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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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一、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我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进一步发展和改革面临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务的形势，我们党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方针，标志着改革开放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七大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改革开放有机地融为一体，为新时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认识“新时期”，正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发展与改革关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也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既有体制转轨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基础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场取向”不够这一原因，产生了复杂的表现形式。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趋突出，我国经济在迈上新台阶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上述问题对体制机制的要求，拓宽改革攻坚的层面，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二是改革开放推动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水平，成就伟大，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拉大趋势，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减少的同时仍有相当数量，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发展迅猛、农村相对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显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视民生领域的制度创新，重视各种利益关系的统筹兼顾和利益关系调整的制度建设。

三是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协调配套的诸多新课题，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务。

我国进入新时期所呈现出的新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矛盾，是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历史台阶后的新挑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体制改革所依据的客观情势在总体上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作为30年改革所集中针对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协调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转轨”任务最集中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同步解决。因此，转轨取得初步成功后，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协调性问题，就必然成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内容，成为新时期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建立科学发展观体制保障为重要内容，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的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标志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本来就是改革开放实践所呼唤的。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把改革开放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统一，实际上明确了新时期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基本方向，为我们解决进入新时期面临的深层矛盾，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这两个方面，统一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经历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转折。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转折。完善体制是继续完成“市场取向”为基础的“完善”，也包括更广泛和深刻的新内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决“更好”的问题，就是“完善”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决宏观调控与市场基础的互动问题，更好地解决城乡、区域之间改革发展协调性问题，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与重视民生的配套性问题；更好地在体制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市场机制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我国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带有很大的初兴特点，市场机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通过“完善”体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发性和盲目性，更好解决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好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问题，更好地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从根本上说，实现新时期又好又快发展，还是要靠改革开放为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连续进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互动的关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场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场取向，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继往开来的连续性。坚持改革开放方向，决不能离开市场配置资源这一贯通改革开放过程的体制性基础。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要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实现协调统筹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注重民生为重点的多方面制度创新。这些向纵深领域推进的改革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进行的，与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协调进行的。仅靠市场机制，固然不可能自发实现科学发展，还要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但离开了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学发展。经过30年不懈努力，我国虽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一基础性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一些重要环节仍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来推进。已经实现市场机制的部位，进一步完善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各类微观主体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打破市场封锁等等。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必须与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协调，而不能离开这一取向。这就体现了新时期改革向深度广度拓展的时代特征，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是承继的、连续的，又是适应发展新时期向深度广度的拓展。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拓展和强调的新内容很丰富，其中，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二是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以下对四个层面分别做一些简要分析。

二、更加重视市场基础上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

新时期深化改革要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体现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体现发展观、市场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这一问题，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得到解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动力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市场机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带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驾驭其“自发作用”，将会对社会效益与公平正义价值产生冲击，这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和工业化加速期相交汇的阶段，可能助推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产生积累。为此，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必须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高度重视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建设，重视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视公平，当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建设。最重要的是重视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设，重视公共服务行业社会效益的制度建设，更加注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

围绕“重民生”为重点深化改革，是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相交汇的改革，也是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民生领域的体制都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紧密关联的，不可能离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要靠发展，但在特定条件下，发展并不一定能自动解决民生问题。从根本说，解决民生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公平正义，要靠继续深化改革。在这方面的改革，不仅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发展作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就业制度创新、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文化体制创新、安居工程建设、直到加强各方面的公共服务等方面，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是新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要重视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观，综合处理好再次分配调节与初次分配制度的关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调节的主要领域，是以公平性调节为原则的，当然调节的深度以不损害效益机制为限，我国目前仍有进一步加大调节力度的余地。在我国现阶段，完全依赖再次分配调节是难以覆盖社会各方面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与完善，是伴随整个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艰巨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全国城乡范围到位的保障调节。在这个历史阶段，分配体制的改革必须重视初次分配领域的调节。实际上，群众对分配意见的直接感受也主要来自于初次分配领域。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这一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初次分配领域还是要确保效率优先，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进劳动效率的体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须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规范收入差距。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协调，要考虑分类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包括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关注点，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与农业、农民补贴，同时，适时研究农产品价格调控体制，稳定农资产品价格，合理调控农产品价格。

要高度重视就业制度创新。就业既是经济层面的事，也是社会层面、人文层面的事，体现社会的价值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从我国当前劳动力巨大压力的实际考虑，如果就业问题解决不好，仅靠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调节就难以支撑社会和谐与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发展既应当是可持续的发展，也应当是有利于带动就业的发展。就业问题既是长期压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当前现实压力，决不能因其长期性而忽视当前。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定问题，不能仅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指标，而应当有发展战略选择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作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真正解决不利于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这是带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促进就业还要研究新思路。对产业工人、包括进城务工者，要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加强劳动保护；对某些产业，包括内外资，可否根据产业特征给予劳动力数量的适当外在调控。该破产、该下岗、该裁员的当然还要进行，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但国家应当扶持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教育、转业培训。就内外需就业结构看，我国在就业压力下，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支持了超常规的低价格出口的持续增长，维持了扩大农民工队伍就业状态，但这部分就业的过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为相当的国内需求，制约了与经济增长相应的国内需求增长，反过来也会制约内需性就业增长，这是需要与扩大内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新时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视不够，突出体现在政府性资金直接投资项目数额偏大，而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确实要进一步提高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另一种倾向是脱离现阶段实际，对社会保障寄予脱离现阶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现阶段实现的口号，这同样是有害的。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几个核心问题是，一是尽可能扩大覆盖面。特别要更加重视城市低收入和低就业家庭，更加关注农村社保体系的启动建设。二是对养老医疗保障加大统筹体系建设。首先要提高统筹层次，养老统筹到省，医疗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迁移所必需的社保转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转移方面加强协调支持和监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财政投入。这里的投入并不能对应产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责

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

三、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总体上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面向未来，深化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从推进生存型发展的需要为主转变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主的新阶段。其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在体制上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关键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推动了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但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很多矛盾。不解决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国在人口多、资源不足情况下，就不能顺利地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深化改革，要着力于解决自主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体制问题。对此，我国已经启动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出台了促进自主创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决涉及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体制机制问题。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下发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展的，大量体制性机制性问题需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基础特征决定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新时期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着力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即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新时期是一体互动的。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要着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内容，但关键问题还是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如果仅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一些权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导的老路，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重点是要重视市场的约束机制建设。市场本身具有两个方面的机制：激励导向机制、约束限制机制。两个机制都健全，才能构成完整的市场机制，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能把市场机制仅理解为激励机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场约束机制的建设，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宏观调控要起作用，没有市场约束机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还有什么宏观调控?过去我们花费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不理想，问题在于体制、机制的角度研究不够。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管理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例如资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未形成、投资管理体制不完善、财税体制不健全等重要问题，要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强市场主体自身的各项改革，强化市场主体内在约束机制。市场本身就有约束机制，但还要通过市场主体的内在约束机制的健全才可以实现。还要规范市场主体的外部约束，加强市场秩序与市场监管、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正确发挥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

政府“经济调节”也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机制。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制约日趋突出等，这些问题确实不能够完全由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自动解决，这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须健全符合需要的经济调节制度。实际中，对部分高耗能行业投资过热、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等方面的调控办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这也是基于当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我们应当努力建立基于市场调节，又不放任市场的经济调节机制。所谓带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即直接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对某些重要环节按产业导向意图设置制度性调节机制。一要探讨建立资源产权制度。解决资源浪费无节制问题，税费的办法、处罚的办法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础还是要建立资源产权制度，使资源形成产权约束。我国的矿产资源、城市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这是我们能够建立资源产权约束的制度基础。二是要尽可能在市场基础上设置经济调节的制度性节点。减排要探讨设立排污费用制度，排污必须列入企业成本，探讨建立排污权交易；节能也可以设置相应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建立有效的价格分摊制度等等；促进节约利用土地，仅靠计划、项目、处罚也是不行的，关键是要规范土地市场，特别是对农村土地要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使用和流转办法。

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

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工业化已经推动并形成强大的城镇化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经济经济结构体制没有相应转变，城镇化又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56157万，占总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进城务工农民，如果减去1.5亿经常性进城务工农民，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变为30％。这一数据距离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已达到88.3％的工业化参照数据相差甚远。可以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极大地开拓了城镇化空间，但城镇化的潜力并没有顺畅地释放出来，我们已经到了必须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阶段。二元经济结构是―个生产力发展阶段问题，也是―个体制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发展中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期以后，统筹城乡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城乡关系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已形成巨大的规模，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乡关系已经到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夜，很多问题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放在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位置。

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必然要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城乡二元结构也只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消除，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延续，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发展阶段的产物，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通过某项体制变革来即刻改变。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已经滞后，在部分地区的农村，已经与城市经济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户等重要体制上，已经制约了进一步发展。从人口构成看，如果只看三次产业产值，我国第一产业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我国就业人口大部分仍是农业人口，城市的工业产值在相当程度上是农民工创造的，但这部分工业对城镇化作用较小。这种情况给我们带来城乡统筹发展的复杂局

