持以真正的技术进步为主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全面提高广西科技整体实力和产业技术水平,尤其要极大提高广西有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的技术水平,如生物医药、海洋资源、制糖食品、有色金属、林产林化、机械及汽车零配件等。如广西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居全国第二,也拥有三金、金嗓子、源安堂等一批优质企业,完全可以在相关细分行业整合资源、找准突破口,通过自主创新,形成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领先的医药高新技术,并带动产业链向上游延伸,促进农业向“特、优、新”发展。努力办好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重点形成相关学科优势和特色,培养更多优秀科技人才,支持广西优势产业的科技进步。二是结合当前广西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和北部湾经济区域,承接国际、国内尤其是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通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提高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水平等措施,重点将引进消化的技术真正转变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三是拓宽融资渠道,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充分利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有利机遇,大力扶持区内产品具有特色和竞争力、基本符合上市条件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在国内上市,着力改变广西上市公司尤其是科技类上市公司数量少的局面;政府主要解决企业改制过程中税费负担过重的问题,切实降低企业改制上市成本;对于短期内无法上市的企业,可积极通过开发性金融解决其融资问题,扶持企业发展。
2.努力促进三次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首先,应突出产业优势,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制造业,努力打造制糖、汽车、工程机械、中药等工业基地,把广西建设成中国―东盟区域性加工制造中心,树立品牌和特色,力争优势产业向东盟辐射,打开市场;有规划地通过资本运作,整合优势产业资源,组建若干大企业、大集团,显著提升广西产业竞争力。其次,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积极发展特色种养业,扶持和引进一批规模大、效益好、组织化程度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提高广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市场竞争力。第三,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平台,在继续搞好传统的旅游业、商贸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会展等新型服务业,提高现代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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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可以看出,1978~2012年间,棉花产量与播种面积波动趋势与特征基本同步,在播种面积大的年份,棉花产量相应的也高。而棉花产量与受灾面积的波动呈反向同步趋势,当发生灾害时,棉花产量下降,灾害少的年份,棉花产量上升。随着棉花产量的增加,物质费用投入逐年上升,劳动力投入时间呈逐渐下降趋势。
2模型结果
基于索罗模型的构思,研究利用生产函数对1978-2012年我国棉花生产的有关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模拟。估计模型如下:lnY=235.6+1.09lnS-0.72lnD+0.14lnK-0.62lnL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计量结果显示模型能够通过F检验,R2(0.887)和调整后的R2(0.861)都在0.86以上,说明模型中包含的变量解释了因变量总方差变化的86%以上,拟合度较好[12]。
3模型结果分析
进而运用SPSS软件得到棉花产量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及各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表3)。经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3.1技术进步对棉花生产贡献巨大从模型结果来看,1978-2012年的35年间,年均科技进步对棉花产量的贡献率高达73.33%,说明我国棉花生产正在实现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要素的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重大转变。目前,我国棉花主产区已能实现麦棉两熟,粮、菜、棉和粮、饲、棉三熟,粮棉争地的情况得到了很大改观。棉花品种科技进步明显加快,育种效率不断提高,新品种产出增加。再加上植棉新技术如地膜覆盖、平稳施肥等广泛推广,使得我国棉花单产水平迅速提高。2012年,我国棉花单产1.62t/hm2,相比1978年的0.451.62t/hm2增加260%,年均增长率达3.9%。
3.2棉花产量对播种面积的依赖程度较高从模型结果来看,土地对棉花产量的贡献率达50.24%,估计的土地面积弹性系数为1.091,可以看出,我国棉花产量对播种面积的依赖程度较高,如果播种面积增长1%,产量即增长1.091%,而且从历史变化来看,棉花产量与播种面积波动趋势和波动特征几乎同步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以往我国棉花生产的波动主要是由播种面积的增减所致。长期以来,棉花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倍受政府重视,在棉花的流通体制上市场化程度较低。国家往往会在棉花歉收,供不应求时,采取调高收购价格或实施一定奖励政策来刺激棉农扩大播种面积,提高总产量;在棉花丰收,供过于求时,又采取限制收购政策,来抑制棉农植棉的积极性,从而减少棉花供给量。
3.3我国棉花生产受灾害影响较大经测算,受灾面积对棉花产量影响率为-33.81%,受灾面积的弹性系数为-0.718,说明我国棉花产量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受灾面积每增加1%,产量将下降0.718%。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棉农种棉风险增高,效益不稳定。棉花易受的灾害有气象灾害(雨涝、冰雹、干旱等)和病虫害(棉花枯黄萎病、棉花铃病等)。
3.4我国棉花生产具有高投入的资本密集型特征由模型得到资本对产量的贡献率达13.09%,说明我国棉花生产具有高投入的资本密集型特征。2012年,棉花物质投入占总成本的31.6%,资本密集型特征使得我国棉花生产成本长期居高不下,这也是目前我国棉花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减弱的主要原因之一。