面。在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分治的体制会抵消我们提高农民收入的种种愿望和努力，阻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现金收入之比逐年扩大，1985年为1.8倍，2007年扩大到3.32倍。近年我国一直着力于提高农民收入，但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未能改变。这些说明，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进程必须逐步展开。既要反对不顾生产发展条件，把改变二元结构和城乡关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到了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互动的阶段。有的体制已经具备了先行先试、局部展开的要求和条件。只有深化改革，适时出台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措施，城乡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协调才能步入良性轨道。

要稳定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包括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发展要融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也必须得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通过改革建立农村集体经济适应城乡一体化、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探索适应市场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当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涉及面很广，必须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进行探索，把握好稳定和改革的关系。

农村生产方式也已经蕴含深刻变革。有条件的地方正在促进适度土地规模化经营。没有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就不可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不可能解放已经离土的农民，也就不可能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的很多矛盾。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从“有条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条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在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需要解决农民的权利保障、农民离土的权利置换、并逐步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这就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阶段。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大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已经难以孤立运行于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了，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问题之一，已到了非重视制度创新不可的时候。包括农民承包土地流转、农户宅基地确权与农民进城后的流转问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流转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确实要保护耕地总量、保护农民利益，同时也要在逐步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相衔接方面积极探索，促进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要实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化身份的制度建设。基本内容是建立城乡能够对接的身份转化制度。只有让进城务工农民逐步转为真正意义的市民，与原有土地关系脱钩，才能实质性地缓解农村人地紧张关系、提高耕种效益，改善在乡农民生产条件，实现城乡共赢。转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农民工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将长期存在，但身份转化的工作也应当逐步推进。

要有一个统筹协调的城市化、城镇化管理机制。目前部门之间协调性较差，多元目标之间缺少统筹。例如空间布局问题，应当统筹我国主导各类空间布局的规划和法律体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规划生产力布局的主体功能区设计为主导，加入城镇化布局的考虑，统筹协调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也要在农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统筹考虑，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统筹协调。

五、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会自律、基层自治机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位置。这一任务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触及，但并未提高到战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务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新形势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必要把自律协调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放到重要战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既是社会体制，也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经济体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的机制，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就必然会过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终也就难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公民，在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运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机制及时解决化解的矛盾，各种利益群体产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时的利益协调机制，在法制的基础上由社会自身调节矛盾利益。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一定阶段后，发展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就是必然的选择。

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基础。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转轨，进一步完善这个体制，当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观调控的配套等等，但这并不够，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社会自律协调机制的形成。可以说，没有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就不能顺畅实现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使很多本应在市场基础上由社会自律协调解决的问题维系于政府的干预，也必然不能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重要改革领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体制更具有基础性的改革。不要以为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只存在于社会领域，它的基础实际上在经济领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比如现在推出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要实现“四个分开”，“四个分开”显然是必要的，但实际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关系上缺少更为基础的前提，就是把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摆上更前置的位置。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说，政府要把应该由社会中介组织协调解决的事项移交给中介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在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否已经具备条件，需要实现政事分开的中介组织目前是什么性质。可以说，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没有改革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

第2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城乡市场 一体化 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F713.3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266－02

“城市”和“乡村”作为非均质的地域空间，是人类生存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的群落分布形式。受各自特定的自然、经济、社会等条件制约，城市与农村在物质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区域功能以及民众生话习俗等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但是，这两大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互为需求、互相补充，在互利互惠中互动互促、共同发展。

一、城乡市场一体化发展的意义

（一）城乡市场一体化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

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只有把巨大的农村市场融入统一的国内市场，实现城乡市场一体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建立。因此，城乡发展首先必须改变二元经济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城乡市场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村体制改革滞后、市场机制缺失造成的城乡关系错位和利益失衡的表现和结果。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大力推进农村的市场化改革，提高农业的市场化程度，构建城乡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弥补农村市场机制的缺失和断裂，消除城乡之间的体制壁垒和市场分隔，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条件和有利的环境，防止农村资源和农业要素的流失，让农民分享到城市化的利益。

（三）城乡市场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逐步改变长期以来城乡体制分立、管理分治、发展分隔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城乡之间资源、要素市场化交流和集约配置的体制和机制，实现城市与农村不同区域各个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城市发展带动和促进乡村发展，以工业发展带动和促进农业发展，推动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共进。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其关键的环节是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构建连接工农、沟通城乡的统一融合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优化配置城乡资源。

二、城乡市场发展失衡的原因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通过长期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我国国民经济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一方面是自给自足程度高的农业生产部门，另一方面是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工业生产部门。改革后，城市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现代市场经济，而农村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分工程度低、市场需求有限，市场经济发展缺乏必要产业条件。由此，在国民经济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城乡二元市场结构局面。

（二）管理分治下形成重城市市场建设，轻农村市场设施建设

基于农副产品流通体制城乡工业消费品流通体制上存在的行政分割局面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由于城市人口集中，市场规模大，从自身利益出发垄断市场，设置壁垒保护自身既得利益。因此长期以来市场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不仅城市建立了各种农贸市场，还有各种商场、超市，以及银行网点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与城市相比较，农村市场设施建设比较滞缓，市场体系残缺不全，缺乏联系农村居民需求与供给的纽带。

（三）农产品市场流通不畅

农产品销售市场是农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通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的实现问题，进而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循环与农民生活的水准。

农产品卖不出去，特别是在农产品的集中生产地区，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通常情况下，某种农产品丰收后，随之而来的常常是该种农产品的出售难。农民丰收的喜悦常常变成丰收后的忧愁；农产品卖不好，农产品销售市场的风险大。首先，价格的大涨大落以及其他人为因素的作用，使农产品的销售难上加难。其次，农产品出售后回款难。农民卖出了农产品，得到的却是欠条，很难收回现款。再次，对农产品任意压级、压价，让农民感到出售农产品较难，并因此影响其积极性。

（四）市场法规建设滞后，交易行为不规范

除了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公布的《批发市场管理办法》外，至今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农村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政出多门、市场准入管理不到位、交易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由于缺乏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健全的商品质量检测制度和必要的检测设备与手段，以及农产品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体系不健全，农村市场中假冒伪劣商品危害程度远远高于城市，进一步制约了农村市场的发展。

三、城乡市场一体化的实现途径

（一）推进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管理体制

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城乡关系，首先，必须着力于深化体制改革，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消除限制资源、要素和产品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性政策。其次，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对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一视同仁，使社会保障成为全民共享的制度。最后，要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加快农村财政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基本需求返还制度，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和城乡居民非税负担统一，使城乡的财政支出与其人口比例大致相适应。

（二）加快城乡流通现代化建设步伐

推动连锁经营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发展和延伸，大力发展连锁经营。连锁企业要从城市延伸到县域重点镇，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初步确定连锁经营在城乡商业和服务业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物流配送发展，允分利用和整合现有物流资源，加强城乡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专业化、社会化的物流企业，扩大配送品种范围，力争建成提供大规模、多品种、高效率服务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稳步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加快流通企业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提高流通基础信息的规范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大力开发利用流通企业信息资源。

（三）完善市场法规，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政府应从宏观调控的层面，建立高效、综合的农业管理体制，即把管理农产品流通市场以及农村各要素市场的有关部门加以协调和统一，形成一个跨部门的机构，负责解决农、工、商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问题。尽快清除阻碍城乡市场体化的各项制度障碍，以提高商品和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效率。

另外，要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健全市场规则。对农产品流通设施结构布局要有统一规划，同时要加强市场法规的建设，使市场监管有法可依，以强化政府对市场的引导以及科学监管。科学的、严格的法律法规，对规范市场秩序和交易行为，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利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培育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要提高农民在市场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发展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必由之路。政府要发挥支持和引导作用，在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基础上，要积极制定必要的扶持政策，如确立合作经济组织的合法地位，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给予税费优惠、财政及金融支持，对组织的领头人加强培训等，并切实把这些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五）加强政府管理部门对农产品生产、流通过程的质量监管

责成质监农业部门加强对农产品的质量监管，制订实施严格的农产品流通质量安全计划，包括制定农产品流通质量安全标准、市场准入制度、检测制度，制定农产品经营者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实行质量公示制度和信息反馈制度；其次，要推动农产品优质流通计划。包括开通优质农产品信息网站，推动农产品流通的体系建设，鼓励生产者与市场、商户联合，鼓励商户专营和从事优质配送服务等，进一步鼓励生产者与商户对优质农产品生产、流通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性。

收稿日期：2011-07-06

作者简介：郭晓杨（1986-），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研究。

参考文献：

[1] 赵新娟，王淑娟.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对策研究[J].经济纵横，2008，（3）：68-70.

[2] 陆学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J].社会科学研究，2009，（4）.

[3] 韩振普.县域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关键环节[J].理论学刊，2009，（5）：76-78.

第3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重要任务。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发育相对不完善的内陆城市发展现代物流产业,需要政府、企业及行业组织相互联动,其中政府在整合物流资源、培育物流市场、创新运行机制、催生物流产业方面的管理和举措至关重要。

    一、发展现代物流产业,是内陆城市加快发展的内在需要

    现代物流是指原材料、产品从起点至终点及相关信息有效流动的全过程。它将运输、仓储、装卸、加工整理、配送、信息等方面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这种有效流动和有机结合,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整合集成各种物流资源为手段,以降低物流总成本为目标,以流通和消费为对象的服务过程。因此,基于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物流与基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传统物流有质的差异性。传统物流在其运作范围上是微观的,资源是分割的,成本高,效率低。现代物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强调资源的整合能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改造传统的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等行业,提高行业发展的科技内涵,实现整个行业的产业创新。现代物流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被发达国家和地区近代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所证明。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物流产业规模已达1万亿美元,为高新技术产业的2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日本物流产业规模为35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每增长2.6个百分点就带动经济总量增长1%。目前全球物流市场总额已达3万亿美元。巨大的物流市场规模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和交易保障,推动着社会生产方式、流通方式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物流产业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我国,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以沿海大城市群为中心的四大区域性物流圈格局已基本形成,即以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青岛等城市为中心的环渤海物流圈,以厦门、福州等城市为中心的环台湾海峡物流圈,以沪、宁、杭、甬等城市为中心的长三角物流圈,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物流圈。现代物流业对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方便、及时、低成本、高效率的现代物流条件,成为这些地区投资硬环境和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目前,全国有20个省市的30多个城市已经和正在制定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及配套的扶持政策。作为内陆城市一般都具有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础条件,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湖北襄樊、安徽蚌埠、河南焦作等城市,都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城市。这些内陆城市要招商引资、增强城市功能、发挥区域经济“增长极”作用、缩小同沿海发达地区发展的差距,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发展现代物流产业已成为越来越紧迫的内在需要。

    二、内陆城市发展现代物流业的两大突出障碍

    现代物流是现代生产、流通、消费新理念的产物,对新一轮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物流产业涵盖各种行业、各种服务类型及各类所有制企业,物流领域涉及国民经济十几个部门,物流活动跨越各个行政区域,整个物流过程融合不同领域的物流资源,这就决定了现代物流是一个复合型产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内陆城市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由微观经济管理转换为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后,应该把已超出一般产业层面意义、被广泛看作一个地区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的现代物流业,当作国民经济中的新兴产业和经济新增长点高度重视,全力打造。然而,由于体制和观念问题,致使内陆城市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步伐严重滞后于沿海发达城市。1.从体制上来看内陆城市国有企业仍占城市企业较大的比重,经济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不少生产企业仍既经营生产、销售业务,又拥有自己的车队、仓库。生产企业运输、仓储成本,平均占到制成品总成本的30%~40%。企业既要抓生产、销售,又要关注仓储、运输,难以把全部精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主业上同对手竞争。同时,企业为了保稳定、保职工就业,仍习惯于“小而全”、“大而全”的运作方式,对产品原材料和销售外包的物流需求积极性不高。在社会运力的管理上,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各自为政,行业壁垒还十分严重,还未形成有机的区域综合运输网络体系。传统的企业生产组织结构和条块分割的行业壁垒,形成了内陆城市现代物流业一大障碍。2.从观念上来看管理观念落后是内陆城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又一障碍。内陆城市经济发展落后于沿海发达城市是不争的事实。过去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差距是思想不解放,现在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差距仍然是观念的落后。目前,许多内陆城市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补企业市场化改革的课上。要求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行业中退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无可厚非。但对于发展现代物流业,片面地认为那是企业的事,政府可以不干预,任其自由发展。因而缺乏积极引导、规划和扶持,致使有些内陆城市对发展现代物流业无研究、无规划、无部署,现代物流业发展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区域中心城市在现代物流业这个被誉为21世纪最有希望的朝阳产业之一的重大发展机遇面前徘徊。因此,内陆城市要大开放、大发展,赶上沿海经济发展步伐,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必须尽快消除体制和观念上的障碍,在发展现代物流业上强力作为。

    三、内陆城市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政府管理及政策发展

    现代物流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从宏观上整合资源,优化结构,政策支持,在管理体制、运作机制上实现创新。

    1.要在全社会普及现代物流知识

    首先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增强物流意识,树立供应链观念,把发展现代物流当作争夺地区竞争制高点、促进大开放、大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列入议事日程。当前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滞后和全社会的物流意识落后是制约内陆城市现代物流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3~5年内逐步放开制造业的分销权,逐步取消大部分产品的外商分销服务限制,取消外商在所有服务行业的现有市场准入和活动限制及外商从事电子商务的限制,这使我国工业面临巨大的全方位的竞争压力。即使在内陆城市,国际竞争也就在家门口。在当今地区间竞争愈演愈烈,各地在招商引资中所能给予的优惠政策已接近底线的情况下,谁拥有现代物流条件谁就可能赢得竞争的主动。因此,内陆城市政府要切实动员社会各方面形成共识,在经济工作指导上形成部署,认真组织,积极引导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形成统筹安排、合力推进的良好局面。

    2.重点推进两大平台建设

    内陆城市发展现代物流业,虽然要统筹考虑现代物流基础设施的发展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物流发展规划,重点推进物流园区信息网络和基础设施两大平台建设。要充分考虑城市所处经济区域及其产业特点,合理确定城市和周边地区、城市间的物流设施发展规划,依据区位优势和产业分布特点,按照流向、规模和市场份额,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在投资建设上,要以现代物流园区为重点推进物流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要运用现代物流理念和电子信息技术,改造现有物流设施,并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和物流一体化的要求,重组现代物流资源,提高经营效率。物流之道,网络为本。政府应首先促进现代信息管理技术在物流企业和广大工商企业内部物流管理中的应用,全面提高企业的信息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鼓励和帮助企业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连通,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物流园区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同时,要对同一经济区域内各自独立的企业和物流资源进行整合,形成战略联盟,形成物流资源的有机结合和规模化经营,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供应链为核心、服务不同层次企业和消费者的大型物流企业集团。

    3.要引导工商企业优化企业物流管理

第4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作为支撑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一支重要力量，非营利组织承担着政府改革后转移出的部分社会经济职能，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非营利组织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其生存和发展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其提供发展的空间；而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挥将有效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因此，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需要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彻底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促进其功能的更好发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政府治理环境的变化，在“世界结社革命”的浪潮中，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也纷纷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建立和发展起来，承担着政府改革后转移出的部分社会经济职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着更多的发展难题。由于政府角色定位不明确，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极其有限。因此，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视角出发，探讨和分析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对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发展以及政府角色的正确定位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问题表现

非营利组织又称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以服务于社会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公益的组织。依据美国学者萨拉蒙的定义，非营利组织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以及非政治性。［1］它是在西方福利国家面临危机的背景下，随着西方各国的政府治理运动而迅速崛起，并成为支撑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国非营利组织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一）我国非营利组织兴起和发展的背景

我国非营利组织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和政府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小政府，大社会”的新结构逐步形成，政府逐渐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由行政管理转向提供服务，权力下放，部分职能实现转移。

同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多元化的利益的需求。如的实行，出现了分散经营的农民，他们需要新的组织形式来改变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维护其自身的权益。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导致单位影响力的逐渐弱化，一方面，游离于单位制以外的利益主体需要新的组织形式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一个中介性组织来沟通政府和多元利益主体。客观上为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可能性条件。

实践上，世界范围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三方互动的社会控制和管理机制，又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

(二)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现状和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非营利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纷纷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建立和发展起来，并有了一定的规模。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已达17115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达到了147637个，基金会975个［2］，以及数以万计未登记的民间草根组织。近年来，这些组织的活动由扶贫、妇女、环保等领域逐步扩展到流动人口、爱滋病、法律援助、残障儿童、犯罪子女的教养等领域，在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反映公众利益诉求、提供和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舒缓就业压力和推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就整体而言，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仍然十分脆弱，面临着诸多现实的问题和不足，其应有的功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1、发展不平衡

表现在数量和地区分布上，从绝对数量和组织规模上看，我国非营利组织不仅少于发达国家，而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也较大。如中国每万人拥有非营利组织数量仅2.1个，美国的这个数字是每万人拥有200个以上。这些年虽然一些地方开始重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培育工作，但相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言，非营利组织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结构上，都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另外，我国目前现有的非营利组织分布不也平衡，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和大中城市中，而广大的内地和乡镇仍是社会组织的稀疏地带，非营利组织力量比较弱小。

2、缺乏自治

我国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政府性和行政色彩浓厚，表现为政社不分，缺乏独立性。这些组织，不仅主要的资源来源于党政机关，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由于缺乏自治性，大部分非营利组织不能完全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职责，不能更好地履行组织的义务，无法独立地实现组织目标，也没有能力自主地选择和开辟自己的发展空间，存在着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倾向。