3.5我国棉花生产处于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阶段从模型结果来看,劳动力对棉花产量的贡献率为-2.85%,贡献率为负数,劳动力投入越多,棉花的收益率不增反减,这就说明我国棉花生产已处于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阶段。随着棉花产量的不断增加,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是逐渐减少的。这与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和棉农自身素质的提高有很大关系。但必须还要认识到,我国棉花生产仍然属于劳动密集性产业,机械化程度较低。
4讨论及政策建议
索罗余值法衡量的是广义的技术进步,它假定技术进步率为总经济增长率减去因投入要素增加所致的经济增长率后的余值。因此,用索罗余值法测量出来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反映的是一种综合的技术进步水平,不仅包含了科技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应用、原有技术的改造革新,还包括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管理方法的改进等。其他学者也将索罗余值法应用到不同作物技术贡献率的测算中,得出油菜技术贡献率为73.85%[13],大豆的技术贡献率为76.77%[14],与棉花技术进步贡献率水平基本相同,可见科技进步对各种作物产量的影响巨大。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技术进步,我国棉花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逐年下降,但棉花产量对土地、资本投入的依赖程度较高,受灾害影响较大。因此,为加快棉花产业发展,提高棉花产量,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4.1加大棉花科技投入
科技投入和创新是棉花生产的强大支撑。因此,要加大对棉花科技创新的投入,大力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棉花种子、生产、加工等环节的技术研发,培育优质抗病品种,提高棉花良种繁育水平,并加强管理和积极进行市场推广;推进标准化、机械化、规模化种植,建立优质棉花生产基地,促进产业集聚。建议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试点,建立机采棉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创建现代机采棉产业技术体系。
4.2稳定棉花种植面积
加大对棉花种植的扶持力度,有利于促进国内棉花生产重新布局和健康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良种补贴、实施种植补贴和最低收购价等政策为棉农种植收益提供保障,提高种植意愿,稳定种植面积。
4.3控制棉花生产成本过快上涨
棉花生产成本分为人工成本和物质投入。近几年,棉花生产的人工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例不断扩大,2012年人工成本占到68%,需要通过在符合条件的地区推广棉花机械化采收,降低棉花劳动力投入来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棉花物质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农药等价格也在不断攀升,因此需要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监管力度,控制农资价格过快上涨,保护棉农的利益。
4.4建立灾害预警机制和提高受灾保险补贴
各级政府要建立棉花生产病虫害、气候灾害、地质灾害的预测和应急防范机制,建立国家、省、市、县、乡五级农业生产灾害预报测报网络,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观察检测和研究会商,及时灾害信息,防患于未然;当灾害发生后,有针对性地组织力量深入农村一线开展救助,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给棉花生产带来的损失。同时扩大棉花灾害保险补贴范围,并提高棉花政策性保险中央财政负担额度。
4.5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与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对包括会计学科在内的许多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与对其它学科影响所不同的是,科技进步对会计学科的影响却未被明确地列示出来。综观国内外成果可以发现,科技进步几乎未被列为影响会计发展的因素之一,即使在少数成果中提到,科技进步也未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人们最常提到的影响会计发展的因素通常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其中经济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经济不仅直接影响会计的发展,而且也通过影响其它因素而间接影响会计的发展。实际上这一提法是不完整的,科技进步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直接影响着会计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并且对会计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科技进步对会计产生的影响
会计诞生在何时、发源于何地,至今尚很难确切地加以考证。但是,会计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其产生与发展却同社会生产及科技的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早在原始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捕获的猎物及生产的谷物等便有了剩余,人们就要算计着食用或进行交换,这样就需要进行简单的记录和。但由于文字没有出现,所以只好“绘图记事”,后来发展到“结绳记事”、“刻石记事”等。这些原始的简单记录,就是会计的萌芽。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科技的进步,劳动消耗和劳动成果的种类不断增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产品,会计逐渐“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独立的职能”。据马克思的考证,在原始的规模小的印度公社已经有了一个记账员,登记农业项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项,这便是早期的古代会计。后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明了造纸术,会计便有了专门的记账工具-账本,并且有专门的格式及结构用于记录各种收入和支出。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在13世纪意大利的银行账簿中,已分别以“借主”、“贷主”登记债权和债务,这为近代会计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科技进步对会计学科发展的影响
早期的会计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对财物的收支进行计算和记录。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会计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发展过程。它从简单的计算、记录财物收支,逐渐发展成为用货币单位来综合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过程,直到发展到参与预测、决策、控制、考核等各个方面。会计的技术和方法,经过长期的实践,以及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也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它的发展过程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