3、资源匮乏

资源匮乏是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据调查，我国41.4%以上的非营利组织资金严重不足，致使正常的活动无法开展，其中有不少组织处在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还有一些组织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与其自身业务不相干的违背非营利组织宗旨的一些商业经营活动，甚至是一些违法活动。此外，非营利组织人才资源也极为匮乏。由于资金的紧张，绝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在引进人才时，只能强调志愿精神而不能提供足够的报酬，因此很难吸引专业人才的加入。即使当初选择了非营利组织，但少有守得住清贫的，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

4、社会公信度不足

社会公信度指的是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认可及信任程度。非营利组织从事的是充满爱心、善行和诚信的事业，是应该最具有公信度的组织，社会公信度在其发展中具有关键性作用。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信度的欠缺，表现为政府、企业对非营利组织的态度是谨慎的，社会对非营利组织同样是抱怀疑态度的，从而导致我国非营利组织资金筹措的困难和志愿的严重不足。据调查，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经费来源还是以政府的财政补贴为主，社会捐赠很是有限。非营利组织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活动的开展除了专业人员之外，还需要相当多的志愿者参与。而实际上，由于公信度欠缺的问题，部分人甚至认为非营利组织所做的一些工作似在作秀，所以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开展活动时，很难吸纳众多的志愿者加入。

（三）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又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缺乏自治、资源匮乏等问题。具体分析，原因很复杂，单从政府角度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社会自治力低，政府缺乏对非营利组织积极主动的支持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基本上属于一个全能政府的社会，“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领域。”［3］社会是没有自己的合法空间的，公共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那些本来应该首先具备社会自治组织特征的团体也被体制化和国家化。基本而言，中国迄今为止并未有过真正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历史，社会力量缺乏自治的传统和能力。政府的实际权力渗透到各类非营利组织中，导致我国非营利组织发育先天的被动性、不公平性和有限性，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加上受强权政治的传统影响，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一直持谨慎的态度，缺乏足够的信任。表现在登记注册的苛刻条件和严格的双重管理体制，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滞后与不完善，更多的非营利组织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得不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由于政府的不信任，政府也很少购买非营利组织的服务。

2、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彻底，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空间

由于公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社会自治力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更多的是外力推动的结果，政府所进行的职能转变也并不彻底。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发展，尤其随着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取得了明显进展，在社会经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整体来讲，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彻底，依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型政府的烙印，存在着许多“错位”、“越位”和“缺位”的现象。表现在经济领域中：管了许多政府不该管的事情，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突出反映在一些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在社会领域：该管好的事情却没有甚至根本就没有去管，如社会医疗保障问题、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的维护以及教育等问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制造“工程”与“业绩”而忽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问题，以及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等问题。这些政府职能问题的存在，进一步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局限了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空间。这既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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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营利组织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

政府职能即公共行政职能，是指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应起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指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中行使行政权力的范围、程度和方式。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之间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一）政府职能的转变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发展空间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其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政府治理运动密不可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为了解决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先后掀起了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司法企业，引进竞争机制；强调政府的有限性，主张政府权力应该逐渐变小、变弱；强调政府职能由管理转向服务；在角色上逐渐从监管者转变为守夜人。这些思想和理念都体现在世界各国的改革实践中，从而为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而非营利组织借助其自身的优势，又成为弥补市场和政府缺陷的有效途径。就我国而言，非营利组织也是在经济改革和政府改革的背景下兴起与发展起来的，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理由是在承担着政府职能转变后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因此，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职能的是否彻底转变。就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来讲，在发展中存在职能定位不到位，管理职责不清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的机构改革中，本应转移给非营利组织的职能没有很好的转移，造成非营利组织在履行自己的职能时不能到位，而受到政府行政行为的制约。

（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

从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及其功能的发挥看，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将有效弥补政府的缺陷，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也由于社会事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全部事务纳入管理范围，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大量社会事务将由非营利组织来管理。所以非营利组织首先承担了政府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而转移出来的一部分经济、社会职能，如培育和规范市场、推动企业经营体制的转换、通过其整合作用形成自律性的社会秩序等。同时，许多新的公共事务的出现，部分不宜由政府承担的事务也由非营利组织承担起来，这就大大减轻了政府转变职能的压力，同时使政府更放心地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转移出来，交给非营利组织去承担，进一步有效地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三、非营利组织发展视角下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思路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要求政府进行职能的转变，以有效发挥其功能作用，而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通过合理的途径和方法。针对我国的国情，政府职能要实现彻底的转变，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转变观念，统一思想。

首先，作为政府，应转变观念，充分认识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战略意义，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和扶植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把主动调整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治理公共事务，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其次，公务人员思想观念要转变，正确认识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第一，要继续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树立市场经济体制观念，树立通过主动利用多元利益主体来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服务的观念。第二，不断克服官本位思想影响，树立以服务为中心的思想观念。政府公务人员必须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变管理为服务，改变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第三，克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树立法制观念。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都要公开、透明，与国际接轨。

（二）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明确界定部门职能。

各行政职能部门在转变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政府职能转变在非营利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明确权责分工。通过机构改革，改变机构重叠、人员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重新定位各部门职能。在此基础上，精简机构、精编人员、裁汰冗员，从而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根据不同性质和类型，进行改制，减少财政供养范围和比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保障。

各级政府机构都应认真研究自己应承担的职能，清理现有职能，凡市场机制起作用的领域政府尽量不要介入，更不能替代，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凡是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务，政府应把它管理好，以弥补市场的缺陷，让人民满意。充分调整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时也要注重调整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广泛的发展空间，以此来更好的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三）积极扶持和培育非营利组织，向非营利组织转移部分社会管理职能。

非营利组织作为当今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代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沟通政府与社会，提供利益表达渠道；促进民主法制建设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弥补了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不足。针对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问题与不足，政府应该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并监督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完善法律法规，给予非营利组织积极的财政支持，以促进其更大限度的发展，更好地承担政府改革后转移出的社会管理职能。建立公共服务体系，通过签约外包等方式将部分公共服务项目交由非营利组织去提供，政府以公共财政购买其服务。

（四）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实现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的转变。

在政府转型的新时期，政府垄断一切，宏观、微观一把抓的弊病充分暴露。今后，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主体的直接管理，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手段，以更灵活多样、更讲究效益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凡是企业和个人能够做好的事情，政府就不插手，凡是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领域，政府尽力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即使在“市场失灵”领域，也要考虑是否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政府发挥作用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在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做好时，政府才进行干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过程的进行，很多原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将逐步分化出来，从而为社会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提供广阔的空间。非营利组织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在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满足社会多元需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政府职能的顺利转变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随着公共治理边界的开放，政府职能要有选择地退出，真正实现由管制到服务的转变；非营利组织则不断介入相关领域，通过与政府契约性、制度性合作，在良性互动中实现有效治理。

注释：

①萨拉蒙: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②民政部：200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C］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统计。

③邹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参考文献：

［1］萨拉蒙: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民政部：200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C］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统计。

［3］邹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4］申毅:《非营利组织兴起的经济分析》，《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3期。

［5］戴维、米勒等主编，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2002年版，第125—126页。

［6］谢泗新、张金成、踪家峰：《西方非营利组织管理理论及借鉴意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7］贺新宇:《非营利组织发展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开发研究》，2002年第6期。

［8］纪丕霞、赵永厚、李世澎：《中国语境下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难题分析》，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第5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河南省；城乡一体化；因子分析

本文为2011年度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11C630022）部分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和乡村在区域分工中的功能演变，人力、技术、资本和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优化配置，使产业间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在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非均衡发展及思想意识差距。通过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的全面和谐发展。具体到河南，作为人口和农业大省，城乡一体化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就是要在适宜的经济格局上，建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城镇、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使农村的文化、卫生、教育等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事业接近城市水平；建立有利于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公平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彻底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因此，正确认识和评价河南城乡一体发展水平，对于制定适合的发展战略，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构建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指标体系设计和数据选取

城乡一体化涉及经济社会、人类生活、生态空间等相互影响的各个方面，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包括城乡发展的诸多方面，包括经济、社会、人口、空间和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考虑到研究条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科学、全面和目的性原则，以能够反映城乡一体化的真实水平，又能体现城乡一体化动态进程，结合河南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1990年到2009年的数据，就河南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研究。为保证指标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可比性，优先选择信息量大、特征敏感型的9个比值形式的结构性指标：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比（X1）、城市就业人口与农村就业人口比（X2）、人口城镇化率（X3）、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X4）、城乡人均收入差异度（X5）、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X6）、城乡消费品零售额差异度（X7）、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X8）、二元对比系数（X9）。

二、河南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因子分析

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16.0对上述指标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发现，KMO值为0.725，巴特利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小于0.5，拒绝原假设，认为适宜于因子分析。

为了消除因数据类型不同而带来的分析误差，使数据无量纲化，利用软件SPSS16.0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降维因子分析法得到因子特征值及其贡献率。本文选择前三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为初始因子，其特征值分别为4.843、2.064和1.29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91.101%，说明前三个因子基本包括了全部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所有指标。因此，提取前三个因子就能较好地解释全部变量信息。

将因子载荷矩阵除以系数i为第i个特征值，i＝1，2，3），得到各公因子的线型表达式的主成分系数和原始指标的标准化值，如表1所示。（表1）

根据分析，可以计算每个观测量的各因子得分数F1、F2和F3：

F1=0.404ZX1-0.335ZX2+0.393ZX3-0.173ZX4+0.364ZX5+0.369ZX6+0.340ZX7-0.148ZX8+0.368ZX8

F2=0.236ZX1+0.366ZX2+0.191ZX3+0.520ZX4+0.265ZX5-0.247ZX6+0.433ZX7+0.408ZX8-0.135ZX8

F3=-0.167ZX1+0.227ZX2-0.331ZX3-0.251ZX4+0.283ZX5+0.349ZX6-0.116ZX7+0.636ZX8+0.358ZX8

根据各主成分系数（利用SPSS16.0处理后主成分得分矩阵）及他们的方差贡献率构建综合得分函数：

F＝W1F1＋W2F2＋W3F3

W1、W2、W3分别表示第一至第三主成分的权重，等于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除以方差累积贡献率。计算出权重的数值分别为：0.591、0.299、0.158。把各个主成分权重和得分代入综合评价函数得出河南各年的城乡一体化综合得分，如表2所示。（表2）

三、河南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基本判断

（一）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水平发展演变。根据河南省各年统计数据得出1990～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二元对比系数，与上文中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城乡一体水平共同绘制图1。可以看出，河南城市化水平一直呈平稳上升趋势，自1995年后，城市化速度加快，并在2004年城市化水平指标达到28.9%以上，河南省开始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和城乡一体化水平系数波动较大，说明河南省二元经济结构演变和城乡一体化进程波动较大。结合三个指标的数据演变和河南省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本课题将河南省1990～2009年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图1）

1、第一阶段，从1990年至1993年。二元对比系数从0.237降到0.168，二元经济结构大幅度恶化，但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上升态势略微加速，河南城乡一体化水平处于一个快速上升阶段，得分从-2.340升到0.173。在此阶段，由于国家对“三农”的优惠政策对于农业和农民的促进作用较小，农村经济体制没有大的变动，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徘徊阶段，城市不能有效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城市化速度放缓，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大幅下降。而各地工业迅速发展，在国家宏观政策先抑后扬的作用下，工业化率急剧上升。河南二元对比系数大幅上升在大幅变动中恶化，二元经济结构明显。但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工业的迅速发展，河南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业化、城市化得到初期的发展，城市聚集和辐射作用大大促进了城乡一体化水平。

2、第二阶段，从1994年到1998年。城市化进程加剧，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缓解，城乡一体化形势先急剧恶化后又有所好转。随着国家深化改革粮食购销体制，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城乡二元对比系数从0.181升到0.231。但粮食的连年丰产，使其价格也迅速下降，“谷贱伤农”。尽管随后几年内，粮食价格有所回升，但是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使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利益并未获得根本性的增加，城乡一体化水平也降到1996年的-1.753。1996年以后进入城市经济的新一轮高速扩张期，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到1998年河南非农业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7.6%，平均每年上升0.64个百分点。城市化与工业化呈现出良性互动态势，也使河南的城乡一体水平在波动中先下降后上升，但总体水平较低。

3、第三个阶段，从1999年到2009年。城市化水平稳中有升，二元经济结构呈波动恶化的趋势，二元经济结构加剧转换，二元对比系数从0.19降到2003年的0.14，又升到2009年0.191，表明河南一直处于二元经济结构显著时期。但在这期间，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水平大幅提高，由1999年的-0.965上升到2009年1.833。由于国家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要求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对城乡关系和发展的重新定位，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收益的提高；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和就业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农业就业比重迅速下降，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有所上升。河南这一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加快，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标志着河南省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二）河南省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基本判断。首先，按上述分析，河南从1999年以来，城乡一体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进入了城乡一体化的平稳发展阶段，但处于一体化发展的较早期阶段。河南是农业大省，农业从业人口众多，2009年底达到2，765万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很强，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较小。“十一五”期间，河南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产业承接能力不强，城乡基础建设和规划统筹程度不高，各种资源在城乡市场间不能合理有效地流动，农村劳动力大多处于自发流动状态。虽然，在1995年河南提出了“加快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步伐”后，河南城乡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新势头。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城-镇-乡网络结构不合理、辐射带动功能弱，资源利用率不高、各自为政发展、区域发展乏力等问题，还没有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协调运行；其次，河南城镇化发展一直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1990年城镇化率15.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8个百分点，2002～2009年城镇人口增速加快，年均增速为6.44%，高于全国年均增长2.98%的速度，城镇化率达到37.7%。9年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速为1.66%，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为8.89个百分点。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2009的城镇化率与安徽省相差4.4个百分点，与湖北省相差高达8.3个百分点；最后，河南省二元经济结特征显著。2.99的城乡人均收入差异度和0.191的二元对比系数都表明河南省现代产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二元特征对立明显，经济结构整体上仍是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进入1，000美元～3，000美元时，一个国家或地区会进入经济社会矛盾凸显期，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均GDP3，000美元标志着达到中等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初步实现现代化，河南省2009年人均GDP为3，012美元，正处于二元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顺利转型跨越对于河南经济社会的长期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主要参考文献：

[1]陈鸿彬，王兢，陈娟.河南中心城市带动能力评价及提高对策[J].经济地理，2010.4.

[2]徐明华，白小虎.浙江省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的评估结果及其政策含义[J].浙江社会科学，2005.2.

第6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物流体系；现代物流；物流网络

一、城市物流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一）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度和带动效应，它不仅涉及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管道五大运输方式经营企业，还涉及交通、运输、仓储；包装、通信等设备的制造和经营业；不仅涉及农业、工业、货代、仓储、包装、电子商务、邮政、通信、银行、保险、消费者等生产经营和物流服务企业以及用户，还涉及政府、税收、海关、检验检疫等管理部门。因此，现代物流业几乎涵盖了一产、二产、三产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是国民经济的综合性和支柱性产业之一，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发展现代物流业，将推动第三产业发展

现代物流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正好属于需要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因此，发展现代物流业不仅可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地位。而且，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带动相关的批发零售业、餐饮业、房地产业、信息业的发展。这样既增加了第三产业的绝对数量，还提高了第三产业中高附加值行业的比重，从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繁荣区域经济。此外，发展现代物流业也是创造再就业的有效途径。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劳动就业将出现新的格局。

（三）发展现代物流业，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现代物流在我国刚刚起步，潜在需求巨大，相对传统的物流业，它属于产业的优化升级。现代经济发展对高质量、高效率物流服务的需求，将使传统物流业获得新的业务拓展领域，变单纯的仓储货运为现代物流，提高附加值，走出新路。

二、锦州发展物流的制约要素

（一）在物流观念上，企业长期以来“重生产、轻物流”

对生产领域的各个环节和企业内部管理比较重视，但对生产领域以外的采购、运输、仓储、、包装、加工、配送等环节顾及甚少，使得锦州企业物流费用平均占商品价格的50—60%，高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3-5倍，物流过程占用的时间几乎占整个生产过程的90%。由于现代物流业在我市尚属孕育阶段的新生事物，受传统物流业思维的束缚，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企业从业人员仍缺乏对现代化物流观念的了解。

（二）在物流体制上，我市现代物流业组织化程度较低、制度不完善

在相当多的部门管理中存在着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以及融资、产权、人才使用、市场准入或退出等制度束缚，空运、铁路、公路等专业化物流系统分割运营、各自为政，一定程度上肢解了物流资源社会化配置的综合效益，影响政府的管理和企业经营顺利实现，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三）在物流需求上，生产制造和流通加工企业因为传统物流企业规模小、经营管理水平低

粗放经营、难以规范化等原因而不能完全满足其需求，长期以来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模式和经营观念使货运市场呈现货源封闭状态，很多新设备、新设施不能充分利用。导致各种物流功能、要素之间不能有效衔接和协调发展，从而导致在物流效率上，物流设施分建、重复运输、浪费严重。普遍开花的自办物流降低了资源利用应有的集中度，仅物流设施分建引起的浪费就无法估量。而物流设施简陋和管理水平落后，必然引发在途时间长、途中损耗大、运输费用高、便利程度差等问题。

（四）资金短缺、信息化程度低

由于现代物流业务的服务范围一般来说是全国性的，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拥有一个遍布全国的网络体系，才能顺利完成每一笔业务的收取、存储、分拣、运输和传递工作，而运转这样一个体系所需要的设备、资金的投入是巨大的。计算机信息管理水平严重滞后，物流信息网络尚未建立。现代物流管理人才缺乏，人员整体素质与现代物流服务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

锦州的现代物流业目前还停留在传统物流单一运作方式上，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社会商品生产、流通、消费方式的改变，传统的物流企业已经不能满足新经济形势下社会经济对综合物流服务的要求，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挑战，发展现代物流业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黄中鼎.现代物流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9