1.古代会计。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生产力的水平比较低,商品经济尚不发达,货币关系还未全面展开,因而,会计的发展也很缓慢。起先,会计是生产职能的附属工作。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这就为组织生产、管理产品和进行产品分配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生产开始了社会化,直接的生产过程已经采取共同劳动的协作形式,不再是个体劳动。当这两个条件具备时,会计就作为一项单独的管理职能由脱离生产的人来担任。但是,尽管会计由脱离生产的人担任,但那时的会计仍然很不成熟。严格说来,这一阶段的会计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广,包括了统计、业务技术核算等其他经济核算在内。会计独有的专门方法还远远没有形成,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2.近代会计。会计之所以能从古代会计阶段跃进到近代会计阶段,科技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1)15世纪航海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发现了地球,从此掀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其中,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的商业和业特别繁荣。日益发展的商业和金融业要求不断改进和提高已经流行于这三个城市的复式记账方法。复式记账技术首先来自银行的存款转账业务。为适应实际需要,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巴其阿勒(Luca.Paciolo)出版了他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威尼斯的复式记账法,并给予上的阐述。此书可以认为是会计理论和方法的最早的著作。由于这本书的出版,复式簿记方法才在欧洲和全世界得到推广,开始了近代会计的。
(2)从15世纪到18世纪,会计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仍然是比较缓慢的。直到蒸汽技术的发明实现了社会的革命,才使得会计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英国进行了产业革命,成为工业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在英国,由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首先产生了适应大生产需要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公司,于是才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引起了会计的变化。会计服务的对象扩大了,过去只服务于单个企业,现在通过职业会计师的活动发展为所有企业服务,使会计成为一种社会活动。进而会计的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发展,过去,会计主要是记账和算账,现在还要编制和审查报表,而为满足编制财务报表的需要,还要求研究资产的估价方法和有关理论等。
(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无论是生产上、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此,会计学的发展中心,也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对标准成本会计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这一时期,会计方法已经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已经比较成熟。
3.现代会计。现代会计是指20世纪50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会计的新制度。这时,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很快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那些不参与企业管理的所有者的利益,实践中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另一方面,商品经济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企业面临着更为剧烈的市场竞争和瞬息万变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了在这种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得以生存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就要求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方法,以便具有反应灵活的适应能力和预见能力。为此,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管理当局的这一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地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对独立的领域。现代管理会计的出现,是近代会计发展为现代会计的重要标志。
三、飞速对学科的
自从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IT技术特别是Internat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使人类从跨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会动摇整个的基础,而且还将使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并会彻底改变社会发展的运行方式,使人类进入到一个数学化的时代。和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现实和空间的形成,已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网络已经把整个世界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会计作为国际商业通用语言的功能将得以完全实施,因此会计也必须完全融入到全球经济统一的潮流中去,以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同时,在会计领域中,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际,会计则又呈现出新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会计分支。
1.电算化会计。随着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产生了电算化会计,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和会计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使传统会计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会计思想和理论逐渐确立,从而在推动会计自身发展和变革的同时,也促进电算化会计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们对电子技术认识的加深,电算化会计必将获得普遍推广和应用;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大范围的会计信息处理网络也必将建立。
2.电子商务会计。电子商务作为21世纪的主流贸易手段,也是商品贸易形式中的新兴商务方式,已逐渐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电子市场、虚拟商店、网上购物、网络贸易以至商业互动模式等新兴事物的崛起,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与全球各地消费者、合作伙伴及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得到极大的增强,大大加速了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会计角度看,开展电子商务活动主要包括:电子商务会计和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其中,电子商务会计=传统会计+会计数据信息服务+其他,而网络信息自由流动是会计信息供给方、寻求方、认证中心(CA)之间发生的信息自由流动。作为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及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四、科技进步对会计发展的挑战
在全球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经济不断进步的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会计学科无论是在会计的方法体系、会计信息的传播形式等方面,都与飞速发展的形势有着明显的差距。
1.会计信息逐步国际化、标准化。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市场环境下,网络技术特别是Internat技术正改变着时间和空间的差异,从而要求会计信息形成一个统一传送、存储、使用的环境,不少跨国公司通过Internat向相关的信息客户发送可随时更新信息的联机财务报告,这一方面为会计信息走向国际化并与其产品一起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求会计信息的组织方式、传递机构等逐步国际化和标准化。作为记录经济运行状态的会计系统,在会计目标的制定、会计程序与方法的选择、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会计规范体系的建立和会计报表形式的采用等方面,在全球也将面临趋于统一的。
2.会计人员知识结构面临新变化。在网络经济下,一个崭新的财务管理时代-网络财务时代已来临。网络财务是建立在网络基础下,利用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原有财务系统引入网络技术。它的推出及应用使企业的经营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在管理方式上割除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实现业务协同、远程处理、在线管理等模式;同时,在信息提供上,实现远程报表、远程查账、网上财务信息查询方式。因此,会计人员除了具有会计、财政、税收、、、审计、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等相关知识外,还必须能熟练地掌握网络技术。
3.会计核算的重点将有新的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决定一个公司生存发展的不再是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赖以生存发展的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而是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专有技术、信息资产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由于无形资产在企业中地位的显著提高,会计核算的重点将从有形资产转移到无形资产上。知识产品中无形资产的计价、金融衍生产品的计量、人力资源会计的构建、新经济运行会计模式的建立等也会对会计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4.会计基本假设将面临挑战。会计主体的外延不断变化,“网络公司”、“虚拟公司”使得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不仅仅是传统会计主体假设下的实实在在的企业,进而使会计主体假设面临着挑战。随着虚拟公司与网上银行的发展,企业之间的交易不再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钞票和单证作交易媒体,而采用“电子货币”支付的网络贸易将为信息时代的商务主流。电子货币的出现,引发了货币革命与支付革命,使货币真正成为观念上的产物,弱化了记账本位币的假设。
5.与管理会计系统相结合,促进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会计体系把会计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个子系统。电算化会计信息处理的代码化、数据共享和自动化,为两个子系统的结合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从发展的眼光看,企业应同时建立两个子系统并予以有机结合,以便运用财务会计资料,建立适应管理需要的会计模型,使电算化会计从核算型向管理型发展,从而推动整个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建立和完善。然而,两个会计子系统实现结合后,如何改进现有财务报告体系却对会计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会计学科分别经过古代、近代而发展到现代。在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科技进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对会计发展的影响已超越经济等其他影响因素,成为“第一会计环境因素”。科技进步在促进会计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使会计学科的发展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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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玉明。21世纪管理会计主题的转变。外国经济与管理,2001(1)
2.王开田。科技革命与会计管理范式创新。江苏财会,2003(1)
3.潭树磊。电算会计的发展趋势:网络财务。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4(5)
关键词:科学技术;交通经济发展;关系;重要影响