[2]喻丽辉，王丽梅.现代物流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4

第7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是按照两个改革战略向前推进的，一是在传统的计划体制部门中逐步地引入市场机制，使其逐渐地转化为市场引导型的经济部门，这一战略的主要表现是在转变国有企业运行机制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二是在传统计划体制之外发展新型的市场主导部门，改变过去的部门和企业的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创造更加充分的竞争环境。虽然这两种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是相辅相成的，构成了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一大特征(樊纲，1993)，但是从改革战略的成本?效益分析上看，也正如中国十几年来经济改革的实际经验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不能不承认后一种改革战略是更为成功的②。新的市场主导部门的快速发展既是产业和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是生产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因而，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对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资源是如何从传统的政府控制部门流向新兴的市场主导部门的过程和机制进行研究和描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和一般意义上的渐进式经济改革过程都是有意义的。本文选择劳动力的流动机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的一个范例进行分析和研究，是为了使得研究的主题相对集中，具有分析的边界和研究上的可行性，同时又不乏有一般意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经济中的二元体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中试图发现劳动力流动与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的制度性特征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是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二元结构。在经济改革初期的1980年，占全国劳动力75％的农村劳动力被限制就业于农村这块土地上；仅占全国劳动力25％的城市劳动力在城市中享有就业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是以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就业来实现的。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松和劳动力流动经验的积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流动并非意味着城市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虽然农村劳动力流动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但是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的认同，各级城市政府对外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或者采取“总量控制”的措施，或者采取“划地为牢”的政策。因而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机会是有限的，也是不公平的。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限制仅仅是一种城市政府行为，并非是企业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农村劳动力除了具有供给价格低这一绝对优势之外，还具有品质和行为上的一些相对优势。因而企业对农村劳动力有着更大的需求。由于制度和相应政策的限制，只有那些较少受到限制的，新兴的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和企业才有可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城市经济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体制部门。一种是政府控制部门，一种是市场主导部门。这两种部门在劳动力就业和工资制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差异。政府控制部门所吸收的就业者主要来自城市劳动力，在招收农村劳动力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控制部门中的就业者一般都享有长期的，甚至终身的就业保障。部门内部的工资受到统一的控制，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个人人力资本的报酬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职工的一般工资水平具有刚性的特点。与此相反，市场主导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不采取歧视的做法，按照市场法则招收和使用劳动力。对就业职工不实行终身雇佣制，企业和职工都可以根据雇佣合同保留着解雇和辞职的自由和权力。企业有充分的制定工资的自利，根据职工的劳动生产率和贡献的大小实行有差别的工资水平。

与任何现代经济社会一样，中国城市经济也存在着劳动力的异质性的现实。造成劳动力异质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力之间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劳动力就业前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就业后技术培训和工作经验积累都是产生这种差异的直接来源。中国传统的劳动管理体制对劳动力异质性的重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般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部编制”与“工人编制”的严格划分，“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分离都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三、基本理论模型

1．模型的假定条件

以上讨论的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工资决定的制度因素是我们理论模型建立的背景条件，同时也是我们模型所依据的假定条件的经验前提。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抽象出以下四个假定条件。它们不仅是我们理论模型必不可少的前提，可以说又是中国劳动力就业制度的特征表现。(1)城市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政府控制部门，该部门的特点是政府实行统一控制的较为平均的工资率，并且不考虑或者低估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另一个部门是市场主导部门，该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2)城市经济中存在着两部分异质劳动力。一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员基本上受到过专业教育和训练。拥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另一部分是非专业技术人员，是指无需专业训练，或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作人员。在短期内，后者对前者不产生替代效应，即替代率=0。因此，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由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劳动力市场仍被“分割”为两个分市场。两部分人员的市场工资率完全是由两个分市场的劳动力的供求决定的。(3)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工资率明显高于其在农村就业的工资率，其差异足以诱使他们无限地流向城市劳动力市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假定农村劳动力流动在我们的模型中仅仅被看作为一个外生变量。(4)农村劳动力基本上都是非专业技术型。他们流入城市后，主要进入市场主导部门。而政府控制部门对他们的进入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因而他们的流入只对市场主导部门的工资率产生影响，不会直接影响到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率。

2．市场主导部门模型

首先讨论的是计划体制部门和市场体制部门之间不存在劳动力流动情况下的市场主导部门的劳动力价格的决定。在以上假定条件下，首先我们可以用图1中的劳动力价格决定模型描绘出城市经济中两个劳动力分市场中的价格决定机制。横轴为劳动力数量，纵轴为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率)。Dp为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曲线，同时也表现为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LMPp；Sp为专业技术人员的供给曲线；均衡点Ep决定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率为wp，就业量为Lp。同样，Dn和Sn分别为非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它们所决定的工资率和就业量分别为wn和Ln。专业技术人员和非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工资率差异为wp-wn(=0wp-0wn)。它一方面反映了两部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个劳动力分市场供求的相对变动情况。对于非专业技术型的劳动力分市场来说，由于存在着农村劳动力无限进入的问题，其结果是使得Sn曲线向右移动，工资率wn也就相应地存在着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在农村劳动力无限进入和非专业技术人员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替代率为零的假定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两个劳动力分市场上的工资率差异是在不断扩大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上面提到的农村劳动力的无限进入压低了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价格这个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两种异质劳动之间的互补性，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就业的增加会扩大市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

当两种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分别为wp和wn时，我们可以计算出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private returns)为wp-wn，收益率为(wp-wn)/wn。根据上述判断，我们不难推论出这样一点，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进入，城市经济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是不断上升的。这一论点也是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的。

3．政府控制部门模型

计划部门的工资制度的特点是，(1)在工资制定时基本上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差异，因此一般实行无差别的工资率；(2)工资率的决定并不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这样我们可以画出一条政府控制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曲线或工资线，它应该是一条水平直线，即图2中的直线Dg。由于这条需求曲线与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p和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n分别相交于p点和n点，由此决定的两种劳动力的就业量分别为Lp和Ln，而决定的工资率是相同的，为wg，这样一种情况更符合于传统体制下的工资制度。在该种体制下，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率被压得很低。改革以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其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市场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专业技术型和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价格的决定机制并没有截然分开，仍处在一个统一的“计划”机制管理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画出另一条稍为倾斜的直线Dg’①。它与两条供给曲线的交点分别为P’和n’，由此决定的两种劳动力的工资率分别为wg1和wg2，就业量为Lp’和Ln’。由需求曲线Dg’决定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是大于零，即(wg1-wg2)/wg2。

4．政府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共存的模型

进一步的研究是把政府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的劳动力工资率放在一个模型中进行考察。模型可以用图3来表示。为了避免复杂化，我们在模型中假定政府控制部门对专业技术型和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实行统一的工资率。由图3中可以看出，政府控制部门的需求曲线Dg或工资率wg是处在两种市场工资率wp和wn之间。由此而引出的问题是，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政府控制部门制定的统一工资率既不可能在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工资率wp水平之上，也不可能在非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工资率wn水平之下。当wg＞wn，意味着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远高于他们的边际生产率，其差额是政府控制部门难以负担的。同时，根据我们上面对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工资率wn是不断下降的，而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率是刚性的。因此，即使政府控制部门制定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初始工资率wg等于wn，只是由于wn的下降也会使得wg＞wn。

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政府控制部门的统一工资率究竟应该处在wp和wn之间的哪一点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对政府控制部门行为的分析。一般而言，政府控制部门会将统一工资率wg确定在这一点上，使得其从专业技术人员那里获取的人力资本的收益能够补偿其对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支付的高出市场价格的那部分支付额。换句话来说，统一工资率是根据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制定的，而与劳动力内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无关。

四、进一步修正的模型

在上述模型的讨论中，我们隐含的另一个假定是政府控制部门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受其工资率影响的。也就是说同一劳动力不论在政府控制部门就业还是市场主导部门就业，其实际劳动生产率是相同的。显然，这一假定是与经济现实有差距的，也是与劳动力的理不符的。因而我们这里将讨论这一假定放松后工资率的决定情况。首先讨论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情况。如果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对其工资率的反应是敏感的，特别是对其工资率与市场工资率的差额要作出反应，那么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看作为是这一差额的函数。用上图来说，LMPp =f(dw)，其中dw =wp -wg。从劳动力的理的假定出发，f(dw)应该是一个递减函数。计划部门对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压低程度越高，他们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幅度就会越大。这种解释也是与“效率工资假说”相一致的①。它是“效率工资假说”的一个反论。在图4中，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会使得整个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LMPp下移。这样我们可以画出一条下移的曲线LMPp’。这条曲线与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P也有一个交点EP’。该点所决定的工资率为wp’。该工资率是指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在政府控制部门就业时贡献的劳动生产率的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额dw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价格差异，即图4中的wp’-wg，二是同一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差异，即wp-wp’。用公式表示为dw=wp-wg=(wp-wp’)+(wp’-wg)。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dw的两部分差额进行分别讨论。劳动生产率的价格差额(wp’-wg)，对于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来说，构成了一种价格上的损失。但是对于全社会来说并非是一种损失，因为这个差额被政府部门拿去后，用于支付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高估的工资，实际上是一个收入再分配过程。然而，对于劳动生产率差额(wp-wp’)来说却有不同意义。政府部门没有得到这部分差额，专业技术型劳动力也没有得到这部分差额。实际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部分差额白白损失掉了②。我们把它称之为制度效率损失，并且可以知道制度效率损失率等于xp=(wp-wp’)/wp (1)