一、交通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逐步转变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方式,将发展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起来,促进交通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交通运输行业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率先引入的领域,而科学技术是交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对交通经济产生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因为交通运输行业通过高新技术的融入,直接或者间接的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并借以实现交通经济行业中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本文所指的科学技术则是出于资金因素和劳动力因素之外的广义的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促使交通运输工具在速度、安全性、装载量等方面有了大幅度改进,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运输路途逐渐延长,运输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因此更体现出科学技术对交通运输行业的重要促进作用。
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索洛,曾提出增长速度的方程,这是考量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式之一,其重要意义在于:经济的增长量是根据生产要素、必要的资金和劳动投入、科学技术的融入来实现的,以往很多研究人员就利用索洛创造的增长速度方程来测算科学技术在交通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研究结果表明,在交通经济中,随着年均科技进步水平的逐步上升,科技进步贡献率就逐渐提高,最后表现在产出量上就是越来越高,同样的道理,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是呈现出这样的规律,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促进交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大法宝。
二、科学技术对交通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广义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大致包括国家政策、社会环境、自然资源等等,科学技术的开发研究逐渐应用到交通经济中,将高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提高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实用性,实现交通运输布局的科学化、合理化,加强交通管理,完善交通管理制度,形成一个高素质的交通管理队伍,具体来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交通经济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交通运输工具
交通运输工具是交通经济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是科学技术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大部分都是体现在交通工具的不断建造和完善上,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各种车辆、船舶、飞机、火车等,同时也加快了道路建设设备的改进,运输方式的增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使交通运输效率大幅度提高。
2.改变交通运输结构
这里所说的交通运输结构是指在交通运输行业中,互相关联的多个方面之间的有机比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行业出现多种新型的运输工具,加大了不同交通工具之间的竞争,而多种运输工具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不同科学技术之间的竞争,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打破原有的市场平衡,而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交通运输结构,比如说以往火车是人们运行时选择最多的交通方式,但是随着家庭轿车的普及以及磁悬浮列车和高铁的产生,人们运行时可选择的运输工具种类越来越广泛,火车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出行需要,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交通运输结构必然会产生影响。
3.逐渐形成综合性的交通运输体系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交通运输行业向多样化发展,水运、陆运、空运的大力发展促使交通运输越来越完善,这使消费者的选择空间扩大,由于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原则,使各种不同的运输方式同时存在于市场中,并发挥着自己独特经济优势,起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作用,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性的交通运输体系,为人们群众提供方便、便捷的运输劳务。
4.加快交通经济的发展步伐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提高其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投入固定的劳动力以及资金的情况下,运输量越高、周转量越大,获得的收益就越高;同样的道理,如果运输量、周转量一定,科学技术水平越高、投入的人力资源和资金就越少。由此可以看出,利用科学技术提高交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资源消耗;伴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生产率可能会遇到瓶颈,但是这并不影响科学技术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5.改变交通运输业的经营方式
科学技术的引入,促使原来粗放式的交通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方向发展模式转变,依靠先进的技术降低消耗,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交通行业的产品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产品开始向轻、小、薄方向发展,与之对应的是,客运机构中生产性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消费性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些变化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不同影响。
三、结束语
交通运输业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行业,要想使其紧跟时代脚步、适应时代的需求,就必须大力引进科学技术,将其作为交通经济的发动机,促使交通经济领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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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涛.科技对交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09(36).