既然“效率工资假说”可以用来解释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那么它是否也可以用来解释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对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实行高于市场工资率的工资率就会激励他们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后产生的效益能够补偿由专业技术型劳动力降低劳动生产率带来的损失，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得”也有“失”，因而上述提到的制度效率损失可能是不存在的。应该说这种情形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两部门模型来说它是不可能出现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政府控制部门对劳动力进入实行控制，存在着制度上的进入障碍。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不会冲击到政府控制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更不存在对原有劳动力替代的可能性。其次是政府控制部门实行的“铁饭碗”就业制度。这对于就业于政府控制部门中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来说，意味着市场工资率不会成为他们现在就业的机会成本，他们现有的工资率也不会成为其将来失业的机会成本①，因为他们失业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五、理论模型的经济含义与结论

根据以上对几个模型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济含义和结论。 (1)由于政府控制部门制定的统一工资率与两个劳动力分市场的工资率之间形成两个落差，这会引起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流动，从而进一步引起两部门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这里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是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受到市场主导部门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的吸引，会纷纷从政府控制部门向市场主导部门转移。相反，政府控制部门中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则不会流向市场主导部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市场主导部门中的工资率低于他们已有的工资率。更可能的情况是市场主导部门中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却有着想进入政府控制部门的强烈动机。

(2)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低于其市场工资率的另一个结果是他们在受到流动制度障碍时会降低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制度效率损失。由于这部分损失起因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因而它的规模和程度是会受到劳动力流动限制条件强弱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流动受到的限制越大，因此而产生的制度效率损失就越大。

(3)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率会直接造成劳动力配置上的偏差。从图4中不难看出，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低于市场工资率，他们的劳动力供给量会相应地从wpEp降低为0Lp’。这意味着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就业量低于其在市场规则下的应有水平。相反，对于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来说，他们的工资率高于市场工资率使得他们的劳动力供给量从wnEn上升到OLn’，这一点表明就业量超出了政府控制部门在市场规则下的需求量。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不当。

(4)由于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低于其劳动生产率，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高于其劳动生产率，这会激励政府控制部门去努力发展使用较大比例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获取较多的财政收入和发展资金。同时忽视那些使用较多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战略所产生的消极效应是多方面的。政府控制部门一方面对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有着很强的需求动力，另一方面对这部分劳动力进行低效率使用。这不能不说是政府控制部门的一大难题。政府控制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忽视，加上市场主导部门中同类产业的竞争，会使得政府控制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企业的境况每况愈下，这可以说是政府控制部门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5)模型隐含的收入分配的含义是，在现行收入分配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会加速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扩大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过程是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上升为主导因素的。因此，它是对传统的工资政策和分配政策的一种修正。

六、相关体制和政策选择的模拟分析

上述的模型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无限进入会压低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也就意味着拉大了政府控制部门与市场主导部门之间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差异。另一方面政府控制部门的专业技术劳动力不断地外流。这不仅降低了该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也导致了该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下降。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政府控制部门中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与平均工资率会分离开来，也就是说在前者不断下降的同时，后者却会由于其刚性而保持不变或上升。这在图4中政府控制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和平均工资线不再是一条直线wgDg，而是如图5所示的那样，分离为两条直线wgwg’和DgDg’。

政府控制部门中平均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分离给该部门带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种分离或者会导致该部门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或者表现为部分企业的亏损。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为了维持亏损企业的正常运行，不得不拿出一定的补贴。不论是利润率的下降，还是补贴亏损企业，都会给政府部门带来财政上的压力。有了压力也就有了改革的动力。因而，我们接下来逐一地考察政府部门可能做出的几种相关的政策选择。 (1)政府部门采取控制实际工资的办法，使得工资率的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办法。这种办法适用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但是对于我们所考察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的情况，政府部门是难以下调实际工资的。另外，这种办法并不能阻止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2)政府部门采取冻结名义工资的措施。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冻结名义工资也就意味着压低实际工资。在上图它表现为wgwg’和DgDg’两条直线的不断接近。这样做可以减少对亏损企业的补贴，以缓解财政上的压力。但是它也可能带来另一个问题，即非专业技术劳动力会对实际工资的下降作出消极的反应，从而会引起政府控制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此外，它也同样不能解决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

(3)政府部门对亏损企业采取积极破产的办法，以提高整个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从而减少政府的财政补贴。这样一来，破产企业的职工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市场主导部门。应该看到，在工资决定机制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过程将是长期的。

(4)按照市场工资率的水平，政府部门采取微调的办法使得专业技术劳动力和非专业技术劳动力各自的工资率不断地接近于其平均劳动生产率。这在上图中表现为工资线wgwg’逐步地倾斜，wg端逐渐上移和wg’端逐渐下移，直至与Ep和En两点相交。这样做的结果可以抑制政府部门中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外流和激励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自愿流出。同时政府控制部门可以逐步放松对外来劳动力进入的控制，这样至少在城市经济中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第8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对策

一、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

1. 中部地区空间结构“离心”与“向心”并存发展

一方面，六省的共性和落后使得它们把发展的目光聚焦到沿海发达地区，获取先进技术和经验，轻视区内省际间的经济联系，在中部崛起战略方面就出现了“离心”趋向；另一方面，六省的共性和优势，使得它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优化组合和发挥优势的愿望，并已经和正在形成战略合力，推进中部地区崛起，从而在中部地区的崛起方面出现了“向心”趋向。中部地区经济呈现区内与区外两个协调发展的互动。

2. 城市经济圈形成和发展带动城市化加速

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四大城市群作已经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圈建设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从中部地区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条件来看，中部四大城市群已经成为吸纳产业和人口的强聚集体，太原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正在发育和完善，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进一步集聚经济、人口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3. 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升级

中部地区正在加强能源基地、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强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次产业结构2003年为16.89∶46.75∶36.36，2004年为17.82∶47.67∶34.51，2005年为16.67：46.77：36.56，2006年为15.3：48.5：36.2。虽然产业比例有波动现象，但总体上，第一产业呈逐渐减少，第三产业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而且，为了实现产业升级，区域内产业正在走向开放，正在区域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以获取区域内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在产业分工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率和增长潜力。

4. “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建设正在全面启动

中部地区正在按照国家的战略要求和六省的建设规划，积极推进建立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从中着手解决本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问题；正积极推进建立全国能源原材料基地，发挥中部地区资源优势，拉长产业链条，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正积极推进建立现代装备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调动改造和发挥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和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积极性，着力挖掘中部地区发展潜力，增强其崛起的后劲；正积极推进建立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中部地区实现崛起的载体，构造中部地区与区外及国外联系、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的动脉网络，实现全国乃至世界生产要素、信息流、资金流汇集中部地区，助推中部崛起。

5. 中部地区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随着“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稳步推进，中部地区经济社会正逐渐步入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区域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例如，湖南全省2007年“回流型”企业达到3.3万多个，吸纳了近120万农村劳动力，“劳务湘军”回乡创业已成气候。（2）试验探索造就新的经济发展引擎。2007年末，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探索在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的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中部经济崛起打造新的引擎。（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见实效。中部地区六省着力促进经济发展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投资与消费、出口拉动并重转变，由工业推动为主向三次产业协调推动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战略观念淡薄

由于传统发展观念影响，加之地处内陆相对封闭和良好的农耕资源条件，中部地区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小富即安、害怕风险等陈旧观念比较浓厚，战略整体意识淡薄，致使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和合作机制发育滞后，战略合力形成缓慢，区域协调发展效益不甚理想。

2.发展环境严峻

中部地区现在处于东西南北四面快速发展的夹击之中，虽然国家把中部崛起已经提到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的总体战略高度上，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但是，这些政策尚未完全到位，政策效应也没有充分显现。中部六省市场经济发展不如东部，要素分配弱于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部地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不利于改变 “中部塌陷”状况。

3.“三农”问题突出

中部六省除山西外均是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区，支撑经济发展的县域经济普遍存在着“粮食大县，经济小县”的特征。2006年中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30%，农业人口比重占62%。过多的农业人口和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导致中部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导致中部地方县(市)财政脆弱，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投资能力缺乏，整体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中部地区农村现代化、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迟缓。

4.城市化滞后

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既明显滞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人口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较慢，中部地区缺乏具有很强综合实力、辐射能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龙头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对接能力不协调，阻碍都市圈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各都市圈内部产业同化严重，城市间缺乏合理分工与合作关系，整体协作较差，重复建设比较严重。

5.产业结构不太合理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仍显缓慢。2006年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15.3：48.5：36.2，而2006年全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1.7：48.9：39.3，同期比较，中部地区一产在四大区域中所占比重最高，比全国高近4个百分点，二产业比全国低0.4个百分点，三产业更是比全国低3.3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使其二元结构矛盾比东部及全国平均水平更加突出，农民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比例中部都是全国最大的，农民收入中，家庭经营土地的收入大约在60% ~80%之间，农民收入增长难度很大。所有这些均直接导致了中部区域资源集聚能力较弱、产业集聚化程度不高、区域间产业关联度较低，从而弱化了中部产业的竞争力。

6.工业企业效益不佳

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数量少，效益低，人均产值小。2006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大中型企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产值的65.6%、13.5%、12.2%、8.7%。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比较，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体数量少，大中型工业企业效益低，以占全国15.6%的大中型企业却只创造了13.5%的总产值。2006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大中型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万人)分别占全国的59.4%、18.1%、14.0%、8.6%，这意味着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大中型企业人均产值小，特别是缺少一批在国内外影响大、对行业发展起骨干带动作用的大型工业企业或企业群。这不仅制约了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效益的提高，而且在当前国内外企业激烈竞争形势下，这种状况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三、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对策

第一，强化中部战略意识，确立区域协调发展理念。中部六省尚未形成完整的经济区域根本原因在于六省局限于各自的局部利益，没有深刻理解“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大意义，区域战略意识淡薄。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首先要把各省发展的思路统一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上来，从转变观念、重新规划、创新制度和机制上解决问题，确立区域协调理念，为形成战略合力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部六省人民是“中部崛起”的主体。以人为本，就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是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要保障。在中部地区崛起的过程中，必须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着力调整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力调整农业结构，改变重粮为主的发展局面，根据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农产品供给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业，走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提高工业发展质量，特别是科技含量，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调整轻重工业结构，改变重工业比较重，轻工业比较轻的格局。突出和培育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产业地位,优先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所具有的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作用，转变先发展工业和实现工业人后再发展服务业的传统理念及思路。大力培育优势产业群带。大力调整所有制经济结构，改变国有经济偏重，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第四，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优先发展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也是提高科技水平和培养人才的基础。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坚持立足现有基础，从区情省情出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自力更生，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中部地区六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是在于尽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一是要根据构建“三个基地、一个枢纽”的要求，着力建立科技创新的平台，集中精力研究其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原创技术；二是要把企业建成科技创新的主体；三是要加快培养一批科技创新型领军人物；四是要加大资金投入，确保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原创技术的研发经费。

第五，深化体制改革，创新中部崛起战略机制。中部地区崛起必须以深化体制改革为突破点，创新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体制和机制：其一，改革政府经济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其二，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制改革的步伐，健全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其三，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重点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为传统工业企业的改制改组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其四，关注民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平稳推进就业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其五，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其六，加大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力度，促进中部与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国外市场的对接，实现两个双赢。

第六，加强宏观调控，提高区域发展战略管理水平。国家应该加强宏观调控，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首先，要通过制定区域经济政策，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通过必要的投资和政策倾斜，加强扶植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宏观调控措施，达到各个经济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其次，要提高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着力解决一些中部地区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实行区域政策与功能性政策有效结合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和动力。诸如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问题，革命老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和自然环境改善等问题，都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特殊政策，以提高不同地区的发展后劲，弥补按区域确定一般政策的不足。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2]陆大道.2000中国区域发展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45-149.

[3]王梦奎.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社,2000：63-68.

第9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1.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第一，虚拟经济发展需要实体经济提供物质基础。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发展就是“海市蜃楼”。第二，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引擎。随着实体经济的飞速发展，不断对虚拟经济提出更高的要求，如要求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国际化等，必然会推动虚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虚拟经济发展好坏需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直接体现了虚拟经济发展的程度。若实体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则说明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匹配。

2.虚拟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首先，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实体经济要发展，需要有资金支持，资金来源有两种:一种是向各类金融机构贷款;一种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筹集资金。无论实体经济采取哪种方式融资，都与虚拟经济产生联系。其次，虚拟经济发展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虚拟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轨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若虚拟经济发展过慢，会制约实体经济发展;若虚拟经济发展过快，则会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因此虚拟经济要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第三，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实体经济发展，不仅受制于自身状况，而且还受外部环境影响。其中一项重要的环境就是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筹措及循环状况等，而这些都与虚拟经济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二、黑龙江省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体制与结构性矛盾

体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市场化进程缓慢。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黑龙江省退出计划体制最慢，融入市场竞争体制存在诸多障碍。例如黑龙江省非国有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相关法律政策还不完善。二是历史遗留问题突出。黑龙江省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如哈尔滨电机厂、一重等，大多是苏联时期的援建项目，是在“一五”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自诞生之日就背负着企业债务、办社会和冗员三大历史包袱，改制成本巨大，影响了企业重组。黑龙江省又是一个资源型城市众多的省份，由于多年的超强度开采，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如大庆油田自2015年以后每年要调减150万吨原油产量，国有林区已经无林可采，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替代产业和接续产业的发展。三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转换远未到位。虽然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但尚未真正建立起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缺少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导致企业发展速度缓慢，盈利水平不高。结构性矛盾表现在:一是支柱产业中地方占比小、收益低。在支柱产业中，除食品产业、能源中的煤炭和装备制造业的部分配套产品外，其余原油和天然气开发、石化和重型装备制造均由国家直接掌握，地方所发挥的作用只能是协调和服务。中直企业每年向国家上缴的利税达1620亿元左右，接近全省GDP的30%，导致地方GDP虚高、收益较低。二是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少、规模小。黑龙江省主要工业产品有28种，其中高端产品仅有工业锅炉、金属切削机床、汽车和微型计算机4类，数量比较少;属于原字号的产品包括原煤、原油、十种有色金属和天然气4类，但对全部工业销售收入的贡献度达到90%以上。三是产业链过短，如一条包括碳纤维原丝、碳纤维、碳纤维制品和碳纤维设备等完整的新材料产业链还未形成;在新能源太阳能产业中，多晶硅生产、组件生产、系统集成以及国内外销售网络产业链一体化还没有打造出来。

(二)发展路径依赖性强，技术创新水平低

黑龙江省发展的路径依赖性较强。在发展观念上，一直以来在谋思路、摆项目时，只是在油田、森工、动力、煤城、军工等固有定格中形成思维定势，很少能够突破创新。在发展出路上就是依赖煤、木、粮、油四大自然资源。在发展动力上，过度依赖国有经济发展。黑龙江省的技术创新能力还很弱，实体经济发展慢，技术创新动力不足。黑龙江省只有1/3左右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建立了技术研发机构，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1.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多数企业缺乏关键核心技术，知名品牌较少，产品附加值较低，更新换代周期较长。个别企业里，建国前和建国初期的设备仍然在挑大梁。受体制、机制和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技术人才流失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制约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三)实体经济遭遇虚拟经济的严重挤压

近年来，黑龙江省虚拟经济中的典型代表房地产业异常繁荣，在暴利的吸引下，在宽松的融资手段的支持下，许多企业和个人涌入房地产投资，致使房价虚高，致虚拟经济过热，投机盛行，社会资本大量流向虚拟经济。这将挤压生产资金，导致黑龙江省从事生产经营和研发的企业和资金减少，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关心生产的程度下降，抽出大量资金从事资本投机，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利润率赶不上金融投机的利润率，反过来更助长投机风气。这不仅会增大黑龙江省虚拟经济的泡沫，而且还会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断裂，将会对黑龙江省经济造成巨大破坏。

三、大力发展黑龙江省实体经济的对策措施

(一)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是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打造一个真正讲法治的“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同时也要营造一个好的舆论环境，引导企业正确认识财富的意义。二是进一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近年来，针对企业经营压力加大，特别是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国家已经出台一系列税费减免、信贷支持等政策措施。黑龙江省要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这一契机，认真研究并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创造性地贯彻落实，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解决经营难题。要打造更加重商、亲商、富商的发展环境，积极聚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各项有利因素，培育开放发展的新优势，增强区域软实力。三是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二)为实体经济创造盈利空间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关键一点就是要打开实体经济盈利空间，要让市场嗅到实体经济中的好处。通过破除垄断，保护实体经济的生产积极性;收入分配更多向劳动者倾斜;着力营造民企与国企间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环境;最大程度地发挥企业家精神。此外民营(中小)企业税负过重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要对生产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实施减税、减费、减负等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少取多予”。

(三)继续深化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着力解决产权单一，活力不足的问题。指导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快实现集团层面产权多元化。支持国有企业靠大联强，加快资源整合，实现战略转型。以大项目建设为载体，推进黑龙江省国有企业与央企、民营大企业战略合作，引导企业向优势产业、优势企业靠拢，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推进资源与环境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土地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制度改革。积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快推进绿色低碳经济。继续推进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加快环境设施建设，抓好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工作。强力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加快发展接续产业。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投向，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前景较好的大项目的信贷投放力度，有重点地向符合产业政策的相关企业倾斜。进一步改革发展壮大地方金融主体，大力推动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继续支持龙江银行、省农村信用社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地方金融资源的规模和实力。

(四)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