国际方面的挑战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以及加入WTO对乡镇企业带来的影响。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布局,人才素质远远无法适应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目前世界排名前500家大公司中已有200多家来华投资。大跨国公司技术水平高,资金力量雄厚、项目规模较大。其投资方向和规模往往服从于其公司的全球战略,目的是要占领中国市场。外商的投资和进入不仅加快了一些行业的集中度,使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且已经控制了某些市场的份额和某些国内空白行业的“制高点”。如在饮料、洗涤剂、啤酒行业。外资进入后,市《石家庄经济》4/2001·46·探索之光场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企业与之合资或不合资而引进其先进技术和工艺,而保持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市场份额,另一部分企业则在竞争中经不住优胜劣汰之考验而败下阵来。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跨国公司同国内一些老企业合资往往成了其进入国内市场的主要形式,特别是他们选择一些我国同行业中的名列前几名的骨干企业进行合资,这前几名骨干企业中乡镇企业恐怕不多或者就没有。长此以往,乡镇企业的竞争对手不但多,而且强,如果乡镇企业在发展上抢占不了“制高点”,市场占有率就会越来越低。
加入WTO也会对乡镇企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有人说WTO是一只狼,因此惊呼“狼来了”,我们要认清,加入WTO不是一只狼来了,而是一群狼来了!那么加入WTO到底对乡镇企业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是对乡镇企业中技术落后的弱势产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像我国的农业,由于乡镇企业直接影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的经营规模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又会使农业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因为农业本身土地经营规模细小,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科技含量与产品质量不高,农业生态环境不好,大多数农产品缺乏竞争能力。加上一些国家高筑“技术壁垒”,必然会给我国农业和农村造成严重的影响。
乡镇企业中的其它行业也不容乐观。像建材、食品、医药、化工、造纸等,大部分是初级产品多、高档的产品少,含有科技含量的产品更少,这种状况,这种竞争力,怎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呢?
国内方面的挑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合作合资企业。随着国民经济以数量为主发展阶段的基本结束,以结构优化升级和整体素质提高为主要内容发展阶段的到来,国有企业正从前些年的亏损状态逐步走向扭转为盈,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体制创新和资产的兼并、扩张或转让、分立,一方面形成新的增长点,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带动为数众多的相关产业的升级、调整,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动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技术力量比较雄厚,技术人员的数量多,职工整体素质比乡镇企业高,这也是乡镇企业不可比拟的。
乡镇企业虽然积累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经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国际、国内方面的种种挑战,乡镇企业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性。乡镇企业的一些弱势产业和企业已经面临着“生存危机”,一些原有一定优势和实力的产业和企业也正面临着兵临城下的威胁。从产业布局看,布局分散,企业规模小的问题相当严重,污染环境,生态平衡破坏大多也是由一些小化工、小冶炼、小造纸厂所为,这些企业都是国家三令五申关闭的对象。就拿我市乡镇企业来讲,2000年全市取缔了99家小水泥企业,井陉县依法强制关停了41家灰粉企业;受个人利益的驱动,乡镇企业中的短期行为还是比较突出,中低技术依然是我市乡镇企业的主体。一些高科技产品,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依然凤毛麟角,面对这种状况,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种种挑战,乡镇企业要想在新世纪中更好地生存,更健康地发展,就必须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来适应全球化经济的新形势。
在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格局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乡镇企业如果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中没有自己一席之地的话,是难以占据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我国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像江苏常熟市的乡镇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由松散型协作向紧密型合作转变,这种合作在不断深化、层次提升、领域拓宽、科企关系日趋紧密。不少企业以把产学研合作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理念。中利光缆、力宝装潢等一批科技型企业,把科技进步、校企联手置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地位,该市的隆力奇集团通过与中科院上海分院合作,拓宽了发展视野,创新了产业导向,看到了目前普通保健品的潜在危机,增强了调整结构,科技创新的紧迫感,把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加快发展生物制药和生物工程产品作为新一轮投资方向和创业目标,把企业兴衰荣辱的命运牢牢拴在科技上。
经济界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科技进步,“对于生产能力的投入,收获的是产能的增长;对于科技开发的投入,收获的是产品和技术的更新,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产能的增长会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而不能发挥,而创新的产品和技术却有无限的市场空间”。
关键词:经济增长;生产效率;企业创新;投资回报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005-02
收稿日期:2013-09-27
作者简介:凌宁(1965-),男,重庆人,副研究员,从事经济增长、企业成长与创新研究。
各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及相关研究理论都表明,在维持经济增长时,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效果比较有限。也就是说,这些投入的短期效果明显,但长期效果非常微弱。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罗在研究中发现,美国经济20世纪的增长,只有10%来自资本、劳动等传统要素的投入,90%来自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传统的增长模型一直只将资本、劳动力要素视为增长动力。基于索罗的研究,新的生产函数不仅将产出与资本、劳动力联系起来,还引入科技知识的增长要素。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新的增长实践及理论一再表明,一国经济要维持持续的增长,根本上要取决于该国的研发及创新能力,及其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众所周知,发展经济的意义是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从此角度看,GDP的人均指标比总量指标更能体现这一意义。传统的拉动GDP的“三驾马车”统计体系有诸多缺陷,相比而言,采用GDP的人均指标更能体现发展经济的真实内涵。按照人均GDP公式 :GDP/ 人口 = GDP/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劳动人口 ×劳动人口/ 人口。从该式可见,提高人均GDP也需要“三驾马车”,即劳动生产率、劳动者闲暇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这“三驾马车”虽然都对提高人均GDP有影响,但是各自权重有非常大的差别。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点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在人均GDP水平上,欧盟国家只是美国的75%~80%。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欧盟内部各国间参差不齐。有些欧盟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但是由于劳动者劳动时间更远短于美国,所以人均GDP水平低于美国。但是这种较低的GDP水平,是以更高的休闲程度换来的,所以整体的国民福利水平并不低。有些欧盟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劳动者休闲程度并不低,所以人均GDP水平明显低于美国。在这些发达国家之间,人口流动较为顺畅,劳动人口比重的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点看,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劳动时间虽然普遍更长,有的国家的劳动人口比重也较高,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太低,所以人均GDP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由上分析可见,在拉动人均GDP在“三驾马车”中,劳动生产率是核心因素。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快、民众生活水准高,主要仰仗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劳动时间和人口结构因素则是相对次要、变化缓慢的因素。总之,比较各国的发展进程,人均GDP到达较高水平的基本途径,不是靠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也不是靠增加劳动人口或人海战术,靠的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民众生活水准逐步提高的不二途径。
那么,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由那些因素决定呢?学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主要采用格瑞林奇(1979)提出的模型。此模型实际是库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扩展形式。模型得到的最后结论是:劳动生产率增量 = 技术变化 + 资本弹性×劳动者占有资本增量 +研发投资回报率×研发投资增量占GDP比重 + 扰动项增量。由这个关系式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四项因素有关:技术变化、资本弹性及资本密集度增量、研发投资回报及研发投资占比增量、扰动项。这四项因素中,与科技相关的因素占绝对重要的权重,即使与资本项有关的资本弹性及资本密度因素,其实也与科技因素有关。在科技项下,技术变化具有外部的特性,扰动项则有效果随机的特性,而研发回报率及研发投资占比项最具有可控性,也就是,通过加大研发投资力度,提高研发投资回报率,可以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资本项下,资本弹性指资本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程度。资本密度指单位员工占有的资本规模。所以,那些资本效率或资本密集度高的领域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格瑞林奇的模型指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基本途径,这就是推进科技进步。
由上可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或保持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唯一途径是推进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运行的结果。在上述生产函数或劳动生产率公式中,科技投入是推进科技进步的主要要素。按照现代研究的观点,这种科技投入通过其产生和积累的科技知识形成对科技进步的推动。现实中,科技知识的形成和积累不仅与科技投入有关,也与多个因素有关。比如,科技水平的发展趋势、科技发展的突发事件、科技知识的更新、发明者和雇员的贡献、科技知识积累的效应、研发投资的结构特点等。
多数学者为了简化问题,在研究科技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使用研发投资指标度量科技知识的产生和积累。也就是说,学者们认为研发投资的增加和积累会与科技知识的增加和积累成正比。因此,上述劳动生产率公式中,科技进步由形成科技知识的研发投资表示。由此,研发投资成为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也成为提高增长质量,或保持增长持续性的关键。
由此,宏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就转化为激发微观创新活动的问题,研发投资及其效果就成为主要问题。在市场化运作体系下,要提高社会的研发投资热情,核心是解决研发投资的回报问题。研发投资与其他投资活动一样,获得合理回报是开展投资的前提。研发投资又与其他投资活动不同,其获得合理投资回报往往要受更多因素的影响。这使得获得研发投资回报更为复杂。从这个角度看,影响因素主要有:回报的不确定性、价格体系的真实性、回报的独享性等方面。
在回报的不确定性方面,科技研发领域的投资往往是“风险投资”。这种“风险”在现实中主要来自三方面: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创新收益的不确定(竞争、新创新、抄袭等)、后续投入的不确定(产品周期缩短、产品落后等)。在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时,研发投资效果的时滞性(即投资到取得最佳效果的时间)更加重了不确定的影响。这种时滞产生于完成研发项目的时间、进入市场的时间、获得市场份额及利润的时间等。这一时间越长,研发投资遭受不确定损害的概率越高。根据专家统计,研发投资时滞一般在二年左右,但是又与行业属性和研发类型有关。比如,汽车行业的时滞在20世纪90年代是60个月,本世纪初期是18个月。基础研发的时滞比一般比应用研发的时滞长。
在价格体系的真实性方面。 所谓价格真实性问题是指,当前产出指标(如销售额或增加值)是否完整体现了产出内容质的变化。一些案例表明,有些产品品质或种类的改善就没有在其价格中得到体现。比如在计算机行业,显示器在分辨率、辐射方面的明显改进很难准确体现在统计部门的数据中。在生物医药行业,新抗癌药的新效果也很难得到价格的准确衡量。同样,现代汽车在品质、安全、舒适方面的改进也没有在价格中充分反映。对此,有学者对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真实性开展研究,认为这个指数仅反映了品质改变的2/3,或者说,美国实际的生产率增长超过了由美国PPI体现的生产率增长大约1/3。这些案例表明,研发投资的效果往往会被低估,原因是这些成效往往由企业的利润而不是收入体现。
在投资回报的独享性方面。创新者不可能总是独享自己发明的成果。这就意味,一部分创新成果没有流向创新者而是流向社会其他成员。与有形的商品不同,知识本身具有共享性,可以被许多公司和个人使用。而且知识也没有排它性,知识的创造者很难阻止其他社会成员使用这些知识。因此,创新者的获得的收入和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其能够成功独享创新回报的程度。
此外,一些案例表明,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研发投资的成效会有差别。在竞争程度低的行业,研发成果容易独享,研发投资对提升生产率的成效就明显。相反,在竞争激烈的行业,研发投资对生产率的贡献就微弱。总而言之,随着研发活动领域的拓展,其中一些成果并不能直接显现出来。有专家认为,这些成果可以占到整个研发成果的一半。还有相当部分的研发活动以终端消费产品而不是生产过程的创新为目标,其成果往往体现在终端产品营销上。许多研发成果是完全无法衡量的,还有一些成果则是较难衡量的,所以直接获取相关数据比较难。
总而言之,研发投资活动的萌芽、成长、繁荣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在稳定回报预期的确定性、完善价格体系和机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及司法制度、以及建立市场竞争规范等多方面,为创新及研发活动营造适宜的土壤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